要素禀赋结构（精选7篇）
要素禀赋结构 篇1
1 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产业结构调整是其必然举措。荆州市是湖北省农业大市, 要建设新荆州, 使荆州市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就必须大力优化产业结构。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荆州振兴, 有利于推动“两圈一带”战略的实施, 发挥湖北省在“沿长江中游经济带”的主体作用;有利于推进农产品主产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探索落后地区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道路。
近年来, 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凸显, 国内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大多数学者对目前产业结构的现状、问题、对策、路径做了一些浅层次的分析。周冯琦 (2003) 利用因素分析法, 通过对各种要素如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人才等进行量化分析, 得出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 并给出了转变对策。张平 (2005) 通过研究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动态变化演进轨迹线, 利用区域产业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差异, 进行多方面的横向比较分析, 认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取决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缩小与优化。也有少部分学者运用数据分析、计量实证等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分析。于雪原 (2010) 采用偏离分析方法, 研究了山东省3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得出了结构演变规律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离成负值, 竞争力、产业结构偏离均为正值。综上所述, 国内学者从定性、定量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大量研究, 但是从要素资源禀赋理论视角分析产业结构的学者却几乎没有。因此, 本文从要素禀赋的视角对荆州市产业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为优化荆州市产业结构, 提出了相关建议。
2 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 即赫克歇尔-俄林 (H-O) 理论:以各国要素分布规律为客观基础, 强调了要素禀赋资源与生产函数之间的成本-收益理论, 认为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产生决定性作用。要素合作型FDI是该理论的扩展, 强调转移可流动要素与不可流动要素合作, 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素禀赋则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率, 这是一个相对数概念, 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绝对数量无关。 (H-O) 理论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模型 (HOT) :一个国家出口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产品, 进口该国相对稀缺产品。
3 湖北省与荆州市产业结构现状对比分析
3.1 湖北省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湖北省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伴随着“四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湖北省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总体呈现为:第一产业比重总体下降、二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取得了一定成绩 (见图1) 。
2014年, 湖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2.3:48.3:39.4, 呈现出产业顺序与全国一致的“二三一”结构。但与2014年全国产业结构平均水平相比, 第一、二、三产业分别高出1.1%、-2.7%、0.8%。第二产业比例逐步提升, 表明以工业为主导其他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模式逐渐形成但未强化。同时, 第三产业也取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 但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比例仍然不大。同时, 湖北省三大产业之间互动性与协调性较差, 所以湖北省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调整。
3.2 荆州市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 荆州市产业结构发展总体比较合理,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图2可知:总体来讲荆州市二、三产业比重不断平稳增加, 一产业比重在缓慢下降, 但是与湖北省的产业结构相比较, 差异性较大。
据统计, 2014年荆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4.93亿元, 比上年增长10.4%。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了319.09亿元, 增长4.9%;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了596.2亿元, 增长13.5%;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419.64亿元, 增长10.2%。三次产业结构为23.9:44.7:31.4, 二产业增加1个百分点, 一产业下降0.6个百分点, 三产业下降0.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8.9%、53.0%和28.1%。表明荆州市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其中, 第二产业已经成为荆州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虽然, 荆州市产业结构呈现了与湖北产业结构相吻合的“二三一”结构, 发展态势良好。但是, 荆州市产业结构却与湖北省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2014年荆州市第一产业比重为17.3%, 比湖北省高出5个百分点, 说明荆州市第一产业比重过大, 仍然是农业发展大市;第二产业比重比湖北省高出1.5个百分点, 说明荆州市工业发展水平良好, 结构相对合理;但是, 第三产业比重远远低于湖北省, 差距达到7.5个百分点。同时, 荆州市第三产业结构比例变化幅度非常小, 十四年间仅仅只由原来的31.0%上升到31.9%, 年增长率为0.06%。这说明, 荆州市第三产业发展处于“滞涨”阶段, 但是荆州市第三产业资源要素丰裕, 发展潜力巨大。因此, 笔者运用SWOT分析方法, 进一步对荆州市三大产业进行深入的分析。
3.3 基于要素禀赋视角下荆州市三大产业的SWOT分析
由上表可知, 由于地理位置、水利交通等禀赋, 荆州市第一产业发展具有相对好的基础与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发展后劲不足、技术力量支撑薄弱、污染问题无法根治、又缺乏主导领军产业, 发展优势与机遇相对较差, 发展潜力小。反观第三产业拥有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明显, 最具潜力;荆州市拥有丰富的要素禀赋资源:历史古迹优势如代表荆楚、三国文化的荆州古城、纪南城、荆州博物馆、关公庙、章华寺、乌林古城场、华容道等;最具科考价值的熊家冢古墓群、八陵山墓区等。具有特色优势现代公园景优势, 如松滋洈水风景区、洪湖渔家度假区与石首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黄山头森林公园。历史人物优势:以三国风云人物群体、以楚庄王为代表的国君系列风云人物、以张居正、屈原为代表的地方人物群体等。总之, 在SWOT分析中占优势、机遇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尤其是文化旅游业。但是, 在具有巨大优势资源禀赋的同时, 也凸显出景点分散、发展理念不足、开发程度不够等问题;在与湖北省产业发展现状对比过程中也凸显出结构性失衡问题。
4 基于要素禀赋视角下荆州市产业结构问题
4.1 自然要素开发不足, 区域优势未发挥
荆州市具有优越的地理自然资源优势, 但开发不足。荆州市是江汉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地势平坦辽阔、土壤肥沃, 气候四季分明、光热丰富、雨水充沛、雨热同季, 水资源丰富, 呈现出自然要素和地缘格局两大优势禀赋。但是, 丰富的土地、水域资源禀赋开发不足, 区域优势未充分发挥, 经济发展又受到“外部性”影响, 引致三大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凸显。具体来讲, 荆州市产业结构凸显出“一大三小二缓慢”的特征, 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第二产业比重变化缓慢。此特征导致无法形成产生的“马太效应”, 经济发展呈现“疲软”状态。2014年, 荆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均未能达到政府工作计划的预期目标, 经济发展、起飞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必须充分开发优势自然要素与资源, 调整产业结构, 打造湖北经济增长“第四极”。
4.2 未深度挖掘产业优势, 资源禀赋被埋没
荆州市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农业与文化旅游等产业。但是, 具有要素禀赋的第一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均发展滞后, 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度较小。首先, 农业属于国民经济的初级产业部门, 农业发展落后既是其他产业部门不能很快发展的原因, 也是其他产业部门相对落后的表现。虽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较大, 但技术水平低、深加工水平低、产品结构单一、人力成本高, 产业优势并未深度挖掘, 资源禀赋被埋没。政府及企业不注重基础产业以及辅助行业的发展, 偏向于投资回报期短、双重风险小的行业, 投资行业结构失衡加深了产业结构性矛盾。其次, 文化旅游产业禀赋被埋没, 旅游景区开发力度不够、旅游市场主体弱小、旅游品牌缺乏、旅游产业链条未形成、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市场秩序不完善、缺乏旅游人才, 导致了荆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滞后, 与丰富的资源禀赋形成“剪刀差”。
4.3 信息要素不对称, 要素市场不完善
近几年, 虽然荆州市工业稳定持续发展, 生产能力和产量也有增长。但技术装备比较落后, 科技含量普遍较低, 产业间的关联度较小, 很难发挥出产业应有的辐射效应。同时, 市场信息、要素信息不对称, 获取信息速度慢, 缺乏高科技含量的信息、知识、技术产业。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源市场等。荆州市土地要素市场体现出了城乡二元分割、政府垄断供应、土地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流转交易秩序不规范等特征;市场多元分割、市场价格扭曲等特征体现出了荆州市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完善;荆州市科研管理体制僵化、技术创新主体缺乏等体现了技术要素市场不完善;荆州市资源开发和运输成本过大、资源严重浪费、污染后遗症并发等体现了资源要素市场不完善。
4.4 项目资金投入少, 产业发展政策滞后
政府对于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光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资金投入较少;政府解决当前制约荆州经济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瓶颈”问题的资金投入更加微薄, 忽视对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对于产业发展政策缺乏统一的规划, 政府领导人意志不统一, 导致产业发展缺乏主攻方向。产业政策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严重滞后;二是环保产业政策体系虽已形成, 但缺乏长远的规划蓝图;三是产业发展配套服务政策滞后;四是税费、信贷投资政策, 先进技术、机械设备引进政策凸显范围不够广、力度不够大等问题, 与产业发展不相适应。
4.5 缺乏高科技人才, 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荆州拥有1所省部级重点综合性大学及7所高等院校和19所中专学校, 教育资源较为丰富;高等学科门类齐全, 建有博士点3个、硕士点46个, 在校生12万人;但是, 据统计留在荆州本地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仅仅占到培养人才的11.72%。本地高新产业发展滞后导致缺乏高科技人才, 尤其是缺乏高、精、尖人才。一方面留不住人才, 另一方面引进高技术人才困难。人才要素禀赋缺乏, 还表现为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源结构, 简单来讲就是各类层次的人力资源的比例与构成。荆州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了“正金字塔”结构分布, 表现为高层次人才稀少;较高层次人才培养量大, 但留不住;中低人才层次占比大, 整体素质不高, 人才结构有待于优化。
5 优化调整荆州市产业结构对策
5.1 充分利用土地等要素资源, 带动发挥区域优势
充分利用好荆州土地、水利等优势资源, 全面开发历史资源,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为荆州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一是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转变增长方式。摒弃“数字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半城镇化”, 合理布局,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二是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土地、水域等优势资源, 鼓励发展特色农场、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实现土地、水域等资源集约化生产。三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形成与周边区域全方位贸易格局。优化产业布局, 实现跨区域联营;高水平规划建设示范区, 重点构建“一主四区”的产业布局, 即以荆州市为主体区, 荆门、仙桃、潜江、天门市为辐射区, 形成“三横三纵”的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带, 带动发挥区域优势。
5.2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推动优势产业发展
加快发展荆州市文化旅游业是优化产业结构, 实现荆州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是大力发展荆州特色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大力培植龙头企业, 着力提高农产品转化加工的比率, 力争在水产品、水果的加工上实现新突破, 大力推进荆州市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现与旅游业高度融合发展。二是加快旅游景区开发。按照“楚国故都, 三国名城”的形象定位, 重点打造好文化牌和生态牌, 同时打造楚文化品牌、名人文化品牌、宗教文化品牌、创意文化品牌。三是壮大旅游市场主体。鼓励国际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 参股旅游企业。四是延长旅游产业链条。推进旅游产业延伸, 发展策划计划、咨询服务和创意产业。五是推进智慧旅游工程。深化与国内重要旅游电子运营商的合作, 开发“畅游荆州”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加快智慧旅游标准化建设。六是改进旅游公共服务。加快铁路、公路、水运、港航、城市公交等交通设施建设, 构建荆州对外联内的快速通道。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重点完善利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用地政策, 投融资政策, 财政、税费、组织保障政策, 强化旅游产业发展保障政策。七是加强旅游人才培养。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旅游文化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5.3 完善要素市场, 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在合理配置要素禀赋资源、促进节能减排、生态经济发展、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一是加快农场土地市场化改革。鼓励农民采取联营、流转、转包、承包、租赁、互换、抵押、转让、置换、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使用权, 引导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二是加快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加快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户籍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区域和行业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企业经济效益、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三是加强技术市场体系建设。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引导作用, 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四是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产权明晰, 责权合理”、多层次、复合式资源产权结构, 完善中央政府与资源所在地的“利益分享机制”。改革环境产权制度, 建立健全平衡环境外部经济的贡献者与受益者之间关系的体制和机制。探索开征环境税, 建立排污权、碳排放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
5.4 加大资金投入, 适时调整产业政策
适时调整产业政策, 加大资金投入, 深化投入方式改革, 发挥财政“乘数效应”。一是积极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 提高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和档次。还要加速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 着力扶持一批规模大、竞争力强的大企业, 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二是加大小微企业扶持力度。继续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 走专业化分工协作之路, 加快建立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三是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发展产业集群。四是加大对员工职业培训资金扶持, 增强职业技能, 促进产业升级, 反向带动产业政策调整。同时鼓励多方联营、参股职业培训, 实施政府财政拨款、企业自筹、收缴学费、实体创收、社会资助等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培训资金, 全面开展专业化、职业化培训。
5.5 保留和吸引人才入驻, 优化人才结构
当前, 留住与引进人才入驻成为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增加人才总量、推动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方面创造条件留住本地高校人才, 另一方面创新体制吸引人才入驻。一是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素质教育, 培育理论型人才;推动全面建成结构完整、专业门类齐全的职业和成人教育体系, 构筑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培育职业型人才。二是完善人才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选择机制。主要推动竞争机制的公开化、公平性、均等性, 激励机制的差异性、平衡性, 选择机制的透明性与客观性。三是优化人才布局。优化区域性、基础性、专业性、经营管理、高新技术、农村人才市场布局, 保障人才市场的信息化公开、社会化公平、服务化共享。四是建立全方位、多角度人才调控机制, 加强人才市场管理。长远来看, 通过人才结构的调整可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对人才配置规模、领域、重点、结构等问题进行宏观调控, 加强行政化管理。同时,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人才流动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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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结构 篇2
关键词：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技术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52-05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孰优孰劣，以及由此导致的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之争，始终没有停止。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之间关于“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学术争论，代表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持“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经济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与技术水平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而以郭克莎为代表的持“逆比较优势战略”的科技政策专家则强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赶超最发达的国家，并主张有重点地推进“逆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的比较基础是要素禀赋处于均衡分布状态，而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禀赋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处于一种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关于两种增长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是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通过技术引进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升级，以渐近方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是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建立和培育自主创新体系，在重大核心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方面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加速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是探讨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安排。按照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则是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上的延伸。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是一个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两种发展战略之争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路径的不同选择。“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源于赫克歇尔(Eil Filip Heckseher)和俄林(BeltilGotthard Ohlin)的比较优势理论，而“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源于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 1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波特关于国家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由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而来的。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提出了两种竞争优势，一种是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另一种是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指通过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低成本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通过规模经济所取得的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是指通过对技术、设备、管理和营销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所获得的竞争优势。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重点阐述了创造“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与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同，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需要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为此，波特提出了“钻石体系”模型，用以描述投资和创新环境。“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如只需简单的私人和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结构、需求质量、需求国际化程度、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等。(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工作动机和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2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式中，劳动力是惟一的生产要素，技术是外生变量，比较优势源于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而成本差异则来源于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表明当劳动力是惟一生产要素时，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各国在不同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
由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多种要素下的比较优势来源，20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H-O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方面寻求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不断完善，最终取代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成为现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时也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而商品的价格差异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要素的相对价格又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使得各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对于资本充裕的国家，由于资本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因此，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而对于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具有相对成本优势。
3“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源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研究成果，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从理论推导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其主要观点是：“逆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就是“赶超战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逆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会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要素桌赋结构将得到很快的提升，这将有助于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郭克莎对此提出了批评，称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如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强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同时，郭克莎提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按照郭克莎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的比较优势，而未来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是或仍然是比较劣势。显然，郭克莎的对外贸易战略思想是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其战略思想源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技术创新模式上，林毅夫和郭克莎均延续了各自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想。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总体水平是由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技术内生决定论下，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及其总体水平，必须首先提高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即每个劳动力可支配的资本数量)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足以支撑自主创新对资本大量而持续性的需求。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郭克莎仍然坚持他的逆比较优势战略，坚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主张对外贸易战略要适应、支持和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要推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并主张在重点行业实施技术跨越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基础上的对外贸易理论，因此，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而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并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因此，该理论通常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国家之间贸易现象，如同等发达程度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毅夫与郭克莎关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战略的争论，其根源在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林毅夫使用劳动力人均可支配资本数量作为衡量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指标，并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划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国家，而郭克莎实质上则倾向于高估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二、要素禀赋分布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在要素禀赋结构中，虽然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但对于一个固定的国家，自然资源可以看做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水平时，往往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并用要素充裕程度，即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丰裕程度指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因此，发达国家的要素充裕程度，即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充裕水平。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相对较低，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资本积累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逐步缩小，要素禀赋结构也更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可以描述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程，因此，潘士远和林毅夫将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称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使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的确可以评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但如果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来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依此来选择技术创新模式，则很有可能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是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仅表示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的数量，是刻画一个国家总资本和总劳动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该指标并不反映资本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更不能反映该国资本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往往是非均衡的。例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西部内陆省份。绝大部分资本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所拥有的总资本占全国资本总量的比例却很小，资本分布明显呈非均衡状态。人口分布状态与资本分布状态恰好相反。发达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大，但总人口绝对数量所占比例却很小。反过来，落后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很大。资本与人口的双重非均衡分布导致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远大于落后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指标掩盖了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如果仅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而不考虑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衡性的影响，必然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陷阱。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要素禀赋分布非均衡的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无法反映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若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就可能得出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对外贸易战略以及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以“引进技术”为主的结论。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低的地区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地区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则“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不但不会相互对立，而且还能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三、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的非均衡分布。要素禀赋的非均衡分布客观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或“逆比较优势战略”。相应地，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也不可能将“技术引进”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完全对立起来。
林毅夫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完全是依据我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做出的判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均资本仅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数量，标志着总体的平均水平，并不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状况。以劳动力人均
资本拥有量作为选择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的依据，其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的假定基础之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呈均衡分布状态时，依据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所做出的决断才不会过多受到要素禀赋分布的影响。而一旦要素禀赋呈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劳动力人均资本就成了仅仅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的平均水平的指标，而无法反映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会产生关键性影响的要素禀赋分布状态的信息。 郭克莎的“逆比较优势战略”以及“自主创新”主张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下也是不能成立的。“逆比较优势战略”所依据的理论本质上应归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的创造主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充裕的资本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禀赋状态无法满足竞争优势理论对生产要素质量的要求。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的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充裕的初级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战略只能采取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竞争优势战略。只有坚持比较优势战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充分发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加速资本积累，才能较快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低水平的要素禀赋结构无法满足自主创新对人力资本大量而持续的投资需求，因此，只能以“技术引进”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无法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技术引进”模式，既不利于要素禀赋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同时也无法避免反对派的“过于保守”的批评。而单纯地实施“逆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模式，又无法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支持。因此，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技术设备较为先进，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具备了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能力，则该地区就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因为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地区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资金短缺，无法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因此，该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该地区应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加速资本积累，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为经济发展目标。
四、结论
“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是两种不同的对外贸易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源于比较优势理论；“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本质上应归属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是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的延伸。
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状态下，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时，对外贸易战略适宜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则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资本充裕，可以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自主创新”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 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小的地区，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能够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
要素禀赋结构 篇3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逐步引进了市场机制, 同时也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利益驱动, 从而产生了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目前, 关于市场分割危害、成因与损失[1,2,3], 以及产业结构趋同问题[5]的研究, 现有文献己做了非常系统的阐述。Young (2000) 认为,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行政权力下放, 导致了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进而导致各地产业结构趋同[5]。胡向婷、张璐 (2004) 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设置贸易壁垒而导致的区际市场分割, 增加了地区间贸易成本, 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钟笑寒 (2005) 研究表明, 由地方分权导致的市场分割促进了地方竞争与地方保护, 后者抵消了分权带来的地区竞争的好处, 因为, 地方保护导致垄断力量加强, 重复建设加剧, 其结果往往抵消了分权带来的竞争收益[6]。白重恩等 (2004) 的实证分析结果, 市场分割导致产业集中度下降[7], 即市场分割加剧了省际间的重复建设。但是, 现有文献关于要素禀赋、市场分割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三者之间作用关系的分析尚不系统, 本文试图对三者间作用关系进行剖析, 弥补这一理论上的缺憾。
1 要素禀赋、市场分割与产业结构趋同基本内涵分析
要素禀赋, 也成为资源禀赋, 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份额[8]。从本质上看, 市场分割对经济运行机制扭曲, 市场信号失真, 干扰宏观经济平衡, 是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从而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与市场配置功能的扭曲。在地区产业调整的进程中, 地方保护主义 (Local Protectionism) 被认为是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地区经济封锁, 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趋同一般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产业结构所呈现出的某种共同发展倾向, 或指不同资源禀赋的各区域形成相同或相似的产业结构布局, 具体指的是各区域产业活动中, 区域内构成产业体系的各子体系 (子部门) 的构成形式、比例以及各子体系间所处地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等趋于相同或相似。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是指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在动态的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相似或共同倾向。这种现象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差异缩小;各地区工业产品结构趋于接近;主要工业产品生产的区域分布集中度下降;许多产品的生产缺乏应有的规模经济。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 地区工业产品结构趋同, 具体反映在工业布局集中度下降、分散度提高上。
2 要素禀赋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作用分析
生产要素可以分成基本要素 (初级要素) 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是指一国或地区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 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等;后者则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 如通信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
本文所说的要素禀赋主要是指要素禀赋结构, 即某一区域所拥有的初级生产要素与高级生产要素丰裕程度及其构成状况。在经济学上, 一般用一国或地区资本和劳动的比例 (K/L) 来表示要素禀赋结构, 目前, 多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比例结构, 即从业人口中不同受教育年限劳动者所占比重来表示要素禀赋结构。在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 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增长所推动的, 一定的技术结构必须和一定的要素投入结构相匹配, 因此, 反映知识禀赋和技术禀赋程度高低的熟练劳动力与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何种技术、利用何种方式获得技术都必须要该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或相匹配 (Prescott, 1994;Basu&Weil, 1998;Acemoglu&Zilibotti, 2001;Lin, 2005) [9,10,11,12]
从理论上讲, 某一区域内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直接作用起主导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 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则逐渐转变为以间接作用为主导。依据林毅夫 (2003) “技术选择假说”, 技术是内生于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的,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区域分工与贸易结构, 因而区域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如图1所示, 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区域产业技术水平, 可选择技术水平的区间和方向, 进而决定着区域产业技术变迁的方向、演进速度等, 因此, 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产业技术结构。依据技术变迁的相关理论, 技术决定着产业结构的转化效率, 技术变迁能够影响到各个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所以, 产业技术结构最终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如图1所示, 在某一区域内, 要素禀赋结构是通过产业技术结构而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演进的。
数据来源:江世银.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形成及其趋同的历史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 (1) :134～142
现阶段, 我国各省区要素禀赋结构基本相同, 因此, 各地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基本相当, 如表1所示, 我国各省区产业结构相似性很高。例如, 长三角地区工业部门结构相似系数极高, 2002年, 上海/浙江为0.70, 上海/江苏为0.82, 江苏/浙江则达到了0.91[13]。与其他省区相比, 东部沿海地区要素禀赋结构较高, 因而, 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与合理化成相对较高。
3 市场分割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几乎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 并假定要素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充分自由流动, 事物已达理想状态[14]。但是, 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 地方市场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产品或服务在不同区域内的自由流动。由于市场分割影响区际间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动, 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了要素与商品的交易成本, 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和产业结构扭曲, 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15]。地方保护主义通常被认为是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地区经济封锁, 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因素。胡向婷、张璐 (2004) 等实证研究显示, 地区政府如果以构造贸易壁垒、阻碍地区间商品流通的形式保护本地经济, 将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
一般说来, 地区产业结构受到了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在社会因素中,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 其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从理论上讲,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二是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市场分割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影响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合理化方面, 进而阻碍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市场分割造成生产要素与商品在区际间无法实现自由的流动。从要素投入结构来看, 由于市场分割造成生产要素只能在本地产业间配置, 无法通过要素流动来改变本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在各地要素禀赋结构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 各地区要素投入结构相似性很高, 因而, 各地区可选择产业或产业区段及其技术水平必然相同或相似, 出现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例如, 2002年, 长三角地区的江苏与浙江的工业部门相似系数高达0.91。要素比较优势是贸易的基本动力, 而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方式与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16]。市场分割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分割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会增加要素交易成本, 造成要素投入结构扭曲, 不能实现区际间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条件就是各个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 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必然会延缓各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二是要素禀赋结构相同、产业技术结构缺乏多样性必然造成国内区际分工与贸易结构不合理, 区际间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无法产生自然集中与集聚, 造成各地在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 形成专业化的地域性生产体系方面严重滞后, 加剧了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程度。
从商品流动角度看, 由于各地区选择产业、产业区段相同或相似, 其生产产品结构必然相同, 这时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产业, 增加就业和本地财政收入, 就必然会采取设置贸易壁垒等措施限制外地商品在本地销售, 来达到保护本地经济目的 (见图2) 。市场分割使得落后地区企业只能在地方保护的条件生存, 其不具备自生能力, 限制了区际间企业之间市场竞争, 区际间竞争不足、竞争强度过弱导致的低效率削弱甚至抹杀了具备比较优势产品的竞争优势, 限制了具有竞争优势外地产业的发展。同时, 落后地区保护了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本地产业, 发达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产品不能到落后地区销售, 使得发达地区自身市场需求无法满足相应产业规模化生产要求, 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难以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 也限制了发达地区产业内企业投入R&D力度, 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不够活跃, 阻碍产业技术变迁的发展速度, 使得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因此, 市场分割延缓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步伐, 造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
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可知, 市场分割是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 它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与机制。因此, 区际间市场分割与产业结构趋同之间关系不是单向的, 而是满足正反馈条件的作用机制, 即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双向的。如图2所示, 如果区际间产业结构趋同, 受其影响各地区生产的产品结构必然会出现趋同化, 这样就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推行保护主义动力, 加剧原已存在的市场分割程度, 促进区际间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同化。也就是说, 即使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不是产业结构趋同的原因, 产业结构趋同也可能导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结果。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 生产要素数量与质量差异决定了分工和生产格局, 进而决定贸易格局。由地方保护和地方竞争形成的市场分割, 限制了生产要素在区际间自由流动, 使得各省区继续维持原要素禀赋结构, 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加剧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同构, 使得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布局不合理, 造成产业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扭曲, 而扭曲的产业结构必然会阻碍产业集中与集聚, 影响产业规模扩展, 降低了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 在存在地方保护与地方竞争的形势下, 市场分割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方面起到催化器的作用, 既强化了区域传统产业的趋同化趋势, 又延缓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步伐, 造成区际间新兴产业同构。
4 结论及启示
综上所述, 要素禀赋、市场分割都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市场分割形势下, 要素与商品价格失真, 造成要素投人结构与产业产出结构扭曲, 会延缓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 加剧了各省区间原已存在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现阶段,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反映了各省区产业结构尚不合理,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必然会延缓产业结构的升级步伐与发展趋向。同时,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会加剧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程度, 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因此, 通过立法形式, 打破地方性贸易壁垒, 消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现象, 将极大促进跨地区商品和服务的贸易, 从而促进了行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同时, 政府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扶持本地经济, 鼓励充分发挥本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 将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地区间分工, 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差异化发展, 降低由市场分割带来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危害。
要素禀赋结构 篇4
对外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参与度日益提高。一方面, 贸易开放度从1978年的10%以下跃升至2010年的49.2%,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另一方面,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
与此同时, 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却不容乐观, 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趋势逐年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 截止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超过3.3。世界银行报告显示, 中国1%的家庭集中了超过40%的财富, 财富集中度高于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因此, 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公平和稳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同贸易开放是影响一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 (S-S) 理认为贸易开放在一国的利益分配非均等, 对外开放将提高一国或地区密集使用要素的报酬而降低一国稀缺要素的收益。许多实证研究发现S-S定理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悖论, 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也是我国学者的关注焦点, 部分学者支持S-S定理, 部分学者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所质疑, 并对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进行了多种实证研究。本文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各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 检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适用性, 并给出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建议。
二、实证研究方法与变量构造
本文主要借鉴Zhang&Zhang (2003) 和万广华等 (2005) 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使用2002—2012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 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本文的考察目的, 我们使用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 西藏自治区缺乏完整的数据, 因而未被包含在考察范围内。
1、模型设定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着重考察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根据需要检验的假设, 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lninqit表示收入不平等, 以基尼系数 (gini) 为度量指标;open是贸易开放;land代表人均耕地面积;skill以人均人力资本衡量;capital表示人均国内物质资本存量;fdi表示国外资本;μi为各地区特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我们在估计过程中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以减少异方差的影响。
2、变量选取与数据
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历年)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各省区的基尼系数。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法多种度多样, 可以分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大类。本文针对王祖祥 (2009) 关于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多种设想, 设计了一种简便的城乡统一的计算方法:
其中pi、si、μi与Gi分别是部门i内的人口份额、收入份额、平均收入与基尼系数 (为简化计算用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代替) , G12是两部门的扩展基尼系数。
人均耕地面积用各省耕地面积/年末总人口表示。劳动投入增加包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效率的提升, 两者对收入增加有正面作用。由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 劳动投入的增长主要还是源于劳动效率的增加, 而教育能有效地提高劳动效率, 因此选用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来表示劳动投入的增长。
木文仿照彭国华 (2005) 提及的一般方法衡量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 其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定为1.5、6、3、4、3.5、4和3.5年, 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数=文盲半文盲的就业人口比重×1.5十接受小学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7.5+接受初中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10.5+接受高中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l3.5+接受大专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17+接受本科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17.5+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就业人口比重×20。
本文对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方法沿用珀金斯的假定, 例如已知1979年国民收入为4062.6亿元 (当年价) , 那么年末资本存量应为4062.6亿×3=12187.8亿元。首先计算国内2002年资本存量, 定义为基年的资本存量。本年资本存量=上年资本存量+本年资本形成总额 (现价)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本年固定资产折旧额 (现价)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计算出2002年到2011年的资本存量 (以2002年为基年) 。然后将所得的资本存量除以总就业人数得到人均国内物质资本存量的数据。
2002年以后的折旧数据, 本文是从统计年鉴各地区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固定资产折旧一栏中得到的。这里利用统计年鉴中的同期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指数, 将当年价的固定资产折旧转换成2002年价的固定资产折旧, 即:实际固定资产折旧=现价固定资产折旧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2002—2011年的实际折旧序列。
国外资本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各省GDP的比重衡量。收入不平等除了受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完成本文的研究目的, 在计量模型中适当加入一些控制变量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仅选择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 区分东中西部省区因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的不同, 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对截面特定效应的不同假设, 划分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判定选择, 拒绝原假设, 采纳固定效应模型。
1、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首先我们以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一步, 将基尼系数只对贸易开放度进行回归, 表1第 (1) 列报告了估计结果。将贸易开放细分至进出口, 探讨二者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否相同, 随后在 (1) 估计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要素变量, 估计结果由第 (3) 列给出。第 (4) 将估计模型的控制变量扩展至进出口、要素禀赋及FDI六个, 进行回归分析。接着增加两个虚拟变量, 分析地区差异在收入差距扩大中的共享。
方程1—3的拟合优度都在0.9以上, F统计量均通过了1%水平的统计检验, 多数变量都具备统计意义, 这表明模型的整体状况比较理想。
方程1 (ln gini=-0.516 ln open) 考虑了对外贸易一个影响因素, 回归的结果显示, 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抑制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明, 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成立。
方程2 (ln gini=-0.451ln export-0.23ln import) 分别研究进出口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 发现出口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 而进口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未负, 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国是一个非熟练、低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 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出口使劳动力的相对报酬提高, 符合方程1的检验结果。进口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它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确定, 需要根据进口产品类型进行深入分析。全球经济危机后各国都面临国际贸易、经济发展等结构的再调整, 贸易开放对我国未来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影响还需要更全面的研究。
2、要素变量的影响结果
方程3 (ln gini=-0.352ln open-2.89e-5ln land+0.012ln skill-1.25e-7ln capital+1.07e-5ln fdi) 在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land、capital和skill要素变量, 不同的要素禀赋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耕地、各省国内物质资本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 而单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基尼系数显著正相关。耕地面积在我国的省际层面上倾向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 土地又是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因此耕地相对丰裕的省区的农民收入状况相对较好。早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现实下, 让低收入农民的人均耕地保有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不要让工业用地过多的挤占耕地, 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选择。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提供了一个解释, 并特别强调了贸易开放、要素禀赋的影响。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研究发现以基尼系数为收入分配的衡量指标, 贸易开放对收入差距具有细微的抑制作用, 引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者的负相关关系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S-S定理在中国还是适用的。但是国内外投资和教育对基尼系是的正面贡献十分显著, 这证明我国的整体投资和教育政策及分配还存在很强的倾向性。
本文的政策建议在于对外开放进程中政府应该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 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我国在逐渐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中, 仍然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对抑制地区间收入不平衡有显著意义。
第二,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工业挤占农民耕地的现象频繁, 许多农民无地可耕, 闲散劳动力增加, 客观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保证一定的人居耕地数量,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 关于经济开放问题, 发现在考察期内, 对外贸易和FDI这两个因素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作用是迥然不同的, FDI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不平等的状况, 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加剧具有微小的抑制作用。因此, 在要素禀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 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本投入不应过度的倾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如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 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更多地进行研发活动以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活动的同时, 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需要有步骤地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 将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关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才能有效地改变我国整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
摘要：中国在经济开放下, 进出口贸易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增长,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贸易开放度、要素禀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 对外贸易并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拉大的显著原因。在贸易开放条件下, 不同要素禀赋对基尼系数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要素禀赋结构 篇5
根据要素禀赋条件选择农业技术进步类型是学者们初始研究的主要方向。常向阳等[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技术主体主要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决定采用劳动节约技术还是土地节约技术。宋金田等[3]认为种植规模处于规模效益递增,农业技术采用的单位面积成本越小,农户越愿意采用新技术。朱萌等[4]运用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发现为节约劳动力年长户主倾向于采用机械技术,年轻户主偏爱生化技术。但对于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究竟是否匹配以及匹配程度如何,上述学者并没有进行定量分析。近年来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关系分析。魏金义等[5]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两子系统进行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并不完全耦合。学者们对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逐步推进,对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有了进一步认识。然而学者们仅对农业要素禀赋与狭义农业技术进步(包括生化、机械等硬技术)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对其与广义技术进步(硬技术、软技术)之间耦合协调度并没有涉及。硬技术的发展需要与软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分析两系统的协调程度应包含软技术。
泰安市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两系统有其独特适配性[6,7]。近年来要素禀赋条件发生变化,伴随工业、城市、交通建设用地增多,以及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泰安市耕地不仅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化学品大量使用带来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要素禀赋已制约农业发展。技术进步能够缓解要素禀赋制约,而且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巨大动力,两者间高度耦合是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因此,本文针对两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是指描述系统发展过程中序参量之间协同作用的强弱程度,如果将其运用于农业要素禀赋系统与技术系统相互关系分析中,它是指两系统之间密切关系程度或者相互依赖程度。为避免仅用耦合度计算所得结论对实际问题的指导产生偏差,需要结合耦合协调度概念进行分析。耦合协调度是度量农业要素禀赋系统和技术进步系统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是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指标。本文将借助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耦合协调模型通常由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协调函数三部分构成。
1.1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步骤
1)计算子系统中每个指标对本系统的功效贡献。若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功效越大,该指标为正效应指标,否则为负效应指标。所用功效函数为:
上式中μij表示指标μij对系统功效贡献大小。αij和βij为各序参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作为其上限和下限。
2)采用耦合函数测算耦合度:
上式中μi为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所作出的贡献,λij为各功效系数的权重,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序参量总相应指标的权重。
3)采用下述公式计算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上式中C为耦合度,耦合值介于0到1之间。当C=0时,说明两系统关联度极小,农业要素禀赋系统和农业技术进步系统之间不存在耦合关系;当C=1时,说明两系统耦合度最大,实现良性耦合。当0<C≤0.3时,两系统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当0.3<C≤0.5两系统处于中度耦合状态;当0.5<C≤0.8时,两系统处于高度耦合状态;当0.8<C≤1时,两系统极度耦合状态。D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其类型见表1。T为两者的综合协调指数,体现了两者在何种耦合水平上的协调。α、β为待定系数,二者的取值通常取决于各自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在本项目的分析中两系统居于同等重要地位,取值均为0.5。
注:表中的分类体系和判别标准参照文献[8]。
1.2 构建指标体系
根据已有研究,农业要素禀赋和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为了能够确切地评价两者之间协调程度,需要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泰安统计年鉴》。
2 泰安市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通过综合计算得到了泰安市农业要素禀赋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μ禀赋)、农业技术进步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μ技术)、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μ禀赋与μ技术间的对比关系(表3)。
由表3可知,从耦合度角度看,泰安市自2005年到2014年10年间农业要素禀赋系统和技术进步系统的耦合程度总体处于波动性上升,由低度过度到中度耦合状态,两系统耦合关系不密切。从耦合协调度类型来看,泰安市两系统协调发展总体趋势向好。自2005-2014年,协调程度由失调衰退到过度类型再到基本协调,两系统逐渐走向协调。具体而言由2005年中度失调经历轻度失调阶段逐渐过渡到2014年勉强协调发展。虽然步入基本协调程度,却处于这一大类的最低协调程度。从农业要素禀赋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μ禀赋)和技术进步综合评价指数(μ技术)对比关系类型来看,10年中有5年为农业要素禀赋滞后,5年为农业技术进步滞后。2005、2006、2007年为农业要素禀赋极度滞后型,2009年为要素禀赋严重滞后型,2010年为要素禀赋比较滞后型。其发展路径体现出与农业技术进步逐渐相适应的趋势。2008、2013、2014为农业技术进步系统极度滞后型,只有2011、2012年状况略好,为严重滞后型。农业要素禀赋系统与农业技术进步系统之间的最优关系为“μ禀赋=μ技术”,即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系统同步型。但泰安市在10中无一年为两系统同步发展。
3 促进泰安市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协调发展建议
1)提高“石化农业”污染的意识,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收入的迫切性使农业经营者的生产行为短期化,农户主要依靠化肥、农药、农膜、机械等技术来提高产量的生产方式对农业资源禀赋带来危害。因此应继续大力宣传推广水肥一体化、清洁生产技术,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扩大测土配方施肥面积,着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2)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一般而言农业经营者的受教育年限与农业技术的接受程度紧密联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技术、自觉将新技术应用到日常的农业生产中去。2005-2014年泰安市农业经营者的平均受教育为9.12年,与实施义务教育的年限相当。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义务教育年限,以提高农业经营者接受和消化新技术的能力。
3)鼓励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因地制宜选用新技术。各种专业合作组织是技术信息交流的平台,农民会员相互之间可以交流如何采用新的适宜技术,如何切实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懂技术的会员农民可以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指导,逐渐将先进技术推广开来,同时通过合作组织方式传播适宜技术可以避免农户单独采用新技术的风险。
4)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培训、技术指导和长期技术追踪。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陌生”,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农业继承人。应根据农民特点,在分类基础上确定培养对象,明确培训目标。对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实行全程指导,确保技术完全被转化。另外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因地制宜采用新技术的农户给予必要的补贴,从而鼓励其采用与资源禀赋相匹配的技术类型。
摘要：“石化农业”带来粮食的高产,也带来了农业的不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泰安市两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结果发现:自2005-2014年,两大系统耦合度均为中等耦合状态;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逐年趋好,进程缓慢;10年中两大系统无一年同步协调发展,其中6年为要素禀赋系统滞后,4年技术进步系统滞后。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要素禀赋系统,农业技术进步系统,耦合协调度,泰安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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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结构 篇6
近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河北旅游服务贸易快速发展。1981年, 河北省接待入境旅游人次只有1.53万人, 旅游外汇收入仅0.009亿美元, 进入九十年代后, 旅游服务贸易迅猛发展, 1998年外汇收入突破1亿美元大关, 2013年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33.8万人次创汇5.86亿美元, 旅游服务贸易已成为河北省最具发展潜力的贸易产业之一。
旅游资源禀赋、产业集聚、旅游服务贸易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维度, 不少国内外学者从旅游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产业集聚规模经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角度出发研究某个国家、地区旅游产业组织发展的客观规律, 探索资源优势、产业规模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 然而这类研究定性描述过多、实证研究较少, 且多都把资源禀赋、产业集聚、旅游服务贸易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 将三者进行联合研究并探讨其相互关系的则是少之又少。
资源禀赋、产业集聚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在整个产业经济学中已有研究。克鲁格曼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假设将三者联系了起来, 新经济地理与新贸易理论的融合为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 对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是否适合分析旅游业的资源禀赋、产业集聚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 学术界莫衷一是, 尚无定论。基于此, 本研究以河北旅游发展为例, 以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为依据, 尝试运用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模型验证河北旅游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 探讨旅游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在旅游产业中的客观发展规律, 以其为河北旅游产业的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使其成为研究我国旅游产业组织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二、文献回顾
传统的旅游产业研究多从需求视角展开,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产业组织以旅游需求参数为自变量, 旅游者的收入、生活水平、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汇率等影响着旅游需求量的大小。Wober (1982) 认为旅游需求是影响欧洲39个首都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因子, 并据此对39个城市进行了比较分析。但从需求视角研究地区旅游产业组织的发展规律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因为需求模型忽视了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 有研究证明资源禀赋对游客忠诚度和目的地竞争力的提高更为重要。Geyikdagi (1995) 对土耳其的研究证实固定资产投资比人均收入、旅行成本、汇率等需求因素对旅游业产生的作用更加明显。之后, 随着研究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改进, 从供给视角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文献越来越多, 如Gonzale和Falcon (2003) 、Murphy (2000) 及Zhang和Jensen (2007) 的研究显示, 如目的地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和价值观是影响旅游者流入的重要影响条件。Prideaux (2005) 在对旅游服务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 将其概括为需求 (旅游成本、个人选择等) 、政府责任、基础设施和国内价格水平、无形因素 (形象、文化差异等) 、宏观和外部经济因素、外部政治和健康因素六个方面。这些研究从理论上验证了旅游产业要素禀赋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是旅游流产生的主要动力, 印证了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支撑。国内学者研究起步虽晚, 但已有学者对旅游供需与旅游服务贸易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 如孙夏 (2009) 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旅游环境等方面出发构建了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模型, 并提出实行保护、开发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开发旅游资源。刘林青 (2009) 在研究中指出我国丰富的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是旅游服务贸易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证实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贸易存在相互联系。孙根年 (2011) 在研究中提出了旅游与贸易互动的假设, 指出旅游资源丰度 (要素禀赋因子) 、区位指数 (要素禀赋因子) 和贸易联系度是日本游客到我国旅游的重要解释因子, 再一次验证了旅游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符合新经济地理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发展的解释。
然而, 上述的研究多是在要素禀赋的供需视角展开对旅游贸易发展演变的探索, 那么除了要素禀赋外, 旅游产业自身组织状况、集聚规模是否也发挥着作用呢?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和外在的循环累计效应引发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通过差异化、创新化的发展形成合作性、互动性的竞争态势, 使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向更有利于区域发展的方向发展, 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那么旅游产业集聚或集群存在吗?美国学者Porter (2004) 通过对区域乡村竞争力的研究证实旅游产业集群是典型的产业集群形态。旅游业作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产业, 产业集聚能极大地增强旅游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旅游产业集聚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旅游流,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成熟的分析框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创始者克鲁格曼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假设, 认为由于存在规模报酬和贸易成本, 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成为净出口国, 克鲁格曼已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 随后更有不少学者通过对制造业的研究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相比较而言, 虽然旅游业在我国已被确立为支柱产业, 产业基础不断扩大, 但学术界对其研究的先进程度迟滞其发展速度, 鲜少有研究运用本地市场效应理论阐述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产业集聚以及有本地市场效应引发的贸易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区域发展的初级阶段, 资源比较优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资本、劳动力、资源、信息技术等要素成本增加, 地区旅游比较优势逐渐退去。如果本地市场效应存在, 区域旅游业势必会由依赖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到依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 从而由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到入境旅游阶段, 即旅游产品大量出口,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阶段。因此, 对旅游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旅游服务贸易相对独立的研究已无法有效地解释这一产业中存在的现象。再结合河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急需解决的命题, 本文着重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河北旅游业是否存在。
三、实证研究
(一) 检验模型
本地市场效应 (也称本地市场放大效应) 的含义是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 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 结果是众多产业因某一个地区的需求规模优势而在该地区集聚起来。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市场需求份额的变动差异催生规模经济, 在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后还能捎带出口, 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生产产出, 也就是说, 需求在0~1之间的变动会带来大于1的产出。
在综合参照克鲁格曼、Davis和Weinstein以及其他文献对本地市场效应验证模型的解释, 本文验证模型如下.
上式中r表示第r个地区, t表示除r地区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Yrp代表旅游行业p在第r地区的产出, Yr代表r地区旅游全行业的总产出, Ytp/代表旅游行业p在其他所有地区的产出和, Yt代表旅游全行业在其他所有地区的总产出。Erp代表r地区旅游行业P面临的总需求, Er代表r地区旅游全行业面临的总需求, Etp代表其他所有区域旅游行业p面临的总需求, Et代表其他所有地区旅游全行业面临的总需求。Lrp代表旅游行业p在第r地区的劳动资源禀赋, Lr代表r地区旅游全行业的劳动资源禀赋, Ltp代表其他所有地区旅游行业p的劳动资源禀赋, Lt代表其他所有地区的劳动资源禀赋。Krp代表旅游行业p在第r地区的资本禀赋, Kr代表r地区旅游全行业的资本禀赋, Ktp代表其他所有地区旅游行业p的资本禀赋, Kt代表其他所有地区的资源禀赋。b0为常数项, erp为残差项。 (Yrp/yr-Ytp/yt) 超长产出份额, (Erp/Er-Etp/Et) Yr超长需求份额, (Lrp/Lr-Ltp/Lt) 代表相对劳动资源禀赋, (Krp/Er-Ktp/Kt) 代表相对资本禀赋。
注:回归系数括号内为z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b1系数的不同取值范围分别代表不同的解释。当b1=0时, 表明处于旅游服务贸易和生产结构与超长需求无关, 旅游产出除受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赋的影响;当b1在 (0, 1) 时, 表示出现超长需求, 旅游产出受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禀赋的影响, 但不存在规模报酬的产业集聚;当b1=1时, 表示处于规模经济的产业集聚状态, 出现本地市场效应, 产出的变动程度大于需求的变动程度, 规模报酬递增影响着旅游产业的组织结构。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覆盖河北省11个地级市, p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酒店。其中产出变量用旅游收入表示, 需求变量用旅游人次表示, 劳动要素用从业人员数量表示, 资本要素用固定资产投入表示。使用样本的所有数据源自2013年河北省各地市社会发展公报、河北旅游局提供的数据资料。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用到旅游需求总量是各地级市接待总量, 没有细化到各旅游行业, 故将每个市的旅游需求加权分摊到三个子行业 (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酒店) , 以三个子行业的收入大小确定权重, 经计算粗略确定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酒店的加权系数为0.2、0.4、0.4, 此研究方法正好可以解决个别地级市数据缺失的问题。
(三) 计量结果
本文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后, 如表1。
由上表可以看出, 河北旅游全行业需求系数为0.796, 说明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三个旅游子行业除旅行社业的需求系数小于1外, 旅游星级酒店、旅游景区的需求系数均大于1, 且系数都通过1%的z检验。这说明在同时考虑劳动、资本要素和市场需求的条件下, 河北旅游景区、旅游星级酒店业已经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尽管旅行社的产出受需求、资本因素的影响较大, 但并没有明显的显示出规模经济优势。另外, 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同时存在于河北旅游业中, 这与当前河北旅游业从单一倚重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集聚规模发展的现状相匹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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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帆, 潘佐红.本土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间生产和贸易的影响[J].经济学 (季刊) , 2006 (02) .
要素禀赋结构 篇7
1 文献综述
C.Clark (1940) 认为, 产业结构转化的本质是对涵盖物质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再配置的动态过程。本文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劳动力禀赋的相关分析, 正是基于现代经济增长中对两者动态匹配关系的跟踪。林毅夫 (2012a) 在其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范式中, 特别强调了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变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范剑勇和张涛 (2003) 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分析, 甚至发现, 产业结构转型是推动二十世纪初美国产业和工资地区收敛的根本原因。但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和地区进步的观点也受到了质疑。韦森 (2013) 将上世纪七十年代亚、非、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 归结为统制主义教条下相关国家急于发展现代先进产业引致的产业结构冒进。文富德 (2005) 通过对印度产业模式的探析则指出, 虽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印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明显, 但其也引致基础设施落后和贫困人口涌现的弊端。那么,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是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对该问题的回答, 便涉及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力禀赋 (人力资本) 的动态匹配问题。
靳卫东 (2010) 指出, 产业结构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人力资本 (劳动力禀赋) 是产业结构转化的基础, 两者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的不匹配, 是造成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杨爽和范秀荣 (2010) 则在中国各省市区截面数据基础上, 构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的人力资本适配度指数, 并得到人力资本适配度提高能够持续有效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结论。张国强等 (2011) 引入地区比较视角后的研究则指出,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出现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研究同时指出, 在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和结构上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将具备更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胡春林 (2012) 通过对目前国内各地区要素禀赋差异的测度, 明确提出了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轮动发展路径。关于劳动力要素 (人力资本) 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还可参考蔡昉和王德文 (2002) 、戴启文和杨建仁 (2007) 、孔进和孔宪香 (2007) 的研究成果。本文延续对两者关系动态匹配研究的思路,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引入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比较的视角, 对该问题进行了再研究。
2 劳动力构成特征的地区比较:结构化差异明显
在CHIP (2007) 数据基础上, 通过对劳动力构成特征的地区比较发现, 当前国内劳动力在工作经验、受教育时间等构成特征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化差异趋势。
2.1 数据描述
CHIP (2007) 调查共包含三个子样本:城镇住户样本、农村住户样本、农村-城镇住户样本。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跟踪调查, 涉及10000个城镇家庭和13000个农村家庭的收入等信息;第二部分则来源于项目组问卷调查, 涉及另外的5000个城镇家庭、8000个农村家庭以及5000个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和就业等信息。本文在上述第二部分数据范围内, 将城镇住户样本和农村-城镇住户样本进行了合并, 以全面反映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 城市内部劳动力禀赋的地区差异。对城市劳动力数据特征的报告显示 (参考表1) , 上述两部分样本共包含的有效样本量为13563个。其中东部城市包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省 (直辖市) 8地市, 共计7044个有效样本量, 中西部城市包括湖北、安徽、河南、重庆、四川五省 (直辖市) 7地市, 共计6519个有效样本量。
2.2 特征比较
2.2.1 工作经验
数据显示 (见表1) , 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东部城市劳动人口的平均工作经验显著小于中西部城市。参考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与实现更加充分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 (2012) 的研究成果, 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地区差异是因素之一但却不能解释全部差异。这在提示, 在劳动力队伍中, 东部城市比较中西部城市可能拥有更为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上述猜测在制造业的地区比较中格外明显。进一步的计算显示, 涵盖二、三产业的东部城市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5.41岁, 其中制造业为35.70岁, 服务业为35.28岁;中西部城市则平均为36.30岁, 其中制造业为37.86岁, 服务业为35.79岁。东部城市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平均年龄, 分别比中西部城市小2.16和0.51岁。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 将使得中西部城市比较东部城市面临更为艰难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 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研究, 可参考朱洵和周彦汐 (2013) 。
2.2.2 受教育时间
数据还显示 (见表1) , 从制造业来看, 东部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小于中西部城市, 但从服务业来看, 前者平均受教育时间则大于后者, 非农产业总体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地区结构则呈现出制造业的特点。经过计算发现, 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时间, 东部城市城镇人口为11.94年, 流动人口为9.09年;中西部城市城镇人口为12.08年, 流动人口为8.79年。关于地区间教育水平的研究可参考张邦辉等 (2007) 、姚先国和张海峰 (2008) 。遗憾的是, 东部和中西部城市间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差异, 并不能解释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地区间呈现的结构错位, 这再次提示, 上述结果应来源于一种非均衡的结构化因素。进一步的计算发现, 该因素来自于地区间进入不同产业的流动人口占比。其中, 东部城市制造业流动人口占比为58.56%, 服务业为47.04%;中西部城市制造业流动人口占比为42.48%, 服务业为47.06%。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相比, 制造业中的流动人口高出16.08个百分点, 服务业则落后0.02个百分点。由于流动人口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周昌林和魏建良, 2007) , 流动人口占比的高企, 将使得东部城市同样面临较为艰难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 这对东部城市制造业而言尤其显著。
3 劳动力综合禀赋的地区比较:产业间差异迥然
本文对劳动力综合禀赋产业差异的探究, 借助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工资总差异反事实分解的方法, 该方法又以工资收入分位数回归方法为基础, 后者用于获得劳动力特征变量的系列回归系数。凭借上述方法, 文章完成了劳动力综合禀赋的地区比较。
结果显示,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工资收入总差异中分解得到的劳动力综合禀赋差异, 在不同地区城市间迥然不同。
3.1 反事实分解的计算
按照研究的需要, 本文先后借助分位数回归和MM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 得到了不同地区城市间, 服务业与制造业工资总差异反事实分解计算的结果, 如表2所示 (限于篇幅, 这里仅对奇数分位点进行了显示) 。
3.2 反事实分解的比较
“禀赋差异”反映了不同产业工资总差异中, 可以由产业间劳动者综合禀赋得以解释的部分。图1显示, 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伊始, 从产业间工资收入总差异中分解得到的劳动力综合禀赋, 在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间已出现迥然分化。其中, 东部城市服务业中的劳动力禀赋已然全面超越制造业, 而中西部城市制造业仍然具有明显优势。这提醒我们, 为了有效推动城市内部的转型升级, 鉴于东部与中西部城市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产业间劳动力综合禀赋比较优势, 上述城市应当走向适合自身的差异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路。
4 总结建议
发达国家转型升级, 得益于当初后工业化促成的禀赋优势重构。先发优势保证了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 以研发、销售、金融、保险、会计等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劳动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确立。发达国家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 与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了良性互动, 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不断变迁。而对当下国内城市而言, 本文发现, 从产业间工资总差异中分解得到的劳动力综合禀赋比较优势在不同地区迥然不同, 东部城市服务业中的劳动力综合禀赋已然全面超越制造业, 而中西部城市服务业仍然明显落后于后者。
基于产业结构的要素禀赋决定理论 (林毅夫, 2012) , 结合前述对劳动禀赋产业差异的研究, 本文认为:东部城市在未来的转型升级战略中, 应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并重视两者之间融合发展, 以充分发挥本地区服务业劳动禀赋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城市在未来转型升级战略制定中, 今后一个时期内应继续倚重传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 并重视两者之间协调发展, 在充分发挥本地区制造业劳动禀赋比较优势的同时, 积极推动服务业劳动禀赋培育, 为将来势必面对的服务化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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