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禀赋

文化禀赋（共8篇）

文化禀赋 篇1

引言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 是除吸引外资之外的另一条提升我国企业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根据Dunning( 1998) 对跨国公司OFDI动机的分类,技术寻求型OFDI是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具体化,是以接近或获取东道国的研发和技术资源,分享东道国相关产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益为直接目的投资[1]。我国企业的技术寻求型OFDI活动始于20世纪90 年代。进入21 世纪后,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开始加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数据等原因,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技术寻求型OFDI的研究还很有限,对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的实证检验很少,已有实证研究也没有取得一致性结论。李猛和于津平( 2011) 发现东道国研发投入与中国OFDI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认为不能充分证明中国企业的OFDI是为了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2]。Buckley等( 2007 )[3]以及张宏和王建( 2009)[4]以东道国专利指标来测量东道国技术水平,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蒋冠宏、蒋殿春( 2012)[5]发现东道国技术成熟度与中国OFDI正相关。祁春凌等( 2013)[6]也发现发达国家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资源吸引中国OFDI。

基于此,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 1)本文引入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这一情境变量来分析其对技术禀赋与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作用。尽管文化距离变量已经被纳入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相关研究中,如张艳等( 2012)[7],但只是作为控制变量。技术禀赋和文化距离都会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但两者的影响不是孤立的,需要充分考虑两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调节作用。从子公司向母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是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关键环节,而文化距离会对这一知识转移过程产生负向影响。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技术禀赋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本文提出文化距离会负向调节东道国技术禀赋与中国O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假设并得到验证,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2) 本文使用f Di Markets数据库企业层面OFDI项目数据来衡量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水平,其优点在于企业层面OFDI项目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企业OFDI的最终投资地与真实投资动机,从而可以对东道国技术禀赋和文化距离及其交互作用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更准确的分析。现有研究关于中国企业OFDI的信息主要是依靠每年由商务部发布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该公报公布的是中国OFDI的第一目的地,而不是最终目的地,而第一目的地很可能是投资的中转地。王碧珺( 2013) 指出,中国一半以上的OFDI流向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而绝大部分中国内地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以及将近1 /3中国内地在香港地区的投资,都只是以这些地方为中转地[8]。所以大多数相关实证研究都在样本中去除了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部分研究去除了香港。去除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报数据存在的中国OFDI流向扭曲问题。 ( 3 ) 已有研究主要用专利指标来测量东道国技术水平。除了专利指标,本文还采用东道国技术装备、创新能力指标,这样可以更全面地测量东道国技术禀赋。

1 文献回顾与假设的提出

1. 1 东道国技术禀赋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技术进步有两条途径:( 1) 内源式,即依靠自主创新和开发技术; ( 2)外源式,即通过吸引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进步。前者需要的周期较长,研发投入也较高,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一般都非常重视通过后者实现技术进步。然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既得利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只可能将国内成熟、标准化、低成长潜力甚至即将淘汰的产品和技术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而尖端优势技术则仍保留在本国。我国20 多年来吸引外资, “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也证明 “引进来战略”并不理想。在外资较集中的制造业,很多没有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基本是在低附加值价值链环节为跨国公司“打工”。与此同时,长期对外资企业技术的依赖也使中国企业自身缺乏研发能力。因此,中国企业要有效实现外源式技术获取,必然要逐步将国际化战略由 “引进来” 转向 “走出去”,通过对外投资合作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技术进步的路径由被动转为主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克服后来者劣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OFDI获取先进技术等战略资产( Luo和Tung,2007)[9]。

技术是企业战略资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技术寻求动机是战略性资产寻求动机的具体化。跨国公司的OFDI不仅是利用优势的过程,而且也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OFDI不再以垄断优势为先决条件,拥有局部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通过OFDI获取战略资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OFDI可以使中国跨国公司充分利用接近东道国技术资源的优势,实现跟踪、学习和获取先进技术的目的。同时,中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可以通过逆向知识转移和扩散带动母公司、其它子公司、母国行业及母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Deng ( 2009) 的案例研究表明,中国OFDI有寻求战略资产的强烈动机[10]。蒋冠宏、蒋殿春( 2012) 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成熟度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正相关,寻求技术的动机已经成为中国企业OFDI的一个重要原因[5]。祁春凌等( 2013) 也发现东道国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资源吸引中国OFDI[6]。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东道国技术禀赋越充裕,中国企业越倾向于对该国直接投资。

1. 2 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实现逆向知识溢出,即通过OFDI实现当地知识或者子公司知识向母公司的转移。逆向知识转移直接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获得所需的战略资产,是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OFDI发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技术禀赋充裕的东道国与我国文化距离的增加会影响逆向知识转移主体双方的认知与知识转移过程,降低我国企业跨国界逆向知识转移绩效,从而减少中国企业对该国开展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的可能性。

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文化距离是影响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绩效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匹配度越高,即文化差异越小,越容易进行知识转移。知识源和知识接收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其理解、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差异就越大,人们在知识转移中的思维方式、沟通方式以及需要的激励机制等越不相同,由此越容易引发冲突和矛盾,进行有效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越小。徐笑君和王园园( 2008) 基于Hofstede的跨文化量表,分析了文化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影响,其研究发现: 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与集体主义以及男性与女性主义对知识转移的主体、知识本身、知识转移渠道,以及知识转移有效性均有影响[11]。对310 家美资和德资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文化差异和冲突是影响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重要障碍( 徐笑君,2009)[12]。

在有关文化距离如何影响OFDI逆向知识转移的研究中,Vaara ( 2010) 的实证结论表明,跨国公司母国和子公司所在东道国文化距离越大,子公司向母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将面临更多的障碍[13]。肖久灵( 2007) 以中国跨国企业为样本,发现国家文化差异对于跨国知识转移绩效具有影响[14]。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寻求战略资产的重要模式,在相关研究中,周俊和薛求知( 2008) 发现文化差异使得并购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较大的障碍,从而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知识整合的绩效[15]。技术知识镶嵌入一个特定的认知和文化环境中,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的增加,一方面会限制中国企业吸收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加嵌入文化中的技术知识转移的沟通和协调成本。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会降低中国企业逆向知识转移的绩效,从而使东道国丰富的技术禀赋对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文化距离对东道国技术禀赋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文化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技术禀赋充裕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假设如图1 所示。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样本

本文关于中国企业OFDI的数据来源于f Di Markets数据库,该数据库隶属金融时报集团,是全球范围内唯一提供外国直接投资及跨国绿地投资项目数据的在线数据库,其数据已被UNCTAD的 《世界投资报告 》 采用。 Castellani等( 2013)[16]和Crescenzi等( 2013)[17]的研究都使用了该数据库。该数据库对2003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123 个东道国( 地区) 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进行了统计。截止2011 年,中国企业在123 个东道国( 地区) 累计直接投资项目共2094 个。该数据的优点在于其统计的都是中国企业在东道国( 地区) 最终落地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企业OFDI的真实流向。现有研究使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的数据公布的是中国OFDI第一目的地的区位分布,并不代表中国最终投资的区位。根据各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 ~ 2011 年间,平均70% 以上的中国企业OFDI流向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卢森堡这些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王碧珺( 2013) 认为,直接利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所得出结果存在谬误,这些目的地很可能是中转地,用于避税、会计记账等目的,并不涉及雇佣、生产、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8]。企业在第一目的地设立投资公司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台公司( 登记为商务服务业) ,然后以此为跳板,投资到其他国家的实体行业,甚至部分作为 “返程投资”回到了国内。

2. 2 变量说明

2. 2.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 地区) 的直接投资( ofdi) 。本文使用截止2011 年,中国在东道国( 地区) 直接投资项目数量来衡量中国企业在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水平。因变量是一个计数变量。

2. 2. 2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

自变量为东道国技术禀赋,调节变量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

东道国技术禀赋( tech) 。本文从技术装备、创新能力和专利等3 个方面衡量东道国的技术禀赋。具体如下。 ( 1) 用2010 年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技术装备( technological readiness,记作tr) 指标来衡量东道国技术水平。《全球竞争力报告》将技术装备定义为采用现有技术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的能力。 ( 2) 用2010 年 《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的国家创新能力( innovation,记作inno) 指标来衡量东道国技术水平。该指标分值越高,表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越强。 ( 3) 用东道国申请专利数来表示东道国技术资源水平,取对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记作lnpat。自变量取前置一年的值,一方面可以充分体现变量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部分避免内生性问题。

文化距离( cd) 。论文采用荷兰学者Geert·Hofstede ( 霍夫斯泰德) 指数刻画一国的文化特征( Hofstede,2001)[18]。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文化可以用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与集体主义以及男性与女性主义等4 个维度来区分国家之间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各个文化维度数值来自霍夫斯泰德的网站。本文采用Kought和Singh ( 1988 ) 提出的公式CDj= ∑ [( Iij-Iic)2/ Vi]/4 计算出各东道国与中国的总体文化距离,其中CDj表示第j个国家与我国的总体文化距离; Iij表示第j个东道国的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Iic表示中国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Vi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的方差。Hofstede关于各国文化维度指标存在缺失, 参考Blomkvist和Drogendijk ( 2013) 的做法,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文化指标采用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平均值,塞浦路斯的文化指标采用土耳其和希腊的均值; 缅甸的文化指标来源于Rarick and Nickerson;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文化指标来自Huettinger; 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指标用俄罗斯的指标来替代[19]。

2. 2. 3 控制变量

国内生产总值( lngdp) 。该变量为测度东道国绝对市场规模的变量。OFDI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寻求海外市场,本文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绝对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取对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取前置一年的值( 以下控制变量相同)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lnp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东道国的相对市场规模,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取对数。

贸易联系( lntrade) 。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用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和从东道国进口总和来衡量,取对数。理论上,对外投资与贸易是一种互动关系,因此需要对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变量加以控制。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

经济制度( ins) 。经济制度影响跨国商务活动的难易程度和成本,是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 Economic Freedom Index,EFI) 来测量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

地理距离( lndis) 。北京到东道国首都的距离,单位为公里,并取对数处理。数据来源于CEPII距离数据库。

2. 3 计量模型及方法

2. 3. 1 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1,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引入tech ( 东道国技术禀赋) 与cd ( 文化距离)的交互项,设定了如下计量模型:

在模型( 1) 和( 2) 中,下标i表示第i个东道国,α0与 εi分别是截距项与随机扰动项。在具体的回归模型中,tech ( 技术禀赋) 分别为tr( 技术装备) 、inno ( 创新能力) 以及lnpat ( 专利) 。

2. 3. 2 计量方法的选取

本文因变量为中国在东道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该变量是不连续的非负整数,因此回归模型应该采用非线性计数模型。计数数据模型中最常见的是泊松( poisson) 回归,但是泊松回归的局限是泊松分布的期望与方差相等,这一严格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方差大于期望,统计上称之为过离散( overdispersion) 。根据样本数据方差远大于期望特点,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进行估计。本文统计软件为Stata11. 0。

3 经验分析结果

表1 给出了样本回归结果。模型1 是仅包括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模型2 和方模型3 中tech( 技术禀赋) 用tr ( 技术装备) 来测量。模型4和模型5 中tech用inno ( 创新能力) 来测量。模型6 和模型7 中tech用lnpat ( 专利) 来测量。模型3、模型5 和模型7 引入tech和cd ( 文化距离)交互项来验证文化距离对东道国技术禀赋与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创建交互项之前,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由于tr、inno及lnpat之间相关系数较高,因此这3 个变量没有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对7 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值的考察发现,所有模型中变量的最大VIF值都远小于10 的临界值,因而在模型估计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模型的LR统计量显著不为0,而且在1% 水平显著,进一步证实采用负二项回归优于泊松回归。

模型2 到模型7 的回归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技术装备、创新能力以及专利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都显著正相关。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东道国技术禀赋越充裕,中国企业对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说明中国企业OFDI具有强烈的技术寻求动机。假设1 得到有力验证。在有关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中,本文对东道国技术禀赋的测量是比较全面的,已有研究主要是用专利指标。模型3 的交互项tech( tr) × cd ( 技术装备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了技术装备对中国企业OFDI的正向影响。模型5的交互项tech( inno) × cd ( 创新能力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 回归系数在5% 水平显著为负,说明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了创新能力对中国企业OFDI的正向影响。模型7 的交互项tech ( lnpat) × cd( 专利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 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上述回归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东道国技术装备及创新能力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文化距离的增加削弱了东道国技术装备及创新能力对中国企业OFDI的吸引力。假设2 基本得到验证。

注: ( 1) 模型2 和模型3 中tech ( 技术禀赋) 用tr ( 技术装备) 来测量。模型4 和模型5 中tech用inno ( 创新能力) 来测量。模型6 和模型7 中tech用lnpat ( 专利) 来测量。( 2)括号内为标准误; ***,**,* 表示显著水平分别为1% 、5% 和10% 。

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lngdp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为正,且都在1% 的水平显著,说明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中国企业越倾向于对该国投资,中国企业OFDI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机。贸易联系lntrad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OFDI具有贸易促进动机。地理距离lndist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模型中显著为负,表明中国企业投资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上述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与Buckley等( 2007 )[3]以及蒋冠宏、 蒋殿春( 2012)[5]的研究结果也一致,说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及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是促进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地理距离则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经济制度in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影响程度较小,可能的原因是作为中国OFDI重要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对东道国制度因素较不敏感。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OFDI项目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东道国技术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距离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装备、创新能力以及专利等技术禀赋水平与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文化距离的增加削弱了技术装备以及创新能力对中国企业OFDI的正向影响。从子公司向母公司的逆向知识转移是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关键环节,而文化距离会对这一知识转移过程产生负向影响。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会削弱东道国技术禀赋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中国企业倾向于通过对技术禀赋较充裕,而且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小的东道国直接投资来获取战略资产。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尽管文化距离变量已经被纳入有关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的相关研究中,但只是作为控制变量。技术禀赋和文化距离都会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但两者的影响不是孤立的,有必要采用权变理论模型来充分考虑两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调节作用。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很复杂,在主效应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采用交互作用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解释企业OFDI区位选择。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中国企业在开展技术寻求型OFDI时要注意技术禀赋与文化距离这两个重要区位因素之间的匹配。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需要对东道国的国家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行合理的跨文化管理,加强组织学习,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文化距离给跨国界知识转移带来的消极影响。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国家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来降低企业对一些文化上与我国差异较大国家的心理距离感知,使企业更容易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融入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心理距离的降低有利于企业改变投资区位偏好,增加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特别是增加对一些技术禀赋丰富,但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如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直接投资。

文化禀赋 篇2

引言

要素禀赋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K/L）大于他国，则称该国为资本（相对）丰富或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反过来，他国则为劳动丰富或资本稀缺的国家。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称资源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H－O模型。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表明当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时，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的差异使各国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当生产中投入劳动力和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时，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将使各国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将考察这一命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Heckscher）和其学生俄林（Bertil Ohlin）所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 Endowments Theory），又叫H－O理论、H－O模型，它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简单化、抽象化的严格模型设定基础上。

H－O模型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假定只有两种商品X、Y，且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商品。要素密集是通过对两种商品生产中投入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比较而确定的，资本－劳动比率（K/L）高的为资本密集型商品，资本－劳动比率低的为劳动密集型商品。还假定只有两个国家A、B，且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要素充裕是通过对两国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或生产要素总量相对比例进行比较而确定的，B国的资本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之比小于A国，则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或者B国的资本总量与劳动力总量之比大于A国，则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两国具有相同的偏好，有同一组社会无差异曲线。H－O定理表明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要素禀赋论指狭义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Heckscher－Ohiln theory，简称H—O理论又称要素比例学说（factor proportions theory）。该学说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基本论点，由俄林系统创立。它主要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被誉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又一大柱石.俄林认为，在要素的供求决定要素价格的关系中，要素供给是主要的。在各

国贸1081董雪丽1081801105

1国要素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对要素相对价格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供给较充裕的要素的相对价格较低，而相对供给较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较高。因此，国家间要素相对价格差异是由要素相对供给或供给比例不同决定的。

通过严密的分析，俄林得出了结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供给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价格就低，因而有比较优势；相反，生产那些需大量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产品，价格便贵，出口就不利。各国应尽可能利用供给丰富、价格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廉价产品输出，以交换别国价廉物美的商品要素禀赋理论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

规模生产的经济性要求生产规模大、批量大、标准化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差异化则要求小批量、多品种、多样化，从而减少价格参照系，为生产者提供操纵价格的余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比较高，难以达到规模经济效果。如果一国既希望获得规模经济效果，又希望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够扩大厂商的市场规模，因而大规模生产有了市场保障。国际贸易将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分散到各国的市场上去，在每一国市场上表现为各种产品的小批量供应。对于消费者来说，小批量的差异产品价格是比较低的，因而消费者的需求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这种国际贸易是建立在差异产品的基础上的，因此只要各国之间产品有差异，无论这种差异表现为何种形式，都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基于要素禀赋的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薄弱环节

1.1 研究趋势 随着要素禀赋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入，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趋势。一是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内容空间范围的放大，要素禀赋理论研究已经从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和对国家、地区分工的影响研究逐渐转向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国际贸易、产业经济、经济发展影响、企业组织发展等众多领域。二是要素禀赋理论具体问题研究和具体领域的细化，对于要素禀赋理论与具体实践运用的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定量分析手段转向以实证分析为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更为科学、完善，研究领域更加细化、深入。三是要素禀赋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的梯度升级，无论是对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实

践具体领域的研究，逐步上升到发展战略层面，对具体应用领域具有重大的指导性作用。

1.2 研究热点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条件下，资源要素禀赋理论与发展战略的研究存在以下热点：

1.2.1 国际贸易领域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趋向于从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角度考虑，分析国际贸易中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及其对本地区贸易产业结构影响。当前要素禀赋理论在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支撑和组成部分，在相关研究和分析上更加注重对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通过动态比较优势分析，为相关国家或地区选择适宜本国家或地区贸易产业链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指导。

1.2.2 产业发展与产业经济 产业经济是近些年来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信息元素催生了新的产业的诞生、发展，也使一些传统产业面临两难的发展境遇。随之信息技术的推进，世界经济和产业链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影响着各国家和地区产业格局的调整和重组。产业发展与产业经济的战略调整成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要素禀赋条件对地区产业发展与出口的影响、要素禀赋条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比较优势的形成、信息资源禀赋要素在传统与新兴产业中的价值体现等促进了要素禀赋理论在产业发展与产业经济中的研究和应用。

1.2.3 企业组织应用 要素禀赋理论在微观企业组织层面发展战略研究是近年来要素禀赋理论较为深入和关注的具体领域之一。企业组织资源禀赋条件对企业未来发展战略方向的支持、基于现有要素禀赋条件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要素禀赋条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组织发展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审计转变对乡镇企业产业升级、基于要素禀赋条件的企业组织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成为当前要素禀赋理论在此领域研究的热点方向。

1.2.4 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 随着当前产业结构升级、社会转型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较为突出的时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地区可持续发展等成为相关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和内容。如何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充分运用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要素禀赋理论的又一研究热点领域。

1.3 薄弱环节

1.3.1 基本理论研究进展缓慢 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概念和四个基本定理。两个核心概念是要素丰裕度（Factor Abundance）和要素密集度（Factor Intensity），四个基本定理则分别是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Equilibrium，FPE）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

（Stolper-Samuelson，SS）定理和雷布津斯基（Rybcznski）定理。通过相关文献搜集和资料查阅，发现近些年要素禀赋理论精湛缓慢，有突破创新方面较少，更多的倾向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具体领域或问题解决的研究。

1.3.2 区域化研究重视不够 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与联系更加紧密。随着世界不同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通过建立相关问题解决机制，在解决地区贸易、经济发展等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于要素禀赋的区域化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更多还是基于区域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来研究区域问题。

1.3.3 经济空间及产业布局研究不足 经济空间的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目前研究比较热门的领域之一，但目前的经济空间研究更多的是从区域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进行考虑，要素禀赋只作为经济地理在经济空间领域研究的一个因素来对待。此外对于产业布局的研究，经济学者更多的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研究产业布局问题，资源禀赋要素在产业布局中的影响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作用力。相关政策建议

2.1 基于要素禀赋的小企业发展战略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企业密集与劳动密集度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其使用资源的资本劳动比越来越大，即等量资本吸纳的劳动越来越少。因此，中小企业在要素禀赋上应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战略模式，发挥中小企业本身劳动丰裕的比较优势。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一是降低创业的壁垒，其二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融资环境。

2.2 基于要素禀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人力资源要素禀赋很高、信息技术和科研转化为生产了的能力很强，对外贸易较中西部地区有很大区位要素禀赋优势。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只是潜在的资源，还需要经历向现实资源的转化。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但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区域协调发展应采取“梯次推进”的战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协调发展。

2.3 基于要素禀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优化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增长迅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家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产业结构也由开始的第一产业为主，发展到了第二产业高速发展，同时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

重迅速上升的新阶段。根据当前要素禀赋条件，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以此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采取良好的产业政策，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石。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确定本国的比较优势，通过发展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来参与国际贸易、积累资本财富的发展战略才是科学的发展战略；赶超的发展战略虽然看起来前景美好，但因为要素禀赋的限制，其对经济发展还可能有反作用，欲速则不达。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正式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我国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动态的调整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是我们国家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具有国际市场竞争的特点。在竞争日趋激烈和技术周期日益缩短的情形下，研发投资和制造投资的折旧年限也在不断缩短。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和降低成本，某些研发成果一旦具备了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并且能够和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有机结合，就会迅速投放到东道国市场上，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收回成本。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产业转移的方式就可能由以往只转移成熟技术，发展到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段都会发生转移。中国制造业应在发挥自身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介入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内生的比较优势，并在某些关键产业环节和关键技术领域整合技术创新资源，实行跨越式发展，从而全面提升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并由此享受升级所带来的各种利益。

从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变化可以看出，国际产业转移的要素禀赋论的内容不断的趋向于资本、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等方面，而生产要素禀赋论本身的内在假设、产业集聚、市场本身的不完善性等其他方面形成了国际产业转移本身的刚性，而且特别是一些新要素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的传播与移植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壁垒。但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不但没被证明是产业转移趋势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正如开篇所提出的，国际产业迄今已经经历过几次转移而且正有新的发展趋向，那就是知识化、科技化、高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意味着国际产业转移刚性并非不可突破，对国际产业承接国而言，就要不断进行市场化改革，使经济趋向良性循环，国际产业转移要承接有“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培养新要素产业的竞争力，进行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着力培育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建立钻石般坚固的国家竞争优势体系。

文化禀赋 篇3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我常会通过拟人化的教学来寓教于乐,如给孩子表演或讲述各种关于小动物的故事等。当我每次声情并茂地讲故事、表演时,我班上一名学生田田,时不时发出一阵阵喧闹,打断我正常的上课秩序,影响教学。于是,在一次次的耐心说教无果后,我终于爆发了,我严厉批评了他的这种行为,并希望他今后上课不要随意发出声音。面对我的批评,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接受。就在我暗自庆幸我的教育终于有了回报后,慢慢地发现田田在上课时确实不再随意“嚎叫”,但每次上课都不再用他圆圆的大眼睛看着我,只一个人呆呆地在座位上度过整节课。这不禁让我心里打起了鼓,于是,我开始留心他的改变。

随着我和田田的互动增多,我不断发现田田的“另类喧哗”的案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在户外活动时发出一阵阵不停歇的“嚎叫”。这次我没有制止他的“嚎叫”,而是弯下腰,把他抱在怀里耐心地和他沟通。他说他的“嚎叫”是在模仿外星球上的恐龙的声音。再联系他从前的一些表现,我不禁感叹:他的各种另类大声喧哗,其实都是他情不自禁地在模仿情景中那只动物的声音。从此,当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时,我便不再严厉指正他。尤其是在音乐活动中,让孩子们模仿老师独唱的时候,田田的表现让人喜出望外,他在不熟悉的歌曲部分中可以即兴演唱出流行歌曲的风格。

至此,我对田田在音乐和模仿声音的表现力上,终于有了明朗的认识。这件事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孩子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体会,喜欢倾听各种有趣的声音,也容易被各类独特、好听的声音所吸引,能感知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等变化,在他们即兴表现和表演时,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时,作为老师要尊重幼儿在欣赏和倾听各类事物时的手舞足蹈,理解他们欣赏时的行为,并要创造机会和条件,和幼儿一起表现、表演,共同分享艺术活动的乐趣。不要以“大声喧哗”“调皮捣蛋”来看待他们,而是要慢慢地、正确地引导他们在声音、音乐禀赋上的锻炼与成长。

禀赋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 篇4

关键词：禀赋效应,社会福利损失,规避

人们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于自己拥有的商品往往会给出比较高的估价,在进行经济活动决策时,往往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动物的天性使然,也是人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在现代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福利净损失。本文针对禀赋效应对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对禀赋效应的科学解释及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作用。

一、禀赋效应理论概述

1、禀赋效应的理论解释

禀赋效应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一物品时,他对该物品的价值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要大得多。禀赋效应的衡量标准是通过出售所拥有商品和商品的市场价值表现之间的差距体现的,这种现象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证明了经济也会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禀赋效应会导致买卖双方对商品产生价格分歧,从而影响交易的进行。禀赋效应所涉及的商品一般都是对持有者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不是为了谋求利润而购买的商品。为了利润而购买的商品由于涉及的经济因素大于感性因素,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不会有禀赋效应发生,比如说购买股票是为了收益,在股票出售时拥有者只会考虑经济因素,因此不涉及到禀赋效应的影响。

2、禀赋效应的产生原理

禀赋效应的理论解释有损失规避理论和自尊理论两种。损失规避是指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往往把交易损失看得比交易获利更加重要。损失规避理论是对禀赋效应的理性解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拥有商品的价值不变,避免交易给商品拥有者带来的经济损失。在经济活动的损失规避行为中,损失规避对负性的改变也就是损失更敏感,而占有表现为对放弃行为更敏感。这两种说法都能够很好地解释禀赋效应的产生,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在交易活动中会发生购买方购买价格高于商品价值而卖方仍不肯出售的现象,因此人们又提出了自尊理论。

二、禀赋效应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

禀赋效应的产生导致商品拥有者对商品的估价过高,使商品在经济活动中的卖出价格永远不能和购买价格达成一致,从而导致交易活动的停止和减慢。市场经济中的禀赋效应现象会被放大并造成市场低效、福利损失、阻碍制度改革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1、市场低效

一个健康高效的市场应该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指导交易的有效前提就是理性的思考。禀赋效应作为偏感性的行为经济学分支,会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不仅需要市场规模保证交易活动的速率,而且市场的消费行为是否活跃也是主要影响因素。禀赋效应会直接导致商品持有者在交易活动中对商品的估价过高,从而与购买方无法达成商品价值的一致意见,发生交易活动中断或者阻滞现象,降低市场活跃度。市场作为平衡供求矛盾的交易载体,在禀赋效应发生的交易中不能够实现商品等价值的交换。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拥有者对商品估价过高,而过高的估价不满足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市场交易的根本,与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是有直接联系的,因此禀赋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市场带来低效率的影响。

2、社会福利损失

福利损失又被称为无谓损失,是指由于市场未处于最优状态而引发的社会成本,具体来说就是指市场偏离竞争均衡体制时所损失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禀赋效应会破坏市场的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从而导致市场竞争体制失衡。而市场竞争体制的失衡会直接导致市场对交易的指导和调节作用的减弱,从而使交易活动中的商品以虚高或者偏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会直接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增大,导致市场运行迟缓。

3、阻碍制度改革

禀赋效应不仅对市场、社会福利净损失带来影响,还会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带来阻碍。禀赋效应引起的“损失厌恶”理论解释了很多当今我国经济改革活动中的非理性现象。例如在政府拆迁工作进行时,被拆居民总是抱怨政府所提供的拆迁补偿太少,容易与政府部门发生补偿价格上的争议,甚至导致“钉子户”现象的发生,阻碍了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政府在面临这种情况时,为了稳民心、保发展,只能提高补偿金额,以远远高出市场的价格对拆迁户进行安置补偿。这种现象极大地增大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使政府有限的资金浪费在与现代化建设完全无关的项目上。

三、禀赋效应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分析

禀赋效应产生的理论解释虽还未达成统一,但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物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好奇心效应、交易需求效应等对禀赋效应的出现有影响。

1、物品价格不确定性对禀赋效应产生的影响

当个体知道交易物品的确切价值时,很容易计算出交易的净损值和净增值,禀赋效应也会在理性因素的影响下对交易活动产生较小的影响。比如一件商品在买方和卖方都确切了解其价值最高为50元时,在交易时即便有禀赋效应的作用卖方也不会把该商品的价值定位于200元,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如果卖方想要达成交易,那么最高的出价也就是50元,这样禀赋效应就很难发生。但是当买卖双方都不知道交易物品确切的价值行情时,由于缺乏市场行情参考,这时禀赋效应就会发生最大的效力。卖方为了损失规避,只好冒险将商品的定价等同于自己对商品的情感判断,而买方则会根据购买需求和对商品的感性评价在卖方定价的前提下完成交易,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2、好奇心效应对禀赋效应的影响

好奇心效应是影响禀赋效应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好奇心是损失规避现象的一个典型特征,人们把损失获得信息的机会看得比没有得到的信息更重。根据好奇心效应,卖方会保留自己拥有的物品,因为卖方好奇结果。在不确定交易物品价格情境下,满足好奇心的损失规避也许会导致禀赋效应产生。

3、交易需求效应对禀赋效应的影响

交易需求是交易发生的根本条件,当交易需求水平很低或者人们渴望交易时也会导致禀赋效应的发生。Mandel(Mandel 2002)通过实验证明了交易需求的高低与禀赋效应有关。他们选取80名Hertfordshire大学的学生,被试随机被分配到以下四种情境中的一种:2(拥有者:被试/商人)×2(交易需求:是否想要买或卖)。四种情境如下。

情景A:十年前,你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有人想买你的酒,你最低会出多少钱卖给他?

情景B:十年前,商人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他现在想要卖给你,你最高出多少钱来买这瓶酒?

情景C:十年前,你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你想把它卖给商人,你最低出多少钱才会卖?

情景D:十年前,商人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你想要买,你最高出多少钱来买?

实验结果表明,当被试是拥有者时,所出的价钱要高于商人是拥有者时所出的价钱。A情境下(被试有高交易需求)的交易价钱显著高于B情境下的交易价钱,即在这种高交易需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禀赋效应。试验证明,如果拥有者的物品是用来使用的则具有较低的交易需求(他们乐于保存该物品);反之,拥有者的物品是用来交易的则具有高交易需求(他们乐于把物品卖个好价)。这种区别会影响到交易需求的高低,进而影响禀赋效应的发生。

四、如何避免禀赋效应给社会福利带来净损失的思考

经济活动中禀赋效应的出现不仅会导致市场效率低下,还会导致社会净福利的降低,这对市场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然而禀赋效应不仅会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影响,还会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进程,因此如何在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中避免禀赋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才是我们研究禀赋效应与社会净福利损失之间关系的目的所在。

1、如何避免禀赋效应给经济活动决策带来的影响

禀赋效应会导致人们对现状产生偏爱,这对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企业在发展期为了加速发展往往会涉及众多业务,当企业发展遇到瓶颈时,其必须对这些业务进行剥离出售并重新整合优势业务以增强企业的行业竞争力。然而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企业往往因为禀赋效应使企业决策者畏惧改变。现如今,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正是这种窘境,面对企业业务发展的瓶颈,却由于禀赋效应的偏爱现象不愿意对企业的经营策略进行改革,从而导致我国大量落后产能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不但在面对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时毫无竞争力可言,还占用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资金和人力资源,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些企业只有响应党中央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和现状做一个彻底了断,重整业务组合,才能够使企业冲过瓶颈,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发展机会。

2、如何避免禀赋效应给政治决策带来的影响

当国家的政策制度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为了规避损失,那些利益可能受损的群体必定有很强的动机维持现存体制和原有的权利安排,从而导致变革受阻,难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就必须积极推进改革,克服种种阻碍和“惰性”。由此,我国在政治改革过程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思想,坚定不移地做好政策改革工作。此外,政府应该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其中遇到的阻碍力量有充分的估计,充分认识权利初始安排的行为效应,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积极推进改革。

参考文献

[1]陈群林、袁晓琳、贾磊、肖少北、张庆林:引入中立方参照:对禀赋效应的再探讨[J].心理学报,2013(3).

三沙市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保护 篇5

1.1 岛礁资源

三沙市是海南省3个地级市之一, 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雨量充沛, 但因土质疏松, 岛屿上无溪流。地下水多为淡黄色, 咸味, 个别具臭味, 半透明至透明, 水温23.8℃~30.0℃, 矿化度0.862~30.160 g/L为淡水至咸水, 除甘泉岛有淡水可饮用外, 其他均不宜饮用。据统计, 南海诸岛的陆上植物, 包括少数海生单子叶植物共计97科, 262属, 405种, 3亚种, 15变种, 1变型, 其中大型真菌8科16属, 30种, 1变型;地衣及苔藓各1种;蕨类3科, 3属, 4种;裸子植物4科, 4属, 3种, 1变种;被子植物80科, 237属, 366种, 3亚种, 14变种。它们几乎都是热带成分, 其中泛热带分布的属所占的比例最大。南海诸岛的几组群岛因地理位置、面积、海拔、岛屿的年龄及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不同而所含的种数也有较大的差异, 西沙群岛现有维管束植物植物82科211属316种。南沙群岛有维管束植物共57科121属151种。植被分布为西沙群岛以白避霜花 (麻枫桐, Pisonia grandis) , 南沙群岛以莲叶桐 (Hernandia sonora) 为主组成的单优势种常绿林[4]。

1.2 海洋生物和渔业资源

据统计, 南沙群岛海域生物共26门148目1 021科6 500种[5]。西沙群岛海域调查发现浮游植物219种, 平均密度为10.75万ind/m3;浮游动物249种, 平均生物量为115.1 mg/m3, 平均密度为81.0 ind/m3;海域底栖动物为十大类群84科121属144种。岛礁潮间带生物共7类105科655种, 平均生物量为980.19 g/m2, 平均栖息密度为27.48 ind/m3;西沙群岛鱼类计有535种, 隶属于18目90科237属, 其中以鲈形目种类占绝对优势。从栖息生态环境看, 以珊瑚礁鱼类占大多数 (432种) , 其余为外海与大洋性种类。游泳生物平均生物量64.914 kg/h, 礁盘区鱼类平均生物密度为168.38尾/h。西沙群岛礁盘区鱼类有定栖性种类, 也有大洋性洄游种类, 有表层种类, 也有中层、下层与底层种类;有珊瑚礁种类, 又有大洋性洄游种类和外海种类。珊瑚礁热带海洋观赏鱼类114种, 海藻48种[2]。三重刺网专业调查总共捕获珊瑚礁鱼类16目52科168种, 其中西沙13目38科115种、中沙11目29科68种、南沙13目37科101种。软骨鱼类以真鲨目 (Carchahiniformes) 和喷目 (Myliobatiformes) 占优, 硬骨鱼以鲈形目 (Perciformes) 和鲀形目 (Teraodontiformes) 占优[6]。西沙、中沙、南沙3个群礁的组成情况较为相似。礁区底栖生物最广布和最多的是珊瑚类, 其中造礁珊瑚西沙群岛有204种[7], 中沙群岛 (黄岩岛海区) 有46种[8], 南沙群岛有282种[5]。

南海的渔业资源蕴藏量约为1 080万t, 潜在可捕量约540万~650万t, 其中南海北部陆架区约37.4万km2海域, 可捕量250万~280万t, 南海北部大陆斜坡区可捕量约30万~39万t, 南海500 m以深的深水区海域约150万km2, 可捕量约130万~162万t。1985—1997年, 粤、桂、琼3省区开赴南沙渔场的渔船约为2 200艘 (次) , 总产量14.5万t, 产值为7.2亿元, 捕捞潜力很大。从1997年开始, 南海渔业产量突破300万t, 随后一直维持在300万t以上, 甚至一度突破350万t, 这些产量中, 95%的产量来自南海北部, 西沙、南沙、中沙等外海区域只有15万~20万t。目前南海每年的捕捞产量为400万~420万t。按照各省、自治区的渔船统计, 当前南海区从事海洋捕捞的渔船约82 000艘、海南省未纳入国家渔船数据库的约15 000艘船, 总功率约445万k W。在南海区8万多艘渔船中, 以拖、围、刺、钓等主要作业类型来看, 目前以刺网船数量最多, 接近6万艘, 围网最少, 约4 500艘, 拖网渔船约11 000艘, 但其功率占比最大, 约占总功率的45%, 钓业船数约5 000多艘, 功率占比最少。

1.3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据测算, 南海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 油气田180个。南海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石油地质储量为230亿~300亿t, 占我国油气总资源量的1/3, 其中70%蕴藏于深海区域, 南海也是世界公认的海洋石油最丰富区域之一。南海海域具有石油、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运移、储集、圈闭、保存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被称为“世界五大海洋油气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在南海北部西沙海槽等深水区域,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130 km的地震剖面上, 识别出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BSR标志层, 初步判识和确认天然气水合物矿层厚80~300 m。迄今已发现22个具明显BSR异常的天然气水合物区块预测其总资源量达185亿t油当量, 并于2007年6月实施钻探, 一举获得了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 取得了南海北部深水区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的阶段性胜利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进展。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新生代具有准被动大陆边缘特点, 深部流体活动异常活跃, 局部地区热流较高, 沉积速率较大, 形成了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然气水合物成矿的区域地质背景, 是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主要分布区域和重点勘查领域[8]。据研究, 南沙海槽发育天然气水合物, 存在于水深650~2 800 m海底下65~350 m深的晚中新世沉积物中[9,10]。南海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大陆坡是Ⅰ级远景区, 西部大陆坡是Ⅱ级远景区[11]。

1.4 再生能源资源

再生能源资源主要有: (1) 太阳能。西沙群岛的太阳辐射量相当丰富, 年太阳辐射总量在6 000 MJ/m2以上。其中宣德群岛达到6 180 MJ/m2, 永乐群岛达到6 100 MJ/m2。西沙群岛的太阳能丰富, 年日照时数在2 900 h, 属于太阳能较丰富区。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离赤道近, 每年受太阳直射两次, 因此, 该海域的普遍特点是日照时间长, 辐射总量较大[2]。南沙年日照时数在2 300 h, 年太阳辐射总量南沙为5 734 MJ/m2[12]。 (2) 风能。西沙群岛的风力资源丰富, 平均风速较大。有效风速的时数较多, 全年在5 700~6 500 h/a, 平均每天可达16~18 h, 有效风能密度, 年平均在180~285 W/m2之间, 年有效风能在1 050 k W·h/m2。南沙年平均5~10 m/s, 属风能丰富区, 全年风时可达7 000 h左右, 可利用风能发电[2]。 (3) 海洋能。西沙群岛及周围海域蕴藏有巨大的海洋能源。西沙波浪能根据西沙永兴岛实测, 全年海浪平均波高为1.34 m, 且周期较长, 极有利用价值, 每米长的波能约达8.5 k W。西沙群岛海水表面年平均温度为27.5℃, 600 m水深以下水温降到7℃以下, 估计蕴藏的温差能约达5亿k W。南沙岛礁区可利用的主要是潮汐能, 在礁群附近, 由于礁群地形影响, 最大可能潮差明显增大, 如仙娥礁最大可能潮差大于2.5 m[2]。

1.5 旅游资源

三沙市旅游资源丰富, 有独特的热带珊瑚礁群岛景观, 海域珊瑚种类繁多, 姿态万千。其间栖息鱼、虾、蟹、贝、藻等丰富的海洋生物, 构成奇特的海底世界。海岛周围, 沙滩环绕, 海水清澈。岛上有丰富的植被和珍稀的鸟类。人文景观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现代建筑, 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2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现状及评价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珊瑚礁生物群落隶属于海洋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印度洋—西太平洋区系, 对渔业生产、资源养护及科研极具意义。但多年来, 珊瑚礁遭到自然因素以及周边国家的掠夺性采掘和违背科学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珊瑚礁的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遗传多样性遭到破坏。

2006年前西沙群岛大部分珊瑚礁本身基本健康, 只是鱼虾贝、海参、海龟等高经济价值资源严重过度利用, 造成生态系统失衡。2007年后西沙群岛的珊瑚礁受到长棘海星严重破坏, 2009年调查仅局部水域残存部分较好造礁石珊瑚, 主要分布在:北礁东面、七连屿的南岛附近局部水域、南沙洲南面局部水域、和东岛西面部分水域。还有活的造礁石珊瑚成体少量残存在潟湖内、较边缘的玉琢礁和金银岛西面及南面、东岛四周。其他地方, 特别是整个永乐大环礁的造礁石珊瑚基本上全部死亡, 仅个别地方的浅水礁盘附近还残存一些[13]。南沙群岛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已显著下降, 2007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对渚碧礁进行调查时发现, 南沙群岛渚碧礁海域珊瑚礁生存状况已不容乐观, 造礁石珊瑚多样性低, 活的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低, 特别是造礁石珊瑚死亡率极高。原因是天敌生物的侵害、病害和人类活动的影响[14]。

3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侵权侵渔严重

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对我国南沙群岛有领土和领海的要求, 并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擅自派兵强占我南沙群岛数十个岛礁, 造成复杂的政治局面[1]。虽然本海域是我国南海渔民的传统作业区, 但有大批越南、菲律宾渔民在我国海域作业。为了逃避我国渔政部门的管理和尽快获取更多的渔获物, 他们往往采用破坏性的炸鱼、毒鱼等掠夺式作业方式, 造成渔业资源毁灭性破坏。

3.2 岛屿岸线侵蚀严重, 岛屿面积减小

目前, 西沙岛礁面积总体上呈现减小的趋势。西沙岛屿的海岸类型主要珊瑚礁海岸, 其岸线侵蚀的原因:一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 导致海岸线后退;二是由于人们对珊瑚礁系统的破坏, 削弱了珊瑚礁盘对岛屿海岸的保护能力, 从而加剧了海岸侵蚀程度[13]。

3.3 海洋生物资源衰退

昔日龟、鸟、鱼、贝、珊瑚等资源丰富的群岛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生物物种日趋减少, 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这就直接影响到本区具有最高生产力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使其面临巨大威胁。

4 进一步加强三沙市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工作建议

4.1 加强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的宣传

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媒介, 大力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对于海岛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提高整个社会对保护西、南、中沙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重要性的认识。

4.2 发展海洋特别保护区

三沙市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有多种开发利用价值。建议建立海洋特别保护区, 科学合理划分出重点保护区, 生态与资源恢复区、适度利用区。以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前提, 保境安民, 统一规划, 逐步开发, 综合利用, 协调发展。

4.3 加强海岸线管理

由于岸线侵蚀会导致土地大量流失、海岸防护压力增大, 岸线变短、岛屿面积越来越小, 甚至岛屿消失的严重后果, 因此,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并加强海岸线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海岸侵蚀。特别是国家对外公布的领海基点岛屿必须重点关注, 因为它们将对我国的领海主权有着深远的影响。要做好领海基点保护范围选划, 禁止在领海基点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以及改变该区域地形、地貌的活动。

摘要：文章介绍了三沙市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状况, 分析了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三沙市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工作建议。

文化禀赋 篇6

1 江苏沿海风能资源开发的意义

1.1 缓解华东地区能源紧张的矛盾

江苏经济发达,是我国的耗能大省,又是一次性能源资源贫乏的省份。全省发电用煤大部分需要从外省调入,煤源及运输压力较大。江苏民用与工农业用电主要靠以燃煤为主的火力发电,这种发电方式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全省大部分地区为平原,水力资源更为缺乏,现有装机容量仅为2.4万kW,占总装机容量的15%。何柞庥院士说,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成为长三角地区解决“电荒”的一个出路[4],此话很有远见。江苏沿海地区丰富的风能资源是江苏能源开发的希望,对缓解江苏乃至华东地区能源紧张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对我国能源战略调整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全球一次能源以石油、煤炭、天然气为三大支柱,而我国却高度依赖煤炭,2004年煤炭所占比重为67.7%。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基本是燃煤机组。1982年以来,我国石油消费维持着平均每年以5.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消费将是2004年的2.38倍,将使我国油气资源的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同时,化石能源资源的利用,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对“绿色GDP”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开发以风能为主的新能源,加强江苏沿海风能基地的建设,对调整与优化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缓解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紧张局面的意义十分深远。

1.3 带动沿海市县区域经济的发展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江苏省提出了全面启动和科学推进新一轮沿海开发的重大决策,将极大地加快江苏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如位于江苏沿海中部的盐城市,是沿海经济“洼地”正在崛起的一座新兴临港工业城市,也是长江三角洲产业北拓承接基地和西太平洋国际湿地旅游城市。随着江苏沿海开发的纵深发展,盐城市将成为江苏沿海地区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06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74.26亿元,按可比价比上年增长了15.1%。但是,盐城没有煤碳资源,发电全靠“北煤南运”,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风力发电场的建设,将为江苏沿海市县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撑,成为区域发展的“推进器”。

1.4 为我国新能源开发提供新的样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风力发电进入一个空前发展时期,风电场建设迅速。到2005年,我国累计建成62个风电场,装机容量达到1.266×1012W。但是,风电场的分布以西部地区为主,沿海地区风电场建设相对滞后,因此特别需要在风能资源的开发方式、体制创新、技术攻关、市场运作、产业优化与生态保护等方面尝试,寻求突破。加快江苏沿海地区风力资源的开发与风电场的建设,可为我国沿海地区新能源的开发提供新的样板,并以此进行推广,为我国能源建设作出贡献。

2 江苏沿海风能的资源禀赋

2.1 风能密度高,资源丰富

江苏省风能资源估计总储量为3.0×1010W,实际可开发量约为0.24×1010W[5]。而沿海地带风能资源更为丰富,资源禀赋好,开发价值极高。据对该地带21个点17—30年气象资料统计,年均风速在2.95—5.7m/s,年均有效风能密度高于60W/m2(63.4—381.5 W/m2),年有效风速时数超过4000h(4300—7900h)。在21个站点中有17个有效密度在60—100W/m2,年有效风速时数在4300—5900h之间[6]。全年风向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风速最大月份3—5月;岸内带一侧达20—25m/s,沿海岛屿达36m/s(图1)。

2.2 资源取之不尽,潜在能源库

风能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随着近年来风力发电技术日趋成熟,作为可再生能源中的清洁能源,风力发电具备了规模化开发的条件,其商业化开发的前景十分广阔。据世界气象组织统计,人类具有107兆瓦的风力能源可供利用,相当于当今全球发电能源的总需求,可见它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潜在能源库[7]。江苏沿海地区地势平坦,面向太平洋,夏、秋季节还有热带气旋的影响,形成台风天气,风力强劲,是潜在的能源宝藏,开发前景看好。以盐城大丰市为例,该市有海岸线112km,海涂面积7.73万hm2,受海陆温差和季风气候的影响,30年平均风速高达3.5m/s,沿海平均风速7.5m/s,风能资源极为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2.3 绿色清洁能源,环境效益高

风能资源是一种绿色能源,风力发电是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一种发电方式,可以减排CO2等有害物,平均每装一台单机容量为1兆瓦的风能发电机,每年可减排2000t的CO2、10t的SO2、6t的NO2。风能资源不会产生任何污染,是一种可再生无污染的绿色能源。当今世界,人口增长了2 倍,而能源消费量增长了10倍。作为常规能源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发电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渣,造成CO2气体的大量排放,形成“温室效应”,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的恶化。风能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节约能源,又有利于环境保护;既增加了本地劳动力就业机会,又能吸引更多的商家前来投资,对江苏沿海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4 新的经济增长极,发展前景好

风力发电是江苏沿海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据专家研究,风电可不上网而直接应用于氯碱、电解铝、PVC等高耗能产业的生产。风电与蓄电结合,可成为海水综合利用稳定而廉价的能源,促进海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煤相比,风力发电具有节能、可再生、无污染的优势,是世界上最看好的一种新能源。欧洲风能协会提出了到2020年世界风电装机容量12亿kW,风电占世界电力12%的发展目标[8]。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到2010年建成500万kW,形成江苏、河北、内蒙古3个100万kW风电基地”的目标,江苏沿海风能开发机遇难得,前景看好,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带动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

3 江苏沿海风能资源的时空分布与评价

3.1 沿海风能资源的空间分布

江苏沿海地处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风速普遍大于3m/s,海岸线附近4—5m/s,近海岛屿5—8m/s,风速等值线平行于海岸线,呈东西差异大,由东向西呈递减之势。风能资源的空间分布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有效风能由陆地向海洋增大。如位于海中的达山岛,有效风能密度为381.5W/m2,有效风能时数为7926.5h;近海的东西连岛有效风能密度为271.4W/m2,有效风能时数为6632.6h;位于海岸线西侧的赣榆有效风能密度为81.7W/m2,有效风能时数为3760.8h。南部沿海也大致如此,陆地最东部的启东有效风能密度为71.8W/m2,有效风能时数为3946.8h;里侧的海门有效风能密度为63.9W/m2,有效风能时数为3404.4h,稍逊于启东市。二是有效风能密度淮北沿海大于淮南沿海。如灌河口以北一般在100 W/m2以上,灌河口以南一般在100W/m2以下(表1)。

3.2 沿海风能资源的季节分布

江苏沿海属亚热带、温带季风气候,夏季盛行东南风,冬季盛行西北风,风能资源季节分配表现为冬、春季大,夏、秋季小,季节变化十分显著。根据沿海各季平均风能密度分布图分析,春季沿海大部分地区平均风能密度都在50W/m2以上,而夏秋两季除废黄河三角洲及其以北地区平均风能密度达50W/m2以上外,中、南部大部分地区都在50W/m2以下(图2)。

3.3 建设风电场的立地条件好

江苏沿海滩涂宽广、沙洲辽阔,现有滩涂总面积68.73万hm2,建设风电场的立地条件十分优越。江苏南部沿海的东台、如东、大丰3市所辖的浅海辐射沙洲,具有独特的发展风电资源优势与空间条件,大部分沿海岸线和滩涂均可成为建设风电场的基地。其中,位于东台市、大丰市东端附近的东沙更是全球难得的建设大型海上风电场的理想场区[9]。东台20万kW风电特许权项目已开工建设,这是目前国内也是世界单期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加上江苏大丰、如东、响水、滨海、射阳风电项目已启动或获准建设,沿海风电场走廊将成为江苏约1000km海岸线上一个新的支柱产业,江苏也将成为我国最大的风电产业基地。

3.4 风能资源可开发利用区评价

江苏沿海风能资源的开发,依其分布地域、资源状况、利用条件等可分为3个可开发利用区。一是沿海岛屿区。该区属于夏春强压区,风能资源极为丰富,如东西连岛、达山岛有效风能密度在250W/m2,有效风能时数达6600h以上,为江苏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是该区岛屿面积有限,发展风力发电场的立地条件差,现难以大规模开发利用。二是沿海岸区。该区属于春夏强压区,风能资源比较丰富,如燕尾港有效风能密度167.8W/m2,有效风能时数6295.6h。该区是江苏风能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且沿海滩涂宽广,是建立大型风力发电场的理想之地。三是近海陆地区。指连云港—盐城—南通一线以东至海边,属春冬中压型,为风能资源可利用区。该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农田、沿海城镇、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风力发电场的建设受其制约,不宜建设大型风力发电场(表2)。

4 构建江苏沿海绿色能源基地的构想

4.1 科学规划,打造东部“海上三峡”

作为一个战略选择,风能在江苏既要快上,又要有长远考虑,要研究并解决好资源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政策完善、人才培养等课题。江苏沿海风电发展要以保证质量为前提,先做精做好,再做大做强。同时,沿海开发是江苏省重大战略决策,因此沿海风电资源的开发应与沿海开发战略实施同步、科学规划、统筹建设,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十一五”期间,江苏沿海将获得200亿元以上的风电场建设直接投资,并将成为全国最大的风电场[10]。要充分发挥江苏沿海风能资源与浅海淤长型辐射沙洲的特有优势,全面建设苏东“海上三峡”,发展以6000—1.2万KW装机容量(相当于3—6个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的风电场为中心的大风电产业,为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能源支撑。

4.2 机制创新,扶持沿海风电场建设

江苏沿海发展风力发电与常规能源相比处在起步阶段,其产业规模小、获益能力低,因此在发展初期当地政府应通过机制创新,制定有利于风能等新能源开发的相关政策,将其作为新生事物和长期发展的战略工程给予扶持,实现风电的跳跃式发展。要把风电纳入国家能源建设计划、沿海区域发展规划中,增加资金渠道,加大投资力度和信贷规模,提供低息贷款,制定优惠税收、电价补贴等政策。同时,要积极利用国外资金,拓宽引资融资渠道,积极争取国外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国际商业信贷,欢迎外商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建设,以进一步推进江苏沿海风力发电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高竞争力,使其最终依靠自身的发展潜力,在我国的电力构成中占到一席之地。政府应全力推行“绿色电力”机制,允许、引导并鼓励用户购买风能电力,以推进沿海风能资源的开发。

4.3 发挥优势,建设沿海能源产业带

发挥风能资源的优势,建设沿海风电场,其本身就是沿海产业发展的重大项目。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确定在大丰建设风电场工程,并于2006年年底正式开工建设。此项目位于大丰市王港闸以南、川东闸以北、海堤公路以东,总投资18亿元,项目装机容量为20万kW,建设周期为2年,建成后年供电能力可达4亿kW·h,年可实现利税1.1亿元,是目前国内单期规模最大的风力发电项目之一,也是江苏省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打造千亿级风电设备产业链的一部分。江苏沿海新能源的开发,也是打造沿海以新能源为龙头产业带的“推进器”,其意义不仅是缓解缺电、改善环境,更重要的是可延长风电产业链。江苏沿海规模化的风电项目建设可以带动以风电制造业为主体,包括风电服务业在内的风电产业发展,推进风电产业本地化、市场化和区域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可将风电直接应用于盐化工氯碱工业、电解铝、PVC等高耗能产业、金属及非金属产品的精深加工等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构筑一个新的增长点。以风电用于海水综合开发利用为例,其路线图包括:淡化海水→海水淡化的副产品浓缩海水提取金属镁→提镁后的浓缩海水制盐→制盐后的工业浓盐水制氯碱→用氯碱副产品氯气生产PVC,氢做成工业还原剂和燃料等。政府应组织专家科学规划,分步实施,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打造江苏沿海新能源产业带,实现江苏沿海区域经济质的飞跃。

4.4 保护湿地,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双赢

江苏沿海拥有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一片海涂湿地,拥有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东长江北支口自然保护区、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云台山自然保护区等,所以在风电场的建设中应统筹规划,有序、适度开发,切忌盲目攀比,全面开花。目前,江苏沿海三市都在筹划和建设风力发电场,一字排开在海岸线上。不可忽视,这种“撒网”式的风电项目一旦全部建成,噪音与气流的扰动就不可避免地对沿海滩涂的越冬候鸟、湿地保护造成压力和影响,形成所谓的“绿色污染”。所以,风电场必须建设在自然保护区、国家重要工程、主要海运路线等规定范围之外,还必须距离海岸线15—40km。只有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才能使风电场的建设达到经济与生态效益双赢的目的。

4.5 合理开发,形成沿海工业观光带

江苏沿海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北隅的云台山、东西连岛是江苏的“海上花园”,山海奇观,引人入胜;中部、南部的沿海滩涂是中国四大湿地之一的“黄海湿地”,也是太平洋西海岸重要的湿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最大的麋鹿自然保护区与野生放养地,有世界珍稀动物麋鹿1000多头;以射阳沿海湿地为中心的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已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是丹顶鹤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有1000多只丹顶鹤前来越冬。沿海风电场的建设,成千上万座风车拔地而起,将为沿海地区增添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为沿海生态旅游与黄海湿地公园的建设锦上添花。尤其是大丰、东台境内的风电场建设应与大丰麋鹿保护区、黄海林场、东台永丰生态林等景点建设一起统筹规划,打造成江苏沿海能源工业的特色观光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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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凌申.对我国沿海风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24(7)∶635.

基于资源禀赋的县域循环经济研究 篇7

一、循环经济及其发展特征

循环经济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 通过生态经济综合规划、设计社会经济活动, 使不同组织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 实现废物综合利用, 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配置, 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 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模式。基于对环境的理解和认识, 人类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种不同模式: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 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 缺乏保护意识, 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过程;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 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 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 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 不但治理成本高, 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循环经济模式。它是以资源使用的减量化、产品的反复使用和废弃物的资源化为目标, 强调“清洁生产”, 最终实现“最优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循环经济的发展特征表现为:

1. 减量化。

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 (资源) , 通过产品清洁生产而非末端技术治理,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 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 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 对废弃物的产生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 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提高资源物质循环的高效利用率和环境同化能力。

2. 资源化。

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 对消费者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 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对生产者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 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 以经济系统物质能量流的高效运转, 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3. 无害化。

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 (废弃物) , 提升绿色工业技术水平, 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 实现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 实现废弃物的最少排放。

二、基于资源禀赋的县域循环经济的内涵

县域经济是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纽带和结合部, 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 切入点甚多, 各县的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各不相同, 其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区域差异和地区分工原理, 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 根据其拥有的资源禀赋选择各自特殊的发展模式。

所谓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 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道路的总结, 是对不同类型县域经济成功发展的条件、优势、途径、措施、效果等方面的高度概括。在我国, 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其拥有的、特定的资源禀赋为基础, 这些特定的资源禀赋具体表现为:区位和自然资源能力。每个县都有自己独特的区位和自然资源, 成为县域经济在某些产品方面的资源成本优势, 决定了其产业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传统产业基础。一个县的传统产业是其多年积累的结果, 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生产工艺与大量的技术工人。它们有的是依托当地丰富的原料来源, 有的是依托当地世代传承下来的手工艺术或从业习惯, 并在当地已经形成自己的产业链, 具有良好的配套设施, 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产业创新能力。县域经济依托其优势产业, 并在优势产业的带动下, 形成相关产业链, 推动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人文积淀和生活习惯。县作为一个人为分割的行政区划, 在长时期的区域生活中, 形成了各自的地域文化, 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 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县域的产业开发、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也正是利用这些作为自己的品牌来开发其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化带动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带动发展模式、第三产业带动发展模式和矿产资源开发带动发展模式等四种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如何整合这四种发展模式的优势,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促使县域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道路健康发展, 循环经济就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必然选择。因为县域循环经济, 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利用其拥有的资源禀赋提升环境容量, 实现县域经济体系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功能性服务的生态化方向转型, 赢得县域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优化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

县域循环经济具有其独特的涵义:整体上降低资源消耗、解决资源矛盾。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大, 以工业为例, 采掘业、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超过55%, 资源型、初加工型和粗放型工业占主导地位, 导致资源的承载力下降, 造成后备资源不足。县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缓解了经济发展和资源不足的矛盾;实现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将生态系统理念引入县域经济运行机制,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县域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 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县域循环经济通过开发利用再生资源、延伸产业链可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 增加就业岗位, 企业经营效益不断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 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拉长了生产链, 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 基于资源禀赋的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协调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发展,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基于资源禀赋的县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县域循环经济的资源禀赋优势, 是指其拥有的独特的自然资源、独有的生产工艺与技术、方便的流通渠道等, 形成的县域循环经济体现在其经济活动的三个重要层面上实现其物质闭环流动:小循环 (在企业层面上) 。根据生态效率的理念, 推行清洁生产, 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的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 实现污染排放的最小量化, 要求企业做到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物料使用量、减少产品和服务的能源使用量、减少有毒物质的排放、加强物质的循环使用能力、最大限度可持续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和提高产品与服务的服务强度;中循环 (在产业层面上)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 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 形成企业间的产业代谢和共生关系, 建立生态产业园区;大循环 (在县域层面上) 。通过废旧物质的再生利用, 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最终形成独特的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见图1所示) 。

从图1可以发现, 县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是依托其拥有的资源禀赋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 兼顾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贫乏的弱点, 首先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县域循环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要素禀赋结构出现升级, 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 而资本则变为相对丰富时, 再将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自然随之完成。如我国县域循环经济典范的江苏省常熟市, 最初依托本地区纺织业发达的便利条件发展服装加工业, 随着服装加工业的做强做大, 自有品牌的形成, 带动要素禀赋结构出现升级, 劳动力价格逐步提高, 资本相对比较丰富, 相应地带来整个产业结构随之升级, 使其成为我国五大服装产业基地之一和“两个率先”的典范。同时, 在发展县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衡量其效率和效益,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县域的发展基础与生态评估 (包括资源开发率、能源利用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贡献率、生态循环服务价值估算、生态足迹分析、生态环境容载力确定等) ;县域循环经济在县域及其产业与行业中的系统层次 (包括物质、能量、信息、资源、废弃物流动的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区域循环及其园区内的大、中、小循环系统层次, 产业循环发展的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和区域耦合等) ;县域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构建 (包括第一产业链、第二产业链、第三产业链、综合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的节点、产业链的流线、产业链的辐射面和产业链的网络) ;县域循环经济的时空布局 (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和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 生态产业示范区建设、生态产业园建设、产业生态化建设, 产业循环发展区划、三次产业时空发展时序、产业循环发展时空部署) ;县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保障制度体系 (包括绿色制度环境、绿色规范制度、绿色激励制度等) 。从而体现县域循环经济的实现程度及整体效应, 揭示系统的主序差别, 真正反映县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支持能力。

四、结束语

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必将成为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向生态化建设高速迈进的有效实现途径。按照循环经济原理来重组我国县域产业结构, 优先鼓励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和功能型第三产业的发展, 逐步调整淘汰传统产业, 组建资源闭路自循环的产业生态园区, 加大对环境无害化技术的运用, 逐步实现生态要素价格市场化, 建立环境资源的生态补偿制度, 坚持“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的整体优化, 才能使县域循环经济真正成为我国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理想发展模式, 并高效快速地推进资源、环境、社会的战略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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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禀赋 篇8

哈罗德·德姆塞茨认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 它与制度因素是互补、互动的关系。甚至在一些情况下, 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变迁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确实很重要, 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他们是在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 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 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自然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 并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重要。人类在刚开始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有少数制度安排, 因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 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非制度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一步步展开, 更大的并经过更多试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了, 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观点是发人深思的, 在此基础上, 笔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为在初始禀赋基础上的产物, 并蕴含着该非制度因素而成为后代的禀赋, 成为进一步影响今后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 即文化作为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纽带, 进而影响着经济绩效。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 《迈尔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对人的身体、精神, 特别是艺术、道德和天赋的培养, 亦指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和自我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思想财富”, 符合笔者的理解。

►►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韦森教授在他1994年发表的文章《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解析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韦森教授认同西方文化的江河, 具有两个源头, 亦称两希文化。一个发源于希伯来人, 嬗迭而成为基督教;一个肇端于古希腊罗马民族, 嬗迭而为近代的西方文明。无论是承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 (以人本主义为旗帜) , 还是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圣经的宗教改革运动 (以神本主义为旗帜) 。也有学者认为“两希”应当为“叙希”, 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 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虽然打着不同的旗号, 却都尊重理性, 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乐。成就了西方后来的科技革命和工业文明, 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深层的社会心理基因。

而这些社会心理基因恰恰是华夏传统文化所匮乏的。华夏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综合体。儒家天人合一, 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学, 与释家消极厌世, 万事虚无和虚妄出世的价值取向, 以及道家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相互融合, 浸染杂糅, 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种既盲目乐观又虚妄无为, 既自信又消极的文化潜隐心态。

因此, 尽管中国曾于明朝时期进入商业经济繁荣时期, 从学者对人口增长、整体生活水平、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 甚至在工业化发展情况、市场体系发展情况等方面考察看来, 中国与西欧都无太大差别。直到18世纪晚期, 中国与西欧的市场总体运行情况是相当的。

但是, 中国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内卷化增长”道路, 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内生地从中国社会内部生发的原因是什么?韦伯的回答是, “基本上, 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 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 最是阻碍的因素”。这种特殊的心态和精神正是东方的文化特质。

东西方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西方尊重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 成为现代制度的基石。而华夏传统文化心里中所有权观念的淡漠, 加上国有即国君所有的潜意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阻止了尊重私产的观念。

►►二、自然资源禀赋之于文化

韦森教授对于文化对制度变迁, 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分析的比较透彻了。但进一步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笔者认为, 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经济学家们注意的, 曾经疏忽或者是没有重视的非制度因素。

从总体上看, 西方文明具有远离中道、非是即否, 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品质, 曾接二连三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另一方面, 中国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 贵和宽容。其原因从根本上讲, 是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气候、土壤条件有关, 还与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关。

从远古时期东西方不同的初始禀赋开始, 就仿佛注定了东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 进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 (虽并非均匀) , 形成了早期的农耕经济。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 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再者, 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大型陆地板块, 与华北平原浑然一体;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 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 (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 。农耕方式依附于广袤的土地, 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逐渐产生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 并成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广阔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们性格平和, 不愿争抢。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 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 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 便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同时, 农业文明下的人们, 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长规律, 经历农作物漫长的生长期, 忍受多变的气候, 因此, 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态度, 即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归根结底, 华人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 因此, 重关系, 讲人情, 温厚、平和、隐忍。

相应的,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 (地中海地区) , 岛屿与海洋相互环绕, 土地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 主要依靠渔猎, 无法自给自足, 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 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 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 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 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 同时以物易物的商品经济萌芽在这里茁壮成长, 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和繁荣的文明。也同样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匮乏, 而出现“公民权”的概念, 限制人们的权力。这片水土上相应地形成一种地缘社会。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特点重视规则, 重视法治, 同时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义。

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 也具有独特的品质。迦南较沙漠, 有平原和丘陵, 由农业产出, 有牧场可放牧;较幼发拉底河流域, 它它又是贫瘠的, 丘陵多是沙土和岩石, 偶尔点缀着一些绿洲。水源不足, 一年只有四五个月有雨。畜牧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 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 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 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 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 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因此, 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 这种情形也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不无关系, 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论与反思

既然说东西方文化分别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与中国大陆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却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 日本还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 封闭、传统、落后, 但战后的日本“脱亚入欧”, 进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 1970年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 建立了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并同时有着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这与几个国家地理上岛屿或半岛特征有关系吗?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使得这些地区在近代经济一体化浪潮中, 既拥有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又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的结果?

本文仅从自然资源最初的禀赋来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渊源, 比较了其文化上的差异, 但未展开讨论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 文化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的方式, 以及东西方不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 中国, 在面临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担忧时, 在面临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体制照搬西方运行方式的呼声时, 该做如何的抉择?是全盘西化, 让西方文化毫无顾忌地浸染中华大地, 从根源上彻底改变民族的思想和意识, 还是在华夏文化中寻找到积极地因素, 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我想,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永不过时的, 但做起来却是难上难, 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 1998

[2]韦森:《华夏传统文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汉声》第72期, 1994.9

[3]阮炜:《文明的性格与成因》

[4]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 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