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精选12篇）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篇1

摘要：随着互联网不断地发展,网络环境下的名誉侵权现象也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高度地分离。我国民法上对于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相关规定有了明确的阐述,但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互联网环境下对名誉权的损害不断泛滥,这对于传统民法已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样的情况也对民法上认定民事的侵权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工作量。文章主要从立法、司法和行业监督等层面进行了论述,相信会对网络侵权问题妥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网络名誉权,侵权问题,完善途径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极大的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但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侵权案件不断地攀升,尤其是网络名誉权侵权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的有关内容,为解决网络侵权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具体到个案中,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1 完善网络名誉侵权的立法

1.1 明确立法原则

第一,互联网环境下名誉权保护的宗旨就是保护个人名誉不受侵害,促进网络环境健康发展,这也是我国以人为本和依法治国理念在网络立法中的表现。第二,保证信息交流自由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并行。在网络时代,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交往中信息的传递畅通无阻,是信息时代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所以要保证信息自由地交流。与此同时也要保证个人信息不被不法分子利用,如果对互联网用户的网络名誉权保护不充分,必然导致网络发展受到阻碍。第三,不仅要制定完善的互联网名誉权的立法,同时也要赋予互联网行业组织一定的监督检查权。

1.2 完善立法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专门有关网络名誉权的立法,目前的网络名誉权保护的法律都极为分散,这些法律条文都是原则性的,缺少专业性和可操作性。我国目前的网络立法级别不高,体系不完善,法律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高立法层次,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其次应该提高法律的规制力度。在个案中,一般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网络名誉权问题,这既符合国际要求,也符合被侵权人的要求。但是,本文以为,在实践中,应该增加公诉的作用,加大刑法的惩罚,限制现在越来越严重的网络名誉侵权。虽然可能会影响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通过重法,才能限制人们不文明的网络行为,才能让人们拥有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其中酒驾入刑就是一个范例,虽然一开始对酒驾科以重刑饱受质疑,但是事实证明,重法对于规制醉驾行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2 完善网络名誉权的司法保护

2.1 法院颁发执行令

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被侵权人要求删除侵权信息的通知后,其要进行首次判断。如果确实是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要采取措施,否则就要对损害扩大的部分与侵权言论发布者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在实践当中,很难判断网络言论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除非言论中有明显的侮辱、诽谤的内容。那么网络言论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就需要法院进行判断。实践中,即使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也需要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才能进行赔偿,那么对于被侵权人的利益保护十分不利。

基于此,可以实施法院颁发执行令的制度,这就相当于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先予执行制度。当网络言论发布之后,当事人认为其言论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首先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认为其言论确实侵权,可以采取断开链接、删帖等措施保护当事人的名誉权;如果内容难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告知当事人后,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令,并同时提交相应证据。法院对争议的言论进行初步的审核之后,如果有证据证明其信息确实属于侵权言论,可以给被侵权人颁发执行令,被侵权人根据执行令就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通过这样的程序,对于某些不易分辨的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判断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可以判断但是基于某些原因不愿意采取措施的信息,可以通过法院颁发执行令的方式,使被侵权人得到迅速的救济。

2.2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意见或公布典型案例

《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对于网络名誉权的保护有着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立法毕竟不能完全涵盖现实中的情形,也不能完美准确地表述清楚某些具体的权利义务,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网络名誉侵权的不少内容规定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中,我们对第36条进行分析。网络服务提供商应该包括哪几种形式,法律中并未特别说明。根据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所谓网络服务提供商,既应当包括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捜索、链接服务等网络服务提供商,也应当包括网络内容提供商。被侵权人的通知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是否需要证明材料,如果未加规定,会造成被侵权人难以认定。只要接到自称被侵权的用户的通知即采取必要措施,显然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所以,对于被侵权人的通知,应当以书面为准,且应当对被侵权人的联系方式、侵权事由、侵权证明材料和通知的真实性作出相应的承诺。对于“知道”应该如何进行解释?本文认为其既应当包含明知,也应当包含应知,但是网络信息往往较为复杂,难以进行全部有效的鉴别,所以过分突出强调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应知范围过于苛刻。

2.3 明确被告过错判定的标准

对于“应当知道”的判定标准要统一,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将“应当知道”作为考虑因素,侵权人负有主要义务,如果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针对现实中大部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被告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主要问题是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承担连带责任。首先是利用网络实施侵权的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同时起诉这两个主体,那么法院应当根据事实情况判定双方需要各自承担的损失数额;其次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因为共同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有权向实施网络侵权的网络用户追偿。

2.4 确定网络环境下名誉权诉讼管辖

通常来讲,侵权案件的管辖法院根据侵权行为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来进行确定,但是在网络名誉侵权行为中,虚拟空间对于地域的限制有着极大的突破,侵权人在网络上实施侵权的地点难以确定。为适应网络环境的特殊情况,在侵权地点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视侵权行为所使用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或者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为侵权行为发生地。

3 建议合理的监督救济机制

3.1 建立专门性质的网络监督机构

中国网络行业协会是我国现有的网络监督机构,但是其缺乏独立性和执行力。这种行业监督机构在对网络行业进行监管时,缺乏强制力,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心有余力不足。本文建议,我国应该成立独立的网络监管机构,对网络行业的发展进行监管,并在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中实施有力的监督。该机构在具备独立性的同时还应具备专职性。从我国的行政格局及立法现状来看,存在着多头行政、重复立法及重复监管等情况,监督效力不高。例如,当网络言论涉及侵害他人名誉权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广电行政部、公安机关及电信管理部门等都有权进行监管和处罚。但现实中,相关部门的分工不细,职权重叠,导致涉及部门利益时都要来管;涉及承担责任时谁都不管。即使相关部门能够依职权对网络行业进行监管,但是因为这些部门大都还有其他任务,难以集中精力对网络行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导致网络监管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设立专职的网络监督机构势在必行。

3.2 设置网络名誉权救济基金

由于网络名誉侵权的特殊性,传统的侵权救济方式不能完全解决网络名誉侵权问题,所以需要社会救济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网络名誉侵权的复杂性和救济的困难性,所以法律实务与理论界开始注意到将社会救济制度引入到网络名誉侵权当中,设立网络名誉权救济基金。

参考文献

[1]段玉焕,郭秀卿,董芳.医院客户关系管理初探[J].中国医院统计,2012(6).

[2]王立波,张东航.浅谈医患关系的协调与发展[J].中国医院管理,2013(8).

[3]吴水珍,曹增坪.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升医院品牌竞争力[J].中国医院管理,2012(8).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篇2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分散性、无形性等特性所导致

网络的开放性让任何人都有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自由，从而给网络侵权者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网络的分散性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有很多个渠道，因而无法实行集中的控制和管理，使得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及其危害结果在地域上的认定不能及时准确地被把握;网络的无形性，导致在实践中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确认、侵权结果的认定等更为困难，网络著作权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大大降低。

（二）公民的法律意识较淡薄

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较淡薄，著作权人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积极性，网络经营者和网络用户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和观念还比较淡薄，我国目前的法制还不完善，比如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体系，所规定的一些概念较为模糊，并且缺乏具体的赔偿标准等，从而造成某些网络侵权案件的审理无具体法律可依。

（三）网络环境的影响

目前网络环境下的整体道德失范是导致网络侵权行为不断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是个巨大的虚拟空间，不需要高深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毫无拘束地实施网络侵权活动，再加上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网络道德体系，网络行为失去了道德的必要约束，于是网络侵权现象频频发生。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判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的前提——著作权权属确定

1.网络环境下作品著作权人的认定。确认网络环境下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关键是作品作者的确定，而作者身份的确定又与作者署名方式密切相关。网络是虚幻的模拟空间，网络信息传播从一定程度上讲呈现出一种无序、随意、混乱状态，此种情况给著作权权利主体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在出现网络著作权被侵害的情况下，原告可以提供注册信息和资料，通过查看发表作品的IP地址、核对登陆的用户名和密码等方式确认权利人;对于是通过许可合同等方式取得作品著作权的，原告不仅应提供许可合同，还应举证证明作品的许可人是原始著作权人。对于在境外形成的作品，如原告仅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许可合同，而未对作品的原始著作权情况进行公证认证的，也不能证明其为权利人。

2.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权属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实质上就是将作品和著作权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证明材料，权属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是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的前提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时应出示著作权登记证书、合法出版物、创作原稿等著作权权属证明，如果不能出示上述权属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但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著作权权属登记适用自愿登记原则，实践中就有很多著作权人因没有办理有关权属登记手续而无法对抗他人提出的相关权属证明，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著作权人在完成著作权作品的同时尽量保存有效的证明文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法办理著作权权属登记，在办理有关权属变更手续时，保证权利证明文件的完整性、同一性，有助于查明事实，确定权利归属。

（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定性判断

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指将作品等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将其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等的行为，它不要求实际进行过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作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对象具有一般网络技术虚拟性、复杂性的特征，判断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在判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通常以传播的作品等是否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上为标准，原告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形式使用户误认为系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传播作品等，但网络服务提供者能举证证明其提供的仅是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等服务的，不应认为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权。

（三）网吧经营者提供侵权视频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

网吧经营者未经权利人许可，为上网用户提供影视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自行建立影视作品数据库;二是通过支付对价从影视作品提供者处取得影视作品，作品的上传、下载、更新等均由影视作品提供者控制。前者，网吧经营者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后者，则应区分情况承担不同的责任，如果网吧经营者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则无须担责。网吧经营者能够证明影视作品是从有经营资质的影视作品提供者处合法取得，在双方合作时其已对影视作品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进行审查，取得影视作品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作品侵犯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网吧经营者不需要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四）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侵权判定问题

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上传或者放置在网络服务器中供公众浏览、下载，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理论上、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是提供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和链接等中介服务的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在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仅列举了具体侵权行为，未规定侵权构成。我们认为在判定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侵权构成时应从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和过错四个要件进行认定，具备这四个要件的，构成侵权并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关于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的免责问题，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传播作品的中间环节，从事技术服务，不直接使用作品，是应服务对象的要求传输或者链接信息。要求其对传输或者链接的作品是否侵权先行作出判断和筛选不现实，在实践中其难免会卷入著作权纠纷，如果法律不规定哪些网络服务可以免责，可能使其陷入无休止的侵权纠纷中，对网络产业发展不利。法律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目的在于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的侵权责任标准，使责任风险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从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正常的经营发展网络信息产业。

三、对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保护的思考

（一）完善网络立法

目前针对网络管理的法律规章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是分散的属于管理性质的行政规章，不具有基本法的性质，因此制定一部完善的网络管理基本法尤为必要。我国应重视和加强对国际相关立法的借鉴和吸收，加快网络管理的立法速度，以适应目前的网络发展速度。我国网络立法的方向与原则，应该本着兼顾各方面权利的原则，找到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点来立法。在平衡两者的关系时，要正视我国的现实国情。

（二）健全技术保障手段

除了法律手段外，使用技术手段也是得力措施，它将促使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如身份认证技术，如通过访问控制、身份鉴别等技术加强对资料访问的控制管理;加密技术，如通过加密、防火墙等计算机安全技术来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保护，防止被非法复制和下载;网络监控技术，随时记录每一个登录者平时使用的记录、行为，根据表现划分信用等级，设置权限，以方便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三）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网络虚拟财产的侵权法律保护 篇3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侵权责任；侵权保护；解决途径

我国目前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在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特别是在民法上的保护力度较弱。民法中可以适用的规定大部分是原则性规定和一般性规则，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为了保护规模庞大的网民的切身利益，减少网络侵权行为，维护网络世界的和谐稳定，应当重视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一、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我国的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现状存在很多法律制度没有覆盖的内容。司法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1.网络用户的证明责任

首先是用户“身份证明”的问题。用户在网站进行注册，服务商一般通过提供格式合同，由用户选择“同意”的方式达成注册协议，但是这种“电子合同”并非是双方各持一份，仅服务商有保存，即用户将难以证明自己是该网站的使用者，难以确定自己的原告身份；

其次，证明虚拟财产“原状”的问题。用户需要证明虚拟财产损失或者贬值的事实，并确定损失的数额。我国目前在虚拟财产估价方面的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参照。

2.运营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面

如何正确评估虚拟财产的价值也是一大难点。虚拟财产包括哪些内容，以什么标准估算财产的价值，如何确定虚拟财产损失是否对用户造成精神伤害都是具体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

3.虚拟财产权利属性的认定

虚拟财产的性质在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在实践操作中对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的认定会影响法官判断的准确性和法条的适用，必定会对案件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4.虚拟财产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

虚拟财产的侵权法律保護是选择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纳入还是颁布新的虚拟财产保护法，是一个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途径

针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保护建议：

1.选择合适的立法保护模式

笔者认为，相比单独立法保护，通过出台《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虚拟财产保护纳入到现有法律体系中更具优势。

因为建立新的虚拟财产保护法是一项内容庞大的法律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历时较长，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增加适用该条内容的财产侵权形式、明确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适用和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内容应当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尽量具有概括性，或者规定一些兜底性的条款，以应对网络的变化。

2.确认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

保护虚拟财产首先应当明确其法律地位和权利属性。根据笔者在前文中的论述，虚拟财产具有明显的物权属性，将其纳入《民法通则》第75条的“其他合法财产”之列，明确其作为“物”的法律地位。

同时在《物权法》中将虚拟财产确认为无形的特殊的动产，明确其所有权的归属。确定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才能够给予财产所有者有效的多方位救济渠道，给法官的司法案件处理提供依据。

3.规范网站注册行为

司法实践中用户在网络世界里如何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个难点，这也是确认用户原告资格的重要因素。

国家信息网络管理部门以及网络服务商的相关行业协会可以通过规范注册行为解决这个问题。网络运营商在用户完成注册行为后应当提供注册信息和网站服务协议的下载链接，并告知如不及时下载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户可以自行下载本人的相关注册信息和网络服务协议进行保存，以便出现纠纷时证明自己的真实使用身份。服务商也应当建立对注册用户信息的系统管理，提高安全级别，防止个人信息泄漏。

4.建立虚拟财产估价体系

运营商承担侵权责任的目的是弥补用户遭受的财产损失。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虚拟财产的价值估算体系，侵权造成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应当由国家信息网络主管部门主导，协同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行业协会和用户，结合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区分不同财产类型制定不同的价值评价标准。

可以根据虚拟财产产生方式的不同，结合不同的虚拟财产类型，从以下几个类别分别进行价值认定：

第一种是充值类。在网站享受下载资源，在线观看，论坛等内容性服务和在线服务时，很多优质资源的使用需要以网站特定的“货币”支付。第二种是云空间存储类。云空间的私人信息文件如果因服务商的管理不善造成丢失、毁损或者泄漏，应当由服务商赔偿用户的损失并且全部返还或者按比例退还使用费。第三种是网络游戏类。这是涉及侵权内容最广泛的虚拟财产类型，也是亟需价值估算的财产类型。

其他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的价格估算办法。以韩国为例，它的价值评估模式是由物价评估部门牵头，游戏公司和游戏设计者共同选取中等水平的游戏玩家进行测试，依据游戏者各自取得相同装备所花费时间计算得到的平均值，加上必须交付的上网费、电费和游戏费计算得出一个确定费用。该费用可以等同于虚拟物品的价值，并在相关游戏网站进行公开公示。

所以笔者认为网游中的价值评估应当遵循公平原则，虚拟物品的价格可以同时参考交易市场价格和游戏公司的定价确定。

虚拟物品遭受侵权时，其损失数额的确定可以参考韩国模式，应当以玩家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金钱得出的费用为主，同时综合考虑玩家交易市场的相关成交价格和游戏网站的最初定价，得出虚拟物的实际价值。

三、结束语

网络虚拟财产是公民私有财产的重要内容，逐步实现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是大势所趋。本文充分考虑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建立虚拟财产的侵权法律保护对平衡网络服务商和网络用户双方的利益，填补法律空白，维护弱势网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的和谐稳定，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又快又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5-108；137；367-70.

[2]张凌寒.网络虚拟财产侵权责任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0.

[3]黄震宇.我国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现状及对策[D].上海：复旦大学，2010.

[4]郭英华，林浩.论网络虚拟财产的侵权责任保护——以用户和运营商的法律关系为视角[J].行政与法，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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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中的新闻侵权问题探究 篇4

一、新闻侵权概念界定

新闻侵权,指新闻传播活动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发生的侵害人格权或财产权且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和事实。[1]人格权是自然人或法人固有的、有法律确认的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须具备的人身权利,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财产权则主要表现在著作权方面。

在网络传播中,新闻侵权即新闻传播主体通过广大新媒体平台向大众传播失实新闻、法律禁止传播的内容或者进行不公正、不客观的新闻评论,违反了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侵害了国家、社会、集体、其他公民的合法民事权利,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和事实。

二、网络传播中的侵权现状

(一)网络新闻侵权问题

在网络平台上,人人皆可化为自媒体,对关注的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这在微博的运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一个网络热点的形成,往往是数个大V与千万网友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在传统媒体新闻发布受到审查限制的情况下,自媒体的新闻爆料更易引发全民关注,而传统媒体也乐于转载网络热点事件用以吸引受众。

诸多网络传播活动难免触及法律底线,致使新闻侵权事件频发。网民往往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用以侵犯他人人格权,而权威媒体作为代表拥有专业素养的一方,常常盲目跟风,成为新闻侵权的帮凶。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新闻传播的无序化与碎片化往往造成新闻侵权问责无门,人民合法权益明显受到侵害却无人理会无法可治的现象。

(二)新闻侵权显著类型

新闻侵权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一大显著类型为侵犯他人人格权。以“成都女司机遭暴打”一案为例。2015年5月3日,一段内容为“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公众热议。众多媒体在未对事件始末进行核实的情况下,盲目跟随网络浪潮,发表转载多篇新闻,矛头直指张某的“路怒症”行为,致使张某在网络上遭受痛骂,个人名誉大大受损。

然而4日下午,成都京江公安分局公布了张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公众舆论发生反转。网民开始对卢某进行“人肉搜索”,揭露其众多隐私信息,卢某及其家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在媒体网友广泛参与中,涉案双方的人格权皆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原本一件普通的违规案件经互联网发酵后开启了一场网络“扒皮式”狂欢。所谓的“新闻自由”在案情几经反转过后变为肆意爆料,而如此明显的新闻侵权行为却在广泛的网民参与影响下不了了之。

新闻侵权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另一显著类型为妨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媒介审判”上。著名的“药家鑫事件”便是媒介审判的典型代表。2010年10月,大学生药家鑫在驾车撞伤少女张妙后杀人灭口,被法院判处死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媒体将民众要求处死药家鑫的言论大肆传播,一方面加剧民众的愤怒情绪,而强烈的民意表达又在另一方面为媒体提供报道材料。此时网络充当了民意汇聚的平台,数千万人同时发声,表达自己的强烈态度,形成不能忽视的舆论修罗场,舆论关注点紧随法院判决,强大舆论声势转化为舆论压力,从而造成了妨碍司法正常审判的影响。

(三)网络新闻侵权产生原因

第一,网络新闻的自身弊端。随着自媒体迅速发展,新闻发布的主动权不再单单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多样化网络平台的出现增加了网络新闻的数量、拓宽了其受众面,信息在网络共享过程中难免与公众的权益保护造成冲突。另外,如何在众多碎片化信息中迅速得到真实可靠的信息正逐渐成为网络新闻行业的工作难点。不少媒体因追求快速便捷在未进行核实的情况下贸然转载新闻或者直接抄袭他人新闻内容,侵权新闻层出不穷。由于网络特有的虚拟性与群体效应,网民喜爱采取捕风捉影的方式获取感兴趣的新闻内容,并在新闻传播与评论过程中缺乏责任感与权利意识,对于新闻侵权这种行为也缺乏足够的重视。

第二,网络媒体的价值取向。在网络媒体的眼中,新闻的价值间接等于新闻的点击量,为了争取更多网民的点击,其在对网络新闻的选取中更加偏向于趣味性与猎奇感,这导致许多低俗、色情、标题党、虚假新闻充斥公众视野。而且为了提升新闻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发布速度,新闻工作者在对新闻内容方面的核实效率也大大降低,从而提升了网络新闻侵权的概率。

第三,网络新闻立法的缺失。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成文的新闻法,在网络新闻方面更是缺乏具体的法律条例。新闻媒体和从业者在从事新闻事业中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用以参照以规避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许多民众也缺乏新闻侵权意识,尤其是在面对网络上大范围的新闻侵权事件时,往往选择了忽视,助长新闻侵权的不正之风。

三、网络新闻传播的规范建议

面对网络传播中的新闻侵权现象,笔者有如下几点规范建议。其一,加强网络新闻法制建设。在内容方面,加速制定处理网络失范问题的法律,出台相关惩罚措施,给予权益受损者法律支持;在执行方面,应该尽快组织专门的网络纠察机构,对各种新闻侵权行为进行治理。其二,完善网络新闻监督审查体系。政府加强对新闻传播整体框架的管理与审查;业界对自身严格要求,依法办事,坚持专业的新闻素养与法律素养;公众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监督,提高警觉性,对于失实新闻等侵权新闻进行检举。[2]其三,提升网络新闻传播自律性。这需要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新闻受众等的广泛参与,其在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还要约束自己不去侵犯他人的权益,共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由于网络媒体的自身弊端、价值取向以及立法的缺失,网络新闻侵权事件不断发生,侵害他人人格权,妨碍司法公正。为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舆论环境,网络新闻法制建设迫在眉睫。

关键词：网络新闻,新闻侵权,新闻立法

参考文献

[1]顾理平.新闻法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77.

全国首例网络文学侵权案宣判 篇5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姚国祥、刘开山于1月1日在互联网上开办云霄阁网站后，采用软件通过互联网从起点中文网等网站下载电子书籍，粘贴到云霄阁网站上供互联网用户在线浏览，并通过网站链接广告从中获利7-8万元。

根据侵权作品签订书证实，在云霄阁网站登载的作品中，有1345部侵犯了起点中文网的专有发布权，其中由云霄阁网站批量采集，与起点中文网同名作品内容一致或基本一致，且已由起点中文网提供著作权证明的作品有1339部，

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作出了对侵权人判刑一年半、罚款100000元的判决。

据悉，云霄阁侵权案是去年2月15日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当年全国重点督办的12起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之一。作为全国首例网络文学侵权案，云霄阁网站侵权案以侵犯著作权作品数量之庞大、情节之严重以及判处结果之明朗，为日后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判例。

网络著作权侵权规定的法律规范 篇6

一、视频网站侵权案例分析

2007年4月,土豆网被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原告称被告在未经原告许可且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通过所运营之网站“土豆网”向用户提供电影《疯狂的石头》的在线播放,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电影作品《疯狂的石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5万元。这桩被称为“国内视频网站版权第一案”的官司,在业内和网友中引发了强烈的讨论。而作为第一例影响极大的视频共享网站侵权案,其审判结果必然会为行业同类案件树立一个范例,而对于判词及审判过程中援引法律等问题的审视、反思也会对今后网络著作权的立法、执法起到提供一种思路。

2008年3月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土豆网站侵权案作出如下判决:被告明知会有盗版和非法转载作品被上传至“土豆网”的可能,却疏于管理和监控,导致一度热播之影片《疯狂的石头》被网络用户多次传播而未能得到及时删除,故被告主观上具有纵容和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错。判令土豆网运营商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公司立即删除土豆网上的侵权电影,并赔偿享有该电影网络信息传播权的新传在线(北京)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5万元。①“土豆侵权案”的审判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是否适用“避风港”原则

著作权领域的“避风港”条款最早出现在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ISP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我国2006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的“避风港”原则。《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可见是否适用“避风港”原则的关键在ISP是否“明知或应知”侵权。

目前,各视频共享网站在“隐私和版权”条款中都写有类似土豆网之版权声明,如“本网站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非法转载、盗版行为的发生不具备充分的监控能力。但是一经发现,负有移除盗版和非法转载作品以及停止继续传播的义务。我们对他人在网站上实施的此类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侵权的法律责任概由本人承担。” 但是,“土豆案”一审法院对此声明不加理睬,而且明确强调,被告不能以其已在网站“使用协议”中发布版权声明而对网站上显而易见的侵权行为听之任之。

在土豆侵权案中,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用了“避风港原则”进行抗辩,称其属于网络存储空间的提供者,“土豆网”上所有内容都是用户上传的,一旦有盗版或者侵权其就会予以删除;“土豆网”的审核是计算机按照特征码进行自动识别的,而《疯狂的石头》没有特征码,故不知道该作品涉嫌侵权,也从未收到过原告的通知。在接到起诉状后立即进行了删除,故符合《条例》规定的免责条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审理认为,对于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承担与否的认定,应当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土豆网提供的并不是单纯的网络存储空间服务,实际上是一个影音、视频的发布网站,删除涉嫌侵权作品的处理页面恰恰说明土豆网对上传到网上的作品是有批准过程的,因此被告称无法得知侵权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托词。其次,从常理上来分析,一部电影拍摄所需倾注的人力和财力、涉案影片的热门程度等方面分析,被告作为专业网站理应知晓电影《疯狂的石头》一般不会是著作权人自行或许可他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供公众无偿观看的。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纵容和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过错。另外,法官从土豆网的后台设置分析被告有权利和能力掌握和控制侵权活动的发生,但是用户先后多次发布《疯狂的石头》而未被删除,判断被告主观上具有纵容和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错,不完全具备《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所规定的可不承担赔偿责任之条件。

从判词来看,侵权认定缺乏所使用的多是或然判断。但是,推断理由和结论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让人感觉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适用了双重标准:侵权认定的无过错责任,以及侵权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所谓无过错原则即不论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承担民事责任。从理论上说,归责原则强调的是行为者是否应承担责任的判断依据。“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责任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是否符合责任的构成要件,而归责只是为责任是否成立寻求根据,而并不以责任的最终成立为最终目的。”②

2.属于哪种侵权行为

在土豆侵权案的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主观上具有纵容和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错”。我国法律没有 “帮助侵权” 的专门表述,但是,在司法解释中有引申阐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把“帮助侵权”视为“共同侵权”的一种类型,认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共同侵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合理分配损害,以减少社会危险因素,使受害人处于更优越的法律地位,从而获得更充分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30 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连带之责”的原则,所有的共同侵权人都是必要的诉讼当事人,只有将直接侵权行为人列为被告,才可以对提供帮助的其他行为人提起诉讼。共同侵权责任的创设是为了让有共同侵权行为的人共同承担责任,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诸多的网络侵权事件中,只有网络服务商作为可视的责任人而最终独立承担侵权责任。虽在民事诉讼中可行,但是直接侵权人逍遥法外,网络侵权也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并没有起到改善网络环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即使网络服务商在我国的连带责任中有权在全额赔偿之后继续追究最初侵权人的责任,但是,要想找到版权人自己都殆于寻找的侵权人,还要付出额外代价。这样看来,追偿权只不过是以一种极其合乎规范和程序正义的方式将查找真正侵权人的重负转移给了网络服务商。合法的权利和程序就这样产生了不尽合理的责任、风险转嫁。

二、从“土豆案”看网络著作权侵权判定的法律缺失

在网络环境中,中国著作权法的模糊性和法院解释的不可预测性,给互联网行业发展带来风险和忧惧。中国急需完善法律,营造一个既有利于技术发展,又不能侵犯他人权益的法律环境。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著作权法需要修改直接侵权责任和过失侵权责任,规定更高要求的主观要件的间接责任理论。

1.明确间接侵权、帮助侵权责任

我国现存法律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定义过于简单笼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直接套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规则解决网络侵权中的“间接责任”案件,出现了大量争议。我国《著作权法》没有“间接侵权”、“帮助侵权”的用语,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对于“帮助侵权”,民法理论的解释是:通过提供工具、指示目标或以言辞激励等方式从物质或精神上帮助直接侵权人。帮助侵权的成立,要求直接侵权行为成立且帮助者主观上一般出于故意;但在特殊情形下,如确属对加害行为产生辅助作用,也可承担责任。 ③故意的确定,在侵权法理论上存在争议,学界通常采取折衷主义:行为人应当认识或预见到行为的结果,同时又希望或放任其发生。因而故意之主观状态,包括明知侵权而有意为之直接故意,应知侵权而放任间接故意两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则明确为“明知或者应知侵权”。如何判断“有理由知道”,客观化标准应是以“理性人”或“善良诚信之人”的注意力为衡量标准,故而人们通常担忧课赋技术发展者以较高的注意力要求可能会阻碍技术创新活动。④土豆网侵权一案的判词说:“被告明知会有盗版和非法转载作品被上传至土豆网的可能,却疏于管理和监控,导致一度热播之影片《疯狂的石头》被网络用户多次传播而未能得到及时删除,故被告主观上具有纵容和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原告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错。”显然有失笼统和偏颇。要知道,服务对象将信息上传到服务器,这一过程是自动的,中介服务商并不该知晓信息内容,只有到服务对象将信息上到网络后,服务商才可审查和监控。土豆网虽在辩词中称其审核是计算机按照特征码进行自动识别的,也只能辨别出上传者上传影视作品时用的是盗版还是正版光碟,并不能辨别出上传行为是否违法。那么从用户上传至服务器到服务商应该知道侵权,法律没有作出任何时间限定。这就意味着只要有用户上传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服务商就难脱帮助侵权罪责。这对每天在上传数万或者数十万计,而员工只有几个人的视频共享网站来说,难免过于苛责。因而,法律应该规范当影视作品被存储置于中介服务者的控制之下,中介服务者负有依据“表面合理标准”、在“合理时间”审查信息合法性的事先审查义务。而这里合理判断的标准、合理时间,都需要法律明确标准。

2.考虑到网络著作权的特殊性

从诸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例来看,审判方把网络著作权简单地看作传统版权向网络的延伸,忽视网络的特性,没有认识到正是因为网络技术的存在使得网络著作权具有了不同于传统著作权的特殊性。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常以出版商之注意义务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用户所传的每一个视频都要负有审查合法来源的义务。而其所面对的是开放性和交互性极强的互联网和每秒钟不计其数的信息流量,必然背上沉重的负担。另外,网络服务商非版权专家,即使尽到注意义务,也未必能够辨明作品是侵权之作还是合理使用。忽视互联网的特殊性,就无法从根本上正确解决网络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忽略服务商的工作实际,将使所有站在被告席上的视频网站无可避免的承担侵权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侵权门槛,与发展网络技术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便利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是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①《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发搜网。http://www.fsou.com/html/text/fnl/1175

367/117536773.html

②李永军:《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③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91

④梁志文:《论版权法之间接侵权责任——以<网络信息传播权条例>为中心》,《法学论坛》,2006.5.104

浅议对网络侵权的法律规制 篇7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它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中的各种侵权行为又对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网络侵权,顾名思义是指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网络侵权和传统侵权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网络侵权仍然具有很多很多特殊性。首先,与传统侵权相比,网络侵权的侵权人和受害人数往往很大,一旦发生网络侵权,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其次,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会导致网络侵权的取证困难,网络中存在的数字化信息不存在连续性,对网络信息进行修改和删除难以被发现和鉴别,这样使得网络上获得的证据缺乏原始性,从而使证据的质证能力大大地被降低了。再次,网络侵权案件难以确定司法管辖。传统的侵权案件由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但是互联网使得全球的计算机和网络成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独特地网络空间,一个侵权行为往往会同好几个地点发生联系,物理位置在网络空间中几乎丧失了意义,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得传统管辖权的基础在网络空间中很难适用。

如前所述,网络侵权由于其特殊性使得现有的法律对其进行规制变得很困难,然而在现今的情势下对网络侵权行为进行法律干预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如何有效地对网络侵权进行遏制以维护互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1 网络侵权是否需要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制

由于网络侵权和传统侵权相比具有很多特殊性,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制网络侵权行为。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虽然网络侵权行为有着许多特殊性,但是与传统侵权相比,其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与免责事由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首先,从归责原则角度来看,一般网络用户在网络侵权中无论是信息上传者还是信息传播者,都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在众多网络侵权类型中,除了网络著作权侵权采用无过错标准,但是这仅是从知识产权性质的角度提出的,与是否是网络侵权没有关系。网络服务经营者在网络侵权中的归责原则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此类案件仍然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可见,在网络侵权责任中,无论是自己的责任还是第三者责任,均以过错为归责基础,和传统侵权相比并不存在特别的地方。

第二,从构成要件来看,网络侵权的典型构成要件和传统侵权一样,都是由违法行为、过错、损害结构以及损害结果与过错之间的因果关系构成的。在网络侵权责任中,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和网络侵权的多样性是交杂在一起的,使得确定违法行为很困难。但是,这不能妨碍网络侵权责任的承担仍以违法行为的确定为前提。

由于互联网相对于传统社会的特殊性,以及从保护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出发,在受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违法行为难以确定时会采取侵权行为的推定,但是,这和传统侵权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过错,在网络侵权中,虽然对网络服务商第三者责任认定的主观过错要求有特别之处,但是这仍然属于过错责任。在损害结果上,网络侵权损害赔偿仍然以损害为前提,虽然某些网络侵权损害不会造成实质上的损害结果,但是传统侵权也只是以损害责任为中心,并不限于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因果关系,网络侵权中因果关系的特殊性仅表现在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方面。国家出于保护互联网表达自由和互联网核心价值的考虑,不会像传统侵权中某些特定情况下采用因果关心推定归责,但除此之外,网络侵权并无特别之处。

综上所述,网络侵权和传统侵权相比,在某些地方的确存在差别,但是本质上网络侵权仍然可以归于传统侵权的一种。调整传统侵权的法律也仍然可以调整网络侵权,只用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针对网络侵权的特殊性发布若干司法解释配套即可,而不用再针对网络侵权制定一部另外的法律。

2 网络侵权发生后,如何确定司法管辖

依据传统的管辖理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一定是和当事人相关的某些因素,而这些根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因素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可以被确定;二是该因素与法院管辖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是“网络侵权”这一侵权类型却使传统管辖基础产生了动摇。

首先,互联网是一个开放性的全球系统,没有明显的边界。人们在网络上借助于数字传输可以在世界上任何有网络覆盖的地方传播信息和交流,而无需发生空间上的位移变化。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司法管辖的区域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如何在虚拟空间中划定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域是传统管辖基础理论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某一特定的法院对于数字传输的管辖究竟是涉及全过程还是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或数个环节,对于划定管辖区域来说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除少数特殊情况外,遵循的是“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但是在网络侵权中,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人在互联网上大多无需经过真实的身份认证,对行为人的住所地的确定有很大的困难。同时,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被告和原告往往相距千里,甚至有很多是跨国的侵权行为,这样一来使得适用“原告就被告”变得很困难,而且一旦适用,不仅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也有损国家的司法主权。

最后,网络侵权以数字传输为手段,一个网络侵权行为往往具有阶段性和复制性。这使得一个网络侵权行为不仅会涉及到多个侵权环节,而且在多个网络设备中发生相应的影响。因此,在网络侵权案件中,确定侵权行为发生地、发生时间和损害结果产生地、损害结果发生的时间的确定变得很困难。

正是因为存在着上述的挑战,学者们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很多理论,比如网址管辖基础理论、取消侵权行为地作为识别因素的理论、技术优先论、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论、最低限度联系论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都针对传统管辖基础理论在面对网络侵权出现的不适应做出适应和变通,但是有些理论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和考虑不周的地方。在以上这些理论中,原告住所地管辖有着很大的合理性。因为像网址、服务器所在地、终端设备所在地等都存在不稳定性而难以确定。从保护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和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出发,有必要将原告的住所地确定为司法管辖的基础。而当原告所在地法院不方便管辖时,再依照侵权行为地(依照计算机终端盒ICP服务器确定)来确定司法管辖。

3 扩展部门法的适用范围

和传统侵权一样,网络侵权行为侵犯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格权、知识产权等各种权利。由于网络侵权手段、对象等因素的特殊性是很多部门法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司法解释来拓展部门法在网络侵权方面的适用是十分必要的。比如,我国的《著作权法》在颁布时,我国的网络尚处于萌芽阶段,对网络侵犯著作权没有做出规定,但是随着这一类案件日渐增多,面对紧迫的形势,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21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地;将数字化作品纳入了著作权保护范围,明确了数字化传播史作品的使用方式之一;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这一司法解释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操作性依据,对保护网络著作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网络的日渐普及,网络侵权行为涉及的范围会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根据各个时期出现的新的情况,及时地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使得网络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促使它走向健康和规范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只有通过完善法律来使网络世界变成一个自律、节制的健康社会,从而促进互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它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中的各种侵权行为又对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侵权,法律,规制

参考文献

[1]杨立新.网络立法的现状与思考[J].北京: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篇8

一、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地位的认定

陈明涛学者在其著作《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责任研究》中提出, 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地位应是卖方与合营者。他提出了以下理由佐证自己的观点。其一, 网络平台提供商提供平台给卖家出售商品, 也是在直接参与网络交易过程, 此时, 网络交易平台的地位类似于卖方或者卖方的合作者;其二, 部分网络交易平台也直接进行网络交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营”, 这时候, 网络交易平台也是卖方。陈明涛学者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提供平台交易服务的行为认定为是网络交易平台作为卖方或者卖方合营者参与交易的观点是错误的。笔者认为, 其一,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只是向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平台, 并不直接参加交易; 其二,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不直接管理出售的标的物, 因而, 其对标的物的质量瑕疵等问题不承担责任。其三,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不仅为卖方提供服务, 它是为双方提供平台, 陈明涛学者认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为卖方或者卖方合营者有失偏颇。

吴桂仙学者则赞成柜台出租者说。他认为, 网络交易平台类似于生活中的商场, 那么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则是柜台出租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向卖家收取一定的注册费用并且有的平台对每一笔交易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笔者认为, 收取费用并非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向卖家提供网络柜台, 而是向卖方提供了一定的服务。如果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看作是柜台出租者, 那么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就要履行监管义务。实际上, 网络交易平台非常庞大, 网络平台提供商无法像生活中的商场一样进行管理, 更无法对柜台承租人的商标侵权行为进行追究。吴桂仙学者没有客观考量网络服务平台提供商的监管能力, 柜台出租者说不具有可实践性。因此, 法律不能将柜台出租者的监督义务强加给网络服务提供商。

笔者认为, 网络交易平台的运营模式决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是网络中介服务的一种。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网络交易平台被认定为网络中介服务的提供者。综上所述,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商标侵权责任也必须在网络中介服务商这一法律主体框架内讨论。

二、网络商标侵权判定标准

张智勇学者在其文章《网络环境下商标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中提出, 网络商标侵权应具备四个要件, 由三个必要条件和例外情况组成。三个必要条件分别是主观上具备恶意、出于商业目的和商标使用者的行为足以对消费者造成混淆。当然也包括例外情况, 主要包括非商业网址上的非商业使用、基于言论自由使用和其他。张智勇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 张智勇学者的提出的判定标准, 可以清楚的表明判定为侵权的相关要件, 简便易懂。此外, 将例外情况的合理使用划定一个范围, 可以减少争议; 再次, 避免各学者对于相关判定原则的适用意见不一, William E. Ridgway就提出禁止商标权滥用原则, 以防商标权人滥用法律赋予的工具而不受惩罚, 同时也会使“侵权人”无辜受罚。当然这种判定标准也存在不足———在责任追究上存在漏洞。故笔者不赞成这种判定标准, 在设定新判定标准或者调整旧的判定标准时应综合考虑。

三、网络交易平台的责任认定

美国商标保护中尚未对网络商标服务商标侵权规定统一的判定标准。目前主要是应用在判例中逐步形成的商标“间接侵权”规则制度, 以及借鉴《美国千禧年数据版权法案》中的“避风港规则”和“红旗规则”。笔者认为, 美国目前对其责任认定是依照相关判例和“兜底条款”做出的,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在定罪量刑或者追究责任的时候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原则或者法律法规为标准。故美国参照“兜底条款”的可以借鉴, 但是其参照判例的方式不适合我国国情。

欧盟国家主要是依据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颁布的《关于内部市场中与信息社会的服务, 特别是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千法律问题的指令》, 该指令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限制。笔者认为, 欧盟对于责任的明确限制能够更好的明确各方的责任义务, 维护好各自的利益。这也是美国Tiffany诉e Bay商标侵权失败而爱马仕诉e Bay商标侵权成功的原因所在。但是欧盟规定责任限制内容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不能一一穷尽禁止, 所以, 我国在立法时也应注意该项。

美国和欧盟都对“避风港原则”的适用设定了前提条件,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网络服务商滥用该原则规避自己的责任。我国网络商标侵权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依据《商标法》的第52条, 但这种侵权行为的主体为商品经销商。商标侵权人侵权的目的在于获得利益, 侵权产品售出后才能获利, 此过程中必然有网络服务中介商的参与。但第五款是兜底条款。并没有明确出网络中介服务商的责任。目前, 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对于网络中介服务上的侵权责任认定应是间接侵权责任。

徐璐学者通过国内外的立法与司法经验的比较分析, 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商标领域的“避风港原则”, 为其增加适用前提, 对一些关键概念进行解释。她认为采取新型商业行为的平台经营者已经改变了其“中立第三方”的性质, 因此不应该适用“避风港原则”而得到贵任的豁免, 应该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标准的制定则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以及平衡好各方主体的利益。

不管是国外的法律责任认定还是国内的学者观点都不能完整全面的提出网络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标准。笔者认为不是简单的修改法律或者设置原则适用前提、明确关键词意思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依据我国基本的侵权判定原则———过错责任原则, 结合网络服务商的类型和实际侵权程度去判定。

四、总结和建议

对于我国而言,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舶来品, 所以要一边创新实践一边完善立法保护。对于商标权的保护, 更是如此。针对我国国情, 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 完善立法。包括完善商标保护的侵权类型和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 促进商标保护体系的完善。

其次, 明确特殊规则下商标的使用限度。包括两项指标: 一是发挥了指示作用; 二是获得一定的利益, 如经济获益或者销售额上升。

最后, 明确网络服务平台的侵权责任的具体分类。目前市场上的电商形式不断翻新, 通过法律固定某几种形式的侵权不一定能适应所有的需要, 因此, 在实践中, 要不断更新其相应的形式。

依照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 单靠商标法的调整修改并不足以确保商标制度的高效运行,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 市场主体获得追求长远利益的利益的激励, 诚信经营成为主流的市场理念和企业文化, 商标法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明涛.网络服务提供商版权责任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111.

[2]吴桂仙.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定位[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6) :47-50.

当前网络游戏中的侵权问题初探 篇9

从游戏理论上讲, 游戏是人为设计的情景, 旨在容许多人同时参与他们自己团体生活中某种有意义的模式。同时, 游戏是传播媒介。游戏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传播, 它的目的完全赖于群体的互动, 传统游戏强调合作, 古代社会和无文字社会自然把游戏看作是活生生的宇宙戏剧模式, 竞技者绕圆形跑道奔跑, 观众带着宗教般的热情观看。正是这种集体的通俗艺术形式, 造就了严格的程式。传统的游戏中, 人们都应该是真实的, 因此他们的身份是不可以转移的, 固定的, 这种真实的活动需要付出真实的情感, 因此得到了人们的格外重视。

游戏是人的延伸。任何游戏, 正像任何信息媒介一样, 是个人或群体的延伸。它对群体或个人的影响, 是使群体或个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实现重构。实际上游戏就是人的“本能”和“本我”的延伸。网络游戏就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行为”, 网络游戏没有特定的观众与竞争者, 二者的界限十分模糊。无论是在人山人海的“剧场”, 还是在孤芳自赏的“舞台”, 演员都可以在表演。没有观众或者观众已经消解在网络中, 这样的网络游戏是在一些身份虚幻、镜象破裂的主题之间展开的。

二、使用互联网游戏外挂侵权问题

对于玩家而言, 外挂就是加速, 瞬间移动, 复制金钱装备, 自动练级, 自动加血, 甚至可以修改游戏中的任务属性值。但从技术角度而言, 外挂就是指独立于主游戏程序之外的显示某种功能的模块。通过外挂, 外挂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可以侵入游戏进行作弊, 一个刚出道的游侠可以大大缩短练级时间, 在较段的时间内拥有极品装备, 达到更高的级别。从游戏自身的规则而言, 外挂打破了虚拟世界中的平衡性, 拥有外挂者影响更多的玩家去获取外挂, 游戏不再成为玩家的游戏, 而是外挂制作者的游戏, 外挂的游戏。

外挂横行的背后仍然遵循着利益的法则。外挂的制作者不再象最初那样, 仅仅是为了追求在游戏这一虚拟世界中的辉煌, 更多的是关注现实世界中的利益。有许多外挂制作者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室, 给自己的外挂设账号和密码, 要玩家交费使用。而游戏运营商有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不愿真正去打击外挂, 因为打击外挂意味着玩家的减少和利益的削减, 因此只是口头上提提而已, 再加上立法不健全, 外挂制作成了合法化, 外挂制作者和转播者更是肆无忌惮。目前几乎所有的网络游戏流行的外挂程序都包含有用于盗窃用户账号和密码的“木马”程序, 更甚至者直接出售盗窃来的账号, 更经常偷盗和出售这些账号中具有很大价值的极品装备或宠物

2004年5月8日, 网星公司开始以“绿色网络游戏新世界”为主题的打击外挂系列活动。7月9日第三波、目标、清华同方、欢乐时代、亚联等六大游戏厂商在《中国主流网络游戏厂商反外挂联合宣言》上签名。这一切代表着反外挂行动的开始, 而反外挂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绝不是几个游戏商的联合签名, 几家每体的造势就能从根本上解决, 必须聚集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打击外挂才能加以制止。

当务之急的是加快法律完善的步伐, 赋予打击外挂行动法律上的依据。对于制作外挂程序的可以依据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加以制止, 因为外挂程序本质上是一种程序且侵入原软件程序, 而任何非经软件版权人许可加以复制, 修改, 侵入原软件程序的行为均构成侵权。对于传播外挂者构成间接侵权,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购买外挂者, 其行为理应不受法律保护, 是不正当交易行为。但是这些也存在一些法律上需要更进的问题:一是部分外挂并非运行在游戏客户端上, 而是运行在WINDOWS平台上。二是外挂程序多是PC机用户个人安装的。三是有些外挂并不直接修改游戏服务器的数据库, 很难认定其对游戏数据库构成侵权。

其次就是依据技术, 加强对外挂屏蔽措施, 建立监察, 防范网络系统, 严格封堵外挂, 对于使用外挂者的账号即使查封。短期情况下, 网络游戏方面的法规还难以健全, 玩家的法律意识也不强, 依据法律打击外挂工程也很浩大, 费时费力。因此利用技术保护作为网络游戏法律保护的代替物打击外挂是应急之举。

目前, 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对此类引发的纠纷加以明确规范。但在美国, 韩国等游戏大国, 这一领域的立法工作已被逐渐重视。据悉, 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工商总局、公安部等部门今日开展行动, 将“外挂”的智力纳入整顿规范时常经济秩序和“扫黄”“打非”的部署, 坚决予以打击。但是, 也有玩家提出, 如今“外挂”泛滥, 大面积打击必然流失大量客户, 对游戏时常也有沉重打击, 因此, 何不将不合法却有广受玩家喜爱的“外挂”, 转变为一种合法、公平的辅助程序, 变为“内挂”呢?

三、联网游戏中“虚拟财产”的保护问题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的玩家所控制的账号 (ID) 项下, 所记载的该ID所拥有的网络游戏中的“宝物”、“装备”、“等级”等可变的参数。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可修改。随着玩家参与网络游戏的时间和投入, 该ID的相关参数是变化的, 这正是网络游戏的乐趣所在和网络游戏得以被玩家接受的本质原因。二是可交易。正是由于这些参数是可以被修改, 因此可以交易、转让、过户, 就像现实生活中交易房屋一样, 通过过户使得一个ID的指数添加到另一个ID。三是与金钱挂钩。这个参数与玩家投入的资金, 时间有关。既可以通过委托其他玩家练级的办法提高登记, 也可以直接购买其他玩家的装备, 还可以自行从网络游戏中获得。四是可量化。基于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交易不利于网络游戏的公平竞争, 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倡的合法致富的就业途径, 因此被认为是非法的。但网络游戏相关装备的价值还是可以量化的, 正如毒品交易是非法的, 但毒品的价值是可以评估和量化一样。举《传奇》游戏为例, 一个初学者要修炼到38级, 花费共计约数千元, 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虚拟财产是网络游戏虚构出来的财产和物质。进行网络游戏, 现在普遍的做法是, 玩家下载游戏的客户端后, 可以登陆到营运商的服务器, 用购买的点卡换成游戏时间进行游戏, 而营运商以出售点卡的收入为利润来源。因此, 玩家所购买的其实是经营商的服务而非游戏产品本身。双方形成了服务和消费关系。但是, 网络游戏与传统服务行业并不完全相同, 玩家在游戏时可以不断升级虚拟角色的身份, 获得虚拟财产并以此为游戏主要目的。网络游戏的另一个特点是, 虚拟角色的身本和虚拟财产是可以持续保存的, 即使玩家下线后, 经营商仍在其服务器内保存玩家的数据资料。玩家在接受营运商服务时,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营商在玩家游戏时间内, 提供符合一定要求的网络和技术环境服务。如果其服务质量没有达到其承诺或法律所规定的标准, 则应向玩家承担响应的赔偿责任。国内的网络游戏业, 虽然在这方面还没形成成熟的行业规范和标准, 但是仍可以接见传统的服务业规则, 将玩家购买的点数视为预付款来处理。二是运营商应当合法保存玩家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和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虚拟财产的数据。

虚拟财产归谁所有?网络游戏终止运营或者因运营商的原因, 导致虚拟财产数据的灭失, 游戏运营商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 虚拟财产是完家在游戏中取得的, 其取得方式与状态由游戏的规则所确定, 属于游戏内容的一部分, 因此其所有权属于营运商, 而玩家只有使用权。另一种观点认为, 这些虚拟财产、经验值等是玩家通过自己努力取得的, 而经营者只存储这些数据, 所以虚拟财产的所有权是属于用户的。笔者认为, 虚拟财产虽然产生于特定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 并且通常只能存储在服务器上, 但是虚拟财务的产生和变化并不由营运商控制, 而是玩家在接受营运商服务时, 由特定行为产生的结果, 具体虚拟角色和财产的种类和数量, 则完全取决于玩家自身的活动营运商知识提供游戏时段的服务及相关的保管工作。从这个角度考虑, 虚拟财务的所有权应当归属玩家。而营运商知识在服务器上保存这些数据, 并且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的权利。这样的规定, 有利于保证游戏的稳定性, 规范营运商的行为和保护玩家的合法权益。

虚拟财务的价值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营商官方价格。很多运营商为了提高利润而推出了出售虚拟刀具和财物的活动。既然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的虚拟财产具有显示财产价值, 那么, 在游戏运营商因故终止游戏, 或者将这些数据丢失了, 运营商就应当向玩家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对于网络游戏因故终止的赔偿, 现在通常的做法是, 在游戏结束前, 运营商向所有玩家同意提供若干免费的游戏时间。这种统一的解决方法, 并没有体现出运营商对玩家个体的赔偿责任。更重要的是, 免费的游戏时段, 仅仅给玩家提供了补偿预付款失效时段的游戏服务, 而对玩家因虚拟财产的丧失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则没有补偿。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游戏玩家的合法权益。

我国的法律在这方面较滞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没有对玩家虚拟财务的数据资料做出规定, 玩家对虚拟数据的权利也不属于《消法》所规定的九项消费者权益中的任何一项。玩家想要维护自身对虚拟财产的权益往往无法可依。因此, 随着网络游戏的迅速发展, 以及游戏营运的变化、终止事件的不断发生, 在法律上如何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各方的行为, 保障玩家的合法权益, 已经成为立法界期待解决的问题。

摘要：网络游戏在全球受到普遍的欢迎, 根据业内人士介绍, 网络游戏可能是IT业内唯一盈利的机会。根据美国专门研究电子游戏状况的DFC情报公司发表的预测报告, 到2006年, 全球上网玩游戏的人数将从目前的大约5000万人增加到1.14亿人。根据世界数据公司的研究, 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直接产值近10亿元人民币, 比2001年增长187.6%, 游戏用户超过1200万人, 电信业务因网络游戏产生的直接收入高达68.3亿人民币, IT行业由网络游戏产生的直接收入达32.8亿人民币。2003年中国网络游戏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人民币, 用户超过2000万。网络游戏正成为互联网行业中重要的赢利点, 然而, 几乎伴随着网络游戏成长的同时, 种种法律困惑也应运而生, 传统民法理论受到时代的挑战。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篇10

本文中明星名人是指由于知名度而其言行获得大众关注, 也需要公众关注而提升自身价值的一类公众人物。他们获得的关注度主要来源于大众的个人兴趣, 包括娱乐明星、体育明星等。

司法实践中容易受到限制的明星名人人格权个有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笔者认为明星名人有一定的知名度, 已经将姓名与肖像公之于众, 因此只要不是未经允许的商业使用, 当事人都应该对此表示宽容[1]。比较有争议的是前两者, 也是本文将主要阐述的内容。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

(一) 概述

由于明星名人的个人行为被社会密切关注, 所以他们很容易成为新闻的主人公, 媒体为了博人眼球, 会采用一些制造悬念、夸大事实等方式报道, 这就与明星名人的名誉权产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按照普通人名誉权的保护方式保护明星名人的名誉权, 他们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丧失利益。但是如果放任大众对明星名人的任意批判, 又会导致他们的社会评价受到损害。[2]

(二) 新闻报道严重失实

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件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创设了“真实恶意”原则, 即“禁止公务员就有关公务行为而为的诽谤性不实陈述请求损害赔偿, 除非证明该项陈述系有真实恶意而为之, 即明知其陈述为不实或轻率地不顾是否真实”[3]这项原则也可以被扩大到明星名人的领域。在我国的经典案例“某某诉某报业集团案”中, 某报业集团报道某某涉嫌参与赌球, 后来查明事实之后又增加了报道, 澄清了某某赌球的事情。某某认为其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而将其告上法庭。这个案件的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被告作为新闻媒体, 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 行使其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 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 并无不当。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 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 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4]这与“真实恶意”原则非常相似。笔者认为, 我国可以借鉴“真实恶意”原则, 即当明星名人认为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时候, 即使言论与事实不一致, 只要被告能够证明自己有足够多的理由误解此事为真, 并非恶意伪造事实侵害明星名人的名誉权, 即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

(三) 公众批评

明星名人的着装相貌、说话方式等行为很容易招致批评, 而这样的批评是否会侵犯明星名人的名誉权呢?笔者认为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就不能算是侵犯名誉权:1、是明星的公之于众的行为;2、这样的批评并非恶意诋毁。评论是充满主观色彩的, 并不会影响普通大众对明星名人的评价, 就谈不上侵犯名誉权了。

三、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

(一) 概述

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眼球, 得到独家新闻, 会采用很多方式挖掘明星的生活, 稍不注意就会侵犯到他们的隐私权, 这样就产生了冲突。明星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的一种, 其隐私权也要受到限制, 以维持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二) 隐私权的限制

笔者认为, 明星名人放弃的隐私权的成立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事物。明星的一些影响社会风气的言行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媒体报道明星名人的此类事件, 可以对明星的道德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 让其行为得到公众的监督, 起到对社会道德的导向作用, 因此不能算侵犯隐私权。

2.有新闻价值的事物。此类事件一般是比较重大的事情, 明星名人靠关注度实现价值, 因此在有新闻价值的事物上也应该放弃一部分隐私权。

3.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行为。有一些行为过于越界而是当事人及社会大众所不能容忍的。例如在家中装摄像头等行为, 即使是拍到非常有新闻价值的内容, 也是侵犯了隐私权。

四、我国现阶段的情况

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都属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也是四要件说。但是我国并没有法律明确的指出明星名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名誉权与隐私权的限制。

五、立法建议

(一) 名誉权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借鉴“真实恶意”原则, 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即使报道与真实情况不符, 被告能够举证说明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其报道的就是真实情况的, 即可以免责。但是在引进的过程中要慎重, 应当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来解释“真实恶意”原则的含义, 以免造成滥用而导致明星名人的名誉权得不到保障。

(二) 隐私权

同样明确规定明星名人隐私权的免责范围。如上文所述的三个要件, 新闻报道的是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事物、有新闻价值的事物、报道过程是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行为。满足此三个要件, 媒体可以主张免责。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与保护[J].中州学刊, 2005 (2) .

[2]杨士林.“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解决机制[J].法学论坛, 2003, 18 (6) .

[3]王泽鉴.人格权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篇11

我国已于201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销售市场，网络零售交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网民总数为6.88亿，其中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4.13亿，占网民的比例上升为60%。网上购物因其方便快捷、价格优惠等特点而深得消费者青睐，同时也推动网络电商的蓬勃发展。但实践中，网络涉及商标侵权特别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诉商标共同侵权的案件层出不穷，如何保护商标权利人的利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即电子商务平台方和实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相关各方的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司法实践中网络著作权领域中的相关规则相对较为完备，在涉及网络商标侵权时，能否将著作权领域中的相关规则直接适用到商标领域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对网络著作权领域中的“避风港”原则能否在网络商标共同侵权案件中适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明晰不同领域的行为规则。

一、“避风港”原则是什么

严格意义上讲，“避风港”原则不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概念。但其却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实务界广为知晓且广泛使用的概念，恰如“知识产权间接侵权”。“避风港”原则可追溯到美国DMCA第512（C）条款。该条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并为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仍然不能就此判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帮助的侵权责任。因为，法律在设置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同时还设置了责任免除的条款，也就是网络著作权领域习惯称为“避风港”原则。研读“避风港”规则可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晓或意识到该侵权行为的存在后，“迅速删除了该侵权材料或者屏蔽了对该侵权材料的访问”，也就是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了侵权的继续扩大，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主张进入“避风港”，从而免除其赔偿责任。由此可见，“避风港”原则应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免除侵权责任承担的条件。

我国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分散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多个条文中，一般认为执行了“通知删除”（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十五条）程序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主张进入“避风港”。同时，《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还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例如第二十二条针对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等。此外，《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知相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权利人提交通知的形式，通知的准确程度，采取措施的难易程度，网络服务的性质，所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数量等因素综合判断。上述涉及到“避风港”原则的规定均体现在网络著作权领域，从上述规定内容的发展及司法实践来看，“避风港”原则在网络著作权领域已经更多地转化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判断要素。

二、商标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

关于商标共同侵权，《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由此可见，《商标法》对于共同侵权的主观过错要求是达到“故意”的程度。故意，是行为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它发生或者听任它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故意的主观要件应当包含明知侵权行为和欲求行为后果两个要素。此外，“重大过失”是否可以等同于“故意”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争议，但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应知”纳入“知道”的范畴。《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第二条规定《侵权责任法》适用于侵害商标专用权，即前述《侵权责任法》三十六条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对商标共同侵权的判定。该条将网络著作权领域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引入到整个网络侵权领域，为“避风港”原则在网络商标侵权领域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比较《商标法》与《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共同侵权的过错判断可知，两者存在“故意”与“知道”之别。关于《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知道”，实践中一般掌握为“明知”和“应知”两种情形。在“应知”视为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的理论下，《侵权责任法》与《商标法》在规定共同侵权时的主观要件一致。从法律适用上讲，根据《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九十二条规定可知，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商标法》与《侵权责任法》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前者属于特别规定而后者属于一般规定，前者是2014年5月1日施行，而后者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因此，无论是从“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角度还是从“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的角度来讲，在网络商标侵权领域都应该适用《商标法》，即在判断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商标共同侵权时掌握的主观过错要件应该是“故意”，即主观上应为明知的状态，至多包含重大过失，即将“应知”纳入规制的范畴。

三、“避风港”原则在网络商标共同侵权中适用的探讨

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诉商标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作为平台提供方，类似于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直接侵权方为实际经营者。这种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否主张避风港原则？从商标共同侵权的判断标准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构成与实际经营者共同侵犯商标权须要具有主观故意的要件。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免责条件（即“避风港”原则）要求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由此可见，著作权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进入避风港的条件比较严格，在主观状态上已经严于《商标法》对于共同侵权的要求。因此，在满足该条规定的免责条件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当然可以主张其不构成商标共同侵权。

网络侵权法律问题 篇12

(一) 竞价排名的概念

竞价排名, 是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利用关键词进行的一种推广服务。具体做法是: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和想投放广告的竞价者签订协议, 由竞价者选择注册一些关键词, 并且提供竞价企业的网址链接。搜索引擎服务商利用相应的网络技术把这些关键词和企业网址联系起来, 并在搜索结果中对这些网址链接进行排序。一般来说, 这种排序是由竞价者对关键词点击的付费高低来决定的, 如果同样的一个关键词被多个竞价者注册了, 则对这个关键词付费高的竞价者的网址链接就会排在付费低的竞价者的网址链接之前。

(二) 竞价排名的特点及作用

竞价排名的基本特点是按点击付费的商业运作模式, 也就是说, 网络连接被网络用户点击的次数乘以竞价者对每个关键词的出价, 就是搜索引擎服务商最终对竞价者收取的费用。这种收费模式是依照点击效果来进行的, 没有点击就不会收费。

竞价排名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首先, 决定一般搜索结果的因素有很多, 变量也大, 企业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维持网站的更新和优化, 如果使用一般搜索, 其推广作用显然是有限的, 无法起到长期的宣传效果, 而影响竞价排名的因素比较单一, 最主要看竞价者出价的高低, 其宣传效果比较有保障。其次, 使用竞价排名而得的搜索结果会排在一般搜索的前面, 会使网络用户产生一种和其检索内容高度相关的感觉, 更加能够引起网络用户的关注和点击, 可以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潜在用户。

二、竞价排名中的商标合理使用与侵权责任承担

(一) 竞价者责任

直接侵权是指既没有商标权人许可, 也缺乏合理使用等法定的免责理由而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相同的或近似的商标, 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的行为。竞价排名中, 竞价者是竞价排名服务的使用者, 关键词是由竞价者自己选择的, 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更改。在搜索界面出现的网络链接是竞价者设计的, 并且会链接到竞价者自己的网站。竞价者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在竞价排名中使用他人商标, 让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有更多的机会被公众熟知和了解。因此, 在竞价排名商标侵权中竞价者构成直接侵权, 是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 享有了侵权利益, 竞价者必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 搜索引擎服务商的责任

商标法上的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本身并未直接从事侵害他人商标的行为但却教唆、引诱他人直接侵权, 或者对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提供实质性帮助。在竞价排名服务中, 对于搜索引擎服务商来说, 其自身从事的是服务只是为竞价排名者提供一个展示网页链接的平台, 自己本身并不从事与关键词中使用的商标相同或类似的服务。在竞价排名的过程中, 真正使用商标的主体是竞价者, 导致公众产生的混淆的客体是竞价者的商品或服务, 搜索引擎服务商不可能构成直接商标侵权。但是搜索引擎服务商为竞价者的具有侵权行为的广告提供了空间和平台, 甚至将侵权者的网站链接优先显示, 为竞价者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和帮助, 构成商标的间接侵权。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竞价排名的商标合理使用与侵权及完善建议

在我国新修订的《商标法》中, 首次明确了什么是商标使用, 提出了混淆的概念, 也提出了间接侵权。但由于新修订的商标法还未实施, 缺少司法实践, 而且对竞价排名中使用商标的行为, 并没有像域名使用那样有明确的法律约束, 各个法院的判断标准不同, 致使做出的判决也不尽相同。而且在判断混淆的可能上, 我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 所以有必要借鉴他国的实践, 充分考虑商标的显著程度;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竞争性;是否有实际混淆的发生;被告在使用商标时是否具有恶意;被告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专业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商标法》对于搜索引擎服务商的责任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相关空白只能用《侵权责任法》来规范, 这也是《商标法》应当完善的地方。

摘要：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网络搜索竞价排名的商标合理使用与侵权问题判断标准不一, 我国更是没有有效的法律手段规范网络搜索竞价排名中的商标的合理使用与侵权问题。这就使得网络搜索竞价排名提供者和使用者无法明确的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司法工作者也没有统一的法律标准来衡量网络搜索竞价排名中的商标的合理使用与侵权问题,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一问题, 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有效解决网络搜索竞价排名中有关商标的合理使用与侵权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搜索,竞价排名,商标合理使用,商标侵权

参考文献

[1]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2]骆以云, 苏星星.“竞价排名”案件的相关知识产权法理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10, 8 (619) :115.

[3]刘文琦, 刘琰.关键词广告中搜索引擎服务商的商标侵权责任——以中、欧、美比较法研究为视角的分析[J].电子知识产权, 2012.11.

[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5]陶鑫良.知识产权基础[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