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税收征管体系（共4篇）
现代税收征管体系 篇1
2015 年3 月,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 随后国务院下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40号) , 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互联网+”是知识社会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 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 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国家税务总局王军局长指出“:不热情拥抱、主动融入‘互联网+’, 税收工作就没有希望, 也没有未来, 税收现代化更是无从谈起。”探索研究“互联网+”与税收治理的契合点及影响力, 实现从税收征管到税收治理的创新发展与自我变革。
一、从税收征管改革到税收治理的发展历程
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筹建立法、停滞调整, 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合理分配、法制完善,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税收现代化目标确定几个阶段。简要回顾税收征管发展历程对于清醒认识当今“互联网+”浪潮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中国税法的建立及税收征管起步阶段
“一五”时期, 可视为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的起步阶段, 提出了“保障需要、简化税制、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1950年初政务院发布通令《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 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成为当时的基本税法。我国在这一时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财税管理体制, 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多税种、多次征收的新的复税制, 逐步建立起了新中国的税收征管制度。
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 我国税收管理改革进入停滞阶段, 非税论的管理工作被人为地弱化, 税制被一味地简单化。1975年修改后的《宪法》取消了1954 年第一部宪法中仅有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税收条款, 成为世界上极少数完全无税收内容的宪法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82年《宪法》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税收条款“。非税论”思想禁忌被打破, 税收的作用得到人们的重新评价与重视, 税法体系的改革也逐步展开。1986年, 国务院发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我国税收管理有了独立、统一的行政法规, 此举被视为我国税法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税收管理开始走上了法治的轨道。1991年, 国家决定正式在全国推广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 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和税务代理的试点工作随之进行。
(二) 分税制改革推进税收法制建设的完善阶段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地不断深化, 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和改革目标的认识更加明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按照“统一税法, 公平税负, 简化税制, 合理分权, 理顺分配关系, 保障财政收入, 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国建立了流转税法以实行全面的增值税为核心, 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 合并修改《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所得税法》的新一轮全面改革, 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标志着我国税法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力地保障新实体税法的实施。为适应分税制管理体制要求, 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 将全部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及中央地方共享税, 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税务总局提出了“促进征管查相协调, 专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 全面强化管理”的治税思路, 税收征收模式由税务人员上门收税转化为纳税人申报纳税, 各级税务机关相继配备大量的计算机设备, 地区性的征管局域网初具规模, 金税工程也开始试运行。2001年《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修订, 进一步明确依法治税工作任务, 税收法治建设步入快车道。
(三)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后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 对深化税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也为全面推进税收现代化, 更好发挥税收在服务发展大局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税收制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和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2014年, 中央审议通过的《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是在巩固深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成果基础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 对下一步税收体制改革和税收现代化建设明确了路径要求。
税收征管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也从更深层次、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影响国家治理。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加快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的要求也更为迫切。税务总局提出了“建立完备规范的税法体系、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优质便捷的服务体系、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稳固强大的信息体系、高效清廉的组织体系, 到2020年基本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六大体系目标。2015 年9 月,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 税务总局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 (税总发〔2015〕113号) , 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改革创新的勇气、合作共赢的心态, 推进互联网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全联通的智慧税务生态系统。
二“、互联网+”的创新融合及现实挑战
(一) “互联网+”各行业的创新借鉴
“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 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 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 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产生社会财富增长的新源泉。如“互联网+制造业” (即中国制造2025或工业4.0) 已经开始彻底重构制造业的价值链、生产流程和服务模式, 成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发动机“, 互联网+”引发经济收益和社会变革的新浪潮。
1.“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借鉴。从2013 年以在线理财、支付、电商小贷、P2P、众筹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一个新金融行业, 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选择。从余额宝横空出世不可控的质疑, 到二维码支付安全隐患的担忧, 再到阿里巴巴、苏宁、京东等大型电商企业与银行合作开展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前景不详, 现如今, 互联网企业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风险识别和资金管控能力逐渐受到各界认可。2014年底, 互联网金融总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 也促动了传统金融业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的进一步提升。2015年初, 腾讯作为大股东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正式对外营业, 成为国内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微众银行互联网模式大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提高效率的优势愈发明显, 如客户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等约束, 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网络化、程序化交易随心所欲办理银行业务, 为税务部门打造7×24全方位的电子税务局提供借鉴。
2.“互联网+服务业”的创新借鉴“。互联网+通信”诞生的即时通信 (微信) 让传统运营商如临大敌, 几乎人人都在用微信进行语音、文字甚至视频交流的方式转变, 造成了传统语音和短信收入大幅下滑, 随之而来的却是数据流量业务收入的大幅攀升, 一忧一喜促进了运营商相关业务的变革升级。同样, 把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交通出行相结合“, 互联网+交通”也产生了“化学效应”。打车软件、网上购买火车和飞机票、出行导航系统等新应用, 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行为效率, 也保护环境减少了排放。与社会力量合作, 开发移动终端, 通过互联网站、手机APP、第三方沟通平台等渠道, 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也开拓了微信办税、智能咨询、移动缴税的思路创新。
3.“互联网+社会事业”的创新借鉴“。互联网+医疗”的典型受益之处就是摆脱了现实中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 通过互联网医疗, 从移动医疗数据端监测自身健康数据, 到网上预约挂号、专家会诊咨询, 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医疗健康服务。艾瑞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移动医疗行业市场规模从2009 年1.6 亿元, 突增到2014 年的108.8 亿元, 2015 年预计将超170 亿元“。互联网医疗”的案例为税务机关在线预约办税、大企业个性化服务管理等提供经验借鉴。此外, 面向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IT培训等多层次人群的“互联网+教育”, 将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行, 信息在互联网上流动, 知识在互联网上成型, 线下的活动成为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在线学习、课件下载、数字图书馆、互动问答、教学评估等功能, 都为税务系统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建设功能完备、渠道多样的网上税务学堂 (纳税人网络学校和税务干部网络课堂) 提供智力支持。
(二) “互联网+”对税收治理的现实挑战
1.大数据的影响及应对“。人类正从IT时代 (信息时代) 走向DT时代 (数据时代) ”, 这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一场大数据产业推介会上发表的观点。自从2012 年3 月美国政府启动“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为标志, 全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 善于发掘和利用数据价值的管理思维是大数据的核心与灵魂, 海量化、快速化、多样化、价值化成为“大数据”的典型特征。税务部门作为政府重要的大数据生产源之一, 必然受到大数据的影响, 大数据也成为税收治理的战略资源。
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最富有洞见也最有争议的观点就是,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 取而代之的是对相关关系的关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事物的相关关系, 对税收经济发展、纳税人行为等进行更有效地预测。在此背景下, 税收治理现代化必须基于大数据的特点, 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变。
2.税收征管模式的现状分析。随着简政放权逐步推进特别是商事制度改革, 纳税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人盯户”式的税收管理员制度既管不好也管不过来,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撑的税收风险管理迫在眉睫。
信息资源孤岛, 难以有效收集整合利用。一方面, 由于征管体制及数据采集标准不完善, 大量涉税信息游离于税务机关的掌控之外, 征纳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 数据分析运用技术滞后, 造成涉税管理低效率和大量僵尸数据的积压。因此, 必须加强税务大数据建设, 挖掘采集存储和深度分析能力, 真正将数据资源变为数据能力, 使税务机关成为大数据红利的获得者。
信息化建设滞后, 难以满足征纳双方现实需求。当前纳税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特点非常突出, 传统的办税服务厅及办税模式已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大企业集团、电商企业等各类纳税人的胃口, 超越时间、空间、形式等诸多限制, 为纳税人提供如影随形的办税服务新体验和为税务人提供的高效便捷的移动办公新方式, 也急需信息技术的支撑和系统运维能力的提升。
创新意识缺乏, 跨部门协作配合乏力。受1994年分税制影响, 国税、地税由各自为战到主动协作需要一个实践摸索的过程, 从建立联调会议制度、联合税法宣传、联合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 到整合12366纳税服务热线、联合实施涉税中介监管、联合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也需要制度逐步完善。税务系统上下的层级束缚, “顶层设计”如何与基层“接地气”有效衔接, 税务系统与其他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 间信息资源共享共建, 失信违法行为联合惩戒, 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仍需加强。
三“、互联网+税收治理”改革发展方向
(一) 创新思维引领, 重塑税收治理定位
“互联网+税务”深度融合, 需要全面审视税收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以敢破善立的勇气和智慧, 积极发挥“互联网+”的乘数效应, 实现税收工作全方位转型升级。
1.创新跨界合作, 实现“行业+”“。互联网+传统行业”形成的新型商业模式、新的营销方式, 也代表着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经济税源的产生。税务部门可以创新体制机制, 打破现有的层级壁垒, 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实现跨界合作。除了税务系统国税、地税之间, 上下层级之间资源整合外, 探索跨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与软件公司、电商平台、物流集团等合作, 动态了解纳税人互联网时代交易情况、结算方式、交易规模等数据信息, 有效纳入税收监控范围, 为强化税源管理、税收风险评估、税务稽查选案及税收政策调整做信息支撑。
2.创新交易平台, 实现“三维+”。传统的办税模式是由纳税人登门到办税服务厅排队叫号窗口服务, 发展到自助终端设备查询办税, 到自行登录税务机关网站申报的过程。无论是办税服务厅“一窗式服务”“、一站式受理”, 还是“同城通办”、银行委托划款, 都会受到地域、时间和形态的限制。实现“三维+”, 目的是为了打破这些限制, 打造全方位、全天候、多样式的纳税服务平台, 将互联网作为行政服务的一种基础设施, 借助电脑、移动智能终端、APP软件等客户端, 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运用, 让纳税人能够像自助购买火车票、缴纳话费、ATM取款一样方便快捷办税, 实现从税务登记管理、税款申报缴纳、电子发票使用、完税证明开据等全方位多功能的电子税务局。
3.创新纳税服务, 实现“人文+”。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是税务部门的法定义务, 也是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内在要求。实现“互联网+税务”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纳税人满意。按照“始于纳税人需求、基于纳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从”的要求, 实现“人文+”既是要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 也是要提高办税人的幸福感。增强纳税体验, 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 完善政务信息公开、税收法规政策库及办税流程模块, 开发简单易学的办税操作系统, 利用手机等移动互联网实现发票查验、无线数据传输、在线咨询辅导、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等功能, 让纳税人享受便捷办税的同时, 也让税务人员移动办公成为可能。
(二) 落实行动计划, 推进税收治理进程
1.完善税收立法, 明确政策依据。一是通过法定程序形成《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条例》, 引导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探索建立电子税务登记的新登记业态, 实现新办纳税人登记管理网络化、信息化, 降低行政审批门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网络经济发展。二是拓宽发票管理办法范畴, 明确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利用数字证书、二维码等技术, 制定统一的电子发票数据文件规范, 有效降低征纳双方发票审批印制、领购运输、存储缴销等成本, 逐步实现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的变革。三是推进数据开放, 明确第三方涉税信息交换和税务稽查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在法律层面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义务、信息内容、违规处罚等, 借助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约束作用, 建立安全完善的电子税务环境。四是助推产业革命, 与时俱进出台互联网税收优惠政策。完善鼓励技术开发和对接互联网的税收优惠政策, 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和规模集团智能化发展;对小型微利网店及“创客”一族实行减免税优惠, 保障民生;对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平台发展的智慧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实行政策性帮扶。
2.推进职责调整, 强化征管改革。一是落实“三证合一, 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 利用政府信息共享平台, 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基础, 简化税务登记信息, 补充税收信用资料, 实现税务征管与社会监督同步。二是加强税收风险管理, 提高纳税遵从。澄清“互联网+”时代的税收政策和管理制度误区, 协调推进“线下”和“线上”的税收遵从, 依托大数据平台, 形成囊括纳税人纳税遵从风险控制、税务机关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管理流程和指标体系。三是规范税收执法, 加强电子税务稽查。充分认识税务稽查现代化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独特作用, 在思维理念、体制机制、法律基础、手段方法和人才队伍等要素方面改造提升,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动态监控、实行随机抽查、轮查及黑名单制度经验, 有效发挥维护税收秩序、促进公平正义, 履行税收职能的神圣使命。
3.加强信息化建设, 确保网络安全。信息管税是完善税收征管的重要措施, 而信息化技术水平则是确保网络信息真实、规范、安全的重要保障。无论是“金税三期”系统的改革升级, 还是网上申报、移动支付缴税的开发应用, 都需要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更新完善。借“金税三期”优化版全国统一上线的契机, 清理核销原系统中虚欠不实的数据, 完善纳税人财务指标、财产登记等涉税信息, 规范税务机关岗责体系及办税流程设置, 确保基础盘活, 资源可用。同时, 规范对互联网云管理、大数据平台进行漏洞扫描、病毒防护、安全审核、数据备份等安全服务能力的标准化流程, 建立信息调取等级制度、涉税重要信息保密审查制度和网络安全定期排查维护制度, 密切同互联网企业、服务运营商的沟通协作, 从国家治理战略高度构建“互联网+税务”环境下信息安全的新格局。
4.开展绩效评估, 完善组织人才建设。一是学习借鉴美国国内收入署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 进一步完善税务系统绩效考核, 修订“互联网+税务”考核指标, 提高税务系统决策力和执行力。二是组建税收情报机构, 建设信息战的“特种部队”统筹风险管理和涉税专案查办, 增强应对“互联网+税务”新情况的判断力和战斗力。三是创新理念机制, 依托税务系统人力资源与借助“外脑”智力支持相结合, 打造“互联网+税务”品牌的影响力和牵动力。
(三) 发挥社会合力, 参与国际税收合作
1.政府主导, 发挥多元治理合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完善发展理念的首要要求, 是实现结构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在互联网时代, 随着电子政务云的建立, 政府各部门联合管理、协同分工将成为常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单独列明“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为整体推进税制改革, 构建成熟、定型的现代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指明了方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不是靠税务部门的一枝独秀, 而是要靠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 市场化运作, 社会各界共同发力。从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结构调整、创新升级着手, 从打造纳税信用在内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推进,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 主动拥抱“互联网+”。
2.合作博弈, 扩大国际税收影响。美国著名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在《新经济新规则: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中指出:在新经济当中, 价值创造不再来自以前的垄断和稀缺, 而是随着网络不断增长, 通过普及、丰富产生。当前, 跨国税源的争夺日益剧烈, 利润侵蚀和税基转移 (BEPS) 成为关注热点, 美国通过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FATCA) 已将国内税收的触角延伸到海外, 跨境电子商务的盛行也引发传统的国内税收与国际税收征税范围关系的重新界定。因此, 在“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日益融合的国际竞争中, 要正视市场各方主体的博弈与合作, 借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有益经验, 健全中国特色国际逃避税防控体系, 增强在国际税收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提升税收治理国际化水平, 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税收环境。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对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新业态的创新动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互联网+”时代浪潮的冲击下, 税收征管改革也被赋予了时代性, 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 提升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梳理回顾税收征管改革到税收治理的发展历程入手, 阐述“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创新借鉴, 客观分析对税收治理的现实挑战, 重点就“互联网+税收治理”的改革方向分别从创新思维引领、落实行动计划、发挥社会合力三方面进行探索剖析, 助推税收发展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互联网+,税收征管改革,税收治理
现代税收征管体系 篇2
为加强收入分析和税收征管水平，进一步做好协税护税工作，苏州市将着手推进税收征管保障体系建设。
一是成立领导机构。拟成立苏州市税收征管保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员单位包括市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等41个部门。各市（县）政府也将成立税收征管保障工作机构，负责本地区的税收征管保障工作。
二是明确工作职责。拟搭建税收征管保障信息平台，各成员单位及各市（县）的保障机构通过平台定期提供相关涉税信息，分工负责数据汇总统计工作。
三是搭建信息平台。由市财政局牵头,联合市国税局、市地税局、人民银行等部门先行建立财税信息核心平台，以此作为今后建立税收征管保障信息平台的基础。
四是出台保障办法。拟定了《苏州市税收征管保障办法》以及考核办法，提出构建以“政府领导、财税主管、条块结合、部门配合、社会参与、信息支撑”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征管保障体系。
市政府召开税收征管保障体系建设座谈会
为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水平，确保税收征管保障体系建设的顺利实施，3月4日下午，市政府召集市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以及市工商局、海关、外管局、供电公司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了苏州市税收征管保障体系建设座谈会。
会议讨论了税收保障体系建设方案，涉及机构和成员单位、部门职责、财税信息核心平台建设及制定税收征管保障办法和考核办法等方面内容，并达成了共识。
会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了发言。国税局张健局长指出：苏州建立统一的税收征管保障体系，在强化税收征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非居民税收管理上已取得了重大成绩。税收征管保障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在苏州形成税收管理的合力，提高综合治税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国税机关的纳税服务水平，营造公正、公平的治税环境。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福龙到会作了重要指示：一是各成员单位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建立税收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税收保障体系的建设是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苏州通过国地税的前期运作，成效已经显现，增加了税收收入。税收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与苏州“亲商、爱商、富商”政策一脉相承的，将有利于营造公正、公平的治税环境，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和协作能力，有利于充分利用网络手段，实现资源共享，解决人少事多的矛盾。二是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税收征管保障体系的建设。各成员单位要用系统的思维、合理的做法形成税收管理合力。三是财政部门要精心组织，各成员单位要有全局观念，加强管理、加强沟通。（市局征管处）
莒县国家税务局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五个一”活动，逐步构建起符合地方特色的税收征管体系，全面提升税收征管效能。
这“五个一”分别是：“一个基础”，即以信息数据为基础，在充分利用各征管软件信息的同时，积极建立与工商、质检、医药、电力、自来水等部门的信息交换机制，从源头上堵塞税收流失漏洞。“一个抓手”，即以税收预警评估系统为抓手，通过对预警指标深入分析，查找征管薄弱环节，扎实开展行业税负治理、小规模企业零低税额申报专项整治、个体业户集中清理等活动，提升税负水平。“一条主线”，即以信息管税为主线，通过常规分析、专题实证和分析分析，加强信息数据分析和增值利用，今年以来，形成26个行业30类产品的353个预警分析与纳税评估参照值，增强了预警评估的针对性。“一个核心”，即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加强容易引发税收风险的征管薄弱环节的管理，按照分析识别、等级排序、应对处理等设计风险管理流程，确保规范安全执法。“一个保障”，即以完善机制为保障，着力构
现代税收征管体系 篇3
一、对纳税遵从的数学模型分析
分析纳税遵从可以从以下思路开始分析, 即把纳税人看作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他们会在权衡收益与成本对比关系的基础上, 决定是否据实申报应税收入以及申报多少收入。收益通常是由纳税不遵从产生的, 即纳税不遵从能够直接减少个人的税款支出, 增加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即纳税人如果不进行任何申报, 则能够得全部的收入, 所以说纳税不遵从的最大收益是收入本身。但实际上, 纳税遵从还会产生一些成本, 这些同时也会成为纳税人收益的减项, 例如填申报单的花费、向税务代理人咨询的花费等, 即纳税遵从成本。
但对于税收不遵从, 我们还必须考虑纳税人所可能付出的成本。从成本角度看, 纳税不遵从有可能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本:一是一旦被税务机关发现, 纳税人不仅需要补缴税款, 还要缴纳一定税额的罚金和利息。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纳税人不遵从, 即偷逃税款有可能为当事人的诚信纪录带来污点, 从而为其消费信贷、求职乃至职务升迁带来负面影响;三是由于税收的可追溯性, 偷逃税款可能给纳税人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依据, 只有当纳税不遵从能够取得的收益大于由于纳税不遵从产生的成本时, 纳税人才会进行纳税不遵从, 即偷逃税款。所以,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测算出一个纳税不遵从的无差别平衡点, 处于平衡点时, 收益与成本相等。
对上述思想我们只考虑可以量化的成本, 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假设:纳税人的收入为I;纳税人实际申报的收入为D, 纳税人必须按照边际税率t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成本为C;纳税人面临的审计概率为p;如果遭到税务机关的审计, 纳税人因瞒报收入而被处以相当于偷逃税款数额的f倍的罚款。则纳税不遵从能够得到的收益, 我们可以用 (I-D) t-C来表示;而成本, 我们可以用f (I-D) t来表示 (注:这里只考虑成本中可以量化的部分) 。考虑审计概率的因素后, 可以得出一个等式, 即:
求解这个等式, 可以得出一个申报数额的无差别平衡点, 即:
通过计算这个无差别平衡点, 可以对如下结论进行分析:
1. D与C成反比, 纳税遵从成本越高, 申报数额越小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对纳税遵从成本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都能够一致得出这一结论。纳税人对纳税遵从成本过高所产生的不满情绪会直接导致偷税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他们感到在税收方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因此, 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规避高税收遵从成本, 甚至偷逃税的动机也相对比较强烈。英国的经验调查表明, 个体经营者为了使营业额低于起征点或者适用较低的税率档次, 经常打折销售商品, 或者干脆停止销售某些需要履行较为复杂的纳税手续的商品, 更为极端的行为就是少报营业额, 从而达到简化纳税手续降低遵从成本的目的。这种行为具有较强的积累性, 对于形成自觉申报、诚信纳税的税收氛围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2. D与p成正比, 审计概率越高, 申报数额越大
所谓的审计概率, 和一个国家的税收征管力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一国的税收征管力度比较大, 则该国纳税人认为通过纳税不遵从而获得收益的风险就比较大, 从而为规避风险而愿意纳税。如果征管力度不够, 纳税人会认为通过纳税不遵从而获得收益的风险较小, 从而容易导致偷逃税, 而且这种偷逃税行为会逐渐成为纳税人的一种行为习惯, 从而形成一种偷逃税的社会风气。以我国的纳税环境为例, 当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形势比较严峻,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监督体系不严, 使寻租现象普遍存在, 偷逃税的动机和诱因强烈。
3. D与f成正比, 罚款倍数越大, 申报数额越大
从以上的数学模型分析, 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严厉的惩罚能够遏制纳税不遵从行为的发生。但实际情况是税收理论界及社会并不认同对轻微违法行为施加过于严厉的处罚。在美国, 税收部门对纳税不遵从行为的处罚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对于税收欺诈行为, 其处罚只相当于偷税数额的75%;对于过失性不遵从行为, 其处罚力度通常不超过税收误差额的20%。实际上, 大多数人在缴纳税款时,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按时足额地缴纳了税款, 并非去计较或算计过经济得失。这样, 美国的现实情况与理论的推断恰恰形成了强烈反差。但是,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 资料显示, 我国对逃税的处罚力度过轻, 尽管税收征管法规定, 查实偷税可处5倍以下的罚款, 但多年来全国税务机关对查处偷逃税的处罚均处于“低水平”。1996-1999年全国税务机关稽查补税罚款总额达1628亿元, 但其中罚款仅为114亿元, 处罚率为7%。对逃税的处罚过于轻微致使税务稽查缺乏应有的威慑, 纳税人逃税的预期成本低微, 最终会助长“傻瓜才讲诚信”的社会心理, 纳税人就可能在逃税方面竞相仿效。因此, 如何确定适度的税收处罚才是现实中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处罚过轻, 不中以威慑偷逃税行为;处罚过重, 则会使纳税人由于无力负担而无法实施处罚, 使处罚流于形式。
4. D与t成正比, 边际税率越高, 申报数额越大
如果仅从本文数学模型推断, 的确是边际税率越高, 申报数额越大。但这一结论在税收理论界却得不到认同。与此结论恰恰相反, 根据纳税不遵从行为的有关研究表明, 税负过重是大多数纳税不遵从行为的一个基本原因, 税负的轻重与否则应该与纳税人心理方面的因素有直接关系。由于税收的无偿性, 如果认为税负过重, 则纳税人在心理上就会很难接受将自己的既得利益无偿缴纳给税务机关。如果用弗洛伊德的“三我”人格理论分析, 当纳税人感到税负过重时, 其自我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以至掩盖了超我的精神力量, 自我在其间很难抉择, 从而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纳税不遵从行为。
二、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几点建议
1. 降低纳税遵从成本
其主要措施有:简化税法;简化纳税申报表;通过多种渠道加强税法宣传;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为纳税人提供简便的、多样化的纳税申报方式;强化服务意识, 为纳税人提供纳税指导和帮助;允许纳税人用日常保留的其他票据来充当相关证明材料, 以减轻纳税人的相关负担。
2. 加强税收征管能力
积极开展企业纳税评估, 建立税源管理责任制, 严格税务登记管理, 深入开展纳税评估, 切实加强对纳税人的税源监控。同时与税务评估相配合, 开展税务约谈和经常检查, 充分发挥纳税评估的作用。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 它不仅是避免税收损失、增加税收收入的有效办法, 而且是加强税法刚性, 确保税制优化的重要保证。将对偷逃税、骗税、抗税等违法者的违反税法行为的处理作为硬指标, 以保证税务检查双重目的的实现。同时, 税务部门应与检察机关、法院配合,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打击涉税违法者, 保障税收法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3. 培育良好的社会纳税风尚
通过第一部分内容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了一些恰好和现实情况相背的结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 我们所考虑的因素中, 只是那些可以或视同可以人为量化的因素, 但还有一些不能量化的因素对税收遵从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为,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社会纳税风尚。当纳税人发现周围人群的纳税遵从度普遍较低时, 这将显著降低该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水平, 降低其纳税积极性。相反, 良好的社会纳税风尚则能有效地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 纳税遵从水平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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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税收征管体系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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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各级国税机关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对前一阶段税收征管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总结，并在深入查摆问题剖析成因的基础上，完善措施，明确了全市下步税收征管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是狠抓税源专业化管理。以实现税源管理的专业化、立体化和信息化为目标，确定在郓城县进行税源管理模式的探索，研究完善分行业税源监控模型。在广泛调研和认真测算的基础上，制订具有普遍指导性和约束力的142个预警分析与纳税评估参照值及分行业、分产品税收监控评估模型，同时增设了耗电参数，提高了对设备生产能力、原材料及辅料投入产出比、水、电、煤、气等主要涉税指标的分析应用水平，并进行了动态维护，比如：郓城结合产业结构特点，将主导行业纺纱业按照棉纺、混纺、化纺、气流纺四大类,再按支数测定和设置分析评估及生产要素参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参数体系。以生产棉纺21支纱为例（按第三季度实际数值测算）：吨纱原材料皮棉耗用量1.12吨，吨纱耗电1243度左右、吨纱耗用关键物件（纸管）600支、万锭纱机月产量192吨左右、吨纱耗用工资1320元、收入能耗比24.16元/度、吨纱下脚料收入产出比1：0.108，并参照国家纺织行业《棉纺织产品定额成本计算办法》规定的有关指标，将其它13个产品按产品支数全部统一折算为21支纱，以折算后的收入能耗比、耗电量等参数值与纳税人实际纳税申报相比较，分析查找纳税人存在的疑点和问题。与此同时，分行业制作耗电参数，强化数据采集，实现涉税信息公开，将纳税人的用电量、产量、能耗比、存货、销售额变化情况与纳税人申报情况进行对比，对纳税人的涉税资料和相关数据进行全面的纵向和横向评估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税源管理。市局为提高数据审核分析工作的准确性，在巨野县试点研发“税源专业化管理软件”，强化信息的审核评析，实现涉税信息功效最大化。
二是进一步完善管查互动机制。为建立健全我市税源监控、税收分析、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机制，我们按照省局工作要求，结合税源与征管状况监控分析一体化分析工作制度，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税收管查互动工作机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联合牡丹区局，依托自行研发的税收管查互动系统，进一步明确机关科室、办税服务厅、稽查局、各分局的工作职责、考核标准，建立健全覆盖各级各部门各岗位税收管查互动工作机制，提高信息共享度，加强上下级之间和同级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业务协调配合，在堵塞征管漏洞、强化税源管理的同时，实现税收征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提升。
三是大力开展征管基础建设。为确保各项税收征管制度落实到位，减少各级税收执法风险，市局决定利用半年的时间，市局决定利用半年的时间，在全市开展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建设和减轻纳税人负担专项活动。这次专项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重点：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减免退税、发票管理、业务流程、政策执行、资料上报、工作效率、征管软件应用、税收管理员执法文书操作运用等内容。工作方法：从征管环节入手，采取系统征管数据、各类征管征管资料核对与下户实地调查、征求纳税人四个方面，对一个城区分局2009年以来涉及征收管理、流转税管理、企业所得税管理、进出口税收管理、国际税务管理、计划统计、日常检查等方面业务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标准、工作程序及手续、报送和接收的报表资料、档案资料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分析、解剖，找到日常征管基础建设和为纳税人减负方面的薄弱环节和各类问题，并进行针对性整改、建设，并以点带面，逐步向全县、全市推广开展。
四是认真开展税收风险研究。结合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积极开展税收风险管理试点。9月底前，市局认真总结各县区税收风险研究成果，在巨野县根据纳税人生产经营特点、预警评估系统预警信息、评估结论和纳税人信用等级等指标，分行业、分工作事项进行税收风险识别、排序，将风险级别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系数分别为3、2、1，对全县600余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行业逐户进行风险点识别，根据预先确定的归属行业风险等级、管理事项风险等级及其每个风险等级的风险系数，综合进行风险等级排序，如：巨野县在对全县600余户增值税企业的综合测算，将36户煤炭批发企业、27户棉花加工企业，36户纺纱企业的税收风险等级确定为高级，风险系数为３。通过对每个纳税人税收风险级别的确定，提高了税源管理的针对性，也为进一步推进“信息管税”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是切实解决征管焦点难点问题。积极建立完善由税收管理员审核分析纳税申报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工作机制。强化对纳税人生产经营要素信息和财务状况信息的采集分析，加强票表比对和纳税人申报资料的审核，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申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税款的征收率、入库率。为规范税收征管行为，我们着手对全市范围的税收征管流程进行梳理，建立健全覆盖市局、县区局、分局和税收管理的税收征管流程指南，并通过电子图书的形式发布，供各级在开展税收征管工作参阅使用。为加强对税收征管质量的监控，我们依托税收执法系统、外部信息系统的数据，建立税收征管质量适时监控和纠错工作机制，指导基层针对性进行数据修改和规范执法行为，有力地增强基层人员持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责任心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