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信-行教育模式（共8篇）
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1
脑梗死为神经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之一, 有较高的致残率、致死率及复发率。有资料显示, 50%~70%的存活患者会出现瘫痪、失语等并发症[1], 以致丧失劳动力, 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年复发率高达4%~14%, 复发后的致残率及致死率则进一步上升[2], 给个人、家庭经济、社会医疗资源等方面均带来了沉重负担。针对患者个体, 展开相应的康复功能训练, 能有效降低致残率, 提升神经功能恢复水平;但实际情况下, 多数患者或家属遵医行为较差, 对坚持进行康复锻炼的依从性较差, 常因各种原因导致康复训练半途而废, 严重影响康复治疗效果。有研究表明[3], 知-信-行教育模式可有效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以及遵医行为, 从而让患者从思想到行动上自觉自愿去接受和配合医护人员的康复训练, 从而促进疾病康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5年1月—2016年2月入我院治疗的脑梗死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 病例入选条件: (1) 脑梗死为首次发病; (2) 患者无意识障碍; (3) 无失语或不完全失语, 不影响沟通交流; (4) 无心、肝、肺、肾等严重合并症; (5) 患者或家属同意参加本次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00例患者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50例。观察组男30例, 女20例;年龄最小39岁, 最大70岁, 平均年龄 (57.85±10.01) 岁;文化程度:文盲6例, 初中及以下13例, 高中15例, 大学及以上16例。对照组男31例, 女19例;年龄最小43岁, 最大71岁, 平均年龄 (58.23±10.52) 岁;文化程度:文盲5例, 初中及以下14例, 高中17例, 大学及以上14例。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所有患者或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2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教育方法
1.2.1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宣教模式, 具体包括入院介绍、心理护理、病情相关知识介绍、肢体功能锻炼宣教、出院指导等。
1.2.2观察组在常规宣教模式的基础上采取知-信-行教育模式, 即以知-信-行教育模式为指导, 以患者个体状态, 依从行为、治疗、康复等阶段拟定教育策略,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 将健康教育划分为“认知、相信、行动”三个阶段展开, 为期3个月。 (1) 认知康复教育阶段, 宣教的内容及模式为:前思考期, 重点是提升患者对康复的认识, 向其灌输康复的重要性。内容包含讲解早期康复的注意事项及基本知识, 并且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2) 相信期康复教育阶段:此阶段让患者掌握康者方法及技能, 主要的措施有讲解及示范康复锻炼的方法、时间及注意事项, 与患者共同研讨并拟定康复计划;此外, 需通过体能技能等训练, 让患者切身体会到自身康复的效果, 提升其对锻炼康复的信心, 相信锻炼能够改善及恢复健康, 并加以心理疏导。 (3) 行动期, 加强康复教育力度, 鼓励患者坚持锻炼, 减少对他人的依赖性。具体措施包括:指导患者在体能及技能康复锻炼活动中出现的问题, 与家属及时沟通协作患者进行康复训练。鼓励患者纠正错误的运动模式, 加大基本活动功能的训练, 增强生活适应能力的训练力度, 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鼓励患者加入到社会群体中, 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加强患者的适应性功能的训练力度, 加大健肢替代疗法的教育力度, 并加以心理疏导。患者住院期间, 既要有集体讲座, 又需要个别指导, 出院后对患者进行随访, 时间3个月, 每15 d随访1次。
1.3评价方法实施康复教育90 d后, 2组患者皆经门诊复查、电话追访展开问卷调研, 评价干预效果, 包括患侧下肢的肌力康复状况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ADL) 评估, 选取Barthel指数分级法实施评价。依从性评价:患者掌握及自主地协助家人及医护完成每日的康复训练, 为完全依从;患者在家人、医护的监督下方完成每日康复训练者, 为部分依从;患者在监督下亦无法完成训练任务的, 为不依从。
1.4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行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s表示, 行t检验,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2组患者康复治疗依从性对比观察组患者依从性为96.00%, 显著优于对照组的70.00% (P<0.01) 。见表1。
2.2 2组患者不依从天数, 宣教前后肌力、ADL评分对比观察组不依从天数显著少于对照组 (P<0.01) ;肌力恢复程度及ADL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1) 。见表2。
3讨论
脑梗死的康复治疗无法强求治愈, 而是力求改善患者机体功能, 提升其生活质量。脑梗死发病后3个月~6个月为最佳康复时机, 但多数患者尤其回归家庭后缺乏长期康复锻炼的依从性, 无法进行规范康复治疗。知-信-行教育模式认为[4], 行为改变是一个连续宣教的结果, 必须经过认知、相信、行动的循序渐进的宣教过程, 依患者实际需求, 拟定相对应的康复训练计划, 使患者自主进行康复训练。
脑梗死患者生活突变, 无法自理, 易产生悲观情绪, 入院初期患者的临床表现为不配合治疗, 此阶段需加强患者对疾患的了解及康复训练的认识十分重要[5]。当病情处于稳定阶段时, 要加大患者对康复知识及训练技能的掌握;处于恢复期时, 一些患者认为痊愈希望没有了, 对后期治疗及康复训练产生怀疑, 此时极可能导致康复治疗的失败;到了康复后期, 一些患者的肢体尚未完全康复, 此时患者依赖心强, 自理能力极低, 这时需要加大指导健肢替代作用功能, 提升其生活自理能力。上述患者不良情绪都会影响其对医嘱及康复训练的依从性, 经过知信行循序渐进的宣教过程, 本文观察组患者不依从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P<0.01) ;依从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 体现出认同康复训练教育。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 患者信心不断加强, 患者依从人数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 。知-信-行教育模式, 将人性化护理理念贯穿于患者治疗、康复的整个过程, 是帮助脑梗死患者治疗及康复的有效措施, 此教育模式有效提升了患者的依从性及其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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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 篇2
知，就是卫生科利学知识或叫健康知识；
信，就是卫生信息，卫生观念、态度；
行，就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一个人要想健康，就必须学习卫生科学知识，掌握健康信息，树立正确的卫生观念，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并坚持健康利学的生活方式，不断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和我保健能力。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博士说：“我们必须认以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影响健康的问题和过早夭亡，都是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防止的。而且花费很少。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做到这一点的知识和技术，但必须把这些知识和技术转化为有效的行为。”
懂得了卫生科学知识。有了正确的卫生观念，就要用于指导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学归学，自己行动上并不对号，那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是促进现代人健康长寿的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呢?
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推行4个高效、低费而且重要的个人保健方法；不吸烟、饮酒适量、平衡膳食、积极锻炼。
美国科学家白劳克等人研究认为，很多疾病和早死(80％的癌症和心血管病造成的死亡属于早死)是可以预防的。方法是坚持做到以下六种生活习惯：
一日三餐，不吃零食；
每晚睡眠7～8小时；
饮酒量不多；
每周至少有三次和缓运动；
不吸烟；
体重保持在正常状况。
一个45岁的男人，他实行这些要求少于一半，其期望寿命尚21.6年；如果他完全或几乎完全做到上述六点，则其期望寿命可增长到33.1年以上。这说明，有无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结果大不一样。
天津市自1985年以来，在全市大力开展预防癌症、冠心病、中风、高血压等四种非传染性疾病的群众健康教育活动，提出的要求是：不吸烟、少吃成、合理膳食、积极锻炼。经过几年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 0 1 4年1-8月于本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进行I V F-E T的患者2 3 2例, 入组年龄2 5~3 5岁, 学历大专及以上, 认知能力无异常, 理解能力完善。2 0 1 4年1-5月实行传统健康教育的患者1 2 0例作为对照组, 2 0 1 4年6-8月实行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以后的患者1 1 2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及观察组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 5) , 两组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实施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之前, 本中心对患者的健康教育采用传统健康教育, 即随着患者就诊, 由护士告知患者每项检查治疗前的注意事项, 保证患者能够准确按照医嘱进行治疗, 定期复查。采取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之后, 在原有的健康教育基础上, 增加了强化措施: (1) 健康讲座。每周定时安排一次面向所有进行I V F-E T患者的相关健康知识讲座, 由本中心经验丰富的医生主讲, 并安排现场为患者进行答疑, 使患者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自身疾病, 适时请一些成功案例现身说教, 激励患者树立信心。 (2) 健康知识手册。由本中心主任为患者编写的不孕症相关知识手册, 不孕症患者确定进行I V F-E T治疗后, 即发放一本该手册, 嘱患者仔细阅读I V F-E T的相关章节。 (3) 护理人员对I V F-E T患者进行一对一的讲解。包括患者进入I V F-E T周期用药注意事项、复诊时间、各项检查的意义、取卵及移植前后的注意事项, 使患者对整个治疗过程更加了解, 从而更加配合医生完成治疗。
1.3 评价指标
对照组与观察组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患者对I V F-E T相关健康知识的知晓率, 发放时机均为患者进行胚胎移植当天。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S P S S 1 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 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发放问卷1 2 0份, 有效回收1 1 5份, 回收率9 5%, 患者平均知晓率为7 5%;观察组发放问卷1 1 2份, 有效回收1 0 9份, 回收率9 7%, 患者平均知晓率为9 0%。两组患者相关知识平均知晓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8.7 2 8, P<0.0 5) 。
3 讨论
在I V F-E T患者的治疗过程中, 不仅需要依靠药物治疗, 相关的健康知识对于患者也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寻找有效的健康教育模式。有研究[2,3]指出, 进行I V F-E T治疗的患者焦虑程度随治疗的进展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尤其女性患者可出现抑郁情绪, 对自身疾病有羞辱感等。因此, I V F-E T患者的健康教育成为日常护理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合理有效的健康教育不仅能够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也可以对患者的心理产生正向影响, 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羞辱感等不良情绪, 增加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提高治疗有效率。本研究通过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对I V F-E T患者进行试管婴儿相关健康知识宣传, 提高了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和患者遵医嘱治疗的依从性。
知-信-行模式是知识、态度/信念、行为的简称, 知-信-行模式作为促进患者健康行为转变的教育模式, 目前发展已比较成熟[4]。“知”是指患者对I V F-E T相关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 患者的知识是正确对待不孕症和正确选择治疗方式的基础, 通过定期向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发放和讲解有关I V F-E T的健康知识宣传手册, 使患者对I V F-E T的相关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可以减轻患者由于知识缺乏引起的紧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正确合理地认识I V F-E T的过程, 使患者对治疗周期不会抱有过度期待的心理, 同时如果治疗周期失败, 也不会过度失望, 对于生育无望的不孕症患者, 使他们能够从心理上接受事实, 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5]。“信”是患者对I V F-E T治疗过程中相关疾病知识的相信程度, 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注意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遵医嘱程度, 及时有效地向患者讲解各项治疗意义及遵从医嘱的重要性, 发现异常及时向医生反馈。“行”是指患者能否按照要求对自身的不良健康行为进行改变, 选择有利于不孕症治疗的行为方式, 进而提高自身治疗的依从性, 为疾病治愈提供保障。鼓励患者不断调整自身, 端正心理态度, 积极配合治疗。
知-信-行模式作为一个连续的健康教育模式, 让患者更多地掌握正确的I V F-E T相关知识, 认识到自身行为方式对疾病及治疗的影响, 形成坚定的信念, 按照正确的行为方式配合治疗,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增强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使他们重拾战胜疾病的信心[6,7]。因此, 对I V F-E T患者采取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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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长沙县星沙社区服务站50名社区护士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2010年10月~2011年4月以方便取样方法对长沙县星沙社区服务站50名社区护士进行艾滋病知识现状、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护理意愿现况调查, 并对其运用传统授课方式, 培训半年后用同样问卷进行调查, 评价对社区护士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问卷包括4个部分, 即: (1) 一般资料, 包括年龄、有关AIDS知识的来源、有无护理过AIDS病人经历; (2) 王红红[1]翻译修订的艾滋病知识问卷, 内容包括AIDS的特点、传播、预防、检测、职业防护等知识, 此部分共24个问题, 按对、错两级评分, 满分为24分; (3) FROMAN等[2]制定的艾滋病态度问卷, 包括14个逃避因子条目及7个同情因子条目, 每一条目采用Likert等级记分法, 按1~6分共6个等级记分, 同情和逃避的值为各项目的均分, 范围是1~6分。态度分值为同情分减去逃避分所得值, 分值范围为在-5~5。正分表示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支持态度;负分表示不容忍和逃避等消极的态度; (4) DUBBERT等[3]制定的艾滋病护理意愿问卷, 先介绍1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病例, 病例后共13个护理操作项目, 每一条目分按0~10分 (0=不愿意, 5=不肯定, 10=很愿意) 共11个等级记分, 护士的护理意愿得分为13个条目所得分数之和, 满分为130分, 得分越高, 表明护士照顾艾滋病患者的意愿越高。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录入及统计分析, 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50份, 收回有效问卷40份, 应答率为80.0%。调查对象全部为女性, 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课本或杂志、大众媒体, 仅有10.0%的人员参加过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在被调查的40名社区护士中, 8人报告在过去工作中曾有接触过或护理过AIDS病人经历。见表1。
2.2 培训前后社区护士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比较
社区护士培训前AIDS知识得分为 (14.25±3.06) 分, 最低8分, 最高20分, 培训后知识得分为 (21.80±1.04) 分, 最低19分, 最高23分。培训前社区护士AIDS疾病特点回答正确率高的前3项依次为:任何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通过性交将艾滋病病毒传给他人 (90.0%) , 艾滋病目前还没有一种治愈的方法 (87.5%) ,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孕妇能将病毒传给胎儿 (80.0%) ;非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回答正确率高的前三位: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握手、抚摸、亲脸 (100.0%) , 静脉吸毒共用针具传播 (95.0%) , 通过肛交传播 (92.5%) 。培训前后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见表2。
2.3 培训前后社区护士艾滋病态度比较
培训前后社区护士对艾滋病患者持同情和支持态度, 培训前社区护士态度均分为1.23, 其中同情因子均分为4.21, 逃避因子均分为2.98, 有10.0%的社区护士态度得分为负值。培训半年后社区护士没有得分为负值的人员。培训前后社区护士对因不同途径感染艾滋病的病人持不同的态度, 均表示更同情因输血感染HIV者, 认为该类病人更值得治疗;很少同情由于性乱及静脉吸毒而感染HIV的病人。培训前后社区护士对艾滋病患者态度见表3。
注:1) 培训前后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P<0.05;2) 培训前后比较, 差异有极显著性, P<0.01
注:1) 培训前后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P<0.05;2) 培训前后比较, 差异有极显著性, P<0.01
2.4 培训前后社区护士艾滋病护理意愿
本次调查提供的案例是一例男性同性恋患者, 针对提供的艾滋病案例, 尽管社区护士在态度上同情和支持艾滋病患者, 但培训前有28.5%的社区护士不愿意为AIDS病人提供护理, 培训后仍有20.0%不愿为AIDS病人提供护理, 且对每项护理操作的意愿程度不同。培训前后社区护士护理意愿均最低的前三项操作项目是:出诊, 清洁大小便, 床上擦浴;护理意愿最高的前三项操作项目是:测量生命体征, 静脉输液, 静脉输血。培训前后社区护士对艾滋病病人的每项护理操作意愿情况见表4。
注:1) 培训前后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P<0.05;2) 培训前后比较, 差异有极显著性, P<0.01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培训前, 被调查社区护士对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等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知识掌握较好, 对艾滋病的一些非传播途径知识掌握得相对薄弱, 如:多数社区护士除了知道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握手、抚摸、亲脸肯定不会感染艾滋病外, 超过75.0%的社区护士认为亲吻、咳嗽、在厨师是HIV感染者餐厅就餐、共用餐具及使用公共马桶等日常行为有可能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 有75.0%的社区护士认为被HIV血液污染的锐器刺伤后感染HIV的几率大于1.0%。在预防感染方面, 57.5%的社区护士错误地认为杀精子用的冻胶、泡沫、油以及膈膜 (避孕用的) 能有效地减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说明社区护士虽然对艾滋病知识有一些了解, 但缺乏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这可能与社区护士AIDS知识的主要来源有关, 本次调查中参加过艾滋病培训的人员仅占10.0%, 尽管现在宣传册及媒体对艾滋病的宣传报道较多, 但涉及的内容多较浅显, 只介绍了比较泛化和理论化的知识, 对于具体的知识如哪些途径不会传播HIV、职业感染等涉及不够。通过开展健康教育后, 超过70.0%以上的社区护士在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预防感染知晓率方面有大的提高。
由于AIDS知识缺乏, 且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往往是采取恐惧驱动模式[4], 过多地强调艾滋病的危险性。因此, 对AIDS病人持有歧视、害怕的态度在护理人员中普遍存在[5]。培训前大部分社区护士表示同情和支持艾滋病病人, 但亦有10.0%的人员得分为负值。通过艾滋病健康教育培训后, 社区护士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恐惧和歧视程度有降低, 没有得分为负值的人员。由此看出, 护理人员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与不必要的恐惧源于相关知识的欠缺, 正如新西兰艾滋病基金会所提出的:“艾滋病侵袭肉体, 偏见侵袭精神。一个来自病毒, 一个源于无知。两者皆可致命。”研究表明, 知识不正确容易影响护士对待AIDS病人的态度, 护士对艾滋病的这些恐惧和歧视态度妨碍护士角色的实现, 并影响她们为AIDS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同时护士的态度影响患者对自身缺陷的理解、自我认知及其对重大生活事件的应对[6]。
尽管培训前后社区护士均同情和支持艾滋病患者, 但对因同性恋、性乱、静脉吸毒HIV感染者持偏见、歧视态度, 而对因输血感染的病人更同情些, 这与欧美国家的研究结果不同[7,8]。这可能与AIDS在西方流行较早, 人们对AIDS的认识清楚些, 以及东方与西方护理教育、社会文化背景、对性取向的态度等存在差异有关。由于艾滋病不能治愈, 可传染, 具有行为特征性即首先是在同性恋、性乱者及静脉吸毒者等边缘人群中发现, 同性恋、吸毒、性乱等行为不能为常人所容忍。因此, 艾滋病患者被社会烙上耻辱的烙印, 引起公众的恐惧和逃避, 但作为护理专业人员应按照护理伦理的原则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 了解艾滋病患者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同情的主题, 不能因疾病感染途径不同而区别看待或歧视该类病人。
本调查提供的病例是一男同性恋病人, 培训前有28.5%、培训后仍有25.0%的社区护士不愿意为AIDS病人提供护理。作为普通人, 尽管社区护士同情和支持艾滋病患者, 但由于艾滋病不能治愈, 可传染, 社区护士害怕职业感染艾滋病后遭遇到同样的歧视, 社区护士的这些心理负担和问题可能是他们尽管态度上同情和支持, 但实际中产生逃避护理行为的原因。社区护士对不同的护理操作项目护理意愿也不同。培训前后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对测量生命体征护理意愿相对来说较高, 而对出诊, 清洁大小便, 床上擦浴护理意愿较低, 这一方面可能与护士的艾滋病传播途径泛化意识有关, 认为测量生命体征肯定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而认为擦浴和清洁大小便则可能感染。另外, 也与我国临床护理对基础护理不够重视有关。同时, 即便是其他慢性疾病患者, 很多患者也不愿意让护士清洁大小便、床上擦浴等, 这些操作大部分情况下是由家属协助完成, 所以导致这也成为了护理意愿低的项目。部分护士不愿出诊可能与我国的医疗现状及医疗政策有关。我国目前的医疗现状仍然是:在医疗场所, 医护人员仍然是等候病人来就诊, 而主动到社区走访还没有形成很大规模;同时, 规范化培养社区护士得不到医疗政策的有力支持, 出诊人员的配备也不到位, 而社区护理与临床护理有很多不同, 社区出诊使护理人员走出医院, 走向家庭, 需独当一面地完成和处理问题, 医疗风险程度也相应增加, 但同时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所以出诊成了护士护理意愿最低的项目。
本调查提示经过培训后社区护士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有提高, 对艾滋病患者持同情和支持态度, 但护理意愿仍难以改变, 说明对护理意愿的干预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 传统说教式以及未强化的培训可能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 在没有十分有效的疫苗的条件下, 健康教育、艾滋病知识的普及仍然是预防艾滋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健康教育被公认为是当前预防控制AIDS传播的主要手段[9,10]。但我国人口多, 面积广, 进行知识普及的难度大, 要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抓住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抓住知识宣教的薄弱环节具有战略意义。社区护士既是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对象, 同时也对艾滋病预防的健康教育负有责任, 因而在社区针对一些薄弱环节, 加强对社区护士的规范化培训, 完善出诊护士的队伍建设[11], 定期对社区护士全面深入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 应借助卫生部提出的“夯实基础护理, 提高优质服务”理念, 必须从源头上改善重治疗, 轻基础护理的观念, 提高社区护士对艾滋病患者的护理意愿。
摘要：目的 调查社区护士艾滋病相关知识现状及对待艾滋病患者的态度, 评价对社区护士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方法 运用传统授课方式对50名社区护士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 培训前、半年后采用问卷方法进行艾滋病知识、态度和护理意愿进行调查。结果 培训前社区护士艾滋病知识平均知晓率为59.2%, 培训后知识平均知晓率为90.6%;培训前职业暴露后感染、不可能传播艾滋病的途径知晓率偏低, 培训半年后知晓率增加。培训前90.0%社区护士对AIDS患者态度分值为正, 10.0%的人员态度分值为负, 培训后100.0%态度分值均为正;培训前后社区护士均对患者因艾滋病感染途径不同而持不同态度。对提供的一例艾滋病案例培训前28.5%的社区护士不愿意提供护理, 培训后仍有25.0%的社区护士不愿提供护理。培训前后社区护士护理意愿最高的项目前三项是:测量生命体征、静脉输液、静脉输血;护理意愿最低的项目是:出诊、清洁大小便、床上擦浴。结论 培训后社区护士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增高、对待艾滋病患者态度改善明显;但对AIDS患者护理意愿偏低, 对不同护理操作项目护理意愿不同。尽管社区护士对艾滋病患者持同情和支持态度, 但还未真正将同情态度付诸实践, 说明对护理意愿的干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重治疗、轻基础护理的观念经短期单一的授课可能难以取得明显效果, 需要长期加强对社区护士艾滋病知识的培训以及优质护理观念的灌输, 提高其为艾滋病病人提供护理的意愿及护理质量。
关键词：社区护士,艾滋病,知识,态度,护理意愿,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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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在中山市南区医院下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就诊的社区居民150人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 (1) 年龄20~60岁; (2) 在本地连续居住3年以上; (3) 具有阅读理解和交流能力; (4) 自愿参加调查并填写知情同意书; (5) 排除具有临床医学知识和药学知识背景; (6) 排除患有免疫系统疾患。
1.2 干预方法
基于“知-信-行”教育理论, 根据基线调查中研究对象对抗生素各方面知识的掌握水平, 采用社区宣讲、文字教育、专题讲座、个体指导和定期评价的教育方法, 对研究对象进行有关抗生素知识的教育。具体方法如下。
1.2.1 板报宣传
由社区护士轮流负责采集资料和设计板报, 内容每月更换一次, 具有醒目、新颖、生动、有趣的特点, 将其摆放在社区内居民经常出入的地方。
1.2.2 文字教育
在社区免费发放有关抗生素使用知识的小册子, 内容以文字为主, 图文并茂, 有针对性地选择内容, 比如抗生素的分类, 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危害, 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等方面的知识, 并在社区悬挂张贴抗生素滥用危害的醒目标语。
1.2.3专题讲座
每月开展一次有关抗生素使用知识的宣传讲座, 讲座内容要求通俗易懂、中心突出, 具有针对性, 研究对象必须都参加, 在最后环节让参加者自由提问。
1.2.4 个体指导
由研究者在每次集体讲座后, 以及居民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就诊或咨询时, 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1.3 评价方法
使用调查问卷的方法, 测量研究对象抗生素使用行为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 分别在社区“知-信-行”教育开始和结束时对研究对象进行测量。问卷在参考文献[4]的基础上自行设计, 问卷由抗生素与疾病关系、抗生素使用方法、抗生素适应症、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四个方面共20题组成。研究对象根据每一项问题填写“对、错或不知道”, 每答对1题给1分, 答错或不知道均为0分。问卷总分20分, 得分14~20分为高水平分数段, 8~14分为中等水平分数段, 0~8分为低等水平分数段, 得分越高, 说明抗生素使用认知水平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抗生素应用知识得分
研究对象四个方面回答知识问卷的得分均显著高于KPA教育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1。
2.2 抗生素应用认知水平
除了项目5和项目14之外, 经过社区KAP教育后, 研究对象对抗生素应用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得分均显著高于KAP教育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2。
分
3 讨论
抗生素应用于临床后, 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 大量的医疗费用也减少了, 但抗生素滥用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美国枪支容易买到, 而抗生素很难买到, 在中国却相反。”这句话在医学界广为流传, 说明中国抗生素滥用情况非常严重。
抗生素滥用不仅是医学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1) 细菌耐药性增加:抗生素滥用使某些细菌发生变异, 导致常用的抗生素耐药性产生或增加;在未完成疗程的情况下频繁更换抗生素, 或者用药量不足、未按医嘱用药, 都会使与之接触但未被杀灭的细菌对其产生耐药性;在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下, 细菌耐药现象更加严重。 (2) 药品不良反应增加:抗生素如同其他药品一样, 是一把双刃剑, 进入人体以后在抑制和杀灭细菌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 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反应。医学专家2005年的调查研究表明, 在20万例药物不良反应致死病例中, 40%的患者是死于抗生素滥用, 中国7岁以下儿童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导致疾病的人数多达30万, 占患病儿童的总数量的35%。 (3) 浪费医药资源与增加医疗费用:抗生素滥用浪费了国家医药资源, 导致有限的医疗卫生经费不能得到合理配置, 社会医疗成本投入增加。据15年以前的一项统计表明, 仅第三代头抱菌素不合理使用一项就使我国每年浪费7亿元人民币的卫生资源, 随着医药资源的丰富和药物购买便利性的增加, 抗生素的滥用程度与日俱增, 浪费的医疗资源和医疗费用更是水涨船高[5]。
抗生素滥用原因是多方面的, 涉及到政府、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等多个层面。但是, 民众缺乏对抗生素的认识是一个重要原因, 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抗生素滥用的危害。曾琬舒等[6]的研究表明, 社区民众完全不了解抗生素的占36.44%, 很了解的仅占4.86%。杜兆英[7]认为随着文化程度的降低, 对抗生素提取源的回答正确率、对抗药性正确认识、对健康的影响及重视性也随之下降, 这可能与文化程度不高, 医学常识缺乏有关, 因此要加大对低文化者的宣教与用药知识普及。黄雅璐等[8]发现通过面向社区居民宣传合理、安全使用抗生素的常识, 可以减少消费者用药的盲目性, 有可能有效地遏制药物滥用现象。岳兰[9]的调查显示, 82.6%居民认为提高对抗生素的使用与认知是有必要的。本课题组成员研究过程也发现, 85%以上的研究对象承认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抗生素的耐药性, 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此方面的信息和教育。可见, 采取有效的教育方式提高民众抗生素使用认知水平是减少抗生素滥用的有效途径。
实施社区KAP健康教育后, 在“抗生素适应证”方面的问题得分提高幅度最大, 调查数据也表明回答问题正确率也由原来的31%上升到72%, 属中上等水平。“看到周围有人感冒时应提前服用抗生素预防感冒”均分由 (6.12±2.39) 分提高到 (15.80±6.24) 分, “抗生素能治疗任何原因引起的感冒、咳嗽、发烧、支气管炎、咽喉肿痛等上呼吸道疾病”均分由 (2.36±1.61) 分提高到 (5.62±1.94) 分, “只要感冒发烧, 就应该马上使用抗生素治疗”均分由 (3.65±1.60) 分提高到 (8.26±3.76) 分, “轻微感冒发烧或炎症时自行购买抗生素治疗, 不需要到医院就诊”均分由 (2.46±1.32) 分提高到 (6.85±3.20) 分, 说明公众以前对抗生素适应症知识认知程度比较低, 经常把抗生素作为治疗或预防感冒的主要药物, 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居民把抗生素当做“万能药”, 只要身体不适就自行去药店买抗生素服用, 而不是先去医院就诊。研究表明, 社区KAP教育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公众对抗生素适应症的认识。随着公众对抗生素适应症认识的加深,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抗生素的滥用。“抗生素使用方法”方面得分尽管与实施社区KAP健康教育前比较有显著提高, 但是提高幅度相对最小, 这表明抗生素的使用是比较专业的知识, 普通公众难以通过知识普及教育全面认知。因此, 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限制抗生素的流通使用很有必要。在“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方面, “抗生素耐药性有很大的危害”均分由 (4.60±2.47) 分提高到 (18.50±5.65) 分, 说明社区KAP教育对提高公众认识抗生素耐药性有很好的效果。很多调查对象认为“抗生素耐药性与个体没有关系, 那是社会和医疗部门的事情”, 表明此前相关教育开展远远不够, 以至于公众认为抗生素耐药性与自己无关。“外用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 没有危害”这是很多调查对象认同的观点, 说明公众对药物的吸收方式以及药代学方面的知识缺乏了解, 也提示在社区开展药物使用和疾病防治方面的KAP教育非常有必要。
对“抗生素价格越贵治疗效果越好”、“抗生素的使用剂量越大治疗效果越好”等问题得分在实施社区KAP教育前、后无显著差异, 可能是因为在教育前大多数公众就知道这种观念不对, 也可能是本研究在问题设计方面有不科学之处。此外, 本研究没有深入分析实施社区KAP教育后公众对抗生素使用行为的分析, 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 本研究表明社区KAP教育是提高公众对抗生素应用认知水平的有效途径, 在社区开展有关抗生素知识的KAP教育是减少抗生素滥用的有效途径。
摘要：目的:探讨社区“知-信-行”教育 (KAP教育) 对公众抗生素应用认知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150名研究对象, 基于“知-信-行”教育理论, 采用社区宣讲、文字教育、专题讲座、个体指导和定期评价的教育方法, 对研究对象进行有关抗生素知识的教育, 运用自制量表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结果:研究对象对抗生素与疾病关系、抗生素使用方法、抗生素适应证、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四个方面知识回答的问卷得分均显著高于KAP教育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除了项目5和项目14之外, 经过社区KAP教育后, 研究对象对抗生素应用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得分均显著高于KAP教育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社区KAP教育是提高公众对抗生素应用认知水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知信行/KAP教育,社区,抗生素使用,认知水平,抗生素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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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宁波市鄞州区3所社区卫生院的护士为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 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研究。发放调查问卷53份, 收回有效问卷51份。51名护士年龄20岁~41岁 (29.9岁±5.4岁) ;护龄1年~22年 (8.2年±6.1年) ;职称构成:护士19名, 护师25名, 主管护师6名, 副主任护师1名。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士压疮防治相关知识调查表”进行调查, 要求独立完成。调查表包括3个部分: (1) 医院及一般个人情况; (2) 有无参加过压疮培训; (3) 压疮知识, 主要包括定义、分期、发生机制、危险因素、好发部位、预防措施及治疗护理7个方面内容。共50题, 每题设“正确、错误、不清楚”3个选项;其中正确描述题“正确”计2分, “错误”计0分, “不清楚”计1分;错误描述题得分则与之相反, 满分100分。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输入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社区护士压疮防治知识得分 (见表1)
压疮知识平均得分为 (66.3±7.1) 分, 最高81分, 最低56分。不同年龄、学历、职称和护龄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显示:社区护士普遍缺乏压疮预防及治疗知识, 对压疮的新知识新进展了解不够。
2.2 题型分析
50道测试题中正确描述题35题, 总分为70分;错误描述题15题, 总分为30分。根据三个备选项计算正确描述题和错误描述题的总得分, 发现两类题型的得分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69, P<0.01) 。详见表2。
3 讨论
3.1 压疮防治知识总体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 本组社区护士的压疮防治知识总体不足, 平均得分仅为66.3分, 结果令人担忧。不同年龄、学历、职称和护龄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我国多年来对压疮防治的知识教育并无特别更新。调查中还发现, 社区护士对压疮的知识理解不深入。在本研究中正确描述题的答对率 (81.1%) 远高于错误描述题的答对率 (33.3%) ;“半卧位时, 骨骼肌深层组织有向下滑行的趋势, 与皮肤和皮层组织产生相对性移位, 从而产生了摩擦力”一题, 只有3.9%的护士回答正确。半卧位时, 组织移位时产生的力学因素应该是剪切力。由此提示社区护士对压疮产生的机制了解不清楚, 对压疮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 对相关概念的辨别力不足。
3.2 知识更新不及时
产生机制方面, 缺乏对预防压疮采取正确体位的了解。在半卧位时抬高床头以5°~30°为宜[4], 只有12%的护士回答正确, 提示社区护士对剪切力的认识较少。由仰卧位转为侧卧位时, 最好倾斜30°一题, 75%的护士不清楚是否该这么做。研究表明这种体位可以消除大转子及骶骨部位的局部压力, 对预防压疮较理想[5]。预防措施方面, 有关研究表明, 按摩无助于预防压疮, 因软组织受压变红是正常的保护性反应[6], 对于这一点, 在调查中显示护士未形成深刻认识。而对白蛋白等已在循证研究中受肯定的预测指标认识不足。由此提示社区护士的压疮知识更新不及时, 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基本一致[7,8]。
3.3 压疮防治相关知识方面的教育有待加强
3.3.1 加强院校教育
教科书是国内大部分护士获得压疮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 而现有教科书上的压疮预防和治疗知识更新不够, 有些观念已经陈旧甚至错误。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过去10年, 护理教科书中与压疮护理有关的内容是不完善、不准确的, 信息是有限的, 并指出教科书中的内容应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文化背景及时更新[9]。由此提示, 国内护理教学中对压疮教学缺乏足够重视, 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更新和补充, 并在实际教学中兼顾理论和实践知识, 为护生的临床应用打好基础。
3.3.2 开展在职培训
参与调查的护士中仅有2%的护士参加过关于压疮预防与治疗的培训活动, 没有护士参加过关于压疮预防与治疗的继续教育。因此有必要加强社区护士的在职培训, 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培训活动, 如网络学习、讲座、会议等。其中网络在更新压疮知识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3]。
社区护士的压疮防治相关知识相对缺乏, 存在对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 知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压疮相关知识水平与实践亟待改善。应创造各种条件为社区护士提供压疮知识的教育, 护士也应充分利用在职培训、网络教育和自我提高等多种途径获取最新的压疮防治知识, 提高压疮防治的实践水平。本调查的结果可以为后续对社区护士的压疮知识培训方案的制订及上门访视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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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所有病例均符合中国高血压[1]、 糖尿病[2]和血脂异常[3]防治指南诊断标准。 两组患者均为社康中心在管的慢性病病人。 由社区全科医生通过电话通知、 张贴告示等形式招募, 并随机分为两组, 实验组70 例, 男24 例, 女46 例, 年龄65~83 岁, 平均 (69.2±4.34) 岁; 对照组70 例, 男15 例, 女55 例, 年龄65~80 岁, 平均 (68.5±4.82) 岁。
1.2 方法
1.2.1 自我管理培训的师资情况。 实验组授课老师由市内知名内科专家、 全科医生、 中医师、 心理医生和全科护士组成。 而对照组由经验教丰富的慢性病病友参照我院统一制定的 “慢性病自我管理培训班”课件内容与病友相互学习、 交流, 由社区全科医生做指导。
1.2.2 自我管理培训的内容。 实验组授课老师精心制作每堂课的教学课件, 课件分:“慢性病危害、 健康生活方式、 常见慢性病的中医保健方法、 慢性病病人的心理疏导和血压血糖腹围体重指数等自我监测方法以及自我管理计划的制定”共六部分, 着重自我管理技能的传授及训练。 如: 腹围的测量、 水银柱血压计的使用、 体重指数的计算、 目标体重的测算以及日常饮食每份食物的体积和重量等。 而对照组参照我院统一制定的 “慢性病自我管理培训班” 课件内容与病友相互学习、 交流, 包括慢性病的危害、 健康生活方式、 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病知识、 心理疏导、 自我管理方法和自我健康计划的制定等。
1.2.3 效果评价方式。 实验组与对照组均每周安排1 次培训, 共6 次。 对两组患者接受慢性病自我管理培训前后的“知、 信、 行” 的变化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比较, 同时也对参加培训患者的出勤情况做比较。 问卷包含与慢性病相关的问题共15 道, 其中知识问题5 道, 态度问题5道, 自我管理技能问题5 道; 前后2 次调查的内容相同。 分别进行组内教育前后水平对比以及两组间教育前后对比。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组内和组间干预前后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 检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老年慢性病病人年龄情况
实验组平均年龄 (69.2±4.34) 岁对照组平均年龄 (68.5±4.82) 岁;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自我管理培训前慢性病相关知识水平情况
参加自我管理培训前, 对照组和实验组慢性病相关知识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3 自我管理培训前后两组慢性病知识、 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情况
培训前, 除 “能制定个人健康计划”外, 两组患者知识、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培训后病友的慢性病知识、 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较培训前均有所提高, 各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与对照组培训后比较, 实验组患者知识、 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提高更明显。 除 “愿意接受慢性病知识宣教”以外, 各项内容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0.001) , 见表1。
2.4 参加自我管理培训全勤情况
实验组全勤率为84.85% (58/70)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4.2% (17/70)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48.275, P<0.001) 。
3 讨论
3.1 “慢病生活俱乐部”界定
“ 慢病生活俱乐部” 是以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平台, 以社区慢性病病友为会员, 以提高会员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能力为目的, 通过系列的自我管理健康教育讲座、 会员互助交流和小组活动医生随访等形式, 以期改变慢性病病友的不良生活方式, 规范遵医行为, 降低慢性病并发症的发生率。
3.2 “慢病生活俱乐部”试点背景
发达国家经验证明, 先进医疗技术的使用仅能降低部分死亡, 却无法减少发病率、 残疾率和昂贵的疾病负担, 所以, 开发积极的公共卫生策略和群体预防才是慢性病防治的根本出路[4]。 目前, 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整体进展缓慢, 与社会认识不足、 经费不足和经验不足等有关[5]。2002 年我国卫生部已经把慢性病防控正式纳入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一直重视慢性病的防控工作, 已经逐步探索形成了 “政府主导、 部门合作、 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控格局。2012年福田区成功地创建了“全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在全区30个社康中心开展“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工作初见成效。规范的、由非专业人员 (高血压病人) 指导的“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项目着重于自我管理知识、信念和技能的培训, 有别于以往单纯的以防治知识为主的培训, 效果较好。但也反映几个问题:非专业人员对培训课程教材的理解能力有限;非专业人员表达能力、专业解说能力有限;自我管理技能的指导缺乏正确性;参加培训人员没有医患互动及连续的跟踪反馈及行为修正过程。
例 (%)
*对照组干预前后P<0.05;△实验组干预前后P<0.05;△△实验组干预前后P<0.001;◇干预后对照组与实验组比较P<0.05;◇◇干预后对照组与实验组比较P<0.001。
众所周知, 慢性病已经成为慢性病病人的一种生活状况, 将一直伴随其终生。病人需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慢性病状态。因此, 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 让慢性病患者籍此终身、随时得到学习、指导和医学支持是必要的。这个平台应该由各类医学专业人员参与 (包括市级专家) , 从健康教育讲座到咨询诊疗服务等, 不仅可以为会员提供最新的专科诊疗指导、咨询, 也方便市区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其中全科医生应该是组织者、协调者, 应参与全程活动, 掌握每个会员的健康状况、用药情况和定期随访等, 必要时给予医学支持或转诊。
这种平台可以通过网络实现, 也可以通过实体场所来实现。面对大部分老年慢性病患者不会电脑、不会上网和没有手机无法接收短信等情况, 新洲社康中心试点成立了“慢病生活俱乐部”, 专门开辟“慢病生活俱乐部”活动室。规范的自我管理培训课程辅以细化的、个体化的日常行为指导、医生定期随访以及病友间相互交流自我管理经验等, 给慢性病病友一种归属感, 有利于在社区开展慢病防控一体化管理。
3.3 “慢病生活俱乐部 “成效
“慢病生活俱乐部” 成立于2013年5 月底, 6 月初开始由专业人员授课并辅以现场咨询、 指导。 现第一期 “自我管理培训” 课程已经结束, 俱乐部后续活动将陆续开展。 本文通过比较不同方式的自我管理培训对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 “ 知、 信、行”的影响结果显示: 由医学专业人员集中授课、 精心准备PPT课件、自我管理技能实践操作性强的培训, 深受老年慢性病患者的认同, 在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慢性病防治知识、信念和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效果显著。
慢性病自我管理培训是一项群体性、 实践性极强的工作, 选择老年慢性病病友普遍认同又乐于接受的形式是取得实效的关键。 在目前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普遍不高的前提下, 建议建立以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平台, 由医学专业人员集中授课、 以慢性病自我管理技能训练为主、 病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为辅, 社区全科医生全程跟踪管理的慢性病社区综合管理组织。 可以尝试以NGO的形式运行, 或以其他的形式寻求经费来源以维持其运行。
摘要：目的 评价“慢病生活俱乐部”自我管理培训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知识、信念和行为的影响。探讨社区慢性病管理模式。方法 从2013年新洲社康管理在册的慢性病病人中抽取140名老年慢性病患者, 将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参加“慢病生活俱乐部”, 由专业人员传授自我管理知识;对照组纳入“慢病自我管理小组”, 根据深圳市统一“慢性病自我管理培训班”教材进行学习。比较两组老年慢性病患者参加培训的全勤率、慢性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慢病防治信念和自我管理技能掌握程度的区别。结果 通过6周的培训, 实验组参加培训的全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慢性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慢性病防治的信念以及自我管理技能的掌握程度均有所提高。但两组患者培训效果仍存在较大差异。培训前, 除“能制定个人健康计划”外, 两组患者慢性病的知识、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患者培训后慢性病知识、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较培训前均有提高, 各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培训后比较, 实验组患者接受培训后其知识、信念及自我管理技能提高更明显。除“愿意接受慢性病知识宣教”以外, 各项内容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0.001) 。结论 “慢病生活俱乐部”是慢性病病人学习交流的平台, 由专业人员集中规范授课, 强调病友自我管理技能的实践操作, 通过病友互助互学等交流形式, 培训效果好, 使慢性病病友在社康中心有归属感, 在社区慢性病防控中有利于发挥防治一体化的平台作用, 值得探讨。
关键词：老年慢性病患者,健康自我管理培训,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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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教育模式 篇8
一、“知—行—思”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知”即是知道, 晓得, 是主体对事物有所了解、认识或认知;“行”即为行动, 是主体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思”即是思索, 考虑, 是对某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的思维活动, 知、行、思三者的有机统一才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关于“知、行、思”的统一, 东汉教育家王充说:“天以耳目论, 则以虚像为言;虚像效, 则以事实为非。是帮是非者不徒耳目论, 则以虚像为言;虚像效, 则以实事为非。是帮是非者不徒耳目, 必开心意。”这种感知、思维、行动、统一、实践要法的特点, 反映了我国古代教育家的唯物主义教育观。而近年, 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也集中在人才培养体制上。《纲要》就用了一章 (第十一章) 部署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并专门用一节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其中特别强调人才培养应注重三个原则——“注重学思结合”“注重知行统一”和“注重因材施教”。正是在“原则”的指导下, 本文提出“知—行—思”人才培养模式, 并从以下三点来诠释其内涵。
1. 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教学过程中, 倡导启发式、探索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激发其学习热情, 培养学生爱好, 使学生从“要我学”转变到“我要学”。
2. 注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充分利用课外时间, 积极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 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培养其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性, 变学生“学书本”到“要实践”, 使其从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获得真知。
3. 注重教师与学生的良好互动。
“知—行—思”不仅是学生的知行思, 更是教师的知行思。在该系统中, 教师和学生形成“知—行—思”的学习共同体, 互相促进, 教学相长。
二、此模式在我校的实施状况
2008年, 经河北省教育厅批准, 河北省唯一的“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在我校建立。实验区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 变知识教育为素质教育”,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实现教学改革中“教”与“学”的互动。围绕此理念, 在教学内容上, 根据不同的课程, 增加案例教学的内容。如发展经济学中的利用外资问题, 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使学生形成对利用外资的正确认识;信息经济学中的博弈论, 通过具体的模型使学生了解博弈双方的关系, 并能够运用这种分析工具。例如2003级刘柏胜同学根据这种分析方法, 设计了博弈模型, 对大学生宿舍中的一些现象进行博弈分析, 写出了极为生动的文章, 刊登在学生自办的《求索》杂志上。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资本论》等课程中增加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如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新发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与现实社会分层等。在课程体系设计上, 从2003级开始, 实验区经济学专业从三年级分两个模块课程, 即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传媒, 加强了课程体系的宽度和深度。例如在专业基础课方面增加了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 在专业课方面增设了《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国现实经济专题》等课程。在实践环节上, 实验区突破了传统的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认识 (不是单纯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一些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 它包括了课堂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环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学生动手能力 (即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会实践与交往能力等) 全面增强。其实质是学生适应社会需要能力的增强和全面素质的提高, 使得学生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在教学运行和管理机制上, 建立一套针对性制度和措施来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一是在“双导师制”中, 要求学术导师上教学第一线, 政治思想导师在与学生日常管理中引导学生认真学习;二是建立教师相互听课制度, 每人每学期不少于三次, 在相互听课中发现不足, 改进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形成一套上通下达的有效机制, 即每学期由实验区安建华教授主抓, 通过学生无记名投票方式评价教师教学质量, 并提出相应建议。在教学组织形式上, 坚持多样性、参与性、互动性, 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实现了教学改革中“教”与“学”的互动。例如《中国现实经济专题》课程, 程长羽教授在教学中组织学生讨论, 几乎每人一题, 学生讲, 老师评, 师生间的互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再如,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进行改革, 改变了该课程由一位教师单独承担的状况, 将其变成了一门密切联系当前理论热点问题的专题课。一方面由本系教师就自己跟踪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设置专题;另一方面请省政府研究室研究员、保定市工商局有关领导、保定乐凯集团的市场营销人员等单位的实践者走进课堂。这些生动的专题, 既引发了学生对中国改革实践的关注, 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这种实践, 也加大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力度, 其考试方式由笔试改为口试, 形成了一套由学生共同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够真正测试出学生真实能力与水平的考试程序和方法。许多学生在这样的考试中受到了锻炼, 在就业求职过程中受益。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教育的最终成果是变过去那种“要我学”为“我要学”进而“我要研究”“我要实践”。为此, 实验区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中心、河北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会合作, 建立了多个教学实验区。教师带领学生积极深入实验区调研, 同时以授课、专题讲座、报告会等形式, 将所获知识服务和回馈试验区。另外, 依托实验区这个平台, 我系又先后创办了“经济学跨学科”读书会、《求索》杂志和“行者大学生能力建设基金会”, 下面介绍这些社团组织的情况。
1.“经济学跨学科”读书会的成立。
读书会于2008年成立, 面向全校师生开放, 是一个由爱好读书并有志在经济学及其交叉学科领域内有所作为的师生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社团组织。读书会成员定期组织开展读书活动、组织读书专题讲座和讨论会, 邀请校内外教师进行专题讲座, 编印相关刊物用于发表读书信息与会员优秀作品及精品文章。通过读书、思考、交流, 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增强了学生间的思想交流, 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2.《求索》杂志的创办。
《求索》创办于1998年, 刊物以学生为主体, 采取学生自写、自校、自办与教师辅导相结合的模式, 每年两期。《求索》结合教学内容, 针对当时经济学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同时, 荟萃学生假期调研报告、读书笔记、经济人物等栏目。学生通过刊物内容的编辑整理, 不仅深化了对经济学相关理论命题的认识, 也从征稿、修改、整理、出版等多环节锻炼了其实践能力。2003年夏天, 借鉴《求索》的成功经验, 我系在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开办《经艺》, 采取同样模式, 并采取多种方式, 推动两个刊物的交流。
3.“行者大学生能力建设基金会”的成立。
行者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 由社会资金和学生入股少量资金共同组成, 以资金互助的方式为成员提供服务, 由经济学系的骨干教师和少量热心公益事业的校外专家共同组成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指导。行者按照“学生创办、学生管理、学生受益”的原则, 遵循诚信、公平、公开、民主的程序,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行者一方面为有创业激情的学生提供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和小额生活贷款,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行者已经运作了爱国T恤项目, 在项目的运作过程中,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谈判能力, 也使学生对自己的定位更加客观;基金会发放了小额的学生生活费贷款, 解决了同学们的燃眉之急, 成员从中充分体会到了助人的快乐;基金会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 增长见识;基金会积极参与试验区的调研和推进工作, 并组织成员参加支教活动等。学生参与实践活动, 不仅有利于丰富其课外生活, 更能学以致用, 对学校所学知识的内化有关键性作用。
三、当前我校践行“知—行—思”人才培养的瓶颈问题
1. 教育主体———学生缺乏主动性。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 “知—行—思”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思考、实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河北大学2014年的调查统计显示, 49%的学生学习只是为了通过考试, 52%的学生学习动力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 78%的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直接目的是在将来的求职简历中添分加彩。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 学生的内在动力及主动性极其缺乏, 而这正是“知—行—思”人才培养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
2. 教育主导者———教师实践经验不足。
我校教师由于长期在被誉为“象牙塔”的高校内工作, 参加社会工作较少, 科研也主要通过做实验、查文献资料来完成, 涉及的实践内容较少, 虽然理论功底深, 但却难以将所知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有些教师甚至是一心只教圣贤书, 这难免与现实脱节, 授课时也容易教条主义。因此, 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很难与学生形成“知—行—思”的学习共同体, 这势必影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3. 小学期教学安排不合理。
我国教育管理部门鼓励高校施行小学期, 主要是为给大学生提供一个查缺补漏的弹性机会, 而且它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符合我国当下高等教育的实际。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 部分高校出现“流于形式”的问题。例如, 将原来两学期中涉及的部分课程挪到小学期来上, 或小学期增加额外的课程, 或组织校内外教师、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等, 这些安排缺少实践成分, 缺少创意及组织设计, 使小学期成为学生的又一份作业, 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与其初衷 (弥补学生平时理论学习的不足, 通过社会实践以开阔学生眼界) 相距甚远。另外, 除了小学期本身的组织设计问题, 小学期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众多问题。例如, 我系读书会 (图书的购买、读书交流会的举办等) 、《求索》 (杂志的征稿、出版发行等) 、行者 (学生的调研、支教或院校经验交流等活动等) 和实验区工作的开展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实践活动场所和基地匮乏的问题也制约了大学生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4. 考核制度不完善。
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是教学质量的保证,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我校在此方面尤显不足, 例如对教师的考核主要表现为教学时数、科研项目及著作论文的发表情况, 而实践环节、与学生的互动及教学质量评价方面没有明确的要求或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而对学生的考核也主要集中在专业基础知识课考查, 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考核不足。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 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校在改革的进程中要认真探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最佳途径, 探讨促进其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教学及评价方式, 始终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原则, 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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