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融资论文(共12篇)
教育融资论文 篇1
一、我国高等教育融资的制度变迁
我国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公立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一直是实行财政独家拨款。建国伊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包办的单一体制和模式,大包大揽式的免费高等教育,遵循政府计划、政府举办、公共财政出资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各项事业投资都由中央集中掌握,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诞生的高等教育融资机制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融资渠道单一,相继实行中央财政统一拨款、“条块”结合,以“块块”为主等拨款方式。1979年以前,财政拨款的模式是“基数加发展”,即当年各高等院校的投资额是以其前一年的实际支出结果为基数,考虑当年的各种变化因素而确定。这种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是规模小、有失公平。
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我国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的改革与探索时期。为了改变高等教育规模不足这种局面,国家就必须扩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同时开拓新的教育融资渠道。1980年,国家发布《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和奖励制度试行办法》,批准建立高校基金制度,学校对基金具有自主支配权。同时,允许招收自费生和代培生等方式筹措教育经费。1985年,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模式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这种模式中的综合定额是根据高校在校生人数乘以生均标准来确定,专项补贴则主要根据高校的特殊需要确定,实行专款专用。这种拨款模式虽然在生均标准上有一些缺陷,但其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89年,国家发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明确规定学杂费和住宿费作为财政性资金转入学校基金。现在,学杂费已经是中国高等学校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我国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单一的政府大包大揽的办学格局逐步转向融资的多元化,逐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资金为辅的公立高等教育融资新体制。
由上图1-1、1-2可以看出,随着新的高等教育融资新模式的确定,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方面,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逐年减少,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逐年增加,这说明我国在不断地拓宽高等教育的融资来源渠道,逐步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投资为辅的局面。在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方面2000年至2006年间,事业性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在79.84%—81.72%之间变动,基建经费所占比重在18.28%—20.16%之间变动。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在校生规模的扩大导致学校规模的扩大,各高校加紧学校建设,包括学校校舍、办公用房的建设,从而增大了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中基建经费支出的比例。
1997年,全国高校并轨完成,所有新生都缴费上学。至此,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即对教育成本的私人补偿。从90年代中期,学费就开始成为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经费来源,而且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3年起已高居30%以上。在实行成本补偿、收取学费的同时,为了确保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教育资助,以“奖、助、贷、勤、减、补”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开始建立与逐步完善。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把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融资方式写入法律,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性跨越。
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融资体制改革所面临重重挑战:政府财政性拨款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学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受到抑制;中央专项的转移支付比例过高,人为影响过大,非制度化决策极易导致“寻租”行为;除财政、学费贷款三大主要渠道外的其他经费来源渠道拓展空间有限,最终导致很多高校,主要是地方高校出现债务危机,并且其影响加剧,已经成为威胁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
高等教育融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筹措渠道向多渠道转型,改善了社会资源分布的公平,改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布,这为高等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的建立完善,拓宽了教育融资渠道,也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上,虽然已经形成多渠道的融资格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拨款方式,资源利用效率仍旧不高。其次,从对我国近几年的高等教育资金来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虽然近几年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政府投资仍占有重要比重,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还未充分调动。第三,对教育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教育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
高等教育融资体制改革中政府投资作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的划分,而且还体现在投资的数量和结构以及转变对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等方面。1985年以前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法采用了“基数加发展”的旧模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高等学校不仅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积极性。1985年以后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原则,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向“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转变,促进了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高等学校安排经费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经费管理的责任,提高了拨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中央与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也正式宣布将“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作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融资体制,即公立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机制,体现了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意图。当前中央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不断下放对地方政府办学和投资的责任,促进公立高等教育办学地方化、社会化,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公立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责任;推进公立高等学校的布局的逐步下移,使地级城市兴办公立高等学校成为现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着实增强公立高等教育供给能力。
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融资对策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实现这个目标财政缺口有几千亿。目前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仍呈紧张状态,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达GDP的4%已经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但程方平等专家认为不论学前教育还是义务教育抑或高等教育都需要大量投入,仅仅4%根本不够用,世界上的教育强国的投入都在7%-8%之间。今天中国教育第一位的问题,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要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向教育。
1、确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合理的增长速度
据上文教育经费投入的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为87.15%,1995年下降为75.16%,而2000年该指标只有66.58%。可见,我国各级政府在落实教育法规、政策等有关教育投资目标和要求上,还是有拖欠、不到位的地方。国家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应该承担起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一般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大小,既可以反映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大小和对教育“努力程度”,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1998年开始,我国中央政府决定每年增加教育经费2个百分点,并由此带动了部分省区也决定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为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这个比例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态,如果考虑物价上涨指数和新增入学增长速度,那么力度就仍显不够,同时责任仍然不清,教育投入有时还仍然得不到保障。同时我国政府在教育投资上大力倾向高等教育,势必挤占对其他教育类别的投入,尤其是使基础教育资金更加短缺,所以,唯一理性的选择是通过提高教育经费投入的整体水平来强化教育财政的主体地位。所以,政府要探索完善多渠道的财政拨款机制,切实加大教育的投入,力争使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
目前,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经历了持续至今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幅显著高于GDP增幅的财政扩展期。据财政部的数据,受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7%,财政支出增幅高达21.2%;在危机影响尚未消融的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幅跃升至21.3%,财政支出同比增幅达17.4%,两者都远远高于GDP增幅,目前预算内的财政支出规模接近9万亿元。政府是整个教育融资的最后供给者和调节者,这些问题市场是不能解决的,学校更是无能为力,必须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才能解决。因为只有国家可以利用税收、赤字、货币发行等高效的资源动员手段,大规模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确保战略重点建设所需的物质保证。而学校、企业、市场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却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国家才能统筹兼顾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确保教育适度的超前发展;只有国家才能运用其教育拨款手段直接调节教育发展格局,通过教育投资方面的倾斜政策,根据社会总体需求和国家战略的整体要求,有选择地扩大或限制某类高校和某类专业的招生。因此,中央财政收入能力不能过低,否则用于教育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力就会受到制约;财政收入要合理快速增长,这对于促进公平分配,确保公共支出的利益不无裨益,最终也将提高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当然财政超速走得太远,对经济结构、经济竞争力、财富分配格局都将形成挑战,创建确保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压倒对社会私利考虑的制度和程序也很重要。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一比例为20%左右,一般欧洲国家为40%左右。所以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适当高于GDP增速,稳定在20%-25%左右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
2、合理规避高校贷款的融资风险
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发展历程,我国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单靠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已经无法满足其发展的资金需求,最终导致学校规模的迅速膨胀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因此,我国教育从此就走上了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与银行贷款的发展道路。首先,银行有放贷的强烈动机。银行的考虑是:学校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学校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其活动关系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有国家作为其强有力的后盾,具有良好的信誉。其次,学校有贷款的现实压力。受社会需求的刺激,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有迫切的扩张冲动,其扩张是在政府投入不足的现实困境中推进的,适当地从银行贷款,解决教育发展资金短缺之需。基于以上原因,教育机构可以实施贷款融资,但是要把握好一个“度”。过量的贷款是对学校发展不利的,多数学校的贷款数额相当巨大,给未来发展埋下了多方面的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和经济风险,从而可能引发学校财务危机。
近年来政府化解教育债务工作备受社会关注,其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目前九年义务教育化解资金已经逐步落实,据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698亿元,完成化债目标任务的67%,有200多万农村债权人受益;高等教育债务化解也已在全国各省份逐步启动,这无疑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福音。要规避贷款融资风险,当务之急就是要化解教育债务危机,首先,各级政府要强化和完善教育财政的保障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为促进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引导和鼓励各地切实加大地方教育财政投入,这一政策必须加以细化和落实。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生均拨款水平已经达到12000元的省份,在生均拨款水平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每年给予定额奖励,这一机制应该加大力度;其次,国家要规划政策性银行进入教育贷款融资领域的渠道和方法,通过置换商业银行部分短期贷款的方式,优化学校贷款结构,以此防范贷款风险;第三,学校科学审定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校内教育资源,加强自有资金管理,减少贷款依赖,走科学、内涵发展之路,严格控制新增贷款规模。
3、稳步推进BOT融资
随着高等教育建设进程的加快,为了满足全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旺盛的需求,许多高等学校都带有通过建设新校区来拓宽办学空间,增强竞争能力的冲动,但是面临的资金困难是非常大的,对此,BOT(即建设-经营-转让)不失为一种新的有效融资方式。采用BOT模式融资,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其可行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弥补国家教育财政投资的不足问题,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积极引入非官方资本进入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2)高等学校不承担任何风险,投资者承担所有费用,风险由投资者承担,最终学校的固定资产得到增加;(3)投资者可以利用资金获取丰厚利润;(4)高校基础设施项目风险比较小,市场也比较稳定,学生大部分都是现金消费,不会产生呆帐、坏帐及死帐,现金流比较稳定。这些都足以说明在高等教育中运用BOT融资方式是合理的、可行的。
根据BOT方式内涵,其主要优点有:高校扩大资金来源,缓解了国家教育财政的投资压力;高校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以及引进先进教育经验与管理技术,可以促使管理效率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步伐;再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把BOT融资模式应用到高校的教学设施、行政设施、教学辅助设施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中来,缓解资金压力,所以,BOT融资方式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项目融资的有效途径之一。
4、建立和完善“资本投资式”的助学贷款机制
我国助学贷款机制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问题仍然是国家助学贷款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效控制贷款风险关系到国家助学贷款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不管这种助学贷款风险先由商业银行独自承担,还是后由国家和高校分担的做法都不利于我国助学贷款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究竟由谁来承担合适呢?当前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重新加以规划,形成学生、学校、政府、经办银行等各方共同承担利益与风险的责任格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他提出了一项对高等教育进行“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计划,主张对学生的资助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对助学贷款设计来讲,就是“买进”某人未来收入的一部分;换言之,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规定的一部分还给政府,政府就可以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风险投资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风险分散功能,最终风险投资体系提供了助学贷款风险的社会化承担机制。根据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1350万人,其中贫困学生约263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特别困难学生约12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由此可见,我国的助学贷款需求市场足够大,这就确保了进行风险投资的数理基数。
风险投资体系提供了助学贷款的风险社会化承担的机制,它一方面减少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程度,提高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效防止了助学贷款发放过程中的风险向国家过度集中,同时将风险投资引入助学贷款也提高了银行机构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促进贫困大学生的借款动机,从而增进了助学贷款体系的稳健性。当然,在将风险投资引入助学贷款的同时,建立健全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个人信息查询系统和个人信用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高校在这一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职责。高校承担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部分与该校毕业学生的还款情况挂钩,高校也应积极协助银行催收贷款责任得到明确,加强了对助学贷款工作的管理,培养了学生诚信意识,新助学贷款政策对违约学生进行了有效的约束,致使学生违约成本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是事关国家培养人才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化解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与教育的财政经费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鉴于我国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同,就业质量不一,继而造成借贷学生还贷能力大小各异这一客观事实,积极稳妥地将风险投资引入我国的助学贷款制度,让从资助还贷能力较强的学生获得的部分利润来弥补因资助还贷能力差的学生所受到的部分亏损,既可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能扩大助学贷款规模,从而实现助学贷款自身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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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融资论文 篇2
“碎片化时代”下的移动教育
“未来在移动式平台上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情境式和高实时互动性将会是这个领域诉求的重点。”
教育行业是被公认的“钱景”领域,国内权威机构的调查统计表明,全国家庭教育服务方面的消费需求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粉笔网市场总监帅科表示,教育领域创业的市场机会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育服务属于刚性需求,是个反经济周期行业,不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越是经济低迷的时候,教育培训行业反而越火爆;其次,这是个长尾市场,整个行业产值很大,有很大的区域性和拓展性。
从理论上看,巨大的用户群与稳定支出使教育行业成为一个金矿。但在教育领域,获得成功上市的大都是线下传统教育巨头,如新东方、学大教育等,纯粹在线互联网教育类公司很少在资本市场上有成就。
VIPABC集团CEO杨正大表示,以前在线教育的模式只是单纯地把线下学习模式下的课表、教材搬上互联网,对所有的学习者进行毫无差异性的单向填鸭式教学,这样的服务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大量复制,几乎没有门槛。此类型的免费服务不胜枚举,因此,在线教育类的企业很难构建稳定的盈利模式。
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让资本开始对移动教育寄予希望。首先是智能化移动终端快速普及,截至底,中国智能手机的保有量为1.3亿部,平板电脑 (PAD)的保有量为3000万台。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到20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将超过5.2亿人次。
从用户需求和行为模式角度看,职业培训需求大增,但人们时间碎片化趋势明显。“未来在移动式平台上的在线学习,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情境式和高实时互动性将会是这个领域诉求的重点。”杨正大告诉记者。
移动教育应用给传统培训教育行业崭新的发展机会。类似英孚教育这样的培训机构,开始将移动应用市场发展成为一条新的产品输出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英孚教育首席技术官EnioOhmaye博士表示:“未来学习的创新将在移动领域。”
移动教育产品尚在摸索期
以社交平台为基础或以单个应用为切入点,沿学习需求链扩展服务的模式是主要产品路径。
目前国内做移动教育类应用的厂商分为三类。一是原本做纸质教材、教辅产品的传统出版社和教育内容策划机构,比如人教社、外研社等等;二是原来在PC 机上做教育培训或儿童教育类软件开发的企业,如VIPABC教育集团、洪恩教育,移动互联网给它们创造了新的机会;三是一些纯互联网背景的工程师团队,他们有技术实力,但在传统教育内容开发方面缺乏经验,比如创新工场投资的乐豚科技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势单力薄的个人开发者。
从产品形态看,出现了以社交平台为基础的资源对接模式,或以单个应用为切入点逐一沿学习需求链扩展的服务的产品路径。
以“粉笔网”为例,提供的是一个教育培训者和学习者的线上交流平台,推出移动客户端,以类似微博的形式,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平台,“未来希望学生打开手机客户端就能找到在身边的老师。”帅科告诉记者。
实际上在教育领域,教师资源除了所在的培训学校一直缺乏真正的市场推广渠道,教学水平与风格仅靠口碑传播,这就造成教师与学生信息的不对称。粉笔网的目的就是让老师能得到推广,让学生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老师。据了解,粉笔网上线后吸引了考研、考公务员、司法考试、出国考试等50多个学科的老师甚至包括新东方的一批名师。
从 PC端教育培训的延伸来看,VIPABC移动化战略则是将真人式互动教学延伸到移动终端。杨正大介绍,在VIPABC在移动式平台上e-Learning的产品策略之一是向碎片式学习的方向发展,并与PC平台上预约式、长时段的课程做区隔并相辅相成。
传统的PC学习行为的各个阶段,包括“预习”“学习”“练习”“复习”等,都有相对应的移动应用程序。每堂10分钟随选即上的短时段课程、个人化且情境式的教材内容推荐,体现了“碎片式学习”的机动性。
除此之外,单一应用的开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发者和创业者加入,“云词”“拓词”“百词斩”,以及“深练英语”都从英文单词学习上入手成为用户的辅助学习工具。
盈利难题
在国内市场,用户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应用下载付费习惯。因此,在AppStore上做教育内容开发不挣钱。
虽然“移动互联网生态”是未来趋势,但并未成型,这为当下教育应用产品的开发设置了很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
杨正大认为,目前看,移动应用的功能都只是在填补主流教育空缺,用户这种移动平台通常做到的是看课,而不是听课。而从基础设施上看,要实现在线移动学习还需要无线带宽、及时互动技术上的完善。
教育类应用尽管在AppStore上获得了大量用户,真正愿意付费的用户却并不多。尤其是在国内市场,用户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应用下载付费习惯。因此,在AppStore上做教育内容开发不挣钱,这是困扰所有开发者的问题。
规模化也是一个挑战,这类应用虽然用户有需求,但是教育应用面对的是跟线下传统教育抢用户,跟线上诸多娱乐应用抢时间的双重挑战。创新意识低,一旦有一个热门应用上线,立刻会有一大批后来者进行模仿,行业初现产品的同质化问题。同质化导致难以规模化,教育应用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利用债券为职业教育融资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债券 融资 准公共产品 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利用债券融资的现状
债券是一种直接融资工具,债券市场更是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基石,债券市场为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提供筹措资金的便利渠道,更为社会投资者提供低风险的投资工具。从我国2014年债券发行情况来看,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增长最为突出,同比增加38.9%,增长助力直接融资创下历史新高,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显著降低。{1}
近年来职业教育利用债券融资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是依托政府债券融资,从债券资金的用途看,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广东省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6亿,其中有10亿用于省级职业技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还有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发债,资金转贷地方政府,再拨付给职业院校使用,如2009年福建省从债券资金中安排1亿元支持县级职教中心主体学校学生宿舍建设,2010年云南省从75亿债券资金中安排了5.31亿元债券资金用于改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购置相应的教育实训设备,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2012年,海南省也专门从国债资金中拿出1000万元用于高等职业教育。
201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现代职业教育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目标,其中指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在专业硕士已获得学生与市场的广泛认同的情况下,逐渐构建与调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文件中还指出中央财政的财政转移支付责任与地方政府对当地职业教育体系结构调整与财政投入的责任,也指出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教育的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以及鼓励发展实习实训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支持营利性职业教育机构通过金融手段和资本市场融资。职业教育多元化经费来源的趋势一目了然,其中以利用金融手段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经费来源最为缺失,除地方政府以外的其他责任主体未能直接利用债券市场为职业教育融资,在鼓励职业教育利用金融手段与资本市场融资的政策导向下,需要进一步发挥利用债券为职业教育融资的作用。
二、教育债券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外教育债券融资的情况
发行债券为教育筹资在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其中又以美国最早以及大规模地利用债券为教育融资。《教育大词典》解释:“学校债券,加拿大和美国的某些地区的学校向学生的父母和其他人士筹集贷款来资助学校基本建设费用的债券。在美国此项债券由校务委员会或地方选举人核准发行。”(孟钟剑,2008),主要有:(1)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通常涵盖教育项目,其一般责任债券(General Obligation Bonds,GOs)可为其管辖的学区筹资。(2)地方政府收入债券为政府拥有的公用事业和准公用事业如专科学校与大学等融资,其收益通常包括宿舍费、学费等,有时也包含了大学院校里一般性资产的筹措,此类债券通常被称为大学债券(College and University Revenue Bonds)。(3)如加州教育设施管理局这样的机构为当地的高校发行债券(Pooled College,University Bonds),此类债券评级视乎资产业务的收入有高有低(Webster, Keeley,2014)。(4)高等学校或高校系统自行发行债券,如Nevada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College System lease revenues bonds,此类债券有资产抵押,保险保障,租赁收入来自于联邦政府在高校内设立研究机构而租用校内建筑与设施,通常信用评级较高(Business Wire,2013)。美国的教育债券有普通债券与免税债券之分,高等教育债券资金主要用于资金周转、偿还当前的其他债务或用于学校大型项目的建设,债券期限通常较长,有20~30年的中长期债券与长期债券,甚至有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耶鲁大学于1996年发行的为期100年的跨世纪债券(石钧,2009)。发达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美国的教育机构得以利用债券融资的基础,其债券评级机构如FitchRating已有多年的国内及国际公共财政金融的服务经验,能够对政府、教育机构乃至于非营利性机构发行免税债券进行有效的信用评级以及跟踪评级。
英国高校也有举债融资的举措,兰卡斯特大学曾在1995年为建设体育中心发行了债券,而著名的公立大学剑桥大学在2012年才开始发行债券,发行了价值3.5亿英镑的40年期债券,为新成立的干细胞研究实验室和研究生宿舍提供资金,剑桥债券一发行立刻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国际评级公司穆迪也给出了3A评级。澳洲的两所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是在2014年才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前者通过7年期债券募得2.5亿澳元,后者通过出售4.75%收益的类似债券募得2亿澳元。
(二)我国教育债券融资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主要依靠财政经费,在进行分税制改革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承受范围之内发行专项教育债券可以缓解经费不足之难题(谢胜强,2003)。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教育被视为具有外溢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有代际效应,发行教育债券更符合公共财政下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与公共产品时期收益原则。教育债券在市场中也符合投资者的社会价值趋向。省级政府应为教育债券的发行主体,在发行的结构、规模、期限等方面,应顾及地方教育的结构与“教育成功”的周期,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优化教育债券资金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其中用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初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教育债券应设为长期债券,还款年限应为10~20年。而用于高等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债券,期限则可以稍短一些,一般在10年内为宜(程立军,2011)。
随着高校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等教育债券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高校融资的新选择。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总体而言不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的拨款差别巨大,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部分地方高校的发展,而其他的经费来源如银行贷款、学费收入在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刘新荣,罗毅,2010)。高校利用债券融资的尝试主要在政府债券,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再进行分配,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显性与隐性的交易成本较高,若高校可以直接发行债券,此两类债券的产品差异性及对投资的要求都有区别:
由有实力的高校或高校联盟自主发债的主要节点被认为是如何对高校进行信用评级,以及债券市场对高校的信息披露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要求,这会促使高校与政府、市场的关系进行调整,对高校的治理能力尤其是专业理财能力是较大的挑战,进而自主发行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资金用途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才可以与高校的发展需求相符。通过债券融资必须考量风险及其控制,杨继瑞,孟显芮认为发行高等教育债券所面临的风险是债券发行、流通、及偿还等一系列过程中,因为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产生的债券实际收益率降低或债权无法偿还等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系统风险如政策风险、购买力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非系统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财务风险,通过构建风险控制模型,其结果显示在系统性风险中,利率风险、政策风险的重要度最高,而在非系统性风险中,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的重要度最高。另外,国家开发银行已涉足国家助学贷款并以支持创业、就业等方式保障助学贷款业务,尚未在政策性金融债券融资上开展与发展教育基础建设的相关项目。
综上所述,由于教育产品的混合属性,不同层次的教育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有所区别,通过政府债券融资的理论与实践都较为完善,而在高等教育(目前包括了高等职业教育与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段,利用债券融资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存在许多问题,在职业教育进行调整与改革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与市场接轨,无论是人力资源市场还是资本(债券)市场。
三、利用债券为职业教育融资的思考
职业教育经费来源多元,政府、学校、企业、行业、个人通过财政拨款、自筹经费、校企合作、捐赠与缴纳学费等方式投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开放合作、因地制宜以及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从资金需求来看,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学生资助以及培养培训经费,着力于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与升级、教育公平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职业教育混合产品的属性,其不同的举办与承办主体如政府、学校、职业教育集团等资金需求方在进入债券市场筹资时,部分可以享受政策优惠如财政贴息、补贴或担保乃至于利率优惠、税收减免,可在发行主体的信用基础之上对投资者增加一定的吸引力。
(一)提高政府债券融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
职业教育有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符合地方政府的支出公平与效率原则,债券市场也能够及时暴露和释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直接或间接对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也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根据地方的实际,在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度提高政府债券融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以政府投入带动职业教育形成良性发展的状态。
(二)扩大职业教育从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中的受益面
如前文所述,我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可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已经部分从政策性银行通过发行金融债券融资中收益。政策性银行一般服务于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且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经济效益低、资金回收慢的项目领域,如农业开发、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贸易、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等领域。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中,若产生符合国家政策又在政策性银行项目领域之内的项目,政策性银行丰富的金融债券发行经验以及项目贷款管理经验能让职业教育扩大在金融债券的受益范围。政策性银行具有依托国家信用的优势,项目贷款管理有较强的约束力,也便于接受政策性的财政贴息、补贴、担保等,有利用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与政府和市场的合理的关系。
(三)发挥公司(企业)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为职业院校及职业教育集团融资的作用
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2012年才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试点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为未上市中小微型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公司债券,要求发行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并且期限在一年(含)以上。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取备案制发行,交易所在接受备案材料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综合平台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交易。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简化了发行流程,不受企业净资产规模的限制,融资规模相对较小,发行周期灵活,对发行的营利要求也较低,因此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参与。2014年5月,融资规模仅为200万元的“秦岭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债券”登陆私募债券市场,此举可为同样具有一定产业性质的职业教育吸引社会资本以及把职业教育与金融对接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对于民办职业院校与教育集团而言,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股权融资与银行信贷之外增加了新的融资方式,对于公办的职业院校与公私合糅的职业教育集团而言,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化的市场内形成符合利用中小企业债券融资的实际经营的内核,借助金融纽带促进职业教育集团多元主体之间的战略合作。由于职业教育可以对社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影响,的无论是何种性质的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集团,都有可能提供带公益性质的职业教育,因而也会受到利率与税收方面的政策影响,起到以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引导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机制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集团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适时与资本市场接轨,并加强担保增信、信息披露等风险控制机制。
注释
{1}去年我国人民币债券共发行11万亿元.网易新闻.http://news. 163.com/15/0121/15/AGGASC5E00014AED.html。
参考文献
[1]宋立.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经济社会比较.2005(3).
[2]Fitch Rating.https://www.fitchratings.com.
[3]杨继瑞,孟显芮.发行高等教育债券:若干思考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11(12).
[4]杨波.论我国高等教育债券融资制度的改革[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市场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7]周沅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国式高收益债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教育债券——高校融资新选择 篇4
一、高校现有资金来源方式及其局限性
1. 政府拨款。
政府的财政拨款一直以来占高校经费来源的主导地位, 其绝对数每年都不断增长, 但其在高校总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 政府拨款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也在逐年减少。研究显示:2006年中国高校总经费中, 政府投入仅占42.6%, 非政府投入占57.4%;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 政府投入占79%, 非政府投入为21%;部分非OECD国家, 政府投入占64%, 非政府投入占36%。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政府拨款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总体教育经费的投入始终不足, 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年为2.61%、2005年为2.79%、2007年为3.32%, 4%的目标始终未能如期实现, 高等教育经费更显紧张。
2. 学费收入。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免费教育阶段 (1949~1977年) 、收费“双轨制”形成阶段 (1978~1992年) 以及高等教育全面收费、实行成本补偿阶段 (1992年至今) , 学费收入已经成为高校除财政拨款外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但华师大心理应用中心对高等教育收费现状进行的调查显示, 占总数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许多学者和媒体也纷纷发表意见, 声讨高等教育收费。而且根据《大学周刊》的调查, 目前多数高校的学生欠费率超过20%, 个别高校老生的欠费率甚至超过50%。同时根据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的规定, 在今后五年, 各级各类学校的收费标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一律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 即五年内高等学校的学费、住宿费都不能调整。由此可见, 现阶段很难通过进一步提高普通高等教育收费来扩大高校资金来源。
3. 银行贷款。
伴随高校扩招后在校生规模的急剧增长, 有限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增量和学费增量无法满足高校的资金需求, 特别是基本设施建设等刚性需求, 向银行借贷就成为我国各高校的必然选择。但是, 银行贷款在帮助高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高校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2007年下半年的金融紧缩政策更是让各高校一直很容易操作的“借新还旧”变得困难起来, 特别是不属于国家“211工程”系列的地方高校首当其冲, 一方面生源竞争逐步显现, 另一方面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严控对非国家重点高校的贷款。此时, 各高校利用短期贷款建设长期项目的弊端显露无遗, 利用银行贷款征地扩建的校区、体育馆、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刚刚投入使用, 付息都很勉强, 根本无法还本。一旦银行不续贷, 很多高校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高校破产将不再是传说。
4. 高校其他社会化融资。
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获得的捐赠、公益性教育基金、股权投入等社会资金非常少, 主要原因是缺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相比而言, 国外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化融资极为重视。以美国为例:在1999~2000年两个财政年度, 其公立大学捐赠和基金收入超过5%, 而私立大学更是超过14%。美国的捐赠除了文化传统等因素外, 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实行了鼓励捐赠的政策。美国联邦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捐赠不仅可以从所得中扣除, 还可以实行一定的免税, 如短期收益所得捐赠免税金额以个人所得的5%为限, 长期收益所得捐赠免税金额以当年所得的30%为限, 当年捐赠超过限额部分可以在未来5年内递延申报, 将财产捐赠给学校免征遗产税等。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在吸纳社会投资、捐赠、为社会服务等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 目前亟须完善鼓励企业和公民的教育捐赠方面的税收政策, 以及发布扶持公益性教育基金和信托基金发展的政策, 同时鼓励股权投入、联合办学、捐助等社会资本更好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投入。
二、教育债券融资优势
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高校目前最主要的社会化融资方式而言, 债券融资具有以下优势:
1. 融资成本较低。
一般而言, 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债券利率会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根据财政部公告, 2009年6月17日, 我国在银行间市场招标发行了280亿元10年期国债, 最终中标利率为3.09%, 而同期银行5年以上贷款利率5.94%;同时2009年我国还发行了1 000多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 其中甘肃省政府债券实际发行面值65亿元, 山西省政府债券实际发行面值53亿元, 这两期债券期限3年, 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1.76%, 而相对应的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5.4%。由此可见, 以政府信用为担保, 采用发行债券方式进行高等教育的社会化融资, 其成本优势明显。
2. 融资规模可控。
目前, 政府很难大幅增加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或对学生收费, 而高校又确实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扩招后的刚性建设需求, 因此申请银行贷款成为高校融资的最便捷选择。但目前各商业银行各自的风险评价、业绩考核体系等存在差异, 对各高校贷款需求的审批标准也不尽相同, 造成高校整体贷款规模控制处于无序状态。而利用债券融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控制高等教育债券的发行规模, 确保目前高等教育投入不因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而改变。今后随着人口高峰的转移, 也可以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债券的发行规模来控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
3. 融资期限可控。
我国高校目前急需大量资金进行基本建设, 其建设周期长, 收益期一般都延续几十年。而银行从风险控制考虑很少办理三年以上中长期贷款, 由此形成了高校以短期贷款建设长期项目的普遍现状, 对银行贷款有极大依赖性。而通过发行中长期教育债券可以有效满足高校中长期项目的资金需求。以美国为例, 其长期教育债券一般期限为25~30年, 而耶鲁大学甚至在1996年发行“跨世纪债券”, 为一百年到期的教育债券。
4. 融资风险较小。
银行作为高校贷款的提供者, 在市场流动性充裕、国家实行较宽松货币政策时, 往往不顾高校实际需求, 鼓励高校多贷款或给予高校极高的授信额度, 造成高校资金流动的虚假繁荣, 一旦市场流动性偏紧、国家宏观调控从严时, 银行往往立刻收紧对高校的贷款额度, 极易造成高校资金链断裂。相反, 根据高校建设项目实际需求发行教育债券可以很好地控制流动性风险。
另外,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债券具备收益率高、风险小的特点, 适应社会民众和机构的投资需求, 会对社会民众和机构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而且, 教育事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 都将使投资者对高等教育债券有较强信任感, 从而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三、高等教育债券融资的模式选择
1. 国家高等教育专项国债。
实际上近年来国家也从财政发行国债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相当于发行了高等教育债券, 只不过没有专门运作。1999年中央直接安排国债切块资金14.7亿元, 另外地方财政安排配套资金37.7亿元, 为承担扩招任务的普通高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国债项目的建设, 有效地缓解了高校办学条件的紧张局面, 推进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进程, 为扩大招生创造了条件。针对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 从2000年起, 国家还开始用国债资金支持西部地区每省重点建设一所大学。项目覆盖了西部12省 (区、市) 以及新疆兵团、湘西、恩施、延边三州的25所地方和中央部属高校, 累计投入国债资金13.66亿元 (含高校扩招国债资金6 600万元) 。但由于在发行国债时并没有明确国债的用途, 其用于高等教育的比例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因此, 国家应该通过发行高等教育专项国债来缓解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矛盾。
2. 地方高等教育专项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也被称为市政债券, 其收入列入地方政府预算, 由地方政府安排调度。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 亦不允许发行债券。但中央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规划要求地方财政投入资金配合。至2009年1月, 地方政府公布配套投资计划总额已经高达18万亿元, 财政压力突显。2009年中央财政将代发2 000亿元左右的地方政府债券, 以增强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能力。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中还没有专门划定教育支出, 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属于地方高校, 其投入主要靠地方财政承担, 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相比资金更为匮乏。因此, 有必要利用当前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的契机, 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发行地方高等教育专项债券, 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3. 特色高校独立发行债券。
国外的高等教育债券发展已相当成熟, 而且规模呈上升趋势。美国1993年发行高等教育债券总额13.8亿美元;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校约160所, 发行规模26.7亿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高校增加到189所, 发债规模达到41.4亿美元;1998年, 美国高等教育债券规模为155亿美元;2001年, 美国教育债券总额更是达到187亿美元。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行教育债券的做法, 允许某些有条件的高校在债券市场上自行发行教育债券, 为学校的长期发展筹集资金。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而且有助于激励高校的管理者更加有效、合理地使用所筹集到的资金, 改善学校的内部财务管理, 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综上所述, 当今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资金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和银行信贷资金。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发行高等教育债券将能够有效缓解高校目前的资金压力, 分散融资风险, 使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注】本文系省财政课题“国库集中收付下高等教育财务管理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分析了高校现有资金来源方式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教育债券具有的融资优势, 并对我国高等教育债券融资的模式选择作了探讨。
关键词:高校融资,教育债券,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汪宇瀚.我国发行高等教育债券的几点思考.改革与战略, 2008;7
[2].石钧.从国外实践看我国高等教育利用教育投资基金和专项教育债券的“钱”景.当代经理人, 2006;10
教育融资论文 篇5
网产品趋势
未来互联网的更多机会会在“互联网+”的产业升级和融合上,只有充分竞争后的产业新物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者。
最近K12在线教育平台三好网正式宣布完成本年度第二次融资,此次A轮融资由清科资本领投,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更亲自出任三好网董事,青桐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3月份三好网刚刚完成7500万人民币Pre-A轮融资。此次A轮融资,前期的投资人全部跟投。
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
在线教育浪潮退后真正的“剩者”
关于在线教育领域,子超在两年前并不看好,并在2014年的8月写了《杨子超:中国互联网的在线教育格局》,随后又在2015年的1月写了《中国的在线教育是一个伪命题》。其实那段时间正是在线教育和K12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大街小巷的创投圈都在谈在线教育。两年过去了,貌似在线教育领域安静了许多,而三好网的一年两次融资,让K12在线教育又重新回归了大家的视野。
互联网的世界,每三个月就会诞生一个新的概念,当概念诞生之后,会有一大批创业者涌入这个领域,其中不乏大公司的进入和资本的助推。有泡沫的地方说明了这个领域确实火爆,泡沫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泡沫破了之后即市场充分竞争之后,会留下两到三家成为这个行业的垄断者,这就是大部分投资机构赌的事情,谁都希望成为最后的两到三家之一。
而K12的在线教育就是这样的,两年的时间,梯子网的创始人小龙女也早早地退出了这个领域。同一时期,O2O领域白热化的还有外卖市场,BAT里选择送外卖的都不想干了,更别说他们对在线教育的耐心了。这两年的时间,K12在线教育也经历了O2O、“互联网+”、万物互联和直播等一个又一个概念的洗礼。很多互联网的淘金者迷失了方向,消失在大众创业之中。当潮水退去,很多人都喜欢看谁在裸泳,因为这些更有爆料。而子超认为真正的剩者,真正生存下来的模式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三好网脱颖而出的几大核心要素
不管是马云在云栖大会上倡导的“新零售”还是“互联网+”的产业融合都在传达一个声音,就是线上要回归线下。很多拥有丰富的互联网经验的团队总是觉得自己代表最先进的变革力,并不重视传统产业的核心服务,最终也因为无法切入到核心服务而导致商业模式的崩盘。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三好网为什么能够在K12在线教育领域中脱颖而出?
1、三好网的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出身于教育行业
三好网创始人何强
三好网的创始人何强长期耕耘教育产业,在传统教育领域做到巨人教育集团副总裁的职位,对教育行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比如当你经过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何强的脑海里会下意识地计算出,如果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每天会有多少学生来上课,整月流水会是多少,是否可以抵消掉当月的人员开销等问题,这是他做教育十多年所养成的行业直觉。
另外团队的核心成员也都是出身于教育行业,在执行层面也没有存在认知的偏差,整体上对教育的各个节点的本质理解和服务都有一套完整的标准。例如,三好网针对加入自己平台的老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师资历认证体系。子超认为一个专业的团队组成可以让一个公司少走很多弯路,也会给竞争对手树立起一道很难逾越的壁垒。
2、产品通过互联网最大还原了1V1教育的场景 三好网通过“软硬结合”的直播平台,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们在线下真实的1V1教育场景。这种场景基本上通过直播的表达方式完成,而直播是最有效的让学生、家长和老师三方都满意的交流方式。让学生和老师能够真正地面对面交流,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有效的降低了时间和线下资源的浪费,对于家长来说,整个教学过程全程透明,也省去了家长对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顾虑和接送成本。
子超经常讲互联网产品的诞生一定要满足人们生活的场景,场景不能再造,一定是人们生活习惯的补充和延续,产品如果能够优化和改进人们现有的生活场景,那么也就是一款真正的成功的产品。最初的一批做在线教育的,基本上就是简单地把学校的课本复制,但却不考虑虽然把课本搬到了线上或者手机APP,但真实的场景下学生用什么工具看书都是一样的,有了手机也许还会花时间玩游戏和上网呢。
3、极其重视课程的服务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三好网的平台上教师的筛选分为多个纬度,人气、评论数、价格和智能排序,而且还有特色推荐。每一位教师的价位都是不一样的,不仅解决了家长和学生对老师的个性化筛选,也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服务有了更多的平台监督和激励标准。老师和学生的相互打分,也更加促进了老师教学的生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互动性,也进一步拉近了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当成为朋友,上课的效果会更加高效。
其实让子超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三好网在产品的技术层面的投入也非常重视,特别是致力于P.G.O.T(个性化目标导学保障学习系统)自适应学习引擎的深度研发,获得了教育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学生在平台上可以对自己进行学习的评估测试,通过测试后三好网可以初步掌握了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经验和能力。三好网通过学生的需求,用大数据算法智能匹配出符合学生的老师。另外,在此基础上三好网建立了“七维一体”深度服务保障体系,多重保障学生的在线听课效果。
4、拥有自建优质教师社群与自营自媒体矩阵
何强认为由于传统教育产业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而互联网的很多属性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结构性缺陷。比如三好网的教师帮俱乐部,现在已经感召了几十万的教师加入了。每周线下有很多教师邦俱乐部的各种形式的教研,帮助更多的教师自己开课,自己当校长,同时每一个老师还有自己的三好合伙人计划,把推广费用最大化的分给每一个老师。子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呀,最近的自行车共享经济都弱爆了。除了自建社群和合伙人计划,三好网还自营了自己的自媒体矩阵。在三好网建立之初,市场部只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运营自媒体。而且三好网60%的用户是来自自营的自媒体矩阵。通过自媒体矩阵,三好网获取用户的的成本只有几百块钱,是同行业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线上和线下教育最低的,没有之一。其实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三好网是通过大屏授课,小屏是碎片化的,可以更好地做一些有价值的自媒体营销。
三好网留给创业者们的启发和思路
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一个好的场景刚需,再加上创始人对行业的理解和强执行力的销售团队,这就是三好网的核心竞争力。其实这一句话的总结,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九死一生的。“互联网+”垂直产业的核心在于当互联网进入这个产业,随后将这个领域的资源、地域和用户进行深度的优化和匹配,让企业能够达到指数级别的增长,而非传统企业的线性增长。那么三好网给创业者们带来了哪些启发和思路?
1、三好网的在线教育市场仅仅切入了K12领域
三好网的产品形态和盈利模式标志着在线教育领域的发展模式逐渐成熟,目前三好网切入的是K12领域,随后还有更多的垂直教育细分市场可以切入。整体上教育产业是一块大蛋糕,一旦有成功且成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出现,相信随后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这个行业将彻底被洗牌。子超认为要想切入在线教育的细分领域,首先需要拥有像何强这样在教育一线的创始人才行,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好网会沉淀出更多的用户数据,本身用户也会伴随着成长而成为更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这也是三好网平台的价值所在。
2、三好网产品场景的本质是1V1的场景表达
三好网创始人何强认为目前K12是最符合1V1在线教育的领域,这个领域用户也更容易付费。子超认为三好网1V1场景表达的产品也可以用在更多的领域。私密但需要复杂的交流的场景,除了见面交流,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VR和AR,这些目前短期内根本无法普及。最深度的交流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果这套产品K12在线教育可以使用,相信可以满足更深度的学习和交流。比如,应用到心理医生的咨询领域,当然也可以说心理咨询本质上也是一种教育。
3、三好网的软硬产品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直播领域
《王者荣耀》同时在线突破4000万
今年的直播非常火爆,而且在年初出现了千播大战,这样的大战本身还是依托直播的本质,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让随时直播成为了一种可能性,而制约随时直播的因素也只剩下流量的限制了,前不久腾讯的实时竞技手游《王者荣耀》同时在线突破4000万人,很多人随时随地一有时间就会玩一局。相信只要内容不错,大家还是愿意为流量付费的。
而三好网软硬结合的产品打破了人们对手机直播APP的认知束缚,原来直播还有更广阔的硬件载体。万物互联时代,三好网的软硬结合也许只是直播形态跨出的第一步,但却是万物互联的一次真正跨界融合。
4、做“互联网+”垂直产业未来的门槛会更高
子超在文章《“互联网+”取代O2O将成为2016最大风口》中提到未来的“互联网+”将是70%在线下,30%在线上,“互联网+”将会更加垂直下沉。而三好网真正诠释了传统教育出身的团队也依然可以做出更有跨界性的产品,而且这些互联网部分的产品与技术真正做到了互联网化,而非简单的搭建一个平台这么简单。所以子超觉得未来做“互联网+”垂直产业的门槛将会越来越高,也许未来真的是五五开,即50%在线下,50%在线上,而且对于“互联网+”传统的深度融合,才是未来真正的机遇。
三好网产品场景的打造值得直播、VR和AI借鉴
前些日子周鸿祎谈了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子超认为本质上表达了不管是AI还是什么高科技,一定要落地,一定要结合人们的生活场景。在子超看来不管是直播、VR、还是AI,只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只是有些是互动性真实性更强,有些是沉浸式全景式更强,有些在智能化算法上更接近于人们想得到的表达而已。如果这些新的表达能够结合人们的生活场景,也就是需要找一个真正的刚需产品落地,否则这些新的表达方式依然没有卵用。子超其实一直是推荐微创新的,通过现有的已验证的产品,融入进直播、VR和AI等新的表达方式,最起码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产品。
三好网的产品场景的打造,从本质上更加诠释了周鸿祎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三好网把直播、智能硬件、手机、大数据等互联网的部分和教育、社群、共享经济等线下部分完美地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物种,这种结合才是更高的产品境界。
教育融资论文 篇6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加速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以适应新常态和新时期的变化,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当今,PPP模式在其中的应用研究具有现实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PPP模式的内涵剖析、优势及风险性分析,探讨PPP模式在教育融投资项目及高等教育引入PPP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PPP模式
[HJ1.8mm]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加速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高等教育在扩招大潮中,逐渐凸显出了投资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在教育领域,我国也在不断尝试和探索多种形式的融资建设模式。通过政府负责政策,社会私营执行政策,实现社会民间资本引入公共部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能效率的同时,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又增强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认同感。在过去的改革进程中,PPP模式在我国公用基础社会建设中已有一定的应用,为适应新常态和新时期的变化,国内日渐兴起了如教育股份制、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公建民营、中外合作等一些PPP模式范畴的融资建设。本文通过对PPP模式的内涵剖析、优势及风险性分析,探讨PPP模式在教育融投资项目及高等教育引入PPP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PPP模式及其內涵
公私合伙企业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完成某种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服务的伙伴式合作关系,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1]。本质上来说,PPP模式是政府根据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制定建设项目,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私人企业合作伙伴,在项目实施工程中,产品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均有私人企业负责,而政府通过付费方式对私人企业补偿生产成本和收益回报。由于政府根据需求所提供了相应的有效供给,同时,政府和社会私营以合同的方式完成这种契约关系,双方都要求在规定时间和范围内完成所约定的义务,因此,PPP模式作为有效供给的一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效率,降低项目的风险,提高项目的质量和水平。
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政府以特许经营权方式将部分责任转移给了社会,但同时又参与全经营过程,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在此过程中,PPP模式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与社会私营既是契约关系,也是伙伴关系[2]。因为除了有合同的约定外,政府与社会私营还存在着共同的目标,就是以最少的资源在某个具体项目上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优质供给。在这期间,政府可实现公共福利和利益的追求,社会私营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PPP所提供的某种物品和服务是具有公共性质,也就是说,任何PPP项目都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因此,双方在利润获得上,必定不可能取得利润暴力化。但为了维护彼此的合作关系的长久和可行,PPP模式所获得的基本利益外,也必定存在可以使政府和社会私营共享利益的投资回报,保证其可持续关系。既然存在利益,自然风险也不可避免,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分享共同利益的同时,分担共同风险就是这种伙伴关系的另一基础,这是政府与社会私营区别于其他交易形式的显著标志。
二、PPP模式优势及风险性分析
通过PPP模式引入,政府部门和社会私营在项目的建设和实施过程中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供给侧管理改革在政策传导机制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秩序方面提供了新的变革和视野。
PPP模式相对于传统模式具有以下优势[3]:一是有利于政府的职能转换,将政府的职能由提供者转变为监管者,提高政府履职能力;二是有助于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减轻财政负担,消除费用的超支,提高财政资金总体使用效率;三是促进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为市场主体企业拓展生存发展空间;四是形成战略联盟,协调项目参与各方,通过互利互补机制,共担风险,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或产品;五是应用范围广泛,适用于各类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镇基础建设、各类文卫事业建设等,能持续性地受益受惠普通百姓。由此看来,PPP模式凭借着相对于传统模式巨大的优势,可以以同样的成本提供更多、质量更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由于PPP模式强调共担风险,其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融资过程中的风险,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阶段风险都有契约双方来承担,因此社会私营就不会因潜在的巨大风险而对基础设施项目望而却步。但值得讨论和思考的是,由于制度不同,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质不同,项目的运行也各有千秋,风险分配成为PPP模式运营需解决的难题。PPP模式的风险从可控角度可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一般情况下,系统性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的管理,非系统风险又无法避免,但在一些情况下系统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界限却不是很清楚[4]。
对于风险的评估和承担向来是投资选择方式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也是诸多国内外专家热议的话题之一。
三、PPP模式在教育融投资项目中的现状
教育融投资项目中所倡导的PPP模式一般是指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成立项目管理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出资及收益抵押完成项目总投资,进行教育类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上个世纪,各国在重视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过程中,发现单靠政府资金投入已不能满足需求,由此,一些西方经济体中私人企业逐渐进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务中,PPP模式也逐渐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对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进行过诸多探索和实践。霍媛媛(2014)[5]梳理了英国PPP/PFI模式实践经验,从实施模式、立法政策、专职化管理以及项目物有所值分析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阐述,为我国高校基础设施建设采用PPP管理模式提供了参考和指导。孟春、杨雯淇(2014)[6]以澳大利亚北领地罗斯伯里学校项目为典型代表,详细分析该项目采用PPP模式的实施过程,并对其中的经验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为国内更好地应用PPP模式发展教育事业提供参考。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加速和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高等教育在扩招大潮中,逐渐凸显出了投资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在教育领域,我国也在不断尝试和探索多种形式的融资建设模式。PPP模式在我国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就教育领域而言,国内也已兴起的教育股份制、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名校专制、公建民营、中外合作等一些PPP模式范畴。潘丹丹(2007)[7]研究了PPP融资模式在高校新校区建设中的应用,对我国高校新校区建设运用PPP模式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杨蜀康(2007)[JP][8]对我国高校项目融资模式的创新展开了探讨研究,并提出PPP模式对于推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盛雪艳、薛卫东(2015)[9]基于AHP评估方法对高等学校建设PPP 融资项目风险评估进行了探讨。
在实践层面,随着国家倡导推动PPP建设模式的广泛应用,国内各高校也积极进行探索尝试。2015年11月,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 PPP 项目签约,将严格按照国家财政部PPP项目操作指南实施,成为我国教育系统PPP校区建设项目的先行案例。2014年河南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建设采用PPP合作招标模式,项目合同、交易结构、风险机制及交付补偿等内容都納入实施合同。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2015年发布新校区PPP项目洽商公告。2015年,北戴河新区通过PPP模式打造滨海大学城,多所高校与北戴河达成意向。一系列项目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PPP创新合作模式正在应用开展。
四、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引入PPP模式的必要性和意义[JP]
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空前,随之出现了高校自身办学水平、扩招后学生培养质量、社会对高等教育认同等系列问题。就高校自身而言,硬件设施不足、管理措施滞后、教师素养和科研能力欠缺等规模性问题突显。与此同时,我国一直沿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投资体制,从本质上来说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中等教育普及化,显得困难重重[10]。
因此,PPP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合作项目融资模式,将有效避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打破现有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和私人力量,成为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方向,能有效地高等教育投入资金利用率。一方面,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引入PPP模式能有效的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压力,优化公共管理,解决财政教育投资不足的现状,缓解教育供求矛盾。另一方面,针对教学楼、运动场等教育基础设施,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引入PPP模式能有效的转移公共部门的风险,通过项目超支风险转给社会私营,实现了风险共担。再次,由于社会私营的资本投资的补偿和回报均来自项目运行和服务状况,因此,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引入PPP模式能大幅度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工程建设管理,降低违约风险和维修成本,提高工程建设质量。最后,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引入PPP模式拓宽了投资渠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扩招所带来的一些办学资源匮乏等问题,加速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五、PPP模式在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中的应用与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PPP模式作为一种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其合作关系可以多样化,以完整负责所需的不同方面,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需结合理论与实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符合的PPP模式。
(一)适合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的PPP融资模式
PPP模式的合约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各方的责任、义务、合约关系及具体运作程序。目前,我国现有的PPP模式的应用现状中,其具体合约方式主要有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外包类PPP项目通常由政府投资,私营企业承包项目中的部分内容,政府在承担项目风险的同时,向私营企业提供收益;特许经营类项目一般可通过一定的合作机制,允许私营企业参与投资,并于政府共同分担风向,而项目收益则有公共部门协调;私有化类PPP项目一般是由私营企业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并拥有项目的所有权,承担项目的风险,项目的利润由项目向用户收取,政府只在其中负责监管。
由于项目的目标、利益、项目各方的实施能力和风险分配比例各有差异,因此,确定PPP模式的适用范围,选择适合的PPP模式是确保项目运作成功的首要环节。目前应用并适用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的常见模式有BOT、TOT、BT、PPP、私有化等。表1比较了这几类模式的优缺点及适用性。
二)适合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的PPP模式的基本运作流程[WT]
PPP项目的基本运作阶段主要有立项定标阶段、项目建设运营阶段、项目移交赢利阶段。
立项定标阶段,由政府根据区域规划或实际教育需求,提出PPP模式开放项目需求,或是项目发起人根据现有政府规划结合自身市场需求向政府提出PP模式融资方式。无论哪种立项方式,均需要通过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综合评价项目的现实需要、技术要求、风险回报等方面内容,最终确定立项。根据所立项内容,通过公开招标、竞标、评标、定标,签署特许权协议确定项目的实施。
建设运营阶段,通过开工报告进入项目的建设阶段。PPP项目的具体负责单位根据特许权协议所规定的技术、工期、质量等方面要求,对项目进行具体的设计、施工,工程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对建设项目进行一定的监督。待工程竣工验收后,进入运营阶段。项目的运营和维护都需要随同所签订的协议进行,政府、投资方、贷款方、保险方等项目参与各方都有权对项目的运营进行监督检查。
移交赢利阶段,在特许期满后,PPP项目具体负责公司须按照特许权协议中规定的内容,视项目质量标准和资产完好程度将项目的资产、维护基金、经营管理权等移交给政府部门。项目移交后,政府根据现实需要确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PPP项目运营还是通过招标选择新的运营商。无论选择何种,其目的是最终实现政府、学校、投资人、运营商等参与各方的多赢局面。
[WTHZ](三)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PPP模式的监管与评价体系[WT]
高等教育办学中的投资项目主要针对的是政府的公益事业,其社会辐射面较宽,投资金额较大,因此,为确保项目能良性发展,建立、完善长期稳定的监管与评价体系是PPP项目实施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政府要建立确保私有资金投入的政策环境,保证其运行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政府要把握项目的财务状况、运行质量及服务水平。有效的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PPP模式的监管与评价体系应该包括施工监管、财务监管、运营质量监管、服务水平监管以及后评价体系,其中后评价体系是对政府所投资的PPP项目的实施科学性、管理水平、风险及绩效等项目的综合实施方面进行评判,有利于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部门执法和监督约束机制,提高公共效益,为新项目的决策提供较为有效可靠的依据。
六、结束语
PPP模式在国内外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的成功经验为高等教育融投资项目的PPP模式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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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莹冰新时期我国PPP融资模式问题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4(11)
[4]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基础设施PPP项目的风险分担[J]建筑经济,2008(4)
[5]霍媛媛基于不完全契约的PPP控制權配置模型构建[J].现代经济信息,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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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丹丹PPP融资模式在高校新校区建设中的应用[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2)
[8]杨蜀康我国高校项目融资模式的创新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9]盛雪艳,薛卫东基于AHP的高等学校建设PPP融资项目风险评估[J]商业文化月刊,2015(9)[ZK)]
[10]唐祥来PPP模式与教育投融资体制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5,26(2)
[11]李文慧PPP模式在公办高职院校教学企业项目建设中的应用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ZK)]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6年度青年项目“辽宁高等教育投融资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7lslktqn-034)阶段性成果〕
教育融资论文 篇7
4 月6 日, 在线教育培训服务商“邢帅教育”宣布获得3 亿元B轮融资,投资方为国泰君安、中国移动、中民投、华盖资本,此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在线教育内容VR部分的研发。
在AR/VR兴盛的如今,邢帅认为,VR与教学连接在一起是趋势,VR内容能够增强学员的体验感。此外,邢帅教育在今年3 月份进行VIE架构拆除,并且据称将于2016 年在A股上市。
邢帅教育成立于2008 年底,目前辅导老师和员工团队近600 人,基于YY语音等提供制图、影音制作等课程。2013 年7 月,邢帅教育获得欢聚时代A轮1500 万融资后,将公司总部从云南大理搬迁至广州市天河区,成立了广州邢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2014 年获得君联资本和北极光创投3000 万美元B轮融资,并于年底推出了移动应用。
河南省高等教育融资问题创新途径 篇8
(一)筹资渠道狭窄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财政拨款。近几年,我国高校资金结构有所改善,财政拨款比例与之前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减少,但是高校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仍然依赖政府拨款。为了达到融资的目的,昂贵的学费也是主要方式之一。当前,国民人均收入并不是很富裕,不足以应对大学昂贵的学杂费,特别是对农村家庭而言,为了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可能要花费积攒了半辈子的积蓄,显然这样的融资方式是不合理的。
(二)高校资产管理效率不高近年来,各高校通过很多方式取得一些自主融资的所得收入,包括开源节流、提供社会服务、创办校办企业以及出售无形资产等,最终获得一些收入以作为学校资产。但是国内高校资产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素质不够高,专业知识不够丰富,对资产缺乏控制管理和约束,最终导致资产利用效率低下。
(三)捐赠事业发展较缓,捐赠资产管理效率低下国家并没有大力地鼓励捐赠事业的发展,对于捐赠事业的规范和立法比较落后,也没有明确的减税措施和鼓励方案等,这些对捐赠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目前,市场的运作方式不够完善,缺乏明确的法规和相关条例,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能很好地支持高校的发展。
(四)高校职能机构繁多,造成资金浪费当前,高校并没有把所有的资金收入运用到教学和科研的工作中去,而是花费了一些资金建造了某些机构或是投入到了人才引进上,使得教育资源浪费。
二、高等教育融资问题解决对策
(一)处理好政府与民间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高校融资问题能否得到良好的解决,政府是关键,因此一定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但是如果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高等教育的融资过程中还需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使之与政府的投资结合起来,控制好一定的结构和比例,确立起良好的关系。高校分为“公办”与“民办”两种形式,对于公办学校,其资金应当完全由政府投入,而民办的学校,应主要依靠民间投资,政府只需适当出资进行补贴。
(二)开拓高等教育的资金筹措渠道首先,可以鼓励河南省内的企业或者个人为高等教育进行捐赠和筹资;然后,可以通过社会服务来取得一定的收入。其次,可以通过兴办校办产业以增加学校的收入。既然融资不能够完全依靠政府,那么就要充分发挥学校自身的力量,比如学校的体育馆可以在假期里对外开放,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也就通过租赁获得了资金收入。最后,可以向学生收取一定的学杂费。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在学校中学习获得了知识,实现了自身价值的不断提升,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投放一定的教育资产也是合理的。
(三)控制教育融资风险在整个融资过程中,政府和国家应当加强对其的管理和调控,合理的规划,并根据高校的数量和规模进行合理的布置等。要设置相应的人员或部门对其监管和控制,防止学校资产的使用不合理与浪费,要提高学校资产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设立合理的高校职能机构,杜绝浪费等。
(四)完善高等教育融资体制为了达到融资的目的,学校收取一定学杂费的做法是合理的,但是在收取学杂费的过程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必须遵循一定合理的体制。学费标准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如果太低就不能体现公平,而如果太高,有一些普通的家庭就会承担不起。因此,学费和学杂费制定过程中,必须参照多个标准进行拟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适合自身发展、合理公平的标准,因而要对高等教育的融资体制进行完善。
三、高等教育融资问题创新途径
(一)实行加权学费制对于个人而言,高等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可以获得明显的回报,但是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成本。政府对学校学费收费标准的制定必须参照多个条件,主要包括地区、时期、家庭的收入水平以及高校的性质等,主要依据的原则是“能力支付”和“利益所的”,要对学费进行科学制定,即实行加权学费制。
(二)发行教育债券利用债券融资有利于高校进行管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债券的持有人并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只能够按照期限收取本金和利息。另外,债券的利息是从公司的税前利润中扣取的,所以利用债券进行筹资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此,河南省政府应当对高校发行教育债券予以鼓励和支持,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调整拨款比例及相关体制就拨款的比例而言,应当有适当层次的提高。首先,要将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百分点逐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另外,政府还需做出承诺:高等教育的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要逐步增加到国际平均水平;最后,河南省政府应拨款承担高校学生的培养,其所承担的款项应是人才培养成本中的60%。而对于改革拨款的体制而言,首先是要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根据高校招生规模进行拨款,同时应当实行三级的财政负担机制,三级即为中央、省和市。
(四)尝试股票融资高校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进行融资,为学校的运行进一步筹集资金,而在进行股份制探索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教育有限公司。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方式的实施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困难,比如发行教育股票后人们的态度和反应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等。
(五)吸纳社会捐赠就高校融资问题,首先是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另外需要借助其他的方式来加以辅助,比如通过社会所募集的资金等,还可以设立教育基金等。
(六)成立教育银行以河南省为例,银行发展比较良好,如果成立教育银行,就可以通过银行筹措更多的资金花费到教育投资中去,就高校的建设规模和数量而言,银行肯定可以保持良好的运作。
(七)实施公办民助应当充分发挥社会集体的力量,充分利用民间资本进行高校建设,提高办学的积极性。作为这种方式的典型,就是建立公办民助的二级学院,虽然在学校的收费标准上,是按照民办学校执行,但是师资力量的建设学校管理和文凭发放依靠的都是母体高校。
(八)改革助学贷款大学的学费制度进行了改革,而伴随着改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高校学费拖欠问题越来越明显。就河南省的高校教育而言,为了让贫困的学生也能够上学,实现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可对当前的助学贷款制度进行改革。
教育融资论文 篇9
一、国外政府高等教育融资政策的主要措施
1.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教育捐赠。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出台了向学校捐赠可以冲消税收的优惠政策,以鼓励来自社会各界,多种形式的教育捐赠活动。在美国,社会筹资办大学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各高校不仅有日常性的年度筹资活动,还有为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巨额筹资活动。其高校捐赠集中表现的特点与形式也是多样的:有现金捐赠、证券捐赠、信托捐赠和实物捐赠等。同时其还建立了良好的基金管理制度,且以政策资金组合而闻名于世。正是由于政府积极的激励政策机制,才使得社会捐赠收入成为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甚至成为除了政府拨款之外的筹资主要渠道。
2.在公共政策上向高校融资倾斜。俄罗斯政府鼓励高校自身进行创收,国家对其免于征税。高等院校创办的企业是准公共事业,不能实施完全的产业化,但在某些方面却可以向企业那样经营并聚集资金。如组成专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开展科技、法律与技术的咨询有偿服务。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高新技术研究的智力支持等方式来筹集教育资金。允许院校一些固定资产采用经营运作的方式,有效盘活学校的资产,获得资产使用效益。
3.建立教育成本分担的补偿机制。培养一名大学生,每个国家都要支付很大一笔开支。根据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即由就业单位向学校支付一定的费用,给培养大学生的学校的教育成本予以补偿的机制。特别是针对一些学生毕业后出国深造或国外就业的状况,即对国家无所回报而学生和他国却成了最终的受益者,不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一定的措施,规定出国的学生必须向母校交纳一笔培养费,以补偿自己所受教育的培养经费。
4.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为校企合作提供协调和服务。在英国,为促进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其除制定一定的鼓励政策之外,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工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为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活动提供协调和服务。对一些重大合作项目还进行必要的财政资助。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学校的融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开始的“教育产业化”尝试,一些新型材料应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都对世界工业革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此外,许多发达国家,在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以及跨国公司对高校的科研投资等方面,都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做法与经验。
二、中国高等教育融资政策的现状分析
从目前普通高校融资实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杂费收入上升过快且今后发展空间有限,高校收费已成为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社会教育捐资规模偏小,其比例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速度极不相称;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差,融资手段单一,高校沉重的债务负担,特别是银行贷款本息的增大,加大了融资的风险隐患;政府教育融资政策激励作用有限,高校传统的“等、靠、要、拖”的观念缺乏根本性转变。
从高校投资构成比例分析,中国教育投资存在明显总量不足问题。特别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中国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为4%~6%之间,而中国则一直徘徊在3%以下,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巴西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水平。
由于政府在整个教育发展中所具有的十分特殊的重要作用而非其他投资主体所能代替,在教育投资来源构成中,国家财政支出仍占主体地位,是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在高校多元化融资、规避高校巨额债务产生的过程中,中国高校融资现状不容乐观。
就高校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基本建设资金缺口大,还本付息能力远远不足;二是高等教育投融资结构不尽合理,学杂费过高,民间捐资收入太少;融资手段单一且缺乏配套政策,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此外,各校教育投资效益也有待提高。
三、完善中国高等教育融资的政策建议
国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为中国高校融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一)继续保持政府教育投资一定规模的增长
政府继续充当高等教育主要投资者的角色,是由高等教育这个特殊产业的性质决定的。高等教育投入周期长,产出效益又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企业、个人一般不会主动承担教育投入。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均占有量的实际出发,居民和社会公众对教育的支持数额有限,对于一般普通高校来说,可收取的学费及社会捐赠尚有一定的限制,财政拨款应成为高校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各级政府要按照《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规定,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保证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在注重义务、初等教育的同时,也需进一步增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重,以确保高教改革成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需要。
(二)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
国家应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向雇主和企业等受益者课税,使高校的收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收入,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从中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看,只涉及到国家、高校、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而雇主、企业等受益者却是坐享其成,不承担学生培养的任何成本。这种分担主体的不合理性,不仅造成高校资金的流失和其债务的加重,而且不利于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助长了一些部门和企业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用人倾向。
(三)政府建立促进高校成果转让的产学研协调机制
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中心,也是科技力量的高度聚结区,用科技知识换取报酬,以专利转让积累资金,应当成为大学经济收入的一个亮点。由于中国许多企业吸收和消化科研成果的能力不强,特别是科技链和产业链之间的渠道不畅,造成中国高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只有10%~15%,而大部分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因此,中国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如高校可与工业发展委员会或科技成果转让中心等专门机构搭建高校与企业间的桥梁,为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提供帮助和资助,为高校与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活动提供协调和服务。
(四)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激发社会捐资教育的积极性
与国外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社会捐资的规模明显偏小,其增长比例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极不相称。椐《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亚太地区,中国富裕人士已达32万,其拥有的财富总额达到1.59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亚太地区第2位。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 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企业不超过10万家,占登记企业总数的不足1%。可见中国社会教育捐资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存在较大差距并不完全是由于社会财富的差距,缺乏正确财富观的引导、政府社会教育捐资的激励性政策不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激发社会捐资助教的积极性,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是要正确引导富裕阶层的财富观和消费理念,强化他们确立正确的财富消费理念和社会责任感,营造积德行善、关注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思想意识和发展氛围。其次是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某些税种,如遗产税、福利债券中奖后的所得税等,捐赠教育部分可以在一定幅度上抵顶税收。对一些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捐赠,抵顶税收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大部或全部。再次是制定高校融资和接受捐资的激励政策。将高校融资与政府配套奖励资金相配套,如新加坡和香港特区提出的一对一的募捐配套政策,这些政策在激励大学募捐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高校自身也要转变融资观念,健全融资与管理机构,扩大融资渠道、区域和对象,变“坐等”为“主动出击”,逐步提高融资能力。
(五)发展校办产业和多种经营公司,筹集教育发展资金
高等院校可以通过创办校办企业将学校的资产进行公司化运营。高等教育的属性使其不能实施完全的产业化,但在某些方面可以向企业那样经营并聚结资金。如组成专门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开展科技咨询有偿服务、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式筹集资金。学校的一些固定资产也可采用经营运作方式,活化存量资产,使其保值增值。在具体运作中,只要将学校的教学科研与校企从管理上剥离开来,对校办企业实行公司化运作,就能使其成为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
此外,发放教育彩票,实施项目融资以及尝试资产证券融资和信托融资等,在中国都有较为广阔的市场与发展潜力。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化,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融资,势必成为中国高教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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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融资论文 篇10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活动的本质特征,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校企合作教育被各国教育界和经济界所推崇。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从此可以看出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视。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有机结合,双方对合作办学的参与程度事关校企合作的成败。尽管有学者从企业角度出发对参与校企合作进行了战略意义层面的分析,也有学者从高等职业院校出发对校企合作的成功模式及其经验进行了诠释,但却很少有从投融资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校企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标是明确的,但针对校企合作尚需出台明确的政策规定,让企业能够真正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中来。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导致这种状况内在的原因在于教师教科研水平有待提高、办学条件的局限等;外在的原因在于企业(集团)在讲求效益和回报的现实情况下,企业(集团)的决策和投资在未知的或得不偿失的项目上非常谨慎[1]。企业的两个显著特征是自主经营和追求利润,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企业的选择只应是缘于自身现实的利益需要。从短期来看,企业更多的是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长期来看,会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因此,要想解决这种尴尬局面,首要解决的是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短期利益问题,利益解决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需要高等职业院校积极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给参与合作的企业的实际利益,让出自身的短期利益,而寻求高等职业教育的长期发展。从投融资视角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有利于解决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所寻求的短期利益,进而能够形成企业积极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良好局面。
1 国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综述
1.1 德国的“双元制”模式
德国职业教育中最具特色并成为其核心部分的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指的是企业(通常是私营的)与非全日制职业学校(通常是公立的)合作进行的职业教育的模式[2]。主要特点有: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承担主要作用;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教师由学校专职教师和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学生参加两种考试获取多种证书等。
德国的企业普遍热衷于参加校企合作,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企业普遍认为参与校企合作是一项回报丰厚的对企业未来的投资;第二,能够取得职业培训资格是企业实力和能力的体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第三,德国的法律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有强制规定,并提供相应的支持;第四,德国有重视教育投资和技能人才的文化和历史[3]。
1.2 美国的校企合作
美国的合作教育是一种以学校为主的合作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把课堂学习和相关领域中生产性的工作经验结合起来,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社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特点有:合作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战略得到学校的正式确认,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的校企合作多是以工作项目的方式开展,校企合作部的项目协调人发挥主要作用;全面的管理和服务;实施方式多样等[3]。美国政府为了推动校企合作,一方面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合作教育委员会,降低校企之间联络沟通的困难。
1.3 英国的“三明治”模式
英国的“三明治”模式将中学毕业生招进企业,然后采取企业实际技能训练与各类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交替进行的方式,为企业和社会培训合格的技术工人,即用一种工读交替的所谓“三明治课程”或“三明治计划”来密切企业与职业学院的合作[4]。英国的校企合作能得以顺利实施,一方面有政府的财政和政策的积极支持,企业全程参与,有完善的法规和合作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工业训练协会,使企业与学院的合作规范化和统一化。
1.4 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
这是一种由澳大利亚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提供全国性的职业技术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教育体系。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制定全国统一的TAFE标准,推行国家能力标准体系,TAFE每年提供上百种课程,这些课程以就业市场为导向,不只是理论的学习,更注重实践操作技能,使学生毕业时就能上岗位就业[5]。主要特点有:行业与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密切合作,全程参与;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教学活动,注重实践教学;拥有深厚专业背景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等。成功源于政行企校的共同努力。政府明确自身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一是观念定位,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不是作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二是注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整合,三是选择合适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行业和企业将提高劳动者技能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政府激励下,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找准定位,办出特色,吸引行业企业共同培养技能型人才。
2 目前国内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根据具体的培养方式来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主编的《必由之路———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一书收录了我国高职院校九种产学合作教育的模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2+l”模式、“学工交替”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实训-科研-就业”模式、双定生模式、校企双向介入模式、结合地方经济全面合作模式、以企业为主的合作办学模式。每一种模式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在此不做一一分析,以下从政府、企业和高等职业院校三个主体来分析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2.1 政府深知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性,但配套政策不够
虽然我国政府和高职院校都高度重视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从国务院、教育部乃至地方教育部门,都积极引导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但还没有制定相关配套政策[6]。从国家和地方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可以看出,校企合作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的目标是明确的,校企合作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大力发展的。从政府层面来看,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途径主要有:强制性的制度改革,利用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必须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诱致性的制度改革,利用相应的利益激励,吸引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不论是强制性还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结果都会导致企业真正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从而形成高等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局面。然而目前这两方面的制度改革都不够具体,首先,目前的《职业教育法》关于校企合作在以下方面是缺乏的,主要有参与主体及其法律关系、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校企合作的保障措施和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规定等。其次,缺少校企合作专门法律来界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内涵、明确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明确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主体资格和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等。再者,缺少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对于校企合作方面实施好的企业缺少利益补偿机制,为了给于合理的利益补偿,在此还得构建合理评价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指标体系等。
2.2 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热情不高
企业的两个显著特征是自主经营和追求利润,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企业的选择只应是缘于自身现实的利益需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可能获得的利益主要有:一是技术,包括处于技术前沿的突破性、领先的技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二是人才,包括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和优秀的毕业生;三是声誉,通过校企合作,一方面在学生和老师中获得不错的好评,另一方面引起政府对其重视和宣传;四是政策优惠,如用地优惠、信贷发放、税收减免等。
为了获得技术和人才,企业更愿意和一流高校合作,它们有更好的资源和研究力量,能够为其提供所需的技术。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如果在没有特色情况下,确实难以引起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趣。企业在与高等职业院校这种浅层合作中,基本上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市场驱动下的人才高流动性使企业参与的行为没有实现预期的价值,且付出的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难以得到有效补偿,社会声誉也没有实质性的提高[7]。这种利益回报的落差,势必导致校企合作中的“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
2.3 高等职业院校迫于压力积极开拓校企合作新模式,但换位思考不够
高等职业院校参与校企合作的利益通常表现为:一是促进毕业生就业;二是得到企业的经费赞助,如科研费、咨询费、劳务费、助学金等;三是表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立场,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四是为学校课题申报、教学评估、升格评优、项目检查等,准备和累积支撑材料等[8]。从此可以看出,高等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多数是迫于学生就业、教学评估等压力而实施的,合作形式多是和企业之间签署没有多少约束力的校企合作框架协议,能不能真正合作下去,很大程度上依靠组织者与企业领导之间的私人感情及人脉关系。合作形式也限于组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建设提供咨询建议,接收学生顶岗实习,捐赠实习设备等,企业没有真正融入办学主体。开展校企合作办学的思路不够开阔。主要表现为:一是合作企业选择上,主要是原有行业企业圈子中,偏好大中型企业,忽略庞大的小企业,因为与小企业合作成本高;二是以自我为中心,从功利的角度审视对方,视对方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一个适用工具,对企业方考虑不够;三是制度革新不够,更多的教学形式、教学制度属于因循守旧,例如教学学期安排不够灵活,只有部分专业做到适合企业发展规律,采用“旺进淡出”模式;四是没有充分利用好校内的经营资源,更多的经营资源是承包给个人,没有能将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引入到校园中来,因为这些资源可以给学校带来一定收入,然而正是这部分资源对于企业来说才是现实的利益,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3 基于投融资视角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构建
国外成功的校企合作模式所基于的条件是企业有足够动力参与,而在我国现行情况下,基于劳动力过剩前提下,要想让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必须要让其获得现实利益,否则,难以真正解决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施必然是一个渐进式的,不可能一纸文件就能将所有问题解决,当前校企合作阶段应该属于利益驱动型的,既然是利益驱动型,那就得寻找校企双赢点,共同获取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己方利益,企业与学校双方只有将对方视为影响自身利益的重要合作伙伴,就能全方位地、深入地考虑对方的需要。那么什么可以作为纽带来连接学校和企业,既能让企业获益,又能让学校受益,从目前来看,资本应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从高等职业院校来看,办学需要投入,需要去筹集资金;从企业角度来看,有一定的闲置资金或投资资金可以用于投入高等职业教育,并实现自己投资的合理回报。以下来分析如何通过投融资来实现利益驱动型的校企合作。
3.1 BOT模式
BOT模式是指授予项目投资方建设新项目的特许权,由项目投资方负责项目的融资、建造和运营,整个特许期内投资方通过项目运营获得利润,偿还债务。特许期满后,项目将无偿地移交给授权方。
教育服务业具有可竞争性。基于可竞争性理论,高等职业院校可以选用不同的融资模式,借以降低财务成本。高等职业院校在新校区建设或者涉及经营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学术交流中心、招待所、医院、体育场馆、科技园区的建设在难以筹集到建设资金的情况下等均可采用BOT模式来建设。在新校区建设中,有成功的案例借鉴。南开大学在深圳建金融工程学院即采用了BOT项目融资方式。
3.2 TOT模式
TOT模式是指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设好的项目的一定期限的产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由其进行运营管理,投资人在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并得到合理的回报,双方合约期满之后,投资人再将该项目交还政府部门或原企业的一种融资方式。在此,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借鉴该模式来对已经建成的具有经营性质的项目,例如学生公寓、超市、食堂等转让给企业,由企业来进行运营,合约期满之后,企业再将该项目交还高等职业院校。从目前来看,高等职业院校具有经营性质的项目,一部分是自己来管理,另一部分是承包给个人,这样从管理理念、模式、水平等方面都比较欠缺,而应通过TOT模式引入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较高管理水平的企业。TOT模式对企业可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以现存的基础设施项目基础,使企业与项目的建设完全割裂开来。避免了建设期间的风险,降低了企业资本的进入壁垒。
3.3 金融租赁模式
金融租赁模式是指与租赁资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与收益在租赁业务发生时,由出租方转移至承租方的一种租赁方式。金融租赁作为一种新型的借贷资本形式,是将融资与融物合为一体,成为一种既包涵商品信贷又提供资金信贷的独特的信用方式。通俗讲,金融租赁即是“不求物归我所有,只求物归我所用”。通常的做法是先由出租人(租赁公司)按照承租人的要求去购买指定的设备,承租人租入设备,从事生产经营,创造出新的产品,取得货币收入后,承租人再以租金的形式向出租人偿还租金和利息。
金融租赁基本形式有:直接租赁、转租赁、售后回租、杠杆租赁和厂商租赁等。金融租赁是学校解决教学、实验实训设备不足的有效途径。
总体来看,利用上述投融资模式对于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能具有如下的优势:一是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深度开展,在上述模式中引入企业时,就得事先明确校企合作是实现这些模式的前提,企业在获得现实利益前提下,会注重和高等职业院校将校企合作向更深方向发展,以期获得双赢;二是为高等职业院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一条思路;三是为高等职业院校筹集发展资金增加一条路径,有利于存量资产的盘活等。
4 结论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道路,是企业发展壮大的现实诉求,也是实现校企双赢的有效途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中的突出问题,亟待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深化认识,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改革路径应是渐进式的,利益驱动型是校企合作的初始形态,是一种表层合作;智慧互补型是校企合作的过渡形态,是一种中层合作;而价值认同型则是校企合作的高级形态,是一种深层合作[8]。只有初始形态合作解决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中层和深层合作。这也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政府、企业、高等职业院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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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寒柏.破解三个难题深化校企合作[J].中国大学教学,2010,(9):78.
融资难,做融资的也很难 篇11
国家颁发了“36条”之后,去年又出台了“新36条”。民营经济可以冲破融资、资本市场的禁区,为什么政策不能落实到底?政府不是一直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来解决、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吗?周汉笑笑说,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已是尽人所知。殊不知,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免费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更难,难在连自己企业的经营业务都不能公开亮出,好不尴尬!
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周汉说,“融道网·中国融资渠道”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业的互联网企业,主要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信息类服务,在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搭建精准便捷的融资对接沟通平台。其实,周汉在同济大学攻读的是建筑材料与工程专业。在十几年的融资经历中,他发现,解决了中国50%的税收、60%的GDP、75%的城镇人口就业的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上却处于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中小企业信用差、抗风险能力弱,而是信息不对称,银行与企业间的对接渠道不通畅。所以他和他的伙伴们就创设了这样一个平台,希望凭自己的努力,助推中小企业的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周汉分析认为,一方面,对金融机构来说,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的业务拓展渠道不同,他们具有地域上的分散性和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另一方面,针对金融机构某一具体的业务人员,他可能熟悉或擅长某几个行业、业态和信贷产品,但由于其业务渠道有限和营销方式单一,他们无法大量地推广和规模化地开展自己熟悉的业务。通俗地说,也就是金融机构缺乏便利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能够批量获得自己目标客户的渠道,这直接影响了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再回到中小企业这边说,他们急需融资,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全面了解具体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难以有针对性地找到真正了解其行业特点和融资需求的金融机构业务人员,这就造成了融资过程成本极高、成功率极低的状况,也就是“融资难”。因此,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畅通融资渠道是关键因素之一。
谈到什么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矛盾时,周汉说,企业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及其日益增长的融资贷款需求,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两者之间落后的融资沟通渠道,这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企业与金融机构从开始接洽,到沟通、考察、谈判再到放贷,这个过程的对接不精准,周期太长,成本过高,成功率非常低。这就是融资难的具体表现。
针对传统融资渠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融道网”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搭建了一个融资供求信息高效率、低成本的平台,沟通了银企对接的渠道。截至2011年6月底,已经有100多家银行在“融道网”注册,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五大行,以及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渣打、花旗等外资银行。此外,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融道网”注册并发布信贷信息。注册会员总共超过11000人,其中银行信贷员达4200多人。大量融资机构及其业务人员入驻“融道网”,这就使中小企业不必再一家一家地去跑银行,他们只要上网键入关键字搜索,就可以精准地筛选出最符合自己需求的银行贷款产品和服务人员,并对贷款金额、利率、担保条件等进行比较,优中选优。中小企业还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融道网”提供的400热线电话,直接联系熟悉自己所属行业的银行信贷员,找到“最懂你的人”,从而大大减少了“跑贷款”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融道网”是靠向金融机构收取广告费、信息服务费等维持自己的运营,而中小企业获得“融道网”的服务,却是完全免费的。
促进金融业服务提升
周汉说,除了便捷中小企业之外,对于银行来说,“融道网”则提供了一个高效、低成本、批量化的业务渠道。同样的,银行的信贷员也无需像以前那样盲无目的地“跑街”找客户,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中小企业在“融道网”发布自己的融资需求,银行信贷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大批量开拓自己所熟悉的业务,提高业务的成功率。“融道网”的出现,将传统的“金融机构挑客户”转变为“客户挑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面对的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金融机构业务人员。这改变了中小企业在金融机构面前所处的传统弱势地位。这种状况的改变,使被中小企业选中的银行业务人员更了解那些企业或行业,因此他们可以写出高质量的贷审报告,由此也使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信贷员服务水平欠佳,他们有可能随时被中小企业炒鱿鱼换掉。
周汉告诉我,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信贷员在服务中小企业的过程中也发现,虽然中小企业规模小,融资额度较小,然而对他们来说,银行具有议价能力较强(贷款利率较高)、衍生业务多、客户群庞大、客户忠诚度高的特点,即使在最容易被人诟病的风险问题上,坏账率也并不高。尤其是在目前银行准备金率创下了21.5%纪录,银行贷款额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业务更是银行提高利润率和业绩水平的最好途径。
可以说,“融道网”在客观上还推动了金融业内部的竞争和市场化进程,改变了银行的信贷结构,促进了金融业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社会总融资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业水平、另外,“融道网”立足上海,但服务的是全国的中小企业,这也大大增强了上海金融服务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公益平台获得社会认可
左手牵着中小企业,右手拉着金融机构,就像同时托着两个朋友,“融道网”让银企双赢。“融道网”自2010年6月正式上线以来,短时间内就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2010年8月6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会长王新奎莅临”融道网“参观指导,对“融道网”“融资渠道创新”、“破解融资难”给予高度肯定,称“融道网”是典型的“服务提供方式创新”。
2010年9月,市政府办公厅对“融道网”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称,“融道网创新融资平台有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融道网融资平台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业水平”,“融道网融资平台有助于增强上海金融辐射力和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
周汉说,由于我们这个平台的公益性和对中小企业服务融资的直接促进性,“融道网”已经成为上海市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各项实事的主力合作伙伴,成为上海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唯一的中小企业融资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市小企业(贸易发展)服务中心“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指定网络平台、浦东新区团委青年创业合作平台、“奉贤金融网”合作融资信息平台、宝山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网唯一合作伙伴等。“融道网”还承办了2010年上海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解读暨服务机构交流会”,主办了2011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业企业家高峰论坛”,并参与浦东金融局、上海银行银政合作项目(投入2亿资金,建立银政风险共担机制,引导中小企业融资新增50亿元),还参与编写了上海市经信委主编的《2011上海中小企业融资指引》。
我们获悉,作为“融道网”的CEO,周汉不仅在第一财经电视《谁来一起午餐》中获胜,他的论文《融资B2C(BANK TO CUSTOMER)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在《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渣打银行主办的“2010 预言与奇迹—中国最具成长性新锐企业奖评选”活动中获最佳征文奖,并当选上海市信息服务行业协会金融信息服务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浦东青联委员。
融资难,
免费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更难
周汉和他的伙伴们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使银企双赢,并获得社会认可,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他忽然感慨:“融资难,免费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更难。”此话怎讲?原来,这样大好的事情还面临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
周汉说,首先是公司名称上不能出现“金融”、“融资”、“贷款”等字样,这样一来,公司“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性质就难以充分体现,业务开拓受到很大限制。其次是营业执照上不能写明真正的营业范围。“融道网”的业务就是搭建融资贷款信息服务平台,但这种业务范围却不能在营业执照上用文字表述。他们到《新闻晨报》等媒体去刊登广告,媒体要他们拿出写有“金融”、“融资”、“贷款”等字样的营业执照,没有这样的执照,就无法在媒体上投放广告。
作为媒体记者,我完全理解周汉的心情。这种兼具公益性和社会性的平台,如果不能广而告之,就意味着无法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了解和使用,也就难以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融资困难。国家的政策“新36条”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在真正落实的时候显得那样软弱?为什么许多事情都在大张旗鼓地行使,而某些部门还是要用“一字一纸”去管卡?这实在是一种悲哀。我们不禁要大声呐喊:“融道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谁来解决“融道网”的名正言顺问题?
教育融资论文 篇12
8月3日,VIPKID正式对外宣布完成1亿美金C轮融资,领投方为云锋基金,现有股东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跟投。除此之外,VIPKID还宣布邀请刘涛出任VIPKID首席体验官,致力打造便捷、专业、个性化、趣味性强的学习体验。
VIPKID创立于2013年,隶属于北京大米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5-12岁的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品牌,运用共享经济实现北美优质教师资源与中国少儿英语学习需求的精准对接。截至目前,VIPKID共有超过50万的注册用户,付费用户超过3万,外教团队超过3000人,且全部来自北美。
对于C轮融资完成后的下一步发展,创始人兼CEO米雯娟表示,“将持续加大在教研方面的投入,继续保持VIPKID在教学标准、内容体验以及服务质量上的行业领先地位,同时也会加快全球化发展及全平台的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