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中国经验

管理的中国经验（精选12篇）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1

一、引言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其中主要包括以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和以真实交易为基础的盈余管理(Healy&Wahlen,1999)。应计盈余管理主要利用会计准则的技术判断空间对利润进行操纵,而真实盈余管理则是管理层通过次优的经营决策和活动管理年度内的盈余水平(Tan&Jamal,2006)。已有研究表明,在萨班斯(SOX)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大幅下降,而真实盈余管理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Cohen et al.,2008)。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一般发生在会计期末至年报公告前,并受到公司经营现状及以前年度应计利润的限制(Barton&Simko,2002)。而外部监管部门需对公司年报进行审查,并对未真实披露公司信息的公司给予相应的处罚,但管理层也无法确保“管理”过的年报能顺利地通过审计人员的审计,因此,公司管理层在运用应计盈余管理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成本。此外,公认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更进一步使得利用准则的技术判断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风险和成本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从而给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创造了条件,Zang(2007)发现,当公司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加大后,公司会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这是因为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较为隐秘,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且在不涉及会计处理问题的同时,也不受到审计人员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主要包括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3种。销售操控是公司有意地降低销售价格或放宽信用条件提高销售业绩,从而增加企业盈余(Roychowdhury,2006);费用操控是管理层通过降低(提高)研发费用、日常管理费用等增加(减少)盈余,(Bushee,1998);生产操控是管理层利用规模效应扩大生产,稀释单位产品所承担的固定成本,从而提高边际收益,增加盈余(Herrmann et al.,2003)。还有研究表明,公司有意地变卖固定资产也可以增加当年的盈利,并认为变卖固定资产也是真实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可以说,这些次优决策和活动的调整都可能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Gunny,2005)。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以公司实际的交易活动为基础,不但成本高,会对公司未来现金流有负面影响,而且还会损害公司的长期经营业绩(Cohen&Zarowin,2010)。然而,就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关于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围绕应计盈余管理展开,对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少之又少。为此,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真实盈余管理的几种手段为研究视角,揭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以丰富真实盈余管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并为进一步加强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文献研究真实盈余管理(Comiskey&Mulford,1986),到Roychowdhury(2006)具体地定义了真实盈余管理,指出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并得到验证后,才促进真实盈余管理研究浪潮的掀起。Roychowdhury(2006)发现,管理层为避免公司亏损,会选用偏离正常经营方式(包括销售活动、产品成本和费用操纵)的真实经营活动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利润。Wang等(2006)认为,当会计准则的技术空间变小(高)时,管理层更(不)可能通过削减研发支出提高企业业绩,且当公司的诉讼风险加大后,管理层会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Zang,2007)。Edelstein等(2007)研究发现,公司在受股利支付约束的前提下,会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减少应税收入,满足股利支付的要求。此外,Cohen等(2010)研究发现样本公司会同时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达到既定的财务标准。虽然有关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只有几年光景,目前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难发现,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使用手段及形成原因等方面。此外,已有文献表明,应计盈余管理会产生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经济后果,并主要集中在市场反应和随后业绩变化两个方面。然而,真实盈余管理是以企业实际的交易活动为基础,操作成本高,不但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有负面效应,甚至会损害企业长期的经营绩效(Zarowin,2005)。Gunny(2005)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有负面影响。Kim等(2009)研究发现,公司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均加剧了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确定性,且真实盈余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比应计盈余管理更严重。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也逐渐关注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刘启亮等(2009)发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实施以后,公司在增加使用应计盈余管理的同时,运用真实盈余管理调低了利润;李增福等(2011)发现,预期税率上升使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反之,公司则倾向于实施应计盈余管理;顾明润(2011)以IPO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样本公司普遍存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公司上市后的经营业绩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尤其表现在异常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李彬和张俊瑞(2009)以上市公司费用操控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视角发现,上市公司利用费用操控利润是以牺牲公司未来的经营能力为代价的。市场对真实盈余管理会比对应计盈余管理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司通过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会导致公司后期业绩的下降,包括会计业绩和现金流业绩的下降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99年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的手工搜集,数据均由Stata 11.0处理完成。在剔除金融行业、财务数据缺失值及异常值样本后,共获得样本数1 811个,样本的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从表(1)可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滞后期限越长,样本数量越少,这可能是由数据缺失以及某些上市公司行业属性的变迁等原因导致。本文借鉴Gunny(2005)以及Louis(2004)的研究方法分析真实盈余管理对未来业绩的影响。采用配对样本的目的是通过对比上市公司当期业绩表现和可预期的业绩状况检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是否给公司带来了业绩的变化,从而根据样本与配对样本之间的业绩差异,有效地分离出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在找到一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类似公司的前提下,再对两组样本之间的业绩进行比较,若存在差异,将其归因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参考Gunny(2005)匹配过程所考虑因素的基础上,选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样本匹配。样本公司匹配标准为:(1)配对样本公司必须是同年的公司;(2)配对样本公司处于相同的行业(除制造业以二级代码为分类标准外,其余行业均以一级代码为分类标准);(3)配对样本公司处在相同的异常应计五分位;(4)将样本公司中当期总资产收益率处于±10%之间的样本定义为进行了真实盈余管理公司。

(三)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对于真实盈余管理,我们仿照Roychowdhury(2006)和Cohen等(2008a)的研究方法,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可操控性费用和异常产品成本来计量。然而,异常现金流量(R.cfo)、异常产品成本(R.prod)和异常费用(R.disexp)均是实际数与正常数之间的差额,也是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3个代理指标。公司可能会对其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进行总体规划,即同时从几个方面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刘启亮等,2009)。因此,为更全面反映公司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在构建个体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还需构建一个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总体水平的综合指标。根据3个个体指标变化方向的含义,本文用式(1)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本文同时使用3个个体指标和1个总体指标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水平。Nrm=-R.cfo+R.prod-R.disexp(式1)

注:(1)括号内为系数的单尾检验p值:***p<0.01,**p<0.05,*p<0.1;(2)回归过程中均有观测膨胀因子VIFs,未发现严重的共线问题。

本文选用国内外学者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即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在参考Gunny(2005)和Leggett等(2009)研究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的需要,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式(2)所示。

式(2)中,Droa与Dfcoa均为被解释变量,Droa表示会计业绩的变化,Dfcoa表示现金流业绩的变化;RM为解释变量,表示真实盈余管理,包括1个总体指标和3个个体指标;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企业规模效益(Size,公司总资产对数)、财务杠杆(Lev,资产负债率)、业绩表现(Roe,净资产报酬率)、年份(Year,会计期间的影响)、行业因素(Industry,行业因素的影响)。其余变量的代码、名称及其内涵如表(2)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根据本文筛选出的研究样本,并以各期异常总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见,在滞后一期或两期的情形下,变量Nrm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滞后一至两期间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的净利润要明显地低于配对样本公司,即没有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也意味着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后,其净利润会出现“滑坡”,且这种现象确实是由真实盈余管理导致的,此外,净利润“滑坡”的程度会随着向上盈余管理程度的加大而加剧。然而,在滞后三期时,Nrm的系数依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上述“滑坡”现象的效果仅影响前两期。本文还再将3种具体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3中可发现,R.cfo与各期Droa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异常现金流越高,异常的总资产收益率也越高。这表明,在滞后期内,相对于未实行净利润盈余管理的公司来说,公司通过操纵异常现金流进行调增利润的幅度越大,其总资产收益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公司采用异常现金流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也同样会导致公司净利润的“滑坡”,“滑坡”程度会随着真实盈余管理幅度的加大而加剧,且该种“滑坡”的影响效果至少会存在三年。但是,异常生产成本及异常费用对各期Droa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只能说明以上两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对公司净利润造成“滑坡”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不能表明两种真实盈余管理对于公司后期业绩的影响不存在,因为业绩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为现金流,因此,我们尚需做进一步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式(2)中的因变量换为各期异常经营净流量Dcfoa,自变量依然为真实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见,Nrm与各期Dcfoa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在随后三年期间内的经营现金净流量明显地低于配对样本公司,也就是说,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会因其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出现“滑坡”,且影响效果至少会存续三年。而向上盈余幅度的越高,经营现金净流量“滑坡”程度也就越大。从表(4)中还可看出,再将真实盈余管理拆分为3种具体方式后,首先,R.cfo与各期Dcfoa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只在前两期内显著,说明公司运用异常现金流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后,也会导致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滑坡”,且“滑坡”现象会随着异常现金流幅度的加大而加剧,但影响效果仅体现在前两年。其次,在滞后一期的情形下,R.prod与Dcfoa1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即异常生产成本越高,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也越低,这表明,相对于未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公司而言,公司通过异常生产成本向上盈余的幅度越高,公司后一年内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就越低,亦说明公司运用异常生产成本的真实盈余管理后,也同样会造成公司净利润的“滑坡”,且“滑坡”程度会随着异常生产成本幅度的加大而加剧,但是,在滞后两期和三期的情形下,R.prod与Dcfoa2以及Dcfoa3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滑坡”这种现象。最后,在滞后两期和三期的情形下,R.disexp与Dcfoa2以及Dcfoa3的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即异常费用越高,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也越高,这表明,相对于未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操纵利润的公司而言,公司通过异常费用向上盈余的幅度越高,公司在其后两年及三年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就越低,也就是说,公司运用异常费用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会导致公司净利润的“滑坡”,且“滑坡”程度会随着异常生产成本幅度的加大而加剧。然而,在滞后一期的情形下,即当因变量为Dcfoa1时,R.disexp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滑坡”这种现象。综合表(3)和表(4)来看,公司现金流业绩“滑坡”的期限要长于会计业绩,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的向上盈余管理,不但可以增加本期盈余,而且还会增加本期的现金流,而在滞后期盈余的“转回”比现金流的“转回”来的更为容易,这表明真实盈余管理对现金流的影响更为深远。就各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具体来说,异常现金流对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异常现金流主要是指通过折扣与销售折让等方式促销产品,从而达到提高业绩的目的,即意味着无论从收入的角度还是从现金流的角度来说,对于购买者的让利均已发生,而这些让利势必需要从后期的收入和现金流中予以填补,也就是说,异常现金流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后期会计业绩与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费用对会计业绩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现金流业绩影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异常生产成本主要通过降低固定成本实现盈余管理,然而,固定资产需计提折旧,且折旧期限较长,由于固定资产摊销不足的效果仅反映在公司再投资时,因而导致异常生产成本方面真实盈余管理对于会计业绩影响不显著,对现金流业绩影响显著。最后,就异常费用而言,研发费用在研发成功时是可以将其资本化的,即公司本期费用的异常降低会增加本期利润,然而,待后期费用恢复正常时,公司又可将其全部资本化,因此,异常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并不一定会影响到公司后期的利润,由于现金流的流出并不会因为资本化而消失,因而对于现金流的影响将客观存在,难以改变。

注:(1)括号内为系数的单尾检验p值:***p<0.01,**p<0.05,*p<0.1;(2)回归过程中均有观测膨胀因子VIFs,未发现严重的共线问题。

(二)敏感性测试

考虑到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刘启亮等,2009)。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分界线,对2007年前后的样本与配对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实施的新准则是否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在2007年前后期间的结论基本一致,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台的新准则对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影响不明显,可能对于盈余管理手段影响更为明显(刘启亮等,2009)。此外,参考李彬等(2009)的变量设计,我们还将控制变量中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更换为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更换为流动比率Ldbl,再次进行敏感性测试,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保持之一,再次说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

本文以我国1999年~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配对样本的方法检验真实盈余管理对我国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即是否会损害公司的长期业绩,主要结论如下:(1)在滞后一至两期内,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样本公司的净利润要明显地低于没有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也就是说,虽然公司可以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调整当期的业绩,但在随后的一至两年中,其会计业绩会出现“滑坡”。具体来看,异常现金流对会计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费用对会计业绩的影响却不显著。(2)在滞后一至三期内,公司的经营现金净流量会因其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下降,不仅说明公司的现金流业绩也会出现“滑坡”的现象,还表明现金流业绩“滑坡”的期限要长于会计业绩,即真实盈余管理对于现金流的影响更为深远。具体各盈余管理手段来说,异常现金流对现金流业绩的影响最为显著,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费用对现金流业绩影响也较为显著。(3)考虑到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出台这一制度环境因素的变化,本文将总样本分为2007年之前和2007年之后两个子样本,以及更换了两个主要的控制变量后发现,二者均得出较一致的结论,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即真实盈余管理会造成公司会计业绩和现金流业绩的同时下滑。研究结论既说明真实盈余管理在中国这样特殊的资本市场中存在,又表明其存在会导致企业业绩的下滑,这一发现与西方资本市场的结论相一致。这不但丰富了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加强对真实盈余管理治理,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还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然而,本文只考虑了会计准则变化这单一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尚未考虑审计质量、市场监管等对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影响,这既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今后研究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影响。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2

上海市奉贤区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

建立区域“大联动”管理模式

随着上海市奉贤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给社会稳定和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人口导入剧增。据2012年《奉贤统计年鉴》统计，全区实有常住人口112.99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就有60.46万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搞好社会管理新的压力；二是城市建设重大工程拆迁、农村征地、劳资纠纷等引发的群体性矛盾大幅上升，市民对市容环境改善的诉求日趋强烈，传统的应急性、被动性的社会管理方式亟待改变；三是奉贤区有720.44平方公里，而城市网格化管理只仅在城市化地区实行，而且社会管理的机构设置、力量配置等还沿用原有模式，条与条之间存在壁垒，条与块之间缺乏有效联动；四是信息资源各自为政，无法统一共享，缺少有效统一的指挥管理系统，阻碍了城市管理快速、有效地反应与处置。

为解决城市与社会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奉贤区委、区政府践行了城市综合管理的改革，运用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与应急管理相融合的应急联动（简称“大联动”）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不改变原有行政管理的组织体系和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强化队伍整合、管理联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环节，实现信息准确采集、指挥统一高效、处置快速有力的应急管理效能。2012年4月1日，上海市奉贤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以下简称“大联动”）中心正式成立。

一、“大联动”的基本做法

(一)健全组织体系。在区级层面建立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领导小组，成员由各相关委办局和各镇、开发区、社区主要负责人组成。在各镇、开发区、社区，各相关委办局层面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并将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与应急管理署合署办公，成立“上海市奉贤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中心”，增挂“上海市奉贤区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牌子，列为区政府正处级直属事业单位，下设5个科室，编制38名。同时组建并形成区、镇、村（居）委三级“大联动”工作网络。12个镇、社区、开发区分别成立镇级“大联动”分中心，同时在各村（居）委设置“大联动”工作站。全区共设置43家区级处置单位，12个镇级“大联动”分中心共设置273个处置单位，215个村（居）“大联动”工作站。

(二)扩大处置领域。“大联动”主要负责处理城市管理、应急处置、治安稳定和民生服务4大类事务，落实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城市管理和应急联动责任网络，努力实现管理的全覆盖、无缝隙。其中，城市管理类事务由区大联动中心指挥处置，以现有的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为基础，拓展范围，增加内容。管理范围从城市化地区街面扩大到居民小区、农村地区，实现区域全覆盖。管理内容由原来的网格化管理120部件扩展到151种。应急处置类事务由区应急署（区总值班室）指挥处置，新建了应急管理子系统，满足应急状态下应急指挥协调的信息需求，并建立23个专项指挥部及相关处置预案，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提高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治安稳定类事务由公安110指挥中心指挥处置，并与“大联动”

1信息系统实现沟通。民生服务类事务结合“大联动”建设，作了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城建热线于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无缝衔接，同时将涉及民生服务类10余个相关行业整合为一个服务平台，实现统一受理、分类处置。

(三)建设拓展平台功能。以现有的区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为基础，进行软件、硬件升级，建成“大联动”系统平台，并不断拓展平台应用功能。建设应急预案、应急队伍、应急物资、应急辅助等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并逐步过渡到指挥调度决策平台。收集涉及12个镇、社区、开发区和23个委办局等联动单位，共计27个地理信息图层，上万条数据的整合并实现分级分类管理，构建了一张汇聚全区重大危险源、重点防护目标、应急避难场所等信息的电子地图，为实现风险辅助决策打下坚实基础。区“大联动”与区水务局、气象局的封闭系统的实时数据进行交换，在“大联动”共享平台上进行全区域的气象、水文信息共享，为各属地政府防汛抗台工作提供信息支撑，也为防风抗台应急响应打下基础。针对区内化工企业多的区域特点，区“大联动”与区安监局合作，共建区级危化品物资特性数据库，在处置危化品泄漏事故中能快速为领导和相关部门提供专业的信息支持。与公安奉贤分局建立城市管理和社会稳定类问题互通机制。逐步加强和完善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监控，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四)细化流程规范操作。“大联动”核心是“联”，关键是“动”。区“大联动”中心通过细化流程，实现规范操作，全过程管理。一是情况上报。通过专（兼）职监督员、市民投诉、网络媒体等多渠道发现、上报事件信息，区“大联动”中心负责南桥中心城区和各镇、社区、开发区分中心上报的信息（案件），各镇、社区、开发区“大联动”分中心负责所辖区域的信息；二是任务派发。区“大联动”中心和各镇、社区、开发区“大联动”分中心将信息（案件）派发至各相关处置单位；三是情况处置。实行电话首接责任制，区、镇、社区、开发区“大联动”中心两级受领任务后及时有效处置，处置经费按事权由区、镇、社区、开发区两级政府各自承担；四是处置期限。按照不同类型的问题，设置相应的处置时限，实现及时快速处置；五是处置信息反馈。通过专（兼）职监督员、接线员等进行处置情况的查看、回访，至最终结案；六是处置督办。区“大联动”中心对各镇、社区、开发区“大联动”分中心和相关委办局进行督办、指导和考核；七是处置信息共享。所有问题的发现、处置、反馈结果信息在处置系统上显示，供各联动单位共享。

(五)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为保障“大联动”高效运转，区政府及区“大联动”中心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管理办法和工作制度。一是下发规范性文件。由区委办、区府办联合下发《奉贤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工作方案》《奉贤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工作考核办法》；由区“大联动”中心下发《镇级分中心建设指导意见》《处置平台建设指导意见》，编制《大联动工作实施意见》《大联动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大联动工作制度汇编》等。二是建立工作绩效考核机制。2012年，区“大联动”中心联合区政府办、监察局、政研室、人社局、信访办等组成考核小组，根据《奉贤区城市管理和应急联动工作考核办法》制定的目标内容，按照工作量大小，将处置单位分三个类别分别进行现场考核和书面考核，考核结果统一上报区委、区政府，纳入被考核单位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考核奖励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考核单位评先创优的重要依据。今年，在总结去年考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考核机制，正确评鉴处置单位工作的绩效，使考核更具权威性，考核结果更有公信力，推进应急联动工作。三是建立案件督办制度。今年2月起，区“大联动”中心根据区政府领导批示和区监察局效

能建设要求，对超期3天（含3天）内及超期5天以上未处理案件，分别以短信形式督办至各部门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人及主要领导；对有推诿扯皮、不作为、瞒报虚报等现象的，以短信形式督办至流转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并由区热线办和区监察局对案件进行现场跟踪督办，确保提升工作效能。四是建立媒体联动机制。通过“夏令热助行动”、“阳光959热线”、相关媒体等渠道，进行应急联动管理。对处置不力的事件进行媒体曝光，对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在应急联动管理中营造积极主动应急处置、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的良好氛围。

二、“大联动”的初步成效

奉贤区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建立“大联动”管理模式，旨在实现城市和社会管理应急联动效能的四个转变：一是依托现有资源、平台、网络体系，实现最大限度的整合；二是社会管理力量的整合和统一管理，实现多渠道及时发现，联动管理、及时高效处置；三是精细管理，信息共享，在原有城市网格化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新建应急联动网格系统，实现各类资源和管理信息集中采集和共享；四是突出城市管理、服务民生，在管理内容上侧重于和市民生息相关的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大联动”工作取得了初步效果。

（一）“大联动”格局初步成型。一是建立公安、城管等多部门执法力量常态化联合巡查的“大联勤”机制。实现条线联合执法的常态化，街面秩序管理的长效化。二是区镇联动。对群众反映集中和领导关注的突出问题，由区“大联动”中心牵头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整治，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属地主导，条线配合”的联动格局。三是部门联动。在《大

联动部事件责任归属方案》中明确牵头单位和联动单位，在具体案件处置中形成“牵头单位主导，联动单位配合”的格局。对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顽症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形成专项处置方案。区“大联动”中心逐渐成为协调“条与条，条与块，块与块”处置具体问题的核心层。

（二）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一是规范预案管理。目前，全区拥有各级各类预案891个，实施修订和完善预案900个，落实预案汇编17家。二是组织应急演练，仅2012年，全区共组织各类应急演练1273场次，共计参演和观摩人员达34.52万人次。三是建立专业队伍。聘请各类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等专家62人，为快速应对和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各类应急保障队伍114支，累计队员4711人。四是加大物资投入。2012年，全区共投入各类应急保障资金3511万元。通过协议方式对企业储备的应急装备、资源进行登记备案。全区共处置各类应急事件3051起，参与处置人员5.76万人次。

（三）日常问题巡查不断加强。一是强化值守管理。区总值班室充分利用“大联动”信息系统，对全区应急值守电话自动抽查的功能设置，坚持每日（夜间）对各镇、社区、开发区等主要应急联动单位的值班电话实行随机抽查。二是开展隐患排查。到2012年，全区各单位共组织开展各类隐患排查2.25万余次，出动检查人员70.81万人次，落实隐患治理2.72万项次，整改率95.1%。三是民生事件的发现和立案、结案率明显提高。2012年，“大联动”中心成立9个月累计结案175551件件，结案率达到99%以上。

（四）热线服务能力整合提升。区城建服务热线“22132213”与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无缝衔接，纳入“大联动”信息系统，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借助“大联动”高效的信息系统，实现热线工作全过程的规范管理、精确记录。借助“大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网络，快速传达指令至全区各个部门、村居，及时解决市民诉求。2012年，热线仅开通数月就受理市民各类诉求7775件，解决率在90%以上，回访满意率接近70%，解决了大批困扰市民的急、难、愁问题，许多市民反映多年、矛盾突出的重大问题也通过协调得到了解决。

（五）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奉贤区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以深化“平安奉贤”建设为抓手，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着力在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调处机制、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上下功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2年，区各类治安案件、矛盾纠纷、“两抢”、入室盗窃、扒窃等案件比上年下降30%左右，公众安全感增强，群众满意度提高。区获得了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和上海市“平安城区”荣誉称号，被中央综治委授予“2009～2012年度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称号。

（六）城市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建成覆盖全区的“大联动”信息平台，强化“及时发现、联勤联动、快速处置”的城市管理新机制。区“大联动”中心牵头对区内重点难点区域进行整治，城管、公安、交警等多部门执法力量开展联勤联动，巩固整治成效，实现条线联合执法的常态化，道路、街面秩序管理的长效化。同时，加强市容景观建设和管理，加大城市管理顽症专项治理力度，市容环境方面“三乱一跨”案件比上年下降46.7%。巩固和扩大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着力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区的各项工作。

三、“大联动”的不足和展望

奉贤区基于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大联动”模式是创新的尝试和探索，一定程度上缓解和解决了城市管理和应急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但如同其他创新探索一样，没有一种模式是可以包治百病、一劳永逸的，现阶段的“大联动”还存在着一些影响机制运行、阻碍工作效率的不足和困惑之处。一是类似大联动系统没有经过顶层设计，是对基层经验的积累总结和边做边摸索的过程，也很难和其他部门的系统之间实现系统对接和数据交互，存在着被新系统取代和类似系统重复建设的可能性。二是少数疑难顽症问题的解决成效还需提升，例如农村区域违法建筑的及时发现和快速拆除、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聚居区域的环境秩序常态管理等。三是涉及多部门联合执法的问题处置时效性还有改进的空间，“大联勤”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奉贤“大联动”将着力推进和做好以下几点：一是继续加强与各联动单位信息系统的对接，将“大联动”信息系统打造成全区最集中的信息汇聚、存储、查询平台。二是围绕“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22132213”城建热线的工作开展，发挥热线联系政府和市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拓展市民主动参与监督政府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将“大联动”打造成政府为民办实事、解决民忧民疾的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加强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开发和完善，充实应急资源数据库、研究应急预警研判功能，将“大联动”打造成应急事件发生时的指挥调度和辅助决策平台。

中国崛起的荷兰经验 篇3

欧洲经济学学会8月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2005年年会，讨论中国的改革与东欧的不同，笔者有幸应邀参加。参加学术会议一般都是受益匪浅，可是，这次意想不到的收获来自于对阿姆斯特丹的考察以及对荷兰历史和社会的了解。骑着租来的自行车，留连于这曾是欧洲商业中心的古城，用心体验它的每一块线条隆起的肌体——与马路并行的运河，凡高博物馆，Concertgebow音乐厅，有序而繁华的红灯区，和同行经济学家们讨论欧洲社会制度，感慨万千。

思想解放的威力

荷兰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历史上也是欧洲诸强中一个相对弱小的部落。但是从16世纪开始，荷兰经历了最辉煌的时代。当时，以抗争天主教传统的加尔文主义为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整个荷兰大地，也惊动了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他通过天主教教会宣布绝大多数荷兰人都应判以死刑。这激怒了荷兰人民，他们奋起抗争，从而有了著名的80年战争(1568—1648)。这场战争最终以荷兰的七个抱团省份联合起来得到西班牙的承认而结束。由于这七个省份的联合，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民主的、分权的现代化共和国体制，共同决定七省之间即荷兰国内的重大事务。这一制度创新把荷兰引入了一个让该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黄金时代。

制度创新的力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亡

这一黄金时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其中以前者最为著名。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VeleenigdeOostindischeCompaSnide，VOC)成立于1602年，1799年解散，以海外贸易为主业，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家发行股票的跨国公司，到1699年，它已是全球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与1万名雇佣兵。

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历史学家们当然有许多说法。从现代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认为不外乎有三大原因。

第一，国家和政府给予的充分自主权和强力支持，是跨国公司成功的首要条件。

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荷兰的代表，具有海外贸易、投资、经营的垄断权，政府不仅不去干预它，相反，它还可以代表国家去宣战、打仗、开发和经营殖民地、修筑城堡、铸币、议和、签订条约。它占领的殖民地包括安汶岛(香料群岛中最重要的岛屿，1609年占领)、巴达维亚(雅加达，1619年)福尔摩沙(中国台湾，1624年占领，1662年被郑成功赶跑)、锡兰(斯里兰卡，1638年)、马六甲(1641年)、毛里求斯和开普敦(1652年)、印度的柯钦(1663年)。这里姑且不论海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不道德性，正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成功运作，荷兰成为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强国。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衰亡，也恰恰映证了同一道理。荷兰人的成功自然引起了西方其他列强的奋起，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完成了光荣革命这一政治变革的英国人以荷兰为首敌，发起了6—7次大小战争，最终打倒了是自己十分之一大的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集民族利益和商业利益于一体的大跨国公司。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国内政治参与面的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在国内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剥夺了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权。1813年，公司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58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法案撤消东印度公司，除股本外，公司的全部财产归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的强力支持是跨国公司成功的首要条件。

第二，现代公司制度的创新。

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的原始动力是为了避免海外贸易中的恶性竞争，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和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海上贸易。1602年成立时，公司的初始资本是642．46万荷兰盾，由阿姆斯特丹、泽兰、鹿特丹、代夫特、荷恩和恩克森六个省市的商会(不同城市的股东通过商会持有股份和行使投票权利)组成，其中阿姆斯特丹最多，占到57％，鹿特丹最少，为2．7％。各个商会又由单个股东组成。在最初的358名股东中，有很多敢于冒险的小企业家，包括39名德国人和不少于301名的比利时人，所以也可以认为，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和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堪称现代公司治理和组织制度的創立者。它有一个董事会，可是由于人员较多，所以公司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一个名为“十七先生”(HeerenXVll)的委员会手中。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与股份构成相对应，任何一个商会都没有绝对控制权，但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权力还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商会手中。每个商会监督并装备自己城市被允许派出的商船，而各商会允许派出的商船是根据其股份总额分配的。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协调不同股东的利益，保障了公司运行的稳定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了另一项制度创新，即发行股票，扩大资本额，分散风险。认购股份的热潮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共释出650万荷兰盾供人认购，当时的10盾约等于1英镑，而1660年代荷兰一位教师的年薪约280盾，光阿姆斯特丹一地就认购了一半的股份。这扩大了公司的实力，也分担了原始股东的风险。必须强调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发行如此多的股份，根本原因是它合理的治理结构，保障了股民的利益。其鼎盛时期，股息高达40％。从1602到停发股息的1782年，平均每年股息高达18％。据估算，1602-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配给股东的股息总额等于股本的36倍!

第三，紧紧抓住核心能力的公司战略。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海外贸易，用现代术语来说，它的核心能力是维持贸易的垄断性，包括协调荷兰内部的海外贸易以及排挤其他西方列强的海外贸易。由于香料是当时国际贸易中利润最高的领域，该公司通过一系列冒险行动，取得了在香料群岛的独占地位，完全控制了香料的生产。为了控制产量抬高价格，公司强令印度尼西亚人在安汶岛上扩大种植丁香的面积，而把安汶岛以外的所有丁香树一律砍倒，并对香料实行统购统销。垄断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香料贸易的高利润。1632年，7艘香料船从印度回到荷兰，获得销售收入1000万盾，而其全部成本只有300万盾，有些年份香料的销售利润更达到1200％。

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时参与了其他一些商品的东西方贸易，并占据重要份额。如在18世纪，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而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

宽容带来和谐

阿姆斯特丹有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藏有黄金时代的伦勃朗以及后来的凡·高的油画，也有音效最好的音乐厅Concertgebow及以此命名的交响乐队，但让她出名的不仅是这些高雅艺术成就，还有世界最著名的红灯区和对毒品的宽容态度。荷兰允许毒品(除了烈性毒品如吗啡、海洛因等)的交易和使用，却没有由此导致斗殴、枪械、抢劫等现象。荷兰人以此为荣，阿姆斯特丹的介绍提到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回到北京，我专门研究了一下有关的统计数据(附表)，发现荷兰的各种社会负面指标在欧美包括西欧非移民国家中都是很低的。在欧美六国中，论犯罪率，荷兰第三；谋杀率，荷兰最低，为美国的四分之一；艾滋病感染率，荷兰并列倒数第二(低于主张管制的法国)：离婚率是倒数第三(高于信奉不许离婚的天主教的法国)；青少年生育率最低，比其次的法国低一倍，是美国的1／9到1／10!当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会抗议说必须做多变量回归分析才能找出原因，但至少，荷兰宽容的文化没有导致社会明显的混乱。

许多人会质疑以上的判断，即，宽容的文化和政策带来和谐而不是混乱的社会。很巧，在此次年会上，我碰到了耶鲁大学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约翰·罗默教授，他正在研究北欧以及荷兰的社会形态。他认为，这些国家极为宽容，也相当自由，这带来了社会的和谐与公平，而不会导致动荡和犯罪。当然这样的社会安排，只有在种族结构相对比较单一的国家才容易推行。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4

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主要是从权益性融资角度对企业盈余管理所导致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还缺乏有关债务融资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根据毕马威提供的国际比较来看,虚假财务信息导致的金融诈骗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周小川,2005)。在中国,贷款欺诈普遍存在,而利用虚假财务报表资料进行贷款欺诈是常见的手段(闻德锋,2006),影响了银行资金的合理配置,引发了不良债权的产生。戴璐、汤谷良(2007)认为在债权人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及时约束之下,任何一种产权类型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有可能借助财务安排和会计操纵侵占债权人和小股东的利益。

中国债权人保护程度薄弱,贷款利率受到管制,但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依赖的融资模式,企业自由选择债务融资期限的空间相对较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国有银行资产质量高度重视并把它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给各银行,本文推测如果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佳或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银行会提高它们的贷款条件。这其中缩短债务期限可能是银行防范信贷风险的首选,因为:(1)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区间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管制;(2)在债权人保护程度较弱的情况下,期限是比抵押担保更有效的债务契约工具(Qian and Strahan,2007);(3)短期借款使得债权人更容易控制债务人的违约风险;(4)银行在现有的宏观管理体制下面临阶段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增加了信贷投放的压力。

本文基于我国债权人保护程度较弱的现实,对银行能否利用债务期限应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发现银行无法整体上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以授予其相应的债务期限。进一步,本文尝试将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意愿和技术进行分离而予以单独检验。通过选择明显有舞弊嫌疑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企业和微利企业以控制住银行的识别技术,发现银行给予非标审计意见企业较严格的债务期限,但银行没有给予微利企业较严格的债务期限,说明银行有一定的识别意愿。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银行在信贷评估和贷后监控中识别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技术和意愿。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最后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

Healy and Wahlen(1999)认为,在盈余管理影响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结论还是模糊的,未来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Sloan(2001)指出,虽然会计信息对债权人权利的行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十分缺少。Bharath et al,(2008)发现较低会计信息质量的借款人的利率较高、期限较短、且更可能被要求提供抵押。Graham et al,(2008)发现企业重述财务报告后,银行将认为企业的信息有问题,信贷风险增加,因此采取包括提高利率、缩短债务期限、更可能要求抵押和更多限制条件等控制措施。叶志锋等(2008)获得了中国上市公司基于银行借款融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但留下了银行如何应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的问题。陆正飞等(2008)从新增贷款数额的角度发现中国的银行整体上不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没有考虑中国银行业是否会利用债务期限应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最近几年,部分学者开始研究银行如何利用债务期限保护自身的利益。Qian and Strahan(2007)用4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法律和制度对银行债务契约的影响。他们认为当银行贷款给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时,银行不仅要评估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还要评估由于薄弱的法律或制度带来的风险。他们发现在债权人保护强的国家,银行贷款有着更集中的贷款人结构、更长的债务期限以及更低的贷款利率。Fan et al,(2008)对3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进行考察,发现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税收体系导致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存在显著差别,经济越落后、法律保护越差、相关制度建设越不完善的国家,其公司杠杆越高,债务期限越短。孙铮等(2005)认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虽然政府已经放松了对企业与银行的控制,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司法体系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企业却很难获得银行的长期贷款,“短债常借”成为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机制。方媛、张海霞(2008)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短期债务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现象,主要是债权人防范管理者侵占行为、控制信贷风险的结果,而企业可以选择的空间较小,由此形成的债务融资期限结构首先体现债权人控制的动机,进而才反映企业信息。

三、研究假设

债务期限之所以重要,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不同期限的债务履约成本具有不同的影响:贷款期限越长,债权人对债务人违约行为的观测成本越大,从而债务人违约的可能性越大。短期债务使得银行能及时、经常地获得有关贷款企业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银行对企业进行更加紧密的监督和控制。企业利润是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银行重视企业的盈利状况。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影响其债务期限结构,国内外众多文献都验证了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其债务期限结构也越长。但是,这个结论是建立在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国内外上市公司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现象。不管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什么,其结果都最终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给银行带来了信息风险,理性的银行都应该审慎对待。Bharath et al,(2008)认为较大的非正常经营性应计绝对值意味着企业盈余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存在不可预测的偏差,这将造成贷款人无法准确预计企业未来的经营现金流量。Graham et al,(2008)认为公司重述财务报告在两个方面影响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评估: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预期的修订(均值或财富效应);公司财务信息的不确定性(方差或信息效应)。为此,银行将运用更严格的合约条款和更有效的贷款结构来加强监控的效果。

虽然Graham et al,(2008)以及Bharath et al,(2008)验证了美国的银行能够根据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而授予不同的债务期限,但在中国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准则的标准一直在提高,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会计准则本身的缺陷、会计准则执行不到位、会计职业道德失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会计信息有效需求主体缺失、外部审计监督不严格、惩罚力度不足等原因,会计信息失真状况仍然严重。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评级制度,企业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银行的信贷评估技术也不够先进。在这种环境中,银行要想获得足够的信息评价借款人的信用质量需要较大的成本。由于利率管制,如果债权人获得的收益连信息收集成本都不能弥补,就会普遍采用抵押、担保等方式控制违约风险,或者缩短债务期限甚至减少贷款额度。林毅夫、李志赟(2004)认为,国有企业的贷款存在软约束现象。贷款软约束使得国有企业尽量争取贷款,而不一定依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和实力,也使得国有企业得到贷款后的道德风险增加。施华强、彭兴韵(2003)分析了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形成的特殊原因以及经济影响。国有银行对政府保护的预期会提高信贷投放的风险偏好,并降低贷后及时监控的动力。陆正飞等(2008)认为中国银行业在贷款审批方面至少存在如下两个不足:第一,银行经营效率较低,在信贷决策时没有或没有能力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也就不可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二,政府的干预使得银行的信贷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规则。他们发现,对于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新增银行长期借款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中国的银行不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基于上述的推理,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银行不能根据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而授予它们不同的债务期限。

中国银行业能否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和技术,如果能把这两个因素分离开而予以单独检验,则可更细致地刻画银行在识别企业盈余管理方面的现状,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想到了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企业和微利企业。对于这两类企业,信贷人员不需要花费什么信息收集成本就会意识到这些企业很可能有问题,这相当于控制了识别技术这一因素。那么,考察银行授予非标审计意见企业和微利企业的债务期限情况,就近似于单独检验中国银行业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意愿问题。

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受到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1998年以后,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建立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普遍实行了贷款第一责任人、贷款责任终身追究、信贷资产零风险等一系列制度,并且围绕这个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办法,把放贷、收贷、审贷、批贷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信贷员、经营责任人、审批责任人。各行上至总行,下至分行都制定了条目繁多的处罚规定,且都明确贷款出现问题,依情况分别给予警告、记过、下岗清收、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不仅针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严厉的处理,而且还要追究相关当事人、领导者的责任。对于非标审计意见这样明显有会计舞弊嫌疑的企业,本文认为迫于追究贷款责任的压力,中国银行业将授予它们较短的债务期限。因此,提出:

假设1a:银行给予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企业较短的债务期限。

而至于微利企业,一方面信贷人员会推测很可能是企业会计操纵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将盈余调整为正数可以实现“保壳”的目标,这对于银行资产安全是有利的,再加上这些企业的会计操纵程度相对轻微,银行之间争夺优质客户,以及形式上符合要求的信贷评估可以减轻自身责任。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为:

假设1b:银行不会给予微利企业较短的债务期限。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所提出的假设,本文把企业的银行债务期限结构作为因变量,盈余管理作为自变量,并参考孙铮等(2005)等文献,选择了包括盈利能力、负债程度、资产期限、成长性、融资需求、公司规模、实际控制人类型、地区市场化指数、行业、年度等控制变量。对于关键的债务期限结构变量,本文的计算方法有别于以往文献。以往文献的计算公式一般是“长期借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到期的长期负债)”,其中包含了以前年度发生的债务,反映的是企业年末所有银行债务的期限结构,是个累积的结果,不一定与上年度的财务状况直接相关。本文采用增量数据进行计算,即用“新发生长期借款占新发生总借款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由于银行要依据企业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信贷评估,所以本文的银行债务期限为企业本年度数据,而盈余管理及控制变量为企业上年度数据。本文采用的债务期限结构回归模型为(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连续3年的数据,并进行以下剔除:(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它们采用的会计制度与其他公司不同;(2)剔除拥有B股或H股的公司样本,因为外资股股价与流通A股股价不同;(3)剔除每年行业中公司数目不足10家的公司样本;(4)剔除净资产为负值的公司样本;(5)剔除债务期限结构结果不合理或其他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

中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度开始提供现金流量表,考虑到数据库中1998年的数据有较多的缺失,本文选取2000~2007年所有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债务期限结构变量为2000~2007年,其他变量为1999~2006年),数据来源为CSMAR数据库、CCER数据库、WIND和公司年度报告,要求至少有

最终确定的研究样本为550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所有连续变量的异常值进行处理,即所有小于1%分位数(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等于1%分位数(99%分位数)。各年度样本数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分别见表2、表3和表4所示。

从表3可知,长期借款平均约占全部新发生银行借款的14.1%,而中位数只有3.8%,说明大部分的银行借款都是短期借款。从表4可以看出,银行债务期限结构与盈利能力、负债程度、资产期限、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与公司成长性显著负相关。DA、DAJD、DADL、SJYJ与债务期限结构的相关性都不显著,WL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为负。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0.482,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强。

(三)检验结果及分析

表5是债务期限结构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第1列的主要自变量为DA(盈余管理程度),第2列的主要自变量为DAJD(盈余管理程度绝对值),第3列的主要自变量为DADL(正向盈余管理程度),第4列的主要自变量为SJYJ(非标审计意见标识),第5列的主要自变量为WL(微利标识)。结果显示ROA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基本上是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其债务期限越长。YYGL的系数全部不显著,但交乘项ROA×YYGL的系数在主要自变量为SJYJ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而在其他模型中不显著,这一方面表明银行无法整体上根据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授予企业不同的债务期限,假设1得到验证。另一方面,银行有一定的识别意愿,因为对于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企业,银行给予了较严格的债务期限,假设1a得到验证。同时,对于上市公司为“保壳”而进行的会计操纵,银行认为是对自己有利的,而没有给予这些企业严格的债务期限,假设1b也得到验证。

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与孙铮(2005)文献是一致的。LEV、AM和LNTA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负债越多、固定资产比重越高和规模越大的公司,其银行债务期限越长。MAR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长期借款比重越低,与孙铮等(2005)的结论一致。OWN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新发生的银行债务里,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少文献(如江伟、李斌(2006)等)发现的国有企业的累积债务期限结构之所以大于私有企业,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造成的。新增银行债务的期限结构在私有和国有上市公司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也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商业银行逐渐对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一视同仁”。各模型的Adjust-R2在10%左右,表明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度。经计算,各模型自变量之间的VIF值最大为5.86,意味着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的数值显示也没有自相关问题。

对于盈余管理程度的计算,本文用带业绩控制变量的修正Jones模型计算出的盈余管理程度替代用基本琼斯模型计算出的盈余管理程度,结果基本一致。另外,本文还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替换总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替换TOBQ,结论仍然保持一致。

五、研究结论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5

公管学院23号就要去体检，排队的人好多。

早晨坐地铁去了，迟到了，跑了半天从东门到西边医院。

然后下午提交证明。

24号休息了一天，狂背复试的书籍啊。在宾馆一直背诵到凌晨，我的英语口语不是很好，一直很忐忑，专门让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有留洋经历的，给我录音出来 我模仿背诵了半天自我介绍，结果没有用上!

25号笔试，英语5个题目，50个选择题，第一篇有点难，后面的比较简单。专业课笔试考的很基础很宽泛。

26日面试的，一进去 ，都是我平常本科课本封面上的人物。有点小忐忑，把自己准备的简历奉了上去。重点的大牛老师一直乐呵呵的，边上的男老师说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芭啦芭啦芭啦!有点紧张，声音发颤。最后我说完了。

有老师点点头。让我抽题目，我的幸运数字是三，我就抽了第三个纸条，打开 很容易啊，课本上都有，我说我思考十秒钟，对面老师说这还思考什么，立刻说! 我默不作声低下头做思考状……组织了一下语言，从两点说了一下，最后老师给我下套，我没上当，实事求是，不会的`内容就坦白了，老师又点点头。

边上的老师说抽张英文读读吧，我又抽了第三篇，对面老师乐呵呵说：怎么专拣内容多的抽啊;反过来一看，一整页全都是学术性的英文，傻眼了，中间老师说读读吧，我额头冒汗，硬着头皮向下读啊读，很多技术术语和公式都不会啊。

最后得有好几分钟，太漫长了，不知道自己的读音怎么样，老师又问了专业英语问题，我不是很会，用套话答了一下，最后让我把最后一段翻译一下，还很通顺，边上老师说，到此结束，我点头说了声谢谢，就出来了。

总感觉意犹未尽，还没有问什么，就出来了。其实过了20分钟了。

个人经验：坦诚，注重仪表，穿着正装，理发，举止投足要得体，说话短小精干不要多说，注重眼神与肢体交流。专业回答要有逻辑。英语要早早练习，遇到不会的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能夸夸其谈。面试的时候，是鹰你也得把鹰隼磨平了，是狮子也得把爪子藏起来。谦虚谨慎，积极好学。

过了一个多星期，复试成绩出来了，还不错，在刷新一下网页，第一遍没找到我的名字，第二遍找到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开始下一个目标，司考和英语，年轻啊，不主动出击，只能被动挨打。

法院改革的中国经验 篇6

对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传统观点认为，这是“法院独立”审判，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这种观点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我们可以将审判独立界定为五个基本要素：一是裁判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审级独立；四是外部独立；五是法官的身份独立。

为实现“去地方化”目标确立的省级以下法院的人财物交由省级统一管理的改革方案，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省级以下法院与同级人大的关系以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问题。省级以下人大对同级法院监督弱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工作的垂直领导越发得到了强调和落实，甚至更容易进一步干预下级法院对某一案件的裁判活动。

贯彻司法责任制的关键在于重新调整司法裁判权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关系，需要从三个角度入手解决司法行政管理者干预司法裁判的问题：一是法院内部院长、庭长的职务配置，二是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诉讼化，三是人民陪审员享有实质的裁判权。

法官要真正独立地行使审判权，需要获得一些基本的职业保障。在维护法官的“身份独立”方面还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法官进行立案侦查；二是对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任意追究。应当考虑对检察机关的立案管辖制度作出适度调整，废除办案责任制。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7

一、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

封建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管理。中央官学主要包括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学。它们虽然都进行儒学教育, 但地位不同, 面向不同的对象, 这体现了封建教育的等级性。国子监是中央官学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它适应儒学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 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

第一, 由太常兼管。太学是最早建立的中央官学, 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直接产物。两汉太学由九卿之首的太常来管理。太常主要负责太学博士的选用和太学生的选取。他不是专职的教育行政官员, 管理太学只是他工作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 两汉的教育行政管理还没有独立, 这是封建教育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太常为便于管理, 通常在博士中选一人为“祭酒”, 让他具体负责太学的管理。“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 总领纲纪”。隋唐以后, 祭酒正式成为教育行政的最高官员。

第二, 国子祭酒地位上升, 成为教育决策与规划的主要负责人。魏晋六朝时期, 中央官学除了太学外, 还建立了国子学和四门学, 封建儒学教育呈现多元化。此外,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 专科教育在此时开始兴起。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以适应和促进教育的发展。这时, 在太常兼管制之下, 国子祭酒越来越担负起教育管理的实际职责。国子祭酒不仅要管理国子学和太学, 而且还要为国家教育发展提出规划, 所以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时, 官学时兴时废, 但是国子祭酒和博士是常设的官职, 他们积极议政和咨询, 担任政府教育发展的顾问。与此相反, 太常却极少在国家教育发展决策上进行发言。到了北朝后期, 北齐在中央设置国子寺, “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 依旧置生, 讲习经典, 岁时考试”。国子祭酒此时正式成为国子寺的最高官员, 古代教育行政管理出现了渐趋独立的迹象。

第三, 建立国子监, 统一管理中央官学。开皇年间, 隋文帝沿用北齐办法, 设置国子寺, “掌教胄子”, 来负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书学和算学的管理。大业中, 隋炀帝将国子寺改为国子监, 设有国子祭酒、司业、功曹、主薄、博士、助教等人员, 完善了国子监的组织机制。唐代, 国子监继续作为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负责“六学一馆”的管理, 管理范围有所扩大。明清时期, 中央官学的管理比前代更加严格, 国子监各官职责分工十分明确。以明代国子监为例, 它设有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典籍、掌馔、典簿等官。祭酒“职专总理。一切事务, 须要整饬威仪, 严立规矩, 表率属官, 模范后进, 不可尸位素餐, 因而怠惰”。司业为祭酒的副手, 协助祭酒管理监务。祭酒、司业“务选天下学明行修, 德尊望重, 海内所向慕, 士大夫所归依, 足以师表一代, 名盖当时者”。博士、助教、学正等为教学人员, “职专教诲, 务在严立课程, 用心讲解, 以致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 以致生员有戾规矩者, 举觉到官, 各有责罚”。这些“司教之官, 必选耆宿”, “表仪诸生, 必躬修礼度, 率先勤慎, 毋惰训诲, 使后学有所成就, 斯为称职”。

二、地方官学的行政管理

汉武帝时, 他“令天下郡国各立学校官”, 封建地方官学由此建立。两汉的地方官学由地方官负责管理, 地方官学能否建立取决于地方官的意愿。北朝后期, 地方官学适应少数民族封建化的需要, 开始走向制度化, 并要求建立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

隋唐以后, 地方学校按照地方行政区域普遍设立, 并形成比较完备的教育制度。地方学校和科举联系十分紧密, 地方学校的生员通过科举, 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地方学校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此不断发展, 这不仅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 还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需要。

唐代在地方各府、州、县设置长史、司功等官员, 负责选补学生, 并在每年冬季将毕业生送到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它为宋元时期地方教育管理专门化打下了基础。宋代教育改革频繁, 地方教育有很大发展。徽宗崇宁二年, 设置各路提举学事司, 专门管理一路州、县学校。这是我国古代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专门化的开始。

明清时期, 政府重视教育, 地方学校由通都大邑延伸到村野乡落。在地方学校的行政管理上, 明英宗正统时设立提学道, 总管一道学政, 其职责是“岁巡所部, 以察师儒之优劣, 生员之勤惰, 而专刺举之事”。清沿明制, 在各省也设置学道或提督学政, 负责主持童试、生员的岁、科两试以及生员“出贡”的各种考试。学政由中央简任, 由进士或翰林出身者充任, 负责地方的教育管理, 地方大员不能侵犯或干预其职责。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8

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债务期限结构

一、引言

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债务期限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必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表明短期债务有付出更少精力、监督更为灵活有效的优点(Stulz,2000),也因此拥有更好的公司治理作用(Myers, 1977;Datta et al.,2005;Brock- man et al.,2010)。长短期债务体现出不同的公司治理作用(肖作平和廖理,2008),这使得研究二者的影响因素尤为必要。结合中国制度背景, 国内的学者从公司治理(肖作平和廖理,2008)、终极控制股东(肖作平, 2011)、高管薪酬激励(陈骏和徐玉德,2012)、政治关联(李健和陈传明, 2013)等角度对债务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

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是“契约冲突”和“沟通冲突”。由于契约的固定性和僵化性,它与现实便会产生矛盾,这是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由于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就有了大做文章的手段,这是盈余管理始终存在的原因。就债务契约来说,当企业存在违约风险时,管理者就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以提高业绩(Watts & Zimmerman,1986)。

在当前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下,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在企业面临市场竞争时,具有更刚性需求的产品在面临成本冲击时,更容易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就拥有更少的盈余管理动机(Datta & Singh,2013)。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陈骏和徐玉德,2011;张欢,2014;周夏飞和周强龙,2014)。

本文认为拥有更多长期负债的公司,更可能利用盈余管理行为调整经营收益;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使这种动机更强烈。以201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分别研究了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与企业债务期限的相关关系,发现两种盈余管理都与债务期限正相关。进一步研究了考虑产品市场竞争时,这种相关关系是否受到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强化企业应计、真实两种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

本文的贡献在于:理论上,从债务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关系,将产品市场竞争、盈余管理和债务期限结构纳入一个研究框架,有助于深刻理解三者内在联系,丰富了产品市场竞争、盈余管理和债务期限结构的相关研究;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选择债务期限结构和制定债务契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债务代理成本假说认为,缩短债务期限能缓解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需要频繁的续借,短期债务能对内部人产生有力监督, 抑制其机会主义(Stulz,2000;Brockman et al., 2010)。这种监督灵活有效,也不需付出太多精力, 对于投资不足(Myers,1977;Datta et al.,2005) 和过度投资(Hart & Moore,1995;Dang,2011)等非效率投资问题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 这两种盈余管理存在互补性。会计准则、审计质量、政府审查、企业经营周期等因素约束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效果(Cohen,2010;Zang,2012),于是企业就会转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且,应计盈余管理通过应计项目的操控来实现,容易被发现和识别。与之相比,通过销售、生产和酌量性费用三个方面进行真实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因此,企业很可能同时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

按照上述解释,短期债务需要频繁续借,而在续借时债务人要向债权人提供生产和经营信息,这实际上触发了频繁的监督。这样面临着债权人更为密切的关注与监督,信息不对称得到了缓解,债务人就有更小的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而与短期债务不同,长期债务没有频繁的续借程序以触发有效监督,债权人为了约束债务人,在债务契约中订立了大量限制性条款。而大部分的债务契约使用财务指标订立条款,“契约冲突”和“沟通冲突”的存在给了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于是,当债务人很可能违约时,就有极大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调整经营收益避免违约损失。综上所述,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盈余管理程度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

从行业层面来讲,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大程度上受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 Datta和Singh (2013)从成本转嫁的角度来解释市场竞争背景下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可替代性低的产品拥有更为刚性的市场需求,更容易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反之,生产具有高度可替代性产品的公司难以进行成本转嫁,为保持利润和现金流的平稳,就有更大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国内的许多学者研究了盈余管理水平与市场竞争程度的相关关系。陈骏和徐玉德(2011)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将盈余管理分正负研究后发现,市场竞争迫使企业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而劣势企业倾向于负向盈余管理。张欢(2014)发现金融危机后高竞争行业的公司具有更多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且二者同向变动。行业内的优势企业拥有更少的盈余管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呈现互补关系。 周夏飞和周强龙(2014)研究了产品市场势力和市场竞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产品市场势力弱的公司存在更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业层面的结论也是如此,表现为行业竞争越激烈,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可见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进行盈余管理。

企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时,盈利下降导致内源性融资能力不足,产生强烈的外部融资需求。而此时企业进行债务融资,考虑到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经营风险越大,债权人面临着更大的损失风险,企业更难获得长期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管理者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调增利润,报告优良的财务状况,以期获得长期债务;另一方面,对于已获得的长期债务,企业也存在盈余管理调增利润避免违约损失的动机。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越强烈,盈余管理程度和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长期负债占总债务的比重DM1和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之比DM2来衡量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2.解释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计算如下:

其中,TAt为t年应计利润,等于t年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值;At-1是t-1年资产总计值;ΔSt等于t与t-1年主营业务收入之差;ΔRECt等于t与t-1年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t是t年的固定资产净额。分年度分行业对(1)式进行回归估计出系数,再代入(2)式得出估计值,最后利用(3)式就得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

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和Zang(2012) 的研究方法,从销售、生产和酌量性费用三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计算如下:

CFOt为t年经营现金净流量;PRODt为t年销售成本与t年存货增长数之和;DISPt为t年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4)、(5)、(6)式的计算方法类似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用实际值减去估计值后得到的值便是异常经营现金流量CFO、异常生产成本PRO、异常的酌量性费用DIS。 最后,借鉴Zang (2012)的做法,定义真实盈余管理总量PROXY=PRO- CFO-DIS。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赫芬达尔指数采用当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3.控制变量定义

借鉴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肖作平(2011)、 何小杨(2011)、林永坚等(2013)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期限(AM),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负债比率(LEV),总负债/总资产;公司性质(GOV),公司国资控股取1,否则取0;审计成本(BIG4),若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取1,否则取0;审计意见(OPI- ON),审计结果是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取1,否则取0; 总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资产总额;独立董事占比(DULI);两职合一(LZH),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1,否则取0;自由现金流量(FCF),经营活动现金流/ [(M/B)×总资产];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INVREC);盈余动机(SUS),如果为保盈、增发或配股样本取1,否则为0(保盈样本为ROA在[0,0.01]之间的样本);总资产周转率(ATO),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二)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0~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从2010年开始是为了剔除金融危机对研究样本的影响,数据来源为CSMAR数据库。样本筛选标准如下:(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的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 为计算盈余管理水平,剔除公司数小于10的行业。最终得到6 058个样本观测值,2010~2013年分别有1 452、1 503、1 544、1 569个观察值。本文的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均采用stata12软件。 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的分位数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ing处理。

表2为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到长期负债占总债务的比重DM1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56和0.081,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比值DM2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285和0.088。可见中国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过少,这与肖作平(2011)的研究一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05和-0.105,真实盈余管理总量PROXY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077和-0.083。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15和0.079。本文的指标和其他学者的统计结果保持了一致性。

(三)模型设计

为了研究产品市场竞争、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关系,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分别检验盈余管理、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债务期限之间的关系,以验证假设1;第二,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在盈余管理程度和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之间起到的作用, 以验证假设2。本文通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来实现第一阶段的研究目标:

其中,DM1、DM2代表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分别为长期负债占总债务的比重和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之比;DA是可操纵性应计利润,PROXY是真实盈余管理总量,HHI是赫芬达尔指数;Control Variables代表控制变量。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用于检验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及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模型(4)则同时考察了这三个因素。

第二阶段的研究通过分组进行,对样本分组后,运用模型(1)和模型(2)估计系数,采用比较回归系数的方法得出结论。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实证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是P值。下同。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1)-模型(4),回归结果如表3。从回归结果可见,应计盈余管理DA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应计盈余管理与债务期限正相关;真实盈余管理PROXY的回归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表明真实盈余管理与债务期限正相关,上述实证结果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方面支持了假设1。短期债务的频繁续借,触发了频繁的监督,缓解了内部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这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具有抑制作用;而长期债务以契约条款约束债务人,“契约冲突”和“沟通冲突”的存在,就给了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回归系数虽然有一个系数不显著,但其他系数均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都为正,这说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越难得到长期债务融资。于是,处于高竞争行业的公司为了获得长期债务融资,就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以调增利润;而处于低竞争行业的公司可能就没有这样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为了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在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之间所起的作用,根据样本所在行业赫芬达尔指数HHI是否小于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高竞争和低竞争两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2)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结果可见,低竞争组应计盈余管理DA的系数均不显著,而高竞争组应计盈余管理DA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强化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正相关关系;真实盈余管理PROXY的回归系数在低竞争组均不显著,而在高竞争组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强化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产品市场竞争激化了内部人与债权人的代理问题,具有负向的公司治理作用。上述实证结果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方面支持了假设2,拥有更多长期负债的公司,更可能利用盈余管理行为调整经营收益; 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使这种动机更强烈。

(二)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当前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是所有制差异。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许多方面享有“优越待遇”,使其在债务融资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享有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这降低了经营风险,其债务发生违约的风险小, 因此更容易获取长期债务融资(李健和陈传明, 2013)。另一方面,当国有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时,政府会通过其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向企业发放长期贷款(张敏等,2010),或者政府以财政补助的形式对企业进行援助(黎凯和叶建芳,2007)。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上的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对盈余管理程度和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可能会有差异,于是在表4的基础上再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将非国有企业样本分高竞争组与低竞争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2)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应计盈余管理DA系数在低竞争下均不显著,而在高竞争下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强化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正相关关系;在低竞争下真实盈余管理PROXY系数均不显著,而在高竞争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强化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与表4相似,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表明非国有企业在竞争程度更高的市场环境中产生了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

表6是将国有企业样本分高竞争组与低竞争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2)分别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可见,变量DA系数和变量PROXY系数在高竞争和低竞争下均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和假设1、2都不一致,可能是国有企业在许多方面享有的“优越待遇”造成的。国有企业经营面临危机时(比如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政府会伸出援助之手,发放长期贷款或财政补助,助企业渡过难关,于是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没有非国有企业那样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陈骏和徐玉德(2011)的做法,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增加有关公司治理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前三高管薪酬、是否发行B股或H股、管理层持股;使用行业所在企业数目替代赫芬达尔指数HHI,对假设2进行了检验。以上检验结果均与原结果一致,可以说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债务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应计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与债务期限水平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显著强化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企业债务期限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经营面临危机时(比如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政府会伸出援助之手,发放长期贷款或财政补助,助企业渡过难关,于是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非国有企业那样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9

关键词：盈余管理,内部控制效率,内部控制缺陷

盈余管理问题是监管部门、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要课题。已有实证研究结论表明, 公司治理结构、审计质量、审计师变更、股权特征、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负债水平和公司规模等是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主要因素 (王虹等, 2009;陈武朝等, 2004;Beneish, 1997;Becker等, 1998;De Angelo等, 1994;张荣武等, 2008;薄仙慧等, 2009) 。盈余管理程度反映了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 而提高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是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由于数据的限制, 关于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影响这一重要主题却鲜有研究。根据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的要求, 从2007年度起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需要全面披露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情况, 这为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拟以2008年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内部控制效率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盈余管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 (黄梅等, 2009) , 严重地影响着财务报告的质量。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 反映了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从股权结构来看, 盈余管理是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方式, 大股东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失真的会计信息披露达到控制或掠夺小股东财富的目的 (La Porta, 1998) 。因此, 盈余管理问题是现代会计学乃至公司治理研究的前言课题之一 (杨清香等, 2008) 。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者为获取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是现代公司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效与否存在密切关系 (李琴等, 2009) 。内部控制是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的内部控制, 能够保证公司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杨雄胜 (2005) 认为, 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内部控制, 公司治理将成为一纸空文, 而内部控制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内部控制是企业为了实现控制目标, 由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一系列的政策和程序, 是企业加强管理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2001年爆发的安然事件, 更是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对内控机制的极大重视, 内部控制也由一项自发性的治理机制演化为一种政府监管强力推动的制度建设, 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性披露被法制化, 成为公司透明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享, 2009) 。2002年美国颁布了SOX法案, 该法案的目标提高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重建投资者的信心。在SOX法案实施之后, 美国的上市公司必须公开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由于内部控制数据可以公开获得, 这为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Doyle等 (2007) 选取应计项目质量代表财务信息质量, 用内部控制缺陷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 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论表明内部控制越弱, 公司应计项目质量越低。我国对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起步比较晚,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等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该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 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 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而此前对内部控制审核评价的披露主要来源于自愿性披露, 而且大多流于形式, 因此我国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实证研究比较少, 主要是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角度进行研究。杨有红和汪薇 (2008) 认为, 财务报告质量有问题的公司, 由于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对财会人员、管理当局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从而可能导致他们不遵守相关的财务法规, 甚至粉饰财务报表, 而一个内部控制并不健全的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可能会得到更加强烈的负面市场反映。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质量有一定关系, 财务报告质量较高的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财务报告质量较低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机不足。内部控制是企业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志斌, 2009) , 是一项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 而盈余管理程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表现。内部控制的有效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裘宗舜, 2005) ;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是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和保障 (Doyle等, 2007) 。在我国内部控制的规范和指引中, 都体现了内部控制的“可靠性”目标。例如, 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于2006年分别颁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以及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 都将“可靠性”作为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如 (表1) 所示。由此可见, 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 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障, 能够为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提供“软”支持。内部控制的良好运作, 意味着企业具有较高的内部控制效率。因此,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是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效率是一个抽象指标, 没有实物可以观测与衡量。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信息披露是重要的信号显示机制。而作为最了解内部控制效率高低的管理当局, 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部传递其真实信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反映了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 高质量公司的管理层有动机将公司高品质的信号 (如较好的业绩、较好的内控及风险防范信息) 及时传递给投资者 (林斌等, 2009) ,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显示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系统与较高的内部控制效率。即内部控制效率越高的上市公司, 越倾向于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信息, 而内部控制效率低的公司不愿意过多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由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是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故而提出假设:

H1: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负相关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检查部门, 如果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控检查监督工作报告, 则可以认为该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地执行。相对于那些没有定期提交内控监督报告的公司来说, 定期提交内控监督报告的公司, 内部控制效率相对较高。因此, 笔者认为, 内控监督部门是否定期提交监督报告, 是衡量内部控制效率的重要指标。故而, 本文提出假设:

H2:盈余管理与内控监督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负相关

国外通常以内部控制缺陷来衡量其内部控制效率 (Doyle等, 2007;H.Ashbaugh-Skaife等, 2009) 。如果企业存在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 内部控制效率较低。因此, 可以预期:

H3: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以2008年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并按照以下原则剔除样本:由于金融类公司与非金融类公司差异较大, 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公司;剔除距年度报告日上市时间不到一年的公司;剔除样本数据中含有缺失数据的个体。共得到1436家上市公司样本, 其中上交所801家, 深交所635家。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内部控制信息的数据由笔者手工整理。

(三) 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选取如下:

(1) 被解释变量。本文仿照多数文献首先以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DA|) 衡量盈余管理的空间幅度;接着把DA划分为 (DA+) 负 (DA-) 两个子样本, 衡量管理当局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以修正琼斯模型估计异常应计数, 由于正常应计数会受到产销环境的影响, 因此修正后的琼斯模型是在考虑产销环境变动情况下最佳的异常应计数估计模型 (Dechow等, 1995) 。另外, 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放映在无形资产中, 而且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摊销额是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忽视这一因素, 会使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低估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额, 高估盈余管理行为, 因此本文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项目估计正常应计数 (NDA) 与异常应计数 (DA) (陆建桥, 1999;周长青和章永奎, 2001) 。模型如下:TAit/Ait-1=a (1/Ait-1) +b[ (△REVit-△RECit) /Ait-1]+c (PPEit/Ait-1) +d ITAit/Ait-1+ei。根据上式, 首先计算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数即NDA, 即计算出上式各回归系数;然后, 计算样本公司i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即盈余管理程度DA。DAit=TAit/Ait-1-{a (1/Ait-1) +b[ (△REVit-△RECit) /Ait-1]+c (PPEit/Ait-1) +d ITAit/Ait-1}。其中:TA为总应计数, 以净利润减去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A为账面总资产;△REV为营业收入变动数;△REC为应收账款变动数;PPE为固定资产原值;ITA为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总计;e为误差项;下标i表示公司, t表示年份。

(2) 解释变量。第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 (ICID) 。本文依据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结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线索, 并选取具体的内部控制活动环节或措施, 如关联交易控制、对外担保控制、投资管理控制、募集资金控制, 会计系统控制、业务控制等6个指标, 加上内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4个指标, 总共设置10个指标。通过对上市公司200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进行查询, 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进行评分。每披露与某一个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者行为, 则赋予1分, 披露完整10个指标则10分, 显然, ICID得分越高, 披露越详细。ICID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总体水平。第二, 内控监督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 (IOR) 。根据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 若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督部门, 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部控制监督报告, 则IOR=1;否则, IOR=0。IOR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被执行的角度, 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第三, 内部控制缺陷 (ICW) 。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 其内部控制效率往往比较低。根据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 若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则ICW=1;否则, ICW=0。ICW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的角度, 反映了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

(3)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文献, 本文研究纳入以下控制变量:第一, 总资产 (ASSET) :公司总资产代表公司规模, 公司规模代表许多的遗漏变量, 必须加以控制, 以增加模型的准确度 (Beckeretal., 1998) 。第二,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OC) :当企业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越大, 其盈余由操控性应计数决定的部分就会越少 (Healy, 1987) 。第三,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后第一年 (NEW) :注册会计师发生变换的前后年度, 异常应计数会发生显著变化 (Defond﹠Subramanyam, 1993) ;陈武朝和张泓 (2004) 对我国上市公司更换注册会计师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 更换注册会计师的当年, 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导致利润降低。第四, 资产负债率 (LEV) :当管理当局陷入财务危机时, 会利用异常应计数调减盈余以获得更多优惠的偿债条件 (De Angeloetal., 1994) 。第五, 股权大幅度变动 (SHARE) :当管理当局大幅度变动股权时, 会有诱因调节公司盈余以操纵股价。第六,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BIG4) :规模越大, 事务所的品牌价值越高, 审计失败带来的成本就越大, 因此规模大的事务所向市场传递高质量的审计信号。

(四) 模型建立

在此基础上, 为了检验前述假设, 采用多元回归进行验证, 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DA=a+a0ICID+a1IOR+a2ICW+a3ASSET+a4OC+a5NEW+a6LEV+a7SHARE+a8BIG4+e。有关研究变量的经济含义、计算方法和预期符号见 (表2)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 (表3) , 其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 (ICID) 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10, 平均值为7077, 这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不高, 内部控制效率普遍较低;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控监督报告的公司为635家, 占全样本的44.22%, 说明还有很大一部分公司的内控监督部门, 并没有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内控监督报告, 没有有效地行使监督职能;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ICW) 的公司为303家, 占全样本的22.28%, 说明并不是个别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从总体上来说,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健全, 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普遍较低, 内部监督存在“缺位”现象。

注:“**”.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注:“***”代表1%水平上显著, “**”代表5%水平上显著, “*”代表10%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 ;D-W为杜宾-沃尔森检验

(二) 相关性分析 (表4) 说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解释变量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 (ICID) 在1%的水平上与盈余管理 (|DA|) 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缺陷 (ICW) 在1%的水平上与盈余管理 (|DA|) 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变量中, 资产规模 (ASSET)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OC) 、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年 (NEW) 、公司负债水平 (LEV) 与盈余管理显著相关。表中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292, 未超过0.5, 不会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不需要特别关注。

(三) 回归分析 (表5) 是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第一, 在|DA|样本下, ICID的系数为负, 与假设1一致;IOR的系数为正, 与假设2不一致;ICW的系数为正, 与假设3一致。第二, 在DA+样本下, ICID的系数为负, 与假设1一致;IOR的系数为正, 与假设2不一致;ICW的系数为正, 与假设3一致。在DA-样本下, ICID的系数为正, 与假设1一致;IOR的系数为负, 与假设2不一致;ICW的系数为负, 与假设3一致。回归结果与假设2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内控监督部门是否定期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监督报告, 并没有引起上市公司的重视, 或者更多的是流于形式, 而把内控部门定期提交监督报告 (IOR) 作为内部控制效率的替代变量, 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 这一问题将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确实会影响到盈余管理程度, 内部控制效率的高低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第三, 在控制变量中, 资产规模 (ASSET) 在|DA|、DA-样本下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资产规模越大, 盈余操控的空间越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OC) 在DA+、DA-样本下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越多, 则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后第一年 (NEW) 在|DA|、DA-样本下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更换审计师后, 盈余管理程度明显增加, 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 具有利润操纵动机;股权大幅度变动 (SHARE)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BIG4) 与盈余管理之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即这两个变量在回归中并未对盈余管理程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10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审计意见收买行为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用基础产生了怀疑。目前, 国内外学者多从审计师变更和审计收费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审计意见收买可能不一定需要通过审计师变更来实现, 如采用向现有审计师支付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式。实际上, 随着监管部门对变更事务所信息披露的要求进一步严格, 上市公司通过提高审计费用不失为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因此通过审计收费来检验审计意见收买行为逐渐得到了关注 (陈杰平等, 2005;朱小平和郭志英, 2006;唐跃军, 2007) 。另一方面, 相关研究文献多主要围绕审计意见收买的结果, 较少就审计意见收买动机进行研究 (Krishnan and Stephens, 1995;耿建新和杨鹤, 2001;李爽和吴溪, 2002;陆正飞和童盼, 2003;王春飞, 2006) 。审计意见的改善是审计意见收买的目的和出发点, 但更深层次的动机是“寻租”, 也就是上市公司通过一定方式获得低质量审计意见, 以达到“寻租”目的的行为 (Lennox, 2000) 。而作为审计风险变量的盈余管理, 更具有不确定性, 且较难审计和容易被操纵, 上市公司更容易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会计寻租, 收买审计意见。但是审计师参与审计意见收买, 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而被审计单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 审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大, 如果事务所考虑了盈余管理风险, 事务所审计收费越高。刘运国等 (2006) 指出盈余管理给审计师带来了风险,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审计收费越高。但对于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 风险不同, 审计意见收买不同, 伍利娜 (2003) 间接得出公司为取得配股资格和“保牌”, 不惜购买审计意见。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促使了审计意见收买, 但如果审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 则收买的可能性较小。多数文献已经指出规模较大如国际四大的事务所, 为了其声誉, 将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但刘峰、周福源 (2007) , 方军雄、洪剑峭 (2008) 指出大规模事务所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因为, 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其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可接受审计风险越高, 其高道德风险的底线更有可能参与审计意见收买。有鉴于此, 本文似从盈余管理寻租的角度, 以2003年至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盈余管理寻租和实际发生的异常审计收费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收买行为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由于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安排诱发上市公司“寻租”行为。虽然审计师的监督有利于约束上市公司“寻租”行为, 然而, 审计师并不是独立自然人, 其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寻租”过程中可能被收买, 主动或被动迎合被审计单位。仅从上市公司或者审计师单视角考虑盈余管理方式寻租的合谋过程就显得不足, 它忽略了盈余管理租金的分配机制。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 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占先”角色优势, 但优势获得的租金并不由上市公司独自分享, 而是通过博弈形成分配格局, 即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等合谋而形成的共享机制。对于审计师而言, 参与盈余管理寻租的动机主要就是获得高额的审计收费。审计收费决定着事务所的生存, 也是审计师的最大诱惑动因。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 将有可能增加审计师的风险。为了弥补配合上市公司, 并给出“合理”审计意见的风险而面临被诉讼和声誉损失的可能, 必然要求获得高于审计成本的租金。这样, 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寻租, 就必须通过上市公司与审计师等的合谋, 才能成功。也就是说, 审计师必须成为合谋者, 盈余管理才能最终达到转移财富或其他利益的目的。因此, 上市公司和审计师有通过盈余管理寻租进行合谋的动机。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下,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意见改善正相关, 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负相关

由于审计师事务所参与盈余管理寻租, 存在较高的审计风险。根据审计风险理论, 盈余管理更具有不确定性, 且较难审计和容易被操纵。盈余管理在我国存在高固有风险的问题,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风险越大, 越容易被社会、监管部门发现并受到惩罚, 进而会影响到事务所。因此, 盈余管理行为风险越高, 上市公司越有动机操控审计费用引诱审计师合谋, 即审计意见收买动机越高。因此有:

假设2: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风险水平越大, 审计意见收买的可能性越高

刘峰、周福源 (2007) , 方军雄、洪剑峭 (2008) 都指出, 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 未能有效约束审计师的机会主义行为, 大规模事务所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审计质量。另外, 审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审计风险进行评估时, 要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正常来讲, 事务所规模越大、声誉越高, 风险承受能力应该越强, 但会把自己的道德底线提的比较高, 这样大事务所反而容易被收买、产生道德风险, 越敢对一些存在重大疑问的财务报表签发较好的审计意见。我国审计市场上出现的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正是法律风险低的一种体现。因此有:

假设3: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审计意见收买的可能性越高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择以2002年至2006年作为估计区间, 其他的数据期间为2003年至2006年。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剔除了2007年以前退市的公司;剔除了2003年至2006年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选取2001年之前的上市公司;计算盈余管理选择超过30个上市公司的13个行业类别;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来源于各年年报的手工收集。最终获得3612个有效研究样本。除了子公司, 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并使用CSMAR数据库进行抽样核对, 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三) 变量定义

首先, 借鉴唐跃军 (2007) 、方军雄等 (2008) 的研究, 定义t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和t-1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之差, 使用daf表示异常审计费用。对于审计意见, 定义审计意见改善和恶化变量, 分别表示审计意见收买行为变量。盈余管理变量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 并使用盈余管理程的绝对值|da|。审计师对盈余管理行为避亏、保牌和配股动机的风险态度是不一样的, 定义ks反映公司亏损盈余管理动机、bp表示保牌盈余管理动机和pg表示配股盈余管理动机, 分别表示盈余管理行为的不同风险变量。审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则主要取决于事务所的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能力等。采用耿建新、房巧玲 (2005) 的研究, 使用反映事务所人力资源状况与收入状况作为考察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变量。其次对于控制变量, 使用核心资产收益率表示上市公司的收益水平;资产负债率表示财务风险;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上市公司经营复杂性, 以及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控制规模差异的影响。另外采用哑变量控制权性质区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 以及审计师变更可能与审计意见的作用方向一致, 以as加以控制。还控制了行业差异, 年度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具体变量如 (表1) 所示。

(四) 模型建立

本文区分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意见改善和恶化, 以盈余管理程度、审计风险与风险承受能力的事务所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构建以下的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3个研究假设, 其中Qi, t分别表示三种审计意见被解释变量, fixedeffect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变量。

模型1:Qi, t=β0+β1lnsizei, t+β2levi, t+β3roai, t+β4inverc+β5sqsubs+β6kzq+β7as+β8dai, t+β9dafi, t+β10dafi, t·dai, t+fixedeffect+ηi, t

模型2:Qi, t=β0+β1lnsizei, t+β2levi, t+β3roai, t+β4inverci, t+β5sqsubsi, t+β6kzqi, t+β7asi, t+β8ksi, t+β9bpi, t+β10pgi, t+β11dafi, t·ksi, t+β12dafi, t·bpi, t+β13dafi, t·pgi, t+fixedeffect+ηi, t

模型3:Qi, t=β0+β1lnsizei, t+β2levi, t+β3roai, t+β4inverci, t+β5sqsubsi, t+β6kzqi, t+β7asi, t+β8ksi, t+β9bpi, t+β10pgi, t+β11dafi, t·lnsh1i, t+fixedeffect+ηi, t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 描述了模型中的主要连续变量的特征。异常审计收费的均值为0.0308,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不同公司间的审计收费差别比较大 (标准差为748414.7) , 资产规模大于均值的公司审计收费为860659, 而小于均值的公司审计收费为404744.9, 整整多了一倍。从均值来看, 盈余管理逐年增加, 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异常审计收费也相应越高, 但是这里还不能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上市公司实现了审计意见的收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和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样本中, 376家 (占10.41%) 上市公司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 其中审计收费均值为586617.9,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0743, 同时, 有204家 (5.65%) 上市公司收到的不利审计意见较上一年出现改善, 201家 (5.56%) 的审计意见不如上年度。有349家 (占9.67%) 上市公司变更了审计师事务所, 但有43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改善, 占总审计意见改善的比例为21.08%, 30家 (14.92%) 变更事务所的公司审计意见恶化。变更事务所的审计费用均值为630315, 异常审计费用均值为0.003, 而没有变更事务所的审计费用为629670.6。样本中共有471家 (占13.07%) 上市公司发生了当年亏损, 审计收费均值为554546.5,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08375。配股公司为272家, 占样本公司的比例为7.53%, 审计收费均值为595297.4,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23。178家 (占4.93%) 家上市公司连续亏损两年以上, 异常审计收费均值为0.020。

注:括号里是p值, 下表同。

(二)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3) 至 (表5) 。

(1) 盈余管理程度、审计意见收买模型回归结果。在进行Logistic回归前, 本文计算了模型中主要实验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Spearman相关矩阵。大部分实验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 这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小, 可以放在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对于模型1、模型2与模型3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在2以下, 小于临界值10, 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低的多重共线性。从 (表3) 可以得到, 审计意见模型中实验变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审计意见恶化模型的|da|系数显著为正, 而审计意见改善模型中的|da|系数不显著。表明如果不考虑异常审计费用, 单独的盈余管理行为是能被审计意见识别的, 只能部分支持假设1。异常审计收费系数均不显著。检验结果表明独自的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对审计意见都不能得到改善, 盈余管理和异常审计收费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关系比较复杂。就如理论所述, 审计意见收买得到的租金是上市公司和审计师博弈的结果, 因此, 当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时, 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收费, 更有可能说服审计师出具更好的审计意见, 且审计意见的改善可能需要关注盈余管理行为风险的大小。对于控制变量, 审计师变更与当期非标准意见正相关;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 不利审计意见越小;财务风险越大, 不利审计意见越多;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对出具非标准意见采取了差别的决策, 国有控股与当期非标准意见负相关。此外, 在稳健性测试中, 使用未凋整的Jones模型得到的盈余管理和异常审计费用变量 (lnfee-lnfeet-1) /lnfeet-1, 估计结果变化不大。另外剔除了异常审计费用的超过标准差3倍的值后, 估计结果也很稳健。

(2) 审计风险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回归分析 (表4) 中, 对于当期非标准意见的估计模型, 实验变量ks、pg和bp的系数均显著, 而ks*daf、pg*daf和bp*daf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审计师对同为盈余管理行为的亏损、保牌和配股的风险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期亏损和保牌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由于当期亏损和保牌的行为比配股行为的审计风险要高, 审计师出于风险的考虑, 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越大。配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由于配股的盈余管理行为风险相对较低, 公司出现非持续经营的可能性不大, 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并未为对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足够的关注, 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得到标准意见, 因此, 审计师与上市公司容易达成默契。审计意见改善的估计模型, 实验变量ks与ks*daf的系数均不显著, 由于当期亏损公司的审计风险较低, 且财务状况也决定了其无法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 另外, 审计师出于自身利益, 寻租得不到较多的“租金”, 必然不与上市公司合谋, 因此, 当期亏损公司不能提高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bp与bp*da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保牌的审计风险通常较高, 表明审计风险水平越高, 改善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部分支持假设2。对于保牌公司通常为连续亏损的公司, 为避免其股票被特别处理或停牌, 具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从而收买审计意见;另外, 保牌行为的盈余管理寻租得到的收益要比亏损的寻租要大得多, 审计师得到的审计收费必然要大得多, 这样审计师有很大的动机参与寻租, 损失审计的独立性。pg系数显著为负而pg*daf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配股行为虽然审计风险较低, 但上市公司还有可能操控审计收费进行审计意见的收买。审计意见恶化的估计模型中, 实验变量ks与ks*da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亏损行为的审计风险较低, 而且审计师获得的审计费用也较低, 如果当上市公司操控审计收费进行审计意见收买时, 审计师寻租得到的“租金”可能保证不了审计成本与风险, 因此可能并不会合谋。而其他实验变量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但bp*daf与pg*daf系数是负的, 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关注审计意见的恶化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收买审计意见的动机。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中, 审计师变更、规模越小、财务风险越大、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收到非标准意见;审计师变更、规模越小的上市公司的不利审计意见改善的可能性较大;规模越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

(3) 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与审计意见收买的回归分析。 (表5) 的审计意见改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当使用收入水平状况作为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代替变量, 实验变量sh1*daf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审计师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审计师被上市公司说服而改善审计意见的成功率更高。如果使用人力资源水平状况sh2*daf, 虽然实验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水平不高, 但系数的预期方向一致。因此, 估计的结果部分支持假设3。审计意见恶化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 两个作为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变量的收入水平状况和人力资源水平状况的系数均显著, daf系数显著为负, 而sh1*daf与sh2*daf显著为正, 都表明上市公司通过操控审计费用而抑制审计意见下降, 收买审计意见。对于两种审计意见模型估计的结果, 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是目前我国审计环境中法律约束机制软化、民事赔偿机制不到位、监管力度弱等问题, 导致审计师行为失当被发现概率不高, 被起诉概率低。即使被发现、被起诉, 其处罚主要是以行政处罚为主, 民事赔偿的种种限制使赔偿概率非常低, 赔偿金额严重不合理, 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威慑作用不大甚至无效, 审计师可能会签发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 对一些严重失实的财务报表只是追加一些语气缓和的提示。另一方面是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审计师事务所, 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处理中的能力较强、对会计准则的以及审计师具有加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甚至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都是博弈的一方, 社会公众对其也同样较为信任。但是, 也正是这样, 在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 尤其是经济活动复杂性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 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道德底线反而比那些风险承受能力弱的会计事务所更高, 也更容易参与合谋谋取经济利益。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小, 变更审计师事务所以及保牌行为更可能得到审计意见的改善;资产规模越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恶化的可能性较低。此外, 稳健性检验中, 使用表示人力资源状况和收入水平状况的绝对值作为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变量, 得到的结果基本不变, 人力资源和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本身就可以互为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

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 当上市公司可能出现不利审计意见的情况下, 管理层通常存在强烈的动机收买审计意见。问题, 是上市公司会不会使用盈余管理寻租而收买审计意见, 盈余管理行为风险是改善还是恶化了审计意见, 而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会不会保证审计质量呢?本文研究了盈余管理寻租、审计风险以及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收买的影响, 研究结果有, 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寻租操控审计费用而改善不利审计意见的证据只能部分的支持, 保牌行为要比亏损和配股行为更有可能得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改善;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道德底线越高, 事务所越有可能参与审计合谋, 这与部分研究不同, 一般研究表明大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加深, 对复杂的经济事项的处理, 具体准则上更是无迹可寻, 而更多的依赖则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在这个方面上, 盈余管理也会随之加强。另外我国审计环境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及公众舆论压力还不能有效地约束审计师事务所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大规模事务所的高道德底线, 使其更容易参与合谋。

摘要：本文采用2003年至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对盈余管理寻租、审计风险以及事务所风险承受能力对审计意见收买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上市公司操控审计费用, 收买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行为的审计风险越高, 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越高;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审计意见收买的概率性越高。这说明我国审计环境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以及公众舆论压力还不能有效地约束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大规模事务所的高道德底线, 使其更容易参与合谋。

中国经验的又一次积累 篇11

一个国家的长进、繁荣是多种积累的结果，这些积累包括现代化社会对于技术的尊重，对于规则和法律的尊重，对于自身选择的尊重，以及对于外部世界的尊重。中国此次重估人民币的币值，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的主动、逐步和求稳的原则。综合市场、主流反应看，之前的汇率安排是合适的，中国金融系统的能力和信心从中获得不少提升，相关货币管理当局也找到了谨慎和稳健改革的感觉。

汇率变动总体上是一种得失转换很快的博弈关系，加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也令市场看法迥异。在汇率问题上，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是存在冲突的。中国汇改一动牵百动，欧美各国也一直盘算着如何应对中国的汇率动作，在欢迎和赞赏人民币升值决定的同时，也对下一个步骤产生了更高的期待。这提醒中国，金融领域可能是中国与大国未来关系紧张甚至产生冲突的主要方面，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自乱方寸、进退失据。

货币特别是汇率决策的难度在于对政策后果缺乏预见性。多数情况下，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较之于他人的市场，中国仍处于黑暗中，不了解的东西太多，好的、坏的一齐来了。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绝非升值２．１％这么简单，这是一种全新机制的探索，目标是寻求人民币的一种气势，一种格局，可以将之视为大国塑造的必修课。

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咬住中国不放，唇枪舌剑的冲突不下几十回合。公共管理领域处理冲突时，经常提出并采用所谓“建设性滋扰范围”概念，十分有意义。其目标不是处处压制所有的冲突，而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区分层次，容许冲突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里存在，创造更大的价值。在变革过程中，需要适量地让冲突、张力等滋扰存在，保持在“学习的最低门槛”以上的程度，才能推动冲突一方的人们学习和找寻新的适应方法。在汇改上中国切实感受到了外部压力，但借此也摸索到了一种释压的方式，理解了平常心对待彼此冲突的要义。面对强国，如何在外交上做到不卑不亢，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大赚其钱，是需要很高政治智慧的。基于此，两年来围绕人民币升值与否的争论实际上也提醒中国思考诸多选择，间接扮演了推动中国长进的角色。

在一个国家开始复兴的初始阶段，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冒风险。生活在南极的企鹅因为没有天敌，最没有“敌情观念”。在汇率改革问题上，中国不做“南极企鹅”。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金融风险依然很高。形象地讲，投机者与人民银行已经站在了这场博弈的最前沿。此次小幅升值，部分满足了国际游资的胃口，基于人民币还要涨的期待，未来更大的投机也许山雨欲来。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阻力更加复杂。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知道中国是不肯让美国牵着鼻子走的，既然高压不成，很可能转向其他策略，这提醒中国必须认真准备和提升自身化危险为机会的能力。

有升有降、有涨有落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外汇市场敏感度高更是如此，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中国必须认识到，相关汇率政策的对与错、实践上的虚与实、有用与无用，都是相对的，是需要中国经济结果当然也要时间来证明。

长期而言，无论是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看，还是从来自市场本身的压力来看，人民币升值不是问题的结束，而很可能是问题的开始。汇改之后如未能确立新的方向，结果就往往陷于困惑和不知所措。已有迹象显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正酝酿生成。因此将来的一个大方向在于，要确保汇改具有纠偏能力，必须留有后手。

管理的中国经验 篇12

一、热科院OA系统建设概况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以下简称“热科院”) 是直属农业部、专门从事热带农业科学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设有14个机关部门、14个科研单位和3个附属单位, 分布在海南、广东两省六市 (海口市、儋州市、文昌市、万宁市、湛江市、广州市) 。拥有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农业部综合性重点实验室等60多个部省级以上科技平台和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现有科技干部职工4600多人, 土地6万多亩。

由于热科院机构分布广、职工人员多, 因此建立一个节能高效的网络办公平台就显得尤为必要。为此, 热科院于2013年初启动OA系统调研工作, 3月份与海南思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建设协议, 正式启动系统建设工作, 9月份试运行;2014年4月份在全院17个院属单位和14个机关各部门全面使用。热科院OA系统主要用于非涉密文件的网上审批、公示、传递, 成功解决了院属各单位多地办公带来不便问题, 提高了办公效率。系统的运行, 节约用纸70%, 文件运行周期缩短了50%。截止目前, 已有终端账号1000余个, 成为单位日常办公的核心系统。

二、热科院OA系统的建设经验

热科院OA系统自2013年建设到现在有2年多了, 回顾2年多的历程, 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与大家分享。总结起来, 主要如下:

(一) 准确定位, 合理设计。

一是准确明晰系统的框架定位。建设框架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骨架, 用来明确办公自动化建设完成后的功能。因为热科院办公地点分布在海口、儋州、湛江、文昌、万宁、广州、北京等地, OA系统的建设, 让距离不再成为问题。提高办公效率是建设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最基本需求, 所以热科院办公自动化定位首先是非涉密互联网办公平台。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 我院承担多项职能, 是否将不涉密的行政办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资产管理、基建管理、出国管理等都纳入到办公系统建设管理也是建设前期必须明确的内容, 否则建设内容不清晰, 部门分工不明确。目前我院比较成熟规范运行的主要是行政办公及日常事务管理模块, 因此办公自动化建设首先从公文收发、公文审批、日常事务审批功能建设入手建设, 其他功能待有关业务部门结合需求进行再次开发。明确以上两点后, 办公自动化建设的方向非常清晰, 不贪大图全, 便于集中精力, 在短时间内看到建设成效。二是科学确定设计思路。首先要贴近传统办公方式, 克服传统办公方式的不足。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不是把原有的文件传递、审批方式推翻重来, 而是尽可能比照传统办公程序, 运用现代的网络技术, 实现无纸化、高效化。这意味着办公自动化建设来源于传统办公, 而且只有无限贴近传统办公方式、并能克服传统办公方式的缺点的设计思路, 才能被大多数所接受。因此, 办公自动化的文件审批、日常管理设计思路都要以尽可能靠近日常工作程序, 并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办公内容为原则。其次, 系统设计要做到固定性与灵活性的合理结合。办公自动化建设流程设计是系统建设的核心环节, 对办公内容起到导向作用, 是一座大楼的施工图。要通过流程的控制实现办公管理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因此对既定的管理工作要将流程固定化。但同时也要考虑多种可能性, 在非关键节点允许灵活性的处理,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将管理工作贴近日常实际。即, 对一项系统内的关键环节, 要提纲撮要, 固定必须的流程, 加入可以灵活的节点供使用人增删。

(二) 加强沟通, 做好设计。

一是做好设计沟通。系统设计, 沟通是关键。作为农业科研单位, 管理部门对办公的各个环节、细节十分清楚, 而且形成了自身的一套办事风格和语言术语。但承接办公自动化建设的设计公司是局外单位, 对此有所不知。需要联络员与设计方对每个程序、每个细节一一敲定。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 往往直接会造成整个环节的运行不畅, 后续运转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二是做好术语对接。建设方使用的一般是电子计算机程序已经命名好的固有词汇。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科研管理的人员, 这些词汇是生僻的, 哪怕是熟悉的词汇也有不同于字面的意思, 比如“竞争执行”“知会”“多级会签”等, 需要逐个与设计方沟通明确。当明确内部词汇的含义后, 要善于将日常工作的管理思路“翻译”为建设方常用的计算机后台设计用语, 用建设方的用语与设计方沟通,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系统测试。系统测试是系统开发与使用的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发现办公自动化系统问题, 完善系统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测试须全面, 要对即将投入使用的所用功能逐项进行操作;同时, 充分考虑每项功能的各个环节最复杂的运行情形, 尽最大可能满足所有可能性。例如发文程序, 在办公室审核后即将提交给院领导审签之前, 设想到会签、加签、减签的情形, 使用最复杂的程序测试发文程序, 能够发现各个细节存在问题, 及时完善。我院下辖17个院属单位, 各单位办公方式不同, 在测试时要充分考虑这种区别, 不能整齐划一地设定办公流程, 否则办公系统的实用性会受到影响。例如发文程序, 在建立好各单位的审批框架后, 可以在办公自动化审核的流程上尽可能赋予每个环节较多的权限, 用“文书管理”的权限进行流程之间的连接, 该功能能实现当前环节的增加流程、减少流程、修改正文、设定下个环节权限等多种功能。在环节连接处不固定下个环节的具体操作人员, 由当前环节操作人员根据本单位实际自由选择。在尊重个性的同时, 必须要实现环节的制衡, 即整个办公环节, 审核编号、签发的环节要予以固定化, 确保系统内文件规范运转, 并能及时对不妥的文件进行纠正。

(三) 化繁为简, 抓好落实。

一是要抓好OA系统培训。系统的推广使用是建设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设目的。任何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设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且费用较高, 如果在系统推广方面没有深入普及, 则形成了投入产出低效率, 在单位内部造成不良影响。系统推广关键在于深入广泛。要最大限度地让单位职工学会如何使用,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培训。但培训不可能让所有职工都参加, 为了巩固推广效果, 最好由本单位亲自编制图文并茂的使用手册 (区别于建设方交付给单位的系统使用说明书, 说明书是建设方用专业术语对系统适用方法的操作) , 对系统每项功能、每个环节如何使用做出细致的说明。热科院办公自动化系统培训时, 由院办公室分别编制了针对院机关和各单位适用的《系统使用手册》, 成为学习使用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方法的必读内容。二是要做到难易结合。每个单位人员组成都呈现年龄差异, 且存在计算机操作水平和年龄大小呈反比的一般规律, 而且科研单位年龄较长者一般为单位中上层领导, 因此在操作上要尽量简化, 比如发文审批, 仅需掌握输入内容, 并点击“提交”或“发送”简单操作即可。把需要较高操作水平环节交由一般管理人员来操作, 并强化操作水平培训, 这类人员电脑操作水平高, 且接受新事物能力强, 能够胜任审批环节中枢流转操作。三是拓展推广落实渠道。系统推广的难点是改变职工传统办公习惯, 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过程, 因此系统推广忌讳操之过急。要调动大家使用OA系统的积极性硬件也很重要, 我们在推广办公系统时开发出APP客户端, 即安装在手机上可以实现文件的签批, 最大限度地便利领导阅批文件, 从而提高领导接受办公自动化的程度。当单位领导普遍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后, 向其他人员推广就会变得容易多了。

三、热科院OA系统的完善与思考

热科院OA系统的运行极大地提高了公文运转的效率, 为热科院政务工作高效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我们也看到, OA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离终极目标和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还需要大家一步一步去落实。

(一) 缺乏人员和经费持续支持办公自动化的后期运行。

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后期维护是一个持续性的日常工作, 不断完善功能, 改进不足, 丰富功能, 才能实现其目的, 需要单位有专人负责, 并有经费支持。否则建设出来的效果会打折扣, 长期没有维护就会使OA系统便利性、高效性慢慢钝化, 从而会放弃OA系统。许多单位在OA系统建设时热情高涨, 建设成功后效果也不错, 但由于科研单位人员的流动、经费支持的变化, 考核目标的更改, 使得OA系统失去建设时具有的人财物优势, 最后影响其效率性和便利性。为此, 我们建议:把OA的后期维护作为一个单位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给予持续性的经费支持, 由专人负责OA的后台管理、信息更新、问题收集和改进完善。

(二) 缺乏二次开发。

单位统一建设的办公自动化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下属单位, 需要由各使用单位在已有框架下, 结合实际进行一些细节和小功能的二次开发。但由于办公自动化系统是自上而下推进的, 部分院属单位没有投入任何时间和成本, 一旦统一开发的系统不符合其实际情况, 就会出现弃而不用的情况, 造成办公不畅通。因此, OA系统建设完成后, 后续的二次开发和创新问题, 应该让所有使用单位参与进来, 提出需求, 不断在自身需求上丰富功能, 在统一的框架下尊重特殊性, 从而顺利推进办公自动化。

(三) 工作思路不稳定造成的办公自动化不便利。

办公自动化是对科学固化流程的认可和使用, 任何一个流程模式的建立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时间。当OA系统建成试用时, 不采用、不使用, 就会造成系统的闲置和资源的浪费。因此, 办公自动化应该是实现已经成熟的办公流程和方法, 探索性的工作和尝试性的工作思路要在实践工作中推行成功后, 形成统一的定论和方式, 再开发到办公自动化系统功能上, 这样就更加科学合理。

摘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OA系统的从无到有, 整个建设过程凝聚了开发者和管理者的不少心血。本文通过对热科院OA系统建设经验的分析和共享, 对进一步完善系统提出了建议, 为其他单位OA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关键词：OA系统,经验,建议

参考文献

[1]牛天民.办公室工作的地位和作用.[EB/OL]. (2015-12-15) http://www.guotuzy.cn/html/1304/n-125431.html

[2]陈刚, 范武波, 邓远宝, 温春生.科研院所重大事项督导机制的研究与创新——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热带农业科学2011 (3) :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