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性因素（共12篇）
传统性因素 篇1
一、对中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历史文化因素考察
首先, 司法调解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以人类幸福为根本、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中国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为推行统一的社会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社会伦理道德基础, 这种文化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事之道。
其次, 在我国古代, 调解被认为是解决民众纠纷解决的最佳路径。在我国古代, “无讼”被认为是衡量社会秩序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诉讼则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纷争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
再次, 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的制度价值观都是在面临纠纷与矛盾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无讼”, 倡导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的精神实质。
二、建国初期调解制度中的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在中国司法调解的传统因素中, 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马锡五提出的“巡回”和“调解”式司法工作方法深受人们群众欢迎。总之, 在司法调解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坚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 深受人们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建国初期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因素。
在完成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 我国在司法体制上主要借鉴和采用前苏联具有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的司法模式, 对于社会资源、利益等所有环节国家都予以高度控制, 在统一控制的基础上再予以整合和控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只有对国家的这种高度控制予以配合, 才能得到相应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三、改革开放以来以人为本的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考察
首先是1982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总结我国民事诉讼相关工作经验基础之上, 对调解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调解制度的适用、坚持原则和表现形式等都予以了明确: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无效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是1984年的法院调解制度因素。在1984年召开的最高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专门文件中对调解做出以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应坚持自愿与合法的原则, 并依靠当事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以及当事人的亲友多做思想工作, 尽可能帮助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再次, 纵观1982年、1984年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的相关规定较建国之初, 显得更加的系统、更加规范、更加完善。
四、1991年司法调解制度中相关传统因素
首先, 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对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在1991年国家对民事诉讼修订中, 总结了1982年以来我国民事诉讼的主要经验和实践, 对调解做出了以下修订:依然延续1982年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更加规范的定义, 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
其次, 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与1982年相比, 更加显示出较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在调解原则方面。1982年调解原则为”着重调解”, 而1991年调解原则为“自愿、合法原则”。
第二, 对于调解民事案件的再审方面。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之后依然有错误的案件, 规定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也就是说, 在调解之后若是发现调解错误, 无论其原因如何都可以启动再审判监督程序。
第三, 在调解的一些具体执行方面。1991年民事诉讼修订中关于调剂的规定中, 增加了针对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调解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调解相关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五、当前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因素
首先, 自2002年以来, 全国司法系统将“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进行实践。
其次, 2003年全国最高法院重新确定了“着重调解”的原则。对于优先使用调解的民事纠纷和案件进行了详细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要求复制调解协议的请求做出了准许;回应了社会上提出的“调解书可以反悔”的声音。
再次,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调解规定》, 表达了高层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高度重视,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 对调解的适用程序、适用范围再次予以明确。第二, 对于调解的主体予以了明确。2004年的《调解规定》中确定了调解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对调解的制度、委托调解的制度也予以明确。
第三, 在调解程序上更加的细化, 操作性更强。
第四, 在调解保障机制上, 着重从民事责任机制、调解担保机制等方面予以规定, 促使调解协议能够予以贯彻落实。
第五, 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和生效予以了明确。
六、结语
我国司法调解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司法调解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司法调解正是受传统因素不断影响、不断改造、传承与扬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健全起来的。司法调解制度的设置也正是体现了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民事纠纷与矛盾, 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作用, 更加借助于社会机制予以解决。
摘要：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现实司法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民事纠纷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程中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中, 对发挥调解优势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必要的尝试, 形成了一些列彰显社会主义法治优势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形成的这些新方法、新思路既传承了我国司法调解传统因素中互谅互让他、以和为贵的思想, 又高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文章对中国司法调解传统渊源、历史文化因素、建国初期调解因素、改革开放初期调解因素、1991年调解因素、当前调解因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司法调解,传统因素,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1]梁凤荣.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41 (4) :73-77.
[2]王德新.中国司法调解制度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J].美中法律评论, 2010, 7 (12) :1-9.
[3]彭建新.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探索[J].湖南社会科学, 2012, (3) :105-107.
传统性因素 篇2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科学主义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其内容来看,还是从其赖以存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标准来看,都具有非科学主义因素,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科学的倾向.科学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作 者：朱成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社科系,辽宁,大连,116025 刊 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GGANGSHAN NORMAL COLLEGE 年，卷(期)：2003 24(2) 分类号：B2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非科学主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分析 篇3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建设;积极因素
中图分类号:DF0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139—0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是以其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正如遗传因子对于生物个体,是不可能被遗忘的。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的积淀,它对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态度和对法律的认同感有着潜在的、深层次的影响。现行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靠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来支撑的。我们能够创造历史,但我们的创造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我们不应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而应认真研究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并努力消除其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发掘出与当代法治理念相符合的因素进行加工和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创造性转换,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执法观念、“德法共行”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令顺民心”的良法观念等等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一、执法公平、公正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们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应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其最有价值的思想是“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的执法公正、公平的思想。
管仲认为,法律不能够严格贯彻的原因首先在于包括君王在内的权贵的干扰,禁令管不了王亲权贵,刑法到不了宠幸之身,法律不敢惩罚与权贵关系亲密的人而只加害与权贵疏远的人,这种作法使法令不能贯彻。因此,他提出“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① 商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一条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② 因此他坚决主张刑上大夫,“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工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② 这样才能使法令得到贯彻,国家才能富强。慎到认为能否遵守法令,关键在于各级官吏和国君本人,所以他强烈要求“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③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特别强调法令的大公无私,主张“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④ 法家还特别强调法律对君主行为的制约,要求君主“不淫意于法之外”, ① 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④
公开宣扬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也历来重视圣君贤人的典范作用,强调君臣守法的重要性。孔子强调为政者以身作则。“不能正其身,其正人何?”⑤ 荀况主张赏必当功、刑必称罪,反对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他认为在赏功罚过时必须坚持“其有法者依法行”, ⑥ 这也体现了公正司法的原则。
二、“德法共行”的思想
人类社会中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这两种行为规范。二者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子产认为“为政必以德”。 ⑦ 孔子认为,“德”与“刑”应交替是使用,主张宽猛相济,但强调“德”的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民有耻且格。”⑤墨家指出法律和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汉朝的法律已经开始表现“以德入律”,其法律的指导思想的中心是“德主刑辅”。唐代的长孙无忌奉命修撰的《唐律疏议》的《名例》篇疏议中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1]
我国的经济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人们的道德水平却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人们开始怀疑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我们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建设。法治依靠约束力和强制力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德治依靠说服力和引导力提高公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我们应该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才能逐步缓解道德和法律的矛盾,才能以法律与道德的和谐来保证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进展。
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其法律体系必须契合道德价值。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能脱离伦理价值观的制约。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还需要德治,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双重力量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德法兼治”与历史上的“德法兼治”具有质的区别。整个历史上的“德法兼治”实际是“德主刑辅”,强调以德为先,重德轻法。它造成的思维定式和陈旧观念对依法治国是不利的。而且,历史上的“德法兼治”是与封建专制密切相连的,是为君主的“人治”服务的。当代的“德法兼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强调法治的精神、原则和方法,而不得以德治取代或冲击法治。
三、解决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以秩序和谐为最高价值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由于和谐意识的影响,中国人强调宽恕精神,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种与和谐意识相关的宽恕精神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本土优秀资源。“现代法治是以宽恕作为基础的,以人和人之间的妥协作为基础的。”[2] 因为法治理念里的法律是宽恕和妥协的结果。
“无讼”和“息讼”是“和谐”的价值追求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中国人与西方国家的公民有着不同的法律品格。中国人主要依靠调解来解决纷争,而西方人更愿意选择诉诸法律。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 每个人应该以和为贵,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互相谅解和宽容,纠纷就会避免。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息讼”、“贱讼”思想导致国家对纠纷各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不力,但注重调解的传统缓和社会矛盾、恢复与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价值取向,调解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调解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秦朝在地方设有有秩和啬夫,他们是主管调解纠纷,平断曲直的最基层官吏。在汉代,对于民间争讼,一般不予逮捕,往往采用道德“教化”的方法,以息事息讼。汉以后,司法官多奉行调解息讼的原则。到了宋朝,由于民事纠纷的增多,调解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朝建立起一套以民间半官方组织进行强制性调解纠纷的制度。明朝初期在各乡设立申明亭,由本乡人推举公直老人三五名,报官备案。调解适用的对象是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本乡发生纠纷时在申明亭由老人主持调解,调解后不愿和息,可再向官府起诉。明中期又在各地推行“乡约”制度。每里为一约,设约正、约副、约讲、约史各一人。每半月一次集合本里人,宣讲圣谕,调处本里半月以来的纠纷。一般由约正、约副主持,约史记录。当事人同意和解,记入专门的“和簿”,不同意者可向官府起诉。
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诉累,传播了统治者所需要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人民调解制度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创造性转化。我国通过街道办事处、法院等主体对当事人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进行调解,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能够使调解结果得到很好的履行,并能维持当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还可以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有限的诉讼资源。
四、“良法”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很多法良法的观念值得我们研究。法家所提倡的法虽然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良法。《管子》提出,立法应考虑民情的好恶,照顾人民的利益,以求“令顺民心”;立法应利民之利,禁民之害,“能佚乐之”,“能富贵之”,“能存安之”。 ①《韩非子》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④《韩非子》认为 “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力寡而功里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④
法家也强调法的客观性和法的可预见性。法的功能之一是调控、引导人们的行为,但如果法律脱离实际,要求人们去做客观条件所限制而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情,那么此法注定是纸上之法。《管子》指出立法时必须“量民力”, “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行不可复”。因为“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① 统治者应“使民各为其所长”。 ①《韩非子》指出“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④
法家的这些主张在当今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我国目前的法律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达到良法的要求,立法虽多但质量较低,缺乏现实性和可预见性,也缺乏稳定性,有些法律自相矛盾,不能代表民意,从而成为一纸空文,这对于法治建设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当务之急是改革立法程序,实现立法民主化,扩大公民的参与度,提高法律的民意含量和社会含量,实现从政府立法到社会立法,从官僚立法到民众立法的转变;改革立法机构,增强立法能力;转变立法观念,给立法注入现代化精神;进行法典编撰,对纷繁的法律进行整合、协调和统一,消除法的内在矛盾和不统一。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思想宝库,其中还有很多积极因素等待我们去发掘。作为当代的法律人,我们应继续努力去探究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注释:
①管仲.管子[O].
②商鞅.商君书[O].
③慎到.慎子[O].
④韩非.韩非子[O].
⑤孔丘.论语[O].
⑥荀况.荀子[O].
⑦司马迁.史记[O].
参考文献:
[1]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51.
[2]谢晖.法治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2.
传统性因素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6 年9 月~2011 年3 月我院神经内科的17 例资料完整并跟踪调查的误诊患者。 其中男11 例, 女6 例。 年龄32~71 岁, 平均 (58.8±3.9) 岁。 病程2 个月~3 年, 平均 (6.9±1.2) 个月。 其中, 有高血压病史11 例, 有糖尿病病史5 例, 高脂血症5 例。
1.2 临床病例资料分析
1.2.1 5 例误诊为多发性脑梗死, 实为3 例低血糖性偏瘫、1 例神经梅毒及1 例多发性硬化1典型病例1患者, 男性, 56 岁, 突发右侧肢体无力1 d入院。 既往有糖尿病病史7 年, 高脂血症2 年, 服药不规则, 血糖、血脂控制不满意。否认其他疾病史。查体:神清, 言语无明显障碍, 右侧上下肢肌力减退, 右侧病理征阳性。 急诊查头颅CT:左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 急诊血糖:2.86 mmol/L。 急诊拟1左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22 型糖尿病收入院。 入院后进一步查体, 患者意识淡漠, 精神欠佳, 懒言, 颅神经未及异常, 双侧hoffmann征阳性, 屈指反射阳性。 右下肢肌力V-, 右侧病理征阳性。 考虑低血糖状态, 不除外左侧基底节区脑梗死。 给予输注10%葡萄糖后, 患者意识状态改善明显, 右侧肢体肌力明显好转。 查头颅MRI:左侧基底节区多发类园形长T1、长T2 信号接近脑脊液信号, 未见明显强化, 考虑陈旧性腔隙性脑梗死, 患者完全恢复出院。 最后诊断:低血糖性偏瘫,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疑。2典型病例2:患者男性, 41 岁, 有高血压病史5 年, 平素血压控制尚佳。 后追问有不洁性生活史多年, 否认其他疾病。 突发左侧肢体偏瘫伴言语不清。 查体:神清, 构音障碍, 左侧面瘫, 左侧肢体肌力下降, 左侧病理征阳性。 急诊头颅CT:为大小不一、多中心的弥散分布的缺血病灶, 位于右侧额、半卵园区。拟1右侧额、半卵园区多发脑梗死;2高血压病。入院后:依据急性脑梗死诊治。入院常规检查得知梅毒血清学阳性, 进一步做脑脊液检查梅毒血清学也为阳性, 初步考虑神经梅毒。 后家属要求转院到上海治疗,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为神经梅毒, 经治疗后自动出院。 3典型病例3:患者女性, 43 岁, 右侧面部麻木、右侧上肢无力2 d入院, 既往有“心肌炎”、“脑梗死”病史。 急诊CT:急性多发性脑梗死。 入院后按照急性脑梗死治疗, 病情无好转。查头颅MRI:左侧额叶和顶叶及双侧半卵园区可见边界模糊的长T1 长T2 信号, 周围可见水肿。 其中左侧额叶可见高低信号不等的混和病灶。 增强时明显强化。FLAIR序列显示右侧半卵园区等信号的多发性硬化斑。 脑脊液检查:Lg G指数增高, CSF中Lg G寡克带阳性而血清中缺如。 追问病史, 患者一年前有过类似发病, 但很快缓解, 未就诊。 考虑多发性硬化。 随访1 年多来患者病情缓解后再次发病, 最后诊断为多发性硬化 (复发缓解型) 。
1.2.2 9 例误诊为高血压脑出血, 实为8 例肺癌脑转移及1 例脑静脉窦血栓1典型病例1:患者女性, 41 岁, 突发左侧肢体无力5 d入院,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9 年, 血压控制良好。 急诊CT:右侧额叶脑出血, 稍有占位效应, 无明显中线偏移。 入住神经科后按照脑出血处理, 病情加重并出现左下肢痛疼, 为除外下肢深静脉血栓常规做左下肢血管超声及D-二聚体, 结果:血管超声未见异常, 但D-二聚体明显升高。 考虑脑静脉血栓可能, 进一步行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明显增高。 及时查头颅MRV:脑乙状窦静脉血栓。 诊断:脑乙状窦静脉血栓。 予以抗凝、降纤治疗后, 病情好转出院。 2典型病例2:男性, 57 岁, 突发右侧肢体无力1 d,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 年, 长期服用降压药。 血压控制情况不祥。 急诊CT:左侧半卵园区脑出血。 入院后按照脑出血处理, 常规入院查胸片, 未见异常。 病情好转不明显。 后结合高血压脑出血特点有一些不符, 和家属沟通后, 进一步给予胸部CT及头颅MRI检查。胸部CT发现:肺部占位病变。 头颅MRI:左侧半卵园区脑出血, 血肿无明显扩大, 但出现占位病变伴周围明显水肿。 后请呼吸科会诊, 经纤支镜下活检, 病理报告:低分化鳞状细胞癌。 最后诊断:肺癌并脑内转移。患者自动出院。 随访5 月后死亡。
1.2.3 3 例误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实为成人烟雾病典型病例, 女性, 47 岁, 反复头痛8 年再发并加重1 d入院,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2 年, 正规服药, 血压控制满意。 否认其他基础疾病。 急诊头颅CT:左侧颞叶脑沟、脑回高密度影。 入院诊断: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瘤。 入院后按照蛛网膜下腔出血指南处理, 病情好转不明显, 和家属沟通后进一步查头颅MRI:额叶、颞叶顶叶均有缺血性改变, 其中MRA:异常血管网并有明显的侧枝代偿。 家属拒绝做DSA检查。 诊断:成人烟雾病并蛛网膜下腔出血。 患者要求转上海治疗。 后经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为成人烟雾病并蛛网膜下腔出血, 行介入治疗后, 病情好转, 随访一年余未再发。
2 结果
将17 例病例分成脑出血组和脑梗死组, 在脑出血组中主要依次为:肿瘤占8 例、脑血管畸形占3 例、脑静脉疾病占1 例。 在脑梗死组中主要依次为低血糖占3 例、中枢脱髓鞘疾病占1 例、血管炎占1 例。 而在整个脑卒中中包括脑出血和脑梗死, 上述有六种易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危险因素所致的脑卒中, 它们依次分别为肺癌脑转移、低血糖性偏瘫、成人烟雾病、脑静脉血栓、多发性硬化及神经梅毒。
3 讨论
3.1 肺癌脑转移
肺癌脑转移是临床常见而严重的病情, 也是肺癌治疗失败的常见原因之一,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视力障碍、精神异常、单侧肢体感觉异常或无力、幻嗅、偏瘫或踉跄步态以及耳鸣、耳聋等。 其发生的概率较高, 癌症容易侵犯肺静脉而进入脑组织, 肺癌发生脑转移的机制是因为肺具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 加之呼吸运动、咳嗽引起胸腔压力的改变可使癌细胞经肺静脉至左心室而进入体循环, 再经颈内动脉或椎动脉至颅内, 形成癌栓阻塞血管发生缺血性痉挛至神经功能障碍[1]。 其他肿瘤需先侵犯肺, 由于肺的毛细血管保护, 肿瘤细胞一般不易入颅。 肺癌脑转移可以发生在原发灶表现之前, 因为脑部结构紧密比肺部容易出现症状。 故脑的表现发生较早, 有时胸部X线、CT片可以未见异常, 需多次胸部CT检查。 当暂未找到实体肿瘤时, 极易误诊。
3.2 低血糖性偏瘫
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多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 表现为饥饿感, 心慌, 出汗, 面色苍白等;而以中枢性偏瘫为主要表现者少见, 极易误诊。 低血糖性偏瘫的发病机制:低血糖导致皮质、皮质下及脑干抑制。 低血糖时儿茶酚胺增多, 血管痉挛, 引起脑供血不足。 当低血糖和脑供血不足导致选择性易损区[2]时, 临床表现多样化, 特别是大脑中动脉深穿支, 常常处于代偿状态, 一旦出现失代偿可出现偏瘫, 加上患者有明显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时, 极易引起误诊。
3.3 脑静脉血栓
脑静脉血栓是一种特殊的脑血管疾病, 在临床上非常少见, 为静脉性缺血性卒中综合征, 发病率约5/106, 并占所有卒中的0.5%, 任何年龄均可发病。 其病因复杂, 分原发和继发, 原发者病因不明, 继发者分感染性和非感染性。 非感染性者常见于妊娠和产褥期, 此时若发生颅内高压要高度注意静脉窦血栓。 近年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 尤其是MRI及MRA的应用使得早期诊断率显著提高, 但其早期临床表现及影像学上无特殊表现, 有时头颅CT上可以出现出血性梗死灶不符合脑血管分布, 而患者无明显其他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注意脑静脉血栓。头颅MRV检查有助于对静脉窦血栓的诊断[3], 必要时行DSA检查。
3.4 成人烟雾病
烟雾病 (moyamoya病) 又称自发性颅底动脉环闭塞症, 最先由Takeuchi和ShimizuⅢ报道, 是一种以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前、大脑中动脉起始部动脉内膜缓慢增厚, 动脉管腔逐渐狭窄以至闭塞, 脑底穿通动脉代偿性扩张为特征的疾病[4]。 其扩张的血管在血管造影时的形态如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 因此而得名。成人烟雾病可以出现脑内或蛛网膜下腔出血。 目前认为成人烟雾病MRA可以显示异常血管网和侧枝代偿情况, 能反应烟雾病的病理改变, 是烟雾病的首选方法[5], 有取代DSA之势, 因此在脑内或蛛网膜下腔出血未做MRA检查时, 普通CT下易引起漏诊或误诊。
3.5 多发性硬化 (multiple sclerosis, MS)
MS是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白质脱髓鞘病变为特点, 遗传易感个体和环境因素作用发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发病率较高, 呈慢性病程和倾向于年轻人罹患, 估计目前世界范围内年轻的MS患者约有100 万人。 2007 年7 月发表了新的MS的诊断标准[6], 纳入了MRI上病灶的时间和空间上多发的内容。 多发性硬化头颅MRI: 急性期呈边界模糊的短T1 长T2 信号, 周围可见水肿, 增强时明显强化。 静止期边界清晰, 呈长T1 长T2 改变, 周围可见水肿, 增强时边缘轻度强化或不强化。 复发缓解交替者多表现为高低信号不等的混和病灶, FLAIR序列可以显示等信号的MS斑, 可以辨别陈旧瘢痕和新鲜病灶。 由于普通CT上显示多发脑梗死灶, 当患者有明确的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易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的脑卒中。
3.6 神经梅毒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 在后青霉素时代, 梅毒的发病率已经显著下降。 然而由于HIV感染的流行, 神经梅毒开始在世界范围广泛出现。 神经梅毒被定义为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其对于中枢系统的侵入可以在梅毒的任何病期出现[7]。 4%~10%未治疗的梅毒患者都会发展成神经梅毒。 神经梅毒螺旋体感染机体后会产生以浆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侵润、水肿, 同时会造成血管壁受损, 出现脑动脉炎, 导致局部脑缺血[8]。 依据:梅毒感染史, 神经系统的临床表现及头颅CT。 头颅CT:可以为大小不一、多中心的弥散分布的缺血病灶, 多位于额、枕、半卵园区。 梅毒血清学检查阳性。 CSF检查异常:细胞数升高、蛋白升高、CSF梅毒血清学检查阳性。支持神经梅毒。
4 误诊分析
传统性因素 篇5
方法采用颈动脉超声检测56例绝经前SLE病人(SLE组)及42例健康女性(对照组)颈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情况。
所有入选对象均无临床心血管疾病史。
并对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 (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脂蛋白a等与颈动脉斑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SLE组中有12例(21.4%)存在颈动脉斑块，而在对照组中仅1例存在颈动脉斑块(2.3%)，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χ2=7.57，P<0.01)。
与对照组相比，SLE组血清VEGF、TC、TG、LDL水平明显增高，而HDL水平明显降低(t=2.54~3.35，P<0.05、0.01)。
SLE病人中与无颈动脉斑块组比较，有颈动脉斑块组的病程明显延长，血清VEGF水平明显升高，HDL水平则明显降低(t=3.01~3.43，P<0.01)。
结论绝经前SLE病人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SLE病程长及高VEGF、低HDL水平可能是SLE病人发生颈动脉斑块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红斑狼疮，系统性;动脉硬化;颈动脉疾病;危险因素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atherosclerosis and its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in premenopausal women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MethodsThe prevalence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 (AP) on the neck in 56 premenopausal women with SLE and 42 healthy controls were examined by ultrasonography. All the participants had no a histor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such as VEGF, TC, TG, LDL, HDL, Lp(a) and the carotid plaque was studied.
ResultsCarotid plaques were found in 12 SLE patients (21.4%), while only on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 (2.3%).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ntrols,SLE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VEGF, TC, TG, LDL and lower level of HDL (t=2.54-3.35;P<0.05，0.01).
SLE patients with carotid plaque had a longer course of disease,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VEGF, and lower levels of HDL,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LE patients without carotid plaque (t=3.01-3.43,P<0.01).
ConclusionPremenopausal SLE patients present a higher prevalence of carotid AP than healthy controls. Longer course of disease, higher levels of VEGF and lower levels of HDL might be the risk factors of carotid plaque formation in the patients.
[KEY WORDS]lupus erythematosus, systemic; arterosclerosis; carotid artery diseases; risk factors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影响多个器官系统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近几年发现,在SLE疾病的后期，女性SLE病人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是正常对照组的50倍甚至更高，但对于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本研究旨在了解绝经前女性SLE病人动脉粥样硬化(AS)发生情况，进一步探讨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与AS之间的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SLE组56例，来自3月—10月我院风湿免疫科门诊与病房收治的年满18周岁绝经前女性病人，平均年龄(34±9)岁，病程2~,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史。
SLE的诊断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ARA)修订的SLE分类标准。
对照组42例，来自年龄与SLE组相匹配的我院职工及研究生，均为年满18周岁绝经前健康女性，平均年龄(32±8)岁，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史。
1.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测定
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试剂盒购自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严格按说明书操作，通过绘制标准曲线求出标本中VEGF浓度。
1.3血脂测定
受试者于空腹12 h 后采集静脉血标本，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 (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及脂蛋白a(Lp(a))水平。
1.4颈动脉超声检查
采用Philips公司HDI 5000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探头频率为10.0 MHz。
探查受试者颈动脉有无斑块，记录斑块的大小、形态、性质、位置及管腔狭窄程度。
分别测量左侧和右侧颈总动脉(颈动脉球前方10 mm处)、颈内动脉(颈动脉分叉后10 mm处)、颈动脉分叉部3个位置的血管内膜中层厚度(IMT)，取6个部位的最大值作为最大IMT(M-IMT)。
依据目前超声检查标准：以M-IMT<0.9 mm认为其IMT在正常范围内;如果M-IMT为0.9~1.3 mm则提示内膜增厚;如果M-IMT>1.3 mm则认为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颈动脉超声检查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资料采集的同天完成，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超声科医师进行检测，且保证该医师对所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和属性均不知情。
1.5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s表示，Lp(a)组间比较先经对数转换后再行t检验，其余指标直接行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2结果
2.1颈动脉斑块发生率
SLE组有12例(21.4%)存在颈动脉斑块，对照组仅1例(2.3%)存在斑块，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7.57，P<0.01)。
2.2两组VEGF及血脂的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SLE组病人血清VEGF、TC、TG、LDL水平明显增高，HDL水平明显降低(t=2.54~3.35，P<0.05、0.01)。
见表1。
表1SLE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的比较
2.3SLE病人中有斑块组和无斑块组之间AS危险因素的比较
有斑块组病人病程较长，其血清VEGF水平明显增高，HDL水平明显降低(t=3.01~3.43，P<0.01)。
见表2。
表2SLE病人中有斑块组和无斑块组之间AS传统危险因素的比较
3讨论
SLE是一种影响多器官系统的慢性炎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早在1976年UROWITZ等[1]已提出SLE病人的病死率曲线呈“双峰”模式，即早期死因主要为感染和狼疮活动，晚期死因主要为心血管疾病。
可见AS所致心血管疾病是SLE疾病后期重要并发症。
本文以绝经前无心血管疾病的`SLE病人为研究对象，排除了雌激素水平和心血管疾病史对AS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年轻女性SLE病人中AS发生的真实情况。
结果显示，绝经前SLE病人颈动脉斑块发生率为21.4%，明显高于同年龄段的健康女性，与国外有关研究结果相近[2]。
本文SLE组VEGF、TG、TC、LDL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而HDL水平则显著降低，证实了SLE病人脂代谢紊乱的特点。
目前认为脂质紊乱与SLE病人并发AS、肾小球动脉硬化有一定的关系。
SLE病人有斑块组和无斑块组之间比较病程、VEGF、H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DL是一种抗AS的血浆脂蛋白，SLE病人中HDL显著降低可能与SLE病人体内存在大量抗HDL抗体有关，从而破坏和干扰了HDL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间接促进了AS发生发展。
SLE病人体内高表达的炎症递质如IL-1、IL-6、TNF等以及内皮细胞损伤、低氧血症都可促进VEGF水平升高。
COLOMBO 等[3]研究显示，SLE病人的VEGF升高与其IMT相关。
研究显示，VEGF可促进AS斑块进展的速度和进程[4]。
有研究则揭示了VEGF在诱导斑块内微血 管生成方面起关键作用，而血管生成参与了动脉硬化的发生[5]。
本研究中有斑块组VEGF表达显著高于无斑块组，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
在普通人群中通常用来预测心血管事件危险因素的指标LDL、Lp(a) 在SLE病人有斑块组中未见明显升高，可见不能完全用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解释SLE早发AS。
系统性炎症以及在SLE发病和复发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相互作用失调[6]，在AS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与健康女性相比，SLE病人后期发生AS的危险性显著增加。
脂代谢紊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疾病的进展，但与普通心脑血管AS的形成机制并不完全相同,较长的病程，多种因素导致的高水平VEGF和低水平HDL则成为其重要影响因素，为今后的预防与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UROWITZ M B, BOOKMAN A A, KORHLER B E, et al. The bimodal mortality pattern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Am J Med, 1976,60:221-225.
[2]JIMENEZ S, GAREIA-CRIADO M A,TASSIES D, et al. Preclinical vascular disease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primary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J].Rheumatology (Oxford), 2005,44：756-761.
[3]COLOMBO B M, CACCIAPAGLIA F, PUNTONI M, et al.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in accelerated atherosclerosi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role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J]. Autoimmun Rev, 2008,8(4):309-315.
[4]MOULTON K S, HELLER E, KONERDING M A, et al. Angiogenesis inhibitors erdostatin or TNP-470 reduce intimal neovascularization and plaque growth in apolipoprotein E-deficient mice[J]. Circulation, 1999,99:1726-1732.
[5]CELLETTI F L, HILFIKER P R, GHAFOURI P, et al. Effect of human recombinant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165 on progression of atherosclerotic plaque[J]. J Am Coll Cardiol, 2001,37:2126-2130.
传统性因素 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 传统文化 应用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210065
传统文化资源中有着很多可以引入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素材。将传统文化要素融入课堂中，既能够给学生带来新颖的课堂学习体验，也会让学生对于一些理论知识感受更深。教师要善于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选取传统文化资源，这会让课本内容更有效地被学生吸收，并且能够加深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体验。
一、引入乡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因素的体现形式有很多，教师需要做的是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对传统文化素材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一些乡土文化资源作为教学辅助，这会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课本中不乏文化传统、习俗等内容，在教学这些知识点时教师可以灵活地引入相应的乡土文化资源，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引导学生进行一些相应问题的思考，让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与深入。
比如，在教学《文化与社会》这一框题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展开小组讨论：什么是文化？我们所在的地区有哪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和物质属于文化的范畴？学生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描述着本地的风土人情，如当地歌谣、民俗音乐、传统小吃、婚嫁风俗等。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也非常积极地融入到问题的交流探讨中。将乡土文化引入课堂首先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课本中的那些文字并不遥远，课本中知识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这种教学方式既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热情，也使学生对于“文化与社会”这个主题的感受更加立体。
二、对于文化传统进行必要反思
在将传统文化因素引入课堂时，教师不要一味地赞颂传统文化，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值得我们颂扬，还有一些内容值得我们客观地进行反思。教师可以选取这类素材，通过将这些素材引入课堂来锻炼学生的思维，尤其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教师在将这些内容引入课堂后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理性地看待相应问题，这样才能够保障实际的教学效果。
教师要让学生学会认识和鉴别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确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理想并为之努力，这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例如，在上《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时，就可以组织学生讨论：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应该继承的优秀成分，哪些是应该摒弃的成分？学生一一举例，如我国很多乡村地区的传统婚嫁风俗，有抢亲、童养媳、纳妾、不准寡妇改嫁、婚嫁前要“测八字”等封建迷信和陋习，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摒弃的。通过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让学生理性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糟粕，这样才能够树立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并且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认知能力。
三、利用传统文化启发思维
传统文化因素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发挥一些其他功效，比如，可以有效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对思想政治中的一些哲学问题形成有效的理解，这也是化解教学难点的一种方式。课本中涉及的和哲学有关的教学内容，学生通常不容易理解。但是，不少这类知识点其实都和学生熟知的传统文化有关联。教师如果善于以传统文化要素为切入点，以这些大家熟知的内容为辅助，学生在理解这些难点知识时会更加容易。
例如，在进行矛盾的同一性特征的学习时，教师在导学案设计中可以引用老子的《道德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里面蕴含着多组反义词，这说明了什么样的哲学道理呢？学生经过探究，从中挖掘出美和丑、善和恶、高和下等，可以认识到一组组的反义词是相互依存的。教师可以进一步从《道德经》出发来引导学生加深对矛盾统一性的认识，这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教学范例，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充分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要素在知识教学时能够起到的辅助作用。
总之，将传统文化要素引入高中政治课堂，会为很多知识教学的展开与延伸带来辅助，并且可以化解一些难点知识。教师要意识到传统文化和课本中很多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并且要在有效把握这种关联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教学素材。
传统性因素 篇7
1 客观因素
1.1 社会生活方式改变
在进入文明期之前,原始人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主要是狩猎,进入文明期之后,由于生活资料获取的方式已经转移至农业生产阶段,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分工越来越明细,生活资源也越来越集中,产生了脱离劳动的贵族阶层,由于帝王贵族们越来越强调娱乐化、礼仪化的行事与享受方式,这就在一定的范围中产生了对鸟兽的繁育,保留了天然的草木,对池筑台进行挖掘,以便供帝王贵族们游乐,在之后园林的发展中也继承了这种艺术风格,并在不断完善[1]。
1.2 自然崇拜
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不高,人类主要依赖于大自然,对自然界保有一颗敬畏、恐惧的心理,难以理解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比如电闪与雷鸣等。在上古人类中,人们尽最大化地去模仿自然崇拜物,对山月的崇拜就滋生了民族对山岳的模仿,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并且以此来象征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其中在中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俗语中就充分地体现了人们对山岳崇拜的心理表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的活动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一路传承与此同时影响着传统的园林艺术创作,在造园中更加注重植物景观、筑山构水的布局结构,从而形成自然风景的模式。
2 主观因素
2.1“比德”思想
“比德”思想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是一种在功利、伦理的方面对大自然的审美意识。一般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会对大自然的山川林木产生美感,主要是因为这些形象可以体现和人高尚品格相似的特点[2]。比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俗语,孔子从人类人格修养的角度对智者、仁者两者具有的不同的品格进行说明,这就说明了人类在对自然现象的喜爱过程中,也因为自然现象具有与人相似的精神品质,使自然景象人格化,对自然上水的赞美,其实就是对本身理想人格的赞美,从而将“高山流水”当作品德高洁,将山水当作大自然风景的总称,园林形式也相应地朝着风景式的方向发展。
2.2 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其实就是道家学说、自然崇拜间的产物,神话的内容体现为仙人居住山上,山中长有神木,这些均反映了对山岳、植物的崇拜,也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的宇宙、生活观念。另一方面,由于蓬莱神话中出现了水的素材,水体思想也就在园林景观中得到了确立,形成了山水体系。比如在兰池宫中秦始皇建筑了蓬莱山以表达对仙境的憧憬。在园林中神仙思想发挥着主要导向作用,进行对神仙境界的摹拟,其实也就是山岳风景的再现,促进园林顺着风景式方向发展。
2.3“天人合一”的思想
孔子提出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其实与“天人合一”的思想如出一辙,充分地体现了人、自然间的联系。而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充分地体现了万物本身就具有存在规律性,崇尚顺应自然的思想,把优美的自然环境视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3]。“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确立了人的社会性,也在“天道”“人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然性。由于“天人合一”的影响,园林被当成“第二自然”,要求其山水树石的布局结构,以及禽、鸟、鱼、虫的养育要保持一种自然状态。
2.4 隐逸文化和山水画的影响
隐逸文化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出现了一批遁隐于大自然,以此摆脱时代险恶的环境,寄情于大自然山水的隐逸之士。过去由于没有专门的造园家,都是由人们直接参与建设,其中许多画家对造园从山水画中进行提炼与概括,将画中的三维空间应用到生活中,将园林中整个山水呈现出山嵌水抱之势,反映着大自然界最理想的地貌,也是大自然界山水成景的概况[4]。
3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园林艺术风格形成过程分析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简析在传统文化化环境的影响下传统园林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目的是为了更好、更高效地满足我国园林艺术风格的发展,为了更好的造园质量而服务。
参考文献
[1]樊丽.传统画论“比德”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J].西江月,2014,20(3):198.
[2]王先浩.我国园林建造艺术与西方园林建造艺术的风格对比[J].中华民居旬,2013,22(58):44-45.
[3]陈静勇.对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传统住宅室内陈设艺术理论[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5,9(21):141.
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分析 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分析,广告教学
一、传统文化在现代影视广告中的存在状况
利用传统文化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是广告成功的好方法。在广告创意中恰当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 容易让受众从内心接受和理解, 使广告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影视广告中应用传统文化, 可以改变广告单纯的经济属性, 赋予产品文化和思想的内涵。使我们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 引领思想潮流, 弘扬民族文化, 改变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这样可以缓解受众对广告的逃避心理, 提升广告效果。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广告中的渗透, 改变了广告单纯的经济角色, 而赋予了广告文化内涵。在资讯迅速发达的今天, 影视广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广告人中国式广告意识越来越清晰。但是传统文化在目前的影视广告应用中虽然也大量应用, 但仍存在很多缺失, 让人痛心。中国广告人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已把目光转移到传统文化这一领域。传统文化是中国影视广告不可或缺的部分, 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影视广告中被频繁运用, 这已经成为当今影视广告的重要内容。
二、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思想元素分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 强调亲情仁爱孝廉, 注重细水长流般淡泊隽永的情感。随着市场经济信息的全球化, 在需求多样化的激烈竞争中, 广告人想尽办法把各种各样的观念情感渗透在广告作品当中, 以有效制作成功的广告实现价值。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正确运用, 无疑会有效的打动消费者, 因此传统文化思想在影视广告中的应用屡见不鲜。
案例1:思家心切的游子、电影明星王姬远渡重洋而归, 投入家人的怀抱, 举家欢聚, 饮酒庆贺。电视画面热烈、欢快、温馨。 (画外音) “孔府家酒, 让人想家。”歌声、画面与旁白相互映衬, 亲情、乡情与酒香融为一体, 从而勾起了千万旅居海外华人思念故土的无限乡情, 也勾起了天涯游子畅饮家乡美酒的一腔激情。这则广告以浓郁的情感为诉求点而获得成功。
案例2:苍翠的大山, 宁静的山庄, 清澈的小溪。一位老妈妈正在晾晒衣服。 (画外音) “妈妈, 我梦见了村边的小溪, 梦见了您, 梦见了奶奶。妈妈, 我给您捎去一样东西。”一辆卡车载着一台洗衣机从远方驶来。妈妈和村里的人围着洗衣机又说又笑。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画外音) “威力洗衣机, 献给母亲的爱。”这则广告在短短30秒的时间里, 不但表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献给母亲的“爱”, 而且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孝心”。广告画面和广告语看似平淡无奇, 实则清新隽永, 蕴含着融融的亲情和悠悠的意境。近些年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些广告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威力洗衣机, 献给母亲的爱”, 则均是从家庭伦理亲情角度展开故事, 塑造产品个性。
三、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一直影响世界文化的进程, 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代表,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影视广告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缺失现象严重,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缺失对于现代影视广告无疑是一种打击。
案例3:五粮液广告
整个场景是古典唯美的传统风格, 在一个小水潭中, 有个竹子的凉亭, 一条浮桥和岸上相连, 整个湖面飘着绿色的树叶, 四周围绕青山翠竹。绿水青山相映, 现出幽静平和的意境。两个青绿汉服者, 从浮桥边的水面进入竹亭, 溅起一路水花打大浮动的落叶, 露出墨绿的水色。两人相视而笑, 举杯对饮, 相映成趣。再伴着优美的乐曲, 不由另人陶醉心向往之。画面唯美, 在配上古典音乐,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在原料配方酿造工艺文化内涵上, 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五粮液无形中被赋予了这种古典的意境, 五粮液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四、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民俗元素分析
中国的民俗和民风非常丰富和深厚, 广告人采撷风俗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 还可以巧妙的利用风俗深入世事, 融入广大群众。特有的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 陶冶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中国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忍”“让”影响很深, 把“谦让”作为政治上的崇高道德, 所以重文轻武, 不主动攻击别人, 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是重道德——儒家道德“忠孝仁义”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观是一切文化的基础, 它影响到政治教育法律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
中国人民还重视吉祥如意、发财致富、孝敬长辈、重视家庭等观念抓住这些观念也可以成就很有影响力的广告, 比如 (1) 福气多多, 满意多多 (福满多方便面) (2) 孔府家酒, 叫人想家。
参考文献
[1]李建立.广告文化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8.
[2]肖建春.现代广告与传统文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3]何修猛.现代广告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影响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因素 篇9
在体育消费研究方面,国外一直走在理论研究的前沿。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对足球联盟、职业棒球联赛等龙头竞技体育项目,进行消费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赛事推广策略和定价策略的依据。在2003年3月出版的《体育营销学—战略性观点》(中译本)一书中,对竞技体育的市场进行细分,其中详细分析了消费者需求和行为,在充分理解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各种营销策略,开发和扩大竞技体育市场。
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是体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民族传统体育产品的特殊性,其消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既是体育消费,又是文化消费,民族传统体育产业,既是体育产业,也是文化产业。因此,白晋湘提出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双重性特点。这有利于我们根据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特征和人们消费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引导消费工作,满足人们消费活动中侧重于体育或侧重于民族文化的需求,更好地提供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服务。“因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体育产业要展现其浓郁的文化特征,体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力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使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经济性。”
1 自然环境因素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西部各地多彩多姿、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全国绝大多数的自然景观在西部民族地区均有分布,特别是许多富有体育旅游价值的高原、山岳、沙漠、草原、冰川、盆地、河流、沙漠等地貌景观都分布在这一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天然条件给民族传统体育消费者从事消费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地点场所,这些环境在消费者的心理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要用科学的眼光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对西部地区的传统体育消费环境进行合理的开发。我们在考虑自然环境时要把周边地理位置和具体内部环境参照进去。我们只有具体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对有利的地形进行改造和营建内部环境才能吸引消费者。
2 体育项目因素
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具有丰富理性内涵的文化特质行为,在体育形态的深层底蕴中,受着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道德观念、行为规范、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结构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使得民族体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多彩的文化特质和巨大的市场价值。我国西部地区共聚居着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86.9%,各民族在其生存的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下创造出丰姿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据资料表明,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达500多项,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总数的75%以上,构成西部蔚为壮观的体育文化资源体系。这些体育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和生活情趣,并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旅游市场资源构成极佳的资源配置状况,极宜开发具有特色优势的旅游产业和民族传统体育产业。
3 民俗节日因素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众多,民族风情千姿百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姿多彩。可以利用各少数民族同胞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盛会,诸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回族的“开斋节”、藏族的“望果节”、“赛马节”、壮族的“三月三”、苗族的“火山节”、“龙船节”、白族的“三月街”、侗族的“花炮节”、哈尼族的“苦扎扎节”、傣族的“泼水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东乡族的“花儿会”、哈萨克的“阿肯弹唱会”、撒拉族的“努鲁孜节”、景颇族的“木脑会”等,来吸引广大游客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民族体育风情的观赏旅游与参与性娱乐健身活动,形成“以体促游”的良性互动局面。因此,西部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节日资源可以吸引消费,促进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业、体育旅游业等的繁荣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4 社会经济因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长,我国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比重日益增大,据文献资料显示,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娱乐消费的家庭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据资料表明,2003年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
资料出处:http://www.stats.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如图1所示,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增长13.4%;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增长11.4%。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体育消费在我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条件。
资料出处:http://www.stats.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如表1所示,2009年与2010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投资额由1870.77亿元增长到2280.00亿元,增长了2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http://www.stats.gov.cn)
如表2所示,我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2007年———2009年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四川、内蒙古、陕西、云南等四省、市、自治区。由此可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显著。西部良好的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为西部民族传统体育消费增长与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条件。
5 社会文化因素
体育消费的发生与社会文化往往是呈正相关。体育消费与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社会成员的文化程度越高,人们从事体育消费的意识也越强。随着全社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在现代生活方式与休闲方式中追求生命质量、追求多样性民俗文化活动的价值观也逐步增强。参加体育锻炼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有了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竞技体育消费不同,群众性的自发参与只有一小部分进入少数民族运动项目,如,武术、太极拳、陀螺、毽球等少数项目在一定人群中有一定需求外,并且有些项目还是在特殊地域开展。但是,一旦在旅游度假的氛围中,文化娱乐活动的环境下,许多人就完全可以参与进去。文化氛围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一定文化建设与舆论的导向,创造消费的品牌。因此,西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遇到的困难比竞技体育产业要困难得多,它不仅需要一般的健康和娱乐消费观念,更需要普遍认同的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需要将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商业化,进入旅游产业,或者在体育项目产业化中融入旅游,才能使之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同大多数产业一样,同样存在着生产和消费,只是生产和消费的产品主要是服务,是属于非物质产品。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对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是有效组织生产,扩大市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实现自身更大价值的重要条件。大多民族传统体育消费是属于精神、文化消费,人们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消费实现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和发展。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市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大小决定了其市场容量,而对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可以通过采取一定营销手段和措施,刺激和开发更多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市场,为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另外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消费的研究有利于生产和提供更加符合消费者要求的各类民族传统体育产品,由于消费的多样性,不同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所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类型和不同数量的民族传统体育产品,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优化配置,发展产业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饶远,许惠玲,许仲槐.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开发理念的新认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2(8).
[2]李政,周道平.西部民族体育资源综合开发与产业化发展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2).
[3]饶远,张云钢.我国西部体育资源开发的理性思考[J].中国体育科技,2004(5).
[4]饶远,张云钢.发展少数民族体育产业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7).
影响我国传统武术传播的因素分析 篇10
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粹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技击活动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以技击攻防动作为主要载体,以提高攻防技击能力为主要目的,注重形神兼备,打练结合,内外合一的修炼,融技击性、健身性、文化性于一体,各种自成体系的拳种总合。[1]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武术在传承、传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断层,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传统武术处在一种被冷落的位置而引起的,更多的是我们在传承、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传统武术的特点引起的。
1 现代影视传媒对传统武术传播的影响
现代影视传媒作为一种功能齐全、覆盖面广、普及性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武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上有着其它传媒不可比拟的优势。人们通过观看这些影视作品不仅了解、认识了中华武术的丰富多彩性,而且也从中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肝义胆、侠义恩仇等等。[2]
1.1 现代影视传媒对传统武术传播的负面影响
现代的武术影视大多是充斥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大量运用威亚和数码技术,武术影视所展现出的武术动作、产生的效果、展示出来的复杂的身体语言程度,都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特别是一些夸张的飞檐走壁,水上漂,轻功等等。不可否认的是,影视中的武术毕竟是一种加工后的艺术武术,它与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武术是有区别的。但是社会中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些武术影视来了解武术的,所以说这种失真的武术影视对武术本身的传播是很不利的。
首先,现代武术影视会让观众否定现实中的武术。“太假”,“太夸张”等等这些词汇是许多人在武术热潮过后对武术产生的错觉印象。现代武术影视中武术更多以合成、嫁接的手段表达,高速度、高节奏、高规格,使观众产生如梦如幻的视觉效果,从而享受到极度虚拟的视听。但是这些影视中的武术动作与真实的武术动作有较大的差距,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术的特质。
其次,武术影视会让观众与武术之间产生一种距离感。通过武术影视对武术的宣传,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们喜爱上武术,观众可能对练习武术也会产生兴趣,但是在经过接触武术之后,他发现自己很难达到武术影视中那样的武术境界,好像武术看起来很好看,但是练起来却很难的,从而慢慢对武术失去了兴趣。这种现代武术影视拔高武术的效果会使观众对武术产生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感。
最后,现代武术影视具有商业化、娱乐化的性质,而这种商业武术影视的“娱乐化”特征,使其对武术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人类需要娱乐,但娱乐是人类灵魂的娱乐,不是一种感官刺激的满足。对娱乐化的商业武术影视,一定要进行引导,使武术具有武术本质特征。[3]
1.2 加强对武术影视传媒的引导
现代影视传媒作为“关键性的仿真机器”,它再生产影像、符号、代码,[4]特别是对于传统武术,它们可能更多的只是生产出一种具有武术符号价值的东西,更多的是对武术动作的模仿,对于传统武术中的技击性,文化底蕴等等可能都是一种工具式的存在,甚至不存在。传统武术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性,要加强对现代影视传媒的正确引导,使传统武术在现代传媒中具有展示自己真实性的空间;也要对观众加以引导,让他们知道影视中的武术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化的武术形式,和现实中的传统武术具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传统武术自身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传统武术,让传统武术活在人们心中,这方面姜传银老师认为应该以占领青少年群体为主,还可以编制一些以霍元甲、岳飞等武术传奇人物为题材的武术动漫、武术游戏,满足青少年的爱玩需求,融武术教育于青少年的娱乐之中,培养青少年对中华武术的爱好。[5]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传承、发展传统武术的康庄大道。
2 竞技比赛对传统武术传播的影响
竞技武术和传统武术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但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技武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传统套路的发展相对滞后,致使武术的全部价值得不到全面展现。在当今市场环境下,竞技武术由于不能全部代表武术,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竞技武术以富于中国特色的运动形式来充分挖掘人体的运动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能力。
2.1 竞技比赛对传统武术传播的影响
近年建立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赛体制,使竞技武术的竞赛具有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特别是1996年,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武术套路高、难、美、新的技术发展方向。[6]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从一开始就将武术推向了西方体育的发展范式。王岗指出这是对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模仿,模仿是保持个性存在的大敌,坚持模仿必定导致民族体育与西方体育趋同,[7]武术是中国的文化项目,不能用西方的评判模式进行竞赛。[8]从近年的武术大型比赛,特别是武术锦标赛,我们不难发现竞技武术比赛完美的诠释着高、难、美、新的技术要领,可能一个运动员的比赛仅仅靠几个“高、难、美、新”便能赢得高分,而传统武术防技击能力,注重形神兼备,打练结合,内外合一的修炼形式却没有展现。中国的武术比赛大都是以“高、难、美、新”为评判标准的,这势必会引导海内外的武术运动员向这方面发展,但是当这些运动员都在锻炼自己的“高、难、美、新”时,融技击性、健身性、文化性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武术又在哪里呢?
2.2 走特色发展之路
传统武术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个文化鲜明的特色发展之路、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新道路。这里并不是否定竞技武术发展的成绩,对竞技武术的成绩也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的。但是传统武术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具有独特性。首先,传统武术具有项目多样、功能齐全等特点,可以走全民健身的道路来寻求自身发展的空间。因此加快传统武术的自身改革,创编出符合人民大众要求的系列传统武术项目和锻炼方式是十分必要的,传统武术自身科学化是发展的基础,加大传统武术技术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9]其次,按照传统武术固有的技术体系建构各个传统武术拳种体系,根据社会的需要,可以在传统的技术体系上,按习练者的不同需求编排技术内容,建构新的技术体系。最后,创建一个体现传统武术特性的比赛机制。周伟良认为,应着手制订一个符合传统武术自身文化价值和技术特点的赛事制度。[10]武术的真正继承和发展,重心仍在我们民族的本土文化上,应该远离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武术发展,才具有感召力和渗透力。[11]当然开发传统武术旅游、传统武术健身、传统武术文化等项目,从全方位展现传统武术的魅力与特色,为世界人民所认识,从而进一步拓展传统武术的发展空间。
3 国外的武术现状对传统武术传播的影响
“中华武术第一次有影响地被带入美国口岸是在1847年,由那些被加利福尼亚淘金热驱使的中国矿工带去的”。[12]但是孟涛等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传统武术在美国的传播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眼见为实”等传统方式进行的。
3.1 国外的武术现状对传统武术传播的负面影响
华人移民是中国传统武术在海外的主要传播者。现代华人移民开办传授中国功夫的武术馆校,成为中华武术在美传播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习武经历和专业背景差异较大,有专业运动员出身,有国内武术馆校的运动员和少林寺俗家弟子,也有传统武术爱好者。但是这些移民普遍学历偏低,而且这些移民尽管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多年,但大多数人的语言能力远未达到和学生较深入讨论问题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武术文化的传播。移民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武术文化传播的层次。其次,这些武馆缺乏统一的管理,存在无序竞争。各武术馆校的经营管理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仅仅是在参加美国武术比赛时相互之间才有一些接触。武术传播者在海外的生存是比较艰苦的,而且同行之间的竞争也非常大。武术馆校之间为了求生存、往往会出现拉学员的现象,又因为这些馆校办学理念、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很容易造成美国学员对中国武术理解上的困惑。各个武术馆校所招收的学员均以亚裔人士居多。这表明,中华武术还没有走进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还没有被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接受。[13]
(数据来源:搏击·武术科学2011)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高等院校也因此成为世界各种体育文化相互渗透、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场所。抓住教育国际化的契机,利用国内外高校的教育平台,向世界推广和普及中国传统武术。[14]现在大部分国内外的高校都有国际交流中心或者留学生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武术的国际传播桥梁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桥梁是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呢?或者说在传统武术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中还有那些问题存在呢?通过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表1表明,中国传统武术已开始进入国外部分高校,但普及程度不高。在这些图表中的30所国外高校中,有18所开展了武术运动,占总调查数的60%。而且相当多的学校开展的武术课是以课外活动和选修课为主要形式的。这其中的有哥伦比亚大学、桥港大学、康乃尔大学、国际中医学院、萨尔斯堡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6所开设了武术课程,占总数的20%,其中有3所将武术分别作为体育专业、武术专业和中医专业的必修课进行开设。由于外文教材的缺乏和相关文化教育的缺位,武术教育层次普遍较低,武术国际传播和推广仍然艰难,任重而道远。
3.2 传统武术国际传播思路
近年来,孔子学院发展迅猛,几近成长为代表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而武术同样是中国软实力的强力表征。鉴于此,李守培、郭玉成指出,“武术与孔子学院具有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共同诉求。可以说,武术入驻孔子学院具有可行性:首先,武术与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上具有耦合性;其次,武术入驻孔子学院是对孔子理念的秉承,有助于多维度阐释‘和’的理念,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后,学生练习武术也可以修身养心,提高学习兴趣与效率。”[15]同时还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合理可行的教练员等级制度和教练员培训制度,促进各洲、各国的武术教练员队伍建设;建立一套国际裁判员培训和认证体系,促进各洲、各国的武术裁判员队伍建设;加大援外力度,特别是对武术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援助;重视学校武术的发展,利用孔子学院扩大武术练习人口,进而培养大批的国外武术专业人才”[16],当然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平台,以拥有几十万留学生的普通高校作为武术国际传播的重点,编写国内外体育高校可通用的武术双语教材,开设适合中外学生学习的对外武术双语课程,为传统武术的国际化传播铺平道路。
4 结论
“文化自觉”源自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其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郭玉成首先提出了武术文化自觉的观点,[17]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强的文化生命力,它从基本理论到技术应用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主导精神。周伟良甚至把传统武术的保护引入文化安全的视野。他指出,随着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笼罩下被日益消解,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文化诉求。[18]在大力倡导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今天,中国传统武术应该有自己的传播、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现代影视传媒、竞技武术和国际传播对传统武术的影响方面,要积极吸取其有利的一面,但是对其可能在传统武术传承方面产生的异化影响也要充分重视,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从对影视传媒的引导,建立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传统武术传播模式,加强以孔子学院为主要的对外传播传统武术的规范化,只有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传统武术才能更好的传承、发展下去,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武术在国内外的传播过程中才能更好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影视武术、竞技武术以及武术国际传播等方面对传统武术传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影视武术、竞技武术以及国外武术等都是传播传统武术的一些重要途径,但是在这种欣欣向荣的传播浪潮之中却也存在着制约传统武术长远发展的因素。文章旨在通过揭示这些制约因素,并给出一定的解决方案,促使传统武术的长远发展。
传统性因素 篇11
关键词：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类型；文化交流
传统工艺美术，指的是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风格和地方特色，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手工艺品种和技艺。汉江，古时称沔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发源于陕西西南部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嶓冢山，而后穿越秦巴山地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地，经襄阳、武汉汇入长江。汉江流域是沟通西北与东南的要道，是古代商贸、军事以及移民的主要通道。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为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类型
1.1 雕塑工艺
雕塑工艺是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类型之一，通过对相关材料进行加工，创造出具有可视、可触形象的艺术。汉中泥塑是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而成，表达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祈盼吉祥团圆的愿望。襄阳谷城的黄杨木雕在明清时期开始兴起。谷城黄杨木雕充分发挥黄杨木木质光洁、纹理细腻和色泽黄润等特性，经精雕细琢之后创作出构图新颖、玲珑别致、生动逼真的木雕作品。南阳独山玉雕的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立体感和灵活性，既有京津北方技艺的恢宏豪放、端庄严谨之风范，又有苏杭南方技艺的婉约细腻、精巧玲珑之特色。
1.2 织绣工艺
织绣工艺是用棉、麻、丝、毛等材料织造、编结或绣制的工艺。汉江流域织绣工艺品种繁多、绚丽多彩。明代以前，陕南民间妇女就用花针和彩线刺绣荷包、枕头、烟包以及鞋帽之类。陕南挑花绣在画样的基础上，“以针代笔，以线晕色”，以小十字花构成纹样，织出千变万化的人物山水或花鸟虫鱼等图案，构思大胆而巧妙，图案饱满而匀称。汉绣主要流行于湖北荆门、武汉、仙桃一带。与苏绣、湘绣、蜀绣相比，汉绣工艺以铺、压、织、锁、扣、盘、套等针法的变化运用而著称，在我国织绣工艺中独树一帜。蓝印花布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品，天门蓝印花布纹样多样，风格质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蕴含淳厚真实、乐观向上的感情色彩。
1.3 编织工艺
编织工艺在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汉江流域自然资源丰富，人们经常以竹子、草类、细柳或者藤等为原料，编织出各种日用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汉中竹编工艺，结构严实，工艺精巧，牢固不拙笨，精巧不单薄。郧县的草毯，俗名“门口席”、“擦脚垫子”，品种多样，色彩艳丽，是装饰门厅、美化环境的重要工艺品。襄阳程河柳编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以柳条色白质柔、光润匀称和精湛的编技享誉海内外，既可以编织成轻便耐用的实用工艺品，又可以編织成造型美观的装饰品。汉中藤编制品是汉中传统的工艺制品，当地山区野青藤在采割之后经水煮、剥皮、漂白等工序，编制成各种工艺精美、色泽别致、轻巧耐用的藤制品。
2 汉江流域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影响因素
2.1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手工艺品生产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材料是传统工艺美术产生的首要条件。《考工记》称“材有美”，“六材既聚，巧者合之”。汉江流域多材、多质、多量的自然环境，为雕塑、织绣以及编织等工艺品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自然资源，为大量种类繁多、技艺精湛的工艺产品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地势变化以及江水的作用下，汉江流域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既有山地河谷，又有丘陵盆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提供了众多的自然资源，为传统工艺美术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自然材料。例如，湖北天门，由于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棉花以及蓝草的种植，为染制蓝印花布提供了染料来源，对天门蓝印花布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汉中之所以被称为“藤编之乡”，主要是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当地适合野生藤条及木材的生长。这里的藤条质地坚韧、色泽光润，是上等的天然编织材料。因此，汉中当地人编制的藤椅等工艺精巧，品种多样，深受人们的喜爱。
2.2 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手工艺运销提供重要的运输保障
汉江流域处中国腹心，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在古代，这里驿道四通八达，不仅是官府传送公文、运递粮饷的重要通道，并且是民众出行、商货流通的主要路线。同时，汉江航运历史久远，曾是沟通陕鄂等地的主要航线。据有关资料，在清乾隆以后，陕南、鄂西以及陇东外运的商品大多经汉江运往湖北。而长江中下游的手工业品，也是沿汉江溯流而上，经安康等地，转运陕南、川北等地。例如，清顺治年间，南阳成为水路交通要津，南方的杂货、布匹、竹木以及茶叶等，北方的棉、烟、牲畜等都经这里运往各地。在南阳周围的新甸铺及汲滩等地修建的水运码头，不仅是船只的避风港，而且成为货物交易及转的集散地。据南阳《镇平县志》记载：“早在宋元时代，玉雕工艺由北京、苏州等地传入，民间艺人磨制的玉雕产品，已开始向东南沿海商人出售并转卖海外。”当地的玉雕产品，大都在汲滩等地的码头装船南下，由汉江经武汉销往海外。
2.3 独特的区位状况为手工艺发展提供充分的交流机会
汉水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很多江西居民迁居到湖南、湖北，以及湖广、广东等地居民迁到四川各地。许多移民在沿途定居下来，对汉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历史上由于战乱、灾害等原因，大量外地民众迁入汉江流域。汉江流域特殊的区位特点，加上历史上的移民迁居，强化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通，为手工艺发展创造了条件。襄阳南漳的古法造纸工艺，其祖辈在清代初年为躲避战乱，从江西迁到襄阳。湖北老河口的木板年画，发源于江苏桃花坞，途经河南传入老河口。同时，又受武当山均州年画的影响。因此，老河口木板年画，形式上具有武当山均州年画挺拔秀美等特点，色彩上融合了朱仙镇年画的鲜艳亮丽等因素。正是在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老河口木板年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3 结语
传统工艺美术是特定区域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汉江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融，创造出类型多样、风格独特、技艺精湛的传统工艺美术。
参考文献：
[1]徐艺乙.当下传统工艺美术的问题与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14（3）.
[2]王占北.鄂西北手工艺调研的再思考[J].文艺争鸣，2011（8）.
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之影响 篇12
一、小而言之, 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小而言之, 在对待个人前途命运及人生目标设置中, 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条狭窄而不太可能实现的路径, 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传统文化中, 四书五经绝对是经典。别的不讲, 单是四书《大学》篇的思想, 古往今来影响巨大。《大学》曰:“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开篇就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人, 就要学习大知识。所谓大知识就是形而上的明明德, 以至达到人类最高道德修养。从道德上讲, 这毋庸置疑。问题是接下来, 在自我达到完善的道德之后, 要人们 (在古代就是读书人) 去做什么呢?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也就是说, 从修炼自我的身心开始, 进而去“齐家、治国、平天下”。按说这个路径没什么不好,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受其影响, 一生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于是乎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科举大军。读书人皓首穷经, 终其一生, 行走于这条路上;统治者以此选拔人才, 吸纳社会有识之士为我所用。以至于几千年后的今天, 千军万马的学子仍在高考的洪流中前行, 甚至于在公务员考试中争抢一席之地。这说明什么?除了就业不足外, 充分说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思想何其深也。然而, 这条路并不好走。或者说, 这是一条希望不多的窄路。也可以说, 古代圣人给读书人设置了一条错误的路。如果我们把《大学》篇引申开来, 就会看得更清楚。试想, 如果是极少数人读书应试, 那么最后齐家平天下,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还算正常。可是, 当芸芸众生都在追求修齐治平, 那问题就出来了。有多少人最后可以齐家、治国?一个大家只有一个族长、一国只有一个国君、天下只有一人是天子。那些走不到这个位置的人们又该如何?除了失败, 还有路径没有?没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结局不是最好的说明吗——既没有“中举”, 又不会“营生”, 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
再看历代文学作品中, 有多少文人发出的一声声长叹, 不是怀才不遇、郁闷纠结的呐喊?要么像屈原以悲愤之笔写出《离骚》, 指责楚怀王的昏庸;要么像李白倾尽天下诗才, 写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要么像杜甫只能把“平天下”的才能落到美好的诗句之中;要么就是骂名主身边奸臣乱国、佞人挡道。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治国之才, 从来没想到做个普通之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想着做官, 而且要做大官。不然, 就骂社会的黑暗。
换言之, 如果圣贤让人人都修身, 然后做一个学有所长、自食其力, 对社会有用的人, 而不是都去当官、当天子, 那么, 许多人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种局面。遗憾的是, 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很少涉及。像《红楼梦》中, 贾宝玉不想科举, 不想功名, 即被长辈众人批为不肖之子。而宝玉本身也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最后只能在急剧变迁的社会变革中, 淹没了自己。这是他个人的悲剧, 还是中国读书人的悲剧, 抑或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我想恐怕兼而有之。到了今天, 无数家长仍然让孩子上本班, 学理论, 不管将来能否就业、能否生存。这些年的公务员热, 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对国人影响之深。
二、中而言之, 挫伤了社会的创新精神
中而言之, 在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 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不平等的等级, 压抑的是个性, 过于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意识, 致使今天的国人仍普遍不赞赏个人奋斗, 整个社会缺乏创新意识。
长久以来, 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整套等级服从制度, 甚至南宋朱熹老夫子还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试想, 连人的欲望都要消灭掉, 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每个人还有什么个性可以追求?按着这个传统, 多少人变得唯唯诺诺, 没有主见。一人若此, 不足为怪。当举国上下均崇尚克已、服从, 其结果可想而知。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这样下去, 社会还如何前进?再说, 人生而平等,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出生伊始就带着不同的禀赋, 如果整个社会强调服从等级, 压抑个性, 那么正确可能被批判, 错误就可能大行其道, 这个社会又将呈现出何等局面?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社会的多元化, 生物的多样性, 乃是社会进步之必要条件。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推而广之, 一个社会, 所有的成员个性不同, 禀赋各异, 张三会种花, 李四会做工, 王五会发明, 那么这个社会才欣欣向荣。换言之, 只有每个人都不同, 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反之, 按照老祖宗的教诲, 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 压抑自己的个性, 服从所谓的贤人、家长、君主。那么, 除了几个贤人、君主的智慧在发挥外, 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的智慧禀赋被压抑、被束缚, 整个社会万马齐喑, 还会有什么希望?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 科技、文化等进步缓慢, 除了制度之外, 与此文化基因不无关系。就拿当今现实来说, 国家一再强调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可千军万马仍在用一张试卷考试, 用一个标准选人。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素质教育束之高阁, 其结果就是无数的学子在求学的路上, 千人一面, 千篇一律, 没有个性, 没有独立思想。在学界, 许多教师抄袭成风, 没有自己的思想, 不能为社会提供前进的动力与方向, 以至于有了“钱学森之问”。反观西方的教育理念, 张扬个性、追求自主、讲求平等, 诞生了无数的科学巨匠、思想泰斗。在全球化的今天, 如何让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颠, 我们着实应该三思。
三、大而言之, 阻碍了国家的文明建构
大而言之, 在建立文明国家方面, 传统文化又设想出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模式, 而人性与现实状况又使得这个理想只能成为乌托邦, 留存于文献与人们的脑子, 从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明国家的构建。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礼记大学篇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大同社会。这儿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是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整个社会彼此相爱,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无养;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 没有矛盾, 没有斗争。由此, 古往今来无数的仁人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而驱驰。康有为的大同书,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无不受其影响。然而, 美则美矣, 圣贤们却并没有指出能够实现它的具体路径, 以及实现这样美好社会的具体方法。于是在现实中人们只能把它存于“桃花源记”的文字中, 存于理想化的伟大的脑海中。从历史的演变看, 这样的社会从未在人间存在着, 那么, 这样的建国蓝图又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因素?孔夫子周游列国, 最后沦落为丧家之犬, 充分证明了他想建立美好社会的失败;陶渊明桃花源记, 充分证明了社会的人心不古;康、梁唯新失败;孙中山临死之前的“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无不证明着这个道路的崎岖与艰难。这样的设想, 使得中国社会走了许多弯路, 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
那么, 也许人们会问, 这么美好的社会蓝图为何难以通行?对人性的误解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是传统文化的又一个负债。“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是儒家文化所强调的观念。然而, 圣人们的教诲最终敌不过残酷的现实, 即对人性的误解。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西方人站在人性恶的角度实现以法治国, 以此限制人性恶。于是乎, 几百年后的今天, 西方社会建起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我国几千年强调仁义礼智信, 却是官员贪腐, 道德滑坡, 诚信缺失。许多人不明白, 何以标榜“公仆”的人却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且嗜贪成性, 何以今天的人们见死不救, 而且骗子满天飞。唯人性善的负面影响所致。设若若站站在在人人性性恶恶的的角角度度以以法法治治理理时时, , 人人们们还还会会这这样样吗吗??统统治治者者也也罢罢, , 一一般般人人也也罢罢, , 都都觉觉得得人人性性善善, , 用用不不着着严严刑刑峻峻法法。。殊殊不不知知, , 到到头头来来, , 人们放纵了本性, 最终毁坏了自身与社会。古往今来, 一个对人性的误区, 使得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今天我们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否则, 我们还要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总而言之, 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美好的一面, 但也有其不良的一面, 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 如何不让负面的因素影响我们进步的脚步,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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