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社会论文（共10篇）
下层社会论文 篇1
武术从产生到繁荣时期, 经历了千年的历史, 几乎每朝每代都对武术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遏制, “侠以武犯禁”之说, 更被视为金科玉律。秦代就开始收缴天下的金属, 销毁兵器, 结束了战国时代游侠盛行、论剑成风的局面。其后的元朝和清朝更甚, 几乎是抱着赶尽杀绝的态度, 来进行残酷镇压的。这就使武术从公开走向地下, 由市井走向山林的原由。现在的武术书籍中记载的练功方法很多强调练功的时间为晚上或者是凌晨, 武术家传授弟子前, 表示深藏不露, 选择徒弟的方式为传内不传外, 传长不传幼, 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避祸”。然而在这种高压政策下, 武术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屡禁不绝, 表现出极大的反弹性。我们不能忽视对武术这种内在的蓬勃生命力的研究, “以史为镜, 可鉴兴衰”。本文以武术的发展历史为对象, 从人们的生活背景的角度, 来解释这一现象。
1 统治者对禁武与扬武的疑惑
武术是从军事战争中提炼出来的产物。冷兵器时代的统治者都是马上得天下, 靠的是刀戈剑戟、强弓硬弩。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国力的重要象征。但是统治者又怕别人依靠武力夺取他的江山, 扰乱社会治安, 于是就开展禁武运动。特别是宋朝, 由于统治者对武官的抑制, 使重文轻武的思想日益严重。这种情况下, 使武术与武艺走向分化。然而, 要保证自己的江山社稷, 必须依靠保家卫国、开拓疆域的将领, 那么他也需要具有特殊武术才能的将帅, 因此, 产生了武举制度。武举制度是从朝廷到民间展开的武术考试, 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考试标准, 这就与禁止民间习武的政策相矛盾了。我们先看看不同时期武举制度对人才的要求 (表1, 表2) 。
四个时期均把低品位的文武使臣的子弟放在第一位, 而将平民的子弟放在第二位。凡年满十八岁以上, 缴纳十三年“品子课钱”的均可应考。同时朝廷还责令地方官员举荐俊杰, 有知情不报者, 将受到惩罚。可以看出, 以武取仕和“侠以武犯禁”的区别并非十分地明显。禁武与扬武在统治者的心中体现出双重性, 从这点上看, 禁武运动是不可能彻底的。
2 穷文富武的社会条件
古代平民取得功名利禄无非是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方式获得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即文和武。文人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人数是很少的, 结果是造成缺乏生存技能的穷酸儒生。而习武则不然, 一方面, 考试失败了, 利用武术谋生的手段很多, 比如卖艺、走镖、看家护院、开场授徒等等;另一方面, 古人学习武术很多是免费的, 给予大部分穷人学习的机会, 只要工夫下得深, 不仅可以摆脱生活的窘境, 甚至还可能飞黄腾达, 名留青史。这是武术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条件。在古代历史中, 战争贯穿着始终, 穷文富武也表现在保护自己及家人、所属集团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 儒家思想对“武”的态度
众所周知, 孔子政治思想是仁, 道德标准是礼, 尽管孔子体魄雄伟、步履矫健、力可翘关、擅长射箭, 却终不肯以此扬名。对于“武”字相关的概念, 孔子并不作为首倡。在孔子的教育中存在体育的内容:六艺中的射, 御, 乐。孔子曰“射不主皮, 为力不同科。”可见孔子认为射中与否并不重要。孔子提到了“勇”, 说:“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孔子提出“勇”, 是因东周解体, 群雄并起, 充满争战, 游侠死士成风, 指的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许多英雄人物表现出了令人佩服的“勇”, 而“勇”字正是武术的“魂”。只是孔子把“勇”字作为一种意志和信仰, 引导到对仕途的执着和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等方面来。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重文轻武的思想, 这种思想一直占据着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主流。人们不以武术为荣, 反以“武夫”为耻。文人关于武术的历史记载如同凤毛麟角, 而在野史中也多以夸张、神化的文学手法对武术进行歪曲, 是导致武术技法失传和拳种源流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一。
4 人们对“超能力”的向往与追求是习武的隐性内因
自远古时代开始, 人们就对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进行膜拜, 渴望得到自然赐予的力量, 于是崇拜太阳、动物、山川河岳等作为一种图腾。对于有超长能力的人物给予崇敬, 如黄帝战败蚩尤, 做武舞。“蚩尤氏头上有角, 与轩辕斗, 以角抵人, 人不能向”。特别在奴隶制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诗·小雅·车攻》记载“博兽手敖”, 《诗·郑风·大叔于田》记载“袒裼暴虎, 献于公所”等等。战国时代, 游侠、剑客、死士成风, 我们从荆轲、聂政、侯赢等故事当中可以知道他们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 多数的权臣政客都养有一技之长的“鸡鸣狗盗”之士。而在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各个社会阶层也继续表现着这种状态, 朝廷开设武举制选拔有“股肱之力”的将领, 招纳一定的具有特殊能力的艺人进行表演, 以供娱乐。而民间则存在着劫富济贫的侠客、抱打不平的好汉, 他们的行为虽然受到官方的镇压, 但是却可以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从普通人到具有“超能力”的人,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无疑是刺激人们习武一个有效的办法。
5 古代的武术界存在明显的竞争机制
从武术产生开始, 就存在着明显的竞争机制。“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武术的本质决定的。这种竞争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一、在春秋战国时代, 游侠墨客成为尚武的风气, 讲究比试和讨论剑法。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荆轲在刺秦王之前, 曾经与盖聂、高渐离比试剑法, 结果都输了, 但是荆轲很不谦虚, 不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指点, 这也是刺杀秦王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当时的武士阶级的竞争机制, 目的在于“士为知己者死”或“闻达于诸侯”或者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二、官方举办的“竞赛”, 引起民间的武师参加竞争, 如相扑、角抵等, 具有职业化的特征;三、“科举制度”, 是选拔人才的竞争机制, 通过演武比赛, 产生新的贵族;四、民间的武术门派之间也有竞争, 这些门派间的竞争有着独特的“规矩”, 即“江湖”规矩, 通过比武可以扬名立万, 提高本派武术的知名度, 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 名利双收。
6 武术是军事与健身娱乐的殊途同归
武术源于战争而并非源于军事。前面提到过游侠隐士、墨家, 以及传说中的越女等, 不能硬把他们扯进军事, 他们本身就是民间的老百姓。一些武术技能确实从军事上流传到民间, 而民间在接受军事武术的同时, 也在继承着原有的武术技能, 只是把军事武术和民间的武术加以融合、改进和创新。武术既然能够在民间广泛流传, 必然有它的存在价值, 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追求上, 也体现在精神需求上。武术源于战争也好, 源于军事也好, 只要走向民间, 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作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7 结论
(1) 武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不由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的, 是武术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要决定的, 归根到底是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2) 武术的发展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是导致武术史扑朔迷离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术价值取向的发展, 反映一个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状态。
参考文献
[1]蔡宝忠.中国武术史专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
[2]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中国武术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
[3]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5.
下层社会论文 篇2
关键词：民国初年；东北社会；生存状况
中图分类号：K8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23-03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传入，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逐渐开启了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但是，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巨大穿透力，广大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改善幅度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对于民初东北社会的下层女性来说，由于所处地域的相对偏远与社会地位的低下，其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一、民国初年东北社会拐卖妇女案件时有发生
民初，华北地区由于兵匪的横行，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原本生活就很艰难的人们难以承受，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东北地区因地广人稀遂成为华北各省人民想要移民的地区之一。民初，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不断有民众向东北地区移民，移民使东北社会人口数量增多，劳动力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社会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的增多，也使东北社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在正常的婚娶中，女性人数的相对减少，给人们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再加上民初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秩序的混乱，拐卖妇女案件时有发生。
民初，东北社会拐卖妇女案件时有发生，仅1912年至1913年，辽宁省档案馆记录在案的拐卖妇女案件就达7起以上[1]。在被拐卖的妇女中，通常都是下层女性，这其中既有未婚女性，也有已婚女性，而拐卖她们的几乎都是熟人。如1912年11月，辽宁盖州人董相吉状告邻居郭德福拐卖其妻子董刘氏，董刘氏19岁时就嫁给董相吉，已有十六年之久，并生有一子一女。1912年春天，董相吉出外包工，嘱妻刘氏向邻居郭德福讨要欠债240吊。谁料郭德福窥董相吉家中无人，心怀不良，将董刘氏骗至大岭于家炉，并以1600吊的价钱将董刘氏卖给当地住户于腾云，并有媒证四人和卖字手押为证。董刘氏闻言，怒骂不休，自死未允，情急雇人连夜给董相吉送信。董相吉得信，即赶赴大岭报明该地巡警，郭德福闻知远逃[2]1562。
由于此案件的主犯郭德福外逃，使此案审理出现困难，当地的司法机关竟是严重的不作为，并没有积极派巡警去寻找郭德福，相反却把和此案相关的于腾云等人取保候审，唯把董刘氏关押在堂，并令董相吉自行寻找郭德福到案，否则还得交钱1600吊，才允许领回其妻董刘氏。“县尊田令不但不究于腾云霸买人妻等罪，反逼身自行寻找郭德福到案，再行核断。否则令身交钱一千六百吊，始准领回本妻。身百般分诉不听，现在于腾云等均已取保在外侯讯，唯身妻仍行看押不放，凌辱难堪。似此盗卖人口，霸买有夫之妇逍遥事外，而有夫之妻有妻之夫不得自由冤枉，何极万出，无奈只得来辕泣诉跪恳。”[2]1562此案件中，董刘氏因讨要邻居郭德福之欠债而被拐卖，通常拐卖妇女的人都是熟人，因熟人说的话，容易使妇女相信，使拐卖的成功率提升。这一方面说明女性缺乏教育，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民初东北地区社会治安混乱，人们缺乏法治观念，社会伦理道德意识薄弱，很多人会在利益面前背信弃义，铤而走险。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匮乏，社会伦理意识的薄弱，有些女性被拐卖后，很快就能接受买她的男人，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寻找原来的丈夫，对自己命运的归属感几乎无意识。如1912年7月，吉林人鞠廷禄之妻陈氏被辽宁昌图刘永清拐走为妻，并带走鞠廷禄钱财四千余元，此后陈氏与刘永清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后来，鞠廷禄将刘永清与其妻陈氏一起告发，“嗣经身来昌，报知警务长派马队巡官，前往缉拿该奸夫淫妇”[3]1633。
上述两个案例，被骗的两位妇女都是有夫之妇。拐卖妇女在当时是犯法的，而拐卖有夫之妇的人多是他们的邻居或朋友，他们既要冒着犯罪的危险，又要背负着良心的谴责，而究其缘由，这和当时人们恶劣的生存状况和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都有关系。由于经济水平的低下，生存问题成为制约人们生活幸福的重大障碍，而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遂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加之当时法律对女性的实际支持不力，使民初东北社会下层女性的基本生存问题受到威胁。
二、民国初年东北社会下层女性自杀案件频发
民初，东北社会由于经济水平的低下，加之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常常剥夺了民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处于社会下层的东北女性，其生存状况更是令人堪忧。为了生存，有沦为娼妓的，有被卖为婢女的，也有因生存不下去而自杀的。
民初，东北社会女性自杀案件频发，从1912年至1914年，仅《盛京时报》就报道女性自杀案件33起[4]。在女性自杀案件中，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因夫妻吵架自杀的；有因受不了公公、婆婆虐待自杀的；有因贫困自杀的；也有因个人名誉受损害自杀的。笔者对1912年至1914年的《盛京时报》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盛京时报》共登载33起女性自杀案件，其中因夫妻吵架而自杀的女性案件有12起，居女性自杀原因之首，占女性自杀原因的36.6%[4]。据《盛京时报》报道，1912年8月15日，辽宁奉天大西关小什字街住户孔某之妻陶氏年方十八，秉性端正，平日间夫妻甚为和睦，昨日晚间不知因何细故起口角，孔某手持木棍将陶氏暴打数下，不料陶氏竟含泪投入门外之井，当有他人看见大声呼喊，已气息俱无矣[5]。此案例中，陶氏因和丈夫口角，并遭到丈夫毒打后而投井自尽。这显示出民初东北社会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当遇到困难无法解决时，常常会想到用自杀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笔者统计的1912年至1914年《盛京时报》上登载的33起女性自杀案件中，其中因名节受损而自杀的女性案件有4起[4]。如1912年4月，辽宁旅顺居民陈万才之女年仅19岁，其容貌秀丽，性格贞静，因被邻居散步谣言败坏名节，遂吞服火柴头十数盒毙命[6]。虽然民初社会制度进行了变革，文明之风也逐渐影响到东北社会，但是传统文化观念却仍然在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名节观、贞洁观仍然是束缚女性的严重障碍。这反映出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之间有时并不能同步，特别是对于社会下层的人来说，其接受社会制度变革后的文明之风更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虽然民初以后，文明之风已逐渐影响到东北社会，也有东北女性产生自主离婚的意愿，如1914年11月，《盛京时报》报道了吉林省的离婚案件，“近年来吉垣离婚案件不可胜数。”[7]但是，民初的法律规定，夫妻离异必经夫妻双方同意才能准予离婚，夫妻因殴打行为要求离婚的，也必须打到折伤以上，“夫妇离异之规定除夫妇不和谐而两厢情愿者准其离异外，其他以虐待等事为理由者非合于法定条件不可。”[8]“如有妄冒已成婚者离异，又妻妾殴夫，夫殴妻非折伤者勿论，必至折伤以上，夫妇如愿离异者离异。”[8]从大理院判例中可以看出，夫妻之间殴打行为必至折伤以上才准予离婚。在笔者统计的因夫妻吵架而导致妻子自杀的12起案件中，妻子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丈夫的殴打，由于民初的法律对女性的实际支持不力，所以对于民初东北社会的女性来说，想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也肯定了家庭暴力的合法性，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的家庭地位。由于民初东北社会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很少，加之几千年来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层女性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受人尊重的工作，她们多是在富裕人家从事帮佣、婢女等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所以，对于民初东北社会的下层女性来说，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是非常低的，一旦唯一可以充当其避风港湾的家庭地位遭到撼动，则往往会撼动其生存欲望，自杀往往是她们的终极目标。
三、民国初年东北社会虐待儿媳现象比较普遍
在笔者统计的1912年至1914年《盛京时报》上登载的33起女性自杀案件中，其中受公公、婆婆虐待而自杀的女性案件有5起[4]。据1912年11月19日的《盛京时报》报道，辽宁东平南门里住户沙雨舟因其子在某署充当书吏，故敢私卖大烟，其儿媳素有贤名，不知如何与翁姑不和，时被凌虐，旧历九月二十四日该媳妇因殴打难堪，遂吞服烟土，被翁姑瞥见又复暴打，立时毙命[9]。还有案例如1914年辽宁奉天有刘姓住户，儿媳妇王氏甚贤淑，其婆婆严加虐待，遍体鳞伤，每食不饱，衣不蔽体，时有哀痛之声，昨晚不知何故又将王氏用大棒痛打不堪，嗣经左邻王永泰前往拉动，始行释手云[10]。这两个案例都报道说两位儿媳妇素有贤名，但是却都遭到了公公、婆婆的残忍虐待。前一个案例沙雨舟之儿媳妇被发现吞烟时，作为公公、婆婆不但不去积极救助，反省自己虐待儿媳妇的言行，反而又去暴打，最终致儿媳妇死亡。后一个案例中王氏非常贤惠，但却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时常受到公公、婆婆的虐待。甚至有些公公、婆婆也会怂恿儿子去“管教”自己的媳妇。
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孝道，而孝顺公公、婆婆也是合乎传统伦理道德的。但是，在民初东北社会的有些家庭中，公公、婆婆却是唯我独尊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文化观念仍然在牢牢束缚着他们的思维，他们认为儿媳妇除了要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以外，就是要无休止的做所有的家务劳动，儿媳妇是很难有话语权的，一旦反对他们，就会背着不守孝道和妇道的罪名。此刻，婆婆虽然也同为女性，但是却和其丈夫、儿子一起压制着儿媳妇，共同维护着男权社会的绝对权威。由于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婆婆自身的女性性别意识在家庭中逐渐被淡化，多年的苦熬使她逐渐树立起家庭威信，性别已经被权力所置换，所以年轻的儿媳妇首当其冲成为民初东北社会家庭中最受压制的群体之一。
四、余论
民初，虽然社会制度进行了变革，文明之风逐渐兴起。但是，对于地域相对偏远的东北地区来说，由于信息的不发达，文明之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到这些地区。民初，由于东北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加之灾荒的频繁发生，把家庭经济推向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一旦家庭遭遇变故，女性便不得不支撑家庭生活。为了生存，有些丈夫甚至逼迫妻子卖淫来维持生计。即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也令人堪忧，经常会遭到丈夫、公公、婆婆的共同虐待。而民初的法律对夫妻离婚又有诸多条件的限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匮乏，女性抵御困难的能力非常薄弱，一旦遇到困难，便觉得无路可走，常常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同时，民初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秩序混乱，拐卖妇女的案件时有发生，所以从总体上看，民初东北社会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而男权社会的绝对权力和不易改变的传统习俗，都是制约女性自我幸福的巨大障碍，女性成为父权和夫权制下可以任意牺牲的工具，成为他们换取钱财的可利用资源，而最可悲的是女性对自身恶劣的生存状况几乎丧失了话语权。所以，要让女性真正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尊严确实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改善民生也是各个历史时期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拐卖妇女目录[Z].辽宁省档案馆，全宗目录号，JC10-1，1912—1913.
[2]董相吉呈郭德福等伙谋诓骗霸买人口案[Z].辽宁省档案馆，全宗目录号，JC10-1-16884，1912-11.
[3]吉林府民鞠廷禄控昌图府民刘永清奸霸妇女[Z].辽宁省档案馆，全宗目录号，JC10-1-25266，1912-07.
[4]女性自杀案件[N].盛京时报，1912-1914.
[5]少妇轻生[N].盛京时报，1912-08-15.
[6]处女被谤服毒自尽[N].盛京时报，1912-04-06.
[7]离婚者何多[N].盛京时报，1914-11-22.
[8]大理院判例要旨[J].司法公报临时增刊，1915，（43）.
[9]凌虐儿媳吞烟毙命[N].盛京时报，1912-11-19.
下层社会论文 篇3
所谓风俗小说就是指那种如实反映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社会风俗、习惯、礼仪的小说。美国著名“风俗小说作家”伊迪斯·华顿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她所熟悉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纽约”上流社会为背景, 但也有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为背景的作品。本研究选取华顿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五部作品《欢乐之家》 (1905) 、《纯真年代》 (1920) 、《月亮的隐现》 (1922) 、《老处女》 (1924) 和《伊坦·弗洛美》 (1911) 进行剖析和对比, 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间时尚风俗差异。
一、服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是美国南北战争引发了巨大的时代变迁与社会新旧价值观的交替。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因袭的贵族资产阶级和战争后迅速暴发的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着时尚潮流。尤其在服饰方面更是如此。《纯真年代》里这样写道:在杰克逊小姐年轻的时候 (19世纪中晚期) , 穿最新的时装被认为很粗俗, 波士顿的规矩是把自己的巴黎服装先搁置两年再穿。老巴克斯特彭尼洛太太过去每年进口12套, 两身丝绒的, 两身缎子的, 两身丝绸的, 另外6套是府绸和开司米精品, 那属于长期订购。由于她去世前生了两年病, 人们发现有48套沃思衣服压根没从纱织包中取出来过。[2]当时的风俗是“女士们将巴黎服装搁置一季再穿, 这规矩就很稳妥。”而到了20世纪初期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年头, 女士们一走出海关就到处炫耀她们的巴黎服装, 而不像阿切尔母亲这一代人那样, 先把衣服锁在衣柜里压一压。男人堆女人的穿着也带有批判性, 如刚从法国归来的女主人公埃伦穿着法国30年代服装, 由于身体前倾, 肩膀和胸部露得比纽约社会被习惯看到的稍微多了一点, 被上流社会男人认为是不顾品味和情趣。在《欢乐之家》里, 莉莉一语道破上流社会的虚伪:可我要是穿着破旧的衣服, 才没有人会理我。人家邀请女人, 既看重她本人, 更看重她的衣裳。衣服就是人的背景, 人的包装, 它不会直接带来成功, 却是成功的一部分。社会要求我们, 只要还有口气儿在, 就得讲究穿戴, 打扮得漂亮。[3]在《老处女》中, 上流社会的Delia“spare no expense on her new bonnet.The gray silk across her bosom, heavy gold watch-chain, the anchorage of the brooch of St.Peter’s in mosaic, low-cut Cluny collar, Cashmere scarf.Rosy-cheeked oval set in the blonde ruffles of the bonnet, a cabriolet of white velvet tied with wide satin ribbons and plumed with a crystal spangled marabou”。[4]由此可见, 典型的老纽约人, 生活讲究, 服饰豪奢, 无所事事, 并严守这些世代传承的特征。
相比之下《伊坦·弗洛美》里新英格兰乡村地区的农民穿着非常简朴, 男人多是穿着做活的旧衣服, 女人一件破旧的罩袍挂在她的肩膀上, 一把断了一截的梳子勒住稀疏的头发。
二、收藏
华顿作品里上流社会的男主人公多事从事律师行业或写作, 所以他们多对书籍的收藏感兴趣。如《纯真年代》里的阿切尔“这天晚上他打开了从伦敦寄来的书, 满箱子都是他急切等待的东西:赫伯特·斯宾塞的一部新作, 多产作家阿尔冯斯·都德又一卷精品故事集, 还有一本据评论界说是十分有趣的小说, 名叫《米德尔马奇》。为了这一享受, 他已经谢绝了三次晚宴的邀请。哥特式的图书室, 光亮的黑色胡桃木书橱和尖顶椅子。[2]《欢乐之家》男主人公塞尔登收藏美国文献, 其看法:真正的收藏家是根据物品的稀有程度来判断它们的价值, 大多数收藏美国文献的不是历史学家, 他们基本买不起, 只能去公共图书馆或者私人收藏家那里借用文献。而吸引普通收藏家的, 似乎只是文献的稀有程度本身。[3]《月亮的隐现》里Mr.Lansing is addicted to Oriental archeology. (P9) [5]The Princess Mother adored prehistoric art, Russian music, the paintings of Gauguin and Matisse, large pearls and powerful motors, caravan tea and modern plumbing, perfumed cigarettes and society scandals.上流社会的人过的是高高在上, 精致文雅的生活。
《伊坦·弗洛美》新英格兰乡村的家里唯一值钱的旧是“姑妈送的结婚礼物——泡菜盘子“。它给高高地放在只有踩着凳子才能够到的架子上, 从来舍不得用, 只有春天大扫除的时候才拿下来。它是女主人心爱的东西里头最心爱的, 一回没有用过, 连牧师来吃饭也没有用过。它的被打碎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罪过。
三、餐饮
上流社会一顿饭极尽奢侈与豪华。《纯真年代》里大型晚宴需要雇一位厨师, 借两名男仆, 要有罗马潘趣酒, 亨德森花店的玫瑰, 还有印在金边卡片上的菜单, 灰背鸭或者甲鱼。高高的落地灯全都点亮了, 十分引人注目。[2]一个镀金的竹制花架挡在通向吊窗的过道上, 花架上的报春花与瓜叶菊及时更新了。浅色锦缎的沙发与扶手椅巧妙地聚拢在几张漂亮的小台子周围, 台子上密密麻麻摆满银制玩具、瓷制小动物, 以及花穗镶边的像框。罩着玫瑰形灯伞的高灯耸立其间, 宛如棕榈从中的热带花卉。[2]《欢乐之家》里富人们乘坐豪华游轮, 就餐于拥挤的饭店, 灯火明亮的餐桌, 女人专注于展示自己的新衣, 男人忙着担心丰盛的菜肴引起消化不良。一道道珍馐从四面八方送上桌来, 铺张而愚蠢的美食, 浮华而无聊的空谈, 肆无忌惮而不知所谓的言论, 无所顾忌而庸俗不堪的行为。[3]《老处女》中supper is generally served all the evening from a table on which flowers, fruit, candelabra, silver, and glass are displayed, and which is loaded with hot oysters, boned turkey, salmon, game pates, salads, ices, jellies and fruits,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vening.A hot supper, with plentiful cups of bouillon, is served again for those who dance the german.
与纽约上流社会这种轻松愉快, 光彩夺目的生活, 富裕显赫的群体相比, 伊坦·弗洛美的那间厨房, 就在这一带地方也透着寒碜。所有的家具都是再粗糙不过的。到处是刀印子的饭桌上放着三个粗瓷的盘子和一个缺嘴的牛乳壶, 顺着墙壁疏疏朗朗地摆着一对草织座的椅子和一个无油无漆的松木橱柜。矮而暗的过道, 过道里唯一的家具是把椅子。简直就是家徒四壁。
结语
时尚又称流行, 是对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崇拜方式。其特征是新奇性、相互追随仿效及流行的短暂性, 如年年有其崇尚的流行色。社会成员对其所崇尚事物的追求, 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时尚仅仅流行于某一阶层、社区或某一同质群体。本研究从服饰、收藏和餐饮方面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 再现那一时期特定阶层、社区或特定同质群体间时尚风俗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伊迪斯·华顿.伊坦·弗洛美[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2]伊迪斯·华顿.纯真年代[M].南京:意林出版社, 1999.
[3][美]伊迪斯·华顿著, 王小可译.欢乐之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Edith Wharton.The Old Maid.Dover Publications, INC.2012.
托马斯·曼：在公车下层看风景 篇4
“德国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当德国传记之王埃米尔·路德维希于1941年写下这段反思文字的时候，他在思考托马斯·曼是否属于上层乘客的一员，不久前他们还围绕能否将歌德的传记资料用进小说中而吵了一架。
混乱及早期的痛苦（1875—1900）
托马斯·曼，全名保罗·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据说是个很好的兆头，占星卜命的结果显示：吉星当位，一生幸福、长寿，并将安详地死去。
托马斯·曼的曾祖在1794年来到吕贝克市定居，靠经营粮食生意发了财，祖父和父亲将这一家庭产业发扬光大，并且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殷实的家产保证了曼从小到大都衣食无忧，而他的母亲尤利娅·曼多才多艺，一身的艺术细胞，是她讲述的传奇故事和《格林童话》开发了曼对文学及音乐的兴趣：“从前，有一头年老的毛驴打算去不来梅当音乐家……”在德国，连牲畜都想爱好文艺，何况人呢。
当托马斯·曼7岁进入学校时，幸福的童年就终止了。总是爱发呆、幻想的曼发现白日梦一旦开始就会耽于其中，甚至演变成注意力缺陷，根本没法听老师讲课。这样造成的学业结果便是：小学三年，他留了一级；中学七年，他留了两级，而且第七年还没上完，也就是说连中学都没能正常结业。由是之故，在数学方面，曼终其一生遇到两位数的加减法都必须在纸上演算；至于外语也不怎么样，经常闹笑话，在成名之后致谢美国出版商诺普夫的时候说：“诺普夫不仅是出版家，还是个动物（creature）。”其实他想夸赞人家是个创造者（creator）；甚至这个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语文方面也不尽如人意，中学毕业考试只能勉强及格。老师和父母都认为这个孩子没得治了，但事实却是，曼是个很有想法的学生，他之所以不爱上学是因为听课占用了“愉快的阅读时光”，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就越发认为学校是培养奴才的地方。这个叛逆者在15岁时接触了席勒的诗歌，深为其文字之美所吸引，决心成为一个文学家。在给女同学和男同学的情书中 （他是个双性恋）落款总是：“诗人兼剧作家”。但是他后来既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成为剧作家。
在他19岁时，也就是上学的最后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去世前将公司解散了，因为他的儿子不愿意经商。托马斯·曼在父亲死后终于把自己从家庭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母亲移居慕尼黑一年之后也跟着过去。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对未来并不抱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做了一年的实习生，负责誊写保险物品，趁人不注意时，他就偷偷练习写作。这个时期的他受法国作家保罗·布尔热的影响甚深。之所以提到这个不甚闻名的布尔热，是因为他不仅影响了曼的写作，而且影响了其日后对“一战”的态度。布尔热极端保守，在宗教上推崇天主教，在政治上拥护君主制。在这样的道学先生的感召下，曼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堕落》，其中一句名言得以流传下来：“一个女人，如果她今天因为爱情而堕落（婚前性关系的委婉语），那么明天就会为金钱而堕落。”当时正值妇女解放运动，他这种立场倒是让男人感到安心。在受到另一位从事保险行业的文人理查德·戴默尔的鼓励之后，曼决定辞掉实习工作，专心从事文字事业。
青年时期的曼既要面临择业的难题，还要受到欲望的双重侵袭：不仅要面对性成熟带来的迷惘和混乱，而且还得压抑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曼将之视为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疾病，他不得不掩盖对一些男性朋友的好感，因为对方不可能予以爱的回报。曼想到了自杀，但在哥哥的劝阻下决定“先不做蠢事”。这种痛苦在日后渐渐平息下去，因为他意识到艺术创作可以让一切经验都升华为美，把自己由利害攸关的参与者变为冷笑的旁观者。他的哲学先师叔本华用这样诗意的语言劝慰那些想自杀的人：“人应该将自己置于生命之上，他应该认识到，一切的过程和事件、喜悦和痛苦都无法触动他那优良的、内在的自己——所有一切不过游戏而已。”
到了20世纪初，由叔本华照亮的悲观浪漫主义的天空中已经有了两颗弟子星：音乐家瓦格纳 （曼15岁时接触他的音乐），哲学家尼采（曼21岁时接触其哲学）。文学家托马斯·曼的出现补齐了四星的宏伟局面。他在23岁时感慨“斜躺在沙发上读叔本华是人生中最惬意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曼跟他的老师有着太多相似之处：二人都来自汉萨同盟（叔本华在吕贝克西邻的汉堡长大）；艺术气质都来自母亲；家族世代从商，但不能担起父亲的厚望，在父亲死后从继承家业的重担下解脱出来；都有过学商的经历，一个在账簿底下藏着闲书，一个在账单上写小说；都是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并且到老年都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都在25岁完成天才的奠基之作——对于叔本华，是他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而对于托马斯·曼，则是那部日后为他赢得诺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布登勃洛克一家》与“一战”（1914—1918）
被誉为“欧洲《红楼梦》”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这样产生的：在断断续续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之后，出版商塞缪尔·费舍尔问曼能不能写长一些的东西。他答应了下来，并着手准备素材。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确立了一生的写作模式：作息方面，每天只在上午工作，从9点到12点或12点半，下午和晚上用来读书和搜集素材；就写作内容而言，他倾向于使用真实的而非凭空虚构的素材，比如日记、传记、亲身经历等等。为了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除了向母亲学习如何做鱼等琐事之外，他还专门回吕贝克考察一番，顺便看看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声誉是否传到家乡人这儿来了：不过还没有，而且由于他长得像某个通缉犯，警察把他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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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曼描绘了曼氏四代家族的商业兴衰，大多数的人物只是把姓从“曼”改为“布登勃洛克”罢了，连名字都懒得改：比如，他的祖父约翰·曼变成了约翰·布登勃洛克。不少吕贝克的市民都被当作原型吸收进这部小说中。由于他把自己的叔叔写成了一个混子，惹得叔叔大声抗议。
这种令当事人愤懑无奈的“模特儿写作”贯穿了曼的一生。作家霍利切尔甚至说曼在自家的窗台上安了一台望远镜，等送走了客人，他就躲在窗帘后面观察人家渐渐走远的身影，作为小说的写作素材。曼自己解释：“作为人，你可能是善良的，大度的，亲切的，积极的……作为艺术家，却有一个魔鬼强迫你观察。一个真正热爱文字的人，宁愿与世为敌也不肯牺牲一个字眼。”罗素曾说“拥有创造力冲动的人是被上帝诅咒的人”，其实，他们的亲戚才是真正被诅咒的。
尽管《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手稿“冗长得令自己担忧”，尽管作者及其家人都认为这堆破纸只是自娱自乐的练笔之作，它却使得曼一举成名——虽然他自己也不甚明白，但他的确在无意之间描写出了欧洲市民家庭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的变化。
这种变化既造就了一部伟大的小说，也引发了一场世界战争。1914年8月3日，当德国向法国宣战时，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大多数德国文人非常狂热地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给哥哥写信“：有幸经历如此伟大的事情，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难道我们不应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吗？”在曼看来，这是一场“伟大的，十分正规的，甚至庄严的人民战争”，可以实现知识精英和艺术精英理想，是一场打倒文化庸人的神圣战争，“德意志精神将拯救世界”。同为小说家的哥哥亨利希·曼不以为然，冷静的他在《 论左拉》中呼吁和平，并含沙射影地称托马斯是“把不义颠倒为正义、供人消遣的寄生虫”，又指责弟弟“对自我具有疯狂的热情，无法认真对待他人的生命”。托马斯予以还击，在《战争中的思考》中区分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并毫不客气地称其兄长是“德国鼓吹文明的文人对我说出了最恶毒的话”。
在托马斯·曼看来，“文明”是西方（指法国）的产物，它代表的是民主与共和；“文化”则不具有政治色彩，是德国的专属，它包括“预言、巫术、活人祭祀、投毒”等邪恶又富有神秘感和浪漫主义的一切。这种法德之间的分歧自两个民族形成之初便已有之：8世纪时，查理曼大帝（法国人视之为自己的祖先）竭尽全力说服、逼迫萨克森人韦德金德（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信仰基督教，但韦德金德和族人们坚持崇拜一棵树；查理曼把这棵阔叶植物砍掉，他们就崇拜树桩和这棵树旁边的树。后来尽管皈依了基督教，德国人依然保留了这种对自然、神秘甚至恶的事物的向往：巫师、魔药、侏儒、魔鬼的传说隐藏在德意志的每一片森林中。即使没有接触过充满阴森恐怖和贪婪背叛的德国史诗《尼伯龙根的指环》，每个人都能想起《格林童话》中那些“会唱歌的白骨头”“没有手的姑娘”……德意志人对文明不怎么感兴趣。
1918年3月“一战”将近结束时，曼推出了最重要的论战作品《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断言“真正的艺术家只关心形而上学，不关心政治乃至真理”。这部文献所申明的就是埃米尔·路德维希所描述的德国人特性：德国的文人与政客互不关心，甚至互相鄙视。这确是事实，比如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国王允许大学辩论的唯一题目是“所有学者都是饶舌鬼和糊涂蛋”，后来瓦格纳则宣布“搞政治的人让我感到恶心”。但应该指责的是，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中，曼的保守达到了极致的程度，他变成了叔本华那种坚信内在幸福完全不取决于外在环境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相信社会状况能够促进或者阻挡幸福……在犹太隔离区里就没有幸福吗？”为了证明缺陷的生活不乏乐趣，他描述了失去眼珠的士兵们如何欢快地打闹和互掷玻璃球假眼。曼还上溯到德国的第一个文化人马丁·路德，从他那儿寻找支持——路德曾指责农民们将他主张的内心自由曲解为社会和政治自由。
《魔山》和纳粹兴起（1918—1933）
死亡和疾病是托马斯·曼小说两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他的短篇小说主要处理前者，人物常常莫名其妙就死掉、自杀或杀人（狗）：《到墓地的路》的主人公因为看到一个青年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而把自己气死了；《特里斯坦》里的贵妇人在弹奏了一曲瓦格纳之后，激动得肺部出血而亡；《矮个子弗里德里曼》中的弗里德里曼被女人拒绝后投水自尽；《托比阿斯》的主人公因为嫉妒自己的小狗太外向，就一刀捅死它……
曼的长篇则围绕“高贵病”——只有富人和艺术家才敢得的病——展开。《魔山》涉及肺病，以达沃斯一家疗养院为原型，通过那些代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出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和颓废。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名气，并促成他在1929年54岁时摘取诺贝尔桂冠。不过获奖的直接理由不是《魔山》，而是“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日益巩固的经典地位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瑞典文学院的教授认为《魔山》的哲学味太浓了。
“一战”结束后的几年中，托马斯·曼的文化沙文主义和个人保守主义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朝着人道主义的方向进展。这首先是因为作品的译本在国外受到欢迎，他还作为文化使者与法国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友好交流；其次，他渐渐感觉到国内右翼势力的狂热和危险。在意大利度假时，他亲眼见到了法西斯是多么可笑和令人反感。根据在那儿的一间酒吧的经历，他写下了《马里奥与魔术师》，讲述了一个魔术师如何催眠侍者马里奥，让后者吻了他，等到后者醒来时恼羞成怒，开枪打死了魔术师。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直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政治催眠师。
曼对希特勒的态度很有意思。在《希特勒兄弟》中，他自称对希特勒有一种“带有反感情绪的钦佩”，忍不住叫他一声“希特勒老弟”，因为希特勒和他一样是个通过耍嘴皮子令大家如痴如醉的“窝囊废”：“希特勒没学过什么东西，他出于一种模糊的、固执的傲慢而拒绝学习任何东西，男人都会干的纯粹的技术活儿和体力活儿他却不会干，他不会骑马，不会驾驶汽车和飞机……”说到这儿，我们其实分不清他在描画希特勒还是他自己，不过最后一小句把他俩区分开来，“他甚至弄不出小孩来”——曼毕竟有老婆，在30岁时娶了出身富有、颇具男孩子气质、“像世界一样甜蜜”的犹太女孩儿卡佳·普林斯海姆，而且还养育了三男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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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老弟希特勒”对兄长并不友善。从1922年到1930年间，曼在国内发表了一系列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演讲，纳粹分子打来匿名电话进行威胁，寄来烧毁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及匿名信，声称如果他继续反对民族的振兴，就要干掉他。不过惮于作家的名声，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933年，当曼在荷兰、比利时等国进行关于瓦格纳的讲演，以免这个音乐家受到纳粹的利用时，纳粹没收了他在慕尼黑的财产，并且下了追杀的通缉令。托马斯·曼的流亡生涯从此开始。
流亡与《浮士德博士》（1933—1955）
1938年，63岁的曼在辗转瑞士、捷克等地之后定居美国。此时的他从一个“不问政治者”脱胎换骨为民主斗士，主动担任起流亡者的领袖：借助自己的名声，他写信给好莱坞的导演，希望他们能跟以写电影剧本糊口的德国作家续约；他写信给捷克政府，希望不要驱逐德国难民；他为BBC进行了近80次的对德广播讲话，挣下的钱悉数捐给英国战争救济协会；他甚至加入了罗斯福总统的竞选班子，为这位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总统的第四次当选出了不少力。当美国对轴心国宣战时，大批的日裔美国人被赶进集中营监视起来，德国人却不必受此待遇，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曼的努力。
政治活动如此繁忙，老当益壮的曼居然能在72岁高龄时写成《浮士德博士》，实在令人惊叹。上了年纪的人生育的孩子会有瑕疵，脑力劳动的产品亦然，但《浮士德博士》是绝对的上乘之作，花费了曼“最多的心血”，是他“一生的忏悔”，“最大胆和最阴森的作品”，“是对我自己的模仿”，他甚至淘气地说“谁不喜欢它，我就立刻不喜欢谁”。
这本书处理的是另一种高贵病——号称“艺术家身份证”的梅毒。1492年，当哥伦布给美洲大陆带去水稻、小麦、朗姆酒、感冒和天花时，为了表示友好，印第安人还以玉米、红辣椒、西红柿、马铃薯和梅毒。这种体液传播的病分三期发作：一期长疮，二期发烧、出疹子，经过从几个月到几年的潜伏期之后，一部分人会进入第三期，症状是幻觉、莫名的兴奋，感知力提高和创造力的爆发，伴随着各种内部器官的损害：耳聋、失明、发疯和瘫痪……最后凄惨死去。19世纪下半叶时，关于梅毒造就天才的说法已经盛行不衰，莫泊桑就曾在诊断之后到处夸耀“我得了梅毒”。
小说的主人公阿德里安·莱维屈恩主要以尼采、雨果·沃尔夫、贝多芬以及曼本人为原型。这位资质平平的音乐家20岁时在莱比锡的一家妓院故意染上梅毒（尼采的经历，但尼采在自传中坚称自己在妓院中只弹奏了钢琴），5年后在意大利帕莱斯特里纳的一家旅店里（曼22岁住的地方），出现魔鬼的幻觉。他们订立了血的契约（喻指梅毒的传播方式）：魔鬼许诺给他24年的灵感，条件是24年后灵魂归其所有，并且“你的生活应该是冷冰冰的，因此你不可以去爱任何人”。果然，这个音乐家写就了《人物启示录》和《浮士德哀歌》那样泣鬼神的交响曲，却越来越成为“冰冷的绝缘体”，不能正常地爱人，身边的朋友也被人杀死或自杀。当最爱的小外甥也被病魔夺去生命后，阿德里安身心崩溃，被母亲接回故乡之后，在疯癫中度过了毫无意义的10年（回归尼采的经历）。
既然是曼“一生的忏悔”，这一定揭示了他最深处的秘密：阿德里安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他的哥哥曾说兄弟两人在青年时代便对文学“签了字画了押，须交出其整个一生”。当年在意大利，22岁的托马斯·曼雄心勃勃要写出最完美的艺术作品，他在自身周围建筑了栏杆，不爱别人也不许别人爱自己，准备长久地忍受寂寞。托马斯自己也说过“只愿拿自己当艺术家看，对于作为人的自己则不以为然”。甚至给妻子写信时他就大胆地表明：“不想做人，只做一个艺术家。”
而另一方面，《浮士德博士》也是整个德意志的寓言。为了摆脱危机，振兴自己的民族，德国人一再委身于魔鬼。而且，“二战”结束后，关于希特勒生平的揭示使得这部梅毒小说有了更多的象征层面：在1910年4月的维也纳，21岁梦想成为画家的文艺青年希特勒从一名犹太妓女那儿染上了梅毒。为了健康，他采用禁欲疗法，不碰女性和酒肉；成为帝国元首之后，为了保护形象，他追杀知情人士，进行保密治疗；他迁怒于犹太民族，要把“血液有毒”的犹太人完全消除。希特勒那夸张的行为举止、对外宣称是“帕金森综合征”的手颤以及后期的疯狂政策与梅毒息息相关。
1943年，在轴心国败局已定时，曼在日记中写道，“与德国作战不是为了‘二战’，而是在准备下一场战争”。随着冷战的开始，由反布尔什维克触发的麦卡锡主义使得美国不再具有罗斯福时代的人道和自由，“非美调查委员会”不肯让曼这样的外来人士得到安宁，尤其是当他说出“不能因为国家制度不同就把对方掐死”这样的话。出于反感，他离开美国迁居瑞士，并每年都访问故乡德国。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托马斯·曼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而且越来越富有幽默精神，继续进行他最轻松的作品《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每天3小时的创作雷打不动，即使动了肺癌手术，他也坚持坐在沙发一角，垫着硬纸板写作。他拟好了许多新的创作计划，宣布要写到120岁。1955年8月12日，在80岁生日过后，托马斯·曼在睡梦中去世，结束了他那充实圆满的一生。
1951年，距离曼去世还有4年的时候，他在 《艺术家与社会》中审视了自己一生的“变化”。当他谈到自己在20年代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时，他解释说是法西斯把他“逼到左派社会哲学”中，归根结底，“艺术家原本不是一种道德存在，而是一种审美存在”。他在内心中对政治始终是不屑的，不过，在紧要关头他确实有25年的时间跑到公交车的下层去看风景，跟纳粹作战，还写出了《浮士德博士》这样的作品。然而，从文人出发的单方面学习的效果是有限的，掌握方向盘的政客们如果一味地藐视文化或者操控文化，只会再三地重复历史上的悲剧。“在开始焚书的地方，他们最后会焚人。”海涅于1821年做出的预言，100年后被纳粹实现了。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 篇5
关键词：城邑,聚落,文明
西辽河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称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200-36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和早商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因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在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发掘而命名,分布范围以赤峰市为中心,东至辽宁西部,南抵京津地区,西到张家口以东,北抵西拉沐沦河流域。
此时最能体现它的文明要素就是大量城邑群的出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多分布在丘陵山地,每个大城堡周围选择有利于防卫的小山头修造小城堡,构成一个众星捧月的“卫星城”。城墙建筑采用土筑、石砌或土筑与石砌相结合,高大坚固,规模壮观。这些石城多沿河分布,依河谷断崖高台而建,有的隔河相望,有的成组成片,遥相呼应。城内有房屋基址和其他设施,城外是大片的墓地,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军事防御等功能。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与前一时代的环壕聚落不一样, 它已经发展成了具有城壕、城墙、城门、角台和马面俱全的城邑。下面就三座店山城来说一下,三座店山城位于松山区初头朗镇三座店,是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经过2005-2006年两个年度考古发掘所揭露的。遗址是由大小两个并列的石城组成,大城在西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小城在东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城内共发现圆形建筑基址65座,窖坑49座, 不同时期的墓葬10座,以及岩画、石墙、积石台等。其中大城的发掘面积为7500平方米,城墙高大坚固,城墙外侧有15个半圆形马面。城内房舍俨然,道路通达,布局清晰, 共清理出院落20余处,基本由单双圈建筑基址和窖坑,石墙等设施构成,大城内有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小城的占地面积约1585平方米,整体呈不规则形,四周环列着石筑的城墙,但与大城相邻的西城墙构筑十分简便,小城的东西北三面共有10座马面,南城墙不设马面。小城无论是城墙还是马面都比大城的要简陋,可见小城的地位不高可能只是对大城起到保护的作用。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山城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社会体系。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大都随山势建,利用陡峭的山崖和沟壑等地理条件扼险守隘,这些石城成组出现,一组石城址群中又有一、两座大的石城址,每组石城之间有相当远的间隔,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每座石城址可能是一个社会单位,每组石城群可能是社会单位的联合体,而每组石城中大的石城则可能是联合体的中心。这些石城的防御系统表现得比较浓厚,可能跟当时的时代有关,小的邦国已经形成,为了争取地盘扩大自己的利益,战事不断,才出现了这种石城。 从石城的布局、构造和规模来看它已经形成了城市的雏形。
三座店遗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头建筑的山城聚落的代表,下面我们再介绍下土筑方式的二道井子聚落遗址。
二道井子遗址是目前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保存最完好的聚落遗址,二道井子遗址位于赤峰市红山区二道井子村,面积约3万平方米,200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达5200平方米。二道井子聚落遗址由环壕、城墙、城墙内村落三部分组成。共清理城墙、环壕、 院落、房屋、道路、窖穴、灰坑、墓葬等遗迹305处。遗址堆积深厚,平均深度达8米。在遗址上发现了环壕和城墙, 环壕平面呈椭圆形,剖面呈“V”字形,城墙位于环壕内侧, 城墙内侧堆积坡度较缓,城墙外侧坡度陡峭,与环壕内壁相连形成统一的斜面,城墙顶部与环壕底部落差达12米。为使城墙更为牢固个别地段使用了夯筑技术或包砌土坯。遗址中每个院子都有主房、配房、窖穴,院与院之间有公用的墙界、小巷。遗址内除少数房屋有祭祀功能,大部分是实用功能的居住建筑,除2座以外均为地面式建筑。房址多为圆形, 少量圆角方形,部分墙体设有瞭望孔,房址墙体大多为土坯错砌而成,少量夯筑。二道井子聚落遗址最大特点就是建筑房址内存在多次叠压打破关系,这种关系被清晰地保留下来,房址保存完好,小到每一户的门、通气孔、门槛、门墩等都清晰可见,这在其他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通过对二道井子遗址周边的调查,发现有多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基本相隔五里即可见到一处,这种对聚落有规律地布局和规划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具备一个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 二道井子遗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房址最多的一个聚落,内有完整的环壕、城墙、院落、房屋、道路、窖穴、散水、 具有防御功能的瞭望孔等遗迹,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古城遗址。
下层社会论文 篇6
一.中下层学生的心理特点
1. 学习上的自卑心理
与优秀学生相比, 中下层学生在学习上长期遭受歧视, 抬不起头, 无数次的失败, 使他们产生了低人一等的感觉, 也就是自卑的心理。笔者这两年所带的学生中, 每个班都有3至5个这种学生, 他们在小学就是长期坐在角落中, 遭受老师的冷落、同学的嘲笑, 到中学几乎丧失了学习能力, 课堂上常常不由自主地开小差。更有甚者, 一进入教室就趴在桌上睡觉, 到下课时间还浑然不觉, 如果教师听之任之, 他们就会完全过上一种黑白颠倒生活。既不听课, 也不与同学交流。
2.行为上的依赖心理
中下层学生学习上的自卑心理, 在行为上表现的就是依赖, 他们没有自信, 也没有主见, 人云亦云;即使心中有自己的看法, 也不敢轻易表达。笔者有个学生擅长漫画, 对中国动漫有自己的看法, 但因学习成绩很差, 从不敢在班上大声说话。到了初三年级, 美术老师动员他去参加美术特长的考试时, 才敢与同学交流, 教师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3.竞争中的焦虑心理
面临初三升学之际, 家长、学校所给予的压力, 又给中下层学生增加了恐惧的心理压力。学习不好, 升学无望, 小小年纪到社会上能干什么?家长的忧虑时刻笼罩在他们心头, 再加上班级、年级考试的排名, 他们又产生了焦虑心理, 这个时候他们有学好的愿望, 但难以拿出具体的行动, 有的基础差, 动作慢, 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这种焦虑的程度随中考的逼近呈上升趋势。
4.成长中的叛逆心理
初三临近毕业的中下层学生, 由于发展的能力欠缺, 有的同学认识较为片面, 容易发生偏差。有时他们愿意主动地去认知一些问题, 做他们有兴趣的事情, 但教师所要求做的, 他们却坚决不做, 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前面提到的那个喜欢画漫画的同学, 一些简单的作业不愿意动手, 所有的作业本全部被漫画占据, 作业没开始, 漫画画了无数, 如果教师批评他, 他还满脸的不高兴。
种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致使这些学生精神萎靡不振, 上课精力不集中, 对头痛的作文更是没有丝毫热情。
二.中下层学生语文学习的特点
1.缺乏学习勇气
中下层学生学习的失败, 挫伤了语文学习的积极性, 他们大部分沉迷网络, 学习无望之后, 他们就将网络当成了获取成功的重要途径。结果是文字阅读量变得少之又少, 知识和思想也越来越贫乏, 成绩自然也越来越差。一谈到网络、游戏, 个个眉飞色舞, 滔滔不绝, 因为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 特别是游戏中的闯关, 能够让他们获得成功感, 也能让他们找到尊严;但一看到作业立刻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无精打采。
2. 缺乏感受能力
中下层学生对生活缺乏观察能力, 更谈不上感受和体验的能力, 他们“后知后觉”, 甚至“无知无觉”, 与优秀学生相比, 他们也缺乏学习的悟性。在接触简单的新知识时, 优秀学生一看就明白, 中下层学生教师要反复强调几次才明白个大概。比如我们初三的古代诗歌默写, 有的诗歌就只有四句, 他们也要背几天才能够勉强背下来, 因对诗歌不能理解感悟, 不出几天又忘记了, 仿佛他们的那根神经没有被触动过一样。正因为如此, 他们难以获取学习上的成功感, 更懒得去花时间精力思考。
3. 缺乏知识储备
中下层学生语文基础差, 积累少、阅读量小, 极个别的学生写字、造句都遇到困难, 到了中学临近毕业的初三年级, 一篇200—300字的短文他们都难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九年级学生要做到:“写记叙文, 做到内容具体;写简单的说明文, 做到明白清楚;写简单的议论文, 努力做到有理有据;根据生活需要, 写日常应用文。”中下层学生读了九年书, 还不能写一篇简单的记叙文。原因是多方面的, 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那就是教师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对学生和教学的认识也还存在一些偏差。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 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 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这种建构不可能由其他人代替。”“学习是个体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 这意味着学习是主动的, 学生不是被动的刺激接受者, 他要对外部信息做主动的选择和加工。”“学习过程并不简单是信息的输入、存储和提取, 而是新旧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我们就可以认识到, 作文教学中教师只能是作文知识的传递者, 学生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 学生要写好作文, 除了有一定的作文知识, 还要有个体的积极主动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从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笔者认为有些传统的做法依然是行之有效的:
1.树立信心, 目标激励
自信心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鼓励中下层生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这是复习迎考取得佳绩的强大内因, 也是产生前进动力的根本保证。要引导中下层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奋斗目标, 让目标成为他们行为的约束力和学习持久的动力。初三年级学生马上面临中考, 升学、考上理想的高中对他们而言是个较高的人生目标。不管平时如何差的学生, 到了这个时候, 学习的积极性较之以往会有较大的提高, 此时帮助他们确立奋斗的目标, 可以调动他们学习、特别是作文的积极性。根据“不比基础比进步”“不看分数看努力”的口号, 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立作文教学目标, 例如字数目标, 可设立200字、300字或500字等目标;也可以设立作文分数目标, 如60、65、70等。有了切合他们学习实际的目标, 他们就有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加上教师的点拨, 大部分同学都能达到最低目标。
2.因材施教, “网开一面”
对待不同学生采取不同的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导、扶”。“导”就是针对那些自暴自弃的下层学生, 指导他们端正学习态度, 明确学习目的, 适当降低学习要求, 引导他们小台阶前进。“扶”就是有针对性地重点扶持一部分稍好点的中等生, 加强对他们的信心教育, 以他们的成功去带动下层学生, 使中下层学生能迈小步, 进大步。一篇小作文写200字, 有同学只有三五句话, 教师也要充分鼓励。在作文批改中, 对中下层学生教师也要“网开一面”, 分数就高不就低, 让他们跳一跳就能摘到“开心果”。笔者有个学生, 从小学到中学从来没写过作文, 通过一学期的努力, 有一次考试作文他终于写了几句话, 受到老师的激励后, 到初三第二个学期就可以写300多字了。
3. 感悟生活, 获取素材
中下层学生因平时缺乏对生活的观察、感受, 单调的生活也难以激起他们的生活热情。作文更多的是需要对生活的热情。社会、学校的生活热点, 可成为他们作文的素材。如学校的运动会,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参与校运、欣赏校运、写好校运”, 并提出一些有看点、值得写的项目, 如:长跑、跳高、跳远、团体接力赛等。事先布置的作文题就有《精彩瞬间》《那一道风景》。学生平时的宿舍生活、周末娱乐生活都要教会他们去观察, 以解决他们的写作的素材问题。如《有趣的住宿生活》《与家人一起》, 这类题目容易激发他们的作文热情。
4. 利用网络, 激发热情
现在学生玩的花样多, 电脑、电视应接不暇, 网络魅力无限。但就写作而言, 没兴趣他们就无话可说。他们玩什么、喜欢什么, 教师都应该有所了解。这样也能激发他们的写作热情。如前段时间风靡全国的卡通片《喜洋洋与灰太狼》, 学生课前课后, 全围绕它。此时的作文题目:《我说<喜洋洋>》, 那些作文难凑几百字的学生, 也能顺利完成任务。
5. 构建知识, 注重基础
人的认知结构就是在个人感知及理解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在头脑里形成的一种心理结构。中下层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优秀学生相比, 严重滞后。对他们而言构建适合他们的写作知识结构, 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有意识的传授“简单、实用、针对性强”的写作知识。例如:观察生活, 积累素材的知识。还有观察的角度与方法, 如观察人, 或从头到脚, 或从整体到局部, 或者抓住特点进行刻画。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知识, 如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谋篇等。还有一些常用文体的写作知识, 比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的写作知识, 重点是记叙文。对于初三的中下层学生而言, 要指导他们写好一篇记叙文, 可以是记人的, 也可以是记事的, 他们写好了一篇文章, 很多时候就可以去套用不同的题目, 帮助他们应试。
6. 多管齐下, 鼓励为主
对中下层学生的作文, 教师要积极寻找闪光点, 对那些特别差的学生, 要面批, 他们哪怕只写了三五句话, 也要耐心鼓励, 鼓励他们坚持写下去, 并要跟踪到底, 直至他们将一篇作文完成。对中等生的作文多予以表扬, 在文体、文章结构、语句等方面都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只要大体过得去, 就要充分肯定, 以保护他们作文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也可将他们中有进步的作文印发出来, 让全体同学欣赏其“亮点”以达到激励的目的。
7. 练习技巧, 摸索规律
对于中下学生来说, 作文开头是他们最伤脑筋的事, 一些作文开头、结尾的简单技巧要向他们传授, 如开门见山法、点题法、引用名人名言法。记叙、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也要进行讲解, 中下层学生作文, 最缺少的就是描写, 大部分是概述。片断作文表达方式的练习收效较快。如写人文章, 练习描写人的外貌、动作、语言, 记事文章的场面描写的练习等。议论、抒情句子的结尾等方式的练习。
8.“模仿”作文, 尝试写作
杂志、优秀作文选, 离这些中下层学生太远, 他们无法模仿, 最有效的模仿是身边同学的作文。将同学中的优秀作文印发到这些同学手中, 在教师的指导下, 一篇篇阅读, 阅读完后, 再让他们进行同题材、同题目的写作。个别特别差的学生, 甚至可以允许他们半写半抄, 或连抄带写。
下层社会论文 篇7
关键词：唐代,下层妇女,婚姻家庭,地位
整个古代社会之中女性的地位一直是低于男性的, 这种地位差异甚至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还有很强的表现。但是唐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 唐代下层妇女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 能较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和参与体育活动。本文主要从择姻对象、妇女出嫁后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的解除、改嫁和再婚几个方面论证唐代下层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首先, 就择姻对象而言, 在唐代社会前期, 虽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仍占主导地位, 但女性大都敢于大胆追求恋爱、婚姻的自由。如《唐律琉议》卷《户婚》曰“诸卑幼在外, 尊长后为订婚, 而卑幼自娶妻, 已成者, 婚如法未成者, 从尊长。违者, 杖一百。”这几条规定意味着如果未成婚而又不从尊长者, 则构成“违律”行为并要受法律制裁, 从中可看出父母在儿女婚姻大事享有很大的决定权。
唐代前期的下层妇女由于教育条件的限制, 受封建礼法的束缚较轻, 再加上此时, 封建礼教束缚相对松弛, 她们在对待个人的婚姻大事时都比较自主。如《太平广记》卷《崔韬》条记载崔韬, 旅游滁州, 一日, 宿于馆舍, 有女子入见, 对崔韬说“家贫欲求良匹, 无从自达, 知君子素宿于是馆, 故欲托身。”崔韬见其诚意, 遂与其结为夫妻。
唐代中后期虽然自主择偶现象仍然存在, 但由于贞节观念的增强, 青年男女自主择偶的现象相对减少。这种现象从出土唐代墓志的相关记载中不难得到印证, 说明在唐朝中后期, 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拥有极大的决定权。
其次, 就唐代下层妇女出嫁后的婚姻家庭关系而言, 唐代妻子的法律地位基本上延续汉代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地位和身份, 即丈夫在家中有绝对的支配权, 妻子处于服从的地位, 一切遵从“夫尊妻卑”的规则。
唐代中期以后, 女性受纲常礼教的影响和束缚, 逐渐成为夫权的依附物。“杨敬真, 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 杨氏妇道甚谨, 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 不好戏笑, 有暇必洒扫静室, 闭门闲居, 虽邻妇狎之, 终不相往来。”由此可知在时人的观念中, 为夫家操劳, 足不出户、“闭门闭室”地断绝与外界的接触, 与邻居也“终不相往来”是格守妇道的表现, 是值得推崇的。可见当时下层妇女的家庭地位已大为降低。从中可以看出下层社会, 女性遵循礼教都己较普遍, 女性以柔弱贞静、委曲求全、格守妇道为最高道德, 夫妻关系开始向传统关系转变, 妇女在夫家的地位逐渐降低。
再次, 在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 唐代下层女子亦拥有比后世较多的自由, 往往可自求离去, 改嫁他人。法律在不失古代中国文明伦常礼教原则的前提下, 适当保护女性, 宽容女性, 和较少干预女性。
唐代的离婚虽大多由男方提出, 由妻方提出离异的“弃夫”事件也为数不少。离婚的理由多种多样, 有因丈夫贫穷而请求离婚者。此外还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与丈夫情趣不合而离婚者等。这些事例表明唐代前期的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同时也证明在唐代前期的婚姻关系中下层妇女的地位相对较高。
中后期下层妇女离婚改嫁现象减少, 安史之乱后, 为了维护四面危机的封建统治, 李唐统治者竭力在朝廷上大力提倡儒学, 企图通过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 来维护尊卑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遵礼法、守妇道”的风气首先在宫廷妇女中兴起, 并进而扩大到整个社会各阶层妇女中。随着中唐以后儒学的兴起, 一大批女教书纷纷出台亮相。如《女论语》、《女训》、《女诫》、《女仪》、《女孝经》等。这些书对社会下层女性灌输礼教知识, 使得封建礼教愈加深入人心。
最后, 就改嫁和再婚而言, 由于受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 唐代国家法律对妇女改嫁与再嫁是不加限制的。唐初, 由于连战乱, 人口较少, 劳动力缺乏, 唐统治者还提倡和鼓励寡妇再嫁, 规定“妇人夫丧服除, 誓心守志, 唯祖父母父母, 得夺而强嫁之。”如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 女年十五以上, 及妻丧达制之后, 孀居服纪已除, 并须申以婚媾, 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 若能婚姻及时, 鳏寡数量少, 量准户口增多, 以进考第.如劝导乖方, 失于配偶, 准户减少, 以附殿失。”由此看来, 在唐代前期政府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
在政府这种开明的态度之下, 唐代前期下层妇女改嫁相当普遍。《酉阳杂姐》卷记载“忽闻船上哭泣声, 皓潜窥之, 见一少妇, 缟素甚美, 与简老相慰, 其夕简老忽至皓处, 问君婚未, 某有表妹嫁于某甲, 甲卒无子, 今无所归, 可事君子, 皓拜谢之, 即夕其表妹归皓”。从中亦可看出当时再嫁之易, 世人并无轻视侮蔑之意。又如《柳毅》中的柳毅, 先后娶张氏、韩氏两房俱死, 最后续娶范阳卢氏新寡小姐, 没人因此而看不起他。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 统治者的皇权遭到削弱, 为了维护专制等级制度、提高皇室威望, 统治者开始引导人们逐渐看重孀妇的守节明志。俨然整衣巾, 若立在闺庭。似见舅姑礼, 如闻环珮声。至今为妇者, 见此孝心生。不比山头石, 空有望夫名。唐代后期虽然寡妇再嫁事例仍频繁见诸记载, 但大多数是无子寡居的妇女, 有子再嫁者较为少见。有子的寡妇即使得以再嫁也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人们在对寡妇守节赞颂肯定的同时, 对寡妇再嫁表现出明确的排斥和否定, 这也使下层妇女更加迎合强化社会贞节观念, 越来越多的寡妇选择了守节。
综上所述, 唐代前期妇女自主择偶、离婚与再嫁情况, 一方面反映了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拥有较多的自主权, 她们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唐代前期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地位较高, 她们并未完全沦为夫权的附庸, 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后期择偶、离婚与再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这种限制是相对前期而言的, 总的来说, 较之封建社会其他朝代唐代下层妇女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参考文献
[1]梁瑞敏:《唐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下层社会论文 篇8
阳煤集团一矿由于回采工艺和采掘衔接的制约, 经常会出现临采空侧巷道在动压期间的掘进。受到15#煤自身和采空侧动压的影响, 矿压显现剧烈, 巷道变形严重, 顶板下沉、支护破坏, 不断冒顶, 两帮位移量巨大, 底鼓严重。巷道在掘进期间的顶板支护和施工组织遇到到了很多难题。通过采用高强度锚索主动支护, 马丽散超前预注浆等技术和工艺, 在施工和顶板管理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1 巷道概述
1.1 巷道概述
15#煤二区S8203工作面位于采区东北部, 地面标高:1075-1260.8m, 井下标高:620.0-684.0m。地面位于松帽梁以南, 吴家掌以东, 王兰山以西, 西坟头以北。井下位于二采区回风巷以北, S8202工作面 (已回采) 以西, S8205工作面 (已回采) 以东。S8202工作面于2013年6月回采结束, 剧烈本巷道掘进只有7个月。巷道区域总体为一倾伏向斜构造, 煤层倾角最大14度, 最小2度, 一般5度左右。巷道设计长度1230m, 其作用为满足工作面回采时通风、行人、进料等要求。是沿15#煤底板掘进的全煤巷。
1.2 煤层特征
煤层厚度 (最小~最大/平均) / (m) 5.71-10.57/6.33, 煤层倾角 (最小~最大/平均) / (°) 2-13/5, 煤层硬度f=2.0, 煤层层理 (发育程度) 发育, 煤层节理 (发育程度) 发育。
1.3 顶底板情况
顶板:基本顶硬度8.0-12.0, 厚度9.69m, 深灰色石灰岩;直接顶硬度3.0-4.0, 厚度2.58m, 黑色泥岩。
底板:直接底硬度4.0-5.0, 厚度0.61m, 黑灰色砂质泥岩;基本底硬度6.0-7.0, 厚度4.34m, 黑灰色细粒砂岩。
2 矿压的机理对施工的影响
动压巷道的基本特点在于, 巷道在掘井过程中, 多数处于原始应力场中的静压状态, 一旦受到周围的采动影响, 在各种集中压力作用下, 改变了原岩应力的再次或多次重新分布, 巷道原有静压下稳定平衡被打破, 围岩发生显著变形位移和压力增大, 需要经过应力重新分布达到新的平衡, 巷道围岩才能重新稳定下来。如果巷道的支护不能适应采动影响带来的应力变化, 或者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加固补救措施, 则巷道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或断面变形, 或围岩松动失稳, 影响巷道的正常安全使用。
煤矿巷道掘进及开采过程中, 常存在着高应力下积聚着大量弹性能的岩体在一定条件下突然释放能量, 发生破坏、冒落与抛出等明显动力效应的煤矿动压现象。突然的动压现象不但会造成煤岩体的振动与破坏, 还可能使巷道垮塌, 支架、设备损毁, 甚至发生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因此必须引起充分重视。根据动压生成的不同机理可将其分为冲击矿压、顶板大面积来压与煤及瓦斯突出等三种形式。因此煤矿工作者必须得到在全面掌握动压分布及作用规律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巷道开拓布置的方式、科学安排工艺程序、确保支护措施到位, 并进行严格规范的施工组织和安全管理, 尽可能减少动压巷道的潜在风险, 以提高掘进施工的效率及安全性。
3 采取的措施
3.1 巷道断面及支护
根据地质科提供的柱状资料分析, 巷道顶板属较稳定岩层;根据相邻工作面对顶板矿压观测数据的统计和顶板支护经验, 结合本巷道为动压巷道, 变形量大的实际, 同时为满足本工作面生产、运料及通风等要求, 确定断面为矩形, 巷道毛宽4.8m, 净宽4.6m;毛高3.1m, 净高3.0m。
由于矿压剧烈和巷道变形严重, 考虑到工作面回采时的使用要求, 我们主动加强了锚索的强度。顶板采用“锚索+补强锚索+金属网+钢带”联合支护, 排距800mm。钢带使用“BHB-880-220-4-4700mm”的6眼W钢带;每排布置5根进度锚索和1根补强锚索;补强锚索第一排布置在钢带从左往右数第3眼内, 第二排布置在钢带从左往右数第4眼内, 依次交替布置。锚索使用Ф21.6×7200mm的锚索, 补强锚索使用Ф28.6×8200mm的锚索, 锚索托板均使用400×200×92mm的铸钢波纹托板。两帮采用“锚杆+锚索+金属网”联合支护, 每排每帮布置1根锚杆2根锚索, 从顶板往下第一眼和第二眼布置锚索, 第三眼布置锚杆;锚杆使用Φ20×2000mm的圆钢锚杆, 托板为350×120×50mm框式托板;锚索使用Ф17.8×5200mm的锚索, 锚索托梁使用长400mm的14#槽钢+300×300×12mm的大垫片+200×95×12mm的小垫片。锚杆锚索间距从顶板往下依次为400/1000/1000/700mm。
3.2 掘进工艺及组织
考虑到巷道的断面, 割煤、装煤的效率, 及临时支护的要求, 采用EBZ-160型掘进机配套的综掘工艺。配合SSJ-800型皮带运输机和SGW-40型刮板运输机运输。工艺流程:检查工作面隐患→综掘机割煤、落煤、装煤、运煤→敲帮问顶→支设临时支护→打顶锚索、锚杆→打帮锚索、锚杆→工程质量检查合格 (不合格工程先处理) →下一个循环。
3.3 破碎带的支护
巷道由于受采空侧动压影响, 在掘进机截割或支护时, 煤体的松软破碎, 经常会出现掉煤及冒顶, 多次冒顶已达到煤层顶板, 冒落高度达到3m;两侧片帮达2m, 冒落物均为破碎煤休, 冒落形状多样。从状态上分析, 这个区域的煤层几乎全部被压碎。对于频繁的冒顶和顶板破碎带来的顶板管理难题, 我们应用了超前注马丽散工艺。
马丽散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聚亚胶脂产品, 其具有高度粘合力和很好的机械性能, 当被注射后, 低粘度混合物保持液体状态渗透入细小的裂缝中, 然后开始膨胀和粘结, 从而有效加固松动围岩, 使围岩成为整体, 提高了围岩的整体承载能力, 从而控制巷道顶板的垮落。
其有明显的好处: (1) 大大提高了顶板的安全, 未注马丽散前, 巷道的顶板是破碎的煤岩体, 冒顶严重, 注马丽散后, 顶板状态良好, 未发生冒顶现象, 保证了作业安全可靠性。 (2) 加快了施工速度, 未注马丽散前, 由于冒顶严重, 每天进尺不到1.8m, 采用注马丽散加固结束2h后, 就可以掘进, 日进尺达到3.6m以上, 保证了工作面的正常快速推进。 (3) 综合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3.4 顶板与矿压监测
巷道掘进的持续进行使矿山压力不断增大, 巷道受采面动压影响的位置及集中程度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施工中应通过巷道顶板下沉量及表面位移等实时监测数据准确判断巷道压力情况, 出具分析报告, 并以此为依据及时修改锚索支护设计参数。通过半年多的观测和分析, 巷道的顶板下沉和两帮位移基本在范围内, 局部底板松软, 底鼓量偏大。
4 结束语
通过高强度锚索主动支护、马丽散超前预注浆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 我们在动压巷道的掘进过程中, 基本摸索出了适合我矿的施工模式。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建议以后优化衔接部署, 尽量不安排巷道在动压期间掘进;加大对底鼓治理的技术推广。
参考文献
下层社会论文 篇9
摘要：抗日战争中，不同地域下的中国中下层民众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卖身投靠、有的消极反抗、有的英勇抗争。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民众，表现出抗战的热情。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下层民众；抗战情况；研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正式走上全民抗战的道路。抗战历时八年之久，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中国当时人口超过4亿，但由于民众处于一种很涣散的状态，而且不少人的民族、主权观念缺失，使得抗战中出现了少数人抗战、多数人观战、一部分人投敌的状况。
一、沦陷后的城市民众状况
城市沦陷后，中国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和屈辱。日军攻城伊始，首先必是惨绝人寰的抢劫、强奸、烧杀等。其后，为消磨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也为了加强和美化自己的统治，日军便开展了奴化教育。如在太原的国师附小旧址上，开设“新民学校”，还“另设小学教员训练班及地方人员训练班。”日本人还用留声机，吸引老百姓，为自己的统治作宣传。因此，沦陷区一些人没有抗日，相反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成了不齿的“汉奸”。甘心做汉奸的人中，多是一些品行不良的游手好闲之徒，也有极少数民族观念淡泊、求家人在乱世中能平安而当“汉奸”的人。如1938年9月6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个汉奸的忏悔”的文章。这是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汉奸寄来的信，他是河南新乡人，日军攻陷新乡时，没逃出河南。他的舅舅是个落伍军人，劝他去为日本人做事。他当时的想法就是“饭碗问题只要解决，妻子老小只要安全，有何不可的。”做汉奸后，替日本人收集情报，收了不少钱，倒也十分高兴。但半年后，其妻、表妹等都被日军强暴，这才唤醒了他。于是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规劝国人：“凡是用中华精血做成的人，千万不要再当汉奸。”可见，日本人只将他们当走狗待。当然，在沦陷区内，存在着一些自发的反日行为。如在天津，“常常地在黑漆的电影院里，会看到同蝴蝶一样地飞起许许多多地白纸片。纸片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阀，‘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等宣传语”。“在北平，在幽静的小巷里，常常地会看到，黑墙上白粉笔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参加游击战反对日寇的侵略。”在街上贴着的“彻底消灭党军”的标语到夜晚就会被撕烂，日本人刚换新的标语第二天就会被撕碎，甚至连日本人驻军门口的牌子也在夜里被打烂几次。
二、乡村沦陷区的民众状况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是国家控制力最弱的地区，在生产方式、受教育状况、生活状况等方面都比较落后。日军占领后，各派势力趁机进行权力角逐。以人口不过20余万的河南省内黄县为例，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很快溃逃，牢中囚犯出狱大肆抢劫，民众也将县里的义仓抢夺一空。县郊的土匪趁乱攻城，与守城的乡绅民团血战，日军路过时，误以为有抗日武装，又进入村落屠杀、几个月间800多人丧生。其中200多人被日軍杀害，其余死于自相残杀。后来，局面依然混乱，县里乡绅和日军勾结，组织傀儡政权，附近的红枪会则和河南境内的一支国民党军队联手进攻乡绅领导的民团。不久，红枪会投降日军。1940年初，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也投降日军，被改编为伪军。日军在当地的兵力，也不过一个小队。整个内黄县仅剩下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击日伪军。游击队之所以存在和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从上至下的抗日政策是一致的。而内黄县其他势力则缺乏一个上层领导，也没有明确纲领，各自的行动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所以，沦陷区的农村处于一种封闭、被动状态，当日军行动威胁到生命安全时，才会有一些零星的自发反抗。但当日军统治固定下来，并在乡村中建立伪机构加以维持时，村民们的反抗情绪被转移了，不少人开始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非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虽痛恨日本人和汉奸，但也无能为力，不主动去反对侵略者，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地方权力的考虑在若干民众心里，似乎比抗日情绪来得重要。”
三、国统区和根据地的民众状况
抗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于两党统治方针不同，民众状况也有差别。国统区内法币发行量猛增，加上以前方巨大的物资消耗，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出现，民众生活往往得不到保障。一些官员尚能靠贪污度日，一些下级官员、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苦海之中了。如西安一中学教员讲课时晕倒，原因是一家七八口人全靠薪水度日。薪水少，他几天都没吃饭了。学生知道后质问校长，结果引发了一场风潮。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情况与国民党统治区大相迥异。共产党将动员、组织民众抗日与进行社会改革很好地结合。第一、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得到了较多的经济利益。之后，又推行了“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税收调节政策，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第二、通过民主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结构。第三、通过广泛开展扫盲运动，传播新的文化，改造农村中的旧观念。如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小学达700余所。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农村，用通俗的语言传播新民主主义诉文化，在农村中开展“街头诗运动”、“街头剧运动”等。以抗日为内容的合唱、戏曲、话剧遍及各个村落，文化教育使农民思想获得了解放，农民的自主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抗战热情高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
下层社会论文 篇10
患者男, 68岁, "黑便2天伴呕吐咖啡样物1次"入院。查体:T36.1℃, P 112次/分, BP 166/70mmHg, 口唇红润, 心肺未闻及异常, 腹软, 无压痛。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20.6×109/L, PLT 167×109/L, RBC2.54×1012/L, HGB 69.6g/L;胃镜提示胃底肿瘤 (间质瘤可能性大) 并溃疡出血。腹部CT提示胃底占位性病变, 考虑间质瘤可能性大 (大小约4.8×3.8×3.2cm) 。外院超声内镜提示胃底间质瘤 (病变源自固有肌层) 。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全麻下行内镜下粘膜下层剥离术 (ESD) 。常规进镜观察, 于胃底穹隆部可见一约3.5×5.0大小半球状隆起物, 于黏膜下多点注射4%亚甲蓝盐水, 抬举征 (±) , 用钩刀将瘤体边缘切缘, 圈套器将瘤体表面黏膜切除去顶, 暴露瘤体, 沿瘤体用钩刀、IT刀逐层剥离, 在剥离过程中有出血用电凝、热止血钳止血。瘤体完整剥离后, 观察创面有一约0.5×0.8cm大小穿孔。透过穿孔可见大网膜, 将大网膜吸入填塞穿孔, 用止血夹将穿孔夹闭。因瘤体较大无法取出, 用圈套器将瘤体分片切小后取出, 取出标本约3.5×5.0cm。耗时约4小时。术后有低热, 上腹隐痛、腹胀。查体上腹部及右下腹腹肌紧张, 上腹轻压痛、无反跳痛, 肠鸣音减弱。予禁食、持续胃肠减压、抗感染、制酸及补液、输血等治疗, 患者术后第3天腹痛、腹胀明显好转, 腹肌变软, 无出血。术后病理结果:粘膜下层见梭形肿瘤细胞浸润生长, 部分区域呈编织状、栅栏状密集排列, 瘤细胞核长梭形, 核分裂像约4/50HPF, 局部粘膜糜烂、溃疡形成, 间质水肿、血管网丰富伴出血。免疫组化结果:瘤细胞CD34 (+) CD117 (+) SMA (-) Vimentin (-) Desmin (-) S-100 (-) Ki-67 (3～5%+) ;病理诊断: (胃底) 胃肠间质瘤 (GISTs) , 根据临床描述的肿瘤大小及核分裂活性计数, 属中度危险性肿瘤。术后1月、3月复查电子胃镜提示胃底ESE术后疤痕形成, 止血夹脱落。
2 讨论
随着内镜检查的普遍开展和内镜超声 (endoscopicultrasonography, EUS) 的广泛应用, 胃肠道间质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 的发现和诊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GIST是间质性肿瘤, 具有恶变潜能, 切除病变是首选治疗方法[2]。但传统的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创伤大, 1996年由日本医生创始并逐渐成熟的内镜粘膜下层剥离术 (ESD) 为间质瘤的治疗提供了另一条渠道。ESD较EMR具有较大优势, 其可以切除较大的病灶;病灶切除较完整, 减少术后复发;可对完成的组织进行全面病理学检查等。微创手术治疗GIST的主要适应征是:瘤体长径<5 cm;辅助检查提示边界清楚、质地均匀;无消化道外侵犯和腹腔转移征[3]。本例符合ESE治疗指征, 因肿瘤较大、源于固有肌层, 胃底操作空间小等因素, 在术中肿瘤完整切除后出现穿孔, 经给予多个止血夹缝合并内科保守治疗创面愈合。穿孔是ESD治疗GIST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其限制了ESD的推广应用。穿孔的发生除技术因素外, 与病灶本身因素, 如位置、深度、大小等均有很大关系。保持视野清晰、术中随时处理出血点、剥离过程中反复黏膜下注射、ESD器械的改进等有利于减少穿孔的发生[4]。由于穿孔一般术中都能及时发现, 只要具有良好的内镜操作基础和治疗经验, 应用金属夹往往能夹闭穿孔。由于术前患者大多禁食或进行过肠道准备, 穿孔所致的腹膜炎体征往往较轻, 金属夹缝合穿孔后气腹可以很快得到控制;术中如发现腹腔内游离气体较多, 影响患者呼吸、血氧饱和度较低时, 可于上腹部行腹腔穿刺排气减压。结合术后禁食、卧床休息、静脉使用抗生素, 保守治疗一般均能成功。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方法, ESD主要依靠内镜下观察创面有无肿瘤残留, 是否完整切除病变, 不能切除包括肿瘤在内的肿瘤周围正常组织送病理检查, 影响肿瘤浸润等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病理学判断, 就根治性而言不如外科手术, 因此ESD术后必需定期内镜复查和EUS检查了解肿瘤有无复发, 一旦复发及早外科手术[5]。本例术后3个月复查未发现复发、转移, 远期效果还需继续随访观察。
参考文献
[1]PALAZZO L, LAND B, CELLIER, C, et al.Endosonographicfeatures predictive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tumors[J].Gut, 2000, 46:8892.
[2]周平红, 姚礼庆, 秦新.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胃肠道间质瘤[J].中国医学工程, 2008, 15 (12) :945-948.
[3]WALSH RM, PONSKY J, BRODY F, et al.Combined endoscopic/laparoscopic intragastric resection of gastric stromal tumor[J].J Gastrointest Surg, 2003, 7:386-392.
[4]ZHOU PH, YAO LQ, XU MD, et al.Endoscopic submucosaldissection for rectal carcinoid tumors[J].Chinese Journal Of Gast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