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政策（共12篇）
差异性政策 篇1
邓小平同志曾说:“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历史必修二专题一第四节中介绍了明清时期有关闭关自守的政策。可是细看下来, 无论是人教版的教材还是人民版的教材, 对这一部分的介绍都很模糊, 显得模棱两可。如人民版中“清朝继承并发展了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明王朝执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 一直延续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这就给许多的教师和学生带来了诸多疑问, 误以为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是一个概念, 可以等同。但在《江苏省学业水平测试说明》上却明确要求“了解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基本含义及其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该句中用了一个“和”字, 这表明考试说明的制订者认为“海禁”与“闭关锁国”是两个概念。笔者也认为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有较大的差别, 那么这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这一问题, 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从名词的出处来看
“海禁”这个词应是后人根据史书记载有关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的政策归纳出的词。如洪武十四年 (1381) , 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 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辞源》之“海禁”条云:“进出海疆的禁令。明清两代指禁止民间商船出海贸易, 限制外国商船进口贸易所采取的措施”。“闭关”一词出自我国古代文献, 《易经》与《战国策》将其解释为“闭塞关门”。如《周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 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锁国”一词应为舶来品, 在介绍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并未有这个词的出现, 在介绍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对外政策出现该词。16世纪中叶起, 葡、西、荷等西欧列强先后到日本传教、贸易, 为禁止天主教传播, 防止平民利用天主教平等思想对抗官方忠孝思想, 防止商人富豪和外国人勾结获得火器与幕府对立, 巩固幕藩体制, 幕府的对外政策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 开始向锁国政策转变[2]。新编《辞海》认为, 锁国政策是“日本江户幕府禁止对外交通的贸易和政策”[3]。根据我国介绍闭关政策中提到的闭关政策是“清朝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4]。可见闭关政策和锁国政策的含义是一样的, 其与海禁政策不同。
二、从禁止的地域上看
海禁只是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沿海的往来, 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中外往来的地域就不止海疆, 应还有内陆的疆界口岸。我们一般认为海禁是明清两朝时期的对外政策, 如果把海禁等同于闭关锁国政策, 那就是说闭关锁国政策在明清时期就有了。可是在明朝, 除了沿海的口岸禁止对外贸易外, 当时其他的疆界口岸却仍有着对外贸易, 如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体制在明代自明初到明隆庆年间实行将近两百多年。据《明会典》记载, 洪武八年谕安南、朝鲜、占城等国三年一贡, 因朝鲜与明廷的关系特别密切, 亦许其一年一贡[5]。当朱元璋因胡惟庸勾结日人谋反一事而开始限制外国人来华时, 虽据史书上说, 此后“准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 但实际上继续入贡的国家远不止这五国[6]。上面文中提到的朝鲜是今朝鲜半岛;占城是印度支那国, 在今中南半岛上;真腊在今柬埔寨境内;暹罗是今天的泰国。可见明朝在海禁时代还是有对外活动, 只不过这些对外活动都是在官方认可下进行的。在清王朝实行海禁政策抵制沿海的抗清势力与内地呼应之时, 清政府也有对外贸易。如清政府的西北部贸易对象由蒙古变为俄国, 贸易的内容不再只是传统的马匹和兽皮, 涉及贵重金属金、银、铜、锡以及俄国的工业产品布料等。南方丝绸之路因为水路交通的便捷到清朝也逐渐消失, 不过因缅甸的统一, 清缅战争的结束, 中缅交易的规模日渐扩大。可见海禁只是禁止海疆这个范围。闭关锁国政策之下限制地域是非常严格的。清朝乾隆二十二年宣布关闭江浙闽三海关, 限制外商只准在粤海关一口贸易, 自此这种闭关局面直到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才得以改变。可见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并不能等同。
三、从针对的对象和内容上看
海禁政策主要是防止中国人私下与外国人通商, 对外国人来华只要在政府的规定范围内是允许的。明武宗正德七年 (1513年) , 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访华使团前往中国, 并在广州登陆, 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 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 修建洋房, 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7]。在明末清初, 有许多外国商品在朝贡贸易体制之下出现在中国, 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 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甚至做官, 如明朝时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中国的生活时期对中国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有着不小的影响;明末清初时期来华的德意志人汤若望深得清朝顺治帝的信任并在中国为官, 曾掌管钦天监, 制定较准确的《时宪历》;清朝康熙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南怀仁也是西洋人等。这些外国人的到来, 使得中西方文化得到较好的交流与沟通,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清初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的发展, 出现了一大批精通西方算学、天文学的专家学者, 形成“一时鸿硕, 蔚成专家”的局面[8]。这即是我们熟知的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局面。同时这些外国人又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流入西方社会, 以至于在17、18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非常遗憾的是这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并未持续多久, 到雍正帝时就逐渐消失了。乾隆帝时颁行了闭关政策, 只开放广州一处为对外通商口岸, 以后又实行商行制度, 即广州十三行, 以进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 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 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此后清朝统治者颁布了几次防夷条例, 涉及贸易、生活、居住、文化等各个方面。乾隆二十四年, 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 规定“防夷五事”: (1) “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 如需在中国逗留过冬, 也只能在澳门居住; (2) 外国商人到广州后, 须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馆, 并由行商“管束稽查”; (3) 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告贷, 禁止外国商人雇佣汉人; (4) 严禁外国商人雇人, 以及与中国人“传递信息”; (5) 对外国商船到广州停泊时, “酌拨营员弹压稽查”。道光十一年和十五年先后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和新规八条, 规定“夷商进口后, 泊船处所应照旧派拨稽查, 其住居行商馆内, 即令行商约束, 以免滋事”, 禁止“夷人私带番妇住馆, 及在省乘肩舆”;责成关口巡查弁兵严加禁止“夷人偷运枪炮至省”;“夷船引水、买办, 应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 不准私雇”等等, 制定所有章程的目的, 都是为了“俾民夷不相交结”。由此可见, 海禁政策只是严格限制国人的对外贸易, 对于外来文化还是没有过多的限制, 从而才会出现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局面。在对象上明朝的海禁只是针对倭寇, 清初的海禁只是针对以郑氏为首的沿海抗清势力, 故海禁政策重在限制国人的对外活动, 属于积极防内;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是针对外国人来华所从事的一切行动的限制政策, 属于消极防外, 和日本幕府统治时期实行的锁国政策有很多相似处。在百度百科上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也不同:“海禁”解释为“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整顿沿海治安, 清理走私, 保障社会安定起见, 采取的一种禁阻民间人士非经过官方许可, 私自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 又称洋禁”;“闭关锁国”政策解释为“闭关自守, 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 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 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综上所述, 以前许多人认为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可以等同这一观念是错误的。这两个政策虽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我国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统治的对外政策, 根源都是我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得以实施的结果, 都对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甚至于可以说闭关锁国政策是对海禁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 , 但是这两个政策无论从禁止的地域、对象还是内容上都是有着显著区别的。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卷139、卷254.
[2]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渐本末[M].1633年译, 1943年出版:196～198.
[3]中外史地知识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123.
[4]《明会典》卷105.
[5]金恺瑞.明清两朝对待海外华人的不同态度.
[6]清史稿 (第46册) [M].北京:中华书局:13866.
[7]梁廷楠.粤海关志 (卷28) .
[8]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两广总督李鸿宾奏折[J].民国十九年石印本.
差异性政策 篇2
柯冬梅 基于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下,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她定性的认为对于最优货币区的一些标准,我国尚不达标,同时认为我国实施单一的货币政策对会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本文只是定性的分析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一些问题,但这却是我国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最早分析,此后学者运用各种计量方法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了多方研究,并且成效显著,均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区域效应的特点.而本文主要是基于柯冬梅的定性分析进行的深入探讨,用以来说明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区域效应.
一、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在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异
采用1995- 年四大板块的数据 ( 四大板块,是指要大力建设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
1. 纵向来看-年均增长率东部地区年均增长增长率为 13.84%;西部为 14.11%;中部地区为 14.47%;东北部地区为 12.71%;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在 20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 13.12%,由此可见,从年均增长率来看,东部、西部、中部均大于全国,而东北部小于全国.
2. 横向来看-四大板块生产总值的平均数占全国生产总值平均数的比重四大板块生产总值的平均数占全国生产总值平均数的比重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即东部占比 55.71%,中部占比 20.70%,西部占比 19.78%,东北部占比 9.24%.
二、有些货币政策工具自身的具有区域性 ( 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 )
1. 常备借贷便利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其是央行正常的流动性供给的渠道,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方面此货币政策供给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金融机构 ( 主要是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 ) 可根据自身流动性需求申请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二是他是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一对一“交易,并无其他中介机构,因此针对性强.三是常备借贷便利的交易对手覆盖面广,通常覆盖存款金融机构,在以抵押方式发放.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分支机构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而在这 10 个省中唯独没有西部任何一个省.
2. 再贷款
中央银行贷款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是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渠道之一.以促进货币信贷总量调整的目标,使资金和信贷流向更加合理.新增再贷款主要用于促进信贷结构调整,引导扩大县域和”三农“信贷投放.因此我国的再贷款有支农再贷款 、紧急再贷款 、扶持发展性再贷款 、头寸再贷款 、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多种再贷款.通过名称我们不难看出,再贷款这个货币政策工具是具有区域性的.
三、对其他方面的倾斜
1. 对自贸区货币政策的倾斜
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为了便于上海自贸区更好、更快的发展,2014 年 3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放开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2014 年 12 月 28 日,国务院决定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
2. 主体功能区
为了把区域经济发展因素考虑到货币政策中,也是使各地区的优势发挥的更好,因此特地实施差别化经济政策,从而才能够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大力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进一步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
3. 对其自然灾害和产业的倾斜
比如对汶川地震灾区、甘肃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产业中的农业政策的倾斜和对少数民族地区优惠的信贷和利率政策等.
由此可见,有些货币政策工具本身具有一定的区域特点,当中央银行为了调控宏观经济而使用时,必定会带来一定的货币区域效应.
参考文献:
[1] 柯冬梅 . 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借鉴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1(1):28-32.
[2] 王东明 , 黄飞鸣 .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 [J]. 经济评论 ,2013(6):89-97.
[3] 崔泽园 , 王书华 . 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与证据 [J]. 经济问题 ,2013,3:012.
[4] 叶永刚 , 周子瑜 . 基于 GVAR 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 [J]. 统计与决策,(17):146-150.
缩短地区经济差异的财政政策建议 篇3
【关键词】地区经济差异；财政政策；缩短地区经济差异建议
经济发展不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相应地，财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区经济实力的反映，而财政收入是财政能力的体现，既有收入作用，也有调节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应发挥财政政策力量，积极缩短地区经济差异。
一、社会经济的新格局
中西部和东部的地区差异导致收支水平严重倾斜，进而影响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导致落后地区经济实力下降，产业无法转移，加上落后地区无法追逐发达地区，产业结构明显失调。调查显示，我国地区差异还会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市场经济会加快地区经济差异，在这样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依靠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缩短地区经济差异。地区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社会建设的关键问题。近几年我国始终坚持西部开发，试图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进而发展中东部地区发展，形成全国视野下的新格局，借助东部的经济补偿西部经济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实现新社会经济的新格局。实际上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地区之间的差异缩短，将地区差异控制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范围，才能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只有差异缩短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因此，政府对地区差异化的干预是势在必行的。市场经济基础下，地方政府只负责本区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差异控制只能依靠中央政府进行控制，从财政的角度出发，就是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给落后地区财务支持，减少落后地区经济负担，进而储备实力积累自身经济实力。
二、集中财权政策
现阶段，区域经济差异化越来越明显主要是因为上世纪我国政府下发的偏重政策导致的，上世纪政府对东部地区优惠政策和支持政策，是造成东西地区差异大的主要原因。直到近10年来，中央政府才开始重视地区差异化，采取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但是因为财政的分散性，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非常困难。虽然中央政府征收的税费较多，但大部分都返还给当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必然要提高政府自身财政涉取能力，与此同时，增加管理税收的力度，集中财权，尤其是提高涉取发达地区资金能力。采取资源共享制度，将富裕地区财政共享到落后地区，缓解落后地区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实施转移支付政策
中央政府是监管整个国家的一股力量，无论地区发展是否富裕，中央政府都应给予群众相同的公共服务标准，这也是转移支付的一种形式。一旦出现投资项目选择矛盾，中央政府应及时发挥其主导作用，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改革税收政策，根据税收地区经济情况制定税收标准。
实施专项拨款政策，这是一种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一种费用补偿，也就是地方政府受到政策影响出现严重经济损失，中央政府可进行专项拨款，通过公平、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给予落后地区支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无法使全国各地得到统一，但是应尽量协调，并制定最低标准准则。
四、财政支持技术人才培养
技术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想要缩短地区经济差异化，首先要从当地人才培养入手，紧抓教育，地方政府应重视对专业人才培养，引进技术型人才，政府应在财政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支持，下拨经费到落后地区的设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上，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创建技术型培训基地，及时更换现金设备，为高等教育提供良好的后备支持。财政政策应与教育政策结合，减少落后地区教育成本，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完善地区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进而在技术的推动下缩短地区经济差异。
五、科学投放资金
最后在财政资金的利用上要做到用到实处，合理下发资金。我国在资金投放上重视对发达地区的投放，导致东西地区经济差异越演越烈。所以，我国资金投放必须改变方向，虽然发达地区的资金投放回收率较低，但是从国家整体经济的角度看，这只是一时的利益，需要从长久发展的角度出发，提高落后地区的资金投放量。因此，资金投放应以教育和设施为基础，提高落后地区劳动力素质，改善当地投资环境，进而吸引富裕地区投资者到落后地区投资，久而久之便会降低两地差异，实现良性发展的蓝图。我国财政政策应建立细致的制度，防止资金被贪污或挪至他用，严厉处罚贪污资金者。
六、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化明显，需要通过财政政策的扶持和推进缩短地区经济差异化，财政政策是最直接缩短地区经济差异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加快缩短地区经济差异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安烨.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2]乜堪雄.重庆农村公路发展的助推机理和困境突破策略研究[D].西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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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晓军.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甘肃公共财政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5]赵庆国.高速铁路产业发展政策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3.[6]张秀莲.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2.
[7]王伟兵.促进开发区产业集聚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8]赵艾凤.中国区域财政收入差异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9]温天力.吉林省县域经济差距及其对教育公共服务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4.
[10]邵康林.财政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探索[D].西南财经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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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政策 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最优货币区
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总量调节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从宏观层面调节国家经济, 具有明显的统一性。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产业机构与生产水平是不同, 每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所以货币政策这种统一性政策难以兼顾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会出现不同反应。这种区域差异性会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一、货币政策地区效应与区域划分
货币政策地区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不同区域的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大小。定义的出发点有两个:其一是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将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与各分区的经济产值状况与不同产业结构发展状态等信息联系到一起, 就可以反映出货币政策的地区效应。其二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建立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上。传统观念认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由是否影响系统的产出, 影响是不是稳定的, 以及货币当局是否能够控制货币供给量, 三个方面决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物价的基础上, 促进经济增长。若货币政策缺乏有效性, 设定任何货币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
自1978年,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以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增长, 缩小与他国之间的经济差距, 制定了率先发展部分区域经济的经济战略计划, 将我国划分为内陆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层次性, 促进内陆地区经济水平提高, 对我国经济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 形成东、中、西与东北地区四个区域。
二、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一) 最优货币区角度分析
最优货币区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 其常见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者几种货币之间存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在经常交易与资本交易中, 兑换汇率通常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在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是浮动的。我国的通用货币是人民币, 不存在其他与人民币之间有无限可兑换性的货币。最优货币的后一种情况常出现在使用欧元的国家。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础原因是地理位置限制与历史长期发展结果。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着重打造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忽略中西部发展。导致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从一个简单直观的数据现象就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全国从东往西价格逐渐下降的阶梯式房价。东、中、西、东北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开放程度、金融体系构建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本部门结合最优货币标准, 主要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标准与产品多样化标准判断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
1.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标准。
生产基本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与土地。首先从资本角度观察我国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经济政策的引导与地理位置优势发挥, 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本量远高于其他地区。迫于压力与追求经济增长, 政府对资本外流进行了干预与约束。观察我国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市场又受到户籍管理制度、外来人员管理条例、政府对某些行业设定了就业准入限制等众多因素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也缺乏效率。虽然我国的户籍改革活动仍在不断进行, 各城市的户籍政策也在不断改革中, 但是收效甚微。例如经济发达地区担心开放户籍管理, 外来人员会占据地区的教育资源, 从而影响地区原住户的利益。出于种种考虑, 户籍改革活动收效甚微, 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东部地区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 中西部为净流出地区, 流动人口绝对值较大, 但是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受到我国土地政策显示, 我国土地不能实现自由流转, 而且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度也非常小。因此生产三要素角度来考虑, 我国离最优货币区有较大的差距。
2. 产品多样化标准。
凯南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础是产品多样化标准。凯南在《一种折衷主义观点》一文中提出以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此条标准也被纳入最优货币区标准中。“一个国家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 也将出口大量的不同产品”。能够较其他国家更好地抵消外部冲击对于就业和产出的影响。
衡量产品多样化, 通常选用产业结构指标 (各产业产值与当年GDP之比) 衡量。
通过产业结构对比数据, 就会发现我国四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产业结构并不相同, 其产业结构侧重点也不相同。在四个地区中地位最高的是东部地区, 主要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近年来, 为了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 获得较好的效果反馈。而且多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下, 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众多以工业为主要中心的经济圈, 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其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四个地区中比较低。
中部位于我国内陆中心,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料材料基地, 对推动我国能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限制, 造成中部地区的经济状况较差。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发展原材料与能源工业, 为其他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能源动力, 其工业发展较东部地区缓慢。
西部地区的优势与中部地区有些类似, 经济发展重点也是原材料与能源工业。东北地区本身具有深厚的重工业生产基础, 但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发展重心放置在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逐渐衰落, 工业产品在全国工业产品市场汇所占比重也在越来越低。其他产业发展也较缓慢。
三、总结与思考
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产生不同冲击效果。例如对于资本要求较高的产业, 货币政策的微小变化都可以对它产生巨大冲击力。通过最优货币政策标准分析, 我国并不是货币最优区, 仍需要不断努力, 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斌.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及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 2001, 7.
差异性政策 篇5
继北大连续三年面向全国部分中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后，今年清华大学也首度确定面向部分中学推出“领军计划”。两大国内顶尖高校针对自主招生优惠政策年年较劲、升级。难道在招生大战中，优惠力度大的就能吸引更多素质全面的好学生吗？
清华北大：不在意是否是全校第―名
“对学生来讲是件好事，这表明学生的选择机会更多了。”23日，北大山东招生组组长马玉国在听说清华推出“领军计划”后表示。
此前，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提出，将对校长推荐面试合格考生在高考录取时，享受降至当地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录取的优惠政策，力度空前。
清华大学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清华提出的“60分优惠”，是在跟踪该校近几年21名降60分进入清华的学生综合表现得出的，清华既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生，又要保障这些学生可以顺利完成学校培养环节。同时，清华还提出将根据面试成绩，给予考生最多加30分选专业的优惠政策。“相信这一点对优秀学生很有吸引力。”
两校限定的学校名单中，有7所中学是重合的，是否会担心最好的学生被对方挖走？清华和北大山东招生负责人均表示，不会特别看重第一或第二名之间的差别。
“我们的报名条件中没有关于成绩的规定。”清华大学山东招生组组长李志华说，清华更关注中学推荐的流程是否公平，希望学校能看重学生的综合潜力，“只要给出足够的理由，前100名都可以。”
“很多学校的第一名或第二名，也不是固定的。前几名都应该是很好的学生。我们注重比较全面的考察。”马玉国说。
中学校长：北大还是清华，学生说了算
作为国内顶尖高校，以北大近3年在山东的高考录取线为例，最高时文理科分别高出山东一本线71分和104分。因此，在校长实名推荐录取时，北京大学“达到一本线”的优惠幅度要大于清华的“录取线以下60分”。
“推荐学生的质量关乎学校声誉。即使优惠再大，学校不会为了多一个考上北大的名额，而推荐一个一本线的学生，打‘擦边球’。”莱州一中校长蔡润圃说，两校在优惠幅度上的差异对学生选择影响不会太大。明年的.应届高三毕业生还有文科、理科之分，学校在综合了学生成绩、综合素质以及老师、学生投票后，得出的综合排名上或许也有文理差别，比如文科、理科各选出1位第一名。蔡润圃说，此外，在选择北大还是清华的问题上，学校会尊重学生的选择。
青岛二中教务处主任李晓轮认为，两校录取优惠幅度的差异对学生的选择影响不大。青岛二中每年约600人参加高考，按照北大前5%的成绩比例，已经是最优秀的前30名学生了。这些学生获得清华、北大两所学校的推荐资格都有可能，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或考一个清华录取线下60分的分数，都不成问题。因此，他认为，两项优惠的差异对拔尖学生来说基本没有意义。
教育专家：提高教育质量，留住优等生
“真正的抢生源，应该是让学生拿着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选择，而现在北大、清华是用政策来抢生源。这种实质背后不是说学校如何重视人才培养质量，而是体现出一种政绩观念。”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表示担忧，通过录取手段等政策抢生源，优质的生源将会越来越多地“飞”到国外去。
他举例说：“在国外，一个中国的优秀学生可以拿到哈佛、耶鲁等十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把我录取了，我再根据专业、奖学金，综合评判后作出选择，这才是真正抢生源，才能体现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
“现在北大、清华的做法，只是在录取的环节上做文章：事先圈定你，你必须报考本校。实际上是用录取政策和手段来抢生源，会误导中国的教育发展。”熊丙奇认为，当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之后，清华肯定要推出来。“如果不推出，就觉得自己失去了抢生源的手段。”
差异性政策 篇6
摘要：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基础上考虑环境因素，对我国省际农业保险财补政策方面进行客观的效率评价，因我国农村经济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补效率进行区域差异研究。根据修正后的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保险财补总体效率较高，但西北五省除新疆外的其他地区效率普遍偏低。效率最低的省份还包括江西和浙江两省，江西是因农业水平偏低，扶持资金冗余导致财补效率偏低，浙江则是由于农业区域分散，高新、服务产业迅猛发展，致使农业发展不充分，效率偏低。
关键词：三阶段DEA模型；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2.4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容小觑，根据国家统计数据资料，20世纪中国成为全球受灾最为严重国家之一；90年代，我国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115亿元，我国农作物成灾面积达860万公顷①；近十几年来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2014年我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就有3373.8亿元，灾害损失占GDP的0.53%，超过财政收入的2%②。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且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囿于农业保险“低保费，高赔付”的特点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其占农业保险的份额逐步增大，因此本文只针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财补绩效进行分析。
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二次聚焦“三农问题”，“扎根基层、服务农村、贴近农民”的惠农政策促使我国从2004年开始实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1-2]，且于2011年开展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评价试点工作，四川、内蒙古被选为首批试点省份；之后安徽、江苏、山西、黑龙江、浙江、湖北等10省相继展开。2012年学界首次提出绩效评价办法，但仅局限于初步构建指标体系，缺少模型的支撑；随后引入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因传统的DEA模型只能单纯分析投入产出指标，不能考虑到环境因素对样本单元的影响，全面性和动态性评估不足；后来学者们构建三阶段DEA模型，旨在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误差项，进而对农业保险财补效率进行评价。但由于农业保险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地域差异又无法进行量化评估。因此，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体系并对其进行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一、关于农业保险问题的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保险相关问题研究开始较早，一些学者分别从宏微观角度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理论框架、运营模式进行研究，且认为农业保险的发展会给农产品带来较大福利[3]；在农业保险补贴理论较为完善的基础上，很多学者通过不同角度对农业保险绩效进行评价，例如分别基于湖北、内蒙古等不同地区省级数据利用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推进、保险运行绩效进行评价[4-5]；进而专家们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构建农业保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比不同视角下指标体系的差异，以期使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善[6]。由此可见，农业保险绩效评价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但这些研究缺少对全国数据整体性评价且没有数学模型的支撑；2004年起以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核心的绩效评价研究开始兴起，利用DEA模型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医院经营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分析评价[7-9]；但由于缺少动态变量分析，故开始完善模型构架，利用SFA回归分析求解环境因素对原始投入松弛量的影响，从而剔除环境变量及随机误差项形成三阶段DEA模型；之后有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区域能源、高技术产业及农业保险补贴等方面问题的绩效评价进行相关研究，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分析结果[10-11]。
本文选取我国31省（市、自治区）2013年的数据，构建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评价体系，并引入环境变量，对我国省际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进行绩效评价及区域差异研究，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实施惠农政策和完善农业保险体制的相关建议。
二、模型选取及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一）模型的选取
由于省际之间区位条件、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驱动产业差别较大，政策执行的力度及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尽相同[12]。考虑到诸多环境因素对真实效率评价的影响，本文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因素及随机误差的干扰，对各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补效率进行单纯的内部效率评价。
1.传统的DEA模型。本文在C2R-DEA模型增加约束条件及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用BCC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3.调整后的DEA模型。以剔除了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投入量与原始产出量作为第三阶段的数据源，运用DEA方法的BCC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得出农业保险在政策性方面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基础上[14]，剔除外部环境对样本效率的影响，旨在使每一个决策单元处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单纯地评价其内部效率，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客观真实。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1.投入指标。财政补贴的投入主要有保费补贴、补贴比例（补贴比例指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金额占保费收入的比例）。
2.产出指标。财政补贴投入后的产出为农业总产值、农业保险密度、农业保险赔款及给付、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粮食产量。
3.环境变量。农业保险所保障的农业生产在空间分布上有很强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地区区位条件不同，经济的发展水平亦存在较大差异，不可等同于单纯的经济现象和孤立的技术生产。选取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成灾面积作为环境变量，主要是从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的角度考虑外部环境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所产生的影响[11]。
数据方面，由于考虑信息的可获取性及完整性，因此选取全国31个省市2013年的8项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指标及数据来源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修正后的DEA模型分别计算出各省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及规模报酬。并对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1.第一阶段。该阶段采用传统的DEA模型，利用Deap2.1分析软件，得出201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财补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及规模报酬，具体如表2。从结果来看我国平均技术效率值为0.618，仅有12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值高于该项指标的平均值。说明在没有剔除外部环境及随机误差之前，我国整体农保财补效率并非理想，且SE的均值要高于PTE，则表明38.2%的绩效缺口主要是有PE所致。
按地区划分，北京、黑龙江、上海、山东、河南、广西、海南、新疆这8个地区的TE、PTE值均为1，说明这些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财补效率较高，资金资源被充分利用，财补技术效率领先于其他省份及地区；内蒙、广东、贵州其PET值为1，说明这些地区制约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并非来自于纯技术效率；且像云南、西藏、山西等地其TE、PTE值均低于0.450，说明财补所发挥的作用亟待提高。处于递增状态的广东、贵州、青海三个地区，可根据自身区位条件及特色农业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增加农业保险规模，可有效提高其效率。
2.第二阶段。本阶段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成灾面积作为解释变量，对原始的投入指标进行回归分析[15]，得出的各环境变量的协同系数及其显著性（见表3）。由于环境变量为解释变量，当回归系数估计值为负时，表示环境对于财补效率呈正向影响；反之，则表示环境变量的增加将会增加投入松弛量，导致投入变量的浪费或减少产出。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投入松弛量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增加会使投入松弛量增加，即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的比重会增大，当比例超过一定阈值时，政府资金则会出现挤占效应，从而降低补贴效率；成灾面积对投入量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呈负相关关系，即面临重大灾害面积越大时，采取保障措施越主动、农业积极性越大，从而促进效率的提高。表3中γ值显示环境因素对投入指标的影响较为显著，故剔除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项是十分必要的。
3.第三阶段。该阶段是修正的DEA模型同时考虑了松弛量和外部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根据SFA回归所得到修正后的投入量再次与原始产出量进行基于BCC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整体上来看，修正后的结果发生明显的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显著提高，31个样本的技术效率（TE）均值达到了0.791，纯技术效率（PTE）均值为0.831，规模效率（SE）均值为0.951，导致资源低效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效率。与第一阶段的效率值（分为别：0.618，0.724，0.838）相比，显然，经济、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严重影响传统DEA对整体效率水平评估，通过修正后的分析结果表明，我们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呈东、中、西部阶梯性递减差异。
本阶段的结果中技术效率高于均值的省（市、直辖市）达到21个，TE、PTE值均达到1的省份从原来的8个增加到13个，且辽宁、吉林PTE值也为1，说明无效并非有纯技术效率所致。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区域差异
由于农村经济的地域性特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规模及补贴力度不尽相同[16]，本文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补效率值进行求解，并根据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及随机误差的纯内部效率值进行区域差异研究。利用地理科学软件ArcGIS10.1对数据进行分级渲染处理，继而对结果进行分析。
（一）第一阶段DEA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区域差异的空间维度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我国省际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区域差异，本章对结果进行空间维度分析，且仅对技术效率（TE）值进行空间维度分析，运用ArcGIS10.1软件分别对第一阶段DEA及修正后的DEA分析数据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等级划分，然后进行分级渲染，最后选择1：1000000比例尺制图，技术效率分值越大，等级越高，第五级为最高级，如图1所示。
图1 第一阶段DEA中国省际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空间分布
从中国省际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空间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省（市、直辖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差异较大；31个测算单元中仅有11个省处于最高等级，分别是东部的北京、上海、山东、广东，中部的河南、黑龙江和西部的内蒙古、广西、贵州及新疆；中部8省整体都处于较低等级，西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反而整体要优于中部。
（二）修正后DEA 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区域差异的空间维度分析
在运用SFA模型利用环境变量对各投入松弛量进行回归剔除外部环境及随机误差后，单纯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内部效率时，我们对修正后的结果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级渲染，继而进行空间维度分析，表明技术效率分值越大，等级越高，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修正后DEA中国省际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空间分布
对于修正后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全国31个省（市、直辖市）近2/3的地区技术效率处于第四、五级，这说明在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及随机误差后，我国整体上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都较高；且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值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出现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阶梯性递减规律。西北五省中，除新疆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TE值均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并没有充分利用财政补贴资金资源，且考虑本地区农业GDP的占比，新疆2013年的农业GDP比例达到21.39%，居全国榜首。而作为农业大省的吉林、河南、四川及山东四省财政补贴技术效率分值都较高；首批绩效评价试点省份中四川效率等级要高于安徽，其他试点省份中，湖北、湖南、山西、内蒙、黑龙江及海南6省财补技术效率值较高，而江西省农业并非农业自身落后，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保险补贴金额大幅增加，补贴金额占保费收入的比重也大幅提高，出现挤占效应导致该省的技术效率较低，若适当调整补贴结构对其效率提升会有很大改善。
（三）修正后DEA 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绩效聚类分析
以修正后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技术效率作为聚类指标，使用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联接法将其从高到低分为5个梯队，具体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第一梯队的14个省份地区财补效率均值为0.999，其中新疆地区2013年农业GDP占该地区生产总值为21.39%，居全国之首；紧随其后的是财补效率较高省份，其中包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其效率均值为0.832；群3、4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一般及较低的省份，主要包括重庆、甘肃、宁夏、云南、西藏、陕西和青海7个省份，涉及西南、西北地区，可见我国西部地区农业保险财补效率普遍偏低，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江西省在全国范围内算是农业大省，但其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41.6%降到2013年的7.44%，但实际情况该省的农民收入是逐年增加的，这样对于农业保险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加之国家对该地区的农业保险补贴较多，冗余资金使用效率低导致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财补效率偏低；浙江2013年农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为3.54%，相比北京该项指标较高，但由于北京农业集约化程度高，具有规模效益，所以北京的农业保险财补效率很高。浙江农业规模虽远超北京，但农业发展区域较为分散，且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浙江经济重要的驱动力且服务主导趋势更加明显。所以农业发展相对较弱，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偏低，这同时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定与农业补贴效率成正比，本省农业区位因素及经济发展侧重点都会导致二者存在较大差异。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13年我国31个省（市、直辖市）作为样本，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省际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进行绩效评价。通过修正后的数据可以看出PTE均值为0.831要高于TE均值0.791说明，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效率；且效率的高低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态势，我国呈现出东、中、西部效率均值依次递减，因此各级财政补贴要因地制宜，通过明确地区经济驱动、把握地区经济结构、了解农业经济地位，从而实行差别化补贴并调整财政补贴的结构。
（一）细化区域差异，实施差别补贴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农产品种类和风险水平等差异巨大，不宜采用统一补贴标准。要细化区域性差异情况，实施差别化补贴机制并适当调节财政补贴结构。如江西省，由于其农业水平偏低，农业技术落后，国家保险补贴资金冗余导致该省效率低下，则应考虑将冗余部分资金投入到提高农业技术和提升农产品质量方面。就浙江省而言，由于该省农业发展区域较为分散，且高新技术及现代服务产业的大力发展，导致本省经济驱动力发生偏移，故要制定符合其农业自身特点的补贴政策。
同时，中央与地方相协调，落实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改进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结构，深度实施差别化保费财政补贴政策。如对关乎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逐步提高补贴比例；了解各省农业特色，逐步提高特色农产品保险的风险保障水平和效率，提升中央对西部民族省份（处于第3、4梯队的部分省份）特色农产品的补贴比例。
（二）增加保险品种，扩大补贴范围
由于盲目扩大财政保费补贴亦会导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差别化补贴的基础上，通过再保险补贴、税收优惠、损失评估补贴等创新保费补贴方式，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和保障风险范围，根据各地区实际需求拓展农业保险品种，从而促进保险保费补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部分省份在农业保险补贴品种上明显少于国内其他省份，因此要着眼于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保险，从而做到应保尽保。对于各省份特色产业要根据其是否为当地提供了较高的产值来确定是否纳入财政补贴的范围。如云南天麻保险、河南小麦险、吉林玉米保险、大豆保险、湖北省的莲藕保险和湖南省的辣椒保险等。在增加农业保险品种、扩大保费补贴范围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贪大求全容易导致力不从心而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率，而循序渐进、扎实稳妥才是贯彻落实的核心。
（三）明确法律地位，加大处罚力度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靠政策推行，可操作性较弱且道德风险较高，国家层面应加快农业保险立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执行。尤其是西部各省份则应因地制宜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农户、保险公司和政府间的权利义务，明确补贴的比例、范围、对象、品种、方式、运作程序等。同时各省份可以建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研究并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作物险种、费率、补贴额等，细化管理流程，规范参与者行为，同时领导小组要监督并定期检查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对于骗补、违规使用财政补贴资金等情况实行实时通报制度，并严格处罚手段，加大处罚力度，更好地保证农业保险补贴方案顺利完成，保障广大参保户真正享受到农业保险补贴，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高效发展。
注释：
①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农业/成灾面积http：//www.stats.gov.cn.
②数据资料来源于民政部网站《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506/2015060083243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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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政策 篇7
一、我国法定支出规定及特征分析
总体来看,法定支出项目通常涉及到教育、农业、科技、宣传文化、医疗、环境保护、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等领域,在中国甚至还包括上级政府无经费式的指令和决定,例如中央政府为地方公务员设定统一的工资水平及增减档次。通过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可以大致了解我国法定支出的分布脉络。
1. 当前法定支出的相关规定。
我国法规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科技、教育、农业等的投入增长幅度都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表1对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编制中需遵循的法律法规做了一番考察。
从表1中可以看出,总计有10多项法律、部门法规、政府文件和各种形式的“达标”决定,规定着各级政府必须将其财政资金的一定比例专项用于特定的支出项目,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而且几乎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台的,虽然少数法律已经过修订,但有关法定支出的条款依然被保留[1]。
2. 法定支出呈现两大特点。
第一,法定支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所涉及的基本上属于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而且在中国长期追逐GDP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又极容易被忽视的公共部门范畴,法定支出作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保障性条款才应运而生。不可否认,在特定的时期寻求法律和行政途径,对于保障这类事业发展有必要的经费投入,从而促进相关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第二,考核法定支出的定量指标有所差别。虽然都采用相对数表示,但参照物却并不统一,要么与GDP相比,如到某某年为止,特定支出规模占GDP份额需达到法定比例,强调总量投入;要么与财政经常性收入相比,规定特定支出的增幅需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强调的是增量分配。近年来伴随着GDP基数的日益升高,经常性财政收入更以大大超过GDP的增幅在高涨,达到法定比例要求必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二、法定支出政策的执行现况分析
进一步研究得知,旨在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一系列法定支出,实际执行的效果却并不乐观。具体表现如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整理
1. 远未达到“法定比例”的法定支出。表2以教育及科研经费为例,考察了近年来的总投入状况。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整理(2)财政部主页(http://www.mof.gov.cn)
首先,“法定支出”并未完全得到保障。数据表明,近5年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降幅达0.69个百分点,离4%法定支出比例也似乎越来越远。而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经费是国际上衡量科技投入水平高低的通用指标,也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基础,这一指标近年来虽有所上升,2006年达历史最高水平3000亿元,占当年GDP总额的1.40%(财政投入只占总经费的33.4%),而这却是6年前就应完成的法定目标。
其次,有限的财政投入支出使用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为人员经费占事业发展经费的比例太高,过多的用于人头费的开支偏离了加快事业发展的目的;同时为弥补公用经费的不足,挤占法定支出中的事业经费也时常发生,真正用于发展公共资金就更少了。
其实不仅是教育和科研投入,其它法定支出领域的状况也大致类似,这些法规在实践中似乎陷入了“有法不依”的尴尬境地,严格说来不但各级人大审议预算时难以通过,而且政府还必须承担违法责任,为规避这种违法风险,各级政府自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其中编制预算时“缩水式”的指标测算即是策略之一。
2.“缩水式”的指标测算绕开了法定支出的制约。
前文中提到,GDP数值和经常性收入的增幅是确定法定支出比例的两个重要参照对象,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与国外年度之间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同,我国年份之间的波动较大,特别是预决算数之间的差额悬殊,这就为人为操纵法定目标的实现埋下了伏笔。
以经常性收入增幅为例,我国财政收入每年以近千亿的幅度增长,且在这部分增长额中,大都由于经常性税收收入“意外”超预算增长而形成[3]。虽然经济的长足发展为此奠定了增长的基础,但这种连年的、大幅度的超收趋势,则不得不承认我国的收入预测机制存在着缺陷,同时也令人怀疑,财政部门编制收入预算时主观上是否将“余地”留得太大,即故意减少经常性收入估算值。表3是沿海某经济特区近两年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的超收状况。
资料来源:《关于X市200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X市2006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7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
从上表3可以看出,连续两年都是决算收入远远超过预算数,表面上归结为年末有增收,但事实却是对预算数的故意“缩水”[4]。运用这种策略,政府至少可以“一石三鸟”,除相关领导和部门可以获取数额不菲的超收任务提成奖和体现政绩外,关键是这部分“意外”财力的使用并不受约束,脱离了预算监督,而更重要的是为绕开刚性的法定支出提供了可能。由于大多数法律只是规定各级政府每年对该部门投入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那么如何拿捏预算案中“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就十分重要,这一关键指标的预算数(“预测数”)和决算数(“意外”增长)之间的差数值越大,这一策略就运用得越成功。表4反映该市这两年来法定支出项目的实际执行状况。
根据对2005—2006年的预算安排和执行现况的对比,上述策略的确起到了控制法定支出的作用。该市农业、教育和科技投入在年初预算案似乎都符合法定增长比例,明显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幅,然而与一般预算支出相比较,其预算数和实际数两者之差几乎都是负值,后者均小于前者。这就是说,在这两年预算执行中,增收部分没有用于法定支出,年初预算安排中的一些法定支出项目,在预算审批时看起来“合法”,可执行结果却“不合法”,呈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通过缩水式的指标估算方式,各级政府似乎寻找到了应付法规的良策,法定支出规定的实际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法定支出的执行的确陷入了困境,甚至是来自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技巧性”的抵制,法定比例迟迟未达到也就不足为怪了。
3. 加剧了缺乏绩效分析的“投入式”预算模式的形成。
中国政府的预算决策机制是控制投入而非结果(产出),缺乏事中和事后审查的一套追踪问效的问责机制,在这种预算体制环境下,各支出单位就形成一种预期,争取到最大份额的预算资金就成了其唯一的目标,形成对公共资金规模的无限膨胀欲,这恰恰是一种粗放型的预算管理手段。而那些法定支出的领域和支出机构每年都可以借此坐享其成,无论其支出绩效如何,也不必向支出审查者提供足以证明其支出正当性和有效性的任何文件,只讲投入,不讲产出。事实证明,法律本身并不能确保资金被用于规定的用途(截留、挪用、腐败和管理效率都可能导致在法定支出的名义下资源流向其他地方),就算指定用途,也远不足以确保这些支出产生预期的绩效,必将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
三、法定支出政策与执行现况间产生差异性的原因分析
毋庸置疑,法律条文规定和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究其缘由,有三个方面:
1. 关键性概念界定模糊。
由于各项法定支出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特别是关键性的概念定位模糊,这就为人为化解矛盾带来了可能。一是增加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投入。如《农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然而,各地对“农业总投入”的具体内容理解不一,如将与农沾边的绿化、退耕还林、镇街建设等支出置于其中,达到法定比例的可能性无疑会增大[5]。此外,与教育相关的法规中对“教育财政拨款”的含义的理解也是相当模糊的,比如是只涵盖预算内教育拨款,还是包括预算外财政拨款和教育费附加的投入并无定论。即使是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教育部门与财政预算的统计口径也存有差异,前者是一个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的大概念,而后者则是按预算科目分类统计的,两者的统计方法相互交错,不但增加了考核的复杂性,而且政府同样可以按有利于自身的角度去解释。二是减少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作为参照物的“财政经常性收入”的概念,即使不考虑上述提到的超收因素,财政部的文件与各地的理解也有出入,前者包括三项,即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各种返还及所得税分享改革增加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6],而各省公告中通常只包括第一项,分母缩小了,法定份额自然很容易达到。
资料来源:同表3
显然,各项事业的投入到底是否符合法定支出的要求,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对相关支出所涵盖的内容的理解不同而很难作出准确判断,这种带有一定随意性的做法,不但使法定支出在实践中遭遇到尴尬,也有失其严肃性。
2. 严重脱离了国情的法定指标。
特别是对于地方财政而言,由于分税分级预算管理体制的欠完善,我国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呈现明显的“倒三角”型。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地方税收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7.45%,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70.13%[7],更何况又缺乏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可以这样认为,越是基层地区,越是欠发达地区,法定支出压力就越大。在一些省每年仅教育、农业、科技三项按法律要求安排的支出增长就要占当年新增财力的一半以上,即各级政府有限的财力和众多的法定支出之间存在着矛盾。另外,法定支出是否保留及其比例大小缺乏一定的时效性,即当某领域投入不足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时,未适时、适势地进行调整,支出额只增不减势必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平衡,使预算平衡和调整的余地极小,从而给各级、各地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
3.“合法”却不“合理”的法规。
事实上,政府预算行为不同支出项目间优先顺序的排列过程,必然会导致不同部门、项目以及受益人之间对公共资金的支配权相互竞争,正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竞争和妥协的政治协商机制,公共资金才能优化配置。而诸多部门借助于法律法规来强化其在预算分配中的竞争力,硬性介入财政资金的分配过程中,相当于每项法定支出背后都悬着一把“上方宝剑”,从而对预算决策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当然会受到来自预算核心部门的抵制。
此外,以法定支出方式预先制定某个特定领域的资金安排(专款专用),使得这个领域不必通过预算竞争来获取资源,反过来削弱了“优胜劣汰”这一宝贵的选择机制在预算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直接以法的形式否定了政府的预算分配权,甚至与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基本原则不相容,法律制定之初在法理上都讲不通,法律的执行效果不理想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论
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定支出的规定是部门性法规延伸到财政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它人为地肢解了正式规则下财政的预算分配权,与公共财政框架下民主和科学理财的理念不相容,明显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条:
1. 从短期看,承认法定支出规定有一定的现实性,重在规范。
首先是对法规进行修订。当初这些支出比例确定,要么是参照国际惯例强行“移植”而忽略了国情,要么根据某行业当时的发展而缺乏与时俱进,事实上同一问题在不同级次和地区的表现不同,相应的法定比例也应有所不同,而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规定法定支出实行幅度比例、级差比例,各级、各地政府再根据各自的实际确定具体可行的方案,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适时、适势地修改直至最终废止,如教育支出,中央与省级的支出特别是中央教育所占比重必须相应提高,以减轻县乡级支出压力。其次,鉴于目前法律之间不衔接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需将这类有关的规定统一归口到《预算法》,修正相关法律、法规,使之与《预算法》相协调,树立《预算法》的权威地位;同时还需加强法定支出的释法,明确界定法定比例的具体内容、口径,以降低实际操作的难度。最后应调整优化法定支出结构,降低人员和公用经费的支出比重,提高项目支出比重,真正将法定支出用到事业发展上,提高特定行业财政配置的效率。
2. 从长期看,改变预算管理的模式,逐步取消法定支出才是治本之策。
借鉴西方日渐兴起的绩效预算管理方法,将预算控制的侧重点从传统控制投入转变为控制产出。事实上预算监督的重点并不是各部门的事业发展支出是否达到了法定支出的标准,即其投入资金有没有遵从预算,支出规模有多大,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各支出部门和机构对预算资源的使用结果负责,关注的焦点需从合规性转向绩效性方面。在产出控制的模式下,大规模的投入必须保证有高效率,从而将财政投入成本与效益联系起来,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从制度上杜绝了各部门争夺财政资金的现象。只有这样,一味的争夺公共资金而不考虑业绩的情况才会改变。当然,这就要求政府要进行详尽的预算分析,搜集整理关于规划和绩效方面的信息,从而建立起科学的评估体系加以配套,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预算管理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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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蔡琛.政府预算[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148-149.
差异性政策 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外汇操作
近两年来, 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出现了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嬗变。央行多次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乃至开放特种存款、增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 紧缩力度可谓空前。而2009年, 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危机的背景下,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如何选用将倍受关注。然而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国外金融市场相对完善的国家相较之下, 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可以说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仍存在一些不足, 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所依托的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 也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因此我国操作货币政策工具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多年应付各种经济危机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比较双方之间存在的差异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 从而为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坚实基础, 为我国度过经济危机提供重要保障。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 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而货币政策工具工具则是指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 而这些都是为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而服务的。
纵观国内外的货币政策工具无非有“三大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以及包含在这三大工具项下的诸多调控工具, 其中就国内外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异比较来看, 有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不同。
一、存款准备金政策
存款准备金是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资金, 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制度最早源于19世纪中期美国纽约的安全基金, 是银行同业为防止出现流动性危机而设立的民间的自救措施。1914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 (即美国中央银行) 建立后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被其他国家效法。就其本源来讲, 它首先是一项银行监管手段, 后来在信用货币制度下, 逐步被用作调节货币乘数乃至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与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有两方面大的差异, 第一方面的不同是, 我国中央银行一般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 我国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利率和准备金利率已经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个利率, 一般的西方国家都不会对存款准备金付息, 而超额付息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规定和实物操作的惯例, 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往往把存款准备金的法定要求看作是一项税收义务, 商业银行本来可以拿这笔资金用于贷款或投资, 现在要求商业银行不能动用这笔资金, 而且商业银行获得这笔资金是要支付利息的, 我国则实行对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的制度, 这样做对中央银行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限制商业银行的同行拆借, 从而使得中央银行的领导能力大增。第二方面是西方国家一般对不同流动性的存款实行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 主要是因为最初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实施是为了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放贷而出现流动性不足, 从而引起信贷危机, 我国则没有按照商业银行存款的类别来实施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而是不管活期定期还是储蓄存款, 统一存款准备金率。第三方面是我国中央银行对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程度远远高出于其他西方国家, 从去年到今年中央银行已经进行多次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 这可能是跟一定时期的一定环境有关,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 也正是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体现。当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将全额对冲外汇的流动性, 使积累越来越多的外汇得到缓冲, 防止国际游资将造成的危机, 而且上调准备金率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对投资和贷款的松紧程度, 从而也会对房产、股市、期货市场等造成影响, 容易造成这些市场的波动, 不利于稳定, 我觉得, 存款准备率的微小变动将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变动, 容易对经济造成不良后果, 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逐步成熟, 今后不宜再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政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新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 比如美国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要求, 只对活期存款要求, 而加拿大等国则实行零准备制度等。
二、公开市场操作
在多数发达国家,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 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通过中央银行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 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人民币操作和外汇操作两部分, 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 对于调控货币供应量、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国内外的公开市场操作中, 外汇市场操作更有可比性。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 人民币汇率名义上虽是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实际上仍然是盯住美元的一种汇率, 而随着金融一体化、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 因而许多合法的和违规的资金都源源不断的涌进国内, 因此大大影响了央行控制货币政策的能力。而且, 到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 远居世界第一。众所皆知, 外汇储备的激增将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挑战, 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进而导致通货膨胀, 而央行就必须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冲销货币供给的增加, 这样做又导致信贷紧缩, 增大人民币利率上升的压力, 反过来还迫使央行又购进外汇储备来增加货币供给, 如此恶性循环连连相扣势必使央行的努力深受打击, 因此, 央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即日起我国开始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不再盯住单一美元汇率, 形成更富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外汇管理的问题一直深受各个国家的重视, 但各个国家的监管也并不相同。以外汇互换的形式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货币政策操作, 主要是管理市场的货币流动性, 调节利率水平, 它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是直接见效的。如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设计了外汇互换交易, 而美联储体系则基本不参与外汇市场的干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成员国中央银行按欧元对某一种外币的即期汇率买入或卖出欧元的同时, 再卖出或买入欧元的外汇互换业务与回购交易很相似, 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原则上是在不危害物价稳定的基本目标下进行的。从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 尽管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设计了外汇互换交易, 但在具体操作时仍照搬美联储做法, 让市场去决定欧元的对外汇率而不会经常使用外汇互换操作的方式。在美国, 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由美联储银行和财政部共同负责的, 而具体操作则由外汇操作室进行, 然后由美联储定期公布操作情况。然而, 从最近几年的趋势来看, 美国有关机构参与外汇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少, 基本上是放手不管, 而由市场供需因素直接决定汇率水平。因此,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 也是慢慢的朝着更加灵活的方面发展,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操作也将越来越小, 而市场供需的决定力将慢慢变大。
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再贴现、再贷款等, 由于近年来再贴现、再贷款政策只有在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紧张的时候比较有效, 随着商业银行规模日益增大, 存款和贷款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商业银行资金流动性充裕甚至过剩, 再贴现、再贷款政策效果难以发挥, 因此现在再贴现、再贷款业务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情形就日益淡薄了。
可以看出, 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已经慢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接轨, 然而就同一相同项下如存款准备金的操作中仍存在一些差异, 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仍需借鉴于国外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 在相关方面一并作出改革, 归结如下:在加大人民币操作力度上, 应着眼于完善国债市场, 由于当前我国的国债市场规模仍不够庞大, 应当优化央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期限机制, 放宽对国债持有人的资格的限制, 从而提高国债资产比重, 扩大国债市场规模;在加大外汇操作力度上, 由于外汇储备的持续高速增长更是扩大了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 因此要降低对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的门槛, 分流外汇储备以舒缓外汇积累所造成的占款压力, 把外汇由国家集中储备转移至向民间分散, 增加外汇流动的方向, 从而进一步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存款准备金的制度方面, 应当放宽银行监管的力度, 从而为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转变为间接调控, 多管齐下, 央行的货币控制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体现。因此当前应当积极创造条件, 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 并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 使利率、汇率等价格型政策工具发挥更大作用, 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应当着手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 在不对市场进行冲击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货币的流动性, 从而才能促进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目标的实现。只有顺应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通过各国坚持不懈的共同合作和努力, 共同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格局, 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不断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改革, 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能动性, 才能共同渡过经济危机, 共创金融市场明朗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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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政策 篇9
一、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介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e, 简称QE) , 诞生于2001年3月, 当时日本经济持续低迷, 银行信贷急剧萎缩, 面对长期性的通货紧缩, 日本银行实施了首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以谋求金融市场稳定。简而言之, 量化宽松是指当短期利率接近或处于零时, 中央银行向经济体系大量注入超过维持零利率所需的资金, 以刺激经济 (1) 。在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倒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联储也先后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主要内容如下:
1. 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QE1) 主要内容 (2) 。
(1) 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11月24日, 美联储宣布将购买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券及其担保的5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简称MBS) 。
(2) 美国当地时间2009年3月18日,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简称FOMC) 宣布, 扩大购买MBS至12500亿美元, 最多购买3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
(3) 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 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MBS、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 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
2. 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QE2) 主要内容 (2) 。
美国当地时间2010年11月3日, FOMC宣布, 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较长期美国国债, 每月约750亿美元。FOMC将例行检讨证券购买的进度和资产购买计划整体规模, 因应新的信息, 并在需要时做出调整, 以达到最好的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
3. 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QE3) 主要内容 (2) 。
(1) 美国当地时间2012年9月13日晚间, FOMC宣布, 按每月400亿美元的进度进一步购买MBS来增加货币宽松政策, 并按照2012年6月份宣布的“扭曲操作” (Operation Twist, 简称OT) 计划, 继续延长所持证券平均年期的计划直至2012年年底, 上述措施, 将在2012年底前令美联储所持较长期证券仓位每月增加约850亿美元。
(2)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13日凌晨,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 在卖出短期国债、买入中长期国债的即OT计划年底到期后, 每月除了继续购买400亿美元MBS外, 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长期国债 (市场俗称“QE4”) 。同时, 美联储将继续把到期的机构债券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此外, 美联储决定, 在失业率高于6.5%、未来1年至2年通胀水平预计高出2%的长期目标不超过0.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 将继续把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零至0.25%的超低区间。
二、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美两国股市走势影响的差异及原因
1.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后中美两国股市运行趋势的差异。
从美联储推出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 中美两国股市 (中国股市———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代表, 美国股市———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代表) 运行对比情况 (见表1) 看, 无论是在QE政策宣布的时点看, 还是在QE政策实施期间, 中美两国股市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对中国股市———上证综合指数来说, QE政策宣布日及实施期间涨跌不一, 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而对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来说, 无论是QE政策的宣布日, 还是QE政策实施期间,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均呈现出上涨运行态势。
Á备注:1) 考虑北京时间比纽约早12小时的时差影响因素, 上证综合指数QE1、QE2、QE3宣布日涨跌幅数据取北京时间2008年11月25日、2010年11月4日、2012年9月14日 (即美联储QE1、QE2、QE3政策宣布下一交易日) 沪市当日运行情况数据。2) 数据来源:WIND及作者计算整理。
2. 造成QE1、QE2实施期间中美两国股市运行趋势差异的原因分析。
当今世界, 美国既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又是国际社会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 因此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美元必然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特别是对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国的中国来说, 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美元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向等方面的明显变化, 必将间接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的走向, 而股市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其运行趋势也将相应受到影响, 但是为什么同为宽松性质的QE1、QE2政策实施期间中美股市会出现明显差异呢?特别是对上证综合指数的运行情况来说, 为什么会在QE1宣布日下跌而实施期间呈现上升趋势, 在QE2宣布日上涨而在实施期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下跌趋势?造成上证综合指数出现上述差异的本质因素是什么?那么美联储于2012年9月13日推出的QE3又将对未来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1) QE1、QE2实施期间中美两国经济增长趋势不同是导致两国股市运行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股市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决定其中长期运行趋势的根本因素、基础是经济增长运行趋势。有着“股神”之称的巴菲特2001年11月10日在美国《财富》发表了《巴菲特谈股市》一文, 文章用翔实的历史数据解释说明了1899年—1998年的100年间美国股市整体走势与GNP (GNP=GDP+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 走势的关系, 巴菲特利用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占GNP的比率来衡量股市是否超涨或超跌, 巴菲特认为:如果投资人财富增加的速度比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 那么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NP的比率形成的曲线必须不断上升、上升再上升;巴菲特认为预测股市的短期波动是不可能的, 相反, 巴菲特认为股市长期波动具有非常稳定的趋势, 非常容易预测 (3) 。事实上, 巴菲特对这个指标的涵义理解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长期而言, 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巴菲特上述观点换句话说, 决定股市长期走势的主导因素就是国民经济增长。
尽管我国股市于1990年起步, 仅仅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时间, 股市的宏观经济晴雨表作用发挥还不是很好, 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对于中长期内上证综合指数与GDP运行趋势基本一致观点还是基本取得学术界的多数认同, 如我国学者王智璇等 (2008) 研究结果表明, 股票市场的走势与一国GDP的走势基本一致, 或者说,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相关度 (4) 。学者王金丽 (2010) 分析结果显示, 我国GDP与上证综指呈正相关关系 (5) 。学者侯丽华 (2010) 研究结论显示, GDP变化可以引起上证综合指数的变化, 而且GDP对股价指数的影响较大 (6) 。
对比QE1、QE2政策实施期间中美两国GDP运行趋势图 (见图1) 与股市走势差异 (见表1) , 可以发现, 中美两国GDP与股市中长期走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与巴菲特及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在QE1实施期间, 中美两国GDP均呈现上升运行态势, 上证综合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呈现出大幅上涨运行格局;而在QE2实施期间, 中国GDP呈现下跌运行态势, 上证综合指数也呈现下跌运行格局, 美国GDP呈现“V”型反转运行态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呈现出上涨运行格局。
(2) QE1、QE2实施期间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不同是导致两国股市运行出现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资金的流动性宽松与否是影响股市成交量及市场走势的支配力量之一, 货币政策正是决定金融市场流动性宽松与否的重要因素;从货币政策对股市运行的影响分析看, 尽管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的调整对股市短期影响并不确定, 但从中长期来说,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利于推动股票市场上涨, 如从理论上来说, 持续下调利率有利于企业成本降低、效益增加, 企业效益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上涨, 并将最终推动股市上升;从股票市场实际运行情况看, 美联储推行QE1、QE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美国股市保持上涨运行态势就是很好的证明;简而言之, 中长期内, 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推动股票市场上涨, 反之, 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往往导致股市下跌。
回顾美联储QE1、QE2实施期间中国国内货币政策运行情况 (见表2) , 可以发现, QE1实施期间, 中国货币政策以适度宽松为主, 上证综合指数呈现上涨运行态势, QE2实施期间, 中国货币政策以紧缩为主, 上证综合指数则呈现出下跌运行态势, 可以看出, QE1、QE2实施期间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不同也是导致两国股市运行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QE3政策出台后中国股市走势展望
从QE1、QE2实施期间中美两国股市走势差异及原因分析看, 决定一国股市走势的主要因素是其国内的GDP运行趋势, 此外, 货币政策也对股市走势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 2012年10月9日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2012年, 中国GDP同比增长为7.8%, 2013年GDP同比增长8.2% (8) , GDP增速2013年将比2012年加快0.4个百分点。此外, 在美联储QE3政策发布实施后,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9月25日召开的三季度货币政策例会明确提出, 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最新动向及其影响,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9) 。
结合QE1、QE2实施期间上证综合指数运行情况及IMF预测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货币政策最新安排部署分析看, QE3政策实施期间, 中国股市有望保持上涨运行态势;但考虑中国政府已将“十二五”期间 (2011年～2015年) GDP增速目标调低到7.5%, 低于过去十年 (2000年～2010年) 平均10.3%的实际增速, 加之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部署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预计2013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 考虑美联储已连续推出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作用的边际效应递减, 综合判断, 预计QE3实施期间上证综合指数将上涨, 但涨幅不会太大。
摘要：2008年以来, 美联储推出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对金融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章通过分析、研究QE1、QE2对中美两国股市影响的差异及原因, 预测了QE3实施期间上证综合指数可能出现温和上涨。
关键词：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股市,差异,原因
注释
1 潘成夫.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J].经济学家, 2009 (9)
2 作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收集、整理
3 巴菲特.巴菲特谈股市[N].财富, 2001.11.10
4 王智璇, 刘燕, 肖苏.中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关联度研究[J].时代经贸 (下旬刊) , 2008 (5)
5 王金丽.上证综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大众商务, 2010 (12)
6 侯丽华.我国GDP与上证综合指数的关系探讨[J].经济视角 (下) , 2009 (10)
7 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及作者整理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J].2012 (10) :194
差异性政策 篇10
我国房地产的繁荣始于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自此之后, 房地产行业持续发展, 投资规模不断加大, 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持续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 房价一路飙升, 出现了泡沫经济。如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以2008年为界, 仅用一年, 就从3, 800元/平方米涨到了2009年的4, 681元/平方米, 2010年站上了5, 000元大关, 达到5, 032元/平方米, 到2013年, 已经达到了6, 237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 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面对高昂的房价, 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大热的词汇, “房奴”。高昂的房价对普通民众来说根本难以承受, 以几乎全部存款交毕首付后至少要背负数十年的债务。我们的国民付出艰辛的努力摆脱了各种压迫, 如今却又要为买房低下头颅。除却“房奴”还有一个词在网络上大热, 叫“蜗居”, 指的是像蜗牛一样, 缩在巴掌大的家里。尤其是在京、沪等超一线城市, 房价畸高, 有的家庭甚至祖孙三代租住在区区几十平米的房子里。与民众买不起房同时存在的却是住房的供给过剩。近些年除却鄂尔多斯, 全国各地的各种“鬼城”已是屡见不鲜。房子卖不出去, 许多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 最终走向破产。长此以往并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发展。
一边是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一边又是房屋供给存在过剩。很明显, 仅仅依靠市场的调控,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很难达到平衡。而供需不平衡就决定了房价始终不能达到均衡价格, 房价将持续高企。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 政府对房价的调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 中央逐渐加强了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如2008年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0年的“新国十条”, 2011年的“国八条”, 以及刚刚结束的2015年“两会”,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住房保障逐步实行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并举, 把一些存量房转为公租房和安置房”, “强化地方政府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责任, 因地制宜, 分城施策”等调控手段, 以及自2008年以来央行的频繁调息。效果如何, 还有赖于市场的进一步检验。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无论是房地产的开发还是购买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使得房地产行业的性质必然是资金密集型。因而货币政策应始终被看作一项重要的调控手段。由于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这样一种策略, 使得东、中、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除此之外, 文教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 这就注定了统一的政策将在不同的地区取得不一样的效果。因而关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研究, 也不能停留在整体层面上, 而是应该关注区域间的差别。
二、货币政策调整效果的理论分析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 货币政策主要是从供应、需求以及金融支持三方面来影响房地产价格的。
(一)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供应会产生影响。
供应上的影响实际上是指房地产开发商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按照一般的设想, 当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 利率上调, 存款准备金率上调, 信贷规模缩小, 对于开发商来说取得开发贷款更加困难了, 即使取得了贷款, 虽然利率的上调幅度不大, 但作为资金密集行业的开发商其贷款数额十分巨大, 还款的压力也大大增加。也就是此举将会增加其开发成本, 压缩开发利润, 从而促使市场供应量的减少, 商品房价格下降, 有效挤压地产泡沫。但我们所说的是一般设想。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即开发商将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带来的成本增加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 房价反而出现了上扬。当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 开发商将易于取得贷款, 房地产市场供应量增加, 如若需求没有巨大变化, 此时房地产价格将会有所下降, 但同时应谨防供给过剩。
(二)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会产生影响。
需求上的影响实际上指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作为投资者, 他们的需求分成刚性需求和投机需求两种。欠发达地区多为刚性需求, 而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达,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机行为, 并且在近年的发展中, 投机行为对房产市场的影响已越来越不能小觑。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 利率上升, 存款准备金率上升, 信贷规模减小。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一种情况是获得按揭贷款更加困难, 造成投资者还贷压力增加, 投资成本增加, 市场需求下降, 房价下降的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增加的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无论货币政策作出怎样的调控, 只要刚性需求不能满足, 调控效果将收效甚微。而对于发达地区的投机者来说, 一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压缩了投机者的利润空间, 从而导致投机者减少投机行为, 房价趋于平稳;另一方面, 由于投机者多拥有雄厚资金储备, 面对从紧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减少他们的需求, 反而会形成升值预期, 增加房产持有, 推动房价进一步上升。
(三)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支持会形成影响。
金融支持, 主要指的是信贷规模方面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银根收紧, 致使银行信贷规模收缩, 放贷行为更加谨慎。这使得按揭贷款和投资贷款同时收缩, 致使市场需求和供给同时下降, 房地产价格下降。但这对于拥有雄厚资金的投机者可能影响不大。同时银行将倾向于放贷给优质客户, 很可能造成小企业得不到足够贷款, 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结果,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市场的资源, 推动房地产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升级。但也存在这种可能, 由于我国银行多具有超额准备金, 所以极有可能央行的货币政策对控制信贷规模并无太大作用, 从而对房地产价格无明显影响。
以上理论分析给出了货币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制,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货币政策对于需求、供给、金融支持的影响是存在多种可能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区域性差异。而具体结果有赖于实证研究的分析。
三、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存在区域化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异非常大, 要素之间的存在着流动性障碍, 这使得我国经济现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定义, 从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区域效应。为了进一步说明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房价影响的区域化差异, 本文将给出2004年到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代表性省市房价走势, 其中包括东部地区的上海, 北京, 广东, 天津, 中部地区的安徽, 湖北以及西部地区的陕西, 甘肃。此外, 也给出2004年到2013年利率变动水平, 货币供应量变动水平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 以此来探究三者对房价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区域化差异。
其中, 房地产价格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表示, 单位为元/平方米;利率则选用以金融机构1~3年 (包括3年) 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货币供应量用我国广义货币量M2来表示。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一定程度代表了金融体系中信贷规模的扩张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用各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 以此来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情况。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有何影响, 是否具有区域差异性, 可由下面的图表分析来一探究竟。
图1显示我国贷款利率在2007年年底达到了峰值7.56, 且2007年以前一直呈现增长态势, 说明2004~2007年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2008年,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进入降息阶段, 在2008年底达到最低值5.4, 说明国家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复苏。进入2010年, 我国经济已实现快速复苏, 因而实行新一轮从紧货币政策, 预防通货膨胀。大体来说利率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房价都呈现负相关, 这与理论预期是相一致的, 且东部地区房价对利率波动相对敏感。但与房价走势相对比, 利率对于各地区房地产价格的影响都较为微弱。利率不断波动, 而房价几乎一直在上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市场开放, 资金充足, 利率等货币政策影响传导较为顺畅。且东部地区存在大量投机者, 利率上升会压缩利润空间, 造成部分投机者持币观望, 因而虽然利率对东部市场调控不甚明显, 东部市场对于货币制度也是最为敏感的。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开放程度不足, 利率传导渠道阻碍颇多。且中、西部地区的消费者需求多属刚性需求, 投机因素较少, 因此利率上涨的确会减少部分购房意向, 但在刚性需求为主的市场, 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同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部市场的发展潜力与东部相比较低的房价使得中部市场成为继东部市场之后又一个投资热点。因此中部市场相比西部市场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又更强一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显示, 以2009年为界, 之前的年份货币供应量基本呈现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 2009年M2猛增到606225.01亿美元, 同比增长27.7%, 应为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 增大市场中流通货币量的缘故。2009年之后到2011年呈快速下降态势, 应为我国经济快速复苏, 从而调整货币供应量以应对通胀形势。2011~2013年则趋于平稳, 整体水平降到2009年之前的状态。总的来看, 对比房价走势, 货币供应量与房价大体呈现正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对于东部、中部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比对西部地区影响更为显著, 其中对东部市场影响尤为剧烈。但东部市场内部房价变化并不与M2变化完全一致。如2009年M2猛增, 北京市房价大幅提升, 但上海提升水平相比北京市便显得稍显不足, 反而在调控前的2008年出现了大幅上涨。2009~2011年M2快速减少, 北京市房价反应迅速, 2010年立即出现了房价下降, 而上海市并天津市在次年即2011年才出现下降, 而广东省对于M2的增减皆没有太大反应。总的来说东部市场明显对M2变化更加敏感, 而地区内的差异性当取决于其他因素, 如居民消费习惯, 资本构成, 刚性需求与投机需求比例等等。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信贷规模的扩张, 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投资者取得贷款都会相对方便, 从而促使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增加, 促使房价上扬, 反之亦然。我国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市场成熟程度也更高, 是我国传统的投资热点地区, 相关政策又更加倾向东部地区, 货币供应量增加对房价带来的影响相比西部一定更为显著。作为中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东部较低, 相对西部水平更高, 因而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反应程度居中。而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 刚性需求旺盛, 消费者购房更为谨慎, 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货币供应量增加极有可能使得货币更多流向中、东部市场, 而不能刺激西部市场需求。但相信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倾向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 西部市场快速发展也只是时间问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 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也存在差异性。如图4所示, 对比房价变化图可知三大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地产价格都呈现正相关, 但东部地区明显相关程度如中、西部地区。比如2008~2009年, 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了2162.9元, 而房价却从约8, 195元/平米猛涨到了12, 840元/平方米;2010~2011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3830.1元, 而房价反而从17, 782元/平方米降到了16831.95元/平方米, 出现了负相关。原因应为东部地区金融市场更为发达, 投资渠道更加多样, 东部地区的居民出于减小投资风险的考量, 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可能会选择更加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从而使得可支配收入与房价呈现了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旺盛,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 会推动购房需求增加, 从而推动房价上扬。
四、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建议
从实证结果来看, 货币政策在各个区域中的调控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单一采用全国性政策不能有效平衡各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反而可能加剧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差距, 造成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非对称发展。因此, 由上述结论,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 实行区域化的货币政策, 适当放权地方政府。
考虑东中西部存在的差异, 施行区域化的货币政策;或者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 允许各地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改动, 从而使得货币政策施行更加贴合各地实际情况, 发挥调控的最大效用。
(二) 加强金融监管, 推动资源优化配置。
面对当前东部地区投资过热, 中西部地区发展不足的情况国家应加强金融监管, 适当压制东部地区的投机行为, 向中西部地区释放利好政策, 促进中西部需求上升, 从而弱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三) 增加房地产市场透明度, 减少信息不对称。
通过完善房地产市场的信息透明程度, 将有关信息及时、准确发布, 从而减少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 促进供需平衡, 有效减少市场波动。
摘要：房地产行业作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但自1998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 房价发展的态势并不稳定, 除了市场的自动平衡, 也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货币政策一直是政府调控房价的重要手段。研究发现,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影响效果一般, 且具有区域差异性。本文依照聚类分析法, 将我国房地产市场按照传统的东、中、西部进行分类研究, 认为货币政策确存在影响力的区域差异性, 并主张政府在进行调控时考虑区域化的货币政策, 从而缩小房价地区差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差异性政策 篇11
摘 要：抽取全国20所高校2 112名大学生（男生1 037人，女生1 075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态度的性别差异，从性别视角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标准》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男女生只有在合理性、教学配合、身体健康和锻炼意识四个认知指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余的认知指标差异显著，女生的大部分认知指标高于男生，唯独在重视程度的认知指标上远低于男生。2）男女生在《标准》政策的满意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3）男女生在逃避、失范（有可能作弊）和努力3个行为倾向指标上表现出极其显著差异，而在锻炼行为倾向指标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女生的锻炼行为倾向低于男生。
关键词：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态度；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G807.4；G80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2-0114-05
为不断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国家加大了对《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政策的重视和执行力度。管理学对于政策执行的研究表明：“公共政策能否有效执行，在相当程度上则取决于政策适用主体的态度”[1]。已有研究对阳光体育政策的态度做出了研究[2]，而《标准》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的体育政策，研究表明，影响《标准》测试结果的主客观因素是有无准备活动、不同测试顺序以及学生对测试的态度和认知水平，以上对《标准》测试结果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3]，所以从《标准》政策的适用主体——学生的态度方面进行研究很有必要。美国心理学会和牛津大学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认为“性别”是指个体在生理、荷尔蒙、基因等因素上的特征，一是它涉及男女之间身体和生理上的差异；二是社会角色的差异；三是男女心理上的差异，包括认知、情绪、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4]。因此，本研究提出针对大学生《标准》政策的态度的研究，分析大学生对《标准》政策态度的性别差异，引导大学生对《标准》政策的态度处于一种积极有利的状态，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标准》政策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丰富《标准》政策的研究领域，为研究大学生的《标准》政策态度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全国20所高校的大学生2 4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 112份，有效率为88%，其中男生1 037人，占49.1%，女生1 075人，占50.9%；大一学生543人，占25.7%，大二学生562人，占26.6%，大三学生520人，占24.6%，大四学生487人，占23.1%。
1.2 测量工具
通过质性研究设计调查问卷，并在陕西省西安市三所高校进行预调查。最后经过课题组讨论形成正式的全国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含三个维度：《标准》政策认知，满意度（反感情绪、文件内容、实施结果、实施过程）和行为倾向（锻炼、逃避、失范、努力）三部分。而《标准》政策认知维度进一步细分为：政策认同（必要性、合理性、重要性、可行性），实施认同（实施情况、教师认真、过程管理、教学配合、测试安排、人性化、重视程度）和效果认同（身体健康、锻炼意识、负面体验、结果公平）三部分。调查问卷设计了23道题目，所有题目采用Likert 5级量度，从“同意-较为同意-不确定-较不同意-不同意”，通过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态度越强烈。
1.3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统计使用SPSS19.0软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男女生对《标准》态度的现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男女生对《标准》态度的差异，分析其原因。
2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政策认知的性别差异
学生对《标准》政策的认识、理解和评价解定义为《标准》政策的认知。从表1的统计结果看：男女生在《标准》政策的认知总分上差异极其显著（P<0.001），且女生得分值总体比男生高。男女生在《标准》政策认同的二级指标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三个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女生高于男生，而在重要性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性（P>0.05），男女生整体得分值较高（4162～4525），说明男女生对《标准》政策的认同感很高，女生比男生更高。男女生在《标准》政策实施认同的二级指标实施情况和人性化2个指标上具有极其显著性差异（P<0.001），在教师认真、过程管理、测试安排和重视程度4个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女生在教师认真、过程管理、测试安排3个指标上的得分值均比男生高，唯独在重视度指标上比男生低，且男女生得分值最低（3.173～2987），说明男女生对《标准》政策奖惩力度的认知较差，不足以引起大学生的重视，尤其是女生；男女生在教学配合指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男女生对学校在体育课上针对《标准》政策内容进行了教学和训练的认同一致。男女生在《标准》政策效果认同的二级指标负面体验和结果公平2个指标上具有极其显著性差异（P<0.001），且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在身体健康和锻炼意识2个指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女生的身体素质较差没有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部分女学生因先天体质较差[5]，在测试中的负面体验更为深刻，并能认识到《标准》政策对大学生的益处；其中由于测试过程不严格，造成男女生对测试结果的公平性评价较低。
行为成分是个体对某事物或某项活动做出特定反应的倾向，行为倾向成分，是个体作出行为之前所保持的一种准备状态。从表3的统计结果看：男女生在《标准》政策的行为倾向上差异极其显著（P<0.001）。男女生在逃避、失范、努力3个指标上具有极其显著性差异（P<0.001），且女生高于男生；在锻炼指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男女生的得分最低（3.520～3.450），女生比男生更低，进一步说明大学生平时缺乏锻炼和锻炼意识，尤其女生更是缺乏身体锻炼，身体素质差，测试中身体的不良反应严重，对测试的反感情绪比男生强烈，在测试中信心不足，会找理由逃避甚至有作弊的行为倾向，当然也不失女性特有的品质—认真、自尊心较强，她们会在测试中努力认真的完成测试项目。
3 讨论
3.1 男女大学生《标准》政策态度差异
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组成，心理学对态度的三个成分定义为：认知成分指人们对外界对象的心理印象，包括有关的事实、知识和信念；情感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持有的好恶情感，也就是个人对态度对象的一种内心体验；行为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所预备采取的行为反应[6-7]。基于态度的心理学定义，我们把学生对《标准》政策的态度定义为学生对《标准》政策所持有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包括学生对《标准》政策的重要性与目的的认识、较为持久的情感、参加《标准》政策活动的倾向等。男女生在《标准》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倾向两维度上差异极其显著，且女生得分值总体比男生高；男女生在《标准》政策的满意度维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女生对《标准》政策的态度在各个维度指标上总体得分较高，介于“较为同意-同意”之间，且高于男生，但是唯独在学校的重视程度（奖惩力度）和锻炼行为2个指标上得分最低，女生得分低于男生；其次是男女生在过程管理、结果公平和反感情绪3个指标上得分也相对较低。女生对《标准》政策的反感情绪较高，锻炼的行为比男生差，表现出极高的逃避、失范行为，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努力行为倾向。态度的三要素一般情况是协调一致的，但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存在两组反差，一是女生对《标准》政策认知度较高，但是满意度较差，尤其是没有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二是具有较高的逃避和失范行为，却又表现出更强的努力行为。产生这种不协调的心理态度，对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极其不利，同时也会影响女生对《标准》政策的参与与执行。
3.2 男女大学生《标准》政策态度成因
我们分析原因，首先受文化性别影响，现代社会对女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女生具备果断、独立、外向、冒险和挑战等男性性格特征，女生比男生在对待事物方面表现的更为努力和认真。女性在接受管理、服从和从众的心理比男性强，女生对教师（权威）的态度多表现为服从与认同，因而她们更关注学习成绩结果，在选择上有明确的目标和动力，而男生恰恰相反，倾向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较多[8]。因此，女生在测试中会尽力按要求完成测试。其次受生理性别的影响，女性一般具有细心、耐心、较强自尊心和认真等品质，她们会高度重视并且积极认真对待每年的测试，调查结果表明有的女大学生认为体质测试是考试的一种[9]，可见女生对测试非常重视。由于生理期的影响，女生在请假和补测中更能感受到老师的态度，同时也是补测的受益者，因此对实施过程中人性化的认知比男生高。最后，由于女大学生体育锻炼比男生少[10]，在测试中会产生深刻的不良身体体验，造成对《标准》政策的逆反心理。正如调查中一位女生的心声“自从大学入学以来，体质测试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惯例，对大多数同学来说，包括我自己，都是痛苦的梦魇。当然痛苦的根源是我们自身体质不佳和缺乏锻炼，体质测试让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的恶劣影响在短期内无限放大，让我们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自身体质的下降，却无法在长期上给予我们有效督促”。因此，女生希望能有好的措施激励自己积极锻炼，提高自身的素质，减少测试中的负面体验，提高对测试的满意度，公平、准确地反馈自己的体质健康状况。
长期以来，我们对男生的身心特点定位为勇敢、果断、竞争、坚强和理智并能控制自己情感，不轻易放弃努力的目标等，这种观念也可能影响男生对政策的认同、情感及行为做出较为理性的认知判断。男性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所学到的行为举止与交际方式是与其性别相适应的，从而形成了“男动女静”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使得男生比女生具有较高的锻炼行为，在测试中的不良身体体验也就相对较轻，逃避、失范的行为会减少。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发现，一味地扩大女生的体育理论研究，很少从男性特征去关注体育运动中的男性，造成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的扩大化或者极端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往往会造成对男生的不平等，男性中的素质较差等弱势群体和女性群体联合起来将会形成对体育权力及其体育文化抵制[11]。上述原因也有可能导致男女生对《标准》政策态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很高的一致性。美国“网络医学博士”网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得到肯定，经常称赞他们，给予一点小奖励，更让男人做事更有积极性。从男生对政策的人性化认同也可以证明，男生非常希望和女生一样有更多的补测机会，并且对测试结果表示非常的不公。90后大学生是自我矛盾的集中体现，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趋利避害思想和价值观更加趋于功利化[12]，所以渴望建立政策的激励制度，来提高自己的锻炼行为，改善对政策的不良情绪。
3.3 改善大学生《标准》政策态度的对策
《标准》政策的内容有待于完善。大学生对政策内容的不满主要源于测试项目的不够合理，不够人性化，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同，提出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测试的项目设置和标准体系[13]。男女生项目之间不平衡，如男生的引体向上测试难度远大于女生的仰卧起坐测试，由于学生接触该项目的时间不同，导致项目的练习时间不同，加之选测项目中，不同项目测试目的不完全一致，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同一素质[14]。特别是针对男女生心肺耐力的1 000 m和800米，都是令学生较为担心的项目，可以采用诸如台阶测验等替换项目进行，但是一定要对测试仪器进行校对。从测试结果看，男女生的《标准》成绩具有很大差异，女生的优秀率要高于男生，而良好等级标准要低于男生，因此，当前的男女生测试标准有待调整。
作为《标准》政策的执行主体—教师，在测试过程的组织与实施中要尽到责任。教师在《标准》实施过程管理中要认真、严格、公平。首先，教师在测试前要带领学生做好准备活动，讲解测试要求及测试方法，动员学生要保持积极的测试态度等。其次，测试标准要一致，比如跳远，到底是在沙坑还是在平地测试，都要有统一规定，如果不同班级之间采取的形式不同，可能会给一些同学留下遗憾，同时也会造成成绩的不公平。最后，教师要有耐心和爱心，有些同学因病因事不能准时参加测试，或者测试不及格，要男女平等为大家提供较多的补测机会，为学生能够顺利通过测试建立一道心理的保障，同时也增加了学生体育锻炼机会。在测试中多关心素质较差的学生，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测试方法，减少身体的负面体验，鼓励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树立信心。
《标准》政策的适用主体—学生，要从主客观上增强锻炼意识，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提高身体素质。主观上，大学生要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我们不但要有健全的头脑，还必须具有强健的气魄，同时必须意识到体育运动在磨练人的意志品质和塑造健全人格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终身体育和健康体育将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更精彩的人生。客观上，开设极具特色的运动项目及理论课、体育鉴赏课、运动医学与保健科等，掌握体育运动的最新动态，大胆尝试一些新的体育运动项目，满足大学生追求时尚及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渴望与挑战，同时提高体育选修课的学分，让学生克服无利不起早的观念，吸引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尤其是针对女生，开展符合女生锻炼动机的运动项目，如健美操、街舞、形体舞蹈、瑜伽和爵士等课程。教学内容以及上课使用的音乐一定要新颖、流行，比如女生的舞蹈课，要不断推出新的舞蹈套路，让学生体验目前最流行的舞蹈元素及时尚音乐的魅力，培养学生体育兴趣，从中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提高女生的身体素质。
4 结论与建议
4.1 女生除了对重视程度的认知低于男生外，其余对《标准》政策的认知指标均高于男生；男女生对过程管理、重视程度和结果公平三个指标的认知相对较低。学校应该建立有效地奖惩制度，尤其对女生的奖惩制度要比男生更具吸引力，同时要加强对测试过程（方法、要求和执法尺度等）的严格管理，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4.2 男女生对《标准》政策的满意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反感情绪指标上男女生得分也相对较低，说明男女生没有形成良好的情感体验。学校不仅要重视体育课堂教学，而且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使他们在活动中得到快乐，养成平时锻炼的好习惯，提高身体素质，进而改善学生在测试当中的不良身体反应。
4.3 女生的锻炼行为较男生更差，容易出现逃避和失范（可能作弊）的行为倾向，但是由于《标准》政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女生在测试中比男生表现得更加努力。教师要加大在测试前对女生的心理关注，尤其是对素质较差的女生多一份关心，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素质状况和近期身体状况，给予鼓励和对应的测试方案，让她们减少心理障碍，增加测试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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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政策 篇12
资本结构与企业战略、公司治理以及企业价值紧密联系, 同时与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近年来, 资本结构如何在宏观经济影响下动态调整激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在分析资本结构与公司特征之间的关系时, 包含多种影响因素的动态模型应运而生;大多数研究都从动态上关注资本结构向哪个方向调整, 以及以怎样的速度进行调整。Levy和Korajczyk在研究中发现, 宏观经济会显著作用于企业资本结构, 企业资本结构会在不同的财务约束条件下呈现周期变化, 受财务约束的程度越高, 资本结构出现反周期调整的可能性也越高。苏冬蔚和曾海舰曾表示:宏观经济上行时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出现下降, 而在宏观经济衰退时,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则上升即出现反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征。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以往的研究大多假定公司对资本结构进行部分调整, 这种假定忽视了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微观主体的异质性;此外, 不同信贷政策引起信贷供给不同也常常被忽视。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资本结构调整的一种情况———逆向调整上, 并将货币政策变动作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现探讨其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其一, 资本结构逆向调整是我国企业常见情况, 研究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现象是对我国资本结构研究领域的充实;其二, 加深对背离最优资本结构逆向变动动因的理解, 有助于公司制定合理的财务规划来增加公司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较早期的经验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将宏观经济环境、公司财务特征与资本结构调整联系起来。Cook和Tang (2010) 表示宏观经济形势良好与否会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快慢, 且这种影响是正相关的。Korajczyk和Levy认为公司是否受融资约束会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结构变化的作用, 其资本结构的变化在无融资约束的样本中与宏观环境呈反周期变化, 在有融资约束的样本中呈正周期的变化。陆正飞和祝继高 (2009) 在对上市公司持有银行股份的研究中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 持有银行股份在民营企业中更易出现, 且对民营企业产生更大影响。雒敏与聂文忠 (2012) 研究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使得资本结构的调整加快。在过去的研究中, 大多数研究者对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采用的是间接计算的方法, 而且认为所有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都是趋向于目标调整的。但由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宏观经济环境十分复杂, 这样假定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屈耀辉 (2006) 在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的研究中发现, 资本结构逆向调整或过度调整的现象存在于大部分企业。江龙、宋常与刘笑松 (2013) 发现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较大比例是过度调整, 另外部分背离调整所占比重较大。通过翻阅大量文献可以发现关于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现象做详细讨论的研究较少, 而逆向调整对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以及公司业绩又是极其重要的。因此, 本文将重点研究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现象, 并从货币政策与产权性质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企业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 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会对企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静态上来看企业会在货币政策变化时改变自身的资本结构;动态上来看, 货币政策不同会导致调整速度的改变。当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目标相契合, 即货币政策的改变对企业资金可获得性的影响有利于资本结构向目标杠杆靠近, 则趋向调整的可能性增加。同样, 若货币政策调整方向与企业调整目标相背离, 则出现逆向调整的概率增加。因此, 可以提出假设:
假设1:当企业目标为提高资产负债率时, 货币政策紧缩会增加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概率
当企业目标为降低资产负债率时, 货币政策紧缩将降低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概率
企业产权性质在我国影响深远, 是区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信贷歧视”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在资本结构调整中产生的成本低、摩擦小, 调整速度相对较快。民营企业融资能力较弱, 受到不对称信息的影响大, 也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相对于国有企业, 货币政策与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民营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其资本结构更容易出现逆向调整现象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考察了20-30年的样本数据, 但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成立至今才刚刚走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所以国内相关研究的样本考察期均较短。本文主要选取2001—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并作以下处理:剔除资本结构样本数据少于五年的公司, 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均衡性;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资不抵债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采用winsorization的1%分位数方法对异常值进行调整。经过处理后, 最终得到830家上市公司2001至2013年间共10790个数据。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
(二) 模型建立
确定目标方能观察变化, 根据Drobetz and Wanzenried (2006) 的研究, 将目标资本结构通过公司特征变量、治理变量和制度性变量来表示。本文参考Cook ang Tangh和Flannery and Rangan等的做法, 将目标资本结构表示成如下形式:LEV*i, t=α+βXi, t-1+νi… (1)
其中, i公司第t年的目标资本结构为LEV*i, t。向量组Xi, t-1代表影响资本结构的相关因素, 由盈利能力、资产有形性、公司规模、成长机会、股权集中度、资产流动性等变量组成, νi为公司特殊的非观测效应。假设外部市场为完美的资本市场, 则实际资本结构即是目标资本结构, 故LEVi, t=LEV*i, t。但由于现实的市场环境并非是一种理想状态, 所以大部分公司的调整都是滞后的和部分的。因此, 根据计量经济学中M.尼洛夫的研究方法,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可以用如下方程表示:LEVi, t-LEVi, t-1=δi, t (LEV*i, t-LEVi, t-1) +εi, t… (2)
其中LEVi, t和LEVi, t-1分别表示t年末和t年初的资本结构, 将 (1) 代入 (2) 得到:LEVi, t= (1-δi, t) LEVi, t-1+δi, tβXi, t-1+νi+εi, t… (3)
δi, t表示i公司第t年向其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的调整速度。当δi, t>0时, 表明上市企业进行了趋向调整;当δi, t=0时表明企业未对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当δi, t<0时, 表明企业背离其目标资本结构, 出现逆向调整的现象, 并以此设置虚拟变量RA。RA取值为1表示存在逆向调整, 否则为0。
本文在研究资本结构逆向调整与货币政策间的相互关系时选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在企业是否进行逆向调整的因变量中, y=1定义为进行“逆向调整”, y=0为“非逆向调整”。假设y=1的概率为p, 则有:f (y) =py (1-p) 1-y, y=0, 1
进而转换为基本形式的Logit模型:
Pi代表公司i逆向调整的概率, 假设E (Y=1|Yi) 代表给定的Yi值企业逆向调整的概率, 在假定, 并且ei-Y= (1-Pi) /Pi, 则有In Pi/ (1-Pi) =Yi。模型中βi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Xij是自变量, α为常数项, μi表示误差项。本文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Pi, t为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概率。本文还设置虚拟变量DL表示本期资本结构水平与目标资本结构之差, 从而来判断公司资本结构应该如何进行调整:当DL>0时, 则公司资产负债率需要提高;DL<0表明公司资产负债率需降低。
(三) 货币政策与变量设置
如何衡量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 即解释什么是从紧的货币政策, 什么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货币经济学文献中一般使用货币供给增长率作为度量货币政策松紧的指标, 例如Johnson (1962) 。国内学者大多采用货币供应量或其增长率来衡量货币政策, 也有一些学者使用利率指标。但由于利率市场化还未在我国全面实现, 利率的预期以及利率结构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货币政策的状态, 因此选择利率作为描述我国货币政策状态的指标并不合理。基于盛松成和吴培新 (2008) 的研究, 本文以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 同时配合各项贷款合计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 如表1所示。根据数据变化, 将2004年、2006年、2007年、2010年、2011年和2013年定义为货币政策的紧缩期, 并参考饶品贵和姜国华的研究, 定义我国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虚拟变量 (MP) , 见表2。
注:广义货币M2在投资和中间市场很活跃, 代表的是现实和潜在购买力, 本研究中短期经济运行主要考察M2。 (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 目标资本结构调整行为检验
首先, 本文对公式 (1) 进行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GLS) , 表3列示了其回归结果。表中偏回归系数和p值表示各个解释变量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关系及影响, 可以看出盈利性 (ROE) 、资产有形性 (TANG) 与目标资本结构有负相关关系, 公司规模 (SIZE) 与目标资本结构呈正相关关系, 成长性 (TOBINQ) 、股权集中度 (TOP1) 以及资产流动性 (LINQUID) 也与公司目标资产负债率负相关。其中, 大部分变量与资本结构的相关关系显著。这与国内大部分证研究结论相吻合。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也与预期结果相符。
表4是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一个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 样本中有40%左右的公司存在资本结构逆向调整, 未发生调整的公司仅占到5%到6%, 大部分公司进行的都是部分趋向调整。这里报告的结果基本上与屈耀辉 (2006) 的比例一致。货币政策的紧缩期与宽松期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占比分别达到40.22%和40.21%, 这说明货币政策对于资本结构逆向调整存在影响且影响较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逆向调整比例有些微差别, 说明需要进一步考察公司性质和相关特征的变化对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影响。
(二) 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方程 (4) 的回归结果。对全样本分析, 当公司计划提高其资本结构水平时, 即DL>0时, MP为0.033, 说明紧缩货币政策使资本结构逆向调整概率增加。同理, 当公司需降低资本结构水平时, MP为-0.099表明资本结构逆向调整概率在紧缩货币政策下降低, 且显著性水平在10%水平, 表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会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 货币政策紧缩的宏观环境下, 公司提高其资本结构的目标会增加逆向调整的概率, 公司降低其资本结构的目标则不会增加逆向调整的概率, 即验证了假设1。以产权性质重新分组的回归结果看, 紧缩时期企业需要提高资本结构时, 民营企业逆向调整的的概率要远高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逆向调整的概率为15.1%, 而国有企业为0.1%) , 其统计显著性也远远强于国有企业。根据陆正飞、祝继高 (2009) 的研究, 企业在银根紧缩的经济形势下贷款增长率下滑, 再加之存在“信贷歧视”民营企业很难获得信贷资金。进而导致民营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出现逆向调整的现象。另一方面, 处于紧缩时期需要降低资本结构时,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逆向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都随之下降, 但由于国有企业受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的影响小, 故其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系数要显著小于民营企业。以上验证支持了假设2的成立。
注:括号里为z值, *、**与***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三) 进一步分析
本文考虑到以往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因素, 而没有深入的研究公司财务在资本结构调整下的变化, 使得这些研究理论缺乏实践的检验。本文对模型 (5) 进行回归分析, 继续探讨资本结构逆向调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结果在表6中予以报告。ROEi, t=α1ADi, t+α2Tangi, t+α3Sizei, t+α4Tobin Qi, t+α5TOP1i, t+α6Linquidi, t+β+δi, t… (5)
注:括号里是t值,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
从回归结果看, 不论是全样本总体还是根据产权性质加以区分, 表示资本结构是否出现逆向调整的虚拟变量RA与反映公司盈利性的ROE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负, 这说明资本结构逆向调整会导致公司财务业绩下降。当资本结构调整出现逆周期现象, 说明资本结构调整偏离目标资本结构, 会使得负债和股权融资的成本收益配比不合理情况加剧, 致使财务业绩下降。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进行讨论发现, 相较于国有企业, 资本结构逆向调整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消极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资金对于民营企业投资十分重要, 资金缺乏就可能影响其相关投资经营活动, 继而造成损失。总结前述研究结果发现, 货币政策的确会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资本结构逆向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显著相关, 并且在民营企业中尤其明显;同时公司绩效会因资本结构逆向调整而显著降低, 且所有权性质为民营的, 降低幅度越大。这表明公司财务业绩受宏观和微观的共同作用。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结果基本稳定, 不受模型设定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主要结果见表7。可以看出, 采用不同的模型设定, 结果都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由此可见, 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注:括号里z值,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
五、结论
本文通过测算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了解到在资本结构调整中逆向调整的现象较为普遍, 随后重点讨论了货币政策对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尤其是逆向调整的影响问题。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企业资本结构逆向调整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其逆向调整的概率会因为货币政策调整方向与企业目标调整相背离而增加。同时, 公司产权性质不同, 受货币政策冲击的程度也是存在差异的, 民营企业由于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国有企业高, 货币政策冲击对其产生的作用更大, 导致其资本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逆向调整的可能性也更大。另外, 本文关注财务业绩在资本结构逆向调整后的变化, 发现资本结构逆向调整降低了公司的财务业绩, 民营企业财务业绩受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