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因素研究（精选12篇）
相关因素研究 篇1
稽留流产是指胚胎死亡而仍然稽留于宫腔内的现象,孕产物一般在症状出现后1至2个月内排出,临床症状不明显,未引起患者注意,患者就诊时胚胎死亡稽留宫腔。稽留流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流产[1],属于临床妊娠疾病中的一种,对孕妇及孕妇家庭造成的身心伤害较大,我院为了分析稽留流产的相关因素,对收治的稽留流产孕妇进行各方面因素分析,现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收治的28例稽留流产孕妇及28例健康孕妇作为观察对象,收治时间为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健康孕妇为对照组,稽留流产孕妇为实验组,对照组28例孕妇中,孕周为8至17周,平均孕周为(12.50±2.10)周;实验组28例孕妇中,孕周为8至18周,平均孕周为(13.00±2.05)周。本次观察均在取得孕妇及孕妇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对比两组孕妇的临床资料发现,统计学无意义(p>0.05),可对比。
1.2 方法
采取我院自制的问卷调查表对孕妇的年龄、文化水平、有毒物接触情况、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孕次、感染现象及孕期不良习惯、免疫因素及染色体等因素进行了解,两组孕妇进行对比分析。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孕妇的基本情况,分析发生稽留流产的相关因素。
1.4 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孕妇的观察指标,均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在确认无误后录入到SPSS16.0软件中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以数据上下浮动5%作为可信区间。计数资料的表示使用例数(%),统计方法使用X2检验。P<0.05表示两组孕妇之间对比的观察指标存在差异,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两组孕妇在年龄、文化水平、有毒物接触情况、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孕次、感染现象及孕期不良习惯、免疫因素及染色体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统计学有意义数据如表1所示:
*,表示两组孕妇基本情况相比较,有统计学统计学(P<0.05)。
3 讨论
目前,稽留流产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稽留流产常出现凝血功能障碍、宫口收缩、胎盘组织机化等症状,不及时治疗将会引起死胎综合征的发生[2],严重危及孕妇生命安全。
有研究表明,稽留流产与孕妇的年龄、文化水平、有毒物接触情况、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孕次、感染现象及孕期不良习惯、免疫因素及染色体[3]等因素相关,除此之外,还包括环境因素、子宫畸形、服用禁忌药物、精子发育异常及孕期外伤等原因。本次观察结果证明,实验组稽留流产孕妇在各方面相关因素中的比例与对照组健康孕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了孕妇年龄越大、学历越低、孕次越多、有毒物接触越频繁、生活及饮食习惯不好、妊娠期不良习惯越多,稽留流产的发生率就越高。在临床中及生活中,为了降低稽留流产的发生率,我们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加大孕前相关知识的宣传,宣传早孕的好处,鼓励育龄妇女适龄生产、优生,做好孕前检查等;(2)自重、自爱,切忌随意、盲目流产,做好避孕措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注重卫生等;(3)备孕妇女应注意备孕期间不能服用避孕药、尽量避免接触有毒物,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及作息习惯[4];(4)针对有过稽留流产史的孕妇,妊娠期多做检查,密切监测宫内胎儿的发育情况,放松自我,保持良好的心态;(5)不挑食、尽量少吃刺激性食物及路边摊等不卫生食物,补充维生素、叶酸及钙等物质[5]。
综上所述,稽留流产与孕妇的年龄、文化水平、有毒物接触情况、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孕次、感染现象及孕期不良习惯、免疫因素及染色体等因素相关,因此,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孕前及孕期检查、避免接触有毒物质,在合适的年龄妊娠等能有效减少稽留流产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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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研究 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 12-0004-03
一、问题提出
学习倦怠的概念来自于对工作倦怠的研究，是将倦怠理论引入到学习领域而开展的更具针对性的研究。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对学习倦怠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是基本上都认为：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在长期的学习压力下，在学习中可能开始退缩或不愿投入精力，最后导致了身体、情绪、态度等方面的耗竭，逐渐丧失了学习目标和理想，对学习产生无意义感，学习绩效降低的同时自我价值感降低，即形成了倦怠症状。可以发现学者们都比较赞同课业压力或课业负荷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倦怠。当学生处于学习倦怠时，就会感到厌倦、疲乏、沮丧和挫折，从而产生一系列不适当的行为反应，表现为对学习疏远，对学习目标和意义冷嘲热讽，情绪和身心衰竭并且出现一系列的心理综合病症，例如易怒、紧张、沮丧和低自尊等。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学习倦怠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习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积极心理学理念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宽阔的研究思路。由于学习倦怠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与探讨学习倦怠是一个必然的研究趋势。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现有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二、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
影响学习倦怠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有：性别、年龄、年级等。
目前性别对学习倦怠的影响问题还存在着争论。马斯勒其(1982)认为，性别与倦怠分数相关。张传月()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闭。而台湾学者张治遥(1989)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未显示出性别差异。祝婧嫒()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性别对学习倦怠没有影响。
关于倦怠的年龄因素的研究，国外研究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关，马斯勒其(1982)发现年轻人的倦怠感更高。国内对学习倦怠的年龄差异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年龄对学习倦怠影响的报告。
目前年级变量被认为是研究学习倦怠较为必要的因素。鲁正火和万秀梅(1994)认为学习倦怠具有阶段性和时间性的特征。岳亮()等人调查发现卫校护生也存在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张传月(2007)等人发现：不同年级的高师学生在学习倦怠的各个维度上差异显著。此外，祝婧媛、杨丽娴等人在中学生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2.环境因素
影响学习倦怠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应激因素、学校环境、学业负担、人际交往、家庭因素和社会支持等。
关于应激因素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倦怠与不良生活事件有关，并且认为应激是倦怠的前因变量。祝婧媛(2006)的研究显示，生活中应激事件对学习倦怠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其中，人际交往问题和学习问题对倦怠的预测效力最大。布兰科・史利文(2001)也认为，马斯勒其和雷特(Maslach&Leiter)提出的学习负荷、缺乏控制、奖赏不足、团体破裂、缺乏公平和价值冲突等工作应激因素在学校中同样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倦怠。以上有关学习倦怠的学校因素主要是针对中学生的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者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因素分析等方法发现大学生感受到的主要是来自各种名目的考试和课业压力(Yang,Hui-Jen ; Villanova& Bownas 1984)阿1q。
关于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倦怠与社会支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张治遥(1989)发现：社会支持的人数和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对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有预测作用。很多研究考察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的作用。家庭、朋友、教师、同事和管理者的支持作用是考察较多的方面。雅克布斯()等考察了149名大学生的倦怠情况发现，社会支持能够预测低倦怠水平。麦格里斯(2003)等探讨了希腊雅典一所国际学校中高学业成就的高中生的倦怠情况发现，父母支持与倦怠的情绪耗竭及人格解体因素负相关，教师支持与人格解体负相关，朋友支持与倦怠中的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相关。祝婧嫒(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存在相关，社会支持越高，倦怠程度越低;社会支持感悟对学习倦怠有预测作用。
3.个体因素
综合目前关于学习倦怠的研究，主要的个体影响因素有：自我效能感、自尊、自我意象、焦虑、内外控信念、控制源、情绪稳定、人格、应对策略、专业承诺等。
国内外学者对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关系格外关注。魏珍(2007)研究发现：中学生学习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学业自我效能、外部压力、教学条件、课业压力、成败经历、人际关系这六个因素。其中，相比较而言，学业自我效能和外部压力这两个因素对中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最大，而人际关系对中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最小。孙晓莉(2007)的研究则表明，学习倦怠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八个影响因素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八个影响因素中对大学生学习倦怠影响极为显著的有六个：学习主动性、专业兴趣、学习态度、焦虑、自我效能感、就业压力。现有研究结果普遍显示，学习倦怠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负相关。杨惠贞()以资讯管理专业的大专学生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学习倦怠与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即个体的学习倦怠越高，自我效能感反而越低。王国香(2004)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高的人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为自己确立较高的目标。一旦开始行动，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会付出较多的努力，坚持更长的时间，遇到挫折时又能很快恢复过来。
国外关于自尊与倦怠的研究结果(Anderson，Iwanicke，1984等)一般认为：自尊与倦怠负相关。而杨宇然(2006)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学习倦怠和外显自尊有着显著正相关，高倦怠组被试和低倦怠组被试外显自尊水平有着显著性差异;高倦怠个体内隐自尊水平较低而低倦怠个体内隐自尊水平较高，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出现实验性分离。另外，布兰科・史利文(2001)以15―19岁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学生的学习倦怠、自我意象及焦虑之间的关系。自我意象水平越低、焦虑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学习倦怠现象。
关于内外控制性、情绪稳定性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张治遥(1989)的研究表明，外控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各因素间的倦怠程度上都显著高于内控组大学生，内外控信念能够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宋晓颖(1989)在研究学生情绪稳定、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时，发现不同情绪稳定程度的学生在学习倦怠上具有显著差异，情绪稳定程度低分组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显著高于情绪稳定程度高分组学生的学习倦怠。
关于人格特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吉利和罗伯特(Gerry&Robert.1993)发现，MMPI中的自我力量、控制和K量表与倦怠显著相关。米尔和哈伯勒(Mill&Huebner1998)考察了大五人格与倦怠的关系发现，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责任心均与情绪耗竭相关，但仅有外向性对其预测作用显著。许清鹏(2006)研究中职生的学习倦怠时发现：学习倦怠总分及各因子高分组的神经质、面子、防御性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严谨性与和谐性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在人情取向与灵活性得分方面，除低学习效能高分组灵活性显著高于低分组外，其他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杨丽娴(2007)等人在探讨了学习倦怠各因子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与学习倦怠的各个因子及总分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其中N、P是学习倦怠有效的预测变量。由于学生的学习压力大又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故而研究学习倦怠对他们人格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应对策略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基本认同：积极的应对策略与低水平的倦怠感相联系，消极的应对策略与高的倦怠水平相联系。安德森(Anderson，)等发现，积极应对策略和较高的效能感相联系，而消极应对策略则与高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低效能感相联系。德鲁卡(2004)等进行大学生学习倦怠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了倦怠程度与问题聚焦的应对方式之间的关。许有云(2007)采用问卷法了解大学生的学习倦怠的情况，探讨了学习倦怠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采用控制型应对风格的大学生倦怠得分均低于其他应对风格。
关于专业承诺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本网网 )连榕(2006)等人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的专业承诺水平不高，学习倦怠的水平较高。师范院校学生专业承诺水平最低，且学习倦怠水平最高。情感承诺是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
出生缺陷相关因素及干预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出生缺陷；相关因素；干预措施
1.出生缺陷的相关因素
出生缺陷的相关因素复杂，主要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药物因素、心理因素以及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出生缺陷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在出生缺陷的病因中遗传因素占25%，环境因素占10%，环境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或不明原因却占65%。
1.1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包括基因突变、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等。近亲结婚可增加出生缺陷的发生率。
1.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生物性、物理性和化学性。有害的环境因素可选择性地作用于当时正处于发育分化活跃的组织、器官，使该处发育的速度受到影响，致使其形态或功能出现异常而导致先天畸形。烟草中的尼古丁、一氧化碳和多环芳香烃可造成人体生殖细胞遗传物质DNA的损伤，胚胎发育受影响而发生致畸、致癌和致死性突变。孕母吸烟与胎儿唇裂、腭裂、唇并腭裂有关，并且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1.3药物因素
据文献报道，有1%～6%的出生缺陷是由于药物引起的。若长期使用链霉素，可致胎儿先天性耳聋；大剂量使用新霉素可引起先天性白内障和短指等畸形；抗肿瘤药物可引起胎儿多种畸形，如甲氨蝶呤、白消安、环磷酰胺、苯妥英钠等，可引起无脑儿、小头畸形、唇腭裂、脑积水和四肢畸形。
1.4心理因素
孕期的心理应激不仅可影响胎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而且还可造成子代远期的器官功能损害。母亲应激会影响胎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发育功能，导致子代行为、大脑和其他器官的改变，同样导致子代内分泌的改变。如果妊娠早期孕妇突然遭受心理打击，可能导致胎儿颅骨畸形和心脏结构上的缺陷；孕期母体心理应激可使子代头颅发育异常，神经毒性损害，尤其是海马区域神经受损、神经内分泌异常。孕期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可影响胎儿发育甚至引起胎儿畸形，母亲早期精神刺激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生关系密切，并在各种危险因素中作用最强。
2.出生缺陷的干预措施
出生缺陷已经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与人们正常的生活，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是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关键。在我国出生人口质量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如何加强防范与干预，是摆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在我国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形势下，有效地干预出生缺陷，是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的必然选择。
2.1出生缺陷监测
2.1.1出生缺陷监测的概念
出生缺陷监测是指在某一地区（或全国范围内）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医院或人群，对围生儿中的出生缺陷进行长期、持续的动态观察，将监测期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与事先设置的标准（基线率）进行比较、评估，及时获得出生缺陷的突然增加或发生新型出生缺陷的信息，分析其消失的原因，以利于尽快发现和消除致畸因素，提高人口素质。
2.1.2出生缺陷监测的作用
出生缺陷监测传统意义上的作用主要是监测发生率和其变化趋势，收集的资料也用于评价一些明显的出生缺陷聚集的影响。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对出生缺陷监测需求的增加，出生缺陷监测功能也逐渐从单一功能进一步扩展，进而发展到包括一些公共卫生功能，如评价出生缺陷对致死、致残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将数据应用于卫生服务预算和评估，用于预防目标的发展与评估，用于研究出生缺陷带来的社会负担，用于帮助那些需要医疗服务及医疗资源的家庭转诊和用于医学研究。出生缺陷监测资料也可用于研究出生缺陷发生率以及与出生缺陷相关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分布情况如地域差异和种族差异，人群变迁如自然变化史等情况。同时，可以检测流行病、发现和监测问题、产生理论，启动研究、评价干预和预防措施，检测健康措施变化。
2.2三级预防措施
由于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应对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关键在于预防。尽管出生缺陷发生的许多原因尚不是十分明了，但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实施一、二、三级预防措施，可以大幅度减少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的发生。缺陷儿的出生，给孩子、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做好出生缺陷预防，对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2.1一级预防措施
防止出生缺陷的发生：①抓好婚前教育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将优生科普知识传输给广大育龄群众，渗透到家庭，让每一个即将组成新婚家庭的育龄夫妇都能基本掌握优生知识。②做好婚前健康检查，对禁止结婚或暂不宜结婚，可以结婚但不宜生育或生育需控制下一代性别等提出指导性建议，为组成具有优生先决条件的健康家庭作准备。通过普及婚前保健和孕前指导，倡导广大育龄妇女及其家庭，在计划怀孕时去做孕前咨询和身体检查，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从根本上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让人们接受“婚前保健和孕前指导”的概念，有待于广泛持久的社会宣传和艰苦细致的保健服务。
2.2.2二级预防措施
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主要是加强孕产期保健和孕期营养指导，如近几年推广的妇女在孕前期和孕早期增补斯利安叶酸片或相关营养药可以预防神经管畸形等。落实女职工和农村妇女孕期“避免接触有毒有害作业”等劳动保护措施。
2.2.3三级预防措施
预防出生缺陷儿的严重致残和死亡。开展新生儿先天性疾病筛查，对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症，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先天性听力异常等疾病进行筛查，可以早期发现患儿，早期干预能够治愈或降低残疾严重程度，从而有效地降低新生儿死亡。即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减少残疾儿的发生和死亡，最终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3政府的政策干预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制定颁布的《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计划（2002-2010）》提出：到2010年，使一级预防措施人群覆盖率达40%以上，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降低30%以上，重大体表畸形出生降低70%以上，使我国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状况初步得到控制，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现代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排放出的废渣、废气、废水，会通过孕妇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循环等传递给胎儿，影响其正常发育甚至产生致畸、致残作用。近年来，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在许多家禽、牲畜、鱼等的饲料中添加了激素如雌二醇、孕激素、甲基睾丸素、泼尼松等药剂，通过食物链对人体特别是孕妇带来外源性激素，直接作用于胚胎，引起染色体结构或数目的改变或胎儿生长发育异常。各级政府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损害群众健康为代价，要在保护好环境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尽量把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3.小结
高尿酸血症相关影响因素临床研究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2年12月来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23~60岁353例成年人为研究对象。体检项目包括身高、血压、体质指数、血尿酸、血脂、血糖等。
1.2 方法
预先制定统一的病例观察表, 表格包括患者基本资料、病情资料、生活习惯、中医体质等。实验室检查:血尿酸 (尿酸酶-Trinder法测定) 。
1.3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根据陆再英、钟南山主编的第七版《内科学》中关于高尿酸血症诊断标准, 男性和绝经后女性血尿酸>420μmol/L, 绝经前女性>350μmol/L[1]。中医体质类型根据王琦体质辨别法[2]判别患者的体质类型。参考王琦等人制定的体质量表, 结合中山市人群特征, 制定本院体质量表, 所使用的60个条目中医体质量表为中华中医药学会2009年4月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的9个体质亚量表共60个条目随机组合而成。判定方法依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计算转化分进行分类判定。每个条目原始最低分为1分, 最高分为5分, 9个亚量表分别计算分数。先计算各亚量表的原始分数, 即原始分数为各个条目分值相加。计算原始分数后再换算为转化分数, 各亚量表的转化分数为1~100分。转化分数=[ (原始分-条目数) / (条目数×4) ]×100。判定标准:平和质转化分≥100分, 且其他8种偏颇体质转化分<40分时, 判定为“是”, 否则判定为“否”;偏颇体质转化分≥40分, 判定为“是”, 否则判定为“否”。[3]
1.4 统计分析方法
计量资料数据以 (±s) 表示, 统计学分析应用t检验;计数资料应用卡方检验;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 16.0版本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各个危险因素与HUA的关系, 再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与HUA的关系。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357人, 合格调查353人, 合格率为98.7%;年龄20~88岁, 平均 (40.2±15.8) 岁, 其中男性170人 (48.2%) , 女性183人 (51.8%) , 男女比例为1∶1.07。
2.2 HUA患病率
在合格调查的353人中, HUA53例, 总患病率为15.09%, 男性患病率为17.6%, 女性为12.6%, 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血尿酸水平
全部人群, 男性血尿酸均值为 (384.6±74.8) mmol/L, 女性为 (310.3±65.3) mmol/L。HUA患者男性血尿酸水平高于女性, 分别为 (482.5±81.7) μmol/L和 (385.5±77.4) μmol/L (P<0.05) ,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高尿酸血症危险因素
(1) 高尿酸血症危险因素的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有无高尿酸作为应变量。进入方程的标准为0.05, 剔除标准为0.1。以年龄、BMI、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嘌呤饮食、饮酒、中医体质等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2) 高尿酸血症危险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前进法 (Forward) 观察研究因素对回归模型贡献的大小。共有6个因素在P=0.05水平被选入多因素模型。中医体质因素在HUA人群中未见明显差异。BMI (OR=1.262) 、高血压 (OR=2.813) 、糖尿病 (OR=2.944) 、血脂 (OR=4.892) 、高嘌呤饮食 (OR=3.465) 、饮酒 (OR=3.277) 在模型中是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3 讨论
尿酸是嘌呤核苷酸代谢的终产物, 高尿酸血症是由于尿酸生成过多或 (和) 排泄减少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的疾病。增高的血尿酸可沉积于关节、肾盂输尿管、肾间质, 引起痛风性关节炎、尿路结石及尿酸性肾病等。高尿酸血症不仅引起痛风性关节炎, 近年来研究表明高尿酸血症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高尿酸血症与许多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老年、男性、高血压、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症、肥胖、胰岛素抵抗等相关联, 通过与经典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独立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对高尿酸血症进行早期干预, 是预肪和治疗与其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的一条新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 中山市普通体检人群HUA总患病率为15.09%, 男性患病率为17.6%, 女性为12.6%。与余俊文等人报道的广东省佛山市普通居民HUA的发病率一致[4]。这与珠三角地区的气候条件及饮食习惯有关。该地区长期为湿热天气, 天暑地湿, 湿热交蒸, 形成湿热体质, 易致湿热病的发生和流行。这与临床观察到高尿酸患者主要体质为湿热质、痰湿质一致。
高尿酸血症与多种相关因素有关, 故寻找相关危险因素和及早进行干预是防治慢性病的关键。高尿酸血症的控制不仅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特征有关, 而且与慢性病预防控制的观念有关。结果显示, HUA组血糖、血压、BMI明显高于非HUA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BMI、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饮酒、高嘌呤饮食、偏颇体质等是HUA的危险因素。高尿酸血症有动态变化的可能。在疾病预防保健中, 必须让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预防控制理念, 培养长期与疾病斗争的信心, 才能保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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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研究 篇5
本研究以幸福感、孤独感为指标.对德州市区251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老年人心理健康处于中上水平,大多数老年人幸福感较强,孤独感较少.随年龄发展,老年人幸福感差异不显著,而孤独感表现出年龄差异,70岁以上老年人得分水平低于其他年龄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系较密切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受人尊重、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经济状况、职业、参加活动等,而性别、子女人数、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系不大.
作 者：高国武 王新 GAO Guo-wu WANG Xin 作者单位：高国武,GAO Guo-wu(德州学院,山东,德州,253023)
王新,WANG Xin(聊城师范学院,教育工程系,山东,聊城,252059)
进展性脑梗死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篇6
【摘要】目的：分析进展性脑梗死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广安市广安区中医院收治的60例进展性脑梗死患者入院时的既往病史、血压、血糖、血脂、纤维蛋白原、入院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NIHSS）、TOAST分型等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进展性脑梗死患者与对照组比较，入院时收缩压、空腹血糖等指标升高、糖尿病、前循环脑梗死密切相关。结论：进展性脑梗死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产生SIP。故治疗应从不同的环节着手，阻止SIP 的发生。
【关键词】进展性脑梗死；危险因素；回顾性分析
进展性脑梗死（ stroke in progression，SIP） 是指虽经临床积极干预仍进行性加重的脑梗死，神经功能缺失于发病后6h ～ 7 d 逐步或阶梯式进展，影响患者预后。因此发现进展性
脑梗死的影响因素并给与干预是治疗成功的关键。本文就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我科收治的23例进展性脑梗死患者相关危险因素进行临床分析并选取同期住院的急性脑梗死（ 非进展性脑梗死） 27例作为对照组，旨在探讨进展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以期为SIP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对象为我院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内科住院的进展性脑梗死患者共23例，男16例，女7例，年龄（63.48±8.46） 岁，诊断符合SIP，诊断标准：①全部病例均表现局灶性神经系统功能受损的症状和体征； ②经头部CT 或MRI 证实； ③在发病6 h ～ 7 d 内病情进行性加重，NIHSS 评分增加2 分以上； ④排除梗死后出血，感染、发热、心功能不全所致的病情进展以及TIA 和脑栓塞。住院的非进展性脑梗死患者27例作为对照组，男15例，女12例，年龄（63.78±10.52） 岁，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2 方法 记录既往高血压、糖尿病史、吸烟史、入院后血压、24小时内空腹血糖、胆固醇、三酰甘油、纤维蛋白原，同型半胱氨酸等结果。 TOAST分型 所有研究对象，按TOAST分型，将两组脑梗死患者分别分为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小动脉闭塞型、心源性型。
NIHSS评分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定：治疗前，采用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评定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结果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定量资料比较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进展性脑梗死组与对照组比较，糖尿病患者数、入院时收缩压、24小时内空腹血糖、同型半胱氨酸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见表1）
3 讨论
进展性脑梗死是指发病一周内临床症状和体征逐渐加重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本研究结果显示，进展性脑梗死与非进展性脑梗死患者在既往糖尿病史，入院时的收缩压、空腹血糖、同型半胱氨酸、OCSP分型等方面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本资料显示既往糖尿病史及入院时空腹高血糖是SIP的危险因素。高血糖使脑组织内葡萄糖浓度增高，局部无氧酵解增加，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氧自由基和一氧化氮生成增加； 同时高血糖可致高黏血症及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引起弥散性血管病变； 并使压力感受器受损，脑的自动调节功能减低； 高血糖和高胰岛素血症还可通过抑制t-PA，促进纤溶酶原激活，更易促使血栓形成及扩展，并启动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而参与脑梗死后细胞的继发损害，进而促进缺血性卒中的发生和恶化。
本资料显示入院时收缩压下降导致SIP，尤其是合并动脉严重狭窄或闭塞，平时靠侧支循环维持血流，血压下降其远端灌注不足，在侧支循环不良的部位发生梗死。血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减低以及不适当的降压治疗。王洪新[1]也指出：进展性脑梗死患者具有病程长、发病后血压较平时低、脉压小的特点。2010《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指南》专家共识[2]： 缺血性卒中后24 h 内血压升高，慎用降压药。除非收缩压≥200 mm Hg，舒张压≥110mm Hg 應谨慎处理，否则一般不用降压治疗。如血压低可扩充血容量，升高血压以提高脑灌注压。
本资料显示进展性脑梗死与非进展性脑梗死TOAST分型比较有显著差异。动脉粥样硬化致脑动脉狭窄被认为是PIS 常见病因之一[3]。本组资料显示大动脉硬化型与SIP有关。大动脉主干高度狭窄或闭塞，导致局部血流减慢或产生涡流，更易使血小板粘附、聚集，促进血栓的形成及进展； 而侧支循环不良致远端低灌注。颅内血管狭窄，血栓蔓延，产生新的狭窄或使原有狭窄的血管产生闭塞，或通过阻断侧枝血管使脑缺血区域逐渐增大，导致病情进展。
综上所述，SIP 的发生因素和机制是多方面的，而非单一因素所致。故应从不同的环节着手积极处理，对卒中患者进行危险因素评分（ ESSEN 评分） ，尽早行颈部血管超声、TCD、
MRA 等相关检查。根据病因给予治疗，急性期的血压升高，应慎重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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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astillo J，Leira R，Garcia MM，et al，Blood pressure decrease during the acute phase of ischemic strokeis associated with brain injury and poor stroke.Stoke Outcome，2004，35（ 2）：520
相关因素研究 篇7
1.1 研究资料
确定输血后丙肝的诊断标准:病例取自本地区2005年至2007年各医院临床输血患者, 诊断标准参考《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1]。①发病前有输血史;②受血后半年内, 出现其他原因不能解释的肝功能异常及相应的临床表现;③血清学检查除外急性甲型肝炎病毒 (HAV) 、乙型肝炎病毒 (HBV) 、戊型肝炎病毒 (HEV) 感染;④抗-CV和/或丙型肝炎病毒核糖核酸 (HCV-RNA) 阳性。
1.2 抗-HCV检测
采用ELISA国产试剂。
1.3 HCV-RNA检测
RNA提取采用常规胍酸-酚-氯仿法, 设空白对照及弱阳性对照。
1.4 其他指标检测
HAV、HBV、HEV标志物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χ2检验及相关回归分析。
2结果
随机调查2005～2007年间本地区大医院2440例受血者。输血性丙型肝炎感染发病者为:受血者输血2周后ALT高于正常值2倍以上, 无甲、乙肝炎病毒感染, 有肝病临床表现的患者, 且抗-HCV阳性和/或HCV-RNA RT-PCR阳性者。感染总数501例。按用血量 (1 U=200 ml) 分组, 输血量X (U) 与输血性丙型肝炎发生率Y (%) 的直线回归方程:Y=18.37+0.81X;相关系数r=0.846;相关系数检验t=7.716, P<0.001;决定系数R2=0.7161。结果表明输血性丙型肝炎发生率与输血量呈正相关, 随着输血量增大, 输血后丙型肝炎感染的发生率增大。
3讨论
输血是临床常用的医疗方法, 其也成为丙型肝炎广泛传播的直接因素。从本研究的资料分析可知, 输血量越多, 感染HCV的危险性越大, 丙型肝炎发生率与用血量的关系基本符合传染病的Frost-Reed模式[2]。从Frost-Reed模式理论分析, 丙型肝炎发病率也与献血人群的丙型肝炎携带率相关。丙型肝炎携带率较高的人群比较低的人群献同量的血给受血者, 受血者丙型肝炎的发病率明显增高。由于职业有偿献血员人群的丙型肝炎携带率远高于无偿献血人群, 所以大力提倡无偿献血, 使用无偿献血的血液, 可以减少输血后丙型肝炎的发病率, 也是防止丙型肝炎广泛蔓延的有力措施。对血液抗-HCV进行检测后仍然有丙型肝炎感染者, 只要病毒未被全部检出, 输血量越多感染HCV的危险性越大的规律依然有效。因此, 提示临床医生输血有风险, 在目前情况下给患者输血治疗应遵循“宁少勿多, 能不用就不用”的原则。
摘要：目的 研究输血传播性丙型肝炎与输血量的关系。方法 抗-HCV采用ELISA检测, ALT用速率法测定, HCV-RNA用RT-PCR定性测定, 相关因素的统计分析应用χ2检验和相关回归分析。结果 输血传播性丙型肝炎发生率与输血量X呈正相关。结论 随着输血量的增大, 输血后丙型肝炎感染的危险性随之增大, 符合Frost-Reed模型。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 (HCV) ,抗HCV,输血,ALT
参考文献
[1]尹建平, 张红, 马威, 等.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数理医药学杂志, 2005, 18 (5) :455-457.
相关因素研究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2012年12月~2014年12月共收治颅脑外伤患者1723例, 均与有关的诊断标准相符合, 且在本院接受手术治疗, 其中术后并发颅内感染者139例, 包括男86例, 女53例, 年龄20~75岁, 平均年龄 (46.9±9.3) 岁。诊断颅内感染的标准为: (1) 术后出现发热症状, 表现出脑膜刺激与颅内高压症状, 如意识障碍、呕吐、头痛等; (2) 蛋白定量>450 mg/L, 脑脊液常规检验 (CSF) 中糖定量<400 mg/L, CSF中WBC>0.01×109/L, 其中血中WBC>10.0×109/L, 多核白细胞>50%; (3) 存在脑脊液漏等肯定的感染原因; (4) 二次外科手术确定脓肿或影像学检查显示脓肿证据; (5) CSF细菌培养结果呈阳性。满足4, 5条即可确诊。所有患者的术后生存期均超过7 d。
1.2 研究方法
记录并分析术前、术中与术后所有患者的情况, 具体资料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住院时间、术前GCS评分、损伤性质、手术时间、发生脑脊液漏与否、手术次数脑室外引流与否、气管切开与否、低蛋白血症等, 先对得到的数据实施单因素分析, 再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从而确定颅脑外伤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
1.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对有关因素进行分析。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颅脑外伤术后发生颅内感染与气管切开、住院时间和性别等因素无关, 与脑室外引流、脑脊液漏、手术时间 (≥4 h) 、手术次数 (≥2次) 、低蛋白血症 (是) 、开放性伤口、术前GCS评分和年龄 (≥60岁) 相关 (P<0.05) 。见表1。
2.2 多因素分析
颅脑损伤术后发生颅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是脑脊液漏、手术次数、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4个指标相关 (P<0.05) 。见表2。
3 讨论
神经外科的一种常见疾病就是颅脑外伤, 而该疾病主要的并发症是术后颅内感染, 患者的病情会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加重[1]。而且抗菌药物由于血脑屏障的阻碍通常难以发挥作用, 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 患者的预后情况较差, 很可能导致死亡[2]。其中存在脑脊液漏时, 病原菌在脑脊液处逆行, 造成颅内感染, 反之感染又会增高颅内压, 使脑脊液漏加重, 增大感染率。而手术时间过长会增大手术室中的微生物接触手术野的几率, 增大感染率。脑室外引流也增大细菌侵入率, 容易引起感染[3]。
综上所述, 临床上应对此类患者尽早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发生术后颅内感染。
参考文献
[1]姜红振, 马晓东, 周定标, 等.颅脑外伤术后颅内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临床神经外科杂志, 2012, 21 (3) :155-156, 159.
[2]李建峰, 崔凯, 董雅兰.急性颅脑损伤患者术后颅内感染相关因素临床分析.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4, 36 (17) :87-89.
小儿反复肺炎易发的相关因素研究 篇9
反复肺炎是导致我国小儿死亡的重要原因, 是指在1年内肺炎反复发作2次及以上, 一般发生在冬春两季, 严重地影响了患儿的身心发育, 也必然会对患儿父母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为了从根本上防治小儿反复肺炎发作, 笔者分析了近3年来收治的反复肺炎患儿资料, 总结其易发因素,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78例小儿反复肺炎患者系我院2009年1月—2011年12月儿科诊治的患者, 临床表现为喘息、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可伴发热, 肺部听诊可闻及固定湿罗音, X线胸片显示肺部有浸润阴影, 患儿一年内发作2次及以上。将278例患儿作为观察组, 男152例, 女126例, 年龄5个月～10岁, 平均 (3.8±2.1) 岁, 病程4个月～5年, 平均 (1.2±0.6) 年。另选取同期体检无反复肺炎发作的患儿100例作为对照组, 男58例, 女42例, 年龄6个月～11岁, 平均 (3.6±1.8) 岁。两组患者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 制订统一的临床研究表格,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 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患儿的性别、年龄、临床诊断、细菌培养结果、基础疾病情况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等。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集均由两位专业统计人员完成, 采用SPSS1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 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原菌构成
278例患儿微生物培养阳性234例, 阳性率为84.2%, 其中革兰阴性菌127株 (54.3%) , 革兰阳性菌70株 (29.9%) , 支原体15株 (6.4%) , 衣原体13株 (5.6%) , 真菌9株 (3.8%) 。最主要的病原菌为肺炎链球菌 (25.2%) 、大肠埃希菌 (20.5%) 、肺炎克雷伯菌 (12.8%) 和嗜血流感杆菌 (10.3%) , 见表1。
2.2 基础疾病情况
观察组和对照组伴发各类基础疾病的患儿分别有205例 (73.7%) 和13例 (13.0%)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基础疾病主要为先天性心脏病 (27.3%) 、呼吸道解剖异常 (25.4%) 、气管吸入 (18.5%) 、哮喘 (11.2%) 、营养不良缺陷 (8.8%) 和免疫功能异常 (5.8%) 。上述各疾病所占百分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 见表2。
3 讨论
小儿反复肺炎的发作与多种因素有关, 一般认为与肺或全身整体的防御功能降低有关, 此外机体的其他基础疾病也会导致肺炎反复发作。本研究结果显示, 小儿反复肺炎的易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 致病菌的反复感染
呼吸道反复感染病原菌是引起呼吸道炎症的主要原因。病原菌反复迁徒、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都会导致细菌耐药株的出现, 因而造成反复感染的可能[1,2]。本研究结果显示, 致病微生物培养阳性率高达84.2%, 其病原菌构成复杂, 囊括了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支原体、衣原体和真菌, 其中以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为主, 分别占1/2和1/3。上述结果证明了致病菌感染是小儿反复肺炎的一个很明显因素。最主要的病原菌为肺炎链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嗜血流感杆菌, 不难看出除大肠埃希菌外, 其他3种细菌均是引起肺炎的主要致病菌。
3.2 基础疾病
本研究结果表明, 先天性心脏病在基础疾病中所占比重最大, 与文献报道[3,4]类似。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患儿在医院接受治疗、长期卧床和医院内感染所致, 或是导致肺循环受阻、淤血所致。呼吸道解剖异常是小儿反复肺炎最直接的原因, 其主要包括气管软化、先天性膈疝及其他一些先天性肺部疾病等, 气管吸入和哮喘等也是小儿反复肺炎易发最直接的原因。气管吸入主要表现为胃食管反流、气管异物等, 这些呼吸器官的先天畸形或发育不全使呼吸道的正常繁育功能减弱, 而气管吸入可能导致低蛋白血症则会加剧小儿肺炎的发生。肺炎一般被认为是哮喘的一个常见并发症。
3.3 免疫功能异常
有文献显示, 肺炎反复发作患儿的血清IgA、IgM、IgG和C4都明显高于健康儿童, 这表明患儿免疫功能低下是造成肺炎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免疫缺陷一般是指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发生缺陷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 从而导致抗感染能力降低。对患儿来说, 激素的不合理使用可能会抑制其机体的免疫力。此外, 微量元素或维生素缺乏等亦会加重其免疫功能缺陷。
3.4 营养不良缺陷
营养不良主要包括微量元素缺乏和维生素缺乏。维生素A对维持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缺乏维生素A可导致IgA分泌减少, 并且认为维生素A与IgG呈正向相关, 缺乏维生素A可直接导致IgG降低。此外, 维生素A对呼吸道上皮细胞分化和保持完整性都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若缺乏维生素A, 则使上述生理功能受损, 使呼吸道上皮细胞的正常防御功能降低, 细菌易于入侵。维生素D也是机体重要的元素, 若缺乏可导致佝偻病出现。微量元素虽然含量极低, 但对于维持人体多种正常的生理功能却是必不可少的, 一旦缺乏某种元素必然会导致相关疾病的发生。锌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其缺乏可导致患儿的脾和胸腺功能降低, 导致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下降[5]。此外, 缺铁可引起缺铁性贫血, 引起免疫球蛋白合成障碍, 钙元素缺乏可导致呼吸道纤毛活动能力降低。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导致小儿肺炎反复发作的易发因素很多, 这其中主要为微生物感染、先天性疾病、免疫功能异常和营养不良等。笔者建议:⑴应当根据病原菌的构成, 采用合理的抗生素彻底清除微生物, 避免耐药株的产生和复发等;⑵积极治疗患者的先天性疾病,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发生肺炎的风险;⑶加强免疫功能不全患者的护理工作, 选用合适的药物, 尽量少用免疫抑制剂;⑷针对患儿营养不良的具体表现补充相应的物质, 提高其免疫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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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志龙, 陆击修, 郝俐.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与巨细胞病毒肺炎支原体感染相互关系的临床研究[J].吉林医学, 2011, 32 (33) :6984-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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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时美.96例小儿反复肺炎的临床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2011, 26 (32) :5009-5010.
相关因素研究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本次研究运用护士工作倦怠量表 (MBI) 、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 (NJSI) 、工作心理控制问卷 (WLCS) 对宁乡县2所医院220名护士进行调查, 采用Person相关法分析工作倦怠与工作压力源、控制感的相关性。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220份, 其中宁乡县人民医院160份, 宁乡县第二医院60份。共回收206份, 回收率93.6%, 剔除了其中9份因为多个项目未填写, 3份因绝大多数选项相同 (包括相反的问题) , 有效问卷194份, 有效率达94.2%。研究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
2 结果
2.1 工作倦怠的基本情况统计
对得到的所有有效问卷中工作倦怠量表得分进行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 护士的情感衰竭程度较高, 在工作倦怠的3个方面, 情感衰竭是工作倦怠的核心, 这个说明护士的工作倦怠程度较高。
通过对本次调查所得的关于护士工作倦怠3个维度总得分频段的概率统计, 可知:
护士情感衰竭的程度较为严重, 得分在9分以上的达到83.5%。
护士去人格化的程度一般, 不如情感衰竭的程度严重。绝大多数的护士得分集中在18分以下, 有110人, 占到56.7%;其中高去人格化的有43人, 占到22.2%。
护士个人成就感得分较低, 得分在34分以下的占到61.3%。说明护士觉得从事工作获得的成就感较低。
2.2 变量的相关分析
把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的3个方面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作相关分析, 可知:年龄与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的3个方面不存在显著相关。护龄与去人格化存在显著负相关。学历与去人格化、个人成就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职务与去人格化、工作压力存在显著负相关, 与个人成就感、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平均月收入与个人成就感、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工作压力存在显著负相关。
对不同年龄护士的工作倦怠进行单一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 不同年龄护士在工作倦怠的3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工作倦怠在各个年龄护士中具有普遍性。
对不同护龄护士的工作倦怠进行单一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4。
从表4可知, 不同护龄护士在工作倦怠的3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工作倦怠在各个护龄段具有普遍性, 年龄跟护龄存在一定的共性, 一般年龄较大的护士其护龄也较大, 因此护龄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也类似于年龄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对不同学历护士的工作倦怠进行单一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5。
从表5可知, 不同学历的护士在工作倦怠的3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个人成就感程度上, 中专组护士的得分显著低于大专组护士。
2.3 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的相关分析
2.3.1工作倦怠与工作压力的相关分析
情感衰竭与护理专业、时间分配、患者护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工作压力都存在显著正相关, 即护理专业、时间分配、患者护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越大, 护士的情感衰竭程度可能就越严重;去人格化与护理专业、时间分配、工作资源、患者护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护理专业、时间分配、工作资源、患者护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越大, 护士去人格化的程度也可能越高;个人成就感与护理专业、患者护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存在显著负相关, 即护理专业、患者护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越大, 护士个人成就感就可能越低。从这个结果也可以看出, 工作压力的各个方面与工作倦怠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工作压力是工作倦怠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2.3.2工作倦怠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情感衰竭与工作满意度的5个方面都存在显著负相关, 即工作满意度越高, 情感衰竭的程度可能越低:去人格化与护理满意、同事满意、上级满意存在显著负相关, 即护理满意度、同事满意度、上级满意度越高, 去人格化程度可能越低:个人成就感与工作满意度的5个方面都存在显著正相关, 工作满意度越高, 可能护士的个人成就感就越高。这个结果可以看出,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能对工作的倦怠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2.3.3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工作压力的5个方面与工作满意度的5个方面基本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其中护理专业压力与护理满意、上级满意、发展满意、报酬满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97、-0.169、-0.208、-0.307;时间分配方面的压力与护理满意、上级满意、发展满意、报酬满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19、-0.268、-0.270;工作资源方面的压力与上级满意、报酬满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59、-0.219;患者护理方面的压力与护理满意、报酬满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0.157;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与护理满意、同事满意、上级满意、发展满意的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0.316、-0.229、-0.272、-0.251。
3讨论
总结以上的统计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护士的工作压力水平普遍较高, 而工作满意度程度却一般, 工作倦怠中情感衰竭与个人成就感降低均为高度, 去人格化为中度。工作压力对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都有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也都有显著影响。综合多个变量的影响, 工作压力的人际关系、患者护理的压力, 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的去人格化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即去人格化受到上述多个变量的综合影响[3,4,5]。
研究者建议, 卫生部门的主管领导应注意护士的工作压力对护理工作的不利影响, 设法消除引起护理工作压力的因素, 如适当的增加晋升及深造的机会, 改善工作环境等。医院的护理领导者及管理者应该对护士定期进行减轻压力的训练, 使护士能认识到压力对自己工作的影响, 尽可能的采取适当的方法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 训练内容应包括社会心理、行为、认知、管理等多个方面。同时护士学校及护理系也应在其课程中增加有关减轻工作压力的内容, 以减轻护士的工作压力, 保证良好的护理质量[6]。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与发展任务, 做好人员管理。本调查显示, 不同年龄、护龄对于压力承受也有不同, 所以管理者应分别对待。对于刚分配来的护士, 不能急于求成, 要帮助她们适应护理的工作环境, 不能怕她们出错误, 要给她们改正的机会;对于有工作经验的年长护士, 要尊重, 适当地授权给她们。安排一些责任性强的工作, 并给她们提供学习以及晋升的机会。应充分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护士对工作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提高, 对护士工作倦怠的产生具有较大的调解作用[7,8]。本次调查中, 护士对报酬的满意度最低, 她们认为自身涨工资的机会太少, 所发的工资比她们应得的要少, 所以要充分运用激励机制。管理者要在护理群体中创造一种和谐文明、积极向上、团结进去的工作氛围, 理解、尊重护士, 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护士争取合理的薪酬待遇, 重视劳务价值。国外护理专家认为, 物质及精神的奖励对提高一个专业从业人员的自尊心以及专业自豪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可以尝试采取按照责任大小、风险强弱、工作环境优劣等具体情况在报酬上拉开档次, 以充分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摘要：目的探讨护士的工作倦怠状况及其与工作压力等相关因素的关系。方法运用护士工作倦怠量表 (MBI) 、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 (NJSI) 、工作心理控制感问卷 (WLCS) 对宁乡县2所医院220名护士进行调查, 研究工作倦怠状况及其与工作压力等相关因素的关系。结果220名护士工作倦怠量表测评中, 高度情绪枯竭者占45.5%, 高度去人格化倾向者占31.4%, 低度个人成就感者为38.6%。在个人成就感程度上, 中专组护士的得分显著低于大专组护士;在去人格化倾向维度上, 手术室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科室组。结论分析表明, 护士情绪枯竭和去人格化维度得分与工作压力源5个方面因子、控制感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个人成就感仅与管理及人际关系方面因子、控制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医院应通过降低护士工作压力源等措施, 缓解其工作倦怠的情况。
关键词：护士工作倦怠,高度情绪枯竭,高度去人格化倾向,低度个人成就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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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研究 篇11
摘 要： 通过了解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的在校大学生压力状况，分析性别、年级、学习生活情况等因素对在校大学生压力的不同影响，为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苏州大学学生中展开调查，使用SPSS17.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学习压力（46.9%）、人际交往压力（14.9%）和前途压力（24.3%）是目前苏大学生感到的最大压力来源。面对压力时男女学生的做法也不一样，随着年级的增加，就业压力变得突出。因此，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实施有效的早期干预策略，缓解压力，消除潜在危机。
关键词： 大学生 压力源 压力体验 心理健康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压力的增大，大学生心理压力随之加大，已经影响身心健康和学习效率[1]。研究大学生压力的主要来源和影响因素，主要依靠自身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自我评估，据此也是衡量和反映其身心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2]，[3]。本研究在苏州大学展开调查，分析研究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各类大学生在压力体验程度和压力主要来源上的不同，揭示苏州大学在校大学生身心压力现状，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帮助他们及时调整，良好应对，防范由于压力引起的心理危机事件。
一、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课题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苏州大学教学楼内展开调查。一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问卷288份，有效回收率为96%。
（二）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压力来源及应对方式问卷”。研究者在以往文献及相关量表题目的基础上，将压力反应分为4个主要类别：生理反应、行为反应、认知反应和情绪反应。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本课题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数据录入工具为EXCEL，数据分析工具为SPSS17.0。
二、结果分析及结论
（一）样本情况分布
本课题研究的被测学生涵盖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苏州大学在校学生，其中男生107人，占37.2%；女生181人，占62.8%。在年级方面，大一49人，占17.0%；大二239人，占83.0%。
（二）大学生压力现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中，共分为五项情绪的表现，分别为快乐、平静、无聊、郁闷和烦躁。调查结果所示，大多数苏大学生（48%）在平时生活中的情绪属于平静状态，比例第二的情绪是快乐，占到了25%；之后是无聊，占到了19%。郁闷和烦躁这类不良情绪的苏大学生较少，分别为5%和3%。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有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大多数都处于正面积极的生活状态。
我们将生活中是否感受到压力的情况分为经常感到压力、偶尔感到压力、很少或没有感到压力三类。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绝大部分同学在生活中均为偶尔感到压力的状态（71.2%）。还有较少同学感到经常有压力（23.3%），而在这部分同学中，尤其是大二女生，与男生相比更经常感受到压力。所占比重相对最少的是很少或没有感到压力的学生。根据调查结果得出，大部分学生平时生活中都会感受到压力，但这部分同学中，感觉到压力的情况只是偶尔出现。
表1 你在生活中是否感觉到压力
调查发现（表2），大学生心理压力主要包括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和就业压力等方面。本次调查针对“您在大学生活中感到最苦恼的问题”在问卷中列出了“学习课程压力”、“人际交往压力”、“经济压力”、“前途问题”、“家庭压力”及“其他”这六项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学习课程压力列位第一，占46.9%；其次是前途问题和人际交往，分别占24.3%和14.9%。
表2 不同年级、性别的大学生压力源构成
各年级主要压力源仍是学习课程方面，大一和大二分别占42.9%和48.5%。大一学生第二压力来源为人际交往，占24.5%；大二学生第二压力来源为前途问题，占25.8%，而人际交往只占12.9%，比大一新生足足少了11.6%。男女大学生的主要来源仍有一定差异，女大学生在前途方面的压力占（29.8%），比男大学生（14.9%）高出了15个百分点。调查中发现学习课程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压力源，占到了46.9%。
三、建议
此次调查研究发现我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涉及方面较多，应对压力采取的方式较为积极。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大都处于平静、快乐的状态。我们针对进一步减缓大学生压力，帮助大学生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提出如下建议[2]：1.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各个年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及疏导；2.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时，男女生最好有所侧重；3.留意学生情绪变化，积极跟进，及时开导。
在大学生活中，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都会遇到许多问题。保持良好心态与积极情绪可以提高人体的机能，促进人的活动，形成一种动力，激励着人努力。而消极的情绪会抑制人的活动能力，降低人的自控能力和活动效率，做出一些不理智令自己后悔甚至违法的行为。因此，要积极跟进，及时开导，实施有效的早期干预策略，化解压力，消除潜在危机。
参考文献：
[1]刘荣.中小学教师压力与健康及相关因素的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4.
[2]张茜.大学生心理压力现状及其对策[J].文史博览（理论），2008，4.
[3]张张卢.平衡学生心理压力，促进心理健康教育[J].科技文汇，2014.
相关因素研究 篇12
良好的声誉是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 它能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买方市场的出现,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产品同质性越来越大, 企业声誉这种独特资源的作用必然进一步凸显出来, 它对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正如Fombrum (2004) 所言, 良好的声誉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名片, 它能打开大门、吸引追随者、带来投资者和消费者, 以及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 企业声誉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 其漫长的培育过程使它具有竞争企业难以模仿的特性, 势必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 对于任何一个致力于长期持续发展的企业而言, 加强企业声誉管理, 使企业声誉得到有效地培育、积累和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企业声誉理论文献的系统研究, 对企业声誉的起源与发展、概念与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等主要研究问题进行梳理, 以期明晰企业声誉理论的研究现状, 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声誉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趋势进行了初步探析。
二、企业声誉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对于声誉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1763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声誉的分析和解释, 他认为声誉是一种保证契约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机制, 是对个人的隐性激励。在经济学中, 一般认为声誉的建立是一个长期动态博弈的过程。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不能穷尽所有情况, 契约各方履行职责是基于相互信任, 而相互信任的基础是多次重复交易, 长期的信任就形成了声誉。
在企业声誉的研究领域, 目前国外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Charles Fombrun, 他也是最早对企业声誉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1997年创立了《企业声誉评论》 (Corporate Repuation Review) 期刊, 并且于2000年开发了一种测量声誉的新方法———声誉商数 (Reputation Quotient, RQ) 。此外, Mark Shanley, Harris和Manfred等人也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
目前中国专门对企业声誉进行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 但是鉴于声誉对企业组织的重要性, 近年来学者们对企业声誉的研究热情与日俱增。较早涉足声誉研究的国内学者有张维迎等人, 目前徐金发、白永秀和张四龙等学者在此领域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另外, 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进一步完善, 在20世纪80年代, 组织声誉理论开始兴起。中国学者余津津 (2003) 从经济学角度把组织声誉理论研究成果归纳为三部分:标准声誉理论、声誉交易理论和声誉信息理论[1]。李军林 (2004) 在总结前人文献基础上认为, 声誉理论是沿着个体声誉和组织声誉或群体声誉两条线索向前发展的。这些成果对于企业声誉研究在国内的推动和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2]。
三、企业声誉的概念辨析与演进
企业声誉的研究者往往结合自身的研究问题, 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企业声誉的概念, 因而对于企业声誉存在大量不同的表述。如Weigelt和Camerer (1988) 认为, 声誉是企业的一组特性, 源于企业过去的行为[3];Wartick (1992) 认为, 声誉是单个利益相关者感知到的组织反应对于众多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期望的满足程度的集合体[4];Herbig和Milewicz (1993) 认为, 声誉是各群体对企业过去行为的一种整体认知判断[5]。
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声誉的定义是Fombrun和Rindova (1996) 提出的:企业声誉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过去的行为以及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等能力所形成的看法的综合体现, 这些行为和结果反映了企业向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的能力[6]。该定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被广泛接受和使用。Brown和Logsdom (1997) 归纳了该定义的三个关键点:强调结构的感知特性;它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感知;是对于某些标准的比较[7]。虽然Fombrun认为声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整体估计, 但是该定义仅考虑消费者、投资者、雇员和普通公众的情感反应, 而没有考虑认知要素。与Fombrun的概念相对应, Gray和Ballmer (1998) 认为, 企业声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特性的评价, 但他们没有考虑企业的情感要素[8]。
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不断对前人成果进行补充和完善。Hall (1992) 认为, 企业声誉包含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所持有的理性认知和情感[9]。Williams (2000) 认为, 企业声誉的概念应该是形象、个性与声望的整合;Barnett (2000) 认为, 公司声誉是各种经验、印象、信仰、感情和知识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它是一个社会的、集合的、关系的概念, 它的影响范围是广泛的, 它的功能效应是综合的, 它的作用方式是关系的;Whettne和Mackey (2002) 认为, 企业声誉是利益相关者以自己对企业的期望为评估标准来对企业的行为作出的判断[10];Davies (2003) 认为, 企业声誉就是身份 (identity) 和形象 (image) 的结合, 身份是指企业内部雇员如何看待企业, 形象是指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企业, 特别是顾客的看法。此后, Manfred等人 (2004)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企业声誉进行阐释, 提出企业声誉分为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 在评估企业声誉时, 不仅仅要评估对企业特征的主观理解 (如“成功企业”、“高质量的产品”) , 而且要评估这些特征对人的内在影响 (如“企业是不成功的, 但我就是喜欢它”) [11]。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企业声誉是企业的最广泛利益相关群体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企业的一种由情感反应和理性认知构成的态度, 这种态度能够使得利益相关者采取相应的行为。
四、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分析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 这也为企业声誉管理提供了借鉴。
在企业管理方面, Rose&Thomsen (2004)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公司财务绩效能提高企业声誉[12];Brammer&Pavelin (2006) 利用大公司的样本数据, 发现财务绩效是企业声誉的决定因素之一[13]。Winfrey and Logan (1998) 发现, 经理的报酬和企业声誉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14];Tom Bell Jr (2001) 通过对众多的CEO、证券分析师、新闻媒体人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访谈, 得出结论:CEO声誉占企业声誉的40%左右。Hill&Knowlton的研究发现, 管理者的声誉, 包括CEO、CFO和COO等作为整体的声誉, 比单位领导人、董事长、单独的董事对分析家的影响更大[15]。公司的战略和企业声誉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专业化经营公司比多元化经营公司的声誉高, 关联性多元化经营公司的声誉比非关联性多元化经营企业声誉高 (Williams, Schnake, Fredenberger, 2005) [16]。
管理的质量也是企业声誉的重要驱动力 (Ballen&Kate, 1992) [17]。Sylvia (2000) 从企业的关系能力、财务能力与运营能力三个方面对因素进行分离, 证明企业声誉影响因素分别是公司人格、社会效用、社会敏感性与消费者接触。Newen和Goldsmith (2001) 在多个行业进行了实证调研, 发现影响消费者感知的企业声誉影响因素主要是企业的专业技术性和可信赖度。Jin和Kim (2003) 在零售业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声誉的影响因素有服务便利性、购物便利性、购物环境、价格竞争力以及时尚商品丰富性等。行业也是影响企业声誉评价的重要因素, Don Porritt (2005) 通过研究得出:社会公众认为银行和通讯服务是为社会提供基础性服务的公司, 应当首先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应当是股东, “基础性服务公司”巨额收益的声明, 由于看起来是牺牲了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 所以会降低企业的声誉[18]。
可以发现, 上述研究内容绝大多数将眼光聚焦于企业的内部, 从产品质量、管理水平、财务表现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也有少数学者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公益事业等企业参与的外部活动相关内容考虑在内, 尽管如此, 研究的视角仍稍显局限。企业的所有活动, 包括生产活动、销售活动等等, 都不是企业整体孤立而凭空地进行的, 它们的这些活动总是在和其他社会群体不断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企业在与其利益相关者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 也肯定会影响到企业的声誉, 可以认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是企业声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在企业利益相关者方面, 对待员工的公平性和公司声誉相关 (Daniel J Koys, 1997) [19]。Maathuis (1999) 从利益相关者需要理论出发, 结合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 确定企业声誉影响因素是一般质量、技术质量、能力、吸引力、信誉和社会责任, 此后又得出企业声誉影响因素分别为产品实情、产品评价、组织实情、组织绩效、组织人格、组织所属国家以及市场。Maignan和Ferren (2003) 着重强调了企业所应承担的各项社会责任, 确定影响企业声誉的影响因素分别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员工责任、客户责任、投资者责任与沟通责任。在现实中最能够影响企业声誉的因素是消费者对公平的感知, 以及企业的成功和领导者 (Graham&Helen, 2005) [20]。Stelios C Zyglidopoulos (2005) 根据相关的文献, 建立了两个假设并进行了检验, 研究发现裁员和企业声誉负相关[21]。
综上所述, 影响企业声誉的因素是多重的。学者们对企业声誉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助于企业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影响企业的因素, 从而能够有的放矢, 更加有效地进行企业声誉管理。
五、进一步研究展望
目前, 国内企业声誉管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现有研究还处于引进阶段, 缺乏系统性。因而, 国家一方面需要加大声誉领域的科研投入, 鼓励更多学者参与声誉理论研究;同时结合本国国情, 形成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声誉理论体系, 进而实现对中国企业声誉管理的有效指导;另一方面应该加紧完善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 为企业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实现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使得声誉价值得到真实体现, 从而促进企业对声誉管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