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整体性（共10篇）
生态整体性 篇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 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整体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与方式, 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在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保护, 即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综合保护。文化生态建设应立足于当下, 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文化生态环境得到科学的改善和优化, 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整体, 得以延续和发展。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整体性保护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建设了一批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村等, 至2014年底, 文化部已相继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文化生态区”的建立, 对于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将带来新的契机, 对于创意产业也将提供无限的思想艺术资源。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建设,整体性保护,理念与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 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因此, “整体性”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应该恪守的理念与原则,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方式。作为保护方式, “整体性”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在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保护, 即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保护, 而不是孤立的项目保护, 也就是说是一种要顾及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保护。只有坚持这一重要的保护原则与方式, 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一、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与生物类同, 都具有物种的多样性和其生态性。“‘生态’一词, 源于希腊文OIKOS, 意思为家或者环境。一般指生物的生存状态 (包括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 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关系。1866年, 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 (General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中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术语”, 他认为, 所谓“生态”“是一种关系的描述, 就是自然、有机生命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因此, ‘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2
进入20世纪后, 生态学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很快便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学科, 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5年, 美国新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H Steward, 1901-1972) 在其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概念, 指出文化与生物一样, 具有生态性。”[1]2把生态学运用到文化研究之中, 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
1962年, 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 (R.L.Carson, 1907——1964) 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 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 并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和审美观引入生态学视野, 把生态学延伸到了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生态学不断扩展的轨迹中, “所谓‘生态学’, 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 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 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 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2]
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生态学追求的是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 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 除了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阳光以外, 还包括空气、水和土壤等非生物成分以及植物、动物和各种微生物等生物成分, 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 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彼此之间进行着连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 共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生态平衡所体现出的多样性和有序性, 也是文化生态平衡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文化生态系统不仅包含自然环境和技术、经济因素, 而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组织环境等多个层面构成, 形成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人、环境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结构。“文化生态平衡是指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以及文化与环境间、文化与文化间、文化内部诸因素间保持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稳定与有序状态。”[3]
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自然环境或自然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旦其依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匮乏难觅, 就会直接影响项目的生存与发展。如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 又名龙尾砚, 其原料出自江西婺源的龙尾山, 若没有本地特产的原材料, 任何高手也难以制作出质真物实的徽州歙砚。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其发展延续是与当地优质高岭土资源有着密切联系的。2009年10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简称黎锦技艺) , 就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师法自然这一原则。黎锦的主要原料是本地出产的棉花和麻类植物, 其染料主要采用山区野生或种植的植物, 通过从植物的花、果、叶、茎、树皮中提取原料来配置染料。所以, 黎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离不开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适应自然、师法自然的产物, 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烙印, 而这些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正是源于这些遗产的地域和生态环境特色。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濒危性、稀缺性、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 也是任何其他文化资源所不能相比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间的“生态文化”, 它不仅与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相依存, 而且与人文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 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 就会形成什么方式, 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4]如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刘三姐歌谣”, 它是流传于广西壮乡的民间山歌、歌谣的总称。刘三姐歌谣是被称为“歌仙”、“歌圣”的刘三姐和无数壮族民间歌手长期在壮族民间传歌培育形成的成熟的壮族民间音乐主要形式之一。宜州市是刘三姐歌谣最有代表性的地区, 被认同为刘三姐的故乡。唱山歌曾是这个地区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和社交方式, 他们“以歌代话、借歌传情”, 几乎村村寨寨都有歌本、歌谱。唱山歌的风气, 在这里十分盛行, 这里有“女人不会唱歌难出嫁, 男人不会唱歌难娶媳”的说法。笔者曾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去宜州市考察, 亲身体验到了这里壮族山歌的魅力。接待我们的该市领导和文化干部个个是歌手, 他们用歌声迎接我们, 伴着歌声敬酒待客, 那嘹亮的歌声和有趣的歌词至今仍萦绕在耳旁。在宜州市刘三姐乡的刘三姐书院, 我们有幸一睹当地壮族歌王的风采, 两对歌王对唱山歌, 一问一答, 斗智斗勇, 机智风趣, 令人捧怀。我们现场提问, 故意出些难题, 但均难不倒歌王, 他们总能随机编出四句歌从容应答, 歌词幽默贴切、充满诗意, 曲调高亢悠扬, 回味无穷。傍晚, 我们来到宜州市的广场, 广场的墙壁上均是表现当年刘三姐生活和传歌风采的浮雕, 到广场上来休闲娱乐的当地民众自动聚成多个群体, 围在那里对唱山歌。唱山歌的形式都是两人一组, 两组人对歌, 在同一音调下, 歌词都是即兴编出, 男子唱完女子对, 一来一去难止息。我曾询问过几位当地民众, 他们说唱山歌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每天都要来这里对歌。这说明当地有着唱山歌的民风习俗, 尽管那令人神往的漫山遍野的歌声如今难以听到了, 尽管唱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 但唱山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在这里依然保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歌谣”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这一项目必须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倘若把它抽离出来, 就像让鱼离开水一样, 是无法生存的。2004年8月, 宜州市的刘三姐乡正式挂牌启动了“下枧河流域刘三姐歌谣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 有效地促进了这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受到异质文化中腐朽文化因素的侵蚀, 受到外部因素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干扰,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形式的损害等, 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一些单纯追求精神刺激和感官愉悦、格调低下的文化样式, 一些纯商业方式运作、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文化物种处于“疯长”状态, 而一些民族的、优秀的文化资源却遭到破坏, 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处于濒危状态。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有客观因素, 也有人为的损毁, 更有人们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的长期缺失,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无知和轻视。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加强文化生态建设、防止文化生态失衡的重要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集大成者, 是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活态文化, 它来自少数民族、原始部族、乡土文化、民间文化……, 是依赖一定生态环境和特定人群而存在与发展的“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 是各民族文化物种的基因库, 从中人们可以探究到不同民族的演变历程, 及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精神信仰、审美取向、风俗习惯等, 是任何民族都应该百般珍视的精神家园。我们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就是主张在特定的人文社会环境中, 在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 有效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分体现出其价值并较好地实现其功能。同时要以区域文化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注重文化遗产项目与区域内其他文化事项的密切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置于区域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 充分考察其与人文生态、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联系, 使其在与各种因素的和谐共存中获得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我们应该看到,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相对的。由于文化生态系统总要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 若在有益因素的影响下, 能使其达到更合理的状态, 建立起新的平衡, 或使原有的生态系统保持较为和谐稳定。但倘若异质文化的侵染严重, 人们对本民族无形文化资源轻视甚至损害, 以及不当的经济开发和建设使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均能造成一个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所以, 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行为, 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要建设好、维护好本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就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站稳立场, 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保持本地区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实践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始于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法国等国家兴起了“生态博物馆”运动, 将历史、文化、自然博物馆的静态保护理念推广到某个著名社区或古村落, 实施整体动静结合的保护。1971年, 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 (Georges Henri Rivière) 和于格·戴瓦兰 (Hugues de Varine) 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和管理的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途径。’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有关文件, 对‘生态博物馆’作了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 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5]显而易见, 生态博物馆的涵义与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 传统博物馆是有固定的博物馆建筑和场所, 将收集到的文化遗产在馆内保存和展出, 供观众参观、欣赏和研究, 于是, 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产生的地域、环境和所有者。而生态博物馆采取的是就地保存和保护的方式, 使文化遗产能够在其所属的社区和环境中保存与保护, 在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鲜活地传承与发展。由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区和原住民的呼声, 符合文化遗产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客观规律, 因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一问世, 便迅速被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众多地区和国家所传播和认同, 并逐渐成为一种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理论。1986年, 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苏东海研究员首次在他主编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上介绍了生态博物馆。90年代中期, 苏东海在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对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的认识和评价》, 成为我国首篇对生态博物馆作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 “在他的倡导下, 贵州省开始建设生态博物馆, 这个工程得到了挪威政府的援助, 被纳入《1995至1996年挪中文化交流项目》中。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选择了四个地点:梭嘎 (苗族) 、镇山 (布依族) 、隆里 (汉族) 和堂安 (侗族)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思想, 集中体现于由挪威专家和中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六枝原则》之中, 其内容如下:第一, 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 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第二,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 并应予以加强。第三,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 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第四, 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 保护优先, 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第五, 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第六, 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第七,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第八,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改善居民生活。”[6]
在实践层面上, 1997年10月31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和挪威王国正式签订《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1998年10月, 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落成, 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该博物馆的范围包括梭嘎乡12个村寨, 在陇嘎村建有资料中心, 展示了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 主要以当地社区为主, 管理委员会由区级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门的代表、12个苗寨的公认代表和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财会人员组成。另外, 还设有科学咨询小组, 由相应的专家组成。随后, 贵州省相继建立了贵阳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 并形成了生态博物馆群, 为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有益经验。
从1998年开始, 云南省也确定了“以人文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 选择腾冲县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的巴卡小寨、石林县北大村乡的月湖村、罗平县多依河乡的腊者村、邱北县的仙人洞村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作为文化生态村。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村寨, 设立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并规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能够集中反映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的;民居建筑民族特点突出并有一定规模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较有特色的。’该《条例》的实施, 不仅对民族生态村建设具有指导和规约的作用, 而且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已纳入到了省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之中了。为探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还在怒江、大理、丽江、迪庆4州市开展大规模调研后, 提出了以社区为单位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构想, 并在滇西北地区规划、实施了60个保护村 (区) 的建设, 带动了各州市、县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并付诸实施。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相继建立, 一些民族地区正开始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州、县的目标迈进, 确保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6]
2003年12月, 广西在其西北部河池市南丹县的白裤瑶族聚居地兴建中国首座瑶族生态博物馆, 对白裤瑶自然村寨的原状进行保护, 并同时展示瑶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广西第一家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 2004年11月26日正式建成开馆。该馆坐落在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 其保护范围覆盖了怀里村的蛮降、化桥、化图三个自然屯, 涉及100多户、500多白裤瑶群众。一条百年古道将相邻的三个村寨相互联结, 山野景致四季如画。白裤瑶 (1) 的聚居地, 位于崇山峻岭之中, 至今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保存在一种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 曾有历史学家称这里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是中国加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一项成果。它为白裤瑶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记载、展示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白裤瑶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完善, 会使更多的人来这里参观和考察, 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 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逐步提高当地白裤瑶族人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利用生态博物馆这一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遗产, 并利用这些遗产来创造未来。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 突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此后, “广西率先在全国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联合体’保护模式, 启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 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辐射, 在全区各地新建10个专业生态博物馆。广西生态博物馆群遵照‘文化原地保护’的理念, 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方式, 把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结成一个‘联合体’, 共同承担起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这种科学家和村民紧密结合的形式被著名博物馆学者苏东海教授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广西的十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全部建成开馆, 它们分别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民族生态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构成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 分别用以保存广西的瑶族、侗族、壮族、汉族、京族和苗族文化。”[7]
以上几个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实践启迪人们深深感到:为了使民间原生态文化存活下来, 就应该重视与其紧密相依的文化环境的保护。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 每个民族文化又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村) , 既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最安全的屏障, 又能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 使之成为“活文化”。事实证明, 划定文化生态区 (村) , 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 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如此实践也为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2006年9月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 在“十一五” (2006-2010年) 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的特定区域。”[8]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创新机制。2007年6月9日, 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 这里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到2020年左右, 将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体系。至2014年底, 文化部已相继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些实验区都在根据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积极探索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方法,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走出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子。由于目前仍处实验性阶段, 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待日后条件成熟后, 经过专家考察、论证, 再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与方式
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 “整体性”作为一项保护原则与方式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 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整体性保护仍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和理解上的误区, 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和辨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有人认为实现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因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 如今这些遗产所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 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历史条件, 也包括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及人的需求等, 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那么, 在当下文化生态环境中又怎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保护呢?这就涉及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再认识问题。从整体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上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 还是与时俱进不断传承发展的产物。除了少部分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原因而消失外, 绝大部分则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传承延续至今, 并在当下呈现出生机与活力。如此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有“历史”与“当下”的二重性。活在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与当下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当下的文化行为。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完全回复到“历史的原貌”或“历史的生态”中去。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原生态”, 也不是文化在历史上的原来生存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尚未经过太多人为的改变 (或曰“现代化”污染) , 还保留着较多自发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的原始状态, 这一特性的保持是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 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中发展, 而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指当下的, 而不是历史上几百年前的。我们首先应正视文化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同时应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文化生态环境得到科学的改善和优化, 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整体, 得以延续和发展。所以, 我们所说的整体性保护, 是从当下的实际出发, 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代, 融入当代民众的生产生活。“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前提下,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当下性, 便是文化保护的特质”[9]。
在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中,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保护, 还要立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村落为主体构成的文化群落, 既是文化多样性的发源地, 又是各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具有地域分散、环境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特点, 尤其是少数民族, 大多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山乡, 他们保留着更多的传统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一个典型的村寨, 往往具有该民族在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等方面的典型特质。”[10]在完整而典型的传统村落里, 集中了许多原生态的文化事象:传统民居、宗祠寺庙、生态环境、手工技艺、耕作方式、生活习惯、婚丧习俗、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村规民约、体育娱乐等, 积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能从中探寻到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譬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的兰溪市境内的诸葛村, 700多年前, 诸葛亮的子孙迁居到这里, 至今居住着诸葛亮后裔第47代到55代共4000多人, 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整个村落以钟池为核心, 八条小巷向外辐射, 形成内八卦。更为神奇的是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 形成天然的外八卦。对此有人说, 诸葛村是诸葛后裔对宋、元以来太极八卦图的精心演绎。诸葛村的建筑令人惊叹, 村内现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有200多处, 其“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建筑风格, 成为中国江南古民居的典范。每年农历四月十四 (诸葛亮的生辰) 和八月二十八 (诸葛亮的忌辰) , 村里都要举行祭祀, 缅怀先祖、重温祖训。诸葛亮《诫子书》留下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古训, 早已成为村民为人处世、修养自身的座右铭, 这使他们保有内心的宁静平和, 拥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淡然与洒脱。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如诸葛亮第50代孙诸葛议是兰溪中学退休教师, 每年假期都召集村里的孩子在大公堂温习《诫子书》;为了维护、修缮村中的古建筑, 诸葛亮第52代孙诸葛延新从未离开过家乡, 从16岁开始学习古建筑修复技艺, 如今已成为村里最好的巧木匠;诸葛亮第51代孙诸葛文仓潜心传承祖先留下的孔明锁制作技艺, 已研究出了64种不同的榫铆结构及几十个新品种, 使孔明锁这一能够开发心智、灵活手指的古老玩具受到当代人的喜爱。他还有一个最得意的作品, 即:用118根木条创造出的世博会“中国馆”模型。在诸葛村有着良好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环境, 诸葛村人在宁静祥和中守护着精神家园并创造着美好的未来。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落到实处, 就要立足于最基层的村落、社区, 所有保护项目都应该植根于它们所依存的地方背景和具体环境。
就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式而言, 首先应该保护每个“非遗”项目自身的完整性, 这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由多种技艺、技能共同构成的, 只保护其中部分技艺, 是不能将其完整地传承下来的, 必须对其全部程序与技能实施全方位的保护。如皮影戏, 我们能看到的是具体的舞台表演, 其背后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多个组成部分, 就皮影道具制作而言, 就有影人的设计、雕刻、着色, 这些工艺的上游还有制皮技术。此外要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整体性保护, 还涉及到演出剧本、音乐伴奏、演员表演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要素, 忽视了哪个要素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完整性, 因此, 对皮影艺术进行整体性保护就意味着对上述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其次, 我国民间许多习俗都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紧密相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要保护与其相依的生态环境。譬如, 要保护民间故事, 使之流传下去, 只是整理故事、录音、录像是不够的, 必须重视保护民间故事流传地区的传承环境, 坚持活态保护, 才能使之继续活在民间。有人试图把民间故事家“推向世界、推向市场”。这样做就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 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倘若把民间故事家请进茶社、演艺厅去表演, 使他们成为脱离生活的演员, 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 那么, 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 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 整体性保护原则并不是对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适用, 有的项目早已淡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范围, 当代也没有必要强行恢复, 如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 由号工领唱, 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民间歌唱形式。它是作为原始航运文化的伴生文化而产生的, 其发展、延续与原始航运文化关系十分密切, 随着现代航运文化的发展和长江沿岸环境的变迁, 船工已经失去了原始航运时代的作用, 已经没有了纤夫。如果通过恢复船工拉纤而延续川江号子, 那显然就是一种表演, 不是当代真实的生活。
再次, 坚持整体性原则是为了保护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虽然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 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 二者往往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如故宫是规模宏大壮丽的古代建筑群, 属于物质文化遗产, 但故宫的营造技艺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其营造技艺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今后若需修复故宫建筑时, 就难以做到修旧如旧, 恢复其本来面貌。所以,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质文化遗产貌产的多样性,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同时加以有效的保护, 才能继承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要从上述层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重要的是应该激发广大民众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 发挥其积极的能动作用, 并协调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人三者的关系, 既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又为人民群众创作出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 2011, (03) :1-7.
[2]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
[3]田川流.中国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5.11.
[4]费孝通.费孝通文化随笔[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1.46.
[5]周真刚.试论生态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中国梭嘎的实践[J].贵州民族研究, 2002, (04) :42-48.
[6]黄永林.“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 2013, (05) :1-12.
[7]文海雷, 曹伟.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贵州与广西生态博物馆群为例[J].民族论坛, 2013, (03) :47-50.
[8]文非遗发[2010]7号.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L].
[9]刘登翰.文化生态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08) :116-121.
[10]张文勋, 施惟达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23.
生态整体性 篇2
一、背景介绍
2008年末，“ 大数据 ”得到部分美国知名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的认可，业界组织计算社区联盟(Computing Community Consortium)，发表了一份有影响力的白皮书《大数据计算：在商务、科学和社会领域创建革命性突破》。它使人们的思维不仅局限于数据处理的机器，并提出：大数据真正重要的是新用途和新见解，而非数据本身。此组织可以说是最早提出大数据概念的机构。
2016年，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出现简单的讲是海量数据同完美计算能力结合的结果。确切的说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大数据计算技术完美地解决了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计算、分析的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电子地图、电商的崛起，所产生的大量数据及用户所使用的流量及其内容更成为一个个大数据应用的主战场！如何分析加工应用这些大数据，及整体的大数据是有哪些发展趋势，有哪些应用场景本文将一一介绍！
二、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大数据时代最有意义就是利用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创造价值，大数据的企业应用场景就是介绍大数据在行业的应用，体现大数据商业价值。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会将提升企业对大数据的关注，鼓励企业大数据产业中投入更多的资源，利用大数据这个工具，为人类社会造福。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分为企业应用和政府应用，其关注点有所不同，我们分开介绍，先从大数据在企业应用开始谈起。1）医疗行业 医疗行业拥有大量的病例，病理报告，治愈方案，药物报告等等。如果这些数据可以被整理和应用将会极大地帮助医生和病人。我们面对的数目及种类众多的病菌、病毒，以及肿瘤细胞，其都处于不断的进化的过程中。在发现诊断疾病时，疾病的确诊和治疗方案的确定是最困难的。在未来，借助于大数据平台我们可以收集不同病例和治疗方案，以及病人的基本特征，可以建立针对疾病特点的数据库。如果未来基因技术发展成熟，可以根据病人的基因序列特点进行分类，建立医疗行业的病人分类数据库。在医生诊断病人时可以参考病人的疾病特征、化验报告和检测报告，参考疾病数据库来快速帮助病人确诊，明确定位疾病。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医生可以依据病人的基因特点，调取相似基因、年龄、人种、身体情况相同的有效治疗方案，制定出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案，帮助更多人及时进行治疗。同时这些数据也有利于医药行业开发出更加有效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医疗行业的数据应用一直在进行，但是数据没有打通，都是孤岛数据，没有办法起大规模应用。未来需要将这些数据统一收集起来，纳入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为人类健康造福。政府和医疗行业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动力。2）生物技术
主要是指大数据技术在基因分析上的应用，通过大数据平台人类可以将自身和生物体基因分析的结果进行记录和存储，利用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基因数据库。大数据技术将会加速基因技术的研究，快速帮助科学家进行模型的建立和基因组合模拟计算。基因技术是人类未来战胜疾病的重要武器，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人们将会加快自身基因和其它他生物的基因的研究进程。未来利用生物基因技术来改良农作物，利用基因技术来培养人类器官，利用基因技术来消灭害虫都即将实现。3）金融行业
大数据在金融行业应用范围较广，典型的案例有花旗银行利用IBM沃森电脑为财富管理客户推荐产品，美国银行利用客户点击数据集为客户提供特色服务，如有竞争的信用额度。，招商银行利用客户刷卡、存取款、电子银行转帐、微信评论等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每周给客户发送针对性广告信息，里面有顾客可能感兴趣的产品和优惠信息。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精准营销：依据客户消费习惯、地理位置、消费时间进行推荐
风险管控：依据客户消费和现金流提供信用评级或融资支持，利用客户社交行为记录实施信用卡反欺诈
决策支持：利用抉策树技术进抵押贷款管理，利用数据分析报告实施产业信贷风险控制 效率提升：利用金融行业全局数据了解业务运营薄弱点，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快内部数据处理速度
产品设计：利用大数据计算技术为财富客户推荐产品，利用客户行为数据设计满足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 4）零售行业
零售行业大数据应用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零售行业可以了解客户消费喜好和趋势，进行商品的精准营销，降低营销成本。另一层面是依据客户购买产品，为客户提供可能购买的其它产品，扩大销售额，也属于精准营销范畴。另外零售行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掌握未来消费趋势，有利于热销商品的进货管理和过季商品的处理。零售行业的数据对于产品生产厂家是非常宝贵的，零售商的数据信息将会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降低产能过剩，厂商依据零售商的信息按实际需求进行生产，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浪费。5）电商
电商是最早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的行业，除了精准营销，电商可以依据客户消费习惯来提前为客户备货，并利用便利店作为货物中转点，在客户下单15分钟内将货物送上门，提高客户体验。马云的菜鸟网络宣称的24小时完成在中国境内的送货，以及京的刘强东宣传未来京东将在15分钟完成送货上门都是基于客户消费习惯的大数据分析和预测。电商可以利用其交易数据和现金流数据，为其生态圈内的商户提供基于现金流的小额贷款，电商业也可以将此数据提供给银行，同银行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由于电商的数据较为集中，数据量足够大，数据种类较多，因此未来电商数据应用将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包括预测流行趋势，消费趋势、地域消费特点、客户消费习惯、各种消费行为的相关度、消费热点、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等。依托大数据分析，电商的消费报告将有利于品牌公司产品设计，生产企业的库存管理和计划生产，物流企业的资源配制，生产资料提供方产能安排等等，有利于精细化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精细化社会的出现。6）农牧业
大数据在农业应用主要是指依据未来商业需求的预测来进行农牧产品生产，降低菜贱伤农的概率。同时大数据的分析将会更见精确预测未来的天气气候，帮助农牧民做好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大数据同时也会帮助农民依据消费者消费习惯决定来增加哪些品种的种植，减少哪些品种农作物的生产，提高单位种植面积的产值，同时有助于快速销售农产品，完成资金回流。牧民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安排放牧范围，有效利用牧场。渔民可以利用大数据安排休渔期、定位捕鱼范围等。1）交通
交通的大数据应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利用大数据传感器数据来了解车辆通行密度，合理进行道路规划包括单行线路规划。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活数据来实现即时信号灯调度，提高已有线路运行能力。科学的安排信号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利用大数据计算平台才能计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案。科学的信号灯安排将会提高30％左右已有道路的通行能力。在美国，政府依据某一路段的交通事故信息来增设信号灯，降低了50%以上的交通事故率。机场的航班起降依靠大数据将会提高航班管理的效率，航空公司利用大数据可以提高上座率，降低运行成本。铁路利用大数据可以有效安排客运和货运列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2）天气预报
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将会大大提高，预报的及时性将会大大提升，同时对于重大自然灾害，例如龙卷风，通过大数据计算平台，人们将会更加精确地了解其运动轨迹和危害的等级，有利于帮助人们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天气预报的准确度的提升和预测周期的延长将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安排。
三.大数据主流技术介绍
主流的大数据厂商分为大数据分析基础设施，大数据操作基础设施，大数据基础云服务，传统结构化数据库，商业智能，可视化领域等 1)大数据分析基础设施
主要指Hadoop的发行版本产品，主要厂商有Cloudera,Hortonworks,MapR.其他还包括HP的Vertica,EMC的GreenplumHD,IBM的BigInsights 2)大数据操作基础设施
主要是指企业级的NoSQL数据库和SQLonHadoop产品。主要产品有Caouchbase,Hadapt,Teredata,Marklogic等 3)大数据基础云服务（IAAS）
基于大数据基础设施提供云服务的有AmazonWebServiceElasticMapReduce、GoogleBigQuery、Infochimps、MicrosoftWindowsAzure,阿里云等 4)关系型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产品Oracle、MicrosoftSQLserver、SAPSybase、IBMDB2、MySQL、PostgreSAL,MemSQL等 5)数据云服务（DAAS）
DaaS的服务主要有WindowsAzureMarketplace、Datasift、SpaceCurve、Factual等 6)商业智能产品
BI产品主要有Oracle的Hyperion、SAPBusinessObjects,MicrosoftBusinessIntelligence、IBMCongnos,SAS,HP的Autonomy、QlikView等这些产品通常具有分析和可视化能力。
7)分析和可视化应用
主要产品有SAS,TeraDataAster,EMCGreenplum,TableauSoftware,Tibco等。8)日志应用
主要产品有Splunk、Loggly、SumoLogic。其中Splunk是一个可运行于各种平台的IT数据、日志分析软件。9)广告／媒体应用
主要产品有MediaScience、BlucefinLaps、RocketFuelDataXu,RecordedFuture.其中RocketFuel是一家广告优化公司，每天处理15亿次品牌广告展示，广告效果完全基于数据来改善。10)垂直应用
主要有PredictivePliciing、BloomReach,Myrrix,Atigeo.其中BloomReach公司面向市场开发大数据应用（BDA）,通过机器学习，网络爬虫和搜索技术来挖掘数据，对网站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为网站带来更多的流量，从而给他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利润。
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在大数据应用和研发方面处于较好的水平例如淘宝、百度、腾讯、新浪等。但是在大数据产品和技术服务领域却落后于国际厂商。国际主流大数据产商包括Cloudera、Hortonworks、MapR,IBM,Oracle,EMC,Intel,SAP,Teredata。四.大数据产业链介绍
由于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是一个工具，无法像互联网企业那样形成一个大数据生态圈，形成闭环。但是从数据的收集，存贮，处理，分析，销毁等方面分析，可以形成大数据产业链。数据的收集
主要是指各种数据通过传感器或其他方式被采集，大数据的的采集除了传统的互连网入口、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电商交易数据、在线问答、企业业务数据外，移动互联网的App将是一个重要的数据入口，例如通过手机APP内嵌的SDK将手机App上的用户行为数据集中进行收集和处理，TalkingData目前是这一领域的领先的大数据厂商，他们既有大数据又有数据管理平台DMP。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导航地图的轨迹数据、物流信息、移动互联网App的LBS位置数据等都大数据的重要来源。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指拥有大数据的公司例如BAT，通讯行业、互联网企业、物流行业、零售行业、医疗行业等，它们需要大数据采集和存储产品。数据的存储
主要是指利用何种方式进行数据存贮，对于中小企业，云存储是以个不错的原则，对于金融行业和其他对数据保有权较为重视的企业，私有云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政府主导的大数据存储平台可以作为参考。如果认为云平台无法采用时，采用低端的并行计算机可能是一个经济的方案，但是由于没有云操作系统，其存储的效率是个较大的挑战。EMC、NetAPP、日立的NAS存储可以考虑。SAN存储由于成本过高，不建议用于大数据存储，但是土豪除外。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是指数据处理平台，采用了SAAS概念的大数据处理平台都可以考虑，企业在考虑处理平台时建议，循序渐进，以未来2年内的数据处理量为参考，千万不要一次投资到位，因为数据处理的技术发展是几何级数的，两年后采用新的技术平台，其ROI将会大大降低，采用Cloudera,Hortonworks,MapR的Hadoop产品都可以，如果其在中国没有成熟团队建议考虑IBM,HP,Oracle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案例较多。数据分析
主要是指如何对处理完的数据进行商业分析，业务需求和技术需求必须有本企业技术和商业人员主导，外部厂商很难了解企业自身的商业需求，但是数据展现形式和分析方式可以交给厂商来做，主要涉及的厂商是传统的商业智能产品和可视化应用，包括Oracle的Hyperion、Teredata、SAPBusinessObjects,IBMCongnos,SAS,HP的Autonomy、QlikView等。数据销毁
主要是指数据如何进行安全管理，对于不再需要的数据如何进行销毁，鉴于数据的数量较大，存储需要重用，因此数据索引删除、数据空间7次重写，数据混淆、数据对称加密等方式都可以用作数据销毁，目前此阶段市场需求不多，因此还没有较为成熟的方案和厂商，未来将会用安全厂商进入此领域。
由于目前大数据产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大数据带来的直接收益还没有明确，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还是大数企业自身的大数据应用（例如，大数据计算平台，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数据分析报告），行业应用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在大数据较为集中的电信行业，并没有成立数据事业部，数据被当作资产良好的保存起来，国外的大数据投资`在2005年就开始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已经大数产业链上投入巨资进行技术开发和行业应用。
五．大数据隐私保护
大数据的隐私和伦理已经争论了很多年，由于其涉及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大数据隐私保护是大数据产业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大数据在采集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到隐私数据，的收集，如果其保护的不好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成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瓶颈。过度强调大数据的商业应用而忽视了大数据产业的隐私保护，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因此被禁止。过度强调隐私保护而不发展大数据产业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人类可能会错失一个高速发展的机遇。大数据产业发展要建立在隐私保护基础之上，同时隐私保护也将通过适当约束来助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大数据企业在采集外部数据时，应该注意尽量不要收集可以识别出个人的PII信息，参照美国个人隐私定义者，PII信息包括姓名、地址、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驾驶证号、银行帐号、借记卡／信用卡号。大数据企业在使用自身拥有的信息时也要注意保护敏感信息例如民族、政治意见、宗教信仰、健康／医疗信息，婚姻状况、性生活、年龄、性别、犯罪记录、个人喜好、标准IP地址等。
大数据企业应该在其公司的章程和文件中体现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坚持遵守全球隐私保护7条原则；
1)知晓权（透明性）：应该通知本人关于所收集信息的目的
2)选择权：提供机会选择或放弃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否被使用或如何被使用 3)同意权：再符合知晓权和选择权的情况下才可以向第三方透露个人数据信息
4)安全权：采取负责的措施保护个人信息免受丢失、滥用、未授权获取、泄露、篡改、毁坏的威胁
5)数据完整性：确保个人信息在最终用途、合理防护方面的可靠性，确保信息精确、完整、无误。
6)可查询：提供本人查询个人信息的途径
7)责任性：企业有责任遵守上述法则，并应确保合规的机制。
大数据企业面对的数据分为公开数据，授权数据，隐私数据。公开数据来源于公共媒体因此可以无须强调保护，授权数据来源于数据收集过程中，客户对企业的授权，需要依据签订的协议使用范围来使用，不能过越权进行数据转让和贩卖，大数据企业仅能在签署的授权范围内部进行使用，企业在使用大数据时尽量使用分类数据、群体数据、趋势数据、统计数据。不要使用针对个体的数据，同时在数据分析是需要注意关注隐私数据保护。大数据企业在利用隐私数据时将要特别注意对其的保护，即使在客户授权的前提下，也要注意数据的使用场合和揭示方式，不要向外泄露受保护的PII信息。
生态整体性 篇3
关键词：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森;生态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王诺认为：“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其主要内涵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1]《寂静的春天》关注的是以杀虫剂为代表的化学药物造成的环境污染，抨击依靠科技进步来破坏自然规律又毁灭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式，挖掘其生态整体主义观对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有积极意义。
一、尊重系统内在的自然规律
卡森强调尊重生态整体，尊重系统内在的自然规律，限制个别物种的肆意扩张，保护生态多样性，以生态系统整体价值为尺度去衡量万物，特别是人类的活动。现代城市为了营造所谓宜居的生存环境，大量地平整土地，围湖填海，一座座花园城市拔地而起，表面上看起来富丽堂皇实际上却千篇一律，还有什么美可言？人类本质力量在自然面前确实显现了强大功能，在人类看来，这种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利的做法是美的，但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照下，这种肆意主观改变自然的行为是自私可耻的，它剥夺了其它生命的生存空间。卡森在书中讽刺了人类肆意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做法，“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衷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了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有自己的生物品种。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2]罗尔斯顿的生态思想和卡森的生态观如出一辙，他指出：“具有扩张能力的生物个体虽然推动着生态系统，但生态系统却限制着生物个体的这种扩张行为;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足够的但却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间。系统从更高的组织层面来限制有机体，系统的这种限制似乎比生物个体的扩张更值得称赞。”[3]我们人类享受了自然的馈赠，却用统治和破坏来回报我们的恩人。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自行运转的必然结果，保护和尊重生物多样性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每个物种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生活在世界上，却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查觉不到它的美丽、它的奇妙和正生存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物的奇怪的、有时是令人震撼的强大能力。”[4]对此，卡森痛心疾首：“但是，现在我们却把我们的炮口转向了我们的朋友。一个可怕的危险是，我们已经粗心地轻视了它们爱保护我们免受黑潮般的敌人的威胁方面的价值，没有它们的帮助，这些敌人就会猖獗起来危害我们。”[5]人类总是以自身利益来评判一个物种的存在价值，地球上的各种生物的存在与发展是自然选择的长期结果，一旦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人类也将随之灭亡。
二、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
生态整体主义强调的是超越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摒弃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而应该把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整体，坚持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远古时代，人类依生于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弱，所以对自然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能力凸显出来，与自然是竞生的关系，自然变为被控制和统治的奴隶。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和不断索取自然界来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完全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人类的咎由自取，然而人类对此却很少做出反思，反而在整个自然面前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滥觞。卡森在书中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对待植物的态度是异常狭隘的。如果我们看到一种植物具有某种直接用途，我们就种植它。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认为一种植物的存在不合心意或者没有必要，我们就可以立刻判它死刑。”[6]“是谁在天平的一个盘中放了一些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天平的另一个盘中放入的是可怜的成堆杂色羽毛—在杀虫毒剂无选择的大棒下牺牲的鸟儿的无生命遗物！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作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耷拉的翅膀而变得暗淡无光？”卡森认为我们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万物的大系统中，肩负起保持整个系统平衡运行的责任。卡森对农药的使用泛滥深恶痛绝，然而她并不是反对使用化学物质，而是要对这些化学物质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合理利用，不仅会造成大量无辜的动植物死亡而且会对整个生物界包括人在内的灭亡，因此，卡森关心的是如何用生态的方法去控制昆虫而不是一味使用高毒性的“死神的特效药”，她告诉我们“在控制植物方面最好最廉价的方法不是化学药物，而是其它植物。”[7]作为唯一具有理性的存在物，人类的行径关乎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死存亡，所以人类不仅要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更应该担当起保护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责任，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过度的物质需求。卡森认为不仅鸟儿和榆树，地球上的所有物种的命运都已控在人类手里，如果人类不重视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只在乎自身利益，生态系统一旦崩溃，人类的末日也就到来。
三、所有的生命体休戚相关
书中还强调所有的生命体休戚相关，人类要想长久地生存，必须尊重这个生命之网，与所有生物共享地球资源。“我们是在与生命—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它们的兴盛与衰败—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的将这种力量引导到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8]化学药剂“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9]梭罗曾感叹：“难道我不该与大地共呼吸吗？我们自己不也是绿叶、青菜和泥土的一部分吗？”[10]卡森不仅强调化学农药对喷洒对象的危害，而且指出其危害到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生态系统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部分，生命之网各个环节相互作用。化学物质一旦进入土壤，土壤被污染，进而影响农作物，人类食用了有毒的农作物，就会对人体产生极大的危害，到头来人类是自食其恶果：“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居住在土壤里，进入其上生长的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到人类的骨头里，它将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被撤向农田、森林、花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同时进人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卡森指出了化学药物的滥觞使得“不仅仅是地下水被污染了，而且地表流动的水，如小溪、河流、灌溉农田的水也被污染了”[11]，水是生命之源，淡水系统的破坏意味什么可想而知了，更可怕的是化学药物之间存在着内部相互作用以及毒销的转换和叠加，即使在药物停止一年后，所有的鱼、鸟和青蛙仍被检查出有DDT。卡森疾呼“在这儿，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在自然界没有任何被孤立的东西。”[12]土壤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生命之网，“然而，这个土壤综合体是由一个交织的生命之网所组成，在这儿一事物与另一事物通过某些方式相联系—生物依赖于土壤，而反过来只有当这个生命综合体繁荣兴旺时，土壤才能成为地球上一个生气勃勃的部分。”[13]卡森把植物称为“地球的绿色斗篷”，认为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
总之，书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当代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必须构建一种合理的生态理念，提高每个人的生态自觉性。
注释：
[1]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 页.
[2]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8页.
[3]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4]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18页.
[5]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21页.
[6]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53页.
[7]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6页.
[8]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62页.
[9]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63页.
[10]梭罗：《瓦尔登湖》，亦言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19页.
[11]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38页.
[12]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44页.
[13]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48页.
参考文献：
[1]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生态整体性 篇4
（一）艺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
整体性是艺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艺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艺术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种复杂的结构。第二，艺术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不仅彼此作用和互相影响，而且普遍相关相连，在功能上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整体观的视域里，艺术生态系统是一张巨大的网络，网络上的每一个“网点”都通过特定的“线路”和“方式”同整个网络发生关系。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生态因子，其实都有联系。每个生态因子不仅作用于这张网，而且受网的整体制约。某个生态因子企图游离于网外，成为独立的超然的与其他艺术生态因子毫无瓜葛的艺术，是不可能的。
过去，我国的艺术基本上都是在较封闭的空间谋求发展，艺术的触角囿于一国之内。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艺术更是具备了“无国界”的内涵。作为整体关联的艺术生态系统是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体。在各个生态因子之间存在着适应与平衡的关系，最简单的艺术因子都具有稳定整个生态群落的作用，每一个微小的局部生态对整个艺术生态系统的运作都是重要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本土与他国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艺术生态系统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这是全球化时代艺术生态的宏观环境所决定的，更是艺术生态系统本身所固有的整体性所决定的。
（二）艺术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物体，哪怕是一株小树、一棵小草、一条小溪，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都在影响着别的物体，也受别的物体的影响。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巨大意义的后果。”就艺术生态系统而言，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参数及其变量，彼此间具有互相调节和制约的作用，从而产生整体效应。
某种艺术样式的消逝，表面上看来对艺术这张大网似乎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损伤，有人甚至认为无关网络的痛痒，然而因为它的消逝所引发的整体效应，却是灾难性的。在我国艺术生态系统中，地方戏是一枝具有悠久历史的奇葩。地方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凝结着某一地域的民风习俗、从而成为那一地域的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我国幅员辽阔，地方戏品种繁多，其各自把丰富性带入整体，使得我国艺术生态系统充满生机。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地方戏遭受日益强烈的文化交流障碍，从而陷入某种生存困境和发展困境。一些地方戏及其生存环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在遭受着如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一样的破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地方戏一个接一个杳无声息地离我们远去。这种景况发展至今终于暴发整体效应，造成一年之中就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小剧种在艺术生态系统中消失。这种消失对整个艺术生态系统的伤害已初显端倪，如不及时实施生态保护，将引发更为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
整体效应并不是单一负面性的，它也有正面的效应和例子。自然生态系统如此，文化艺术生态系统更是如此。近两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大赛，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改变。主办者在历年分组的基础上增加了原生态唱法比赛。比赛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效果之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平时深藏大山、深藏民间的原生态歌曲和原生态唱法纷纷亮相京城，节目精彩迭出，开人心扉，怡人耳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然而其深刻意义和巨大影响并不限于此。早在几年前，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就悄然开展传统民间艺术样式“生态保护”行动。由民间极少数人的行动发展到官方央视的倡导，再扩展到全国人民的重视，这种官方与民间的呼应，专家与大众的呼应，其善待原生态艺术的局部行动已经产生良性的整体效应，相信亦将会为艺术生态系统的趋优发展带来更佳的整体效应。
（三）结论
整体性是艺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性，艺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告诫我们，在研究艺术时，应该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始终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单一的立场，狭隘的视角，孤立的方法只能得到“象尾巴”、“象耳朵”，而不可能是艺术之“全象”。在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具备了“无国界”的内涵，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更强，使得任何国家和民族的艺术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艺术生态系统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
艺术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参数及其变量，彼此间具有互相调节和制约的作用，从而产生整体效应。在进行艺术运作时，要有意识的、积极主动的扶持良性的整体效应，力避负面的整体效应。
摘要：整体性是艺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研究艺术时, 应该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 始终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艺术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参数及其变量, 彼此间具有互相调节和制约的作用, 从而产生整体效应。在进行艺术运作时, 要有意识地, 积极主动地扶持良性的整体效应, 避免负面的整体效应。
关键词：艺术,生态系统,整体观,整体效应
参考文献
[1]刘炘.生态电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264.
[2]刘湘溶.生态文化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36.
[3]沈勇.全球化时代艺术生态价值的取向[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 :55-56.
[4]张世鹏、殷叙彝.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
生态整体性 篇5
关键词：科学的整体主义；整体主义；科学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01705
实践是人类思维方式发生和发展的缘起和内在动力。实践的动态发展决定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动态发展，决定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性。不同思维方式在发展历程中的进步更迭，都是随着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而逐步前进的。马克思强调了实践对于人的思维真理性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而人的智力是比例于人学会改变自然界的状况而发展的。”[1]99一、科学主义认识论以发展为旨归而忽视了环境科学主义范式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是认识自然界的有效的思维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对于近代科学迅猛发展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基于科学主义范式而形成的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却颇具争议。
（一）基于科学主义范式的工业文明发展观科学主义范式是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母体，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科学主义范式在人类思维中根深蒂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2]734将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是这种做法使人形成思维定势，“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联系去进行考察”[2]734。因此，人们总是静止、孤立、片面地研究自然界。这种机械论的科学研究方法被移植到哲学中后，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科学主义范式。
近代以来，在科学主义范式的指导下，自然科学得以充分发展，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建设了现代化的世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用物质形态承载文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文明。人类加工制造的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的物质形态和文明的象征，是因为这些人造物品凝结着人类的智慧，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3]工业文明时代，机器大工业表征的是较高级文明形态，是科学技术的实践应用，展现了人类的智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曾经在社会发展中长期起主导作用。但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以科学主义范式为认识论基础，以自然科学为工具，无限地掠夺自然资源，无视自然的有机性与系统性，致使自然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二）科学主义范式“无生态的文明”
科学主义范式的机械性引导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拆零”研究，为自然科学对生态的破坏性埋下了祸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伴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然而随着科学主义认识论范式的深入人心，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将复杂的社会发展化约为几个主要要素的发展，本着经济发展优先原则，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无限制地利用自然科学，肆意掠夺自然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最终走到增长的极限，导致社会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虚假增长局面，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明证了自然界的有机整体性。呈现出生命的网络格局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处于特定生态位的每一种生物都履行着特殊的元功能，并构成多层次的生态系统。只要生命网络格局的任何生态位遭到破坏，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导致整个生物圈的崩溃。事实上，作为科学主义范式载体的科学技术不仅有其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生态价值。恩格斯曾指出：“科学技术推动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进步，从而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4]196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但是我国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转变的首要因素，而且“是管理、保护和以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的重要工具，是建设良好生态的手段”[4]197。因此，科学技术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保护环境。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生态环境，从而更好地建设良好生态。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唯物质主义的发展观，它在带给人们虚假的物质生活繁荣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个真正的损害生态环境的熵增过程，使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扩展为全球性问题，从而导致了当代社会发展的非持续性。这样的发展观是“有文明”而“无生态”的发展观。“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全面危机表明，它已经在走下坡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上升中的文明，它需要有新的哲学。”[5]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树立一种全新的发展观。
二、整体主义认识论的环境至上论
环境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对当代环境危机的深层反思，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哲学认识论范式的转变，根据当代生态学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的明证，倡导哲学形而上学范式转变为生态整体主义范式。
（一）基于整体主义认识论的生态文明理念自环境问题凸显以来，人类就在探索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的路径。生态整体主义主张人类应该把整个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把生态系统作为人类追求的完整的“善”。
生态整体主义范式不仅把道德关怀的对象限制在有生命存在物的范围，而且主张将自然界中的所有存在物、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过程等等都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利奥波德认为，大地共同体宣布了各种自然资源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以及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中的权利”[6]。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物与非生物存在都有独特的价值，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格里芬提出“自然之返魅”。他认为宇宙自然中存在价值、经验、目的、理性、创造性与神性，“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7]。某些自然资源具有根本的生命支撑功能，使人类的诞生和发展延续有了自然基础。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生命的基础，如果没有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命就无法生存。生态系统自身有修复一定限度内的伤害的能力，但是，如果超出其临界点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很多形式的自然资源是不可修复的。房屋可以推倒重建，但是灭绝的物种不可能起死回生。蕾切尔·卡森利用生态学中食物链的概念说明化学污染将会威胁所有生命形式的可怕结局。她的《寂静的春天》第二章“忍耐的义务”，就描述了这样的画面：“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居住在土壤里，进入其上生长的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到人类的骨头里，它将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8]“正如艾伯特·施韦策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魔鬼。”[8]
综上所述，整体主义范式不但矫正了科学主义范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行为，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认识论也有契合之处。恩格斯既超越了古代朴素有机论自然观的直观猜测性，又扬弃了近代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性。在《自然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一章“导言”中，他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确立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确证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在当下的语境中，恩格斯严谨地论证了自然的自组织性、先在性以及自然的系统性、有机性，为人必须敬畏自然提供了来自自然的证明。
（二）整体主义范式“无文明的生态”
无论是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还是纳什的“深层生态学”，他们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都强调生命之网的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且人的行为对自然造成的影响很难准确预见，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必须利用好人类自己发展的科学技术。深生态学认识论的主要特征是整体主义，整体主义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
虽然生态整体主义一向注重自然界的有机整体性，但是其一味地强调自然的原生性、自在性，强调人的自然性，却看不到自然对于人的“感性确定性”和人的社会性。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史与自然史便彼此耦合相互交织，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赋予自然的整体性以具体的意义，因而脱离了人类社会谈自然的整体性，只是停留在毫无意义的自在的抽象。
余谋昌先生曾总结概括了环境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①‘资源（指自然界的多样性）是生物的资源；②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③为社会需要和生产服务，而不是看他们是否获利；④经济效益应当以提供充分的环境良好的工作，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满足人的适度物质需要（如衣食、交通、交流和娱乐）为标准。如果社会和环境受到损害，那么经济就没有效益；⑤不加区别的经济增长是坏的，会因耗尽了有限的资源和产生污染而不能持续……”[4]126127显然，非人类中心主义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其倡导的生产方式只是为了保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这就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生态整体主义使自然神秘化，使自然的整体性或有机性绝对化或至上化，是“有生态”而“无文明”的发展观。
生态整体主义将维护生态的整体性当作人类实践的目的，无异于要求人们停止一切实践活动，使人类文明的进程停止；也是构成了非人类中心主义陷入“自然主义谬误”的价值论，是“环境法西斯主义”的方法论和“整体神秘主义”的认识论的本体论根源。三、科学的整体主义：生态文明的意义指向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强调了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的联系，看到了自然物之间的联系，指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以及自然、人和社会实现解放的一致性。“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认识论对两种极端认识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认识论，实现了对科学主义范式和整体主义范式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的整体主义的认识论范式。
首先，科学的整体主义强调了主体性，克服了整体主义思维对人的主体性的淹没，凸显了人在环境行动中的主体性，是对实践活动的积极肯定。当整体主义范式以生态整体至上论消解人的主体性，人只能与生物圈其他生物一样，只是作为自然有机体中的自在存在。否定主体性的思维方式是对实践活动的否定，最终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无主体的行动。作为科学主义范式显著特征的主体性思维，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生态整体的维护，必须依靠人类主体以科学主义范式为认识论前提，发展绿色科学。主体性思维是遏制生态恶化，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依赖和交互作用。作为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物，人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引起自然界的变化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在自然中留下人类的印记。而社会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具体地和历史地统一的中介。
其次，科学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主义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以整体主义思维看待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而且看到人与自然界共生共存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10]从生态维度看，自然是自在的存在，是“惯常行程”（恩格斯语）的自我生成，是有机的自然。正是自然的整体性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实现了自然的有机整体性与自然科学的互证，“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2]376。因此，鉴于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整体主义使唯物辩证法异质于形而上学。从文明的维度看，自然是属人的存在，是对象性的存在，为了保持这种对象性关系的绵延，我们应该给自然以伦理关怀，保全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自然，实现生态与文明的统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最后，科学的整体主义实现了科学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将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如果一味奉行科学主义范式，以机械论图式解读自然界，那么就会将自然界固定化、还原化，将人与自然关系绝对地主客二分化。因此，必须以整体主义范式的有机论修正科学主义范式的机械论。整体主义范式视自然界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也曾反复提醒自然科学要注重自然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倡导自然科学家由自在的经验思维上升为自为的辩证思维。“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旧的形而上学。”[1]47“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11]科学的整体主义是科学主义自我否定、辩证发展的成果。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必须彻底摒弃科学主义范式，而代之以整体主义范式，强调自然的自在存在，片面张扬自然主义而否定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总之，科学的整体主义是由自然界系统与要素、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决定的；科学的整体主义是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强调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科学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有机统一；既注重人的发展，又注重环境的保护；在生态伦理学意义上，既超越了科学主义范式的“无生态的文明”，又超越了整体主义范式的“无文明的生态”。 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总是从人与自然的双重角度去考察人类发展历程中的自然环境，并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点解决生态问题。一方面，它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蛮横的索取，因为它不是对自然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对自然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实践。所谓目的性、规律性就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质。人类遵从自然的规律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在自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摒弃科学主义的极端立场，转变人对自然控制的角色，善待自然，从而善待人类自身。另一方面，它避免了整体主义范式对自然的消极膜拜。因为实践是人类创造性的活动，是对自然的积极性改造和发展。人类发现自然规律并利用它来实现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不是生态中心论，不是环境至上论，而是要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它始终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以认识来源于实践作为指导思想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构建生态文明的社会[12]。“全部哲学研究的目的，都应立足于对人、自然及其两者关系的科学认识、理论探索、历史考察和哲学反思，并在实践中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发展。”[13]
（二）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科学整体主义的自觉践行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既顾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发展，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主要的“五个方位”，表征了科学的整体主义思维范式。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一对主要矛盾，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当下发展与永续发展的辩证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辩证认识论[14]。只注重生态而无视文明，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倒退；只注重文明而无视生态，实质上是只关心经济的发展，而无视人的发展，最终势必不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导致畸形的社会模式。所以，我们既不能无限制地改造和掠夺自然，也不能为了保护自然而停止发展，那么，就必须在改造自然和保全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达到既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又能保全自然的存在和发展。
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就无从谈起，而且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没有遵循实践的规律，过度开发造成的，而那种主张经济“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观点是片面的，是没有看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因此，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因素。其次，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又不能损害生态环境。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经济建设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身的问题暴露得也越来越多。所以在实际中，要扭转过度强调经济建设的观念，既要重视经济建设，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本源性价值，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来搞经济建设。
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这两者的关系本质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人对自然更为主动的行为关系，本质是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而保护生态环境与实践活动同样重要，同样不可或缺，这也是为了保证实践对象的完整性。因此，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问题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二者要兼顾，不能顾此失彼。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表征的科学的整体主义，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最为深刻。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因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体现，没有质的不同，所以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此，要“把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当成自己应主动去建立对立面的统一关系的自然界，从而在改造自然中遵循人与自然统一的客观规律，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15]。在经济发展中保持并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此为参照点，逐步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不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发展，而是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内谋求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认识论的指引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提升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达到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曹孟勤.生态文明的四个向度[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8.
[4]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5]余谋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新的哲学和新的思维方式[J].鄱阳湖学刊，2010（1）：62.
[6]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7]拉兹洛E.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闵家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8.
[8]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
[1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12]王亚楠.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518.
[13]王维.人·自然·可持续发展[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73.
[14]刘希刚，王永贵.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初探[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9.
[15]倪志安，王培培.马克思实践自然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启迪[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59.
Holism of Science：The Root of Epistemolo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ZHOU Zaiju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Marxs theory of ecological epistemology alway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man and nature to examine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based on humans practice. He pointed out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natural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and nature， human and society would achieve the consistency of liberation. It has realized the organic unity of scientific epistemology and epistemology of holism， which is the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holism.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lobal issues requires us to completely change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philosophy of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scientific holism which tries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yond the holism “n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n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clud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ve in one” overall layout， is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as a whol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and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 篇6
一自然价值的生态整体性
对于自然价值论的探讨, 首先应深入思索、剖析“自然”和“价值”这两个概念。如果以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方式去思考的话, 则会发现“自然价值”这一概念在生态哲学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这些内涵就构成了自然价值论得以成立的根基。
(一) 自然多维价值之间的有机联系
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的证明和人文思想的反思, 过去那种将“自然”作为一个巨大的、无限的“资源库”的思维已无法成立。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已经明确了这一点, 而且自然的有机性、多元性、生成性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立足于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 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基础性意义愈加凸显了出来。无论在什么时候, 人类首先是背靠自然生存的, 失去了自然的支撑, 人类的一切价值都将不复存在。这时的“‘自然’, 也即生命, 指的是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 “我们在这里必须在宽广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思自然, 也即在莱布尼茨所使用的大写的Natura一词的意义上来思自然。它意谓存在者之存在”[1]。
与此同时, 自然也是必须由人类来展现的, 自然价值必须经由人类的承载才能从隐蔽走向显现。自然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罗尔斯顿指出:“要谈论任何自然价值, 我们都必须对它们有一种切身的感受, 即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中充分地‘拥有’了这些价值, 从而能对它们做出判断”[2]121。在罗尔斯顿看来, 自然价值可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证的价值、宗教象征的价值等十个层次, 其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必须经由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有所体现。这也就对应了“自然人化”或“人化自然”概念。
由此来看, 自然的内涵中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源和“基底”的存在;二是作为与人类互动的各种外在的自然环境要素的整体。这里,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 自然及其价值本身都必然会超越独断理性主义立场上的“物化”自然或工具理性主义立场上的“单向度”的自然。
(二) 自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辩证统一
进言之, 自然的价值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于“价值”本身的一个反思。从根本上讲, 价值内在地具有属人性, 必须通过人这一主体的参与才能显现。传统价值论认为, 价值可以分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前者以自身为目的, 后者则是一种外在的工具性价值。无论哪种价值, 都必然产生于一种关系中。即使站在人类主体性的认识角度来看, 价值作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则“来源于客体, 取决于主体, 产生于实践”[3]。这样一来, “价值”至少不是一个单向的概念, 不能认为价值的来源完全依赖于主体的某种需要, 亦即不能单纯地以人的需要来裁剪自然价值。
应当强调, 自然不能等同于“自然物”, 它不是一个集合概念, 而是一个整体的动态存在, 甚或可将其理解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由于自然生态自身的运行和自我调适, 使之不可能以某种静态和稳定的方式提供固定的“价值”。人类的需要同样也不是任意的, 其产生之初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 任何“越轨”的需要往往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因此,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 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 出乎意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
更为重要的是, 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实践关系也并非一方主动行为、另一方被动接受的机械关系, 而是一种彼此的相互适应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后现代思潮中的“主体间性”, 即双向互动关系。在这一背景下, “价值”不是由人的需要或人的行为创造出来的, 而是通过人的实践, 由“遮蔽”走向“在场”。也就是说, 具有内在属人性的价值并非人的随意创造, 它至少需要一个更为根本的超越性的载体。
(三) 自然价值整体维度的确立
当重新认识了自然与价值之后, 就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看待自然价值了。
首先, 自然价值不是所有自然物的价值之和, 而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它要求将自然作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整体来理解。自然价值不仅涵盖了各种自然物的价值属性, 而且让这些价值彼此联系, 相互影响, 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价值网络。只有在这一网络的动态平衡中, 每一种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同时, 在这一网络中, 任何一种高价值的变化都会对自然价值的整体发生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时会有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在这个意义上, 人不能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态度来俯视自然价值, 而应该在这一价值网络中寻找其自身恰当的位置, 从中展现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
其次, 自然价值如果与人类的需要相对应, 也必须以“大写的人”来理解人类, 即要从“类意识”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多元需要。换句话说, 即使人是从自身的需要来看待自然价值, 也必须意识到自身的需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多元体。多元的需要意味着, 人类自身的价值实现也需要置身于自然的动态平衡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 自然价值的提出和反思本身则印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从来就不能割裂看待。人与自然在彼此的互动中体现出整体性的特征, 而且二者的价值也渐渐走向一种融合, 越是强调对方价值的重要性和自在性, 自身的价值体现就越完善。
二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
要进一步深化对自然价值的认知与把握, 还有必要确立科学的方法论意识, 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的合理性辨析。
(一) 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理念
生态整体主义是伴随着当代生态哲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利奥波特在大地伦理学中指出:“当一切事情趋向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 它就是正确的, 反之则是错误的”[5]。这里的“完整、稳定、美丽”被看作是当代生态整体主义的最初价值定位。之后, 克里考特进一步指出了环境伦理的整体主义特质, 提出环境伦理的最高目的是作为共同体整体的善。最终, 罗尔斯顿完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体系, 他特别强调生态自然整体对于价值形成的基础性作用, 认为“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 就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而言, 都是有价值的”[6]。由此, 完成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的基本建构。
在过去的争论中, 人们往往将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进行论辩。但是, 作为一种整体论, 生态整体主义所对应的应是某种“中心主义”或“中心论”。整体论所强调的是多元价值的平衡与共存, 它更为重视整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并认为各要素之间的价值没有绝对的高低优劣, 只是在特定的境域下, 某些价值会凸显出来。进言之, 整体论中所谓的“整体”是一个由各个价值联系并承载着的价值网络, 它认为, 其中每一个结点的崩溃或每一个关系链的断裂都可能对整体产生影响。因此, 整体论强调不能随意用其中某一价值完全遮盖另一价值, 更不应该存在一种凌驾于整体价值网络之上的“价值”。而且人类作为价值网络中的一环, 虽然“人类是自然最丰富的成就, 但并不是自然的唯一成就。……多样化的生命比单由人类组成的世界更为丰富”[2]222。与此同时, 生态整体主义在更深层次上内蕴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从本体论上看, 生态整体主义要反思的是人的主体性的边界, 即人类有没有可能脱离一种根源性的本体来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可以说, 生态整体主义首先在本体论上给予了人类一定的价值定位, 它承认人类是自然价值的观察者, 也是自然价值最深刻和最丰富的体验者。但人类毕竟不是体味自然价值的唯一存在者, 也不可能承担起全部存在的意义。就方法论而言, 生态整体主义要求人类应以一种敬畏的心态与谨慎的方式去与自然进行互动。毫无疑问, 人类应追求终极的、永恒的意义, 但同时又必须意识到自身总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下的, 其理性的能力总会受到当下条件的制约。生态整体主义要求人类对于自然理解的基本方式就是要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其中的各个元素, 不要忽视每一个元素和关系对整体产生的可能性影响。人类必须以一种谦逊的姿态来看待自然, 并实践于自然。
最终, 生态整体主义落实的基本立场在于, 在整个生态背景中, 人的完整是源自人与自然的交流, 并由自然支撑的, 因而这种完整要求自然相应地也保持一种完整。生态整体主义最终的目标在于人类与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系统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使二者的价值能够不断地延伸和丰富。
(二) 生态整体主义对自然的价值梳理与定位
可以说, 在生态整体主义背景下, 以内在价值或外在价值这样的概念来看待自然, 无疑是失效的;同样, 以主客二分的视角来看待自然价值也是有失偏颇的。
生态整体主义所呈现出的自然价值是一种辩证的、主体间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出的不是“人-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关系。即自然作为本体为人类提供价值源泉, 人类通过展现自然的价值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永恒性;进而, 自然也由于人类的展现由价值的遮蔽走向价值的“在场”。具体而言, 其一, 从自然生态的维度而言, 自然价值的确立在于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 其中包括物种的多样性、环境的稳定等等。因为, 只有人类的可持续地存在和发展, 自然才能使其意义被展示出来, 自然价值这一概念才是有效的。因此, 自然必须满足人类繁衍生息的需要。其二,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自然价值必然包含了物质层面的需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必须从自然中尽可能地获得物质资料, 但是, 这种获得应是能够持续的。人类获取自然的物质价值的时候, 一方面要使这种价值能够惠及人类全体, 另一方面则要有“代际”意识, 要为人类的后代繁衍生息留下足够的空间与丰富性。同时, 人类作为自然之中的栖居者, 一定是自然价值的实现者、守护者, 而不是自然价值的创造者, 更不应是掠夺者。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 人类只是把自然中本有的元素和属性, 依据特定的自然规律来实现自然对人类的价值, 即人类不能无中生有地将价值创造出来, 只能是巧妙地利用自然中的元素和规律, 用于自身的发展。这就要求人类对自然保持基本的尊重, 看到自然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在物质方面, 人类不能使自身的“价值欲望”无限膨胀, 超越了自然的可持续性供给。同时, 生态整体主义也主张将人的价值置于自然整体的价值网络之中, 人类只要守护并不断展现这一价值整体, 那么人类离那种永恒性的终极价值就会更近, 因为自然作为存在整体的无限性恰恰给予了人类这一追求可靠的保障。
由此来看, 生态整体主义对于自然的价值定位具有多层次的维度。它一方面并不否认自然, 特别是具体的自然物具有的工具性价值, 另一方面则强调必须以辩证整体性的思路来看待自然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 生态整体主义更为强调的是自然价值的本体性和现实性, 即自然是所有价值的创造者。这不仅是因为自然整体不断创造着丰富的自然物, 而且还将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使每一个自然存在者在价值网络中获得独特的价值个性。在这里, 自然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共同体的价值, 即让每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各安其位, 充分展现出来, 而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则成为自然价值的首要体现。生态整体主义也反对那种抽象的价值理念, 而认为自然价值必须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背景下体现出来才是有意义的。因此, 它也强调自然价值的“属人性”, 重视人对于自然价值的展现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自然价值对于人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人类具有凌驾于自然价值之上的价值, 而是人类具有承担这些价值的能力。换句话说, 人类具有一种对于自然价值的担负责任, “不仅承认自然具有的服务于人的工具价值, 同时也承认人类具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善’和‘美丽’的内在价值;不仅承认自然具有的科学意义的价值, 同时也承认自然对于人类所具有的人文价值”[7]。用罗尔斯顿的话说, 就是“只有能哲学思考的人才能懂得这些价值在认识论、伦理学以及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2]40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实现了深层次的统一。
三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内在统一
通过对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两种理论基本内核的深入剖析, 不难发现, 自然价值论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生态整体主义这一生态哲学立场的确立。二者的统一并不是罗尔斯顿简单地将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逻辑建构于一般的自然价值观念之上, 而是找到了自然价值论能够得以成立的一个稳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一) 自然价值的根基在于自然的整体性
罗尔斯顿在其著述中将自然的价值分为工具性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三个层面。如果说工具性价值已成为一种定论, 而内在价值仍然处于讨论中的话, 那么自然的系统价值则是自然价值独立性的一个依据了。所谓的系统价值, 就是系统维护自身内在平衡与动态发展的自组织性, 它既不刻意凸显内部某一要素的价值, 也不护卫或排斥内部某种价值的实现。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 “自然系统总是要趋向于稳态, 但从不长期保持一种稳态, 而是在平衡之上叠加了进化和演变。”[8]显然, 自然价值论在系统价值的意义上就体现为整体论, 自然价值的实现不仅不完全依赖于自然内部的某一成员或某些价值, 而且会在进化和演变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价值选择。如果从整个生态史的角度来看, 自然已经淘汰了的成员及其价值远远大于保存下的成员及其价值。对于人类而言, 不仅不可能超越自然的这种系统价值, 而且更多地需要遵循和利用这种系统价值, 以使自身不至于被自然整体所淘汰。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不可能征服自然, 而只能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遵从自然。因此, 无论是从人类的认识角度, 还是从自然价值自身的实现角度, 都需要最终落实于一种整体主义。自然价值论的独特性也才能得以体现。
(二) 超越主客二分来看待自然价值
从自然价值论的理论建构来看, 生态整体主义则成为人们建构这一理论的基础和依据。自然价值论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人类价值体系的反思, 其目的则是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 这就需要超越主客二分的价值形式。因为, 一旦加入了自然的维度,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价值可能是从一个无法评价的基础产生出来的, ……现有的一种善在历史上可能是从正价值与负价值的混合中产生的。”[2]173这就需要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维度来理解自然的本质和自然价值的生成。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科学的发展也为这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自然价值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根据现代物理学的观念, 物质的现实性是一个整体, 虽然这不是一个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这完全就是一个通过多样性的互补性描述才能把握的整体”, 因而, “一种自然整体性的思维……必须得到承认, 因为我们自身都是自然的部分……一种以未来为取向的自然研究, 除了不可避免的实验系统之外, 所需的首先是思想者, 他们生活在同其内在世界的生命联系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日益增长的自然异化及其自我毁灭的趋向。”[9]这些都说明了自然价值论的立足点应是自然整体, 而不是人类或者自然中的某一类存在。同时, 对于人类而言, 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恰恰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实现自身价值多样性的途径, 即自然价值越多样, 层次越丰富, 人类就越能找到自身存在的多元性价值。
结语:生态整体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对人类价值的提升
自然价值论本身昭示了生态整体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因为, 自然价值的延续是自然内部各个元素、各个物种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无论是人类, 还是非人类的其他物种, 都在自身内部包含了某种整体性的要素。这种整体性展现的越全面、越丰富, 这一物种的个体性才越强。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 就是因为人类能最大程度地展现这种多元的价值。与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相比, “人类却能对荒野的根、邻居与陌生者都进行评价, 而不管一个具体事件是否有助于我们的生存、福祉和便利。我们把资源关系放到一边去, 而带着道德判断来审视自然界。……我们不只是对生存价值加以修改, 而是超越了生存价值。人类的到来的确是全新的, 因为我们能达到一种地球上前所未有的, 几乎是超自然的利他主义”[2]250。由此可见, 人类对于自然价值的提升将建构一种全新的价值形态和评价系统, 从而在全社会确立一种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所应有的价值维度。只有在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中, 才能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中为人类与自然双方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效的伦理辩护。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291.
[2]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 叶平,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3]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
[5]Callicott J B.Introduction[C]//Zimmerman M E.Environmental Philosophy: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New Jersey:Prentice-Hall, 1993:10.
[6]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杨通进,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70.
[7]薛勇民.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J].晋阳学刊, 2013 (4) :70-75.
[8]李建珊, 胡军.价值的泛化与自然价值的提升[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3 (6) :13-19.
整体论与生态系统思想的发展 篇7
在20世纪初,整体论作为一种哲学认识,可追溯至南非政治家斯马茨( Jan Christiaan Smuts) 那句著名的“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斯马茨提出“一个整体是各部分的综合或统一,它影响着这些部分的活性和相互作用,赋予了这些部分新的结构,进而改变了这些部分的活性与功能。”[1]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下向的因果关系,以及突现和目的性的特征。
而就生态学来说,克莱门茨 ( Frederic Edward Clements) 被视为首个在生态学中提炼出整体论和机体论视角的生物学家。1916年克莱门茨出版了他的研究《植被演替》,正式提出了植物群落概念, 将之视为一种具有生理完整性的复合体,并且提出 “超个体”( superorganismic) 群落是在逐步和有序发展之后达到成熟稳定阶段的具有稳态特性的实体。 1929年他与同事一起提出植物之间的主要机制是竞争,它控制着群落的形成。1936年他又对顶级群落的性质和结构做了详细介绍。
大约在同一时期,约翰·飞利浦( John Philips) 采纳了克莱门茨的观点,并思考一种将动物排除在外的生物群落概念。[2]1934年到1935年间,他为 “顶级”( climax) 概念辩护,将之视为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综合生物群落”( integrated biotic community) 的唯一适当描述。1926年,植物生态学家库珀 ( William S. Cooper) 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认为生物体与它们的环境构成了一个系统,因为涉及某一事件的要素也会与其他要素相关。[3]
生态学在最初的几年表现出高度的整体论倾向。然而,尽管克莱门茨式整体论占据主导地位,但也遭到质疑。1935年,“生态系统”这个词最早正式出现在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 Arthur George Tansley) 的著名的论文“植被概念和术语的使用与滥用” 中。按其观点,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其物理环境以及复杂的生命和非生命成分之间所有可能的相互作用所构成。 因此,相对于其他生物系统来说,非生命成分同样构成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4]坦斯利的论文发展了基于物理属性的机械自然观。系统成了克莱门茨研究的基本单位,现在它并不仅仅包括生物,无论是植物或动物,还包括“在最广泛意义上栖息地的因素”。 坦斯利强调,任何动植物都无法与它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分开,这些包罗万象的方面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坦斯利的观点连同林德曼( Raymond L. Lindeman) 的 “营养动力论 ”( trophic-dynamic aspect ) 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基础。[5]
早期整体论方法评论家格里森 ( Henry Allan Gleason) 通过实验对克莱门茨的决定论表示怀疑, 且断言,植物群丛与生物体并无相似之处,也不能与物种相比拟。格里森强调,植物群落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性现象,他将之描述为依赖环境选择作用以及周边植物类型的一种暂时性、波动性和偶然性的聚集。[6]因此,格里森的研究标志着以群体为中心的生态学研究的开启。
在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学的发展出现了新趋势,那就是“系统”生态学。该研究的著名倡导者为奥德姆兄弟,他们反对科学与技术领域中的还原论。在其初期著作《生态学基础》中,尤金·奥德姆 ( Eugene Pleasants Odum) 认为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基本功能单元。该单元包括在给定区域中与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体( 即群落) ,它们构成的能量流使系统中的能量结构、生物多样性以及物质循环得以明确定义( 例如,生命和非生命部分之间的物质交换) 。[7]在论文“生态系统演化的策略”中,他将自然演替定义为有序、定向并且是可预测的过程, 被群落以及物理环境所控制着。[8]1981年他与帕滕 ( Bernard C. Patten) 一起再次对生态系统的本质进行研究,但这次他们倾向于使用热力学、信息论以及控制论的术语来进行论述。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曾将霍华德·奥德姆( Howard Thomas Odum) 描述为一个宇宙飞船工程师,形容他将“地球视为一组复杂的‘电器回路’并把每一样东西转化为能量系统来看待; 生物体变成了回路中的分线箱”。[9]然而,他们采用还原论的方法来发展他们的整体论,这种途径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他们的做法不是真正整体论的批评。但一些整体论者依然认为H·T·奥德姆的观点是一种潜在的还原论。
之后,E·T·奥德姆进一步发展了“生态系统” 的定义。在他之前,对生态学中特定生物体和环境的研究是在生物学内各个子学科中进行。许多科学家怀疑它是否可以进行大规模研究,或者其本身是否是一门学科。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生态”研究还没形成领域,因而被定义为一个单独的学科。 即使是生物学家E·T·奥德姆的认识似乎也只是地球的生态系统如何相互作用。
这场辩论中的活跃者麦克阿瑟( Robert Mac Arthur) ,虽然他从未正式参与争论,但他强烈批评了系统生态学的宏大计划,认为科学应当致力于对系统内最小部分的研究来进行预测,进而获取确实的知识。麦克阿瑟使用简单、抽象的解析模型,并坚持其机械论的观点,即认为自然界的复杂性应当被还原为一个多对多的因果链条网络。而海拉( Haila Yrjö) 更是基于牛顿式的世界观,致力于描绘一种机械论、决定论的关于物质粒子论以及机制性因果关系的观点。[10]320
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争论,系统生态学成为生态学领域研究的核心,但同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将系统生态学又推向了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对立。
二系统生态学中的方法论之争
20世纪80年代之后生态学研究中围绕方法论出现了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争论。种群生态学、 理论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已成为生态学诞生的首个世纪里的主要研究倾向。前两者主要与还原论相关,后者与整 体论相关。正如哈根 ( Jon B. Hagen) 所认为的,同时面对分部和整体的视角,生态学分为了整体论与还原论两条支流。[11]然而,麦金托什( Robert P. Mcintosh) 恰当地指出了简单的对立并不能充分的代表生态学中的实际情况。[10]321
生态学的整体论主要与整体性的研究相关,其中主要针对的是生态系统。整体论将它们的研究对象描述为一种离散性结合的整体,其中包含了不能从其构成成分导出的能量结构与动态性。因此,整体论与强调关连与联系的理性观点结合起来,整体是由相互定义,相互依赖,互补的部分所构成。突现、连通性、整合、协调和复杂性成了整体论视角的特征属性。
相应地,通过反馈循环的调节以及综合,整体论的视角强调控制论的过程。而这一观点所代表的方法论拒斥额外的分析,取而代之以通过综合体的不同层级进行联立考察。然而,当背离了克莱门茨的解释传统以及现象科学时,整体论者似乎又无法接纳相应的新方法论,同时遭到了整体论者与还原论者的责难。
除了这种方法论上的困境,整体论与还原论拥有相同的一系列一般性前提。首先,它们都倡导唯物论,主张所有的生物学现象都基于物理化学实体以及过程; 其次,它们都坚持着本质主义的教条,因为它们的拥护者都是在致力于发现一种基本的单元,这种单元可以是极小的物质粒子,也可以是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如果某人能够把握物质世界的真实本质,那么对这个人来说,科学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可归因的,并且围绕这些事件整个科学的图景是具有组织性的; 第三,它们都是在唯一的一个层级上来找寻解释的原因。因此,它们的方法论途径是碎片化的。极端的还原论者所追求的解释仅存在于种群层级,而极端的整体论者从不在任何低于生态系统的层级去研究各种机制。整体论和还原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变化,因为其不是某种潜在静止状态的副现象或达成稳定状态的一个阶段。而且它们共享机械论的核心,即还原论途径中的部分或整体论途径中的系统,都将自然隐喻为一种机器。最后,尽管事实上整体论和还原论表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前者谋求生物学的自主性,而后者则将物理学作为科学领域的基础,在生态学中应用系统理论可能更加接近于物理学而非生物学。因此,还原论对于生态学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在哲学领域同样具有建树的生态学家,莱文斯( Richard Levins) 在1966年的方法论著作“种群生态学的模型构建策略”中认为,对于所有出于权衡实在性、概括性以及准确性的目的,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模型。权衡和鲁棒性的概念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频繁讨论的两个议题。[12]1968年在莱文斯的著作《在变化环境中的进化》中,研究了时空波动环境中生命体所采用不同策略的进化结果。环境异质性概念同样使他在1969年提出了著名的集合种群模型。[13]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整体论和还原论思想的互补。
特别是关于自然界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上,当代科学中最为困难的一般性问题在于如何将复杂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大多数的科学家所受到的训练则截然相反,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一个问题孤立为若干部分,进而通过阐述什么是组成部分来回答“什么是系统”的问题。
莱文斯很早就发展出一种新的整体论途径,这主要源于种群层级出现的实践问题,以及有关污染、 环境保护、生物学防治和环境调控等涉及自然复杂性的环境问题。他认为要解决复杂性问题就意味着对驱使一个系统产生动态性的反向过程进行建模, 并强调找寻不同的模式而并非找寻普遍原理。从中可以看出,莱文斯并非不加批判地支持整体论教条而反对还原论,特别是他曾与列万廷( Richard Lewontin) 共同主张整体论 / 还原论争论是错误的,并拒绝在两者之间选边站。[14]
一方面,对于还原论者来说,他们认为笛卡尔式的还原论所描述的是一个“异化”的世界,仅仅抓住了现象之间实际关系的影子。其错误根源在于较高层级现象对于较低层级客体的绝对从属关系,后者是整体的优先部分,导致原因与效应、客体与主体相分离。作为结果,生物体似乎成为唯一的真实客体, 而组织的更高层级则成为那些真正重要事件的副现象。还原论纲领的另一个主要谬误在于否认变化, 其经常被视为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业已存在之物的展开”。
尽管如此,莱文斯并没有排除方法论意义上的还原论。莱文斯认为,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并非充分的。他宣称,当正在研究的系统足够简单,或者它是复杂的,但其构成部分之间足够独立时,还原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是可行的。但他依然拒斥本体论上的还原论。[15]
另一方面,对于整体论来说,莱文斯抛弃了过时且高度理想化的超个体研究路径,致力于在生态学中使用系统论。在他看来,整体论中存在一种片面的观点,即强调世界的连通性,却忽略了那些相对自治的部分。整体论被描述为是反还原论的、部分优先性的观点,和世界统一性的观点相冲突。分离自治的还原论教义被连通性与整体性所取代。莱文斯同时对连通性与个体性进行辩护,甚至强调,系统论可以被考虑为一种“大型还原论”。[16]383例如他曾认为建立基于“Fortran”1的大型计算机生态系统模型是不切实际的。在类似生态学理论中,“整体”被描述为一种良好运行的机器,具有目标导向性,并被某种预先编程的目的所驱使。其不具有任何变化的潜能,因为涨落的一元变量作为其组成要素,在性质上始终是恒常的。事实上,在这样的语境中,变化仅仅被当作是非建设性的。而在莱文斯看来,“系统的特点在于其是由多组相互对立的过程所构成,这也就意味着其组成要素维持着整体暂时性的一致性,并且最终会发生转化,融入其他系统或走向崩溃。”[16]387
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本质主义现在被语境与交互作用所取代,任何规模的系统都是其单元与环境之间辩证性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在生态学中关于整体论的态度是,倡导基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整体论,但在方法论层面上,只要科学家们意识到他们选择的后果以及施加于他们的局限性, 整体论与还原论作为广泛策略中的组成部分都是合理的。不过,如何体现生态系统中的变化因素又成为超越整体论与还原论方法之争的新的课题,90年代之后,进化议题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系统生态学的研究者们同样将目光转向进化理论。
三基于进化的生态系统概念
目前进化问题的研究已深入生态学领域中,但依然不能说进化理论在系统生态学或生态系统建模中占有一席之地。通常我们仅仅将进化局限于由自然选择导致的有机生命进化,认为这一过程并不会对生物学或物理的系统产生任何直接的改变。构成系统生态学的那些子领域关注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性、结构以及功能。70年代以来,不断有将进化理论应用于有关系统研究的尝试,但进化理论依然没能充分融入相关研究之中。即便是提及有机生命的进化,也经常被看作是生态系统通过某种最佳方式运行的“黑匣子”。一些系统生态学家认为,只要时间充分,进化将会促进共生适应,从而形成组织化并具有功能性的完整生态系统,但却很少有人关注进化机制是如何导致这一结果的。[17]系统层级的限制以及因果反馈循环通常被看作是高阶现象,而无需考虑个体物种的进化。这一整体论路径被视为是在缺乏生态系统构成成分的自然历史数据的情况下,研究生态系统巨大复杂性的实践方式。系统生态学的目标就是一种生态系统现象学,并不需要关于个体物种的细节信息。
这种整体论路径对种群生态学家以及进化生物学家的研究构成了限制,使得研究主要聚集于个体层面的适应和选择。一方面,即便是对进化中的组织与博弈关注较早的梅纳德·史密斯( John Maynard Smith) 也认为选择在个体之上的组织层级很少发生。这导致了人为生态系统并不是实际上的实体的观点,即认为生态系统不过是某一环境中所有物种的集合。但另一方面,由于进化的原因促使科学家们愿意去关注更高层级的系统乃至生态系统,而它们的属性也常被看作是个体生物间竞争以及选择的结果。按照夏佩尔( Dudley Shapere) 的观点来看, 以构成的形式( 结构与功能) 来进行解释的科学理论较之那些依赖时间演化的理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18]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生态系统可以被满意地理解,并通过那些仅关注当下的现象和关系而不需要涉及它们长期历史经历的理论来建模。雷内尔( William A. Reiners) 曾提出,统一系统生态学至少需要三个相互独立的理论框架: 能量、物质( 化学计量学意义上) 以及生态系统的“连通性”。[19]可见,进化理论对于完善生态系统概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在既有的进化理论与系统生态学交叉研究中, 生态遗传学、协同进化理论、进化的空间异质性方面研究,进化的策略研究往往关注当下状态的研究。 但由于生态系统功能部分依赖于物种的适应,并进而由于适应是进化的建构,因此我们必须将进化视为生态系统组织性与功能的决定性限制因素。只有在生物学上可行的并符合系统发生条件的生物特征才有资格作为初级原料来构造生态系统。
另外,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对个体与整体之间进行明确的界定。至少在进化的意义上,应当探寻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个体的选择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层级上的属性。有理由相信各种系统层级的属性是因自然选择而不断优化,甚至与个体选择相抵触,表现为个体选择的副现象。因此,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两步来进行论证。首先,传统观点认为,作用于个体的自然选择主要受到内在变量的控制,例如食物的可获取程度、温度等,而非如承载能力、多样性、熵、总体种群等外延变量。后者仅仅是针对人类认识而形成的概念,因此选择并不会对这些变量产生响应。但是内在变量会与外延变量产生关联,例如种群规模与食物获取程度之间便存在某种关系。但当某一理论依赖于外延变量的进化最优化时,则需要慎重审查。例如传统认为进化会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性( 外延属性) 的观点。
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生态系统的属性是累积性的还是突现。通常,对于一个系统的累积性属性来说,其仅仅是系统各成分属性的总和。而对于真正的系统( 突现) 属性来说,其是作为系统各成分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性质上区别于那些成分的属性。 因此,突现属性可以定义为系统属性,其不可以通过研究孤立的系统成分而预见。那么,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引入来说,一个系统被选择就意味着不应当涉及其中的个体选择。例如,在沙漠环境中,能高效使用水资源的生态系统是自然对那些能高效利用水资源的个体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属性的选择。
四未来研究的途径与问题
因此,从整体论的诉求以及还原方法的可行性上来讲,如果系统层级上的组织性原则是重要的,那么就有必要研究进化何以能影响突现的系统属性, 以及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何以能影响个体物种的自然选择。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涉及有关进化的最大化理论,即生物量最大化理论与最大化能量原理。 前者认为,进化具有促进生态系统内生物量积聚与保持的倾向,后者认为进化具有使生态系统内能量流率最大化的倾向。尽管仅仅是从理论上设想而没有考虑实际进化过程面临的诸多限制,但这两种系统理论对于进化何以能塑造生态系统的结构以及功能做出了解释,从而成为能量以及化学研究途径的补充。接下来,文章将对生态系统概念引入进化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是群体选择。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生物体的个体适合度是否可以通过间接地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获得提升? 也就是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否可能促成比我们对于其中个体所能达到的最优化适合度预期的总和更加优异的结果。这种额外的最优化运行因素表现为一种突现属性。要对其进行解释就必须设想这类“基因型”要比其他同类 “基因型”更加有利 于系统。尽管像威 廉姆斯 ( George Christopher Williams) 、梅纳德·史密斯等进化论者都曾对群体选择是自然界重要或普遍的现象表示怀疑,但是群体选择作为一种机制会对生态系统的组织性产生影响的观 点依然普 遍。威尔逊 ( David Sloan Wilson) 就认为,能够加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那些特征是可以被选择的,因为群体包含了拥有被选择特征的个体的收益之和,但其与任何形式的收益强化存在区别,后者能进一步促进群体基因的扩散。有利于系统的特征的频率因而会上升,即便个体选择有时会同时减少它们的频率。[20]因此,当群体选择应用于生态系统的概念之中,就必须澄清什么样的系统属性指标是衡量其好坏的依据,例如稳定性、鲁棒性等。同时,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之间的交互与平衡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对象。
其次是共生作用。尽管共生帮我们理解了生态系统内的关联,但共生的进化模型却显示,其紧密联系的程度是局限的。比如,由于时间异质性,许多物种的共生现象是偶发而非必须的。[21]共生式的协同进化与群体选择一样,将其作为一种形成生态系统整体属性的机制存在同样的难题,即便在局域性视角内,许多物种同时处于多个群落中。认为物种趋向的最佳整合方式是多重性群落的观点显然还缺乏证据。此外,不同物种经历选择压力与隔离会在极为广泛的地理范围上形成不同的同类群,而且,多数群落中的构成物种之前分属于不同的群落。这些都会对共生理论的应用带来困难。
第三种解释生态系统属性的机制是群落构建。 E. P. 奥德姆提出群落构建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最优化的群落是通过从可用物种池中选择组件,通过组织以及竞争过程而形成。群落构建可能是累积性的,比如,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一最小土地所获得的植物物种都应当是在该位置繁殖力最强的; 或者可能是一体化的并涉及突现属性,例如,一种物种的稳定构建形式应当是通过尝试 - 淘汰的方式形成。[6]因此,有观点认为,最好将构建过程视为生态系统的演化而非群落进化。不过,群落构建理论目前来看依然是一种理论性的探索。
第四种途径是进化中生态系统层级的限制。进化生物学中认为,生态系统层级会限制个体物种的进化。一个生物群为了生长与繁殖必须适应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尺度。对于生态系统“设计”进行理解可以帮助澄清选择压力是如何衔接于生物个体之上的。例如,一个湿地系统在不同水文情势下的碳与营养流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位置无尾动物幼虫受食物资源限制的频率和程度。由整个生态系统营养结构决定的食物等级可以影响该动物在变态发育过程中的生命历史特征,例如成长率、体态大小。所以,在生态系统模型中引入遗传 - 选择分析是有用的,特别是关注系统层级的限制或强迫功能对于群体遗传学的效应。
总之,对于生态系统研究来说,在承认整体论的本体论地位基础上,还原作为一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并不意味着整体论仅仅是在方法论上的虚设,它实际上提供了有益的导向。特别是生态系统中整体与个体的定义、边界与演化路径、稳定性与多样性等问题都涉及时空变化的因素,因此,探讨进化因素在未来系统生态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摘要：20世纪,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全部都离不开对生态学整体论的认识与探讨,伴随着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对生态学整体论地位的不断调整,生态系统的研究在近一个世纪内取得了瞩目的进展。因此,通过生态学整体论发展的视角可以帮助建立关于生态系统概念起源与发展的完整描述,从哲学层面阐释生态系统的本质以及理论形态的演变进程与发展方向。
生态整体性 篇8
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高速城市化的过程, 第6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总人口13.4亿人, 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人, 占总人口的49.68%, 比2000年上升了13.46%;2000年与1990年相比,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大量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 从而为景观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前景。为容纳更多的人口, 城市在不断膨胀, 城市公园及郊区公园也被大量建设。目前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大量生态园也是应时应势而生的, 在体现“生态”这一不变的主题的前提下如何赋予“文化”是翰林文化旅游休闲生态园的灵魂所在。
2 永定翰林文化旅游休闲生态园项目背景
2.1 地理位置
项目地处福建永定坎市清溪村 (距世遗——永定土楼50km) , 处于龙岩市“高坎新城”的城郊, 距离龙岩市区20km, 永定县城35km, 厦门市区130km, 福州市区267km, 台湾377km (图1) 。
2.2 交通现状
与龙岩市区有快速通道直达20min可到, 永定县城有省道直通约60min车程, 距永定土楼约60min车程, 龙岩到厦门约2h车程, 到福州约5h车程, 交通便捷。
2.3 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包括地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永定客家土楼旁;地处客家文化中心地带;项目地块处于廖氏族人的祖地, 廖氏拥有“四代五翰林七进士”的辉煌成就, 拥有“独中青坑”这一历史佳话。
2.4 自然资源
项目地块的局部拥有较好保持较好的自然植被;项目北部将建水库, 从而形成山上的人工湖景观 (见图2、图3) 。项目南部拥有土壤肥沃的良田;地块内因为砖厂取土形成数个平坡地块。
3 客户群分析
闽西旅游资源丰富, 但没有一个是依托“翰林文化”为代表的“好学上进”文化为特色的生态农业园, 对于龙岩人民来说“好学上进”的主题生态园可以让他们在进行生态游的同时,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可以说翰林文化旅游休闲生态园填补了闽西旅游的一项目空白。
3.1 信念游
仰慕“独中青坑”之“四代五翰林七进士”科举神话, 欲游清溪以得学习之灵感。感清溪山水之好, 欲沾福气以祈心灵之安。
3.2 生态游
找回那熟悉的乡土气息, 寻找最生态的原味乡村田园, 清溪的山水养出来的作物不仅生态还闪烁着智慧之光。
3.3 度假游
放下工作, 享受生活, 找个地方与朋友、家人享受温馨时光。
3.4 商务游
约上几个商场好友, 在健身休闲中心来个心灵交流, 找个地方让自己的商业团队享受企业的文化。
3.5 休闲游
放松精神, 放飞心情, 找一邻近具好山好水好风光处, 感受生态气息, 吸纳天地精华与灵气, 来个森林浴。
3.6 科普游
让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土地有进一步的了解, 从小培养爱思考的好习惯, 对我们的粮食生产有着进一步的认识, 增加生活小常识。
4 永定翰林文化旅游休闲生态园规划分析
4.1 文化策略
挖掘“独中青坑”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并与清溪的山水建筑融合起来, 通过景观手段讲述清溪廖氏客家人如何边耕作边努力学习并最终创造出中国科举神话;让清溪的一山一水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通过游线串联起各个情景, 让游客不仅能了解清溪的内涵还能感悟其内在魅力让自己情操得到提升, 宣传口号为独中青坑。
通过对山水自然资源的梳理, 提升清溪的自然景观, 创造适合现代人精神及物质需求的各类接待环境, 如酒店, 健身中心, 度假木屋, 度假别墅, 清溪湖。通过对现有农田的梳理, 形成大棚区、农产品展示区、农家餐馆、渔塘、家禽区等生态农业园区。宣传定位为好山好水好学上进在清溪, 风格定位为具文化底韵, 富历史内涵的风景优美的文化休闲度假胜地。
4.2 规划设计原则
4.2.1 文化原则
在本次规划中着重挖掘“翰林文化”内在故事与内涵, 并与清溪的自然山水相辅相呈;一个项目欲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拥有其自身的特色, 在本次规划中清溪的翰林文化给生态园赋予了灵魂。
4.2.2 生态原则
在尽可能不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对山水进行梳理, 提升山水的环境品质, 创造优美的自然景观, 同时创造良好的宜居小气候。
4.2.3 人性化原则
考虑每一个来基地的游客的需求, 引导游客的心理, 让其参与并溶入清溪的山水、历史与文化中来;从人的五大类需求入手, 考虑人性化的设施, 布局宜人的小环境, 让来者安心、乐心、爽心, 并对清溪留下美好印象。
4.2.4 经济原则
进行开发时考虑投入产出的经济比, 尽可能减少投入的前提下又能获取较好的经济回报, 分期分项分步实施, 生态农业园、环湖景观区与农家乐为一期工程, 一期完成后旅游资源形成竞争力, 并可以取的一定的回报, 然后投入二期开始兴建度假中心;在规划时基本依地就势不作大规模地形平整, 土方量减到最低;植物及材料主要取材于本地的地方资源。
4.3 整体规划布局
规划的总平面图和效果图见图4和图5。
4.3.1 入口接待区
(1) 分区组成为主要由入口小广场、迎宾景观道、翰林广场、翰林酒店、浪漫木屋5个区块组成。
(2) 整体风格为青瓦、米黄墙、木头框, 体现出翰林文化的古典雅韵与土楼客家建筑的形与色。
(3) 主题表述让来宾感受到生态园的主题、生机与活力, 入口广场的廊道、大门给来宾以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您已到达休息区;沿迎宾道而上, 3个跌落的水景及翰林广场和清溪湖形成强烈的心理提示, 从较窄的入口到达亲水区后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油然而生;到达的来宾可以在翰林酒店享受美餐, 开会, 美容美体还能在宜居岛上享受不一样的水中浪漫, 东面的亲水树阵广场不仅有树阵遮荫还能一睹自然生态之美, 处于地块东南面的斜坡上正好可以安置两排浪漫木屋, 在闹中取静, 木层即能充分利用地块资源还能形成独有的私密空间。
4.3.2 滨湖景观区
(1) 分区组成主要由入口接待广场、翰林酒店客房岛、景观泳池、沿湖果园度假区、游船码头5个区块组成。
(2) 整体风格为一湖清水, 一湖春, 左半边体现一种现代文明的休息、度假氛围, 而右边则属于原生态的自然风情。
(3) 主题表述。处于接待广场面对山上这一大片清澈的湖面, 一环绕湖, 三轴映水的布局, 整体简洁大气, 左右功能分区明确;一环指环湖的景观路, 三轴分别为入口景观轴、书院轴、健身轴;左右功能分区指现代文明与自然生态景观两区的和谐相处。人们可以在亲水广场上一睹山水的风采与大气, 也可以登上清溪书院感受清溪文化的气魄, 环湖而建的四季果园里度假屋点缀其中。
4.3.3 度假休闲区
(1) 分区组成主要由独幢度假屋, VIP度假屋, 健身中心, 四季果园4个区块组成。
(2) 整体风格。环湖而布的度假区, 整体呈坐北朝南之势, 使每幢别墅都拥有较好滨湖视野景观, 建筑内呈冬暖夏凉之势。
(3) 主题表述。前后错落有序的度假屋互不挡视线, 每一幢都拥有一湖的春水, 根植于四季果园的度假屋伸手就可以采来一嘴的清鲜;健身中心拥有的健身设备及室内外的运动场都可以让来此度假的人挥洒一身的汗水, 闲时可坐于半山亭静观山水风景, 也可以坐于湖边独享清风拂面, 兴起时也可划船绕湖一周。
4.3.4 生态农业园区
(1) 分区组成主要由独中青坑广场、清溪观景台、大棚区、四季农业体验区、农家乐五个区块组成。
(2) 整体风格为展现清溪客家文人在青山绿水间生存的田野风情。
(3) 主题表述。从生态农业园的入口“独中青坑”广场就能感受到清溪的一种内在涵养、荣誉和自豪感, 丰收广场即代表着一种愿望也是一个平台, 也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一个休息的小公园, 农家乐可为游客提供自助及体验生态园生态作物的平台, 蔬菜、水果、家禽家畜、鱼等游客均可自采, 不仅可以现场品也可以带回家与家人分享生态作物。
5 结语
生态整体性 篇9
所谓“生态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 以强调每一个学生的需求、欲望和意识, 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 通过现代课堂教学手段, 实现教学与学生发展的真正统一的课堂.
然而,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的构建, 都需要广大教师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循环往复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文试图对实施“生态课堂”一年来课堂教学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反思, 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初中数学自主性课堂教学模式提出粗浅的见解.
一、准确把握角色定位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 评价教师的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是重“教”, 现在是重“学”, 过去关注教师行为, 现在更关注学生“创造”, 打破了过去教师“满堂灌”, 学生“全堂听”的教学习惯, 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新知.
某教师在执教“直棱柱的表面展开图”一课时, 为了让学生自主性学习, 他要求学生依据课本中的提示图案, 用纸张尽可能多地制作各种不同的立方体表面展开图.在课堂中他先简单地描述了表面展开图的定义, 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学习, 希望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较、思考、分析, 来了解和掌握直棱柱表面展开图的类型、特征与规律.然而, 课堂上的实际现象是, 学生虽然热情高涨, 却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探究上, 有的闲聊, 有的说笑, 有的把已制作好的立方体表面展开图模型翻来覆去地折腾, 乐此不疲.
面对新课程改革, 这位教师错误地认为自主性学习类似于自学, 在学生活动过程中, 他把教学舞台完全让给学生, 自己充当观众, 没有去参与、去欣赏学生的创造, 让自己置之度外, 从而成为“边缘人物”.毫无疑问, 是角色的错位导致开展自主性课堂教学受阻的原因.
要搞好“生态课堂”模式下初中数学自主性课堂教学, 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 确认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并根据角色定位开展自己的工作.作为一名组织者, 教师应当将一个班的学生合理分组, 始终保持全班学生成为一个学习的整体, 而不是一盘散沙.作为一名引导者, 教师应多问一问、点一点, 及时加以指导、点拨, 吸引学生能饶有兴趣地围绕教学内容展开讨论, 引导学生思考探讨, 捕捉放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闪光点, 引发学生间的思维碰撞, 从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作为一名合作者, 在学生开展自主活动时, 教师千万不能放任自流, 要做积极的“旁观者”, 要主动走进学生中间, 积极引领学生的思维, 及时回答学生的疑问, 了解他们探究的情况, 欣赏他们独到的见解, 鼓励他们别出心裁的创新,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要根据实际情况, 在课堂上“审时度势”,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把握教学方向, 确保学生自主而有效.
二、合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
初中数学自主性课堂教学是一种开放的、互动的、动态的、多元的教学形式.然而, 在教学过程中, 有的教师为了活跃气氛, 一味追求形式, 在课堂上安排活动既多又杂, 数学课堂教学像跑龙套, 看上去十分热闹, 效果却不理想.
某教师在讲解“图形的平移变换”时, 为了尽可能多的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的平移变换, 搜集了许多漂亮的图片, 用一些动画效果来让学生直观地体验, 来吸引学生的眼球.整个课件的展示过程花费了将近15分钟时间, 学生只顾欣赏, 却完全把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放在了一边.结果是课堂热闹了, 学生自己安静思考的时间少了, 思维反而受到遏制.
这位教师为了搞情境设计, 动了不少脑筋, 这一点应当肯定, 然而却犯了一个错误:安排不周, 方法不当.在情境设计时只顾及形式的多样, 没有充分考虑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有合理把握教学的进程, 致使弄巧成拙, 适得其反.在初中数学自主性课堂教学中, 如何使形式和内容得以统一, 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初中自主性课堂教学尝试采用各种新的教学形式积极的教学行为值得肯定.但应当注意教学形式如何设计, 要根据教学内容而定, 要考虑怎样的形式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 怎样的形式能使课堂教学张弛有度, 用什么样的形式更适合教学内容, 决不能凭着教师的一厢情愿, 不顾及学生的感受和接受程度, 采用任何教学形式都要从实际出发, 并随课堂上的变化而变化.要把着眼点放在学生上, 放在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上, 防止教学模式的极端化, 片面化, 避免数学教学为“顺应潮流”而走入形式主义歧途.
三、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初中数学自主性课堂教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然而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没有给学生营造展示自我, 拓展思维, 主动创新的氛围, 无法实现开展自主性教学的预期目的.
在一堂“四边形内角和”的数学课中, 教师先要求每个学生在纸上画一个任意四边形, 然后剪下其四个角, 将他们合在一起刚好拼成一个周角, 于是得到四边形内角和是.随后叫学生运用这一定理开展讨论交流和分组练习.由于没有对定理作出进一步证明, 使整堂课“技术含量”较低, 收效甚微.
生态整体性 篇10
20世纪下半叶, 美国战后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科技日新月异, 一时间, 科技万能主导了社会的视听, 但科技双刃作用带来的环境恶化也日益激起学界的反思, 蕾切尔·卡森就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寂静的春天》 (1962) 也被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 这部作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 作品透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即便置于高度工业文明的当下, 仍具有现实批判和指导意义, 卡森由此开启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新纪元。本文立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维度,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 以期在新视角下, 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思想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成的流派, 该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 该流派力主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重构, 以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即从制度的维度进行批判, 普遍认可, 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贝拉米·福斯特、安德烈·高兹等杰出代表。
本·阿格尔和威廉·莱斯批判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危机必然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来替代。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用所谓国家干预主义, 通过不断控制和引导公众的消费需求让民众沉溺于商品消费中, 以此来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这也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根源。莱斯对技术理性的起源、功能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追溯, 认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决定了技术运用必然走向非理性, 决定了对自然的非理性开发和利用, 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和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 奥康纳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之外, 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 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福斯特则强调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也是探讨人和自然相互联系和物质转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过论述, 他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摆脱生态危机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 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总体而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 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2], 赞同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途径是“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 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3]。
(二) 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1907年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受其母亲的影响, 卡森从小对大自然、对环境充满了好奇与热爱, 就读宾夕法尼亚妇女学院期间, 因为对大自然的兴趣, 由文学改学生物学, 后在“美国渔业局”后改名为“美国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 并成为一些杂志的专栏作家。卡森一生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学创作, 早年的文学作品均涉及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保护, 奠定了她在生态文学领域的名誉和地位。20世纪40年代, 卡森以海洋生物学家所独有的敏锐, 开始怀疑当时的一种新型杀虫剂DDT (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缩写)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着手就这一农药对生态链影响的调查, 开始撰写《寂静的春天》。这一时期, 卡森已罹患癌症晚期, 但她不顾病痛, 以顽强的毅力于1962年出版这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经典著作, 该作品最终被认为是生态文学发展历程中一座“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以寓言故事开头, 全书分十七章, 以翔实、专业的数据和实例陈述了新型杀虫剂DDT对环境和生物链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破坏, 给人类和地球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后果。这部作品的出版, 触及了一些集团尤其是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切身利益, 受到了各种打压和抹黑, 甚至遭受了无耻的人身攻击。但同时, 这部作品也受到了民众和环保人士的拥护, 唤醒了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民间意识”, 最终影响到了政府, 肯尼迪总统就曾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 书中的结果最终得以应验。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 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撰写前言时, 盛赞这部作品“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 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述评
(一) 《寂静的春天》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生态整体主义观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由美国生态博物学家利奥波德首先提出, 这一理论倡导人类的生存权应该以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为底线。利奥波德之后, 罗尔斯用“荒野哲学”, 奈斯用“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和演绎。生态整体主义所强调的“生态系统的整体一致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协调”, 这正是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极力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卡森早期的作品即描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大系统, 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彼此相依、不可割裂的联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初步思想。在《寂静的春天》中, 卡森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已日臻成熟, “地球上的植物是生命大网络的一部分, 一种植物与其他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如果我们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 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 以及网上的每一个连接”[4]。从《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架来看, 卡森通篇都在阐述自然生态体系中由于“死神的特效药”DDT的介入, 导致人类无可挽救的生态灾难。卡森所要呼吁的是, 人类作为大系统中的一环, 对维系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他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 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5]。不仅如此, 卡森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态观, 以全新的生态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观来替代, 她曾反复指出, “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 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路上越走越远”, 呼吁现今生活的这一代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 “必须直面现存的环境问题, 而不是无视或者逃避它们”[6]。虽然对于美国工业革命初期,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在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之后, 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恶化, 人们已经开始逐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但在那个时代, 科技万能的思想仍占据着社会思想的绝对主流, 卡森以一妇孺的羸弱之躯, “质疑了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 “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 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7]。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整体依存、环环相扣的前瞻性思想, 无疑从道德伦理层面,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即便在高度工业文明的今天, 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 制度批判维度下的《寂静的春天》生态整体主义观评析
《寂静的春天》描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一种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导致的人类生态危机, 卡森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妄自尊大的想象”, 卡森仍然将“生态整体主义”局限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强调“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未能从制度批判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做深度的剖析。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的缺陷也为卡森所触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反击的机会。美国昆虫学家乔治·德克尔反驳卡森时这样陈述:“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 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 那么, 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 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 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卡森的反对者们谴责卡森“担忧死了一只只猫, 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化学工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甚至恶毒地模仿卡森的作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 制造民众对卡森作品的误读, 等等[8]。
就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过“生态的整体性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来实现的”, 恩格斯也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说”, 强调“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则是从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异化消费批判等维度进行的挖掘。事实上, 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与批判, 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有所区别的最根本标志。制度批判和异化消费批判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衍生和呼应。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 必然导致消费观念的异化;反之, 技术的滥用、消费观念的异化也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见,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作品中没有也无法从这一层面进行论述, 体现出其生态整体主义观的局限性, 从这一角度,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四、结语
《寂静的春天》所体现的生态思想影响了美国一代人, 也影响了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方向, 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环保运动。这部作品也被译为多国文字, 在世界广为流传。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对当今环境恶化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摘要：文章通过回溯蕾切尔·卡森及其作品《寂静的春天》中体现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 在肯定卡森生态整体主义观积极意义的同时,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的新视角, 对该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分析与评述, 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制度批判维度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76.
[2][3]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199-200;
[4][5][6][7]蕾切尔卡森.吕瑞兰, 许长生, 译.寂静的春天[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