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视职场真人秀

大众电视职场真人秀（共4篇）

大众电视职场真人秀 篇1

从2010年底开始, 我国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再起旋风, 《非你莫属》、《职来职往》、《中国职场好榜样》等火热登场, 之后, 同类节目如《天生我才》、《步步为赢》等亦不断推出。在这样一个可以有多样化渠道获取信息与娱乐的时代, 电视职场真人秀在电视娱乐节目中脱颖而出, 造成求职秀场奇观, 掀起全民的文化狂欢, 营造了一个真实的虚幻世界。

一、我国职场真人秀的发展轨迹及社会动因

(一) 电视职场真人秀的发展轨迹

我国职场真人秀经历了2003年“从益智娱乐到真实娱乐”、2006年“从演播室向社会的延伸”、2009年行业新星真人秀和大众求职真人秀的形态分化阶段[1]。本文分析的是现阶段大众求职真人秀, 即面向普通大众招揽求职者的求职真人秀节目。

(二) 求职的社会需求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有680万人, 但他们只占据社会求职大军的一部分。随着社会利益分化, 经济结构转型, 个人价值观呈多元化和差异化, 就业、再就业、择业、创业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将模拟面试搬上电视荧屏, 契合了这种社会需求, 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三) 电视媒体的市场需求

职场真人秀是媒体与人才市场在商业和资本逻辑下的联姻, 搭建用户平台是背后的推手, 电视秀场是走上台前的缩影, 企业和求职者是台上的表演者, 媒体付出的是娱乐大众的快餐文化服务。它先媚俗于观众, 再媚俗于商家, 在吸金中壮大自我。

(四) 观众的娱乐消遣需求

“繁忙的都市人面对芜杂的信息, 遭受着信息焦虑症与信息紊乱综合症带来的苦难与烦恼”[2]。而电视求职秀场以形象、直观、生动的电视符号, 可观且完整地再现求职者如何挑战强势的boss。观赏普通人在游戏规则中的真实戏剧表现, 无疑是个省事快捷的精神娱乐快餐选择。

二、大众职场真人秀节目的电视文化特点分析

宁夏卫视、第一财经推出的全国首档员工与老板真实互选的求职节目《2012中国职场好榜样》 (以下简称《好榜样》) , 是2011年《中国职场好榜样》季播节目的周播形态。和国内其他求职节目一样, 以演播厅+VCR为基本节目形态, 但节目发挥逆向思维, 一改以求职者为被选主体的常态形式, 反以企业boss为被选主体, 引领“员工挑老板”的职场新理念。

(一) 求职与娱乐的内爆, 弱化了节目的专业属性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3], 而表演是电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娱乐语言。电视职场真人秀亦不例外。它的娱乐性首先体现在其节目形态直接脱胎于电视相亲真人秀, 是简单的克隆拷贝。

职场真人秀属于真实电视中“才能竞赛”的子类型[4]。美国NBC于2004年推出的系列季播真人秀《学徒》是职场类真人秀的典范之作, 曾经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2012年推出第六季。其他如CBS的《卧底老板》, 央视之前的《绝对挑战》、《赢在中国》等, 也都是以职场和真人秀为两大核心, 在模拟的商界场景中展开竞赛和记录, 使得节目既具有电视的娱乐性和可视性, 又累积了供人学习的职业实用知识, 《学徒》中的拍摄案例就曾被美国大学列为MBA的学习样本。但《好榜样》等我国现阶段大众职场真人秀仅以面试环节作为唯一模拟的竞争情境, 在演播厅展开PK, 体现不出职场真人秀模拟场景的专业性, 只是换上了职场面孔的相亲真人秀的翻版, 成为混杂着职场竞聘和娱乐选秀双重气质的节目, 求职与娱乐的内爆弱化了其专业属性。

大众职场真人秀的游戏规则和叙事推进承袭了相亲真人秀的娱乐性。《好榜样》的游戏规则是由12位“面霸”在“企业最炫点”、“职位最看点”环节对boss进行选择。之后, 由boss在“谁是我老板”环节权利反转, 挑出胜出者。由boss、选手、保荐人、主持人四个方阵组成的多维结构, 让冲突和矛盾多处丛生。不可预知的竞争结局是贯穿始终的悬念, 求职者在不断的表白和表演中挣扎、抉择, 思维和语言交锋, 多元价值观碰撞, 更有保荐人不失时机的心理点拨, 整场职场真人秀就像没有脚本的情景剧, 所有人进入虚拟的真实情境, 自由上演角色, 情节跌宕起伏, 结局出乎意外。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设置, 让娱乐元素展现无遗, 舞台、灯光、字幕等视觉元素和DJ、音乐等听觉元素, 带来具冲击力的互动场效果提醒人们, 这既是一场职场互动节目, 更是一场娱乐游戏。

其次, 大众职场真人秀的娱乐性还集中体现在“秀”上。真人秀中的“秀”指的是一定程度上的展览, 炫耀, 假装, 扮演等[5]。与相亲秀不同, 除了打造求职者的个性化外, 《好榜样》还刻意对boss进行明星化包装。

选手个性化:真人秀节目对嘉宾的挑选有个“得三才者得天下”的戏谑说法:天才不可或缺, 怪才让人惊叹, 蠢才最具戏剧效果。职场真人秀亦如此, 编导以“奇”、“雷”、“二”来选择有性格缺陷、持有偏激观点的嘉宾, 以增加节目的戏份。他们的个性标签独特、张扬、通俗, 比如“打不死的小强”、“找老板如找男友”、妇女之友等, 表现出对旧有秩序、传统保守观念的不屑和挑战。

Boss明星化:职场真人秀是宣传企业文化的软性平台, 如果能配搭企业boss的个性魅力展示, 其宣传效果肯定比广告更为巧妙和有效。《好榜样》中的boss大多来自处于创业上升期的新兴行业, 比如携程网、开心农场、大众点评网等, 他们的经营理念新鲜新颖, 吸引眼球, 创始人的成功背后都有广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如PPTV网络电视CEO陶闯, 被称为“广告教母”的女老板杨秀茹等。《好榜样》将他们明星化, 给予他们时尚酷炫、轻松娱乐的个性舞台, 他们或以雷人歌曲上台, 或模拟影视对话, 或送有机蔬菜花, 或现场卡拉ok, VCR短片则以娱乐、独特、与众不同的视角呈现企业文化。Boss明星化的包装, 多维度的个性魅力秀, 让“高富帅”、“白富美”揭开神秘面纱, 成为职场偶像。

(二) 全民狂欢的互动场效应

修长延展的T台具空间纵深感, 没有割裂、四通八达的观众席、“面霸”席形成对中心看台的一体式包围, 这里既是舞台也是看台, boss看选手, 选手看boss, 观众通过摄像机“他者”围观, 于是, 这场低门槛的开放平台营造出全民狂欢的广场氛围, 意味着来自各方阵营机会均等, 游戏将在选择与被选择中充满悬念地展开。

在《好榜样》节目中, 员工与老板角色反转, 被选择的主体从求职者转变为老板, “工作任你挑, 老板任你选”。角色的大胆颠覆, 让人忘却了聚光灯的中心其实是boss, 而享有亮灯灭灯权利的12位“面霸”已然成为陪衬, 只感受到一种消除了身份、地位、财产、等级等距离的亲昵和谐关系。“人们之间不平等的任何距离, 都不存在;起作用的倒是狂欢节的一种特殊的范畴, 即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6]。在这暂时性的融合之中, “人”脱去身份的外衣, 回归本位。

面霸团成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 有的夹带口音, 有的其貌不扬, 这种平凡的亲和力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让观众体验到与他们相似的个性和观点, 不仅满足了猎奇、窥视的心理, 而且激发起跃跃欲试的欲望, 共同融入乌托邦式的狂欢情境。

巴赫金认为, 民间狂欢带有一种颠覆性的批判力量, 是与严肃的官方文化对立的自由文化。在现实中无法赤裸裸表白的拜金主义, 在《好榜样》中通过求职者的职场宣言大胆表露:“两年成为百万富翁”、“只做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遭到解构。

(三) 真实的虚幻世界

真人秀既具有新闻、纪录片等节目的真实性, 又具有电视剧等节目的虚构性。“真”与“秀”的矛盾结合是真人秀的内容特征。用真实制造的虚拟场景探究普通人的真实反映, 其蕴含的矛盾冲突往往使参与者忘记摄像机的存在而流露本我。在《好榜样》的职场模拟中, 面对客户扮演者的咄咄逼人, 职场新手往往措手不及, 暴露出最真实的自我。而对于观众而言, 他们既希望看到不加修饰、现实的真实, 但同时也向往超越现实的虚幻, “电视真人秀节目正好符合电视的日常性与非日常性矛盾统一的特征, 制造了一个真实的虚幻世界”[7]。

这个“真实的虚幻世界”即后现代文化大师鲍德里亚笔下提到的由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社会, 可复制的影像符号成为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拟像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 世界因而变得拟像化了”[8]。鲍德里亚以一种后现代眼光审视当代传媒文化, 深刻剖析了人们把虚拟当做实在、把幻觉当做现实、把拟像当做实情、把现象当做本质的一系列误区。

大众职场真人秀节目给观众带来的真实幻象具体表现在:

1. 娱乐至上的文化价值导向误区。

在电视求职秀场, 不仅比拼求职者的技能和实力, 更比拼“秀”的胆量和精彩度, “秀”得越好, 获胜的把握越大。“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 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9]。但在现实职场中, 夸夸其谈, 善于表现并不是实力的代言词, “秀”的前提是实力的基础。过度娱乐的文化价值观会让人迷失自我, 游戏人生。

2. 金钱至上的个人价值导向误区。

在求职节目中, 无论是企业代表还是选手, 都直白地表达对金钱的痴迷和追求。如有老板直言“我喜欢爱钱的员工, 但我更喜欢能为我赚来更多钱的员工”;高校毕业生则表露出对“白富美”的由衷仰慕与崇拜。对每个人来说, 职业和薪水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体现, 但将个人价值简单等同于用金钱来衡量, 视财富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 则有碍于人对更高层次精神的追求, 对于刚走上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是个误导。

3. 众生平等的狂欢掩盖了狼性文化的锋芒。

在求职节目中, 全民狂欢的氛围消弭了强势商界精英和弱势职场新人之间的距离和对抗, 对Boss年轻化、亲和力的刻意打造, 削减了丛林法则的残酷职场文化, 将其虚幻为一种时尚、酷炫、亲切的职场文化。

大众职场真人秀电视节目, 既具有宣传企业文化、提供求职平台的社会服务功能, 又具有大众文化的娱乐服务功能。要发挥好这两种功能, 就应摒弃对电视符号的简单拷贝与复制, 创新节目形态和理念, 提高职场专业特色, 引导符合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进取的职场文化。

参考文献

[1]黎薇.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的嬗变及批评[A].中国传媒大学第五届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12-17.[1]黎薇.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的嬗变及批评[A].中国传媒大学第五届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12-17.

[2]刘义军.直面波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J].当代文坛, 2008 (2) :64-66.[2]刘义军.直面波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J].当代文坛, 2008 (2) :64-66.

[3][9]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14, 6.[3][9]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14, 6.

[4]李星儒.欧美国家关于真人秀节目的分类研究[J].电视研究, 2012 (3) .[4]李星儒.欧美国家关于真人秀节目的分类研究[J].电视研究, 2012 (3) .

[5]尹鸿.解读电视真人秀[J].今传媒, 2005 (7) .[5]尹鸿.解读电视真人秀[J].今传媒, 2005 (7) .

[6]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05.[6]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05.

[7]王运歌《.学徒》的节目形态及其本土化[D].重庆:重庆大学, 2007:5.[7]王运歌《.学徒》的节目形态及其本土化[D].重庆:重庆大学, 2007:5.

[8]贺建平.仿真世界中的媒介权力:鲍德里亚传播思想解读[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3 (6) .[8]贺建平.仿真世界中的媒介权力:鲍德里亚传播思想解读[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3 (6) .

大众电视职场真人秀 篇2

电视真人秀在西方又称“真实电视”(Reality TV)。尹鸿认为[1]:“‘真’是特色,体现这个节目形态必须是非虚构的、纪实的;‘人’是核心,意味着节目必须有人格和人性的凸显;‘秀’是手段,节目必须通过设置虚构的规则来完成。”电视真人秀在虚实之间达成平衡,集游戏、肥皂剧、纪录片元素为一体,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大众的消费品,在后现代式的娱乐风暴中受到广泛争议。电视真人秀节目更加富于娱乐精神,善于利用明星将观众带入一场场狂欢之中。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2]

1 明星脱冕

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来不缺少仪式,我们的世界是仪式化的。仪式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社会活动,比如出生、入学、毕业、晋升、结婚、离婚、死亡都具有仪式化涵义。电视是现实生活的再现,所传播的内容也充满着仪式。在电视中,仪式传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传播形式。脱冕和加冕就是一种仪式化传播。巴赫金认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2]

四位明星脱冕走下神坛,转换身份,摘掉光环,变成普通人家的媳妇,这一过程使明星与观众的关系迅速拉近。节目一开始展现了女神驾到的场面:香港明星张柏芝出机场时被媒体、热情粉丝包围。然后节目进入正题,告诉观众这四位女神将嫁到农村给婆婆当儿媳妇。明星身无分文来到农村当媳妇,不能带助理和经纪人,这意味着脱冕仪式的开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婚俗文化相当重要,被赋予了高度仪式化的涵义。节目一开始就为观众呈现出具有当地特色的迎亲活动,场面宏大,四位明星姑娘“嫁到”农村,被婆家迎娶进门,整个过程按照当地习俗来进行。明星们要向公婆敬茶改口喊爸妈、为公婆洗脚。女星李金铭刚到婆家就发现地上摆着火钳、扁担、扫帚等家务工具,这也是媳妇进门之前的习俗,考验媳妇怎样面对这些工具,众人围观,嬉笑,狂欢,迎接新娘子的到来,而明星们则各种不适应,从隐喻的国王降格成小丑,构成了一幅狂欢的场景,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近的、平等的,现场的所有人之间都处于一种狂欢化的关系当中。整个过程代入感强,为此观众能很快适应明星摘去光环变成婆家媳妇的身份转换,逐渐入戏,进入到真人秀创造的狂欢世界当中。

2 隐私的狂欢

具有隐私的平等的对话是真人秀节目中狂欢的重要部分。节目多次记录了“媳妇”们和婆婆彼此之间交心的谈话。节目第九期记录了韩国明星秋瓷炫在与“婆婆”唠家常时吐露了一段心结:妹妹溺水、父母离异各自成家、奶奶不喜欢她……这些童年的经历让她心酸但也让她变得更加努力和坚强乐观。这一幕使得电视机前的观众纷纷泪飚。而张柏芝在她与公婆的对话中则坦言,自己这些年虽然辛苦,但从来没有放弃寻找爱情,她说:“我依然相信爱情,只要爱情来临的时候,我依然会敞开怀抱去迎接。”在小姑18岁生日那天,张柏芝说,当时她是一个最普通的女孩,没有钱、没有名气,然后突然之间成了明星。她一直将拍《喜剧之王》时与周星驰的合照放在床头,时常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一如刚出道时候,不让自己走偏。

这些家庭对话让观众了解了明星的私生活和内心世界,满足了观众的窥视心理。卡洛琳马文认为:“家庭谈话是多层次的,它寻求私密的细节,它追踪生活戏剧,包括结婚、离婚、生病,谁和我们站在一边,谁又是我们应该回避的。”[3]在真人秀的狂欢中,每一位明星都打破了财产、职业、年龄差异的屏障与婆婆进行家庭谈话,仿佛建立了一种纯粹的人类关系,暂时不再相互生疏。观众借此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明星的故事中,形成了人性层面上的情感共鸣,暂时逃离现实中自己的烦恼甚至不幸,调整了心理。这种谈话打破了明星与受众、生活与表演、荧屏内外、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观众可以在观看节目过程中暂时逃离无趣和平淡的日常生活,在电视机前找到另一种嬉戏和狂欢的体验。

3 虐星与嬉笑

我国的真人秀节目经历了由选秀的造星时代到明星参与的真人秀时代,再到如今的虐星时代。20世纪60年代之后,麦奎尔等人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行为理论研究表明“人们接触媒介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进行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4],《明星到我家》通过虐星的方式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和心理需求。德国戏剧学家、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的著名戏剧理论“陌生化效果”认为:所呈现的对象是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但却把他们表现为陌生的,从而为受众制造出新奇和惊愕感。

这种明星生活体验式真人秀让明星不再向观众呈现自己所擅长的一面,而跑到农村去种菜、采茶、喂猪、烧饭、打水。节目的基调温情,明星们的日常劳动本身不具备冲突性,冲突的仅仅是表现在明星和陌生环境的冲突,如辛苦和不适。比如张柏芝不认识香菜发蒙闹笑话,秋瓷炫对炸蝗虫的抵触、带孩子时的窘迫,李金铭面对妯娌关系恶化时的尴尬、黄圣依和婆婆在劳动过程中的矛盾……各种真实情况在镜头下无处可逃,节目中充斥着对明星的为难、戏弄和心理上的挑战。而观众却在看好戏的心态下,目睹了嘉宾的尴尬境地,作壁上观,哈哈大笑。狂欢节的笑是全民的大众的笑,这种笑是在摆脱压力和烦恼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方式。这种笑包含着双重意义:兼具欢乐兴奋与冷酷讥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

美国著名传媒学者亨利·詹金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如同八卦和绯闻一样,明星在用自己的部分隐私换取媒体追逐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窘迫模样,博得观众一笑,换取更高的知名度。”这种虐星的方式颠倒了正常电视收看中的权力关系。赋予了观众权力,明星高于观众的等级地位和特权失去了作用,观众发出笑声,明星表示无奈,电视机内外建立了平等的关系。“狂欢建立了官场之外的第二个世界,狂欢让人们暂时从普遍真理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来,它标志着所有等级差别、特权、规范和禁令的暂时终止。”观众在分享娱乐的同时获得心灵的解放。

4 平民的加冕

乔德罗认为:“女性的主体性不像男性主体性那样有中心。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女性人格在自我定义的时候,要更多地依赖她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而男性却并非如此。”莫德斯认为“在家庭中,她是去中心的。只有在与孩子和丈夫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3]在节目中,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婆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勤恳劳作,在家庭中扮演着母亲、妻子和儿媳的角色来获得自我的认同,没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没有做过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在节目中媳妇们除了帮助婆婆劳作之外,还让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在节目中,秋瓷炫和李金铭分别为公公婆婆补办了婚礼;黄圣依携公公一起为婆婆准备惊喜,安排公公向婆婆告白;张柏芝带公婆大变造型、带公婆录歌、敷面膜、坐豪华游船赏香港夜色。节目中的婆婆是典型的中国勤劳的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为家操持一辈子,为表达对妻子的感恩,公公在节目组和媳妇的协助和安排下重新为妻子补办婚礼,送妻子礼物。

为婆婆补办婚礼是一种对平民的加冕。在这一天,婆婆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也是电视机前广大观众的焦点,加冕现场充满了掌声鲜花,灯光和泪水。她们在这加冕仪式中收获了幸福和肯定,更具世俗性和现实性。对婆婆的加冕过程“将她们从居家的沉默的劳动束缚的位置上转移到了公共的、欢呼的,休闲和娱乐的解放的位置上”[3]。节目背后隐含着最简单不过的叙事逻辑:中国传统贤妻良母是值得肯定的,真人秀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和升华,电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语境下建构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及价值观念,向观众灌输了社会主流思想与观念。

5 结语

明星和素人公婆的关系,打破了电视内外、明星与观众、台上与台下、生活与表演的界限,但是狂欢过后,一切都恢复到现实生活本身。明星依旧回到明星的圈子,而公婆也回到平日务农的日子里。“狂欢节弹冠相庆的是暂时的解放,即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的解放,它标志着对所有的等级地位、一切特权、规范以及禁律的悬置。”[6]后现代式的真人秀中欢声笑语的场面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而非真正的精神家园,它是对于现实生活和思想的一种逃避。巴尔特之所以用神话来指代现代各种符号的内涵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与神话有一个共性即虚构性,非现实性。对于受众来讲,狂欢节期间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第二种生活”,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的“生活”。所带来的颠覆与建构以及快乐,都是暂时的,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缓解了压抑与焦虑,满足了窥视欲,收获了狂欢,解放了心灵,投射了梦想,并通过与他人的分享而获得极大满足感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1]王勋.谈真人秀节目的创作[J].视听纵横,2013,(4).

[2]邹赞.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9,(4).

[3](美)约翰·菲斯克著,祁阿红,张鲲译.电视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周鸿雁.隐藏的维度——詹姆斯·W·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大众电视职场真人秀 篇3

关键词：职场真人秀,内容取向,叙事技巧,符号结构

2010年以来, 以《职来职往》、《非你莫属》为代表的一系列借鉴“相亲节目”元素的职场招聘节目火爆荧屏。继2006年前后的热潮之后, 电视职场真人秀再次受到受众的欢迎。职场真人秀, 就是“利用影视手段再现一个完整的职场高端人才招聘过程, 将平素只发生在企业人力资源办公室里的面试情景放到了电视镜头下, 增加了适合电视表现、更加富有现代商业竞争特点、也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激发出最本能的职业素养的商业实战等环节, 从而将商业的实用性、招聘的悬念感、竞争的激烈性与电视的叙事特征糅合到一起, 被更广泛的人所关注”[1]56。职场真人秀节目的再次火爆, 一方面得益于宏观经济形势下的求职难、创业热, 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电视媒体人本化传播的回归趋势。

人本化传播就是指“回归人最本能的状态, 调动人的全部潜能和感官传播信息的状态。它以一种生命状态进行信息的传播, 具有传播动态性、信息全方位性, 体现了生活的本真、人体的本能、事物的本性、电视的本质”[2]。与新兴的《职来职往》、《非你莫属》等节目中众多选手轮番上阵不同, 上海文广第一财经频道与唯众传媒联合打造的《谁来一起午餐》, 仍然坚持了2007年开播以来的精选选手、众智协助的节目形态。该节目在未设置高额创业基金、无言语出位的评委与选手的情况下仍能获得较好的收视佳绩, 与其坚持人本化传播策略不无关系。本文将从内容取向、叙事技巧、表达方式等多个层面分析《谁来一起午餐》作为职场真人秀节目的人本化传播策略。

内容取向:泛经济播出平台上的服务性诉求

在分众化传播时代, 频道专业化是各大电视媒体经营单位为满足不同受众的特定信息需要, 在内容编排上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每一个专业化频道均力图使其主打内容特色鲜明, 使频道内的节目能形成内容取向上的统一性和独特性。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吸引着世界的目光。经济现象、经济政策、经济生活也与每个国内受众息息相关, 成为大众的主要信息需求。电视经济频道、财经频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长足的发展空间。

《谁来一起午餐》的联合出品方第一财经传媒, 其旗下播出平台第一财经频道、东方财经频道及宁夏卫视, 均具有鲜明的经济类、财经类媒体特征。因此在这些播出平台上传播的《谁来一起午餐》的内容也天然具备了泛经济类题材的底色。无论是该节目开播之初定位的“商务智性脱口秀”, 还是现在定位的“职场PK脱口秀”, 其节目主旨始终围绕着“发掘职场精英潜力, 传承企业家精神”[3]。两名普通创业青年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中经过多个环节的竞争, 获胜方最终将赢得与中国顶尖商业领袖、投资人和金牌职业经理人共进午餐、单独辅导的难得机会。节目中由相关行业的商业领袖担任导师角色, 对创业选手的商业模式进行现场点评。另有4位“脑库”嘉宾分别作为偏向理性的“左脑”和偏向感性的“右脑”, 对创业青年进行多轮考察与测试, 使其创业历程、商业逻辑、性格特征等得以充分展现。节目中生动的商业案例分析, 现实的经营情景模拟, 创业青年、嘉宾、导师的商业智慧碰撞, 无不指向节目的目标受众———白领、职场精英、新锐创业者。极具商务特色的节目内容取向和鲜明的目标受众定位, 凸显了该节目以受众需求为本的人本化传播特点。

值得肯定的是, 《谁来一起午餐》的内容并未浅表性地停留于经济、商务话题的娱乐化呈现, 而是注重内容的服务性与指导性。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壤通常会促使媒体产生两种方向的转变, 一种是泛娱乐化, 也就是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 游戏娱乐, 大众狂欢, 所有的人欲借此忘掉烦恼, 甚至麻醉自己;另一种则是对精英文化的诉求, 即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 越趋向社会上层的人, 越需要不断增加专业知识来保全自己的位置, 以期向更高处攀登。”[4]相较于新近的职场招聘类节目, 《谁来一起午餐》在内容取向上更接近后者的诉求。其选手挑选更为精当, 每场只有两位选手, 要求选手具备2年以上的创业历程或5年以上的职场经验, 同时还需拥有一定的创业实体。选手的创业经历可为目标受众提供商业灵感。“脑库”嘉宾由企业高管、管理专家、心理专家、职场达人等构成, 最终会与获胜者共进午餐的现场导师, 更是业界的顶尖商业领袖。嘉宾们与导师对创业模式深层次、多角度的点评、分析与指导, 更有助于目标受众对照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创业设想。因此节目诉求也在对服务性与指导性的重视中得以升华。

叙事技巧:真人秀元素的多时空糅合

电视的人本化传播, 是一种符合人的认知心理的传播形式。受众会将电视传播内容与生活经验体系相对照, 往往符合生活经验与生活流程的事物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与理解。因此电视的人本化传播中, 其叙事也需在动态性、全方位的信息呈现中体现生活本真。

“叙事的基本含义是讲述包含时间过程和事件转变的一个完整故事, 以某种悬念方式结尾的叙事或故事显得支离破碎的后现代叙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构这一原则。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既是叙事形式及叙事效果的必备条件, 也是叙事作品的根本目的。”[5]无论何种文本形态的叙事作品, 均需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与故事。在电视节目中, 真人秀最大限度地遵循了这一规律。电视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 是对自愿参与者在规定情境中, 为了预先给定的目的, 按照特定的规则所进行的竞争行为的真实记录和艺术加工”[1]6。规定的情境、竞争的行为、真实的记录使《谁来一起午餐》具备了明显的真人秀节目特征。

在2010年6月改版后, 《谁来一起午餐》新增加了“团队实战任务”的外景挑战环节, 更强化了真人秀特点。《创意艺术品专场》一期中, 两位选手被带到一个老年公寓, 带领各自作战团队协作完成人气大比拼的任务, 规定时间内能吸引到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其组织的活动的团队即可获胜。“团队实战任务”环节中包括双方团队的战前讨论、活动主题展示、说服、揭晓结果的完整过程。实战任务的老年公寓这一真实性情境使过程与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 选手往往会在说服老人参与其活动的过程中, 经历出击、受挫、再出击的曲折过程。选手的实战表现通过短片的形式完整记录与呈现, 叙事因其真实性而增加了过程的曲折性、戏剧性, 强化了悬念效果。

演播室内与外景的场内外多时空以倒叙、插叙等方式的糅合, 使故事时间重新组合, 突破了讲述时间的单向线性模式, 丰富了故事维度与故事情境, 也为强化戏剧冲突、立体化展现选手特点提供了空间, 使整个节目及竞争在故事的形式下曲折发展, 不断出现的大小悬念让观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收视积极性。

符号结构:脱口秀形式的多话语表达

《谁来一起午餐》的制作方将其节目形态定位于“脱口秀”, 体现了该节目在传播中对语言符号的倚重。节目中, 主持人、选手、导师、“脑库”嘉宾以及场内观众、外景活动参与者, 这些不同主体的言语符号构成了整个节目的主要话语体系。

有研究者指出:“在研究话语层时, 叙事学家聚焦于表达事件的方式与表达对象之间的结构关系, 对各种叙述手法进行系统分类, 以建构叙述语法或叙述诗学。”[6]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将话语分成三个范畴:“一为时态范畴, 即话语与故事的时间关系;二为语式范畴, 包含叙述距离和叙事角度这两种对叙事信息进行调节的形态;三为语态范畴, 涉及叙述情景以及叙述者与接受者的不同表现形式。”[6]《谁来一起午餐》中, 主持人的语言作为提示性、引领性的话语出现, 话语时态、叙事角度的转换也由主持人完成。两位选手作为节目的中心人物, 成为各自故事的主要叙述者, 阐述各自的商业模式、盈利方式。导师与“脑库”嘉宾的提问、点评起到了不断推进或拉开叙述距离的作用。在选手与导师、“脑库”嘉宾的一问一答间, 叙述者与接受者的身份与语态也不断发生着转换。

表演理论学者理查·鲍曼认为:“在研究表演时, 听众或是观众也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或是观众的参与协作是表演的一个重要有机构成部分。表演者会邀请观众关注其表达行为, 并品评其言语交流行为如何有技巧地、有效地完成。作为交流性展示的一种模式, 表演是在表演者与观众相互协作中完成的。”[7]由此就不难意识到《谁来一起午餐》中现场观众参与点评的意义所在。即使节目中现场观众的话语没有得以呈现, 这一角色在演播室内的存在也对选手、导师、“脑库”嘉宾的“表演”起到了协作参与的功能。

《谁来一起午餐》的节目环节分为“X档案”、“商务通行证”、“心智密码”, 功能分别为背景与人物介绍、商务模式阐述、创业故事的感性表现。三个环节中主持人、选手、导师和“脑库”嘉宾在阐述、提问、回答的过程中, 不同主体的言语不断交叉碰撞, 产生智慧的火花。而“脑库”嘉宾则设置为“左脑”、“右脑”的不同阵营, 分别代表了偏重于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感性的思维方式。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下的话语角度差异增强了语言的内在张力。

另外, 节目也很重视非语言传播符号的运用。除常见的音效、灯光、镜头语言的变化外, 该节目还加入了对“心跳指数”的表现。通过佩戴在选手手腕上的脉搏测试仪计算选手即时心跳速度, 并显示在各自背后的立柱上。节目进行过程中, 随着悬念的不断增加、最终结果揭晓时间的临近, 观众可以通过立柱上心跳指数上升、下降的变化感受选手的内在心理活动状态, 拉近了观众与选手的心理距离, 也丰富了观众对选手外在表现、话语表达的理解层次。节目中现场心理专家、“脑库”嘉宾所提出的一些心理测试题, 选手在作答的过程中观众往往也参与其中给出自己的回答, 两者共同作为答题者的身份重合再次增强了选手与观众的联系。所有这些联系均使观众最终与选手一样, 对节目最后谁将获得“午餐”机会的结果充满期待。

从对《谁来一起午餐》的节目内容取向、叙事技巧、符号结构的分析中, 可明显窥见人本化传播策略于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节目的服务性、指导性诉求, 在对信息的动态性、全方位呈现中体现的生活本真, 以及符号结构的多话语表达, 均是对人本化传播规律的具体遵循与实践。面对新兴媒介形态的异军突起及受众的分众化趋势, 回归人最本能的状态、调动人的全部潜能来感受生活的本真, 或是当代电视传播的出路。

参考文献

[1]尹鸿, 冉儒学, 陆虹.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56.[1]尹鸿, 冉儒学, 陆虹.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56.

[2]张芹.电视传播的人本化回归[J].新闻采编, 2009 (5) .[2]张芹.电视传播的人本化回归[J].新闻采编, 2009 (5) .

[3]《谁来一起午餐》, http://blog.sina.com.cn/shuilaiyiqiwucan.[3]《谁来一起午餐》, http://blog.sina.com.cn/shuilaiyiqiwucan.

[4]刘力军.电视职场节目的哲学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9 (4) .[4]刘力军.电视职场节目的哲学思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9 (4) .

[5]刘云舟.对于电视传播的叙事学考察[J].新闻大学, 2010 (1) .[5]刘云舟.对于电视传播的叙事学考察[J].新闻大学, 2010 (1) .

[6]申丹.叙事学[J].外国文学, 2003 (3) .[6]申丹.叙事学[J].外国文学, 2003 (3) .

泛娱乐生态下职场真人秀节目探讨 篇4

1初探泛娱乐化背景下职场类真人秀文化困境

泛娱乐从其本质上讲主要是指建立在享乐主义以及消费主义基础上的以空洞浅薄节目内容为主同时利用戏谑以及搞怪粗鄙方式来实现放松观众精神以及达到节目快感的一种娱乐方式。而该种娱乐方式总结来讲就是建立在嬉戏玩闹以及媚化庸俗基础上实现的。而电视节目如果长久以往坚持该种娱乐方式则会将电视节目的人文精神消解同时将节目文化品位以及审美取向大大降低。而现今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电视节目则存在该种泛娱乐状况, 部分该类电视节目在利益驱使下追求短暂利益以及眼球经济, 放弃了电视节目应有的文化宣传以及社会道德引导, 反而以娱乐大众以及庸俗低俗为主, 而该种状况则是现今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电视节目存在的文化缺失[1]。

2探析泛娱乐化背景下职场类真人秀思考

2.1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高

在泛娱乐化的环境背景下电视媒体尤其是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电视节目要想实现健康长足发展, 首先需要将自身的社会责任方面意识予以不断提高。具体来讲, 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电视节目所担负的责任不仅仅是集中在对求职者职业梦想的实现, 而且还要考虑到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而该种社会责任则是包含了主流价值观以及社会道德的有效宣传以及良好引导。也就是说通过节目来将正确用人以及就业两方面观念实际传达出来。而电视节目“职来职往”则是将电视节目肩负的社会责任予以了较好的体现。在该节目中往往会对社会中的弱势或者说是特殊群体给予较多关注, 进而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大众对于这些群体就业问题的实际重视[2]。从而真正地将职场类节目赋予了社会责任。

2.2文化自律意识的不断加强

在泛娱乐化的环境背景下电视媒体尤其是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电视节目要想实现健康长足发展, 还需要将自身的文化自律方面意识予以不断加强。具体来讲, 所谓的文化自律主要是指电视节目要以高品位以及高审美和高水准作为节目制作最高标准, 而不能将市场需求作为实际节目制作标准。 而无论是高审美以及高品位又或者是高水准的追求都需要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 也就是说在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节目中需要体现出良好的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则需要避免将求职者以往“伤疤”无情揭露或者是对求职者冷嘲热讽, 以此满足大众窥视欲以及审丑快感。真正的人文关怀需要是给与求职者更多的鼓励以及温暖, 真正从求职者本身出发为其着想[3]。只有这样才能将电视节目的高审美以及高品位和相应的高水准予以良好展现。

2.3节目内容形式的不断创新

在泛娱乐化的环境背景下电视媒体尤其是职场类相关真人秀方面电视节目要想实现健康长足发展, 还需要将节目内容形式进行不断创新。具体来讲, 现今的职场类相关节目总是让观众无法分清, 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电视节目在内容设置以及形式设置上均较为相似, 而该种状况则不利于职场类真人秀方面节目的多元性发展。从形式创新上来讲, 一般该种电视节目均设置了求职者自我介绍的VCR展示以及当场面试等等, 在此基础上创新形式还可以增加相应的现场模拟或者是现场演示, 又或者是将求职者放置于真实职场中对其日常表现进行摄像记录, 针对求职者实际真实能力表现客观公正评价求职者。从内容创新上来讲, 现今电视节目职场讨论话题较为局限同时求职范围也较为单一, 而创新节目内容则可以再增加一定的专业现场考核, 例如对于化学方面的求职可以增加实验考核内容, 对于主持播音方面的求职则可以增加专业语音考核, 邀请高校专业教授作为实际评审等等, 此外节目内容也可以另辟蹊径选择社会热点如职场潜规则话题探讨等等。

3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 电视媒体尤其是电视真人秀方面的节目要想得到健康长远发展必须要将文化自觉予以良好坚持, 将自身的责任意识给予不断增强。 在与时代共发展的同时注重节目的多样性以及广泛性发展, 这样才能真正地促进自身电视节目走得更加长远。

参考文献

[1]赖黎捷, 赵红勋, 李明海.诊治当下电视“秀场奇观”——以《非你莫属》职场真人秀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 2011 (9) :39-42.

[2]陈丽娜.媒体融合时代下“职场类真人秀”节目的话语博弈初探——从李开复发起万人投票抵制《非你莫属》说起[J].东南传播, 2013 (4) :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