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收入能力

税收收入能力（共10篇）

税收收入能力 篇1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税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税收收入逐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2007年企业所得税征收入库8769.4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37.9%，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9.2%。但不同行业的其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工业企业所得税增长30.8%，商业企业所得税增长42.6%，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的企业所得税增长率分别为56%、49.8%和76.5%，建筑安装业企业所得税增长34.3%。

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企业所得税区域分布、产业分布的不平衡也形成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另外，由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和企业所得税税制的特点，“总部”经济特点造成总部集中的地区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明显背离经济发展。

一般认为，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来源于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能力。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增长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的应纳税额的增加。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分析时，如果能够对全国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获得全国企业应税收入的情况，就能够准确进行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的测算。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获得的数据情况，采用税收因素分析法，确定代用税基和标准化的税率，测算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

二、我国国内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研究现状及不足

国内对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梁季提出提出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时应该采用因素法，通过选用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间关系来估测税收收入能力。她认为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因素有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和税收收入因素为直接因素，而利润为间接因素。在无法获取直接因素的情况下，采用直接因素分解为间接因素而对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她提出因素法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模型可以表示为：T=f (A) , 其中T为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值，A为要素向量，其认为企业的毛利润是直接要素。由于梁季无法获得企业所得税税源的相关数据，其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未做实证分析，其选取的代用税基和研究模型也没有经过实证研究。

国内其他学者也在其他税收研究中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方法有所涉及。比较典型的有张伦俊在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一书中，针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提出了采用法定税基与代表性税率的估算方法，提出用GDP数据扣除工资、折旧、生产税净额得到利润总额作为企业所得税标准税基的基准值，同时对免税部分进行扣除，得到标准税基。同样，张伦俊并没有对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的测算进行实证分析。

综合上述国内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研究的成果，国内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研究还处于研究的初期。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上存在困难，这些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基础方法和理论模型的探讨上。

三、企业税收收入能力估算方法分析

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看，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指标主要有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经济类型、行业等经济要素。而企业所得税税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表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还和税前列支项、优惠政策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相关。归纳起来，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直接因素有企业毛利率，间接因素有经济类型、行业、税前列支项、优惠政策、企业规模。同时，由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十分复杂，各种形式的扣除项目和税收优惠政策，使得企业所得税直接计算十分困难。这决定了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能力进行测算主要适用税收因素法来进行。

在无法直接获取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测算的数据时，利用可以获取到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的影响因素数据进行税收收入能力估测：

1. 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模型的建立

(1) 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测算模型-税收因素法基本模型：

β0：截距;βij：虚拟变量系数;Dij：虚拟变量向量，表示i个行业经济类型和企业规模等虚拟变量所决定函数值;f (αijDij) ：因变量基数据的企业收入系数;GPRij：企业主营业务利润额。Dij是由行业、经济类型、所有制形式和企业规模共同决定的虚拟变量。

行业有三个取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如果数据样本条件量允许，也可以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 (GB/T4754-2002) ，对行业进行细分;经济类型可以分为：内资企业，外资或 (合资) 企业;企业规模有三个取值：大型、中型和小型。

(2) 模型的简化:根据笔者样本数据为2002年至2006年所有上市公司利润表，并按上市公司的产业分类进行估算。对上述模型简化后得到：

GPRij：第i产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SZij:第i产业企业所得税税收。

四、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的实证研究

1. 样本数据来源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数据为样本数据。宏观数据来源于2002年～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

2. 估测步骤

(1) 利用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企业所得税税收和主营业务利润情况进行分析。

(2) 对于企业数据按照产业分类进行分析研究。

(3) 利用最小二乘法根据研究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确定税收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间的关系。

(4) 利用投入产出表确定营业盈余与产业增加值 (GDP) 和净生产盈余间的数理关系。

(5) 计算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

3. 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估测

(1) 采用2002年～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对不良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处理。根据研究样本数据，适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估计结果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上市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具有高度相关性，并取得与预期一致的符号和较高的拟合优度：

其中R2=0.926, 修正的R2=0.904, T检验值为28.76, F=15.16,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优良。

其中R=0.9567, 修正的R2=0.915, T检验值为315.11, F=99291.82,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优良。

其中R=0.9567, 修正的R2=0.915, T检验值为117.16, F=13725.67,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优良。

(2) 分行业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根据上述模型分析结果，如果能够获得全国企业的经营情况，利用上述模型对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在全国企业经营情况数据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使用代用税基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进行估测。

代用税基的确定:对于行业，行业增加值的构成有V-added=CE+NTP+DFA+OS，其中V-added：行业增加值 (Valueadded) ;CE:劳动者报酬 (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NTP：生产税净额 (Net Taxes on Production) ;DFA：固定资产折旧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OS：营业盈余 (Operating Surplus) 。

对于经营性企业有RMO=UNP-CMO，其中RMO:主营业务利润 (Revenue from main operation) ;UNP:主营业务收入 (Undistributed profits) ;CMO:主营业务成本 (Cost of main operation) 。

主营业务成本=销售产品、商品和提供劳务的营业成本 (商业或劳务)

=直接材料+直接工资 (salaries payable) +其他直接支出+制造费用 (工业)

根据两者定义有：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建立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与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的回归模型来计算分行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收比率。同时以我国行业增加值中生产税金及附加与营业盈余之和净生产盈余作为代用税基代入测算模型对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进行估测。

(3) 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结果:根据2002年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 (中间使用部分) 计算分行业的净生产盈余增加比值。对2002年～2006年采用同样的统一产出比例数值。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和企业所得税税收努力程度的计算结果见下表。

五、结论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重要的税收收入来源，其征收难度较大。企业所得税税收潜力一直是国内研究学者的难题。本文对企业所得税税收能力测算方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首先，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测算需采用因素法来进行。

其次，实证结论表明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和实际入库的税收收入间存在较大差异，其税收努力程度一般较低。

再次，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努力指数一直呈上升趋势，说明近几年税务部门加大了企业所得税征管。

企业所得税税制复杂，扣除项和优惠政策较多，征收难度大。通过税收收入测算来衡量税收征管效果一直是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需要通过样本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能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笔者下一步将继续进行其余税种的税收收入能力，为建立完整的我国税收收入能力测算做点贡献。

参考文献

[1]梁季:中国税收收入能力估测及其应用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梁朋:税收流失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孙莉: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分析—兼议新会计准则对银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影响[J].当代财经, 2007, (12) :45～49

[4]Mertens, Jo Beth.Measuring Tax Effor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Vol.3, No.4, 2003, 530～630

[5]Jane G.Gravelle.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axing Capital Income[M].The MTT Press, 2005

税收收入能力 篇2

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税务机关通过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手段，预测、识别和评估税收风险，根据不同的税收风险制定不同的管理战略，并通过合理的服务和管理措施规避或防范税收风险，以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结合我国税收征管实际，实施税收风险管理，需要从先导、核心、重点、关键、依托五个方面整体把握和切入。

一、先导——树立风险管理理念

税收管理中存在着由于纳税人不能或不愿依法、准确纳税而致使税款流失的风险。税收风险管理是税务机关以纳税遵从最大化为目标，科学实施风险目标规划、识别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考评，力求最具效率地运用有限征管资源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的过程，将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权建立在对税源税基的有效控管上。通过对税收风险的确认，有利于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加强税收管理的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以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为思想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持的税收风险管理，才能真正落实税收征管的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

近年来，OECD多数成员国的税务机关普遍引入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构建起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强税源监控、防止税款流失，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国从法律上明确了各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和责任，并投入巨资建设了现代化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对纳税人实施有效的服务与管理，征收率达到80%以上。澳大利亚国税局近年来以改善纳税服务、提高税法遵从度为主要目标改造了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起纳税人税收风险档案，通过案头分析、信息比对、约谈、现场核实、审计等方法，规避、防范税收风险。

发达国家在实施税收风险管理方面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落实信息管税，必须把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作为重要的思想基础抓紧抓好，使这一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二、核心——完善税收风险管理体制机制

实施税收遵从风险管理，不仅有利于深化以流程管理为导向的征管体制，而且有利于提升税源联动管理机制的效能。在实施过程中，应以控制纳税遵从风险为主线，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着力构建上下

互动、专业分工明晰的税收遵从风险管理体系。

明晰各级风险管理职责，健全风险管理组织协调机制。整合各级征管资源，明确各层级风险管理职能，确立省市局在风险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在各部门之间，以风险管理联席会议为载体，整合征管、计统、税政、稽查等各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能，在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上形成统一扎口、分类牵头、有序整合、协同部署的横向协调机制。在各级管理层之间，根据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划分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责，明确省、市、县三级分工。

科学设计风险目标规划，健全风险分析监控运作机制。如江苏省国税局对各类风险群体和风险程度进行集中分析，对跨部门和跨税种的风险管理进行统一安排，如将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行业评估、专项检查等纳入风险管理总体规划，整合各部门的管理要求，明确分阶段风险管理工作重点。在科学设计风险目标规划的基础上，以风险识别排序和应对处理为重点，以减负增效为原则，创新税源税基管理方式方法，建立风险监控管理机制。省、市局发挥征管资源和数据信息集中优势，重点开展综合风险分析和分税种风险分析，组织分地区、分行业、分企业类型风险特征的筛选、分类、归纳和描述，健全省、市两级税收风险特征库。

三、重点——深化税收风险识别排序

风险识别排序是风险管理的重要阶段。借助建立风险特征库，运用数据模型等工具，对存在的税收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对风险程度作出判断，形成风险等级排序，明确税源税基管理的重点。

完善税收风险特征库，提高风险识别预警能力。根据经济税收数据信息，分析寻找风险发生规律，形成了风险识别指标体系；根据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定期筛选、发布风险区域、行业和纳税人群体。省辖市局在省局风险特征库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特点，进一步筛选补充风险识别指标，形成与省局配套的市级风险特征库。

建立税收风险预警体系，提高风险分析预测水平。计统部门主要负责税收风险的宏观分析，包括牵头进行经济与税收、跨税种、跨部门以及重点税源的综合税收风险分析；税政管理部门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税种管理的特点、难点和热点，深化各税种风险分析和政策效应分析；大企业和国际税收、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加强大企业、国际税收和出口退税管理中的专业税收风险分析；征管部门主要从事

税收程序性风险分析；稽查部门重点开展涉税案件类型的规律性分析。

健全风险等级评定标准，提高风险程度评估水平。根据税收遵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税收流失后果两个关键因素，对每一个风险特征指标确定风险分值，将筛选出的具体风险信息，以纳税人为单位按户归集，逐户累计风险分值，并据此进行风险等级排序。在风险管理信息平台上，设置了系统自动排序、人机结合排序和人工经验排序三种排序工具，建立了五个风险等级的估算机制。

四、关键——优化风险应对手段和措施

要最大限度降低税收遵从风险，将潜在税源转化为现实税收，必须针对税收风险点采取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以推进县局机关税收管理实体化、纳税评估专业化和创新税收管理员制度为抓手，实施风险控制的分级分类管理，不断提高税源税基控管的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实行税收风险分级分类应对，着力提高风险控制质量和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做法，根据不同风险等级，采取不同的服务管理措施，健全完善差别化的风险应对机制。根据纳税人的风险级别高低，采取频率和深度不同的服务管理措施。

推进县局机关税收管理实体化，确立其在风险应对中的主体地位。通过积极推进县局税源管理实体化进程，将县局机关从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职能体制，转向以直接承担税源税基控管为主的职能体制。省、市局主要是总结设计应对风险的方法措施，做好应用数据模型、财务分析工具等研发工作，收集研究行业风险应对指南、业务操作模本、评估审计指南等，为基层风险应对提供专业支持。

强化纳税评估应对风险的重要作用，提高风险控制处理水平。在评估对象确定上，从无差别的全面评估，向基于风险等级排序，有针对性的评估转变；在评估方式上，对风险等级高的企业实施综合性、个性化的评估审计，对风险等级较低的企业实施行业评估和行业联评；在评估手段上，从偏重单一税负指标进行简单比对，向综合应用风险指标、评估模型等工具开展评估转变；在评估结果处理上，综合配套运用纳税辅导、风险提醒、纳税人自我修正、约谈说明、税收核定、反避税、稽查等递进措施，规范风险处理方式。

创新税收管理员制度，建立专业化的服务管理团队。改变过去划

片分户的管理方式，把税收风险分析、专业纳税评估、大企业风险监控应对、中小企业行业性风险监控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风险管理职能，从属地责任区管理的职能中分离出来，上收到专业团队或县局等更高层面上，实行风险应对的专业化管理。责任区管理员主要从事制度性安排的调查、核查、巡查以及日常纳税服务等工作。

五、依托——构建税收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在推进风险管理中，以流程管理系统、监控决策系统和基层管理平台三大板块为依托，构建成上下衔接、一体化的税收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强化税收风险管理的技术支持，实施对税源税基的精确控管。完善流程管理系统和决策监控系统，强化税收风险管理的技术支撑。将风险管理要求融入流程管理系统，按照风险管理要求对监控决策系统的整体架构进行优化整合，设计开发了支持税收风险分析识别、情报交换和查询分析等功能应用模块，实现了对税源税基管理全过程风险预警的层级监控；建立了贯通各级管理层和基层税务机关操作层的联动平台，支持各级各部门风险管理措施的协调整合。

依托基层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全过程规范操作管理。各级管理层按照统一规范要求将各类风险分析识别的结果和其他税收遵从风险信息一起导入基层管理平台，实现各类涉税风险按户自动归集和风险等级评定，为一线干部有针对性地启动提示、提醒，调查、核查，评估、稽查等风险应对处理流程提供基础。

浅谈税收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建设 篇3

[关键词]税收机关服务能力；纳税服务；办税服务厅

一、政府税收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对国家税收的意义

1.纳税服务的涵义

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保障纳税人依法纳税，满足纳税人合法、合理需求与期望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就是征税人为方便纳税人纳税所提供的活劳动。纳税服务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我国于1993年正式提出。2002年9月7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第362号国务院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把纳税服务确定为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

2.税收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对国家税收的意义

（1）提高税收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是税收机关充分发挥税务职能作用的必要举措，有助于规范征税人的税收执法行为、提升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2）提高税收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有利于提高税务干部队伍素质，铸就一支积极向上、和谐相处、协调配合、团结奋进的优秀税务干部队伍。

（3）提高税收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有利于实践税务工作宗旨，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保障纳税人作为平等法律主体的地位。

二、当前税收机关在纳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税务干部的服务意识不强，征纳沟通渠道不顺畅。一些税务干部存在着“官本位”的思想，对纳税人的一些咨询不能作到耐心细致的解答，不利于下一步税收工作的展开。

2.税收服务手段和方式存在弊端

（1）办税服务大厅以及窗口的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需求。许多基层税务局由于受办公条件的限制，在设置办税服务大厅时许多硬件设施没有到位，环境空间狭小。在窗口设置上，由于专业性过强，通常是专门的业务由专人负责，经常造成一个窗口排长队，其他窗口空无一人的现象。

（2）程序复杂，效率较低，管理模式“一刀切”。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事项时，经常要往返奔波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碰到个别部门或人员不在岗，更是深受其苦。

（3）远程申报没有给纳税人带来预期的便利。远程申报的业务覆盖面较窄，像个体定额、所得税、利息所得税等小税种不能通过系统处理，必须实施手工申报，纳税人仍然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

3.纳税服务的激励和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

随着税收征管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各级税务系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职能部门的岗责体系。但是依据优化纳税服务的新理念、新要求重新审视则会感觉到其岗责体系之中注重了管理和执法，纳税服务的内容则相对缺位，与纳税服务相应的工作流程、工作标准、责任追究、质量管理、监督控制等重要内容尚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无法建立起统一的、规范的、系统的纳税服务岗责体系。

4.纳税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我国当前的纳税服务主要是由税务部门来提供的，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主要直接面对的还是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单方面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使得集中处理信息，为纳税人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纳税服务的能力有限。

三、提高税收机关纳税服务能力的途径

1.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打造服务型税务机关，坚持始于纳税人需求，基于纳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從的服务理念

（1）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服务方式，强调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纳税服务坚持以纳税人的需求为导向，以纳税人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不仅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同时紧紧依托信息化手段，立足“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做文章，让纳税人真正缴上“放心税”、“满意税”。

（2）响应纳税人对税收信息的强烈需求，加强宣传培训。例如在办税大厅进行相关法规公开并设置政策公开栏、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等服务设施，滚动宣传税收法规政策，或在办税大厅设立税务咨询窗口，为纳税人解答税收政策。 此外利用每年4月的税法宣传月，采取发放税收政策法规资料、知识竞答等形式宣传国家税收政策，接受纳税人的咨询。

2.改进税收服务手段及方式，实施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配备对外服务岗位尤其是窗口岗位的服务人员，给纳税人营造宽敞明亮、便捷舒适的纳税环境

（1）创新办税服务厅的办税模式，加强办税服务厅的标准化建设，着力提升纳税服务水平。2010年10月份泰安市高新区国税局的办税服务厅建成，其标准化的办税服务厅是提升纳税服务水平的典型实例。实施了标准化环境建设，设置了标准的导税台、咨询台，将办税服务厅划分为综合服务区、咨询服务区、自助办税区、纳税人休息区等服务区域和一个银行专柜，使纳税服务中心成为集纳税申报、发票管理、政策咨询、综合治税、“12366”热线等职能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服务机构。

（2）优化办税环节和程序，借鉴流程再造理论，重组业务流程。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寻求合法化和效率化的最佳结合点。

3.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及考核机制

（1）通过定编、定岗、末位淘汰、双向选择等方式，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向上、认真负责、争优创新的工作环境。

（2）积极开展纳税服务评估工作，建立健全完整的纳税服务反馈和考核机制，使纳税服务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4.优化我国纳税服务政策，使服务过程社会化。

首先要充分发挥税务代理的作用，把税务代理作为纳税服务的延伸加以鼓励和引导。其次，建立起一个全社会的纳税服务网络，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和实效，从而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自觉遵从度，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

参考文献：

[1]翁嘉晨.优化纳税服务完善税收征管[J].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37-40.

[2]佟海艳.谈构建税收服务体系和优化税收征管[J].理论界，2005（8）：222.

[3]潘贤掌.构建我国新型纳税服务体系的思考[J].财政研究，2005（3）：39-41.

税收收入能力 篇4

企业税收筹划就是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事项的事先筹划,最终使企业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税法及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企业对经营中各环节尤其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内部核算、投资、交易、筹资等事项进行筹划,在众多的纳税方案中,选择税收负担最低的方式。税收筹划必须是在不违反税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彭水水电公司自2003年筹建到2008年正式投入生产经营,在筹建期、基建期和生产运营期面临特定的任务同时也面对特定的纳税要求。但不论在哪一阶段税收筹划工作均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

无论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做出何种筹划,都必须是在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纳税人具有依法纳税的责任和义务,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也必须受到税法的规范。这种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准则。纳税人为规避和减轻税负而置法律于不顾的偷税、漏税行为必然受到法律制裁而使企业经营面临风险和困难。税收筹划主要是在作为纳税人的企业有多种合法纳税方案可进行选择时,合理地可选择税负较低的方案。

(二)可操作性。

公司为降低税负,增加企业效益而进行的税收筹划不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和探讨,必须是在纳税实践中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技术筹划,这种筹划是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计算、比较和分析之后在实际缴纳税收过程中予以操作和实践的。

(三)实效性。

企业进行的税收筹划必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效地降低企业税负。税收筹划过程中通过分析比较而采用的税收纳税方式必须是在集中方式中税负最低的,通过这种方式纳税,企业可以切实降低税收负担,增加企业实际收益。

(四)综合性。

在税收筹划的实践中,必须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这种综合性一是体现在企业具体的税收筹划的操作中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共同配合。二是体现在企业税收筹划应着眼整体的纳税情况以及企业长期的纳税负担。而不能片面地追求一时的降低税收或者尽在一方面降低而在另一方面增长。因此企业在税收筹划时,除考虑税收这一主要因素外,还要考虑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的其他因素,以达到总体收益最大化。

(五)成本效益原则。

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因税收筹划而不计成本,在筹划过程和实施过程中不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当就该项筹划取得的收益微乎其微小于为筹划而产生的费用时,这样的筹划就失去了税收筹划本身的意义,是一项失败的筹划。

二、税收筹划所面临的风险

税收筹划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一)政策风险。

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过程中必须符合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方面的风险,一是税收筹划是为了有效取得筹划效益,必然在相关的税收政策中选择最有利于企业自身的税收政策,但有时处于对政策理解的偏差而选择了并不适用与本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从而使企业的税收筹划面临失败或者违法的风险。二是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整体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的税收政策会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而企业的税收筹划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相机变化或者相关税收筹划措施滞后于税收政策的变化,同样会对企业的税收筹划甚至整体纳税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二)违法违规的风险。

为了获得最大的企业利益,税收筹划的工作都是在运用国家税收政策的可用空间,同时选择合适的纳税核算方法而开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对整体的纳税环境和政策精神的理解失误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偷税、漏税,从而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在实际纳税管理中,企业在未满足条件减税、免税、抵税的条件时,因为对税收法规理解的偏差而单方面按减税、免税、抵税后的结果纳税,就会造成事实上的违法。

(三)与税务机关沟通偏差的风险。

在实际税收缴纳、管理和筹划工作中,诸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概念模糊,界限不清的现象。而作为利益的相对双方,纳税人和征税人很可能对同一项税收政策会站在对立的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同时由于国家税收政策在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规定,更容易使税收筹划方案产生歧义,如果征纳双方不能有效沟通,达成一致,就会使整个税收筹划方案的实施面临巨大困难。

三、税收筹划方式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包含诸多方面,税收筹划根据生产经营和税收的具体情况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筹划,根据税种的不同要进行税种筹划,根据每种税种中税收要素的不同要进行税收要素筹划,根据企业经营的特点要进行经营活动税收筹划。

(一)按税种筹划。

按税种筹划是根据不同税种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税收筹划方法。税种筹划主要包括增值税筹划、消费税筹划、营业税筹划、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筹划、以及四小税筹划。增值税是目前水电企业的第一大税种,在税收筹划时应予以高度重视。增值税筹划要从增值税的特点着手。第一,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纳税人在计算公式、发票权限和税收负担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税收筹划上,要选择合适的纳税人类型。第二,增值税内销的税率有两档:17%和13%。因此,在税收筹划上,对兼营不同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要选择适当的核算方式,最好能够分别核算。第三,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增值额,具体反映在增值税实行购进扣税法。因此,在税收筹划上,可以通过产权重组等手段,实现抵免的最大化。

(二)按税收要素筹划。

税收要素筹划是针对不同的税收要素,运用不同的税收筹划技术。税收要素筹划主要包括征税范围筹划,纳税人筹划,税率筹划,税基筹划,税收优惠(减税、免税、退税、税额抵免)筹划,纳税环节筹划,纳税时间筹划,纳税地点筹划,纳税方式筹划,征税机关筹划。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而不是利润总额。根据税法计算出来的应纳税所得额,通常不等于根据会计制度计算出来的利润总额。因此,在税收筹划上,要实现税后利润的最大化,从长期来看,必须实现利润总额的最大化和应纳税所得额的最小化。而利润总额是会计收益减去会计费用和损失,应纳税所得额是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因此,必须实现会计收益的最大化和收入总额的最小化,必须实现会计费用、损失的最小化和准予扣除项目金额的最大化,即扣除项目最多化、扣除金额最大化、扣除时间最早化。关联企业还可适度运用转让定价手段,将收入、费用转移,实现合法避税。个人所得税筹划还可以运用收入分劈技术,将收入分月、分次、分人均摊。再比如,税收优惠筹划,这是税收筹划的重要部分,也是彭水水电公司目前运营作为有效的税收筹划部分。税收优惠包括减税、免税、退税和税额抵免等。减免税筹划,应尽量使减免税最大化,尽量使减免税最长化。

(三)按经济活动筹划。

不同的经济活动征免税不同,不同的经济活动缴纳的税种不同,不同的经济活动缴纳的税额不同。因此,经济活动筹划思路是:全面考虑不同方案的税负差异,并对经济活动进行巧妙安排。税收筹划不仅要贯穿于所有经济活动,还要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始终。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从企业成长阶段来看,可分为设立、扩张、收缩和清算等阶段;从企业财务循环来看,可分为筹资、投资和分配等环节;从企业经营流程来看,可分为采购、生产、销售和核算等过程。因此,经济活动筹划主要包括成长筹划,包括项目前期税收筹划、基建期税收筹划、经营期税收筹划;财务筹划,包括筹资筹划、基建投资筹划、股利分配筹划;经营筹划,包括设备物资采购税收筹划、电量销售税收筹划、生产经营核算税收筹划。

四、彭水水电公司税收筹划具体举措

彭水水电公司在2008年进入生产经营期,根据生产期内近三年的税收缴纳情况看,目前彭水公司涉及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按2008年至2010年实际缴纳税款的三年平均数对各项税种重要性排序,增值税为公司第一大税,所占比重为78.02%。其次为企业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印花税。

分析各税种所占比重,建立了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第一重点,以配套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为第二重点,以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为第三重点同时兼顾代扣代缴建安税收的纳税管理体系,按照税收主管部门、纳税期限、税收优惠、纳税额度进行适应公司财务管理特点的全方位税收管理。

(一)增值税税收筹划及纳税管理。

增值税是水电公司目前纳税额度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项税收,同时由于水电经营特点,增值税税负高达16以上,是全社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中税负最高的企业。同时由于增值税征纳环节管理的特殊性和国家政策的刚性,在增值税的纳税管理中基本没有筹划的空间。但是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加强增值税进行税的管理却可以有效的降低增值税实际缴纳税额,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可直接降低相关生产费用,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出于彭水水电公司本身水电企业的特点,公司能够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极其有限,公司各部门通过提高进项税抵扣意识,加强进行税额抵扣管理,有效地实现了降税减支。2010年公司财务部和计划部配合,在升船机设备进项税中增加抵扣400万元,在购入大客车中增加抵扣10万元。2011-2012年的进项税管理中,彭水公司财务实施了几项有效措施,努力增加抵扣,降低税负。一是公司财务部与计划部、设备部、总经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密切配合,做好增值税相关政策的宣传,在增值税应税事项中尽可能取得专用发票,获得抵扣。二是加大考核力度坚决杜绝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审批流程超时及其他原因耽误验证而不能抵扣的情况发生。三是财务部在计划部物资招标采购过程中做好参谋筹划,就含税价与不含税价的公平比价做好论证。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与管理。

彭水水电公司自2008年投产后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每年形成巨额的税前利润。彭水公司在企业所得税管理上高度重视,积极争取税收优惠,为企业获取巨大利益。公司通过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协调,有效利用国家税收政策,获得了投产后两面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自2008年2011年,该项优惠政策的实施,为彭水水电公司减免企业所得税1.91亿元。

在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和管理中,彭水公司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对照国家关于节能、节水环保设备抵扣所得税的相关政策及目录明细,梳理统计公司节能、节水、环保设备的购置,对目录以内相关设备的购入,积极争取企业所得税抵扣的相关优惠。

在企业所得税征纳工作中,由于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前利润与按照税法计算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存在差异,而按照相关规定,纳税时需要按税法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计征企业所得税。因此合理准确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并合理调整差异是企业所得税管理中的一个重点。纳税管理中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在会计核算时准确进行核算,年初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业务招待费等费用进行合理调整,避免在汇算清缴中形成与税务机关核算的差异。

(三)纳税环节中的税收筹划。

彭水公司每年产生巨额税款,并伴随着相应的巨额现金流。加强对纳税环节现金的管理,同样也是降低纳税环节资金成本,增加企业受益的重要渠道。一是在公司纳税环节中,保证税收按期缴纳的基础上,财务部在纳税环节中要配合资金调度节奏,最大限度推迟纳税,节约在纳税环节的资金成本。2011年按彭水公司每月平均纳税2000万元,银行贷款利率6%,每月10日申报、15日缴纳税款计算,推迟5天纳税,每月可节约资金成本1.67万元,每年可节约20.04万元。二是在纳税管理过程中,充分运用网络及信息化服务,扩大网上申报、网上纳税范围,最大限度地降低纳税环节的管理成本,彭水公司在2012年的纳税管理中通过与当地税务机关积极沟通和配合,已经全部实现了税收网上申报,网上纳税,有效地降低了纳税管理成本。三是积极争取纳税环节相关政策优惠。彭水公司在已经获得企业所得税享受7.5%的优惠税率的基础上,财务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拓宽取得政策优惠的方式和渠道。结合水电公司收入和利润在全年中呈现中间高、两头低,年中超额预缴企业所得税的实际情况,财务人员认真细致地整理准备相关资料数据,反复与税务系统各级管理部门沟通协调,最终获准企业所得税由按季度实际利润预缴变更为按税务机关确定方式(平均预缴)预缴。通过预缴方式的变更,可大幅减少7月份企业所得税预缴额,2012年减少资金占用980万元,当年可节约财务费用约83万元。

五、结语

税收筹划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作为一项与国家税收政策紧密衔接的税收管理工作,其运用在酝酿巨大利益,产生巨大效益的同时也会面临诸多风险。彭水水电公司自基建、运营的若干年内通过税收筹划获得了巨大效益,同时也为企业节省了巨额资金。另一方面,税收管理工作对应的税种繁多,每一税种又对应诸多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经济、税收政策。因此,税收筹划在今后的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巨大空间。企业管理部门尤其是财务部门要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加强纳税管理、不断优化税收筹划方案,降低纳税成本。在争取各项税收优惠的同时还需加强对各项税收政策的全面学习与掌握,细化对公司涉及各税种纳税环节、纳税程序的管理,同时加强与税务主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通过合理运用政策,最大限度地获得政策优惠、降低各项涉税风险,全面维护和有效提高公司各项利益。

摘要：在集团公司“增收节支、盈利攻坚”和“一保一降”活动中,作为水电企业的彭水公司一方面优化水库调度,抢发电量,另一方面也千方百计控制费用、节省开支以最大限度增强企业盈利水平。在此之外,税收筹划作为一种有益和有效的措施,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促进企业依法纳税,并保护纳税人权利,在降低和控制企业税负,减少企业先进支出,增强企业盈利水平方面的作用日渐显著,本文主要论述了税收筹划的概念、风险、原则以及在水电公司经营期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四小税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有效开展和具体实践。

关键词：税收筹划,企业盈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税收收入能力 篇5

我国经复关入世艰辛谈判后，终于于11月11日圆梦。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加速，势必牵动税收利益的国际分配，需要进行协调的国际税收事项将不断增加。因此，入世将对我国的国际税收协调能力予以严峻的考验。以下就入世后如何提高我国国际税收协调能力作一粗浅探讨。

一、营造提高国际税收协调能力的软环境

(一)按照无歧视原则和无差别待遇要求，维护税收管辖权，增强协定的协调力

WTO的国民待遇原则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是相融的。所谓无差别待遇是指在税收上给予另一国来到本国境内的居民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待遇。其目的在于要求缔约国双方按对等原则，互相保障对方居民与本国居民在税收上享受相同待遇，而反对任何形式的税收歧视。所不同的是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各成员国居民在税收上享受相同待遇，而且要求各成员国居民在所有经济政策上享受相同待遇。表面上看，两者既不相悖，又很公平，但从现实分析则不然。由于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资本流向基本上仍是前者流向后者，无差别的待遇条款实际隐含着对收入来源国税收管辖权的单方面限制，故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此持保留态度。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大前提下，我们只能接受这种限制与挑战，有所失才能有所得。

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两个成员国之间签定的比其他成员国更优惠的待遇，其他成员国都能自动共享。因此，必须全面考虑WTO原则的要求，在缓冲期重新协商修订已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避免给我国行使税收管辖权带来更多的限制。

(二)遵循WTO透明度原则，严禁以权代法，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首先，法律与政策一定要公正、公开。对外交往首先要重一个信字，税法中明文规定的涉外税收优惠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在国际税收协调中，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属人与属地双重管辖权，以维护本国的税收权益。如果地方以权代法，在税收优惠上层层开口，滥用税收优惠政策，反而会使外商产生疑虑，驻足不前，不敢放心来华投资，也就达不到吸引外资的目的。

其次，严禁越权减免税。擅自减免税无法获得饶让。一般情况下缔约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均含有税收饶让条款。如果某国与我国签定了税收饶让条款，当该国在华企业将利润汇回本国总公司时，该国税务当局对该公司在中国依照税法规定享受的减免税优惠视同已征税款准予饶让。如果地方政府未按税法规定办事，自行扩大所得税减免范围，则该国税务当局只准依我国税法规定的减免税部分给予饶让，超范围减免的所得税必须补征。擅自减免税收不能使外国投资者受益，只能扰乱国际税收秩序，把我国财政收入拱手送给外国政府。

(三)尊重市场经济法则，严禁攀比税收优惠政策，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我国目前涉外税收优惠主要分为;地区优惠、产业优惠、再投资优惠、转让技术优惠等。不同的优惠规定有不同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和优惠幅度，不能互串。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祟，形成地区之间内地攀比沿海、非试验区攀比试验区、非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攀比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不能享受转让技术优惠的攀比法定转让技术优惠的不良风气，势必给我国涉外税收协调带来严重后果。攀比之风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地区倾斜和产业倾斜政策，也降低了我国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合理划分缔约国之间的征税权，充实我国相关税法

(一)正确运用协定适用税种划分方法确定缔约国之间的征税权

对适用税种的划分，是为了明确该税收协定适用的客体对象。协定通常以造成缔约国双方税收管辖权交叉的、属于所得税和一般财产税类的税种作为其适用范围。由于各国具体税种的名称和范围不一，具体划分过程中一般采用原则规定法或直接列举法。

原则规定法就是对协定适用的税种作原则划分。原则法的优点是涵括内容广泛。直接列举法是指在协定中直接列出缔约国双方各自适用的现行税种。列举法的好处是直接明了，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可减少纠纷。

(二)合理划分缔约国之间的征税权

明确缔约国对跨国纳税人的各种跨国所得能否征税和如何征税，对哪些征税对象由单方征税，对哪些所得由双方征税，有利于避免国家之间重复征税问题。同时划分征税权也是对缔约国税收权益的划定。

首先，必须完善我国的所得税制及财产税制。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不能为缔约国创设和扩大征税权这一消极作用原则，决定了有关跨国所得或财产价值的归属认定问题，应该完全取决于缔约国的国内税法规定。税收协定对国内税法在这方面的规定不能干预，只能作为一种既存的法律事实予以接受和承认。因此，我国有必要对有关资本利得、特许权使用费、一般财产所得等如何征税作更加详尽规定，以增强我国在协调对协定涉及的四大类征税对象，即营业所得、投资所得、劳务所得和财产所得进行征税时的可操作性。即使协定在规定所得种类方面所使用的概念用语，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国内税法上的概念术语等同或类似，但彼此在内涵或外延上可能仍有一定程度或范围的`差异。若协定明确规定其概念涵义以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规定为准，就必须对相关概念涵义进行充实和规范。

其次，要补充国内税法内容。由于协定中使用的某些法律概念是协定本身所独有的，而在我国国内有关税法中并不存在或没有单独列出的，例如协定中的“常设机构”、“固定机构”和“不动产所得”等概念，在我国现行税法上就没有使用或单独列出，所以有必要进行补充和定义。

三、运用国际税收协定消极作用原则的特点，完善我国相关税制

(一)认识国际税收协定消极作用原则的特点

按惯例，税收协定缔约国国内有关税法没有对某种税收客体规定征税权，即使双方签定的税收协定中赋予缔约国一方对此种税收客体征税的权力，缔约国一方的税务机关也不能依据协定的规定主张对纳税人征税。这就是国际税收协定的消极作用原则。该原则有以下特点：

1.双边协定既不能创设征税权，也不能扩大或提高课税范围与程度。

为缓和与消除缔约国双方税收管辖权的冲突，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条款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缔约国各方通过国内税法确立的税收管辖权，在范围和程度上进行约束限制或维持其原状。但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由于缔约双方权益对等原则的作用和考虑到缔约国国内税制将来可能发展变动的因素，协定对缔约国课税范围和程度的划分限定，亦可能宽于或高过缔约国现行国内税法的规定。

例如，中国和德国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第23条规定了对跨国财产价值征税的协调规则。该条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境内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设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目前中国尚未颁行有关对此类动产价值课征财产税的税法规定，我们不能根据中德协定中有上述规定，便主张对德国的企业或居民的上述动产价值进行征税。因为税收协定不能为缔约国一方创设征税权。

同样道理，如果缔约国一方的国内税法规定，比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对该国的征税权的限制规定对纳税人更为优惠，缔约国一方的税务机关也不能以税收协定中另有不同的规定为理由，主张按协定中的规定对纳税人征税。

例如，按照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以及外国银行优惠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所得的利息所得，免征预提所得税。税法第2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有关税收协定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尽管我国同许多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跨国股息和利息所得，都规定了作为来源地国的缔约国一方有权按10%的协定限制税率课征预提所得税。然而，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援引税法第28条的上述规定，对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外国投资者或外国银行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股息或利息所得，要求按协定规定的10%的税率课征预提所得税。因为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不能扩大或提高缔约国国内税法本身规定的课税范围或程度。

2.税收协定对国内税法的规定不能干预，只能作为一种既存的法律事实予以接受和承认。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不能为缔约国创设和扩大征税权这一消极作用原则，决定了有关跨国所得或财产价值的归属认定问题，即所得与财产价值的认定及所得的取得者与财产的所有者的认定，应该完全取决于缔约国的国内税法规定。

根据国际税收协定消极作用原则的特点可知，税收协定和缔约国国内税法的职能是有区别的，即认定谁是某项特定的跨国所得的取得者，某项跨国财产价值究竟应归属于何人名下，应由缔约国国内有关税法来决定，并不受协定的影响。尽管某个跨国纳税人具有缔约国一方居民纳税人的身份，有资格享受协定的保护待遇，如果根据缔约国的国内税法，认定他并非某种跨国所得的取得者或某项跨国财产价值的所有人，则他不能就上述所得或财产价值请求适用协定中有关限制缔约国征税权的规定。正确运用国际税收协定消极作用原则，就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国际税收协调能力。

(二)与协定相关的税制缺陷及其完善

1.我国所得税制未与国际接轨，法人所得税仍按国内、国外分设，特别是有关资本利得的征税规定有较大缺陷。我国目前对资本流入的征税政策源于资本管制体制，即对资本流入和交易不征税，对资本利得(如股息、利息)征收20%的预提所得税，对税收协定缔约国则按协定限制税率10%征收预提所得税。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贸易格局，这对跨国公司而言，无疑是实现资本增值的最有利时机。凡是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必将把投资中国作为首选。到外商独资银行在中国可以全方位经营银行零售业，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也会提上议事日程。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运用税收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也是一项可行的措施。因此，对资本利得的征税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2.我国对特许权使用费范围的界定与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我国所得税法上所称的“特许权使用费”，范围仅限于提供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而收取的报酬。而双重征税协定中的“特许权使用费”概念，通常不包括提供工商业机器设备等动产使用权而取得的租金收入。

从准确地运用税收协定角度出发，应该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协定中的概念和缔约国国内税法上的概念。由于协定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法律概念体系和特定的功能，从法理上讲，应该先依据协定的规范来审查有关纳税事项，然后看国内法是否依据充足。

国际认证费具有特许权使用费性质，按理根据我国税法与对外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规定，我国可就外国公司、企业从我国境内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按限定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由于我国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未对国际认证进行界定，因此，外国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对境内企业进行专项认证收取的所得是否属于专有技术，是否应征预提所得税认定依据不足。

尽管近几年国内不少企业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与企业知名度，兴起申请国际认证热，缔约国涉及从我国取得的国际认证所得也不断增多，可是要对其征税则国内法依据不足。因此，有必要对特许权使用费的概念与含义进行修改和完善。

3.有关对财产所得和利得征税的规定不完善。我国在对外签定的税收协定中有关财产征税的内容一般都包括对不动产所得、财产利得(财产收益)及一般财产价值(财产净值)的征税。在协定中对不动产的定义都明确为，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缔约国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然而，至今我国国内法对不动产的概念仍未作明确规定。尽管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和土地属国家或集体所有，其所有权不能买卖。但是，其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外国居民可能拥有位于中国的不动产就不仅仅是房产。根据协定的消极作用原则，尽管协定中规定可以征税，由于国内法找不到依据，该项税收将白白流失。因此，必须在国内法中对不动产进行明确定义。

并且，我国尚未开征一般财产价值税。尽管中德、中挪、中丹税收协定把一般财产价值税列入条文，我国也不能根据协定征税。考虑到入世后，国际资本在我国流动的规模及频率都会不断提高，为了防范资本流动风险，且使国际税收权益对等，有对其进行立法的必要。

四、增强防范能力，避免国际法优先原则被滥用

(一)滥用国际法优先原则的“税约采购”行为的防范

目前，跨国纳税人不正当地利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的“税约采购(treatyshopping)”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和防范。我国目前在国内有关税法和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中都没有关于防范“税约采购”的特别规定。这与我国国内法确认税收协定相对于国内税法的优先适用地位不相适应。防范“税约采购”的对策：

1.关注“税约采购”发展动向。“税约采购”行为，是跨国纳税人为获取在正常情形下不应享有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通过在有关协定的缔约国设立所谓导管公司的办法来实现其

避税的目的。鉴于不法跨国纳税人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双重征税协定作为国际避税的一种工具的现实，协定优先于国内税法的地位不能绝对化。

2.借鉴欧美经验。为制止“税约采购”行为，瑞士早在1962年12月就颁布了《关于防止不当利用瑞士税收条约的措施条例》，美国通过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在其《国内收入法》中增设了有关防范“税约采购”的规定。当纳税人的有关交易安排构成“税约采购”行为的情况下，这类特定的反避税规定的适用，不受有关税收协定条款的影响。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制定这类针对“税约采购”行为的特别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根据禁止滥用国际税法、实质优于形式等一般法律原则，在涉及纳税人不当利用税收条约的避税案件中，否定纳税人的优先适用税收条约规定的主张。

我国在双重征税协定没有或无法通过协定谈判增补特定的反“税约采购”条款的情况下，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方法，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的有关税制，在确认税收协定原则上具有优先于国内税法制定效力的同时，附加有关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保留或限制条款，改变目前我们在反“税约采购”行为方面所处的无法可依的被动地位，确保税收协定的优先适用能真正体现其实现国际税负公平的宗旨。

(二)课税权划归缔约国一方----产生国际双重不征税问题的防范

1.国际双重不征税已成可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运用冲突规范将某种征税对象的课税权划归缔约国一方行使，原则上并不以跨国纳税人在缔约国另一方已就有关跨国所得承担了纳税义务为前提，如果该缔约国没有相应的国内税法实体规范配合实施，则将出现有悖公平课税原则的双重不征税结果;或者协定条款在缔约国一方的适用，该缔约国出于某种目的对该纳税人实行减免税，其结果亦然。

2.正视国际双重不征税的影响。国际双重不征税的问题至今未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这与我国仍处在依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初级阶段有关。入世后外资垂涎的不是中国的税收优惠，而是中国的广阔市场。退一步说，为了将来不受制于人，必要时能捍卫本国的税收权益，必须把防范国际双重不征税摆上议事日程。

税收收入能力 篇6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一国的科技水平高低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弱,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增加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而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和增加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又取决于其能否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和可观的经济利益。其中, 前者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科技投资风险机制等相关制度予以满足, 而后者则有赖于建立税收优惠援助制度和税收激励机制。为此, 我国应尽快改革现行税收政策, 建立健全有助于鼓励和推动科技创新的税收法律体系, 切实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改革增值税制

虽然我国已经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 但经济危机背景下加大力度实施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已刻不容缓。应允许企业对引进高科技设备的增值税双倍或加倍抵扣;企业购入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 应比照免税农产品的做法按实际支出的一定比例准予扣除进项税额;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技术受让费等与科技创新相关的间接费用, 允许按产品的实际摊销数额, 从产品销售收入中据实扣除, 不计增值税。

确定增值税扶持、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目标。制定适合国情的高科技发展计划, 将科技研究开发项目分重点鼓励与一般鼓励, 分别对其实施不同的增值税政策予以扶持, 同时考虑科技创新基础理论研究与技术运用开发的阶段性, 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或许这样做有违税收中性的原则, 但税收中性并不是税收效率含义的全部。建议结合我国税制改革的整体方向, 首先降低所有高科技产业增值税的税率, 再进一步分析税收对科技产业内部不同项目和不同投资阶段的影响, 制订更体现区别对待的地方税收政策。这样, 尽管对国家税收收入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其影响是有限度的, 因为经济决定财政, 在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之后, 能够对加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当然也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

改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 充分体现“税收公平”和“国民待遇”的立法原则。目前我国高科技企业中绝大多数属于小规模纳税人, 即使是大规模企业, 也是由小企业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使用的发票不被客户所接受, 因此, 其业务发展深受限制。我国在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时, 应逐步修正根据企业规模、经济成分等标准给予差别税收待遇等带有歧视性的法律规定, 放宽高科技企业中关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限制, 鼓励中小科技企业发展。

2 完善企业所得税制

降低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有助于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而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则有助于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性。现行的企业所得税, 对高科技企业有税率优惠, 但税收优惠基本体现在所得税后的鼓励, 而对投入的鼓励体现不足。所以, 应该在放宽减免税期限的同时, 根据国家产业导向的要求, 对需要重点扶持的产品, 必须在成本列支、快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方面予以鼓励, 其最终目的在于形成鼓励高科技投入的一种良性机制。关于企业所得税法可按照以下思路完善:

2.1 调整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及标准, 允许企业将用于技术开

发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改良的有关费用从总收入中一次性扣除, 提高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可借鉴韩国的做法, 对企业支付的技术及人才开发费, 按纳税年度给予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减免;应允许把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收益;企业类机构投资者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的股权, 在持满三年后可以抵扣其一定比例的应缴未缴税款。

2.2 提高企业的职工教育基金提取比例, 允许按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培训费金额在税前扣除;

取消企业对教育事业捐赠的数量限制, 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教育投入。

2.3 建立健全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制度, 明确规定加速折旧方法的适用范围。

对用于技术创新的先进设备, 或专供自己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使用的设备与建筑, 允许实行加速折旧, 以加快设备更新,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4 实行所得税投资抵免制度。

我国可以对科技企业实行所得税投资抵免制度。在投资抵免的形式上, 可以分别采取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免企业应纳所得税, 该比例可以根据需要鼓励的程度不同, 而采取高低不同的比例, 当年不足抵扣的, 可从设备购买年度起连续抵扣五年;另一种类型是再投资退税, 即对用前期税后利润再投资的部分, 按投资数量全部退税。在投资抵免的方式上, 可以采取前抵和后抵两种方式, 前者是抵免已经实现的利润, 后者是抵免将要实现的利润, 更能体现政府鼓励的导向, 尤其是对政府鼓励的项目, 建议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分别冲抵后三年或后五年将要实现的利润。

3 改进个人所得税制

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中, 最突出的问题是免征额过低和扣除项目有限, 同样的收入水平, 我国的税负水平要高于欧、美国家税负一倍以上, 因为我国税法中有关生计扣除、保险扣除等都没有考虑。何况国内的收入水平要大大低于欧美国家的水平, 因此, 在个人所得税政策上对科技人员实际上在起逆向的作用。为体现对科技创新的鼓励,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应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思路是:一是要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 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其具体标准的确定, 可以依据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确定一个合理的幅度;长期来讲, 国务院应建立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长效机制。二是必须考虑相关费用的扣除, 尤其是家庭生活费用、住房、保险等经常性费用的扣除, 扩大科技人员个人所得税的税前费用扣除范围并适当提高扣除标准, 允许个人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费用,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主动性, 提高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三是对因为科技创新而获得的投资收益, 要从“效率”出发, 给予税收优惠。为此, 应适当降低个人转让专利、非专利技术取得的所得的税率;降低科技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税;取消对个人因提供高科技服务取得的劳务收入实行加成征收的规定。对特许权的转让收入, 可以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以鼓励科研成果的转化;对个人获得的科研奖金和科技发明的提成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进行科技创新的投资给予所得税抵免, 个人投资于创业投资基金的股份, 在持满两年后可以抵扣其应缴未缴个人所得税款的一定比例。

以上主要就我国几个重要税种探讨了如何完善税收政策以激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际上,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环境的改良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除了这几个税种以外, 营业税、财产税等税制也需要完善。更重要的是, 应该建立起税收、财政、投资等多方面协调统一的政策体系, 建立起激励企业自主科技创新的全面和长效的机制, 促进我国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一国的科技水平高低和自主创新能力强弱,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增加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而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和增加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又取决于其能否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和可观的经济利益, 其中后者有赖于建立税收优惠援助制度和税收激励机制。我国政府应该改革现行税制, 提高税收效率, 切实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税收收入能力 篇7

我们关心中国每年新增加的GDP,不要再继续变为银行存款,继续加大银行储蓄,而不是实际用来消费。相反,我们希望的是,这些GDP的大部分,能流到没有银行存款者的手里,立即成为各种形式的消费。希望新增的GDP能缩小中国贫富差距。

调查研究中国各阶层财富分配问题,财政的收入分配问题,政府的消费问题,要研究国民的财富流向问题。要研究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是怎样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一、产业工人收入低,需对企业减负,增加工人收入

1. 中小企业是大部分产业工人的收入来源。

不可否认,产业工人在我们社会中处于较低层次。中国社科院2001年课题“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把产业工人排在第八位,处在农业劳动者和失业者之前。而作者讲的产业工人还包括第七位的商业企业员工。当时统计的这二项数字是34.6%,仅次于农业劳动者44%的数量。十年来,那些农业劳动者很多变成了城市农民工,这样,大家应该对我们讨论对象的数量,有一个初步印象了,他们的数量是惊人的。他们大部分工作在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也十分困难,从税务部门了解到,中国企业更新、倒闭的数量也是骇人的。这种状态,导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根本不把它们作为择业目标。

对于众多的产业工人来说,企业的工资就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企业减负,增加产业工人收入,是我们当前社会管理中一项急迫工作。

2. 企业减税,企业零税负的理想。作者写过两篇关于税收

的文章,都是企业减负的问题,因为,作者认为,企业减负,可以增加产业工人收入,产业工人收入的增加,能够带动中国消费的增加。

作者这里再重申那二篇文章的观点。(1)增值税的主要负担是产业工人。消费者可能承担了一部分(当然这里的消费者又再一次包含了我们的产业工人),但在企业向政府纳税的过程中,税收很大一部分,会被企业主以降低工人工资的方式,转嫁给自己的雇员,我们讲的产业工人。(2)从增值税中划出部分份额设立一般产品消费税,既避免偷税也减轻企业负担。

细心的读者发现,作者文章中讲的消费税,是个人购买零售交税,因为你购买时根本买不到免税的东西,除非你是企业才可免税。也不论你是自己消费或自己用于生产。也就是,你从粮店买面粉,或自己建房在企业买钢材,你都需要交税,而不管你是将面粉自己使用,或蒸成馒头在街上零售(当然是企业代你交,企业卖给你的商品会贵一点,不管你愿不愿意),而对你零售馒头这件事,国家根本无法征你的税。然而进货企业或饭店却能买到免税的商品,当然在它将购进的产品加工成另一产品销售时,仍需要交税,最终它也逃不了交税(但它当时买的商品却比你的便宜)。作者认为,这种纳税方式的改变,有很多优点,作者作了论述,其中一点是避免偷税。最后,作者有一句话:“逐渐用消费税替代增值税,如果说消费税是企业替国家代征的话,那么企业在无增值税时,就是零税负。”对的,这就是作者的观点!至于企业所得税的问题,还有另外的处理办法,作者暂时未谈到。

设立一般产品消费税这种变革,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企业买东西时免税,就这么简单。企业免税就可以防止零售偷税。企业免税并未减少国家税收,只是责任转移。中国现在增值税制度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这种部分增值税仅仅征收地的变化,不会让国民有增加税种的感觉。以上两个观点都是围绕给企业减负的。

二、政府能否减税,财政预算会不会花了不该花的钱

1. 中国财政支出与国外财政支出。

社会有种说法,“跑部钱进”,意思是到国家各部委争取项目。这是中国地方部门争取财政资金的一个特色。

某省政府工作报告,总结问题时提到,省政府有的部门计划落后于预算。这种情况披露,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说白了,也就是政府花钱指标已经有了,然而部门还没有计划。政府安排资金时,先不考虑你部门需要多少钱,都会给你部门安排一定的资金,它可能根据你部门去年预算情况,安排你今年资金,一般是不会减少的,或者根据收入的增加,给你适当的增加。这种情况导致:资金多余,政府有资金为学校建超豪华教学楼,而无资金提高班主任津贴。

加拿大的情况是这样的,政府投资花钱必须先公示,然后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议会才决定是否同意这个项目。他们年度收入是收入,支出是支出,他们该花的钱就花,政府不惜出现赤字,不该花的钱,当年有钱也不支出。

2. 中国预算与财政支出特点。

比较发现,中国是根据预算收入,去安排支出。各部门都要按预算去执行,每年一个周期。税收也是按上一年的情况,安排任务。中国地方政府年内财政预算是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的,并要略有节余。节余的资金用来偿还政府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一般是前期投资失败,或者是贷款搞建设等因素,这些项目投资都不在预算之内。这种收入在年内全部开支的做法,会不会花了不该花的钱?

3. 部门基金建议。

是否可这样考虑:各级政府在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卫生、教育、科技、民政等部门安排的资金,如果项目年底没有执行,也应该将这些款项划归这些部门,作为发展基金,以备将来安排大的项目,或作部门下一年度的预算。不一定要求当年把这些资金花掉或收回。有的项目可能不是当年必须支出的。

4. 尚待解决问题。

贫穷了靠政府想办法,找点理由,从政府多弄点资金。政府这里花点钱,那里花点钱,政府成了救火队,慈善家,政府可能无意中养了些懒汉。(1)政府安排项目这种方式,是计划经济的痕迹,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害成分可能更大一些,对企业免税,可以让企业用这些资金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2)应研究提高政府财政资金效率。(3)税收收多少是多少,不一定给税收安排任务,财政需要多少安排多少,每年收入的钱不一定都要花完,当然也可以赤字。(4)收入问题:财政收入是否就是政绩?而我们地方各级政府都在追求它!这个问题到底对不对?会不会收过头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用实事求是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去认真研究。

三、国家减税问题未能真正落实,税收应有增有减

1. 国民收入与国家消费。

财政支出实际上也是国家消费问题,国家消费可以转化为国民收入,这是经济学的概念。国家为其职员发工资,立即转化为职员收入;政府购买产品,也转化为了国民收入GDP。这个产品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廉租房、高科技、人才培养等等。政府的这些投入,最终也转化为国民的收入。但是,如果政府将税收得来的钱,存到银行里,不消费,那就不能转化为国民收入,虽然它是劳动者实实在在创造的财富,但它却不能返还给劳动者。反过来,政府花钱不管是哪里来,都可以转化为国民收入。

由此看来,根据中国政府的储蓄情况,提高中国政府消费,保证GDP增长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当前,困扰我们的重要问题,就是财富分配问题,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问题。

2. 中央政府减税与地方财政收入冲突。

地方国税、地税税务部门,往往根据地方政府预算要求去组织税收,基本不考虑中央的减税政策。如:去年某省各地市在中央结构性减税环境下,部分环节减少了税收,造成任务难于完成。年底,部分地市采取在一些重点企业,强制性征收,另一些地市采取在下属企业普遍性摊派等等。最后在省委领导干预下,才制止了这项强制从企业征收税款的任务。

另一案例,中央政府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出台了许多政策,鼓励企业在技术研发或职工培训上投入。首先,国家允许企业的这些投入可以抵扣所得税,但是效果不很明显。进而,国家加计50%可以抵扣所得税,仍是很少企业能拿到这一块。这其中的原因,与地方政府有很大关系,因为所得税项目,地方政府有40%的留成,这也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并没有积极配合,或主动开展这项工作。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政府免税项目,如:技术市场的技术贸易免税中也出现过。

这些事情说明,中央很容易决定中央的事情,地方却可以最终决定地方的事情,上级的干预也是很有作用的。另外,所得税等税收项目权属有问题,地方就很难贯彻落实,随后我们再对此提出建议。

3. 比较日本法人税经验,落实中国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

关于所得税问题,我们看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法人企业,有70%的企业经常亏损,不交法人税,他们也像中国一样,企业的研发投入,及职工培训投入等也可以在税前抵扣。因此,他们交法人税的企业很少。另一个对个人投资者优惠的条件是:企业个人投资者赢利部分的所得,可以抵扣其他投资失败的亏损部分。但即使这样宽松的政策,法人税与个税,目前也仍是日本的前二大税种,为什么是这样呢?值得我们思考。美国有学者观点更为激进,甚至认为企业所得税应以个人所得形式征收。这种给中小企业所得税宽松环境的做法,我们是否可以参考呢?

参照日本70%企业没有交纳所得税的情况,中国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如按中央的政策抵扣,也不会成为交纳所得税企业。能交所得税的企业只能是那些大企业,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烟草、中国电力等等国家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特许企业,地方国营煤矿、金矿等等。作者提出问题:如果让效益好的企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包括民营的上市企业,及行业内的佼佼企业:联想、华为、万科等等,让大量的70%的中小企业为国家提供就业,这样的分工是不是可以?现在问题关键是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如果不能享受中央免税政策,企业就很难有技术资本积累,也很难有再发展机会。

在当前情况下,国家应考虑所得税权属问题,取消所得税中央与地方6∶4分成比例,才便于减税。在地方财政困难情况下,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并进一步放宽创业中的中小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减税政策。此建议,与农工党中央在2010年政协会提案,“提高收入根本之策在减税”有相同之处。个人观点:(1)减税的根本保证,还是第二部分讲的,要改变地方政府把增加财政收入作为政绩的观念,这一点不能改变,减税就是空话。(2)增收节支,增收要找新税源,如:物产税,个税的完善;支出,要用好财政资金二次分配,这是重点研究问题,它涉及我们党能否管理好国家财政的问题。

四、国民的税收及社会负担是否过重

1. 福布斯的报道。

福布斯报道:中国税负水平排世界第二位。中国社科院某位所长说:中国法定税负高,实征税负并不高,福布斯报道的是法定税负。作者为此担心。

多年前,奶粉中三聚氰氨的报道,国外已经有披露,而我们却错过了机会。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的税负不高,说我们的税收与国民收入比值还不到30%。我们应清醒认识到:中国有一部分高收入群体,及未纳税群体没有起到纳税责任。另外,我们还有非税收入这一部分。若将税收比上主要纳税群体的GDP,得出的税负可能就很高了。

2.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很高?

发达国家完善的累进个人所得税制,限制了富人获得财富,进而可以调节社会财富;针对标的物征收的财产税,也强调了富人的纳税责任,也可以调节社会财富。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对这些影响社会稳定与财富获取公平的因素征税,因此,他们较高的税收能够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裕。

中国的情况就不相同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还仅仅是工薪阶层贡献的税收,真正富人对此贡献还很小,个税的作用并未发挥,国家这项收入也不大。再者,中国当前最大的财政来源,增值税,以及非税收入,也都不能调节贫富差距。因此中国的宏观税负,千万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从中国税收来源看,中国税负增加,只能加大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加大两极分化。

3. 非税收入也是社会生产成本。

非税收入有受益性、惩罚性、针对性,国家在许可、限制中取得收入。户口本的工本费属于全民性的;工人登记鉴定费也是对一部分群体;高中生、大学生的学费,也是对一部分群体;采煤区塌陷收费,是对企业,但是否影响采煤工人工资?是否会影响发电的价格?是否会摊到居民电价里?非税收入的财富,来源于国民的消费,或企业的支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企业的支出肯定来源于员工创造的价值。因此,非税收入这部分财富,企业支出是国民间接的财富转移,消费是国民直接的财富贡献。

作者看来,非税收入同增值税一样影响低收入国民生活,且不具有公平社会财富的作用。

4. 国民其他的社会负担因素。

除了税收和非税收入以外,国民还要为一些腐败现象买单。贪官向国民索贿,也增加了我们国民的支出,这些黑色收入,不会去纳税。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司法环境问题。大量的民事案件长期积压,案件数年在律师手中转悠,律师的营业收入与官司的支出也是国民负担。有的当事人为打官司,常年拖累,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财富流到了别人的手里。另外,有的司法人员工作也很困难,当前,司法人员地位、工资都不高,有的甚至家庭很困难,让他们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平之间选择时,就很难确保他们能够主持公平。再者,当事人或犯罪分子往往制造假案假证据,甚至到领导、上级那里告假状,在这样的环境下,让我们的司法人员冲锋陷阵,可能也不容易办到。不能有效打击犯罪,民营企业的资金在此环境中同样受到威胁,这又涉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些问题真的是太复杂了。作者认为,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指导,才能够解决好中国当前的各种问题。这些现象,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一个必经的过程。

以上总结,中国一部分国民负担确实过重,而另一部分国民负担确实太轻了。当前不宜增加税收,而应调整税收结构。尤其应重视,地方政府对减税的态度问题。

五、对于企业减负,作者再次呼吁增值税改革

一个乞丐吃一个面包,与一个富翁吃一个面包,都交一样的税,公平吗?你可以说公平,但税收从来都是依据财富能力征税的。增值税是财富比例税,没有考虑能力,不管你是零财富或负资产。但增值税设计的目的,也是按你增加的财富征税,而不是按你创造的财富征税,虽然它两个常常是一样的。因为人们不会拒绝创造财富,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去统计人们个人的财富,为什么要用这个增值税呢?因此,我们认为增值税有阶段性,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樊纲.扩大内需关键在于解决收入结构失调[J].价格与市场,2009,(9).

[2]张劲.中国增值税、消费税的现状、改革与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0,(6).

税收收入能力 篇8

一国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历来是各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 对于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但是, 由于受较多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税收政策究竟能否激励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很难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实证检验。本文力图另辟蹊径, 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学说的角度, 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寻求理论上的支持。

二、理论溯源

1. 内生增长理论

国外文献多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分析创新活动的水平和意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说明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来自技术进步, 并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给定, 并未解释技术进步源自哪儿。进入2 0世纪8 0年代后, 人们需要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 并建立解释技术进步的模型, 由Romer (1986) 、Lucas (1988) 开创了使增长率内生化的理论, 即内生增长理论。按照内生增长模型:△Y/Y=△K/K=s A-δ (Y为产出, K为资本存量, A为常量, 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量) , 只要s A>δ, 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 经济收入也一直增长。由该模型可以得出, 那些能永久提高投资率的政府政策 (如税收政策) 会使经济增长不断地提高。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 将技术创新活动视为内生, 所以一国政府能够利用税收政策影响本国的R&D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企业家行为, 以刺激创新活动, 推动经济增长。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分析、实证经验研究均支持创新活动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 其重要性已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决策部门所广泛认知。

2. 创新理论

(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理论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 (J.A.Schumpeter) 首创, 他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 建立了自己的“创新理论”。Schumpeter指出, 创新可以理解为“是把一种以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进一步认为,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 即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另外, Schumpeter强调通过“创新——模仿——适应”这种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Schumpeter (1942) 指出, 企业家活动能够产生新的观念, 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强调了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家行为来激励创新活动, 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2) 纳尔森和阿罗的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和阿罗 (Nelson, 1959;Arrow, 1962) 最早将市场失灵理论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他们认为, 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所谓市场失灵, 就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 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情况。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存在政府干预经济, 以支持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他们认为,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源于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创新的外部效应一般是正的外部效应。创新收益的外部性体现在溢出效应上: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创新市场的溢出效应、创新收益的溢出效应, 由此影响到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外, 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也限制和影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创新活动的特点为政府介入企业技术创新, 制定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 以减少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差距, 矫正市场失灵提供了制度基础。

纳尔森认为, 一般理论意义上, 在包括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在内的技术创新体系中,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技术的主要供给者和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者;中介机构是科技成果传播和扩散的桥梁;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加快科技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

3. 外部化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亚瑟·C·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 1877~1 9 5 9) 在研究市场机制是否一定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时, 建立了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 社会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是对等的, 当国民收入实现平均分配时, 社会经济福利处于最大化状态, 改进社会福利的最根本途径是增加国民收入, 而增加国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资源最优配置。庇古以完全竞争为前提, 提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但是, 庇古通过分析认为, 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仍然会出现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 由此建立了其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 这一背离表明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并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因此自由竞争的机制下, 并不一定就能引导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市场机制失效的情况下, 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帮助经济达到最优配置。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低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 政府可以采取公共的补贴或税收上的优惠以提高边际私人纯产值;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高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 政府也可以对私人企业征税, 从而实现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处处相等。庇古的外部化理论为政府利用公共政策 (如税收政策) 进行干预, 促进资源最优配置, 增加国民收入, 促进社会福利, 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大多认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至于政策激励的效果如何, 笔者认为, 由于存在诸多难以剔除的非政策因素影响, 很难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葛　扬　李晓蓉:西方经济学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税收收入能力 篇9

2015年6月12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联合印发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该目录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该政策与原有《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号)相比较,主要是增加了对再生资源类的税收优惠, 给予相关综合利用资源及产品30%~70%的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

政策变招直击痛点

2008年底,我国曾出台《关于再生资源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7号),该政策规定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在2010年底以前, 实行先征后返增值税政策。 2009年按70%的比例退回给纳税人,2010年按50%的比例退还。2011年1月1日起全部取消退回。我国再生资源现行回收渠道从业门槛低且非常分散, 正规合法的回收体系尚未建成, 大量从事回收的个体商贩缺乏环保意识,因此针对回收环节的税收优惠并未有效解决大量货源流向非法散户的问题。此次政策将税收优惠的受益方变为拆解、利用企业,相比较再生资源回收环节,拆解利用环节有较高进入门槛, 从业企业经营规范、环保达标且具备一定规模, 行业集中度也相对较高。 因此我们认为本次税收优惠将有效引导再生资源向正规拆解利用企业流动,有助于我国建立正规合法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利好行业长期发展。

国内渠道最受益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主要向个体户进行采购,供应商难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回收利用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无法进行进项税抵扣。此次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后,以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为例,将至少提升盈利能力20%以上,正规拆解利用企业的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

再生资源税费历次调整见表1。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现行目录30%退税测算见表2。

元/台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盈利提升20%以上

2013年中再生营业收入为11.41亿元,净利润为1.34亿元,处理量为762.86万台,以此计算,中再生单台废旧家电收入(含补贴)为149.50元,单台净利润为17.55元。 由于中再生是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龙头企业,13年处理量约占官方总量的19%,因此我们 以中再生为例计 算 ,增资税退 税政策(30%)对企业盈利的影响。

假设中再生单台收入中包含的基金补贴为80元,故中再生单台废旧家电再生资源价值约为69.5元,如果这部分收入享受30%的增资税退税优惠则可增加盈利3.54元/台,盈利可提升20.43%。

税收优惠对中再生收入、净利影响的测算见图1。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见表 3。

备注:

1.概念和定义。

“纳税人”,是指从事表中所列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废渣”,是指采矿选矿废渣、冶炼废渣、化工废渣和其他废渣。 其中,采矿选矿废渣,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粉末、粉尘和污泥;冶炼废渣,是指转炉渣、电炉渣、铁合金炉渣、氧化铝赤泥和有色金属灰渣, 但不包括高炉水渣;化工废渣,是指硫铁矿渣、硫铁矿煅烧渣、硫酸渣、硫石膏、磷石膏、磷矿煅烧渣、含氰废渣、电石渣、磷肥渣、硫磺渣、碱渣、含钡废渣、铬渣、盐泥、总溶剂渣、 黄磷渣、柠檬酸渣、脱硫石膏、氟石膏、钛石膏和废石膏模;其他废渣,是指粉煤灰、燃煤炉渣、江河 (湖 、海 、渠 )道淤泥 、淤沙 、建筑垃圾 、废玻璃 、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产生的污泥。

“蔗渣”,是指以甘蔗为原料的制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纤维50%左右的固体废弃物。

“再生水 ”,是指对污水处理 厂出水 、工业排水(矿井水 )、生活污水 、垃圾处理厂渗透 (滤 )液等水源进行回收, 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并在一定范围内重复利用的水资源。

“冶炼”,是指通过焙烧、熔炼、电解以及使用化学药剂等方法把原料中的金属提取出来,减少金属中所含的杂质或增加金属中某种成分,炼成所需要的金属。 冶炼包括火法冶炼、湿法提取或电化学沉积。

“烟尘灰 ”,是指金属冶炼厂 火法冶炼过程 中 , 为保护环境经除尘器(塔)收集的粉灰状及泥状残料物。

“湿法泥 ”,是指湿法冶炼 生产排出的 污泥 ,经集中环保处置后产生的中和渣,且具有一定回收价值的污泥状废弃物。

“熔炼渣 ”,是指有色金 属火法冶炼 过程中 ,由于比重的差异, 金属成分因比重大沉底形成金属锭,而比重较小的硅、铁、钙等化合物浮在金属表层形成的废渣。

“农作物秸秆 ”,是指农业生产过程 中 ,收获了粮食作物(指稻谷、小麦、玉米、薯类等)、油料作物 ( 指油菜籽 、 花生 、 大豆 、 葵花籽 、 芝麻籽 、 胡麻籽等)、棉花、麻类、糖料、烟叶、药材、花卉、蔬菜和水果等以后残留的茎秆。

“三剩物 ”,是指采伐剩余 物 (指枝丫 、树梢 、树皮、树叶、树根及藤条、灌木等)、造材剩余物(指造材截头)和加工剩余物(指板皮、板条、木竹截头、锯沫、碎单板、木芯、刨花、木块、篾黄、边角余料等)。

“次小薪材”,是指次加工材(指材质低于针、阔叶树加工用原木最低等级但具有一定利用价值的次加工原木,按《次加工原木》(LY / T1369-2011)标准执行)、小径材(指长度在2米以下或径级8厘米以下的小原木条、松木杆、脚手杆、杂木杆、短原木等)和薪材。

“垃圾”,是指城市生活垃圾、农作物秸杆、树皮废渣、污泥、合成革及化纤废弃物、病死畜禽等养殖废弃物等垃圾。

“垃圾处理”,是指运用填埋、焚烧 、综合处理和回收利用等形式,对垃圾进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处置的业务。

“污水处理 ”,是指将污水 (包括城镇 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或达到相应的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直接排放限值的业务。 其中,城镇污水是指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 医院、商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 工业废水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允许排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废水和废液。

“污泥处理处置 ”, 是指对污水处理 后产生的污泥进行稳定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处置的业务。

2.综合利用的资源比例计算方式。

(1)综合利用的资源占生产原料或者燃料的比重,以重量比例计算。 其中,水泥、水泥熟料原料中掺兑废渣的比重,按以下方法计算:

1对经生料烧制和熟料研磨阶段生产的水泥, 其掺兑废渣比例计算公式为:掺兑废渣比例=(生料烧制阶段掺兑废渣数量+熟料研磨阶段掺兑废渣数量)÷(除废渣以外的生料数量+生料烧制和熟料研磨阶段掺兑废渣数量+其他材料数量)×100%;

2对外购水泥熟料采用研磨工艺生产的水泥, 其掺兑废渣比例计算公式为: 掺兑废渣比例=熟料研磨阶段掺兑废渣数量÷(熟料数量+熟料研磨阶段掺兑废渣数量+其他材料数量)×100%;

3对生料烧制的水泥熟料,其掺兑废渣比例计算公式为: 掺兑废渣比例=生料烧制阶段掺兑废渣数量÷(除废渣以外的生料数量+生料烧制阶段掺兑废渣数量+其他材料数量)×100%。

(2)综合利用的资源为余热、余压的,按其占生产电力、热力消耗的能源比例计算。

3.表中所列综合利用产品,应当符合相应的国 家或行业标准。 既有国家标准又有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相对高的标准; 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按规定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

表中所列各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如在执行过程中有更新、替换,统一按最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执行。

税收收入能力 篇10

一、城镇居民房贷还款能力模型的建立

(一) 城镇居民购房宅首付来源限制条件

按房贷规定城镇居民贷款买房需支付首付, 余款按揭支付。首付可能来源一是代际支付;二是亲友的无息借款;三是家庭购房前储蓄, 以上三项均不同程度地影响购房家庭的购房及房贷还款能力。

假设:C为欲购商品房的单位建筑面积价格, Q为欲购商品房的建筑面积, w为首付比例, 购房者首付代际支付率为gjs, 首付借款率为gjp。则有式 (1) 。

式中:Ph-平均核心家庭人口数, 可取3;

Cx (ti) -家庭储蓄占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函数Cx (t) ;

R (ti) -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函数;

ic-购买住房前平均银行储蓄利率;

t1-家庭购房前储蓄的年数。

(二) 城镇居民购房还款模型

需要偿付的款项主要有:亲友的无息借款;银行按揭贷款的本息。可能的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购房者家庭可支配的收入;年代际支付。

根据中国银监委规定, 借款人住房贷款的月房产支出与收入比应控制在50%以下, 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应控制在55%以下, 并假设如果超过此限制条件则会影响购房者的正常生活水平。

1. 城镇居民来自于亲友的无息借款还款模型

该部分借款虽无利息, 但要求的还款期限较短。其还款模型如 (2) 式所示。

式中:Tf-无息借款的归还期限;

Af-年等额归还的无息借款额;

其他符合同前。

2. 城镇居民购房分期贷款还款模型

该部分贷款按房贷规定应占购房总价款额的 (1-w) , 设年等额还款额为Ay, 其还款模型如 (3) 式所示。

式中:T-贷款年限;

id-房贷利率;

其他符合同前。

3. 城镇居民购房还款限制条件

根据以上阐述, 现假设购房者年等额还款额A, 购房者年度可支配收入Ah, 则有购房者还款限制条件, 如 (4) 式所示。

其中, A按 (5) 式计算, Ah按 (6) 式计算。同时需满足 (1) 式。

Ah可能包括两部分, 一是购房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 二是年代际支付, 如 (6) 式所示。其中, 年代际支付为年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性支出后的余额, 即父代银行储蓄部分, 并假设支付期限至父代退休为止。

式中:gjy-年代际支付率, 一般取100%;

Pj-上代平均人口数;

id-房贷利率;

tih-核心家庭第ih年人均收入;

tij-父代第ij年人均收入。

其他符号同前。

二、城镇居民购房还款能力模型分析

由于城镇购房还款能力模型较复杂, 限制条件、待定参数也较多, 难以获得房贷还款能力的解析解。因此, 本研究采用数值解, 即通过预先设置不同模型参数, 借助计算机模拟所设置的不同模型参数下的城镇居民购房还款能力, 不同模型参数对房贷还款能力的影响, 出现还贷危机的可能性, 并依此来研究在不影响城镇居民正常生活水平条件下最大可承受的房贷利率, 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购房还款危机, 并为进一步调整房贷利率提高科学的依据以天津市城镇居民购房还款能力模型实证分析为例。

(一) 数据来源

本实证数据均来源于天津市统计年鉴, 如表1所示。

(二) 模拟参数确定

为简化计算, 计算模拟参数取值分别为Pj=2;tih=3;w=30%;gjs分别取0%、30%、50%、70%、100%;gjs分别取0%、10%、20%、30%等;t1分别取1、5、9年;gjp可根据首付额、t1及gjp可以确定;法定退休年龄取60岁, 初次购房年龄为24岁, 年代际支付最高年限为10年, 最长贷款年限取36年。如果考虑核心家庭完全依靠储蓄支付首付, 则最长贷款年限扣除储蓄年数。房贷利率分别取5.22% (目前公积金房贷利率) 、7.83% (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利率) 、9%, 购房前家庭储蓄的银行储蓄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各年公布的1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计算, 由此可以得出核心家庭购房前不同储蓄年数所持有的银行储蓄额。根据计算结果2006年天津市城镇居民核心家庭仅靠银行储蓄不足于支付首付购房款, 仍需要代际支付或向亲朋好友借款支付部分首付。

此外, 根据天津市房地产市场统计资料, 截止到2007年10月24日天津市市区新建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6583元/平方米, 2006年天津市人均住房面积为26.1平方米, 则2007年核心家庭购房总价款为51.54万元, 首付款额为15.46万元, 按揭贷款部分为36.08万元。

(三) 模拟结果及分析

(1) 无年代际支付条件下的模拟结果及分析

依据建立的购房支付模型以及确定的参数进行计算机模拟, 表2至表4为贷款利率分别为5.22%, 7.83%, 9%, 不同代际首付、借款比例, 不同购房前储蓄年数, 且年代际支付比例为0%时的最大房贷期限内的平均年收入还款比。表5至表7为其相应的年收入总还款比超过55%的年数。

从表2及表5可看出, 在5.22%的贷款利率条件下, 平均年收入还款比均小于50%, 支付潜力较大;年收入总还款比超过55%的年数均发生在最初5年内, 其原因主要是gjs较低且购房时需向亲友借款 (最初的5年内偿付) 。因此, 造成最初5年内还款压力较大。考虑到公积金贷款支付潜力较大以及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 如果采用非等额支付还贷模式, 在整个还贷期不会发生支付危机。

从表3及表6可看出, 在当前商业按揭房贷利率条件下, 平均年收入还款比均接近于50%, 但均小于55%, 支付潜力较小;年收入总还款比超过55%的年数在6-8年之间, 且均发生在最初的8年内, 造成这种现象除上述原因之外, 还与最初8年内可支配收入不足有关。考虑到天津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 如果有一定比例的代际首付, 适当调整还贷安排, 也不会发生支付危机。

从表4及表7可以看出, 当房贷利率增至9%时, 各贷款期限内的平均年收入还款比绝大多数超过50%, 年收入总还款比超过55%的年数在9-11年之间, 且均发生在最初的11年内。

上述表明, 当房贷利率增至9%时, 如果没有代际支付, 会发生房贷支付危机;在其他代际首付支付比例下, 年收入还款比在50%左右, 但均小于55%, 仍处于房贷支付危机边缘。因此, 当房贷利率增加至9%, 会出现或者将要出现还贷危机。基于上述分析, 在没有年代际支付的条件下, 房贷利率不宜超过9%。

(2) 有年代际支付条件下的模拟结果及分析

表8及表9贷款利率分别为5.22%、7.83%, 不同代际首付、借款比例, 不同购房前储蓄年数, 且有年代际支付时的最大房贷期限内的平均年收入还款比, 其中年代际支付额为父代扣除必要消费性支出后的余额。

(四) 影响房贷还款能力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购房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模式、消费结构变动模式一定的条件下, 影响房贷还款能力的相关因素主要为贷款利率、贷款年限、购房前储蓄年数、代际首付比例、年代际支付比例以及首付借款比例。其中, 房贷利率和贷款年限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即房贷利率越高, 贷款期限越短, 其年收入还款比越高, 发生还款危机的可能性越大。

购房前储蓄年数, 代际首付比例、年代际支付比例、首付借款比例对还款能力也有重要的影响。购房前储蓄年数越长, 最长房贷期限越短, 年还款额越高, 年收入还款比越大。因此, 当房价持续走高时, 早买房比迟买房更有利。

代际首付比例、年代际支付比例主要是影响还款额。代际首付比例、年代际支付比例越大, 还款额越小, 年收入还款比越小, 越不易发生还款危机;反之, 易发生还款危机。由于年代际支付、首付借款还款安排的年限较短, 并且发生在最初的10年内。因此, 对早期年收入还款比影响较大, 特别是在还款初期年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时, 首付借款的还款安排可能会导致短期内年收入还款比超过55%, 从而出现短期还款危机。

三、结论与建议

经研究表明城镇居民购房还贷能力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购房总额因素之外,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房贷利率、贷款期限、代际首付比例、年代际支付比例、购房前储蓄年数以及首付借款比例。其中房贷利率、贷款期限与还贷能力呈强相关;代际首付比例、年代际支付比例、购房前储蓄年数以及首付借款比例对还款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且对初期还款能力影响较大, 甚至会导致短期还款危机。

基于天津市的实证研究表明, 2007年天津市城镇居民, 如果购房采用公积金贷款不会出现房贷危机;如果购房采用商业银行按揭贷款, 只要采用适当的还款模式也不会出现房贷危机;当房贷利率调至9%时, 如果没有代际首付支付及年代际支付, 则会出现还贷危机。未来的研究应对城镇居民购买模式、支付模式等进一步进行调查以获取更详细的模型参数, 同时还应针对不同收入家庭建立相关模型以便于研究不同收入家庭可承受的贷款利率, 并为制定分类房贷利率和利率调整提供更为可行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李爱华, 成思危, 李自然.城镇居民住房购买力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 2006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