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伦理问题（通用6篇）
医患关系的伦理问题 篇1
语言在医患交往中承载着重要的道德功能,美德伦理的失范、医患交往地位的失衡、道德陌生感和不信任感的产生等问题对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美好的道德语言所展现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医务人员的医德认知、情感、信念、意志、行为习惯的综合体现,因此良好道德语言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医德教育、医德评价和医疗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医务人员伦理语言养成的对策建议。
1 教育应关注道德的品塑功能,建立个体性与共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
道德教育,不只是要使人们懂得是非荣辱,而是要将外在的他律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信念,形成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如果说,人们运用社会道德评价的褒惩作为对医务人员个体道德的外在调节的话,那道德教育即以滋溉的方式在一个人道德观念形成的内在约束和调节上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和思想,道德人格是道德品质的外在显观,而道德教育的作用就表现为它能够提升个体人的道德品质。
1.1 要在教育理念上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
古人云:“积善成德”,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阐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
教育能使人走出蒙昧、走向智慧,从而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凡科学都需与人性相通,都应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医学尤甚。医生作为医学科学的践行者,理应人性丰满,因此要在基础教育中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理念,使人认识人性、完善生命、体验生活、提炼德性。医务人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医务工作者。访谈中,有医生提到,“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应多点时间生活,学会生活的人才可能理解人的内心。比如,患者可能会问一些饮食禁忌,但不经常做饭的大夫,对此问题的理解就可能不太深刻。”医务工作者只有对人生的酸甜疾苦有鲜活的体验和认识,对生命有基本的尊重和敬畏,才会对自己的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患者是“人”,而不是“器”,他们需要获得最起码的尊重与关怀,而人性丰满的医生则会关注心灵、洞悉人性,对待患者的真情和善意也会在其言行举止中自然流露。
1.2 要在医学院校的教育中注重“医学人文”的教育
医乃仁术,医德与医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对医术的培养同等重要。1999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着手制定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将其分为7个宏观的教学结果及能力领域,其中就包括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并明确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1]2001年,《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1-2015)》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医学教育体系,“要在医学教育中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2008年教育部、卫生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提出三大目标:即为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3]2009年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若干意见》提出了“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要将德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4]但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灌输和意识形态的掌控,而相对忽视了人格品德、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研究表明,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存在重专业轻人文,人文教育内容薄弱,教育形式单一,评价标准单一等现象。这使得部分医学生人文知识缺乏、人文精神缺失,思维模式简单。[5]此次访谈中,部分医生和患者也认为医学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培养医者关怀心的人文课程,导致有些医务人员缺乏关怀心,对患者的担忧、焦虑与痛苦不闻不问。
注: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
注: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
因此,医学院校在提升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其“医学人文”的教育。此阶段的人文教育不仅要结合医学职业的特点更需要关注培养的内容和方法,使其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信念。如台湾慈济大学开设的解剖课程即是将“敬畏生命”的教育与医学解剖技能的教学有机结合。解剖教学所用的尸体被尊称为“无语良师”、“大体老师”,学生事先了解“大体老师”的生平事迹并为其制作简介,课程开始前开追思会,课程结束时缝合尸体并火化,记述与“大体老师”相处的学习心得等,这一教学过程使学生学到的不仅是人体解剖的知识技能,更多的是领悟到做人的根本和为医的基础,即对生命的尊重。
1.3 要在医院的环境中秉持“职业终身”的教育
医务人员的职场语言其内涵以医德修养为支撑,外在以礼仪规范为显现,需要表里如一,内外兼修。而医德修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医院作为医患关系产生的地方及医务人员的工作场所,理应承担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以便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创造良好的环境。医院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一方面应加强人文环境的建设。医院的人文环境、氛围对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医德名言、警示语,道德模范人物的塑造,医院内刊报纸的宣传以及促进人文精神建设的活动等,对于身处该环境中的医务人员都是对其心灵的熏陶与净化。另一方面,应形成尊重医者和患者的氛围。[6]医院管理者应从实践层面主动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将医院上下级关系中、医际关系中的良好氛围推及至医患之间。本次调查中,有79.8%的医务人员(即393人)表示直接上级对自己的关怀和体恤情况很好或较好,总评价得分为4.25,分值较高,说明他们感觉上级对他们的关怀或体恤情况较好。对同事间人际关系评价为“很好”和“较好”共有458人,占到了总数的93.1%,没有人认为同事间人际关系“较差”或“很差”。总评价得分为4.41,分值较高,说明当前医际关系合作友好。见表1-4。在这种和谐的工作氛围下,医务人员应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为患者提供舒适、和谐、愉快的人际环境,以产生良好的心理支持,为医患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打下基础。
2 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注重“习惯成自然”的职场道德语言的养成
一种道德语言在特定的情感场合中长期的多次使用,使它们日益形成或褒或贬、或抑或扬的道德氛围。对医务人员来说,这些语言的使用,一开始是他律的,但慢慢的在使用中被承认和接受;而后受到语言规则的巩固,习惯成为自然。
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营造出温暖的、和谐的语言交流氛围。当前,医院在文化建设上,较多地关注物质文化即“硬件”建设,对于语言方式文化中的“软件”即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细节文化关注不够。正如2011年1月陈竺部长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二五’期间,国民健康问题更加复杂,居民医疗保健需求更加多样化,对卫生服务的要求更高、更敏感。……医疗卫生发展仍不同程度存在重治疗、轻预防,重规模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精细化管理和机制转换,重技术服务、轻人文建设等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医院应该从关注病床、设备和道德规范的制定转变为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关注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的语言和身姿语所承载的道德功能,注重其良好语言习惯的培养。本次调查数据表明,医务人员近两年内分别有71.1%和59.5%的人接受过言语和肢体语言沟通的培训,均为1~2次。其中,言语沟通的培训较多,并且护理人员接受到的培训均比临床医生多。如表5-6所示。
注:经秩和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H=28.922,P=0.000<0.05
注:医方缺失4份,患方缺失4份
由此可见,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语言的培养应引起重视。医务人员的医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其道德语言习惯的养成,需要医院提供良好的培养,加上道德规范、语言规则的强化,使其转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形成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语言交往方式。
3 媒体应关注道德的激发功能,明晓语境中的“善”的道德术语与心理支持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都不是孤立的,都要与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医务人员亦是如此。在医务人员的职场生活中,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他人评价的影响,从而会在“善”的语境中与个人心理赞成之间或在“恶”的语境中与个人心理厌恶之间产生一种比较稳定的联系。这是因为,道德判断不仅具有表达判断者情感的功能,而且具有引起、改变接受判断者的情感、态度的功能。媒体要知道“道德判断”的情感作用,实际上,媒体表达“某某是白衣天使”或者表达“医务人员都成为白衣天使该有多好啊!”等等道德评价和愿望时不仅仅是在作陈述,而是在表达一种愿望,它能够起到影响接受者道德情感的作用。如果医务人员听到的总是指责,就会产生道德的负面情绪,使医患关系更加对立。从学理上说,伦理学注重道德情感上的“引导”,而不是靠命令让人们改变态度或者产生相应的情感。
3.1 应以积极正面的宣传引导医者从“善”如流
一方面应树立典型,重视对道德楷模的宣传。医德理想人格是医务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典范,古往今来,医疗界内的道德楷模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员。树立榜样人物,以激发医务人员的敬慕、向往之心和学习热情,用具体的事迹感染他们,这些完美的人格会激发起人内心的信念,以支持其不断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另一方面,要不吝褒奖,注重报道辛勤工作的医务人员形象,关注医务人员的心理,给平凡岗位上的医务人员一些关怀和理解。城市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承担着“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的诊疗工作。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是他们的普遍状态。尽管如此,大部分医务人员仍几十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可以说,医疗行业相对于其它行业,更需要奉献精神。因此,媒体应对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辛劳与付出多一些肯定,对其面对患者时在所难免的语气“平淡”、“无奈”多一些体谅和包容。舆论多一些善意的评价,医务人员的内心将多一份坚持的力量。
3.2 应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增进患者对医者的理解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日益增高,同时患者的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医疗一旦出现不良结果,往往就会引起关注和究因。访谈中我们发现,部分患者持有“无论治疗结果怎样,医生都应该承担责任”、“去医院就是为了治好病,医生同意治就应该治好”的观点,而问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医生自感压力很大,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医疗风险高”和“患者要求高”。而社会对于医务人员医德的评价常常会受治疗结果的影响,一旦出现不良结果,患者首先倾向于怀疑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和关怀心。此时,如果媒体的报道不真实、不客观,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深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误解和不信任。医学是一门探索性、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旧的疾病被攻克,新的疾病又会出现,要求医生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康复如初,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效果是受多方因素影响的,如:医学科学本身的局限性,患者个体体质的差异,病情的严重程度,医院的技术水平等。治疗效果不佳往往不是因医务人员责任心缺失导致的。因此媒体在报到时应充分了解事实,尊重事实,全面、客观地报道事情的发展及原因,让社会了解医学的无奈,让人们用宽容心态看待医学。就像一位医生所表达的那样“要让患者感觉到医生的责任心,媒体首先不能误导患者,不能宣传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不能有太多负面报道,对于医务人员的惩罚应尽量限于行业内部”,媒体对于医疗界的“批评性的报道要以事实为依据”“应该考虑到其报道的后果及影响,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多侧面、多角度、多变量出发,善始善终,负责任地做好后续报道。”[7]
3.3 应为医患交往营造“善”的氛围,促使医患双方建立尊重与信任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表现。调查发现,只有7.6%的医方和8.5%的患方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而问及“希望医患间是什么关系”时,分别有41.2%的医方和30.0%的患方都希望医患间是一种信任托付的关系。如表7所示。
城市医院中医患交往是在一种“陌生人”环境中开始的,医生对将要诊治的患者的家庭、职业、病史、性格等都不知晓,患者对将要托付健康的医生也基本没有了解。医患双方交往的情感基础只是来源于一种抽象的对于医患关系的整体印象和感知,而这种印象和感知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的舆论氛围,它对于医患间的语言交往有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舆论对于医患信任感的建立负有重任,信任和尊重是交往的基础,医患间美好道德关系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医德教育的基点是他律,它主要是抓认识,解决“知”的问题;而医德认识需要内化为道德品质才能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因此还需要医务人员主动修炼,通过实践、思考,将外在他律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医德的践行需要医务人员的自律起作用,在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中提升语言修养,促成其道德语言由实然、适然到应然的转变。让语言在医务人员的知行合一中展现出独特的道德魅力,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坚实的道德情感基础。
摘要：通过对医务职场语言所处的道德环境及凸显的伦理问题的分析,积极探索关于构建医患良好道德关系的伦理对策:一是从道德教育层面,关注道德的品塑功能,建立个体性与共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包括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注重“医学人文”的教育,秉持“职业终身”的教育;二是从道德习惯的培养上,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注重“习惯成自然”的职场道德语言的养成。三是从舆论评价上,媒体应为医患交往营造“善”的氛围,促使医患双方建立尊重与信任。
关键词：医患关系,实地调查,医务职场语言,伦理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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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的伦理问题 篇2
[摘要] 在抗击非典中医患之间形成了超越现实社会环境要求的亲人加战友般的关系，医务人员以可歌可泣事迹重塑“白衣天使”崇高形象，受到社会赞扬和爱戴，改善了医患关系。抗御非典折射出新世纪义务道德的精髓。“非典”的出现使医患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也使人们对如何改善医患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伦理问题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
[关键词] 非典；医患关系；伦理道德
猪流感来了，来势汹汹。短短几天，整个地球都感到了恐慌，让人不禁联想到2003年的非典。在“非典”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斗中, “白衣天使”与“非典”一样成了备受关注的高频词,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面对防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大医务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舍生忘死,竭尽全力地抢救患病者。人们在把泪水和崇敬撒向医务工作者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我国的“医患关系”,引发我们对于“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进行新的认识与思考。一． 继承和弘扬了优秀的医德传统
医者必须以病人的利益为根本是历代医家都强调和重视的医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非典”时期,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发起的疯狂进攻,站在“非典”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英雄气概,比战争年代那些舍生忘死的先烈毫不逊色;在灾难面前他们忘却了物质诱惑,用无声的行动向人们诠释着他们的职业内涵,弘扬了医学人道主义的医德传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传统医学伦理之真谛:“医之处世,唯以救人,非为利己,乃业之本旨。不思安逸,不图名利,唯舍己以救人,保全人之生命,医疗人之疾病,宽解人之苦难,其外非所务也。” 二．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因素是伦理问题
医疗纠纷历来存在。然而不良社会风气侵入医患关系,医患人员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倾斜,随之而来的是医患矛盾愈演愈烈。一些医护人员的道德缺失,过于注重实利,淡泊了医者的职业道德,收入第一,金钱至上,医生在执业时态度生硬,不体恤病人,收红包、拿回扣,收礼受请;医院管理混乱,法律道德意识淡薄,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凡此种种,导致人们怨声载道。人们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已丧失了信心,认为道德的“软约束”对于保护自己的权益已无能为力,转而纷纷从法律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医患关系。而随着有关医患关系的立法日益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愈来愈高,但医患关系却没有因此得到根本的好转,甚至更加激化。“非典”时期医患关系空前好转证明,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医疗纠纷的主要因素是伦理问题。当医患关系因医务人员的道德缺陷而发生冲突时,仅有法律和经济的手段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医患冲突,使医患关系根本好转。这是因为伦理道德观念是医患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来源, 尊重和维护人的生命、促进人的健康是医学道德的根本,其对调整医患关系和约束医患关系的范围远比法律广泛得多。而且医患之间良好的道德关系对于增进医患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缓和医患冲突,更好地处理医患纠纷有着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而且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的伦理道德及由其建构起的人的是非标准和内心信念,是维护、加强和实施法律的重要基础和精神力量。由此可见,伦理关系是医患关系的重要特征,高尚的医德是维持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否则,单靠法律处理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是苍白无力的。因此,一味注重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而忽视医患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只能使医患关系走向死胡同。
三．为认识和改善医患关系带来新的契机 1.医患之间从误解到充分理解
在医护人员以自己的生命对抗SARS病毒时,保护医护人员的生命成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命题。尽管与生命比起来,经济补助、子女升学、职称评定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充分体现了广大公众对医护人员及其职业的理解和爱戴,支持和理解的新型医患关系得到重塑。2.医患关系从偏激到理性和谐
（1)“非典”时期,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们对医学科学的认识更趋理性,从而走出医学已经无所不能的思想误区。尽管现代医学科学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增强了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能力。然而,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疾病、疾病机理和疾病治疗未被医学科学完全认识。人的疾病是复杂的、多样的、不断发展的,新的疾病不断出现(如艾滋病、疯牛病等),旧的疾病也有新的变化,疾病的发展又总是比医学的发展“先行一步”,这些疾病从发现到找到治疗方法往往需要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医务人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采用,只能用效果并不明确的常规手段缓解病情或“铤而走险”大胆使用新的治疗方法, 其风险性可想而知。(2)“非典”的出现,将使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医疗风险及其原因。2003年5月3日通报的疫情中,全国3971个病例中, 医务人员有810例,甚至有段时间一线医务人员感染率达30%,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使人们认识到医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医生同样面临“非典”病毒侵袭下的人身安全风险。“非典”面前“,白衣天使”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侵害,甚至成了这场战争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面对疾病的侵害,医务工作者倒下了。一时间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备受关注,也促使人们对医疗风险有新的认识,灾害性后果的产生与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可避免性,是医者能力不能及的遗憾,故这种损失无论多么严重都不是医者的责任。因此,我们要树立“看病要担风险”的风险意识,把医疗风险一味归因于医院和医务人员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理性地看待医疗风险,将有利于消除医患之间由此导致的误解和医患纠纷,从而建立更趋理性信任的医患关系。
四．“非典”过后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非典”的出现,对于修正医患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未来的医患关系却不容乐观。人在危难的时候,会寻找他人的帮助,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依赖和信任。而当危难过后可能会随之改变甚至消失。因为医患毕竟是两个利益主体,很容易产生矛盾, 非典期间，医生被奉为“白衣天使”，非典过后立即贬为“白衣狼”。
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在“非典”过后继续培育理解信任是医患之间“隐性合同”的一部分,是良好新型医患关系的前提和重要特征,是医疗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信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它难以获得,却容易失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非典”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一大批优秀医德的实践者，出现了近年来医患关系少有的和睦景象。但是非典过后，人们冷静的头脑就有了发问：这种和谐能存在多久？近日，对医疗行业的批评之声渐渐鹊起。“现在的医患矛盾实际上是患者与体制之间的矛盾。”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的一句话说透了不满的本质：不解决根源问题，只靠一次突然而来的非典，医患矛盾不可能真正缓解。
医患关系的伦理问题 篇3
“媒体不应鼓励仇恨”———新闻人对杀医案的反思
3·23事件中, 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无辜惨死, 另外三名医生不同程度受伤。此前不到半年, 则有北京同仁医院女医生徐文被患者砍成重伤, 面对这一系列涉医血案, 在全社会的震惊、呼吁和反思中, 新闻媒体也自发地展开了深刻的新闻职业伦理反思。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勇敢地承认, “杀医案:我们可能也是‘凶手’!”在3月26日晚上的“新闻1+1”节目中, 白岩松深切检讨了媒体自身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自身也要反思, 我们传媒人恐怕也有责任, 在过去很多的事件当中, 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哪儿有问题就批评什么, 而不是在报道当中去有意识地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在确立一种仇恨, 甚至在鼓励一种仇恨, 我觉得从此之后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显然, 这不是白岩松一个人的忏悔, 而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的良知回归。至少应该是面对惨案后, 中国所有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该固守的一个职业行为底线:媒体再不能鼓励仇恨!
3月30日, 《人民日报》也刊出一篇访谈形式的长文, 检讨媒体在医患关系报道中的责任和未来应有的做法。该文坦陈:在过去一些年中, 媒体的相关报道对于持续恶化的医患关系, 一定程度上属于“火上浇油”: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 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 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 “缝肛门”、“八毛门”等, 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如此坦诚的反省和自责, 也再一次证明了央视和白岩松所确定的行为底线的必要性, 即“媒体不能鼓励仇恨”。而且, 《人民日报》的文章在认同这些“底线”和“禁区”的同时, 还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追求的目标和应该恪守的报道原则, 也就是媒体对于社会和谐、对于医患关系改善所应负的道义责任:“多传递温暖和希望, 少传递冷漠和绝望”。具体地说, 就是在对待类似医患关系等敏感话题时, “更应该以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作为报道取向的依据,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能看人下菜碟儿, 人为地偏向于任何利益相关方。作为有社会责任的媒体, 应该准确、全面、客观报道事实, 不去人为夸大。”
综上所述, 实习医生王浩的无辜惨死以及白医天使们的愤怒呐喊, 让新闻界陷入了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些思考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 新闻媒体不能为了迎合受众情绪和吸引眼球, 就去煽动仇恨和对立;
第二, 新闻报道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 公平地对待各方利益诉求,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第三, 善待社会, 应该“多传递温暖和希望, 少传递冷漠和绝望”。
其中第一点属于新闻界的“底线伦理”, 是禁止性的要求。违背这一点不仅会受到舆论的指责, 还要接受法律或纪律的处理。比如针对央视披露的个别媒体报道深圳“缝肛门”事件存在失实的问题, 署名“怡然”的作者即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 要求对莫须有的“缝肛门”报道进行责任追究, 并且严肃指出, “对‘缝肛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也须开展一个全面调查, 寻找根源, 分清责任, 引出教训, 否则真对不起虚假新闻的受害者, 也对不起公众和舆论。”[1]第二点属于新闻业务规范, 是新闻能够取信于社会, 新闻界能够自立于社会的根本前提, 当然它也应该成为新闻人的道德追求。第三点共识, 则是要求回归于正面报道的原则。即多传播优点和成绩, 少报道消极面或者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上述反思及成果难能可贵, 但是否从此媒体就能以此自律, 一改以往的积弊呢?显然还无法确定, 所以首先要将反思继续深入, 要看到罔顾公益无视社会责任才是当下媒体的根本问题, 其次要力争从体制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确保媒体将践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这样, 由杀医案引发的反思才能真正汲取教训, 使危机变为新闻业的转机。
责任意识缺失———当下媒体问题的根本症结
以央视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伦理反思, 已经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问题。其实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正是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包括炒作医患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症结所在, 新闻操作中的不理智、不客观现象及危害, 其根源都在于此。媒体的反思只有由此深入, 才可能有助于解决当下的问题。应该明确, 新闻不仅要坚持客观报道和正面报道, 更要重的是负责任地报道, 即从有利于社会的角度去报道。
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 美国学者们就提出了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理论”, 其针对的恰是美国媒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和积聚的问题。当时美国报刊已经走过了近250年的历史, 其间先是在建国初的五十年里, 媒体成为政党间相互攻讦的工具, 沦为“新闻史上的黑暗时期”。1830年代走市场化路线的“便士报”曾一扫积弊, 使信息提供和娱乐消遣成为报刊的主要内容。但市场化经营运作很快就使媒介走上了耸人听闻一味逐利的道路,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年流行的这类黄色新闻, 被指为“没有灵魂的新闻”, 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像普利策和享利·雷蒙德等报人都在那个世纪之交, 即开始倡导对社会尽责服务公众的新闻业, 强调报刊“不能污染早餐桌布”。
社会责任理论则将普利策的理想系统化了。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形成的著名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 一方面坚持维护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理念, 要求报刊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另一方面是当时急于强化的方面, 即新闻界要对全社会负责, 要反映出社会各个集团的典型画面, “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 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的前后联系之中”, 报刊还要“完全接近每日的信息”, 并且应该能够“提出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
社会责任理论问世后, 很快赢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普遍认同, 而且随后便风行西方各国媒体, 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的主导性理论[2]。这种理论扼制了传媒张狂的逐利冲动, 缓和了媒体和社会之间的张力, 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与此同时, 也锻造了一批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媒体。
反观中国的新闻媒体, 在抵抗外敌和建立新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 均能感应责任与使命, 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 其信息产业属性得到了认同, 媒体自此成为政治引领、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的全方位提供者, 社会价值进一步彰显。
但由于市场化经营的不断推进, 媒体公益服务和自身赢利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 以至于封口费、低俗化、假新闻和误导受众价值观等问题不断涌现, 由此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以医患关系的报道为例, 在缝肛门事件报道中, 媒体屡次三番置医生解释和专家鉴定结论于不顾, 一味地迎合社会刻板印象, 偏执地炒作新闻, 最后弄得当事的医患双方两败俱伤, 留下一声叹息。同样地, 在“八毛门”事件中, 媒体偏听偏信, 视医生的科学诊断为谋财借口, 以猜疑和想像为依据进行选择性报道, 妖魔化医院和医生, 并以此吸引眼球, 以正义之名而行自己之私。
凡此种种弊端, 均可视为争一己之虚利浮名、罔顾事实真相与社会责任的行为, 都应认真借鉴社会责任理论之细致要求。要心存敬畏, 强化认识, 付之实践, 并持之以恒。如此方能回归媒体公益本位, 以期大有为于社会与民生。
公共利益:媒体行为选择的根本指针
社会责任, 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 可能表现为互不相同的使命与任务。比如致力于思想启蒙、进行反侵略动员和组织经济建设等。但抛开具体形式, 社会责任又总是要求媒体站在多数人利益方面, 感应时代趋势的召唤, 而展开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一句话, 媒体的责任, 就是发挥其公益性质, 始终维护公共利益。这一点, 恰是媒体各种具体新闻报道活动的行为指针, 是在复杂的利益冲突和话语争斗中最需要恪守的底线。
“职业行为的崇高标准, 是要求献身于公共利益。”[3]离开了这一条, 其他漂亮的修辞和决心, 都可能成为一种形式, 甚至是遮掩。
比如“多传递温暖和希望, 少传递冷漠和绝望”的愿望, 完全可能导致媒体从此回避实践中的问题和矛盾, 而只选择积极的正面事件进行报道和宣传, 像医生医术精湛关心患者, 患者深怀感恩全家致谢等等。如此一来, 媒体也就失去了守望社会的职责, 而大量的矛盾则被放任和无视, 这当然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坚持舆论引导和客观报道, 这本身就是媒体面对的一对冲突性义务。但这两者统一于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属性。客观报道是负责任的媒体题中应有之义, 但立场鲜明地引导舆论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因为其出发点是维护公共利益。是客观报道还是积极引导舆论, 完全应以公共利益为转移。在捍卫公共利益时便无须再顾虑所谓“偏袒一方”的指责。正如在反对强拆的多数居民和肆意枉为的开发商之间, 媒体选择旗帜鲜明地站在百姓一边一样, 立场分明才是守望正义。
即使新闻报道一定要遵循客观平衡原则, 但是媒体还可以以评论的形式来公开支持冲突的一方而批评另一方, 只要它言之有据就无可厚非, 当然前提是它早已站在了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上。
所以在面对医患纠纷类敏感事件时, 新闻不仅要坚持客观报道, 更重要的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 进行负责任的报道和舆论引导。客观性是新闻报道的原则, 但新闻业反对的只是昧于私利或者哗众取宠的不客观和不公平, 而不是反对不客观和不公平本身, 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不客观不公平不仅不应反对, 甚至应该大力提倡。只是此时它不应再称为不公平不客观, 而应看做是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正义, 或者是为弱势群体仗义直言, 也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公共性公益性不仅是媒介特权的依据, 还是衡量其一切行为正当与否的指针。明乎此, 在面对医患关系这一敏感话题时, 就不能仅止于一般的客观报道, 我们完全可以以捍卫公众利益作为出发点, 凡是有利于医患关系改善的措施, 有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办法, 有利于医生专心行医的行动, 媒体就应大力报道, “多传递温暖和希望”。反之, 任何损害医患关系, 容易引发医患纠纷的体制、加重医生患者负担的现象, 媒体均应不避艰险大力挞伐, 直至促成其最终改善。哪怕这一过程中向少数个人或机构“传递了绝望”也绝不罢休。因为只有这样, 媒体才能全方位地彰显自己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怡然:《莫须有的“缝肛门”亦应追责》, 《新民晚报》2012.2.29
[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 (第三版)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8
现阶段医患关系的问题与对策 篇4
医患关系指以医生为主体的人群与以病人为主体的人群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许多冲突,期待着新一轮的调整。认真反思现阶段医患关系中的问题与对策对协调医患关系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1 现阶段医患关系中的问题
1.1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中国社会群体中向来最缺少社会保障的农民,却受着当时被国际上视为奇迹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护。建国后国家有关部门为农村卫生院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从而夯实了三级医疗预防保健体系的基础。农民到城市医院治疗,住院后若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可以采用“挂帐”的方式赊欠。至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工人和党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享受到的医疗保健待遇比农民就更要优越得多。在具体操作上,他们发生的门诊和住院费用均采用记帐单记帐和转帐的方式来结算,病人到医院看病在经济上几乎无任何后顾之忧。从医疗机构来看,计划经济时代不但医务人员的工资,而且连设备购置、基本建设等费用也由政府支付。职工的个人收入也由卫生主管部门控制,与医疗机构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对医疗机构的财政拨款逐年递减,由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再由差额拨款到专项补助。在经济条件差的地区,连专项补助也没有了,许多医疗机构的补偿渠道基本上是靠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这两块来支撑。前者因物价部门的严格控制和价格体系不尽合理,导致医疗服务价格无法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后者又因管理不规范,从而为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1]。
1.2 政府投入与目标的异位
社会的发展包括环保、医疗、教育、退休养老、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相对忽略了以医疗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建设。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一般在5%~7%,如美国2003年为16%。200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包含政府支出、企业支出和个人支出)虽已达到GDP的5.42%,但中央财政投入的卫生经费和公费医疗仅占卫生总费用的15.2%,社会卫生支出占26.5%;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58.3%。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央财政预算中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到20%,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即从1995年的17%一路下滑到2000年的14.9%;而同期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则由50.3%提高到60.6%,5年上涨了10个百分点[2]。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卫生主管部门已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仍然有很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矛盾直接转化成医患冲突,医院成为冲突的发生点。
1.3 媒体的过度炒作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媒体为了维持和增加本媒体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以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治安、环境、教育、医疗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以医疗问题涉及面最广,受众面最宽,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而成为媒体报道的首选对象。
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但在一些媒体的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4 患方权利和感受意识增强
1.4.1 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
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顾客是上帝”这句商业活动中的口号,被有些患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认为医疗活动中也应“患者是上帝”。
1.4.2 健康意识加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治都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就更高。实际上就医疗工作而言,仍有许多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每一个患者身体和心理的个体差异,也必然影响每次治疗的效果。
1.4.3 患者对医疗过程的参与意识加强。
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信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也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
1.5 医护人员法定收入与付出的落差
1.5.1 医护人员收入偏低。
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3]。
1.5.2 医生工作量大。
但并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的工作负荷就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5~6分钟[4]。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2 对 策
社会、政府、媒体、患方和医方5大因素导致目前医患关系处于相对矛盾而对立的阶段。要积极改善这种对立的现状,缓和日趋激化的矛盾,需要多方努力。然而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政府因素、媒体因素和患者因素都属于不可控因素,医院管理者无法改变和操控,可以做的只能是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医院的内部管理,缓解医患矛盾。
2.1 保证医患沟通渠道的畅通。
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科学知识和技能,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不断转变观念,提高与患者进行语言沟通交流的能力,使他们敢于沟通,善于交流,既掌握原则性,又把握灵活性,把患者当作亲人,多一些耐心,建立融洽的朋友式的关系,不断赢得患者的信任和理解。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处于主动地位,患方处于被动地位,要时时掌握主动权,有针对性地引导,做到有的放矢。
2.2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沟通的前提。
医疗服务质量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是检验和衡量医疗服务工作的试金石,是医疗发展的生命线。加强医患沟通,核心是要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不仅依靠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医疗道德、医疗设施,而且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得到患者的配合和支持。而要得到患者的配合和支持,就要加强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使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诊疗方案、费用、效果有所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医患沟通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保障医疗安全非常重要的前提和环节。
2.3 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疏导。
在医疗工作中,患者复杂的心理变化是医患之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患者会遇到许多困难,有些困难会使患者产生难以自控的情绪和过激行为。尤其是绝症、严重伤残以及期望值过高的患者,当发现自己无法实现预期要求,又无法摆脱疾病的痛苦时,其心理负担过重,埋下了发生矛盾的隐患。当患者需要把心理压力发泄出来时,首当其冲的是医务人员,此时医患关系的紧张、激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时作为医方,必须冷静,在诊疗患者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以求得患者的理解与配合,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减少误会,扫清心理障碍,形成共识。这也是心理治疗的重要内容之一。
2.4 讲究医患交往的技巧。
在医疗工作中有的医务人员从未与患者发生矛盾,而有的却时有发生,这是交往中的语言技巧与心态问题。医患交往中语言技巧非常重要,牵涉到医生的基本素质,细心地观察、耐心地倾听、敏锐地交谈、热情地鼓励、认真地解释等技巧,这些在沟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患者反映喜欢听某某医生的话,就不喜欢听某某医生的话。这就是交流的技巧,包括语言中的语调、音量、音频、音质都有关系。所以光有好的出发点而没有恰当的方式,往往达不到好的效果。
2.5 注意医务人员的形象和礼仪。
医院的环境,医务人员的仪表形象,能给患者产生第一印象,优美的环境给患者增加舒适感,医务人员良好的仪表仪容、言谈举止等形象,能给人舒适感。医务人员对患者合适的称呼是建立良好沟通的开端。患者对热情、开放、真诚、幽默、可信、忠诚、责任性强的医务人员充满尊敬和信任。而往往讨厌虚伪、不尊重人、自私、嫉妒心、固执、骄傲、冷酷的医务人员。在与患者交往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注意随机应变,让患者有思考的余地,并觉得对他有利。与患者愉快的告别相送,可为今后的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6 不断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卫生改革,在医疗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使不同所有制都有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医务人员有压力感、危机感,正确把握不善待患者的后果,真正实行优胜劣汰、奖好惩差,以不断纯洁医疗队伍。
2.7 不断完善卫生法规和制度。
在医患双方,都有共同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各方都要遵守卫生法规。在医务人员自身素质提高的前提下,卫生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必须的。要有统一的、有说服力的、比较公正的、有权威性的、真正能起到约束医患双方和解决矛盾的法规。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应该严格执行,这是确保医疗服务质量的法律基础。另外,还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实际加强我们的管理体系建设。
2.8 建立“病人投诉管理系统”。
医疗纠纷小则扰乱医疗工作秩序,大则影响医院的声誉,严重的甚至导致医院关闭。由艾力彼管理顾问公司创立的“医患危机预防模型”强调危机预防机制。现在大部分医院对医疗投诉和纠纷的处理,都是采取“灭火行动”。医疗纠纷产生了,处理人员就事论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处于被动的应急状态。根据危机管理“预防为主,处理其次”的原则,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医患危机预防模型”在患者不满或投诉刚产生时,就主动进行监控管理,“防患于未然”,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危机的出现或缩减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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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珊,等.新形势下加强医疗质量的探讨.医学与哲学杂志,2004;25(9):38.
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篇5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 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因此, 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 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和肯尼思·阿罗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六十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 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 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 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七十年代以后, 乔治·斯蒂格勒、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 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 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 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 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也是交易契约设计的最基本原因。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在信息经济学中, 一般将交易中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 而将不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主要是人们知识水平高低不同和分工与专业化。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即代理人为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种行为在理论上就称作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该理论认为, 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 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 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 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 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二、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的类型及表现
在医学诊疗过程中, 医患双方存在着医疗信息分布和掌握的不对称, 这是医疗市场的重要特征。医患关系就是处于信息劣势方的患者付费, 委托处于信息优势方的医生代理其诊疗措施, 并根据医方治疗态度和结果给予一定报酬作为代理成本。相对于患者而言, 医务人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由于医务人员对医疗信息具有垄断优势, 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现象。
(一) 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指委托人无法识别潜在代理人的条件禀赋时, 越是劣质的代理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代理人, 最终导致劣者驱逐优者, 总体经营者素质、能力低下的现象。从理论上说, 医疗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应该程度较轻。因为医疗市场并非完全开放的市场, 医患双方均无法自主定价, 而且医院本身就是分级管理的, 并且医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是各行业中最为规范的, 已经向患者传递了部分判断优劣的信息。但患者往往还是会逆向选择了医疗技术条件差、医疗费用高的医院。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会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在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有些医疗技术质量比较低的医院会通过虚假广告宣传等形式将其真实信息掩盖起来, 夸大宣传自己的医疗服务质量一流, 利用病人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及求医心切而上当受骗。加上医患关系的不和谐, 使得患者无法仅仅凭借医院分级作为识别医院优劣的手段。部分新闻媒体对非营利性医院医疗纠纷进行夸大、不客观的、甚至是失实地报道和对部分营利性医院医疗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认定不够, 加剧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二)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代理人签订合约后采用隐藏行为, 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信息不对称, 给委托人带来损失。由于道德问题的产生具有可能性, 所以就有可能给医方带来应承担医疗道德责任的风险性, 如医生缺乏责任心所引发的医疗事故或由于医生滥用药物所引起的药源性疾病等。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具体的医患关系上, 一般患者缺乏医疗服务知识, 他无法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 需要接受什么治疗, 花多少钱才能治好, 从而也无法判断自己所接受的治疗是否是最恰当的治疗方法, 也无法判断自己支付的是否是合理的价格, 只能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一切听从医生的安排。同时, 患者对医生的专业特长、技术水平等缺乏了解, 不容易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医生。再者,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医院的管理信息、经营状况也缺乏必要的了解, 这就可能给乱收费行为以可乘之机, 而且不利于患者在选择医院时进行比较。所以, 在现实中, 医患关系的好坏是受医方道德风险影响的。
医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具体表现为:1、医生的“诱导需求”, 由于双方在医学知识信息上的不对称, 使医生处于指导甚至说了算的地位, 患者被动接受医生提出的医疗方案;2、由于长期处于信息的绝对优势, 使得医生养成了患者“求医”的思维定势, “以医为尊”, 对患者“生、冷、硬、顶”, 缺乏与患者沟通的意识和耐心;3、医生对患者的知情权尊重不够, 对于患方的咨询简单敷衍, 诊疗计划交代不清, 交代病情以后仅仅罗列出各种严重后果;4、在医疗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对患者采取“保护性医疗”, 即从自身安全出发, 应该采取的诊疗措施不采取, 或者采取了不应该采取的诊疗措施;5、发生医疗纠纷时, 对其他医生的错误“沉默共谋”, 维护医生整体利益, “同行庇护”。
患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具体表现为:1、隐瞒病史, 多见于医疗保险、交通意外等第三方付费的情况, 在牟取私利的同时, 有时也会影响诊疗结果;2、患者有可能在某方面不满意或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全盘否定医生的治疗效果, 以获取医院更多赔偿, 甚至敲诈勒索、冲砸医院、殴打医护人员。
三、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医疗行业中产生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既有来自主观方面的, 也有来自客观方面的。主观方面由于医患双方获得的疾病、诊断、治疗等方面的信息不同所致, 而不同信息的获取又与双方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 实质上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医患双方获取信息能力的不对称性。客观方面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医方, 由于医学科学专业性非常强, 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专门学习和临床实践才能胜任工作;作为患方, 他们获取这些专业知识的机会成本太大, 不可能得到与医方对称的医学信息, 从而成为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就是说, 由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 医务人员拥有处方权和医疗技术的足够多的信息, 而患者不仅由于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医疗信息的能力有限, 而且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完全和不充分, 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地位, 这就决定了医患双方在信息占有上呈现不平等, 使患者无法与医务人员平起平坐。医患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医疗市场的低效率, 也决定了医患双方在医疗过程中客观地位的差异。
四、医患关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医患之间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双方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患者的病情向尽可能好的方向发展。但是, 由于信息不对称, 当患方对医疗过程或结果不满意时, 极易发生医疗纠纷, 影响和谐医患关系。
(一) 医疗纠纷。
近年来, 医患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从大环境看, 医疗纠纷是国内医患长期不平等地位与今天社会开始普遍重视自身权益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平等地位实质上来源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从医疗纠纷的发生来看,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显然是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医生的“诱导需求”、服务态度恶劣、知情权尊重不够、盲目承诺等多是医疗纠纷的导火索;少数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是如今医疗纠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从医疗纠纷的发展来看, 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患方因而认为在“沉默共谋”、“父子鉴定”的情况下, 即使医院和医生确实有责任, 也可能难以讨回“公道”。同样, 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相当多的患方不能理性对待医疗结果。更有甚者, 由于长期弱势地位的心理作用和不恰当的媒体舆论导向, 部分患方错误认为“闹了就有理、大闹有大钱”, 冲砸医院、围攻医务人员, 进一步恶化了医患关系。从医疗纠纷的结局来看,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纠纷, 例如服务态度问题, 自然可以在院方的调停之下平息。存在医疗过错的医疗纠纷, 可能有三种结局:通过医方解释后平息、院方给予经济赔偿 (“私了”) 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患方认为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虽然避免了“父子鉴定”、“儿子赛跑、老子裁判”的状况, 却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下“同行庇护”的嫌疑。对于医方而言, 相当多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很困难。另外, 医方与法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医方处于弱势, 有时法院可能使用《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判定医疗纠纷。因此, 医疗纠纷发生后, 医患双方共同选择“私了”较多, 即“法律规避”。就院方来说, 选择“法律规避”还有顾及名声和息事宁人的成分在内, 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患方“大闹有大钱”的心理。
(二) 卫生资源浪费。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及随之而来的医患冲突增加必然会降低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扭曲卫生资源的配置。例如, 医方出于“保护性医疗”而滥用抗生素、滥用昂贵检查, 以及医生的“诱导需求”等。解决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法可以通过信号发送、信息甄别和激励约束等市场机制来规避道德风险, 提高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五、结论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存在的常态, 完全打破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是不可能的。但是, 如果医患双方能在诚信原则下进行充分交流, 双方释放最大信息量, 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 使医患双方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彼此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则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危害是完全可能的。
摘要：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 对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因素的产生原因、表现特征及危害做了阐述。
关键词：医患关系,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1]郑大喜.信息不对称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影响及对策:基于经济学的分析.卫生软科学, 2006.10.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医患关系的伦理问题 篇6
一、目前我国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基本特点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不断增多, 这众多的医疗室事故赔偿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 本文进行总结如下:
(一) 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
我们以云南省昆明市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为例, 可以看出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数量是逐渐增加的。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 2012年, 云南省昆明市的所有法院一共受理一审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案件650件, 审结486件。2013年云南省昆明市的所有法院一共受理一审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案件871件, 审结695件。2014年云南省昆明市的所有法院一共受理一审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案件1062件, 审结837件。
(二) 医院被诉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
尽管今年来我国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相关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医院被起诉的相关案件在所有的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相关案件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举例来看, 2013年,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人数为2856391人, 住院人数为78695人, 手术数量为46837人, 但被起诉至法院的案件数量仅为11件。由此可以看出医院被诉的案件数量所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
(三) 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专业技术鉴定比较困难
医学是一种专业性非常高的学科, 因此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相关责任认定必须要借助于相当先进的医学专业知识, 所以几乎所有的医疗事故赔偿问题都必须要经过鉴定这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1]。有些比较复杂的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甚至还需要进行二次鉴定。由于上述的原因医疗赔偿事故的相关案件审理的时间比较长, 根据云南省昆明市法院的最近几年关于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审理案件来看, 审理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占所有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总数的75%以上, 甚至有些案件的审理时间长达2年以上。
(四) 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结案方式比较多样
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结案有调查结案、判决结案、撤诉结案、裁定移送其它法院审理以及裁定驳回起诉等多种不同的方式[2]。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相关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常识, 对于相关责任举证等问题不够了解, 因此在法官将诉讼风险说明以后他们便选择的撤诉。另外, 部分当事人能够主动与相关的医疗机构达成和解。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争议比较大, 无法通过调解的方式进行良好解决。上述的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结案方式比较多样。
二、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为了进一步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 良好解决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 我国于2009年12月26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并在这部法律中设定了专章对医疗事故的损害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法律在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 对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审理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促进医疗事故赔偿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 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 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本文结合上述的理论知识, 并立足于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审判实际, 对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 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案由
关于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案由, 如果患者因为医疗机构的具体行为遭到了损害, 那么就有权利提起权利责任的诉讼或者违约责任的诉讼, 如果患者对于这两种类型的诉讼不清楚, 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向患者进行详细的解释, 并帮助患者进行明确[3]。另外, 如果患者明确主张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 那么实际的案由统一确定为医疗事故赔偿纠纷。
(二) 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相关案件的举证责任分析
根据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患者在实际的诊疗活动过程中受到损害的, 医疗机构和相关的医务人员有实际过错的, 由相关的医疗机构来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来看, 如果相关的医疗机构违反了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以及其他规章制度或者医疗机构对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隐匿和拒绝提供或者医疗机构对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伪造、篡改以及销毁, 都应当推定医疗结构为有过错一方。在上述的几种情况下, 患者负有举证的责任。另外, 患者进行举证的主要形式是申请相关的医疗事故鉴定, 但是有很多患者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 没有能力申请正常的医疗事故鉴定, 此时需要人民法院要进行相关的调查和取证, 维护司法的公正。
(三) 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相关责任的鉴定程序
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于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鉴定问题并没有做出非常详细的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医疗事故问题的鉴定可以在对有关主体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行确定的时候可以使用, 但是在相应的民事侵权案件中, 我们可以不必再委托进行相关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目前, 人们对于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比较认可的, 认为医学会对于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等许多的特点, 而且相关的收费也比较低廉。另外,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6月30日下发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对于医疗事故的相关鉴定进行了规定, 我们认为根据上述的相关规定, 可以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
(四) 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标准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于医疗事故责任的相关赔偿没有做出特殊的规定, 这就说明医疗事故责任赔偿的标准和其他产品责任赔偿和交通事故赔偿的标准一样, 统一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外, 我国还有许多的司法解释和相关条例对医疗事故的赔偿标准进行了介绍。通信情况下而言, 法律的效力要高于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具体条例, 所以对于医疗事故的赔偿标准主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进行确定, 人民法院在对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案件进行审理额的过程中, 要统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
三、合理解决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具体对策
为了促进医疗事故赔偿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 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 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本文结合相的理论知识, 并立足于实际, 提出了合理解决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具体对策。
(一) 加强医疗服务行业的法制化建设
通常情况下而言, 医疗服务行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它一方面要求相关的从业人员具有很高的医学水平, 另一方面要求相关的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大的责任心, 一旦出现任何细小的问题, 都容易导致重大医疗事故的发生。为了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并做好已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 我们应当加强医疗服务行业的法制化建设。具体来说, 当医疗事故发生后, 相关的医疗机构不要采取私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而应当让国家公权力的第三方介入其中,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医疗赔偿问题的解决, 从而使双方都能够信服, 维护正当的利益。
(二) 对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进行限额赔偿
通常情况下而言, 医疗事故给患者及其家属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伤害, 相关的医疗结构必须要对这种精神伤害做出一定的赔偿。但是精神伤害的程度是难以进行衡量和确定的, 因此在精神伤害的实际赔偿过程中, 其具体的数额也是不确定的。总体来看, 在对具体行为的精神伤害进行确定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对过错人的侵害手段、侵害场合、过错程度进行考虑, 同时还要对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以及侵权人的获利情况进行明确,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进行评估, 最后综合确定精神赔偿的具体数值。医疗事故所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失以及精神伤害是无法用金钱进行弥补的, 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慰。然而无论是多么高的精神损害赔偿都只能对患者起到一部分的赔偿和抚慰作用, 因此我们不宜进行过高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 应当对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进行限额赔偿。
(三) 加强医疗事故保险制度建设
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无论由医疗机构还是患者承担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医疗事故保险制度建设, 让医疗事故的相关风险由医疗单位、患者以及社会来共同承担, 这样就可以对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进行良好的解决。目前, 西方先进的发达国家已经设立了专业的医疗事故保险公司, 实现了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的良好解决。我国可以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 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强医疗事故保险制度的建设。具体来讲, 相关的医疗机构和医生要积极进行投保, 并对患者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保险费, 当发生医疗事故时, 由相关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四、结语
综上所述, 近年来, 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对患者的实际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并对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正常的医疗秩序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过程中, 医疗事故赔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国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不断增多, 这众多的医疗室事故赔偿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 如医疗事故赔偿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医院被诉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专业技术鉴定比较困难以及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结案方式比较多样等。因此我们要立足于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审判实际, 对医疗事故赔偿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医疗服务行业的法制化建设, 对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进行限额赔偿, 加强医疗事故保险制度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 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 从而有效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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