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关系模式（共7篇）
伦理关系模式 篇1
社会是由家庭组合而成的,家庭和谐社会才能和谐。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关系,但不同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构成了不同种类的家庭关系,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妹关系、婆媳关系等,而婆媳关系却是矛盾最突出的家庭关系。艺术起源于生活,国产家庭伦理剧中婆媳的人物形象、婆媳发生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婆媳矛盾处理的方式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婆媳关系来构建的。[1]
一、国产家庭伦理剧婆媳关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叙事焦点侧重于冲突
在国产电视剧中大量增加家庭生活的叙事内容,主要将家庭及个人生活为叙事焦点折射社会现实。如今涌现了很多以婆媳关系为叙事焦点的国产家庭伦理电视剧,比如不久前上映的《虎妈猫爸》《当婆婆遇上妈》《咱们结婚吧》《媳妇儿的美好时代》等,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国产家庭伦理剧关于婆媳关系的题材也很广泛,婆媳关系的叙事焦点可以涉及群众就业、子孙教育、看病就医、拆迁买房、大龄剩女剩男等颇多社会热点,通过这些社会热点来展开婆媳冲突,从而映照社会现实。比如在电视剧《虎妈猫爸》中,媳妇擅自主张女儿晚上一年学,婆婆对此不满意,一怒之下将家里的所有存折、房产证扔在桌上,并生气地说:“现在我把家里的全部财产交给你,你不是喜欢做主吗,以后家里都交给你做主!”婆媳二人因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吵一架,由此可以看到,在婆媳关系中,婆婆是一家之主,喜欢掌控家庭生活的地位,而媳妇只能服从婆婆的安排,也切实体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婆媳相处存在的问题。叙事的题材丰富,但是叙事的焦点侧重于表现婆媳关系的矛盾和冲突。[2]
(二)婆媳关系丑化、夸张化
国产家庭伦理剧的戏剧冲突一般只设置为生活化的冲突,通过大量的矛盾冲突构建婆媳的矛盾关系,并且对婆媳的丑恶形象夸张表现。在当今的国产家庭伦理剧中,在构建婆媳关系这一方面,着重讲述婆媳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并没有涉及更有正能量的内容,没有向观众传达乐观积极的家庭观念。比如在《当婆婆遇上妈》与《媳妇儿的美好时代》这两部电视剧中,大部分的剧情都是围绕“两位婆婆因为不喜欢媳妇,没事找事、处处刁难媳妇的冲突和矛盾”来展开,使婆婆的形象被夸张丑化。过量的冲突设置会使观众看剧疲劳,也会拉开现实与电视剧的差距。电视剧中,婆婆为对付媳妇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也会影响观众的价值观。电视剧太多的负面情节会影响观众的思想,不利于现实生活中和谐家庭的构建。
二、构建国产家庭伦理剧婆媳关系模式的合理建议
(一)创新婆媳关系模式
创新婆媳关系模式首先要塑造更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婆媳人物。在构建婆媳关系时,要结合新时代人物的性格,结合新时代的文化特点,将新时代的婆媳关系处理方式及价值观念表现出来。目前的国产家庭伦理剧主要以矛盾和冲突为叙事焦点构建婆媳关系,而忽略了婆媳关系中和谐的部分,并没有体现出新时期真正的婆媳关系。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杨桃是一个具有新型婆媳文化观念的新时代媳妇,对于婆婆误会给她送被子是“走背字”、因年龄大反对结婚、婚后必须马上生孩子等“刁难”,她主动调整自身的沟通方法,大度接受婆婆的“刁难”,即使非常生气,但耐心倾听婆婆的话,委婉地提出相反意见,言辞不粗鲁。这种敬爱长辈、崇尚和谐的文化品格,相比于那些浮于言表、追求利益的家庭伦理剧,更为可贵。创新婆媳关系,要结合新时代人物的特点,也要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新型的婆媳关系,升华婆媳人物的文化品格。[3]
(二)倡导表现和谐的婆媳关系
电视剧中表现的家庭关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婆媳相处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人生阶段,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学习中,都没有相关的知识或学科指导人们如何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念。在编创婆媳关系的故事情节中,要把正面积极的家庭观念赋予其中,要加大婆媳和谐相处的表现力度,创造更多积极向上的电视剧文本,引导婆媳妇正确地处理冲突,用爱与包容化解矛盾。这样才有助于在现实生活中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发挥国产家庭伦理剧的现实作用。
摘要：在家庭关系里,婆媳关系是一种非常容易产生冲突矛盾、极为独特的关系。国产家庭伦理剧是一种以现实家庭为原型的电视剧类型,其中一部分表现了当代婆媳之间的现状,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讨论与反响。本文以社会学、家庭伦理学、艺术学、戏剧影视学为理论依据,通过分析国产家庭伦理剧婆媳关系模式存在的问题,对构建国产家庭伦理剧中合理的婆媳关系模式提出建议,帮助国产家庭伦理剧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国产家庭伦理剧,婆媳关系,模式问题
参考文献
[1]陈阳.国产家庭伦理剧对女大学生择偶观的影响分析[J].学理论,2015(06).
[2]王敏.“看上去很美”:从依附到被遮蔽的依附--浅析国产家庭伦理剧中女性主义的困境[J].新世纪剧坛,2014(02).
[3]汪振城.当前我国电视家庭伦理剧研究成果述评[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05).
儒家伦理与师生关系 篇2
礼乐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思想。“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礼”是自然和宇宙法则的反映。子曰:“不学礼, 无以立”, “礼”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 并且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 礼仪也”。荀子认为“礼”是最大的法则, “礼者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也”。“礼”的外在形式是有“序”的等级制度, 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上下区分的关系。孔子教弟子“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因为“乐”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人民关系和睦、步调一致、欣喜欢爱、相亲相敬。“礼”的本质是“序”, 意味着等级、秩序;“乐”的本质是“和”, 意味着和合、和谐。所以, “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 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群物皆别”。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前提, 孔门师生之间营造了一种尊师重道、“和谐”而“有序”的关系。荀子认为“天地者, 生之本也;先祖者, 类之本也;君师者, 治之本也”, “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 则法度存”。荀子“天地君亲师”的观点, 将师与天、地、父并列, 将尊师重道同国运兴衰联系起来, 赋予了教师权威的地位。在汉代, 尊师之风极盛, “君子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 则非臣也;当其为师, 则弗臣也。大学之礼, 虽诏于天子无北面, 所以尊师也”。教师具有极高的权威是因为教师是礼的化身, “礼者, 所以正身也;师者, 所以正礼也”。同时教师还是“道”的代表, 《学记》把师生礼仪列为“大学之教”的第一课:“大学始教, 皮弁祭菜, 示敬道也”, 因此尊师重道赋予了教师权威和地位, 但是教师权威不代表教师专制, 孔子特别强调师生之间的和谐、仁爱关系。孔子常常以礼乐教之、以礼乐践之, 而学生则表现为“安其学而亲其师, 乐其友而信其道”, 使得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礼秩乐和的关系。例如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孔子说:“当仁, 不让于师”, 以及“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儒家礼秩乐和的理想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是怎样展现的呢?《论语·公西华侍坐》讲述的就是孔子通过教学了解弟子们的志向, 从而表达自己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和治国理想。所以, “礼”与“乐”是培养理想人格、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健全美好社会的有效手段。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儒家伦理思想中体现的“有序”与“和谐”的师生关系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总之, 儒家伦理思想反映的师生关系是尊师重道的, 也是和谐有序的。在儒家师生关系中, 教师的权威并非专制的, 因为儒家更关注师生间和谐、融洽、亲情般的关系。这种和谐、融洽和亲情是以“礼”作为保证, 通过“乐”去实现, 并要求教师以“仁爱”的精神、学生以“忠孝”的美德去经营。
二、“仁爱”与“忠孝”的关系
在儒家看来, 教师不仅有权威, 而且更像是慈祥的父亲。在儒家的眼里师生关系就如同亲人关系。“天生时而地生财, 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师如父”这种亲人般的师生关系使中国历代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感恩戴德、终生忠孝、服三年心丧。那么, 儒家文化里的这种浓浓亲情、师生之爱由何而来呢?儒家除了建立“礼”、“乐”的社会秩序外, 更提倡以“仁”、“爱”的道德精神来维系社会秩序的和谐。“仁”指人与人要互相爱护,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心理道德准则。孔子主张从“亲亲”出发, 由亲近敬爱自己的父母亲人, 推广到爱众人, 即所谓“泛爱众, 而亲仁”。儒家认为, “仁”的最终目的是在于实现“大道之行”, 实现天下人的相互仁爱, 也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因此, 儒家师生之间便形成了以“仁”释“爱”、以“爱”释“仁”的亲情般的师生关系, 通过实际行动赋予“仁”深刻的内涵。“仁”在“礼”和“乐”之先, 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根本, 因此师者首先要“仁”, 要“爱人”。具体在师生关系上, “仁爱”表现在“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这种爱表现在:第一是“博爱”。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 这是师爱的最高境界, 这就是博爱。他把师爱普及于每一个学生, 所收学生不分贵贱, 不分老少, 不分智愚。孔子还对学生一视同仁, 不歧视、不偏爱, 就是自己的儿子孔鲤也不例外。第二是“无隐无私”、“诲人不倦”。“爱之, 能勿劳乎?忠焉, 能勿诲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丘也”。从这里可知, 孔子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学生。第三是日常生活中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怀。孔子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与品德, 也关心学生的生活状态。当闵子毒、子路、冉有、子贡表现出色时, 孔子感到由衷的高兴;原宪家境不好, 他常常送些生活物品给他;冉伯牛病危, 孔子前去探望, 痛心地拉着他的手说:“亡之, 命也夫”;颜渊、子路死了, 他非常悲痛连呼:“天丧予”。这种爱与爱的传递、情与情的交融, 体现了儒家教师的“仁爱”精神, 铸就了师生间的深厚的情谊。爱, 首先应该是教师给予学生的, 爱与情产生共鸣。孔子热爱学生, 也赢得了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敬爱和忠孝。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想, 孔子不畏艰难去各国游说, 而孔子的弟子们誓死追随并拥护老师的理想, 哪怕是在山穷水尽、绝粮七日那样艰难的时刻都不离不弃。在孔子彷徨的时候, 弟子颜回安慰老师说:“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虽然, 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 不容然后见君子。”再如孔子一生孜孜以求, 有人却低毁讥弄,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不容别人诋毁老师, 辩驳道:“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 丘陵也, 犹可逾也。仲尼, 日月也, 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 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无论出游在外还是为政在内, 孔门师生之间的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孟子说:“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孔子的弟子们尊敬、爱戴老师, 就像孝子对待父亲一样, 孔子自己都感慨颜回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孔子死后, 弟子们都服孝三年。三年之后, 相向而哭告别归去, 但子贡仍觉不够, 他在夫子墓前搭茅庐相守, 六年乃去。一幕幕场景, 构成了一幅幅师生情谊的感人画卷, 反映了孔门师生间真挚的情谊。可见, 儒家是以“仁爱”来解释和维护社会的和谐, 也以仁爱精神来处理师生间的关系。儒家的师生就是这样, 数千年始终都在传承“仁爱”与“忠孝”的、情谊融融的师生关系。显然, 不管任何时代,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三、“表率”与“效仿”的关系
“师者, 人之模范也”。儒家一向推崇和铸塑传统教师美好的师表形象, 并强调教师要以德服人, 以礼服人, 以智服人。儒家的师生关系是教师表率和学生敬慕的关系, 又是教师榜样和学生效仿的关系。儒家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根本, 且把“成人”、“做人”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宗旨。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 实际上就是礼的化身、道的代表、德的典范, 可谓:“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为此, 教师要注重“道”的内化和“礼”的践行, 这在客观上强调了教师以身立教、正人正己的垂范和表率作用。儒家认为教师首先必须具备“仁”的品质。孔子说:“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君子儒”和“小人儒”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 孔子认为教师应该具有“君子儒”的品质, 就是说应该做道德品质好、胸怀宽广的教师。孔子还认为教师应该“忧道不忧贫”, 崇尚道德而非物欲的价值观念反映的是儒家文化追求真理、积极进取的精神, 使传统教师形成了清廉守节、敬业奉献的人格。荀子也认为教师应该具备“耆艾而信”的品质以及“以善先人”的精神。儒家主张教师理应博学、多才多能。孔子主张“君子博学于文”、“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 他自许学而不厌并学无常师, 曾问礼于老聃, 问官于郯子, 访乐于苌弘, 学琴于师襄, “入太庙, 每事问”, 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 真正做到了“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儒家认为教师必须有为人师表的品质。孔子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又说:“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在教学活动过程中, 孔子要求学生做到的, 自己都会先努力做到。比如孔子要求学生要虚心好学, 他自己先“学而不厌”, 竟然到了“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孟子也说:“大人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 又说“其身正天下归之”, 还说“教者必以正”。子贡称赞孔子为人师表的特点为“正身以侯”, 而荀子颂扬孔子的教书育人是“早正以待”, 提出为人师者要“以善先人”、“以身为正仪”。荀子特别强调教师自身的修养, 说:“君子洁其身而同焉者合矣, 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教师工作的示范性, 决定了教师必须言行一致, 知行合一, 为人表率。孔子和孟子注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使传统教师发挥着充分的榜样作用, 焕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还值得一提的是, 儒家先哲们对教育事业具有非常高的热情。他们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通过亲自参与教育实践来体现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伟大热情。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这是他热爱并忠诚教育事业的肺腑之言, 体现了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而孟子则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一大乐趣, 终身乐此不疲, 充分显示了他为教育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因为孔孟两位圣人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教育工作, 才创造出了不朽的教育功绩。教师唯其如此, 才具有权威和发言权, 才能获得“师范”的美誉, 才能赢得学生的敬仰和爱戴。更重要的是, 唯其如此, 才能“不令而行”, 堪为人师。
伦理关系模式 篇3
1. 封建传统师生“如父子”关系的消极影响
“师道尊严”历来包含下面几个方面的涵义:首先,老师本身在道德和学识方面要为人师表,要严格甚至严厉地要求学生,保证学生成人、成才。其次,学生要绝对服从老师,才能达到获得知识,求取功名的目的。第三,只有保持老师的尊贵与尊严,才能使学生产生敬畏之心。关于“师道尊严”以上三方面的涵义中,有积极、有效的方面,例如老师要为人师表,严格要求学生,保证学生成人、成才。但是也有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面,例如学生要绝对服从老师,使学生对老师产生敬畏之心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道出的师生之间的感情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同时从侧面也反映出传统的教育伦理中老师的地位被置于像父亲一样,使孩子对老师产生畏惧与绝对服从的心理。
在当代很多高校中,很多老师沿用的依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要让学生绝对服从自己的管理和教育。学生如果提出意见,老师便会滥用职权,在教学中出现敷衍、不认真的情况,没有原则性地对待学生的考试成绩。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师生关系不和谐,甚至出现冲突和激化。
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在于,在当今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个别老师不能跟随社会发展的形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已经越来越明显,他们希望能够和老师保持对等的地位关系,至少是在人格上要有尊严。如果老师继续沿用滞后、守旧的传统教育伦理规范,势必会导致师生关系出现异化。
2. 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滥用和误导
高校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为了改善教学质量,倡导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思想,让学生也参与到对教师的评价系统中,并且评价结果直接和教师的考核挂钩。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师为了在考核中拿高分,就没有原则的刻意讨好学生,上课不点名,学生扰乱课堂纪律也置若罔闻。美其名曰: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这种异化现象违背了正常的教育伦理规范。长此以往,高校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使命感也不复存在。
此现象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思想滥用、误用,把学生置于一个超乎寻常的主体地位,但这种主体地位是不真实的,是被高校教师的自身价值观所扭曲形成的。此现象严重违背了教育伦理规范,失去了教师在师生伦理关系中基本的定位。
3. 市场经济衍生的“契约关系”的冲击
在当今高校管理中,有很多师生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契约”型的关系。教师和学生是制定契约的双方,学生和教师分别处于被服务者与服务者的位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认定老师就是自己的“服务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学校、对教师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罢学、罢课现象屡见不鲜。如此一来,尊师重道的教育伦理要求已然被高校学生所摒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高校实行扩招政策,收费制度也在改革,尤其是当前很多独立学院呈现出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将师生置于了服务与被服务的位置上。学生交学费,他们就理所应当地界定了自己作为“上帝”的身份和权利,同样也忽视了自己作为被教育者在教育伦理规范中基本的位置。
二、高校师生关系的异化的消极影响
1. 破坏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高校师生关系异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和谐的因素,严重危害着整个社会的尊师重教的风气。一个社会若想教育事业长久发展,必然要形成全民受教育、全面谈教育的和谐大环境。师生关系的异化会使得全社会对全民教育丧失信心,长此以往,社会教育事业将停滞不前。
2. 造成学生学习态度的消极
异化的师生关系会让学生丧失在大学努力学习的主体目标,认为学与不学一个样,对学习抱有消极态度,无法意识到要承担作为学生的义务与责任,要积极投入社会建设的大军中来更是无从谈起。
3. 引发教师职业行为的失范
大学教师要努力成为学生在知识上的解惑者,人生道路成长中的指导者。而当今师生关系异化现象使得很多高校教育工作者已经完全忽视了自己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违背了老师的职业伦理道德。
三、师生关系异化现象的调适对策
1. 从现代教育伦理学出发认识师生关系的本质
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应努力让学生认识到,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栋梁。要引导学生发掘自己的潜能,激励学生的探究精神,鼓励学生确立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应与学生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情感。任何时候都要公平、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个学生。所以,从现代教育伦理学角度出发,当代师生关系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和谐共享,相互依存,充满生机的生态群体。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交互活动中是民主的,在相处的氛围上是融洽的。
2. 制定教师行为的职业伦理规范
教师的权威是师生关系的内在要求,师生关系中民主与平等的价值追求必须优先树立起教师权威的主导作用。但权威与权力是具有清晰的界限的。教师无疑是在特定学科领域内因为其具有一定学术能力和水平,而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同时,教师作为一般社会角色其在人格上的尊严与地位与学生也是相等的。所以高校教师应该明确自己在教育伦理规范中的地位。《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高校教师的责任是在专业知识上要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在实际生活中告诉学生做人的道理。职业活动过程中的教师必须恪守相应的职业伦理规范,与学生保持良好的教育伦理关系;在工作之外,教师也是普通的一名社会成员,其伦理道德要求也应当与普通公民一致。制定教师职业伦理规范,完善教师行为,以此来对教师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与学生建立和谐关系。
3. 加强对学生尊师重道的道德教育
“尊师重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儒家思想里。在孔子的教育伦理思想里,学生就应该尊重老师,而且这一优秀的传统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受到教育者的重视和全体公民的普遍推崇。尊师重教是改变社会风气,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一代新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当今社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市场价值多元化已经充斥了整个社会,个别学生把自己和教师的关系也简单地定义为与金钱交易挂钩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尊师重道”的教育伦理已经在他们的思想里荡然无存。所以要开展对于学生这种道德伦理的教育,从思想上帮助他们重新认识师生关系。高校可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课,将师生关系作为主题,对学生进行深入教育,使他们提高对于尊敬老师的重视程度。在师生关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尊师重道,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李炳珊.广州地区高校学生的学习动机、价值观与师生关系的相关性研究[J].高教探索,2014(5).
[2]祖月波.现代师生关系伦理中的民主、平等与师道尊严[J].教育管理,2011(8).
[3]许广盛.面向21世纪教师伦理道德建设的理论思考[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5(5).
伦理关系模式 篇4
一、公共行政伦理概念界定
公共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学中一个研究的重点, 然而时至今日, 还没有人能够明确的叙述公共行政伦理的具体所指。本文所说的公共行政伦理, 是指在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 以公共行政的价值实现为目标, 调节公共行政主体、客体之间特定关系的伦理规范。其一, 公共行政活动过程是公共行政主体落实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 包括公共行政的目标设置、事务确立、事务执行、工作成效以及反馈。其二, 公共行政价值是行政管理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 (正义、安全、稳定、幸福、自由、效率、公平、和谐等) 。公共行政价值不等同于公共行政伦理, 但也有研究者往往将二者混淆。公共行政伦理是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手段, 而公共行政价值是实施公共行政伦理的目标, 公共行政主体与客体遵循公共行政伦理的程度越高, 公共行政伦理就越能确保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其三, 公共行政主体是指公共行政活动中权力的实施者, 公共行政客体是指公共行政活动中权力的接受者。权力实施者可以是具体的公职人员, 也可以是执行公共权力的法人或组织, 公职人员是作为个体的“权力人”, 而法人或组织是作为法人的“权力人”。两者之间既有所区别又有相同之处, 两者都是权力的主体, 也都可以成为公共行政伦理的主体与承担者。与公共行政主体相似, 公共行政客体可以是公民、公职人员等个人, 也可以是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其他公共行政组织等组织的法人。其四, 特定公共行政关系是行政主客体在特定行政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人在社会中并不只扮演一个角色, 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 有着不同的公共行政伦理要求。
二、公共道德概述
公共道德即公德、善良风俗。我国最早提出公共道德概念的人是梁启超, 他认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漱溟也就公德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人类为参与团体生活所必需的品质。虽然上述定义在今天看来不够严谨, 但仍能从其中看出公德的两个重要特质:第一, 公德活动的主体是“人”, 不是狭义的某些“特殊人”, 而是广义的社会中存在的“自然人”;公德的活动地域是公共场所, 只有存在于公共领域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才能称之为公德。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偏重私德而不重公德, 偏重于小家而不重大家。直到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 丧权辱国之后, 以“五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与当时迫切的救亡图存形势格格不入, 一大批仁人志士才开始反思, 也才意识到“公德缺失, 智慧不开”, 并开始思索“群重己轻, 舍私为公”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 在国家号召之下, 国民素质不断提升, 民众的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向公平观念发展, 道德素质、公德思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和丰富, 公德的内涵更加的成熟。公共道德超越了熟人社会, 是一类面向陌生人的行为互动, 公德不同于私德, 不局限于熟人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 而是扩展到与陌生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 以及个人与团体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公共性是公共道德的基本特征, 这也就决定了公共道德所涉及的对象具有普遍性, 公共道德发生的场域具备公开性、透明性。公共道德具有消极性与积极性并存的特性, 即“有所为”与“有所守”的行为区分。同时, 公共道德具有自主性, 例如, 在传统模式下, 中国社会的“公”是自上而下的, 而新时代背景之下, “公”的范围、空间被扩大,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
三、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的关系
行政伦理在整个的行政系统中属于一种精神性要素, 它是行政实践的价值指导性因素, 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所在。行政伦理源于行政权力的运用与实施。行政伦理的目的是要运用伦理道德来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行为, 社会赋予行政管理者以必要的行政权力来行使公共服务的职能。行政管理者如若缺失公共道德, 在公共权力实施过程中极易将公权转为私权, 权力滥用、权力异化、腐败现象等多种行政问题, 损害了公共利益与政府形象, 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在行政活动中, 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公共行政伦理维护公共道德
公共道德与公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不仅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为要求, 更是每一个公民需要严格遵守的义务。如果公民违反了公共道德, 轻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重者则可能被有关部门处罚, 众多行政、治安处罚条例制定的依据来源于对公共道德的维护。私德能体现出人的修养与品格, 对于私德良好的人社会会予以赞赏, 但对于私德不高的人, 社会也无权谴责, 社会对私德的要求是可做可不做的。履行公共道德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做到的要求, 如果公民不履行公共道德, 不仅会破坏行为底线, 扰乱社会秩序, 更有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公共道德的形成需要教育机构、社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通力协作, 公共行政伦理是影响公共道德形成的关键因素。
(二) 公共行政伦理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
私人决策与政府公共决策存在较大的差别。从责任角度分析, 前者所导致的不良的后果由私人独立承担, 但后者涉及的面更为广阔, 往往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从财产处理角度分析, 前者的财产的处置体现的是私德, 可以完全受个人喜恶支配, 而后者进行财政预算则不能掺杂个人情感, 必须以公共意志为指导, 充分的展示社会公德;从行为约束角度分析, 私人决策不受或是少受国家法律约束, 而政府决策以国家法律为纲领落实, 并以法治手段防止公职人员出现行政问题, 也使得公共机构与行政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刻板、冷漠的表现。赋予公职履行者权力, 在公职履行中拥有强制性方法与手段, 在一定层面上保证了公共权力有效实施, 但也存在公权威胁私权的问题。不可能对公权行使的每一个步骤都做详尽的制度要求, 公职活动包含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 公职人员可能利用这些空间做出不当行为。公务行为即能维护社会利益, 也有损害社会利益的可能, 因而必须将公共道德作为公共行政伦理的基础, 才能使政府行为回归到社会本位上, 提升公务活动的层次, 摆脱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观与部门利益观。
由于传统伦理学理论具备多面性, 不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看法, 这也就使得公共行政伦理实施不可避免的出现分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第一, 立法论者主张设立伦理法典, 约束、限制、引导国家工作人员的公职行为。从理论上讲这一办法能够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但是日常伦理决策过程繁杂特殊, 法典的设立也因此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第二, 美德论者强调个人品质, 他们认为主体性可以弱化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然而美德论的落实也同样遭遇了困境, 因为难有量化美德的指标, 美德量化成本难以预计;第三, 道义论者认为只有符合了人道的行为才能具有价值。故而需要从人道行为以及价值两个方面出发分析。然而。价值论关系着行为效果, 体现在国家、政府方面则表现为政绩, 而这无疑会导致部分公职人员为了取得突出的政绩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与公务活动的初衷背道而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绩观需要经过道德辨思, 利用公共道德对政绩进行价值引导, 公共行政伦理需要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 指导公务活动。
(三) 公共道德与公共行政伦理相辅相成
伦理问题的实质是价值问题, 任何形态的伦理都需要提供与之相应的价值原则。因此, 行政活动只有具备了行政伦理价值, 才能被社会、大众认同, 也才能够有效、合理、快速的落实。现阶段, 许多公职人员在衡量公共行政活动的时候, 不能重点把握, 甚至是忽视了伦理价值目标、社会道德风尚、公众道德等参数, 而只是片面的追求经济效益与物质财富增长, 庸俗的唯物论倾向, 使得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在行政过程中被丢弃, 个人落实独立道德判断缺乏空间, 道德判断自由未被尊重, 组织方面亦不重视, 继而导致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存在道德屏蔽现象, 部分公职人员以社会人角色规避个体道德功效, 以行政者的角色规避社会道德监督。因而需要加快行政伦理目标的现实化进程, 提高公职人员道德判断能力、水平, 确保行政行为能够被法律以及道德约束。
四、结束语
公共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 以公共行政的价值实现为目标调节公共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客体之间特定公共行政关系的伦理规范。公共行政伦理维护公共道德、公共行政伦理建立在公共道德基础之上, 公共道德与公共行政伦理相辅相成。在行政活动中, 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应养成正确的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 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公共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学中一个研究重点, 公共道德是善良风俗的别称。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分析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行政伦理概念出发讨论, 概述了公共道德, 分析了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 希望能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帮助。
关键词：公共行政伦理,公共道德,公职人员
参考文献
[1]刘祖云.行政伦理关系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7
[2]余玉华, 杨芳.公共行政伦理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浅论儒家伦理与苏武精神之关系 篇5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张岂之先生指出:“苏武是中国西汉时期‘国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仅是对苏武爱国精神的一种历史定位,也揭示了苏武精神和儒家学说之间的一种历史渊源关系,儒家伦理成就了苏武精神,苏武精神提升了并彰显着儒家伦理。
1 苏武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
苏武(前140─前60年)字子卿,陕西武功人,官拜典属国,赐爵关内侯,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和民族英雄,他受命出使匈奴羁留十九年,却始终持节操守、不辱使命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震撼古今。
西汉初年,北方匈奴经常南侵,汉朝鉴于国力不强,采取和亲政策换取短暂“和平”,以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全面反击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双方时有局部战争,多次互派使节彼此暗中侦察,也互扣使节多批。公元前100年,且鞮刚刚立为单于,唯恐受到汉的袭击,就全部送还汉使。礼尚往来,汉武帝遂派遣苏武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奉命持节与副使张胜、假使常惠,募士百余人出使匈奴,顺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赠以厚礼,以示答谢和修好之意。正当苏武完成使命准备归汉之际,适逢副使张胜瞒着苏武卷入匈奴内部谋反事件泄露。当苏武得知副使张胜卷入的匈奴内部谋反事发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家的荣誉,“见犯乃死,重负国”(《汉书·苏武传》),当即以自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时被张胜、常惠劝止。当卫律召武受辞时,苏武再次引佩刀自刺,以至“气绝、半日复息”,在卫律等的抢救下才挽救了生命,再次体现了苏武以民族尊严为重的气节和以死殉国的决心。单于敬其忠烈,诱逼其降,苏武不屈。单于发怒,先将苏武幽禁于地窖中,绝其饮食,苏武以旃毛和雪而咽,得不死。单于又将他远徙至北海(今俄国贝加尔湖)牧牧抵公羊,声言待到公羊生乳,方许放归。苏武在冰天雪地、荒凉寂寞、无衣无食之境,挖野鼠、吃草籽、掘草根以充饥,牧羊时手持汉节,节旄尽脱仍不释手,始终不辱使命。汉昭帝时复与匈奴和亲,请匈奴遣返汉使,单于诡称苏武已死。后汉使探知实情,声言汉天子在上林苑射得大雁,雁足系有苏武所写帛书,云在某泽中。单于不得已,交还苏武等九人,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返抵长安。时苏武在匈奴已十九年,当初壮年出使,回来时须发尽白。
苏武不曾领兵于阵前斩杀敌众,也不曾开疆拓土弥望无边,然而这位使臣身上所具有的持节操守、不辱使命、忠于国家、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汉家民族英雄。在匈奴,面对卫律的不公平审讯,他以“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表现出对汉朝的忠心。面对冰天雪地,他决不放弃,啮雪咽旃,矢志不渝,以求完成使命。面对故友李陵言其家庭兄长蒙冤被害,弟弟被逼服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等不幸,他断然答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同上)简短的言辞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决心。在苏武那里,万物可变,汉家节义则生死相随,与日月同辉。即使归国之后未受到与匈奴提供的可相提并论的厚待,苏武也丝毫未有懊悔之意,坚守着对国家的忠心,展现着高尚的节操。
2 儒家伦理铸就了苏武精神
苏武所具有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从其思想源头来看,主要是儒家伦理铸就的。
两千多年来,由孔子所创,孟子、荀子等人所发展的儒学,亦称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所谓孔、孟之道,就是引领人“效法天道,以立人道。体现人德,以合天德”的大道,其对中华民族人格的形成一直起着决定作用,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处世立人的精神支柱。
孙中山先生曾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2)也就是说,大凡意志、毅力之培养,其背后必然需要有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做为基础,而任何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之孕育,则是源自对一种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体悟、信奉与坚持。苏武人生的价值追求,就是源自儒家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诉求。
苏武生当汉景帝之末,其成长时期,正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而苏武出身官宦之家,自幼所习,当以五经为本,其思想必然深受儒学之熏陶。据考证,苏武自幼所学,主要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影响和决定一个人信念和言行,当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集中深植于内心时,必然能逐渐蕴酿而升华成为一股无形的能量,这股能量,孟子称之为“气”。而一个人的“气”一旦蕴酿成功,定当转化为大无畏的精神及一股坚强而持恒的无形毅力。苏武壮年奉使北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难,十九年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移大志,很明显,应缘自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体悟与坚持,进而深化为强固的信仰,再升华而成为孟子所说的凛然“正气”。秉持着这种凛然“正气”,苏武自然也就能展现出其大无畏的精神,孕育出一股持恒而坚强无比的毅力,成就其千古不朽的志节。因而可以这样认为:儒家伦理铸就了苏武精神。
3 苏武秉持并提升了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成就了苏武精神,而苏武又以自己的人生践行、彰显并提升了儒家伦理。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受孔子儒学“生命价值观”之熏陶,历史上造就了无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往直前的体现儒家理念而流芳千古的仁人志士,成为人们世代景仰、崇拜的伟大人格之典范,苏武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历史上,道德有两种彰显的方式。一种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如《大学》、《中庸》、《孝经》、《忠经》等。另一种是用人生行动来体现,苏武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民族气节”这个概念,践行了儒学伦理的道德价值。客观的讲,一个固守职份,一再坚拒利诱,无视威吓,且不畏死亡的人,已堪称不世出的人中之杰了;而能经得起长达十九年恶劣环境和孤独的煎熬、考验犹不改其志节,若非具有超人毅力的所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其谁能之?两千年前受命出使匈奴的苏武,他全做到了。无怪乎班固为苏武作传,于文末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苏武在艰困、险恶中所体现的忠贞之节操,所树立的千古不朽之典范,正是维系中华文化中最为珍贵的精神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孔子儒学思想之充分体现,是对儒家伦理的价值追求的完美彰显。
不仅如此,苏武还以自己的人生丰富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内涵,将儒家“人格”提高到了“国格”的高度。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其思想基础是国格而非人格。张岂之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儒家学说时,认为先秦儒学只有人格观念,所以先秦儒学可以称为人学。(3)在中国思想史上,“国格”观念的提出,是中国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后的产物,经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西汉时期,才提出并践行了“国格”观念。董仲舒所讲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春秋繁露·竹林篇》),强调了对西汉王朝的忠心。司马迁在其不朽名著《史记》中,讲了一句名言:“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他在《蔺相如传》中对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言行给予了高度礼赞,这些就是最早的“国格”观念。苏武持节出使匈奴,在副使张胜参与匈奴内部谋反事发之后,先后两次自戮,两次拒降,表现出他处处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人迹罕见、无衣无食之境,苏武挖野鼠、掘草根以充饥,牧羊时手持汉节,节旄尽脱仍不释手,始终不辱使命。十九年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移大志,这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张先生将苏武定位于“中国西汉时期‘国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就意味着:苏武用自己的人生,从实践的层面,拓展了先秦儒学的空间,提升了先秦儒学的层次,将“人格”发展到“国格”的高度。
4 苏武精神弘扬了儒家文化
历史上苏武精神的激励、教诲和感染功能,实质上是对儒家文化精华的弘扬。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重视理论上的阐述,更注重理念的力行和体现。蔡仁厚先生在其《孔孟荀哲学》绪论中,特别论及“儒家学问的特质”,认为“儒家学问重实践,而不习惯于作概念性的思辩和知识性的论证。所以,儒家之学应该是行为系统的学问,而不是属于知识系统的学问。儒家重视所学的与所做的通而为一,所知的与所行的打成一片,因此主张学行合一,知行合一。这都是重实践的表示。”(4)这种说法,是符合孔子的儒学精神的,孔子的儒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教人如何经由“伦理”的落实与“道德”的体现,来充实并圆融现实生活,光耀精神生命的无上价值。
苏武为了民族尊严而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为了国家利益而无所畏惧的民族气节,无限忠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国情操,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世人敬仰和称颂,并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历史上的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辛弃疾等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的英雄壮举,以及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洵“贤者不想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志,无不受到苏武精神的感染和熏陶。而苏武精神实质上是儒家道德价值的典型体现,歌颂和传播苏武精神与气节,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文化精华的一种弘扬。
综上所述,苏武精神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苏武作为一种道德符号,实质上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发掘苏武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资源,并加以现代转换,对于强化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无疑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摘要：苏武精神的实质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儒家伦理是苏武精神的思想基础,苏武以自己的人生践行、彰显和提升了儒家伦理。
关键词：苏武精神,儒家伦理,关系
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苏振武主编:《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序言,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孙中山先生1924年1月27日在广州所讲授「民族主义」之第一讲.
③转引自苏振武主编:《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序言,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伦理关系模式 篇6
自古以来, 孝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上至统治者, 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孝道作为对待长幼尊卑的行为规范准则, 儒家正是提出孝道伦理观的创立学派。后来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发展, 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加以渗透。
孝最早的本意是指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 这其中不仅仅包括父母和祖父母一辈, 还涵盖了距己身较远的列祖列宗。随着时代的变迁, 孝道已不仅仅停留于祭祀, 守丧和五服制度等一系列孝敬礼仪之道逐渐融合进去, 另外, 赡养父母也是人们所要遵行的孝道理念, 从赡养长辈到祭祀祖先, 这些行为形成了健全的孝道伦理体系。
二、唐代法制
我们在了解儒家孝道的性质和影响后, 再了解一下唐代法制的基本框架, 这有助于理解孝道伦理与唐朝法律之间的关系。我们清楚, 唐代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甚至对东亚的法制都有深远影响, 中华法系就是在唐代最终形成。唐代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我们将在如下篇幅中详细解读这四种法律形式的性质。
律在实质上是一部附有诸法内容的刑事法典, 一方面有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则, 其通篇均由犯罪构成和刑事法律制裁方法所构成;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民事、婚姻以及诉讼法律制度。这种“刑法为主, 诸法合体”的特点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 其立法基础在于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刑名律法, 但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 为了体现仁政与博爱, 又参杂了许多民事法律以此来影响刑法。因此, 以唐代为集大成的中国古典法律将刑事和伦理民事部分相互杂糅, 并对当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产生影响。
令、格、式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 其与律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差异。律是国家的成文刑事法典, 而后三者主要是国家的官僚体制和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 这与当今的行政法有相似之处。由于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向来重刑轻民, 因此唐律便是唐代的基本法典, 但律的内容仅有五百条律文, 这并不能很好的概括官僚组织规范和行政法规, 所以由令和式为之规范, 加以补充;再有不足之处, 由皇帝本人的敕和格为之补充。在笔者看来, 唐代法律形式的差异性固然不可否认,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四者内部有思想上的同一性, 在儒家伦理文化的支配下, 律的很多制度规定在令、格、式中, 同时令、格、式的具有强制性和制裁性的条文中亦会根植于律中。总体而言, 唐代法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法制的集大成者, 其立法思想和法律文化是非常发达的, 其发达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强大, 二者互为表里, 互相影响。
三、孝道伦理在唐代法律中的体现
鉴于儒家伦理道德对唐朝法律的深刻影响, 我们可以明显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礼是唐律的灵魂, 唐律是礼的形式。其实质是儒家礼教被统治者从抽象的原则固化到形象的律文中来。首先, 从立法指导思想来看, 唐代法律将维护三纲礼仪作为其立法宗旨, 因此唐朝的立法具有明显的君权性和父权性。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讨论孝道伦理, 父权的实质就是家长制, 而家长制的背后是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儒家孝道。我们可以把唐代法律的孝道特点概括出十二个字, 即“亲属一体, 五服制罪, 尊长优越。”所以, 唐朝统治者基于带有等级差别的孝道伦理的角度罗列一系列法律规范。其次, 在具体的定罪量刑方面, 唐代法律规定:“殴及谋杀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者谓之恶逆。”唐朝立法者认为父母之恩神圣不可侵犯, 子女对父母犯法属于天理不容, 同时唐代将恶逆列为十恶重罪且不在八议之内, 对于触犯恶逆者一律施以重刑, 不加赦免。在量刑幅度上较前代更为严苛, 轻者处以流徒刑, 重者处以绞刑。在民事方面, 如财产和婚姻, 唐代默认了家长包办婚姻的合法性, 对于不遵行家长所包办的婚姻, 对子女处以笞杖刑。再次, 除了在立法思想和法律条文上维护儒家的孝道伦理外, 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 家长制的权威地位的维护也是屡见不鲜, 如:父母或祖父母殴杀他人, 子女藏匿或包庇其尊长的行为则不被法律所追究。不论从立法角度还是司法角度, 唐代法律都体现了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 这对唐朝社会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 也对当今伦理观和法制观产生警醒作用。
四、唐代法律中的孝道伦理之评价
唐代主张德本刑用, 即将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统治臣民的基础, 而法律只不过将这一伦理思想呈现在纸面上。儒家的家庭伦理观是孝, 所以唐代法律具有宗法和家长特征, 这一系列具有伦理性的法律成为了当时的东亚文明圈和此后的中国朝代的借鉴之著。同时, 随着唐朝法制的不断深化与发展, 对于孝道的立法规定更加具体, 法律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孝道与法律相结合, 不仅使法律更具道德意义, 也促进了孝道理念得到弘扬广大, 更是对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得到维护, 强化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对全球人类文明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从以上叙述中, 我们可知孝道伦理对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的, 但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性质决定纲常伦理并不能总是维护人们的自身权益, 它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因此, 道德伦理在作用于法律的同时, 会有不和谐的一面。古代君主为了强化忠孝思想, 便把三纲五常作为驾驭万民的工具, 并随着时代的演变, 这一儒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定式, 同时将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并不断加以改造和升华, 孝道从传统的家庭美德沦为君主政治统治的枷锁。因此, 我们反观唐代的立法,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君主专制, 禁锢人们的思想, 也变相的束缚了人们的正常道德规范, 这反而对人们正常的孝道价值观起到了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
参考文献
[1]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伦理关系模式 篇7
工作伦理是一种员工的价值观, 喜欢工作本身, 相信努力工作会取得成功等积极的信念, 基于这种信念, 许多研究发现, 工作伦理高的员工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投入、建言行为等行为呈正相关, 与社会惰化、反生产力行为以及工作偏差行为呈负相关。基于这些研究发现, 企业倾向于招聘工作伦理高的员工。但是也有研究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对工作伦理和合作竞争态度进行研究, 发现工作伦理高的人倾向于采取竞争态度, 他们相信个人的努力, 但对于合作中需要两者共同努力, 协作创新, 对合作的成功产生疑虑。基于当下合作创新环境中, 工作伦理高的人是否愿意与同事合作, 资源共享, 也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新的方向。该研究主要通过理论分析探讨工作伦理与员工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
1员工合作相关研究
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以促成共同目标实现的心理过程。在组织中, 员工合作是基于对组织目标有共同的认识, 愿意与同事共同努力、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协力实现目标的意愿。在这合作过程中合作各方都是基于资源互补, 该研究侧重于员工的合作倾向, 对于合作与成功之间的信念。Mead在研究合作中, 强调参与者对于共同目标认可以及合作的合作动机, 而不是研究具体参与到某项合作行为的显性模式[2]。使用合作与竞争的概念来代表不同团体、不同模式的心理动机。绝大部分关于合作的研究偏重于个体、团队或组织, 为共同的利益以及目标在合作中相互影响逐步形成心理关系的过程或行为。但以往的合作都是基于静态的研究, Ring&Van de Ven将合作的定义进一步动态化, 包括了个体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意愿[3]。
作为企业提升创新的重要方式, 员工合作是组织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有效的合作下, 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以及降低员工之间的冲突[4]。在此基础上, Tjosvold提出了相互依赖模型, 并认为共同的愿景、文化的支持、平等性奖励机制会带来合作性的互动。后续研究中, 学者们陆续发现个人正面情感、公平性认知、互惠的规范、不确定性、个人对团队的认同、相互认同会不同程度影响合作行为。
2工作伦理相关研究
2.1工作伦理
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提出工作伦理的概念。费瑟在研究中指出工作伦理的特征为勤奋、节俭、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巴哈施将工作伦理的3个核心特征归纳为:一是工作本身是目标, 希望获得物质奖赏;二是对工作满意并努力, 以自己高水平的工作技能为荣;三是对工作忠诚、服从、守时、勤奋。Mudrack和Mason将工作伦理定义为依附于工作的一种价值观念, 具有先天的“正确性亦或是廉直性”。工作伦理包括努力工作和禁欲, 他们倾向于持续努力奋斗, 忠诚地效力于组织, 接受高负荷的工作任务, 满意于自己的工作经历, 渴望成功。麦克莱兰将工作伦理引入到心理学, 提出高成就动机的人倾向于与同事竞争而不是合作。由高成就动机的成员组成的团队不大可能进行信息共享和相互指导, 而这种合作行为的缺乏导致团队整体绩效的下降。
2.2工作伦理的维度与测量
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工作伦理是一个多维度变量, 但对于维度的确定并不一致。Furnham将工作伦理划分为5个维度:独立于他人、禁欲主义、对休闲的态度、信奉宗教和道德、努力工作。Tang在研究中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将工作伦理划分为内部控制、勤奋地工作、禁欲和反对娱乐。张苏串所采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努力工作是首善、成功出自勤奋、禁欲、内在控制这4个维度。
3工作伦理与员工合作倾向的关系
驱动理论指出人的行为会受到动机的驱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麦克莱兰等人指出员工工作的动机主要分为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和动机3种。成就动机是激发个体对成就感到自豪, 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动机, 权力动机是驱动个体影响和控制他人欲望的动机, 亲和动机是影响个体最关注与他人或群体关系的动机, 这3种动机由不同的需要引发, 激发员工在工作中的方向、水平和毅力, 从而实现自我的需求, 这背后也隐藏的是驱动员工实现动机的欲望。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和动机高的人, 其合作倾向是不同的。高成就动机的人倾向于与同事竞争而不是合作。由高成就动机的成员组成的团队不大可能进行信息共享和相互指导, 而这种合作行为的缺乏导致团队整体绩效的下降, 亲和动机高的人喜欢被其他人喜爱和接受, 他们具有较高的合群动机, 努力寻求友爱, 喜欢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环境, 渴望有高度相互理解的关系, 而权力动机高的人喜欢承担责任, 努力影响他人, 喜欢处于竞争的和重视地位的环境。工作伦理高的员工有更高的成就动机, 他们认为努力工作会取得成功, 并希望获得相应的物质需求, 那么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 工作伦理中的成功出自勤奋的维度与员工的合作倾向是负相关。因此, 该研究认为成功出自勤奋与员工合作倾向关系呈负相关。
摘要：该研究试图探讨员工工作伦理与其合作倾向的关系, 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对工作伦理高的员工所受到的肯定提出了挑战, 得出结论是工作伦理对员工合作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 即具有较强工作伦理的个体不愿意进行合作行为。
关键词：工作伦理,员工合作,驱动理论,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Mead M.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M].Boston:Beacon, 1976.
[2]Tjosvold D, Andrews I R, Jones H.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J].Human Relations, 1983 (36) :1111-1124.
[3]Tjosvold D.Organizational test of goal linkage theory[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Behaviour, 1986 (7) :7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