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模式

2024-09-18

翻译伦理模式(精选6篇)

翻译伦理模式 篇1

1 女性翻译理论概述

1.1 女性主义翻译和女性主义运动

20世纪后半叶,“文化转向”的提出拓宽了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视野,解构主义的盛行也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格局。在这种对传统“反叛”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者们把性别意识的觉醒也延伸至翻译领域,开始在文化领域争夺发言权和话语权。长期以来,由于女性文化一直处于边缘文化地带,女性主义翻译更是在翻译领域也就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女性翻译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就是对男权中心、父权中心的解构和批判。“作为语言如影随形的伴侣,翻译给予女性主义者广阔的喻说空间,而女性主义者则给予了翻译研究一个新的视角。”(谢天振,2008:386)

1.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深受三位学者影响:心理分析学者拉康,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巴特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拉康在他的结构主义理论中提出象征概念的意义。他认为象征代表着族长制,即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权威。该观点为女性主义抨击性别歧视提供了依据。罗兰巴特则摒弃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主张从后现代主义角度重新诠释文本意义和作者主体性,这对以颠覆传统译论为己任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具启发影响。巴特关于翻译的观点是,文本意义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原作者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意义权威。“作者已死,读者诞生”。这就意味着译者和读者享有创造和复制意义更大的权利。解构大师德里达的非逻各斯中心主义彻底颠覆解构了源语文本和原作的权威地位。德里达主张差异,反对二元对立,正好契合后现代女性主义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两性关系的趋势。借助于这些理论,女性翻译家们主张在翻译中解构忠实,突出译者主体和多元理解,重现“他者”的隐性角色。

2 翻译伦理观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一种,必然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需遵循相关的价值观体系。翻译伦理正是这些价值观体系的总和。翻译活动是包括行为、行为主体和结果的综合体。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必定会受到其价值准则的约束。20世纪90年代,芬兰学者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对翻译伦理研究做了系统总结,他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活动的四项基本准则:期待准则、关系准则、沟通准则和负责准则,并针对每一条准则都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观要求:明晰、真理、信任和理解。21世纪初,切斯特曼又提炼了四项基本翻译伦理模式:表现伦理、服务伦理、交流伦理和规范约束伦理。

2.1 表现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

切斯特曼认为,译者表现伦理就是对译作忠实(fidelity)和真实(truth)的要求。忠实要求译者应该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避免随意的增添、删减和篡改。传统理论的忠实译者,施莱尔马赫、韦努蒂、贝尔曼等关注的归化异化问题,实际上也都“表现伦理”的体现。

2.2 服务伦理———强调翻译活动的商业服务性质

该伦理从服务的视角来看待译者角色。译者要根据客户或是委托人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让他们满意的产品。翻译理论的功能学派认为,“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策略是取决去翻译目的的。所以译者应该以事前与客户拟定的翻译纲要(translation brief)来指导自己的翻译活动,达到纲要指示的目的,就可以算是合理地完成翻译工作。

2.3 交流伦理———视翻译活动为跨文化交际活动,主要目的在于沟通交流

西班牙学者皮姆(Anthony Pym)在其文章《翻译伦理的回归中》中,重新定位译者的角色:译者是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协调者。作为翻译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主体,译者不管是主观层面上还是社会层面上都是在两种文化间游走。因此,译者必须要清楚认识到自身扮演的交流功能,而不是偏向源语文化或是目的语文化。

2.4 规范约束伦理———翻译活动是遵循相应规范的可预测行为

切斯特曼认为翻译规范分为两种: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和职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期待规范要求译者要考虑到读者对译作的期待,职业规范指合格的译者应当遵守的规范。该伦理着重于对译作的产生和接受起决定作用的规范的研究。

3 翻译伦理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翻译分析

3.1 表现伦理

按照切斯特曼的表现伦理,翻译活动中有伦理的译者是应该要精确再现原文和原文意图的。传统忠实论和功能学派对等理论反映了对这种伦理的肯定和追求。然而,女性主义翻译彻底颠覆了这一伦理。首先,女性译者因为出于对性别文化因素的考虑,不仅不会再现原文和原文意图,而是刻意让隐性的“他者”再现。其次,女性翻译作品既不会遵从“忠实”的传统翻译标准,也不会按照对等理论来指导其翻译。路易斯冯弗拉德在《翻译与性别》中指出,“女译者已经认定她们有权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原文产生质疑,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她们有权对原文进行改动”。甚至,“在女性主义语篇中,翻译是生产,而非再生产”。女性翻译对忠实的理解是,忠实的对象既不是原作者也不是目标读者,而是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传统的“忠实”观,由于过度依赖僵硬的、彼此互证的二元对立,也逐渐淡出翻译理论主流视野。

3.2 服务伦理

切斯特曼指出服务伦理就是“建立在翻译作为一种商业服务行业的基础之上的”。这实际上这就是对译者提出两点要求,一要使译作实现客户要求的翻译目的,即承担对客户的责任;二是翻译活动中的出现的问题译者需要和客户协商处理。该伦理侧重于翻译的目的。雅克德里达在《他者的耳朵》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女性译者既不是简单的从属者,也不是原文作者的“秘书”。译者的主体性在女女性主义那里被放大和强调,而服务性质则被刻意忽视。翻译的商业服务属性无法在女性翻译中体现,这是由女性翻译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她们以共同的翻译理论为指导,认为在翻译中尽量‘是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主要观点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作者和译者的关系;3)翻译不但是语言和技巧的问题,还应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廖七一,2002:3)

3.3 交流伦理

德国功能派学者曼塔利提出翻译行为模型,考察了译者与翻译中涉及的各方之间关系,强调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信息传递工具的一面。女性主义译者“声称女性化翻译并不是要改变原作意义但却主张延伸、发展原作的意义”。因此,女性主义翻译实际上是拓宽了翻译活动跨文化交际的领域,除了原作内容,还放大其中文化内涵,将压抑的的性别因素展现给目标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翻译研究已经越出了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涉及的已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还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谢天振,1999:102-103)。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不拘泥文本间的跨文化交际,而且突出文化间差异性的交流。“女性翻译之本质,颠覆父权中心,提倡差异哲学,对译学和文化批评的贡献不可磨灭”(葛校琴,2003)

3.4 规范约束伦理

切斯特曼认为,翻译策略的选取决定于翻译规范。翻译规范的目的是推崇四种伦理价值:明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与理解(understanding)。明晰指翻译过程中信息的接受者能够识别发送者的意图;“真实”指的是译文根据翻译情景的需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原文;“信任”则是指翻译活动中交际双方彼此相互信任;“理解”意指译者应该尽量避免目标读者对译作的误读。“明晰”和“真实”价值关注的是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信任”和“理解”则是以人际关系为关注点的。反叛的女性译者们主张跨文化、跨交际的“违反”(transgression)式实践,传统意义上的“信任”和“理解”被摒弃,而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开辟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补充、序言和脚注、劫持均隶属于干涉性质。虽然这些具体的策略是背离规范约束伦理的价值观的,但女性译者是本着整体宏观关照、局部微观透视的文化翻译概念,来处理翻译跨越两性、强势与弱势的复杂问题。“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女性是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的体现,女性、差异性以及他者性将为重建译者主体性和其他翻译模式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刘军平,

2004)。

4 结束语

女性翻译研究和翻译伦理理论一样,都属于翻译研究的一部分。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虽然一直处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地带,女性翻译发展至今是有其积极意义。翻译伦理是对翻译主体职业道德约束条件的新探索,本质仍然是立足于主流翻译理论。尽管切斯特曼的四项基本翻译伦理遭到了女性译者的创造性反叛,但是这是因为女性译者从事翻译的目的和出发点的不同。女性翻译的叛逆翻译观本质决定其异于主流翻译理论。加强女性主义翻译,对性别比较研究不无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对翻译产品的社会文化认识,也将促进译介学和比较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on in the"Era of Fer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0.

[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386-387.

[3]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6-167.

[4]刘卫东.翻译伦理的回归与重构[J].中国外语,2008(5).

[5]王丽娜.析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J].外语研究,2008(6).

[6]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

[7]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

[8]刘军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J].中国翻译,2004(4).

翻译伦理模式 篇2

翻译: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 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 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

2、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翻译:君子看中义,小人看中利。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

3、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翻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4、“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翻译: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

5、“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翻译:对待其他的老人就象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人的孩子也象对待自己的一样.(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6、《礼记·曲礼》说:“夫礼,自卑而尊人,先彼后己。”

翻译:礼的实质在于对自己卑谦,对别人尊重,别人优先,而后才是自己。

7、《礼记·仲尼燕居》说:“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翻译:礼为求中之器,礼,制中,礼求中,礼,亦为中,亦可以理解为度。按规章制度办事,就是中。

8、孟子的性善论——①“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②“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翻译:①人性的善,就好比水朝下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②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赠给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

9、*荀子的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翻译:人的本性是恶的,他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是伪装的。

10、*告子的性无善恶论——①“食色,性也”,②“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

翻译:①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②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11、杨雄的性善恶混论——“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12、*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说——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对应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不用翻译,但留下吧)

13、①“道不拾遗”;②“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

翻译:①道路上有东西遗落,却没有人拾起来,占为己有。形容人民生活富裕,社会风气淳朴。②从道路上听来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就在道路上不负责任地传播,这种道德作风是要不得的。

14、“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翻译:是万物形成的根本,万般理法形成的逻辑,指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

15、* 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可道,非常道”

翻译:“一”指效法自然;“万物负阴而抱阳”,由“一”产生了阴阳概念,所以说“一”生“二”;阴阳和谐使得事物能够存在,阴阳这个属性附合于事物本体,“二”加“一”,这是“三”,“三”就是指附有阴阳属性的事物,事物维持阴阳和谐才能够生存,所以说“二”生“三”;推而广之,事物维持阴阳和谐才能够生存是一个普遍规律,所以说“三生万物”。

道可道,非常道是指:人生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是可掌握的,但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识的那样。

16、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翻译

一、仓库里的粮食充足了,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人们丰衣足食了,就会懂得光荣与耻辱。

翻译

二、人最最需要的莫过于衣和食,在衣不暖、食不饱的情况下,要百姓忍饥受冻去讲求礼节荣辱,根本做不到。要讲求礼节,提倡荣辱,首先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

17、王充——“为善恶之行,在于岁之饥穰;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

18、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孔子说:“管理国家要以身做则。如同北极星,安然不动而众星绕之。

19、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20、孟子:“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

孟子曰“三代人所制理得天下也是靠仁,失掉天下的人也是靠不仁。国家的兴废存亡也是这个原因。

21、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态度恭敬。

22、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遇事就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什么是天命,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便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

23、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宇宙万物生生不穷,但本质上都是一气所演化,即“是万为一”。五行各有特殊的质(五殊),二气也各有内实(二实),但二气的根本是“一”(二本则一)。“一”指“太极”,太极元气演化出二气五行,一气表现为各自差别的万物,这就是“一实万分”、“人性五品”即由此而来,人们不同的心理特质与心理状态也由此而来,万物与一道各有自己的标准,“万一各正”,“各一其性” 〕,天地间的一切不论小的还是大的,各有自己的命定(小大有定)。性命由二气(阴阳二气)交错产生,而阴阴交错则是由抽象的“一”产生的。万物出于一,一分而为万物,万物各有自己的命定。

23、王夫之指出:“天理寓于人性欲之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

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理欲合一说,并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提倡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

24、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父亲与儿子之间有亲情、君王与臣子之间有节义、夫妻间有区别、年长与年幼者有主次、朋友之间有信任。

25、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

26、、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

翻译伦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 篇3

关键词: 翻译研究 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

1. 引言

翻译是人类主体间的活动,它离不开人际交往,因而就离不开道德问题。伦理学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所以伦理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有其明确的现实基础。早在1997年,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就预言“翻译研究的下一阶段将以伦理主题为特征”。可见,翻译伦理将是段翻译研究下一阶的重点。

2. 翻译伦理

作为翻译研究与伦理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 翻译伦理学研究一般伦理学原则在翻译领域里的具体应用。“翻译伦理”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自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探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安东尼·皮姆、切斯特曼和劳伦斯·韦努蒂。皮姆(1997)将翻译视为译者为客户提供的职业性服务,并强调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思考翻译的伦理问题。韦努蒂反对文化殖民主义,提出翻译的“差异性伦理”,提倡异化策略,以保留原文本的异质性成分。切斯特曼(2001)总结出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该文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杰作(骆贤凤 ,2009),这五种伦理模式是对翻译伦理较为系统、全面的划分,影响最深远。

2.1 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即译者应尊重原作和原作者,忠实、准确地再现原作内容、原作者的写作意图甚至原语文化,要求译者不得随意增添、削减或篡改原作内容,还应最大限度地展现原文风格、笔调等,凸显了“真实”(truth)这一价值。该模式主要适用于权威文本的翻译, 尤其是文学、宗教经典文本及多语国家社会与大型国际组织官方文本的翻译。

2.2 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中,翻译活动是一种商业活动。它涉及的主体有原文作者、翻译客户、译者、译文的接受者等。它主要指译者有义务完成与客户或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该伦理模式要求译者首先要对翻译活动的委托人负责,同时要对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负责,对应“忠诚”这一价值。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实用文本的翻译。

2.3 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不同于再现伦理,翻译活动主要被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它体现翻译活动的目的,即与“他者”沟通交流,而非再现“他者”。译者作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媒介,有责任完成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该模式主要适合翻译文化地域色彩浓厚的各类文本。

2.4 基于规范的伦理

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对应“信任”价值,要求译者的翻译行为满足目的语文化的期待和规范,该模式关系到目的语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译文。译者应当考虑译文读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符合规范,符合人们的期待。“通过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自己的译作能够在译语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的作用”(侯丽,许鲁之,2013)。该模式适用来解释翻译实践, 不具有实用性。

2.5 承诺伦理

切斯特曼经过仔细研究后认识到,上述四种伦理模式都只侧重整个翻译伦理的一个方面, 有时不同模式之间会出现冲突,为解决冲突, 他提出了第五个伦理模式,即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译者作为一名翻译从业者,应当承诺在翻译中追求更好的表现。这允许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偏向不同的伦理模式(杨镇源,2013:67)。

3. 结语

尽管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还不够完善,但它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翻译伦理,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分类。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其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不容忽视。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翻译伦理学必将成为新的热点。

参考文献:

[1]Chesterman,Andrew.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Translator,2001(2).

[2]Pym,Anthony.Introtroduction: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2001(2).

[3]侯丽,许鲁之.从 Andrew Chesterman 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谈译者主体对翻译 伦理的坚守[J].外国语文,2013(6).

[4]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9(3).

译者职责与翻译职业伦理 篇4

1 译者职责与翻译职业伦理

翻译在进行了文化转向之后, 特别是在解构主义的引入之后, 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根本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翻译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绝对忠实的翻译是不存在的, 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完成这一复杂的任务;而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又必然受到其自身价值观的制约和影响, 因此也就引出了译者的伦理问题 (孙致礼, 2007) 。以此为基础,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否定了“原文文本终极意义是存在的”这一理论, 对大家都公认的“原文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竭力消除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的区别, 提倡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发掘纯语言, 确保语言生命的延续。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 大多数译者对原文作者的权威表示怀疑, 在极大程度上彰显译者的主体性;抛弃了“信”、“忠实”等翻译标准, 并为各种不同的阐释、翻译找到了理论依据。把某些明显的错译、误译或漏译也解释为“积极性误译”、或是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在解构主义理论风靡全球的同时, 翻译界反倒出现了一种困惑:解构之后翻译之路将走向何方?既然翻译的“忠实”与“背叛”问题不再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命题, 原文作者的意图、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不再是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那么该拿什么作为新的标准, 该用什么来约束译者的翻译行为甚至是再创造行为呢?正如在法律空缺的地方需要有道德来填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一样, 在翻译过程中, 当“信”、“忠实”等标准和规则不复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将它们归结到伦理道德上来。在解构主义或者是解构主义之后的今天和明天, 翻译应该回归到伦理问题, 译者应该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

所谓伦理, 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 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 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是指做人的道理, 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 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通俗地讲, 伦理就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 而伦理传统则构成了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最具特征的内容。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了伦理规范, 其群体生命将失去其内在秩序而陷于混乱甚至崩溃。

直到20世纪80年代, “应该怎样翻译”这一命题才被翻译理论界从伦理学的理论视野开始进行研究。法国当代哲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man) 是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概念的学者。他猛烈地抨击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传统翻译思想, 率先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 并主张把翻译伦理研究作为翻译学的一个长远的研究方向。在他看来, 提倡翻译伦理就是要尊重原作以及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其翻译伦理目标就是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为达到以上目标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就是翻译文字或曰“直译” (王大智, 2005) 。安东尼·皮姆响应了贝尔曼对翻译伦理展开研究的呼吁, 但他并不赞同贝尔曼的翻译伦理主张。他认为贝尔曼的翻译伦理“太刻板、学究气十足、过于抽象” (转引自王大智, 2005) 。安东尼·皮姆在1997年出版了《论译者的伦理》, 并在此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译者的“文化间性”概念。作者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入手, 通过对各种不同的翻译活动进行分析, 着力探讨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译者的职业伦理。自然而然地, 我们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就转向了对“译者伦理”, 即对译者的职业伦理问题的关注。翻译职业道德对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学者和译者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际译联2001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确定为“翻译与职业道德”, 并确立译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为:保密、公正、按时、尊重客户、公平交易、谢绝自己所不能胜任的翻译任务。而且职业翻译工作者必须承诺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译界权威杂志《译者》 (The translator) 在2001年第二期出版了名为《回归到伦理问题》 (The return to ethics) 的专刊。特约编辑就是安东尼·皮姆, 他为本期撰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本专刊中收录了以Andrew Chesteman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研究学者的文章。安东尼·皮姆借用了Andrew Chesteman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一文中所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 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准确的界定, 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以及承诺伦理。在西方翻译界的翻译伦理探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国译界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翻译的伦理问题, 如吕俊 (2001) 和许钧 (2002) 都对译者的翻译应受到道德层面的约束和影响进行了探讨。但在现今的我国翻译界, “伦理”似乎是个不受欢迎的字眼。一不小心, 就会被人认为是重新回归到对对等、忠实、背叛等问题的讨论, 被认为是走“复辟”的道路。我们认为, 在翻译研究貌似繁荣的今天, 更有必要讨论翻译伦理问题, 特别是译者的伦理。

众所周知,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石, 是文化的载体, 是民族特色的直接体现, 所以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正和完整至关重要。各个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非常明确。如法国和德国国内就一直有维护法语、德语纯洁性的呼吁。一个民族失去国家仍然能够存在, 如犹太族, 就是因为他们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有不断吸收、不断丰富的过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是个逐渐异化的过程。在中国, 许多外国作品被译成中文后, 却越来越失去了中文的风味。我们承认, 通过翻译, 我们可以借鉴、输入新的表达方式、表现形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祖国语言的纯洁性为代价。“五四”以后的欧化语言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 有些译者仍然在“当当不止” (看见“when”就译“当……的时候”) , “地地不已” (遇到以-ly结尾的副词就译成“地”) 。长达两三行的句子比比皆是。这种中不中洋不洋的表达方式会潜移默化地使中国读者对译文产生认同感。“久而久之, 真正的中国语文倒成了文物, 通行的却是这些混血儿了” (章艳, 2002) 。

过去的许多翻译大家凭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职业道德, 把翻译看作崇高的事业。Peter Newmark (2003, p55) 在他的名为“No Global Communic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的文章中指出:翻译是“一种高尚的、求真的职业”, 翻译过程应“尽最大可能地保留原文的‘真’, 而未经雕琢的地方应由译者进行巧妙地升华, 从而把粗糙的原材料转化为壮丽的诗篇” (转引自申迎丽、仝亚辉, 2005) 。早在1994年季羡林先生就对“翻译的危机”提出过警告。翻译质量的下滑已成为不争之事实。某些译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浮躁逐利心理状态下, 粗制滥造, 急就翻译, 已成为译界一大危害。

2 结束语

德里达认为,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 一直会面临很多矛盾, 其中以“质”和“量”的矛盾最为突出。为了处理好这些矛盾, 译者要顺着德里达所称的“责任的护栏”摸爬滚打, 即遵循一些语言规范、翻译策略和修辞手法。如果背离了这种方向, 译者可能就要走进危险的境地 (Davis, 2004, p105, 转引自金兵, 2006) 。随着国际交流活动的不断增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人类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语言翻译作为信息传播和交往的主要方式, 在道德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翻译职业离不开道德的引导, 译者和翻译中介的行为都应有道德制约, 以防译作的粗制滥造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同样, 翻译中的言语道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道德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翻译同其他行业一样, 有较高的职业素质要求, 也应遵循道德原则。任何一个译者都要对祖国的语言、文化负责。作为一名出色的优秀的译者, 必须要本着热爱弘扬自己的祖国语言的宗旨, 忠实与原文并忠实地为读者负责, 坚决杜绝任何损害语言纯洁性和权威性的倾向。一言以蔽之, 培植和增强译者的职责, 大力发扬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 仍然是时代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季羡林, 许钧.翻译之为用大矣哉[J].译林, 1998 (4) :211.

[2]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外国语, 2002 (5) .

[3]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 2009 (3) .

[4]申迎丽, 仝亚辉.翻译伦理问题的回归——由《译者》特刊之《回归到伦理问题》出发[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2) .

[5]王大智.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2) .

[6]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 2003 (5) .

[7]许钧.《翻译思考录》序[A]//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8]许钧.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A]//张柏然, 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219-230.

[9]章艳.译者责任和文化现实[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6) .

[10]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 (8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翻译伦理模式 篇5

关键词: 翻译伦理 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特色用语

一、引言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一年一度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中国政府前一年或五年的工作成果,并对来年或未来五年的工作做出总体部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生等多个方面,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情和发展动态最权威的信息来源。因此,报告的翻译至关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中存在不少中国特色用语,这些用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背景,在译语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项。如何使目的语读者了解报告中中国特色用语的内涵,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翻译是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涉及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对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处理,离不开伦理的指导。王大智认为,翻译活动的诸要素都具有社会伦理属性,伦理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本文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指导,分析数字缩略语、文化负载词、四字词及俗语等中国特色用语的翻译策略。

二、翻译伦理模式在中国特色用语翻译中的体现

切斯特曼(2001)提出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再现原作内容及原作者意图;服务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交际伦理——与“他者”进行交流;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目的语文化的期待和规范;承诺伦理——履行翻译的职业道德规范。该文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杰作(骆贤凤,2009)。在翻译实践中,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译者不可能同时遵循上述五项模式,只能依具体情况,择一项或几项而从之。

例1.原文:加强“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治理。

译文:We strengthene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water pollution in the key watersheds of the Huai,Hai,and Liao rivers and Tai,Chao,and Dianchi lakes,and improved the control of wastewater,gases and residues from industry.

例2.原文:積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

译文:We will make substantiv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motor vehicles powered by new energy sources and in integrating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cable television networks,and the Internet.

分析:数字缩略语的大量使用是国内党政文献的一大特色,简洁、易读、易记,是汉语本族语者乐于接受的风格。然而,由于缺乏相关背景知识,国外受众很可能不了解原文中的数字缩略语。译者在翻译时增添了相关信息,将“三河三湖”和“三网”的具体内容呈现给读者,帮助读者把握原文内涵,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例3.原文:……保障“米袋子”、“菜篮子”安全。

译文:...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ice bag”(grain supply) and “vegetable basket”(non-staple food supply).

分析:“米袋子”和“菜篮子”都是中国特色用语,指粮食(如大米、小麦等)和副食品的生产与供应。此处,译者采用直译、意译相结合的策略,不仅保留了原文生动形象的风格,还以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传递了原文信息,是再现伦理与交际伦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4.原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

译文:We will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expenditures,maintain expenditures in some areas while reducing them in others,and spend our money where it counts the most.

分析:四字词语是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简短精练,包含完整的意义。译者在翻译例句中的“有保有压”时,根据政策内容及原作者意图,将其内涵完整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符合交际伦理。另外,“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一俗语如若直译,必然会给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译者采取意译策略,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原文内容,也是交际伦理的体现。

三、结语

译者在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用语时多遵循交际伦理模式,以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原文内涵,帮助读者把握原文信息,促进中国政府与国外受众交际活动的实现。可以看出,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还渗透了译者对译文读者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等的考量,是翻译伦理制约翻译行为的产物。

参考文献:

[1]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2001,(2).

[2]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9,(3):13-17.

翻译伦理模式 篇6

关键词: 政府工作报告 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

1.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在经济政治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一方面,中国期望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上一年的工作及成果,并对来年的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生等诸多方面,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情、政策及发展动态最权威的信息来源,备受世界关注。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对于展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

2.翻译伦理

自上世纪80年代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皮姆(1997)将翻译视为译者为客户提供的职业性服务,并强调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思考翻译的伦理问题。韦努蒂反对文化殖民主义,提出翻译的“差异性伦理”,提倡异化策略,以保留原文本的异质性成分。切斯特曼(2001)总结出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杰作(骆贤凤,2009),这五种伦理模式是对翻译伦理较为系统、全面的划分,影响最深远。

3.翻译伦理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报告

3.1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即译者应尊重原作和原作者,忠实、准确地再现原作内容、原作者的写作意图,甚至原语文化,要求译者不得随意增添、削减或篡改原作内容,凸显了“真实”(truth)这一价值。

政治文本的性质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再现伦理,忠实、准确地再现政策内容、政府的政治立场等,“因为政治文章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等,稍一疏忽,后果严重”(程镇球,2003)。

3.2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即译者有义务满足与客户或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该伦理模式要求译者首先要对翻译活动的委托人负责,同时要对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负责,对应“忠诚”这一价值。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不仅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发展动态及最新国情的一扇窗口,还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展现国家形象、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使命。译者必须为作为报告翻译委托人的中国政府负责,体现其意志,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文化元素,彰显中国特色,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等。

3.3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体现翻译活动的目的,即与“他者”沟通交流,而非再现“他者”。译者作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媒介,有责任完成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就中国国情、文化等进行沟通的载体。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译者必须考虑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期待等因素,以他们能够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中国的声音。该伦理模式是“理解”(understanding)价值的体现。

3.4基于规范的伦理

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对应“信任”价值,要求译者的翻译行为满足目的语文化的期待和规范,该模式关系到目的语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译文。译者应当考虑译文读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符合规范,符合人们的期待。“通过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自己的译作能够在译语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的作用”(侯丽,许鲁之,2013)。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时完全照搬原文形式,必然很难为译文读者所理解。政府工作报告语言正式规范,措辞简洁严谨,包含大量无主句、短句等,机械地直译必然会对国外受众的理解造成障碍。译者需要根据译入语文化的期待与规范,适当调整译文语言结构,使其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

3.5承诺伦理

切斯特曼经过仔细研究后认识到,上述四种伦理模式都只侧重整个翻译伦理的一个方面,有时不同模式之间会出现冲突,为解决冲突,他提出了第五个伦理模式,即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译者作为一名翻译从业者,应当承诺在翻译中追求更好的表现。这允许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偏向不同的伦理模式(杨镇源,2013:67)。

4.结语

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关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的把握,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关乎国际社会如何评价与接纳中国。因而,译者必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在众多价值标准中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为各责任对象及自己的翻译行动效应负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众多价值标准的评估与选择实质上是翻译伦理在起作用。所以,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过程必然离不开翻译伦理的制约和影响,对其进行翻译伦理层面的审视,有助于更客观、公允地评判译者的翻译活动及成果。

參考文献:

[1]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2001(2).

[2]Pym.Anthony.Introtroduction: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2001(2).

[3]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中国翻译,2003(3).

[4]侯丽,许鲁之.从Andrew Chesterman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谈译者主体对翻译伦理的坚守[J].外国语文,2013(6).

[5]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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