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工作动态

发行工作动态（共3篇）

发行工作动态 篇1

一、引言

IPO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大量的中西方研究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机会主义地管理盈余,以提高发行价格,正的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过分乐观,它不仅会误导投资者,而且会损害企业未来价值,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它。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即“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以及核准制下,由“通道制”向“保荐制”的转移,能否加强市场力量对于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水平的约束,显著降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即随着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从日益引起关注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为了具体考察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利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比较,为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提供检验的手段。

二、文献综述

(一)西方文献

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因此大量的研究分析承销商、审计师、律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将承销商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外在治理机制的理论源自于Booth和Smith(1986)提出的承销商认证中介理论。Carter and Manaster(1990)以及Carter et al.(1998)的研究文献证实声誉机制是有效的,高声誉的承销商是与较低的IPO折价和较好的未来长期回报相联系的。Brau and Johnson(2009)的研究则进一步直接证明承销商声誉能有效抑制IPO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承销商声誉与IPO盈余管理水平之间负相关。探讨审计师在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中的治理作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Titman and Trueman(1986)提出的审计师信号显示理论;二是源自于Dye(1993)审计质量模型。Beatty(1989)的实证研究证明雇佣有声誉的审计师的IPO企业的抑价要显著更低,而Michaelyand Shaw(1994)的实证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有声望的审计师是相关于较少风险的IPO,同时IPO长期业绩与企业所雇佣的审计师的声誉正相关。除了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可以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有效治理机制以外,Barry et al.(1990)还检验了风险资本家对于IPO企业的监管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所投资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风险资本家监管投资方面的专才和经验可以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导致有风险资本支持企业IPO的折价较低,说明监管服务的质量被资本市场认可,支持了风险资本家监管理论。

(二)国内文献

刘江会等(2005)检验了我国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承销商的“认证中介”职能严重缺位,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被扭曲,投资者通过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区分发行企业质量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在审计质量的检验上,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IPO市场上经过“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支持了审计质量治理机制。在风险资本家监管作用的检测上,陈祥有(2010)以我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99家IPO公司为样本,对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研究结果揭示风险投资可以约束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潘越等(2010)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是IPO盈余管理的两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约束机制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徐浩萍和陈超(2009)的研究涉及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IPO公司在发行前普遍存在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但研究是以核准制实施以后的IPO研究样本(2002年至2005年)为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比较审批制向核准制、保荐制变迁的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对于IPO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是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1998年至2006年的IPO公司,并且还运用实质盈余管理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试图全面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中国证券制度改革的历程凸显了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市场力量对于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审批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行指标额度的行政分配,各级政府是上市资源的分配主体,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主要是争夺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企业能否上市不在于本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公关能力以及“包装企业”的能力,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缺乏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有效约束。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证监会的职能由审批上市额度指标转为核准发行资格,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查,加强对发行公司质量的审核力度;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力也由行政主体(政府)转移到市场主体(承销商),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发行披露的真实性负有责任,若发生虚假陈述,将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承销商和审计师等专业机构出于自身的职业压力风险,有动机监督发行人的盈余质量。但是在核准制实行初期,通道制阶段,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在发挥作用,中介机构的推荐责任仍处于软约束状态,表现为推荐责任并未落实到到人,责任追究机制并未真正建立。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保荐制是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将保荐代表人的职业生涯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发行前后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个人具体负责”和“事后责任监管”,有助于强化证券公司的推荐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

H1: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从审批准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以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

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约束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引起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盈余管理的工具有两类:一类是应计管理,即在GAAP范围内,通过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会计时点的选择来管理盈余;另一类是实质性盈余管理,即通过次优商业决策,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以及给予较大的商业折扣,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这两类工具相比,最大的差异的是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同。前者不改变企业现金流量,只是影响企业应计利润,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小,但由于应计利润的反转特征,以及会计规范弹性所限,应计管理效果是有限的;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实施效果明显,而且隐蔽性强,但由于次优决策会损害企业价值,实施成本高。在审批制下,审核发行相关信息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和各级部委。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随着核准制的实施,特别是保荐人制度的运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监管,转向包括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市场机构专业辅导和监督,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发行监督力量的加强提高了IPO公司应计管理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透明度较高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H2:证券发行制度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能导致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

本文选择在1998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述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共有723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IPO公司8家,剔除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未达到回归所需要的10个非首发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IPO公司42家,共673家IPO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研究目的是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依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历程,本文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取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运用的是STATA和EXCEL软件。

(三)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计量

本文研究的是IPO公司在首发阶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衡量的指标是IPO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运用应计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

(1)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该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盈余管理的程度。考虑到Dechow(1995)研究证明修正琼斯模型忽略了企业业绩对应计的影响,可能导致对于业绩水平异常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错误估计。由于IPO公司相对于已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收益匹配的琼斯模型(Kothari et al.2005)来计量应计利润管理。模型如下:

其中,TAt:企业第t年总应计,用第t年营业利润减去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ARt:企业第t年应收账款变化,用第t年应计账款减去第t-1年应收账款;PPEt: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ROAt:企业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用第t年净利润除以第t年期末总资产;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具体的计量中,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1)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计算各样本的非操纵应计,从总应计中扣除非操纵性应计,得到各IPO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DA,作为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稳健性测试中,也运用基本琼斯模型(Jones,1989)和修正琼斯模型(Dechow,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2)实质盈余管理。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实质盈余管理模型,计算了IPO公司发行当年异常现金流量、过量的生产成本,以及异常的操控性费用支出,模型如下:

其中:CFOt:企业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PRODt:企业第t年的生产成本,为t年已销产品成本加上t年存货的变化;EXPENSEt:企业第t年操控性费用,为t年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合计;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2年主营业务收入;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一样,实质盈余管理的计量也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2)、(3)、(4)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分别计算各IPO公司正常现金流量、正常生产成本、正常操控性费用,从总经营现金流量、总生产成本、以及总的费用中扣除得到异常现金流量(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操控性费用(R_DISXB),作为本文实质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在给定的销售水平上,向上管理盈余的企业可能有以下特征: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操控性费用,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抓住实质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借鉴Cohen and Zarowin(2010)在研究围绕SEO时的实质性盈余管理的做法,结合以上三个单独计量指标去计算两个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综合指标,REM_1和REM_2值越高,表明企业进行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计量如下:

(四)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由于IPO盈余管理水平除了受证券发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外,也会受到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以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自变量,并引入定价方法、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等其他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以及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30型::DEP=a0+a1×TDZ+a2×BJZ+a3×PRICE+a4×TIME+a5×TENUNW+a6×BIG4+a7×STATE+a8×SIZE+a9×LEV+a10×GROWTH+3011Σan×INDUSTRY+ε(7)

根据Zang(2007)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优先决策实质盈余管理在应计操纵决策之前,并且实质盈余管理和应计操纵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Cohen,et al.(2008)在研究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的影响也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导致公司从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另外Cohen and Zarowin(2010)通过研究再融资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证明,企业应计还是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是应计管理成本以及应计管理能力的函数,应计管理的成本包括监管者、审计师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应计管理的潜在法律诉讼,而应计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应计管理的弹性。因此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M_PROXY)作为DA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

RM_PROXY是指实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分别用REM_1和REM_2来代替。与模型(7)相比,模型(8)主要的变化是引入了证券发行制度和实质盈余管理的交叉项(TDZ×RM_PROXY和BJZ×RM_PROXY),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根据假设2,其系数预期为“-”。其他变量的符号预期同模型(7)。模型相关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623家IPO样本公司的分阶段发行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反映发行公司特征的指标,如总资产、销售收入、销售增长率、筹资额等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IPO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反映发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指标,总应计(TA),操纵性应计(DA),以及实质盈余管理计量中的REM_1呈下降趋势,表明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有约束效应。

注:本文十大承销商的是: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申银万国、平安证券、中国银河

注:ASSETS:总资产(亿元);REV:销售收入(亿元);GS:销售收入增长率;LEV:资产负债率;FUND:筹资额(亿元);TA:总应计/平均总资产;DA:操纵性应计/平均总资产;RM_1:实质盈余管理综合计量指标1;RM_2:实质盈余管理综合计量指标2。

*10%**5%***1%下显著

*右上角是pearson相关系数,左下角是spearman相关系数

(二)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证券发行制度约束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PR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方法下,IPO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将人为操纵应计利润,支持了Aharoney et al.(2000)的研究结论;BIG4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IPO公司操纵性应计的约束效应,与李仙和聂丽洁(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但TUNNUW的系数为正,不符合预期,并且不显著,表明我国IPO市场审计师声誉机制并没有形成,支持刘江会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REM_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实质盈余管理水平隐蔽性较强,较难被发现,因此并没有引起审计师、承销商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由于REM_1综合了R_CFO和R_EXPENSE的共同影响,所以导致系数被稀释。从REM_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不符合预期,原因同上。综合DA、REM_1、REM_2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由审批制向通道制、保荐制的演变,会约束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IPO公司盈余质量。

(三)IPO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实质盈余管理手段的相互替代效应的检验

从(表5)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证券发行制度阶段,IPO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水平与实质盈余管理水平均呈正相关性,没有出现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随监管加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效应,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8)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以REM_1和REM_2作为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EM_PROXY)的回归一、二的结果来看,TDZ×REM_PROXY和BJZ×REM_PROXY的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假设2预期。表明在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实质盈余管理和操纵性应计管理共同存在,也即随着监管力量加强,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趋势,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另外,与第三部分没有考虑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替代效应的DA回归结果相比,TDZ和BJZ的系数仍为负,但显著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于RM_PROXY与TDZ、BJZ之间存在相关性,稀释了TDZ、BJZ对于DA的影响所致。同样在引入RM_PROXY变量以后,PRI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了IPO公司操纵应计目的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BIG4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应计操纵的约束。综合上述的回归结果,不支持假设2,表明在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管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 et 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

*10%**5%***1%下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运用了基本琼斯模型(Jone,1991)、修正琼斯模型(Kothari,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另外Ball and Shivakumar(2006)的研究指出,估计IPO当年操纵性应计用IPO前一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会由于换算指数在数额上偏小,导致所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偏大。因此本文在计算各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时,运用的是上市当年平均总资产进行换算。在稳健性性测试中,也运用IPO上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研究主要结论并不改变。

五、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运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方式的动态影响。在描述性统计中,通过审批制、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趋势比较,发现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由审批准转向核准制,尤其是核准制下保荐制的实施,IPO公司的应计利润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呈下降趋势。在引入了承销商声誉、会计师质量、国有控股股东等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业绩、盈余增长和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发现随着保荐制的实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在盈余管理方式的研究上,本文发现在中国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 et 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总体的实证结果表明核准制的实施,可以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行为,系统提高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不完善的市场,正处于行政化向市场化转移的过渡阶段,本文研究证明了证券发行制度是研究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重要约束变量,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分析,验证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的完善能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证券发行制度进一步向注册制发展提供了证据。

发行工作动态 篇2

拓宽发行渠道，扩大发行量是实现“双效益"的首要条件。为了拓宽发行渠道，我们首先是立足本系统，抓本行业发行队伍建设，利用基层工作网络，以点带面，引深到各城乡各行业及乡村，使报纸的发行在全省各地均衡发展。有了这一稳固的基础后，我们又有选择地重点做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们还与平阳、温岭等地的教育部门联系，把报纸送进学校班级，结合学校法制课，报社还专门开设栏目《法与青少年》，用生动的事例向学生们宣传学法、用法、守法的重要性。据这些地方的教委反映，几年来，通过开展法制报的读报活动，使在校学生的犯罪率降为零。再就是做好专业市场内的发行工作。我们身边的市场很多，通过宣传，走访调查，我们把法制报订到个体经营者的手中，使广大经营者在经营之余学习些法律法规，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做依法经营户。实践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成功的，通过我们的工作，不但扩大了发行量，与此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合理的报价也是影响发行成效的因素。浙江法制报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报纸，它所反映的内容指导性强，新闻的时效性比综合性大报慢，又是周二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告的竞争力，报社的经济基础也较为薄弱，近年来新闻纸价格一涨再涨，对经济承受能力原来就差的浙江法制报来说压力就更大，报社没有能力用低报价来弥补发行所带来的亏损。因此，浙江法制报如何定价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既然纸价不断上涨，干脆一步到位年定价52元；另一种意见是年价不要超过45元（因当时我报年价为33元）。针对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摸底工作，还向订户作了解，然后横向与专业报作比较，我们的原则是：既要考虑到报纸的发行量，又要照顾到订户的经济承受能力，最后把报价定位在年价48元。发行结果超过我们定价时所预期的目标数。经过第一年的适应期，第二年报纸的发行量就达到价格调整前的订数，为报社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农发行工作总结 篇3

一、认真执行政策，确保各项指标圆满完成

㈠、新发放贷款与新增库存值保持一致。

截止本月，我行累计发放粮油收购贷款xx万元，累计收购粮食价值xx万元，用于收购的存款和现金xx万元，当年新发放粮油贷款与新收购增加库存值比率达到xx%。

㈡、粮油贷款收回率xx%。

截止本月，我行累计收回贷款xx万元，其中收回销售回笼款xx万元，其它来源收回xx万元，退耕还林收回xx万元，实际收回专项补贴应收贷款xx万元，粮油销售收入中应收回贷款xx万元,粮油贷款收回率xx%,高于省行核定指标xx个百分点，同比去年提高xx个百分点。

㈢、贷款利息收回率xx%

截止本月，我行应计贷款利息xx万元，实际收回贷款利息xx万元，收息率为xx%，比去年同期上升xx个百分点。

㈣、其它不合理占用贷款及挤占挪用贷款下降xx万元。

截止本月，我行其它不合理占用贷款xx万元，较年初下降xx万元;挤占挪用占用贷款xx万元，较年初下降xx万元。

㈤、信贷资金运用率xx%。

1-11月份,按旬平均余额统计计算,我行信贷资金运用率为xx%，高出上级行核定指标xx个百分点。

㈥、企业消化本息挂账贷款未发生变化。

截止本月未，我行企业消化本息挂账贷款xx万元。较年初未发生变化。

㈦、全面完成代理保险业务。

截止本月我部已完成保险任务，实现保费xx万元，其中车险xx万元，财产险xx万元。

二、严格按照规范化管理要求，切实加强信贷基础工作

一年来，我部人员群策群力，开拓创新，狠抓业务规范化管理，井井有条地把规范化管理要求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了信贷管理水平。

一、按“控制风险，择优扶持，全程监管，按期收回”基本原则，并考虑到流转贷款的新特点、新要求，狠抓贷款投放、库存监管和收贷收息三个关键环节的管理。

首先，在贷款投放上，我部狠抓贷款投放风险管理，采取的具体措施是：

1.严密了贷前调查、审查及审批手续。在收购初期制定了和，对信贷人员贷前调查的范围及要求，特别是对企业风险准备金来源调查进行详细规定，确保信贷调查材料真实有效。

⑵及时按上级行要求成立了贷款审查委员会及贷审办，实现了审贷分离的管理机制。为增进企业法人代表经营管理意识，实行“公贷私抵”---企业法人代表住宅抵押手续，截止本月共办理抵押贷款xx笔，抵押贷款金额为xx万元。实行了流转粮收购最高限价管理办法。根据省行不同时期下发的信贷支持参考价格，我行及时调整贷款投放标准。四季度，我部先后两次调整信贷支持价格，水稻由原来坚持xx元/斤调整到xx元/斤;玉米由原来xx---xx元/斤;大豆由xx下调到xx元/斤;超出支持价格的资金由企业自行解决。

2.坚持贷款申请报账制。信贷员按日核打企业收购码单，序时登记银行台账，确保收购贷款投放与粮食收购进度相一致。

其次，在库存监管上，在继续坚持出库报告制度和定期查库制度及仓单管理基础上，采取了如下作法：

⑴明确了今年投放的不同种类贷款形成的库存粮食要分品种分仓垛单独保管、单独核算，不得与“老粮”及其他粮食混放。

⑵实行了每日巡查库存制度。信贷员对新收购粮食每日必须巡查一次，熟悉新粮存放地点，切实做到心中有数。

⑶及时设置临时仓单，对新收购粮食进行仓单管理。⑷健全了库存核查记录单及工作底稿的实用性，按期核查库存，杜绝企业私自销售及挪用农发行贷款行为发生。

第三，在收贷收息环节上，信贷员及时跟踪企业销售活动，确保销售货款及时足额归行。同时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分解相应的贷款本金、利息和费用，跟踪管理企业销售账、商品账及应收账款，保证贷款本息及时、足额收回，做到应收尽收。

二、明确了各岗位人员职责，制定了本部考核方案、加强了内部管理，规范化验收取得喜人成绩。

按照省市行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我部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了8个岗位，分别为：主任岗、副主任岗、资金计划岗、信贷综合岗、代理保险管理岗、财政补贴管理岗、驻库信贷员岗、档案管理岗。同时根据岗位制定了相应量化考核方案，明确到人、责任到岗。信贷部副主任主抓本部人员考核，坚持按月打分，按季兑现，采取奖励制约机制，提高了工作质量。同时针对信贷外勤人员工作特点，制定了，有效地加强了劳动纪律管理。按照今年上级行对实施流转贷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特点，我部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及时有序地出台了收购旺季工作要求，同时根据流转贷款特点修改了信贷规范化文本，轧实了信贷业务的规范化业务操作。20**年3月份，在省行组织信贷规范化验收中，我部以较优秀成绩名列全省前茅。今年XX市行信贷科先后四次对我部的规范化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我部均取得较优秀的成绩名列xx地区各行之首，受到了xx行高度评价和表彰。

三、强化基础管理，发挥服务功能，有效发挥报表、数据在全行业务经营中“晴雨表”的作用。

首先，按时准确上报各类固定统计信贷报表，并根据上级行要求及时完成了多份临时报表的上报工作。大家都知道，临时报表的特点是要把动态的数据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准确地上报。由于我行业务量较大，业务数据反馈参差不齐，经常给审核、汇总带来困难。为了不延误上报，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老粮、老账”， “三查一落实”的认定及审计需要的报表是今年临时报表的工作重点，进入秋粮收购时期，临时报表更是与日俱增，平均一天就上报数份临时报表，而且每个临时报表都要有说明。据初步统计我部今年形成较有价值的临时套表200多套，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各类临时报表的说明材料。同时按照信贷部提出的临时性报表要“完整性、及时性、真实性”的管理要求，加强和完善信贷计划临时报表档案化管理，将临时报表全部装订成册，档案化管理，真正做到“让数据说话，为决策服务”的思想，建立健全了信贷计划、现金计划、财政补贴等统计台账，及时、真实、全面记录资金信贷计划管理活动情况，即为今后信贷资金计划管理提供了依据，也为全行的经营决策提供报务。其次做好信贷人员台账、月报等统计分析工作。使其按规定分职责及时准确登记电脑台账并汇总形成月报表，并就每个企业的资金使用情况，企业财务状况，商品销售等情况，写出较有质量的购销企业信贷运营分析报告。

四、认真测算信贷资金需求情况，力求准确、及时编制资金计划。

严格资金规模管理,专项贷款规模按笔申请，确保无超规模、无计划发放贷款现象发生，实时监控资金规模使用情况;加强资金调度，确保资金运用率保持较高水平;严格资金头寸限额管理，坚持提前上报资金需求计划，小额勤调信贷资金，确保信贷资金及时、足额供应，减少闲置资金占用，确保信贷资金运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㈡、以业务经营分析要做到“分析致用”为目标，提高分析质量，不断完善业务经营分析手段。

首先采取专项分析与全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业务经营分析的针对性与指导性。根据今年粮食体制改革及农发行业务调整的新情况，我部适时提出的业务分析要做到分析致用的原则,今年以来,除按月对全行业务经营情况进行全方位分析以外,着重对各月按照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了专项分析。如1-2月份是粮食收购的季节，针对今年非保护价收购的新特点，就非保护价贷款风险进行了分析,对风险成因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对策与意见;3-6月份是粮食销售回笼季节,着重就粮食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 分析了粮食销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粮食销售出库核查办法。并针对今年非保护价玉米销售行情不好的情况。适时提出了加强非保护价玉米促销,努力实现今年非保护价贷款结零的工作意见。并根据当前影响粮棉市场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经营管理的策略与建议;7-8月份着重对我行“三查一落实”整改过程进行分析，分析亏损原因，提出下一步商品粮食库存监管的重点;10月份结合企业陈化粮认定，对全行粮食购销资产质量状况进行了专题分析，提出了加强资产管理的具体措施。其次加强调查研究，为业务分析提供确凿资料，使业务分析更切合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对做好业务经营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0**年，我部组织信贷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

①针对当前粮食改革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上级行提交专项调研材料“农发行面对当前粮改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如何开展工作”。

②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要求，研究流转贷款业务中如何进一步加强信贷计划管理，发挥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

③就当前储备粮轮换出现的新问题，要求信贷员调查了解储备粮油的库存结构、贷款结构及正常经营管理情况，探讨储备粮油贷款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市场化条件下，如何根据“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改进现有的储备贷款管理方法，进一步防范信贷风险。通过调研，有利于分析业务经营活动的新变化，解决封闭管理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五、以推动现金、利率管理迈上规范化轨道为目标，加强检查监督，严格账户管理，认真纠错改偏。

我部按照年初制度规范化管理要求，按季对辖区内购销企业的现金使用、利率、商品库存、销售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在信贷员自查的基础上，全年共分四次组织信贷人员开展信贷基础工作大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支行作了专题汇报。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部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错、改偏，使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其次做好现金、利率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20**年我行会计科目及存贷款利率均作了重大调整，引起贷款利率政策的相应变化。为了使行信贷人员准确执行贷款利率政策，我部结合(农发银发238号文件精神，对每个贷款会计科目的利率执行标准进行了明确，制成表格下发给每个信贷员参照执行，受到信贷人员的普遍欢迎。同时做好利率政策的上传下达工作，及时与营业部沟通，将利率管理落到实处。今年以来，我部认真执行当地人民银行和上级行下达的现金投放计划，自觉做好现金投放工作。严格掌握支取现金范围，按照人民银行和上级要求认真建好现金分析日报表，分清来源，用途逐日登记;坚持加强大额现金管理，完善内部审批制度,杜绝不合理大额提现;同时,认真执行了账户管理规定，加强对开户企业库存现金的管理，对收储企业库存现金按规定核定了限额。始终把正确贯彻执行各项利率政策作为促进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保证农发行经营成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正确执行各项利率政策，按照要求规范操作，较好地发挥了利率的杠杆作用。

三、立足当前，抓好各项阶段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