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校贫困生

西部高校贫困生（通用12篇）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1

一、贫困生及其资助现状分析

2007年5月, 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号) , 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07—2011年, 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大力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 按照“加大财政投入, 经费合理分担, 政策导向明确, 多元混合资助, 各方责任清晰”的基本原则, 不断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不断扩大资助范围, 不断提高资助标准, 不断延伸资助领域。教育部2006年发布的《我国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政策体系介绍》中指出:目前,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体系。据统计, 2005年度, 全国高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金额约为176.58亿元, 全国高校共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约1483万人次。但是, 随着高校成本分担机制和大规模扩招政策的实行, 贫困生人数的比例也在节节攀升, 尤其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高校贫困生问题更为突出。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解决了许多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上不完学”的问题, 但现实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二、现有资助体系存在的误区与问题

1. 资助思想方面。

由于贫困生受所处的家庭环境、基础教育的差异性和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在新的集体中取得绝对性的优异成绩。现在普遍的这种不加区分地以成绩的优异与否为资助政策执行的主导思想, 会对那些成绩一般而真正需要资助的贫困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缺乏对各个资助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资助方式的功能定位的主导思想, 在资助政策的实际运作中将会产生“奖优”而非“助困”的局面, 这也就扭曲了资助的基本出发点, 有悖于资助政策实施的终极目标, 最终会影响到资助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 这种资助政策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产生教育公平的失衡问题。

2. 资助机制方面。

(1) 资金分配机制不完善。现有的资助体系、资助项目较多, 由于缺少一个资助的管理平台, 使得让有限的资助资金产生最大的资助功效。 (2) 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运行机制还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贫困生资助需要社会、政府、高校、家庭和学生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有效运转。目前我国的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尤其是对西部高校贫困生的资助由于缺乏立法保障及资金短缺等原因而使其流于形式, 许多实际需要资助的学生往往由于主客观因素而得不到有效的资助。 (3) 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监管机制不到位。大多数学生的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每个学生的贫困程度不同, 受助年限也应不同, 这就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监管, 在确保有效资助的同时应努力让更多的贫困生受助。

3. 资助效果方面。

由于贫困生所占比例较大, 而资助金额有限, 因此实际资助效果并不理想。另外由于对贫困生的认定没有统一的切实可行的标准和实施措施, 以致在对贫困生的定量与定性认定方面依然存在着许多漏洞, 因此导致了一部分实际困难的学生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资助, 而一些不需要资助的学生却在占用有限的名额和资金。

三、西部地区高校贫困生资助保障机制的构建

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立法层面保障。

目前我国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不完善, 现有的相关法规中对资助主体与客体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明确的界定, 对各项资助措施的目标和条件, 以及各资助主体在整个资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应承担的责、权、利等方面都还模糊不清, 这样不仅影响了资助体系的效益最大化, 也使社会对资助政策缺乏信任度。因此, 国家应尽快制定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相关法律条文, 明确社会、政府、高校和学生个人等不同个体在学生资助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对各种资助措施的内涵、主体、原则、程序、方式和法律责任等做出科学界定。尤其是对西部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应有法律法规的倾斜和保障, 理顺资助和受助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行政关系, 完善资助资金的及时投放和高效利用, 促进高等学校贫困学生资助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使该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2. 多元渠道筹措资金, 社会层面保障。

总体而言, 贫困大学生的主要经费支出基本上都来源于家庭, 学生的贫困程度其实就是其家庭贫困程度的一种真实反映。贫困家庭如能得到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有效帮助和资助, 其维系着学生的经费来源就会得到有效改善和保障。从这个角度出发, 贫困生资助体系应该是以国家资助为主,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为辅。我国目前处于发展阶段, 国家对高等学校贫困生的资助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我国西部多为欠发达地区, 受当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地区经济水平较低, 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 所以贫困生比例普遍偏高, 如果仅依靠国家对高校贫困生的资助那是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因此, 需要增加宣传力度, 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 提高社会各界对高校贫困学生的了解和关注, 高等学校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接纳和管理社会各界对高校贫困生资助的资金和物品。做到按章办事, 公平合理, 廉洁公正的使用社会的捐赠, 并及时向捐赠者反馈资助情况, 做到事事有落实, 件件有回音, 使社会资助资金使用更加透明合理公正。同时让确实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得到资助, 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为政府分忧, 为群众解难。

3. 建立联动协调机制, 政府层面保障。

现有的资助体系缺乏对各资助渠道的相互交流和协调, 导致有的贫困生一人能得到几项资助, 而有的却一项也没有的局面。因此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建立有效机制, 成立专门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 利用其特有的公信度, 强化政府、社会、高校和贫困生之间的信息资源整合, 统筹管辖区域的高校助学事业, 筹措和运用政府助学基金, 吸纳和接受社会各界对贫困生资助的广泛参与, 监督各高校“奖、贷、助、补、勤、减、免”等学生资助措施的落实情况。考虑到西部地区的基本现状和条件, 协调机制的建立应以县级或地市级政府为基本单位, 以本地生源为基本对象, 依据贫困的不同程度, 通过网络建立学生资助的信息共享平台, 进一步协调各项资助之间的平衡, 避免重复资助和没有资助的情况出现, 保证学生资助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4. 实行动态管理, 高校层面保障。

近年来, 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实行, 高校已由早期的资助主体逐渐向现在的资助管理媒介转变。当然, 作为承担贫困大学生教育、管理、服务的高校理所当然要承担起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的首要责任, 只是由于高校运作的特殊性, 其在贫困生资助体系中的角色主要是以精神资助和动态管理为主。因此, 高校在“奖、贷、助、补、勤、减、免”的贫困生助学扶持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管理职能。随着近些年来高校的扩招, 传统的贫困生管理存在着许多漏洞。事实上, 由于受天灾人祸的因素影响,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高校和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相应的奖励措施, 利用学生管理平台对高校贫困生进行动态管理, 确保更多的贫困生获得相应的资助。同时, 对于贫困生的动态管理在高校层面还体现在完全学分制的实行, 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的出台, 学杂费的减免等方面。

5. 实现诚信受助, 学生层面保障。

我们在强调更多关注西部地区高校贫困生、关注他们所应享有的权利的同时, 我们更应关注他们所应履行的义务。因为权利和义务总是对等的, 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主体往往享受不到充分的权利。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贫困生资助的实施效果, 尤其是在市场规则下的有偿资助。如, 银行贷款的申请和发放, 由于部分学生的无信用贷款使得大部分学生成为了受害者。其实对于受助学生的信用度和诚信体系的建立, 除了加大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和宣传之外, 应借鉴医保和社保等方面的基本模式和成功经验, 以学生的身份证号码为唯一的身份确认信息, 利用全国联网系统, 与其工作后的医保、社保、工资卡的办理等业务进行挂钩, 在立法保障的前提下, 实行法律的有效监管, 奖罚并举, 逐步建立贫困生资助的诚信体系。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2

一，调查目的1,研究成果目的：通过对西部贫困问题的社会调查来了解西部贫困的基本原因为社会解决西部贫困提供原始调查资料提出对策性意见。

2，成果形式目的：调查结果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展现，调查资料反映在调查报告中。

3,社会作用目的：引起社会关于西部贫困问题的重视，为政府解决西部问题提供调查数据和合理性建议。

二，调查类型

以抽样调查方式调查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附近社区及附近村镇人员生活状况,经济来源及子女受教育现状等，属区域性调查以实地观察，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为主。调查收集国家关于西部的扶持政策及落实情况。以文献调查和网络调查为主

三，调查内容和工具

调查社会指标有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农业劳动力比重，城市人口比例，劳动力比重，劳动力总数。

调查工具有调查提纲，调查表格，调查问卷，手机，照相机，笔，纸。

四，调查地域

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社区及附近村镇及政府部门

五，调查时间

以周六日为主，大约一个月时间

六，调查对象

呼和浩特金川开发区附近社区及附近村镇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人员调查人数在200~300人之间。

七，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方式，访问调查法，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文献调查法，网络调查法

八．调查队伍

参与志愿者招募，选择并培训专用调研志愿者。培训时间在5小时以上，调查小组研讨确定负责人，由小组中同学负责培训内容安排，负责具体实施，负责培训组织与协调。选择同学分别负责组织实施，统计分析，问卷设计，资料整理等。成立督导小组监督调查人员。九，调查经费

调查人员培训费，交通费用，调查工具购买租借费用，问卷设计制作费用，调查人员饮食费用，网络调查费用等

十，调查工作安排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3

一、西部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及乡镇企业发展

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县域经济中存在着两种结构不同的部门，一是劳动生产率极低，产出较少，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业部门，二是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产出较多的工业部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得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贫困县往往只能选择收入弹性低的资源型产业，同时遇到数不清的“瓶颈”，进而陷入落后更落后的“马太效应”的旋涡。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且又存在着二元化这种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两个部门在现有生产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境，使得地区贫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约分别比东部地区高５和８.５个百分点。因此，如何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了讨论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题。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农村乡镇工业植根于传统的农村经济之中，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与农村社会有着许多的同构因素，一方面易为农村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又可为把农民组织到农业以外的经济部门中准备条件。同时，农村乡镇工业又是现代工业扩散的结果，在组织技术方面同外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这样一来，农村乡镇工业便自然成为二元经济的桥梁，成为打破二元经济之间障碍的重要力量。事实上，现阶段我国西部乡镇企业已经承担起三大社会经济功能。首先，乡镇企业发展为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释放出农业剩余以支持农村工业化发展；其次，以新的收入使千百万农民擺脱贫穷的困扰，迅速走上致富的道路，从而开辟了广阔的农村市场，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需求；另外，按照天赋资源结构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向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将有可能填补农村传统产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结构断层。一些贫困地区的县域经济，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由于贫困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经济发展跟上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

二、西部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基本特征分析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西部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八五”以来，西部贫困地区乡镇企业贯彻“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坚持立足当地资源，实行多层次、多行业、多种经济形式，走乡镇办、村办、组办、户办、联户办一齐上的路子，拾遗补缺，为支持产业配套，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但西部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档次低，管理粗放等问题，总体特征表现为：

1、乡镇企业已成为贫困县重要的建设力量之一，对支援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社会财富、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取得了积极的作用。与县域农业、工业经济相比，乡镇企业适应性强，独立性强，能够紧密依据当地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体现出了在市场经济中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潜力。但应当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统一规划与管理，提高乡镇企业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益，避免资源的浪费以及低效使用，大力支持和发展富有资源优势的特色和乡镇办工业，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流通体制。

2、县乡镇工业在乡镇企业中占有主导地位，乡镇企业部门结构的调整体现出了自发性特征。在乡镇企业中，工业企业占有主导地位，个体企业占了绝大部分，并在县乡镇企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县域工业经济规模小、缺少拳头产品、损失浪费严重成为必然现象。这一方面要求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私营个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另一方面要求必须加强统一的布局与管理，积极推进企业合并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扩大规模，逐步形成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大型或较大型企业，促使部门结构的优化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

3、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通常贫困县地处山区，多年来以农为主的思想取得了农业的进步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其它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再者受行政地域的限制，信息不畅，市场容量小，难以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引进县外资金扩大乡镇企业规模造成了困难；此外，人才及资金的极度匮乏使得企业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资金效益难以发挥，体现不出乡镇企业产品优势，为进一步的规划、管理与发展造成困难。

4、乡镇企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于科技与管理人才的奇缺。西部贫困县虽然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不足，实际技术人才更寥寥无几。所以，缺少技术人才，使企业难以自行设计与开发新产品，资源的深加工受到严重的限制，产品附加值低，创利少，发展缓慢；缺少管理人才，企业化管理程度低，专业化生产程度低，损失浪费严重，阻碍着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西部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以当地丰富的资源及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为依托，狠抓产品质量，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1、提高农特产品加工能力，积极发展深加工型、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农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弱质产业的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农林产品深加工。鼓励乡镇企业进行农林特产品的深度加工系列开发，既可以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利润低，商品率不高等问题，又可通过产品链的延伸，促进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形成，有利于农村产品基地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此外，还可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发展机械加工类和建材矿山开发类等乡镇企业。

2、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乡镇企业产品升级，结构合理。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仅是各产业和行业之间划分合理的比例关系，还包括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带动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改进，进而反推企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产品结构调整方向，就是要按照市场要求，立足本地资源，全面改进产品品质和质量。当前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应根据市场状况实行改制或改造。并引导企业通过兼并、联合等形式，实现规模生产。大力发展市场容量大，附加值高的地方名优产品，拓宽市场，增加新品种，提高知名度。在技术结构的调整中，可通过配套协作，吸收在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实用技术，建立乡镇企业高、中、低多层次相结合的技术结构和分工协作技术网络。

3、集中力量，发挥区位优势，推动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水平。西部贫困地区创办的乡镇企业大多数是规模小，设备简陋的中小型企业，虽然说经营较灵活，适应性较强，但毕竟要素投入水平低，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和批量生产，在激烈的竞争中缺乏规模性，难以创出名牌和优质产品，造成内在的不经济。因此，除了继续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等适应于小规模经营的企业如农副产品加工，商饮服务等外，应积极创造条件，兴办有一定水平，一定规模的骨干企业。此外还应加强乡镇企业内部的横向联合，组建区域性乡镇企业集团或中心。通过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联合协作，促使生产要素由平面式扩散状态向立体式聚拢，以产生聚合效应推动县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形成规模优势，并成为地区经济的增长点，通过扩散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4、针对实际情况，推行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力推行股份合作制，可以明晰乡镇企业产权关系，有利于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解决乡镇企业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的“三缺”矛盾，从而有利于完善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也为县域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创造良好条件。

5、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乡镇企业整体素质。西部贫困地区应加强智力投资，普及小学及初高中文化教育，办好农业中等职业技校，加强对乡镇企业职工的专业培训，分期分批轮训各级干部和科技人员，提高其领导水平和业务技能。要通过培训、引进、招聘和代培等方法多方培养或引进人才。如把现有人员送出去学习，建立各种技术培训学校，常年开展短训班。通过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为本区稳住人才，吸引人才创造条件。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4

一、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的文化分析

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有着复杂矛盾的文化背景, 他们生存的文化困境、教育的环境影响与区域文化刺激, 既可能激活他们的创业激情, 亦可能扼杀他们脆弱的期待。由于西部高校贫困生生源的地域文化特点和家庭文化影响, 其接受工业化信息化水平较低, 同源文化的高频低水平互动, 加上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内部互动与外部互动的自我保护等差别, 使得来自农村、边远山区、少数民族, 以及贫困家庭的学生, 既形成了庞大创业冲动群体, 又强化了某些区域缺陷, 使贫困生创业群体的文化引导任务艰巨。

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的文化困境存在着诸多形式。如创业教育的环境困惑 (缺少系统的创业教育机会、课程体系、师资、教育实践平台等) 、创业政策资源欠缺的困惑 (鼓励贫困生创业的政策不完备, 为毕业生设计的政策有少许, 对在校贫困生群体创业的政策几乎是空白) 、创业的社会心理文化困惑 (支持贫困生创业、宽容失败的氛围差, 认为毕业求职就业是正道, 创业属无奈之举;学校对贫困生创业提供的制度和资源条件很少, 学生办公司被误认为是不务正业, 甚至持鄙视态度等) 、创业的经济环境困惑 (西部大开发带来了机遇, 但总体上经济欠发展, 给贫困生群体创业的市场条件不充裕, 商机较少) 。

贫困生群体的创业过程, 也是强化贫困生创业动力的过程。由于西部边远地区贫困学生缺少社会辅助资源, 总体上属于就业更困难群体, 因缺乏社会资源或就业经济支持, “一张白纸”的创业文化心态, 更鼓足了他们创业的勇气。

贫困生群体的创业经历, 是现代教育精神的人格塑造过程。通过创业经验的总结, 使其将西部农村长期远离工业化大生产, 家庭式独立生产方式孕育的自主创业个性, 适应艰苦恶劣自然环境的顽强意志与吃苦精神, 升华为具有现代意识和集体团队精神的创业文化。

二、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的文化导向

西部高校贫困生创业群体的文化导向具有量与质的规定性。通过文化导向的作用, 可正视贫困生地域特点和生源特点, 充分认识对该群体进行创业教育的战略意义和社会价值。通过激发与挖掘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特殊的创业原动力, 可以培育西部开发的创业大军, 从文化的角度入手, 转变社会、学校、家庭对大学生创业的认识, 营造创业的文化氛围。通过构建西部高校贫困生创业教育的新体系, 在政府的教育行政指导框架内, 予以制度和条件支持, 使制度导向始终体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的转变, 通过贫困生创业教育, 形成社会的导向价值体系。

三、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的文化定位

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教育教什么?创业教育的目标文化价值定位是什么?是形式引导还是内容教育?是鼓励小贩式利益标准, 还是在教育层次、文化设计、创业平台建设、专业学科基础上支撑知本创业?

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的教育引导不能仅仅局限于扶贫这一狭隘目标, 而应通过系统的教育, 培养立足西部、面向全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综合性创新、创业人才, 以提升贫困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创业与成才相结合。通过教育, 影响其形成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事业目标, 具有发现机会、整合知识、综合创新的能力。通过教育引导, 培养其创新欲望和创业意识, 鼓励其组建创业团队, 将创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的教育引导, 须形成常规教育引导的积极系统方案。即构建围绕一个中心 (即以培养贫困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为核心) , 建设二个载体 (即创业教育的课程载体和创业教育的实践载体) , 培养三种素质 (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力) 的贫困大学生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四、西部高校贫困生群体创业教育的文化构建

西部高校贫困生创业教育的文化构建, 须以提高就业能力为核心。西部高校不少贫困大学生有其自身的一些弱点, 鼓励、支持他们参加创业活动, 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激发过程。

西部生态环境与贫困问题 篇5

西部生态环境与贫困问题

1 西部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活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面积超过中、东部地区的总和,近几十年来的沙漠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使这里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成为这一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据统计,全国荒漠化土地日前已高达262.6万km2,其中99.6%分布于西部地区,而且发展态势严峻,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则是直接经济损失的2～8倍.西北地区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如今却是“老鼠跑过露脊梁”.

作 者：李贞霞  作者单位：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刊 名：陕西农业科学  ISTIC英文刊名：SHAANXI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2) 分类号：F3 关键词：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6

【关键词】西部；贫困山区；农村；金融知识

西部贫困山区农村在经济与知识发展中，都处于我国最为落后的一个部分，在金融基本知识方面，该地区人民的认识更是匮乏。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农村人员在金融基本知识、利用金融工具以及新产品的了解情况和工具掌握究竟如何？就这一问题，笔者开展了调查。

一、贫困农业人员金融知识的现状

1.对新的信贷业务知之甚少

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扶持力度日益加大，各金融机构积极调整信贷结构，进一步开拓市场，开发适合农业生产的新产品，新业务投向农村。但是，由于受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涉农人员对新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不能有效利用于发展生产，脱贫致富中，从而导致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对支付结算相关知识了解和掌握不够全面

近年来，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网络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广泛应用。派生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网络支付途径，实现了资金零距离的跨地区、跨行的汇划、支付结算。大大缩短了结算时间，避免了资金的支付风险，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便利。可是，贫困地区农村人员受地域条件的制约，在现代金融业的支付结技能方面知识欠缺，甚至全然不知。急需进一步的加强，使其真正掌握现代支付结算相关知识。

3.人民币防伪和识别能力不高

受社会上不法之徒的暴富心理的膨胀，犯罪分子以偏远、贫困山区的农村人员作为侵害对象。由于其识别人民币的真伪能力不强，法制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为假币犯罪行为得逞创造了条件，从而制假贩假案件在农村时有发生，农民利益遭受了伤害，经济蒙受了一定损失。

4.投资理财知识匮乏

近年来，各种金融投资渠道畅通，理财方式多样，为闲余资金增值创造了条件。如股票、基金、国债、保险业等，已成为城乡群众投资理财的最佳途径，是资金实现升值的有效方式。可是在处于最大市场的农村地区，由于农民对投资理财业务了解甚少，更甚者不知何谓投资理财，而仅把储蓄作为最佳理财方式。因而错失了资金盈利的机会，使资金增值的机会很少。

5.受教育程度偏低制约了农村人口对新事物的接受

贫困地区人员地理条件落后，自然环境恶劣以及文化教育程度偏低，加之信息的闭塞。致使其接受新生事物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和实施能力相对薄弱，因而商品经济意识不浓，不能正确把握经济金融脉搏，更不能充分利用现有市场，合理调整自己的资产结构，为闲余资金寻求新的盈利途径。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强教育，增强农民市场经济意识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为各社会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主观思维、认知能力等原因影响。必须加强对农业人员的经济金融意识教育，给他们灌输现代经济金融思想，开阔视野范围，学会经济思维，善于按照经济金融规律，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同时转变传统的经营模式，摈弃以往思维定势，引导农民要树立“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想。合理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增加其经济收入。

2.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教活动

各基层金融机构应加大宣传力度，打破传统的宣传模式，采用形式多样、图文并茂、为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边远山区、贫困人员中广泛进行金融业务知识的宣教活动。内容既有传统信贷业务、又有新的金融产品，还有投资理财方法等等，通过举办知识讲座、现场对比讲解以及利用村民学校、广播电台形式进行全面性，系统性的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业人员的金融知识水平。

3.在农村中小学校增设经济金融相关知识教学

针对中小学生接受新事物较强的优势，在贫困地区、偏远农村学校教学中，增设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内容教育。使农村中小学生从小就掌握一定的经济金融常识，为将来搞好经济建设，培养理财观念奠定基础，同时，中小学生掌握和了解了相关知识后，可以对家庭成员起到一定的传导示范效应。并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保证。

4.加强现代支付结算及银行卡知识宣传

随着电子信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在金融机构业务中的广泛应用。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各种银行卡以及ATM机投入和上线营运，使支付结算步入了快车道，实现了资金交易的零距离。为提高其使用效率，各金融机构要深入边远农村和贫困山区，开展现代支付结算、银行卡以及电子设备的操作程序等技能的培训，耐心细致的讲解使用的好处以及在具体操作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排除了认知顾虑，尤其对异地的资金汇划，非现金交易等讲授，提高农民现金支付交易工具的使用程度。

5.提高人民币真伪识别力，维护其合法权益

人民银行与各金融机构要密切协作，联合行动。以各基层营业网点为主导，共同维护人民币的法律地位。农信社、村镇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要立足实地，坚持开展经常性地人民币反假工作，给广大农民群众教授识别真假币的知识，提高农村人员识别真假币的能力以及法制观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发现的假币要主动向当地各营业网点上缴，防止再此流通，坑害他人。特别是对恶意制假贩假的犯罪分子，要提高警惕，要坚决与其作斗争，决不让其得逞，并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使罪犯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共同维护良好的经济金融秩序。

参考文献：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7

对于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问题, 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些途径, 但是这些途径都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 通过城市化增加农民的收入,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然而, 通过城市化盲目地把大批贫困农民往城市赶, 其实质与将农村贫困转化为城市贫困无异, 势必引起如就业难, 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通过移民开发反贫困不仅是西部农村的必然选择, 而且移民开发具有本身的优势和操作性。

二、移民开发———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模式选择

(一) 移民开发是西部自然禀赋条件的必然选择

导致西部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基础设施问题, 而是自然禀赋的生态条件问题。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加以改善, 但是大自然天然赋予的地形地貌条件却不是人类可以轻易改变的。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贫苦农户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接近全国水平, 但是中国贫困地区依然贫困, 其原因在于自然条件禀赋问题。自然条件对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影响, 还可以从西部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平原县与非平原县的对比中表现出来。以粮食单产为例, 1999年西部地区的平原县每公顷播种面积的产量为5 476公斤, 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47%,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 甚至比东部10省市的平均水平也高出7%还多。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看, 西部平原县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 但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22%。说明即使在西部, 只要自然条件较好, 也不会产生贫困[1]。

单位:%

数据来源:2005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二) 移民开发自身的优势

移民开发通过重新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组合, 具有综合的效益, 其主要效益有:

1. 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从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 中国西部地区大都位于人口分界线——黑河—腾冲线以西, 在占全国60%的土地上只居住者8%的人口, 人口稀疏, 居住分散。这种稀疏、分散的人口分布特征, 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和建设的难度, 同时也不利于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通过移民开发, 使原来居住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贫困人口向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 降低了分散建设基础设施的成本和建设的难度, 有利于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的管理。

2. 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贫困, 主要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不匹配造成的。由于地区的封闭、土地的贫瘠, 西部贫困地区的人们不仅身体健康得不到保证, 而且缺乏技能, 思想上也呈现出保守封建的特征。恶劣的生活环境, 使得饮水和饮食的质量都大打折扣, 不利于身体健康;地区的封闭, 不利于思想的开放和接受新鲜事物, 使得贫困地区人们思想保守和落后;居住地的分散, 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使得贫 (下转41页) (上接35页) 困地区人民缺乏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移民开发, 可以改善原来居住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贫困农民的生活质量, 增强身体素质, 通过迁移, 可以促进思想交流和视野的开阔;提高思想素质;通过迁移, 可以创造更多的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 提升科学文化素质。总之, 通过转移开发, 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提升了贫困地区人们的素质, 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3. 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西部贫困农村大多地处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仍的地区, 最主要的特征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存共生, 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就耕地来说, 虽然西部的人均耕地明显高于全国, 但是由于西部恶劣的耕作条件, 粮食产量低,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因为粮食低产而放缓, 在这样的情形下, 西部贫困农村农民势必会加大对大自然的开发掠夺力度, 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支离破碎。移民开发就是通过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 改变原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组合不佳的状态, 一方面, 移民开发可以减少对迁出地的生态环境的压力, 为迁出地生态环境的恢复赢得时间, 另一方面, 移民开发, 并不是刀耕火种式的开发, 而是对迁入地实行边开发边保护的策略, 不仅保护了迁入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为迁出地的人们赢得了发展的机会。

(三) 移民开发具有现实可行性

移民开发并非是纸上谈兵,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意识到移民开发的重要性, 中国很多地区都曾采用移民开发来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如甘肃和宁夏的“三西”地区, 通过移民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而且扩大了生存空间。另外, 陕西的榆林地区、江西省、广东省等都采用过移民开发模式使贫困地区脱贫。虽然移民开发模式具有一定的弊端性, 但总的来说, 移民开发取得了成功。中国西部农村虽然条件较差,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不适合耕作, 只是在某些人类长期定居的地方, 由于过渡开发, 引起了耕作和自然条件的恶化, 在广大的西部还是存在着耕作和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 同时, 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平原地区也存在着移民的空间, 就东部来说, 东部平原地带虽然人烟稠密, 但人均平原面积有2 270平方米, 相对于西部虽然人烟稀少, 但人均平原面积只有650平方米, 因此中国东部和中部存在着可移民的空间[2]。因此, 移民开发使西部贫困农村脱贫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三、结语

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西部农村的贫困。虽然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实现西部农村的脱贫,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因此, 通过移民开发是西部农村的脱贫的必然选择。移民开发的模式通过人和自然资源的重组, 不仅可以储备人力资本、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 而且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中西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身存在着移民的空间。因此, 要成功实现西部农村的脱贫, 移民开发是必然的、可行的、有效的选择。

摘要：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农村。由于中国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反贫困的难度很大, 但从造成中国西部贫困的主要原因来看, 西部的贫困主要是由其自然环境造成的, 因此通过移民开发, 实现人和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是实现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移民开发,反贫困,西部农村

参考文献

[1]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董事长王建.中国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特点[EB/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http://www.macrochina.com.cn/zhzt/000061/001/20010517005735.shtml, 2001-05-17.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8

一、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区域特殊性

客观而言,基层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在不同地域都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一定程度而言,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相关问题在全国各个地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从我国现行农村贫困对象的瞄准机制来看,可以分为区域瞄准和人口瞄准两种形式。〔2〕本文认为,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选取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区域特殊性选择的现实考量。

首先,西部地区贫困覆盖面大,集中连片特困现象突出。西部地区(12省市区)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71.4%;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中有375个县位于西部,占全国总数的63.34%;目前全国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2个就位于或横跨西部各省区。1其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导致连片特困地区矛盾更加突 出。据国家统 计局贫困 监测数据,2001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从61%增加到66%,民族地区八省从34%增加到40.4%,贵州、云南、甘肃从29%增加到41%。2最后,西部偏远山区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广大农民知识贫困较为严重。导致广大农民知识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村基础教育工作的缺失。农村基础教育工作是西部偏远山区广大农民获取有益信息,提升素质的基本保证。但是,偏远山区辍学现象较为严重,新时期“读书无用论”也进一步制约了西部地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的持续推进。仅就广西省而言,2011年广西义务教育巩固率仅为86%;高中阶段教育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广西2011年高中毛入学率仅为74%,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3由此可见,西部偏远山区是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分析的代表性区域。

二、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贫困对象瞄准是指在农村扶贫工作过程中选择扶贫对象和因扶贫对象的确定而实施的资金和资源投放过程。〔3〕也就是说,贫困对象瞄准首要在于公正准确地选择贫困对象,其次是根据选择的贫困对象进行相关资源调度和帮扶工作。因此,贫困对象瞄准工作是一切扶贫工作的基础和根本着力点。总体而言,随着中国扶贫攻坚工作的全面推进,中国广大农村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是,当前西部偏远山区贫困农村扶贫工作仍然困难重重。通过相关调研和访谈,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中依然面临着较多的现实问题。

1.问题之一:“瞄准”错靶,贫困个体选择中的舞弊现象

当前,在农村贫 困对象 “瞄准”过程中,县、乡、村及相关职能部门客观上仍然起到了主导作用。较多农村依然没有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权利对扶贫项目的主导。特别是在西部偏远山区农村,部分乡、村干部本身就是当地权势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们放不下官架子,做不了贫困者的贴心人,把宝贵的扶贫资源当作私有财产一样随意配置。同时,在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之下,国家扶贫资源变成了乡村精英寻求其合法性的工具。村委会一般采取两种不合理方法处理:一是给亲戚朋友留下一部分,同时也给贫困户。二是通过轮流的方式享受外部资源。村委会如此进行资源配置不但削弱了扶贫资源的覆盖面和覆盖度,也消弱了扶贫资源原本的初衷。实际上,真正的贫困对象根本没有参与此项政策的机会,贫困对象作为主体参与者、过程执行者和最终受益人的地位也根本没有实现。因而,在部分偏远落后山区存在的问题是除了非常明显的一些贫困对象被 “瞄准”之外,其他哪些人被 “瞄准”了也仅仅是一些乡村干部知晓。部分干部家属与关系户顺势混淆其中,造成了宝贵的扶贫资源白白流失。

造成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 “瞄准”错靶,出现部分干部家属与关系户混淆其中的舞弊现象,主要是由于乡村干部和贫困对象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性。这些乡村干部在达成契约后采取虚报、瞒报非贫困人员等行为损害了真正的贫困者利益,这也是部分乡村干部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因而,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农村贫困对象瞄准面临较高的道德风险,在区域瞄准和个体性瞄准等层面容易产生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导致农村贫困对象瞄准精度不高甚至完全错靶的情况。〔4〕

2.问题之二:“瞄准”偏差,贫困地区选择中的造假现象

当前西部部分偏远落后山区的一些县、乡、村为了获取宝贵的扶贫资源仍然存在一定的造假现象。新华社2006年曾报道在中国西部的陕西省,经济5强县中居然有4个县是 “贫困县”的怪现象;而在与之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地经济实力 “第一县”竟然也戴着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帽子。4在这种境况下,真正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对象可能因此失去了扶贫机会,或者把本身是绝对贫困对象等同于一般贫困对象,把临时贫困对象等同于长期贫困对象等。另外,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对19个贫困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也显示,几乎所有的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跑冒滴漏或者一定的造假问题。5在贫困乡、村的选择中,由于经济动机的存在,贫困对象 “瞄准”中造假现象也是不同程度的存在。

究其根源,贫困对象“瞄准”过程中造假现象的存在都是源于追求利益的冲动。在利我与利他的现实选择下,如果信息不公开,每个个体出于自利的原始冲动,都有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趋向。在具体扶贫工作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较为突出。一些非贫困县、乡、村会驱逐贫困县、乡、村,一些新贫困县、乡、村会驱逐旧贫困县、乡、村,一些非贫困户会驱逐贫困户。因而,这种“驱逐”必然伴随不同的县、乡、村为了获得扶贫资源采取不同程度的造假行为。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信息公开不够以及扶贫资源被不同层级的政府和地方利益关系绑架是其根本原因所在。同时,中国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形成的组织惯性,导致了在扶贫资源配置过程中同样会存在传统配置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和制度依赖。这种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路径和制度必然导致跑冒滴漏等问题的出现,必然导致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并且这种问题在较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得到良好的矫正,除非采取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引入社会力量或者加大监管力度等。

3.问题之三:“瞄准”脱靶,不同贫困对象分类持续帮扶不够

西部偏远山区贫困对象类别不同,不同的贫困对象具体情况各异。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等不同原因,部分农村家庭只是相对贫困或者短期贫困,但是个别贫困家庭始终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如何准确甄别相对贫困、短期贫困和绝对贫困等不同状况,在贫困农村对象“瞄准”过程中分类帮扶尤为重要。在当前的贫困对象“瞄准”中,存在贫困对象“轮流坐庄”的现象。部分乡、村干部往往采取的是每年换人的方式进行帮扶,在具体操作中往往会出现绝对贫困等同于相对贫困,一般贫困混淆于相对贫困等相关问题,缺乏分类指导、分类帮扶的相关计划和举措。

这类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农村贫困对象 “瞄准”过程的程序不够公开,制度设计缺乏或者制度执行乏力所致。1971年,汤森德首先注意到了制度与贫困的关系,他认为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源短缺,还在于分 配不公和 相对剥脱。〔5〕贫困对象“瞄准”脱靶,不同贫困 对象分类 持续帮扶 不够,本身就是缺乏制度设计下的分配不公和资源的相对剥脱造成。在西部偏远山区贫困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经常存在 “事后瞄准”之类的违反制度和程序的情况发生,部分贫困对象在失去帮扶机会之后,村、乡干部往往会再上门做工作,表示来年积极争取,这种状况往往会错过贫困对象帮扶的最佳时机。

三、加强西部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机制设计,切实推进反贫困工作

1.构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民主选穷”机制

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 “民主选穷 “机制首要在于制度建设的规范化设计。只有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制度设计,从软环境上做好宏观部署,才能从全局上统筹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同时,构建 “民主选穷”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参与 “民主选穷”选举者的范围问题。在机制设计上,首先要通过上门调研,摸清情况,客观分析贫困对象家庭的 具体情况。在这个环节,村干部一般都比较了解各个贫困对象的家庭状况。因此,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真正贫困对象 “瞄准”不到,乡干部要参与或抽查相关的贫困瞄准对象。这个阶段,要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村委会对于贫困户的识别、致贫原因的分析应该是非常有效的。其次,通过村社的村民代表分层次进行酝酿,推选出部分贫困瞄准对象名单。最后,村委会、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民主选穷”,集体评议、认真比较之后推出贫困对象,同时进行公示上报。简言之,通过构建 “民主选穷” 机制,其目的在 于通过制 度设计,竭力避免偏远山区农村贫困对象 “瞄准”工作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诸多问题。当然, “民主选穷”机制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于推行此项制度存在必然的制度成本。在较多的西部偏远落后山区,乡村精英缺乏民主治村、民主管理意识,习惯于采取传统乡村治理方式,按照贫困对象的具体表现,根据个人喜恶进行贫困对象瞄准,这的确背离了农村扶贫基金的基本要求。因而,如何确保西部偏远农村“民主选穷”机制得以实施,关键还需在于积极提升村民基本文化素质,提升村民参与村级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大村务公开和外在监督才行。

2.构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参与主体公平博弈机制

传统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参与主体比较单一,仅仅是乡、村干部前期参与和贫困瞄准对象事后参与两个层面。因此,构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参与主体公平博弈机制,首先需要确保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一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乡村代表以及贫困户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平博弈机制,根据一定的制度设计和相关要求进行平等而全面的沟通之后再进行贫困对象瞄准,这才会避免贫困 对象瞄准 工作出现 “瞄准” 错靶、“瞄准”偏差和 “瞄准”脱靶等。其次,理清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权责关系。在参与贫困对象瞄准过程中,哪些参与主体提供基本资料,哪些参与主体进行资料核实,哪些主体 进行具体 “瞄准”,哪些主体进行经费帮扶,在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公平博弈机制中进行具体明确。在此基础上,尽力打破基层政权之间盘根错节的权力和利益纠葛。通过主体性重建,使贫困者在扶贫决策、扶贫过程与扶贫参与中能够充分表达其所是、所为、所愿和所信,成为扶贫项目的决策者、执行者、参与者和最终受益人。〔6〕这也是构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参与主体公平博弈机制的真正出发点所在。

3.构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动态调整机制

西部偏远山区落后农村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各种原因导致了该地区目前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值得提出的是,诸如四川东西部山区曾经是革命老区,这块革命老区曾经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该地区社会财富积累的速度。因此,在进行该地区的农村扶贫瞄准工作之时,首先要客观分析这些农村贫困的经济社会根源,充分考虑改变落后山区农民被动“瞄准”扶贫为主动 “瞄准”进行自我扶贫,培养这些落后山区农民自身发家致富的能力。其次,通过建卡存档,实时进行动态调整,针对性的进行分类帮扶。及时将暂时贫困对象或短期贫困对象通过学习培训等能力提升方式转化为非贫困户。这类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和更新能力很强,具有较强的帮扶预期性和自我发家致富的渴望。只要采取较为及时有力的帮扶举措,贫困对象一定会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贫困的状况。针对病残孤寡等严重贫困家庭必须精准 “瞄准”,及时通过建卡存档、长期追踪,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方式进行帮扶。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保障其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7〕这既是落后山区扶贫工作的关键着力点,更是符合偏远落后山区农村扶贫工作的人性化举措。

4.构建农村贫困对象瞄准工作的常态化、多元化的监督检查机制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9

一、关于反贫困发展的几个经典理论

1.“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反贫困战略和模式的提出, 首先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 拉格纳·纳克斯 (Ragnar.Narkse) 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纳尔逊 (R·R·Nelson) 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两者隐含的共同思想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 在没有外力推动情况下, 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1957年, 哈维·莱宾斯坦 (Harvey.Leibenstein) 提出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1960年,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Walt.Whitman.Rostow) 提出了“经济起飞”理论。

罗斯托把用“最小临界努力”摆脱“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 称之为经济起飞过程。罗斯托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分别是: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群众性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指出, “起飞”阶段是关键性的, 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在起飞阶段中, 束缚经济成长的阻力最后被突破, 传统的经济停滞状态得到改变。

2.“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理论

1959年,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 (Oscar Lewis) 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 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1]1969年,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提出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模式:一是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 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 他们缺少向上流动的动力, 环境也难以使他们有较高的成就动机。二是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 受教育的机会少, 层次较低, 这使得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三是低教育水平, 较弱的竞争力, 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 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四是低收入的职业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莫伊尼汉认为, 以上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 使贫困者很难摆脱贫困的纠缠, 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 视野狭窄, 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2]贫穷文化的理论对产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的社会”和“向贫穷宣战”的社会计划有重大的影响。许多这样的计划, 旨在改变穷人的个人性格, 包括文化价值观, 希望他们能更有效地加入劳动力市场。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 (A.Inkeles) 针对那些仿效着西方而走向工业化、科技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 把贫困者行为放在文化价值和人格心理的层次上研究, 提出“贫困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 以及“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的素质——现代性”等重要论点。

3.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的贫困理论

由于贫困文化的理解具有“谴责穷人”的含义, 许多研究者强调应该更深入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分析造成贫困文化的社会因素,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排斥的基本概念。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曾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更进一步提出, 贫困是对人的基本能力的剥夺。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 阿马蒂亚·森写道:“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 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 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 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在森看来, 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 而能力是由一系列功能构成的, 包括免于饥饿的功能, 免于疾病的功能, 接受教育的功能, 等等。这些功能的丧失既是贫困的表现, 又是贫困产生的原因。作为一个社会人, 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 基本的医疗条件, 基本的住房条件, 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如果一个家庭或个人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一项功能, 那就意味着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专门提出, 收入的贫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 该报告引入了一个新的综合指数——能力贫困指标。在这份报告中, 能力贫困指标所定义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生存的能力 (即获得营养与健康的能力) ;二是健康生育的能力;三是接受教育与获得知识的能力。同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报告中还指出, 发展中国家“能力贫困”是一种比物质贫困更为广泛和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第一,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必须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推进农牧业发展。这是一个必须依靠科技、运用知识求发展的过程。然而,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穷, 正是由于知识贫困和能力贫困。既是说, 缺乏知识和能力的群体, 又必须充分运用知识求发展。

第二, 国家为使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消除知识贫困和能力贫困, 加大了科技兴农、科技兴牧政策力度, 加大了教育扶贫力度。但是, 不少农牧民子女完成大中专学业后又无处参工就业, 处于闲置与半闲置状态;呈现出更深刻的矛盾:一方面,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培养人才, 另一方面, 本土的教育资源却不能有效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要么是培养出的青年人才服务他乡, 要么是家长不愿送青少年到校读书, 因为读了书既不能参工就业, 又不愿务农、放牧, 反而成了什么也不能做的人了;从而使教育发展、“普九”工作步履维艰, 使科教兴农 (牧) 、人才兴农 (牧) 的设计失败。

第三, 国家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步履维艰, 面对着如此尴尬:不通广播电视, 农牧民当然就无法接触广播电视;但通了广播电视, 同样没解决多大实际问题——对于收听收看到的外地节目, 由于语言问题而难于受益。不少农牧民通过通过VSAT (卫星小站) 设备收看到省内外及境外节目, 但就是看不到州、县政府指导他们如何科学地种养殖、科学地防病治病的节目;而这些又是地方科技部门长期致力的项目。此外, 由于缺乏制度建设和人员培训, 已经建成的乡、村级通讯设施不能得到有效的运用, 经常是工程建成数月后即闲置、废弃。信息技术通过远程教育对民族教育事业发挥了作用, 但是由于没有体制支撑, 对医疗卫生、产业发展等发挥作用甚小。

第四, 国家推进“通村公路”建设, 而通村公路建设又受资金巨大、生态脆弱、人口聚集度低、产业未发育等方面的限制, 要么是迟迟不能修建, 要么是修建后由于人力资源能力低下、无产业支撑等问题而闲置, 最终因气候恶劣和缺乏养护能力而废弃;成为发展中的“鸡胁”。

第五, 国家为解决农牧民缺医少药问题, 大力推进乡村卫生站建设, 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乡村卫生站建起后, 由于没有合理的运行机制、人员能力建设机制而缺乏行为能力, 卫生人员无所事事, 卫生站门可落雀。

2010年8月20日《中国民族报》发表中央民族大学杨思远教授的文章《民族区域经济的繁荣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发展日益不平衡。在民族区域经济趋于繁荣的同时, 民族经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的藏族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活跃起来。人们对藏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广大藏族民众的经济需要和愿望关注不足, 而藏族经济发展需要的恰恰是源自藏族的内在动力。”“民族经济差距的客观存在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 它不仅妨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还会成为边疆地区不稳定的经济根源。”

2011年6月8日, 中国民族宗教网“民族理论”栏目编发了题为《“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定越快越好”——对话著名人类学家杨圣敏教授》的文章。杨圣敏讲道:“最近10年来, 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内地, 但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却不高——所以我说, 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定是越快越好, 而是参与式发展才是最好的。发展太快了有时候还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 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发展可以慢一点, 不一定要那么大规模的投资, 不一定要那么快地开发矿产, 而是一定要让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式发展, 让他们一点一点地能够介入进来, 培训他们, 听听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能够跟上发展的步伐, 而不是让一部分人被开发和发展甩出去了。”[4]

杨思远和杨圣敏的言论, 直接的层面上表达的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科学发展, 需要处理好民族区域经济繁荣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 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在中央持续、深入地实施西部大开发背景下, 必须深入研究“如何使西部农牧区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这个重大问题。

三、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1.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与反贫困科学发展

自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以来, 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现已成为我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推进科学发展的基本指南和行动纲领。

既然如此, 关于中国农村反贫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农村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不明确这个问题, 就不可能有效地推进反贫困科学发展, 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结果不仅不能解决和消除贫困, 反而会出现各种贫困此消彼长的现象, 使人们陷入贫困的循环之中。

事实上, 当我们把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的研究, 与前述罗斯托提出的“经济起飞”理论联系起来, 也就能够看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地发展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其一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落后地区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而实现“经济起飞” (没有“经济起飞”也就无所谓“经济增长”) 。其二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已实现“经济起飞”的地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很显然, 对于包括绝大多数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在内的贫困农村而言, 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推进科学发展, 当属第一种情况。

2012年9月16日, 笔者输入“反贫困科学发展”术语, 对“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进行“主题”、“篇名”、“全文”的“精确”检索, 未发现一篇文献。用“百度一下”对“反贫困科学发展”进行自动搜索, 也是“零结果”。这说明“反贫困科学发展”在我国学术界尚未成为一个科学术语。鉴于“反贫困科学发展”术语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科学地扶贫开发”、“扶贫开发科学化”等术语代换, 我们又用代换术语进行相应查询, 查询到肖云等的《新时期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十大长效机制设计》、[《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阿木的《以科学发展推进扶贫开发》 (2012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张涛等的《科学推进扶贫开发》 (《老区开发》2010年第3期) 、慈延祯的《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促进扶贫开发科学发展》 (2008年5月23日《民族日报》第2版) 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均未对“扶贫开发科学发展”作出界定。

2.“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本文综合学术界关于贫困、反贫困、发展、科学发展、技术精神、科技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阐明了“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1) 关于“反贫困发展”。

世界银行诠释“贫困”是一种人们想逃避的生存状态:贫困就意味着饥饿, 意味着没有栖身之地;贫困就是缺医少药, 没有机会上学也不知道怎样获得知识;贫困就是失业, 害怕面对未来, 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贫困就是因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而导致儿童生病甚至死亡;贫困就是权力和自由的丧失。进而言之: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 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 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乃至严重匮乏状态, 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

1968年, 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 消除贫困的过程”, “‘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此后, 迈克尔·P·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

综上所述, 反贫困发展的本质就是:创造更合理的物质、精神生存方式, 使贫困地区或个人、家庭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2) 关于“科学发展”。

对于“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以及科学发展的内涵, 邱耕田、袁吉富、袁诗第等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袁诗弟等提出:科学发展, 第一要坚持科学的态度, 第二要强调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活动, 第三要有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5]

邱耕田提出:科学发展, 一定是求真的发展, 因为遵循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一定是趋善的发展, 因为追求和拥有善是科学发展的核心;一定是审美意义的发展, 因为审美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属性。在一般的意义上, 真、善、美分别代表着科学发展的三大方面, 它们是集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功利性或目的性、观赏性或情感性于一体的基本要素。[6]

袁吉富提出:科学发展是一种把人为失误的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发展, 是一种效益最大化的发展, 是一种把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发展, 是一种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全面的发展和又好又快的发展。[7]

此外, 刘道兴在《技术精神、求效思维与人类价值体系的四维结构》一文中指出:技术过程存在的求效性思维方式, 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独立地位的人类思维方式。求效思维和求效价值追求与求真、求善、求美一道, 构成了“真效善美”这一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四维复合结构。[8]樊勇等则指出:技术精神, 作为一种内化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的进步理念, 与科学精神一样, 是提升人们思想品质和境界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给养。[9]

吸收以上观点, 我们对“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作出以下诠释: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是追求“真效善美”的发展。

早在2004年, 本文作者之一就在《关于科技进步整体性能力建设》一文中指出:“科技进步”不是从纯科技角度理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是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 特别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进步”包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进展及其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应用中的进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科学技术进步法》等, 都是按如此含义理解、把握、运用着“科技进步”概念。[10]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既包括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能, 也包括充分发挥“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功能。[11]1996年, 江泽民同志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12]的论断;2006年, 胡锦涛总书记讲道:“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13]2011年, 温家宝总理指出:“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 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科学普及的民族, 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 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14]

需要明确, 上述科技进步中的科学技术, 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 也包括社会科学技术;既包括生产、生活的科学技术, 也包括交往、决策的科学技术。总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本质上是以知识促发展。

(3) 关于“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

将上述关于“反贫困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讨论统一起来, 我们把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表达为: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 推动贫困地区或个人、家庭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与“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 进入财富增加、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进程。简言之, “反贫困科学发展”即:落实科学发展观,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的反贫困发展。

四、我国“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短板”

2012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十二次学术大会暨第二十三届院士大会上讲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科学技术更是改变国家命运、开创美好未来、创造幸福生活必须依靠的强大力量。”这样的逻辑关系与道理, 人们是不会反对的。但是, 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却未能很好地以大科技时代的视阈去思考、探索和立论, 缺乏让扶贫开发工作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谋划。

从当前各地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研究与实践看, “扶贫开发科学发展”被边缘化可见一斑。以四川为例。2011年4月12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在成都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暨十二五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拉开了四川“智慧城市”建设的序幕。根据“合作协议”, 四川“智慧城市”包括“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 以及智慧金融、智慧旅游、智慧传媒、智慧电力、智慧城乡统筹、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十四个重点项目, 将在全省市州和重点县级城市全面推广。这些工程和项目中, 就是没有“智慧扶贫”、“智慧科普”。难道扶贫工作、科普工作不需要与时俱进, 不需要数字化技术武装吗?难道扶贫工作、科普工作走信息化发展道路不具有紧迫性吗?当许多企业都已经在用卫星电视、虚拟数字技术、IPTV、SaaS等服务于管理、营销时, 我国的大多数地区 (广大的农村, 落后、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的扶贫工作、科普工作还沿袭着“人拉、马驮、车运”的送书下乡、送戏下乡、送知识下乡的“杯水车薪”的原始方式;这是需要深刻反省的。传统的许多做法可以继续存在, 但是应该以新的技术条件下费省效宏的工作为主导。

另一方面, 从关于“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创新研究看, 一般都集中在制度方面, 例如肖云等的《新时期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十大长效机制设计》一文提出了:健全扶贫开发组织保障机制、准确确定各地扶贫标准、完善贫困户识别机制、健全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增强扶贫开发动态监测机制、创新产业化扶贫机制、构建扶贫开发多渠道合作机制、强化扶贫开发的法律保障机制、抓好扶贫开发资金与项目监管机制、构建扶贫开发绩效考核评估与奖惩激励机制。[15]又如阿木的《以科学发展推进扶贫开发》一文, 提出了:转变观念谋划扶贫开发、务实发展促进扶贫开发、加大投入保障扶贫开发。[16]制度红利, 究竟有很大空间, 这可以探讨;但是, 长期缺乏让扶贫开发工作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谋划, 是很不应该的。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些论断都阐明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应该看到, 当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变革着落后地区的空间结构, 创造出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不少学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李道亮从2007年开始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现代农村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资助下, 主编出版《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 (年度报告) 。但是, 这些研究还没有把当代信息技术产业可以为我国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提供深刻的变革、全新的格局, 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去探索、去立论。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服务体系建设与科普工作, 过于依赖农村自身力量, 而未能充分利用城市服务资源优势。与城市相比, 农村生产生活过于分散化, 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动员社会、集聚资源、服务基层的能力也不强。因此, 需要充分利用城市的资源优势, 建设诸如“惠农数字科普馆网络技术服务平台”, 建立起面向农村地区推送的农业科普动态知识仓库;通过将城市的科技知识资源有效地注入农村, 从“授人予渔”的源头上服务农村。过去, 只强调物质流、人流的运动, 而不注重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的信息流运动。事实上, 在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条件下, 诸如贫困户识别、扶贫对象瞄准、扶贫开发动态监测的数据处理等工作, 都可以由城市机构进行专业化服务。

摘要：把握反贫困发展的几个经典理论与我国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综合学术界关于贫困、反贫困、发展、科学发展、技术精神、科技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阐明了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 推动贫困地区或个人、家庭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与“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 进入财富增加、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进程;明确了我国“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短板”。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10

一、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特点

1、贫困覆盖面、程度深

调查表明,一是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西部农村地区,二是全国大部分贫困县为西部落后的农业县。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定点方式帮扶西部地区的落后贫困县,但时至今日,大多数贫困县依然没有脱贫。短期脱贫后又复贫的农民在西部农村还大量存在。

2、绝对贫困人数减少,但相对贫困人数却增多了

我国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来,绝对贫困人数确实减少了。但是,西部地区农民与中、东部地区的农民以及和城市居民相比,其相对生活水平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了,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

3、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水平低,生活艰苦

西部地区条件恶劣,环境艰苦,对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使得招商引资更加困难,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从纵向和横向结构上看,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差距拉大,所以越来越依赖于农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4、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并存

由于发展落后,文化匮乏是西部发展的一个症结。在西部,落后思想和严重小农意识在农村大量存在,精神活动不够丰富,沉溺于封建、赌博等不良活动,对社会秩序也造成不良影响,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了贫困。

5、农村返贫率高

西部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多,脱离贫困的状态很脆弱,非常不稳定,尤其是遇到地震、干旱、洪水、疾病等自然或人为灾害时,农村返贫率较高。

6、少数民族和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比较严重

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在我国西部和边境区域,由于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极其滞后,所以贫困发生频率非常高。

二、我国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原因

1、自然环境恶劣

由于复杂多样的地形,经济资源极为贫乏。西部地区可利用土地资源缺乏,土质恶化、人口增长压力大、不合理开垦等都是土地资源进一步贫瘠的原因,从而导致生态恶化和水土流失加剧,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前进。

2、经营方式落后

西部农村地区农民教育文化水平低,整体文化素质较差,在这些地区推广新思想和新科技的难度非常大。相当多农村依然采用传统的农耕技术,新型农业技术和农村机械应用较少。惠农政策和农业技术覆盖面不够,加之经济发展滞后,加重了贫困现状。经济落后,第二和服务产业没有深厚的支撑力量,产业发展滞后,导致了贫困。

3、人口文化素质较低

在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偏低,科学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这种素质状况极大的制约着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是造成他们长期陷入贫困的主观根源。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文化基础设施较差,发展水平落后,落后的经济也无法保障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质量,这必然限制人口素质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贫困问题的缓解。

4、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制度和政策

在西部农村地区,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土地转让、交易受到制约,不能很好的推行经营模式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工农业利润薄弱,使得农民产生消极思想;西部城镇化建设,技术和资金投入大,但西部城镇化水平较其它地方低,经济发展滞后;此外,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分布不合理,制约着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重了贫困现状。

5、少数民族、边境地区投入不足和缺乏生态补偿机制

民族分布结构和边境环境复杂,导致西部农村地区的致贫因素复杂。我国少数民族实行的是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应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尤其要注重不宜大幅度、大面积开发的落后地方和原始的地方。长期以来,边境的的制品原因都相当复杂,国家更应该注重边境地区的贫困情况,复杂的边境环境不仅不利于边境的治理,而且阻碍了经济向前推进的步伐。

三、解决我国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建议

1、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创新农业生产技术,转变农业经营模式,以提高农产品的单位产量和质量,提高农业生产率。从根本上改善其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况,减小自然灾害发生,为人们生存营造一个绿色低碳环境。第三,发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发展模式。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引导人们摆脱贫困。第四,应建立完备自然灾害防控机制。在国家的政策帮助下,完善相关制度,经常评估灾害,结合实际情况建立适合区域灾害的防控预案。第五,灵活应对各种灾害,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政府应当加强各项专项补助方式的设立,建立多元化补助机制,降低贫困人口的数量。

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首先,加强政府对计划生育的宣传力度,采用适当的方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当地人民更好的正确认识生育政策。其次,加强思想教育,促进生育观念的进步,树立科学的、正确的生育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普及健康的生育知识,逐步改变某些地区的传统思想,降低不健康婴儿出生率,提高出生婴儿的健康率。第三,加大农业科学研究和创新力度,转变人们落后观,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第一、第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第四,加大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鼓励大学生支援农村,加强西部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储备。第五,加强政府对辍学儿童的关注,有效降低失学、辍学率,补助贫困家,推行教育扶贫。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传统生产模式

首先,完善现有的交通枢纽,继续加强交通覆盖率低的地方建设,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为与外界进行交流搭建平台,发挥交通的纽带作用,让外界的商业走进来,进行经济交流,让民众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其次,加强通讯设施建设,大力普及各种通讯方式,加强信息高速的建设,促进信息又快又优质的交流。第三,新修水利工程,合理调配和科学的利用水资源,抵御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循环的水利模式,走持续绿色发展道路。第四,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大力开展新型的、可行的经营模式,合理配置农村人力资源,扩大经济收益,实现脱贫致富。派遣专业科技人员融入基层,指导生产经营,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单位产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顺利转型。第五,应着力发展城乡、乡镇企业、创新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整合资源,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

4、进一步缓解“城乡二元”局面,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

第一,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革户籍制度,跨越“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制度,保障就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正确引导人民思想,推动城乡人员之间流动,促进双方的对接与交流,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只有根除不合理政策的局限,继续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才能推动现有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就业人数,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而且渐渐脱贫。第二,进一步改变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并完善城乡互助合作机制。城乡之间布局不同,导致资源的分布情况不一样。并要形成以城带乡和农村反过来支持城市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一体发展。政府要发挥好媒介角色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夸大农产品的输出渠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西部地区,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制度不够完善,政策不能有效的执行,制度保障覆盖范围狭小。在西部,环境艰苦,灾害不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状态不稳定,因此,建立合理的医疗卫生救助制度,对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进行有着积极意义。建立完善的制度,减轻农民负担,激励大家,提高大家反贫困的积极性,对赤贫者发放补助资金,教授他们科学技术,让他们自立自强。

5、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特殊减贫策略

首先,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转变传统落后的观念。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落后思想的制约,因此,积极改变落后观念有利于推进反贫困的进,从根本上进行扶贫,国家要尊重地区文化,适当加强引导和宣传教育,促进落后观念的积极改变,输送新观念,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其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力资源的职业教育培训,让人们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量,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积极参与到反贫困的进程中来。第三,大力加强优秀文化的保护,尊重特殊民俗文化,在保优尊特的基础上发展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特色经济。其次,发展非政府组织缓解边境地区贫困状况。边境地区贫困突出,并且表现形式也比较复杂,这些贫困解决不好,容易造成不良影响,引起各种程度的对立场面,因此,想要解决贫困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容小觑。因为非政府组织具有专业指向性和非政治性性,并且有着较强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对政府反贫困工作的进行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应该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建设,推动反贫困进程。

参考文献

[1]许飞琼.中国贫困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0(1).

[2]关冰.四大因素诱发农村贫困[J].调研世界,2004(5).

[3]广少奎.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5,(1).

[4]孙雪霞.刘桂玉.关于农村教育与农村贫困的思考[J]科技经济市场,2005(4).

[5]林卡.范晓光.贫困和反贫困--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6(1).

[6]辛秋水.重视农村的文化扶贫[J].瞭望新闻周刊,2006(2)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11

关键词：职业教育 实训教學 专业设置

中国分类号：G71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发展速度的加快使得企业的再生产能力逐年扩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对技术性工人的需求量大幅的增加，而技工需求量的增加，使得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迎来第二次发展高潮。顺应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开始全面关注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的扶持与资金的大量投入，使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西部贫困地区中职学校在发展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纵观各学校现状，有些误区仍然掩盖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

一、教育教学中的几个误区

1、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模式办

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它是一种专门教育，职业教育所培养的职业技术人才，都有具体行业、专业或工种的职业方向要求，从而培养的规格也要有具体的职业岗位或岗位群的具体要求。职业教育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以人才市场为依归，使知识内容与职业资格、学生专业技能与岗位要求全面对接，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

但是在西部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由于师资、实训设备、观念落后等各方面的限制，普遍存在着教师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学生重理论考试，轻实际技能；管理者重理论教学效果，忽视实践教学管理，形成了“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使得职业教学与普通学校区别不大。特别是近年，对口升学成了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

2、实训教学边缘化

我们的学生虽然一毕业就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透过这种表面上的“大好局面”看我们的中职教育与就业你会发现，当前条件下绝大多数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实质上是无技术就业，他们上了两到三年中专学的或许是会计而做的却是工厂的操作工，所学专业与所干职业毫无联系，所干工作只要有中学甚至小学学历同样能干。也就是说，三年中职教育只是在入文层面上而不是在技术技能层面上提升了学生的能力。

实训教学需要比较系统和完善的实训教学设备、具有较高技能水平的实训教师以及大量耗材，这正是西部贫困地区中职学校的软肋。加之近年来“三校生高考”的逐渐兴起，使得实训教学逐步被“基础理论课和文化课”边缘化。这就是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之一。

3、专业设置不合理

西部贫困地区中职学校专业设置是市场热什么、就业火什么他就开什么，甚至“无所不办，无所不能办，无所不敢办”。这原本是符合中职学校专业设置发展规律的，但关键问题是与本校实际符不符合。学校所开设的部分专业因缺少硬件、师资、企业或行业支撑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专业含金量低。

对已经开设的有些专业，在职业的基本能力要求、岗位工作标准以及岗位人才规格、知识结构、技能素质等没有明确的规定，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不能很好的与社会需求、岗位需求对接。同时，专业名称的不规范（即同一专业名称，培养目标五花八门，不同专业名称，培养目标却完全相同）也反映了学校在专业目标定位上不明确。而另外部分学校在专业定位时，虽然培养目标明确，但在操作过程中，没有更多的考虑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就业特点，即学生本身的素质、基础知识、接受能力及一线普通工作人员（或普通技术工人）的素质需求，目标定位过高。

二、专业教师的几个误区

1、普通教育教师简单培训后充当“合格”实训教师

地方政府对职业学校专业教师认识不清，学校存在专业教师“合格”的现象。事实上，西部贫困地区中职学校现在许多从事学校专业教学的教师大多数是从普通教育转行而来的，而职业教育的教学有其特殊的要求，其相关理论不但有其特殊性，例如职业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灵活性，如工作过程课程体系。这一部分教师的知识结构受传统的普通教育的束缚，很难适应职业教育的要求。另外职业学校的教师要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及掌握本专业高新技术与运用能力，而目前在职教教师队伍中教师缺乏新课程的实施能力也是制约课程改革的一个瓶颈。好在国家重视这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培训、工厂实习等系统化的培养措施努力改善现有师资。

2、中职学校专业教师职称评定照搬普通中学模式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是目前对中职学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的综合测试方式之一，也是对知识和教师的尊重以及对教师复杂劳动的肯定。但是目前，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中职学校教师在职称评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3、聘任校外人员担任实训教师逐步纸面化

由于近年西部贫困地区中职教育逐渐免费等因素，中职学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中职学校教师受编制等诸多因素制约，师生比失衡，加之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普遍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很多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专业教师直接从高校走进了中职教育的课堂，他们实践性的技术技能匮乏。所以学校只有从社会上另外聘请，来弥补不足。

从校外聘请老师也有不利之处例如：

（1）外聘老师的课时费用明显大于校内教师的平均值，同时由于外聘老师本职工作的不确定性，无论从经济上和课时安排调整等工作上都为学校增加了很多负担和工作量；

（2）这些经验丰富的外聘老师自身虽然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但是毕竟不是教师，操作绝对没问题，但如何进行讲解还是明显不如专业教师，很多外聘老师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又要配理论教师加强。

基于以上原因，中职学校就不断减少实训课程，减少专业课程。而为了应付评估，涌现了大量的纸面的外聘教师。

三、展览的实训设备

中职学校的实训基地是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能力的主要场所，实训基地建设为人才培养创设职业环境，真正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是职业学校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

西部高校贫困生 篇12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1年,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开展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2001～2005年周期)在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正式启动,作为初级卫生保健项目重要内容之一的农村合理用药各项干预措施的实施,使农村卫生人员的医疗行为得到规范,然而,作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枢纽的乡级医疗机构的用药情况尚缺乏必要的定量信息和评价。为此,本课题组于2004年9月对甘肃、宁夏、青海3省(自治区)的5个项目县进行了现场调查,随机抽取乡镇卫生院2003年2月、8月和2004年2月、8月的处方各220张,除去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和中草药处方外,实际录入处方3 733张。

1.2 分析方法

通过EpiData3.02软件建立处方数据库,对单张处方的每一信息赋予相应的变量,数据录入完毕后导成MS-Excel 2000表格进行校对、整理,并用SPSS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平均处方费用

随机抽取的3 733张乡级医疗机构处方中,单张处方最大费用为615元,最小费用0.1元,平均处方费用15.62元。绝大多数的处方费用在20元以下,占抽样处方的78.04%,但50元以上的处方仍有177张,占4.74%,特别是超过100元的大处方有33张,占抽样处方的0.88%。从总体上分析,各项目县的乡级医疗机构平均处方费用在近两年来均呈下降趋势;但各项目县乡级医疗机构平均处方费用差异较大,最高达21.57元,最低为9.52元。均远低于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四类农村平均处方费用为40.20元(中位数14.0元)[2],说明项目地区经济水平较低。

2.2 平均处方用药种数

处方用药种数是反映处方信息的最基本指标,既可反应医疗机构在药物使用上的一般情况,也可提示医师的处方行为[3]。处方分析结果表明,乡级医疗机构的平均处方用药数多集中在2～3种之间,平均处方用药数为2.33种,但各项目县用药情况不一:其中,最高的是渭源县,在2003年和2004年平均处方用药数分别为3.25种和2.85种,最低的是平安县,在2003年为1.65种。另一方面,从近两年的变化来分析,渭源县、会宁县、隆德县乡级医疗机构的平均处方药数有所下降,而固原县和平安县乡级医疗机构的平均处方药数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变化的幅度并不大。

2.3 各类常用药物的使用频数分析

对乡级医疗机构的抽样处方进行分析,在所抽取的3 733张处方中,药物使用的总频次为8 698次。这些处方用药以西药为主,中药(主要是中成药)为辅。进一步对所有处方进行深入分析,在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使用最多的是抗微生物与寄生虫药,占用药总频数的31.12%,其次是解热镇痛药,占16.51%,再次是维生素及矿物质类以及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分别占10.87%和8.62%,这从侧面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农村,疾病谱仍以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如感染性疾病等。

2.4 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分析

在3 733张乡级医疗机构的抽样处方中,含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抗生素的处方有1 754张,占抽样处方的46.99%,提示抗生素的使用在西部农村乡级医疗机构还相当普遍。

进一步对抗生素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在3 733张乡级医疗机构处方中,联用2种或2种以上抗生素的处方有489张,占总抽样处方的13.10%。2003年和2004年抗生素联用处方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2.64%和13.59%,并无显著性差异(χ2=0.738,P=0.390)。其中部分项目县的乡级医疗机构抗生素联用率有所降低,但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意义(P>0.05),说明干预措施对不合理的抗生素联用改善极为有限。

2.5 激素的使用情况分析

针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村卫生室滥用激素的不合理用药状况,自1999年来,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分别明确规定要控制抗生素的滥用、限制激素使用和静脉输液等卫生服务的医疗活动[4,5]。

注:* 表示P<0.05。

由表2可知,乡级医疗机构3 733张处方中,使用了激素的处方有318张,占总抽样处方的8.52%。从2003年和2004年的变化来分析,乡级医疗机构使用激素的比例无显著性变化(χ2=0.113,P=0.737)。从各项目县的使用情况来分析,除固原县的乡级医疗机构使用激素的比例有明显下降外(P<0.05),其余各县均无显著性变化(P>0.05),提示干预措施对控制农村地区激素不合理使用状况尚未起到显著效果。

2.6 注射的使用情况

在乡级医疗机构的3 733张处方中,有注射针剂的处方1 289张,占总抽样处方的34.53%,两年的注射处方的比例并无显著性差异,详见表3所示。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各项目县乡级医疗机构注射情况有较大差别:注射针剂使用比例最高的为54.21%,而使用比例最低的为16.67%。值得注意的是,固原县乡级机构注射使用比例明显增加,至2004年高达41.91%,此外,除隆德县和会宁县乡级机构注射使用比例有所下降外(P<0.05),其余各县的情况变化不显著。加之对比WHO在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注射使用率在13.40%～24.10%之间的标准和崔斌等人调查2001年西部农村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处方注射的使用比例平均达21.06%的结果[6],提示西部农村乡级医疗机构滥用注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

3 讨论与建议

此次研究显示,项目县乡级医疗机构抗生素的使用率为46.99%,激素的使用率为8.52%,注射的使用率为34.53%,均超出WHO在发展中国家通过专家论证法对医疗机构门诊药品的合理利用制定了标准(平均处方药物种数为1.6～2.8种,抗生素的使用率为20.00%～26.80%,注射的使用率为13.40%～24.10%)[7,8],这表明,自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以来,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依然存在抗生素、激素、注射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多种药物联用的现象,干预措施并未产生明显的效用。基于研究结果,乡级医疗机构应加大以下措施的力度,有效管理并执行以改善农村医疗机构用药不合理的现状。

3.1 大力推行农村基本药物政策

基于不合理用药是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基本药物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由于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贫困,缺医少药与药物滥用的情况并存,因此在农村大力推行基本药物政策意义特别重大[9]。通过改善基本药物在农村的供应、规范用药品种、加强基本药物的宣传和培训,改变乡、村医疗机构用药现状,促进合理用药。

3.2 完善乡村医生推荐处方及基本药物目录工作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

在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还相对比较低,并且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有必要在乡、村两级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推荐处方,增加疾病种类,扩大基本药物的使用,为广大农村卫生人员提出一整套的诊断和治疗规范,反对以经验为主的疾病治疗方式,减少处方行为的随意性,促使农村医务人员规范、合理、安全、经济地使用药物。

3.3 进一步推进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整合资源

从处方分析的结果来看,合理用药干预措施对乡级医疗机构的改善有限,个别乡级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的状况仍不可忽视,突出地表现在抗生素的使用率偏高(如渭源县的乡、村两级医疗机构)、静脉注射仍未严格控制(如平安县的村级医疗机构)。要彻底改变上述项目县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需要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努力,进一步推进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完善农村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整合资源,加大项目督导力度,持续贯彻落实初级卫生保健项目所推行的合理用药各项干预措施。

3.4 建章立制,依法监管

农村地区不合理的用药行为,一方面是因为卫生人员医疗技术水平较低,诊疗技术和手段有限,另一方面与各级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健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处方管理办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农村基本药物政策、措施等加强对农村乡级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医疗器械配置、开展的诊疗业务范围以及从医人员的资格审核,制定严格可行的处方用药管理制度和奖惩机制,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

3.5 加强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和道德教育,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规范用药行为

农村卫生人员技术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提高他们合理用药水平的根本措施是加强对他们业务技能和合理用药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使其做到合理诊疗和因病施药。同时,通过规范处方行为和进行医疗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农村医务人员对处方重要性的认识,建立起合理用药的意识,真正做到安全、经济、有效地使用药物,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摘要：目的:通过对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门诊处方的调查分析,揭示其不合理用药的程度并提出药物合理使用的建议。方法:运用快速评价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医疗机构门诊处方情况进行客观分析。结果:乡级医疗机构门诊平均处方费用和平均处方用药数分别为15.62元和2.33种,抗生素的使用率为46.99%,激素的使用率为8.52%,注射使用率为34.53%。结论:西部贫困地区乡级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的状况改善极为有限,建议大力推行农村基本药物政策,完善乡村医生推荐处方,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规范处方用药行为,促进合理用药。

关键词：乡级医疗机构,处方,合理用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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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小兵,田怀谷,崔颖,等.西部贫困地区县级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6,19(3):60-63.

[8]Highlights-WHO Medicines Strategy:2000~2003,Framework for action in essential drugs and medicinespolicy[J].Geneva:WHO 29-30 June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