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裁机制（精选5篇）
速裁机制 篇1
速裁机制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 虽然其本身所具备的优良特性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在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最基本的制度来源也仅仅是最高法在改革纲要中提出的试点推行。在审判实践中, 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则依据, 导致的结果是各地法院各自为政, 对速裁适用的案件范围、法院的速裁机构建设、速裁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区别及转换、速裁机制的庭审程序等做出了不统一的规定, 有些规定甚至与基本法相违背, 造成了司法不统一, 难免让人产生“审判造法”之嫌①。
本文作者将结合自己在法院速裁工作中的经验, 对速裁机制的法源进行探析, 分析速裁机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提出速裁机制在我国需要完善的必要性, 同时也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关于速裁机制的构建, 从而对速裁机制的适用范围、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审理方式、裁判文书样式等突出问题提出完善途径。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 希望速裁机制在我国的发展能够日臻完善。
一、速裁机制的本源探析
(一) 速裁机制的历史渊源
从法律的发展历程来看, 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是经历了由最初的萌芽时期即相对简单的阶段, 到社会关系变得复杂, 使得法律条文比较复杂, 诉讼程序比较繁杂的阶段, 再到社会秩序日渐成形, 法制体系健全, 法律条文清晰, 诉讼程序相对简化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关系的发展是紧随社会关系的发展的。有学者研究发现, 速裁机制的出现始于教会法时期。
(二) 速裁机制在域外法中的体现
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更加文明的社会, 法治社会成为社会制度健全的保证。在处理诉讼公正与效率二元化的问题上, 不再单纯的理解为此二者是天然对立的关系, 而更多的思考如何去协调、融合二者。“公正与效率不是绝然对立的关系,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包容关系, 即在一般的情况下, 效率已经置于公正的内涵之中, 因而, 适度地追求诉讼效率本身, 其实就是对实现诉讼公正的追求”②。法制化健全的国家相继简化诉讼程序, 在其法制体系中体现了“快速审理”的思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自1877年颁布以来, 进行了100多次修改, 简化诉讼程序、加快审判速度一直贯穿始终。《英国民事诉规则》中提出了“简易判决, ”即“法院无需经审理程序而迳行裁决诉讼请求或特定系争点之程序”, 法国关于民事速裁及简易程序的设置及其规定主要体现在《新民事诉讼法典》中, 规定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分散规定在不同的篇章以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诉讼程序之中, 且具有简易程序与速裁性质的程序性规定, 另外一种是在不同类型以及不同性质诉讼程序中集中规定, 以及独立设置的“紧急审理裁定”程序规定③。美国速裁程序已经制度化, 在为其司法体系的运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比较复杂多样化, 主要体现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和《联邦上诉规则》中, 整个诉讼程序都体现出“迅速、简洁、及时”等特征④。
(三) 速裁机制在我国的引入
速裁机制在我国尚处于试行阶段, 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 目前主要的依据有两类, 一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4-2008) 》中提出:在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建立速裁程序制度, 规范审理小额债务案件的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审理方式、裁判文书样式等, 作为人民法院2004年至2008年司法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三五》。另一类是各地法院针对速裁机制制定的本区域范围内实施的规则, 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推行民事案件速裁制度的暂行规定》、深圳罗湖区法院制定的《立案调解及速裁规则》、成都锦江区法院制定的《民事速裁审判工作规则》等。
二、速裁机制完善的必要性
(一) 存在的客观需要性
进入二十一世纪, 面对诉讼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学者叶自强曾经提出“因制度性缺漏引起的诉讼拖延问题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 至今未能予以解决, 我国问题尤为严重”。传统的诉讼体质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为实现使得纠纷解决成本更低廉, 结案速度更快捷的目标。违背公正的诉讼程序是不正当的, 而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 诉讼程序都应该体现公正和效率, 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⑤。速裁程序的出现是提升诉讼效率的唯一途径。
(二) 速裁在我国实践中突显的功能价值
表现为结案数量多的特征。各地法院设置了速裁机制之后, 速裁法官审理的案子数量普遍多。西城区法院速裁组的五名法官2011年人均结案800件以上, 最高者超过1000件, 整个速裁组的结案占到所有民事案件的60%以上。结案数量提升其最大的效果是使案件能够繁简分流, 提升了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 简单案件速裁审理, 复杂案件则由业务庭审理。同时, 还存在有审限短、程序简化、调撤率高以及诉讼费低等问题。
三、速裁机制目前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缺陷
(一) 立法独立性价值的缺陷
根据最高院二五改革纲要的文件, 速裁程序是在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制度。但是对于速裁制度的实施细则、速裁程序的审限、救济程序、在实践中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区别及转换等问题没有法律的规定。况且,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建议程序的规定只有5条, 其只是规定了较原则性和简单的问题, 操作性不强, 与普通程序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在司法实践中, 有些法院将速裁作为简易程序的一种特殊程序, 有的仅仅在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规则内通过加强审判管理的提速。民事速裁机制在现实中所遇到的障碍主要原因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由于速裁程序并没有具体的诉讼法规定, 从而其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因此, 应依据速裁机制在我国实践的结果, 加快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速裁的制度缺陷。
(二) 组织机构的设置不统一
速裁机制自推行以来, 各地法院都甚为重视, 在法院中设置了速裁案件的审理机构。普遍存在的做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设置独立的速裁庭, 与其他业务庭处于并列的地位, 单独处理速裁案件。第二种是在原先的民商庭中指定几名速裁法官, 由这几名速裁法官独立处理速裁案件。第三种是在立案庭内部设置速裁组, 由立案庭的法官进行速调, 当不能进行调解时直接移送到审判庭。法院速裁机构设置的不同意, 容易给外界造成司法不统一、现状混乱的感觉, 并且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产生了现实的阻力。
(三) 速裁机制的启动程序不明确
关于速裁机制的启动程序, 理论界普遍的声音是应该尊重当事人程序权利, 赋予其速裁机制的选择权利。在司法实践中, 有些法院会在当事人立案时告知其速裁的权利义务, 让其签字即可, 其效果也只是形式大于实质, 大部分法院的做法都是直接将案件移送至速裁机构。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 各地法院在推行速裁程序时对速裁机制的适用范围、适用的案件规定五花八门, 有些甚至是大相径庭, 比如有些法院认为离婚纠纷案件案情一般简单, 纳入速裁程序审理, 但也有一些法院认为离婚纠纷属于涉及人身身份关系的案件, 不应当适用速裁程序。西城区法院规定。只有这三类案件不适用速裁机制。朝阳区法院规定10万元以下的经济纠纷适用速裁程序。
四、速裁机制在我国实践中的完善
(一) 完善立法的独立性缺陷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 诉讼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关于速裁程序在我国的立法, 理论界有三种声音, 一种认为速裁程序属于简易程序的一种, 另一种认为速裁程序是独立于简易程序之外的独立程序, 应当设置独立的速裁程序, 还有一种声音是速裁程序应当与小额诉讼程序相结合, 设置速裁小额程序。笔者认为, 我国速裁机制设置的初衷是在简易程序基础上设置的审理小额债务案件。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及小额诉讼立法不成熟的情形下, 我国没有必要设置独立的速裁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对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修改的过程中, 将速裁程序纳入到简易程序的范畴内, 属于简易程序但是又不同于简易程序, 对其概念、审限、救济程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如可以规定速裁程序的审限为15日。
(二) “立案+速裁庭”的设置模式
关于速裁机构在法院中的设置, 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 认为速裁机制在我国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院应单独设置速裁庭, 与其他业务庭室处于并列的地位, 予以重视的同时方便管理。同时, 速裁机制在法院中应建立“立案+速裁庭”的模式, 由立案庭进行配合, 在立案时引入案件管理制度, 明确速裁适用的案件类型, 直接由立案庭导入速裁庭, 通过案件管理促进案件合理分流, 提高诉讼效率。
(三) 启动程序明确
在速裁程序中赋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笔者认为不妥。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何种程序予以审理, 非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结果, 而是取决于案件内在需求这一客观条件⑥。因为按照程序法定的原则, 速裁程序的启动应当由案件本身的特征决定, 由法律明文规定。在速裁程序的启动中, 规定标的额在一定数额内的部分案件可以使用速裁程序进行审理, 立案法官只需要界定清楚最基本的案件性质即可以启动速裁程序。笔者认为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设置不同的标的额门槛, 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可以设置为20万以内, 而青海、甘肃等地的法院可以设置为5万以内。同时, 适用案件的类别引入列举式的办法, “婚姻、继承、物权、合同、知识产权、劳动争议”等案件类型适用速裁程序, 而“海事海商、侵权、适用特殊程序案件”等不适用速裁程序。
(四) 严格的转换程序
速裁庭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不易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 应当尽快转移到其他审判庭, 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转移过程中过多的审批手续可能导致浪费审限。但又同时必须的对移转的案件范围及移转的时间进行严格的规定。速裁法官移送的案件范围, 根据审理的需求, 以下几类可以移送:1, 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2, 需要进行鉴定, 评估, 财产保全。3, 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 需要进行公告的。速裁法官受理案件后, 如果认为可以移送的, 3日之内必须提出申请, 填写转移申请表, 由速裁庭长签字即可。
(五) 提升速裁程序的效率
在实践中, 有些学者提出, 由于速裁案件本身的简易特征, 应当缩短速裁程序的答辩期限, 笔者认为简易程序的答辩期为15天, 速裁程序答辩期为5天即可, 双方当事人无需进行复杂的举证质证。也需要我国诉讼法明确的规定, 否则对答辩期的随意更改也违法基本法的。同时, 笔者建议在速裁案件的送达过程中, 引入电话录音功能, 若明确的当事人在电话中告知法院不来办理应诉或者出庭, 法院即可缺席判决, 简化送达过程。在案件的审理中, 加大法官助理的调解力度, 速裁法官只需要写判决及对案件的结果把关、负责即可, 同时简化法律文书, 无需在调解书中写明调解过程及确认的事实, 调解笔录中写清楚即可。
五、结语
加强速裁机制的完善, 不仅能够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相互协调。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诉讼效率是当代司法的大趋势, 更重要的是从内在的价值理念角度寻求速裁机制的正当性, 推进速裁程序的合理构建, 以制度之理性, 寻求解决纠纷的秩序稳定。速裁机制在我国的发展, 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何勤华.外国法制史 (第三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毛玲.英国民事诉讼的演进与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3]徐昕.英国民事诉讼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速裁机制 篇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张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我院作为云南省速裁工作试点法院之一。自2011年4月1日以来，我院速裁工作有条不紊的逐渐全面推开，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现就我院速裁工作的开展情况作如下汇报：
一、小额速裁工作的准备、启动和推进
2011年3月30日省高院的民事案件速裁试点工作会议召开后，我院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了速裁工作领导小组，由何家华院长担任组长，及时、有步骤的安排部署了速裁工作。尽管小额速裁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但又不完全在简易程序的框架内设置，属于一种全新的案件审理模式，并无先例可循。因此只能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愿及合法原则，大胆实践创新。首先是安排专人草拟速裁规则，并制作“速裁程序告知、选择确认书”和相关速裁法律文书样式供各业务庭使用。其次确定由我院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福海法庭、前卫法庭五个民事审判部门先行试点小额速裁。将宣传工作融入到立案和审案的各个环节中，引导当事人接受并自愿选择速裁程序处理纠纷。2011年4月18日，我院**法官适用速裁程序判决了第一起速裁案件，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对欠款事实无异议，但对利息的支付存在争议，案件开庭审理后当庭宣判，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没有支持。该案宣判后，我院进行了回访，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结果表示满意，这起案件的妥善处理为我院速裁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局面。2011年4月26日，我院召开速裁工作会，对速裁程序设置进行调整，明确将小额速裁案件金额界定在50000元以内，并按最高院及省法院的要求设置了异议权，明确了审理周期。随后的几个月里，我院均定期召开速裁工作会议，在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的同时不断的修正、调整速裁工作机制。2011年9月26日，为实现了简案快办、提高效率的规模效应，实现便民服务、高效速裁民事纠纷的预期目标。经院党组研究决定，确定由4名审判员和2名书记员，1名法警组成隶属于民二庭（负责审理合同类和商事纠纷的主要庭室）的速裁合议庭，主要针对在立案环节，当事人即有选择小额速裁程序意愿的案件以及大批量系列速裁案件进行集中处理。并在扩宽试点庭室范围的基础上，要求全院民事审判部门对已流转到各业务庭且符合小额速裁受案范围的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积极宣传，引导当事人认知、选择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即时处理案件。至此，小额速裁试点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二、小额速裁工作取得的成绩
（1）确定了小额速裁基本原则:
1、程序定义：民事小额速裁是指对法律关系单
一、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小额给付之诉案件，经过双方当事人书面选择同意后，适用“速立、速送、速调、速审、速判、速结、速执”的一种审判方式；
2、工作原则：小额速裁应遵循繁简分流原则，审理应坚持自愿、合法、灵活、快捷、高效、便民原则，即时立案、简便通知当事人，即时庭前调解、即时开庭（开庭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环节的拘泥和限制）、简化裁判文书格式，即时 送达法律文书（无论调解还是判决均当庭送达）；
3、审理期限：小额速裁应当在立案之日起20日内审结，不得延长审限，20日内未能审结的，应当转而适用普通程序；
4、便民利民措施:建立预约开庭制度，诉讼费免收，开辟小额速裁快速执行通道；
5、异议申请权：当事人对适用小额速裁程序作出的判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申请，本院将另行指定审判员对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原判，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快速审结了大批案件：截至2012年1月6日，我院共审结速裁案件*件，所结案件涉及服务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民间借贷、信用卡、买卖纠纷等*类案由。其中判决*件，调解*件、撤诉*件（调撤*件），所判决的案件中无判后提出异议的，判决案件经回访名当事人对判决内容以及速裁程序的适用均表示满意。调撤的案件中，自动履行率达到**%以上。目前，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审结的案件中仅有*件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无一件提出申诉信访。（3）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仅实现了案件的繁简分流，极大缩短了小额给付之诉案件的办案周期（在审结的案件中平均审理周期为*天），提高了诉讼效率，及时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还最大限度的为当事人降低了诉讼成本（除诉讼费免收外，因送达程序的灵活简便和多样化，也使得当事人因诉讼在途往来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小额速裁程序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赞誉。2011年12月20日，省高院在我院召开了小额速裁现场观摩会，十多名省人大及政协代表、省高院及市中院领导、中央、省市新闻媒体参加了观摩会，会上，***院长介 绍了我院开展小额民事速裁工作的情况，陪同代表们审阅了速裁案件卷宗，并旁听了两起买卖合同纠纷庭审，庭审共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一起因被告不愿履行付款义务而当庭宣判，另一起则因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当庭给付了全部执行款。此次观摩会不仅让人大、政协代表真切的感受到小额速裁高效、快捷、便民、利民的特点，还通过媒体的宣传使更多人知悉、了解了小额速裁程序这一便民、利民、公开、高效的诉讼绿色通道。为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针对在电信系列案件速裁过程中，电信用户反映的问题，我院还向电信**区分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函，指出了电信公司在运营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法律建议，以期敦促其改进服务，实现电信运营商与用户间的双赢；
三、主要做法
1、诉前宣传、提前介入
根据我院审判实际，我院首先对适宜速裁的案件范围做了划分、归类，张贴于当事人等候区，便于当事人了解速裁程序；立案法官在立案同时，向当事人广为宣传速裁审判，使当事人从多方位、多角度了解速裁审判工作的特性。同时，在当事人立案时，速裁法官利用与当事人第一时间接触的机会，对当事人进行诉讼指导和解释，除促使其积极诉讼外，也使当事人对其诉讼前景有权衡的余地。合理引导当事人自动就有关争议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要求经法院确认的，速裁法官立即制作调解书，并当即送达，从而使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一并解决。这样不仅体现了社会和谐 4 精神，又有助于解决当事人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2、即时通知，快审快结
在原告立案后，案件还未进入排期送达之前，速裁法官先行审查案件，对于符合适用速裁程序条件的案件，电话通知双方当事人，在告知其诉讼权利义务，确定当事人双方自愿放弃或协商举证期、答辩期后，向其指定速裁日期，或经当事人预约，选择在双休日或下班时间速裁审理案件，从而启动速裁程序。对双方已达成调解意向的案件，当即进行调处，使当事人在立案当天即能领到具有法律效率的裁判文书，真正实现及时立案、及时审理的绿色快捷服务。
3、调解前置，化解纠纷
针对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的现状，我院深知，调解结案能够更为彻底地化解矛盾纠纷，降低案件执行、信访的可能性。为此，在速裁审判的各个环节中，调解工作随处可见，并融入公开化、人性化、亲情化的调解模式，以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充分体现了速裁审判的快捷化、人性化。
4、强化当庭宣判，简化裁判文书制作
对于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一般采取当庭宣判的模式裁决。为了简化裁判文书制作，速裁法庭拟定有相对固定的文书电子模板，对裁判文书的事实构成、证据分析和判决理由进行简化和浓缩。为实现“三当日”，即当日审理、当日结案、当日送达法律文书奠定了基础。
5、加强监督，确保案件质量
对速裁审判的案件，坚持做到对每一起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审判到执行进行全方位检查监督。通过调研、回访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并迅速解决速裁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保障速裁工作有序进行。并以便民利民为宗旨，大力推进和注重速裁工作的延伸，强化群众对法律风险的预防和审判作风的管理。规范的司法行为，高效的速裁审判，不仅保证了案件程序上的提高，也为案件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我院速裁工作开展以来，没有发生一起当事人反映速裁法官审判作风的来信来访。
四、对下一步推进速裁工作的困惑
困惑
1、速裁是一种全新的案件审理模式，速裁程序中对送达和审理程序的简化应该说简易程序也具有相应的功能，但速裁程序中规定的判决一裁终局以及异议权的设置却是一种制度创新和对现行法律的突破，对此，争议较大，而之所以存在争议，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法律的规定和保障，虽然现在速裁程序的进行以当事人自愿选择为前提，但是否可以通过当事人行使选择权就必然排除法律规定二审终审的诉讼制度，这始终是一个争议的难点问题，因此，如果速裁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开展，必然需要尽早立法，使其具有法律的保障。
困惑
2、速裁工作若要全面推开，必须要有统一的尺度，才能维护司法公信力，将速裁程序制度化和规范化势在必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此项工作长期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困惑
3、目前小额速裁的受案范围确定为给付之诉，但实践中，一些涉及人身关系或涉诉金额较大，但法律关系单一的案件当事人要求启动速裁程序调处纠纷的呼声不断，这就引发了我们对速裁案件受案范围是否应予调整的思考。一是可否考虑速裁案件是否能以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作为受案标准，而不局限于给付之诉的范围，二是对于超过50000元的案件，如果双方均选择速裁的，可否考虑启动速裁程序，而不是狭窄地将诉讼标的限制在50000元以内。可以让审判人员把握受案大原则的情况下，结合具有案件情况开展速裁工作，这样更好地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
困惑
4、由于社会公众对小额速裁程序认知度不够，而社会公众特别是当事人、代理人对这一程序的认知度及接受度对速裁的推广至关重要。怎样才能使公众广泛、深入的知悉、了解并接受、推崇小额速裁也是下步全面推进该项工作面临的问题。因此，下一步仍将探索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范围的方法，让更多的诉讼当事人了解速裁程序与其他普通审理程序的不同之处和优势所在，并在宣传过程中鼓励当事人选择适用速裁程序。
速裁机制 篇3
关键词：速裁程序,对接机制,效率
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的背景及特点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变迁,刑事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加之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导致轻微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愈加凸显。为应对上述问题,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创试验性立法先河,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19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以下简称“速裁程序”)。速裁程序不但完善了我国刑事司法诉讼体系,更体现了刑事司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贝卡利亚提出,“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这是因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1]可见,速裁程序的根本价值追求仍是公平正义。
速裁程序试点近两年来,整体运行情况良好,基本实现了预期效果,一是在诉讼效率方面,审查起诉期限和庭审时长大大缩短。二是在案件质量方面,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均达到诉判一致,案件当事人息诉服判率较高。三是在人权保障方面,对被告人而言,速裁程序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刑事诉讼程序,缩短了了审查起诉、审判周期和羁押期限,利于避免“罪刑倒挂”现象,从根本上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益。
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适用中对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对接机制不顺畅
速裁程序改革的核心是庭审程序,主要规范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院如何开展审查起诉工作,以及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如何简化庭审活动,因此对侦查环节中速裁案件的类型、工作标准和时限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侦查机关欠缺启动速裁程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造成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提速难”的问题。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基于办案时间、压力、量刑把握等因素的考虑并不愿启动速裁程序,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时也不做区分,导致案件分散,检察机关的承办人收到案件后,除了要进行繁简的分类工作,还要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建议严格审查,并基于此作出是否启动速裁程序的决定,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如遇到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需要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补强证据,增加了案件的审查起诉时间。
(二)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衔接机制待完善
速裁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种程序,同样涉及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这需要公、检、法、司协作配合,其中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沟通交流机制尤为重要。试点实践中,检法两家基本能够做到速裁案件的衔接顺畅,保证该类案件从速从快办理,但由于检法两家就法律适用及证据采用掌握的标准不同,易出现速裁程序适用上的分歧,如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启动速裁程序的案件,而法院审理后却认为被告人的量刑可能会超过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遂将程序回转。这不仅影响了诉讼效率,还一定程度降低了司法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机制有漏洞
速裁程序试点阶段,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审查起诉与调查评估报告不同步,调查评估报告结果具有滞后性。速裁程序的试点办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认为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宣告缓刑或者判处管制的,可以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所在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而这项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实践操作中较难落实,因为审查起诉期限是八个工作日,而委托居住地所在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后十天左右才能到拿到调查评估报告,无法实现在起诉时将案件材料一并向法院移送。
三、对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对接机制的建议
(一)探索建立适用于速裁程序的办案流程机制
一是建立案件受理快速分流机制。建议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对于符合速裁程序要求的轻微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在卷宗封面上加贴“启动速裁程序办理”标识或者随案移送速裁程序办理意见书。公诉部门在受理案件当天根据案情进行初步审查,对于符合条件的,直接分配相关办案人员办理;不符合的,应立即转化为普通程序办理。[2]二是简化速裁办案审批流程。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仅有八个工作日的时间,时间要求紧迫,对于文书的审批,特别是程序性文书的审批,应相应降低权限,可实行承办人负责制,承办人审查案件后无特殊情况,可不再提交讨论、层报审批,如有不宜继续适用速裁程序情况发生,再提交科、处室讨论,由相关负责人决定是否转为普通程序办理。
(二)探索建立速裁程序的业务衔接及量刑指导机制
适用速裁程序是提高诉讼效率,保证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的重要尝试,但由于把握案件水平有限以及案件量刑存在不确定性,侦查机关主动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积极性不高,而审判机关基于检察机关的前期审查,对案件不再作出新的建议等其他原因,因此建议对公检法三家进行统一的适用速裁程序的业务衔接及指导,牢牢把握“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原则,[3]在案件的源头进行把关,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实现侦查机关的繁简分流,统一对量刑的把握,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目前,速裁程序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主要参照法院量刑标准和以往判例,具体案件的量刑幅度建议主要凭借办案人的经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建议制订适用速裁案件11种罪名的具体量刑标准,便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准确规范量刑,有利于减少法检两家适用速裁程序的分歧。
(三)探索建立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对接机制
实践发现,司法行政机关在速裁程序试点工作中大有可为,如在协调对接、法律援助和社会调查评估工作中均能够有效发挥其职能作用。建议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以建立部门对接机制、会签文件等形式,明确工作职责,实现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工作与法律援助、社会调查评估“无缝对接”。一是保障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职能的发挥,检察机关可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在派驻看守所检察室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随时随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二是保障审查起诉工作与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协调同步,检察机关可与司法行政机关会签相关文件,进一步规范社会调查评估工作,缩短社会调查表审核报送流转时限。实际中,应对此作进一步区分,针对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社会调查周期短的情况,可加强公诉部门与司法局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提高调查效率。如公诉部门收到需要社会调查案件后,可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告知司法局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使审查起诉与社会调查第一时间同步开展,以确保起诉时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连同案件材料一并移送至法院。针对部分人员调查周期长、无法及时完成调查工作的情况,与法院做好沟通,先行提起公诉,在开庭前完成调查并将其送交法院承办人。
四、结语
速裁程序作为一项试点工作,其推行之路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相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更需要理念认知的转变。因此,我们要结合办案实践,遵从办案规律,对速裁程序进行积极探索,以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彰显司法理性,实现速裁程序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法[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6.
[2]高松林,高蕴嶙.检察机关快速办理刑事速裁案件工作机制探索[J].人民检察,2015(1).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初探 篇4
就笔者的理解而言,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为全面提升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做了有益开端, 一方面充分保障了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使较为复杂的案件得到更多关注;另一方面更加有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充分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该《决定》对于适用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案件类型、基本条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限制条件包括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材料的认定、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案件罪名、刑期的限制等方面。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作为新兴事物, 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初次尝试, 之所以选择这些发展快速, 经济水平较高的地方充分体现出对于该办案机制的高度重视。
二、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价值
该《决定》对于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充分贯彻, 对于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保障, 对于司法公正的高度概括, 对于司法制度的完善运行都产生了有益效用。这不仅仅是对于适用速裁程序的基本要求, 也充分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的尊重与人文关怀。
(一) 保障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虽然速裁程序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案件办理程序、案件审理程序, 但是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工作却仍有条不紊进行。第一, 《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同样, 《决定》中也指出必须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第二, 在实际办案中对于被告人以正当理由要求不公开审理的, 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可以不公开审理。第三, 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法律援助制度也有明确规定, 但大部分援助对象都被动依附于相关机关指派, 而此次在看守所、法院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更进一步贴近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此可见, 虽然程序简化了, 但是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却仍然是诉讼工作的重点。
(二) 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
速裁程序充分体现了效率理念。首先, 最大程度上实现程序分流,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一件刑事案件, 通常经过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环节才能结束, 而不同的刑事案件呈现出不同的案件特征:有的案件十分复杂, 即使是长时间核实案件事实也难以面面俱到;有的案件则十分简单, 以办理普通难易程度案件的精力来办理此类案件则浪费了部分司法资源。针对案件情节轻重、标的大小、复杂程度等进行繁简分流、轻重分流, 对轻微案件适用专门的快速处理程序才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其次, 快速提升诉讼效率。一方面,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对于双方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而言, 得到快速且公正的审判是于他们身心补偿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 对于适用于速裁程序处理的案件, 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开庭审理过程中予以快速解决, 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司法资源, 为进一步确保正确办理疑难复杂案件打下了良好基础。
速裁程序充分体现了公平理念。首先, 虽然取消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环节, 但是不会影响到被告人的权利。普通刑事案件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是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 但刑事速裁程序的被告人本身就是自愿认罪且对于量刑建议、控诉罪名、适用法律等没有意见, 此种情况下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存在就显得不必要了。其次, 相比较刑事简易程序、刑事普通程序而言, 速裁程序更注重调和被害人、被告人、法官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以往的法庭审理过程中, 法官往往占据主导性、权威性的地位, 正是基于这种统治地位, 致使被害人、被告人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三、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应避免的风险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已经逐步展开, 不可否认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有益探索,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繁简分流。不过,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凡是新生事物总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的, 其中免不了有很多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东西。
《决定》中明确规定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 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可适用速裁程序, 其中“可能”一词极大地加深了量刑裁判的不确定性。例如比较“故意伤害罪”与“聚众斗殴罪”, 前者对于轻伤、重伤、死亡不同程度的刑期都加以明确规定, 且对于判断刑期的量刑情节即“伤害程度”, 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 所以不存在徇私舞弊的现象。不同于此, “聚众斗殴罪”规定对于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再有多次聚众、社会影响恶劣、持械聚众等其他条件的首要分子及其他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不难看出如何认定多次、影响恶劣、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持械等问题有着很大的人为因素, 所以很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经过各方运作最终适用了简易程序。这不仅仅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更严重侮辱了司法公正性。
《决定》中明确规定了关于被告人自愿认罪的问题。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屈打成招, 当前社会上对于看守所羁押、监狱执行刑罚仍存在着普遍误解, 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进了那样的地方免不了吃不饱、穿不暖、被“教育”、干苦力, 所以为了早点出来宁愿自己认罪。有这样一起真实的案例:刘某、郑某同为山东人, 他二人在同一家超市打工并轮流负责收银工作。营业结束后, 老板李某在清点钱款时发现少了将近2000元现金, 并在询问无果的情况下报了案。侦查机关从超市老板提供的监控录像中不能分辨出二者谁才是小偷, 而讯问中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通过一轮轮询问说明利害关系, 最终刘某承认了犯罪事实。本以为案件顺利侦破了, 可时隔多年当郑某成为一起故意杀人罪的被告时, 他终于吐露了当年案件的实情。原来, 郑某因为需要给母亲治病无奈之下偷了超市的钱, 他害怕事情败露之后母亲没有人照料, 所以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才是那名盗贼。当负责侦查此案的警察再一次找到刘某时, 他也承认到自己当年说谎了, 他说他知道自己犯得事不算大就希望能够早日出来。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本来无罪之人却免不了牢狱之灾。不难看出办案时部分司法人员难免有时抱着侥幸心理, 譬如这个人自愿认罪, 那么他在供述时即使完全不能将案件事实陈述清楚, 那么我们可能会以一种所谓的“善意提醒方式”使他从新认识整个案件事实。就像上述案件一样, 为了寻求一个结果, 往往冤枉了一个好人, 放纵了一个坏人。
总之, 速裁程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案件积压的矛盾, 但是此项制度中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部分。随着速裁程序试点工作逐步开展, 可以预见其较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体现出的优点、缺点都会被慢慢放大。如何发挥速裁程序的最大效用, 需要每一个法律人去革新、去改变、去创造。
摘要：2014年6月27日, 《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表决通过, 这也标志着除刑事普通程序、刑事简易程序之外, 一种全新的、高效的、具有挑战性的办案机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本文就速裁程序的概念含义、存在价值以及运行过程中应避免的风险做出初步探讨, 旨在进一步明确速裁程序效用与独立程序价值。
关键词：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价值,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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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裁机制 篇5
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制度构想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设计的原型源自英美法系的诉辩交易, 英美法系的诉辩交易是指在案件移交法院后、开庭审理前, 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换取被告方的有罪答辩, 以减轻罪名指控或减少控诉罪行、或提出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作为交换条件, 与被告方 ( 一般通过律师) 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的一种司法制度。诉辩交易中双方协商达成“被告人认罪, 控方给予处罚优惠”的共识, 这种办法不仅提高了诉讼效率, 节约了司法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被告方选择的余地, 利于权利的保障。通过诉辩交易, 纠纷得以解决, 提高了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 控方与被告人相互协商退让, 罪责罚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刑事诉讼的相对公正得以实现。刑事速裁程序即是以诉辩交易为原型, 制度设想是实现程序的分流, 将被告人自愿认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分离出来快速审结, 提高司法效率。
( 一)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理论基石
1.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诉讼及时可以最大程度保障程序公正, 体现刑罚的威慑作用 (1) , 在实务中及时审结案件有利于及时保全证据, 使某些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模糊失效。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曾有言“惩罚犯罪越是迅速和及时, 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及时审结案件, 让被告人尽快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律的预防效果达到最佳, 司法资源得到最佳利用, 司法效率得以提高; 同时最大限度保障实体正义, 刑罚的目的更偏重于预防犯罪 (2) , 让社会大众了解犯罪的代价不去触犯刑律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并防止被告人再次犯罪才是刑罚最根本的目的要求, 以最快的速度以相对较轻的刑罚惩罚社会危害性较小、已知悔改的被告人, 在保障轻微刑事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审理的同时, 给予司法机关更多的人力物力集中审查办理其他重大疑难刑事案件, 这将保障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得更加公正, 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
2. 最大限度保障被告人权利, 保障人权。被告方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 应与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检察院处于对等地位, 检察院可以行使处分权, 被告方也应享有一定的处分权, 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被告方不仅处于弱势地位, 甚至沦为刑事诉讼的客体,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设置就是以人权保障为起点, 在实现效率公平统一的基础上, 给予控方、被告人对等的权利, 在适用速裁程序上被告方拥有自由选择权, 这意味着被告方的诉讼客体定位逐步向诉讼主体定位过渡, 体现了对被告人自由的保障; 同时速裁程序快速审结, 减轻了被告方的诉累和心理负担, 减少了不必要的羁押期限, 避免人身自由遭受不当侵害, 有利于保障人权。
( 二) 制度构建的实践土壤
1. 化解案多人少矛盾。随着扒窃、“酒驾”入刑、劳动教养制度废除, 大量轻微刑事案件涌入法院, 且在当前“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法官数量锐减, “案多人少”的矛盾凸显。要化解“案多人少”矛盾, 根本出路是改革诉讼制度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缩短案件审判时间。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应运而生。
2. 缓解羁押场所人满为患的压力。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羁押于拘留所或看守所, 由于法院案件较多, 羁押场所人满为患, 人员构成复杂不利于管理且易于“交叉感染”。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快速审结, 不仅有利于办案机关提高效率尽早结案, 也有利于罪犯的劳动教育, 刑罚的威摄力也因诉讼及时而增强。
二、刑事速裁程序实行中的反思———立足于司法现状
( 一) 审理模式仍需完善
当前刑事速裁程序的开庭模式采用的是“简化+ 集中”的开庭模式, 庭审过程省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环节, 多案统一审理, 这样的审理方式有利于缩短审判时间、提高诉讼效率, 但由于省略了辩论环节, 检察官出庭作用较小, 且被告人均已认罪, 是否还有必要开庭审理, 是否可以采取书面审理方式值得思索。
( 二) 案件适用“宽窄失衡”, 检察院量刑建议区分度较小
在具体案件的适用及量刑建议幅度方面, 法院主张限缩案件的适用, 扩大量刑优惠; 而检察院倡导的是扩大案件适用, 沿用非速裁程序的量刑标准, 证明标准不降低, 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适用案件出现了适用过“窄”的问题; 而在建议案件进入刑事速裁程序时不加筛选, 适用过“宽”, 后续审判需要更多的司法资源核实调查, 审判效率的降低; 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未针对案件不同情节给予不同幅度的量刑建议, 建议量刑的区分度较小, 不利于实现实体公正。
( 三) 值班律师定位不明、作用有限
值班律师是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的法律服务人员, 与辩护人作用不同, 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是一个中立的法律服务者。在具体实务中值班律师作用发挥有限, 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渠道并不通畅, 派驻在看守所外的值班律师会见当事人的可能性较小, 且介入案件的时间点往往比较滞后, 无法为“量刑协商”环节把关; 即使会见被告人也不能就案情本身发表意见, 只能就法律规定以及量刑建议是否合理进行阐释, 提供法律咨询的作用小之又小。
( 四) 存在被告人不当行使“上诉权”问题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缩短的不仅仅是庭审时间, 提高的是整个办案流程的效率, 上诉意味着案件未审结, 司法效率依旧得不到提高。被告人签署“具结书”适用速裁程序与行使“上诉权”存在着矛盾。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意味着自愿认罪, 放弃程序性权利, 大部分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自愿认罪, 判决后的刑期亦在其自愿签署的具结书的范围内, 但被告人却以“不服判决”为由行使上诉权, 看似行为矛盾反复, 实际则是有因可究的。实务中上诉的被告人多是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 结合我国刑罚执行现状不难发现, 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是需要投监改造。在押被告人上诉的原因并不在于对一审判决本身有意见, 而是为了利用上诉拖延时间不愿投监改造。因而如何合理规制不当行使上诉权的问题, 值得思考。
三、刑事速裁程序的展望———基于程序完善的考量
( 一) 审理模式应以开庭审理为主
书面审理模式简洁高效、但剥夺了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 大陆法系的处刑 ( 罚) 令便是“书面审理”的代表, 无需开庭审判, 法官书面审理后颁发令状制文书, 德国的处罚令程序就是检察官根据侦查结果认定轻微案件无审判必要时 (3) , 不提起公诉, 向法官或陪审法庭提出书面申请并在申请书中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 法官经书面审查, 同意检察官的申请, 不经开庭审理, 不需讯问被告人, 而直接签发处罚令予以审结的刑事诉讼程序, 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不可剥夺, 这对于法庭发现事实真相具有深远意义。
( 二) 检察院量刑的科学化、透明化
1. 量刑建议体现个案差异, 且在量刑建议书中添加量刑情节以及依据。不同类罪根据社会危害性体现量刑的区分度。在具体的一类案件中, 量刑建议应体现个案差异, 根据不同的量刑情节做出, 社会危险性程度不同的犯罪量刑应轻重有别。
2. 退赔证据化与量刑建议的联动化、量刑“轻型化”。退赔证据化使量刑建议科学化, 也利于法院对量刑建议的审查。做好相应的社会调查, 量刑建议应标明实刑、缓刑, 避免出现法检认识不一的问题; 应扩大非监禁的量刑建议率。
( 三) 发挥值班律师职能, 保障被告人权利
值班律师存在的目的是通过向被告人释明法律规定和程序的量刑激励机制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推进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 同时参与推进程序、监督刑事速裁程序的合理性, 防止出现侵犯被告人权利的情况出现。为更好发挥值班律师作用, 有如下建议: 一、出台相关文件清晰定位值班律师身份作用; 二、扩大值班律师队伍, 加强培训, 设立值班律师专线, 提供资金保障; 三、给予值班律师充分阅卷权, 同时畅通值班律师会见被告人的通道, 公安机关及时告知会见, 检察院、法院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 破除驻所律师“进所”壁垒; 无法及时有效畅通会见机制的, 检察院应在量刑协商前告知值班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职能以及联系方式。
( 四) “诚信留痕”解决不当上诉
解决被告人不当行使上诉权, 关键点在于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 并从监管环境和被告人方面去解决“不当上诉”问题, 尽可能多适用缓刑。具体解决的方式有: 一、建立一种诚信档案留痕制度, 对于签订具结书的被告人告知此项制度。也许有人会质疑此项制度会增加被告人上诉的顾虑, 诚信留痕会对“恶意上诉人”产生威慑作用, 而不会成为澄清冤情的阻碍; 二、在被告人不当行使上诉权为留所服刑的问题上, 看守所以及监狱系统应加强各自的监管文化宣传, 打消被告人服刑顾虑, 进而解决恶意上诉问题。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推进需要司法部门的协同合作, 检察院法院的有效审查裁判、值班律师的中立参与、判后改造教育的落实都是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完善的良方,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衡平任重而道远, 法律人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牙.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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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卫东, 李洪江.正当程序的简易化和简易程序的正当化[J].法学研究, 199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