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功能重构（精选11篇）
服务功能重构 篇1
2015年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在厦门召开,在本届大会上,除各种技术创新外,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得到凸显。
互联网大连接的最终目的并非取得技术上的成就,而是要触达互联网设备背后的“人”。互联网在横向、纵向影响世界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规则,“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将是互联网创新发展的趋势所在。互联网更多地代表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和需求,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每个人和所有接触到的服务都发生了可以直接实时的连接,技术、设备、商业的创新最终都将指向人,一切的需求都是基于个体需求,并在网上延伸、辐射到所有商业领域。
2015年,“互联网+”大热的背景下,传统行业纷纷借助互联网手段加速自身转型。在医疗领域,互联网+不仅能够帮助医院将医疗资源最大化利用,更是能够帮助医疗行业更好地回归以人为本。日前,2015年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在厦门召开,大会上,除各种技术创新外,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得到凸显。
数据采集以患者为中心
根据国家卫计委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慢性病状况令人忧虑,18岁及以上成人中约每4人中就有一个患高血压,每10人中有一人患糖尿病。
众所周知,糖尿病的危害非常严重,会引起失明、肾病、中风、心血管疾病等。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任倩介绍,在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患者同时达到很好的血糖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的比例只有不到7%。比如Ⅱ型糖尿病降糖药首选是二甲双胍,但只有不到40%的患者使用了二甲双胍进行治疗。为此,北大人民医院纪立农教授组织设计了基于平板电脑的糖尿病管理软件,将糖尿病标准化诊疗的流程图纳入其中,为医生提供决策支持。该软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运用后,二甲双胍的使用率上升到60%.降脂的他汀类药物也从60%上升到90%,治疗心血管病的阿司匹林也从60%上升到了80%以上。在使用临床决策辅助系统之后,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的比例明显升高。
如果说数据分析可以为医生提供诊断参考,在数据采集端就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则可以帮助医院更好地做到以患者为中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刘帆表示,“追求以人为本是现在中国IT发展的过程,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数据以患者为中心的时代了。IT的价值核心就是数据。因此,医院的IT系统在数据采集时就应该做到以人为本,把患者的所有数据连接在一起,供医生、护士、医院管理者来对患者的信息进行管理和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目前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以人为本再造流程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简称温附一)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无不透露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实名制就诊为例,虽然目前大多数在温附一就诊的病人都是实名制,但没有身份证并不意味着不能就诊。“没有身份证可以由亲友担保,我们说‘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温附一计算机技术与信息管理处处长潘传迪表示,“类似这样的服务技术上都可以实现,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考虑到,是不是以患者为中心。如果你时时刻刻为病人着想,为患者着想,技术上实现一点都不难。信息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信息化是一种循序渐进,不断优化、创新的迭代过程。需要不断打破思想的禁锢和制度的篱笆,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潘传迪介绍说,温附一推出的院外医疗关怀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医患沟通,在就诊时间以外加强医生和病人的有效沟通。同时,健康记录功能也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病人的情况。病人在来医院之前在手机上输入病情,到诊室以后医生一刷就诊卡就可以清楚了解病情,使得在有限的就诊时间沟通更加有效。
还有院外医疗功能,比如有的慢性病人来医院主要是为了开药,为了开药跑一趟医院不仅耽误了病人时间,还浪费了医疗资源。这时医生可以在系统内和预约病人进行沟通,如果病人只是单纯有开药需求,医生可以在系统内开好药,信息自动发送到药房,就诊卡扣款后,药房可以把药快递给病人。还有一种情况,医生见到病人时发现病人需要进行一系列检查,本次就诊只能开检查单,没有对病人进行诊断就诊就已经完成了。对此,医生可以在系统内为需要检查的病人提前开具检查单并预约好检查时间,再来就诊时检查结果都已经具备,医生可以直接下诊断。
与患者进行就诊前的沟通、提前开具检查单,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到信息化建设和医院的日常管理中。对此,作为温附一的合作伙伴,联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大客户事业部销售总经理叶明补充说,“信息化的建设要以人为本,提升对患者的医疗服务和患者的就诊体验,这是我们以人为本的中心。但我们要记得,对于医疗信息化里面还有两类人也非常重要,一类人是医护人员,另一类人是医院的管理者,我们所体现的以人为本是包含对患者,对医护,对医院管理者的总体支持。联想将从顶层设计、一站式服务和构建开放生态平台入手,再造业务流程,为医患双方创造就医新体验。同时,现在中国医院信息化除了遇到技术挑战外,人才的培养也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用创新的方式和医院、行业ISV一起去配合,能够为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只有从顶层设计开始抓起,真正把信息化落到以人为本的理念,并把人才的建设和培养作为重要的战略,才能更好的发展信息化,从而更好地推动整个行业的建设和发展。对此,联想智慧医院2.0整体解决方案不仅提供端到端的总体支持,还携手温附一成立‘温州医科大学——联想智慧医疗研究院’,培养医疗信息化专门人才。”
互联网+所代表的就是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传统医疗模式不断优化,不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顶层设计中真正惠及百姓。
服务功能重构 篇2
作为一个无线部门的人，不懂移动设备是不行的，而作为一个无线的重构，不会写响应式页面更是不行得。而我，一个无线的重构，在我最近做的一个移动端的项目之前，的确是不会写响应式页面的，所以，严格来说，在这个项目之前，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无线重构人。
而这个项目，却让我快速地掌握了响应式页面重构的一些方法。下面就是通过这个项目来总结我在响应式页面重构学到的东西。
众所周知，所谓响应式页面，就是能够用一套样式，使你的页面能够在不同分辨率的屏幕下都有很好的表现形式。响应式Web设计，这个概念是Ethan Marctte 在A List Apart 发表的一篇文章“Responsive Web Design”中援引响应式建筑而得名：
响应式建筑（responsive architecture），物理空间应该可以根据存在于其中的人的情况进行相应。
根据我所阅读过一些文章及资料，我总结出响应式页面的几个关键组成部分：
1、页面头部的meta说明，可以通过viewport meta标签去让你的html页面的的宽度能根据设备分辨率让浏览器的可视宽度来适应，也可以在这里设置页面的缩放比例等等，这样在成比例的分辨率设备下，就可以更简单地实现响应式。
2、流体布局（fluid grid），所谓的流体布局，其实就是在你pc端实现的页面基础上，将一些元素的宽高由原来的固定多少像素（px）调整为百分比（%）或字体比例（em）（或布局方面的margin、padding、left、top等以px为单位的值），这也是当前实现响应式布局的两种主要实现方法。
第一种用百分比（%），就是以该元素的父容器的宽高为100%，其他元素的宽高相对于其父容器的比例，只要将具体的像素值相对于他的父容器的一个百分比折算即可。当然这种方法的换算有点复杂，因为很多相对的宽高折算的百分比系数是带小数的，所以这时候可能要你有足够的耐心才能实现。
在Ethan Marctte的Responsive Web Design这篇文章中给出的一个demo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际代码里：
@media screen and （max-width： 400px） {
.figure，
li#f-mycroft {
margin-right： 3.317535545023696682%; /* 21px / 633px */
width： 48.341232227488151658%; /* 306px / 633px */ }
第二种方法是用字号比例（em）去实现，其实方法是跟上面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将%换成了em，这种方法就是某元素具体的宽高（px）在当前基准字号（font-size）下折算出多少个em。eg： 一个在480分辨率下宽高为64px*64px的元素，其父容器的字号（font-size）为20px，那么它折算成em为单位就是3.2em*3.2em。当其父容器字号基准根据不同的分辨率变化的时候，该元素的宽高也能根据这个字号基准成比例的缩放，就能实现响应式变化。
从上面的两张实例图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元素，宽高为3.2em*3.2em，在360px分辨率下，因为基准字号为15px，故解析出来的实际尺寸为48px*48px，而在480px分辨率下，基准字号为20px，故实际的尺寸为64px*64px。
3、流体图片（liquid image），在我所了解的很多资料中，对图片处理这块，如果要使图片能根据分辨率来适应，而且还不失真，好像挺困难的。但其实我们不用考虑的那么复杂，我们要做的只是让图片能根据不同分辨率自适应罢了，我们不管图片会不会因为被拉伸而失真，因为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考虑在不同分辨率下使用不同的图片，这样就简单多了，
电脑资料
所以让图片尺寸自适应，我们只要不给图片设定具体的宽高尺寸，只要在样式中给该图片一个width：100%，这样图片就能根据它父容器的尺寸自动调整了。
4、媒体查询（media query），这个也是响应式页面的一个关键技术，根据不同的分辨率去调整一些不同的样式。
@media screen and （max-device-width： 480px） {
.column {
float:none;
}
}
通过上面的这样媒体查询结构，我们可以设定在不同分辨率下选用不同的样式来调整响应式页面。像前面第二点流体布局上，我们使用百分比或字号比例去实现流体布局的时候，第一种方法是可以不用媒体查询直接实现流体布局的，就是元素的宽高能自适应不同分辨率屏幕。
但第二种方法用字号比例（em）去实现流体布局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结合媒体查询了，因为我们的字号比例是根据基准字号来实现的，就是说在基准字号一定的情况下，该元素的大小就是固定的，而我们要实现该元素尺寸自适应，就只能通过调整基准字号来实现了。通过媒体查询，我们可以让在基准字号font-size在不同分辨率下不一样，这样其子元素相对于该字号的比例em算出来的像素px就不一样了，这样就能实现响应式了。
所以我们兼容不同的分辨率的时候，可以先在某个分辨率下，实现完美的重构，然后将所有元素具体的尺寸（px）折算为em（根据父容器的font-size），然后再通过媒体查询，调整不同分辨率下的基准字号font-size就能实现具体的响应式了。
当然媒体查询的功能是根据不同的分辨率适配不同的样式，我们可以通过上面的做法是实现流体布局，还可以通过媒体查询来细调具体的页面在不同分辨率下的不同表现形式。
在我具体的项目过程中，采用媒体查询主要是调整不同分辨率下的基准字号的大小，具体如下面的代码所示：
body，section，button，h1，p，.layer，.downall_btn，.introduce，.playlist，.recom_picbox{font-size:20px;}
/* for 800 px width screen */
@media only screen and （max-device-width:800px），only screen and （max-width:800px）{
body，section，button，h1，p，.layer，.downall_btn，.introduce，.playlist，.recom_picbox{font-size:33.34px;}
}
/* for 720 px width screen */
@media only screen and （max-device-width:720px），only screen and （max-width:720px）{
body，section，button，h1，p，.layer，.downall_btn，.introduce，.playlist，.recom_picbox{font-size:30px;}
}
前面设置通用字号为20px，当分辨率超过我媒体查询到的最大屏幕宽度的时候就适配该基准字号，下面分别通过媒体查询为分辨率为800px和720px的设备详细调整基准字号，（当然在这里你可以增加更多的样式去调整不同分辨率下的具体表现）使页面在两个分辨率下都能有比较好的表现。可以发现，在800px的分辨率设备中，我的基准字号设置为33.34px，在720px的分辨率设备下的基准字号为30px。
原文链接：cued.xunlei.com/log057
为什么在800px分辨率下基准字号就为33.34px，在720px分辨率下基准字号为30px呢，这是因为我是先以480px分辨率下基准字号为20px去实现的，那么在800px或720px下的基准字号就根据设备分辨率的比例去算出。 这里只给出两个分辨率的例子，其他不同分辨率下的实现方法一样。
中职语文课程功能反思与重构 篇3
关键词：中职教育 语文课程 功能反思 课程重构
中职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主要还是以服务为主，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就业率。中职学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培养最为适应社会的专业性人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同时也对人才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中职院校要对原有课程进行深化改革，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而中职语文作为所有学科的基础，其改革的必然性不言而喻。
然而，语文课程的改革却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改革。由于语文课程在我国有其特殊的含义，使得它成为了所有学科的基础。学生不懂得语文，就无法学习和理解其他学科。因此，想要对语文课程进行变革，教师应先对语文课程的功能进行反思，从而制定出科学的重构方法。
一、中职语文的重新定位
语文学科教授的内容是我们的母语，因此我国对于语文教育十分重视。而且，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该在教学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和文化素质等，并辅助好学生学习其他各学科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创业能力及职业能力。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更，职教也在进行不断改革。但一些学校对中职语文课程的价值判断出现严重偏差，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学时减少
在职教变革中，最为明显的就是“2+1”学制的推行，也由此导致了很多学校将原本4学期的语文教学课程，改为2学期完成所有的课程教育。而且由于中职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专业性的技能型人才，所以很多时候语文课不得不给专业课让路，导致了语文教学并不能真正做到全面促进学生的发展。
因此，针对中职教育的特点，中职语文教学就应该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内容进行着重教育。然而，究竟应该加重哪方面的内容教育，却又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二）教学深度
由于语文教授的是我们的母语，因此，我们很难对语文教学效果做出准确把握。而且，中职院校又是一个不注重入学门槛的人才培养机构，因此，其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如果教师按照大纲那种固有的方式进行教学，必然会导致基础好的学生不愿意学或基础差的学生学不会的现象产生，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使中职语文教学越发地难以进行和发展。
（三）社会需求
伴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企业对人才的职业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特别是针对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要想达到企业对学生的要求，最好的提升方法就是加强中职语文的教学，通过“听、读、写”的能力提高和培养学生“语言理解、表达和实践”的能力。这也说明中职语文课程的教学已经与企业职业能力相融合，成为培养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中职语文课程功能重构
（一）强化中职语文课程的服务功能
中职语文不同于其他语文教学，教师应该将语文教学与职教特性相结合，从“能力”和“就业”两个方面对中职语文课程进行重新构架。
1.根据学生的就业方向，设置教学目标和内容
中职院校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中职院校，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就业”。因此，学生只会对那些能够帮助自己就业的知识感兴趣。所以，中职院校的教师可以根据相应的专业方向，对教材进行大胆变革，删掉相对没有帮助的内容，然后对剩下的内容进行重点强化培养。
2.合理制定选修课程，进行层次化教学
教师应根据学生本身基础的不同，进行相应的选修课教育，以满足学生的特殊需求。在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同时，教师还应为学生以上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素质基础。
3.语文课程与专业课程相衔接
由于语文是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因此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也存在着必然的共性。因此，中职语文教师不但要找出语文课程与各专业课程之间的共性，还要找出语文课程与单独专业课程之间的特性，从而令中职语文教学与专业课程教学完美衔接，提高学生对中职语文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效率，将语文学习真正渗透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
（二）加强语文课程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
在语文课程中，通过对于不同文章的学习和理解，很多学生都受到了文章中人物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如今很多中职学生在工作中严重缺乏自信，对自己的工作也很难产生认同感，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前景。因此，中职语文课程必须加强这方面内容的教育，以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职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主要还是针对于“学生能力”和“学生就业”两个方面，因此加大有关学生实践的培养至关重要。而根据专业的特性，对于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语文课程教育，将会成为中职语文课程教育的一大特色。
参考文献：
[1]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黄伟文.再议现代教育技术在职业学校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新课程学习：中，2011（2）.
体育传统教学评价功能及其重构 篇4
1. 体育教学评价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尚未对何为体育教学评价形成统一的界定。梳理文献可知,学术界存在两类界定,一类认为,体育教学评价“是依据体育教学规律和既定的教学目标,运用相应的评价方案(含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通过系统地收集有关教学信息资料,对体育教学工作的效果和质量进行合理的解释并做出价值的判断”[1]。另一类认为,“体育教学评价以遵循教学规律为基本前提,通过对体育教学活动的理性分析,总结与归纳出评价指标,并将其细化,结合一定的评价方法,对体育教学的基本状况作出价值反馈”[2]。综合上述概念界定,我们可将体育教学评价简单理解为针对具体体育教学活动而实施的相应评价方案,一般包括评价方法、标准及体系等。
2. 体育教学评价的功能
体育教学评价是衡量教学成效的重要工具,它可以根据具体教学情况有的放矢实施,可以引导课堂教学朝着更加科学、积极的方向发展。体育教学评价的功能是多样的。从本质而言,体育教学评价主要具有如下功能。
(1)鉴定功能
体育教学评价可以对教学评价对象及具体的评价指标的适应性进行鉴定。一般意义上来说,体育教师对学生做出的每一次评价均是对他们体育学习表现的鉴定,通过体育教师的评价,学生可以明确了解到自身在体育学习方面存在的优点与不足,了解到自身在体育学习方面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这样的鉴定功能实现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的体育学习,还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发展功能
体育教学评价的基本目的便是促进学生的体育发展。故而,体育教学评价理应兼具发展功能。也就是说,在具体的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可以利用教学评价对具体的教学过程及学生的各种课堂表现进行诊断,从中发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这对于体育教师的课堂教学及学生的体育学习均具有促进和发展功能。为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时应充分注重发展功能的发挥,对学生多做发展性评价,让他们在体育教师的评价引导下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3)激励功能
体育教学评价对学生个体来说,可以产生一定的激励功能。体育教师通过对学生实施科学评价,可以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闪光点以及在体育学习中存在的不足。当学生认识到这些之后,可以更加有效地激励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体育学习中去。再如,有学生在体育学习方面不自信,此时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赏识性、鼓励性的评价对其进行激励,这样的赏识性评价可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自信缺陷,从而引导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体育学习中去。激励功能是教学评价的重要功能,在具体的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必须对体育教学评价激励功能的发挥予以更多关注。
二、体育传统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
体育教学评价也是一种教育评价,是教学评价在体育学科中的应用。对于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育教学过程而言,体育教学评价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我国体育传统教学评价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存在一定的落后性和不科学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部分教师不重视教学评价
体育教学评价是实施体育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及依托,但部分体育教师并不注重体育教学评价。在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仅关注学生是否完成相关技术动作的练习,练习完毕之后亦不对其实施必要的教学评价。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容易致使部分学生认为体育学习好坏无所谓。这种不良心理的存在主要与体育教师不注重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有关。有效的教学评价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促进教学相长,因此体育教师的教学评价是极为重要的[3]。为不断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体育教师必须对体育教学评价充分重视起来,积极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评价措施对学生实施有效评价。
2. 评价目标忽视价值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体育教学评价即是对体育教学价值实施判断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判断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应试教育制度的盛行,造成我国的体育教学评价过多关注于事实的判断及客观描述,未将体育教学评价的重点集中于价值判断方面。诸如,部分体育教师在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实施评价时,过分强调学生的体育技能掌握,对这些体育技能掌握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却并不在意。这样的教学评价方式明显忽视了对价值判断的评价,让体育教学评价仅停滞于对教学现象的描述方面。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例如,体育教师通过多课时教学引导学生掌握了跨栏技术,实现了既定教学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体育教师的教学质量是高效的,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值得肯定。但是学生掌握跨栏技术后对他们今后的发展价值究竟何在?体育教师在教学评价中往往会将其置于评价标准之外。这是一种典型的对教育价值的漠视。
3. 评价方法单一、乏味
传统的体育评价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大都比较相似,即过分注重定量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却往往忽视定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的重要作用。体育教学的结果评价所关心的是学生技能水平达到了何种程度,对学生情感发展及体育学习的过程表现出极大的漠视,无法真正体现出体育教学评价的发展功能。体育教学的定量评价则更加不科学合理,体育教学过程是复杂的,学生进行体育学习的过程亦是复杂的,很难对其进行量化评价。不过,在具体的体育教学过程中,很多体育教师仍习惯于对学生实施以体育考试成绩为重点的定量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唯一方法。这样的量化评价方法无法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定量评价。将量化方法运用于不可量化的内容,其评价结果往往也会表现出很大的不科学性。针对体育传统教学评价方法存在的单一、乏味现象,体育教师必须采用多种互补的复合评价方式来弥补传统教学评价的不足,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4]。
4. 评价主体呈现单一化
体育传统教学评价主要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评价主体呈现出单一化现象。这样的体育教学评价方式不够全面,亦呈现出一定的不科学性。笔者曾对部分学生和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97.25%的学生不赞同体育教师对学生实施单一评价这样的教学评价方式,认为评价主体应更多元化,唯有如此才更科学、公平。78.28%的体育教师认为这种评价方式已然过时,不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体育教学评价鉴定功能的有效实现。由此可见,体育传统教学评价主体呈现出的单一化现象是落后于时代发展需要的,不利于体育教学评价功能的有效实现。在未来,体育教学评价应允许更多的评价主体参与进来,不仅要对学生的体育学习进行科学评价,还应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进行科学评价。
三、新形势下体育教学评价方式的重构
为提高体育教学评价质量,让体育教学评价呈现出更高的科学性,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对传统体育教学评价方式进行重构。
1. 加强教师对教学评价的重视
在对210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23.51%的学生认为体育教师不重视教学评价,所占比例虽然不多,但从中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实:部分体育教师并不注重教学评价。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主要与体育教师的教学观念相关,部分体育教师错误地认为只要组织好学生进行体育学习即可,并不需要对其实施过多的教学评价[5]。基于此种情况,在未来体育教师必须对教学评价予以足够重视,积极采用有效教学评价措施对学生进行评价。除此之外,学校也应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评价作出硬性要求,一旦发现有体育教师很少对学生进行评价或根本不对学生进行评价,那么必须要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要求其限期改正。
2. 重塑体育教学评价的价值观
体育教学目标引导体育教学评价,我国体育传统评价方式由于受到应试教育和对教学目标狭隘认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价值判断为基本中心的发展路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体育教学目标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传统的以提高学生运动技能为目标转变为目前的以提高学生体质健康为目标。教育方式也逐步由传统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体育教学评价也必须实现向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方向改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从学生的具体体育学习情况出发,重塑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体育教学评价过程中,不仅要对体育活动的价值有所认识,还需要看到体育教学活动的本体价值。体育教师在实施体育教学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如下问题:体育教学评价标准究竟依据何种体育价值观确定?具体的体育教学活动结果究竟体现了何种价值观?该价值观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是否符合?是否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3. 倡导教学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在当前的素质教育改革大背景下,体育教学评价的方式应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利用多样的体育教学评价方式提高体育教学评价效果。
(1)将结果与过程评价有效结合
体育教学的结果性评价虽具有一定优势,但与当前的体育教学实际存在一定不符现象。为弥补体育教学结果性评价的不足,在未来必须要做到结果与过程评价的有效结合。在实施结果性评价的同时辅以过程性评价。这样的体育教学评价方式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对于学生来说也更为公平。这里要注意的是:体育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尽量淡化结果评价,多对其实施过程性评价。应更关注于学生的努力程度,而不仅仅只是看重结果。
(2)将量化与质性评价有效结合
体育教学的量化评价方法操作起来方便、容易,这也是体育教师习惯于采用这种评价方法的主要原因。质性评价操作起来繁琐、复杂,需要体育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耐心。因此,很多体育教师并不愿意采取质性评价方法对学生进行评价。为适应体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体育教师在未来必须要对自身的教学评价方式进行重构,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方式有效结合,对学生的体育学习实施科学评价。如,可以通过建立个人档案的方式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态度、上课出勤、体育合作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生的体育学习困难、兴趣进行了解并评价等。两者的有效结合更加有利于提高体育教学评价的质量,使得体育教学评价呈现出更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 强调教学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从人性发展角度来看,教学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地位应是平等的。传统体育教学评价中,学生无疑是唯一被评价对象。学生在教学评价中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这样的教学评价方式往往会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让他们对教学评价结果产生质疑,不利于体育教学评价发展功能的有效发挥。除此之外,还应允许学生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学生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有助于教师发现实践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从而有效改善自身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态度,这对于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来说无疑是较为有利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应经常性要求学生对自身的体育学习过程进行自评,要求学生间相互进行评价。有可能的话还应让家长参与到学生的体育评价中来。这样的体育教学评价方式做到了多向互动,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有效实现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是一种更为科学的体育教学评价方式。
体育教学评价是体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环节、是评价教学成效的重要工具,它可以根据具体教学情况有的放矢实施,可以引导课堂教学朝着更加科学、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体育传统教学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予以足够重视,应积极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对传统体育教学方式进行有效重构,让体育教学评价更加符合体育教学的实践需求,不断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摘要：体育教学评价可以对体育教学成效实施有效判断,可以保障体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完成,具有鉴定、发展、激励等多重功能。但体育传统教学评价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部分教师不重视教学评价,评价目标忽视价值判断,评价方法单一、乏味,评价主体呈现单一化等。在新形势下,只有对体育传统教学评价方式进行重构,才能提高体育教学评价质量,并促进其发展研究。
关键词：激励,鉴定,评价主体,定量评价,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1]高斌,徐明欣,李瑞年,等.普通高校体育教学评价的改革[J].体育学刊,2003(6).
[2]张文波,赵利.价值冲突与回归:高校体育教学评价问题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5(1).
[3]胡曼玲,刘畅.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三维一体评价”的功能及其发展取向[J].青少年体育,2013(10).
[4]刘强德.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中的体育教学评价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2006(1).
(推荐)价值重构 篇5
——“五四讲话”学习心得（上）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
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近代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放弃中华文明传统，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所提交的答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乃是轴心时代以来在华夏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虽然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摧毁国家政权，但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传入虽然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佛教并没有形成与其相配的强大政治社会力量的挑战，以至于中华文明有充分的时间来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华。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挑战。面对这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面临着亡天下、亡国乃至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华文明面临的第三次挑战所带来的文明困境，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战和魏晋以来的第二次文明挑战。
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人且退且战，被迫放弃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国、保种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现代化努力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景下，在技术、制度这些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上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断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维系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今天，我们往往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未能充分认识到这场精神革命引发的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系统性毁灭，以至于我们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价值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困境缺乏深切的体认。
1840年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更为严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战，不断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调试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陷入不断革命（包括改革）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以来从洋务派、变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的构想，那么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悬置了对文明价值理想的探索，而转向了最低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强国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以经济增长为标志，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够有效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战略变成更为宏观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其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交上的一份历史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如果说第一个百年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个百年实际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两个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始终兼顾文明的最低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平衡，并在两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个概念虽然包含了上述两个目标，但重心毫无疑问是回应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习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学子共同讨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在于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今天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不到60岁”，他们正是未来探索并践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代，从而也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一代。因此，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殷切希望他们“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过“中国梦”来重构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中国文明传统的断裂引发核心价值难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断裂与核心价值观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两条不同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来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必须在核心价值层面上处理这两条道路及其核心价值的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五四运动以来引入两种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学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传统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由此，北京大学为中国人在精神价值上开辟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态否定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
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陷入困境时，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市场自由、人权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价值选择也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部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张力。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市场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强大，而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民主集中、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群众路线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断受到侵蚀。特别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资本主义正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也变成了普世价值。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内在的挑战和冲突，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面对两条道路的分歧，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策略，致力于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要素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道路选择与核心价值的分歧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类的敏感问题上。由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矛盾、中国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困扰着邓小平时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右派将过往十年看作是“错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锐和冲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两条道理之间维持平衡的“艰难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条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极被动的立场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积极主导的方式来阐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服务功能重构 篇6
关键词：校园景观；校园文化；传统文化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学校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立足自身的历史传承，结合学校的教育实态与教育主张，不断探寻新的发展思路，才能推动学校的创新发展。广州市增城区高级中学立足弘扬国学经典的办学传统，秉持“和合”办学理念，以“六艺儒苑”校园文化景观为载体，尝试创新与发展学校的特色课程，在传承与创新中走出了一条文化立校之路。
一.“六艺懦苑”：打造体现学校文化的校园景观生态
儒学是中华文化之主脉，继承、发扬和创新儒学是现代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学校秉持“和合”理念，形成了弘扬国学经典的办学传统，致力于培育知书识礼、素质全面、个性鲜明的儒雅学子。“和合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倡导师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善于从异质事物中吸取合理成分，进而提升生命质量。因此，学校教育应给予学生“和”的修炼与“合”的气度，引领学生认识、接纳和肯定自我，对未来充满自信，追求自我完善，在不断学习、反思、重构与再实践的过程中，在认识今日之我不足的基础上，创造更为完美的明日之我。个体行为的“和合”既是自身素质和修养的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下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发出《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注重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作用……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校园文化环境浸润学生心田”。
基于此，学校以校园文化景观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借助物化形式直观而艺术地展示学校的文化理念，使校园景观既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也成为传达办学理念、展现办学历史的独特载体。
2014年9月，在校友的资助下，学校确立了学校文化新标志——以孔子雕像和六艺屏风为核心的“六艺儒苑”，以此进一步丰富“和合”文化内涵，使学校教育根植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使学校立德树人工作拥有更深厚的伦理根基。“六艺儒苑”之校園标识景观以高3.3米的孔子大理石雕像为中心，正面是全开放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的小广场。广场两侧由师生一起种下了两排长青小树，并点缀花草，寓意朝气蓬勃的芸芸学子，恭恭敬敬地聆听圣贤先师的教诲。孔子雕像的背面是一面长7.2米、高3米的大理石雕刻屏风，正面是“礼、乐、射、御、书、数”之传统六艺浮雕图，背面则镌刻《四书》经典名句。由此，图文并茂地呈现儒学文化中励志修身的内容，让师生每天都能与历史对话，与经典同行，聆听圣人教诲，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和合”修身，不断提升人文素养。
孔子雕像与石刻屏风构成了“六艺儒苑”景观的核心部分，与之呼应的则是南北两条文化长廊：丰子凯漫画长廊、传统书法及科技创新长廊。课余，师生信步于此，或沐浴孔风雅韵，欣赏中华传统书法和绘画艺术，感悟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或感慨同伴科技创新作品之精巧构思，畅想美好未来。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织，召唤学生提升自身素质与修养，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觉，立志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现代科技的创新者。
一雕像一屏风一广场两长廊，构成了彰显学校儒家文化思想的生态景观系统。“六艺儒苑”景观系统立足校本，突出特色，彰显了学校以弘扬儒学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教育追求。通过以师生价值追求和精神素养拓展为目的的景观建设，实现了校园文化内涵的创新与丰富，营建了师生共同成长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氛围。同时，这一景观系统的落成，也完成了一次学校特色文化环境的统整与内涵提升，实现了以校园文化标志凝聚校园精神的构想。2015年，在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粤美校园文化”系列评选活动中，学校荣获一等奖。学校以“微景浓缩文化精髓，文化滋养筑梦人生”为主题，围绕“六艺儒苑”景观内涵，引领师生深入思考和提炼处于发展中的校园文化。
二.“六艺课程”：重构“六艺儒苑”的文化景观功能
我们认为，“六艺儒苑”不仅是一道亮丽的校园景观，更应充分开发其应有的教育功能与价值。学校将“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一一经典美文晨诵”活动，《弟子规》《菜根谭》经典诵读比赛，十八岁成人礼，培养良好习惯收获美好人生一一学生内务整理大赛，班级特色体育艺术节，迎新嘉年华等活动现场，都设在“六艺儒苑”开放广场。在先贤的指引下，让学生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体验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力量。由此，以中华传统美德律己修身，正心笃志，逐渐成为师生的精神追求，而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坚毅恒勤、感恩孝悌的人格品质更是内蕴其中。如今，“六艺儒苑”成为师生读书习文、生活成长的诗意栖居之所。
但学校也深知，要充分开发“六艺儒苑”校园景观的功能，必须通过课程才能得以实现。课程是学校工作的核心，更是提升学校办学品质最重要的载体。因此，学校将儒家传统“六艺”课程精神与现代教育要求相结合，构建了“六艺儒苑”特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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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儒苑”特色课程以修习礼仪、书法、语言、健体、艺术、科技之增高中新“六艺”为抓手，构建儒风精神家园，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和合”修身，实现知书识礼、素质全面、个性鲜明的发展愿景。学校期望通过“六艺儒苑”文化探寻，力求成人与成才共育，既帮助学生寻找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又助力学生增长生活技能和本领；人文与科学并举，既唤醒学生善良之天性，涵养美好德性，又激发其潜能，实现个性成长；当下与未来兼顾，既为芸芸学子未来幸福生活奠定基础，又关注其当下校园生活之幸福快乐；传承与创新相融，既吸纳传统儒学文化之精华，又顺应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之时代要求。“六艺儒苑”特色课程寄寓了增高中人弘扬儒家文化，尊重生命的多样性，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理想。
“六艺儒苑”特色课程包含“一体两翼三层六类”：“一体”指特色课程的总体培养目标一一培养知书识礼、素质全面、个性鲜明的儒雅学子；“两翼”指课程的两个系列一一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三层”指课程的三个能力要求和修习要求，每一系列课程都按照通识、兴趣、专业三个层次进行设计，高一开设通识课程，高二开设兴趣课程，高三开设专业课程；“六类”即根据“六项修炼”而设置的六个课程类型：礼仪类、书法类、健体类、审美类、语言表达类、科技类。
例如，人文素养课程系列中的礼仪类通识课程包括交际礼仪和公民修养。交际礼仪综合中华文明古国传统礼仪与现代社交文明礼仪，旨在教会学生以高雅的仪表风度、完善的语言艺术、良好的个人形象，展示自身的气质修养，赢得尊重，为生活和事业成功奠定基础。公民修养则属于兴趣课程，包括公民意识、法律文化、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等内容，由《增城历史与文化》《公民素质与修养》等校本课程组成，旨在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好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书法类课程包括通识课程《书法·書写·规范》、兴趣课程《书法练习指导》《书法作品欣赏》和专业课程《楷书经典碑帖临摹》《隶书经典碑帖临摹》，从激发学生的书法兴趣，养成书法欣赏能力和审美情趣，至专业技法的提升，形成分层递进的课程内容。健体类课程则由通识课程《生命大课间》《八段锦》、兴趣课程《乒乓球初级教程》、专业课程《乒乓球特训教程》组成，旨在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学习与生活方式，拥有热爱生命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科学素养系列课程则源自学校十余年的“我与化学”科技活动，如今，已由化学学科发展到数学、物理、生物、地理、信息和通用技术学科，形成了人文与自然学科融合的趋势。学校将诸多科技活动转化为课程资源，开发了科技创新教育“我与科学”系列教程。它包括基础性教程《感悟身边的科技》、过程训练性教程《探究身边的科技》和创造性能力训练教程《创新身边的科技》，以适应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活动水平和发展需要。
“六艺儒苑”特色课程与孔子的教学理念、新“六艺”相对应，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教学的统一。在实践上，为提升师生的科学与人文综合素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六艺儒苑”精神激励下，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取得可喜成绩，学校获评首批广州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校……学校将以此为契机，通过特色校园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展示，实现校园文化的良好传承，共筑广州“好教育”梦想。
文化建设的关键不是物的建设，而是人的建设，尤其是人心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形塑。我们深信，一种文化引领着一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学校正以传习先贤六艺之道，引领师生践行先贤成人之道，并以此不断培育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
服务功能重构 篇7
1 电路的测试技术
按照电路工作的信号类别可以分为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由于模拟电路的测试需要对信号幅值进行分析, 处理的精确度要求极高。数字电路的信号是通过高低电平来实现的, 需要专门的数字信号和逻辑分析仪和发生器进行辅助分析, 处理过程比较简单, 但是数字电路的功能比较复杂, 对信号的后续处理要求比较高。由于两种电路的工作模式的差异使得电路的测试方法也不同。传统的测试方法在测试之前需要了解电路的电气特征和功能特征, 事先设计测试序列, 以便在短时间内能够发现电路的异常情况。这种测试方法需要充分掌握电路的逻辑功能和电气功能, 应用的效果不是很好。
针对这一情况, 本文提出了基于逻辑功能重建的故障测试和修复技术, 将不同功能的电路在逻辑表现形式上保持一致, 实现了电路故障的检测和修复。
2 电路故障的确定和修复方案
基于逻辑功能重构的故障电路的修复方案的原理是在被测电路中加设激励信号, 在电路的输出端采集响应信号。对响应信号进行分析, 判断是否和被测电路一致, 如果不一致, 可以判断被测电路对激励信号存在异常反应, 也就是说电路存在故障。对于这种测试方法我们只需要通过被测电路在激励信号和响应上是否和正常工作的预期一致, 发现电路故障, 只需要对响应关系和异常激励进行修复, 实现和正常电路的响应保持一致。修复后的电路不一定和原电路保持一致, 使测试激励——响应关系和原电路一定保持一致, 这就是功能重构的修复原理。
重构原理在电路的设计使用中比较普遍, 对于电路故障使用功能重构的修复技术, 能够快速实现对故障电路的定位和修复, 减少故障修复的时间和程序, 但是经过修复的电路可能会与原电路不一致, 但是功能相同。
故障电路的测试系统主要组成部分有测试控制元件、模拟和数字激励信号产生元件、测试通道控制元件、电源转换元件、模拟和数字信号采集元件, 故障分析模板、结果输出模板和重构分析模板。系统中的电路的测试和信号的采集是在独立的模板中完成的。该系统的重心是故障分析模板、测试控制元件和功能重构模板。测试控制模板主要是完成被测电路的测试控制作用, 需要有先进的测试控制算法, 保证电路能够进行完整的测试;故障分析模板主要是对电路的激励—响应信号进行对比, 判断是否存在故障;当电路出现故障, 在功能重构模板中对异常的信号按照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功能进行功能重构, 得到和预期的信号一致, 实现了电路故障的修复过程。
3 故障电路的测试和功能重构
在数字电路的故障测试工作中, 需要在测试过程中施加测试向量完成故障分析, 测试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测试向量集的建立和测试向量的匹配。如果电路的逻辑功能已知和设计指标是规范的, 那么就可以得到测试向量集, 如果电路的设计不规范, 需要按照电路的逻辑功能进行测试向量集的收集工作。测试向量的收集工作必须对引脚信号的标号保持一致。
在测试匹配的过程中, 由于电路不存在内部隐藏状态, 向量应该和输出的二进制的字串作为对比的数值, 采集到的响应信号和测试向量不一致, 可以视为该状态值为不可见的引脚信号, 在后续过程中对测试值和引脚信号采取处理措施, 实现电路的向量匹配。在系统的功能重构模块, 通过对激励——响应的逻辑进行逆向的逻辑组合, 形成故障向量的等价逻辑, 实现功能的重构。
4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和发展, 电路的集成度逐渐增大, 各种元器件很容易出现故障, 一旦电路出现故障, 检测和修复的难度比较高。如果对故障电路进行整体替换, 会增加电路的维护成本。功能重构技术根据电路的逻辑功能的分析和还原处理, 对电路的功能进行重构, 实现了故障的修复。
摘要：电路故障存在定位和修复比较难的问题, 基于功能重构的故障修复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方法是将测试过程中的响应值和实际电路的响应值进行比较, 实现故障的精确定位。确定故障之后采用功能重构的原理对故障电路进行修复, 从整体上降低了电路的修复难度。
关键词：电路故障,重构技术,修复,测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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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祝文姬等.容差模拟电路软故障诊断的神经网络方法[J].电工技术学报, 2009 (11)
服务功能重构 篇8
1.宅基地制度的演变
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宅基地制度经历了从个体私有到合作共有、集体所有几个阶段。姜爱林、陈海秋从立法的角度将其分为五个时期:私有时期(1949年~1956 年)、人民公社时期(1956 年~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5年)、城乡土地统管阶段(1986年~1996年)、城乡土地管理体制转轨时期(1996年~2006年)。〔1〕
早先的中国农村长期保持着土地私有状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部分地区实行土地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很快就予以纠正,将没收土地坚决分给农民。1947年 《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了土地归农民私有的基本土地制度。建国初期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为了改善农村面貌,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也由于急于求成和认识上的偏差,政府发起了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宅基地很快从农民个人私有转化为合作共有、集体所有。其后又经多次调整,形成了 “集体所有,无偿申请,长期使用,限制流转”的宅基地制度,延续至今。其演变过程可从一系列法令制度文献中反映出来:《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 《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土地管理法》及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等。
2.宅基地的功能属性
宅基地的主要功能是以物质形式提供农村集体成员的生存居住保障,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社会稳定。
(1)居住保障功能。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包含两层意义:空间承载和精神家园。农房既是生活起居场所和设施,更是中国农民 “家”概念的具象载体。与承包地相结合,宅基地提供了农村人口基本生存条件,带有生产、生活、养老等农村社会保障属性。城镇化过程中非农转移人口割舍不掉的也是农村的土地和住房,这是目前制度状态下农民工最后的退路。有了这点保障,他们才能消除后顾之忧,保有转移的冲动。
(2)政治稳定功能。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 “三农”占比很大。农村稳则国家稳。1927年 《农民解放条例》规定没收占有200 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漏掉了一大批中小地主占有的土地。1928年湘赣地区实施 《井冈山土地法》,其中规定 “土地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得不到直接土地所有权,讲究实惠的农民参军积极性受到挫伤,甚至有战士因此退出队伍。其后, 《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坚决分给贫苦农民。土地没收和分配上的一个更正甚至关乎革命成败。 毛泽东把它称作 “一个原则的改正”。〔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而中国几亿农村人口 “出得去,回得来”,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发挥了良好的缓冲经济危机 “蓄水池” 和 “减震器”的作用。但相反的一面,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导致利益分配失衡而引起农民不满,甚至引发激烈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也不少见。由国情所决定,中国农村问题甚至中国整体社会问题都与农村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宅基地所具有的政治稳定功能无疑是共和国政权的基础、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城镇化对农村宅基地的影响
1.土地城镇化的 “中国特色”
新中国成立时国力很弱,政治经济矛盾尖锐,实施了集中农业农村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较短的时期内基本建成了工业体系,因而城镇化道路在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方面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1)政府主导城镇化进程。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大多由市场主导,政府充当 “守夜人”角色。我国城镇化进程则以政府推动为主。我国城镇化道路中政府主导最直接的表现有两点:其一,政府制定各级城镇化发展规划并通过行政力量组织实施,直接干预城镇化进程。积极作用是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土地(包括宅基地)使用权不变,为农村人口非农转移提供了最后一道 “保障” 或 “安全网”,减少了社会动荡,并以此为基础迅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消极的一面是导致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埋下中国城镇化“先天不足”制度缺陷的病根。其二,投资结构失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3〕地方政府债务和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城镇化建设投入的主要来源,在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的同时也置各级政府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加大了滋生腐败和利益纠纷、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这种做法压抑了市场机制的发育,政府 “有形的手”与市场 “无形的手”作用不协调。地方与中央事权、财权分配不尽合理,城镇化建设目标和方向模糊、缺乏科学规划,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缺失、市场主体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弱势难改。典型的例证就是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公和资源错配。
(2)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矛盾凸显。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路径一般都经历起步、快速发展、普及和基本实现、发达城市化、自我完善几个阶段。〔4〕20世纪80、90年代,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约为80%,水平最高的比利时在1988年前后就达到了97%。〔5〕1950年~2000 年50 年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28.4%增长到50%左右,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从51.8%增长到8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从16.2% 增长到40% 左右。〔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低起点、高速度的发展过程。1978年~2013年35年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远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60% 左右。客观地说,我国城镇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没有真正进入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但与城镇化率持续提高相伴的是城镇化质量堪忧,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缓。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严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7〕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应是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和水平的城镇化以及农村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如何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转移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的矛盾,实现人口、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从而顺利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生产生活方式进步和质量水平提高,这是摆在政府和学术界面前急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8〕
2.城镇化中的农村宅基地
(1)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来自其经济效用,体现为资本化的地租。马克思在其地租理论中指出无论地租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有何不同,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根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可以把地租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土地所有权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级差地租有两种形式即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农业中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影响级差地租Ⅰ,而对于建筑地块,地租则是位置起着决定作用。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所付出的代价。土地供给数量是固定的,因而地租量完全取决于土地需求者的竞争。换言之,我国农村宅基地虽然实行集体所有、限制流动,但其可用于城镇建设的效用是客观存在的。且因交通、区位等差异而导致有级差地租的区别,因土地供给数量有限而决定了宅基地地租受土地需求的竞争影响。所以,宅基地也是应该有价格高低之分的。另外,以前因限制流转,我国农村宅基地本没有市场价格可言。但1978年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中,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很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于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城镇建设用地的价格变动一定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农村土地的 “价格”变动,而且呈现出明显的 “价格上涨趋势”。只是这种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收益增加并没有从农民收入增长中体现出来。在耕地红线的刚性约束下,向农村宅基地要面积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开启了各种改革试点。一方面,建设用地增加的需求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又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农村集体、宅基地使用权人、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各方利益相互交织,竞争博弈越来越激烈,以至城镇化过程中乱象频出。这样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
(2)宅基地上的博弈。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携家带口非农化转移,耕地撂荒、房屋闲置、老人留守,出现了 “空心村” 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整体空心化。与此同时,进城务工甚至举家迁移进城购房居住的农村人口仍然不愿放弃老家老屋和宅基地,积攒一些收入后还是愿意回乡修坟建房。农村又出现了 “一户多宅”、宅基地农房闲置浪费的情况。农村 “空心化” 和“一户多宅”都是农户自主选择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的 “理性选择”。这是由宅基地无偿取得、缺乏退出激励、未来增值预期和社会保障不足、市民化融入难度太高所决定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与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双向紧逼挤压出了 “土地整理”、“农民上楼”等改革试点做法。农民被迫 “进城” “上楼”,集中居住整理腾挪出来的宅基地面积指标被调整到城镇边沿区域 “集约化使用”,征用农村土地的低价补偿成全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资本的巨额利润,而农民还得自掏腰包补足 “上楼”的差价。农村集体和农民仍然是这场博弈的弱者和失败者,根源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权能缺陷、严格限制流转,这也是由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惯性和管理的强烈行政化色彩所决定的。
三、农村宅基地的功能重构
我国城镇化过程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传统土地管理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都必须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手段,才能破解难题,走出一条特色高效的城镇化道路,创造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1.宅基地制度的内在空间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三条底线,即: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决定了宅基地仍然保持集体所有,这是现行制度设定的边界。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土地公有制还将长期坚持,但在公有制框架下仍然存有广阔空间可供探索创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形成一种静态权益组合模式,即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农民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制度实质性内容是:集体所有、分户使用、无偿申请、限制流转。从民法的视角看,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包含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转让、消灭和保护五个方面内容。〔9〕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城镇化进程、“四化”同步发展。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城乡建设用地矛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激活用益物权、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合理分配宅基地增值收益。具体措施包括宅基地有偿使用、使用权流转和抵押、建立完善退出机制、构建城乡土地统一市场等等。宅基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内在空间很大,可以容纳许多改革探索。而制度需求决定制度安排,宅基地功能重构当属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的核心内容。
2.宅基地功能重构的路径
城镇化过程既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的过程,也是一部分农村土地向城镇建设用地转化的过程。由于耕地红线的绝对约束,未来城镇化用地更多地依赖于非耕地的调整使用。30 多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建设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宅基地价值上升明显。因交通、区位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宅基地价值呈现出较大差异,也导致了异地安置生产生活成本、征地补偿、增值分配等新的矛盾。因此制度安排上对宅基地功能效用的定位和设计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制度环境和目标指向。
(1)激活生产要素功能。从资源要素属性考量,宅基地属于生产要素范畴。与城市土地、农村生产用地比较,地域、用途的差异只是外在形式或历史阶段上的区别,农村宅基地同样具有生产要素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求健全城乡统一市场,实现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对而言,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虽喜忧参半但效果明显,农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也基本理顺,但宅基地使用权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尚未真正破题。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宅基地作为生产要素被完全激活的关键,在探索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探索农村土地、人口、资本要素有效结合的途径和方法,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农村宅基地要素化、资本化等方面将产生重大突破和显著效益,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期待的一项政策举措。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国家层面启动了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试点,可以期待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实现其要素功能。
(2)强化经济财产功能。从用益物权属性考量,对使用权人(也即农户)而言,宅基地具有一定的经济财产功能,能够带来资产增值收益,具体体现在生产服务、财富积累、收益增值、金融信用等方面。宅基地除了用于农房建设以外,还承担着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储藏(凉晒、整理等)、养殖业棚圈舍等服务功能,参与生产过程,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物化劳动转化的范畴。农房是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了农户主要的、长期形成的收入和资产,成为农户贷款的重要抵押物。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区域功能转变,在城市近郊、交通条件改善或城市扩张迅速的地区,宅基地价值增值非常显著,出现了大量的隐性流转。近些年来,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但持续增长趋势不明显。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三农”比重还会降低,农民收入将更多地受财产性收入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农村人口脱离农业农村转换为市民的过程中和市民化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土地性质的财产性收入仍然会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非通过某种方式彻底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彻底转移。而这种变化将是农村人口生存方式的重大转折,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权衡取舍,以利平稳过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势必引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倒逼现有土地所有制有所突破或创新。我们应该承认、肯定和支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甚至需要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才能真正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前期工业化过程中 “三农”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或者说以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载体,调整城乡收益分配格局,培育或还原农村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村土地的要素功能,从而有利于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3)拓展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宅基地的保障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居住保障方面。既有有形物质的建房权利和农村住房直观的一面,也有承载精神家园、农耕文化间接隐形的一面。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宅基地功能应有的意义远远不只这些,还包含着市民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甚至更多的内涵。“宅基地换楼房”“土地换社保”等做法开创了农民变市民的一种路径。即以农民 “自愿”退出农村土地权利(“一权”或 “两权”)为对价换取一定面积城镇住房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得到的是极为有限的城镇住房、一次性经济补偿、空置面积租金和城镇居民社保,其水平高低取决于试点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和 “示范性”优惠政策,缺乏普适性和可持续性。但农民失去的是既有生产生活方式,是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得以传承的文化,也包括早期工业化所做的贡献和牺牲,包括未曾得到的教育发展机会等能就此一笔勾销吗?农民为什么必须付出如此沉重而深刻的代价?这样的市民化质量和水平何在?农村人口的土地权利内涵远远不只是楼房面积、低价补偿和低水平的医疗、养老保险等的简单相加。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其内涵还应该深度挖掘。不仅要从居住、就业、养老、心理、文化等因素考虑,还要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历史过程、结果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动态考虑,还要考虑城镇化的进程、质量和水平,还要考虑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稳定发展的要求。要以盘活存量、优化增量、边际调整的思路探索改革路径,因为这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将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分配结构和市场机制形成,影响深远,必须慎之又慎。
(4)完善政治稳定功能。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三农”的职能定位、发展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农业的功能从种植养殖第一产业开始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延伸,农民从单一产业向一、二、三产业多种经营就业类型转化,农村由传统农耕文化向城乡一体现代文明发展。因此,新时期宅基地的稳定功能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再是以服务服从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基础和快速实现工业化为中心,而是转型定位于以生产要素、社会保障、经济财产等几种功能效用的充分发挥为前提,实现城乡一体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益。
摘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宅基地价值日益凸显,社会各方对宅基地的需求、评价和预期发生了变化,重新认识和准确定位宅基地功能是在现行所有制框架下探索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文从宅基地承载的功能效用变动视角展开分析,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构宅基地功能的思路。
关键词：城镇化,宅基地,功能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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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重构 篇9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编辑,功能转向与重构
前言
当前,伴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体融合逐渐成为媒介发展的重要趋势。融合媒体经济的逐渐出现,引发人们的思考,在为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还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在新旧媒体相互融合、不断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经营模式,其内部结构在进行重整。伴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加深,各种新闻部门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新闻编辑在进行功能转变,将自身的结构进行重构,以实现新闻业的发展,新闻编辑的功能逐渐由内容核心、单一的制作模式,逐渐向多元化转变。
一、媒体融合的综合概述
1.媒体融合的概念
媒体融合其实可以看作是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的,根据浦尔教授对媒介融合的定义,笔者这样对媒介融合做定义:媒介融合是在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多种媒体形式、内容,进行的有组织、有层次的组合。媒介融合式信息技术是发展到一定时间的产物,在数字化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媒体形式融合,由于技术催生经济,所以媒介融合是在经济市场因素作用下产生的。
2.我国媒体融合的现状
媒体融合并不是仅仅发生在我国境内,相对发达国家的媒体融合状况,我国的媒体融合时间较短,但在短时间内,媒体融合的程度大大提升。由于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状况、市场经济发展,与外国的实际状况有所不同,所以我国的媒体融合状况与国外的会产生不同之处,就以广播新闻和电视新闻的发展状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这两者实现的是“三网融合”的战略。“三网融合”从其定义上来说,就是运用现代的信息手段,将新闻编辑的市场化、社会化进行强化,其中三网代表的是现在的三大播放平台——电视网、电信网、计算机网,这三种网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网站结合,而是将其中的应用、业务、结构、内容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结合,在网络上进行全方位的覆盖,所有的业务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交织和渗透。三网融合目前在我国的发展比较迅速,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在信息技术融合上有一些较为好的案例典型,例如中央电视台进行新闻推广的过程中,推出一种叫做cntv的软件,可以提供手机、电脑下载,通过软件可以随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还有现在的电视台都会推出手机APP,进行独家节目的观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南卫视推出的芒果视频播放器,主要就是进行独家视频的播放。
二、媒体融合视角下新闻编辑发展的状况
媒体融合的视角下,新闻编辑在面对竞争的同时,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行新闻编辑功能的转变和结构的重组。媒体融合是将旧的传媒系统进行重组,形成新的、数字化的体系,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是静止地将媒体的系统进行简单的组合,这一运动过程具有互动性和多媒体,所以了解新闻编辑发展的前景是十分必要的。
1.媒体融合视角下新闻编辑发展的必要性
现在进行新闻编辑的转变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产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当今互联网层出不穷的信息技术,使得当前的数字化以及多媒体的传播方式成为潮流,新媒体在进行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新媒体逐渐将旧的媒体运作方式进行转变,新旧媒体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媒体逐渐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开始规避风险,增强个体的竞争力。例如在对国家级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级的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市级的郑州广播电台的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媒体在编辑过程中,媒体逐渐转变市场营销的策略,将目光向卖方市场投向买方市场,关注市场需求,将所有新闻编辑的范围逐渐缩小在本地范围之内,就像中央广播电台针对的是全国人民关注的国家大事,河南广播电台主要编辑的是河南省的发展状况以及民生情况等相关新闻,新闻编辑关注的是河南人民的自身需求。
新闻编辑功能的转向,主要是对大众需求的引导,在新闻编辑的过程中,电视新闻、广播新闻的受众都是大众群体,在进行新闻编辑的过程中,首先就要考虑大众的关注度。在现在的社会中,大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对于各种信息的需求逐渐增多,在新闻编辑中,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既是现实条件的要求,还是新闻编辑进行转型的要求。
2.媒体融合视角下新闻编辑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于新闻编辑的要求逐渐增多,新闻编辑逐渐面临更大的挑战。
2.1新闻编辑环境的变化
新闻编辑环境的变化,指的是受众接触媒体方式的变化,在新媒体不断兴起的时代,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逐渐发生转变,开始由传统的报纸转变成为现在的网络来获得信息。我国报纸的发行数量逐年降低,有很多报纸进行改版,将传统的报纸与媒体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来应对市场变化较快的需求。现代社会,互联网的受众年龄逐渐向两边扩展,互联网刚兴起的时代,年龄主要集中在20到44岁这一阶段,在互联网普及的状态下,受众的年龄向20岁以下、50岁以上转变,使用多媒体人群的年龄逐渐出现两极化,网络的使用率逐渐增高。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下来,传统的新闻编辑必须转变功能,寻找发展之路。
2.2新闻编辑的内容发生变化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人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现实生活,媒体融合使新闻编辑的内容逐渐发生转变,内容不断地丰富。文章所分析的新闻编辑内容,主要针对的是报纸、电视、广播这三大板块,经过对这三大板块发展过程的了解,可以看到每种新闻编辑的内涵都在转变,报纸新闻编辑过程的转变是最明显的,传统的报纸编辑将重点关注落在文字编辑上,对于图片的整理完全是由文字来决定的,而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又逐渐将文字和图片作为编辑的重点,再利用现在的信息技术——计算机等对信息进行采集,信息采集的方式逐渐向多元化转变,报纸的时效性大大提高。报纸新闻编辑内容的转型,为报纸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2.3新闻编辑工作流程的转变
在新闻编辑面临的挑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编辑工作流程的转变。在新闻编辑的过程中,编辑不仅要对信息进行编排整理,还要在工作中根据具体的状况对于素材进行分类。由于不同的媒体在面临媒体融合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措施,所以针对不同的状况应该具体分析。以报纸新闻编辑的转变作为阐述对象,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报网联合势在必行,新闻编辑的工作流程在进行编辑的过程中,逐渐向高效化转变,新闻编辑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市场需求上,在进行内容识别、信息筛选上都出现了互联网的操作,对有些素材不再仅仅呈现出文字的形式,还将其中的一些内容用音频、视频的方式来呈现、进行分类加工处理。对于信息的分类处理,传统报纸在进行新闻编辑的时候,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将报纸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出现电子报的形式,还有就是现在报纸下方都会有微信码,可以通过对报纸微信码的扫描,关注报纸的微信平台,自由地在网络上继续新闻的收看。
三、实现媒体融合视角下新闻编辑功能的转型
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在带来机遇和挑战的同时,还让人们思考,在全媒体时代到来的现代社会,新闻编辑如何迎接时代的变化,促进自身的转型,实现发展?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对众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各媒体都在探究出路。笔者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建议,以实现媒体融合视角下新闻编辑功能转型的目标。
1.培养新闻编辑人才的全面发展
在21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在新闻编辑过程中,编辑在整个工作流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体的运行是靠人力去推动的,无论是编辑还是受众,都是影响新闻编辑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进行新闻编辑功能转变和重构的同时,应该对于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相应的措施。应该培养全方面的编辑人才,只有编辑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得到提升,才能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准确抓住机遇,果断进行调整,推动新闻编辑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2.转变新闻编辑的受众意识
在新闻编辑过程中,由于科技日新月异,各种新媒体兴起的时间差越来越短,新媒体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各种聊天软件,QQ、微信、微博等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很大的市场,获得很多人的欢迎。微信兴起的时间不过十年,但使用的人数基本达到9亿左右,在新媒体产生的过程中,受众逐渐由传统的信息接受转变为主动的信息接受和评论,很多实时资讯的素材是由受众最先发现的,这一切都使得编辑在进行新闻编辑时,不得不重视受众信息。
3.转变新闻编辑的技能手段
传统的新闻编辑是将文字进行加工、组合,然后生产出新闻信息,在媒体融合时代,新闻编辑的手段升级,内容编辑手段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我们要学会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在新闻编辑中,对新闻编辑的手段进行创新。在新闻编辑时可以采用办公软件的高级应用,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例如在Word的应用上,利用它进行文字编辑。还有就是掌握影像、视频资料等处理软件的应用,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新闻编辑的转型。
4.创新新闻编辑的创意和资源扩展
在进行新闻编辑时,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大众的审美取向多元化,所以新闻编辑在编辑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新闻有较高的敏感度,保持新闻的特色,准确定位新闻编辑的方向,掌握信息的受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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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重构 篇10
目前,由于各种新的无线电技术投入和无线网络的发展,有限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日益拥挤、干扰严重,而频谱资源的实际利用率非常低,这成为阻碍无线通信发展的瓶颈。认知无线电技术是解决频谱资源紧缺的有效手段之一。认知无线电的两个显著特征是动态重构能力和认知能力[1,2]。动态重构能力是适应动态变化的无线电环境的体现,因此波形的动态重构能力对认知无线电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首先介绍一种面向服务的无线电架构(Service-Oriented Radio Architecture,SORA)[3],然后根据该架构采用基于GUN Radio软件和通用无线电外设(USRP)的方法[4,5]开发波形功能组件(例如信道编译码、调制解调和射频前端等),并将这些波形组件基于Web 2.0技术标准封装成服务并发布到局域网或者互联网以供调用。利用该方法本文设计出一个适用于认知无线电系统的、具有快速灵活重构能力软件波形,并将之应用于面向服务的认知无线电原型系统之中,通过抗干扰通信演示验证所设计软件波形的快速灵活的动态重构能力。
1 面向服务的无线电架构
面向服务的系统设计和集成思想[6,7,8]已经引入到不同的无线通信系统的多种应用,例如维吉尼亚理工的CROSS。SORA是一种分布式的开放的无线通信系统架构,它将面向服务(Service-Orientation)的理念引入到无线通信系统的设计与集成中,利用标准的Web 2.0技术将无线电的各种可重配置组件封装为服务,即网络化的构件,以服务的方式发布到在局域网或因特网上,通过对服务的调用和编排,实现系统各种应用。基于SORA的无线电系统是松耦合的,能增强系统灵活性和业务敏捷性;可重用的服务能有效节省基础设施的部署从而节约运营商成本;通过重新组合不同的服务或改变服务的参数灵活地实现系统的重配置。
1.1 SORA的框架
SORA框架如图1所示,包含基础层、服务层和应用层三个部分。基础层为无线电提供基本功能(例如编译码、调制解调、RF模块和天线等),在例如2G/3G,Wi Fi和Wi MAX并存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无线电的基础层需要具有异构的特性。在相应的软硬件平台将这些基础层的模块使用功能性描述进行封装,相应的封装会被作为服务进行发布、查找和调用,在图1中服务被划分为四类,即波形服务、无线电安全服务、感知服务和认知引擎服务。波形服务为本文设计重点,主要包括编译码、调制解调和相互间的协议。感知服务为无线电系统提供无线电环境的感知。认知引擎服务能够从经验中推理和学习。应用层能够提供话音、短信息和多媒体服务。基于SORA的无线电系统具有如下特点:松耦合,重复利用,可扩展,资源共享,动态重组,协作开发。
1.2 SORA的技术标准
SORA采用一系列Web技术标准,简要概括如下:
(1)WSDL。Web服务描述语言(Web Service Definition Language,WSDL)是一种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的描述语言,它描述了Web服务的接口、消息格式和访问地址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WSDL采用XML Schema界定应该包含的内容,并以XML文件格式存储。WSDL将Web服务描述为能够进行消息交换的通信端点集合。通过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的WSDL文档,服务的使用者可以获得执行服务的相关信息,并基于该信息访问服务。
(2)SOAP。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协议属于Web服务的消息层,它定义了消息交换的具体格式。Web服务的请求者发送一条SOAP消息后到达Web服务的接收端,Web服务的接收端在理解了这个SOAP消息并处理后,会产生一个结果,然后将结果以一个新的SOAP消息返回给请求者。
(3)UDDI。这是一系列基于XML的服务代理(如服务注册中心)的协议,它被用来为Web服务注册、发布和查找。在一个分布式的网络环境之中,服务注册中心成为联系服务的提供者和服务的消费者的纽带,通过服务注册中心,服务的提供者可以随时发布新的服务,服务的消费者可以实时发现符合自己要求的服务。
2 波形的设计方案
2.1 面向服务的认知无线电系统模型
本文根据对当前认知无线电领域已经提出的多种认知无线电模型学习和总结,提出一个简单、易实现的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由认知引擎和SDR两部分组成,分别来实现认知无线电的认知功能和动态重构功能。认知引擎由感知服务和推理服务组成,感知服务能够感知外界电磁环境和接受通信的质量信息,推理服务具有判断、学习、计划和决策能力,能够根据外界电磁环境的感知信息和用户需求,以及SDR内部状态信息调整和优化通信波形,尽可能满足用户需求和上层应用的链路质量。
这里将SDR部分参照ISO/OSI模型化分为七层。第一层,物理层为双工通信系统,发射时负责将链路层交付的以字节为单位的帧转为bit流进行调制发射;接收时再将无线信号解调还原为比特流恢复成数据帧。第二层,链路层除了提供组帧、帧同步、链路接入控制、差错控制、FEC、误帧率统计等处理外,还设置业务数据接口与物理层交互数据包。第一层和第二层是数据传输的基础,为上层应用和协议提供服务。更上层主要提供数据帧的寻址、路由、应用软件的传输通信。为了实时控制波形参数,每一层都有相应的波形参数调节“旋钮”(Knobs)。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用来作为与外界交互的接口,对外与认知引擎连接,实时接收、解析波形请求信息,以及向认知引擎报告接收质量信息;对内能够调用各层的Knobs调整波形参数,实现波形的动态重构。本文的SDR部分重点设计信道编/译码服务、调制/解调服务和前端信号处理服务三个服务,分别完成信道编/译码、调制/解调、上/下变频、ADC/DAC、混频,功率放大、发射/接收等功能。
图3为面向服务的认知无线电系统开发流程示意图,首先将推理服务、感知服务、信道编/译码服务调制/解调服务和前端信号处理服务等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然后由用户从服务注册中心查找相关服务和调用,通过对各服务的编排完成通信。
2.2 波形服务的设计和开发
本文的波形服务采用一种基于GNU Radio和USRP的实现及基于Web标准的封装的方法,相对简单、易实现。GNU Radio是一个免费的开源软件包,包含有各种信号处理模块,如滤波器,调制与解调,信道编译码等,主要运行在Linux操作系统上。由于受到通用处理器的处理速度的限制,一般用来处理无线电系统的基带信号。通用无线电外设(Universal Software Radio Peripheral,USRP)是一个与GNU Radio配套使用的硬件平台,这里用来处理数字信号的上下变频、ADC/DAC、混频、功率放大,信号发射和接收。PC机通过USB 2.0接口与USRP相连,使用GNU Radio提供的软件模块,按照信号处理流程连接起来,加上一些必要的控制程序即可实现一个灵活可重构的认知无线电波形开发。
2.3 服务的封装、注册发布与调用
将上一节所设计功能模块进行基于Web标准的服务封装,然后将封装好的服务(如信道编/译码服务、调制/解调服务和前端信号处理服务等)以服务的方式提供、并注册发布到互联网,以供用户调用。根据用户需求和无线电磁环境,一些服务被选中并连接,并确定通信参数来完成通信。
3 可重构软件波形的通信应用
为了验证基于SOA的可重构波形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本文设计了如图4所示认知无线电原型系统。发送端和接收端分别连接在局域网上,相关功能模块均以服务的方式发布到局域网上。首先,发送端和接收端通过服务注册中心查找并调用服务,然后再对相关服务进行编排后完成通信。
3.1 功能模块的开发
动态可重构的软件波形是本文的设计重点,这里所设计的软件波形是采用一种基于GNU Radio和与之配套的通用无线电外设USRP的方法实现的。软件波形的功能模块包括信道编码/译码,调制/解调和前端信号处理三个模块。通信参数设置如下:
(1)信道编码/译码模块:无、1/2或2/3码率卷积码。
(2)调制/解调模块:BPSK,QPSK,GMSK。
(3)前端信号处理模块:工作频率2 450~2 460 MHz可调,信号带宽200 k Hz~1 MHz可调,发射功率0~50 m W可调。
为了降低所设计认知无线电原型系统的复杂度,本文将ISO/OSI七层模型简化为物理层、链路层和应用层三层。物理层和链路层的波形参数重构问题是软件波形设计首要问题,上层结构只保留应用层。物理层负责bit流的调制和解调,其余的物理层问题由USRP来完成,例如信号的频率变换、滤波、插值、抽取、信号的发射和接收等。链路层主要负责成帧、错误检测、纠错编码和链路层协议控制等。应用层负责语音和视频业务的实时传输。
GNU Radio的编程是基于Python脚本语言和C++的混合方式,包含大量的数字信号处理模块,例如信道编译码、调制解调、滤波、FFT变换等。这些模块都是用执行效率较高的C++编写,能满足一定的实时性要求。C++编写的模块又通过一种叫SWIG的接口语言与Python模块连接,成为可以在Python编程中直接调用的模块。
本文的软件波形的各功能模块只需使用Python语言编写必要的控制和接口程序,然后测试所编写的程序,即可完成功能模块的开发。
3.2 服务的封装与发布
将各个功能模块在Eclipse 3.4平台上封装成服务,在每个服务模块外部封装一个基于Web Service部署标准的Java接口,封装的Java接口和模块内核通过Socket连接,用户把波形配置参数用标准化的方式传给封装的Java接口,Java接口再通过Socket把参数配置到相应模块,完成对波形服务的调用。在各个服务模块外封装Java接口的目的,就是要用一种中立的方式对服务的接口进行描述,并在局域网上发布,使得构建在这样的系统中的服务可以使用统一和标准的方式进行通信。服务消费者在网络上发现所需服务的WSDL描述后,通过对服务描述的解析,得到调用服务的方法。最后通过Tomcat+Axis2搭建的Web服务发布平台将Eclipse封装好的服务Java接口描述发布到局域网上,以供用户查找与调用。
3.3 抗干扰通信演示
原型系统通过抗干扰通信的演示,验证将面向服务架构引入无线电系统动态可重构软件波形设计可行性。通信信号流程图如图5所示,发射端摄像头(信源)的视频信号经过信源编码服务采用H.264视频编码后送到信道编码服务中进行信道编码,然后将经过信道编码后的信号送入调制服务进行调制,最后将信号送入前端信号处理服务中进行数字上变频、数/模转换、混频、功率放大和信号发射。接收端前端信号处理服务将接收的电磁信号滤波、放大、频谱下搬移,A/D采样、数字信号下变频为基带信号,然后送入解调服务解调、信道译码服务译码,最后经视频译码后恢复视频图像。
通信场景设置如下:
(1)干扰源不施加任何干扰,此时原型系统能够正常通信,视频接收流畅,图像清晰。
(2)干扰源施加窄带干扰,这时原型系统的通信由于受到窄带干扰而出现视频图像的模糊甚至中断。此时,系统识别出窄带干扰后,通过重新在注册中心查找调用服务把认知引擎送来的新的配置参数通过服务调用程序配置到所调用的服务,切换到其他频率,避开窄带干扰,恢复通信,视频图像恢复流畅。
通过通信演示可以看出该原型系统具有松耦合、可灵活配置通信参数的优点,能够灵活快速的对波形进行动态重构,同时也验证了将面向服务的架构引入可动态重构软件波形设计的可行性。
4 结语
将面向服务的系统设计和集成思想应用到认知无线电的可重构软件波形的设计和原型系统的开发之中,使波形能够快速灵活的动态重构,使系统具有松耦合、可扩展、资源共享、协同开发等优点。本文所设计的认知无线电原型系统功能还不够完善,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差距,今后工作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摘要：为了提高认知无线电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将面向服务(Service-Oriented)的系统设计和集成思想应用到无线电软件波形的设计中,采用一种基于GNU Radio和通用无线电外设(USRP)功能实现及基于Web 2.0标准的服务封装的方法进行可重构软件波形的设计,并通过原型系统的通信演示验证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关键词：面向服务,认知无线电,原型系统,可重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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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重构 篇11
发达的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中国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金融问题,自2004年以来连续7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其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仍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为:农业信贷风险高、收益低;农业信贷季节性强;借款金额小;农民缺少抵押品;农村金融生态恶化等。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交易成本高,金融机构在贷款上难以取得规模效应,与资金需求相对应的是中国农村资金供给稀缺,资金的瓶颈约束是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信贷回收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信贷风险评估难度大,贷款回收率低,损失较大。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特殊性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方面必然出现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派别,这些理论派别从自身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理解出发,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路径提出了不同的设计,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构建中的作用。
二、传统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理论与政府定位
如何看待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传统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第一种理论是农村金融管制论,该理论对于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持全面肯定的态度。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使得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高,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缺乏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动力,因而政府应该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农村金融管制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由政府出资设立专门的非盈利农村金融机构,维持低利率水平,为农村居民实行定向的信贷服务和指导性贷款;同时,严厉打击高利贷等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对地下钱庄、标会等民间金融机构强行取缔,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低利率贷款排挤民间金融。
金融管制政策对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农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管制政策的负面效果非常明显。首先,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机构投入资金有限,缺乏对农村储蓄的动员机制,不注重挖掘农村内部的资金筹集能力,从而使得资金供给短缺,农民的资金需求受到极大限制;其次,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利率导致有限的资金不能充分有效利用。那些能以低的贷款利率得到资金的借款人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低成本的资金会使他们不会过分关心资金的收益率,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偏低;第三,过度管制的农村金融市场容易产生权利寻租,滋生腐败;最后,在供求方面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政府管制型农村金融政策使得贷款回收率低,金融机构的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极大地影响了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同时,当政策性信贷资金被更多地视为一种补贴或拨款而不是贷款的时候,导致较低的还款率,进一步破坏了金融生态环境。多年的农村金融管制政策并没有改变农村落后的经济面貌。第二种传统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理论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麦金农和肖两人于1973年创立的金融发展理论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基础。麦金农和肖在批判传统货币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他们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所谓金融抑制就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以金融深化理论为基础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自然排斥政府的作用,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此而衍生的政策含义是:主张政府最好不要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应该由市场决定,应注重从农村内部筹集资金,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提高农村信贷的回收率。对于民间金融结构,政府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监管与引导并重,促使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反映,它是对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执行的政府干预政策的一种反对,而这种干预曾经得到正统经济学理论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双重支持。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所爆发的的一系列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开始反省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同时注意到政府的适度干预对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
农村金融市场管制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实质上是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农村金融理论领域的反映。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政府主动在宏观上管理经济活动,强调微观经济要自由,宏观经济要调控;而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源,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能够自我调节,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
三、政府介入现代农村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础
(一)基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和不完全信息理论的视角
传统的农村金融理论看待政府的作用不是过于积极就是过于消极。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论和不完全信息论为政府介入农村金融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金融信息呈现出公共产品的性质和外部性特征[2]。金融信息的公共产品性是指金融信息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比如,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信息、盈利能力信息、现金流量信息以及股东权益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投资者、债权债务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示出明显的公共品的特征。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只能由政府来完成,金融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必然导致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金融机构知道自己没有处于监督之下,或者知道公众的监督成本过高,金融机构可能采取冒进行为,利用杠杆效应,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这样可能损失投资者或者存款人的合法利益;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下降,从而减少投资或者将投资从金融机构转向其他领域,最终使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减少,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政府都有着私人部门不具备的优势:第一,金融信息具有公共品性质,而私人部门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时间来监督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依赖私人部门提供这种公共品是无效率的;第二,金融信息作为公共品具有自然垄断性,因此这些信息服务上就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竞争,私人部门便难以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结构设计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三,政府在信息监督方面的优势还在于政府具有强制力量,政府可以强制公司披露信息,可以对不完全的披露和欺诈性的披露进行惩罚。
政府介入金融市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外部性。金融外部性是金融行为中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向金融行为中第三方溢出的外部经济效应。当金融行为的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时,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就形成金融正外部性。反之,当金融行为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时,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产生金融负外部性。比如,金融机构在对借款企业贷款的时候,需要审阅借款企业的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的行业地位和发展前景等,借以来评估给企业贷款的风险,从而决定是否给企业贷款以及贷款的条件,该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这一行为支付了成本,所以该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这一行为本身就对其他金融机构传达了有价值的信息,即其他金融机构可以“不劳而获”地获得该有用信息,这就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了正的外部性。此外,金融机构是以负债资金为主进行经营活动的,资本充足率在8%左右,资产负债率约为92%,远高于非金融机构常见的50%的资产负债率。所以,即使金融机构破产,其私人成本相对于资产损失和社会成本也是相当小的。出于对金融机构重要性和危害连动性的考虑,在金融机构发生危机时,金融监管部门、存款保险部门、政府部门常常注资解救,这时社会成本包括资产损失和解救资金,形成金融负外部性。
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全的情形,市场失灵大大降低了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金融市场中市场缺失和市场不完全的原因在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中的道德风险是指资金短缺者获得资金盈余者提供的资金后,违反合约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在金融市场上,逆向选择是指市场上那些最有可能造成不利结果的融资者。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后果是导致贷款的信用风险,即使市场上有信贷风险很小的选择,贷款人往往也会选择不发放任何贷款。金融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源于信息不对称,即一方往往并不能掌握对方足够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意味着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高昂,高昂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在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方面,政府具有明显的优势,政府可以强迫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强制性的保险方案和风险分担,以此降低逆向选择对金融市场造成的损失;同时,在缓解道德风险方面,政府可以凭借政府的权威强制金融机构和厂商进行全面有效的信息披露,以及通过更广泛的非直接控制工具来达到减少道德风险的目的[3]。
农村金融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具有金融市场的共性,而农村金融市场又有其特殊性。前面所述的不完全信息、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更为严重。由于中国农村生产和投资行为的高度分散性,加之中国信用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关于借款人系统的信用记录,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性比一般的金融市场更为严重;农村金融市场也是典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在地理上的分散性,作为借款方的农户或农村企业不可能自由地选择金融机构,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某个区域有一定程度的天然垄断性;总之,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失灵,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是必要的。
(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正式约束具有强制力;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非正式制度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诺斯认为,制度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二是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当事人的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三是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不能针对某一个人,制度在发挥作用的群体中,通常是共同的知识。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或激励而得以贯彻,由此将人类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降低交易成本;二是为经济提供服务;三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四是提供激励机制。所谓激励,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一个有效的制度,应明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也是一种“公共品”,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制度是一种公共规则,它是无形的,是人的观念的体现以及在既定利益格局下的公共选择,可以表现为法律制度,或者表现为规则以及习俗等。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有政府、团体、个人三个层次。其中政府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政府制度创新通常是成本交易最低的创新形式,因为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强制优势、组织优势、超脱优势、效率优势。政府是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性资源,它本身就是制度的载体和基本的存在形式,作为制度的化身,其制度供给的不足或低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制度创新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主要是源于制度的缺失。农村金融制度是稀缺的公共品,其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严重抑制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它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它能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非政府主体的行为,在提供制度安排上,政府凭借其权威和强制力具有强大的优势,可以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还可以保证制度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强制性制度安排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来实施,而诱致性制度安排也要通过政府放松管制才能实现。政府在提供制度安排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四、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推进农村公共财政改革与农村金融改革
在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和重点项目,导致财政投入在城市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财政在农业中的支出比例由1998年的10.69%下降到2007年的8.22%,财政支农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4]。因而,为了扶持农业部门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实际上承担了部分财政职能。政府财政职能的缺位,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承担了部分财政职能,而不是真正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混同处理加剧了机构治理方面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而治理失败必然导致严重的财务困难,农村金融机构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首先是要区分农村公共财政和农村金融的边界。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既不能让公共财政发挥商业金融的作用,也不能让商业金融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各种金融机构的属性也是比较明确的,但在实际上我们常常混淆它们的作用,实践也是如此。本该属于政策性金融的事情,往往由商业性金融来实施,结果造成政策性金融不做政策性金融业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却依然有一定政策性业务,商业金融业务也受到影响。追根溯源,就在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功能定位存在问题,特别是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边际问题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一般来讲,政府财政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运用财政资金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投资,逐步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性金融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而商业金融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而不应该插手,商业性金融要在农村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关键是如何根据不同区域的现实情况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尽可能降低监管和运营成本。
(二)建立多层次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
要突破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瓶颈,解除农村供给型金融抑制,就必须正视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的现实,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营造竞争性金融秩序。在农村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5]。
1. 改革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要有明确的功能定位。
明晰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定位,农业银行要面向“三农”服务。农行应该充分发挥其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扩大业务范围,在粮棉油流通领域的基础上,延伸服务对象和扩展服务内容,可以将服务对象延伸到农业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包括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农产品加工及流通企业,还有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大农场。同时为配合业务范围的扩展,可以借发行金融债券、增资扩股等形式增加资金来源,增强支农的资金实力;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不良贷款率比例,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大方向,因地制宜,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和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增强和完善其服务功能;改变邮政储蓄“只吸储不贷款”商业模式,遏制邮政储蓄“抽水机”的功能,按照商业化原则,完善激励机制,加快资金回流农村。
2. 规范农村现有的非正规金融组织。
中国现存的民间金融形式主要有民间借贷,各种形式的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民间集资等。民间金融为缓解农村资金供给、满足群众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民间金融在资金融通、利率、风险、金融监管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民间金融形式,政府要因势利导,区别对待。要坚决禁止和取缔非法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法金融活动,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允许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合法化;合理地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参股农村信用社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应该尝试放松对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限制,因势利导地在农村建立起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民营商业银行。
3. 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
理有效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农村微小型金融组织可通过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增加微型金融组织融资渠道;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和框架结构,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对于农村金融市场来说,稳健的法律、完善的监管框架和良好的金融生态对于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中央政府应该从全局出发,制定宏观政策来激励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则在建立农村金融生态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关于抵押物的使用。
中国农民获取贷款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抵押物。农民拥有的土地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产权,不能作为抵押品获取贷款;农民的个人房屋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难以真正作为有效抵押品;农业生产资料一般难以再次进入市场实现价值,往往不被接受为抵押品。因此,政府应该改革和完善担保交易法,放宽对担保物担保的法律限制,允许在没有司法干预的情况下取得所有权和出售抵押物。此外,政府应当积极探索解决农户抵押贷款难的新途径。比如,可以积极发展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探索“龙头企业+农村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农户”的“四位一体”经营模式,有效地解决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
2.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信用环境在金融生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信用制度是否健全,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有效性如何,失信、违约的责任是否真正得到追究,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关键因素。发挥政府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一是建立覆盖全部企业、个人的诚信数据库,将农村信贷纳入全国信贷登记系统,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二是建立完善失信惩戒制度,对违信失约行为给予必要的制裁,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三是推进司法机关依法行政,有效保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四是利用媒体、网络、报刊等新闻媒介大力宣传诚信文化,为建设诚信体系塑造良好宏观氛围。
3. 改革现有的监管体系以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有的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难以适应各地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过于集权的金融监管不利于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集中监管成本过高,监管当局偏好于用监管大型金融机构的方式来监管其他的金融机构,导致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受到压缩,不利于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全面建立;另一方面,从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看,监管应主要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作用,垄断性的监管体制有可能将地区金融风险或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到中央一级,反而容易形成系统风险。为建立多样化、有序分层的金融体系,有必要创新监管模式,实施中央和省两级的分级监管,分级监管有利于形成一个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鼓励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创新,还可以分散金融风险,最终达到降低金融系统风险的目的。具体而言,改变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要尊重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自主权,不干预其正常业务经营;规范执法部门的工作行为,客观公正地处理各类金融案件,公、检、法部门在处理农村金融案件纠纷时,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坚持依法办理,不偏袒任何一方。
4.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国家应制定相关法案,成立存款保险公司,强化其担任机构清理人的权限以及处理问题机构的功能和模式,以迅速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实行强制投保制度,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基金对农村金融的稳定作用。
5. 为了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政府应该加快建设
农村金融支付系统,为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汇兑和清算提供服务;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率政策、税收减免和融资便利等政策措施,加大对农村金融结构的再贷款力度,降低同业拆借市场的高门槛限制等。
五、结论
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别于发达国家,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的自身特殊性,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现象显得更为严重,主要体现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市场分割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因而政府适度的干预农村金融市场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定位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坚决不要干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政府应当供给更多有效的农村金融政策来规范和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政府应该协调推进农村公共财政改革与农村金融改革,合理区分农村公共财政和农村金融的边界,不要混淆两者的作用,让公共财政和商业金融各施其职;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现有金融机构,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形成多层次竞争的金融体系;政府应该完善抵押物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诚信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根据农村金融市场特征,改革现有集中管理的监管体制。此外,政府也应该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存款准备率政策等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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