膀胱移行细胞癌

膀胱移行细胞癌（共7篇）

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1

膀胱癌和前列腺癌都是中老年男性人群中的常见病, 前列腺癌已是第六大世界性恶性肿瘤, 是引发西方国家男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膀胱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居泌尿系统疾病首位。前列腺癌患者中检出膀胱肿瘤概率较低[1]。因膀胱和前列腺在解剖上位置相近, 常见前列腺癌侵犯到膀胱或膀胱癌侵犯到前列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90例, 年龄45-78岁, 平均65岁。其中90例均有全程肉眼血尿, 35例有尿痛, 9例患者出现肝脏转移, 11例患者肺转移, 24例患者为多发性骨转移。有67例患者术前通过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后确诊, 另23例穿刺活检病理结果显示为为前列腺增生, 在进行膀胱前列腺全切术后的病理检查结果中确诊为是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前列腺癌。

1.2 临床检查

前列腺直肠指诊:4例前列腺I度增生, 4例Ⅱ度增生, 1例正常。2例质硬并可触及结节。90例均无压痛;前列穿刺活检:2例DRE前列腺质硬者行穿刺活检, 均为前列腺低分化腺癌;膀胱镜检查:90例均行膀胱镜检查, 可见菜花样肿物, 54例为膀胱多发肿瘤, 病理检查均为膀胱移行细胞癌。

1.3 治疗

根据患者的膀胱癌和前列腺癌的分期、分级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2]。但在切除手术前已经发现患者已经为处于癌症晚期时, 则治疗的原则主要以在延长患者生命的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若是在膀胱前列腺全切术后发现, 则应根据患者的前列腺癌的分化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一般, 高分化的前列腺癌, 则不对前列腺癌进行治疗;若为中分化或者低分化者, 前列腺癌处于进展期的患者, 则可采用各种治疗方法, 如前列腺癌根治术, 激素治疗, 放疗、化疗等进行相关治疗。

1.4 预后

对于多原发癌预后情况判断, 主要是对于患者出现第二癌能提前做出正确诊断并且能开始早期的有效积极的治疗。但需要注意影响预后效果的因素还与第二癌与第一原发癌的间隔时间有关[3]。第二癌通常最可能在第一癌治疗后l-3年发生, 肿瘤复发也是临床上认为可能转移的阶段, 所以此时要加以区别。同一类别的肿瘤作为第一原发癌和第二原发癌时, 其相应的恶性程度是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同时性的多原发癌的死亡率却远远低高于异时性多原发癌 (P

1.5 统计学方法

对于采集到的数据应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的检验采用检验, 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组患者中, 对于确诊为B期中分化前列腺癌并发膀胱浸润肿瘤患者均全部进行全膀胱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 并且开展2到3年的随访, 大部分患者均没有出现肿瘤复发或者转移等现象, 患者存活率较高。因此推测, 患者是处于前列腺癌B2浅。同时膀胱癌T3以前, 患者身体情况较好, 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根治性膀胱前列腺切除术, 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注:经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两组在复发率方面相比较, 以膀胱癌为首诊的患者的复发率低于以前列腺癌为首诊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多发性原发癌 (multipleprimary carcinoma, MPC) 的概念最初是1869年由Billroth首先提出, 指的是同一患者体内发生的肿瘤具有两个或多个不同细胞类型, 并且均为原发性恶性肿瘤。一般肿瘤可以发生在同一器官或者是不同器官, 每种肿瘤均有其各自的恶性特征, 并且排除多发性原发癌之间的相互转移或多灶癌的可能性[4]。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前列腺腺癌在我国临床中的发病率较低, 在1997年美国的Chun报道中发现, 一组100例膀胱癌患者中有17例患者会伴发前列腺腺癌, 对比国内数据[5]相对较高。研究表明原癌基因ras和mys被激活后, 或者抑癌基因RB和P53活性降低后, 膀胱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生率会升高。在分子水平上, 膀胱癌与前列腺癌具有相似性, 其生理解剖位置相近, 有部分学者认为, 膀胱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之间会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临床工作中, 如果膀胱癌患者伴有排尿困难, 应提高警惕, 给予PSA检测和经直肠超声检查。对于膀胱癌同时伴发临床期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选择应根据各个患者的不同膀胱癌和前列腺癌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对比单纯膀胱癌或单纯前列腺腺癌相比, 根治手术或姑息性治疗, 但对于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前列腺腺癌患者的预后效果治愈率、复发率及长期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膀胱癌伴发前列腺癌作为主要的泌尿系统共发原位癌, 其发病率的排位在皮肤癌伴发结肠癌之后, 属于第二大多发癌症。据报道, 膀胱移行细胞癌或前列腺癌的患者并发其另外一种癌症的发生率要显著高于其本身的标准化发生率 (P<0.05) 。因此从临床和发病机理上, 我们均有理由推测两者的致癌途径中存在着共同的通路。

摘要：目的 探讨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前列腺腺癌的临床及病理学特点, 提高对本病的诊治水平。方法 对90例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前列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23例在术前已经明确诊断为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前列腺腺癌, 余67例为膀胱前列腺全切术后经病理检查证实。15例进行膀胱部分切除并前列腺癌根治术, 余75例采取根治性膀胱前列腺切除。术后使用丝裂霉素或BCG等膀胱灌注及氟他胺内分泌治疗。9例行膀胱前列腺全切加回肠膀胱术。90例中有22例失访, 34例由于多发性转移, 术后存活<1年, 34例行根治性膀胱前列腺全切术, 术后随访2-3年, 后经胸片、CT、同位素和PSA等检查没有肿瘤复发或转移。经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两组在复发率方面相比较, 以膀胱癌为首诊的患者的复发率低于以前列腺癌为首诊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结论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前列腺腺癌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多发性原发癌, 分为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临床期前列腺癌及伴发偶发性前列腺癌2种。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发前列腺癌的预后并不比单纯膀胱癌和前列腺癌差。

关键词：膀胱癌,前列腺癌,肿瘤共存

参考文献

[1]宋永胜, 宋彦, 罗金玉, 等.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前列腺癌的诊断与治疗[J].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010, 21:732-734.

[2]姚海军.膀胱移行细胞癌伴前列腺癌的诊断与治疗[J].老年医学与保健, 2010, 16:204-205.

[3]Akamatsu S, Takahashi A, hoM, et al.Primary Sig-net-ring Cell Carcinoma of the Urinary Bladder[J].U-rology, 2010, 75 (3) :615-618.

[4]张志强, 于德.膀胱原发性印戒细胞癌伴发前列腺腺癌1例报告[J].临床泌尿外科杂志, 2010, 25:494-495.

[5]陈杰, 高轶, 徐丹枫, 等.膀胱原发性印戒细胞癌3例报道并文献复习[J].中国癌症志, 2009, 19 (8) :634-636.

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2

膀胱移行细胞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特点为发病年龄高、发病率高、治疗后复发率高。浸润性膀胱癌恶性程度高,进展快、生存率低[1]。早诊断、早治疗对预后意义重大。现搜集36例经我院诊治并确诊为膀胱移行细胞癌的CT及临床资料,探讨16排螺旋CT诊断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搜集2007年5月至2010年5月在我院确诊为膀胱移行细胞癌患者的CT及临床资料36份。其中男性30例,女性6例,最小年龄26岁,最大年龄78岁,均龄48岁。36名患者均以无意中发现肉眼血尿入院就诊,其中3例伴排尿困难。36例中28例行CT平扫及增强检查,8例仅行CT平扫。

1.2 方法

仪器采用仪器采用GE公司Lightspeed Pro16多层螺旋CT机。检查前1h口服1%的对比剂800~1000ml,待患者有强烈的尿胀感,在憋尿状态下行盆腔扫描,扫描参数为120kv,160m A,层厚5mm,螺距1间隔1.增强扫描对比剂采用优维显,经肘静脉通过高压注射器快速注入,总量为100ml,注射速率3~4ml/s。分别于注射造影剂后22s、35s及60s开始动脉期、静脉期及平衡期三期扫描。

2 结果

36例中CT检出肿瘤33例,3例未见异常,CT术前检出率为91.7%(33/36)。7例膀胱壁局限性增厚为主,23例呈菜花状向腔内生长,6例呈乳头状向腔内生长,病灶直径0.5cm~9cm,其中单发病灶20例,多发病灶16例。CT平扫下病灶与正常膀胱壁密度大致一致,肿块密度均匀;增强扫描后病灶均有不同程度强化,36例均经手术病理检查证实为膀胱移行细胞癌。

3 讨论

3.1 临床与病理

膀胱肿瘤(urinary bladder neoplasms)以恶性肿瘤常见,而良性肿瘤少见。恶性肿瘤中以移行细胞癌最常见,约占95%,鳞状细胞癌不到5%,腺癌最少,不到1%[2]。膀胱癌病因不明,可能与吸烟、染料、感染、环磷酰胺等因素有关。肿瘤源于移行上皮细胞,最常见于膀胱三角区、侧壁和后壁,具有多中心生长的趋势[3]。形态学上,膀胱移行细胞癌可分为:(1)非浸润型(原位癌);(2)乳头型:肿瘤初期呈乳头状、外生性生长,后期呈浸润性生长,预后较好,也称为良性乳头状瘤,组织学上为移行细胞癌I级。约25%的病变为多发;(3)浸润型(实体型):在膀胱壁内浸润性生长,恶性程度较高,预后较差。膀胱移行细胞癌多发生于50~70岁,男女之比约为3:1。40岁以上者占93%[4]。主要临床表现为间断性肉眼血尿及膀胱炎。进展期,由于肿瘤引起肾积水,还可出血耻骨上方疼痛和腹痛。直肠和阴道指诊时,可触及肿块。尿液中可发现恶性细胞和红细胞。膀胱镜将直接显示外生性或浸润性生长的肿瘤,镜下活检可确定肿瘤细胞的类型、细胞恶性程度分级、膀胱壁浸润的深度等。

3.2 膀胱癌CT表现

CT平扫在膀胱周围低密度脂肪和腔内尿液的对比下,膀胱癌可清楚显示,多表现为自膀胱壁突入腔内的软组织密度肿块,肿瘤可以是单个或多个突入腔内。常位于膀胱侧壁和三角区。肿块大小不等,呈结节、分叶、不规则或菜花状,其与壁相连的基底部多较宽,少数者较窄。肿块密度常均一,少数肿块表面可有点状或不规则钙化。部分膀胱癌无明确肿块,仅表现膀胱壁局部不规则增厚,表现常凹凸不平。癌肿累及浆膜层后,可见膀胱壁外缘不光滑、与周围的脂肪层分界模糊,甚至伴纤维条索状粘连。累及邻近器官可见膀胱精囊三角消失,前列腺、精囊增大变形等。此外肿瘤蔓延达盆壁或有淋巴结转移可累及前腹壁、盆壁及闭孔内肌等。晚期肿瘤可充满整个膀胱,如肿瘤位置接近或累及输尿管的开口,可导致输尿管梗阻,表现为输尿管和肾盂积水扩张。盆腔淋巴结>15mm者为阳性,此时应高度怀疑为淋巴结转移。骨骼转移多表现为溶骨性破坏。

增强扫描能够显示不同期相表现,其主要为增厚膀胱壁及突入膀胱内的肿块在早期发生强化,强化多为均一性强化,偶见其内有坏死性无强化低密度灶,延时扫描在膀胱内对比剂的衬托下呈充盈缺损改变。

3.3 临床应用价值与不足

CT对膀胱移行细胞癌的检出率较高,本组检出率为91.7%(33/36),略低于郝楠馨等[3]的统计结果,可能与本组病例较少有关。CT平扫可显示乳头状肿瘤,但对壁内浸润显示不清,不能区别限于黏膜内或已侵入黏膜下层及肌层。增强扫描则可极大的弥补平扫对诊断的不足。结合临床表现多可对膀胱癌做出诊断,若病变同时有相邻组织结构侵犯和/或淋巴结转移,不但能进一步明确诊断,且可进行肿瘤分期,有助于临床治疗。膀胱癌若病变沿膀胱壁生长并平行于CT的扫描线束,则容易漏诊或误诊,另外对于早期癌肿仅累及到黏膜或黏膜下层而未出现明显的壁增厚或结节样突起时,则亦容易漏诊。

4 小结

综上所述,16排螺旋CT对膀胱癌的诊断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黄国华,孔宪国.膀胱肿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11:4-9.

[2]郭启勇主编.实用放射学(第3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975-979.

[3]郝楠馨,诸静其,王葳等.多层螺旋CT对膀胱癌的诊断价值[J].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2010,(16):135-138.

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3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2012年6月在我院泌尿外科临床诊断为初发性膀胱移行细胞癌患者149例作为试验组, 其中男124例, 女25例;年龄45~69 (平均54.2) 岁。临床分期 (S) :SⅠ期82例, SⅡ67例;病理进行分级 (G) :G1级57例, G2级92例。选择32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24例, 女8例;年龄47~65 (平均55.7) 岁。

1.2 方法

对试验组患者进行晨尿沉淀物进行检测, 取患者TURB术前和TURB术后在进行每次检查前的晨尿, 需要连续取3次, 让尿液进行混合离心沉淀, 并且取上清液30ml, 需要经过磷酸缓冲进行透析后, 在-70℃的冰箱中进行冷冻保存。取健康组的晨尿, 连续取3次, 需要对尿液处理和保存。

1.3 尿Survivin浓度检测

将含鼠抗的尿Survivin蛋白Ig G标准液100ul加入96孔板中, 在4℃环境下过夜, 放弃孔残余液体。用含0.05%Tween20和1%稀释血清磷酸盐缓冲标准溶液制备和纯化尿Survivin蛋白尿液样本, 每孔加入100ul标准液, 在37℃下反应1h, 丢弃液体, 用磷酸盐缓冲液洗板。计算尿Survivin蛋白浓度, 并且需要对患者和健康组成员的尿Survivin蛋白平均浓度进行分析。

1.4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组织中Survivin阳性细胞比率 (TSR)

对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进行切片, 并且需要经过脱蜡后水化, 在其中添加50ul过氧化物酶进行阻断, 孵化l0min, 在室温下使用磷酸缓冲液连续冲洗3次, 每次需要持续5min以上。加入50ul免疫小鼠血清, 需要在室温下孵育10min, 并且需要吸收多余的液体。添加50ul老鼠存活素抗体, 在4℃进行储存, 使用磷酸缓冲进行洗涤, 每次持续5min以上。然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切片, 随机选取l00个肿瘤细胞进行切片, 其中这些肿瘤细胞中染色阳性细胞数量的比例为Survivin阳性细胞率 (TSR) 。

2 结果

2.1 临床Ⅰ~Ⅱ期膀胱移行细胞癌初发病患者的临床分析

试验组在TURB手术之前Survivin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P<0.01) 。见表1。对术后患者进行了2年的随访, 12例出现复发。对复发病例进行分析, 并根据初步诊断的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 发现分级相同的试验组尿Survivin蛋白浓度比未复发者高很多, 但是还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试验组复发癌组织阳性细胞率明显比未复发者高得多, 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 P<0.05。通过分析得出, G1和G2级的膀胱移行细胞癌的敏感性分别为65.0%和81.5%, 特异度为90.6%。

2.2 TURB术后膀胱移行细胞癌术后复发的尿液分析和药物治疗效果

对TURB术后膀胱移行细胞癌复发患者的尿液进行分析, 在膀胱镜检查诊断膀胱移行细胞癌复发, 尿Survivin蛋白尿液浓度不断增加。对复发的12例患者进行检测, 只有1例达到阳性的判断标准。其他未复发者尿Survivin蛋白呈阳性, 占所有未复发的12.4%。利用IL-2进行治疗, 能够减少细胞癌的复发率, 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治疗效果。

3 讨论

膀胱移行细胞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泌尿道恶性肿瘤[1]。因此, 早期发现膀胱移行细胞癌时, 就需要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疗, 这对于提高移行细胞癌的治愈率有很大的作用。本研究对2年内没有复发病例和复发病例的尿Survivin蛋白进行了比较分析, 发现复发者尿Survivin蛋白呈现出阳性。因此, 对于移行细胞癌患者的尿Survivin蛋白进行检测, 发现其和膀胱镜下检测的结果比较一致。因为尿Survivin蛋白检测没有伤口, 而且其操作非常简单, 所以值得在移行细胞癌诊断中得到有效的推广。

尿Survivin蛋白是一种用来筛选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和对TURB术后进行复查的有效方法, 但是其对于移行细胞癌的早期诊断和复发检测没有很大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采用ELISA方法来检测患者术前的尿Survivin蛋白, 采用IL-2进行免疫治疗, IL-2能够促进外周血淋巴细胞产生多种淋巴因子, 具有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摘要：利用ELISA法对膀胱移行细胞癌149例和健康对照者32例的尿Survivin蛋白浓度进行比较。膀胱移行细胞癌患者的尿Survivin蛋白浓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后2年内的尿Survivin蛋白浓度高于未复发者, 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尿Survivin蛋白质检测法对Grade 1和Grade 2的膀胱移行细胞癌的敏感性分别为65.0%和81.5%, 特异度为90.6%, 并且具有良好的药物治疗结果 。尿Survivin蛋白检测可以作为筛选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和TURB术后检查的方法。

关键词：尿Survivin蛋白,辅助诊断,膀胱移行细胞癌

参考文献

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44例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取自我院1998年至2003年手术切除存档蜡块, 1 0例正常膀胱组织取自前列腺增生症开放手术术中。组织经4%甲醛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 厚4μm连续切片。

1.2 临床及病理资料

44例膀胱移行细胞癌, 男性39例, 女性5例, 年龄27～83岁, 平均年龄65.6岁。按国际抗癌联盟 (UICC) 1978年修订的PTNM分期标准分为Ta～T1期14例, T2期19例, T3期8例, T4期3例:WHO病理分级G1级8例, G2级22例, G3级14例。10例正常膀胱组织均为男性, 年龄63～76岁, 平均年龄68.5岁。

1.3 方法

所有标本均行抗V E G F-C多抗 (美国Zymed公司产品) 、抗VEGFR-3多抗 (美国Santa Cruz公司产品)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染色方法按SP法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 抗VEGF-C (1∶100) 和抗VEGFR-3 (1∶1000) 经高压修复预处理, 抗原修复液为pH6.0柠檬酸缓冲液。经D A B染色后, 苏木精对比染色, 中性树胶封片。

1.4 结果判定

VEGF-C和VEGFR-3的判定以胞质和 (或) 胞膜呈清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

1.5 结果计数及统计学分析方法

结果判定在盲法下进行, 先于低倍光镜 (100倍) 下确定膀胱移行细胞癌细胞着色最密集的区域 (热点, hotspot) , 然后在400倍视野下随机选取5个视野 (不重叠, 不重复) 彩色数码摄像机取图, 计算机显微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定量分析, 测量积分光密度值。积分光密度值越大, 阳性反应程度越大。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x2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线性相关与回归, 在SPSS11.0软件上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VEGF-C及其受体VEGFR-3在正常膀胱组织中表达情况 (表1)

10例正常膀胱组织中VEGF-C及其受体VEGFR-3均无表达。

2.2 VEGF-C及其受体VEGFR-3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中表达情况 (表1)

44例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中VEGF-C阳性率为90.9% (40/44) , 阳性产物为棕黄色颗粒, 位于膀胱移行细胞癌细胞胞质内。高分化 (Gl级) 膀胱移行细胞癌中VEGF-C阳性表达多见于癌巢周边细胞, 染色较弱;低分化 (G3级) 膀胱移行细胞癌中多呈弥漫性分布, 染色较强。VEGFR-3阳性率为81.8% (36/44) , 阳性产物位于膀胱移行细胞癌细胞胞质内、间质的脉管内皮细胞胞质内。两者与在正常膀胱组织中表达情况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均P=0.000) 。

2.3 VEGF-C及其受体VEGFR-3表达与膀胱移行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关系

经统计学分析, V E G F-C与V E G F R-3的表达呈正相关 (r=0.989, P=0.000) , VEGF-C及其受体的表达与膀胱移行细胞癌分化程度负相关 (r=0.383, P=0.010;r=0.379, P=0.011) , VEGF-C及其受体的表达在高分化癌 (G1) 和低分化癌 (G3) 以及中分化癌 (G2) 和低分化癌 (G3) 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31/0.011;P=0.010/0.043) , 而在高分化癌 (G1) 和中分化癌 (G2) 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554/0.395) 。VEGF-C及其受体在膀胱移行细胞癌细胞中的表达与患者的年龄、性别、临床分期, 初复发无关 (均P>0.05) 。

3 讨论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 E G F) 与肿瘤血管生成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公认, 近年来, 相继发现了-些特异作用于淋巴管内皮的生长因子及受体, 为研究淋巴转移开辟了新的途径[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VEGF-C) 是1996年Joukov[2]等在PC-3前列腺腺癌细胞培养液中发现的一种能刺激受体VEGFR-3酪氨酸磷酸化的因子, 随后被分离纯化, 并克隆其c D N A, 证实是V E G F的一种新同源物, 命名为V E G F-C。其受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3 (VEGFR-3) 较特异的表达于淋巴管内皮细胞上。Kaipainen等[3]发现VEGF-C及其受体VEGFR-3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组调节胚胎组织淋巴管生成和成熟个体淋巴管生理功能的调节因子, 故V E G F-C又称淋巴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仅在正常成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内分泌细胞以及内分泌腺细胞有少量表达。其受体V E G F R-3在胚胎发生的初始阶段存在于所有内皮细胞, 随后定位于小静脉和淋巴管, 是成熟淋巴管内皮细胞的特异性标记物。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在肿瘤组织中可见肿瘤周边新生淋巴管、扩张的淋巴管、有癌栓的淋巴管和有肿瘤转移淋巴结内淋巴管内皮细胞V E G F R-3呈高表达, 肿瘤内新生血管内皮细胞V E G F R-3又再度重新表达。提示V E G F-C/VEGFR-3调控系统可调节肿瘤间质血管网的形成和淋巴管的生成。研究发现, VEGF-C和 (或) VEGFR-3在结直肠癌、前列腺癌、胃癌、食道癌、乳腺癌等肿瘤细胞中表达均增高, V E G F R-3表达与V E G F-C表达呈正相关, 与肿瘤分化程度负相关, 且与肿瘤细胞的转移关系密切。V E G F-C可以刺激淋巴管增生, 而淋巴转移是膀胱移行细胞癌转移的主要途径, 也是影响术后复发及生存的重要因素。有关V E G F-C及其受体VEGFR-3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中的表达的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正常膀胱组织中V E G F-C及其受体VEGFR-3均无表达, 而90.9%的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呈V E G F-C阳性表达, 8 1.8%呈V E G F R-3阳性表达。高分化癌组织中VEGF-C/VEGFR-3的表达往往位于癌巢的周边、较弱, 而低分化癌组织中则弥漫、较强, V E G F R-3还在间质的脉管内皮细胞胞质内表达。V E G F-C表达与VEGFR-3的表达呈正相关。V E G F-C及其受体V E G F R-3的表达与肿瘤病理分级呈负相关, 在高分化癌 (G1) 和低分化癌 (G3) 以及中分化癌 (G2) 和低分化癌 (G3) 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提示VEGF-C及VEGFR-3在膀胱移行细胞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中有重要作用。此结果与Tsurusaki等[2], 在前列腺癌研究中的发现相同。

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5

关键词：膀胱癌,环氧化酶-2,Ki-67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移行细胞癌占90%以上,临床特点主要是发病率高和复发率高,复发后预后差。近几年,通过肿瘤标记物来判断预后已成为热点。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是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的限速酶,其异构体COX-2蛋白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主要作用可能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抑制凋亡。Ki-67是反映肿瘤细胞增殖活性的较好标记物,常用来判定该肿瘤的恶性程度。本研究利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COX-2及Ki-67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中的表达情况,旨在为膀胱移行细胞癌的早期诊断、治疗以及更准确地判断患者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收集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05-201052,移行细胞癌。所有病例临床资料齐全,其中男32例,女20例;年龄37～78岁,平均年龄50.2岁;按WHO病理分级:Ⅰ级17例,Ⅱ级26例,Ⅲ级9例。把Ⅰ级归为低级别组,把Ⅱ、Ⅲ归为高级别组。以正常膀胱黏膜标本12例作对照,年龄30～70岁,平均年龄48.6岁。

1.2 试剂与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P法。COX-2、Ki-67抗体和DAB显色试剂盒均购自福州迈新公司。肿瘤标本常规二甲苯脱蜡、梯度酒精脱水后将标本置于pH 6.0枸橼酸缓冲液中进行抗原修复,PBS缓冲液冲洗3次,每次5min;加过氧化酶阻断剂,室温孵育20min,PBS缓冲液冲洗3次,每次5min;加血清室温孵育20min,甩干血清,滴加一抗,4℃冰箱孵育过夜,PBS缓冲液冲洗3次,每次5min;滴加生物素标记二抗,孵育10min,PBS缓冲液冲洗3次,每次5min;最后滴加链霉素抗生物素-过氧化物酶溶液,室温孵育10min,PBS缓冲液冲洗3次,每次5min;DAB反应显色后自来水充分冲洗、苏木素复染。常规行脱水、透明干燥封片后镜下观察

1.3 结果判断

所有结果均经过病理科两位病理诊断医师采用盲法进行确认。随机选择10个高倍视野,分别计数200个细胞,阳性细胞百分比≤10%为(-),11%～25%为(+),26%～50%为(++),>50%为(+++)。COX-2蛋白表达阳性为细胞胞膜、胞质内出现黄色颗粒,Ki-67蛋白表达阳性为细胞核出现黄色颗粒。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校正),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COX-2蛋白阳性表达位于癌细胞胞膜、胞质内,间质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亦可见COX-2散在表达。52例膀胱移行细胞癌组织中,31例COX-2阳性表达;而在12例正常组织中未见COX-2表达,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Ki-67染色主要位于细胞核,Ki-67在正常组织中散在阳性表达,根据评定标准视为(-),在癌组织阳性表达率为77%,随着肿瘤级别越高,其表达率和强度增加(见表2)。

3 讨论

膀胱癌的发生与发展是多因素、多步骤的复杂病理过程,膀胱癌的发生与细胞增殖密切相关。COX是花生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过程中的重要限速酶,COX有COX-1和COX-2两种同工酶。COX-1为结构型酶,在许多组织中表达并在组织稳态中起作用。COX-2为诱导型酶,在大多数正常细胞中几乎不表达,只有当细胞受到细胞内外刺激因素刺激后才过度表达有可能通过其合成的前列腺素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相关血管形成以及抑制免疫等机制参与肿瘤的生长、浸润、转移。近年研究发现COX-2在结肠癌、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肝癌等肿瘤组织以及某些肿瘤转移灶中均有较高表达[2]。本研究结果与有关文献报道相一致[3,4,5],COX-2在正常膀胱组织不表达,在胱移行细胞癌组织中的高表达,随着肿瘤的恶性程度升高,其表达水平和强度增加。

Ki-67是一种增殖期细胞特异性表达的核抗原,其基因定位于10号染色体长臂,是分子量为345kD和395kD的两条多肽链组成的核蛋白,与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密切相关。研究表明Ki67表达能可靠而迅速地反映恶性肿瘤增殖率,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展、转移、预后有关[6]。本研究结果显示Ki67表达水平与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明显相关,随膀胱癌的恶性程度的增高而增高可以作为反映膀胱癌恶性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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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6年6月～2007年12月我院就诊BTCC患者60例。男39例,女21例;平均63岁(38～84岁)。BTCC术后复查阴性者20例,癌前病变12例,其他泌尿系疾患(炎症、泌尿系非移行细胞肿瘤等)18例,正常健康志愿对照者25例。各组间性别及年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60例膀胱肿瘤均系BTCC,其中手术治疗58例,TURBT 32例,膀胱肿瘤单纯切除10例,膀胱部分切除9例,膀胱全切6例,肿瘤转移无法切除1例;患者拒绝手术治疗2例。初发肿瘤43例,复发肿瘤17例。WHO分级G1 27例,G2 25例,G3 8例。TNM分期Tis及Ta 9例,T1 19例,T2 15例,T3 12例,T4 5例。20例BTCC术后患者经膀胱镜证实无复发;癌前病变12例中膀胱黏膜白斑4例,膀胱乳头状瘤2例,腺性膀胱炎6例;泌尿系其他疾患18例,包括BPH 4例,尿路感染3例,泌尿系结石5例,肾错构瘤3例,肾癌2例,前列腺癌1例;正常对照25例来自健康志愿者。

1.2 标本收集

按标本采集要求取受检患者术前或术后新鲜血5 m L置37℃温育30 min后,立即于4℃3 000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l m L分装后置-70℃深低温冰箱冻存备用至测定。

1.3 实验方法

人COX-2 EIA Kit检测试剂盒为美国GeneMay公司产品。测定步骤:(1)取样品室温解冻。(2)空白对照孔加入100μL稀释液IC#2。(3)待测孔每孔加入测定样品100μL,充分振荡摇匀后37℃孵育90 min。(4)弃去每孔液体,加入适量洗涤缓冲液重复洗涤3次。(5)每孔加入1∶60稀释的生物素结合抗体100μL振荡摇匀,37℃孵育90 min,重复步骤(4)。(6)每孔加入1:200稀释的链霉素卵白素标记的HRP 100μL振荡摇匀,37℃孵育30 min,重复步骤(4)。(7)各孔均加入100μL TMB底物反应溶液,37℃避光孵育15 min。(8)每孔加100μL终止液终止反应。(9)酶标仪中以450 nm波长读光密度值。(10)同标准品比较算出各样本COX-2量。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输入SPSS13.0软件包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P<0.05认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60例BTCC不同分期分级及各组间COX-2含量的比较,见附表。

癌前病变组12例,术后复查阴性组20例,泌尿系其他疾患组18例及健康对照组25例未检测到血清COX-2含量。从表1中可见,BTCC组较其他对照组,其血清中COX-2含量增高可被检测;BTCC组中表浅(Tis+Ta+T1)与侵袭(T2+T3+T4)两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G1与(G2+G3)相比明显为低(P<0.01)。而初发与复发肿瘤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3 讨论

近年来,已有多种无创简便的分子生物学指标用于BTCC患者体液和组织的检测以预测肿瘤的进展和预后。敏感与特异度高的新瘤标和快速、简便及无创的检测方法将有利于BTCC的早期诊断,特别对于监测治疗后复发具有重要意义[3]。近年来人们对BTCC患者体液中多种分子生物学瘤标进行了研究以期替代传统的膀胱镜检及尿脱落细胞学检查用于诊断与随访。目前美国FDA批准应用于临床的膀胱肿瘤抗原(BTA)、纤维蛋白分解产物(FDP)、核基质蛋白(NMP22)3种瘤标仍不能完全取代尿脱落细胞学检查,端粒酶活性检查虽有较高的特异性,但其敏感性仍有待提高[3,4]。因此,临床上迫切需要一种敏感性更好、特异性高的非侵入性诊断指标与方法来监测BTCC发生发展。

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又称为前列腺素内过氧化合成酶,是催化花生四烯酸转变为PGs和其他类前列腺物质的限速酶。COX有2种同工酶COX-1和COX-2。COX-1属于结构型基因,在正常组织和细胞中表达,而COX-2属于诱导型基因,一般只在诱导因子的作用下表达上调,这些诱导因子包括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以及致瘤物质等,在肿瘤组织和细胞系中发现有COX-2的过表达,并且证明选择性COX-2抑制剂对某些肿瘤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5]。新近资料表明[3,4,5,6,7,8]:在食管癌、胃癌、结肠癌、肝癌、胰腺癌、肺癌、膀胱癌等肿瘤中,COX-2 m RNA或蛋白明显高表达,其表达强度与肿瘤组织学类型和分化程度有关,而COX-1水平则无明显改变。在动物的实验研究中显示[5]:NSAIDs可以明显抑制食管、结肠、肝脏、胰腺、膀胱等肿瘤的发生及COX-2的表达,表达特异性COX-2抑制剂的效果更优于非特异性NSAIDs,这些结果提示COX-2过度表达在某些肿瘤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COX-2不仅在肿瘤细胞内,而且在肿瘤组织中的新生血管内皮细胞、基质的单核巨噬细胞及纤维母细胞内强烈表达,且COX-2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组织中的微血管密度及VEGFm RNA含量正相关,运用COX-2选择性抑制剂可显著抑制肿瘤组织的血管生成,这表明COX-2与肿瘤血管生成密切相关。文献推测[5,6,7,8]COX-2在肿瘤中促进血管生成的机制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诱导肿瘤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产生VEGF;显著增加细胞内c AMP的产生,诱导生成VEGF,促进血管生成;抑制内皮细胞凋亡,促进血管生成;缺氧诱导COX-2促进肿瘤血管的形成。MARGULIS[9]与MOKOS[10]的研究表明COX-2可能为BTCC的早期诊断、术后随访及判断预后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指标。SALDIVAR[6]与TER-ENCE[7]利用EIA方法定量测定宫颈癌与肝癌组织中的COX-2含量,认为是判断肿瘤进展及预后的良好指标。以上表明EIA方法测定血液COX-2有可能成为一项新的用于BTCC诊断、监测与随访的手段,但其临床价值需进一步研究来揭示。

本研究中笔者采用美国GeneMay公司最新产品人COX-2 EIA检测试剂盒来检测血清中COX-2的含量,结果显示:与BTCC组相比,各对照组COX-2血清含量低未检出,侵袭性、低分化BTCC组COX-2含量较表浅性、高分化组增加,以上提示血清中COX-2水平的测定不但能够预示膀胱肿瘤的存在而且能够判定肿瘤的进展及恶性程度。其次,笔者认为COX-2定量检测还可作为膀胱镜检查有力的辅助手段,临床医生可根据COX-2的值将BTCC分为高复发风险组、低复发风险组,决定膀胱镜的使用频度,减轻患者痛苦。COX-2含量在肿瘤组织中特异性增高,这也提示对于膀胱癌前病变、BTCC术后膀胱镜下未见病征,而监测COX-2为高值者,应密切随诊,必要时可行随机多点病理活检,同时要考虑是否有上尿路移行上皮肿瘤的可能,以此来提高BTCC早期诊断水平。而对于COX-2较低值的患者,可以适当延长膀胱镜检查的时间间隔,提高生活质量。此外,EIA方法简便易行、快捷,无创,患者更易于接受。

综上所述,COX-2有可能成为一项用于BTCC筛查诊断及术后监测有价值的新指标。在本实验中笔者同时将6例行膀胱全切患者术前及术后血清中COX-2含量进行了比较,发现膀胱全切后血清中COX-2水平均下降未检出。而4例6个月内复发者其复发后血清中COX-2水平比首次术后测定的为高,表明血清中COX-2水平升高的主要来源可能是肿瘤本身,进一步说明COX-2高低与肿瘤存在与否和进展程度有相关性,可作为术后复发与否的监测指标。但由于本实验中膀胱切除术前、术后及肿瘤复发前后比较的病例数较少,只能观察到血清中COX-2变化的趋势,尚未从定量水平加以统计学分析,因而其临床应用价值仍需大规模临床实验来进一步揭示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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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移行细胞癌 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标本的收集

膀胱移行细胞癌30例, 年龄41~68岁, 平均57.2岁, 男24例, 女6例, 从2008年6月~2010年5月来自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均在手术中选择肿瘤去直接取样。其中行根治性膀胱全切术24例, 膀胱部分切除术6例。膀胱肿瘤组织病理学分级采用WHO分级法, Ⅰ级11例, Ⅱ级5例, Ⅲ级14例。正常膀胱标本10例, 仅剪取膀胱黏膜层, 年龄21~38岁, 平均29.4岁, 男9例, 女1例, 均为尸体来源。一部分标本装入冻存管立即置入液氮罐保存, 另一部分标本放入10%甲醛溶液中固定, 随后行石蜡包埋。所有标本均经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证实。

1.1.2免疫印迹 (Western blotting) 及免疫沉淀 (IP) 相关试剂

兔抗人Eph A2多克隆抗体 (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编号PAO833, 规格1 m L (200μg/m L) , 抗磷酸化酪氨酸单克隆抗体 (抗p Tyr抗体) 购自Upstate Inc (USB) 。

1.2 方法

1.2.1 Western blotting检测Eph A2蛋白的表达从组织中提取蛋白质

从液氮罐内冻存管中取少许待测样本, 约80~100 mg, 在电子秤上称质量, 置于研钵中。融解Western及IP细胞裂解液, 混匀。取适当量的裂解液, 在使用前数分钟内加入PMSF, 使PMSF的最终浓度为1 mmol/L。按照每20 mg组织加入100~200μL裂解液的比例加入裂解液。用研磨棒将组织块研磨呈匀浆, 裂解30 min。充分裂解后, 即可用移液器将裂解液移至1.5 m L离心管中, 然后在4℃下12 000 g离心5 min, 取上清分装于0.5 m L离心管中并置于-20℃保存。BCA法测定蛋白质的浓度;SDS-PAGE电泳;通过电转移法将蛋白质从SDS-PAGE凝胶转移至PVDF膜上;免疫反应;化学发光, 显影, 定影;凝胶图象分析。

1.2.2免疫沉淀检测Eph A2-P

每组取500μg蛋白, 用细胞裂解缓冲液补足至0.5 m L;每管中加入兔抗人Eph A2多克隆抗体 (1∶200) 置于4℃平摇2 h;每管中加入Aprotein-Sepharose 30μL, 4℃平摇过夜;于4℃以12 000 g离心20 s, 弃上清;免疫沉淀物中加入1 m L细胞裂解缓冲液, 4℃震荡洗涤20min;4℃以12 000 g离心20 s, 弃上清, 反复共3次。收集最后的免疫沉淀物, 每管中加入40μL 1×SDS加样缓冲液混合, 重悬免疫复合物;将免疫复合物100℃3 min, 于室温以12 000 g离心20 s, 收集上清。将上清移至另一离心管中。每管取20μL进行7.5%SDS-PAGE电泳, 电转移至PVDF膜上。用含5%脱脂奶粉的PBS封闭过夜。用抗p Tyr抗体 (1∶500) 孵育2 h, PBS漂洗3次。用相应的第二抗体再孵育1 h, PBS漂洗2次。ECL发光自显影1 min, 洗片, 图像分析。

Eph A2-P所占比例的比较, 采用磷酸化Eph A2蛋白OD值与Eph A2 蛋白OD值的比值作统计学分析, 结果并不代表Eph A2-P含量的实际比率, 仅为统计学比较的相对值。

1.2.3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经统计软件SPSS13.0处理,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Western blotting检测Eph A2 蛋白结果

膀胱移行细胞癌和正常膀胱组之间Eph A2 蛋白表达量的比较 (见图1) 。

1、2、3为正常膀胱黏膜, 4、5、6为低分化TCCB, 7为中分化TC-CB, 8、9为高分化TCCB。

Eph A2 蛋白相对表达量在正常组 (0.5442±0.0223) , TCCB组 (0.6743±0.0742) , 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P <0.001) 。

在30 例TCCB中, 高分化组11 例, 低分化组14 例, 中分化组5 例, 对于例数过少的中分化组, 不纳入统计学分析, 低分化组Eph A2 蛋白相对表达量 (0.7232±0.0667) , 高于高分化组 (0.6231±0.0342) (P =0.002) 。

2.2 免疫沉淀检测Eph A2-P结果

2.2.1正常膀胱组和TCCB组之间Eph A2-P表达量的比较

TCCB组织中, Eph A2-P表达量明显低于正常膀胱黏膜 (图2) 。在30例TCCB中, 有7例未检测到Eph A2-P;在正常膀胱黏膜中, 均可检测到较高比例的Eph A2-P;Eph A2-P占总Eph A2蛋白的比例在两组间的差异有显著性 (P<0.001) (表1) 。

1、2、3为正常膀胱黏膜, 4、5、6、7、8、9为TCCB

(±s)

注：数值不代表磷酸化 Eph A2 占总 Eph A2 的比例，仅为统计学比较的相对值

3 讨论

Eph受体是新发现的受体酪氨酸激酶 (RTK) 家族中最大的分支, 其分布广泛, 结构上高度保守, 以往研究发现它们参与神经系统细胞间相互作用, 并与轴突发育路径有关, 最近的研究显示它们参与肿瘤的生成与进展。迄今为止, 已证实14 个Eph受体和8 个ephrin配体, 根据它们配体的不同, Eph受体被分为Eph A和Eph B两个亚族。Eph A亚家族受体有8 个成员, Eph A2 是其中第二个, 也是该亚族成员被发现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第一个基因。虽然Eph A2 在正常上皮细胞中的功能尚未被很好阐明, 但通过肿瘤模型的研究提示Eph A2 在调节肿瘤细胞的生长、生存、迁移和血管发生中有潜在的作用[1,2]。

最近研究显示Eph A2 在许多肿瘤组织中过表达, 包括结肠癌、前列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肝癌[3]等然而, Eph A2 不仅为一种肿瘤标记, 它的高表达促进肿瘤向恶性表型发展[4], 例如, 在体外和体内的实验中, 均显示Eph A2 异位高表达能促使未转化的乳腺上皮细胞恶性表型的发生[5]。本实验显示Eph A2在膀胱移行细胞癌和正常膀胱黏膜中均有表达, 在膀胱移行细胞癌表达强度明显高于正常膀胱黏膜。是什么原因引起膀胱癌中Eph A2 的高表达?这种现象的发生部分归因于恶性细胞间没有稳定的接触, 阻止Eph A2 与膜锚定的配体有效的结合[6], 导致Eph A2 蛋白的积聚。实验中还显示Eph A2 在TCCB低分化组表达强度高于高分化组, 提示Eph A2 表达强度与膀胱癌病理分级有一定关系, 可以作为判定TCCB恶性程度的参考指标, 此外, Eph A2 还参与肿瘤血管生成及血管生成拟态的形成, 有学者在膀胱移行细胞癌发现存在血管生成拟态, Eph A2 有望成为针对膀胱癌血管生成拟态及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的共同靶点[7]。

Eph A2 蛋白在细胞上有磷酸化和失磷酸化两种状态, 在膀胱癌组织中, 不稳定的细胞间接触使膜锚定的配体不能与Eph A2 受体有效结合, 导致失磷酸化的Eph A2 的蛋白异常积聚。本实验结果显示在膀胱癌组织中Eph A2-P的相对含量明显低于正常膀胱黏膜, 甚至有7 例膀胱癌中未能检测到Eph A2-P, 在正常膀胱黏膜却检测到较高比例的Eph A2-P。提示在正常膀胱移行上皮细胞中, Eph A2 蛋白虽然含量很低, 但是以磷酸化状态为主;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中, Eph A2 蛋白含量较高, 但Eph A2-P很少, 大多数以失磷酸化的状态存在。在正常状态下, Eph A2 可以通过胞外配体结合区结合Ephrin A1-5 五种不同的配体形成受体- 配体复合物, 激活胞质的酪氨酸磷酸酶而活化, 导致自身磷酸化及下游大量胞内底物蛋白质分子的酪氨酸磷酸化, 启动不同信号途径将信号逐级传递参与胚胎发育、细胞迁移导向和血管形成等许多生理过程。这样的结果似乎与肿瘤中Eph A2 的活性功能相矛盾, 因为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中, Eph A2 酪氨酸激酶以失磷酸化状态存在, 理论上是失活状态, 怎么会启动调节肿瘤细胞的生长、生存、迁移和血管发生的病理功能呢?一种解释是在肿瘤细胞病理状态下, Eph A2 酪氨酸激酶与其他受体酪氨酸激酶不同, 它的酶活性不需要与配体结合, 也不需要受体酪氨酸磷酸化。但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Eph A2 不像其它Eph激酶, 它的酶活性不需要受体酪氨酸磷酸化。已有实验研究证实在其他类型的肿瘤中, 失磷酸化的Eph A2 促进了肿瘤的转移和减少了患者的生存期[8]。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虽然在膀胱癌中磷酸化的Eph A2 很少, 但可能仍然有重要的生物学活性?最近, FANG[9]等提出Eph A2 受体磷酸化及其激酶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肿瘤的恶性行为。HESS等[10]对高侵袭性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三维培养时, 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除莠霉素A抑制Eph A2受体磷酸化, 结果血管样通道无法形成。这些是否均提示即使非常少量的磷酸化Eph A2 在肿瘤恶性行为和进展中均发挥重要的作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它的分子机制进一步深化研究。

摘要：目的 研究上皮细胞激酶-2 (EphA2) 及其磷酸化与膀胱癌生物学特性的关系。方法 采用Western blotting和免疫沉淀技术分别测定20例膀胱移行细胞癌 (TCCB) 和10例正常膀胱黏膜EphA2和磷酸化上皮细胞激酶 (EphA2-P) 的表达。结果 EphA2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膀胱黏膜 (P<0.001) , 在膀胱移行细胞癌低分化组表达强于高分化组;EphA2-P在正常膀胱黏膜中的表达高于膀胱移行细胞癌 (P<0.001) 。结论 EphA2及其磷酸化参与膀胱移行细胞癌的恶性表达, EphA2将成为判定膀胱癌恶性程度的指标和膀胱癌治疗的新靶向。

关键词：膀胱移行细胞癌,上皮细胞激酶-2,磷酸化上皮细胞激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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