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不是病

大城市病不是病（通用12篇）

大城市病不是病 篇1

“智慧”源自创新与融合,从2010年开始打造智慧城市成为各地新一轮城镇化建设重点。从总体部署到各地规划方案陆续出炉,智慧城市被视为升级城市公共系统、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全国各地城市纷纷出台智慧城市规划方案,斥巨资力推智慧城市建设,有城市甚至提出在3年内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

近年陆续公布智慧城市试点名单,鼓励部分地方实践智慧城市,成为智慧城市热潮的重要驱动力。2012年1月,住建部启动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之后,8月又公布第2批103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这意味着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增至193个。2012年10月初,科技部办公厅、国家标准委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确定国家智慧城市技术和20个全国标准试点城市。此外,工信部也确定了扬州、常州等城市作为智慧成市试点。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一线城市、50%以上二线城市均明确提出智慧城市目标及相关规划方案。据统计,有154个城市规划投入的建设资金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但很多未能真正体现智慧城市所有内涵。据了解,目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确存在规划混乱、投资盲目、重复建设, 以及标准缺失等诸多问题。从投资层面而言,一些企业承担的智慧城市项目也出现了短暂的资金回款不足、项目搁置现象。同时,对于债务高企的地方财政,能否支撑新一轮智慧城市大体量投资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中,不少市县级城市出现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乱贴智慧标签、投入产出率低下等诸多问题。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至今仍有半数停留在规划阶段,部分则被包装成地方新政绩工程。在业内专家看来,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对智慧城市概念的认识模糊,以及地方自身要素资源缺乏对智慧城市搭建的支撑能力,导致智慧城市建设出现“有口号无内容,有规划无内涵”的困境。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樊会文指出,有些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仍然是粗放式,一些带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被划入智慧城市的规划下,存在浪费和盲目运作的情况。而一些中小城市,在信息工程资源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也在大规模投资建设智慧城市,这也是问题所在。智慧城市实际上需要各部门信息系统互通互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概念,这是很多城市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所谓智慧医疗、智慧交通,仅是部门内的系统集成,而智慧城市必须是跨行业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并非简单搭建网络就能实现。曾参与多个上市公司智慧城市项目调研的广恒证券高级分析师王聪认为,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建设呈现条块化, 多个部门同时在建,这会导致资源浪费;二是交通、安防、医疗等各系统尚未实现联网,这也让智慧城市实现政府联合办公、统一服务存在困境。 对于承接智慧城市项目的公司而言, 如果不同职能部门未实现标准统一, 他们承接多体量订单存在很大制约。 一位长期从事智慧城市项目的专家表示,现在各地开展智慧城市项目大多仍停留在概念阶段,缺乏合理统筹, 因而难进入实质落地阶段。目前,智慧城市建设仍需要解决包括电网、燃气、自来水等在的内诸多城市公共系统间的信息孤岛问题,如果企业只专注于各自领域的技术开发,无法做到在统一平台里信息互换,智慧城市最终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循环中。 此外,智慧城市的新技术在普通市民中缺乏足够认可度,民众参与程度低,这也令智慧城市的建设陷入尴尬境地。多位专家及企业相关负责人认为,尽管不能忽视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难题,但总体而言智慧城市依然是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构建的重点,有难以估量的市场发展潜力,后续仍将需要大量投资跟进。业内人士也建议,各地需要基于地方资源特点搭建智慧城市平台,同时国家级层面要出台统一标准和规划,实现公共系统之间的跨部门运作,这将是提升智慧城市内涵的关键。

作的情况。 语录:有些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仍然是粗放式,一些带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被划入智慧城市的规划下,存在浪费和盲目运

2012年1月,住建部启动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之后,8月又公布第2批103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这意味着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增至193个。

大城市病不是病 篇2

现在社会对精神病患者不像以前那么视为洪水猛兽了，原因是人们见识广阔了，懂得理解了一些事情。

那么，对精神病患者来说，或许也可以通过增广见识来治愈，因为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受到创伤是因为他不能理解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很多人遇到的失恋问题。俩曾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一度沉浸在浪漫的二人世界里，突然闯进来一个“第三者”，原本以为是他的东西转眼就换了主，人财两空的感觉让人仿佛一脚踩空，从悬崖重重摔下来，心理的压力瞬间上升，如果不能及时疏导，终至发生疾病，也是所谓的精神病中的一例。那么，怎么解决这类失恋问题呢?我们可以抛开这朵悲惨的苦情花心理，而去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一样的或者更好的另一个。不是吗?在遇到另一个的时候，忘了过去的伤与痛，有了喜和欢，心情好了，疾病自然就没有了。

再说一个例子，遇到暴力问题。试想每个人在突然遇到暴力行为时都会一脑空白，而这时却要你清醒，有自救的意识，同时必须具备法律知识，暴力是犯法的，你要告诉他他将被绳之以法，牢狱正等着他，而牢狱里的日子不是所有去过的人才懂。他在对你实施暴力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在鄙视他自己，这时其实是他在向你求救，你要提醒他返回正道，你要帮他清醒，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如果你说清楚了，他会清醒过来，反而感激你，因为他也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些道理他都懂得，你要做的是掌控他的魔力，使他走上正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他就是在自救。

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老年丧子。不管老人家里有几个孩子，一个还是两个，一个都不愿失去。

老人丧子不单是家庭力量的.削弱，还有精神支柱的缺失，是个值得社会广泛同情的群体。我权且斗胆提出这样的看法：人活一辈子只要自己轻松快乐就行了，后代的事可有可无，如果你有余力，便可以养育后代，为社会增加人力资源，如果失去了，也只能说明你的孩子是被社会淘汰的。为什么说被社会淘汰了?这样说话很不近情理哦，是的，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为他的言行负责，既然他选择了这样的言行，我很抱歉。纵观社会新闻，一些孩子是因为见义勇为牺牲了，那么媒体说他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早早完成了社会使命;一些孩子是因为意外事故丧失生命，那么媒体说他死得无辜，要求惩处肇事者;还有一些女孩子是因为色狼纠缠而丧生，那么媒体会说她的名声永留史册，留给后人无穷的财富。

说到贞洁，这里有太多故事。其实我们说女孩子对这种事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接受，另一个是不接受。接受与不接受都可以，主要是某个女孩子选择了就不要后悔。选择接受以后会有很多故事，选择不接受后也有许多不同的故事。一些女孩子第一次恋爱不成功，却又失贞与人，那么她该如何面对下一个男孩子呢?这个其实也不难，很多公车广告上都有，处女膜修复一次只要两百多元，却可以解决一生的烦恼。如果女孩子在面对这种苦恼时，不妨去医院做一下处女膜修复。当然女孩子失贞必须是她能接受的人，她喜欢的人，她爱过了她不后悔，如果是不喜欢的人，那就是拼死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有一些更离奇的例子，不喜欢却也被逼失贞了，或者说是被骗了，而且在日益开放的社会这类事情越来越多。那么如何对待这样的事情呢?玫瑰虽美却带刺，相信他在折花的同时也被刺扎伤了手，有句歌词唱道“多少蝶儿为花生，多少蝶儿为花死。”爱花的蝶儿是生的，折花的蝶儿是死的，古今中外这样的人事太多了。有首歌唱道“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我们会慢慢加强沟通和理解，一起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其实对女孩子来说，谁也不愿意失贞的，所以男孩子不要以第一个占有女孩子身体为荣为傲，女孩子只恨第一个夺走她贞操的男孩子，因为他剥夺了她的自由和很多美好的东西，而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一霎那消失得无影无踪，女孩子变成女人后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如果你有幸成为第二位入住女孩子身心的男孩子，那么你是最幸运的男孩子，因为那个女孩子的毛刺和尖爪都已经被拨除掉了。你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女孩子一定不要破罐破摔，这世上总有真爱在等着你的!

例子不胜枚举，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仅选几个典型的事件提出一些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做抛砖引玉作用，希望社会由此多多体谅身边的每个人，努力做到“见怪不怪”吧!

这些浮肿不是病 篇3

经前期浮肿 有一些妇女平素健康，但在月经前7～14天，出现眼皮浮肿，早晨起来觉得两眼睁不开，手部、踝部和两下肢也可浮肿，同时，还有烦躁、易怒、失眠、疲劳、思想不集中等症状，多半在月经前达高峰；月经过后尿量增加，浮肿和其他症状随之消失。由于这种浮肿及其症状与卵巢内分泌功能变化有明显关系，所以叫“经前期浮肿”。因浮肿可以每月发生，一般认为是生理性浮肿。如果症状比较重，于月经来潮前10天左右，可在医生指导下口服少量甲基睾丸酮，能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特发性浮肿 这是一种功能性浮肿，多见于中年妇女。浮肿的出现除与月经有关外，还与站立、行走等特殊姿势有关。这样的人站立时血压下降较多，下肢血液淤积，躺卧、休息时浮肿减轻，所以浮肿在上午和早晨比较轻，下午和傍晚比较重。

判断是不是特发性浮肿，有一种简便的试验诊断方法：清晨不吃不喝，排尿以后，在20分钟内喝1000毫升水，然后每小时排尿一次，连续4次，测定总尿量。第1天试验时躺着，不用枕头；第2天试验时站着，可以自由活动或工作。试验结果：如果站立时的尿量比躺着的尿量少一半以上，就可以断定为“特发性浮肿”。这类浮肿大都比较轻，不必特殊治疗。如果浮肿比较重，可以适当卧床休息，活动时穿弹性长袜，少吃食盐，饮食以清淡为好；必要时吃一些镇静药和少量利尿药，就可使浮肿消退。

有些人对温度反应异常，在高温环境下容易出现浮肿。每年夏天，由于血管反应异常，对一般人无明显影响的温度刺激，对他们却会引起体表血管扩张，并出现浮肿。环境温度降低时，浮肿就消退。正因为如此，这类人特别害怕炎热的夏天，也不能从事高温环境下的工作。

还有一种常见的体位性浮肿，就是在长途旅行时，如坐火车硬座或坐汽车，由于下肢长时间下垂并缺乏运动，下肢血液回流受阻，这样也会形成一种生理性的体位性浮肿。这类浮肿一般也不需要治疗，在旅行结束后，经过休息，都可以自动恢复。

药物性浮肿 特点是吃药后发生浮肿，停药后浮肿消退。如服肾上腺皮质激素、甘草、睾丸酮、雌激素、胰岛素、硫脲、过氯酸钾、萝芙木等药物，都可以引起浮肿。但不是每个人吃这些药都引起浮肿，这与个人的机体反应特性有关。

医治“城市病”智慧城市渐行渐近 篇4

业界专家表示,智慧城市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是信息化向更高阶段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建设全新的城市“大脑”系统,通过信息产品的应用建立智慧系统,大量的智慧系统构建成智慧城市。如何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以大智慧统领城市发展,每个城市都要作出回答。

破解城市发展难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正面临新的挑战: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交通拥挤不堪,交通拥堵已成为城市最为头痛的难题;环境污染严重,全球8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城市;资源消耗过度,城市消耗了全球75%的资源和能源;安全隐患明显,各类事故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种“城市病”与日俱增,城市管理难度加大,集中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认为,现在全球都面临着严重的城市问题,再加上人们生存空间狭小,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充每个人的活动范围,这种城市发展的矛盾就更加突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正处于城镇化急剧变革的阶段,从最近二三十年来看,生存空间问题带来了各方面的连锁反应,不仅存在能源方面的问题,公共安全、环境污染、水资源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显而易见的是,很多的问题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手段加以解决,必须借助智慧战略从更高的层面上加以梳理和改善。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钱志新认为,智慧城市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从传统城市走向智慧城市是大势所趋。首先,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向更高阶段智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智慧化将是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城市提升的新引擎。同时,建设智慧城市需要的智慧基础设施、智慧产品、智慧技术、智慧设备等将形成城市整体智慧产业链,由此带动智慧产业加快发展。

智慧城市大有可为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座百万人口智慧城市的建设,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实施全方位的智慧化管理,将使城市的发展红利增加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引领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

对于“智慧城市”,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指出,“智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城市。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创新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都开展了符合自身需要的信息化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增长、社会管理与服务方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城市建设和运行管理不断完善。

钱志新认为,建设大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从智慧基础设施抓起,组织各方力量强力有序地推进智慧应用系统的建设和运作,使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基础设施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下一轮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心应该是智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海量数据库、新一代信息网络和云计算平台等的建设。

目前,四川省已全面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未来5年,四川省将通过14个重点项目在市州和重点县级城市全面推广“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使四川智慧城市模式创新和标准化建设居于全国前列,智慧产业水平达到“世界知名、全国一流、西部第一”的目标。

广东省佛山市近日启动“无线城市智慧产业孵化合作平台”建设,将更多信息技术应用到政务、企业、民生等各方面。福建省政府日前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签署了《共同建设数字福建智慧城市群暨“十二五”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电信将力争用5年时间,投入600亿元,建成由10个智慧城市组成的数字福建智慧城市群,使福建成为全国信息化建设的标杆。

IT企业投身智慧城市建设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在内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使人们的沟通和联系越来越便捷,而且作为基础性技术,正在飞速地改变着传统城市的概念,并渗透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智慧城市渐行渐近。

业内人士表示,建设智慧城市,要着重在基础设施、应用创新和产业发展3个方面进行突破,投身智慧城市建设将为IT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据悉,IBM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与超过2000个城市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智慧城市项目的合作,而正是基于这种合作得来的经验,IBM日前推出了IBM智慧城市智能运行中心解决方案。IBM软件集团行业框架销售全球副总裁Meenagi Venka表示,所有城市都是由众多系统构成的,这些系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智慧城市智能运营中心能够从整体上识别城市行为,使城市据此作出更协调、更及时的决策。2011年IBM中国将建设智慧城市的重点集中在六大领域,即安全问题、电力、医疗卫生、水资源管理、交通以及服务型政府。

中国电信尝到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甜头。根据福建省政府和中国电信签订的协议,“十二五”期间,双方将以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做大信息产业、做强信息服务能力为目标,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平台发展、完善智慧应用体系3个层面深入合作,共同推进六大领域50个智慧项目,力争用5年时间建成由10个智慧城市构成的数字福建智慧城市群。

强势不是喊出来的：强势病的药方 篇5

我进公司不足半个月，刚跑了几天夫妻老婆店，上司就安排我去接洽他本人半年里谈了数次仍不能达成合作的经销商。现在想来估计他的本意是让我这个新人去谈，死马当作活马医，反正是久谈未果，谈不成也不影响大局，谈成了是意外之喜。

临行前，上司特别交待，我们是一线明星品牌，是行业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以后合作起来才会处处主动。

确切地讲，当时这个客户只算是有合作可能的目标客户。作为当地最大的日化代理商，上司曾介绍说几乎所有一线品牌都在他手里，对方对我们风头正劲的品牌有兴趣，但没有非做不可的紧迫感。相反，如果我们不选择他，在这个县级市场，还真找不着更合适的终端型客户。

果不其然，我到客户批发门市上找到他时，他正在与宝洁的业务代表沟通什么问题，对我的到来非常冷淡，示意我等他们谈完再说。

稍后，说明来意，对方很不客气地说：“你们那位非常牛气的领导来过几次，你应该知道。你也看到像宝洁这样的国际大公司对我向来都是客客气气的，你们这个内地企业倒很不识数呀！有本事就找别家做，我想见识一下你们的能耐！”

毫无疑问，如果我当时按上司的吩咐话气上搞得很强势，估计合作一定会泡汤，因为对方很明显对我上司前几次谈判态度心存梗结，有赌气的成份，

我说：“我刚进公司，又到了一个新市场，到这里只是向老板你打个招呼，交个朋友。”

对方的态度这才有所缓和，随便就他门市上的生意扯了几句，我就告辞：“我准备在这里待上几天，把市场了解透彻，再向你请教。”

几天后，我的市场走访让我获得大量的信息，知道他经营的品牌其实都是地区百货站给予的独家分销资格，当时真正能够发展客户到县级市场的一线品牌非常之少。当初，该客户也是听说我们在邻县操作得很成功才主动联系合作事项。由于终端市场在县级市场刚刚有些发展，他的分销服务水平低，也没有专人负责，终端客户意见不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能够他带来生意转型，这是他最为看重的。

掌握这些情况后，我约了这个客户到自己所住的宾馆里交流。我考虑两点，一是在宾馆我是主人，二是在其门市易受生意干扰，不方便深度交流。

我把我了解和分析的内容，以探讨的语气和他交流，他很意外。在他的经历中可能还没有一个企业销售人员能够以坦诚的态度交流，从双赢的角度来研究市场操作；也没有一家企业的销售人员掌握到如此全面的信息，而且我给的操作方案在他看来非常先进又极为必要。

有病不是祸 篇6

还是先来看看疾病是怎么回事吧。事实上，即使是在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仍然不能给疾病下一个很精确的定义。一般人认为，头痛、发热、不舒服就是疾病。这当然没错，可不全面，只说出了疾病的一个方面。比较专业的说法是：疾病是指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病因与机体相互作用发生的生命活动障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机体对病因及其损伤发生抗损伤反应；组织细胞发生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患者出现各种症状、体征及行为的异常，患者对环境适应能力降低和劳动能力减弱乃至消失。

从上述对疾病的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生病时有三点对我们有益：一是疾病对我们的身体提出了警告，告诉我们哪儿有问题了；二是疾病乃人体维护自身健康、驱除病因的一个过程：三是疾病同时也在保护我们的身体啊。

中医学中有一个观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大意是说：如果正气足(身体健康，抵抗力强)，疾病就不能侵害我们；如果疾病侵害了我们，就说明正气虚(身体不健康，抵抗力不足)。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就要警惕了，可能有问题了，身体已经给出了信号。比如说，当有人觉得自己经常有脚拇趾疼痛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已经有高尿酸血症了；当我们发现自己身上时不时有小溃疡且不易好的时候，就要注意是不是罹患糖尿病了。你看，疾病不是祸吧，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身体健康呢!

疾病不仅仅是个表象，也是一个过程。其实说到底，我们为什么生病呢?这是我们的身体在和病因做斗争啊!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支“部队”，就是免疫系统。当病因侵害我们的身体时，这支部队就开始作战了。就好像有外敌(病因)侵入我们的国土时，解放军(免疫系统)就要同敌人作战一样。当然，在战争中难免会造成一些物质上的损害(身体出现的疾病症状)，这就是代价。如果敌人十分强大，这支部队顶不住了，这时就需要外援(治疗)了。你看，疾病不是祸吧。随时在向我们报告战斗的情况，以便我们做出决策。

还有更有趣的，疾病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悄悄地关心我们呢。比如说，当你胃疼的时候，就不能吃东西了。胃是消化食物的，不吃东西了。胃就可以休息休息了。这难道不是在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你看，疾病不是祸吧，一直都在关心你，帮助你做一些可能你不太情愿却又有益于你的事(控制口腹之欲可是件不容易的事)。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就是想说，我们应该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充分地认识疾病的积极意义，那么，无疑对于战胜疾病、保障健康是十分有利的。

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及其治理 篇7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病,治理

当前我国进入工业化加速推进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作为集经济、社会、生态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在“两化”过程中承担者重要作用。但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城市发展本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就业困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犯罪率上升等，统称之为城市病。对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治理城市病问题。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具有普遍性，只有厘清并牢牢把握其内在客观规律，才能实现有效预防和治理。

城市病是随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普遍现象

城市病不是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也不是某一经济体制下所独有的，它随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一种发展阶段性现象。尽管各国城市病表现症状不同，程度不一，但具有普遍性。总体来说，它在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特征：

1. 城市化起步阶段，即城市化水平低于30%

在这一阶段，农业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工业化发展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布局形态呈零星的点状结构，且城市系统较简单，功能较单一，总体运转正常。因此，城市病尚未显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过程发展缓慢，历时较长，容易导致城市管理者管理模式僵化、规划理念落后，为以后发展留下隐患。

2. 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即城市化水平大致在30%～50%

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也为城市工业积累了大量资本，由此推动城市化加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使城市人口剧增，规模骤大，而先前的城市功能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需求，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同时，生态环境建设滞后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至此，城市病开始显现。

3. 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即城市化水平大致在50%～70%

这一时期是城市化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它标志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城市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此时，城市系统更加复杂化，城市功能更加多样化，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城市病症状集中爆发。此时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是城市管理者囿于僵化落后的管理模式，面对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束手无策或疲于应付;二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居民消费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原来的城市基础设施、住房、环境条件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两方面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严重者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4.城市化完全实现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

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上被城市吸纳或实现了城镇就地转移，城乡发展由城乡融合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城市功能比较完善，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同时，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分散布局，相互分工，功能互补，形成以城市群为首要形态的城镇体系。此时，城市病得以康复。

城市病的内涵及主要表现

城市病一词最早发端于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迅速膨胀，出现了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环境遭到毁灭式破坏，失业严重，犯罪率上升等等。当时的经济学家哈孟德把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负面问题称为“迈达斯灾祸”。学术界关于城市病的定义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但其内涵基本比较明确。在这里，笔者将城市病界定为：城市病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因城市管理理念与手段等落后于城市发展进程，从而使城市发展突破其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而造成的一系列明显影响到市民生产与生活的负面社会问题。

从各国发展实际来看，城市病表现各异，程度不一，但有很多相似之处。总体来看，往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膨胀：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城乡人口布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拥挤。目前，上海浦西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3.7万人/平方千米，北京、广州城区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4万人/平方千米和1.3万人/平方千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城市。

交通拥堵：虽然城市道路建设发展很快，但始终赶不上机动车辆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机动车辆呈井喷式增长。同时，公共交通发展依然滞后，满足不了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另外，城市布局不尽合理，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郊区道路建设跟不上，造成工作地与居住地之间增加了交通量。

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受过去先污染后治理观念的影响，我国城市发展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片面追求GDP总量增加，不惜牺牲环境代价。因此，绝大多数城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统计，我国660多座城市中，约2/3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有接近200座严重缺水，流经城市的河流中有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大城市上空悬浮的固体颗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不但造成酸雨严重影响农业，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

另外，我国城市中还存在就业困难、住房紧张、抑郁症、青少年犯罪、流浪乞讨等问题，各种问题交织，更加大了城市病的复杂性和治理难度。

我国城市病的产生原因与治理对策

1. 我国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市发展规模失衡造成的。城市资源供给在很多方面存在刚性约束，意即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一个限度，这就客观上要求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保持一个比较适度的、稳定度动态比例关系，一旦人口膨胀和城市的盲目扩张超过这个度，就会产生负面问题。从主观方面看，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进程。一是对问题认识不足，即城市管理者追求城市规模扩张，而忽视了城市品位和内涵的提升，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观念必然会造成城市规模突破其承载能力限制;二是管理理念的落后，即城市发展缺乏具有前瞻性的、统一的科学规划，待问题出现以后各部门又相互掣肘，往往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三是管理水平的落后，科学技术进步赶不上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需要，导致管理水平落后。

2. 治理思路与对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首次超过50%，从发展规律来看，城市病将由开始显现阶段进入集中爆发阶段，因此必须将大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提高到战略高度，避免出现其他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城市病主要还是指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而总体思路应为全面治理、重在预防。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决策。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宏观背景下，城市公共产品供给要改变以往单向的政府决策为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提高决策的透明度，积极引导普通市民逐步参与社会决策，使政策的出台真正体现市民的需求，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可参考国外经验，设立簇状多用途步行生态社区，即住宅建筑式样与户型适合于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生活方式;通过营造绿色空间来隔断噪音和视线;利用天然河流与湖泊就势连缀成永久性绿化带;鼓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方式等等，从而建立一种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角落。

第二，通过科学统一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强化城市系统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发展的内涵。城市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点。因此，城市发展要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来综合评价并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通过人口、交通、环境等方面的统筹，强化城市系统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内涵。以交通为例，应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引导城市交通结构合理化。比如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应采取公交引导的土地开发政策，在大城市外围及周边地区修建新的轨道或快速公交，然后在交通沿线布置新建居住用地和新的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运用燃油税等经济手段遏制小汽车过度膨胀势头;深入开展环保型汽车研发等。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力度，并向郊区、农村腹地延伸。按照“五个统筹”的总体要求，打破城乡分治局面，加强郊区及农村腹地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农村配置，壮大县域经济，将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放出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通过有效减少农民来推广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从而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共同繁荣。

第四，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构建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城镇体系。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群是多中心结构，有利于防止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于一个超大型城市而带来的城市病，也可以有效避免城市过于分散而导致的重复建设和土地浪费。因此，城市群日益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比如美国五大湖城市群、大纽约地区、大洛杉矶地区、日本大东京地区、大阪神户地区等。我国正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城市群发展模式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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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加来.城市病的界定、规律与防治[J].中国城市经济, 2004, (2) .

大城市病不是病 篇8

一、城市病成因及其特点

城市病是指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由于大量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涨与平民窟并存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协调。

(一)城市病形成原因

城市病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1. 规模过大。

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产生城市病。一个城市有合理的规模,规模过小形成不了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规模不经济,但是城市规模过大,整个城市的管理、组织、运行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大城市容易产生城市病。

2. 空间失衡。

在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下,如果一个城市的空间布局合理,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很强,城市病产生的时间就会延后;反之,如果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规模还没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病就会提前发生。

3. 城市贫困。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各种要素成本提高,政府各种福利支出和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如果经济体没有持续的创新能力,经济收益大幅减少,支出居高不下,入不敷出,这时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会产生很多贫民窟和犯罪,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现在有很多国家的城市,如墨西哥城、巴西利亚等城市深陷城市病中,实际上是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表现出的一种形态。

4. 复合原因。各种原因组合在一起,城市规模过大、人文精神失落、城市规划失调、社会矛盾加剧等。

(二)城市病的几个特点

1. 复杂性。

城市病往往是人口、环境、交通、居住、资源各种要素不能合理配置的一种综合性表现,原因复杂。

2. 阶段性。

城市病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永远持续的,在某个时期随着要素之间的失调而产生,随着治理也许会消失。

3. 并发性。

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在我国,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农村病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对于农村不合理的制度所带来的农村发展滞后现象。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剪刀差,广大农民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有了机会就会离开农村。一方面城市人口人满为患,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另一方面优质的农村劳动力都离开农村,留守老人、失学儿童、土地荒芜、基础设施失修等农村病显现出来。

4. 可治理性。

国际上很多世界城市都经历过城市病,纽约、伦敦、洛杉矶、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莫不如此,尤其在工业革命时期。经过治理,这些城市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今天北京面临的城市病不同于墨西哥城和巴西利亚,这些城市平民窟很多,犯罪率极高,社会治安非常严重,但北京也面临着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蓝天难见、河水断流、地下水超载、地面下沉等。因此,必须下决心治理,不把难题都留给后人。

二、北京市大城市病之成因分析

北京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核心原因

北京人口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于北京城市功能过于集中,背后核心是经济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从全球来看,首都城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功能的首都,像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加拿大的渥太华等,这些首都功能单一,以行政功能为主,往往通过“首都财政”来解决城市的运行问题,本身并没有发展经济的压力。第二类是复合功能的首都,像东京、伦敦和巴黎等,这些首都是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基础上附加了首都功能,必然是行政、经济、文化、科教等各种功能集中的综合性城市。北京是复合功能首都,承担着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教育、经济等多重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过于强大。

近年来,北京常住人口增长很快,但是在人口增量中户籍人口增长只占到23.9%,外来人口增长占到76.1%。这就表明依靠原来的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已经难以解决北京的人口增长问题。

北京人口增长的原因很复杂:第一,首都独特资源优势和行政权力中心的吸引。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还比较大,因此很多经济主体在北京集聚。第二,北京教育、文化、科技资源很丰富,给人们创造了更多展示才能的机会,很多人怀抱梦想到这里圆梦。第三,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旺盛。北京有30万家政人员,但是保姆和月嫂依然难找。第四,北京与周边的发展水平落差大,这种落差越大,周边区域人口往北京集聚的动力越足。第五,住房改革滞后。从1998年底取消福利分房,整个房地产进入商品化阶段。在过去北京商品房不限购的情况下,“有钱就到北京”,一大批人到北京置业安家享受北京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这些背后依然是经济问题。可以看到,北京近十年新增的外来人口80%都实现了就业,如果北京没有提供这么多就业岗位,这些人在北京难以持久的生存下去。北京提出了首都经济,要发展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这个战略很正确,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区县和乡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规模和质量、速度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这些矛盾时,往往选择前者,所以北京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比较粗放的,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发展了很多与首都功能不相适应的产业,比如近十年外来人口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住宿餐饮、建筑这四个传统产业,占到外来就业人口的2/3,尤其是批发零售增加值年均增长17.7%,不但超过了GDP的增速,也超过了第三产业的增速。2012年北京市批发零售创业人员达到124.6万,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11.6%。

(二)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

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由单中心格局向多中心格局演变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是发展跟着规划走,而是规划跟着发展跑,单中心格局没有突破。北京平原面积是东京的三倍,GDP却只有东京的1/10。北京的空间结构不合理,综合承载力太小,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县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中心城区功能过多,城市六区平原面积占21.3%,经济产出占70%、消费占77%、服务业占80%。同时由于对特大城市发展规律认识不够,规划建设的边缘集团、卫星城距离中心城区太近,以至于成了“卧城”。2004年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2)的发展思路,但是没有抓住如何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的关键问题,中心数量过多,11个新城都要发展,还设立了8个功能区,这样将近二十个要重点发展的区域,多中心等于没中心,结果十年下来依然是单中心。东京发展是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经过多年呼吁,北京市委市政府才提出建设通州副中心发展战略。

同时,北京轨道交通体系建设滞后。对于特大型城市,交通载体主要是什么,理论界争论不一,“步行系统论”“自行车系统论”“公共汽车交通优先论”等观点仍存在。“步行系统”、自行车都不可能成为交通主要载体,北京的空间尺度太大,短距离可以,长距离依然不行。“公共汽车交通优先论”没有抓住关键,无法满足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人员的高效移动。通过研究国际大都市公共交通建设经验,巨型城市必须要发展大容量、网络化、快速化的轨道交通体系,除此之外没有第二选择。

东京与北京的区别主要有两条:一是东京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把城市形成一个网络化、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二是形成一个密集的网络化地铁系统,整个城市2300多公里轨道交通。北京这两个方面发展都滞后,城市病治理起来难度就大了。换言之,如果北京是多中心格局,地铁很密集,城市病也不会这么严重。

(三)体制机制掣肘

体制机制掣肘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国家采取中央—地方分税制,以行政单位为组织经济发展的单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市都要关注本地的经济发展。北京没有独立的首都财政,要解决这么大规模人口的城市运行和发展问题,就要发展经济,发展产业。而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集聚,人口集聚必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和环境治理,又需要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新的、更多的人口集聚,产生恶性循环。这样的体制不仅使北京市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而且已经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区县、乡镇同样都在拼命地发展经济。财税体制倒逼条件下,这种发展经济的思路使我们陷入更大困境。

另一方面,北京要改变这种状态极其艰难,就要调控北京的各种资源。但是北京的资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中央资源,包括国务院单位、中央军委单位以及国家级的大医院、大学、科研机构,北京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来调控这些资源是很难的,缺乏调控的通道和机制。另一类单位就是地方单位,虽然可以调控,但是在现有财税体制下,这种调控也很困难。区县发展经济的压力很大,动力也很足,这些发展从每个区县角度看都是合理的,但是站在全市角度看,这种发展结果就是使北京越发展越陷入城市病。

三、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思路

1.明晰城市战略定位,下决心做“减法”。解决北京功能过度集中的问题,核心是要明晰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坚决克服“舍不得”的思想,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功能要下决心“减”,通过非核心功能的疏解,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2.调控产业、提质发展。现在直接调控人口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公平公正自由的社会道义,通过调控产业,特别是把一些不适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转移出去,进而调控人口。

3.优化城市空间,重心外移。要“疏堵结合”,建议将中心城区设置为“限建区”,暂时搁置开发。不是不发展,北京中心城区与东京相比开发程度并不是太高,但是,目前看已经不具备再开发的条件,未来在轨道交通进一步完善,城市综合承载力提高后,再进行开发。目前,要集中建设城市“副中心”,使重心外移,打破单中心格局。

4.补短板,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一方面,中心城区加密,按照每500~1 000米能看到地铁口的密度把地铁路网加密;另一方面,要加快城际铁路建设。国际大都市经验表明,15公里(距离)以内核心区以地铁为主,15公里到30公里(距离)以快速铁路为主,大站停,30公里到70公里(距离)以市郊铁路为主,一站式到达。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市郊铁路都非常发达,分别达到3 650公里、3 000公里、2 031公里和1 867公里,而北京的市郊铁路只有107公里,所以要加快市郊铁路建设,把短板补起来。

5.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与周边有很大的发展落差,原因多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京津冀地区有22个国家级贫困县,230多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基本都分布在西北部山区。这些区域自然条件恶劣,承担着京津冀区域生态屏障、水源涵养等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与长三角、珠三角肥沃土地的产出效率相比。二是市场化程度较低。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很活跃,但是京津冀地区民营经济落后,即使北京有技术,很多技术成果是“导弹式转化”,越过河北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转化。三是北京自身发展阶段。北京自身面积很大,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产业还没有扩散到郊区,郊区县依然比较落后,跨越郊区直接转移到周边的河北地区难度就会更大。四是在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各地区合作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制度的瓶颈。长三角地区也是如此,据调查,上海通过“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模式将上海的产业转移到江苏,上海出项目,江苏出地,也面临着制度瓶颈,GDP核算和税收分成问题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总体上看,京津冀区域落差大,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于北京行政资源过于强大以及市场发育不充分造成的。正是因为如此,北京外来人口中155.9万是河北人,占北京外来人口的22.1%,比重最高。同时周边产业结构相对低端,处在工业化中期,主要产业是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工业,这些产业越发展,消耗资源越多,造成的污染越大。京津冀区域每年燃煤3.5亿吨,河北消耗占80%,北京占7%,天津占13%,但是雾霾扩散是不考虑行政区划的。因此,北京的“大城市病”、河北的产业转型,都要求京津冀必须协同发展。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价值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需要。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要通过在京津冀大区域内引导首都城市功能的合理配置,并发挥首都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区域转型发展,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环境困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打造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极。但是,作为中国环渤海区域乃至整个北方区域经济增长引擎的京津冀发展却相对落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把京津冀打造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参与全球竞争,形成一个具有更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国家创新战略的需要。从全球来看,创新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提出创新战略,要放大硅谷的创新效应,日本提出打造以东京、大阪等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国际战略综合特区”。我国经济粗放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否则难有国际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打造一个引领国家创新发展、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核心区域。京津冀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关村集体学习,希望中关村在中国创新发展中发挥重要引领示范作用。因此,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同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要把创新放在重要位置,要打造以创新为导向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有顶层设计

体制机制掣肘是京津冀难以协同发展的病根。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做好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1. 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

建议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任,没有这样高规格的领导机制,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好推进。在这个前提下,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推进机制,最好在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一个司具体负责推进工作。

2. 设立京津冀财税体制实验区。

在这个区域探索财税体制机制创新,比如探索成立“首都财政”,减轻首都发展的经济压力,给津冀承担更多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3. 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导基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结构调整不能依靠行政命令,要依靠市场化机制,可以设立引导基金,对于一些功能疏解和产业疏解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我们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业企业搬迁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当时的思路是把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郊区县或者外地,导致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的北京工业品牌,随着“退二进三”基本都消亡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是可行的,因为企业员工的户口、住房等都捆绑在单位。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择业自由化、住房商品化,如果不具备搬迁条件,企业的搬迁就意味着人才的流失,企业就会坍塌。首钢搬迁的成功,就在于总部留在北京,生产基地迁至河北。同样如此,如果强行命令一些企业总部、大学、医院迁过去,也会付出沉重代价,一流变三流,甚至消亡。因此,一方面要创造条件,硬条件就是加快城际铁路建设,形成便捷的快速交通通道;软条件就是消除北京与周边地区在高考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篱笆,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体化发展。这种落差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因此,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引导基金,逐步引导解决这些问题,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才会水到渠成。

(三)对河北的建议

1. 对接首都城市功能疏解,要整体谋划,重点推进。

河北对接和疏解北京城市功能,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县都能有所对接,一定要有重点,条件具备的先对接,比如现在廊坊、固安、涿州、北三县(3)这几个地方区位条件较好,可率先规划建设新一代卫星城,做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对接,为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做好准备。

2. 承接北京产业转移要强化区域差异化定位。

对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区域要进行深入研究,要根据各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进行差异化定位,明确各自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点方向,不要形成内部的恶性竞争。

3. 要严格控制要素价格的飞涨。

“城市病”成因及其治理研究综评 篇9

关键词：“城市病”,成因,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5年的56.1%,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至7.7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但毋庸回避的问题是,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在遭遇严重的“城市病”困扰。

1“城市病”成因国内外研究综评

“城市病”是国内外理论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从城市经济学、生态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立场解释了“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内部的土地稀缺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高密度,城市的外在性、街区效应和市场失灵引发了交通堵塞、污染、种族隔离及公共财政等问题(P.Mieszkowski,1987)。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 (2002)认为人类的城市设计、建设和管理活动对自然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呼吁人们在汽车城和生态城、机械城和人性城之间做出明智抉择。国际建筑协会1933年发布的《雅典宪章》将城市拥挤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归因于缺乏分区规划;1977年发布的《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指出,无计划的城市化进程和对自然资源的滥加开发,使城市环境污染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国内学者从城镇化、人口集聚、城市规划、城市规模、体制机制等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病”现象。

一是从城镇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城市病”与“过速”型城市化、“虚胀”型城市化等不恰当的城市化道路与模式有关(吴冕,2011)。陆大道和樊杰(2012)指出,虚高和冒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产业的重复建设和城镇的无序蔓延,导致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大多数城市都偏重用地规模的外延扩张,出现了“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侯永志,2013),引发“城市病”。王俊和李佐军(2014)认为城市化进程应该与工业化进程匹配,如果城市化超前将出现所谓的“鬼城”,如果城市化滞后,将出现城市过度拥挤。基于此,解决“城市病”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樊杰等,2013)、规范控制城市空间开发秩序(李国平和谭玉刚,2011)、推动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发展(陆根尧等,2011)、改变“人随地转”的城镇化模式和路径(张强,2013)、打破城市群高产出、高污染的困境(张学良、杨朝远,2014)、用“生态红线”的法治思维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秦静、周立群等,2015)等。

二是从人口集聚的角度,认为大城市吸引人口过度集聚是“城市病”的直接原因。大城市较高的经济水平、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密集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等,使其具有中小城市和农村无法比拟的优势,驱使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向大城市集聚(于涛方,2012;张强和周晓津,2014;祝尔娟,2015),印证了金凤君(2014)关于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按照“趋利”的本质特性游离在空间中的观点。其结果是特大和大城市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戚伟和刘盛和,2015),人口资源矛盾凸显。“城市病”还与特定时段人口流量过大有关,表现为缺乏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与行为有关的流动人口增长带来城市交通资源的压力(穆光宗,2012)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实施了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政策,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中小城市加快放开落户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特大城市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控制所谓低素质流动人口,难以达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叶裕民,2015)。

三是从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城市病”的症结在于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或落实不到位。胡兆量(1986)指出,出现大城市规模难以控制、人口潮汐交通等问题,原因在于我国比较侧重于行政控制手段,对于经济杠杆手段和规划手段注意不够,规划工作不健全。王格芳(2012)认为,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的建设理念导致许多城市“急功近利”,“华丽而羸弱”。秦红岭(2013)认为,不适当的城市规划会给城市生态造成人为干扰,助长城市与自然系统之间的不和谐。正是由于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以及城市规划执行不力,缺乏连续性和严肃性,不少城市难以摆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和“单中心”空间格局(赵弘,2014),一些城市甚至陷入城市增容、扩建道路与交通拥堵之间的恶性循环(刘晓星,2013)。

四是从城市规模角度,探讨“城市病”是否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必然产物。向春玲(2014)认为,城市的集聚规模越大,拥挤效应越明显,“城市病”发生的概率越大。曹建海(2014)提出,当中国城市的规模达到45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约8000人/平方公里时,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正面影响不再显现。中国人口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表现出更加严重的城市病,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埃森哲,中科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2013)。但“城市病”不能简单归咎于集聚规模和城市扩张,更不能因此否定城市化以及大城市的价值(孙久文等,2015)。肖金成(2007)指出,城市规模偏小,不仅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城市对周围腹地经济的带动作用难以发挥,而且会造成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并难以治理。王小鲁(2010)提出,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我国未来还需要成百座中小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带动(许政等,2010)。“城市病”的根源并不在“大”,而在“大而不当”(许志峰、成慧,2014)。

五是从体制机制角度,认为城市建设与组织管理相关体制机制落后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赵作权(1997)提出“不可持续发展源于管理分化”,许多政府部门管辖的社会经济活动不同程度地引发各式各样的环境问题,但相互分割、相对独立的部门管理使得环境问题难以解决。孙久文等(2006)将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征地与供地之间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作为中国“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连玉明(2016)指出,“城市病”的累积和发生,是城市的治理体系不科学的后遗症,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缺失的综合并发症。林家彬和王大伟等(2012)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管理制度、规划体制机制、上下级政府关系等角度分析,考察了中国城市病的制度成因。安虎森(2013)研究了“半城市化”现象,将其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农民工的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城市偏向的公共政策、农村土地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曹建海(2014)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既有土地制度改革落后的问题,也与顶层设计中的片面追求保增长、GDP考核机制以及地方政府约束机制缺失有关。

2“城市病”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评

国内外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理论运用到城市层面,来规避和治理“城市病”。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城市复杂系统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统筹考虑城市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环境、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体现系统性、整体性,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难分主次,可操作性不强,对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另一类是从单一视角来研究,比如生态城市侧重研究城市发展中人和环境的关系,海绵城市关注新一代雨洪管理理念和技术在城市中的运用,智慧城市关注信息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等。这些单一视角的研究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对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性,但又缺乏综合性和整体性,往往只能对“城市病”的某些方面予以治理或缓解,难以从根本上彻底治理“城市病”。因而,这两类研究的理论成果虽然丰富,但转化为政策设计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少,对治理“城市病”未能产生实质性助益。

3研究展望

当前“城市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曾经经历或仍在经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许多城市也普遍遭遇“城市病”困扰。以下问题,依然是今后理论研究的热点:“城市病”为什么会普遍化,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造成“城市病”的共性原因、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找到治理“城市病”的有效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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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病不是病 篇10

报告同时指出，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地方不断加大市政设施建设，市政设施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2011年，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到13.8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1.8平方米，城市用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7%、83.6%。

“但一些城市依然存在交通拥堵问题严重，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外来人口聚集区人居环境较差等问题。”徐绍史说。

相思是不是病 篇11

造物主总喜欢捉弄人,使一厢情愿的事经常发生。于是,就有了相思的另一种形式——单相思。然而,哪位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单相思一般都是正常的。但也有一些“单恋”过了头,结果变成了病态。

明是某高校的一位男大学生,他坚信学校里的一位女同学芳是他的情侣,根据是:“我的生日是6月19日,6是我的学号, 19是芳的学号, 6月19日是观音菩萨的生日,这充分说明我俩有前世姻缘,是观音菩萨指定的。”在这种荒谬推理下,他向芳发起了一连串的追求行动,结果可想而知。

像明的这种症状 ,称为钟情妄想。患者坚信自己正受着异性的爱,因而乐观、信心十足、意志旺盛,认为“落花有意,流水岂会无情”,于是以各种方式追求对方。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例如,在路上、商店里或公共车辆上看到有异性在笑,或者手臂被碰了一下,脚被踩了一下,被异性看了一眼,就觉得对方对他有意思。在医院里,如果医护人员对他比较关心,多问了几句话,就认为对己有意,于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接近。还有些患者在电视里看到女演员在向观众笑,就认为这位演员正爱着他,“对着他笑”就是爱的证明,甚至还会为自己辩道:“这种笑是神秘的,难以用语言表达,只有我自己才能领会。”

钟情妄想常见于精神分裂症,多因荒谬的思维推理或幻觉所致,一旦形成,很难自然恢复。即使他们的“意中人”说明已有了异性朋友,或已结了婚,或已有了孩子,甚至干脆当面说“我不爱你”,也是徒劳。患者会进一步想:“他(她)说不爱我,说明在考验我,我要表现出毅力来。”“现在说不爱我不要紧,人非草木,我要感动他(她)。”“结了婚也可以离婚”……随之而来的是变本加厉的追求行动。

晋城市儿童乳牙龋病调查分析 篇1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晋城市2所市直幼儿园4岁~6岁在园儿童共计1 799名。

1.2 方法

1.2.1 调查人员为经过流行病学调查标准培训的口腔医师。

1.2.2 使用一次性检查盒防止交叉感染。

1.2.3 采用平面口镜及探针, 在自然光下检查受检者, 记录龋 (d) 龋补 (f) 龋失 (m) 、龋失补牙数 (dmft) 及龋均。

1.2.4 随访对2所市直幼儿园4岁~6岁组儿童进行3年不间断每6个月1次涂氟及患龋情况跟踪, 同时普及口腔保健知识, 如教会正确的刷牙方法等。

2 结果

2.1 2所幼儿园儿童乳牙患龋情况见表1。

2.2 2所幼儿园儿童乳牙龋病牙位分布见表2。

3 结论

3.1 WHO将龋齿列为世界范围内需重点防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第3位。学龄前儿童易患龋, 在3岁左右患龋率上升较快, 至5岁~8岁乳牙患龋率达到高峰[1]。这个阶段是防治乳牙龋病的重要时期, 建议在幼儿园采取浅显易懂的口腔健康知识教育, 从小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十分必要的, 效果也是明显的。

3.2 乳牙龋病的牙位分布以上颌乳中切牙和下颌乳磨牙的患龋率最高, 其次是上颌乳磨牙、上颌侧切牙, 上颌乳尖牙和下颌乳尖牙最低。乳牙患龋后发展快, 自觉症状不如恒牙明显, 一般在发展成牙髓病或根尖周病才来就诊, 不仅影响咀嚼功能, 而且对恒牙及恒牙列造成一定的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到患儿的颌面部和全身的生长发育[2]。因此儿童期是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3.3 晋城市2所市直幼儿园患龋率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笔者认为原因有: (1) 近几年我们对晋城市市直幼儿园采取的儿童口腔卫生保健宣传教育、防治结合、跟踪服务等手段是有效的。 (2) 每年2次对2所市直幼儿园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并提出预防治疗指导性意见, 提倡氟化泡沫的涂布, 乳磨牙窝沟封闭等方法, 从而使幼儿龋齿患病率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并减少了儿童乳牙常规临床治疗的痛苦, 减轻了家长、幼儿害怕治疗牙病的心理、精神以及经济负担。

3.4 牙齿患龋是细菌、食物和宿主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我市的口腔健康水平和儿童口腔卫生情况较好, 但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儿童膳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食物较精细, 含弱酸的碳酸饮料的消费量大大增加, 摄糖量和频率增加, 导致容易患龋, 食物因素所引起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口腔预防保健行为起到的正面作用。因此, 加强口腔健康教育, 普及口腔健康科普知识, 培养家长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 适当用氟, 预防龋齿, 定期普查, 早发现早治疗, 开展非创伤性窝沟封闭技术, 控制龋病的发展, 提高龋病治疗率仍是我们今后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要继续巩固保持现有的成绩并不断使受益儿童人群扩大。

综上所述, 儿童的饮食习惯、刷牙习惯[3]、知识态度[4]、社会经济状况[5]、所在社区的牙科医疗条件[6]等都将影响儿童的口腔健康。因此加强对教师和家长的儿童口腔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 并对儿童龋病进行早期预防、保健、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的 了解我市儿童龋齿患病情况, 为科学制定今后儿童乳牙防龋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第2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标准, 调查晋城市2所市直幼儿园1 799人龋齿患病情况。结果 晋城市2所市直幼儿园儿童患龋均率为45%, 龋均为1.33, 龋失补牙数2 059。结论 加强对教师和家长及儿童口腔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 对学龄前儿童龋齿进行早期预防性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儿童,乳牙,龋齿,龋失补牙数

参考文献

[1]卞金有.预防口腔医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28.

[2]石四箴.儿童口腔医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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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kada M, Kawamura M, Kaihara Y, et al.Influence of parentsoral healthbehaviour on oral health status of their school children:an exploratorystudy employing a causal modelling technique[J].Int J Paediatr Dent, 2002, 12 (2) :101-108.

[5]Gibson S, Williams S.Dental caries in pre-school children:associationswith social class, tootthbrushing habit and cionsumption of sugars andsugar-containing foods.Further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National Dietand Nutrition Survey of chlidren aged 1.5 to 4.5 years[J].Caries Res, 1999, 33 (2) :1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