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精选10篇）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1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是高校教育成本由谁支付以及如何支付的问题,即高等教育成本如何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合理分担并最终实现的问题。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是美国教育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在1986年正式提出的,主要内容为高等教育成本无论在什么社会、体制和国家中,都必须由来自政府、家长、学生、纳税人、私人或社会事业捐赠、高校等主体来分担。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随着我国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国家、社会、个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学费偏高与学校经费浪费、学费上涨过快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实施的滞后等一系列弊端。我们应在坚持收益支付原则、成本—收入平衡原则、经济能力原则、公平原则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消除其负面效应,继续发挥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的确定

(一)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者

从高等教育公共产品的属性看,政府对高等教育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必须提供主要部分的经费投入。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在我国,高等教育是要贯彻政府的意志,以培养符合政府意志品质的人才作为其衡量质量的重要标准。学校不能只成为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场所,而人的品质不能简单用货币来衡量,因而高等教育不能简单地套用市场规律,政府需要通过设置一些特定课程来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这需要政府经费的投入。其次,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不仅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援及保障,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增长、民主进步、道德水平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最后,出于公平的考虑,我国目前大部分家庭收入水平还不能承受过高的学费,高等教育如果仅仅由市场提供,将会使一部分人因经济贫困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仅使这部分人无法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行公平竞争,也使整个社会因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而蒙受损失。因而这也需要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经费投入。

(二)高校自身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科研创新的主要场所,集聚了大批一流的科研人员、科学仪器和设备。高校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快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和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使其科研成果进入市场,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也是推动高等教育更好的面向经济建设,促进教育改革,改变教育观念,提高人才素质的要求。高校通过产学研合作和科研成果转化,将获得的收入投入到教学中去,用于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可以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三)受高等教育者个人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

高等教育作为混合产品,具有相当的私人产品属性,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受高等教育个人以学费和住宿费形式对高等教育成本进行部分补偿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混合产品意味着受教育者享受其服务时,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非公共性表现显著,高等教育更应收费。其次,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能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其未来的预期收益(包括个人收入、社会地位、工作环境等),这些收益都归个人所有。个人要想获得这些预期的收益,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投资。因此,受高等教育者个人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是理所当然的。

(四)用人单位也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之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提高竞争力,各用人单位都必须提高工作效率。事实证明,劳动者的教育程度高低与其劳动效率基本呈正比例变化。用人单位要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更多地使用高素质人才,用人单位理所当然的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之一。另外,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技术竞争也即是人才竞争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更多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就具有了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的优势,其研究的成果也往往对企业的技术革新起到关键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用人单位也应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形式的设计

(一)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形式

政府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形式主要为以学生人数为基数的财政拨款或基数加增长的拨款方式、基本建设的财政贴息贷款以及对贫困学生实行“奖、贷、助、补、减”的资助体系。

(二)高校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形式

高校自身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形式主要有: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完成科研任务和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从事有偿服务活动,加强与企业合作获得利益。高校从企业获得的科研经费和技术成果转让费,不仅可以用于改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环境,而且还为学校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并可以投入到教学中去,以此来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其次,高校通过开办成人学历教育、第二学历教育、各类短期培训班等,获得的收入也可以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三)个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形式

个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形式主要是缴纳学费和住宿费,但是学费和住宿费的缴纳标准,必须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地方政府的具体实际情况,依据物价部门核算出的“生均办学成本”确定合理的标准。

(四)企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形式

企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形式为:交纳教育费附加;设立奖助学金或直接向学校提供各种资助和捐赠;直接举办学校或在高校对本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对教育机构的研究或培训支付费用等。

三、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一)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资金筹措的渠道来看,政府拨款仍然是主体。基于当前我国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总量偏少这一现状,要切实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促使财政体制真正完全履行公共财政的职能是根本。地方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省份,应当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分担高校办学成本的比重。目前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加,政府更应该也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办教育。更何况,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并不是单纯的投入,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能为国家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又直接推动科技进步,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经济的更快增长,又能进一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的融资渠道

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的融资渠道,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扶持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利用高校的科技优势为企业提供服务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税收制度,提供企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进行捐赠,从而增加高校的捐赠收入。

(三)营造“成本分担理论”的良好的环境

“成本分担理论”在我国之所以得到高度的认同,并在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得以体现并大力推行,与其说是为公平,不如说是为效率——它是减缓财政压力并提高高校运行效率的一条出路。但另一方面,实行成本补偿政策对富裕阶层的高等教育行为没有多大影响,而低收入阶层却不能不考虑较高的学费负担,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求学行为,进一步降低低收入阶层子女的入学率,这不可避免地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要想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实践操作上必须辅以针对贫困学生的优惠贷款制度和其他学生资助项目。贯彻、完善、落实“奖、助、勤、贷、减免学费”宏观政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极大社会成本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系统工程。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发展阶段,居民富裕程度未大幅改善之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成本补偿政策推行的现实基础应着重于高校办学成本的管理上——核准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有利于补偿标准的科学合理确定,而降低学生培养成本有利于扩大补偿的可能性区间。这些政策可以营造出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在高等教育中推行“成本分担理论”。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2

（一）准公共产品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于1954年创立了公共产品理论。它根据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将全部社会产品和服务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1]学前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这是因为：一方面，学前教育在幼儿的早期发展中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为幼儿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学前教育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另一方面，学前教育还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增加社会财富，从这一方面看学前教育又具有较强的公有性。因此，学前教育是一种集合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种属性的准公共产品，所以学前教育的成本理应由政府、个人和社会共同承担。

（二）成本分担理论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于1986年提出成本分担理论。该理论的价值基础是：教育是有投资、有收益的活动，能满足多个主体的需要，其收益人包括国家、受教育者个人、纳税人、企业、家庭、学校。[2]根据受益人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教育的成本必须由这些主体共同分担。美国通过对幼儿园的研究指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贫困幼儿1美元的学前教育投入在他们40岁时可获得17.07美元的回报，其中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4.17美元，社会获得的收益是12.9美元。[3]社会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因此根据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学前教育成本。

二、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家庭所承担的学前教育成本比重过高

从1996年～2004学前教育收费和居民收入的关系显示：在1999年，我国学前教育平均学费水平超过了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在2002年达到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0％。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达到了55％（见图1）。[4]高昂的学费不仅加重了幼儿家庭的经济负担，从长远来看，也抑制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

（二）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上严重不足

政府财政支持幼儿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在一些欧洲发达国家采用国家财政投入支持免费的幼儿教育，另一些国家则采用国家支付和家庭补偿的方法，但是父母支付的费用一般不多于幼儿教育成本的30%。[5]为了明确各方的支出比例，有些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保障，如挪威政府规定公办幼儿园成本分担的比例为：州政府补助36.2%，地方政府补助27.9%，父母付费和其他资金来源占35.9%；规定私立托幼教育成本分担比例为：州政府补助39.3%，地方政府补助8.2%，父母付费和其他资金来源占52.5%。[6]此外，发达国家还加大学前教育在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发布的《全球幼儿教育和保育报告》显示大多数欧洲国家幼儿保育和教育经费占其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已超过10%。[7]反观我国，近些年幼儿教育经费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例一直在1%左右，在如此少的教育经费下，要想实现普及学前教育和教育公平的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不合理导致学前儿童入园率偏低

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不合理性，使得我国的学前儿童的入园率偏低，2007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只有44.6％，根本无法与小学阶段99.27％的净入学率和初中阶段97％的毛入学率相比。高昂的学费可能会使一些家庭无力承担，支付不起学费的家庭只能让自己的孩子赋闲在家。同时由于幼儿园收费高，小学又免费了，许多家长开始让孩子提前上小学，这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三、加大学前教育投入的经济学理论根据和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因此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部分。[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于2000年在分析高瞻佩里中心、芝加哥亲子中心幼儿园等研究的基础上，对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做了专门、深入的论述，[9-10]提出如下观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幼儿时期，对幼儿投入1美元所产生的效益比在幼儿期之后投入1美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而且对年龄越小的幼儿投入越多，所获得的收益越大，教育投入的收益率与幼儿的年龄成反比。（如图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学前教育的投入，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要想促进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进而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需要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投入。

四、对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建议

（一）提高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我国目前有1.3亿6岁以下儿童，占世界同龄儿童的1/5，我国幼儿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据统计：2003年OECD国家幼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1%～0.9%不等，而我国幼儿教育经费的投入仅占GDP的0.06%（见表格）；我国幼儿人均支出少得可怜，2003年统计数据显示：OECD国家幼儿教育支出人均1000～6000美元不等，而我国同年的幼儿教育支出仅有238元。[11]同OECD国家相比，我国幼儿教育经费支出中家庭占的比重远高于绝大多数OECD国家，反观OECD国家，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幼儿教育经费。有鉴于此，我们要加大政府在幼儿教育经费中的投入比重。

（二）建立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财政拨款体制

我国地域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因此要促进我国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建立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财政拨款体制。实际上，这种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模式在美国早已出现，2001年美国各级政府对0-5岁幼儿的保育和教育投入共为200-275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大约承担了60%，州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40%。[12]虽然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国情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拨款机制。如中央首先要对全国的学前教育投入有一个总体的预算，确定学前教育的最低投入标准，明确规定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比例，地方政府在满足中央确定的最低投入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确定本地区的投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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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法律保障机制

为了保障学前教育经费能得到可靠的落实，必须为学前教育的经费立法。我国在学前教育立法方面虽然出台了《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等，但是这些文件主要是围绕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办园体制改革和加强幼儿园指导方面的，而对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经费投入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美国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如80年代的《提前开始法》、《家庭援助法》，90年代的《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法》、《全美儿童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有明确的规定。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在学前教育事业中加强学前教育的立法，特别是学前教育经费立法。

（四）注重消除地区差距，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实施财政性补偿投入

为了保证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性补偿投入。据统计，2007年全国城镇学前3年毛入园率为55.6%，农村为35.6%，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城乡差距比2006年增加了2.96个百分点，比2005年增加了3.81个百分点。中西部22个省（市、自治区）27284个乡镇中，半数左右没有乡镇中心幼儿园。[13]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国家必须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加大必要的财政性补偿，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教育的公平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善恶性，也基本上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学前教育的投入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投入会产生明显的效益。因此，我国应坚定不移地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以确保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并将产生巨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高教探索，2000（4）

[2] Johnstone，D．B．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ost Sha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4，23（4）：403

[3]SCHWEINHARTL.The 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study through age 40:Summary conclusions an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B/OL].(2006-03-22)[2009-05-05].http://www.plan 4 preschool. org/documents/perry 40.pdf.

[4]闵维方，王蓉.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冯晓霞，蔡迎旗，严冷.世界幼教事业发展趋势：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研究，2007，（5）

[6]蔡迎旗，冯晓霞.论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重构.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2）

[7]毛建国．终止幼儿园乱收费须有制度设计.经济参考报，2008-08-29

[8]冯晓霞，蔡迎旗，严冷.世界幼教事业发展趋势：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研究，2007，（5）

[9]蔡迎旗，冯晓霞.论中国幼儿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重构.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2）

[10]朱宗顺.教育公平应从重视学前教育开始.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2）

[11]蔡迎旗. 幼儿教育财政投入与政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36

[12]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Preschool for All:Investing in a Productive and Just Society,A Statement by the Research and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EB/OL].(2002-03-05)[2009-05-05].http//www.eric.ed.govericdocs/date/ericdos2sp1/content-storage-01/0000019b/80/19/d4/13.pdf.

[13]苏婷，高伟山.明确思路与机制，把发展学前教育重点放在农村.中国教育报，2009-02-29

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初探 篇3

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最近三年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学前教育公共支出占学前教育总支出的比例均在80%以上。瑞典、荷兰、比利时、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英国、芬兰等欧洲八国三年学前教育公共支出占学前教育总支出的比例均达到90%以上,私人支出比例不足10%。这些国家政府对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较高,幼儿家庭对学前教育私人负担很低,显示出了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及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保障水平较高。西班牙、丹麦、墨西哥等国学前教育公共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达到80%以上。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学前教育公共支出比例稳定在70%-80%以内。日本、韩国学前教育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比例大致相当,公共支出比例略低于私人支出比例。

具体到各个国家,其对学前教育投入和分担方式也有差异。法国早在1881年通过的《费里法案》中宣布国民教育三原则为“免费”、“义务”、“世俗化”。法国政府将国内幼教机构改称母育学校,将其纳入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基本确立了法国学前教育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政府继续把发展学前教育看成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开发人力资源、加强科技竞争以及增强国力的重要要素之一,予以了高度重视。从1981年开始法国学前教育实现免费入学,鼓励家长送子女入托。法国2-5岁幼儿的入学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50%增加到90年代初的84%;进入90年代后,3岁幼儿入学率超过98%。

英国的学前教育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国家负责制定幼教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度,地方负责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学校负责日常事务的具体操作。英国学前教育的经费来源大体有以下途径:一是地方教育当局。英国中央政府拨款至地方教育当局,由地方教育当局按不同机构儿童的人数和年龄,拨给相应的款项,其规律一般为:人数越多,资金越多,资金随儿童年龄递增而增长。二是社区中心。当局经费的3.7%来自社区中心的各项服务,如卖货、举办各种联谊会、生日庆祝会等收入。三是各种募捐活动。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使得关心教育的人士慷慨解囊,但其所占比例较小。四是家长捐款。

德国把学前教育列入学校教育系统的时间较晚,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后,受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德国日益重视幼儿教育。1970年,联邦教育审议会公布的《教育结构计划》中要求: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将其列入学校教育系统,3-6岁的幼儿被纳入教育体系的基础部分,属于初等教育范围,其中5-6岁的幼儿教育被列入义务教育。政府财政投资方面,德国的教育投资并不比其他国家少,但偏重于大学和中学。因此虽然德国学前教育生均支出水平较高,但与英、法等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公共财政负担比例较低。

美国由于地方分权,国内不同地区的政策各异。目前,全美共有46个州施行了学前1年的义务教育;其他各州也有形式各异的学前教育资助政策;还设立了由美联邦政府投资、面向全美、所有保教费用全免的“提前开端”项目,以满足全美约30%的贫困幼儿的保教需要。

二、对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建议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大多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由国家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财政投入比例,保证财政经费投入的落实,同时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教育资源,推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出台新的法律规章,规范财政投入比例和收费标准。颁布法律规章规范财政投入和收费标准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防止各级政府随意削减对学前教育的财政开支、挪用学前教育资金,以及学前教育机构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发生。当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财政投入和主要经费来源缺乏清晰的规定,对幼儿教师的身份、待遇、医疗保险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外,现有一些学前教育收费标准严重滞后。以北京市幼儿园收费标准为例,大多公办幼儿园现行收费标准主要是1997年制定的保育费收费标准,以级类为依据差别收取,其中一级一类三岁以下收费标准200元生/月,三岁以上收费标准150元生/月,其余级类依次递减。十年来,北京市人均家庭总收入已由1997年的8 741.7元上升到了2007年24 576元,增长近3倍,但公办园的收费标准却维持了不变,导致当前许多公办幼儿园为了维持运营年年上涨“赞助费”或者以“兴趣班”等其他形式向幼儿提供服务另外单独收费以弥补保育费收费的不足。因此,我国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科学制定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学前教育政策,以规范财政投入比例、经费来源以及收费标准。同时,加大监管检查力度,保证财政经费投入到位、使用途径符合规定。

(二)有区别、分阶段地逐步增加财政投入额度和扩大财政投入范围。在我国现行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中,国家几乎把所有对学前教育公共投资的责任交由地方负责,政府投入到学前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县、乡(镇)、村等基层收入,而由中央和省市级的财政负担的数额相对较少,经济发达、财政实力强的地区学前教育资源丰富,而经济不发达、财政实力弱的地方学前教育资源比较紧张。另外,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将有限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偏向了城市,而农村尤其是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其学前教育迄今为止仍基本停留在空白阶段。由于经费分配的失衡,致使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更加举步维艰。

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政府充足的财政经费投入是学前教育发展最强有力的保证,也是实现学前教育经费良好配置的基础。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除幼儿家长缴费负担外,政府都应是学前教育资金的重要来源,社会资金只能作为补充。针对我国各地区学前教育发展不均、平均入园率较低的现状,政府需要设立中央学前教育专项经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投入学前教育经费,优先把财政资金投入到学前教育工作开展的比较薄弱的农村、乡镇等地区,帮助其建立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保障办园营运资金,提高我国经济落后地区幼儿的入学率,以维持全国范围内学前教育的公平。此外,应该分阶段、逐步地增加财政投入额度和扩大财政投入范围。根据国际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欠发达并且人口众多,因此可以借鉴日韩模式,即对学前教育支出由政府和个人各支付一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可逐步提高政府承担的比例。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4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教育投入

从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着力完成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三大任务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是职业教育的黄金发展期，重点则是发展中等职业教育，2007年中职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量的与日俱增越来越迫切需要合理的成本分担来解决自身的经费困难，从而保证培养人才的质量，进而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这一前提下，笔者对完善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担拟提出如下建议：

一、促进税费改革，保证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比例一直未能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本世纪末达4%目标，这个目标是经过验证的，以我国现在的国力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为什么迟迟未能实现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太低，而财政收入是财政性教育拨款的主要来源。我国的教育财政拨款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低，甚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太低，导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偏低。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举措在于“税费改革”。目前，我国存在很多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管理的不规范的收费，政府很难控制和管理这部分收入，而这部分收入与财政收入的比例至少为1:1。这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只有实行费改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进而确保政府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

二、积极建立多渠道投资体制，合理分担中职教育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因此要增加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就必须走政府为主、校企合作、内部挖潜和鼓励民营资本积极参与的路子，构建多渠道的中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1.加大政府经费投入，确保中职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政府对职业教育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是各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观察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经费模式，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政府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如澳大利亚来自于政府的职教经费占职业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50%，美国约为75%，而与我国同处亚洲的韩国也占到了50%以上。政府财政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反过来职业教育的极大发展又促进了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要建立起“政府主导型”职教投资模式，加强政府财政投入主渠道作用，增加财政性教育投资，改变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上总体不足的状况。

2.创造条件吸引投资，加快民办中职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工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公立学校必须通过收取学费来补偿一部分成本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两种办法，一是制定学费标准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二是在政府确实没有能力扩大公立学校系统的规模时，积极扶持私立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在我国需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而政府又不太可能大幅提高对其投入的背景下，创造条件吸引社会和私人资本，加快民办中职发展，不失为一条增加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途径。

3.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社会捐资办学

尽管从1986年教育部就开始陆续颁布关于职业教育经费问题的文件，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捐赠制度并没有建立。所以虽然国家反复颁布政策和法律来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对职业教育进行捐赠，我国职业教育的捐赠收入还是远远低于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在完善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方面，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对社会捐赠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如政府对社会捐赠的个人和企业减免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允许企业、个人投入学校的建设资金税前列支等。所以，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立法来规范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捐赠行为，充分发挥社会捐赠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4.完善学费收缴制度，合理进行个人分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费权也是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权力，作为非义务教育，受教育者要交纳一定的学费。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学生家庭、社会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按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外部性依次减弱，那么政府的补贴也应该依次减弱，即各级教育的私人成本分担要逐渐加强。由此推断，政府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应介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不宜高于初等教育，也不宜低于高等教育。所以在中等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担中，私人分担的部分即学费最高不该高于高等教育学费的25%标准，建议控制在年生均教育成本的20%以内。另外，也可以在不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给学校以最大的自主权，以优质优价为原则，兼顾个人家庭承受能力，改革现有收费制度。

5.支持学校进行创收，适当分担教育成本

中等职业学校的优势是人员集中、知识智力资源雄厚，充分发挥职业学校这些资源优势和作用，通过为社会、为学生提供有偿服务培训服务、科研服务、后勤社会化服务，可以增加收入。中职学校还可以通过兴办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校办产业，赚取利润，积累资金。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教育更好地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促进教育改革，改变教育观念，提高人才素质，加快产学研三结合和科研成果转化，获取教育经费的有力措施。产学研结合一方面有力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学校有了一定的产业收入，部分分担了学生的成本，使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培养经费，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有效地促进了学校专业特色建设，使学生有了实践实训基地，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益。

三、关怀中职贫困学生，完善学生资助体系

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并没有如高等教育一样形成一整套由“奖、贷、助、补、减”组成的完整的资助体系。鉴于此，笔者建议一要加大国家对中职学生的奖学金力度，这样既可以减轻贫困学生的经济负担，又可以促进中职学生的学习热情；二要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贷款制度。将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实行的助学贷款政策扩展到中等职业教育中去，尤其是扩展到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中去。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学生资助体系，这样不仅可以转移农村劳动力，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而且还可以满足社会及经济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也能够有利于教育自身结构的调整。

四、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为中职成本分担提供法律保障

尽管我国在年通过的《职业教育法》第四章“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中，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于国家、政府、企业及个人这几个经费来源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该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所以要制定和严格执行教育投入法律法规，尽快制定《教育投入法》，通过立法，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等公益性事业的投入力度。完善公共教育预算管理，规定中等职业教育经费预算的项目、标准，并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确保中等职业教育经费落实到位。我国要依法治国也要“依法治教”，使教育也从“人治”走向“法治”，通过立法来保证对教育的经费投入，唯有如此，教育才会避免受到个人因素的干扰，使教育真正依其自身规律得以健康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既有实施成本分担的必然性，也有实施成本分担的可行性，并且正在逐步实施成本分担。同时成本分担的实施将更加有利于教育公平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可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由此可以增加大众的入学机会，使得更多的适龄青年可以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春生 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陈 彤 楼世洲:我国职业教育经费筹措的多元化渠道[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

[3]王善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8.

[4]黄日强:德国职业教育经费大主要来源[J].职业与成人教育,2006.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5

高等教育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为国人素质全面提高提供软硬件支持, 为改革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劲的推动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经费保障, 其来源主要由财政拨款、学校自筹、社会捐赠、学费收入等几部分组成。随着国际教育环境的变化, 政府越来越希望得到准确的成本信息, 以便根据成本分担原则确定财政拨款;同时学费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高等教育学费收费标准明确、合理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生均教育成本分析的必要性。

二、生均教育成本的定义及组成

(一) 生均教育成本的定义

生均教育成本指年度或学制期内, 每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消耗额。考察教育内部经济效益的指标可用下式计算:

(二) 生均教育成本的组成

从广义上讲, 高校生均教育成本不仅应当包括高校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还应当包括学生在求学期间所发生的食宿费、教材费等由其个人和家庭负担的各种费用以及学校由于办学而失去的其他投资回报、学生由于求学而失去的就业回报。2005年6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布了《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 将高校教育培养成本分解为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四部分构成1。尽管《办法》中指出了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方法, 但是由于高校财务制度改革刚起步, 固定资产折旧并没有普遍实行, 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不予涉及, 另外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很难衡量, 因此也不在本文中阐述。我们设想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对生均教育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本文的论述中会加入经济因素。

三、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体系的研究和应用现状

“教育成本”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而出现的。美国当代著名教育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创立了著名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2。该理论认为, “高等教育成本应当从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转向至少部分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 他们交学费补偿部分教学成本, 或支付使用费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费和膳食费。”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能够基本达成共识, 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 应由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自1989年, 原国家教委、国家物价局和财政部联合颁布文件《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即在成本分担理论的影响与指导下, 开始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1997年, 有关制度进一步完善, 并在全国统一推行, 高等教育开始全面收费, 改变了长期以来全部由政府实施拨款的局面。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缓解了国家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大发展所需的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事业发展中稳定的经费来源之一, 增加了高等教育的投入, 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使更多的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此理论发挥的重大作用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开始, 国内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大大增加, 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财政拨款在高校资金筹措机制中逐步失去了原有的核心地位, 而学杂费收入在高校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很多高校的基本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 银行贷款构成继财政拨款、学费后的第三大经费筹措渠道;个人、企业、社会捐助等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加。

四、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模型建立

基于目前高等教育成本组成及各组成部分比例的诸多变化, 建立模型探讨影响生均成本的主要因素。

(一) 生均成本模型建立与分析修正

本文建立模型的基本假设是, 一段时期内高校教育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 高校财务核算方法不发生重大变化, 全年学生数以年末学生数代替, 同一时期或同一地区的生均成本基本一致, 且可以用简单平均法计算。

模型一:生均教育经费组成因素时间序列模型3首先假设模型如下:

其中Y1表示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 Q1表示高校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W1表示高校生均学杂费支出, E1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R1表示居民消费水平, T1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β1、β2、β3、β4、β5表示待估计的参数。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如下模型:

从上述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R2值为0.993443, 调整的R2值为0.990922, 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 但是在t检验与P检验当中多个参数并不能通过,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参数设定过多, 另一方面可能是参数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

结合这两种猜想, 对原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判断与修正。用综合统计检验法即可看出在上一步模型检验中F-statistic=393.9525, C、R、T的t值都很小, 具有多重共线性可能;再用简单相关系数检验法, 对原模型进行OLS, 在Eviews中做Correlation检验, 得到简单相关系数矩阵, r2te>R2, r2re>R2, 具有严重多重共线性。从各指标的经济意义也可看出, 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高度相关性, 所以只留下因素E用以解释经济发展状况。

经过修正后的模型:

Y1=2523.3645116+0.972071618219*Q+2.34957841977*W-0.332554963926*E

t-Statistic= (1.736444) (27.51573) (14.41885) (-6.267080)

Prob.= (0.1030) (0.0000) (0.0000) (0.0000)

R-squared=0.992414 Adjusted R-squared=0.990897Durbin-Watson stat=2.1564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依然很好, 而且各因素显著, 无自相关。高校生均教育投入与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生均学杂费支出正相关, 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相关;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均成本累加约0.97个单位, 学杂费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均成本累加约2.35个单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均成本减少约0.33个单位。说明随着财政和个人投入地提高生均教育成本会增加, 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均教育成本会下降。

模型二:生均教育经费组成因素截面数据模型4

首先通过模型一的推导过程, 我们总结出上表所提供的数据中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消费价格总指数等具有多重共线性可能, 对其进行共线性检验, 原假设为真, 所以设模型如下:

Y2=c+β1*Q2+β2*W2+β3*E2

其中Y2表示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 Q2表示高校生均教育人员支出, 包括教职工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离退休费、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住房补贴和其他支出;W2表示高校生均教育公用支出, 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取暖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劳务费、招待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其它公用支出, E2表示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β1、β2、β3表示待估计的参数。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如下模型:

Y2=0.104546287697+1.03094411414*Q2+1.09440525357*W2-0.0675525952295*E2

t-Statistic= (1.949044) (16.92519) (28.38676) (-2.138524)

Prob.= (0.0617) (0.0000) (0.0000) (0.0417)

R-squared=0.998734 Adjusted R-squared=0.998593Durbin-Watson stat=1.777199

从上述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R2值以及调整的R2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 三因素均通过了t检验与P检验, 而参数间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已经尽量排除, 各因素显著, 无自相关。高校生均教育投入与生均教育人员支出、生均教育公用支出正相关,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负相关;生均教育人员支出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均成本累加约1.03个单位, 生均教育公用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均成本累加约1.09个单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 生均成本减少约0.07个单位。说明随着人员支出、公用支出投入地提高生均教育成本会增加, 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均教育成本会下降。

(二) 生均成本因素分析

上面两个模型分别以时间、地区做统计, 选取相关因素做回归分析,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均教育成本与财政投入、学校日常开支、学生缴费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用于教育领域的投入都会带来生均成本的增加, 而经济发展会使生均成本下降。所以要想降低生均教育成本可行的办法就是继续保持并加大财政投入, 减少不必要的财政、事业支出, 降低受教育者所负担学费, 拓宽自筹经费渠道或者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五、为建立科学合理的生均教育成本体系提出几点建议

(一) 保持并加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教育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教育投入必须以财政投入为主, 因此政府须严格履行其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与责任主体的义务, 尽快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切实保证财政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投入持续并稳定增长, 合理制定与生均培养成本和地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校财政投入标准, 明确财政在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 减少不必要的财政、事业支出

企业的规模与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高等学校亦不例外。过小的规模会影响教育投入效益的发挥, 然而盲目扩大规模, 不但不能形成效益, 反而影响教学质量。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确定适度的办学规模。各高校应该减少盲目兴建新校区, 以及不合理的党政、教辅、后勤等的部门配置, 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确定适度规模, 减少由财政负担的不必要的开支, 降低生均培养成本。

(三) 加强学费管理, 减轻受教育者负担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 生均教育成本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 得出结论, 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标准的一个基点就是既要成本分担, 又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程度、居民生活水平, 使大多数家庭有支付能力并且有支付意愿。因此, 制定一个与地区人均GDP即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学费收取方案, 是十分科学而合理的;既可以保证稳定获取办学经费, 同时还可以避免因学费过高造成大学失学和教育不公。

(四) 拓宽自筹经费渠道, 提高社会资金参与度

高校在筹措办学经费中, 除强调政府主导地位外, 适度引入非政府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各高校也需要发挥各自的优势, 广辟各种经费来源:或可加大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以高校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获取企业对学校办学经费的支持;或可为社会提供相关服务, 比如培训服务、科技查询服务、评审服务、咨询服务等来获取社会对办学经费的支持。政府可以制定相关鼓励政策或规定逐步提高社会资金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参与度, 使高等教育所需资金与其社会作用和地位真正相匹配, 有效发挥其正外部性。

六、结论

事实证明,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中, 生均成本的测算及成本分担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 目前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与受教育者自身承担教育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 时刻考验着广大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负担能力。所以, 如何使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状况更为合理, 协调好各分担主体之间的义务和关系, 对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生均成本体系更加合理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的重要依据。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依据成本分担理论, 由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共同分担, 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高校逐步扩招, 成本分担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本文通过对生均教育成本的各影响因素建立实证分析模型, 计算并比较得出生均教育成本体系各因素影响力权重, 据此建议政府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同时提高社会资金参与度, 拓宽自筹经费渠道, 降低生均成本。

关键词：高等教育,生均,成本分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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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鲁斯·D.约翰斯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M].纽约: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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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国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基于准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5]王善迈.论高等教育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0 (06) .

[6]葛劲松.高等教育实行成本收费改革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 2001 (03) .

[7]董欢.高等教育学费定价应以标准生均成本为基础.财会月刊[J], 2011 (10) .

[8]陈爱萍.对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及分担问题的探讨.会计之友[J], 2012 (05) .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6

关键词：农村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约

现代社会, 教育已经成为促进个体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于提高人口的素质、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起重要作用。随着高等教育日益普及, 城乡高等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 农村高等教育的增长情况并没有随着整个高等教育的扩招而迅速扩大, 而江西是个农业大省, 农村高等教育的普及情况直接关系到江西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我国农村高等教育的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精英教育时期和大众化教育时期。1999年之前的精英教育时期, 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为工农服务, 农村和城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不明显。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高校扩招的重大决策, 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教育时期。

1、我国农村高等教育的现状分析

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 本文分别找出了各个时期的城乡高等教育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 并根据表中数据制作相关的图表进一步说明高等教育覆盖比例的变化情况 (见表1、图1) 。

从表1可发现, 自1999年以来, 城乡高等教育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中农村高等教育的平均覆盖比例为0.74%, 平均增长率为0.09%, 城镇高等教育的平均覆盖比例为11.17%, 平均增长率为0.54%。另外, 由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 十年间, 城乡高等教育的覆盖比例基本是稳步上升的, 只在2006年城镇高等教育覆盖比例有所下降, 这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全面启动给农村和城镇都带来了很大进步, 使得全国高等教育覆盖比例大大增加。但也应看到, 同时期城乡高等教育平均覆盖比例的比值为15.09, 平均增长率的比值为6, 可见在全国高等教育日益迈向大众化阶段的情况下, 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远远落后于城镇。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2000—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2、我国农村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 农村高等教育却未能得到相应提高, 城乡高等教育差距反而不断拉大, 通过表2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这主要是由其成本分担格局造成的。

对比同时期的高校收费情况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可以看出:一个大学生一年仅学费项就要超过一个农村居民一年的收入。在2001年学费猛涨之后, 全国平均有72.54%的农村居民户支付不起当年的高等教育学费和生活费。此外, 杨开明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卡尔逊提出的按居民收入的定价模型 (P=10%FS+10%SS, 其中P为学费, FS为中等偏下家庭年收入, SS为受教育者或居民未来的年收入) , 计算出我国高等学校的年学费应该为4200元, 而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实际收费标准为4500—6000元 (不包括住宿费) 。

由此, 可以得出结论, 现阶段我国高校收费普遍偏高, 甚至完全超过了一个农村居民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这对于我国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江西农村高等教育的分析

江西作为中部农业及人口大省, 其农村高等教育普及率却大大低于全国水平, 这无疑会阻碍江西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崛起。因此, 对江西省农村高等教育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1、江西农村高等教育的现状分析

“十五”期间江西省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跃性发展,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逐年增长, 但财政投入增长的速度大大低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 生均财政投入在逐年降低, 而与此同时, 个人承担的学杂费处于逐年上升态势, 平均增长率为12%。从表1中江西省高等教育的覆盖比例可以看出, 江西的受教育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特别是农村的受教育程度, 1999年江西农村高校教育的覆盖比率仅为0.2%, 2008年仅上升为1%。

2、江西农村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分析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可划分为学生个人及学生家长、高校和社会。而江西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主要体现为学生个人及政府, 高校分担比例实则很小, 具体分担情况如下。

(1) 学生个人及家长分担部分。按照现行的收费标准, 可将江西省农村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对高等教育学费的承受能力进行对比, 进而分析江西农村学生及其家长对高校教育成本的分担情况。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在1999年到2004年期间, 学费占江西农村家庭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当时江西农村家庭对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较弱, 但2004年到2007年, 学费占江西农村家庭收入的比例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说明江西农村家庭对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有所好转, 但从数据上看, 高校学费还是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农村家庭还是难以承担高校的教育负担。且2007年江西学费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与全国情况一样, 处于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2006—2008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 高校分担部分。通过整理数据发现:高校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较少, 而社会及学生个人分担的部分较多, 尤其是学生个人分担部分, 占所有经费来源的一半以上, 而社会分担部分也占到了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 高校分担部分非常少。具体情况见图2。

(3) 社会分担部分。社会分担部分包括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社会人士两个分担主体。第一, 政府。在我国现行的高校会计制度下, 高等教育支出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集中反映, 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政府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状况。从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分析可以看出, 江西省公共财政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没有超出过总成本的三分之一。而对比国内外其他各省情况来看, 这个比例可以说是还不够的, 我国政府还应该加大对农村高等教育的投入。第二, 企事业单位、社会人士。从图2可以看出, 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占江西整个高校经费来源的比例非常小, 基本上是在1%—2%之间波动, 形成了江西政府与个人作为两大基本主体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格局。我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似乎对高校进行捐资助学的意识很淡薄, 但国外恰恰相反。如:美国公立大学1999—2000年财政年度捐赠和基金收入超过5%, 私立大学超过14%。其私人捐赠在高校经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

三、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成本分担机制在江西乃至全国的运用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分担主体的实际分担比例不科学。

针对该结论, 本文提出了如下的对策:第一, 对学生及家长收取有差别的学费。具体可以通过资助和奖励两种形式实现差别收费。第二, 高校自身努力拓宽经费渠道。如可通过自身科研技术部分地对外营业获取额外收入。第三, 政府实施有效政策并优化政府投入。主要是适当减缓学费增长幅度并加大奖学金的投放。第四, 优化社会基金投入。对个人捐赠, 不仅不需要纳税, 反而在他的资本源中免去资本增值税, 通过政策上的优惠来促进捐赠。

参考文献

[1]钟莉、刘少雪:改善农村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J].复旦教育论坛, 2006 (6) .

[2]甘国华、姚林香: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实证分析[J].江西教育科研, 2006 (12) .

[3]崔荣芳、杨海平:湖南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实证研究[J].价格月刊, 2010 (5) .

[4]郭书君: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J].辽宁教育研究, 2005 (10) .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7

一、学前教育及其成本分担的理论基础

学前教育是由家长及幼师利用各种方法、实物为开发学前儿童的智力, 使他们更加聪明, 有系统、有计划而且科学地对他们的大脑进行各种刺激, 使大脑各部位的功能逐渐完善而进行的教育。一方面, 学前教育能够有力地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爱心责任感等人格品质的发展, 并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重要实际, 对于提高儿童的整体学能水平和质量, 促进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为我国未来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 它体现了社会受益的原则。另一方面, 接受良好学前教育的儿童能够比未受过或受过较差学前教育的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 开阔视野, 启发学习意识, 开发个人潜能, 从而更有利于个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 而良好的学前教育资源目前属于稀缺资源, 需要受益者买单。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又具备了个人收益的特性。

1954年,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创立了公共产品理论。根据产品和服务是否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将社会产品和服务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其中, 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 而私人产品刚好相反。从这个角度来讲, 学前教育是一种兼具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特点的准公共产品。因此, 基于公共性, 学前教育成本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从私人性来说, 根据“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 教育是投资, 其受益者包含国家, 受教育者个人, 企业、家庭以及学校等等, 同时根据利益的获得原则, 国家和受教育者个人应成为学前教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见, 根据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学前教育应当形成政府、受教育者个人以及社会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模式。我国目前集政府财政补贴、幼儿学费和社会捐资助学三者于一体的学前教育成本补偿机制也符合了这一模式。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学前教育成本发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成本在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分配问题上, 这也是制约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因素分析

在学前教育过程中, 为开展教学及其他活动, 必然要发生人、财、物的耗费, 这些耗费的货币表现归集到一定的培养对象上, 为该对象的培养成本, 即学前教育成本。而这些成本主要由政府、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承担。从理论上分析, 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宏观和微观等因素。

(一) 宏观因素

1. 教育体制。

目前, 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层次偏低, 其最高层次仅处于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第四层次, 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则有全国性的法律, 《学前教育法》的缺失使得学前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发展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按照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 学前教育的发展是“以公办为示范, 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其幼儿园的结构上。我国学前机构按性质可分为三类:政府机关、教育部门办园, 即公办园;企事业单位办园;社会力量办园, 即民办园。2010年, 我国在册幼儿园数量为133722所, 其中, 公办27449所 (占20.53%) , 企事业单位幼儿园18432所 (占13.78%) , 剩余的全为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为我国学前教育的主要提供者, 财政上却得不到任何支持。长期以来, 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 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我国的学前教育经费一直只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 而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3%以上, 法国和丹麦则分别达到11.1%和10.6%。同时财政性学前经费分配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倾斜性, 即对重点幼儿园进行主要资助, 对于一般公办幼儿园进行部分补贴, 对民办幼儿园则采取自负盈亏。学前教育成本的严重投入不足, 是大量“天价幼儿园”存在的根本原因, 也使得大部分成本转嫁给受教育者个人。

2. 办学机制。

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近十年来, 我国学前教育呈多元化办学态势, 但由于许多地方民办幼儿园批管分离。民办园注册审批权不在教育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又没有执法权, 导致其对学前教育的管理职能缺位。一方面, 部分学前教育机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不正确, 办园行为不规范, 出现简单搬用小学课程、教材内容与教学方式, 强调知识技能灌输, 减少游戏活动和户外活动等“小学化”现象。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对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没有统一的管理方法, 而民办幼儿园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 为了提高其收益, 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办学项目, 如“兴趣班”、“实验班”、“蒙氏教育班”等来收取高额的学费, 超越了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也是“入园贵”问题的核心根源。

3. 区域经济。

学前教育成本除了受国家财政分配体制影响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更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学前教育机构的地理位置不同,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当地政府、社会团体乃至公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同, 使得其教育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学前教育对其寂静发展的重要性, 加大了其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 比如我国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北京市顺义区等部分地区, 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所占的比例达到8%左右。另一方面, 某些地区长期以来受经济水平落后和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不合理的影响, 幼儿教育经费不足现象非常突出。比如2004、2005年, 广西幼儿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1.644亿、1.99亿, 占其教育经费比例仅为1.05%、1.90%。

4. 通货膨胀。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 学前教育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经常性成本两大类。固定成本包括房屋建筑折旧、其他基础建设折旧以及大型教学设备折旧等等。经常性成本则包括公用成本和人员成本。其中公用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日常公务开支及教学业务上的开支, 人员成本是传授知识所需的或劳动报酬, 即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等。一方面, 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与良好管理, 通货膨胀直接导致学校必需品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 为了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与学校声誉, 保证教师流动性的降低, 学校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留住教师, 而通胀迫使教师对其收入的提高有一定的要求。根据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 2006年北京市公办园生均成本为8828元/人, 2007年其成本增加到10388元/人, 到了2008年该数据提高到11349元/人。

(二) 微观因素

1. 管理水平。

一所幼儿园要获得持续发展, 就不能默守陈规, 领导集体必须善于学习、愿意接受新事物、勤于思考, 有理性的思考和前瞻的目光, 坚持科学、正确的办园方向, 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学前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工作, 但其与经济领域的管理如出一辙。高效的管理能够提高学校的经营效率, 降低其运行成本。反之低效的管理则会降低其办学效率, 增加教育成本。因此, 幼儿园的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行政工作能否科学实现、部门的整体协调水平是否达到最高、硬件设施是否得到充分的利用, 其最终都体现在其所实现的投入产出比中。

2. 办学规模。

一般来讲, 学校产生规模经济的源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一是劳动性经济, 比如师资力量是否得到充分利用。二是技术性经济, 即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幼儿园的管理工作中。通过建立资源管理系统和网络监控系统, 突破传统上的“以人管人, 以人管物”的观念, 实现其对资源的有机统整, 改变传统方式中教学资源低效利用的现状, 也降低了教育成本。三是管理性经济, 如学校管理队伍的专业化与职能充分发挥, 代理成本下降, 管理效率提高等。四是金融性经济。如示范性幼儿园不仅能够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投入, 而且也能够得到更多社会资助的资金。

3. 教育服务。

目前, 我国学前教育一半以上的服务机构为民办幼儿园, 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 其办学成本全部由受教育者承担。作为学前教育服务的购买者的家长对学前教育要求越来越高。不仅有对幼儿园等级和教育质量方面有要求, 对教育环境设施也有较高的要求, 如新建或扩建的教学场所、教学设备以及为儿童提供游戏和服务设施等, 同时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屡屡发生, 家长对幼儿园的饮食和卫生环境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为了满足受广大家长的要求, 就需不断装修教学场所, 配备较好的服务设施。随着这些硬件的更新与软件的升级, 资金投入加大, 从而导致教育成本不断增加。

根据学前教育的基本情况, 对以上2个一级指标设置了9个二级指标, 43个三级指标来分析影响学前教育成本的因素, 具体如表1所示。

三、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一)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 简称AHP,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正式提出。它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 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在深入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上, 将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若干层次, 同一层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或对上层因素有影响, 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到下层因素的作用。最上层为目标层, 通常只有1个因素, 最下层通常为方案或对象层, 中间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层次, 通常为准则或指标层。第二, 构造成对比较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 对于从属于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 用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较阵, 直到最下层, 如表2所示。第三, 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 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 特征向量即为权向量:若不通过, 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第四, 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计算最下层对目标的组合权向量, 并根据公式做组合一致性检验, 若检验通过, 则可按照组合权向量表示的结果进行决策, 否则需要重新考虑模型或重新构造那些一致性比率较大的成对比较阵。

(二) 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对教育局相关人员, 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相关人员的调查与咨询, 对宏观因素关于微观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经整理与汇总, 得到了层次的判断矩阵, 如表3所示。

根据计算, 所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为:

最大特征跟为:λmax=9.8430,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检验结果为:C R=C I A/RIA=0.1054/1.4500=0.0727<0.10

即上述给出的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

(三) 结果分析

上述实例中的层次单排序的结果解决了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动因分析中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重要性程度的次序确定问题。上述层次分析结果对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提供了以下信息与启示:第一, 在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中, 宏观因素相对于微观因素作用更大一些, 这与社会普遍认为的学前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学前教育成本应该由国家来分担的出发点是基本一致的;第二, 层次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学前教育成本的不是管理水平、办学规模、教育服务等结构性因素, 而是教育体制、办学机制以及区域经济等, 也就是说影响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不在教育因素, 而在行政因素;第三, 在明确了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战略因素以后, 要降低学前教育成本, 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 改革教育机制, 发展区域经济, 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成本的投入。

摘要：学前教育在我国素质教育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实施学前教育成本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对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现状以及理论基础的论述为出发点, 分析了影响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宏观和微观因素, 结合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状况, 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其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 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学前教育,成本,宏观因素,微观因素

参考文献

[1]王红, 沈慧洁, 王彬.对广州市幼儿园教育成本及收费制度改革的调查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03 (5) .

[2]马佳宏, 王琴.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研究[J].教育导刊 (下半月) .2010 (3) .

[3]周剑.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职教育成本影响因素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 (2) .

[4]王琴.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研究述评[J].教育导刊 (下半月) .2010 (11) .

[5]刘伟, 李丽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初探[J].商业会计.2010 (6) .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8

从学校办学主体看,日本的大学可分为国立、公立、私立三类。国立大学是指中央政府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公立大学是指地方政府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1)私立大学是指由学校法人依法设立的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校。2011年4月止,日本共有607所大学设有研究生教育(国立大学86所,公立大学72所,私立大学449所),学生主要集中在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只占4%左右。日本传统研究生教育分为硕士课程(标准年限2年)、博士课程(标准年限3年)和“专门职业硕士课程”(2)。2010年,在校研究生数共计263,989人,分别为:博士课程73,565人,硕士课程167,043人,专门职业课程23,381人。

一、研究生教育收费

国立大学不考虑其所在的地区和学科专业,均采用由政府设定的统一学费标准,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收费相同。根据2007年文部科学省颁发的《关于国立大学学费及其他费用条例》,研究生入学考试费标准是3万日元,入学时交纳入学金28.2万日元,每年学费53.58万日元;法科大学院和专门职业研究生每年学费80.4万日元。国立法人化改革以后,为了提高各国立大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文部科学省赋予各国立大学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各国立大学可以在文部科学省每年公布的“学费标准额”的20%幅度内上浮,大学有权全部或者部分免除因经济困难或其他不可抗拒原因交费困难学生的学费、入学金和寄宿费。[3]近年来,国立大学学费呈现上升的趋势。

公立大学研究生收费标准由所在地议会决定,本地学生学费较外地学生便宜,专业学科之间的学费也存在差异。私立大学的学费设定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但根据修订的《私立学校法》,私立大学必须公开财务报表,必须对学费标准设定原因做出明确的说明。1970年开始,政府为了缩小国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学费差异,控制私立大学学费价格上扬现象,开始实施私立大学财政补贴,但现实是一旦国立大学学费提高,私立大学也随之提高。从理念上来说,国立大学收费标准的设定必须斟酌人才培养、实现机会均等大学使命和社会、个人等受益者负担之间的平衡,而私立大学收费标准更多地考虑的是教学成本、招生状况、学生素质和学校经营等因素。

二、研究生教育财政拨款

(一)日常运转经费、特别经费补贴

日本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不同程度地得到各级财政支持,但财政支持的方式和财政资金来源不同(参阅表1)。对国立大学实行的是国家财政为主体的“运营费交付金制度”;对公立大学实行的是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经常费补助金”为辅的财政制度;对私立大学通过“私学助成事业”进行财政补贴。

1.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财政支持体制。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之后,国家财政通过“运营费交付金”制度弥补国立大学收入不足部分,目前运营费交付金占整个国立大学经费来源的51%左右。在“运营费交付金”管理制度下,学费收入、附属医院收入等成为国立大学的自筹资金。文部科学省核定各法人的日常运作所需经费,把最终核定额扣除各法人的自筹资金后的差额,即“运营费交付金”一次性交付各大学法人,其中捐赠和一些委托项目不影响“运营费交付金”的计算。“运营费交付金”划分为“标准运行费交付金”、“特定运营费交付金”和“附属医院运营费交付金”,以下对这三种交付金分别做简要说明。[4]

注:日本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包括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地方交付税对资金的用途没有具体的规定和限制,相当于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国库支出金是针对特定的用途,由国库向地方支付的财政资金,相当于我国专项转移支付。

(1)标准运营费交付金:根据各国立大学的教职员工、在校学生数等核定定额指标,采用统一的核算基准,对一般管理费用、教育研究费用、附属学校教育研究费用、教育基础设施费用进行平等配置。所算的总额乘以相应系数,减去学费和入学金收入,即标准运营费交付金。(1)其目的是保障各国立大学日常教学研究活动的正常运转。

(2)特定运营费交付金:根据各国立大学的规模、所在地区以及职能等不同特点,对各大学的教育研究经费、附属学校教育研究经费、医疗经费、附属学校教育基础设施经费、特别教育研究经费采用不同的核算基准。所算的总额乘以相关系数,减去其他收入,即特定运营费交付金。其目的是充分调动各大学努力开拓自主财源、提高自筹资金收入。

(3)附属医院运营交付金:各大学附属医院的一般医疗费用、债务偿还费用和特殊费用减去收入,即为附属医院运营交付金。其目的是保障国立大学的附属医院运转。

应该指出的是,运营费交付金计算是以2003年的各国立大学的收入和支出为基数,每年以效率化系数(1%)和改善经营系数(2%)递减。而2003年以前各国立大学财政是以研究生院教师经费为主,研究生教育经费和本科生教育经费区分并不非常清晰。[5]

2.公立大学研究生教育财政支持体制。地方公立大学作为地方公共事业单位,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和《地方财政法》中“地方政府和地方机关事务所需要经费由地方政府负担”的规定,公立大学收入与支出缺口经费由地方政府负担。但为了消除不同地区公立大学间的差距,中央财政通过地方交付金的形式对地方公立大学进行补助,在会计处理上,公立大学是地方公共团体整体预算、决算的科目之一,少部分公立大学法人化,采取“地方运营费交付金”的形式得到地方财政支持。以2008年为例,地方交付税拨付金额相当于公立大学日常经费总额的约2%,地方财政支出占62%,其他为学校自筹收入。[6](1)

3.私立大学研究生教育财政支持体制。随着私立大学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地位的提升,1975年政府颁布了《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国家财政主要通过经常费资助制度向私立大学提供财政补贴。从2002年开始,文部科学省设立了“推动研究生教育高度化的特别经费”这一专项经费,直接向私立大学研究生教育进行财政补助。根据2007年文部科学省修正的《私立大学经常费补助金配分基准》,“推动研究生教育高度化的特别经费”包括研究生院加强重点经费、TA(助教)、RA(助研)经费、特定研究生支援经费、法科大学院支援经费。目前中央财政对私立大学财政特别补助的比例已经接近35%,日常经费补贴12%左右,保障了私立大学平稳发展。

一般补助的基本计算方法是教职员数和学生数乘以大学各系统所定的人均经费标准,将此合计额乘以调整系数(从200%到0),得到最终补助金额数。调整率根据不同研究生院特点内容有所差异,主要包括校学生人数、教师数、学位授予率、教师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文章发表、国际会议、专利等各项指标;在专门职业研究生院,调整率还包括在职学生比例、有事务经验教师比例数,实地调查等指标等。

(二)竞争性科技经费

在有关研究生教育支援事业中,最突出的当属2005年启动的“‘有魅力的研究生教育’创举”计划。2007年称为“研究生教育改革支援计划”,2009年被更名为“有组织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推进计划”。为了实施此事业,文部科学省每年拨付不少于30亿日元的财政经费,对各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进行立项研究,每项平均资助5,000万日元,最高不超过1亿日元。

日本政府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21世纪COE(Center of Excellence,卓越研究基地)计划”,也是促进研究生院研究力的一个重要项目。这个项目面向所有研究生培养单位,重点支持高水平教学与研究的开展。日本政府最初的改革计划是将约占日本全部大学5%、排名前30所的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改为“21世纪COE计划”后,取消了学校数量限定,而转向以学科方向为重点的基地评审,并突出了“新领域”、“独特性”和“世界领先性”的评审标准,专门设立了“交叉学科及新领域”学科群。对经评审确立的研究基地,进行开放式运作和动态管理,由国家提供重点财政资助,“重点支持在大学的各学术领域内形成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以提高研究水平,培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创造性人才,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凸显个性色彩的大学建设”。[7]

三、研究生资助

日本学生资助模式主要是通过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进行助学贷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育英会的“育英奖学金”。“育英奖学金”是将奖、贷两种政策的优点结合起来,向学业优秀、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无息或低息的助学贷款。每年的奖贷有三种资金来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财政融资;三是从借贷者处回收的贷款。

除此之外,近年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大学加大自身对学术型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经济支持力度,让有优秀资质和能力较高的学生能够在进入博士阶段时不必过度担心经济负担(具体内容参阅表2)。根据2007年《纲要》,各研究生院必须向博士研究生提供助教和助研的岗位和机会,不断强化学校对研究生的经济补助,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质量,使他们能够潜心向学。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助教和助研活动顺利开展的资金,并对于各研究生院实行的奖学金、学费减免等助学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每年由文部科学省公布调查结果,以此来促使各研究生院不断补充完善对研究生进行支持的各类经济支持制度。以2008年为例,国立大学助教占在籍学生比率平均达到32.7%,公立大学占22.3%,私立大学占27%;国立大学助研比率为7.2%,公立大学为2.3%,私立大学为2.2%。雇用助教、助研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财政性经费拨款。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吸引优秀留学生,各学校对留学生实行特别奖学金、学费减免、住房补贴、自行车购买补贴,日元升值汇率补贴等一系列措施。

注: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网站「各大学院における大学院教育振興施策要綱に関する取組の調査結果について(平成20年度)」。竞争性资金:中央财政竞争性专项转移支付、委托性收入。基础经费: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和私学助成金。

四、启示

1. 强调研究生教育机构、大学的财政自主权。

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解除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的僵化管理,扩大了高校在组织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自主权。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国立大学已经不是政府的所有物,而是由国立大学法人直接拥有其资产所有权,这一关系的转变为大学今后自主经营资产或借贷活动提供了可能。

2. 研究生教育重点化:

延续了以教师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2004以后的“运营费交付金”是以2003年的收支决算为基数计算的,而2003年以前的预算标准是以教师研究经费为主。1991年,以东京大学为首,教师的归属由学部转移到研究生院,而且校内教育经费按研究生院进行分配,如此一来,研究生院成为实体,标志着大学把工作重点从本科教育转向研究生教育。此次“运营费交付金”改革并没有根本触动各国立大学支出的财政标准,而是延续了以教师为主的财政投入机制。

3. 逐步减少日常性财政经费拨款,加大竞争性科技经费投入。

在国立大学“运营费交付金”计算公式中,通过采用“效率性系数”和“经营改善系数”逐步减少国家财政对国立大学的日常性经费拨款。但另一方面,加大以提升大学院研究力为目标的大型竞争性科技经费投入,促进高校间的竞争、增加高校的科研能力,有代表性的两个项目是2002年开始实施的“21世纪COE计划”和2009年开始的“有组织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推进计划”。

4. 大学加大自身对学生资助力度,吸引优秀留学生、鼓励学生的研究活动。

与传统以学生支援机构为主的资助项目不同,2007年《纲要》要求各大学加大对研究生的资助,并在每年由文部科学省公布调查结果,因而各研究生院学生资助金全部上升。其资助的方向主要为:一是通过学术奖励费、课题资助费、论文发表版面费、参加学术会议差旅费等资助鼓励研究生(以博士生为主)的研究活动;二是通过实行奖学金、减免学费、补贴房租,日元汇率升值补贴、自行车购买补助等针对留学生的资助方式吸引优秀留学生;三是通过学费减免、利息补贴和慰问金的方式资助家庭困难者继续求学。

5. 公平与效率:

财政在国、公、私立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职责。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保障了各类大学的教育公平。2004年法人化改革之前,中央财政对国立大学的财政拨款无学校、无地域、无学科差异。地方公立大学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中央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地区间的差异。1975年开始,对私立大学研究生教育“尽可能在1/2范围内提供财政资助”,保障了私立学校的教学条件平稳上升、缩小了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的差距。

日本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几乎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国家,通过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20世纪70年代就做到了人均财政支出在各地完全均等化。但极度公平之后常常伴随着效率的缺失,随着日本整个经济社会、人口结构等的变化,这个矛盾日益突出,1993年开始的风起云涌的财政分权改革与2004年的国立大学法人化财政体制改革,都体现了公平之后的效率追求。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審議会.「新時代の大学院教育-国際的に魅力ある大学院教育の構築に向けて-答申.」[EB/OL].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05090501.htm.2011-06-28.

[2]文部科学省.「大学院教育振興施策要綱.」[EB/OL].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18/03/06032916/001.htm.2011-06-28.

[3]文部科学省.「国立大学等の授業料その他の費用に関する省令.」[EB/OL].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6/H16F20001000016.html.2011-06-28.

[4]国立大学法人評価委員会.「国立大学法人運営費交付金算定ルールの概要.」[EB/OL].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kokuritu/gijiroku/04021701/003.htm.2011-06-28.

[5]阿曽沼明裕.「国立大学ファンディング-1990年代以降の変化の位置づけ-」国立大学財務.経営センター研究部編『国立大学财务.経営センター研究報告』第11号.

[6]文部科学省.「公立大学の財政.」[EB/OL].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kouritsu/detail/1284531.html.2011-06-28.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9

我和妻子于１９９３年离婚，当时法院判５岁的孩子随他母亲生活，我每月承担３５０元抚养费。这些年来我一直按时支付孩子的抚育费，相安无事。今年，孩子参加中考，虽然成绩不佳，但上一个公办普通高中是不成问题的。为让孩子上省级重点高中，前妻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交了２万元择校费，事后要求我分担一半。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根本没有这个承担能力，而且我每月给的费用中已包括孩子的教育费，所以不同意分担这笔择校费。对此前妻很恼火，说要作为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到法院起诉我。请问，一旦闹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对方的主张吗？

项言清

项言清朋友：

《婚姻法》第３７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应当指出，这里讲的是“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你们离婚时法院确定的抚育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这笔费用在一段时间内已基本满足了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学习的需要。当然，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会相应增加，原来法院确定的抚育费可能已经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因此《婚姻法》规定孩子在必要时可以要求父或母增加抚育费，但提出的要求应合理、适当。

由于法律规定父母只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教育费，所以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一般会掌握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必要原则 即该笔开销必须是子女成长中必要的、不能缺少的。如给子女增加抚育费，既要考虑到孩子的实际需要，也要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支付能力。

成本分担高等教育 篇10

2015 年10 月,国务院印发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0 年, 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离不开经费的支持。 19 世纪后半期,查尔斯·埃利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在回答约翰·洛克菲勒关于“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的问题时说,需要“5000万美金和200 年”。 事实证明建设一流大学经费是必不可少的支撑,但不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如20 世纪初, 芝加哥大学用略多于5000 万美金的资金, 历时20 多年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

《方案》明确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按照平稳有序、逐步推进原则,合理调整高校学费标准,进一步健全成本分担机制。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

首先,D.B.约翰·斯通(D.B. John Stone)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为发展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 《方案》中强调进一步健全成本分担机制,并明确提出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拓展筹资渠道。 在财政经费日益紧张,学费标准压力提升的情况下,大学的社会捐赠资金无疑成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经费问题的突破口。 目前我国大学的捐赠基金总量达到250亿元,但和美国相比,还不足其百分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数量的增加,大学基金是实现追赶世界一流的最佳发力点。

其次, 从一流大学发展的自主权与独立性来看,《方案》强调,完善管理方式,进一步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 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动力和活力。 而捐赠基金相对于财政经费来源的差异性, 使得大学更易于支配和管理,对于增强财务自主性和大学的独立性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美国的大学捐赠基金发展贡献突出,历史长久,数据详实,有着丰富的经验供我国借鉴。

二、美国大学经费来源、基金投资与大学发展

1. 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的规模。 美国全国学院与大学财政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美国注册的大学捐赠基金共854 家, 市场价值达5220.39 亿美元, 平均6.15 亿美元。 整体来看,1~5 亿美元的有275 家,占比32.2%,分布数量最多。10 亿以上的有92 家,100 亿美元以上的有6 家,分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按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大学排名,这些大学都是在全美排名前十(德克萨斯大学系统是由多家大学的基金总量构成, 奥斯汀分校排名在50名左右),堪称美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全国学院与大学财政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数据计算所得。

2.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在大学收入中的贡献。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在大学财政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详见表2。 在耶鲁大学的财政经费中,捐赠基金所占的比重一度达到45.9%[1]。 在美国非营利性私立大学中,捐赠基金是学校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捐赠基金及其投资收益一般维持在学校收入的1/3(2008—2009 年遭遇经济危机的特殊年份有所例外);较高的时候达到40%以上。 可以说,美国大学的捐赠收入及其投资收益对非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美国公立大学,捐赠基金也占学校经费来源的10%左右。 充足的经费促进了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大学财政的独立性,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也为学校发展的代际公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与大学互动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为了进一步挖掘大学捐赠基金发展与建设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854 所美国大学进行了抽样调查,抽取91 所大学作为样本(1),制定研究假设、研究变量,以此进行捐赠基金与一流大学的指标相关性分析、 捐赠基金与学校特性及外部因素的关系分析、大学捐赠基金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分析。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相关数据所得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9/tables/dt09_355.asp,2015-07-10。

(一)研究假设

假设1: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与大学的排名紧密相关,一流大学的捐赠基金总量高于普通大学。

假设2:代表一流大学建设的主要指标:学生质量、师资力量和研究能力,与大学捐赠基金发展呈正相关,大学捐赠基金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升大学的生源、师资以及科研能力。

假设3: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大学的地理位置,对大学基金的发展带来不同影响。 经济水平发达,位于城市的大学,会为大学捐赠带来丰厚的资源和便利条件。

假设4:大学自身特征,包括学校类型(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层次(有无博士学位授予权),也会对捐赠带来不同影响。私立大学对于捐赠基金的重视程度更高,大学基金的发展更优异;大学层次越高,越有益于大学获得更多捐赠。

假设5: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管理情况与大学基金的发展息息相关。 大学基金开展积极的投资运作,投资收益率越高,越有利于基金总量增加。

(二)研究变量

1. 依赖变量。 (1)JZC-大学基金市场价值,按照各大学在美国全国学院与大学财政官协会公布的数据为准。 (2)PJZC-生均大学基金市场价值,用大学市场价值与学生数量之比来表示。

2.影响变量。(1)ZMD-大学的知名度,即是否为一流大学,选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用排名前30名的大学代表一流大学,此指标为虚拟变量,一流大学取值为1,其他大学取值为0。(2)SSB-反映师资力量的指标,以生师比表示。(3)XXZL-学生质量,以各大学的录取率为衡量标准,录取率越低,表示学生质量越好。(4)YJNL-研究能力,以研究生所占比例表示。(5)GDP-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此变量选用的虚拟变量的形式,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前50%的地区取值为1,后50%的取值为0。PGDP-各地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此变量选用的虚拟变量的形式,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前10名的地区取值为1,其他的取值为0。(6)DXLX-大学类型,此指标为虚拟变量,私立大学取值为1,公立大学取值为0。(7)XXCC-大学层次,以是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来表示,此指标为虚拟变量,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取值为1,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取值为0。(8)DLQY-大学的地理区域,此指标为虚拟变量,大学位于城市取值为1,位于城镇和农村取值为0。(9)TZSYL-大学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三)数据基本特征

参与分析的样本中,大学基金市场价值最大值为358.84 亿美元, 最小值为271.2 万美元, 平均值为23.99 亿美元;生均基金市场价值最大值为259.59 万美元, 最小值为1285.91 美元, 平均值为20.43 万美元。在校生平均数量为10459 人;生师比平均值为13∶1;代表生源质量的录取率分布范围从5%~99%,平均值为59%。 (见表3)

(四)捐赠基金与一流大学的指标相关性分析

1. 捐赠基金与一流大学整体排名分析。 按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将排名前30 名的大学定义为美国一流大学,所选样本中,一流大学12 所。 通过方差检验发现,知名度较高的一流大学的捐赠基金总量和生均捐赠基金均高于非一流大学,检验p值为0.000,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见图2)具体来看, 一流大学的平均捐赠基金为134.9 亿美元;而其他大学为7.15 亿美元, 前者是后者的18.87 倍。生均捐赠基金上, 一流大学的平均值为81.25 万美元;其他大学为11.19 万美元,前者是后者的7.26 倍。

2. 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指标 ———学生质量、 师资力量、研究能力与捐赠基金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中捐赠基金、学生质量、师资力量、研究能力分别为数值型变量, 选择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变量间的关系检验。 从捐赠基金总量来看:(1)捐赠基金市场价值与研究能力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61;(2)捐赠基金市场价值与生师比成负相关(生师比为逆向指标),相关系数为-0.228; (3)捐赠基金市场价值与录取率成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24。 以上系数指标均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

从生均捐赠基金来看:(1)捐赠基金生均市场价值与研究能力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85;(2)捐赠基金生均市场价值与生师比(逆指标)成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417; (3)捐赠基金生均市场价值与录取率(逆指标)成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43。 以上相关系数指标均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 即无论是基金总量还是生均数量与大学实力的三项主要指标都呈现积极的相互影响。 研究能力越强,生源质量越好,师资力量越强的大学,大学的基金总量和生均捐赠基金数量越多。大学基金总量和生均捐赠基金越充足,越能提升大学的生源、师资以及科研能力。(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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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捐赠基金与学校特性及外部因素的关系分析

研究中,区域经济,地理位置,学校类型,学校层次等变量设定为品质型的虚拟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如下:

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学的捐赠基金总规模和生均捐赠基金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35 和0.00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来看,捐赠基金总量上,区域人均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捐赠均值为41.1 亿美元,欠发达地区捐赠均值为12.8 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2 倍。 生均捐赠基金上,区域人均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捐赠均值为34.71 万美元,欠发达地区捐赠均值为11.09 万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1 倍。 (见图3)

2. 大学类型。 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生均捐赠基金存在显著差异,检验p值为0.045。 由图4 可以显示,私立大学的生均捐赠基金高于公立大学,且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私立大学生的生均捐赠255.94 万,公立大学为5.18 万,前者为后者的4.9 倍。

3. 学校层次。 博士学位授予权作为大学研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与不具备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在捐赠基金平均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检验p值为0.004,前者均值为39.79亿美元,后者为1.96 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20 倍,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 (见图4)

4. 地理位置。 美国大学数量庞大, 分布区域广泛,检验大学分布地理区域对捐赠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分布在城市的大学与分布城镇和农村的大学相比,检验p值为0.159 其所获得的捐赠基金差异并不显著。 (见表5)

(六)大学捐赠基金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分析

将大学捐赠基金按照资产数量进行排序,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大学捐赠基金的规模与1 年,3 年,5 年,10 年的投资收益率均呈现正相关,与10 年投资收益率的相关性最强,达到0.88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短期来看,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大学捐赠基金的规模与基金的长期投资收益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捐赠基金更注重长期价值投资,有利于大学捐赠基金的永续发展。 (见表6、表7)

(七)主要分析结论

假设1 得到验证:大学捐赠基金规模与大学的排名紧密相关,一所大学的名望和声誉可提升大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激发公众对学校的认可和信任,一流大学更易于发展捐赠基金。

假设2 得到验证: 代表一流大学建设的主要指标:学生质量、师资力量和研究能力,与大学捐赠基金发展呈正相关,大学捐赠基金的发展,有利于建设一流大学的三项主要能力。

假设3 部分验证:不同区域经济水平、经济因素是影响大学捐赠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临近的捐赠能力, 经济越发达,捐赠能力越强。 大学的地理特征没有得到验证,大学位于城市、城镇或者农村,对捐赠带来的差异并不显著。

假设4 得到验证:大学自身特征,包括学校类型,大学的层次,也会对捐赠带来不同影响。在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经费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私立大学的经费构成中捐赠基金的规模与比例显著高于公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相对于一般本科院校,获得了更多的捐赠基金。

假设5 得到验证:大学捐赠基金投资管理情况与大学基金发展息息相关。大学基金开展积极的投资运作,长期投资收益率越高,越有利于基金总量增加。

四、关于我国“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建议

1. 大学捐赠基金是建设 “双一流” 的重要突破口。美国一流大学的捐赠基金规模遥遥领先于普通大学, 大学捐赠基金对大学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 在财政经费有限、学费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大学捐赠基金将成为大学经费筹措的重要突破口。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捐赠基金在10 亿以上的3 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43.8 亿元、北京大学34.7 亿元、浙江大学13.7 亿元。我国重点大学基金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和美国的一流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亟待提高捐赠基金的意识和行动。

2. 大学捐赠基金是实现 “双一流”建设基本任务的助推器。研究表明,大学捐赠基金与学生质量,师资力量及大学的研究能力都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因此,我国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大学捐赠基金,增强办学经费的灵活性,为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造能力;用奖教金等形式吸引优秀师资力量,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团队;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鼓励科研创新和科研成果培育,提升高水平大学科学研究能力。 大学捐赠基金将成为实现“双一流”的重要推动力量。

3. 根据不同的大学类型和层次, 逐步分级发展大学基金。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在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办学层次之间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加强捐赠基金的筹措与管理,作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领头军。美国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平均规模领先于公立大学,这也为我国民办大学在经费筹措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4. 根据大学区域经济环境的差异,鼓励 “先富带动后富”。不同的区域经济环境,也对捐赠基金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区域经济越发达,捐赠基金的规模越大。 因此我国大学捐赠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应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充分利用当地社会资源与校友资源,优先发展,逐步实现全国大学基金的共同发展。

5. 大学捐赠基金在发展中应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美国的大学基金长期投资收益率对基金的规模有着积极的影响,美国非营利性私利大学的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占学校总收入的比重达20%。 在我国,大学基金投资意识淡薄,基金规模小,缺乏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才,对于投资风险非常谨慎。 资产管理与投资对于大学基金会完成其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大学应提升投资意识,拟定投资章程,聘请专业投资人员,在注重风险的同时积极开展投资理财,实现大学基金的保值与增值,推进大学基金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大学捐赠基金是社会成本分担的一个突破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数量的增加,大学基金是实现追赶世界一流的最佳发力点。以美国大学基金的发展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美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大学基金进行分析,寻找美国一流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社会成本分担,美国大学捐赠基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