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治理理论

自主治理理论（共10篇）

自主治理理论 篇1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1)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2)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1)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2)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 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

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 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

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 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

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1)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 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

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责任编辑李可

参考文献

[1]James M.Buchanan,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Economica,New Series,Vol.32,No.125(.Feb,1965):1-14.

[2]Hardin.Garrett.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3]Quiggin.John.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nomics the 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XXII,No.4(Dec,1988):1071-1087.

[4]Swaney.James.A Common property,reciprocity,and community[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4,No.2(June,1990):451-462.

[5]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12.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67-173.

[7]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27-35.

[8]李建.农村公共品三维复合属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治理理论与我国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篇2

关键词：治理理论；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3-03

引言

随着环境危机和风险的扩大，环境治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任务。我国的环境治理始于1978年，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治理力度逐渐增强，但我国的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环境治理的好坏与其面临的治理格局密切相关，环境治理格局直接决定着治理主体的相互关系和行为。当前我国政府单一行政的治理格局，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有限。怎样重构环境治理格局，提升环境治理效率，直接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治理理论：环境治理格局重构的理论框架

治理理论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问题出现不可治理性，导致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而兴起的一种理论[1]。随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对于“治理”的界定有多种说法，“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但学术界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治理可用四个关键词加以概括：多元、互动、协调、合作，治理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多元主体之间为了实现其目标而进行的上下互动、协调合作的过程[1]。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社会管理主体多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志愿组织、企业等社会主体同样可以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2]。政府在当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功能，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全能政府。政府应致力于自身改革，集中力量“掌舵”，而不是“划桨”。另外，治理理论还提出了“元治理”概念，认为充当元治理的角色是政府，政府在社会管理网络中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规范协调其他社会组织行为的重任[1]。三是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存性[1]。治理理论认为，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与其他组织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管理体系。在这个管理体系中，各主体独立运作又相互依存，通过沟通与合作，形成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管理、共同承担责任。

治理理论为我们分析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畴。结合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探讨社会事务的多元治理模式，为公共治理开辟新的途径。

二、多元主体：环境治理格局转变趋向

（一）当前“政府单一行政”环境治理的弊端

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格局是政府的行政单中心治理。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主体单一性，政府资源有限，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显得能力不足[3]。同时，长期以来，政府都是依靠行政手段来治理环境，方式过于单一，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在这种环境治理格局下，中央政府具有对环境治理的绝对统辖权，通过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统性环境法令和从环境治理效果出发来制约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不足。

政府与企业基于经济利益的合谋现象在环境治理中十分突出。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晋升刺激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他们发展经济的常规手段通常是将“污染权”赋予一些企业，通过企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的经济提升[4]。

由于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在环境侵权发生后或存在环境风险时，公众的利益集结与表达往往无法及时获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公众环境维权极易演化为大规模社会事件[4]。而公民的环境权利得不到实现，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负面效应。

（二）环境多元利益主体发展倾向

1.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5]。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政府把市场能调节的、企业能经营的、社会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事务采用行政手段和法律、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让权给第三部门，赋予其充分的自主权。而政府主要起着引导、催化和促进作用。政府职能转变将改变政府单一的环境治理格局，吸纳市场、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

2.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要求提高

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企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企业形象、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基石。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各种环保质量体系的认证，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发展空间。为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顺应消费市场，我国很多企业已经深入到环境治理中来，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企业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提供了契机。

3.公众的公民意识成熟和环保组织的发展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公众对自己作为社会公民的权利、义务的意识越来越清晰，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3]。在环保方面，具体表现为近年来许多公众环保诉求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许多环保组织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这些环保组织通过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公众环保意识，通过实际行动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是环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维。

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环境问题的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出现，环境治理也日益出现多元主体参与的趋向，正走向共同治理的格局。

三、从“政府单一行政”到“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一）治理理论导向下的环境治理格局

“政府单一行政”环境治理下，将企业和公众排除在外，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都十分有限，直接导致了治理效果的不理想。政府、企业和公众是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三个基本利益主体，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及政府改革的趋势来看，政府必须弱化行政管制以转变职能，与此同时，企业竞争与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成熟，又成为一股推动力，增强企业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治理理论主张主体的多元化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政府管制的弱化与企业和公众的强化，使得多元主体的环境治理格局油然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弱化了部分职能，但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变，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的引导者和协调者。基于治理理论的环境治理格局，强调的是“政府—企业—公众”三位一体的治理，政府、企业和公众是相互依赖、行动协调的利益主体，他们各司其职、发挥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共同推动环境的有效治理。治理理论为打破现有政府单一行政的环境治理、重构环境治理格局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反过来，环境治理格局的优化又完善和丰富了治理理论的实践内容。

（二）“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的结构和功能

1.“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的主体结构和相互关系

在多元共治的格局中，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是治理的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能否形成良好的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结构关系，是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多元治理格局强调通过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框架，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处理公共环境事务。在环境共同治理结构中，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主导者；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够对政府治理做有力补充，是环境治理的辅助者；而公众是实践环境治理的基础力量。

“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最终是以互动、协调与配合的行动方式来发力的。为了保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在联合行动的基础上，还需要相互约束。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需要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而企业的行为需要政府的引导、干预和调节。如下图所示：

2.“多元共治”格局中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角色和作用

（1）政府在环境治理格局中的主导性作用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依靠行政权威发号施令，而是为企业和公众参与提供制度平台并进行战略指导，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划实施环境治理监管，并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达成治理主体间的对话和协作，进而推动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和集体行动，发挥集体治理公共环境的力量。环境公共治理离不开政府主导。作为公权力代表的政府所扮演的是一个引导、规划、调节、促进者，政府不再借助行政的力量，而是采用法律、经济等方式。

（2）企业在环境治理格局中的辅助性作用

按照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由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环保责任，企业的清洁生产、污染防治由自身负责并计入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动环境治理。企业往往是技术的先驱，通过绿色能源、绿色科技的研发，从源头上改善环境污染，同时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辅助力量，为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当然，企业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与干预。

（3）公众在环境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

公众治理的前提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赖于相应的环境表达诉讼机制、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公众以个人和组织的形式投入环境治理过程。公众个人以主人翁身份积极投入环境保护与治理行动中，切实履行环保义务和环境监督义务。公众也可以借助环境治理的社团组织等集体形式，积极配合环境治理活动的开展和推进。公众治理的作用在于它为环境治理营造了意识氛围，凝聚了群众力量，奠定了社会基础。

四、结论

本文围绕环境治理格局重构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将治理理论作为构成重构环境治理格局的理论依据。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格局的弊端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发展，需要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将企业和公众吸纳进来，形成新的格局。“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企业为辅助、公众广泛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任务的艰巨性，环境治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许多问题也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1]侯保疆，梁昊.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探析——以广东省为例[C].公共管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09.

[2]陈海秋.转型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模式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1.

[3]张礼祥，娄文龙.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环境保护模式研究[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1年年会暨“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11.

[4]杜辉.环境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模式转变[D].重庆：重庆大学，2012.

自主治理:中国草原治理的新途径 篇3

关键词：自主治理,草地资源,适用性治理

一、中国的草地危机

(一) 中国草地退化的现状

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中国现有天然草地近4亿公顷, 其中可利用面积3.10亿公顷,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1.7%, 相当于耕地面积的4倍, 森林面积的3.6倍。草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 我国草原资源保护工作力度逐步加大,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过度开发利用使草原资源的退化日益严重。中国草地, 特别是北方牧区载畜量长期处于超负荷状况。全国畜均占有草场已由1949年的6.2公顷减少到目前的1.33多公顷, 草地生产力普遍下降30%-50%, 牧区退化、沙化草地面积已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42%, 并且每年以133.33多万公顷的速度扩展。目前我国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 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张, 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70万公顷, 草原质量不断下降。约占草原总面积84.4%的西部和北方地区是我国草原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退化草原已达草原总面积的75%以上, 尤以沙化为主。

(二) 中国草地退化的原因

草地退化的原因, 经过科学家多年的研究, 目前普遍的共识是:根据我国草地资源近10年的变化, 人类行为占有绝对主导作用。西部地区草地资源目前的危机是人类不合理利用行为的后果。人们滥垦, 滥牧, 滥樵, 滥采, 滥用水资源, 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导致草原严重退化。

在西部, 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并非人口压力最大或最贫困的地区, 而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因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导致生态环境条件短期内发生激烈变动, 尤其表现在一些流域的下游地区。

(三) 中国草地管理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草原地区以社区管理模式为主, 社区对农牧产品统购统销, 牧民不存在因驱利而过度放牧的动机, 其他地区的牲畜不允许到当地的牧场来放牧, 故不存在因自由开放使用带来的悲剧性结局。

然而改革开放后, 牧区草地与农田一样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内蒙古为例, 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草场公有, 承包经营, 牲畜作价, 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1989年, 又提出并实施草场“双权一制”, 即落实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到户责任制。不同于农田可以清晰地界定所有权和使用权, 草地的所有权的落实进展相对顺利, 使用权落实缓慢, 大部分草场出现了产权虚置, 草场使用权难以有效落实, 混放混用的现象十分常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牲畜能够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售, 激发了牧户多养牲畜的积极性, 草原地区的牲畜数量纷纷达到历史的顶峰, 对草地的滥牧程度前所未有。

20世纪80年代初承包责任制在草原地区开始实施, 草原地区围栏得到鼓励。最早围栏的牧民既可以保护自己的草原, 又可以共同利用公共草原多获利。而最早围栏的牧民必定只围栏自己最好部分的草原, 譬如冬营地, 因此牧民开始纷纷修建围栏。但修建围栏无形中增加了牧民的成本, 有些贫困牧户无力承担, 于是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修建栅栏, 却将牲畜放牧在未修建栅栏的草地上, 不仅导致贫困牧民的生活越加困难, 同时易导致邻里纠纷甚至冲突, 不利于地区和谐发展。

中国草原正在从“公地的悲剧”向“围栏的陷阱”发展, 牧民一方面看到围栏造成的种种危害, 而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被迫围栏草原。中国实行的是以政府治理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一种管理制度, 但草原牧区通常地处偏远地区, 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及民族特点, 以政府为主的管理模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且政府治理难免有“一刀切”的性质, 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自主治理理论为草原治理提供新途径

(一) 自主治理理论的涵义

自主治理理论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上, 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 对瑞士托拜尔高山草场、韦尔塔的灌溉制度等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探索了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提出的, 被学者表述为:“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 进行自主治理, 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 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自主治理理论是在考察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基础上形成的, 主要适用于小规模的公共地下水资源、渔场资源、森林草地资源等。

(二) 自主治理理论的原则

奥斯特罗姆通过具体案例的调查为自主治理理论积累了大量实证经验, 并从中归纳出八项设计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2.责权利相吻合;3.允许和鼓励集体决策;4.有效的监督;5.准确的累进性惩罚制裁;6.建立冲突协商解决机制;7.对自治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8.建立多等级系统性管理机制。通过揭示相关信息、妥善处理矛盾冲突、增强制度的包容性、加强基础建设以及提高整体对变化的适应性能力等措施, 可以建立起符合当地实情的良好管理体系。该八条原则都是在实证经验的基础上总结而得出的,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资源治理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

在全球渔业普遍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下, 缅因州的龙虾捕捞堪为一个自主治理成功的案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 缅州的龙虾数量因不知名原因而大幅度下降, 缅州渔民和社团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自主治理。良好的环境以及有效的管理使缅州龙虾的捕捞数量维持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渔民和联合会通过长期的沟通、游说、磨合等方式形成一系列有效的规则, 如禁止捕捞幼虾, 分配捕鱼地点, 建立彼此监督制度等。缅州规则的制定不自觉地使用了清晰界定边界、集体决策、有效的监督等原则, 因而, 自主治理理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在自主治理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全部或部分应用其原则。

(三) 自主治理的难题

缅州大学的学者对缅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发现若渔民不遵守规则或不尽职监督彼此, 则缅州龙虾将会和世界各地渔场一样存在过度捕捞, 故在自主治理过程中存在三个难题, 分别为: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

制度供给问题, 即谁来设计自治组织的制度, 或什么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建立组织。在新制度产生的过程中, 委托人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 但在不断重复博弈的过程中, 其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彼此信任的制度, 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可信承诺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 在初始阶段, 一个占用者在大多数人同意遵循所提出的规则的情况下, 其未来预期收益流量作了计算后, 可能会为了与其他人和睦相处而同意遵守这套规则。但是达成协议后可信的承诺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只有在违反承诺受到制裁之后所拥有的预期收益低于遵守承诺的收益时, 承诺才可能被遵守。否则, 当出现诱惑的时候, 只要有人违背承诺, 其他人就都不会遵守。所以, 要解决可信承诺问题, 必须先解决相互监督问题。

相互监督问题。没有监督就不可能有可信承诺。自主治理成功的案例表明, “由于所使用的规则的作用, 在许多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中, 监督成本是低的。”“在这里, 双方都没有在监督活动中投入附加的资源, 监督成为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取水机会这一强烈愿望的副产品。”

制度供给、可置信承诺、互相监督是三个彼此关联的重要的问题。制度供给回答的是自组织的创建问题, 可置信承诺解决的是动力问题, 而互相监督是制度可持续运行的保证。正因如此, 自主治理组织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建立有效的制度设计才能实施有效的自主治理, 因而在中国草原自主治理的过程中必须首要解决上述三个难题。

(四) 自主治理与中国草原治理

目前, 中国的草原治理以政府治理为主, 但因各个地区的差异性, 其管理结果不尽如人意。以草原牧区为例, 中国草原牧区通常地处偏远地区, 地形复杂多变, 政府依靠行政管理难免存在“一刀切”的情况, 且政府执行力度很差, 不利于草原治理。草地资源属公共池塘资源, 故以小范围自治管理来解决中国草原治理困境是切实可行的, 但需解决三个难题。

在自主治理组织中, 首先要解决制度设计问题。针对中国草原管理的现状, 制度的设计者应该落实到县旗等具体的区域。在小区域范围内, 牧民基于共同的利益驱动, 有动机及动力制定一个符合共同利益的规则, 若继续各自为政, 则会继续“公地的悲剧”或“围栏的陷阱”。从理性经纪人角度以及长远利益来看, 在小范围内构建一个合理的机制是可行的, 且符合可持续发展。

当制定了机制和规则后, 需要解决的便是可置信承诺问题及监督问题, 即规则制定后, 如何能实施, 以及如何保证其实施。假设一个公共牧场由一个某一个牧民群体所承包, 如何才能使每个牧民都遵守规则?若违背规则会遭受如何惩罚?在这个小范围环境下, 牧民彼此之间不断沟通, 相互打交道, 建立了信任、信赖、合作的模式, 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惩罚及监督机制, 以便使规则可以顺利执行下去。牧民彼此之间互为邻里, 若一方违规, 不仅会遭受经济损失, 还会受到邻里间的排斥, 在非一次博弈中, 理智的牧民会选择遵守规则而非违背, 这便使自治管理能够有效的实行。

在偏远的草原地区, 政府的管理威力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认为, 退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强有力政府管理的缺失下, 地方相关利益人博弈互动形成的退化均衡。当然, 这种退化均衡目前正更多地受到政府管理机构和外地公众、舆论的干预。以生态系统为基本单元的自主治理是可行的, 且符合中国实际的。自治管理是为草原管理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自治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八条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地制宜, 充分发挥人类的能动性,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政府治理为主导, 自主治理为补充的草原自治管理体系。

三、草原自主治理的生态经济意义

(一) 经济意义

草原自主治理给牧民带来了经济上收益, 改变了传统牧民靠天吃饭, 各自为政的生产生活方式, 以集体为基础, 可以降低个人风险, 增加集体凝聚力。偏远地区的牧民生活艰苦, 依靠自治管理可以节省修建栅栏等制度成本, 同时提高其收益及生活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分化, 有利于地区和谐稳定发展。

(二) 生态意义

草原自治管理可以缓解牧区草原“公地悲剧”以及“围栏陷阱”问题,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草原的生态环境对全球环境有重要影响, 通过草原自治管理, 可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对我们走出公共资源治理困境提供有益的尝试, 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

(三) 文化意义

我国牧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 生活状况复杂多变。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下, 人们不断地沟通, 相互打交道, 相互之间建立起信任、依赖、合作的模式, 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 有利于地区间民族繁荣稳定, 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有利于草原文化的复兴。

参考文献

[1]曹晔, 杨玉东.论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原因与持续利用对策[J].草业科学, 1999 (4) .

[2]章力建.关于加强我国草原资源保护的思考[J].中国草地学报, 2009 (11) .

[3]杨理.草原治理:如何进一步完善草原家庭承包制[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12) .

[4]杨理.中国草原治理的困境:从“公地的悲剧”到“围栏的陷阱”[J].中国软科学, 2010 (1) .

[5]Ostrom.TheChallenge of Common-Pool Resources[J].Environment, 2008, 50 (4) .

[6][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 余逊达, 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7]高轩, 神克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 .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西方；公共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28-01

一、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背景

治理理论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二是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在对英国政府的分析中罗茨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用“空洞国家”来概括，其表现为，私有化以及公共干预范围的缩小、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功能的缺失、英国政府功能的缺失等。所谓国家的空洞化就是指公共部门变得零散化，而这种零散化导致政府在执行中的控制力变弱。同时，组织网络不断增加，大量的复杂组织的管控变得更加困难，政府的控制能力也必然受到大众的质疑。Kettl指出，因为政府的合同外包，使得政府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复杂的公私关系的环境中，而政府对这种情况的认识和了解却是很不缺的。政府只有很少的控制力，但是他们却呈倒着一个他们无法真正彻底控制的体制负责。那些不介入的控制不可能给予政府足够的影响力以调控网络，国家空洞化侵蚀了政府的协调与计划能力。玛丽克劳德·斯莫茨认为，现在已经严重弱化了国家，重要的很多资源和控制力也由于地方的分权而被削弱。杰夫斯特劳思曼在对公共管理发展的描述中提出，公共管理正在稳步向前发展，更加趋向于协调理论、网络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制度构建和维持理论的方向发展。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在发展的过程中正再不断的调整自身的定位以解决由于控制力的不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Sorensen是一位丹麦的政治学家，她一直关注着国家权力的削弱和零散化的现状，她提出，不应该把国家当作一个不可以分割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相互联系，又有部分相对独立的存在，各个部分相互依赖而运作的机制。陈泽水则认为，治理的兴起不应被看作是国家的衰败，而应该是国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二、相关概念的厘定

（一）治理。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文章《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格里·斯托克在《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中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

（二）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的公域之治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简·莱恩认为公共治理是政府的运作方式，因此她不仅仅是指政府的决策，而更加是政府为社会的服务方式，特别是强调民主和注重公众的参与。Lynn侧重于把公共治理的重心放在满足公共需求的责任和能力的分化上，认为治理变成了协调不同行为者趋向共同目标的纵向和横向手段的集合。

三、公共治理的核心理论

在公共治理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明确一个的观点是：公共治理是由很多个主体的参与以及各种组织相互的组合而成为一个整体网络的运作。因而网络治理理论是公共治理论的核心的理论。罗茨把政策网络这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实践在英国，来分析该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网络管理的实质其实就是公共治理。罗茨在《新治理：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中，提出网络就是一种具有自组织性质的组织机制，认为其具有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特点，并总结出在网络的环境下公共治理所具备的四点特征，第一，各种类型的组织之间是相互依的，无法独立的进行运作；第二，利用这个平台实现公共自治必然会有交换资源和达到共同目的需要，因而治理主体之间需要互动。第三，这种互动是相互竞争而存在的，因而会受到约定俗成的治理规则所约束博。第四，网络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不受政府的控制而自行的运转。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网络管理已成为公共治理的一条卓有成效的新道路，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目前很多的学者开始提出对于网络管理的运用和实践的怀疑。其中Dowding就提出，通过网络实现治理的目的其实就是很多的学者对于区别于传统的治理方式的新的治理方式的形容，因而对于怎么去利用网络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是不能够确定的，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状态。Marsh与Smith认为，从当下的实践结果看来，利用网络的治理与最终治理结果之间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关系，想要知晓网络与治理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比如网络运作的背景、使用紧凑的还是分散的网络结构以及不相同类型的网络主体可以使用的会对结果产生严重影响的技能和资源等等。

四、公共治理理论面临的困境

西方学者在努力的积极的探索公共治理实践的时候，也从未忘记去探析公共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Stoker在分析公共治理的五个核心论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与这些论点相对应的理论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与公共治理密切联系的过程十分纷繁复杂的政策制定以及治理实施的过程，与政府所制定的相关规则极其运行的方式完全不相关，处于独立运行的状态。第二个困境，就是公共治理参与者的职责没有十分的明确就会导致逃避责任或被迫替罪现象的出现。第三个困境，由于公共治理主体对于权力的过分依赖导致很多无法预知的非常规问题的出现，导致政府不知所措。第四个困境，当下由于组织网络的普遍实践，导致政府推脱对与社会的责任，并且也由于这个组织网络导致这些职责不能明确，从而给予政府推卸责任的条件。第五个困境，从当下的实践情况来看，无论政府采取多么灵活的手段和措施去实施公共治理，但依旧有出现治理失灵的很大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简·莱恩著.新公共管理.[M].赵成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新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自主学习的理论背景 篇5

1.1 自主学习的起源

自主学习最初形成于二战数十年后, 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空前发展。联合国、欧共体、跨国公司、移民等因素都要求人们在不同背景下, 为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必然要自主学习。而二战后科技的迅速发展为自主学习提供了物质条件。电视、电脑、录音机、多媒体、电子杂志报纸、电子邮件等都为自主学习提供材料与设备。无论是成人或学生都可以利用这些设备, 合理的安排学习时间和内容。在教育心理学领域, 教育心理学家摒弃了行为主义的缺点, 采纳认知主义理论、借鉴建构主义理论的三大属性———情景性、社会性、互动性, 吸收人本主义理论中重视情感因素的思想, 形成学生作为主体的自主学习理论。

1.2 自主学习的特征

美国著名的自主学习研究专家齐莫曼 (Zimmerman B.J.) 认为自主学习在6方面体现学习是否是自主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实践、学习结果、环境、社会性。而且自主学习者知道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使用某种特定的学习策略或者作出合适的反应。

自主学习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来界定。横向角度是指将学习的各个维度综合起来界定自主学习;纵向角度是从学习的整个过程来阐释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具有独立性和相对性。独立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尽可能独立地处理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学习方法的适用、对环境的选择等。但是自主学习的独立是非绝对的, 它往往受到条件的限制。绝对的自主或者绝对不自主的学习很少, 这点也体现了自主学习的相对性。

2 自主学习的理论背景

2.1 认知主义理论

认知主义理论发展于格式塔心理学说,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当时的心理学家对行为主义不满, 认为把人的所有思维单纯的看成是刺激———反应间的连接并不科学。因此, 他们开始对行为主义进行批评和反思, 从而导致了认知心理学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在主义S—R的公式中, 加上了一个“O”, 即S—O—R。这个“O”指的是有机体行为内部状态, 也是中介环节。可以看出, 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是从强调外部刺激转化为强调学习者内部本身。学习不再是机械的刺激和被动的反应, 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获取刺激并加工。其次, 认知主义强调旧知识的转换。在学习的过程中, 学习者要采用一些策略和方法把旧知识转换成另一种形式, 使其适应新的学习任务。最后是知识的评价, 在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要检查处理新旧知识的方式是否适合于当前的学习任务。

2.2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在认知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 最早源于心理学家皮亚杰内外因结合来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三大特性为:情景性、社会性、交互性。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以教师教导为中心, 把学习者作为认知主体, 让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作为主导, 充分发挥教师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学生不再被灌输知识。

2.3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主张关注人的内部心理感受, 要求处理好人格、兴趣、情感、智能之间的关系, 重视非智力因素。主张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 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兴趣, 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使学习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去吸收任何所需要的知识。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教育应有四个基本原则: (1) 学生的学习应该是自我指导的。 (2) 学校应该培养想学习并知道怎样学的学生。 (3) 唯一有意义的评价形式是自我评价。 (4) 知识和情感在学生过程中都很重要。

因此, 首先, 学生应该自我知道并有自我动机。其次, 为实现教育目标, 学校应当培养学生学习的愿望并教会他们如何学习。

3 自主学习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发展前景

自主学习对于缺少语言学习环境的外语学习者至关重要, 学习者自主性的建立能有效的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与进步。自主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为我国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综合学者们对于自主学习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的自主学习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系统性缺失, 深广度不够, 原创性、自主性观点不足等。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自主学习要注重实证方法的应用, 增加自主学习的可操作性, 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媒体和数据库、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多利用心理学、教育学、信息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使我国自主学习走向深入。

作为外语学习者与外语教育者, 要本着将自主学习作为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在学习和教学中自主的运用的精神, 充分采用自主学习模式, 例如:将传统教学模式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将多媒体技术投射于教学环境, 将计算机和网络与自主学习结合起来等。在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过程中, 教学者将学习的主动权交到学生。只有这样, 才能发挥自主学习的真正效用。

参考文献

[1]Holec, H.Autonom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M].1981.

[2]Zimmerman, B.J.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An overview:Educational Psychologist[M].1990.

[3]华维芬.“学习者自主”探析.深圳大学学报[J].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 .

[4]何莲珍.自主学习及其能力的培养[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4) .

[5]陈冬纯.试论自主学习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定位[J].外语界, 2006 (3) .

财务治理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篇6

一、国外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历程

西方理论界最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与发展, 研究成果日趋成熟。1900年, 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将西方财务学开始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其后马利维兹 (1952) 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莫迪格利尼和米勒 (1958) 的资本结构理论成为现代西方财务学最初的理论基础, 它们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模型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

1976年, 詹森和麦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g) 在双M理论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 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代理成本模型, 得出了“当股权边际代理成本等于边际债务代理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 开创了财务资本结构的研究。此后, 罗斯 (Rose) 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 (Grossman) 和哈特 (Hart) 的担保模型、阿洪 (Aghion) 和博尔顿 (Bolton) 的控制权理论模型极大的发展了资本结构理论, 对公司财务治理的发展有深远影响。1988年威廉姆森 (Williamson) 指出:应综合考虑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的问题, 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1991年, 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特伯瑞报告 (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在英国产生, 该报告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 强调了董事会的控制和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作用, 尤其应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 该报告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在20世纪后30年里, 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财务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财务问题开阔了思路, 拓宽了视野, 提高了分析层次。西方学者对财权与财务治理的研究突出表现在新财务思想对资本结构的非数量性研究上, 提出了与财务治理相关的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信息传递理论和控制权理论。

资本结构的激励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 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该理论强调的是融资结构与经营者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詹森和麦克林 (1976) 认为, 在现代公司中存在股东与经理人员及股东与债权人两类代理冲突。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 代理成本的存在源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 (即存在外部股权) 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 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使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从而总代理成本最小。

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 以增强正面的信号, 避免负面的信号。罗斯 (Ross, 1977) 建立了“激励一信号”模型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问题。投资者把具有较高债务水平当成一种高质量的讯号, 也即企业举债表明管理层预期有更好的业绩。债务水平越高, 同时企业内部人持股比例越高, 企业的质量也越高。

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不仅决定企业收入流的分配, 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 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 阿洪和博尔顿 (Angion and Bolton, 1992) 提出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他们认为, 如果公司以普通股融资, 则投资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发行优先股, 因其没有投票权, 则经营者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以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 在能够按期偿还债务的前提下, 经营者拥有控制权, 否则控制权将由经营者转移给债权人。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 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和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取得的成果。但由于西方学者注重的是实证研究, 关注的是资本结构对公司财权的安排和对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 因此财务治理理论这一块还没有很系统的理论体系。目前我们所沿用的财务治理理论更多的是在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上所作的融合。

二、国内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成果

在我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建立, 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研究越来越得到财务学者的重视与关注, 我国财务学者在研究西方财务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 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治理的观点。

刘贵生的财务分配论。财务本质上是拥有分配权的所有者对财务资源的一种分配活动, 这种分配活动反映着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论。从企业所有权的角度研究财务, 提出了所有者财务, 认为所有者财务是以所有者为主体, 对所有者投出的资本金和权益进行监督和调控, 以实现资本金最大增值为目标的一种分配活动。他主要研究所有者的资本派生权力的内容及其行使方式、所有者的财务监督和财务调控等。

伍中信的财权流理论。财权理论是本金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深化, 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对财务本质、财务理论的全新表述。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 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权能;财权与产权两个相近的经济学范畴, 两者交叉的领域财权构成了产权中最核心的权能;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 贯穿了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 在现代财务理论体系之中占据了核心和统驭地位。

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论。从配合产权制度改革角度出发, 认为必须建立出资者对经营者的财务约束机制, 这样新形成的产权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出资者财务以保障出资者所有权为根本目标, 即确保资本安全和资本增值, 便要建立一种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汤谷良的经营者财务论。1994年, 汤谷良教授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财权配置观点, 即监事会行使财务监控权外,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共同分享企业全部财权。1997年, 汤教授又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 (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 , 并认为经营者财务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称为经营者财务) 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

王斌的财务经理财务论。以财务的分层理论为出发点, 从财务经理角度来重新认识和定位企业财务理论, 提出了现金流转是财务经理的财务点, 将现金流转运用到财务理论中来, 并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要素体系及概念。

杨淑娥的动态财务论。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 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公司财务治理是契约不断协调、不断冲突, 而又不断耦合、不断修正的过程。

伍中信的财务治理结构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 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用, 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

此外, 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也很具有代表性, 如李心合教授的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林钟高教授的财务治理概念, 衣龙新博士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等。

综上所述, 我国学者对财务治理概念的提出, 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的见解, 而关于财务治理含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 (即财务治理的对象) 、手段、目标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 财务治理是围绕着企业价值最大化 (即股东财富最大化) 这个目标下的一系列的制度整合, 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财务治理应明确这几个方面的概念, 一是财务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各方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企业内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以及企业外部的债权人、政府、分散的小股东等。二是财务治理的客体, 笔者认为应该是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构成的财权。这三权相互配合、相互制衡, 从而使得股东的“剩余控制权”得到有效的保证。三是财务治理的机制, 即建立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 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此外还有财务治理的模式和财务治理的结构等内容。

三、财务治理理论发展方向

通过对国内财务治理理论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学者在对财务治理研究的过程中, 已经明确提出了财权、财权配置、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 初步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 但仍没有形成系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对财权及其配置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

关于财务治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是建立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可以另辟蹊径, 分析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区别,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全面认识财务治理。而且, 从目前笔者所能够收集的资料来看, 我国学者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 对应用理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 笔者可以开展实证研究, 从公司财务治理模式、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等各个方面完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马克思的企业治理理论 篇7

一、企业的契约性质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社会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方面要与自然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相互发生关系,前者属于生产的技术方面,后者属于生产的社会方面。技术方面存在如何选择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比例问题;而社会方面存在如何选择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马克思的这段话,包含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基本要素。换句话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作为生产的要素这一点,是不以生产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第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生产资料如果离开了劳动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其生产作用;劳动如果离开了生产资料,就会成为非生产性的活动,同样就不能发挥其生产作用。只有将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它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生产作用,因而从潜在的生产要素转变成现实的生产要素。第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历史分期的标准。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又往往是稀缺的。这种稀缺性使得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具有了经济意义:谁拥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谁就有了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绝对地租,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利息,都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形式存在基本的差别。不同社会特殊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制度,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特殊结合方式。从历史上看,生产要素的所有制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生产要素归同一个利益主体所有和不同的生产要素归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有。在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归共同体成员共同所有,人们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也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虽然有差别,但产品平均分配的事实表明,这种劳动能力的差别并不为社会所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事实上仍然是归共同体公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归同一个共同体所有的事实,决定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方式是直接的结合,无须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同样,在奴隶社会,作为劳动者的奴隶和生产资料都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在奴隶主的控制和监督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生产的产品也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获得一部分生活资料,并不是因为他是劳动力的所有者,而是因为他的生存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就像牛和马的生存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从而获得一部分饲料一样。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归同一个利益主体所有,它们之间的社会结合都是直接实现的,无须采取契约的形式。而在不同的生产要素归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有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结合就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交换来实现,并采取契约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2]“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3]不过,这里所说的“私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私人,而是指具有自我利益的经济主体。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4]可见,人们彼此当作“私有者”,是指人们彼此当作“独立的人”,当作“外人”,实质上是当作有不同利益的经济主体来看待的。而人们彼此当作“独立的人”,当作“外人”,当作不同利益主体来看待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发生在个人之间,而且可以发生在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体之间。在封建社会中,劳动力归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所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则归地主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业生产工具归农民所有,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通过农民租用地主的土地,即农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来实现;如果生产工具归地主所有,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通过地主雇用农民,即地主购买农民劳动力使用权的方式来实现。当然,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它还是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归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工人所有,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社会结合,是通过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雇用,通过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买卖来实现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与封建雇佣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的色彩。

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所以,他所考察的经济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如原始共同体、奴隶主庄园、农民家庭或资本家的工厂来进行的。这种从事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谓的企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企业组织都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关系,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权结构下,企业组织所反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并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前所述,在不同生产要素归同一个所有者所有的场合,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结合无须通过生产要素的买卖就可直接进行,因此,企业所反映的经济关系不具有任何契约的性质;而在不同生产要素归不同利益主体所有的场合,生产要素之间的社会结合只有通过生产要素的买卖才能进行,因此,企业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具有契约的性质。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生产要素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现代企业实际上是一种反映着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经济关系的契约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现代企业还可恰当地定义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可划分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两大类。他明确指出,“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5]“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6]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则表现为资本,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轴心。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也可定义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的界限以内进行的,……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7]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对发生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揭示了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劳动力雇用契约的逐步演变的过程。他得出的分析结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分工再到机器生产的转变,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也逐渐从形式上的隶属发展到实质上的隶属。因为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所说的资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物质资本,所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企业也可进一步定义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

总之,把企业看作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契约关系,把现代企业看作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契约关系的观点系由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一点毫无疑问。

二、要素产权界定与企业治理结构

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有权与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权是所有者拥有的合法权利,包括占有、处置、支配和使用财产的权利,而产权则是所有者行使所有权时实际存在的合法权利,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一项财产的所有权通常是明确的,而其产权则不然。例如,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枪,惊飞了邻居设法诱捕的野鸭。此时,他是否有开枪的权利这一点,事先是不清楚的。这是因为,枪的所有者在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时,会损害其邻居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尽管土地和枪的所有权都是明确的,但枪的产权—枪的所有者应不应该开枪—则是不明确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交往涉及不同的所有权,这些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即产权如何界定,往往不是可以事先明确的。如前所述,现代企业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生产要素—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关系。换句话说,现代企业没有一个单一的所有权,而是有两个所有权:资本的所有权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因为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就是工人劳动的过程,也就是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所以,劳动力使用过程中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所有权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说,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产权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事先是不明确的。这一点,马克思在谈到工作日的界限问题时就已经涉及到了。他指出,“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8]工作日不会缩短到从事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工作日也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吃饭、穿衣,等等。除身体的界限外,工作日的延长还有社会或道德的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资本家对工作日的必要界限的看法,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依据的。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求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为他做工。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即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就是偷窃了资本家,损害了资本家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对工作日的看法同样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依据的。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商品和其他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因此,工作日的延长对资本家是价值增殖,对工人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根据商品交换规律,商品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工人一天的劳动力归资本家使用。但是,工人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工人明天必须能和今天一样,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工人只希望在劳动力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变为劳动。因此,资本家在劳动上赚得的,就是工人在劳动实体上损失的。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一天使用掉工人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就是对工人的劫掠,对工人权利的侵害。劳动力买卖和使用中的这种矛盾,马克思称为“二律背反”。他指出:“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两种权利之间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9]当然,工人和资本家在劳动和资本权利界定方面的斗争,并不局限于工作日的长短这一个方面。在劳动强度、工资水平、劳动条件等其他方面,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围绕劳动力和资本的产权界定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同样是十分激烈的。所有这些方面的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其实质都是企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所有权之间的产权如何界定的问题。

在现代企业中,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产权界定问题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框架来解决的,这个制度框架就是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如前所述,现代企业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而建立的,这种劳动力的买和卖,是符合商品流通的要求的。“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实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0]但是,一旦离开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1]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劳动,并且统治他。因此,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种统治-服从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不仅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不同,而且从事不同工作的工人之间的地位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并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他的代理人———职业经理间接进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是从协作开始,并以协作为基础的。“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11]不过,这种对生产过程的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并不是由资本家亲自来承担的。“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12]随着股份公司的产生,货币资本和职能资本进一步分离,这种专司监督、协调和指挥职责的管理者进一步演变成了职业经理。“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13]这样,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作为管理者的工人和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工人。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监督、指挥等等与协作生产有关的管理活动,是通过他的代理人———职业经理来进行的。这种职业经理兼具资本家和工人双重身份:就其代表资本家而言,他属于资本家,马克思称之为“产业资本家”,以区别于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货币资本家;就其从事与协作生产密切相关的管理劳动来说,他又是工人的一部分,马克思称之为“特种的雇佣工人”,以区别于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普通工人。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处于最顶端的是资本家,中间是职业经理,处于最底端的是普通工人,可用图1将其描述。

三、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生产关系一方面由生产力决定,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企业治理结构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间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其基础是企业内部的所有权结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所有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其核心是各所有权主体之间权限的划分。因此,企业治理结构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明显地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治理绩效是反映企业内部运行效率的数量指标,明显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所以,从企业治理的角度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表现为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企业治理结构符合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就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反之,当企业治理结构不符合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的状况时,就妨碍企业绩效的提高。

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构建适当的生产函数反映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要素可划分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大类,前者是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后者是社会生产的物的因素。根据马克思对个别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两个不同的源泉: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给定生产要素的效率,企业的产量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的多少;给定生产要素的数量,企业的产量取决于生产要素效率的高低。如果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习惯,把劳动力称为劳动,把生产资料称为资本,并用Q、A、L和K分别表示产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劳动和资本,那么马克思的生产函数就可写成以下形式:

Q=Q(A,L,K)

这样,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其对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来体现的:当企业治理结构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促进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企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反之,当企业治理结构不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妨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企业产出水平的提高。

上述生产函数所反映的是实物形态的投入产出关系,只适用于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生产过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品转化为商品,并具有价值。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不仅需要计算所生产的商品的实物量,而且要计算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那么,能不能在各种生产要素和它们共同创造的商品价值之间建立一种生产函数呢?回答是肯定的。不过,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这一跃进行得不顺利,那么摔坏的将不是商品本身,而一定是商品生产者。因此,商品的销售和价值的实现对商品生产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其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供求形势。他只能根据他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对其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前景进行预测,并据此做出生产什么商品的决策。如果他的预测比较准确,则他所生产的商品就能比较顺利地销售出去,并实现为较多的价值,反之则反是。而企业生产决策是否正确,同样取决于的企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因此,如果用Y表示商品的总价值,P表示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则可得下述生产函数:

Y=P(A)Q(A,L,K)

其中,作为投入的劳动和资本都是实物量,但产出是价值量,它等于价格P与实物产出量Q的积。从价值生产函数中可以看出,企业治理结构对治理效率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影响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数量,而且影响企业所生产和销售的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仅企业生产的产品表现为商品,具有价值,而且企业所购买的生产要素也是商品,也具有价值。如果把要素投入和商品产出都用价值来表示,则企业的生产函数就可进一步表示为:

其中,Y为商品产出的总价值,C为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总价值即货币形式的生产成本,它代表生产中耗费的资本价值。当生产要素的价格既定时,它取决于生产中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这样,生产要素总效率的提高就表现为给定货币资本投入的价值产出的提高,而货币资本的总增殖率就可表示为:

因为Y与C的差是利润,所以,生产要素的净效率也就是货币资本的净增殖率或利润率,它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这样,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表现为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因此,当企业治理结构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促进货币资本价值产出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当企业治理结构不符合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时,就阻碍货币资本价值产出的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

雾霾天气治理的理论分析 篇8

“雾霾”成为2013年的热门词汇, 北京在10月一周三发重污染预警, 13省市雾霾天创极值, 从中国气象局发布会得知, 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 a最多。政府也采取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控制措施, 开始了一系列的关停和控制, 但是, 中国大气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明显改观[1], 雾霾天气持续发生,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李克强总理在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强调, 虽然解决雾霾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但是必须要有所作为[2]!雾霾中的可吸入颗粒物能够长期悬浮在空气中, 不易沉降, 成为大气中大量有害物质的载体, 当其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时, 所带来的危害往往高于单一污染物[3]。2013年的雾霾天气过程警示我们, 大气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极值, 加强污染源排放控制的研究和治理,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控制雾霾, 要尽量减少机动车的污染, 多鼓励选择绿色出行[4]。

1 雾霾定义及组成成分

雾霾是雾和霾的组成词, 雾是近地面空气中水汽凝结的产物, 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统, 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km。而空气中的有机碳氢化合物、灰尘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混浊, 因能见度恶化导致视野模糊, 这种非水性物质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时, 该现象称为霾[5]。雾与霾的区别在于霾发生时相对湿度不大, 而雾发生时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或饱和。霾和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恶化, 大多是在相对湿度为60%~90%时的条件下发生的, 但其主要成分是霾[6]。

雾霾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 包括数百种大气颗粒物, 如矿物颗粒、海盐、硫酸盐、硝酸盐、有机气溶胶粒子等[7]。矿物气溶胶 (包括煤烟尘、沙尘和城市逸散性粉尘等) 是中国雾霾中含量最大的组分, 约占35%。硫酸盐和有机碳气溶胶是另外2个含量较大的组分, 分别约占15%。这3类气溶胶贡献了中国雾霾质量浓度的约70%, 而硝酸盐约占7%, 铵盐所占比例约为5%, 黑碳气溶胶只占约3.5%。因此, 雾霾主要由雾中的微小水滴气溶胶和霾中的非水性气溶胶组成。其中, 气溶胶的化学组分按照其吸湿性可以分为吸湿性气溶胶和非吸湿性气溶胶, 吸湿性气溶胶大部分为硫酸盐、硝酸盐、铵盐等无机组分及部分吸湿性有机组分, 而非吸湿性的气溶胶主要为矿物气溶胶、碳黑及部分非吸湿性有机组分[8]。大气气溶胶的污染特性与物理化学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大气气溶胶化学成分特征已经成为大气环境的重要研究课题[9]。

2 水蒸气的液化条件

要使水蒸气液化就需要有足够低的低温热源。首先是用低温热源把气体的显热吸收掉, 把大气中的水蒸气冷却到它的冷凝温度, 这时水蒸气就变成饱和蒸气。接着在该冷凝温度下继续吸收它的冷凝潜热, 水蒸气就从饱和蒸气变为雾滴。这就是水蒸气的大体液化过程。显然, 具有足够低的低温热源是使水蒸气液化的重要条件[10]。若水蒸气的温度高于其临界温度时, 无论施加多大的压力, 都不能使水蒸气液化, 所以水蒸气液化的必要条件是水蒸气的温度低于临界温度, 充分条件是压力大于在该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力。因此, 在水蒸气处于临界温度或低于临界温度时, 适当增加压力, 便可将水蒸气由气态转化成液态[11]。

综上所述, 降温加压是达到饱和形成雾滴的既重要又主要的物理过程。当然, 除了温度的高低、气压的大小对液化有影响, 空气的流通也对水蒸气液化有一定的影响。

3 气溶胶吸湿增长的理论分析

中国现在雾霾问题的主因是严重的气溶胶污染。通过吸湿性来去除气溶胶粒子也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气溶胶的吸湿性主要取决于粒子的化学组分、粒径及环境相对湿度等[12], 而粒子的吸湿性又影响粒径大小、密度和质量, 进而影响气溶胶粒子的去除。

研究气溶胶吸湿性在雾霾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吸湿性是气溶胶的主要性质之一, 它是指气溶胶在周围环境相对湿度增加时的吸水能力[13]。相对湿度的改变是影响气溶胶吸湿的主要因素, 当相对湿度达到潮解点时, 气溶胶会瞬间吸收大量水分而使粒径变大, 然后可通过自身沉降将其从大气中快速除去[14]。

图1是气溶胶粒子吸湿增长的寇拉曲线, 从图中看到, 如环境水汽压小于临界值, 即使干粒子能吸湿长大, 但尺度不能超过临界半径, 只能形成霾滴。换句话说, 就是霾滴要想通过吸湿增长成为雾滴, 必须有足够的过饱和度, 能够越过过饱和驼峰才行, 这在自然界并不容易实现。所以, 必须通过人工手段增加其相对湿度, 从而可以越过饱和驼峰形成雾滴。通过实测资料分析表明, 出现雾时, 极端最小的相对湿度是91%[15]。当然, 空气中水汽较多时, 某些吸水性强的干气溶胶粒子会吸水、长大。在中国华北区域的观测发现吸湿后的气溶胶粒子粒径会增大20%~60%[16]。因此, 通过人工加湿可使粒径增大, 相对湿度变小, 更容易由霾滴转化为雾滴。

4 一种室内吸收雾霾的装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 加湿、降温、加压是雾霾中水蒸气气溶胶液化的重要条件。所以根据这些条件制作如图2所示室内雾霾吸收装置, 其由集风器、抽风机、加湿器、制冷器、集水器、污水处理器等组成。该装置的具体工作原理为:由抽风机将雾霾吸入到集风器中, 集风器成漏斗状, 具有加压作用, 集风器开口处设置1个加湿器, 来增加进入集风器气体的相对湿度, 集风器壁由散热较快的铝片构成, 且上面布置若干个凸起, 使其与雾霾气体的接触面积增大, 后接冷凝器, 具有使气体降温的作用, 通过加压降温的作用, 雾霾中的水蒸气会液化, 使小水滴粒径变大, 吸附更多的非水性气溶胶, 通过沉降变成污水, 随漏斗状的壁面流入集水器, 然后再进入污水处理器, 最终得到干净的水。经过处理的水也可以经循环管道到达加湿器, 为加湿器提供水源, 从而达到节水的目的。在装置上也可以安装1个雾霾触发器, 当室内空气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 自动接通装置电源进行工作。

5 结语

雾霾不仅对人体健康有不利影响, 还会导致大气的能见度低,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威胁人们的安全。降温加压是使大气中存在的水蒸气达到饱和形成雾滴最重要的物理过程, 所以通过这些原理或是人工加湿的方法可以使其液化, 进而使其粒径变大, 吸附更多的非吸湿性气溶胶颗粒物, 而对于吸湿性气溶胶颗粒物通过寇拉曲线可知, 当达到临界相对饱和湿度时, 气溶胶会吸湿增长, 最后都通过自身沉降, 达到吸收空气中雾霾的目的。本文中设计的装置也主要是依据以上原理, 对雾霾进行收集净化, 既达到了除去雾霾的目的, 同时也得到了干净的水, 用于生活用水, 有利于节约水资源。

在雾霾笼罩我们时,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肤之痛。我们既是制造者又是受害者, 所以减排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和支持。美丽中国, 从健康呼吸开始。

摘要：由于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雾霾天气日趋严重, 严重影响人的健康问题, 从而使雾霾的治理成为一个非常现实, 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目前存在于大气中的雾霾为研究对象, 对其成分进行分析, 得到利用液化和吸湿性分别去除雾霾中水蒸汽和气溶胶粒子的理论依据, 并设计出一种吸收雾霾的室内装置, 通过装置对雾霾进行收集净化, 既达到了去除雾霾的目的, 同时也得到了干净的水。

国内关于乡村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篇9

摘 要：近年来，乡村治理研究方兴未艾。从现有文献看，学术界主要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关键词：乡村治理；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陆续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随着该理论在乡村管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深入，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过程等4个方面[1]。

1 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乡村治理内涵

在治理主体方面，赵树凯[2]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实现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贺雪峰[1]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中“有序发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进行现代化乡村建设是治理的目标。

1.2 乡村治理机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敗问题日益严重。陈力予等[4]提出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成立村民小组会议，协商、监督村务。王朋琦等[5]指出新农村建设在操作机制上要走出传统误区，禁用“指标摊派”的方法，慎用“试点推广”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励”的惯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方面，张恒利[6]提出要重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针对当前村民选举非理性投票过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碍的现象，盛义龙[7]提出选举机制要与乡村治理保持整体一致性，特别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结合。

1.3 乡村治理模式

陈洪生[8]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的4个基础性条件——经济发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质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觉自治乡村治理模式。龙立军[9]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建设为例，提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王海侠等[10]通过对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提出从“党建+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进行治理探索，以党建强化乡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运用“党建+”理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阎占定等[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郐艳丽[12]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提出了“农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

1.4 乡村治理路径

张继兰[13]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周朗生[14]择取较有代表性的云南乡村治理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唐绍洪等[15]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各决策主体进行权力关系界定，走多元化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赵艳霞等[16]在调查唐山农村新民居建设后，提出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是开展新民居建设。兰海洋[17]认为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政治生态和谐化；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

2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层民主建设滞后

因乡镇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很难有效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在王华[18]看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现象严重。贿选、不合理决策与管理现象屡有发生。高宝琴[19]提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长期缺乏有效组织形态，是治理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欧阳雪梅等[20]认为基层政府缺少民主素质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强，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2.2 乡村治理主体混乱，机构权利分工不明

欧阳雪梅等[20]认为由于治理权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导致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在权力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与村民在管理上的冲突，影响了治理目标的实现。郑红娥等[21]提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是目前乡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钟涨宝[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机构、人员改革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困境之一。

2.3 乡村债务问题突出，农民生活不够宽裕

在李文政[23]看来，乡村治理面对的困难不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积贫积弱问题同样严重。赵艳霞等[24]提出乡村治理的制约条件包括民主化的现实制约、法律制约和经济制约。袁金辉[25]认为目前乡村仍受到小农经济的束缚，收入低，债务多。钟宜[26]提出因财政经费短缺，乡镇为发展只得过度干预村庄事务。同时基层政权缺少财政来源，村、乡两级财政缺口过大，故造成当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劉勇[2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质不齐。当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及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越级上访、申诉或暴力对抗等就容易成为他们维权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陈柏峰等[28]认为灰色势力是治理乡村的一个恶疾。

3 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3.1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觉得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组建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村民自治，发挥村委会作用是治理乡村的路径之一。张志英[29]认为进行新农村建设需加强村民自治、大力发展创新村民组织。李莉等[30]提出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两个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强乡镇制度建设，加快服务型步伐

在马宝成[31]看来，完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建设现代化村庄。韩冰[32]提出解决当前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有关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大力发展村民组织，建设现代化乡村。陈双鹏[33]认为减少治理危机出现的方法有改革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建立村民参与政治的合理机制，动员建立村民组织。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质，加强政治文化学习

张晓忠等[34]认为要在尊重村民权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刘勇[27]认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影响了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需要对村民开展政治参与培训，推动村民合法合理参与政治生活，为乡村政治和谐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欧阳雪梅等[20]认为开展村民意识教育是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之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从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个案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07（3）：46-46.

[2]赵树凯.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治理[J].中国发展观察，2006（3）： 26-28.

[3]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04（4）：24-31.

[4] 陈力予，郑美玲.试论“村治”新廉政监督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5）：44-50.

[5] 王朋琦，洪向华.试论乡村治理结构在操作机制[J].领导科学，2009（5）：14-16.

[6] 张恒利.重建乡村治理结构——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改革[J].经济论丛，2009（21）：218.

[7] 盛义龙.惯性心理与利益共同体：村选举机制障碍及对策分析——以江西省C县和T县若干村选举为例[J].求实，2011（9）：89-92.

[8] 陈洪生.论自觉自治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产条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9（4）：1-6.

[9] 龙立军.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6-79.

[10] 王海侠，孟庆国.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J].探索，2016（1）：127-133.

[11] 阎占定，白照坤.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5）：72-77.

[12] 郐艳丽.我国乡村治理的本原模式研究——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J].城市规划，2015（6）：59-68.

[13] 张继兰.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J].乡镇经济，2009（4）：54-57.

[14] 周朗生.云南乡村治理：成效、问题与可能路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9（6）：186-190.

[15] 唐绍洪，刘屹.“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2009（6）：38-42.

[16] 赵艳霞，王立东，尹景瑞.乡村治理的路径分析[J].前沿，2009（12）：174-176.

[17] 兰海洋.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路径取向探析[J].领导科学，2015（4）：12-14.

[18] 王华.乡村治理：基层民主与社会结构[J].云南行政学院，2009（1）：15-18.

[19] 高宝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點[J].齐鲁学刊，2010（2）：96-100.

[20] 欧阳雪梅，李铁明.当前村民自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视野，2007（4）：77-79.

[21] 郑红娥，吴殿朝.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J]，云梦学刊，2008（1）：72-75.

[22] 钟涨宝，高师.后税改时代的乡村治理改革[J].农村经济，2007（11）：12-15.

[23] 李文政.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策略探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9（16）：343-347.

[24] 赵艳霞，樊秀云.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分析[J].领导科学，2009（11）：50-52.

[25] 袁金辉.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5）：69-73.

[26] 钟宜.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J].探索，2005（6）：97-100.

[27] 刘勇.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J].福建论坛，2010（5）：141-146.

[28] 陈柏峰，童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42-146.

[29] 张志英.21世纪中国乡村治理发展浅议[J].农村经济，2006（11）：17-19.

[30] 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J].人民论坛，2010（6）：60-61.

[31] 马宝成.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J].长白学刊，2007（6）：59-63.

[32] 韩冰.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5）：114-117.

[33] 陈双鹏.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J].云南行政学院，2004（4）：21-23.

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篇10

一、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国内对于治理理论的主要论点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第一类认为治理理论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引入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等群体和参与者来实现治理。该类别的学者普遍肯定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类认为必须通过发展市民社会、第三部门等分政府组织来实现。此类别的学者把治理的关注点集中于非政府部门的发展和培育上。第三类认为要实现治理必须通过政府内部的沟通机制、层级结构的改革。他们认为治理的最终实现只能靠政府内部自身的改革。第四类认为治理的实现需要多方的博弈。此类学者承认多元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强调主体间互动的必要性。

二、案例分析一——温州商会

温州商会被吴敬琏称为“真正的民间商会”。温州商会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温州模式同步生长起来的。如今的温州商会已经能够独树一帜了, 这不仅因为它们在行业内部协调、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而且也是因为它们确实有别于那种官方性很强的行业组织。温州商会因为它们在行业内部协调、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而且也因为他们确实有别于那种官方性很强的行业组织。目前温州绝大多数商会对自身自治程度有较高的评价。温州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可以体现为: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授权和支持, 温州商会的发育和职能发挥都得到了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肯定和确认。与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支持相对应, 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诉求也需要温州商会的积极配合。

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本政府的发展, 除了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外, 还必须使产业能够在政策发展以外, 形成有效的产权结构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配置经济、社会资源, 从而提高本地区行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在明确了投资主体的预期收益, 从而激励投资主体的生产积极性, 扩大生产利润, 扩大地方政府可分享的剩余额。由此可以看出, 在温州商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虽然有官方的默许, 鼓励甚至直接操办, 但仍然有显著的自生自发的特征。这或许能成为市场经济为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提供了空间的证据。但具有自主性的温州民间商会也为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变化提供了条件, 而它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肯定。

但是, 温州商会的镶嵌性特征也不容忽视。商会主管单位的确立和变化、商会对业务主管单位的选择倾向、商会的党建工作和一业一会的规定均决定了政府在温州商会中的镶嵌性, 使其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

三、案例分析二——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尽管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回答治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适用到什么程度。但是治理实践已经存在于中国, 在地方的社会政策层面上就有一个显著体现——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海曙区老龄化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面对这种情况, 2004年宁波市海曙区颁布了《关于海曙区社会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提出按“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 建立新型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主要内容就是由海曙区政府出资, 向非营利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员, 每天上门为辖区内600余名老人服务。

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同时, 还有其他配套政策, 海曙区政府将这种服务概括为“走出去”和“走进来”的“两走”居家养老模式。“走出去:就是指对一些行动便捷的老人提供娱乐学习场所, 供其交流和休闲娱乐。“走进来”就是指对一些高龄的、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由专门的服务人员上门对其服务, 从而解决老年人的起居饮食等生活困难。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比较典型地呈现了治理中的网络特征。政府、NGO和社区在购买居家养老政策的决策和推行中, 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协作局面。

四、总结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 治理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还是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空间的, 但困难也有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治理理论离不开两个必备的因素: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两点, 治理理论在我国这样的土壤发展显得尤为困难: (1) 目前, 中国总体上并不存在着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 即便有所谓纯粹的公民志愿性团体, 但数量极少, 几乎没有规范性的规章或者文件, 更不说将其纳入程序化的轨道了。 (2) 现存的政治制度是党政一体、议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主体很难独立成长并且壮大。即将多元化的利益发展纳入一元化的框架之中。所以, 通过利益多元化推动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极为不现实的。 (3) 从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步来看, 中国的国家结构方面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国国家建设仍然具有革命的某些特征, 一元化的体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将长期存在。民主、合作与妥协在中国政治文化土壤中培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摘要：治理理论,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崭新理论是近几年才刚刚兴起的, 一经出现, 就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和各种国际组织及政治领域流传开来并被广泛使用。文章以温州商会和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为案例, 揭示了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关键词：治理理论,适用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2]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