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精选8篇）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1

摘要：目的 探讨SLE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的变化。方法 采用多参数三色免疫荧光标记流式细胞术结合血液分析仪对136例SLE患者进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测定,同时应用双光径免疫浊度分析仪检测其血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SLE患者组外周血CD3+T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降低(P<0.05),CD8+T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P<0.05),CD4+/CD8+比值明显降低(P<0.01);SLE患者组血清IgG显著升高(P<0.01),IgA也升高(P<0.05),而IgM与对照组相比较并无明显差异(P>0.05);SLE患者组C3、C4均显著下降(P<0.01)。结论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SLE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有明显变化。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T淋巴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补体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伴有多种异常自身抗体和补体激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细胞免疫学的改变与疾病的活性关系密切[1]。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SLE患者体内细胞免疫的活化状态。本研究对392名健康成年人和136例SLE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和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水平进行检测,以了解其T淋巴细胞的功能和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浓度的变化,从而为深入探讨SLE的发病机制和判断病程及预后提供客观的实验室指标。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确诊的SLE患者136例。其中男性15例,女性121例,年龄18~76岁(其中平均年龄男性为51.6岁,女性为31.7岁)所有病例均符合199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CR)修订的SLE诊断标准[2]。采用1992年欧洲SLE活动性评分标准判断SLE的病情活动性[3]。392例正常成人静脉血液标本自镇江市中心血站的正常献血者(记录研究对象的吸烟年限及习惯研究,并在获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采集样本),无免疫性疾病,无症状,HBs Ag、HIV及梅毒检测均为阴性,肝、肾功能正常,血细胞计数正常。其中男性153例,女性239例,年龄18~83岁(其中平均男性为43.1岁,女性为38.9岁)。

1.2 方法

1.2.1 主要试剂和仪器

1.2.1. 1 T淋巴细胞测定的主要试剂和仪器

EPICS-XL型流式细胞仪、LH750型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均为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IMMUNOPREPTM全血溶解试剂,荧光标准微球Flow-Check;以上试剂均为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标记单克隆抗体Ig G1-FITC/Ig G1-PE/Ig G1-PC5、D4-FITC/CD8-PE/CD3-PC为法国Immunotech产品。

1.2.1. 2 免疫球蛋白(Ig G、Ig A、Ig M)及补体(C3、C4)测定的主要试剂和仪器

IMMAGE型双光径免疫浊度分析仪(为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产品)采用该公司的配套试剂。

1.2.2 样本处理

1.2.2. 1 T淋巴细胞测定的样本处理

取新鲜抗凝血(1.8mg/m L EDTA-K2抗凝)进行白细胞分类计数测定,并取100μL置入样品测定管,进入荧光标记单克隆抗体D4-FITC/CD8-PE/CD3-PC5,震荡混匀,室温下避光孵育20~30min,应用COULTER Q-PREP工作站和全血溶血试剂盒对样品进行溶血处理;同时用相同方法对同型对照样本进行抗体标记(Ig G1-FITC/Ig G1-PE Ig G1-PC5)、溶血处理与检测。

1.2.2. 2 免疫球蛋白

(Ig G、Ig A、Ig M)及补体(C3、C4)测定的样本处理

*P<0.05,**P<0.01

*P<0.05,**P<0.01

采新鲜静脉全血,离心(转速3000rpm),取血清上机检测。

1.3 统计分析

应用SAS软件(6.12版)、采用非参数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对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P<0.05,视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SLE患者与正常对照组T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如表1所示,SLE患者组CD3+、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降低,尤其是CD4+T淋巴细胞明显降低(P<0.05);CD8+T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P<0.05),CD4+/CD8+比值明显降低(P<0.01)。

2.2 SLE患者与正常对照组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检测结果

136例SLE患者与392例正常对照组血清Ig G、Ig A、Ig M、C3、C4测定结果见表2。SLE患者组血清Ig G、Ig A水平均明显升高(P<0.01,P<0.05),其中C3、C4水平显著降低(P<0.01)。

3 讨论

SLE是一种伴有多种异常自身抗体和补体激活的累及多系统、多器官的小血管及结缔组织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且病情复杂,疾病多呈渐进性,病程中往往复发与缓解交替出现。大量研究表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在SLE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

SLE患者体内存在着免疫功能的紊乱,大量自身抗体的产生导致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含量的明显升高,这是由于SLE患者多克隆B细胞的过度活化,促使B细胞分泌大量免疫球蛋白,致使患者体内免疫球蛋白升高,其中以Ig G水平升高最为明显。Ig M水平正常可能与其通常在机体炎症的早期出现有关,同时也可能是不同学者观察到的SLE患者血清Ig M水平结果不一的原因之一。近年来部分学者报道Ig M水平在SLE活动中期下降[4,5]。故观察体内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助于SLE的诊断。本研究结果显示,136例SLE患者的Ig G、Ig A、Ig M较健康对照组升高,其中Ig G明显升高,Ig A也升高,而Ig M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与巫翠云[6]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SLE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量补体可通过经典途径或替代途径参与反应,但机体短时间内来不及制造和补充,致使C3、C4水平显著降低。虽然目前很少有将血清补体列入病情评估标准,但近年来国内外均有研究文献认为SLE患者血清C3、C4水平与疾病活动性相关[7]。本研究结果显示,SLE患者体内补体C3、C4水平均明显下降,其中C3水平下降更为明显,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8]。

同时,有研究表明,T淋巴细胞亚群的紊乱可能在SLE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CD3+T淋巴细胞可表达与所有成熟T淋巴细胞表面,与TCR形成完整的TCR/CD3复合体,共同参与对抗原刺激的免疫应答[9],而T淋巴细胞亚群中的CD4+T细胞与CD8+T细胞的相互制约及平衡对机体免疫应答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最近有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结果出现的机制可能是活动期SLE患者外周血中B细胞过量的产生抗体从而损害体内物质,CD4+T淋巴细胞参与了这一过程[10,11]。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SLE患者CD3+、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显著减少,CD8+细胞显著增加,CD4+/CD8+细胞比值明显下降,此于石永兵[12]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SLE患者体内存在T淋巴细胞亚群失衡,同时患者体内免疫球蛋白含量及补体水平也有所变化,以上指标有望为辅助SLE诊断、检测病程和预后判断等提供更为客观、可靠的依据。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2

关键词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牙髓炎 免疫组化

资料与方法

检测标本来自长春市口腔医院2004年3～9月口腔内科门诊患者，急、慢性牙髓炎各20例，健康牙髓20例（烤瓷牙需要拔髓者），患者年龄18～50岁,所有患者2个月内无服用免疫抑制剂及抗菌药物史,均未做过牙髓治疗。

标本处理：标本用10%中性福尔马林浸泡，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制备4～5μm厚切片，分别作HE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HE染色结果作为病理学分组标准，进一步区分各组标本。

主要试剂、仪器：MCP-1单克隆抗体（TBD公司），SABC显色试剂盒（武汉博士德公司），S-P超敏试剂盒（迈新生物）。

免疫组化染色步骤：石蜡切片常规脱蜡水化，PBS冲洗3分钟×3次，高温加热修复抗原（加热至95℃关火，室温放置自然冷却，蒸馏水冲洗3次，PBS浸泡5分钟）；PBS冲洗3分钟×3次；滴加过氧化酶阻断溶液（试剂A）室温下孵育15分钟，以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PBS冲洗3分钟×3次；滴加正常非免疫动物血清（试剂B），室温下孵育10分钟；除去血清，滴加第一抗体（稀释浓度1∶[KG-*2]50），4℃过夜。PBS冲洗3分钟×3次；滴加生物素标记的第二抗体（试剂C），室温孵育10分钟，PBS冲洗3分钟×3次；滴加链霉素抗生物素-过氧化物酶溶液（试剂D），室温孵育10分钟，PBS冲洗3分钟×3次；DAB显色，自来水冲洗，苏木素复染，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固。阴性对照采用PBS代替一抗,其余步骤相同。

结果

免疫染色结果显示，在健康牙髓组织中未见明显的MCP-1表达阳性细胞，在急慢性牙髓组织中MCP-1有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阳性染色细胞数量不均，阳性染色程度不一致，阳性表达为分布于细胞浆呈棕黄色的颗粒状物。表达MCP-1的细胞主要是单核/巨噬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中性粒细胞，成纤维细胞。在慢性炎症牙髓组织中还可观察到新生的毛细血管上有MCP-1表达阳性细胞。急、慢性组阳性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讨论

MCP-1在炎症性疾病中的作用：大量的炎性疾病中都发现了MCP-1的存在,与单核/巨噬细胞免疫作用有关的疾病大多有MCP-1的参与。

首先，MCP-1对单核/巨噬细胞具有激活和趋化的双重作用。实验证明MCP-1促使嗜碱性粒细胞释放组胺的速度相当快，能在1小时内达到最高水平。MCP-1在炎症反应时与单核/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的激活有关联，在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具有促炎的作用。

其次，由于MCP-1的缺失可以导致IL-4、IL-5、IL-10分泌受抑制，从而导致Th2型免疫反应受抑制，MCP-1在Th2型细胞因子的定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巨噬细胞选择性激活途径的抗炎过程，是Th2型免疫应答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1］。而正是Th1细胞向Th2细胞的不断转化导致巨噬细胞选择性激活，抑制经典激活的巨噬细胞的抗原提呈作用和促炎因子的分泌，并通过分泌血管生成因子和成纤维因子促进组织的愈合，从而避免炎症反应过度对组织造成的损害。这证明MCP-1还有抗炎的作用。

MCP-1在炎症牙髓中表达的意义：在本实验中观察到，急、慢性牙髓炎症组织中存在MCP-1阳性表达，正常牙髓组织中没有表达，这证明MCP-1作为一种诱导性表达趋化因子，在牙髓炎中存在的内毒素、细菌释放的各种酶、代谢产物、炎症介质及其他损伤因子的刺激和诱导下上调表达，参与了牙髓炎症反应。由于 MCP-1对单核/巨噬细胞的强烈趋化作用，MCP-1在炎症牙髓中的表达为炎症区单核/巨噬细胞的存在提供了机制性解释，同时趋化的单核/巨噬细胞再度表达MCP-1能够再趋化和激活更多的单核/巨噬细胞到炎症部位，在炎症反应中起到一种级联放大的作用。实验中观察到，慢性牙髓炎组织中MCP-1的表达比急性组略有增高，同时慢性组的单核/巨噬细胞数量也比急性组高，这说明MCP-1是单核/巨噬细胞持续趋化的主要动力。

在慢性炎症组织中观察到，除一些炎症细胞表达MCP-1外，血管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也表达MCP-1，并且在新生的毛细血管上有MCP-1阳性表达，这说明MCP-1参与了慢性炎症的恢复过程。MCP-1在血管内皮细胞中的表达，提示MCP-1有助于单核细胞穿越血管内皮细胞，到达炎症部位。MCP-1可以调节单核细胞表面特异性黏附分子CD11c、CD11b的表达，激活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导致单核细胞与内皮细胞紧密接触，最终穿透血管壁进入组织到炎症部位。

在部分炎症组织中，我们观察到中性粒细胞有阳性表达，这与以往报道不同。Johnston B［2］等在观察小鼠慢性脉管炎模型时也发现，在由MCP-1引起的募集的白细胞中，不是单核细胞而是中性粒细胞占大多数。流式细胞分析显示，CC趋化因子受体CCR1、CCR2在小鼠慢性诱导脉管炎炎症部位聚集的中性粒细胞上有异常表达。Raffaella［3］等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些实验都从不同的角度提示，在炎症的具体条件下，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可能发生调整，而趋化因子（包括MCP-1）主要通过与相应的受体高亲和结合发挥生物学功效。因此对趋化因子受体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炎症条件下各趋化因子的“行为”，也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前，在各種炎性疾病的治疗领域针对MCP-1的治疗方法越来越多，其中肌肉注射含有MCP-1拮抗剂7ND基因的质粒抑制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正处于临床应用阶段，试验证明是安全的，有望成为比药物治疗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预见，通过对给药方式、给药途径的改进，针对MCP-1的治疗将为恢复牙髓炎症提供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WimNo?l Infection Stage-Dependent Modulation of Macrophage Activation in Trypanosoma congolense-Resistant and -Susceptible MiceInfect Immun，2002，70(11)：6180-6187.

2 Brent Johnston.Chronic inflammation upregulates chemokine receptors and induces neutrophil migration to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J Clin Invest，1999，103(9)：1269-1276.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2013年1月～2014年6月收治的42例皮肌炎患者纳入本研究,均符合皮肌炎相关标准,将本组患者组成观察组,男26例,女16例,年龄为23～74岁,平均年龄为(47.9±2.9)岁;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心肝肾疾病者;免疫性疾病者;在6周内应用过免疫抑制剂者。另选择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的42例健康体检者纳入本研究,男24例,女18例,年龄为19～78岁,平均年龄为(45.3±3.2)岁。

1.2 研究方式

在清晨抽取两组受检者静脉血,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患者外周血CD3+、CD4+、CD8+计数,Th17细胞百分率、调节性T细胞,进行组间分析[2]。

1.3 判别标准

使用MYOACT肌肉评分法、MYOACT皮肤黏膜评分法、MYOACT疾病活动度,如果其中一个或者一个以上评分超过0,且持续时间不足1个月,说明患者处在皮肌炎活动阶段。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来表示,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CD3+、CD4+、CD8+计数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Th17细胞百分率、调节T细胞百分率与对照组也有显著差异,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对照组CD3+、CD4+、CD8+计数情况对比示意表与两组患者Th17细胞百分率、调节T细胞百分率对比示意表详见表1、2。

3 讨论

临床研究显示,皮肌炎患者肌肉组织淋巴细胞浸润情况严重,特别是T细胞较高,其中以CD3+CD4+、CD3+CD8+,T细胞会分泌出细胞毒性蛋白质,该种蛋白质会影响肌浆膜完整性,影响肌纤维束完整性,导致患者出现皮肌炎的相关症状。近期研究还显示,在皮肌炎患者外周血中,发现大量的Th17细胞与调节性T细胞,这两种细胞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疾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

本组研究结果也显示,观察组患者CD3+、CD4+、CD8+计数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Th17细胞百分率、调节T细胞百分率与对照组也有显著差异,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对于皮肌炎患者,检测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对临床治疗提供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吴蔚,尤敏,赵建华.皮肌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IL-17mRNA的榆测及临床意义[J].实用医学杂志2012,14(11):452-453.

[2]Karagoz B,Bilgi O,Gumus M,et al.CD8+CD28-cells and CD4+CD25+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advanced stage lung cancer patients[J].Medical Oncology,2010,27(1):29-33.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4

1 T细胞克隆应用研究进展

近年来T细胞克隆在免疫学研究中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它有力地促进了对各种T细胞特性、结构、功能、分类及遗传方面的研究, 不仅为细胞免疫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许多疾病的发病机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建立体外可长期培养的抗原特异性T细胞系及克隆在T细胞受体、T细胞治疗、T细胞表位、移植免疫以及细胞因子分泌和细胞间的协调作用等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并已取得重要进展。

1.1 T细胞受体研究

TCR是T细胞表面识别MHC、肽复合物的重要分子, 有αβ和两种γδ。鉴定TCR链-α/β或γ/δ的配对, 通常要建立T细胞克隆, 但又不易获得。 Kurokawa等[1]应用一种新的方法, 直接从单个T细胞进行TCRα/β基因的配对克隆。他们分选出单个T细胞, 从中提取mRNA。然后采用RT-PCR从单个 T细胞的cDNA扩增出TCRα/βCDR3区, 经测序鉴定证实了TCRα/β基因的配对, 并通过细菌表达系统重建了TCR分子。该方法使从单个T细胞获得重组TCR分子成为可能, 有力地推动了T细胞抗原特异性研究。为了解对共同抗原产生慢性T细胞应答的TCR受体库 (TCR repertoire) 多样性特征, Lim[2]等用MHC.肽多聚体, 自EB病毒 (EBv) 阳性个体分选出外周血淋巴细胞 (PBL) 或滑液淋巴细胞后, 获得了一个HLA-A2限制性EBV优势表位 (GI , A2) , 并进行了识别该表位的TCR分析。尽管GLC/A2+特异性T细胞TCRβ链具有广泛的多样性, 但在大多数细胞系中他们仍鉴定了几个常见的亚基 (Vβ2、Vβ4、Vβ6) 。这些亚基具有高度保守的TCRβ链互补决定区3 (CDR3) 的长度和连接基序, 代表GLC/A2应答细胞的l1%～98% (平均50%) 。由它们组成的, TCRβ链显示有限的CDR1、CDR2和CDR3同源性, 而TCRα链则含有相同的TCRα区, 说明在对MHC.肽复合物识别中, TCRα链和β链利用程度不同。

1.2 T细胞治疗

T细胞治疗提供了增加抗原特异性免疫的有效手段。以特异性抗原为刺激诱导产生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CIL) 在临床免疫治疗中展示了诱人的前景。Chamoto等[3]应用含T 细胞受体 (TCR) α和β基因的逆转录病毒转染后, 从非特异性活化的, Th细胞制备了小鼠抗原特异性Thl细胞, 发现转导来自I-A (d) 限制的卵清蛋白 (OVA) (323-339) 特异性T细胞克隆 (DO11.10) TCRα、β基因的Th1细胞对OVA (323-339) 肽或 A20 B淋巴瘤 (A20.OVA) 细胞 (表达OVA作为肿瘤抗原) 的刺激产生TNFγ应答, 但没有应答。TCR转导的Thl细胞以抗原特异性的方式表现出抗肿瘤细胞毒性, 在体内产生有效的抗肿瘤活性。Van der Aa等[4]用灭活的自身髓磷脂碱性蛋白 (MBP) 反应性T细胞克隆免疫MS患者, 观察了TCV效应。在此基础上, 他们为进一步了解TCV的安全性、可行性和免疫效果, 又用来源于MS患者脑脊髓液 (CSF) 活化的CD4+T细胞进行了TCV临床试验。先体外培养CSF淋巴细胞58周, 获得了几乎是纯的Th1/Th0类型的α/βTCRCD4+T细胞系 (TCL) 。这些TCL能识别MBP、MOG和/或PLP, 其结果与EI PSPOT试验一致。然后, 用灭活的CSF-TCL作疫苗 (107个细胞) 每隔2个月免疫1次, 共免疫3次。结果发现, 接种的TCL完全耐受, 未发现细胞毒性或副作用。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 复发频率减少。在3例患者 (3/5) 观察到对CSF疫苗的增殖应答。在所有患者观察到抗动力型T细胞应答 (anfierogotypic T cell responses) , 但对MBP, PI MOG应答反应仍较低。目前, TCV除应用于MS治疗外, 在实验性自身免疫甲状腺炎、实验性自身免疫眼色素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上也具有一定的疗效。

1.3 T细胞表位研究

T细胞表位 (T cell epitope) 是指抗原经过抗原提呈细胞 (APC) 加工后, 由MHC分子提呈给TCR的短肽。鉴定T细胞表位的常用方法是用抗原特异性T细胞克隆作效应细胞对靶细胞进行细胞毒杀伤试验, 根据特异性裂解靶细胞的百分率来确定抗原的T细胞表位。它在疫苗研制、免疫诊断、抗原特异性T 细胞治疗、疾病发病机理、免疫应答分析和T细胞谱系研究等方面有着广泛应用, 并有力地推动了蛋白质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 成为免疫学研究的热点。Puumala virus (PUUV) 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HFRS) 的病原体。Van Epps等[5]研究了芬兰 HFRS患者PUUV记忆性CTL应答, 其中7例 (7/13) 可检测到抗PUUV核蛋白 (NP) 的特异性CTL反应, 并自特异性较高的2例中建立了61株NP特异性CTL克隆。经细胞毒杀伤试验, 鉴定了NP上6个新的CD8+CTL表位:NP164.78、NP173-81、NP204-12、NP212-20、NP236-50、NP243-510, 受mA限制的等位基因包括:A2、A28、B7、B8。该结果为HFRS的免疫发病机理研究和疫苗研制奠定了基础。EBV核蛋白1 (EBNA1) 是在EBV相关恶性疾病中表达的病毒蛋白, 在感染细胞中对病毒DNA的复制和病毒游离体的维持起重要作用。由于CD4+Th细胞在抗病毒感染和肿瘤中对免疫应答的始动、调节和维持起关键作用, 因此 Kruger等[6]先用 TEP1TOPE软件预测了EBNA1上HLA-Ⅱ类候选表位, 然后通过T细胞对合成多肽应答的体外分析, 鉴定了几个HLS-DR限制性多肽, 同时建立了其中一个多肽特异性的T细胞克隆, 并对这个克隆进行了功能分析。HLA-DR15限制性表位EBNM (482) (AEGLRALLARSHVER) 特异性CD4+Th细胞克隆能识别自然加工的EBNA1蛋白, 该表位由HLA-DR4、DR7和DR11呈递。可见, 在疫苗结构中包含通用的自然加工的EBNA1 (482) 表位能增强抗EBV阳性肿瘤的免疫应答。目前, 多种病原体抗原的T细胞表位已被鉴定, 为这些疾病的预防、治疗和诊断奠定了基础。

1.4 移植免疫

移植免疫 (transplantation immunity) 是指器官、组织移植时所出现的免疫排斥现象。当宿主免疫功能严重缺损时, 无力排斥植入的器官, 此时植入器官中的免疫活性细胞 (主要是T细胞) 可被宿主组织相容性抗原活化, 而产生针对宿主组织细胞的免疫应答, 导致宿主全身性的组织损伤, 即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GVHD使同源造血干细胞移植更加困难。在干细胞移植前, 如能鉴定与该种疾病有关的同种反应性T细胞 (aUoreactive T cel1) 克隆, 然后对它们定量监控, 那么在GVHD明显发作前就可以开始进行免疫抑制。Miehalek等[7]基于这一思路, 在干细胞移植前, 他们鉴定了供体的一个同种反应性CD4T细胞克隆, 然后采用克隆型实时定量PCR监控了移植后它在受体外周血中的频率。结果发现, 该克隆的数量在临床GVHD发作前就已明显增加, 并与GVHD的发生密切相关。提示单独的同种反应性T细胞克隆与体内GVHD的发生有关。由此可见, 在干细胞移植前, 鉴定和监控可能导致GVHD的T细胞克隆, 将有助于对GVHD进行早期诊断和干预, 以提高移植的成功率, 延长植入器官的存活时间。同种反应性T细胞与移植肾的慢性排斥亦有一定的关系, Matsutan[8]分析了PBMC中TCR Vα、Vβ受体库和T细胞克隆形成能力。结果发现, 在24例肾移植受体中, TCRVα、Vβ片段的检出率分别为13/24和 15/24。提示TCR利用偏斜 (skew) 与克隆T细胞扩增水平之间有相互关系。TCR利用偏斜的水平和克隆T细胞的扩增, 在移植失败的受体中明显大于移植成功的受体 (P=0.008 1, P=0.012) 。表明在外周血中, 克隆扩增的T细胞与移植排斥有关, 并对移植物长期发挥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PBMC中克隆T细胞的扩增对移植肾的命运提供了重要资料。

1.5 研究细胞因子的分泌以及细胞间的协调作用

细胞因子是指主要由免疫细胞分泌的、能调节细胞功能的小分子多肽。在免疫应答过程中, 细胞因子对于细胞间相互作用、细胞的生长和分化有重要调节作用。淋巴细胞分泌的生长激素 (GH) 是淋巴细胞的自分泌和旁分泌生长因子, 除了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以外, 可能对自身的发育、活化和增殖产生效应。Sojka等[9]应用小鼠细胞因子捕获实验 (eytokine capture assay) 检测了初始T细胞 (naive T cells) 和记忆T细胞 (memory T cells) 被抗原刺激后IL-2分泌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 初始T细胞6～8h内达到最大, 而记忆T细胞则需1～2h。两类细胞在20～24h后, 体内IL-2的分泌很快终止。为了阐明DC对抑制信号的易感性机制以及DC和应答T细胞的命运, Frasca等[10]将人同种反应性T细胞或抗原特异性CD4+T细胞克隆 (与抗CD3抗体孵育变为无能) 与自身DC或应答T细胞共同培养。结果表明, 无能T细胞影响DC的抗原呈递功能或存活, 这取决于APC是成熟的DC还是不成熟的DC。在被应答T细胞活化的不成熟DC上, MI-IC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被抑制, 而在成熟DC和应答T细胞中, 则可依次诱导凋亡程序。CD95与缺乏CD40-CD4L (CD154) 相互作用的无能T细胞表达的CD95L交联, 是诱发两种Dc和应答T细胞凋亡的关键参数。这些发现提示, CD95L+ CD154-缺陷的无能T细胞对DC上CD40的缺陷性活化, 在决定T细胞抑制中可能是主要因素, 同时也说明了CD40在控制DC的调节和存活中具有信号传导的作用。

2 AFP的相关研究及进展

甲胎蛋白 (alpha-fetroprotein, AFP) 是一种糖蛋白, 分子量为7.2万, 含有3%～4%的碳水化合物, 主要由肝细胞粗面内质网上的核糖体合成。它只是胎儿时期肝脏内合成的一种糖蛋白, 成人后血清中水平很低, 而发生恶变的肝细胞则又可恢复其合成的能力。因此AFP的血清含量变化对于肝癌的早期发现、疗效的检测有着重大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 AFP在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2.1 AFP促进肝癌细胞增殖的机制

(1) AFP的免疫抑制作用。AFP结构和成人血清白蛋白相似, 是胎儿体内的主要蛋白质, 具有免疫抑制作用, 它能有效抑制母体对胎儿的排斥, 能抑制原发性肝癌患者和肝癌小鼠的免疫系统功能, 这是由于AFP具有改变CD4+和CDs等T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和导致淋巴细胞死亡的作用。有人用AFP基因的某些碱基片段作为表位 (抗原分子中决定抗原特异性的特殊化学基团) 目的基因, 发现表达这些表位基因的蛋白质具有抑制T淋巴细胞的免疫应答功能[11]。 (2) 促进肝癌细胞生长。以往认为给哺乳动物体内注射AFP会增加动物对各种实验性肿瘤的易感性, 并认为该易感性是由于AFP具有免疫抑制作用, 体内免疫体系被抑制后, 会使移植的肿瘤细胞生长, 甚至会导致体内发生肿瘤。但是许多关于AFP促进肝癌细胞生长的研究均在体外进行, 体外不存在免疫体系应答问题, 因而可以肯定AFP对肝癌细胞生长的调节并不仅是AFP具有免疫抑制作用所能解释。例如体外发现, 小剂量的AFP对人肝癌HepG2细胞的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12], 也有研究表明AFP对人肝癌HepG2细胞和Ehrlich腹水癌细胞有直接促增殖作用[13], 这可能是通过细胞膜AFP受体介导。 (3) AFP对癌细胞逃脱免疫监视的作用。AFP能诱导淋巴细胞凋亡, 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14]。正常细胞或肿瘤细胞的凋亡, 主要由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 TNF) 家族及其受体 (TNER) 介导。研究表明, 用反转录PCR法检测肝癌细胞的TNFR, 发现癌细胞TNFR的表达停止或丢失, 患者均有AFP表达量升高[15], 提示 AFP可能通过调节TNER的表达, 导致肝癌逃避机体的免疫监视。即肿瘤细胞TNFR减少有利于细胞存活, 而AFP的升高可能抑制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以及增加淋巴细胞凋亡产生上述影响。

2.2 AFP与肝癌免疫治疗

目前围绕AFP基因的肿瘤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方兴未艾。AFP基因位于4号染色体q臂 11～22区, 含14个内含子和 15个外显子, 转录mRNA 全长1 827个碱基, 编码609个氨基酸残基, 第1～57位碱基 (1～19位氨基酸) 编码信号肽, 第58～1 827 位碱基 (20～609位氨基酸) 编码功能肽段。AFP抗体的获得是通过用人肝癌AFP免疫动物 (如小鼠) , 取出其脾细胞与骨髓细胞系融合, 从而得到抗人甲胎蛋白单克隆抗体 (AFP-McAb[1]) 。Grimm CF[16]在小鼠肝癌模型应用AFP-DNA疫苗诱导出特异性的细胞毒性T细胞 (CTL) , 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 并且对正常肝细胞无损伤。Butterfield等[17]分析AFP基因及蛋白结构, 发现4个 HLA-A2.1 分子结合肽段, 并使用合成的抗原肽HLA-A2.1 分子复合物免疫小鼠, 诱导出特异性T细胞免疫和肝癌保护性免疫反应。Vollmer等[18]将AFP基因转染树突状细胞, 观察到AFP特异性CTL, 并显示出杀伤肿瘤细胞作用。Charles等[19]使用AFP基因腺病毒载体转染小鼠树突状细胞, 观察到特异性 T辅助细胞 (Th1) 免疫反应和特异性CTL细胞以及γ-干扰素 (IFN-γ) 的释放, 在接种 El4 (mAFP) 肝癌细胞的89只小鼠中, 12只 (13.5%) 小鼠获得完全的保护性免疫。也有通过构建AFP-cDNA真核表达载体, 体外转染DC (树突细胞) 、制备AFP-DC 疫苗、诱导出针对表达AFP的肝癌细胞株HepG2的特异性免疫反应[20]。免疫荧光检测可见 AFP-DC胞浆及胞膜有AFP抗原分子表达;活化的CTL能够对表达AFP肝癌细胞起特异性杀伤作用, 杀伤效率可达84.05%, 与空载体组和空白对照组比较, 差异显著 (P<0.05) 。从而说明:AFP作为靶点治疗肝癌具有可行性, 可作为肝癌靶向治疗的新的突破点;AFP-DC疫苗可以作为表达肝癌的一种免疫治疗手段, 为DC肿瘤疫苗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因此, AFP不仅具有临床诊断价值, 而且具有临床治疗价值, 其作为肝细胞癌 (HCC) 的标志物已广泛用于肝癌的筛检、诊断、早期诊断、鉴别诊断、疗效评价、提示预后等多方面。而AFP的临床治疗价值在于其可作为肝癌免疫治疗的靶抗原, 实验研究表明, 个体发育中T细胞库内针对AFP的特异性CTL克隆却并未清除, 适当条件或方法可使之激活, 以AFP为靶抗原的DNA疫苗或多肽疫苗能诱导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免疫应答, 并杀灭产生AFP的肝癌细胞, 建立体外AFP特异性T细胞的克隆, 为研究T细胞特性、结构、功能及疾病的发病机制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同时, 其在肝癌免疫治疗中也极具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2例患者为2001年1月～2008年1月门诊和住院病人,均符合2000年成都会议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1]。年龄18～73岁,平均(46.6±26.4)岁,其中,男性58例,女性44例,病程3月～14年,平均(7.2±6.9)年。活动期77例,轻度38例,男21例,女17例,中度21例,男12例,女9例,重度18例,男10例,女8例,缓解期25例,男15例,女10例。另选31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男17例,女14例,年龄20-70岁,平均(45.2±25.1)岁。

1.2 方法

采集入选者清晨空腹肘静脉血4ml,肝素化后分别取1 00μl,加荧光单克隆抗体-PE、-PE、-PE,4℃孵育30min,溶血仪溶血,流式细胞仪计数,检测百分比。

1.3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表示,SPSS11.0软件进行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方差分析,q检验。

2 结果

2.1 T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见表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p<0.01

2.2 T细胞亚群类型检测分布情况:

见表2。

3 讨论

异常的免疫反应或正常的免疫调节的破坏是UC发病的重要环节。T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CD3为外周血成熟T细胞的表面标志。辅助T细胞(Th)细胞表面主要表达阳性细胞分子,细胞毒T细胞(Ts) Ts细胞表面主要表达阳性细胞分子,Th和Ts之间的相互诱导和制约构成T细胞免疫调控网络机制,对调节免疫应答和免疫自稳具有重要作用。比值是反映T淋巴细胞功能状态的重要指标。笔者研究显示,从总体来看,UC活动期增多,减少,比值增高,正常;UC缓解期,及比值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但T细胞亚群异常类型存在异质性,研究显示,102例UC患者,T细胞亚群异常类型并不一致,其中,表现为正常,增多,减少,比值增高者比例最高,约占总人数的32.3%;其次,增多,增多,增多,比值降低者约占总人数的26.4%;正常,比值正常者约占总人数的22.6%,均为缓解期病人。本文结果显示,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在UC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值异常与疾病的活动密切相关。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类型争议较大,有报道比值增高[2];亦有报道比值降低[3]。笔者发现,UC患者部分表现比值增高,部分表现为比值降低,说明UC患者细胞免疫紊乱类型存在异质性和多样性,其临床意义不明。造成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确切原因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目的：观察不同中医证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T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方法：采用流式细胞仪计数，对102例不同中医证型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外周血检测CD3+、CD4+、CD8+百分比。结果：UC活动期CD4+增多，CD8+减少，CD4+/CD8+比值增高，CD3+常；UC缓解期，CD3+、CD4+、CD8+及CD4+/CD8+比值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CD4+/CD8+比值增高者占总人数的32.3%；CD4+/CD8+比值降低者约占总人数的26.4%；CD4+/CD8+比值正常者约占总人数的22.6%。结论：UC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存在异质性，其具体机制有待更进一步研究探讨。

关键词：溃疡性结肠炎,细胞亚群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对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J]．中华内科杂志，2001；40(2)：138～141

[2]郁敏敏，求一秋，丁小云．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观察．现代实用医学，2001；13(4)：190～191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6

1 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与Tregs细胞免疫应答

动脉粥样硬化是血脂驱动的动脉管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心血管并发症是引起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动脉粥样硬化首先出现在血流紊乱的大中动脉,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包括内皮损伤、黏附分子表达、单核细胞迁入皮下、白细胞黏附及迁移、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ox LDL) 摄取、泡沫细胞形成、细胞因子释放、平滑肌细胞迁移和增殖,最终形成粥样斑块。其中免疫学机制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当动脉壁结构受损,尤其在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刺激下,激活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获得性免疫主要通过激活T细胞发挥作用,其中Th1、Th17 细胞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及发展,Th2 细胞及Treg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及发展[5]。在共刺激分子的作用下,T细胞分化为Tregs并维持免疫稳态。Ait-Oufella等[6,7]对LDLR- / -小鼠的研究结果显示,Treg数量的降低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相关,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展。

2动脉粥样硬化Tregs数量减少及其可能机制

Tregs同时存在于人和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且大部分研究显示Tregs的数量在高胆固醇血症的小鼠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中降低。

2. 1 Tregs的数量在动脉粥样硬化中减少

在动脉粥样硬化及高胆固醇血症中Tregs数量减少[8]。与C57BL/6 小鼠以及未成年的Apo E- / -小鼠比,成年Apo E- / -小鼠淋巴器官中Tregs细胞数量降低,其以CD4+CD25+Tregs或者CD25+Foxp3+Tregs亚型为主[6]。与常规喂养的Apo E- / -小鼠[9]相比,高脂喂养的Apo E- / -小鼠斑块中CD4+CD25+Foxp3+Tregs细胞降低。在LDLR- / -小鼠中,循环和斑块中的CD4+Foxp3+Tregs在最初高脂喂养4 周后达到高峰,随后数量降低,效应T细胞增加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进展[10]。由此可知,在各型诱导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模型鼠中,随着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加重,Tregs细胞数量减少,提示Tregs细胞可能存在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作用。

2. 2 Tregs亚型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减少

循环中的Tregs降低与急性冠脉综征发生风险的增加及斑块易损性增加相关[11]。起初Tregs以CD4+CD25hig表型为标志,通过表达转录因子Foxp3 维持免疫抑制功能,并且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CD4+CD25higTreg减少与ACS的进展相关[12]。但Foxp3 同时具有短暂上调激活的效应T细胞的功能[13],因此需要精确识别Tregs的其他表型标记分子,其表型标记分子包括CD127、诱导T细胞辅助刺激因子( ICOS) 、潜在相关肽( LAP) 、糖蛋白重复优势( GARP) 。Tregs细胞中CD127 表达下调时Foxp3 表达上调。 虽然Ammirati等[14]发现循环中CD4+CD25+CD127low细胞和颈总动脉的内膜-中膜厚度无关,但Zhang等发现在急性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CD4+CD25+CD127low细胞表达降低。ICOS参与IL-10 介导的抑制效应T细胞的过程,并且小鼠ICOS缺陷可以通过减少Foxp3+Tregs的数量及抑制Foxp3+Tregs的功能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展[15]。与健康个体相比,ICOS+Treg细胞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及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水平降低[16]。LAP与TGF-β 形成复合体,通过释放成熟的TGF-β 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在小鼠中应用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后CD4+LAP+细胞和TGF-β 水平升高,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最近研究[17,18]显示,与对照组患者相比,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循环中的CD4+LAP+Tregs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18,19]循环中CD4+GARP+Tregs和CD4+CD25+GARP+Tregs降低。此外,CD4+CD25+GARP+Tregs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减少抑制效应T细胞的能力无关。以上研究结果证实,Tregs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数量减少,提示Tregs数量减少与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生风险的增加及斑块易损性增加正相关。

2. 3 Tregs在动脉粥样硬化及急性冠脉综合征中数量减少的可能机制

Tregs在动脉粥样硬化中数量减少的机制尚不明确,目前研究显示其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Tregs细胞凋亡增加相关。Zhang等[20]研究结果显示,在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Tregs细胞抗凋亡基因Bcl-2 表达降低,而凋亡基因Bak表达量相对增高。此外,急性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的同时可检测到Tregs凋亡增加,提示ox LDL可能与心血管疾病患者Tregs减少存在相关性。Veldhone等[21]在体外研究中观察到,ox LDL可诱导CD4+CD25+Tregs细胞凋亡,使其数量减少。ox LDL的剂量依赖于Foxp3 基因上Treg细胞特定的脱甲基部位甲基化增加而增加,从而使Foxp3 在PBMCs上的表达降低[22]。其次为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胸腺Tregs释放受损,从而使CD45RO-CD45RA+CD31+亚型的Tregs数量减少。

3Tregs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局部炎症环境中的作用

3. 1 对巨噬细胞表型转化的影响

巨噬细胞在斑块中的分化和分布十分复杂,目前研究已经确定M1 型巨噬细胞促进斑块炎症反应,而M2 型巨噬细胞可以抑制斑块炎症反应[23]。其中,M2型巨噬细胞还是重要的组织修复因子,其增加与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斑块的消退相一致[24]。Th1、Th2细胞和Tregs分泌极化因子,促进巨噬细胞分化为M1型或M2 型[25]。也有研究证实来源于健康个体的Tregs与单核细胞共培养可诱导巨噬细胞分化为M2型,同时增加趋化因子CCL18 的产生可增强巨噬细胞吞噬作用。Tregs细胞还可以通过分泌IL-10 诱导M2型巨噬细胞产生,而M2 型巨噬细胞进一步通过分泌TGF-β、IL-1 受体抗体、IL-10 以及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发挥抗炎作用使斑块稳定[26]。巨噬细胞吞噬低密度脂蛋白转化为泡沫细胞增加动脉粥样硬化脂质核心,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研究[27]证实,Tregs可以通过下调清道夫受体和CD36 抑制斑块内脂质积聚,从而阻止巨噬细胞转化为泡沫细胞,但是Tregs并不能影响脂质的逆向转运。此外,病变部位的Tregs可以抑制MCP-1 的表达和减少单核细胞进入斑块内,从而抑制单核细胞源性的泡沫细胞形成[28]。总而言之,Treg可以诱导抗炎的M2 型巨噬细胞型别转化,从而发挥抗炎作用并抑制巨噬细胞转化为泡沫细胞,增强斑块的稳定性。

3. 2 抑制Th1 及Th17 细胞的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Th1 细胞是主要的致急性冠脉综合征进展的CD4+T细胞,它可以通过分泌干扰素-γ( IFN-γ) 刺激单核细胞和其他效应T细胞亚群在斑块中聚集,增加巨噬细胞吞噬脂质,并且激活斑块中的抗原递呈细胞( APCs) 发挥作用[29]。在小鼠体内诱导Tregs产生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中的Th1 细胞功能[30]。心血管病患者循环中的Th1 细胞在稳定型心绞痛、不稳定型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明显增加,而Tregs数量显著减少[31],提示Th1 细胞和Tregs的含量呈逆相关性。Th17 作为另一种效应CD4+T细胞促炎亚型,通过产生IL-17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进展。Tregs和Th17之间存在负相关[32],Tregs可通过分泌IL-10 调节动脉粥样硬化的同时抑制IL-17 分泌从而抑制Th17 的功能[33]。以上研究提示,Tregs可通过抑制Th1 及Th17而发挥作用,从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及发展。

3. 3 抑制树突细胞

树突细胞使效应T细胞活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病变研究显示,DCs表达Fascin蛋白增加,Tregs表达降低,说明成熟的DCs表达Fascin蛋白和Tregs数量呈负相关[11]。Tregs通过分泌抑制性免疫细胞因子( IL-10 和TGF-β) 、细胞表面分子( CTLA-4、程序性凋亡因子-1) 及其配体-程序死亡配体( PD-L-1 /2) 和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 抑制DCs细胞。一些研究[34]显示,CTLA-4 mRNA水平升高与Tregs增加及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此外,研究者应用重组CTLA-4 免疫球蛋白融合蛋白治疗Apo E3* Leiden小鼠,建立股动脉袖口模型,发现其可以有效降低动脉内-中膜厚度,其机制是重组CTLA-4 免疫球蛋白融合蛋白降低了由Th1 细胞产生的IFN-γ 的活性,升高了Tregs产生的IL-10 活性[35]。在对PD-1 或PD-L1 /2 缺陷小鼠进行实验研究显示,其通过增加致动脉粥样硬化性效应T细胞免疫应答,使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加重[36]。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 可以上调Tregs活性,抑制DCs细胞的成熟和免疫激活能力,但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价值有待商榷。总而言之,Tregs细胞可以通过分泌免疫细胞因子、细胞表面分子及其配体和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来抑制DCs细胞,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3. 4 Tregs抑制内皮细胞释放促炎因子

内皮细胞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并参与炎症反应的全过程。内皮细胞功能障碍促进炎症细胞黏附及释放促炎因子[37],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始动因素。研究结果[38]显示,Tregs能够通过调控CD86 及抑制黏附分子表达,诱导活化人脐静脉血免疫表型标志物的表达,正向调节抑炎因子的释放。另一项研究结果[39]显示,Tregs可以通过上调内皮细胞表达的Krüppel样因子2 抑制ox-LDL诱导的人脐静脉促炎性因子的表达,从而发挥抑炎作用,同时亦可通过细胞与细胞间的接触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以上研究提示,Tregs可通过抑制内皮细胞释放炎症因子,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4 Tregs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

Klingenberg等[40]认为,Tregs通过高表达IL-10 使LDLR- / -小鼠血清中VLDL和LDL水平降低,间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目前研究者通过对DEREG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进行研究发现,Tregs对胆固醇代谢有直接作用。更具体地说,因为Tregs数量减少,使极低密度脂蛋白和乳糜微粒清除作用减弱而使胆固醇增加。在Tregs耗竭的小鼠中,sortilin-1 在肝脏的表达降低,脂蛋白脂肪酶、肝脂肪酶、血浆酶活性增加[30]。以上实验显示,Tregs增加可以通过间接作用及直接作用显著降低胆固醇,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及发展。

5 增加Tregs数量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应用

Tregs可发挥多种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所以使用Tregs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新方法具有极大的潜能,并受到广泛关注。早期研究显示给小鼠转移CD4+CD25+T细胞,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而近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内或体外扩增Foxp3+T细胞。增加Tregs的活性、维持低密度脂蛋白抗原表位耐受性是免疫调节治疗成功的关键。尽管机制尚不明确,但在实验模型中增加Tregs的活性而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41]。葛培培等[42]的研究显示,瑞舒伐他汀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进展过程中Tregs表达增多,炎症因子表达减少,提示瑞舒伐他汀阻止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加病变处Tregs诱导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 表达而发挥作用。通过增加Tregs数量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治疗方法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推进Treg在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应用。

6 小结与展望

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7

关键词：移植物抗宿主病,慢性,T细胞,流式细胞术,造血干细胞移植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目前治疗白血病中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hronic graft-versus-host disease,c GVHD)是allo-HSCT后期主要并发症以及患者后期致死主要原因[1]。在慢性GVHD(c GVHD)的病理过程中,T细胞是关键性效应细胞。本研究通过观察无c GVHD组与c GVHD组间中T细胞的百分比和绝对数的差异,以及不同分级状态下c GVHD组间的T细胞百分比和绝对数的动态变化。为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早期诊断及预后提供检验依据,指导临床上免疫调节剂等药物的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62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均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研究时间为2002年4月~2010年8月,男41例,女21例。年龄13~56岁,平均年龄(29.5土8.6)岁。慢性粒性白血病(CML)20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8例,急性髓性白血病(AML)17例,非何杰金淋巴瘤(NHL)2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2例,急性混合性白血病(AMLL)2例,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1例。所有病例均首次植入成活,获得造血重建。62例患者,无c GVHD发生20例,轻度c GVHD 14例,中度c GVHD 18例,重度c Gv HD 10例,c GVHD的诊断和分级标准参照文献[2,3,4]。

1.2 方法

1.2.1 移植前预处理方案

改良的白消安/环磷酰胺(Bu/Cy)方案:Bu 1 mg/kg,每6 h 1次,共3 d;阿糖孢苷(Ara-C)2 g/m2,1次;Cy 60 mg/kg,2次,或单次全身照射/环磷酰胺(TBI/Cy)方案(单次全身照射700~800 c Gy;Cy 1.8 g/m2,2次)。

1.2.2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

HLA相合移植后,给予环胞霉素A(Cs A)、霉酚酸酯(MMF)及短程甲氨蝶呤(MTX)方案预防GVHD。HLA配型不合者静脉滴注兔抗胸腺球蛋白(ATG),2.5 mg/kg,3~4 d。GVHD病程严重时,输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促进造血干细胞的植入及加速造血重建。

1.2.3 T细胞亚群检测方法

分别在移植前和移植后1、2、3、6、9、12个月留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2m L,EDTA-K2抗凝,流式细胞仪动态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各检测管中加入相应组合的荧光素标记的Mc Ab,再加入混匀的抗凝血50μL,混匀,室温避光孵育20 min。加入溶血素2 m L,混匀,放置5~10min,待红细胞裂解,1 000~1 2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液,悬浮细胞,加入PBS 2 m L,混匀,800~1 0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液。悬浮细胞,加入固定液300μL,混匀,放置2~8℃避光处,24 h内上机分析。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检测淋巴细胞总数。流式细胞仪进行三色流式细胞术检测,所有数据采用Cell Quest软件进行分析。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0.0医用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试验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计量资料t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造血功能重建和植入

62例患者移植后均重建造血,每例分别于移植后30、180 d行PCR扩增短串联重复序列DNA位点分析,62例患者移植后血细胞的DNA与供者DNA均完全一致。

2.2 生存情况

随访至2010年8月,随访中位时间20(9~36)个月,2例死亡:3例ALL于移植后8月余复发死亡,5例CML移植后9个月死于肺部感染。其余患者均无疾病进展而生存。

注:覮与无c GVHD相比,P<0.05

2.3 T细胞亚群与c GVHD的关系

从表1可以看出,c GVHD组的CD+4CD+25在移植后180 d时和移植后峰值均明显高于相同时段无GVHD组患者,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P值均<0.05)。随着c GVHD分级程度的加重,T细胞在中、重度的c GVHD组与无c GVHD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值均<0.01),而轻度c GVHD则与无c GVHD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值>0.05),见表2。

3 讨论

CD4+CD+25细胞是一类具有特异性免疫抑制功能的调节性T细胞亚群,在维持自身免疫耐受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在同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由于供者型CD4+CD+25细胞的特异性免疫抑制功能与受者自身CD4+CD+25细胞的特异性免疫抑制功能的作用不一致,在同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存活患者出现慢性排斥反应,而主要表现为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2,3],根据同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抽血检查的结果显示,c GVHD组患者的CD4+CD+25细胞值在同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180 d时和移植后峰值均明显高于无GVHD组患者的CD4+CD+25细胞值,而且,在不同程度的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中,随着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程度的加重,CD4+CD+25细胞值逐渐升高。与无GVHD组患者相比,在中、重度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中,CD4+CD+25细胞值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所以,有理由推测调节性慢性T细胞在c GVHD的发生和调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表明异基因供者型CD4+CD+25细胞的作用可能不同于受者自身的CD4+CD+25细胞。TAKA-HASHI[4]等也报道用抗CD4+CD+25调节性T细胞在维持自身免疫耐受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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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免疫调节蛋白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3年7月—2014年7月在该院进行治疗的20例恶性实体瘤患者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患者12例, 女性患者8例, 年龄分布为40~75岁, 平均年龄为 (57.5±0.5) 岁。所有患者的肿瘤类型为:甲状腺癌患者2例、直肠癌患者3例、乳腺癌患者4例、肾癌患者5例、肺癌患者6例。术后9例, 晚期转移11例。

1.2 方法

采用CS3000plus血细胞分离机富集所有患者的自体外周血于单个核细胞之后, 用Ficoll淋巴细胞分离液把PBMC分离出来, 应用浓度为5%的AB血清的1 640培养液调整细胞的浓度为1~3×106/m L。培养的第一天, 加入1 000 u/m L的人重组IFN-γ、100 u/m L的人重组IL-1α以及100 ng/m L的抗人CD3单抗;在培养的第一天, 加入300 u/m L的人重组IL-2, 连续培养11 d左右之后进行细胞的收集。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该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数据用 (±s) 进行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值进行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2 结果

2.1 CIK细胞中CD4+T细胞的纯化以及Th1/Th2亚群的分布

经过纯化, 富集CD4+T细胞的亚群纯度达到96%, 存活率为95%。对比CIK和PBMC的CD4+T细胞中的Th1/Th2亚群分布情况:Th0和Th1亚群的比例显著升高,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Th2亚群无显著变化 (P<0.05) , 见表1。

2.2 CIK和PBMC细胞中CD4+T细胞培养上清中多种细胞因子的含量变化

在CD4+TCIK细胞中, TGF-β和IL-10等Th2类细胞因子的分泌量明显降低 (P<0.05) , 而IFN-γ和IL-2等Th1类细胞因子的分泌量明显增高 (P<0.05) , 见表2。

3 讨论

Schmidt-Wolf GD等研究人员发现, 细胞亚群同样存在于小鼠体内, 其功能各不相同, 还能够各自分泌出不同的细胞因子, 该细胞亚群被称之为辅助性T细胞 (Th) [3]。之后, Fiorentino DF等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在人体内同样存在和小鼠体内相似的Th细胞亚群[4]。也是因为该细胞亚群具有不同的功能, 因而使得它们在部分疾病的病情发展变化当中具有不同的表现, 该研究人员构思期望利用对细胞分化调控来打破细胞亚群的平衡状态,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预防某些疾病和治疗某些疾病的目的[5,6]。

该研究结果显示, 20例恶性实体瘤患者经过11 d左右的多因子体外诱导之后, 在CIK细胞中, Th2亚群中的TGF-β和IL-10含量分别为 (302.0±61.9) 和 (530.4±407.0) , 较PBMC显著降低, 而Th0和Th1亚群的比例较PBMC显著升高 (P<0.05) , 特别是CD3+CD56+细胞、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比例, 对比培养前, 数量显著升高。由此表明, 在CIK细胞中, CD4+T细胞具有明显的Th1优势。相关研究证明, 张瑞萍等[7]研究人员证明, 在CIK细胞中, 杀伤性CD8+T细胞和双阳性CD3+CD56+细胞属于主要的效应细胞, 能够构成CIK细胞的强大杀瘤活性。但从目前的实际来看, 在整个CIK细胞中, 通过培养之后迅速升高的CD4+T细胞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得到充分明确, 因而需要研究人员对CD4+T细胞进行进一步地研究[8]。

综上所述, 在CIK细胞中, CD4+T细胞具有显著的Th1优势, 与更大的数量相结合, 从而显著提高实体瘤患者体内各种免疫效应细胞的功能, 有助于促进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瑞红, 房桂珍.CD4+T细胞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J].细胞生物学杂志, 2011, 33 (1) :89-90.

[2]于津浦, 任秀宝.不同输注途径对CIK细胞治疗后的体内分布的影响[J].中国免疫学杂志, 2012, 56 (3) :77-79.

[3]Schmidt-Wolf GD, Negrin RS, Schmidt-Wolf IGH.Activated Tcells and cytokine-induced CD3+、CD56+killer cells[J].Ann Hematol, 2011, 74 (2) :51-56.

[4]Fiorentino DF, Bond MW, Mosmann TR, et al.Two types ofmouse T helper cell[J].J Exp Med, 2012, 170 (6) :2081-2095.

[5]张维红.CD40/CD40L交联在CD4+T细胞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中的机制研究[J].中国免疫学杂志, 2013, 41 (10) :66-68.

[6]罗荣城.CIK细胞过继性免疫治疗对TACE术后肝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广东医学, 2012, 55 (9) :91-93.

[7]张瑞萍, 金增强.表达嵌合T细胞受体的T淋巴细胞介导的肿瘤过继性免疫治疗作用研究[J].肿瘤, 2011, 41 (10) :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