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精选12篇）

免疫治疗 篇1

免疫节点抑制剂是一类新兴的抗肿瘤药物, 主要机制为增强机体自身的肿瘤- 特异性免疫, 但很多患有自身免疫病的肿瘤患者常无法选择肿瘤免疫治疗。有研究发现, 自身免疫病患者行免疫治疗时自体免疫毒性反应会显著提升, 这种情况下, 有大量的肿瘤患者因为自体免疫病被排除在免疫治疗之外。而自体免疫病的发病率常较高, 因此有必要研究自身免疫病患者在接受免疫节点抑制剂治疗后的临床表现和治疗结果。

近期JAMA Oncology杂志刊登了Johnson团队最新研究成果, 该文章纳入了30 例接受Ipilimumab治疗的伴有自身免疫病的黑色素瘤患者。这些患者伴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溃疡性结肠炎、多发性硬化症。研究结果显示, Ipilimumab治疗中8 例 ( 27% ) 出现自身免疫病恶化, 不过病情均在皮质类固醇治疗后得到控制; 10 例 ( 33% ) 出现典型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 ( 3 ~ 5 级) , 病情在皮质类固醇或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后得到控制; 15 例 ( 50% ) 未表现出任何自身免疫病恶化或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之前认为免疫节点抑制剂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有关, 这使得肿瘤科医生不敢轻易使用该类型药物。研究表明, 在严格的临床监测环境下, Ipilimumab治疗自体免疫病肿瘤患者具有可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摘自: 丁香园)

免疫治疗 篇2

北京华博医院不孕不育专家经多年积极探索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妇女能够正常怀孕并妊娠至足月，主要是因为她们的体内会产生一种“封闭抗体”，这种抗体可以给腹中的胎儿筑起一道保护屏障，使胎儿免受母亲免疫系统的攻击，直到顺利降生。于是，专家组提出，想要让成功治愈女性习惯性流产这一问题，必须修复女性体内的“封闭抗体”，使女性恢复自然孕育微环境，为宝宝重新筑起一道天然“保护屏障”，才能保证胎儿在女性体内着床后安全生长至足月分娩。

专家解释，妊娠是成功的半同种异体移植过程，基于习惯性流产是由于患者对胚胎父系抗原的免疫低反应性所致，专家组采用丈夫或无关个体白细胞、淋巴细胞等对母体进行主动免疫治疗，即通过抽取男方(丈夫)静脉血，分离出淋巴细胞，注射入女方 (妻子)体内这一途径，以此诱导封闭抗体的产生;当“封闭抗体”成功分泌，夫妻双方便可以开始实施怀孕计划，等待宝宝顺利出生。

肿瘤的免疫治疗不能小觑 篇3

大肠癌的发病机制与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有关

大肠癌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相关性肿瘤，其癌症的发病机制与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有关。机体防御功能或系统遭破坏，不能抵御致癌因素的侵袭，导致细胞突变。由于免疫功能低下，不能识别和消除突变的细胞，这时如果抑癌基因失去控制原癌基因的能力，突变的细胞便不断增生而形成癌症。肿瘤发生反映了肿瘤与免疫的消长平衡失调，免疫制剂使用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和防御机制，并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激活巨噬细胞，诱导T细胞的分化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向正常细胞的转化，以减少肿瘤的复发和病情恶化。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大肠癌的第四种治疗方法——生物治疗问世，其中的免疫治疗就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有关研究还发现，大肠癌患者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与临床分期相关。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虽不能直接反映对肿瘤的侵袭力，但与肿瘤的发展及预后有一定关系。早期肿瘤患者免疫功能正常者，预后较好，晚期肿瘤或已有广泛转移患者免疫功能明显低下，预后较差。因此，测定大肠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可以判断肿瘤发展情况与预后。

外科手术对肿瘤患者免疫系统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肿瘤手术治疗本质上也是免疫治疗，肿瘤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全面抑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肿瘤的负荷程度有关。根治性切除肿瘤，不仅最大限度地使机体的肿瘤负荷降到最低，而且解除了肿瘤诱导的免疫。另外，手术创伤也会抑制机体免疫。因此，肿瘤根治术后是进行免疫治疗的最佳时机。

β葡聚糖在肿瘤免疫疗法中发挥重要作用

β葡聚糖就是一种在肿瘤免疫疗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调节因子。在基因水平上，β葡聚糖有较强的抗化学诱变作用，可用于恶性肿瘤放化疗后机体出现的乏力、白细胞减少、免疫功能降低的综合治疗。β葡聚糖能刺激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对T细胞、β细胞以及自然杀伤细胞有调节作用，参与宿主自身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过程。β葡聚糖还能抑制转移癌和原发癌的生长。

β葡聚糖和化疗药物合并使用时，不仅能增加化疗药物的功效，而且还能减轻化疗所带来的恶心、疲乏等不适症状。可见，β葡聚糖能明显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达到抑制恶性肿瘤生长的作用，对预防肿瘤复发和转移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β葡聚糖还能双向调节免疫系统，不会对免疫系统造成过度刺激，使免疫系统达到平衡状态，具有预防癌症的功效。尤其对癌症的高发人群，适量摄取β葡聚糖能有效防止癌症的发生。

食用菌：花耳绣球菌的抗癌和防癌作用

免疫治疗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分析2009年3月至2010年11月从化市中心医院住院部收治的符合肺炎支原体肺炎诊断标准的80例患儿的临床诊治资料, 男49例, 女31例;年龄为3个月~7岁, 3个月~1岁46例, 1~3岁16例, >3岁18例, 所有患儿检测前未接受激素或免疫制剂治疗, 将MPP患儿随机分为2组, 单用阿奇霉素对照组40例, 阿奇霉素+匹多莫德观察组40例。同时设立在本院体检的健康儿童80例作为空白组, 年龄4个月~7岁, 其中男53例, 女27例;MPP组与空白组, MPP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分析仪测定的外周血细胞免疫的表达, CD3+ (总的T细胞) , CD4+ (辅助性/诱导性T细胞) , CD8+ (抑制性/杀伤性T细胞) 。

1.2.2 治疗方法

MPP组所有患儿均给与常规退热、止咳、祛痰、营养支持等疗法, 静脉点滴奇霉素5天, 对照组采用口服阿奇霉素剂量10 mg/ (kg·d) , 1次/d, 连服3d, 停4d为1个疗程的间歇给药方式, 连用3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匹多莫德口服液, 400mg/支, 起初7d, 每天2次, 每次1支, 随后每天1次, 每次1支, 共服2个月, 幼儿剂量与儿童相同。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儿发热、咳嗽、肺部啰音、住院时间、细胞免疫功能指标。

1.4 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χ—±s表示, 利用SPSS16.0进行t检验,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细胞免疫功能特点

儿童肺炎细胞免疫功能特点见表1, 由表可知, CD3+、CD4+T细胞百分率, CD4+/CD8+明显降低,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CD8+T细胞百分率没有变化。

2.2 匹多莫德治疗后症状改善和细胞免疫功能变化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见表2, 由表可知, 观察组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

2.3 匹多莫德治疗后细胞免疫功能变化

两组MPP患儿治疗后细胞免疫功能变化见表3, 由表可知, 两组治疗后CD3+、CD4+T细胞百分率, CD4+/CD8+均有一定改善, 但观察组改善效果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1。

3 讨论

研究表明,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可引起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紊乱, 表现为:CD3+、CD4+、CD+16、CD+56、CD4+/CD8+比值下降, CD8+、CD+19上升;IFN-γ、IL-4、IL-6、IL-8、IL-12、IL-15、IL-18等多种细胞因子的变化, 引起免疫紊乱, 多系统器官受损[1,2,3]。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相一致。匹多莫德作为一种新型的免疫调节剂, 既可激活NK细胞、单核细胞吞噬活性、中性粒细胞趋化功能, 调节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又可促进淋巴细胞增殖, 恢复CD4+/CD8+比值, 达到调节特异性免疫功能[4]。本组监测了联合匹多莫德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常见细胞因子CD3+、CD4+及CD4+/CD8+比值有均明显升高, 且优于单用阿奇霉素, 论证了匹多莫德的免疫调节作用, 在比较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差异, 发现联用匹多莫德可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住院时间, 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免疫功能变化及匹多莫德的治疗作用”的研究表明联合匹多莫德可达到减少病情反复次数、持续时间、使用抗生素时间, 但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5]。

参考文献

[1]架杰, 郭卫平, 徐秀珍, 等.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T细胞亚群和IFN、TNF变化及其临床意义[J].山东医药, 2006, 46 (5) :36-37.

[2]韩晓华, 王俊, 苏力, 等.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诱导痰液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动态变化[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05, 20 (10) :965-967.

[3]蔡建敏, 周鸿烈, 王振海, 等.支原体肺炎患儿自然杀伤细胞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检测及分析[J].临床儿科杂志, 2005, 23 (10) :7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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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 篇5

2014年08月22日17:20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文章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风湿免疫科 马莉莉 姜林娣

风湿性疾病包括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AD）和炎症性疾病，其中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是经典的系统性AD。大样本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均提示，AD患者较一般人群肿瘤的患病率明显升高。

2009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干燥综合征患者发生边缘区淋巴瘤的风险是一般人群的6.6倍，霍奇金淋巴瘤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的发病率较一般人群升高3.5倍，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易发生弥漫大B型细胞淋巴瘤。

除血液系统肿瘤比较常见外，AD因病因、疾病人群特征、受累的系统、治疗药物等不同，可伴发不同类型的肿瘤。2008~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公共卫生研究所分析肿瘤登记数据，发现男性RA患者罹患肺癌、肝癌和食道癌的风险明显增加，而女性SLE患者更易合并肝癌和生殖道肿瘤。

台湾长庚医院搜索2003~2007年健康保险重大疾病登记数据库显示，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患者合并肿瘤的总体标化发病率（SIR）分别为5.36[95%可信区间（CI）4.12~6.87]和1.80（95%CI1.10~2.79），值得注意的是在诊断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的第1年内，肿瘤SIR分别高达24.55（95%CI18.62~31.79）和9.17（95%CI4.82~15.93）。

肿瘤发生可早于、同时或晚于AD，无论是风湿病专科医师还是肿瘤科医师均需警惕两种疾病并存的可能。倘若两种疾病同时被诊断，基于循证证据的治疗方案选择将是一种挑战，因为目前缺乏基于两种疾病合并存在人群的设计严谨、样本量足够大的随机对照研究（RCT）。

但是，临床上也不乏针对两种疾病有共性的治疗措施，且有些干预措施在其中一种疾病获得了高质量的循证证据，因此，仍能通过寻找不同等级的直接或间接证据来帮助AD合并肿瘤患者制定治疗措施。

避免和治疗诱发因素与加重因素 感染

生物源性因素生物源性因素是启动AD与肿瘤发生的重要环节。

一方面，病原体可能是两种疾病共同的危险因素，例如爱泼斯坦-巴尔（Epstein-Barr，EBV）病毒既被证实是SLE、RA等AD发病的驱动因素，同时也是肿瘤如淋巴瘤、鼻咽癌的病因；在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中还提示结核杆菌、支原体感染与肿瘤并存有相关性。

另一方面，免疫抑制剂是缓解AD活动的主要治疗措施之一，但极易合并感染。2010年，桑塔纳（Santana）等系统综述了SLE、人乳头状瘤病毒（HPV）和子宫颈癌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在SLE女性患者中，子宫颈癌患病率没有明显上升，但HPV感染率、感染所致的鳞状上皮损伤等癌前病变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此外，癌前病变还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有关。

病毒疫苗的肿瘤预防越来越多证据涉及病毒疫苗对肿瘤的一级预防。以HPV和子宫颈癌为例，2012年，一项系统综述提示，注射HPV疫苗的女性发生HPV16相关宫颈原位癌的相对危险度（RR）为0.45（95%CI0.38~0.54），发生HPV18相关宫颈原位癌的RR为0.14（95%CI0.08~0.25）。

另一些研究尝试应用病毒疫苗治疗肿瘤。2013年有两项临床试验，荷兰一项Ⅱ期临床试验，应用HPV16合成长肽疫苗治疗进展期或复发的妇科肿瘤，另一项为中国专家在鼻咽癌患者中开展的Ⅰ期临床试验，应用编码EB病毒抗原的重组改良载体疫苗治疗。这两项研究均显示良好的安全性，但治疗肿瘤的疗效评估证据尚不足。

上述研究提示对高危人群在疾病发生前或发生后监测感染的必要性，根据患者特征与病原学检测结果，对感染微生物进行有效干预可能使患者更多获益。

在AD合并肿瘤人群进行感染的三级预防可能使两种疾病同时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药物

除了对多数原位癌通过手术切除以及对少数AD单纯对症治疗外，大部分情况下，共存两种疾病的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免疫抑制剂应用与膀胱癌环磷酰胺、甲氨蝶呤等药物最初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肿瘤，后发现其免疫抑制的药理学特性，又在AD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环磷酰胺是重型SLE的一线药物，2013年欧洲风湿病联盟（EULAR）最新建议指出，甲氨蝶呤是治疗RA的锚定药物。

但是，免疫抑制剂长期应用使罹患肿瘤风险增加不容忽视。1996年，谢里尔（Cheryl）等回顾性分析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沃伦?马格努森（Warren G.Magnuson）临床中心随访的145例韦格纳肉芽肿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了环磷酰胺治疗，7例患者发生了膀胱癌，发病率是美国一般人群的31倍。

2001年，安（Ann）等搜索了瑞典住院患者注册系统，共追踪到了1065例韦格纳肉芽肿患者，膀胱癌的SIR为4.8（95%CI2.6~8.1），进一步证实环磷酰胺与膀胱癌的密切关系。

免疫抑制剂应用与淋巴瘤免疫抑制剂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淋巴细胞，削弱了免疫系统对肿瘤的监视能力，尤其是淋巴细胞本身发生的突变，致淋巴瘤的发生风险增加。

2008年，加拿大拜尔纳茨基（Bernatsky）等开展的SLE药物治疗与肿瘤关联的病例队列研究显示，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发生血液系统肿瘤的风险比比（HR）为2.29（95%CI1.02~5.15），在延长随访6年后，该研究小组又进一步排除了SLE疾病活动与肿瘤的相关性。

免疫抑制剂应用与皮肤恶性黑素瘤2014年发表的有RA合成类和生物类、改变病情抗风湿药物安全性的系统综述中指出，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增加了RA患者恶性黑素瘤发生风险（HR为1.5）。

抗肿瘤药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发现抗肿瘤药物可诱发AD。例如博来霉素主要用于治疗生殖细胞肿瘤、头颈部肿瘤，横断面研究发现2%~46%应用者发生肺间质纤维化等肺损伤；治疗肝癌、血液系统肿瘤的干扰素能诱发SLE。

因此，AD合并肿瘤患者来说，根据所患疾病的特征，避免选择加重任何一方的药物显得尤为重要。

其他影响因素

环境中某些理化因素是AD和肿瘤共同的致病原因或加重因素。例如，铅接触者肺癌、淋巴瘤、白血病发生概率增加，铅又与雷诺现象、血管炎、骨关节炎等有关；紫外线的过度暴露造成皮肤癌高发，同时，紫外线引起的光过敏是SLE的重要诱发因素；烟草、酒类等摄入过多是肿瘤的危险因素，也是AD的可能诱因与预后不良因素。

采集患者病史时，职业史和个人经历的详细询问有利于发现这些因素的存在，并制定针对性的处理措施，如脱离特殊工作环境，加强毒物排除，预防性措施如使用防晒乳液、遮阳工具在内的紫外线防护手段，戒烟戒酒等健康宣教。

药物的选择

自身免疫性疾病（AD）合并肿瘤患者尽可能选择对两种疾病皆有利的药物，权衡利弊，避免有确切或可疑有害证据的药物，例如合并淋巴瘤或皮肤恶性黑素瘤患者避免应用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

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

NSAID是类风湿关节炎（RA）、强直性脊柱炎等炎性关节病的首选治疗药物。2013年我国学者一项荟萃（Meta）分析证实NSAID对非吸烟人群膀胱癌的发生有明显保护作用[相对危险度（RR）=0.57]。

另一项Meta分析研究了NSAID与恶性黑素瘤的关系，仅在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NSAID能降低黑素瘤的发生[RR=0.88，95%可信区间（CI）0.80~0.96]，队列研究不支持两者的相关性。这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处理类似合并症患者提供循证决策依据。

羟氯喹 该药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基础治疗药物，2010年一项系统综述表明羟氯喹能降低SLE疾病活动性，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并特别提到羟氯喹对SLE患者预防肿瘤发生有保护作用。

羟氯喹能稳定溶酶体膜，是重要的细胞自体吞噬抑制剂，而自体吞噬增强是肿瘤细胞抵抗治疗的机制之一，因此，在临床上尝试羟氯喹单用或联合其他化疗药物治疗乳腺癌、肝癌、肺癌等。

例如，2012年，针对进展型非小细胞肺癌的Ⅰ期随机试验，7例患者单用羟氯喹，19例患者联合羟氯喹和厄洛替尼，羟氯喹最高剂量应用到了每日1000mg，显示较好的安全性。

新型抗肿瘤药物

除环磷酰胺、甲氨蝶呤等传统的抗肿瘤药物，因其免疫抑制作用而用于治疗AD，许多新型抗肿瘤药物同样对免疫系统发挥作用，被逐渐尝试用于治疗AD，其中，比较成功的例子例如利妥昔单抗。

2012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将利妥昔单抗列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滤泡性淋巴瘤等疾病的一线治疗药物，2013年一篇有关利妥昔单抗治疗弥漫大B型淋巴瘤系统综述的综述（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显示，利妥昔单抗已成为淋巴瘤治疗的核心药物。此外，利妥昔单抗对通过CD20（＋）B淋巴细胞的清除发挥出其对体液免疫明显的抑制作用。

2013年，欧洲风湿病联盟（EULAR）对RA治疗的建议中推荐利妥昔单抗为传统合成类和一线生物类改变病情抗风湿药达标治疗不成功的替代药物，在合并淋巴瘤、结核杆菌感染或既往有脱髓鞘病史的患者中，利妥昔单抗可以作为一线生物制剂，部分专家建议除合并淋巴瘤可以治疗外，RA合并其他类型的肿瘤也可以使用利妥昔单抗，因现有研究未发现其致肿瘤风险。

2014年，西班牙一项利妥昔单抗治疗非肾受累的SLE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系统综述提示，利妥昔单抗可以改善疾病活动度、低补体血症和抗dsDNA抗体阳性等免疫学指标以及减少糖皮质激素剂量相关副作用，对关节炎和血小板减少有显著疗效。同样，近期发表的系统综述也证实利妥昔单抗对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相关性血管炎、多发性硬化等疾病治疗的有效性。

肿瘤的外科干预

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AD合并肿瘤的患者，应尽可能创造条件进行手术切除肿瘤病灶，特别是由肿瘤诱发或与肿瘤关系密切的AD，如皮肌炎和（或）多发性肌炎等，肿瘤的切除减少了AD的抗原来源，使后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008年，安德拉斯（András）等报道一项有21年临床数据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外科治疗肿瘤1个月后，肌炎患者肌酸激酶和乳酸脱氢酶均显著下降。循证决策

2000年，加拿大著名流行病学专家古亚特（Guyatt）教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论著，提出循证决策的两个关键方面：①证据应从最强到最弱分级；②医疗决策仅依靠证据远远不够，还要考虑患者的价值取向和意愿。

以疗效评价研究为例，临床研究证据根据来源、科学性、可靠性分成5级。1级：随机对照研究（RCT）的系统综述；2级：单个样本量足够的RCT；3级：设有对照组但未用随机方法分组的研究；4级：系列病例观察；5级：专家意见。

本文在解答AD合并肿瘤治疗的临床问题时，从Pubmed上首先搜索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若缺乏最高等级研究，依次降级搜索。寻找到证据是循证决策的基础，但不是终点，更为重要的是评价文献的质量，以求找到最佳证据，并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证据的可行性，最后，还应进行后效评价。

这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除掌握疾病知识外，还要熟悉文献评价等统计学理论，但在实际临床实践中，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很难由一线医务人员完成。因此，一批如Best Practice、Up To Date、AJP Journal Club等二级文献数据库，组织专家完成了对特定临床问题的文献检索和评价，汇总相关研究结果并提出专家建议，成为循证决策重要的依据。但二级文献数据库主要覆盖常见临床问题，仍有相当一部分需从原始文献数据库中寻找答案。

患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均是影响循证决策的重要因素。有效的临床实践是建立在尊重科学依据和患者诉求的基础之上。

男子自身免疫性不育的治疗 篇6

一、免疫抑制治疗：1、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是指长期小剂量使用激素，常用强的松每日15～20毫克，也可用地塞米松每日2毫克。2、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是指短期内冲击性大剂量使用激素，常用每日96毫克甲基强的松龙治疗。一般认为，大剂量激素治疗比小剂量疗法，在降低血清抗体滴定度上更为有效。有些病人根据配偶月经周期接受1～3个疗程后获得成功。

二、精子洗涤与人工授精：必须经医师诊断明确后，在医院里精心施行。

三、皋丸酮回跳治疗：少数自身免疫性不育的男子，精子数量并不减少，有的甚至很多，于是抗精子抗体的数量也骤增。可以采用大剂量睾丸酮治疗，使精子数减少，直至成为无精状态，体内的抗精子抗体滴定度也会显著下降或消失。一旦停止治疗，待精于数恢复正常后，有些病人抗精子抗体数量并不重新增加，这样，就有可能使配偶怀孕。

四、其它治疗：如抗感染或手术治疗等。

下面，介绍一下该病常用的治疗步骤；若患者存在生殖器官感染，则先行抗感染治疗；临床上明确有生殖器官异常、畸形者，应先行手术纠正；然后考虑精子洗涤与人工授精疗法，可试用3～6个月；若无效，则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最后再试用睾丸酮回跳治疗。

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 篇7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肿瘤疫苗

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转移性肺癌的5年生存率低于5%[1]。 肿瘤免疫疗法是继手术、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被称为癌症治疗的第五大疗法。 它是通过免疫介导杀伤肿瘤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其意在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或利用各种方法刺激机体免疫系统反应来抵抗肿瘤细胞[2]。 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的不断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 本文将全面阐述近年来有关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

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是通过调节免疫反应来维持自身耐受并保护周围组织的免疫抑制性通路,肿瘤细胞利用这一特性逃避免疫细胞的攻击[3]。 目前肺癌中研究最广泛的两个免疫检查靶点即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程序性死亡(PD-1)受体。

1.1 CTLA-4

T细胞的活化受多种信号因子的调节。 T细胞表面的CD28 分子与APCs表面的CD80/CD86 发生特异性集合,激活T细胞发挥杀伤肿瘤的效应。 但是,T细胞激活后表面高表达的CTLA-4 与CD80/CD86 结合,阻断T细胞的进一步活化[4]。 2011 年针对此靶点的药物Ipilimumab获得FDA的批准应用于临床治疗晚期黑色素瘤。 Ipilimumab是可与CTLA-4 特异性结合的单克隆抗体,能够有效防止CTLA-4 与相应配体结合,使肿瘤对相关抗原产生快速的免疫应答[5]。

Salvi等[6]对81 名Ⅰ~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在非鳞状上皮组织中CTLA-4 过表达, 且其表达水平与肿瘤患者预后有一定的关系Lynch等[7]对204 名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晚期应用Ipil imumab联合紫杉醇和卡铂可提高NSCLC患者的ir PFS和PFS,OS改善无统计学意义。 但在亚组分析中发现, 鳞癌患者的OS更长, 这促进了Ipilimuma在NSCLC中应用的进一步研究。 Golden等[8]对一名64 岁、 有吸烟史的高加索男性肺癌患者应用Ipili mumab联合局部放疗进行治疗,发现不仅肺部局部肿块得以控制,远处转移(肝和骨)也得到惊人的控制这个案例为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能有助于提高晚期转移性肿瘤患者的预后提供了支持。

1.2 PD-1

PD-1 是由PDCD1 基因编码的1 型跨膜蛋白,是T细胞表面重要的抑制性受体。 PD-1 的配体有PDL1 和PD-L2[9]。 受到T细胞攻击的肿瘤细胞高表达PD-L1 和PD-L2, 并与T细胞上的PD-1 受体结合,抑制T细胞的活化, 阻碍T细胞对肿瘤的抑制效应,诱导免疫逃逸。 目前有关PD1/PD-L1 通路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与T细胞上的PD-1 受体结合,从而抑制肿瘤细胞上的PD-LI与之结合,即PD-1抗体; 另一类是抑制肿瘤细胞表面PD-L1 蛋白的表达,即PD-L1 抗体。 在NSCLC中,目前研究的PD-1抗体主要包括nivolumab、pembrolizumab;PD-L1 抗体主要包括BMS -936559 (MDX1105)、MEDI4736、MPDL3280A。

Nivolumab (BMS -936558、ONO -4538) 是完全的人Ig G4 单克隆抗体,是针对PD-1 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剂,其主要通过干扰PD-1 介导的信号通路,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效应。 Ⅰ期临床研究发现Nivolumab治疗晚期NSCLC(129 例)的m OS为9.9 个月、RR为17%、中位持续反应时间(DOR)为17 个月,总体耐受性较好,3/4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4%[10]。 Borghaei等[11]比较了Nivolumab和多西他赛对以铂类为基础化疗中或化疗后仍进展的非鳞状NSCLC患者的疗效, 发现经铂类为基础的化疗仍进展的晚期非鳞状NSCLC患者,应用Nivolumab治疗较多西他赛患者OS获益更多(12.2 比9.4 个月)(P=0.002)。 随后Brahmer等[12]比较了Nivolumab和多西他赛对以铂类为基础化疗中或化疗后仍进展的晚期鳞状NSCLC患者的疗效(272名), 与多西他赛组比较,Nivolumab组的OS改善更加显著(9.2 比6.0 个月),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Nivolumab于2015 年3 月获得美国FDA批准应用于治疗在经铂类为基础化疗期间或化疗后发生疾病进展的转移性NSCLC。

Pembrolizumab (MK-3475,lambrolizumab) 是高选择性抗PD-1 的人单克隆抗体。 Ⅰ期临床试验表明pembrolizumab治疗NSCLC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是疲劳、皮肤瘙痒和食欲下降,与用药剂量和方案无显著联系,m PFS为3.7 个月,m OS为12.0 个月。 值得关注的是, 在至少50%肿瘤患者中PD-L1 的表达与pembrolizumab提高疗效相关[13]。

目前处于临床试验中的PD -L1 抗体在治疗NSCLC的亚组分析中ORR从10%(5/49)到23%(12/53),研究者发现既往吸烟或正在吸烟的NSCLC患者对MPDL3280A的治疗反应较从未吸烟患者好(42% 比10%,P=0.4229)[14,15]。 此外,MPDL3280A治疗反应与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表面的PD-L1 表达水平相关(P=0.015)[15]。 MEDI4736 是能与PD-LI特异性结合阻止其与PD-1 和CD80 结合的人Ig G1 抗体,在NSCLC的亚组分析中ORR为16%(9/58),12 周时DCR为35%[16]。

2 肿瘤疫苗

肿瘤疫苗是通过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特异性地攻击癌细胞。 目前已研发出多种针对NSCLC的疫苗并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试验。 但在Ⅲ期临床试验中的效果不佳,这可能与肿瘤细胞复杂的免疫逃逸和免疫耐受机制相关。

L-BLP25 是针对MUC1 的脂质体疫苗,可激发机体产生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Ⅰ期临床试验发现低剂量和高剂量组患者的m OS分别为5.4 个月和14.6 个月,总体耐受性较好[17]。 随后一项ⅡB期临床试验发现与单纯接受最佳支持治疗(BSC)相比,L-BLP2联合BSC的m OS延长了4.2 个月(17.2 比13.0个月)3 年生存率提高了14%(31 比17%), 且未观察到明显不良反应[18,19]。 然而,一项评估L-BLP25 作为维持治疗对手术不可切除的NSCLC患者生存期影响的Ⅲ期随机双盲临床试验(START) 结果显示虽然LBLP25 治疗组的m OS较安慰剂组延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3)。 不过亚组分析发现对既往接受过同步放化疗的患者,L-BLP25 治疗组的m OS较安慰剂组延长(30.8 比20.6 个月),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20]。

TG4010 是一种携带MUC1 和IL-2 的c DNA的重组病毒疫苗[21]。 Ⅰ期临床试验发现在接受TG401治疗的3 例NSCLC患者中有1 例表现出显著疗效且不良反应可耐受[22]。 随后进行的Ⅱ 期临床试验发现TG4010 联合一线化疗(顺铂+长春瑞滨)治疗晚期NSCLC较单用TG4010 组的m OS延长(14.9 比12.个月)[23]。 Quoix等[24]进行的ⅡB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进一步证实了TG4010 可增加晚期NSCLC化疗的疗效,TG4010 联合化疗组的6 个月PFS较单纯化疗(GP方案)组有所提高(43.2%比35.1%)。

MAGE-A3 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ASCI) 是由重组融合蛋白(MAGE-A3 和流感嗜血杆菌D蛋白)和免疫增强辅助系统共同构成。 一项评价MAGE-A3 辅助治疗可完全切除且MAGE表达阳性的 Ⅰ B/Ⅱ 期NSCLC患者疗效的随机双盲 Ⅱ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比较可发现MAGE-A3 组治疗的有利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 随后的一项Ⅲ期临床试验(MAGRIT)结果却表明MAGE-A3 治疗并未延长MAGE阳性NSCLC患者的DFS[26]。

Belagenpumatucel-L是由4 种肺癌细胞株培育出的同种异系细胞疫苗,可促进局部免疫反应,抑制TGF-β2 的活性[27]。 在Ⅱ期临床试验中发现接种Belagenpumatucel-L疫苗的细胞数量与患者生存率相关,m OS为14.5 个月,5 年生存率为20%, 药物耐受性较好[28]。 然而,随后开展的STOP研究发现Belagenpumatucel-L并不能提高一线化疗后无进展NSCLC患者的疗效。 但回归分析发现,一线化疗后12 周内接受Belagenpumatucel-L治疗和已接受过放疗的患者生存期有所提高, 这为进一步研究NSCLC疫苗治疗带来了希望[29]。

3 展望

免疫治疗 篇8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5月 -2013年5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各50例。观察组患者接受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其中男27例,女23例,年龄54~77岁,平均(63.79± 6.21)岁;对照组患者接受临床原发性肝癌常规介入治疗,其中男26例,女24例,年龄56~78岁,平均 (62.19±6.55)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本研究经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介入治疗,具体如下:常规消毒铺巾后做腹腔动脉造影,作肿瘤供血动脉选择性插管,灌注抗癌药物(阿霉素30 mg,顺铂60 mg,5- 氟尿嘧啶0.75 g,四氢叶酸0.3 g),用明胶海绵栓塞。4周后复查,必要时再次进行介入治疗。观察组患者在介入治疗基础上联合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具体如下:治疗组介入手术前1~3 d行外周血采集:1CIK细胞培养:将分离的患者外周全血经Ficoll淋巴分离液梯度离心得到单个核细胞,分离后淋巴细胞加入IFN-γ 2 000 U/ml,24 h后加入IL-2 1 000 U/ml, CD3McAb 100 ng/ml,IL-1 10 U/ml,每3天换液1次,同时补加IL-2 500 U/ml。于细胞培养第9天检测CIK表面标记CD3、CD56、CD4、CD8,得到的细胞经台盼蓝染色检测细胞活力在90%以上,不含细菌和内毒素,方可治疗。2CIK细胞回输:介入治疗后2周将制备的CIK细胞悬液静脉输注,CIK细胞数2~8×108/ 次,1次 / 天,7 d为一个疗程。

1.3观察指标

1.3.1血清HIF-1α、VEGF、TNF-α 含量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治疗后1月,均采集外周静脉血5 ml, 离心后取上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测定血清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肿瘤坏死 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含量。

1.3.2血清GPC3、AFP、IGF-Ⅰ、s Fas水平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治疗后1月,均采集外周静脉血5 ml,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Glypican 3,GPC3)、甲胎蛋白(α-fetoprotein,AFP)、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Ⅰ, IGF-Ⅰ)、可溶性Fas(soluble Fas,s Fas)。

1.3.3 T细胞亚群水平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治疗后1月,均采集外周静脉血5 ml,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两组患者的T细胞亚群水平,具体包括CD3+、CD4+、 CD8+、CD4+/CD8+。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血清HIF-1α、VEGF、TNF-α含量

观察组患者接受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后的血清HIF-1α、VEGF、TNF-α 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见表1。

(± s)

2.2血清GPC3、AFP、IGF-Ⅰ、sFas水平

观察组患者接受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后的血清GPC3、AFP、IGF-Ⅰ、s Fas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见表2。

2.3T细胞亚群

观察组患者接受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后的CD3+、CD4+、CD4+/CD8+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P < 0.05),见表3。

(± s)

( ± s)

3讨论

我国为全球原发性肝癌第一大国,目前肝癌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传统的治疗方法通常专注于肿瘤本身,包括手术和化疗等, 常忽略了患者全身免疫状态对于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治疗后短期内肿瘤增殖转移、癌症复发[3]。过继免疫治疗是指通过向肿瘤患者输注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免疫细胞,直接杀灭或者激发机体免疫反应来杀伤肿瘤细胞。肿瘤的细胞免疫治疗是通过回复机体自身的免疫监测及杀灭肿瘤的功能,有效杀灭患者化疗后体内残存的肿瘤细胞,提升抗癌治疗效果,且对于预防治疗后肿瘤转移复发也具有积极意义[4]。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目前已知的对血管新生促进作用最强的因子,在恶性肿瘤细胞的增生、转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5]。缺氧诱导因子 (HIF-1α) 是调节细胞内氧代谢的关键因子之一, 可以诱导血管生长因子表达并刺激新生血管生成, 是恶性肿瘤细胞增生的关键环节,其中以对VEGF的调节最 为明显 。 有研究显 示在恶性 肿瘤中HIF-1α 表达水平高,可能是由于组织浓度降低所致。血清HIF-1α、VEGF水平变化主要与癌细胞缺氧坏死相关,其促进HIF-1α 释放、诱导VEGF表达,最终导致肿瘤组织生长、浸润转移。故HIF-1α、 VEGF可以作为肿瘤治疗效果的一个判断指标。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 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具有直接抗肿瘤作用,可以进行自身合成并聚集于病变区域。已经证实在肝癌患者中TNF-α 水平明显高于肝硬化患者,并随肝癌的有效治疗其血清水平逐渐下降,故可成为判断肝癌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6]。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HIF-1α、VEGF、TNF-α 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提示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可以有效降低肿瘤血管新生能力,保证临床治疗效果。

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属于硫酸乙酰肝素糖蛋白家族,分布在细胞膜表面并参与细胞增殖分化、黏附转移。在成人仅于胎盘组织有GPC3高表达,在肺、肾脏、卵巢等组织中受低水平表达,而在正常肝组织中未见GPC3表达[7]。研究显示GPC3可以通过Wnt信号途径,使得Wnt蛋白增加并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引起靶基因表达,导致肝细胞增生失控并致癌。甲胎蛋白(AFP)是国内外临床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一个重要肿瘤指标,与肿瘤恶性程度及病情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作为病情变化的判断指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Ⅰ(IGF-Ⅰ)在肝细胞癌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刺激RNA、DNA合成和细胞增殖[8]。已经有研究证实IGF-Ⅰ在肝癌组织中及外周血中存在异常过度表达,提示肝癌细胞可以自分泌大量IGF-Ⅰ,造成胞浆内循环短路, 加速肝癌细胞自主生长并维持其恶性表型。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血清GPC3、AFP、 IGF-Ⅰ、s Fas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P <0.05), 提示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因子的表达,为避免肝癌患者治疗后复发转移奠定基础。

在肿瘤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产生可溶性免疫抑制因子,可以阻止CD4+形成及成熟,直接导致CD4+/CD8+比值降低,机体细胞免疫功能降低、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减弱,抗癌治疗后肿瘤复发概率极高[9]。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可以诱导抗肿瘤效应细胞特异性激活,将其转入宿主体内建立长期的特异性抗肿瘤免疫效应,最终提升患者的全身细胞免疫功能、增强抗肿瘤效果。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CD3+、CD4+、CD4+/CD8+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 <0.05),提示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可以显著提升肝癌患者的全身免疫状态、促进抗癌治疗效果。

免疫治疗 篇9

关键词：免疫球蛋白,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治疗效果

现阶段, 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属于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10%~35% 的患者会发展成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主要是由于血小板抗体与细胞免疫介导血小板遭到破坏或者是血小板的生成出现障碍而引起的血小板减少[1]。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存在出血症状以及血小板减少等, 成人往往呈现为慢性病程, 且大部分患者的病因相对来说比较模糊, 少数与感染有着密切关系[2]。从治疗角度出发, 比较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大剂量激素治疗、免疫球蛋白治疗以及抗CD20 单抗治疗等。为了探讨免疫球蛋白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疗效, 本文选取2013 年3 月-2015 年6 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患者36 例, 并将其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进行研究, 具体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自于2013 年3 月-2015 年6 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患者36 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诊断标准, 且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黏膜出血症状, 所有患者在治疗之血小板计数均低于20×109个/L。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 每组各18 例。观察组中男10 例, 女8 例, 年龄14~76 岁, 平均 (36.1±2.7) 岁;病程3~10 年, 平均 (5.1±1.3) 年;对照组中男9 例, 女9 例, 年龄15~75 岁, 平均 (36.0±3.1) 岁;病程3~11 年, 平均 (5.3±1.1) 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且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 并已经签署了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经医院有关委员会审核批准通过。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治疗, 泼尼松片口服治疗, 剂量为1 mg/ (kg·d) , 2 次/d, 共服用两周后逐渐减少用量直到维持到停用。给予患者全反式维甲酸药物治疗, 剂量10 mg/ 次, 3 次/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应用免疫球蛋白, 剂量为400 mg/ (kg·d) , 实施静脉滴注, 并连续治疗7 d。两组患者的疗程都是四周。

1.3 观察指标与疗效评定标准

(1) 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进行比较。具体疗效判定标准如下, 控制:在接受治疗一个月后出血症状已经完全消失, 且血小板计数>100×109个/L, 并持续了三个月以上;显效:出血症状基本消失, 血小板计数上升到50×109个/L或者比原来上升了30×109个/L, 并持续两个月以上;有效:出血症状好转, 血小板计数与治疗前相比上升了≥ 30×109个/L, 但是仍然<100×109个/L, 维持一个月;无效:出血症状没有明显改善, 且血小板计数没有上升或上升了但<20×109个/L[3]。总有效= 控制+ 显效+ 有效。 (2)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小板计数情况、血小板上升时间以及恢复正常时间, 并做好详细记录。 (3) 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主要包括恶心、肺部感染及肝肾功能异常。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字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8.89%, 对照组为61.11%,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比对照组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两组血小板水平比较

治疗前,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血小板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经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的血小板上升时间与血小板恢复正常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2。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体见表3。

3讨论

现阶段, 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属于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患者的病死率在10%~30%, 然而并不都是由于出血症状所引起的死亡, 一部分原因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造成的[4]。美国血液学会以及英国血液病委员会指出, 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主要治疗目的在于控制出血症状及降低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情况, 而不仅仅是提升血小板计数。因此, 有效控制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是非常必要的[5]。目前, 免疫球蛋白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治疗效果显著, 对出血症状有着良好的控制作用, 一般情况下在用药之后都会使出血症状消失, 但是现阶段对于免疫球蛋白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相关机制仍然不十分明确, 普遍认为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相关:首先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血小板的破坏, 其次是有效延长免疫廓清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血小板受体, 最后是能够提高T淋巴细胞的相关功能, 治疗效果显著, 不良反应少。

本研究中,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的血小板计数上升幅度高于对照组, 在血小板上升时间与血小板恢复正常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说明对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患者采用免疫球蛋白治疗, 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有效率, 使血小板计数提升, 缩短血小板的上升时间, 治疗效果显著, 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朱愿超, 王文, 周郁鸿, 等.标准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研究[J].中华血液学杂志, 2011, 32 (3) :163-167.

[2]李燕, 王晓敏, 毛敏, 等.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临床观察[J].中华血液学杂志, 2012, 33 (3) :204-206.

[3]王嘉敏, 李石磊, 王亚倩, 等.利妥昔单抗成功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1例[J].临床荟萃, 2011, 26 (20) :1814.

[4]王凌云, 徐秀月, 姜秀春, 等.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J].实用药物与临床, 2012, 15 (8) :492-494.

肾肿瘤术后免疫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篇10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分析2006年6月-2008年12月我院收治的50例肾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将其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25例, 试验组男13例, 女12例, 年龄25~56 (31.1±2.1) 岁;对照组男14例, 女11例, 年龄25~56 (31.0±2.0) 岁, 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肾透明细胞癌, 已排除存在远处转移的患者。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肾根治术后未接受任何治疗;试验组患者行肾根治术后行免疫治疗, 具体治疗方法:行肾根治术后2周, 联合应用大剂量α-干扰素 (INF-α) 和白细胞介素-2 (IL-2) 行免疫治疗, 为患者皮下注射INF-α (500万U/次, 隔天治疗1次) 、IL-2 (100万U/次, 隔天治疗1次) , INF-α、IL-2不可同日应用, 30d为1个周期, 间隔3个月重复治疗, 视患者实际病情治疗1~4个疗程, 治疗过程中定时检查患者肝肾功能、血常规, 并进行骨X线检查。

1.3 疗效评定

对2组患者开展5年的跟踪调查, 统计2组患者的1年、3年、5年生存率及治疗过程中与治疗后有无严重不良反应出现。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5例试验组患者均成功完成免疫治疗, 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经5年的跟踪调查, 死亡3例, 其中1例局部复发并出现骨转移于治疗25个月后死亡, 1例出现肺转移于术后26个月死亡, 1例出现肝转移于术后45个月后死亡;试验组肾肿瘤术后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0%、92.0%、88.0%, 与对照组比较, 术后1年生存率差异较小,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比较术后3年、5年生存率, 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肾癌为恶性肿瘤, 可使宿主发生免疫反应, 研究指出[2], 肾细胞癌中以透明细胞癌最为多见, 本研究中, 50例肾肿瘤患者均为透明细胞病变。

目前, 肾肿瘤术是治疗肾癌患者的有效方法, 但患者术后容易复发或发生远处转移, 进而降低患者生存率, 有研究数据显示[3], 肾癌术后患者5年生存率为35%~40%, 10年生存率为17~30%。INF-α具有最强的抗肿瘤活性, IL-2可抑制癌细胞增殖, 促使淋巴细胞分泌抗体和干扰素, 联合两者治疗肾肿瘤术后患者, 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抑制肾癌发展, 促进患者康复。有学者探讨了免疫治疗在肾癌根治术后的治疗效果, 结果显示, 32例患者3年生存率为93.8%, 5年生存率为87.5%[4], 且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说明应用INF-α、IL-2为患者进行免疫治疗, 可提高生存率。本研究中, 试验组患者肾肿瘤术后接受免疫治疗, 对照组未接受免疫治疗, 经临床统计, 试验组术后3年、5年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 与相关研究结果近似[5], 提示为肾肿瘤术后患者应用免疫治疗, 可有效消灭残余癌细胞, 增强患者抗肿瘤能力。

综上所述, 为肾肿瘤术后患者应用免疫治疗, 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时间, 免疫治疗法值得推广。

摘要：目的 观察为肾肿瘤术后患者应用免疫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分析医院接受肾肿瘤术治疗的50例患者, 按术后接受免疫治疗与否将其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25例, 统计2组术后1年、3年、5年生存率。结果比较2组术后1年生存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比较2组术后3年、5年生存率, 差异有统计意义 (P<0.05) 。结论 为肾肿瘤术后患者应用免疫治疗, 可有效消灭残余癌细胞, 增强患者抗肿瘤能力,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延长生存时间。

关键词：肾肿瘤,免疫治疗,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刘红春, 克力比努尔·热合曼, 李江伟.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与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J].生命科学, 2012, 10 (09) :1127-1132.

[2] 郑建华, 杜君, 陈旭升, 等.肾癌术后辅助性免疫治疗临床疗效评价[J].中国肿瘤临床, 2012, 39 (2) :97-100.

[3] 王月生.30例肾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体会[J].实用临床医学, 2013, 14 (4) :43-45.

[4] 任秀宝, 于津浦.肿瘤免疫治疗疗效评价的新标准[J].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2011, 18 (4) :351-354.

注射卡介苗，治疗免疫病 篇11

修复1型糖尿病

十多年前，美国麻省综合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发现，卡介苗能够治疗患糖尿病的小鼠。说起1型糖尿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受损，其实根源在于免疫系统。正常的免疫系统只会攻击病毒和细菌等外来入侵者，但1型糖尿病患者混乱的免疫系统则会攻击身体的许多健康细胞，包括胰岛β细胞。而卡介苗却能够刺激小鼠的免疫系统做出积极的反应，停止攻击胰岛β细胞，并最终让小鼠的胰岛β细胞重新开始工作。

该研究团队期望卡介苗对人类所患的1型糖尿病也有相同的效果。2012年，研究者对1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两次低剂量的卡介苗注射后惊喜地发现，卡介苗在人类身上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在研究中，6位1型糖尿病成年患者被分为两组，一组接受两次低剂量的卡介苗注射，另一组接受了两次“假注射”。除了比较这两组患者之外，研究者还将其与其他糖尿病患者以及健康人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会攻击胰岛β细胞的T细胞（免疫细胞之一）开始死亡

正常的T细胞开始增加

虽然不稳定，但胰岛β细胞有开始分泌胰岛素的迹象

疫苗治疗1型糖尿病是安全的

不过，1位接受了“假注射”的患者也出现了以上的反应，这让人质疑卡介苗的治疗效果。研究者解释，这位例外的患者患有单核血球增多症，这是一种病毒感染，并且恰好起到与卡介苗一样刺激免疫系统的效果。这个例外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卡介苗治疗1型糖尿病的效果。

然而，卡介苗作为治疗1型糖尿病的主流疗法还为时尚早。在临床试验中，卡介苗还无法杀死所有攻击胰岛β细胞的T细胞，虽然胰岛β细胞的功能有所恢复，但是多大剂量的卡介苗和多高的注射频率才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研究成功，在未来，1型糖尿病患者可能只需要定期注射卡介苗便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对抗多发性硬化症

疫苗发挥作用是针对免疫系统，用疫苗来治疗疾病其实就是一种免疫疗法。那么其它像1型糖尿病一样由于免疫缺陷引起的疾病，是否也能够由卡介苗来治疗呢？至少，多发性硬化症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免疫细胞会错误地攻击他们的中枢神经，包括大脑和脊椎，并导致患者的运动、感觉、视觉等都受到影响。患者一般首先会出现视力、听力和平衡能力下降，这些表现被称作“孤立综合征”。以往的研究显示，出现了孤立综合征的人有50%的几率会在2年内被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症。而2013年，意大利圣安德烈医院实验神经治疗中心的研究者发现，注射了卡介苗的孤立综合征患者发展为多发性硬化症的几率较低。

在试验中，有33位孤立综合征患者注射了卡介苗，有40位只注射了安慰剂，然后研究者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对他们进行一月一次的脑部MRI扫描，用来寻找与多发性硬化症相关的大脑损伤。之后的1年中，他们开始服用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β-1a干扰素。然后，他们开始接受各自的神经科医生的治疗。5年过后，研究者查看他们有无患上多发性硬化症。

结果显示，在头6个月，卡介苗组的患者平均只出现了3处脑损伤，安慰剂组的患者则平均出现了6处脑损伤。5年后，卡介苗组中只有42%的人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安慰剂组的患者则有70%都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这说明，卡介苗的确能够起到阻止多发性硬化症发生的作用。由于有的患者的脑损伤在注射了卡介苗后有所减少，所以卡介苗也许对已经确诊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也有治疗效果。

免疫治疗 篇12

免疫细胞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综合手段之一, 并在临床上显示了一定的应用前景[1]。肿瘤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是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采血或人工采血方式, 采集病人的部分血液, 再将其中的免疫细胞在实验室提取、纯化后培养、扩增, 最后通过静脉输注的形式回输给病人, 提高病人的免疫能力, 达到治疗的作用。我院临床肿瘤中心2010年3月—2011年3月开展了68例 (83例次) 人工采血的自体免疫细胞治疗, 现将采血经验和护理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68例行人工采血自体免疫细胞治疗的病人中, 男 45 例, 女23 例;年龄 9岁～79 岁;肺癌 13例, 乳腺癌11例, 肠癌11例, 淋巴瘤5例, 卵巢癌4例, 子宫癌4例, 肝癌4例, 肾癌3例, 前列腺癌2例, 胃癌2例, 膀胱癌2例, 鼻咽癌2例, 血管肉瘤1例, 胆管上皮癌1例, 髓母细胞瘤1例, 恶性胸膜间皮瘤1例, 腹膜后肿瘤1例;共行自体免疫细胞治疗人工采血83例次。

1.2 方法

用2具50 mL注射器连接8号或12号头皮针, 采取病人100 mL外周全血送实验室分离、培养。

1.3 结果

83例次穿刺中, 一次穿刺采血成功76例次, 2次穿刺采血成功6例次, 3次以上1例次, 采血成功率100%。除 1例次因病人外周血管情况十分差而通过股静脉采血外, 其余82例次均通过外周浅静脉采血。

2 采血操作与护理

2.1 采血前心理护理

因免疫细胞治疗采血针头粗大, 特别是12号头皮针, 病人容易产生害怕和紧张心理, 穿刺前需充分做好病人的心理疏导, 告知配合事项与应对方法, 给予病人解释和鼓励, 创造轻松气氛, 减轻其紧张情绪, 争取其高度配合, 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

2.2 采血前准备工作

2.2.1 核对和标签准备

核对病人科室、床号、姓名及治疗项目, 核对预约申请单上各项内容是否符合治疗要求, 均无误后, 填写好注射器上的贴签及采血样品交接单上的常规信息。

2.2.2 采血用物准备

准备2具50 mL注射器, 注射器内按1 mL血液加入肝素125 U抗凝, 即2 mL∶1.25×104 U肝素注射液1支, 每具注射器内加入1 mL;根据病人血管情况, 将1具注射器接8号或12号头皮针, 并将标明病人信息的贴签贴在注射器上, 注意不要覆盖刻度;铺无菌治疗盘, 内置双层无菌治疗巾, 备采集血样盛放用。

2.3 采血操作规程

2.3.1 核对

采血前再次核对病人。

2.3.2 选择穿刺血管

常规选取肘部粗大血管, 如贵要静脉、正中静脉或头静脉;肘部血管不好的, 也可选择其他部位的粗大血管;手背和下肢浅静脉血流量欠佳, 为末选;必要时也可通过股静脉采血。留置有中心静脉导管的可通过中心静脉导管采血。因采血量大及时间长, 为防止导管堵塞, 一般不建议从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PICC) 或输液港采血。

2.3.3 穿刺采血和护理

选择好穿刺血管后, 初次消毒穿刺部位, 再在穿刺部位下垫一块无菌治疗巾, 然后再次逆时针、顺时针各消毒1次, 消毒范围大于10 cm。 按常规浅静脉穿刺技术进行穿刺成功后, 用一小段胶布固定针柄, 勿松开止血带, 开始匀速回抽血液。采血过程中, 根据血流速度情况, 控制好回抽力度, 匀速回抽, 并随时询问和观察病人情况。如血液流出缓慢或困难, 可松开止血带, 重新扎上, 并嘱病人一松一紧捏握拳头或捏握力球, 或让第三人用双手推捏病人采血部位以上位置, 促进血液流出。采血病人中有1例晚期恶液质的肿瘤病人, 经过3次外周浅静脉穿刺成功后也只抽出了少量血液, 最后决定从股静脉采血, 在穿刺前严格按股静脉穿刺置管术术前规程进行准备, 严格无菌操作, 无需局部麻醉, 然后采用8号头皮针穿刺采血成功。

2.3.4 采血后护理

采血完毕, 嘱病人或陪侍人按压穿刺部位15 min以上, 直至穿刺点不出血, 并嘱病人保持穿刺部位24 h清洁、干燥。采血后注意适当休息和多饮水, 多补充营养, 炖汤时可加红枣、花生等以补血。采用12号头皮针采血的, 按压完毕后, 用无菌纱布包扎穿刺点24 h, 外用加压胶布加压2 h～4 h, 1 d内勿沐浴, 以避穿刺点出血和感染, 炎热夏季可用保鲜膜密封穿刺点后用37 ℃左右温水沐浴。

2.4 采集血样包装及送培养

采血完毕, 拔出头皮针后, 将头皮针内血液抽到注射器内, 去掉头皮针, 套回原针套, 旋紧;再次核对注射器上贴签信息无误后, 将血样置于双层无菌治疗巾内包裹好, 再用密封袋密封, 装入运送箱, 封盖。核对和完善采血样品交接单后, 嘱外送人员送到实验室分离、培养。

3 小结

肿瘤免疫细胞疗法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效果, 与抗肿瘤药物相比, 可在不损伤机体免疫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并且调节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因而成为肿瘤手术、 放疗、 化疗的重要辅助治疗方法, 为预防肿瘤复发、 改善肿瘤病人的生存质量提供了新的途径[2]。我中心开展的83例次人工采血肿瘤自体免疫细胞治疗, 仅1例出现输注后自限性低热反应, 其他均无不良反应, 治疗效果好。病人普遍反映治疗后精神、睡眠、食欲及体力等均有明显提高和改善, 最典型病人接受该治疗后全身多处转移灶消失。由于该治疗人工采血量大, 每例病人每例次治疗要采集100 mL外周全血, 对采血针头有一定要求。针头过小, 采血慢, 采集时间长, 费时费力, 而且容易发生堵塞现象, 需要重新穿刺, 增加病人痛苦;针头过大, 病人穿刺疼痛感和恐惧感增加。经过临床实践, 发现使用12号头皮针采血比较适宜。此外, 有条件的情况下, 最好使用采血袋采血, 更加密闭和安全。

参考文献

[1]杨涛, 邵江河, 李启英, 等.树突状细胞联合CIK细胞应用于晚期恶性实体瘤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J].肿瘤, 2010, 30 (8)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