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法时代（共12篇）
后方法时代 篇1
摘要：本文以后方法时代为背景, 探讨了后方法时代对教师教育理念的挑战, 由此得出后方法时代下的教师应该是自主的教师, 接着综述了不同学者对教师自主的多元理解, 然后从教师认知、教师研究和教师教育者三个维度论述了如何有效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发展, 指出对教师自主的关注给教育机构带来了新的要求, 对我国的教师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后方法时代,教师教育理念,教师自主,发展途径
近年来, 世界各国已把教师教育视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实施了众多教师教育改革的计划, 试图探讨实施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然而, 各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 一种培训方法可能适用于某个群体或某种教学环境, 而在另一种环境下或对另一群体则不适用。过去那种基于探讨各种“有效”方法、在方法本身上大做文章的培训理念,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教师教育进入了单纯重客观方法而轻主体自身资源的误区。一些研究者开始寻求超越方法的出路, 提出了后方法的概念 (Kumaravadivelu, 1994) 。[1]在教师教育领域, 教师自主发展也已成为后方法时代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 成为现代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表征。
一、后方法时代对教师教育理念的挑战
后方法的概念深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怀疑任何单一方法的有效性, 强调教学方法的多元性、开放性和相对性等理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后期的近一百年间, 外语教学领域一直是追求方法的时代 (The Methods Boom) (左焕琪, 2007) 。[2]到20世纪70年代, 很多英语教师以及学者对一味追求教学方法更迭的潮流提出了异议, 如英国的应用语言学家Allwright (1991) 以“方法之死” (The Death of the Method) 的说法强调了“方法的无帮助性”;[3]美国学者Brown (2002) 也使用“死亡”这一比喻来暗示方法的相对无用性;[4]应用语言学家Kumaravadivelu通过对英语教学发展史的回顾与分析指出,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 实际上此时的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已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即逐渐告别了孜孜不倦地追求教学方法变更的“方法时代”, 进入了“后方法时代”。他在《理解语言教学:从方法到后方法》 (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 一书中对后方法时代的语言教学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Kumaravadivelu, 2006) 。[1]他认为教师和学生一样都具有广泛且各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背景以及不同的过往经验和经历, 他们会将这些因素带入教育情境中, 将会对教学政策制定、大纲设计和教材开发带去潜在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根据他的观点, 现代教师教育应该高度重视教师通过积累来自于学生和自身的经验以及专业教育和同行的意见, 形成针对自身教学的主观理解。通过鼓励教师反思和行动, 提高他们的教学洞察力和直觉力, 以发展他们理性的教学意识;强调通过提升教师自我反思、自我分析和评价能力, 构造以教师为基础的“由下而上”立足教学实践者自身的教学理论体系。由此可见, 后方法时代的教师教育更强调教师教育方法的多元性、开放性和相对性, 更看重教师自主在教师教育中的核心价值。正如Kumaravadivelu指出的那样:后方法时代的教师应该是一个自主的教师 (2006) 。[1]教师自主这一特质是后方法时代教师的核心特征。Freeman (1991, 35) 指出, 方法时代的教学忽视了教师自己的经验以及关于教学的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 [5]而后方法时代则非常看重教师的先验知识 (prior knowledge) 和教师不仅知道如何教更知道如何在机构、课程、教材围绕下的环境中自主行动的潜能。
回想现有的教师教育, 无论是职前教育还是职后教育, 大多采取由教师教育者向未来教师传授一套预先选择的、知识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正如Kumaravadivelu认为的那样, 传统教学法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主要表现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理论专家居高临下将理论概念化, 而处于研究“外围”的教师只是在具体教学中理解、运用这些抽象理论。[1]这种依托教学法专家, 营造的是一种以知识为导向的理论模式, 反映在教学实践中, 则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方法运用模式。这种教学法理论不是立足于教学的实践, 而往往被人为地、理想化地运用到了同样被理想化的、远离实际的教学实践之中。在这一模式中, 教师教育者的主要作用是为学生设计课堂教学、提供教学方法、示范教学行为, 并通过最终的教学实习来评估学生对教学行为的掌握。这种基于单一方法的封闭性的传授型教师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后方法时代教师教育的多元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的要求, 很难培养出适应后方法教学所需要的自我主导、自我决定型的教师。
二、后方法时代下的教师自主
什么是教师自主?目前学界还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性的定义 (Little, 2000) 。[6]但是, 这一概念基本上都围绕着“专业自由和自我导向性的专业发展”来阐释 (Mc Grath, 2000) 。[7]也有学者认为, 教师自主强调“批评性反思” (Smyth, 1989) [8]和“通过对话而产生的转变” (Shor&Freire, 1987) [9]。Little (1995, 179) 认为, 成功的教师总是对自己的教学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 会通过持续的反思和分析对自己的教学过程实施情感和认知的控制, 并且会对赋予的自由加以充分利用, 这就是教师自主所表现出来的方面。[10]笔者让三十多个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师以给出关键词或句子的方式来描述自己心目中自主性较强的教师特征。根据词频率统计, 出现比较多的描述有“乐于发展”“有责任心”“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常反思”“批判性思维”“对教学有掌控力”“有主见”“有独立的思想”等。有些教师把教师自主等同于教师研究或行动研究, 有些教师认为教师自主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性创造来对自己的教学拥有话语权, 而非听从领导的安排。David Little (1990) 曾描述过学习者自主应该包括的特征, 如批判反思的能力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11]这些对于教师自主也应该适用。杜威在1904年就把那些计划通过一生的历程、通过反思和基于教育基础的深厚知识, 从教学中学习的人称之为“学习教学的学生” (students of teaching) , 他强调了未来教师应成为“学习教学的学生”的重要性。[12]Bartlett (1990) 提出“批判性反思的教师 (critically reflective teacher) ”这一概念, 在教师教育研究领域, “教师学习 (teacher learning) ”正成为人们日渐关注的课题, 不论是用哪一个概念, 都可以看出教师自主发展这一主题已经被提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13]
综上所述, 教师自主的定义不尽相同, 却有着一些共性的特征。笔者认为, 教师自主可以从专业情意 (态度和意识) 、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三方面来考虑, 即教师愿意去实现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提高, 使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教师。
三、如何有效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发展
既然自主性已经成为后方法时代教师发展的重要特征, 成为后方法时代教师教育应该高度关注的品质之一, 那么如何实现教师的自主发展呢?
首先, “教师认知 (teacher cognition) ”在提升教师自主专业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师认知是指“教师知道的、相信的、思考的内容” (Borg, 2003) 。[14]据Borg (2003) 统计, 教师认知已成为近年来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话题, 从1996年至今, 教师认知在47篇文献中作为研究主题出现。其中有些研究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师如何阐释和评价自己教学过程中的事件、活动和互动, 以及这些阐释和评价如何帮助教师扩展知识促使教师成为自主的个体。
此外, 教师研究 (Freeman, 1998) 、[15]行动研究 (Lewin1946) [16]以及探索性实践 (Allwright&Bailey, 1991) [17]也是实现教师自主的一种途径。从古至今, 大部分的教师在接受了专业知识教育以后, 背着一个大的方法包裹 (Kumaravadivelu, 2006) 走入教师这一领域。[18]当他们开始教学时, 很快就会意识到先前所学的知识以及方法包裹的局限性, 然后, 我们会看到这些教师会结合自己教学的环境, 发展一种适合自己教学生态环境的折衷的方法, [18]这一过程就是教师自主化 (autonomization) 的过程, 也是教师发展个人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的过程。后方法教学观认为, 这种个人知识的发展会最终使教师建构出自己的实践理论。而建构个人实践理论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做教师研究、行动研究或探索性实践来得以实现的。如何激励教师做研究?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由内向外的, 即教师内在想自我探究以及自我提升的渴望是更重要的 (Kumaravadivelu, 2006) 。[18]
最后, 后方法时代下的教师教育者对促进教师的自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Pennycook (2004, 335) 指出, 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 (TESOL) 教师教育的主流方法一直都在社会和政治维度方面有所欠缺, 即不能帮助特定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英语教师工作者有效地实现英语教学。[19]这是因为大部分教师教育的模式都是从教师教育者向接受培训的教师传递一套知识体系。这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 由教师教育者来界定最好的教学方法、向受训教师展示合理的教学行为, 然后通过实践教学来评估教师教育的效果。这种传递式的教师教育模式对培养后方法时代的自主教师是远远不够的 (Kumaravadivelu, 2006) 。[18]
鉴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后方法时代教师教育者的任务是为准教师创造条件, 使教师能够经常地反思自己的教学并能形成自己的教学经验, 而且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这种经验。换句话说, 后方法时代的教师教育不应该仅仅传递一套知识和技能, 而更应该由接受培训的教师和教师教育者批判式地、对话式地建构知识和技能。教师教育者与受训教师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巴赫金对话理论意义上的对话式的关系 (Kumaravadivelu, 1999) 。[20]巴赫金对话理论解释了一个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真实而又丰富的世界, 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自身的范围。他的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立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和复调性等特点。对话—独语—对话的不同形态, 展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轨迹。在教师教育领域, 我们也应该融入这种对话的文化。在这种对话文化氛围中, 教师教育者的主要职责就不是给受训教师提供一种可以模仿的范式, 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具有启示意义。从后方法教学的角度来看, 教师教育不应该被看作是规定好的教学实践的经验以及阐释, 而应该是一个由批判反思型实践者构成的持续的、对话式建构的共同体。
总之, 在任何教育改革中, 教师和教师教育者是关键的改革者, 而真正的教育改革必须赋予教师在教育事件中的决策责任和充分的自主性。另外, 我们要明白, 教师自主不是绝对的自由, 而是必须在机构、社会、教学等生态环境下实施的自主 (Borg, 2003, 106) 。[14]因此, 只有教师的工作环境是支持性 (supportive) 和培养性 (nurturing) 的, 教师自主的实现才会是顺利的。换句话说, 如果教师能愉快地合作教研, 不被繁重的工作所劳累, 教师就能取得对工作的满足感, 进而能够自主地去克服困难和挫折, 从而推动学校或工作机构持续地向前发展。Miskel, Fevurly和Stewart (1979) 认为, 一个有着参与氛围、中央控制低的机构是有利于教师自主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机构, [21]而当今的很多教师所工作的环境条件却在扼杀教师的热情和创造力 (Dondero, 1997) 。[22]在这个历史时刻, 我们提出教师自主的重要性, 提出教师教育自主性趋势这一观点, 也对学校、教育机构提出建议, 提倡在学校管理和教师教育实践中为教师增加自主权, 为教师自主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后方法时代 篇2
北京某化妆品经销商因出色的销售业绩成为全国化妆品界的传奇人物。他拥有的30万会员成为他最重要的资产。
杭州某品牌化妆品专柜组长，每天上班主要工作就是翻开通讯录打电话。她每月60%以上的销售业绩，来自于通讯录上老顾客的再回头。
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揭示了终端营销的一个新趋向：“终端后营销”时代的到来!
直到今天，许多销售人员对终端存在诸多误解。
1、被误解的“终端”。什么是终端?终端不只是指售点，更是指顾客。简单地说，终端就是顾客。
2、被误解的终端功能。终端做什么?终端有两大功能：实现产品销售和拥有顾客。现有终端运作模式做到了第一点，但没有发现和发挥第二点的功能。成功的终端工作，不仅能卖出更多的产品，还能与顾客发展关系，建立起庞大的顾客群。终端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培养一批愿意到终端店购买你产品的顾客，
3、被误解的终端运作模式。如何做终端?终端不只是铺货、陈列、促销、导购，更要管理顾客，把顾客培养成忠诚顾客。
问题远不止于此。销售人员不仅误解了终端，也误解了顾客价值。销售人员在终端开展促销活动，引来顾客纷纷解囊，然后望着顾客远去的背影，开始盘点此次促销卖了多少产品赚了多少钱时，却忘记一句销售金言：“真正的销售始于售后”。
顾客价值，简单地讲就是顾客购买你产品给你贡献的利润。顾客价值，难道就体现在一次购买你产品所贡献的利润上吗?销售人员是否考虑过以下问题：
你与顾客的关系能维持多长时间?
在与顾客维持关系这段时间内，顾客持续购买你的产品会给你贡献多少利润?
顾客购买企业产品线上其它产品或新产品，会给你贡献出多少利润?
满意的顾客，常常向会他人推荐你的产品，就像《圣经》上夏娃对亚当说“请尝尝那个苹果。” 调查表明，1个满意的客户会引出8笔潜在的生意，其中至少有1笔成交。现有顾客为你推荐的新顾客，会给你贡献多少利润呢?
后方法时代 篇3
【关键词】外语教学；后方法；教师教育；培训
几百年以来，全球应用语言学者和外语教育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探索更为有效的外语教学方法。希望从外语教学方法上进行突破，希望寻找到一种最佳的教学方法或路子，于是各种教学方法纷纷出现。
尽管新方法或者新路子不断出现，但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出现了——这些新的方法并未带来人们所希冀的神奇效果，外语学习的效率也没有明显提高（Brown，1997；文秋芳，2003）。在这种矛盾的困惑下，研究者倾向于不再研究具体的教学方法，主流的语言教学已不再把“方法”视为决定教学成败的关键和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们渴望有一种新的思想、理念出现，外语教学“后方法时代”应运而生。
我国的外语教学在很多方面一直受到国外外语教学方法理论发展的影响。“后方法”所提出的“学习者自主”、“教师赋权”“教师教育者”的重新定位和诠释对我们的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其中对教师教育者角色的重新定位对我国外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带来了新理念，对提高我国外语教师培训的成效性具有重要价值。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了高素质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为了提高我国英语教师的素质，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教师培训，教师培训的内容整体上分为“干訓”和“师训”两部分。干训主要包括对校长、骨干教师、中层干部的培训，而师训主要是针对新教师、中青年教师、老教师的。
传统教师教育者所扮演的角色是把各种教学法灌输给教师，指导教师选择“最佳教学法”并进行模拟训练。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教师参加培训的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的格局，而我们的培训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把教师的需求单一化，培训模式整齐划一，不切合实际，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到教师的实际需要和差异性，教师缺乏自主。在后方法时代外语框架下，教师教育者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教师确立外语教学的理念和掌握外语教学的研究方法。Richards就认为，教师教育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有关帮助教师学习和应用教与学的重要思想，第二个是介绍在现存背景与教师的角色之间取得平衡的途径，以及介绍改进教与学的可能性。所以，教师教育者要帮助受训者分析，而不是教给他们许多的概念；帮助受训者自己界定知识，而不是教给他们一套通用的规则；帮助受训者自己建立自己的知识，不是直接为学生讲授教育理论、教学固定的原则或讨论原则。
实际上只有体现以教师个体发展为本的教师培训，才能激发教师的内在动机和寻求自我发展的职业精神，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教师。在教师发展的理念指导下，教师培训的任务是解决教师自身的问题。
总之，我国的英语教育在教学理论研究和方法实践上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层出不穷的外语教学理论和方法对我们教学的影响日益呈现。“后方法时代”的语言教学观对教师培训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的教师培训者应该超越传统的只注重语言知识灌输和教学技能培训的方式，要把语言教师发展和教师研究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构建终身学习的教师教育体系，促使他们能够成为批判反思型的教师，并最终成为一位自主性的个体，从而促进我国英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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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旭东：《论教师培训的核心要素》，《教师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后方法时代 篇4
一、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研究现状
管理会计所涉及的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问题, 要解决的是企业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发生的问题, 因而其方法灵活多样, 因地、因时、因事而异。传统管理会计工具以预算管理、标准成本法、差异分析为代表, 但近年来,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更多新的管理会计工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最具代表的有价值链分析法 (M.E.Porter, 1985) 、作业成本法 (Cooper&Kaplan, 1991;Cooperetal, 1992) 、标杆法 (Balm, 1992) 、平衡计分卡 (Kaplan&Norton, 1992) 、EVA (Stern&Stewart, 1993) 等。这些管理会计方法是实现管理会计应用功能的途径, 有必要将现有方法系统化以更全面地更有的放矢地解决经营决策中的问题。然而, 尽管不少学者对管理会计如何在中国的企业应用进行了探讨, 但针对管理会计方法体系化的研究并不多见, 目前关于管理会计方法体系构建的系统研究成果有:王斌 (2004) 根据管理控制环节建立的管理会计工具整合系统, 王朋才 (2007) 基于管理对象和管理过程构建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 吴正杰 (2007) 则根据管理会计发展阶段建立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 (见下页表) 。这些现有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理顺了不同管理会计方法应用之间的逻辑关系, 强调方法间的互补性与整合效应, 加强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然而, 在后危机时代, 企业更加关注价值的增值和保值, 管理会计也被定位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工具, 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视角重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既顺应了时代背景, 又有助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内的推广和应用。
二、后危机时代对管理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很多企业遭受重创, 业务急剧萎缩, 资金链出现断裂, 然而北汽福田、北京紫竹药业等公司则因在实践中创新管理会计方法而于这场危机中处乱不惊。金融危机使得存活下来的企业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作业链接及内部控制等问题, 开始考虑如何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今中国经济已走出了危机的阴霾并出现了复苏性的增长, 即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 在此时代背景下, 中国企业面临着重新思考定位、重新设计战略、重新构建发展模式等重大课题, 自然对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的创新及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促使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发展, 在企业价值创造和风险管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最终成为中国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利器。
1. 要求管理会计成为名副其实的“价值创造工具”。
在后危机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微观上来看, 这就要求中国的企业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提升技术内涵, 同时通过高效的成本管理来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因此, 对管理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也就引出了管理会计在新环境下的定位问题。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于不断创造价值, 价值即是企业的生命, 企业对自身价值的挖掘和创造必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 管理会计应定位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工具。
2. 要求管理会计更多地发挥风险控制的作用。
金融危机使很多企业遭受重创, 究其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企业的风险意识淡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企业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如市场开放、法规解禁、产品创新等, 均使变化波动程度提高, 连带增加了经营的风险性。良好的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决策错误之几率、避免损失之可能、相对提高企业本身之附加价值, 因此, 管理会计不但要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工具, 还要发挥保值的作用, 帮助企业提高风险控制水平以更好地规避风险。
三、构建服务企业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
管理会计在企业的决策支持系统中起到重要作用, 其核心价值是为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服务, 协助战略制定与实施, 快速吸收信息, 并快速反应。基于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的构建要以价值链分析为主线, 跟踪企业的价值运动, 再综合运用一系列管理会计方法来创造价值及保值 (见下图) 。
1. 用价值链分析法定位价值。
价值链的框架是将链条从基础材料到最终用户分解为独立工序, 以理解成本行为和差异来源。通过分析每道工序系统的成本、收入和价值, 业务部门可以获得成本差异、累计优势。价值链一旦建立起来, 就会非常有助于准确地分析价值链各个环节所增加的价值。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会计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运用管理会计方法, 尤其重视价值链的分析。在战略价值链的构建过程中, 选择和分析企业内部实物链和价值链各环节的成本动因, 揭示作业中心的潜在问题, 确定增值作业和不增值作业, 并准确衡量作业中心的成本绩效, 从而达到改善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
2. 用全面预算预测价值、监控价值流。
全面预算管理是将企业的战略与运营结合起来, 基于企业整体层面的考虑, 通过各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共同参与来制定切实可行的预算计划, 并确保预算的可执行性。借鉴Kaplan等人的战略预算概念, 可以将预算分为作业预算与战略预算。作业预算是以作业管理为基础, 以企业价值增值为目的的预算管理形式。战略预算从非财务维度来衡量未来经营目标、所需资源, 并结合财务目标导向来确定资源配置方案, 对价值流保持实时控制。北汽福田公司把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和财务管理的核心, 开展精益战略预算管理, 形成由公司战略、业务战略、职能战略三个战略组成的精益预算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预算的控制标准作用和业绩评价考核作用, 推动了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促进公司经营规模和经营效益的滚动增长, 使预算文化在福田公司深入人心。
3. 用作业成本法控制成本、积累价值。
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实现投资者报酬价值最大化而运行的一系列有密切联系的作业的集合体, 企业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消耗作业, 作业消耗资源, 而资源消耗的同时又是价值的积累过程, 最后全部累积到最终的商品或劳务上, 最终商品或劳务既是全部作业的集合, 也是全部价值的集合。因此, 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成本管理要求成本管理深入到每一作业, 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 防止资源的消费, 最大限度地提高从顾客那里回收的价值, 以实现预定的经营目标。厦门三德兴公司为生产硅橡胶按键的企业, 其原材料和产品品种数量繁多、差异且大, 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非常不准确。该公司于2000年开始实施作业成本法, 确认主要作业、明确作业中心, 选择成本动因、设立成本库, 这样核算出来的成本反映出企业真实的成本状况, 从而为管理者提供较为真实的成本信息, 促进了企业的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 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消耗, 降低了成本费用, 将价值积累到了作业链的终端, 即最终的商品上。
4. 用平衡计分卡、EVA指标考量价值。
完整的管理控制体系离不开业绩计量、评价。平衡记分卡把战略用四个方面的业绩和计量来表示: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及创新和学习, 它抓住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 正确平衡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使企业通过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和员工创新与学习等方面的投资来创造未来价值。EVA是经济增加值, 它等于税后经营利润减去债务和股本成本, 是所有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企业可以利用价值树分析评估EVA对价值驱动因素的敏感性, 从而确定绩效衡量指标。建立以平衡计分卡为主体的业绩评价体系, 其中以EVA及其改进指标来嵌入财务业绩考评中, 在公司组织层面和内部经营层面, 对照价值驱动因素, 建立多维业绩评价体系是必要的。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司推行平衡计分卡, 不仅降低了沟通成本, 而且使考核指标更加科学、公平、公正, 还将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 使企业初步形成了阳光、坦诚、简单、感恩、廉洁的文化氛围。
5. 用风险管理工具保值。
在新环境下,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市场环境瞬息万变, 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会必然遭遇诸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保值与创造价值同等重要, 从某种角度上看, 保值是另一种方式的价值创造。根据风险管理的过程, 企业可从如下方面开展保值活动:第一, 进行预警分析。预警分析是一种有助于企业预测其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方法, 它可以提醒企业管理当局早作准备和采取对策, 避免潜在的风险演变为现实的损失, 起到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的作用。同时, 当潜在的危机发生时, 预警系统能够及时找到状况恶化的根源, 使管理当局能够有的放矢, 制定有效的战略对策, 防止企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第二, 注重质量成本分析。所谓质量成本就是企业为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而支出的一切费用, 以及因未达到既定质量水平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之和。质量成本可分为预防成本、鉴定成本、内部失败成本和外部失败成本四类。通过质量成本效益分析, 结合企业的具体条件, 寻求质量成本的最佳值, 从而降低经营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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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高考时代 篇5
一直喜欢《意林》杂志。在《意林》每期的第二十二页是《拇指文学》栏目，每期一个选题，每篇文字短小精悍，但是感人至深。我也一直想投稿，但难度甚大，一直未能如愿。第十四期《拇指文学》栏目的右下角写道：‚近期选题‘我的后高考时代’‛。看了这个标题，我一时竟蒙住了。第十五期到了，看到几篇关于‚我的后高考时代‛的短小文学作品，深受感动，也顿开茅塞，于是在此把我当年的后高考时代记录下来。
一九八八年的高考，结束于炎热的七月九日。我深知自己考得如何，回家以后跟妈妈商定，尽快调查北京的民办大学的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学校、合适的专业继续攻读。这民办大学，招生对象是应届或往届高考落榜生、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以及社会青年，国家不承认学历，但是总算可以多学知识，多学知识肯定会有用的。
七月十日，按照事先的约定，到北郊去看望同学，然后小憩几日，算是放松一下连续紧张的神经。然后开始了大范围的调查工作。
各个民办大学的招生简章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广告栏和街头巷尾的电线杆子上、楼房外墙和院墙上。
贴在街头的招生简章，有真的也有假的。听说往年有的求学心切的学生看到张贴在街头的所谓‚招生简章‛，就按照上边的地 1
址去报名，报名点儿却在街上，不收照片只收报名费，然后叫回家等通知。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消息，打电话去问，电话是空号或是回答‚打错了‛，按照招生简章上说的校址去找，却发现校址也是假的。
还是报纸上的招生简章比较可靠。我按照报纸上招生简章的地址走访了几所学校，招生办的老师都说得拿到高考成绩单才能报名。
之后不久，高考成绩和高校的上线分数陆续公布了，在母校遇到同学，有很多同学打算日后帮家里种地或卖菜，也有的同学，父母退休了，他们可以立刻去接班，也有的打算报民办大学继续攻读。
接下来继续走访民办大学。
这天在外边跑了一天，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和专业。回到家里，正好妈妈也下班了。她拿来一张‚北京兴华大学‛的招生简章，看上去挺高兴。我拿过来刚要细读，可是当即被妈妈抢了回去——她不让我自己看，非要读给我听。听到后来，我也高兴起来，打断她：‚啊？在兴华大学毕业以后，学校发给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那就是说，像我这样的连最差的大学都考不上的居然也有机会获得清华的毕业证书了？‛妈妈笑了：‚你还是拿去自己看吧。‛从妈妈手中接过招生简章细读，原来那上边是这样说的：‚毕业后，颁发兴华大学毕业证书。‛哦，原来兴华发的也是一纸空文啊。那，刚才是妈妈故弄玄虚逗我笑还是我自己没听清呢？哈哈！
有点儿意思！
可是兴华大学没有适合我的专业。
走访京西职业大学、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无果。
中华社会大学的校址遍布于全市很多地方，离家稍进的分校都是理工科专业，文科专业都远在东郊，我去过几所文科分校，路远、倒车麻烦，向招生办的老师询问后得知，学校是早晨八点上课，我家在西南郊，即使坐头班公交车倒地铁也无法按时到校。
经常在妈妈的办公楼前遇到小学同学王玉华的爸爸，他对民办学校也是格外的关心。从他那里知道，海淀走读大学是北京唯一的一所不用参加高教自考就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的民办大学。跟他仔细问问，知道海走并不适合我。
北京培黎职业大学是外籍教育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办的学校，声望不错，曾经停办多年，恢复办校后的第一届学生在一九八五年毕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好。校名取‚培养黎民百姓‛之意。
拿着培黎的招生简章去找高中时的同班好友宋学良商量，他说他选中了一所培黎的分校，想学财会专业。报名点儿在‚赵登禹路7号‛。我想报那所分校的中文专业。
第二天，我俩辗转到了和平门的7路起点站，坐7路直奔赵登禹路。车拐进赵登禹路我们就下车了，挨家挨户找‚赵登禹路7号‛。走一站坐一站7路，再走一站再坐一站7路……，赵登禹路够长的，没有大的院落。全是几米宽的小门脸儿
该吃午饭了。我俩在路边儿找了个小饭馆儿点了三个炒菜，一共花了十块钱。我已经好多年没在饭馆儿吃炒菜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价钱是便宜还是贵。我吃炒菜的年头，只吃麻辣豆腐，一个人一顿饭才四毛钱。不过我俩边吃边聊，吃得很高兴。
吃完饭继续找。
最后在赵登禹路的北端找到了报名点儿。财会专业的上课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于我俩来讲交通很方便，我们都报上名了。中文专业的上课地点对于我来讲不能说不方便也绝对谈不上方便，反正得开学了才能交学费呢，先报上名再说。
晚上回到家，看到报纸上的‚北京民族大学‛招生简章了。北京民族大学是民主党派创建的学校，往年都是面向全国招生，学校提供住宿，以招少数民族学生为主，也招汉族学生。不过在一九八八年已经被禁止面向全国招生了。文科都是本科，有中文系、法律系、英语系等等。法律系的系主任是刚刚退休的著名法官。也有理工科专业，其中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系，毕业之后可能有机会到建筑设计单位从事结构设计工作。妈妈叫我去找方宇商量。
我妈妈跟方宇的妈妈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栋家属楼，我跟方宇小学六年级时同班，高中又同校。方宇的爸爸是航天建筑设计院的结构工程师，想叫方宇报北京民族大学的工民建专业——他爸爸这是想叫他继承父业。可是方宇并不想学工民建，他想学外贸英语，看上了培黎大学第五分校，那儿也
可以提供学生宿舍。
第二天，我和方宇先去了北京民族大学。当年的北京民族大学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内，在北三环路以南。我俩顺利地找到了报名处。来这里报名的人还真多！我俩都报上名了，并且当场就把四百块钱学费交上了。
我在中文系交费的时候，知道了开学典礼的日期，得到一份儿选修课的课程目录，还有一张通知，通知上要求我们把四年用的所有教科书一次买齐。收费的老师告诉我，应该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书店去买书，一定要尽快，因为有的教科书会很快脱销的。
交完费出来正好遇到方宇，他说先不着急去买书，因为还没最后决定。
后如家时代 篇6
如果5年后如家还是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那么“其资本空间想象空间将十分有限”
跟风成为中国商业经济中的一大特色。当土家烧饼家喻户晓之时，全国各地各类土家烧饼一哄而上，从而导致一个速生产业的灭亡。如今经济型酒店大行其道，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小城市一个个冒了出来。在此情形下，如家的上市似乎是迫于无奈，掌声之后，
蛋糕不小，挑战也不少
经济型酒店之所以吸引各路资本蜂拥而至，无非受到理论上该行业巨大的市场潜力、较短的投资回报期以及经济型酒店所附着土地资源升值空间的诱惑。
美国酒店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经济型酒店约有6万家，占酒店总数的88％。但在中国，这一细分市场才刚刚兴起；另据中国饭店协会行业统计，我国经济型酒店经营利润率在50％左右，投资回收期在3～5年间；再加上在人民币升值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土地资源的升值空间巨大。资本的逐利性注定了这个行业不会平静。
目前国内经济型酒店已经形成了三大阵营：一是以如家、锦江之星为代表的全国性经济型酒店品牌；二是以上海“莫泰168”、广州“7日酒店连锁”为代表的区域性经济型酒店品牌；三是以法国“宜必思”和美国“速8”为代表的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尽管目前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并且尚处于早期阶段，对于参与者来说应该都有机会，但业内人士认为，好景不会太长。随着如家成功上市，锦江之星也紧锣密鼓地计划赴香港上市，而财大气粗的国际品牌来势汹汹，整个市场竞争渐趋白热化。
首先，业者最为厌恶的价格战已初露端倪。随着近几年高档饭店的过剩，房价逐级下滑，有些地方相继出现长年定价在120元／晚的中档酒店的特价房优惠活动，甚至一些经营困难的星级酒店也加入降价行列，经济型酒店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其次，从西方单一品牌酒店，特别是经济型酒店发展路径来看，在面临上下两端的同时竞争时，价格敏感型顾客的流失必将导致经营危机的出现。这恰恰也是目前如家最大的短板所在。另外，随着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壮大必将面临人力资源匮乏、标准化服务难于统一、管理系统不断升级的一系列挑战。
资本运作助推行业整合
作为国内经济型酒店的领跑者，如家和锦江之星在最近的几年内一直处在快速扩张的圈地时期。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市场份额，各大品牌都非常关注在短期内快速发展连锁网络，这一切都需要背后强大的资金支持。资本运作无疑将成为今后诸侯纷争的最大特征，如家只不过是领先一步而已。
有专家称，今后一个阶段经济型酒店的资本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外向型融资，一方面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型酒店品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动力，同时为海外上市而进行的企业改进措施则在更深层次上改善了中国经济型酒店企业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
然而，在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吸引外来资金将随着市场饱和度的增加而减缓，届时经济型酒店行业面临的就是品牌整合和企业兼并的行业内部导向型资本运作。到时决定经济型酒店命运的将不仅仅是资本实力和品牌网络，市场基础和品牌特色将成为经济型酒店企业的战略力量。
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型酒店的资本运作方式有望伴随中国饭店企业融资新渠道而得到突破。房地产界广泛使用的香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融资模式已经被引入高星级酒店项目中，这种基于资产所有权转让而进行的融资方式为经济型酒店连锁企业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虽然单体的经济型酒店投资过小，但是整合多个小投资的经济型酒店项目而形成的连锁实体将大大提高项目整体的REITs融资效率。
另外，从美国经济型连锁集团相继出现的被收编现象来看，未来经济型连锁酒店独立生存是很困难的，必须通过横向兼并，将自己打造为涵盖高中低品牌线完备的综合性酒店集团，才可以成为行业的整合者。否则，随着经济型连锁酒店市场的饱和，则将成为被整合的对象。
已有专家断言，如果5年后如家还是一家经济型连锁酒店，那么“其资本空间想象空间将十分有限”。
背景分析：前景≠“钱景”
资料显示，经济型酒店在美国占到酒店比例的70％左右，而在中国则仅仅为20％，由此似乎给人们一个直接的判断依据，即这个行业存在着极大的市场潜力，只要进入这个市场就可以赚钱。果真如此吗？目前国内的经济型酒店发展到了哪个程度？国内和国际经济型酒店市场格局到底是什么样的？
经济型酒店在国内还属于一个新兴的概念，但是在欧美国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产业了，它是相对于传统的全服务酒店而存在的一种酒店业态，而且经济型酒店大多以连锁经营的方式存在。
与国内经济型酒店一个模式、一种风格、价格相同定位不同，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型酒店以价格和设施差异化为主要区分标准，进一步细分成三种类型档次的酒店：有限服务酒店、经济酒店和廉价酒店。由于拥有近百年的时间沉淀和积累，各个经济型酒店的品牌特色、经营模式、经营理念和管理技能的差异化都比较明显，分别拥有稳定的客源群体。
在国内，所谓的经济型酒店更多的是指第二个类型，即“经济酒店”。中国的经济型酒店才刚刚经历10年的历程．无论自身的管理能力、品牌特色和市场定位，都还不是很清晰，尤其消费者对经济型酒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后方法时代 篇7
一、新媒体影响下的“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变化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今天, 我要告诉你, 那既不是天和地, 也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在你面前, 你却在低头耍手机!”这是在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复赛中某位辅导员所写的博文。从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网络、手机、触摸媒体等日益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我们称之为“新媒体”。“90后”的大学生是受其影响较大的人群, 他们的学习、生活、交往很大程度上已经新媒体化。新媒体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一种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态有了不同情况的改变。
(一) 接收新事物快, 但缺乏分辨是非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90”后是活跃于网络的新新一族, 他们熟悉微信、微博、SNS等新型社交工具, 他们接收新事物的速度快以及掌握程度高, 可以涉猎到许多新的思潮、和观点, 掌握许多新知识与技能。本课题组在我校采取了网络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了关于高校辅导员工作方式方法问卷调查, 总共回收到51份问卷。有效问卷共计51份, 其中有一条问题是:您认为90后学生的个性特征哪些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的挑战?51位调查者中44人认为90后学生的自我中心意识强, 比例高达86.27%。从而得知90后的学生比较喜欢展现自己, 因此他们更愿意更容易去接收新事物,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他们的警惕性较弱, 分辨是非能力减弱, 会变得人云亦云, 容易受到不良观念、行为的影响;容易养成一定的惰性, 缺乏相应的自立、自理、自律的能力。例如有些同学一旦遇到困难就到找度娘解决, 很少经过自己的思考去解决实际问题, 导致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弱。
(二) 社会责任感较强, 但面临弱化的情况
“90后”大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 勇于承担责任。例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难, 很多同学捐款捐物, 还集中默默为逝去者默哀, 他们还懂得利用新媒体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然而在虚拟世界里, 他们的部分人开始感到模糊, 往往有意无意地就会违反道德规范。例如前期新媒体大量报道关于因为扶起摔倒的老奶奶反而被惩罚的事情, 使得他们认为做好事是多余的, 社会责任感开始面临弱化的迹象。从我们调查结果显示反应了这一问题, 在51名调查者中32人认为他们缺乏责任感, 比例为62.7%。
(三) 社交能力有所提升, 但很多情况下停留在意识中
信息化时代使得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90后”大学生在能够认识许许多多的同龄朋友, 大龄知心人物, 似乎社交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学生关注微信, 经常刷朋友圈, 欢乐无比, 这样的交流方式只是单方面地交际, 不敢以面对面的方式交流, 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又如当他们回归到真正的班集体时, 会表现出对班集的活动不热衷, 朋友关系冷漠, 不懂得如何沟通, 合作意识淡薄。
二、当前辅导员在新媒体下对“90”后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及问题
(一) 重视新媒体的作用, 能亲身示范, 但缺乏技巧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条提出您目前最常使用的网络沟通方式的是什么载体, 得到的结论是主要采取QQ的形式与学生沟通, 比例为50.98%, 而目前比较流行微信也占了较高的比例, 比例为37.25%。但校园BBS这这一网络载体, 竟没有一个辅导员认为是他们最常使用的载体, 毕竟这一载体已经是过去式的, 辅导员们没采用这一载体是正常的。综上情况得知辅导员们能够抓住新媒体, 跟上“90后“的潮流, 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思政教育效果相对较好。但他们很多情况下是采用这些媒体去传达精神和布置任务, 同时因为自身原因及培训的机会不多, 对这些媒体的运用缺乏一定的技巧, 有时候会出现传达信息错误, 减少了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与机会, 造成双方关系变得陌生。
(二) 能够重视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培养, 但缺少灵活性
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是他们成长成才的重要观念, 如果没有这些将会导致他们人生没有目标, 没有抱负。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引路人, 基本上重视这些观念的培养, 除了运用课堂上的授课、开展主题班会等形式外, 在新媒体的推动下能够变换交流方式, 运用一些社会热点、时事新闻等教育教导学生, 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仍显示出缺乏灵活性, 不懂得新媒体与传统方式相结合, 一味觉得只要运用新媒体就能够成功, 不会在适当的时候调整方案, 因地制宜。而却还有一些年级稍大的辅导员不屑于这些新新媒体的功能。
(三) 尊重“90”后的主体性, 但方式方法仍待加强
教育应以人为本, 大部分辅导员是以生为本的, 尊重”90“后的个性特点, 这是加强和改善他们的思政教育的有效举措, 能够挖掘出大学生的智慧与潜能。例如, 他们懂得运用新媒体的语言与学生沟通交流, 使得学生乐于与其分享思想、学习等。但是他们一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媒体, 已成为他们日常的方式。而我们的辅导员却很多都喜欢采取与学生面对面沟通方式, 调查的数据显示51人中有39名均以此方式为主, 当时此方式也能很好地体现尊重他们的个性需求, 但是如果能够采取更多的方式方法, 将会收到更多好的效果。
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彰显双主体的地位, 发挥更大的功效
(一) 以新媒体为契机, 改良甚至改变方式方法
“背对面”与“面对面”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但两种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只是在什么环境与情况下使用最合适的说法。
“面对面”就是辅导员经常使用且比较传统的思治教育方式方法, 而且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辅导员经常在办公室、宿舍这两个地方与学生深入谈心谈话的场所。这样的沟通方式能够直接了当地了解到学生的思想状况、情绪变化, 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 效率较高。然而在新媒体的形式下, 我们的辅导员还是应该充分使用新媒体这一平台, 明确学生目前热切关注的事情, 通过讲座谈会、演讲活动以及榜样宣传等传统形式, 使得新旧方式得到有效地结合, 融汇贯通。
“背对面”充分体现了辅导员能够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喜好, 借助新媒体方式更好地与学生沟通思想, 交流讨论, 这是因为同传统的班会课、座谈会相比较, “90后“的他们还是比较勇于在新媒体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辅导员们便能更好地把握他们的思想状况, 有的放矢。
故此辅导员们应该以新媒体为契机, 改良甚至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例如情感教育法、因人施教、以理服人法都是很不错的方式方法, 能够很好地融通“背对面”与“面对面”的关系。
(二) 以生为本, 以师为范, 彰显师生双主体的地位
师生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当今已经有了很好地结论, 那便是教学相长的关系, 因此无论何时无论何问题, 我们都已经明确“以生为本”和“以师为范”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方, 要努力地在新媒体的影响下凸显师生两者的地位与关系。新媒体的影响在当代甚至以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显, 但是如果在改良了或者改变了思政的教育方式方法, 我们相信新媒体必将为我们所用, 发挥更大的功效。
摘要：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领者和指导者, 但不能忽视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媒体的影响下, “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产生了变化, 这必然要求高校辅导员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一平台,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 使得师生的双主体地位得到有效的发挥, 思政教育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关键词：新媒体,“90后”,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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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华.网络环境下“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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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学斌, 朱莉.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 2009, (7) :54-56.
[5]刘景龙.增强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对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后方法时代 篇8
关键词：“后方法”教育理论,参数宏观策略
1 引言
外语教学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 传统的方法和理论已经跟不上外语教学改革的步伐。“后方法”教学理论代表了外语教学界的最新发展, 它是继方法时代和超越方法时代的教学理论。Kumaravadivelu教授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质疑, 并且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教师的教育和教师自身的发展上。他提出的框架理论认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教学经验,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教学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所以正确理解“后方法”教育理论有助于帮助外语教师建立个人教育理论体系, 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改善教学方法。
2“后方法”外语教学思想产生背景
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低与外语教学研究薄弱有直接的关系。各种教学法在发展过程和相互激烈的争论中不断发展, 不断吸取别派的长处, 相互促进。以下五种教学法流派在外语教学理论中影响较大。语法翻译法是通过对全篇课文进行语言分析和主句翻译, 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让学生能够把课文的内容用比较规范的母语表达出来, 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培养学生的翻译技巧。直接法是经过改革法、自然法等发展起来的教学流派, 以口语为本, 直接领会, 按照听说读写次序教学, 强调模仿, 养成习惯。听说法是是靠大量的、反复的操练, 通过模仿、记忆、重复、交谈等, 达到自动化掌握语言材料。认知法是以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为依据, 不强调听说读写的次序, 适当利用母语来对比两种语言, 克服了语法翻译法依靠母语和听说法排斥母语的片面性。交际法是培养交际能力的一种外语教学法体系。教师为学生提供情景, 组织各种活动, 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灵活、自由地用所学的语言材料进行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
2005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San Jose州立大学——Kumaravadivelu教授出版了Understanding Language Teaching from Method to Postmethod, 提出了“后方法”语言教育理论。它是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一个最新发展, 是超越方法时代之后的最新理论成果。他的主要观点是教授“核心”和“外围”两方面界定了传统教学法概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即由处于“核心”地位的理论专家对方法理论概念化, 而处于研究“外围”的教师只负责在具体教学中理解、运用这些抽象理论。外语教学实践是外语教学理论的源泉, 但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违背科学理论的经验也往往是片面的。也就是说, 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 教学才会取得成功。一方面, 外语教学理论指导外语教学实践, 另一方面, 理论要接受教学实践的验证, 并在教学实践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Kumaravadivelu认为传统教学法过于强调语言学家的理论的权威性, 导致了以理论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 重理论轻实践, 教学法远离教学实践, 教学法不能立足于教学实践, 所以“没有一种现成的最佳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用于教学实践”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
3 外语教学法的后方法时代
Kumaravadivelu提出的“后方法”理论框架描述了十大宏观策略, 即最大学习化机会、促进协商式互动、最小化概念失配、激活直觉启发、提高语言意识、情景化语言输入、综合语言技能、促进学习者自主、确保社会关联和提高文化意识。Kumaravadivelu还认为, 后方法教学法需要考虑三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参数, 即特殊性、实用性和可能性。这三大参数构成了后方法教学法的概念基础, 在此概念基础上建立了指导外语教学的原则, 而这些指导原则又体现在后方法坐标中。后方法坐标是指在外语教学中起关键作用的学习者、教师和教师教育者的角色特征。后方法学习者就是拥有一定决策权的自主学习者。
第二语言教学法发生了三个比较明显的转变:一是从具体的教学法到后方法时代的转变;二是从系统发现到话语批评的转变;三是从语言交际教学法到任务型教学法的转变。在这三个明显的转变中, 人们明确了对之前存在的教学法的方法概念局限性的认识。后方法的语言教学理论开始摆脱唯方法论而朝着后方法论阶段发展。外语教学后方法论关注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编码交际的取舍, 关注结构信息关系;第二个维度是显性—隐形选择, 关注语言学习基本方法;第三个维度是母语与外语的连通性, 关注外语学习中母语的使用。这是对Prabhu指出的“没有什么最佳的教学方法, 问题的实质是教师要学习运用如何使教学能指导最佳的学习、人性概念的运用及教学测量信度的方法”的具体发展。我们在运用外语教学法时, 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 保证对课堂生命质量的理解比“改进”方法重要;第二, 对课堂生命质量的理解是社会的问题;第三, 语言课堂生命质量比教育能力重要。同时, 也要注意几点重要原则:一是学习的目标语言是课堂的核心的原则;二是以课堂为核心的原则;三是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培养语言技能的原则;四是关注教学效果的持续性的原则;五是注重课堂与实践融合的原则。
4 结语
在“教学法”这一概念提出两个世纪以后, 外语教学进入“后方法”时代的教学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在“后方法”教育理论指导下的英语教师应不拘泥于某种教学法, 而应从具体的学生条件、课堂氛围、教学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 选择适合的教学策略指导教学。要使后方法教学理念真正在外语课堂上得到实施, 要靠我们所有外语教师根据具体的课堂情况和课程目标, 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 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教学策略来实现。
参考文献
[1]Kumaravadivelu, B.Toward a postmethod pedagogy[J].TESOL Quarterly, 2001 (35) .
[2]Kumaravadivelu, B.Beyond Methods:Macrostrategies for Language Teaching[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桂诗春.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后方法时代 篇9
随着当代网络及计算机的普及,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投资对传统投资形式(非IT资本、劳动力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企业和政府对于信息技术投资的份额逐年加大。据预计,我国信息技术总支出在2008年后的未来10年内将超过2 000亿美元。在不同范畴的生产过程中,IT的大规模投资与传统投资之间形成的替代亦或互补作用,被研究者认为是形成现代“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之一[1]。在部分经济研究对象中,IT投资替代了资本、劳动力投资,形成替代效应,节省了传统投资;而在有的经济对象中,IT投资则形成了对于非IT资本投资、劳动力投资的补充,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才能更有效地提高产出。这两种效应的存在使得IT投资间接地推动生产力,提高产出,而“在统计数据里往往看不到IT的贡献”,进而出现了被称为“索罗悖论”的生产率悖论现象[1]。鉴于IT在现代化组织生产中的巨大作用,衡量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管理决策至关重要。
Dewan等[2]对1984—1999年间美国大型公司的研究中指出,依据Allen替代弹性参数(Allen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AES)结果,IT投资与非IT资本投资、劳动力投资之间形成网状的成对替代,IT对劳动力产生的超额回报替代作用明显大于非IT资本投资,并建议企业在引入IT之后进行结构重组、削减规模。Chun等[3]在更新了数据的同时又加入了交叉价格弹性(Cross-price Elasticity,CPE)和Morishima替代弹性参数(Morishima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MES)作为分析指标,指出企业在IT投资初期与非IT资本、劳动力投资之间的替代较为明显,但随着IT投资的持续,这种替代作用开始减弱。Lin等[4]再次对大型公司数据进行敏感性分析,认为IT低水平投资能够形成对于资本、劳动力的替代,但在高水平的IT投资分组中则转为互补作用。但Lin等[5]在新的公司数据中发现IT投资与资本、劳动力呈现互补作用。Chwelos等[6]则认为IT投资只对劳动力投入呈现替代效应,IT投资的增加推进了劳动力的花费,进而间接地促进了企业产出,但IT投资对资本投资则不能构成替代效应。
相对而言,IT投资效果在国家层面的研究结论很有限。Chen等[7]在对15个国家10年的样本数据分析后首次提出,相对公司层面数据,IT投资的成对替代在国家数据中无法成立,不同国家中IT投资与其他要素间呈现了各具特征的替代亦或互补作用。国内学者张之光等[8]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层面数据显示,IT与资本、劳动力投资之间可以形成互补关系,IT的加入使得生产要素互补性增强。
非信息技术资本、劳动力、IT投资的交互作用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受IT发展时间以及数据样本标度为年的限制,研究者所采样本时间跨度短(最长时间序列17年)[2],数据样本容量受到限制,随着量化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针对小样本数据采用基于大数定律的计量方法有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结果偏差。从现有文献来看,随着所选样本以及指标选取的差异,该研究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很有待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首先,为了克服该问题所难以避免的小样本问题,本文采用Copula贝叶斯估计对国家层面的IT商业价值问题进行研究,以主观概率代替稳定参数的估计结果,以相关作用等高线图代替替代参数[9]。本文以常替代弹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Production Function,CES)为基础,采用Copula贝叶斯估计对我国国家层面数据进行分析,以所得边际后验概率呈现IT投资的产出弹性,通过其概率分布的值域变化分析IT投资对经济的正向作用是否稳定存在。其次,为了进一步分析IT投资与非IT传统资本、劳动力投资之间的替代亦或互补关系,本文采用Copula联合后验概率呈现IT与非IT传统资本、IT与劳动力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代替稳定参数估计下的相关性替代系数。相对传统的数值判别法[2,3,4,5,6,7],联合概率分布更加直观,其对应等高线图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因子之间的此消彼长,亦或相互促进的关系,且通过联合后验分布的三维图像,我们可以观察随着IT投资的增加,其他生产因素消长的程度变化,为深入研究IT投资价值、解读生产率悖论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
2 Copula贝叶斯法及其可行性分析
非信息技术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是信息技术绩效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以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10,11],通过泰勒级数展开,使得普通资本(Kit)和劳动(Lit)应用于CES生产过程,形成的生产模型(称为KL模型)如下:
其中,vit如前所述,用t时i公司(国家)的IT资本Iit代替模型Ⅰ中的Lit得到第二个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称为KI模型):
最后,模型Ⅰ中的Kit被t时i公司的IT资本Iit代替,得到第三个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称为LI模型):
针对IT投资绩效问题的研究中,绝大多数采用参数估计,通过计量方法估计产出弹性系数β1和β2,通过设计自变量指标建立生产率法[12]、消费者剩余法[13,14],亦或通过生产过程函数构建的差异,采用随机前沿法[4,7,8]、局部调整法[15]等。对于因子替代互补性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依据产出弹性系数建立替代系数、AES、CPE、MES等指标,以度量β1和β2的相关关系。
IT绩效研究的数据样本以自然年作为数据时间点,纵向数据量小。基于大数定律的参数估计为了保证显著性要求,需要剔除部分数据组,非客观地掩盖了数据特征,结论的全面性将因此而受到影响;而贝叶斯估计不基于大样本的重复抽样,而是充分利用样本信息,通常估计量具有更小的方差或平方误差。将参数估计结果视为大量重复试验频率的稳定值假设直接影响分析结论的准确性,而贝叶斯估计思想更加适用于小样本数据分析。为了进一步考察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关系,针对产出弹性的边际后验概率,引入Copula函数,以Copula联合后验分布来表示其相关性结构。
贝叶斯估计一般采用多元正态分布作为起点。Pitt等[16]提出了以Gauss Copula代替一般性正态分布的思想。产出弹性参数之间的促进和替代作用,主要依靠生产函数中IT因子分别取代K和L时β的数值变化来实现[4,5,7,8],当我们获得K和L产出弹性因子的边际后验分布,Copula函数可以建立联合分布下的似然函数:
由于所建立的似然函数只能表示为复杂积分形式,首先需要针对ζj获得边际密度函数,并通过积分化简Copula结构自身参数,将原有等式表达为f(Y|β),并依据贝叶斯原理获得边际后验分布。依据Copula-Sklar定理[17]:
其中:F(x1,x2,…,xN)为模型中所需要的联合分布函数;C为Copula函数结构;F1(x1),F2(x2),…,FN(xN)为多个变量各自的边际分布。如果F1(x1),F2(x2),…,FN(xN)是连续的,C则唯一确定;反之,在离散数据试验中,C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估计得到。
为了证实数据方法的可行性,采用2组随机数进行结果测试。现将测试数据组1代入KI模型,获得K和I弹性参数联合后验分布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图1(a)所示为基于正态结构拟合的KI联合后验分布,图1(b)为基于Frank Copula结构的KI联合后验分布,图1(c)、图1(d)分别表示基于Clayton和Gumbel Copula结构的KI联合后验分布。
由于数据本身的特征,即使我们分别使用不同的相关结构函数进行拟合,所获得的联合后验分布也没呈现出图1(b)所示的局部强相关特征。在拟合联合分布结构问题上,由于Copula参数是依照边际分布特征所获得的,并不存在由于主观选择了不同的Copula相关结构而导致相关结构被主观决定;相反,我们更能检验出在不同的数据特征面前Copula函数的拟合优度,而多元正态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数据特征。当数据本身不具有特殊的相关特征时,即使我们选择不同的Copula来拟合联合分布,所获得的联合后验分布与正态结构所获得的联合分布则非常近似,因此,本文选用了能够同时囊括正负相关结构的Frank Copula建立联合后验分布。
采用测试数据组2以Copula贝叶斯法进行估计拟合,分别获得多元正态结构与Frank Copula的联合后验分布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在正态结构下,投资因子L与信息技术因子I呈现弱负向相关关系,L的增长引起I因子的小幅度变化;但由Frank Copula所获得的联合后验分布则由于参数θ的控制,K与I之间呈现一种中心区域增强的较强相关结构。控制参数是完全基于后验边际分布本身的特征而获得的,这种局部强相关的特征来自数据本身,而在正态拟合中,由于正态假设的存在被掩盖了起来,该数据特征是一般的参数估计所没有的。因此,采用Copula贝叶斯方法估计因子的产出弹性及其彼此之间的相关关系,由Copula联合后验分布所形成的等高线图可以进行替代亦或互补作用的判断分析。在联合后验分布的等高线图中,随着横轴表示的IT产出弹性(βI)逐渐增大。如果非IT资本产出弹性(βK)、劳动力产出弹性(βL)随I的增加而增大,形成斜率为正的近线性关系,则认为其彼此之间呈现替代效应,其判断依据与替代弹性参数吻合[5,7,8],但该方法还可以进一步由近线性的强度、形状等特征判断替代效应的强弱及变化结构;如果所得联合后验分布等高线形成斜率为负的近线性关系,则认为其彼此之间呈现互补效应,进而根据其形状和等高线密集程度,结合联合后验分布的三维图像分布分析互补作用的结构特点。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依据模型1~3,相关变量定义如下[5,7,8]:实际产出(数据样本值Y)由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其中增量来自当年与前一年的差值,传统的资本投资因子Kjt(减除IT投入)由资本开支项目计算,包括资本金、固定资产等;人力投入Ljt由雇员总工资支出(减除IT系统员工成本)表示。主要数据来自Information Week 500(IW500)数据库,其中传统资本投资及人力投资来自Standard&Poor's Corporation's COMPUSTAT数据库和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WRDS)数据库。依据数据库IW500 2005—2012年的数据,定义了IT资本Ijt,其组成为支出费用、基础设施营业外支出(网络架构及硬件)、使用费(维修,开发,包装)、网络使用费用、人员的引进及薪金、IT服务外包、人员培训等,所有费用皆以美元计入。
本文选择Gaussian先验为先验分布,借助R软件实现Gibbs抽样方法获得后验边际分布,并结合Copula函数拟合联合后验分布的数值逼近方法求取实证结果。中国与美国国家数据的二因子模型产出弹性参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中国和美国KI模型产出弹性边际后验分布如图3所示,其中:图3(a)表示中国国家数据K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1的边际后验分布;图3(b)表示中国K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2的边际后验分布;图3(c)表示美国国家数据K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1的边际后验分布;图3(d)表示美国K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2的边际后验分布。图中横轴表示产出弹性参数估计值,纵轴表示产出弹性对应概率变化。
由图3(a)可见,β1边际后验分布的值域区间为正,说明中国的非IT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地位;由图3(b)可见,β2边际后验分布值域区间大部分落在负值区域内,且均值为负,方差较小,表明在中国数据中难以看到IT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正向贡献,表现出生产率悖论特征。由表1可见,产出弹性参数估计值存在明显方差,证实了参数的非稳定性假设。相对劳动力和IT投资,中国的非IT资本投资对于产出具有较大的直接贡献,说明我国近年来依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和美国LI模型产出弹性边际后验分布如图4所示,其中:图4(a)表示中国国家数据L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1的边际后验分布;图4(b)表示中国L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2的边际后验分布;图4(c)表示美国国家数据L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1的边际后验分布;图4(d)表示美国LI模型产出弹性参数β2的边际后验分布。图中横轴表示产出弹性参数估计值,纵轴表示产出弹性对应概率变化。
结合表1数据结果,由图4(a)可知,β1值域都落在正区间内,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投资对产出具有直接的正向贡献,而β2作为与劳动力相对应的IT产出弹性,其边际后验分布方差较小,且只有小部分值域落在正直区间内,表明相对劳动力而言,IT投资的增加难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反而适时地提高劳动力投资能够推进经济增长,表现出生产率悖论现象,进一步证实了张之光等[8]参数估计的结论。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现与我国进行对比,如图3(d)所示,美国数据组在KI模型中β2边际后验分布值域居间为正,表明其IT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正向贡献;而在LI模型中(见表1及图4(d)),IT投资产出弹性大部分区域落在负值区间,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在美国,相比IT投资,其劳动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有主要地位,但比较中国,美国数据组方差较大,LI模型中IT亦有小部分落在正值区间,一方面再次证实了参数的非稳定性存在,另一方面不能否定相对劳动力投资而言,亦有少量IT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贡献。说明在美国,虽然非IT资本和I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逐步缩小,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KI联合后验分布中美结构对比如图5所示,其中:图5(a)表示中国的资本与信息技术因子产出弹性的相关关系等高线;图5(b)为其对应的三维空间图;图5(c)为美国资本与信息技术因子产出弹性的相关关系等高线;图5(d)为其对应的三维空间图。图中横轴表示IT投资的产出弹性,纵轴表示非IT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变化。
由图5(a)和图5(c)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都呈现出近似线性的负向强相关结构,非IT资本投资随着IT投资的增加而减小,即每增加一单位的IT投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其非IT资本相应的减少,呈现替代效应。但,比较而言,美国数据组IT与非IT资本构成的等高线更为密集,其三维图像(图5(b)和图5(c))z轴数值大,呈现出更强的替代性;中国组(图5(b))数据其近线性斜率角大于美国,且截距大于美国,表明为了完成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其每一单位的非IT资本减少需要更大规模的IT投入来替代。相对美国而言,中国数据近线性截距较大,表示其需要完成初期的基础IT投资才能够实现与非IT资本投入之间的替代作用,进而借助替代效应使得IT间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前期的IT投入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生产率悖论;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组KI产出弹性的联合后验分布截距较小,表示其国家基本IT建设已经完成,现阶段每增加一单位的IT投资既可以带动非IT资本的减少投资实现替代效应,并推动经济增长。
LI联合后验分布中美结构对比如图6所示:其中,图6(a)—图6(d)表示在LI模型中中国与美国的IT投资与劳动力投资的产出弹性的不同特征,横轴表示IT投资的产出弹性,纵轴表示非IT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变化。
虽然由趋势看来,中国与美国的IT投资与劳动力投资都呈现了负向相关的替代效应,但从图6(a)可见,等高线并不密集,中国组劳动力投资与IT投资替代性不强;而从图6(c)中美国组等高线很密集,呈现非常近似线性的负相关,表明其劳动力与IT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明显替代效应。中国劳动力投资与IT投资其替代效应比美国弱,图6(a)只有中心部分区域等高线较为密集,呈现强相关,表明劳动力和IT投资的产出弹性只在中心区域负向强相关。其近线性斜率角大于美国组,表示在较低水平阶段,IT投入无法替代劳动力的投入,其替代效应由于对基本技术人员的需要而抵消,该部分呈现生产率悖论特征;但IT投资达到一定水平后,替代特征便随之出现,但同时,持续地加大IT投入对于替代劳动力投资不再起到作用。说明对于我国而言,IT投资需要呈现适度规模,并提高其投资效率,在国家层面上印证了Dewan等[2]的研究结论。美国IT基本建设时间较长,当前已经完成了对人员的基础培养,图6(c)表现出IT与劳动力的强替代作用,并由图6(d)可见这种替代性持续在整个投资时期,不随着IT投资的加大有所减退,其IT投资效率较高,与中国有显著区别。
中国数据的IT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原因主要体现在IT对于非IT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资的替代作用上,与Lin等[5]及Chen等[7]的研究结论一致,否定了IT在一定程度上与非IT资本投资、劳动力投资形成互补效应的观点。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其替代结构与美国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证明中国在未来急需首先完成对IT设备及人员的基本建设,并开始逐步控制规模,使其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4 结论
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得出IT对于劳动力支出、非IT资本投入的替代作用,在不同层面上印证了Lin等[5]、Chen等[7]关于中国IT与非IT资本投资、劳动力投资之间形成替代效应的结论,同时在国家层面上证实了Dewan等[2]关于IT投资规模适度的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Copula贝叶斯估计法,克服了以往计量方法样本容量的限制,以主观概率代替稳定参数作为估计结果,以相关结构三维图像及其对应等高线图代替替代弹性参数,对中国及美国国家层面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研究认为,非IT资本投入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IT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显现出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靠与非IT资本、劳动力投资的替代效应来实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其IT投资对非IT资本投入呈现了替代效应,每单位非IT资本投入的减少需要更大规模的IT投入才能带来同等程度的经济增长,其IT投资效率低于美国。
后方法时代 篇10
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 表现的内容是产品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 其竞争的实质是企业综合竞争实力的竞争。综合竞争实力物化作用集中在产品的成本上, 竞争的形式是产品的价格。企业成本管理指管理人员运用专门方法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资料, 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 从而创造竞争优势, 以达到企业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目的。成本优势是企业成本管理的核心, 传统的成本管理是要实现成本的降低, 是一种注重短期效益的成本管理方法。对于现代企业而言, 企业不能再将眼光放在短期利益的增加之上, 而是要着重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国外对价值链管理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基本上还在进行概念的研究和价值链管理在企业某个方面的认识, 没有达到系统化的地步。但是对价值链管理的实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 认为价值链管理首先要认识价值链间的联系,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价值链分析, 进而发现其中的问题, 从整体上优化价值链。
价值链会计通过以价值管理为中心, 进入价值链条上的各作业环节, 提供它们的价值增值情况, 为成本管理提供支持。而传统的成本管理只注重企业内部成本的减少而没有深入到价值链活动、作业及成本动因层次的管理, 使管理者很难发现成本发生的真正原因, 难以实施有效控制。
基于价值链会计的成本管理方法不再是盲目的降低成本, 而是通过对企业内部价值链、行业价值链、竞争对手价值链进行详细分析, 对企业发展进行长期的谋划, 创建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所以只有转变了成本管理的传统观念, 才能使价值链会计理论在企业的成本管理中得以顺利应用。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成本管理方法
我国先后运用了完全成本法、制造成本法, 但是与企业管理的结合不是特别紧密, 是站在一个就成本论成本的角度来进行成本的计算的。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 但是其对经济造成的创伤仍然存在, 我国企业需要积极调整自身发展战略, 以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因此, 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我国企业成本管理、控制的需要, 无法与成本竞争优势战略相协调。笔者认为, 将作业成本法与价值链相结合, 进行成本管理, 将会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收益。
(一) 企业内部价值链
首先, 找到企业价值产生的主要作业活动, 进行作业分析, 分辨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对此进行作业管理, 剔除低效、无效的非增值作业环节, 组织、协调各种有效的增值作业, 使其紧密相连、环环相扣, 形成符合企业需求的作业链, 以便高效完成每项作业, 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 对每项主要的作业活动进行成本动因分析。企业应该对每个主要的作业活动进行分析, 记录其成本和收入, 并对成本动因加以分析, 及时地获得成本控制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为管理者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管理者的成本意识。
最后, 进行竞争优势分析。竞争优势分析是为了寻找各种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以达成竞争优势。其一, 我们可以通过作业成本分析, 分析出本企业的基于作业分析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发扬优势, 规避劣势, 以行业的领先企业为标杆, 不断提高自身的成本管理能力。其二, 对企业进行SWOT分析, 识别来自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企业外部面临的机遇和威胁, 以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和措施来巩固企业的地位, 使企业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
(二) 行业价值链
进行行业价值链成本分析, 首先要确定行业价值链缓解, 找到行业价值点;其次, 分析各作业之间的联系, 尽可能解决企业合作之间的问题。帮助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简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使得企业价值链合理对接, 从而形成一条稳定的供销渠道。
(三) 竞争对手价值链
对竞争对手的价值链进行分析, 首先, 要识别竞争者的价值链, 并对该价值链具体价值活动进行分析;其次, 企业通过了解竞争对手在生产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的成本情况及完成任务情况, 将结果同本企业的价值链作业分析结果进行对比, 了解本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所处于的地位, 挖掘出可降低成本的有价值的信息和方法。从而进一步采取作业管理的方法, 消除成本劣势, 创造成本优势。
参考文献
[1]陈素云.作业成本管理在价值链会计中的应用[J].财会通讯, 2008 (2)
[2]陈晶晶, 徐伟峰.我国价值链会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财会研究, 2008 (21)
[3]王磊.基于价值链会计的战略性作业成本管理[D].天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2005
[4]吴革.企业成本管理方法系统的构建[J].财务与会计, 2010 (2)
“后排队”时代 篇11
“这个笑话是真的。”老摄影艺术家袁毅平强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稀缺，买什么都需要排队，有一个老太太看见有人排队，也不知道是卖什么，就赶紧排上了，好不容易排到跟前，发现原来是卖手纸的。而时任《中国摄影》杂志编辑组长的袁毅平，曾经拍摄过著名照片《东方红》，用图片展示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之情，但他没有拍过一张像排队这样的琐碎小事一实在是太平常了。
在袁毅平的印象里，中国第一次大排队现象是从“大跃进”浮夸风后开始的。当时袁毅平有三个上幼儿园的孩子，没有什么给孩子吃的，有一次，袁毅平发现居然有糖果卖，赶紧排上了队，但是一个人只允许买一块糖。他便连着排了三次队，结果在买第三块糖时被人发现了，袁毅平无奈：“我说了我有三个孩子，你又不肯一下卖给我。”
中国第一次排大队现象随着各种供应票证的停用而消失。1980年代初，袁毅平掏出布票，想在香山买块绒布，营业员笑话他，一看你这个人就不管家务事，布票都取消半年多了。袁毅平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为买生活用品发过愁了。
袁毅平没有料到的是，又过20余载，一个更具地域和专业化特征的“后排队”现象渐渐成了气候。银行成了首要集散地。近日北京盛世指标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调查了北京、武汉、成都等十地的银行客户，结果100个人中有99个人排过队。在北方，排队状况会比南方更甚。盛世指标的总经理肖明超介绍，今年4月起，因为利率调整导致转存骤然增多，以及股市、基金火爆而出现的存款“大搬家”现象，银行的长龙现象达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而这只不过是大排队井喷的出口之一。近年来“后排队”运动已经渗入了中国城市的毛细血管。2003年，杨雨从纽约回到北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职。她发现国内的排队现象无孔不入。她至今还没有买私家车，虽然车价一直在降，“耗费不起这个时间。”杨雨掐着算：“买车、验车、上牌照，无一不需要排大队，而后再每天开车从家门口排队堵到公司门口，甚至连加油都得排队。”
经纬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文说，他听到的银行排队大军中最令人心跳的一句话是，“如今想赔钱都不容易”。排队不容易，而且排完一个队，就意味着必得排下一个队。苏文举例说，为赶猪年的吉利，人们先是赶着排队结婚，而后匆忙排队生孩子，紧接着就是请个好“月嫂”都要排队了。
排队的“地上”和“地下”解法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排队问题就是个垄断问题、服务意识问题、素质问题。”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网民杨杨说。在一家法国公司任职的杨杨时常需要去欧洲出差，尽管那里的银行也有排队现象，但是从来没有像国内的队伍那么长，而且绝对不会出现一个窗口排大队，紧邻窗口工作人员打扑克的景象。杨杨认为，国内的排队现象，刨除了人多这个重要参数，也还是有太多中国计划经济的特色在起作用。以前是粮油副食品和日用品生产受政府严格控制，现在则是公共事业缺乏竞争，“后排队”运动与“前排队”时代有洗不脱的干系。
“但凡与老百姓关系最近，而且最容易出现排队现象的领域，都是一些公共性的、行政性的垄断机构。”在圈内颇有名气的自由评论人、长沙理工大学青年学者张若渔表示。“前排队”时代是短缺经济的产物，而“后排队”运动则是源于公共服务资源的缺乏。虽然很多人希望靠增加供给延长服务时间，来解决“后排队”的难题，但张若渔认为，这还是治标不治本。他警告说，除非确保这些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不被随便扭曲，并为此进行制度设计，否则建设再多的学校、医院、铁路线、经济适用房也不解决问题。张若渔表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引入竞争机制，“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
苏文在地产圈打拼经年，他对政府调控在市场供应中所起到的微妙作用了如指掌。苏文认为，像房地产这么大宗的产品，本身不应该出现抢购的局面，一旦出现排大队，要么是开发商犯了严重的数学错误，该拿的利润居然不拿；要么就是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特别是普通住宅供应量太小，这与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有关。根据苏文的市场调研，在中国，数代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都已经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居所需求之旺盛已经达到了顶峰。“真正符合百姓需求的住宅从来不需要打炫富广告，一开盘就被眼睛雪亮的群众排队抢空了。”苏文点出了买房排队的实质原因：购房者无房可买，选择余地很小。
“后排队”运动极大地促发了“地下排队业”的发展。网民枫露茶曾为购楼，火速从路边雇佣了一个民工，付了500元的“排队费”，排了两天一夜后，成功地抢到了一处价廉物美的房子。不过枫露茶雇佣的还属临时工，大部分“排队工作者”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对各类排队人气指数了如指掌，价格随行就市。比如北京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的房号可以炒到上万，一些著名医院的专家号100元起步，而如果你在银行等得焦心，只需支付3块钱，就可以省去若干等候工夫。
与排队共处
2007年的中国人，不在这里排着，就在那里排着。北京盛世指标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近日对银行客户的调查表明，有接近一半的人都会为此感到焦虑。而缓解焦虑的措施又大都成为摆设：比如杂志架上没有杂志，饮水机旁没有水杯。
“以前排队是钱少的烦恼，现在排队是钱多的烦恼。”经纬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文表示。不过，他宁愿将之称为“幸福的痛苦”，因为生活品质确在排队的郁闷里还在不断上升。
今年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连出“七招”缓解排队现象，包括ATM机取款上限提至2万元、任一银行即可办理缴费等多种业务、推广使用支票等。曾经在苏格兰工作过的全职主妇孔彤表示，这里最实用的措施是取款额度增加，她再也不用为每月取钱存钱在柜台间奔波来回了。她还希望银行增加些预约业务，不要光是取大笔现金或存大笔零钱时才有预约。不过，自动提款机对于远在新疆、70岁的杜碧玲老太太还完全是陌生事物，在当地银行的大门已经被挤烂两回以后，虽然有银行的人手把手地教如何使用提款机，老人们还是宁肯排长队，哪怕只取100块钱——他们害怕钱被机器吞掉。
同样广受诟病的医院挂号就诊系统，也在开展网络预约业务。网民维蕊对北京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的该项业务心存感激。自从可以网上挂号后，她再也不用早上五六点跑到医院门诊排队。只需在头天晚上12点，进行眼疾手快的操作——预约的人太多。维蕊和先生默契合作，两台电脑上网，两人同时点击，12点一过，预约系统10分钟内就会约满，后来1分钟内就全约满了。
后“嘉里”时代 篇12
从7到120的跨越,用嘉里物流总裁汪炜城的话说就是“嘉里是在花钱买时间!”,而在彻头彻尾地体验了“闸门洞开、波涛汹涌”的并购效应后,在中国内地“潜心蛰伏”三年之久的嘉里物流,是否还会继续上演“生死时速的资本故事”?在抢占行业制高点上的嘉里大通,能否最终成嘉里物流布局全球的一枚重要战略棋子?……
或许,沿着嘉里物流逐渐清晰的脉络走向,以及字斟句酌其管理层对未来增长的理性认知,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在国内攻城略地6年之余的嘉里物流来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从消化到增长
时间回溯到3年前!
“现在,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是嘉里并购大通之后,汪炜城对外提及最多的一句话。
尽管当时的嘉里物流同并购前的大通集团在业务范畴上有着较强是就形成了今天的按地区划分和按业务划分相互交织的整体网络。的互补性,但精于企业管理的汪炜城不得不承认,并购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抹平横亘在双方面前的那道无形的“围墙”。
“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增长!”这是3年之后,确切地说是临近2007年岁末盘点的时候,嘉里大通物流执行董事苏耀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再重复的一句话。
尽管此时的嘉里物流早已逃离了“专营仓储”的“孤寂”一隅,并长期雄踞国内第三方物流的“英雄榜”,但在同样颇具文韬武略的苏耀明看来,此时的嘉里大通急需业务增长的进一步刺激。
3年前,在嘉里物流并购大通集团的所有障碍解除之后,又一道无形的“围墙”在嘉里物流面前悄然竖起,而拆除这道围墙的一项重要工程便是尽快理顺大通集团的管理模式。
据了解,大通原先的管理模式是按地区进行划分的,在全国共有包括华北、华东在内的6个区域。但在嘉里物流介入之后,大通原先的6个区就扩展为8个区,而新增的区域就是与中国台湾贸易频繁的福建以及与韩国密切接触的山东。不过,考虑到区域划分的某些局限性,嘉里物流在此之后又做了某些改良,于市。”通过卓有成效的业务整合,3年之后的嘉里物流已经能够从嘉里大通身上感受到大通集团原先在网点铺设上的无限风光。
其实,对嘉里物流来说,大通集团带给它的增长并不仅仅只体现在网点的数量以及业务板块的覆盖面上。事实上,从仓储服务商到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角色转换更是嘉里物流为之心动的地方,难怪苏耀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在刻意强调,“我们是综合性较强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我们的业务涉及海运、仓储、配送、报关等等。”
理想的选择
“对我们来说,增长是必须的,而对于增长的方式,我们也是有所考虑的。在我们看来,不管是通过自然增长也好,还是通过并购增长也好,我们是不会限定具体的份额的。”面对记者关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嘉里大通是希望更多地依靠自然增长还是希望继续借助并购的力量”的提问,苏耀明出言谨慎。
不过,出于记者的一再请求,苏耀明还是向记者表达了嘉里大通关于并购份额的理想期待。“我们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是三分之一靠自然增长,三分之二靠并购。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具体的并购份额要视未来的情况而定。”苏耀明表示。
事实上,之所以将理想的并购份额锁定在三分之二,那时因为在苏耀明看来,三分之二这个数字是从欧式并购的理论中得出的。“如果只有10%的并购,那么增长的速度会很慢,但如果90%的份额都是并购的话,那么业务的整合也是难以进行的。因此,取中间的一个平衡点是比较合适的。”苏耀明解释说。
其实,对于嘉里物流收购大通集团之前在国内网点铺设上的步履维艰,以及嘉里大通管理层对增长方式的逻辑判断这两件事来说,尽管二者表面上毫不相干,但其间却丝缕相连。
“正是有了4年时间区区7个网点的前车之鉴,以及并购效应(指对大通集团的并购)在网点数量上的充分体现,因此,对中国内地市场无限渴望的嘉里大通才会有这样的考虑。”针对嘉里大通对增长方式的理想选择,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的确,诚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讲,嘉里物流已经从“花钱买时间”的N次尝试中体会到了速度之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其对资本效应的情有独钟也算是顺理成章吧。只是我们不清楚在嘉里物流即将掀起的新一轮并购浪潮中,它是否还会抛出类似收购大通集团这样的大手笔,不过从苏耀明之后的一席话中我们多少还是能够觅得一些端倪。
“其实,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些大大小小的收购。尤其是对一些主营专项业务以及个性化业务的企业,我们更是感兴趣。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市场会有很多机会,但同时竞争也将格外激烈。现在,在外资涌入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嘉里大通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使自己的网络以及整体竞争力有所提升。”苏耀明表示。
人才攻略
“在嘉里大通强调企业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的储备。”尽管嘉里大通深知资本运作所能演绎出的加速度效应,但包括苏耀明在内的嘉里大通高层,在公开场合还是会经常将对人才的关注挂在嘴边。
2007年12月14日,由嘉里大通全程赞助的“中国制造业、物流业CEO高峰论坛暨嘉里大通杯IE亮剑全国大学工业工程应用大赛总决赛”(以下简称“应用大赛”)在清华大学落下了帷幕。值得注意的是,应用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而在上一次比赛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嘉里大通的身影。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嘉里大通对应用大赛的支持难道与他们的人才战略存在某种联系?”的确,单从表面上看,一次看似无关痛痒的商务赞助的确难以让人浮想联翩,但通过在此之后赞助方对参与应用大赛的意义解读,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嘉里大通的良苦用心。
据介绍,早在2006年起,嘉里大通就开始了同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合作,而合作范畴包括企业内训、专题讲座、相关的论坛活动等方面。而之所以要对应用大赛进行全程赞助,嘉里大通是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他们的团队,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嘉里大通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事实上,它的物流人才培养体系在业内几乎人人皆知。”另一位接近嘉里大通的业内人士表示,“嘉里大通与清华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是其人才储备计划当中的重要一部分。”
“嘉里大通希望每年多培养一些管理类的实习生,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机会。我们希望通过三、五年时间的培养,他们就能在特定的岗位上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在我们看来,对人才的培养至少要花3~5年时间,而要将他们培养成真正成熟型的物流人才、能够独当一面的物流人才则需要8~1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苏耀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