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网络时代（精选12篇）
后网络时代 篇1
1 引言
目前, 在我国3G发展如火如荼之时, 欧美、日本等地的主流运营商已开始步入4G时代, 2G显得日益没落, 必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但对于国内的运营商, 一定时期内2G网络仍是移动业务的主要承载网络和主要收入来源。3G网络主要承载手机终端的移动数据业务及部分语音业务, 2G网络主要承载语音业务及低速数据业务, 2G网络是最重要的网络基础, 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作为话音、短信业务等基础业务的平台。
随着市场策略的调整以及3G终端的普及, 2G用户的业务会逐步迁移至3G网络, 2G网络利用率将会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此时应着手进行网络调整, 把利用率较低的站点调整出的闲置资源用于解决用户投诉、话务拥塞、新建小区的覆盖等需求。
如何通过2G网络调整来完善网络覆盖、解决用户投诉, 将是下一阶段2G网络建设主要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在分析网络现状的基础上, 结合市场策略, 提出了后2G时代的网络调整的思路、目标及实现步骤, 为后期2G网络调整方案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 2G网络需求分析
2.1 网络现状
2G网络建设有十余年的时间, 早期建设的基站设备, 主要分布在一些高话务负荷的重要区域, 如市区、县城和高校等区域, 存在设备老化、升级能力不足、维护成本高等问题[1]。
以J市为例, 新型的分布式基站自2009年开始投入使用, 城区内分布式基站占比较低, 特别是900M分布式基站仅占城区900M基站的15%。目前仍存在少量不支持EDGE的老旧基站设备, 主要分布在农村、大客户等区域。
对该业务区的基站分布及2G业务量情况进行分区域统计分析, 城区部分 (含县城、高校) 的统计情况如图1。
从基站分布统计看, 城区部分 (含县城、高校) 基站占总规模的55%, 载频规模约占总规模的69%, 2G业务量仍以城区、县城为主, 城区部分 (含县城、高校) 的话务量、数据等效话务量占比分别为76%、80%, 远高于基站占比。
目前2G网络在城区、县城以1800M基站覆盖为主, 农村等其他场景以900M基站覆盖为主。但在话务量高的热点区域, 1800M基站深度覆盖仍存在一定问题, 需要900M基站对深度覆盖进行有效补充。仍以J市为例, 近期该业务区GSM网投诉热点区域投诉为1 202条, 89%的投诉来源于居民区深度覆盖不足。另外, 通过网优测试、MR分析、用户投诉等方式分析发现部分覆盖问题点, 以及城建改造引起的覆盖劣化问题, 除网优手段解决外, 仍存在需要通过建设解决的问题点。
2.2 网络利用率情况
目前2G网络无线利用率在城区比较高, 乡镇、农村等其他场景利用率偏低。2G网络在话务热点区域仍存在局部拥塞, 仍以J市为例, 统计分析得知, 拥塞率超过2%的小区217个, 利用率超过100%的小区1 117个, 绝大部分位于城区, 需要通过网络优化以及网络调整解决。
通过上述分析, 在城区、县城等话务量高的区域仍存在局部拥塞情况, 鉴于城区、县城基站以1800M基站覆盖为主, 农村以900M基站覆盖为主, 为解决城区的拥塞问题和新拓城区的覆盖问题, 可在保证2G网络覆盖和质量稳定、不影响用户感知的前提下, 对无线网络利用率偏低的基站进行调整, 调整出部分闲置资源用于拥塞小区的扩容或者新拓城区的覆盖需求。
2.3 双频网分析
2G网络建设初期以900MHz网络为主, 后期逐步在城区建设1800MHz网络, 形成前者侧重覆盖后者侧重容量的双频网络。在城区、县城场景, 1800M基站作为容量承载网承担了绝大部分业务量, 有效的分担了网络业务量[2]。
目前900/1800M双频网策略一般为:在1800M覆盖良好的情况下用户优先占用1800M网络。并通过分析用户网络驻留情况评估1800M基站连续覆盖情况。以J市为例, 通过最近的拉网路测的Log文件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城区主要干道的1800M覆盖基本连续, 个别路段因1800M覆盖问题, 回落到900M网络。拉网路测情况如图2:
另外, 为了进一步分析深度覆盖情况, 提取了晚间22点的城区MR数据进行分析, 这一时段用户行为主要集中在室内环境, 更能体现深度覆盖情况。
通过MR分析对比可以看出, 晚22点终端上报的下行接收电平大于-90d Bm的采样点比例约为92.59%, 整体覆盖质量良好。但从终端驻留的频段来看, 晚22点900M采样点比例约为35%, 说明1800M深度覆盖仍存在一定问题, 还需要900M基站对深度覆盖进行有效补充。
3 2G网络调整思路分析
3.1 调整原则
2G网络调整应遵循如下原则:
(1) 满足2G网络的紧迫需求:关注其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 通过在城市、农村进行补点及网络调整解决覆盖及投诉问题;在网络质量和覆盖方面, 保证用户体验不下降。
(2) 可行性, 科学性:综合考虑宏基站、室分信源、直放站、网络终端及基站设备硬件等因素, 并结合市场营销策略, 制定可行的网络调整方案。考虑技术发展, AMR/AMR HR的影响, 如新技术AMR的应用, 可以提高设备效率。
(3) 前瞻性, 综合考虑网络演进, 及后期U900的应用;节约投资, 在有限资金情况下, 尽量降低总工程量, 降低运营成本, 完善网络覆盖。
总体原则是, 在保证2G网络覆盖和质量平稳的前提下, 避免影响用户感知、避免产生新的用户投诉。对部分资源利用率较低的基站进行调整, 并利用调整出的基站资源解决部分有效益的广覆盖, 以充分利用资产价值。
3.2 调整思路及策略
结合网络调整的原则, 综合考虑2G网络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现网已是单频网覆盖的局部区域, 不再进行调整, 对双频网覆盖区域调整的基本思路是:
对于城区、发达县城区域, 基本实现1800M单频网络覆盖, 对于1800M单频网难以实现深度覆盖的县城和市区城区, 可根据覆盖需要局部保留900M网络。欠发达县城及县城以下其他区域实现900M基站单频网覆盖, 利用调整出的900M基站拓展农村广覆盖。
因此, 在以经济效益为先导, 保证调整后网络覆盖指标不下降的前提下, 2G网络的调整策略如下所述:
(1) 根据容量负荷情况对不同区域基站采用不同调整策略
单频网覆盖区域, 根据业务量迁移情况, 当基站小区达到减容门限时, 可进行减容处理, 减容后载频License可用于拥塞小区扩容;
900/1800M双频网边缘区域, 900M基站可单独承载话务负荷的, 对1800M基站进行关闭、搬迁。调整出的1800M基站用于城区内1800M的深度覆盖完善, 900/1800M双频网内部区域, 调整900M基站, 在1800M覆盖、容量允许的情况下, 逐步关闭、搬迁900M基站。搬迁基站用于农村等区域广覆盖。
(2) 为避免影响网络指标, 网络调整前, 应由网优部门提出搬迁基站范围。网优部门结合现网双频网覆盖、话务分担、用户投诉、路测以及MR分析等情况, 提出可搬迁基站范围, 网建部以此为依据制订调整方案并进行工程实施, 调整过程中采用逐步关停、分步实施的策略, 并及时测试评估网络, 密切关注网络指标变化情况和用户投诉情况。调整完成后应及时进行网络优化, 避免影响网络指标及用户感知。
(3) 根据基站设备类型确定搬迁顺序。优先对分布式基站进行搬迁, 分布式基站具有安装灵活、功耗低、不需要新建机房等配套设施、RRU近天线安装不需布放馈线、无馈线损耗等优点, 可降低搬迁成本。对于宏基站搬迁, 需要新建机房等配套设施, 投资较大。可以优先用于替换不支持EDGE的老旧设备。部分老旧宏基站设备功耗较大, 可关停以实现节能降耗的目的。
调整方案的进行需在满足近期需求情况下, 应兼顾长远发展, 尽量减少多次搬迁造成的重复工作量。
对于双频网的调整, 根据上述调整思路。对边缘区域的双频网基站, 保留覆盖能力较好的900M频段基站。对内部区域, 需要结合路测、MR分析评估1800M基站覆盖能力, 同时需要结合周边室分系统信源情况、可利用3G站址资源等统筹考虑。
3.3 调整门限说明
载频调整门限:根据不同基站小区的载频配置, 可以计算得出小区承载的理论综合话务量。其中语音话务量通过查爱尔兰B表计算, 等效数据话务量按照配置静态PDCH信道数*70%计算。当小区忙时综合利用率低于30%, 且减容后综合利用率不会超过100%时, 可进行减容调整;当小区忙时综合利用率大于100%, 且连续一周拥塞率大于2%时, 可进行扩容调整。
整站调整:双频网边缘区域, 当单独900M基站可承载原900/1800M基站全部话务时, 可考虑关闭1800M基站;双频网内部区域, 当单独1800M基站可承载原900/1800M基站全部话务时, 可考虑关闭900M基站。
注:综合容量包含语音话务量、等效数据话务量;小区话务量应采用小区实际忙时话务量
4 分阶段实施方案
2G网络业务量变化, 是一个逐步向3G迁移、减少的过程。网络调整需要根据远期调整目标, 并结合业务量实际变化情况分步实施。
近期, 网络负荷未出现明显下降, 可通过拆闲补忙, 平衡网络负荷, 对负荷较低的基站, 关闭部分载频, 用于局部热点区域的容量调整, 平衡网络负荷;对少量具备调节的基站进行调整。
中期, 随着业务逐步迁移至3G网络, 2G网络负荷出现显著下降, 根据话务负荷确定搬迁基站顺序, 优先搬迁调整分布式基站, 分片搬迁、滚动搬迁;对部分无法搬迁的宏基站, 可逐步关停, 以保证利用率
后期, 对无法搬迁闲置基站设备进行全部关停, 以提高网络利用率, 节能降耗, 减少运维成本, 全部形成单频网覆盖。
网络调整流程可参照图3:
5 结束语
目前现有室内分布系统全部为单频覆盖, 且大部分使用直放站作信源。在网络调整时需统筹考虑, 避免因室外站点的搬迁影响室分系统。
另外, 随着城区3G精品网的不断完善, 已规划、建设了部分独立的3G物理站点, 在网络调整中应充分考虑利用现有3G站址资源。
调整后的设备利用问题, 可将调整出的RRU设备, 配上光调线和电源线, 直接用于需求场景的基站新建;对于拆除的GSM载频板, 由于无防水措施, 可考虑用于室内, 也可以用作室分信源或有机房站点宏站建设, 载频板使用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造。对替换的老旧设备因功耗大、器件老化发射功率下降, 建议进行关停, 可做为备品备件使用, 达到使用年限的可做报废处理。
摘要：随着3G网络发展如火如荼, 4G网络日渐兴起, 2G网络显得日益落寞。但对于国内的运营商, 一定时期内2G网络仍是移动业务的主要承载网络和主要的收入来源。如何通过2G网络调整来完善网络覆盖、解决用户投诉, 将是下一阶段2G网络建设主要考虑的问题。文章分析网络现状, 结合市场策略, 提出了后2G时代的网络调整思路及实现步骤。
关键词：资源调整,双频网,单频网,拥塞率
参考文献
[1] 徐承亮, 张峰, 刘亮.GSM网络设备搬迁调整案例分析.数字通信, 2012, 1:80~82
[2] 张峰, 田元兵, 冷锦.GSM网络设备搬迁调整方案总结.邮电设计技术, 2011, 9:74~76
后网络时代 篇2
从教38年，参加毕业考试阅卷也记不清回数了。“流水作业”改卷往往数百上千张答卷只需大半天就能告罄。这回承担毕业试卷的网络阅卷还是头遭遇着，全市一万两千多张仅一道，只有四个空的按课文内容填空主观题，我自认为最简单不过的。结果从上午8时30分左右对接送题网站成功起，我们5人小组在理论了标准答案与错别字扣分规定后，便各自投入了全身心阅卷量分工作，一个上午我这个习惯单右手操作的电脑门外汉，两个半小时阅了666份，不到年轻快手组员的二分之一。
中午匆匆吃了学校提供的工作餐，顾不及小憩会儿，便回到阅卷机房继续工作。在阅卷数字升至1200份时，习惯的午睡加上劳累，逼着我趴桌小睡了一会。两千份、3千600份年轻人的阅卷效率，我相形见拙，折服赞叹。他们的“动车”速度弥补了我的“蜗牛”前行，我不断言谢，以求年轻同仁的宽容。
下午4点20分，学校放学钟声也响了好一会了，我完成1669份时，阅题栏弹出了“成功完成”的提示。我们阅卷任务完成。在组长点击各组员阅卷情况反馈。我以1669份阅卷量感到惭愧，也以“0”误差得以自慰。
第一次的网络阅卷，我的感言有三：一是网络阅卷“累”。一天盯着电脑屏幕，眼睛涩痛，远眺视物昏花，头脑发胀，腰酸腿麻。我们老者更甚；二是网络阅卷对本来习惯直接试卷答题且更改随便的小学生，因填写答题卡位置错位遭遇遮掩扫描不及，就是结果正确也于
后网络时代 篇3
二十多年前，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余英时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请学校时的研究计划一个是战国到秦的思想转折，一个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当时甫自耶鲁转来，见面之后便说他认为我应该用傅斯年为题写博士论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从未有专书。
为了写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国念书的旧笔记，居然发现我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在普林斯顿帕玛堂与余英时老师的一段谈话记录：
下午与余老师谈，老师见面便建议我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他说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回答说这些档案数据太过零碎，余老师说无论如何总能够整理出一个脉络来，而且可以与我先前写过的两本书（案：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相联。
就这样，我放弃了原先准备研究的题目，改做傅斯年。
在写这部论文的过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其学术观点的人，自然会去读他的原书，要紧的是把他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我基本上遵守了这个指导原则。所以虽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许多见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并未大量复述他的文章。
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传记必然要包括许多有趣的事件与交往的情形，但此书对这方面的细节都尽可能地割舍了，除非它们能彰显历史的意义，生活传记方面的工作应该留给对傅氏的生平有兴趣的朋友来做，或是用一部年谱长编来表达。再者，此书是以英文撰写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体例，它必须围绕一个或几个themes来进行。所以，此书是在一定的脉络下开展的，逸出这个脉络，或安排进去显得太臃肿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书之后，我又陆续写过几篇补充性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一、《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二、《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三、《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
四、《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顿读书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历史叙述的复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后来我也听过他有关十六世纪欧洲的课。斯通这一篇文章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责现代历史书大多不堪卒读，忘记了历史家本来的身份便是故事讲述者。他批判了年鉴学派史学，批判了新经济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微词，提倡一种以问题为主干，但又不失叙事味道的历史写作。
此书的写作方式多少受到斯通的感染，故希望它是问题取向的，但同时也是可读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几分，但我在下笔时比较含蓄，对当时心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未尽情地叙出，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此能有理解。
时间过得真快，离本书初稿写成已有二十几年。在我着手写这本书时，中外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一本以傅斯年为主题的专书。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几篇学位论文，但最后都没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时仅有一部参考文献是艾伦·莫勒（Allan Moller）一本题为《好战的民族主义者》（Belicose Nationalism）的博士论文。此书写到一半时，聊城师大历史系教授合写的《傅斯年：大气磅礡的一代学人》才出现。现在，有关傅斯年的中文书已经很多。这都是这十几年来的新荣景。
除了交代撰写本书的因缘外，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记下一些零星的看法。
我认为，傅斯年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关于他的讨论就不能不与这三者有关。首先，我是想借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我的书出版之后，《美国历史评论》中有一篇书评，作者相当明快地指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它在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两难”（Edmund S. 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这种“两难”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质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人们失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蓝图”（blueprint），这种困境反映在许多青年人迷惘、自杀的事例中。没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们，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剧本《裘莉小姐》序言中所说：“由于他们是现代的角色，生活在过渡的时代里，因此，我把他们写成是分裂的、动摇的。他们是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书本和报纸的点滴，人性的残片，上等服装的破烂，拼凑在一起，就像在人的灵魂中一样。”
但后传统时代也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个各种论述相互角逐，并试图成为“领导性论述”（leading discourse）的时候。从一九一一年起，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而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傅斯年在其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
他们当时奋战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体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这时候谁的论点能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逐渐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應”，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
“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管道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得到迅速传播。
傅斯年是“后科举时代”的人。对于读书人而言，科举的废除是危机，但同时也代表着各种新的可能性，至少读书人不必再局限于读书做官这一条窄路，他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职业。家里门口的一条河，可能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天险，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机会。
科举废除，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用什么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过去在科举传统中，答案相当简单明确──考场上的文章是一个清楚的“传讯”媒介，可以决定谁是精英。现在“精英”的范围显然变得多元了，但还有一层更重要，现在人们正在摸索什么可以成为新的“传讯”媒介？拥有外国学位的人，身上握有强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领域中（包括新型的报刊杂志）成为领袖的人，或者是在社会空间中进行横向联系，成为社团、政团的领袖，或者在地方上成为豪霸，或者成为新学术、思想的领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与胡适等一批新知识分子，很快地成为学术文化的领导精英。问题是新思想、新学术的领袖所鼓吹的东西五花八门，为什么以胡适、傅斯年为主体的这一派会取得优势，何以胡、傅所领导的带有实证论色彩的历史考证学派会成为一代之主流？这当然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解释。我在这本书中也曾谈到这一点。我在书中提到，他们都深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也比较能欣赏自己原先便已经相当熟悉的清代考证学所展现的某种与西方现代学术能够接榫的重证据、推论严谨的“科学”精神，所以，相当自然地以“新汉学”为津梁去接引现代西方学术。此外，他们大都不满于中国近世思想传统中过度重视心性及内省论的倾向，以及太过含糊笼统的思想方式，所以倾向以谨严而确定的知识系统来医治中国思想学术上的痼疾。当时西方流行的实证主义、语言考证学派成了相当顺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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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摆在“后传统时代”来看，在那样一个失去规范的时代，人们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观而确定的东西，而拒绝充满问题和紧张的（诸如Weber）思想体系，以重新稳住崩解的秩序。这种心理也部分地解释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这些人虽然在德国念书，却与当时德国学术界争论得相当热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有一场大辩论，重“理论”的风气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参见Lawrence A.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痕迹，反倒是选择了轻理论重实证的语言考证学派。
不过他们并不是清代学者简单的重复，他们虽然与清学有延承之处，但他们的“学术心态”并不一样。他们对“学术”是什么，“史料”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乃至于史家的社会角色、政治功能，以及“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种“心态丛聚”，在这些“心态丛聚”方面他们与清代学者或是传统“文人”之间已经决裂了。我们已经相当熟悉傅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新思潮的倡导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极少留意他对现代学术的看法其实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的看法，并且有意识而且有系统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旧文人的历史文化。
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时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当細致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提到他把古史辨运动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起来。这个态度，如果只读傅斯年的全集，其实不大能够清楚地看出来，我虽然早已从他字里行间看出这一点，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题为《答闲散记》的笔记本中发现他用极为潦草的字体所写的一篇讥刺顾颉刚的小说（见本书之“附录二”），才确定下来。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写从疑古到重建之过程，而且也提到，这是后来学界脱离古史辨派影响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后经学时代”的学者。他是从“经学时代”到“史学时代”的转关性人物，自汉代以来，所有的经学观点所建立的静止的中国世界观被以史料为中心建立的变动与发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从而也是现代世界）取代了。同时因为他倡导“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使现代专业化史学得以生根，但因此引来传统派史家与左派史家猛烈的攻击，同时造成历史知识之社会功能与史学之社会角色的变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时，傅斯年刻意扬弃内省论式的思维传统，主张“国民训练”，主张“约律主义”，反对以内省式的道德哲学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我不敢确定傅斯年是否读过康德在一七九五年所写的有关历史目的论的论文，但是他的论点却有与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一项指导性规划》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认为未来社会的进步是靠着使人人成为圣人，或是宋明理学中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或毛泽东《送瘟神》中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他与陈独秀都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反讽──当人们生活在野蛮社会时，需要发展一套规则体系来限制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限制和规范又有助于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因为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无休止地斗下去，所以必须要坐下来制定各种规范，社会因而往前推进一步。这与中国内省的思想传统正好相异。
（《傅斯年: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英文版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列入“剑桥文史丛刊”，于二○○○年出版（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中译本）
后“嘉里”时代 篇4
从7到120的跨越,用嘉里物流总裁汪炜城的话说就是“嘉里是在花钱买时间!”,而在彻头彻尾地体验了“闸门洞开、波涛汹涌”的并购效应后,在中国内地“潜心蛰伏”三年之久的嘉里物流,是否还会继续上演“生死时速的资本故事”?在抢占行业制高点上的嘉里大通,能否最终成嘉里物流布局全球的一枚重要战略棋子?……
或许,沿着嘉里物流逐渐清晰的脉络走向,以及字斟句酌其管理层对未来增长的理性认知,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在国内攻城略地6年之余的嘉里物流来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从消化到增长
时间回溯到3年前!
“现在,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是嘉里并购大通之后,汪炜城对外提及最多的一句话。
尽管当时的嘉里物流同并购前的大通集团在业务范畴上有着较强是就形成了今天的按地区划分和按业务划分相互交织的整体网络。的互补性,但精于企业管理的汪炜城不得不承认,并购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尽快抹平横亘在双方面前的那道无形的“围墙”。
“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增长!”这是3年之后,确切地说是临近2007年岁末盘点的时候,嘉里大通物流执行董事苏耀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再重复的一句话。
尽管此时的嘉里物流早已逃离了“专营仓储”的“孤寂”一隅,并长期雄踞国内第三方物流的“英雄榜”,但在同样颇具文韬武略的苏耀明看来,此时的嘉里大通急需业务增长的进一步刺激。
3年前,在嘉里物流并购大通集团的所有障碍解除之后,又一道无形的“围墙”在嘉里物流面前悄然竖起,而拆除这道围墙的一项重要工程便是尽快理顺大通集团的管理模式。
据了解,大通原先的管理模式是按地区进行划分的,在全国共有包括华北、华东在内的6个区域。但在嘉里物流介入之后,大通原先的6个区就扩展为8个区,而新增的区域就是与中国台湾贸易频繁的福建以及与韩国密切接触的山东。不过,考虑到区域划分的某些局限性,嘉里物流在此之后又做了某些改良,于市。”通过卓有成效的业务整合,3年之后的嘉里物流已经能够从嘉里大通身上感受到大通集团原先在网点铺设上的无限风光。
其实,对嘉里物流来说,大通集团带给它的增长并不仅仅只体现在网点的数量以及业务板块的覆盖面上。事实上,从仓储服务商到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角色转换更是嘉里物流为之心动的地方,难怪苏耀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在刻意强调,“我们是综合性较强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我们的业务涉及海运、仓储、配送、报关等等。”
理想的选择
“对我们来说,增长是必须的,而对于增长的方式,我们也是有所考虑的。在我们看来,不管是通过自然增长也好,还是通过并购增长也好,我们是不会限定具体的份额的。”面对记者关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嘉里大通是希望更多地依靠自然增长还是希望继续借助并购的力量”的提问,苏耀明出言谨慎。
不过,出于记者的一再请求,苏耀明还是向记者表达了嘉里大通关于并购份额的理想期待。“我们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是三分之一靠自然增长,三分之二靠并购。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具体的并购份额要视未来的情况而定。”苏耀明表示。
事实上,之所以将理想的并购份额锁定在三分之二,那时因为在苏耀明看来,三分之二这个数字是从欧式并购的理论中得出的。“如果只有10%的并购,那么增长的速度会很慢,但如果90%的份额都是并购的话,那么业务的整合也是难以进行的。因此,取中间的一个平衡点是比较合适的。”苏耀明解释说。
其实,对于嘉里物流收购大通集团之前在国内网点铺设上的步履维艰,以及嘉里大通管理层对增长方式的逻辑判断这两件事来说,尽管二者表面上毫不相干,但其间却丝缕相连。
“正是有了4年时间区区7个网点的前车之鉴,以及并购效应(指对大通集团的并购)在网点数量上的充分体现,因此,对中国内地市场无限渴望的嘉里大通才会有这样的考虑。”针对嘉里大通对增长方式的理想选择,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的确,诚如上述业内人士所讲,嘉里物流已经从“花钱买时间”的N次尝试中体会到了速度之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其对资本效应的情有独钟也算是顺理成章吧。只是我们不清楚在嘉里物流即将掀起的新一轮并购浪潮中,它是否还会抛出类似收购大通集团这样的大手笔,不过从苏耀明之后的一席话中我们多少还是能够觅得一些端倪。
“其实,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些大大小小的收购。尤其是对一些主营专项业务以及个性化业务的企业,我们更是感兴趣。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市场会有很多机会,但同时竞争也将格外激烈。现在,在外资涌入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嘉里大通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使自己的网络以及整体竞争力有所提升。”苏耀明表示。
人才攻略
“在嘉里大通强调企业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的储备。”尽管嘉里大通深知资本运作所能演绎出的加速度效应,但包括苏耀明在内的嘉里大通高层,在公开场合还是会经常将对人才的关注挂在嘴边。
2007年12月14日,由嘉里大通全程赞助的“中国制造业、物流业CEO高峰论坛暨嘉里大通杯IE亮剑全国大学工业工程应用大赛总决赛”(以下简称“应用大赛”)在清华大学落下了帷幕。值得注意的是,应用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而在上一次比赛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嘉里大通的身影。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嘉里大通对应用大赛的支持难道与他们的人才战略存在某种联系?”的确,单从表面上看,一次看似无关痛痒的商务赞助的确难以让人浮想联翩,但通过在此之后赞助方对参与应用大赛的意义解读,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嘉里大通的良苦用心。
据介绍,早在2006年起,嘉里大通就开始了同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合作,而合作范畴包括企业内训、专题讲座、相关的论坛活动等方面。而之所以要对应用大赛进行全程赞助,嘉里大通是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他们的团队,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嘉里大通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事实上,它的物流人才培养体系在业内几乎人人皆知。”另一位接近嘉里大通的业内人士表示,“嘉里大通与清华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是其人才储备计划当中的重要一部分。”
“嘉里大通希望每年多培养一些管理类的实习生,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为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机会。我们希望通过三、五年时间的培养,他们就能在特定的岗位上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在我们看来,对人才的培养至少要花3~5年时间,而要将他们培养成真正成熟型的物流人才、能够独当一面的物流人才则需要8~1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苏耀明表示。
反恐进入后拉登时代 篇5
历经十年艰辛，牺牲无数平民及军人的生命，耗费数以亿计的资源……本·拉登，这个全球恐怖主义的象征性人物，最终没能逃过美国人的枪口。拉登之死，对全球恐怖主义有哪些重大影响，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究竟能占据什么地位，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今后的反恐进程，已经成为“后拉登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焦点。1.“美国精神”胜利的里程碑
拉登的死不仅证明美国终于雪洗了曾经遭受的耻辱，还向整个世界展现出美国的有仇必报与无所不能。奥巴马宣称的“不管是为了人民的繁荣还是国民的平等，我们对全球传递美国价值观的承诺不变，我们为世界安全宁愿自我牺牲的承诺不变”的激昂言辞，也隐含了只有美国才是无私无畏的救世主的意味，这迎合了那些爱国青年躁动的心，也会更加坚定其为美国而自豪的信念。在得知拉登已死的消息后，纽约和华盛顿都有大量民众在深更半夜走上街头，狂欢庆贺，他们心中纠结不去的阴影，终于随着拉登之死而烟消云散了。2.拉登之死起到了一次加息的作用
拉登死了，随后，美国就要加息了吗？资本市场很希望我们这么想。美元上扬，油价下跌，这就是他们特有的庆祝方式。但很遗憾，如同拉登死了，恐怖主义不会消失一样，经济基本面不改变，这些利好只能是一次“狂欢”。显然，美元贬值不是一个拉登可以改变的。
从资本市场一系列反应来看，拉登之死已经起到了一次加息的作用，但又没有伤害流动性，伯南克或者奥巴马的算盘很精明。但拉登只有一个，作用再大也是一次性的。拉登之死意味着美国反恐已经进入2.0时代。3.拉登被毙 恐怖主义未死
拉登的死，并没有让大多数媒体和分析人士如释重负，相反，他们预计，这将会激起“基地”组织和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同仇敌忾，引发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更大规模的疯狂报复性恐怖袭击。
作为恐怖活动的主要头目，拉登的使命在其死前已经完成。他接过了文明冲突轮的大旗，号召动员起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青年，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为他们提供资金资助和精神食粮，现在这一运动已成气候，无需拉登继续添砖加瓦，拉登原来有句话是“他死了比活着还重要”，就是希望利用自己的死来激发出更多的反美斗士。精神领袖没了，精神象征仍存。所以拉登之死已无碍于恐怖活动的继续蔓延甚至能助其加速。因此，当下一个拥有乌萨马·本·拉丹这样精神感召力的新领袖诞生并脱颖而出，新形态的恐怖主义又将卷土重来。这就是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强调反恐任务并未结束的原因。
所以，拉登虽然死了，但美国的麻烦并未结束。甚或，这个世界的麻烦才刚刚开始。4.“后拉登时代”反恐战争进入新阶段
战争政策没有为世界带来安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恐怖威胁。因此，反恐战争不能简单地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进行，因为这种方式只会更增强恐怖分子利用恐怖活动光大自己的生命意义的决心。打场恐怖主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观念。以战争方式惩治恐怖主义只是治标，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以反恐名义出现的不受制约的军事行动都会给世界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会与联合国要求每个国家“在处理他们的国际关系中避免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有效惩治恐怖主义的关键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是逐渐完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国内法律文件和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及时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犯罪产生与蔓延的不公正现象，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与发展，防止或者减少愤怒的情绪和报复的心理，从而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造成的威胁。
拉登之死，可以令“9·11”走向完结，却并不会让被“9·11”改变的世界再变回去。拉登之死，是奥巴马继承小布什压迫性军事行动的结果，他将因此重新获得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主动性。但恐怖主义也会同样继承拉登之死的结果。所以，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并不会随着拉登之死而终止。本·拉登的确是死了，但是他的影子还活着。
后消费电子时代 篇6
20年前，“美国在线”几乎是互联网的代名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技术不断在改变整个科技产业，“美国在线”的地位早已被一个又一个互联网企业所取代。
“我希望，若干年后，也有人在回忆移动互联网时代时，会提到阿里和魅族的合作。”王坚畅想着。当天，魅族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手机操作系统YunOS宣布战略合作，魅族发布运行于操作系统Flyme powered by YunOS的MX4。
“流量—渠道—手机—系统—增值收入，这是互联网手机最理想的模式，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小米。当我们和阿里合作后，我们发现我们也可以做和小米同样的事情。”魅族副总裁李楠这样解释魅族和阿里的合作。
不过，即便成为许多企业的榜样，但看似完美的小米还不完美，也需要补课。
11月4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雷军和小米副总裁、负责小米电视业务的王川一同出现，欢迎17年“媒体老兵”、原新浪网总编辑陈彤的到来。至此，猜了半个月的“陈彤去哪儿”的游戏结束——
陈彤正式出任小米副总裁，负责内容投资与运营，而为了迎接陈彤，雷军还送上了一份10亿美元的大礼，未来陈彤将牵头利用这第一期10亿美元的资金，与内容企业合作，加速在小米电视和小米盒子的视频内容建设。
上述魅族和小米的动作，总结和代表了消费电子企业在新的产品时代的玩法：尽其所能构建最完善的生态链，在无法涉足全产业链的情况下，与生态链上的其他环节合作。
广泛上下游合作
消费电子产品智能化、网络化后，魅族阿里式的合作随处可见：阿里与创维发布了云电视，TCL与爱奇艺推出了爱奇艺电视，海信与新浪微博联合推出了智能空调与互联网企业合作似乎已成为不擅长互联网的消费电子企业的标配。
“他（李楠）有一句话我还是蛮感动的，那就是魅族和阿里的合作不是为了利益。”王坚表示，“这种合作是为智能手机行业树立一个生态合作的先例。
李楠一开始并不属于手机圈。在日本学习工作8年，曾担任过NEC（日本）在线ERP系统构架师、Monstar-Lab日本移动社交网络应用和游戏产品经理等职位。回国后，李楠与朋友联合创立并开发了社交APP“幸会”。
值得一提的是，李楠酷爱分享并长期担任科技媒体爱范儿的主笔，因此他的笔名“KKK”更广为人知。2009年，李楠的一篇《iPhone可有设计哲学？》引发魅族创始人黄章的强烈兴趣。2012年，李楠加入魅族，出任移动互联网高级总监。
加入魅族后，李楠这股来自互联网领域的清风给魅族带来了很大的改变：魅族不再是那个只会闷头做产品的小众品牌，在微博、微信以及社区论坛等社交媒体，魅族的声音甚至可以盖过小米和苹果。
更为重要的是，软件工程师出身的李楠一直坚持，魅族应该做好自己的操作系统flyme，而不仅仅是精益求精地硬件做工。坚持换来了魅族的高速增长，2014年，魅族的月销量超60万台，2015年预计可达200万台。
两年多来，李楠还让魅族弄清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新的移动互联产品时代，一家企业不可能把触角伸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尤其是魅族这一类本身缺少所谓的互联网基因的制造企业。
“如果大家看这个局（智能手机产业），就是一张桌子，桌子一端坐的是BAT三种云，另一端是酷派、OPPO等，小米坐在中间，魅族能和阿里合作，就也有机会上桌。”李楠强调。他认为，魅族和阿里的合作就像扣响了扳机，会加速整个行业的发展。
王坚则认为，过去讲软件、硬件、体验三者的整合只可能在一家公司内部完成，魅族和阿里的合作就是要宣告，这样的整合也可以在一个生态里由两家企业来完成。
现在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硬件是免费的”。“我听了这句话很伤心。”王坚表示，“很多客户就是因为触感就买了手机。我们的合作就是要让硬件越来越值钱，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
王坚坦言，和魅族合作，其实是尊重产业、尊重生态里每个环节独特的专业技能以及它们对用户的价值，而这种在生态链上“各司其职”的做法也得到智能终端产品许多企业的认同。
彩电企业TCL和腾讯微信团队共同研发了全球首款可以连接微信的电视，拥有“微社交”、“微操控”、“微点播”、“微频道”、“微想家”、“微服务”等六大全新功能。
TCL是一家典型的传统制造企业，在互联网转型的过程中，自身补课的同时，也不断与互联网及IT企业合作，微软、英特尔、百度、腾讯等都和TCL擦出过火花。
TCL集团副总裁、TCL多媒体CEO郝义介绍：“智能加互联网是一个行业发展的基础，互联网服务是传统制造企业脱胎换骨的转折点。终端产品一定会更加智能，再也不是冷冰冰的，所以TCL必须与其他企业一起打造更完善的生态。”
内容为王的时代
新浪微博名人“老沉”的认证已经变成了“小米公司内容运营和投资副总裁”，他还在微博上连续三天抽出三台小米电视作为奖品感谢米粉。
“老沉”就是陈彤，这名自身网络媒体人最终还是离开了新浪，来到了小米。不过，他做的仍是他擅长的——内容。针对陈彤要来小米所做的业务，著名社交网站知乎还专门就“内容投资”指的是什么进行了解读。
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按照雷军的原话，“未来，将由陈彤牵头，和王川一起解决盒子的视频等问题，让小米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用户体验更好。”因为，在大产品时代，只拥有了终端，没有内容，即便是神话般的小米，生存也没那么容易。
“不管从画质、音质、外观还是智能系统，小米电视应该说全都胜出。”王川表示，“我们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做视频的，所以在内容上欠缺一些。”
雷军和王川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寻求——小米不仅要在硬件上领先，也要在内容上领先。”雷军曾拜访多个做内容产业的人士，咨询他们中国最适合做内容的是谁？得票率最高的是陈彤！说服陈彤加入小米成为首要任务。
“17年前，从我创业的公司，我送陈彤去了新浪。当时陈彤跟我说，如果有需要会回来和我一起干。17年后，我请陈彤吃了一顿饭，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就答应了。”王川很轻易地就说服了陈彤。
对于未来的规划，王川表示：“小米的模式应该是跟更多的视频机构合作，并不打算自己做内容。我们会投资和扶持健康的内容厂商去发展。所以小米和内容厂商是一个良性的合作关系，并不是竞争关系。未来获益，也是内容厂家拿大头，小米拿小头。”
陈彤信誓旦旦地立下军令状：“小米视频端内容半年内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做不到雷总（雷军）要求的可以罚我的钱。”
“陈彤的加入，可以说让小米如虎添翼。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小米所遇到的下一个门槛就是生态链建设和内容的运营，把这一关跨过去的话，就会增强小米的终端。终端强了生态链就容易建立，生态链强了反过来拉动终端，其实对智能电视和平板产品及生态链建设都至关重要。”雷军更是从战略层面解读了内容对于小米的意义。
创维集团曾找第三方针对用户对电视内容的喜欢做过一次调查，排在第一位的是视频，第二位的是游戏。但除了索尼、乐视，全球很少有终端企业有着内容方面的积累。
第一期就拿出10亿美元，可见小米建设内容方面的决心的确非常大。或许在投资视频内容之后，小米会挖来一名游戏业的“大咖”，因为在手机之后，围绕着电视为中心的家庭互联以及智能家居将是下一个产业爆发点。
小米在行动，其他的企业也没闲着。
创维参照HBO收费模式，与互联网电视服务商优朋普乐以及南方传媒达成合作，推出了“直通好莱坞”电影频道。“直通好莱坞”有两种前端收费模式，一种是传统的卖月卡、年卡；一种是点播收费。虽然该内容大部分为免费，但从2013年4月至今，内容推送实现销售超过4000万元。
不能只盯着碗里
小米是一家什么企业？手机企业。
联想是一家什么企业？PC企业。
也许两年前，这么回答并没什么异议。但随着这两家企业逐渐把触角伸到其他领域，这样的回答似乎并不恰当了。
如今，除了手机，小米电视、小米路由器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小米智能家居雏形也显露出来；在坐上全球PC老大地位之后，联想的手机业务也迅速壮大，更是巨资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
由此可见，在向外构建生态的同时，企业自身在内部也在完善其产业生态。
小米这家年轻的企业自营体系已扩展到小米科技、小米通讯技术、小米电子产品、小米数码科技、小米支付技术、小米移动软件、小米软件技术、小米电子软件技术，这些企业支撑着小米自身的产品业务。
此外，小米科技通过资本运作不断进行大范围投资：小米手环的幕后英雄是华米科技，小米电源背后功臣是紫米科技，小米活塞耳机的制作企业叫加一联创，商用Wi-Fi网络架构及媒体服务提供商迈外迪、电话号码数据库服务商电话帮等企业都有小米科技创投的身影。
4年来，小米从一家创业团队迅速成长到估值近500亿美元的明星公司，能够如此高增长，与小米不停歇地构建产业生态链关系密切，这些公司就像“造血细胞”一样不断为小米输送新鲜血液，支撑其业务的增长。
再来看看联想。这家企业在30周岁生日这年动作颇多，进行了两场大型收购，还在近期成立了一个名为“NBD”（New Business Development）的新部门。昵称为“新板凳”（New Ban Deng），目标就是要做成中国最靠谱的创业平台，这个平台第一批推出的三款新产品智能眼镜、空气净化器以及智能路由器非常惹人眼球。
M100智能眼镜是联想与美国智能眼镜企业Vuzix合作推出的商用产品，new glass智能眼镜则是联想联合云视智通联合开发的智能眼镜产品，路由器的合作方为谛听科技，空气净化器则是联想与德国Luftmed合作的结晶。
在解释“新板凳”这一名称的由来时，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及亚太新兴市场总裁陈旭东说是“自带板凳抢占互联网一席之地”，即由联想提供场地，创业者包括硬件创业者、应用提供商自带板登来这儿圈地盘。
联想曾有一句广告词是“Lenovo Think Big”。确实，在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及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后，联想的大有目共睹。如今，三十而立的大联想更希望“Lenovo Think Smart”。
后三鹿奶粉时代 篇7
□策划本刊编辑部
“9·11”, 真实反映了三鹿奶粉事件给乳品行业所带来的冲击:三鹿奶粉事件给数千名乃至上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带来了灾难;三鹿的破产对于其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挽回的灾难;而三鹿奶粉事件很大程度上对整个乳品行业乃至中国食品在国际上的声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着, 直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完全退去。然而, 三鹿事件之后, 乳品行业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会一蹶不振, 会全面洗牌。事发一年后的今天, 当相关机构再次统计中国乳品行业产销量时发现, 中国乳品行业的产销量已经恢复到事件前的90%左右, 而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依旧是蒙牛、伊利两大品牌。其中, 伊利最新的财务数据表明, 其2009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2.17亿元, 同比增长6.69%, 同时实现净利润2.54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17.57%;而伊利奶粉则实现销售收入21.20亿元, 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蒙牛公布的中期业绩显示, 其2009年上半年收入120.976亿元, 比2008年下半年增加19% (据了解2008年上半年蒙牛的收入是137.024亿元) , 同时实现净利润6.619亿元。
有人说中国乳品行业的春天再次到来了, 就连在三鹿奶粉事件中遭受重创的恒天然也在近期宣告了回归中国乳品市场。同时, 也有人对这样的复苏并不看好, 中国奶业协会理事陈渝就认为, 乳品行业销售的环比增长了, 但同比没有增长。2009年我国进口奶粉的数量仅上半年就已经与2008年全年总量持平, 下半年的进口量将翻番, 国外奶粉对中国乳品行业的冲击短时间内不容易退去, 中国乳品行业的真正繁荣还需要时日。
后设计时代 篇8
于是, 可逆、低碳、保护传统、受众参与等建筑设计原则越来越多地被建设者们所重视。
以我们熟知的医院建筑为例, 使用后评估、循证设计、全寿命周期等原则和方法被陆续用到医疗建筑之中。
当建筑行为发生社会反应时, 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在后设计时代还能做些什么?
后网络时代 篇9
大学生网络传播的特点
前卫性———后喻社会的求知挑战。在工业化时代以及以前, 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所有文化生产的基础, 是文化进化的直接动力, 并且框制了文化生产的速率和方向。受土地、自然力量等因素的制约, 人类转而将约束力视为崇拜的图腾, 以求得希望的寄托以及心灵的慰藉。这些时代里, 技艺和经验在生产过程中是稀缺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直接参与创造使用价值。附着于人身并与从事某项事业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呈正比例相关, 因此年长者成为知识的控制者并与年轻人形成优劣互补。
后工业化时代, 科技的爆炸式发展汇聚成为信息社会的洪流。时间的层级梯度以及空间的横断跨度被电子信息电光火石的信息存储、计算、传输所击穿。传统基于时间积累的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模式被打破, 基于时间传统和地域垄断的传统权威被消解, 因而后喻文化现象产生了。作为后喻文化的思想背景, 后现代思潮主张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差异性、非连续性。在后喻社会, 信息工业为后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知识的生产不再依据长年累月的积累, 而可以依据信息的共享以及群体智力拼图而协作完成, 知识不再遵循进化论, 而以类似原子爆炸的方式自我聚合裂变。知识传播方式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知识的传播方向并决定了权威的海拔层级顺序。后工业化时代之前, 印刷媒体承担了知识传播的媒介, 由于印刷媒介的非互通性, 知识积累只能依据少数个体通过年龄的台阶累积生长, 时空的断层形成了阶层, 社会的阶层性形成了行业以及圈子, 加剧了知识传播能力差别并导致了话语权的形成。因此长辈、教师成为知识权威的化身, 扮演了知识单向传播的绝对主导者。
后喻社会里, 传统传播方式的权威被消解了。首先, 其知识权威被消解, 传统传播方式下知识信息被垄断, 信息以广播式发散的方式被辐射, 而今网络已经将知识的阶层平面化, 并以其生动、新奇的魅力与传统传播模式抢夺注意力资源。其次, 传统主流媒体的道德权威被消解。传统主流媒体的道德权威是被社会阶层机制所强制加冕的, 成为理所当然的道德代言人。主流媒体具有天然的道德海拔优势, 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受众进行理所当然的道德指使与呵斥。网络的当下“上帝已死”, 韦伯所指的“众神时代”已经降临,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 都是一定场域下的“神”。传统主流媒体的神性已被质疑, 既往的灌输式传播已被网络传播冲击得千疮百孔。传统语境里, 由于话语霸权的天然赋予, 主流媒体具有“一言堂”式的家长地位, 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使有的受众胆敢发出“不同的声音”, 其内心亦是忐忑不安的。进入Web2.0时代后, 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的主体, 在地位平等的虚拟世界里, 每一个网络主体都可以发出平等的声音。
“后喻”社会, 网络已经内化为80后、90后基本的生存能力, 与前辈们对新生信息工具的不适应乃至自卫式的抗拒相比较, 他们具有了获得信息的非对称性优势。以往教师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对学生的单向灌输已经难以形成知识落差并由学生心灵所吸收。80后、90后大学生在海量的网络知识空间里, 利用网络工具、网络交际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 孵育出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青少年亚文化。这种亚文化自我指向并声称欲与传统主流文化划清界限。他们的价值取向多元, 在价值目标缺失的同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神圣的信仰。而传统的舆论说教仍被束缚于机械的填鸭以及单一价值的生硬植入, 与这种亚文化难以兼容, 因而难以取得被教育者的共鸣以及良好的传播效果。
逆反性———反中心主义下的逆反心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区别, 现实社会呈金字塔结构, 表现为权力自下而上的逐渐聚拢, 同时权力机构逐渐减少。网络社会由于网络技术对时空的压缩、击穿乃至超越, 颠覆了现实的金字塔结构而呈现去中心化的扁平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去中心化、离散化、开放化、无组织化等特点。 (2) 网络的去中心化特质解构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中心”, 这种解构并非代表着互联网完全消解了中心, 而是以“多中心”代替了“一中心”, 每台主机、每个网民、每个“我”便是中心。互联网没有中心, 而事实上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中心, 互联网消解了权威, 而以无数个体的权威加以替代。这似乎就是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处处皆中心, 无处是边缘。”
“去中心化”理论始于20世纪中期的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和福柯则成为其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人类已经死亡”, 否定了人类的中心地位, 认为因为主体和中心的缺失, 人类再也不清楚何为正确, 主体已经零散化。而利奥塔反对宏大叙事, 主张关注边缘而不是关注中心, 提倡小型叙事。区别于后现代的多元论, 传统哲学是一种一元决定论学说, 其被“中心”所决定。一元决定论维护的是一种“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亦然, 维护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文化观念。这种主流价值文化观念无疑是先进的, 但是其传播方式必须俯下身来, 适应后现代的传播规律, 否则将因难以兼容而被受众所拒绝。
从网络受众的角度分析, 80后、90后大学生由于年龄阶段特征以及技术上的优势, 网络受众视野开阔、思维独立, 较传统媒体的受众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和自我意识, 因此具有更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对权威的怀疑乃至否定、或者将自己与一切区别开来的标新立异可以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快感。传统媒介受众更倾向于顺从, 而网络却是标新立异和逆反的舞台。80后、90后的网络化生存已经内化为其思想行为的一部分, 思想的印记折射到思想教育领域便使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显得苍白无力。在彰显自我个性的80后、90后面前, 传统的主流思想往往成为一个权威的靶子。当下的大学生往往习惯于网络上“语不惊人死不休”, 故意或不自觉采取一种与主流观点相对立的观点以彰显其思想的独特。其如此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博取他人的关注以赢取“点击率”, 并博取较大份额的话语市场。
群体性———从众心理驱使的群体认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 人具有三个层面———“本我、自我、超我”。在网络中人们躲在“匿名”的墙角阴影之下, 在自认为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心理暗示下, 更容易卸下伪装以及责任的负担而宣泄本能的冲动。在网络化生存中, “交流暗示缺失”的现象随处蔓延, 因为非语言暗示的缺位, 人们倾向于对于网上发现的与自己观点类似的言语获得一种基于想象的群体认同, 出现“虚假一致”的“镜式知觉”。这种情绪的蔓延加速了非理性化情绪的聚合式传染, 而且越带有情绪化色彩的极端化言论越容易获得众人的关注而具有更为广泛的话语市场。因此, 粗俗、偏激、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更为容易获得群体煽情的爆炸式效果。由于获得了众多情绪化的低频共振, 这种非理性的话语便在一定时空场域获得了话语制高点。与这种话语相比较, 传统主流传播模式的内容理性有余而略显呆板, 形式单一而曲高和寡。在网络的自由观点市场上与众多猎奇的、新特的、粗暴的观点肉搏, 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 受众还存在着“沉默的螺旋”效应。根据诺埃尔的这个假设, 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 如果遇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其受到广泛的欢迎, 就会积极参与进来, 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传播;如果发觉某一观点很少有人理会甚至被众人围攻, 即使自己赞同, 亦会保持沉默。意见的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一方的增势, 如此反复循环, 便形成了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 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3)
我国当下的80后、90后大学生基本住校, 本身就与其他离群索居的网民相比具有更明显的群居性。他们一方面习惯于将自己置于群体的包裹之中, 以求得安全感;另一方面, 大学生个体的内心世界观仍趋稚嫩, 多动而易变;大学生群体充满青春活力, 富有朝气但是情绪传导性强, 易受外界影响。80后、90后个体处于如此具有情绪传染性的群体之中, 从众现象更加显著。这种现象投射至网络虚拟世界中, 与网络群体效应叠加便具有了共振效应, 有时放大了与群体类同的观点, 取得群体的优越感而更加坚定地支持原有的观点;有时候却是抑制了与群体相左的观点, 选择的是消极沉默或者被动改写。
大学生网络传播引导策略
笔者一向反对网络传播的“管理”, 而倾向于“引导”。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 并使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 (4) 。网络传播具匿名性、即时性、去中心性, 呈现一种后现代的散落态势, 这种动态下对网络管理客体的认知缺失决定了管理的前提落空。《科学管理原理》作者泰勒认为, 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5) 。这种工业化时代的组织理念决然难以掌控网络的千变万化。而“引导”本身克服了管理的僵化以及生硬, 以温和的姿态劝导, 以深邃的洞见引领, 避免了管理所导致的反抗与抵制, 对于动态瞬变的网络传播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当下80后、90后大学生网络传播呈现前卫性、逆反性、群体性的特征, 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引导策略。
传播后喻性的引导策略———传播互动与群体自治。当下的80后、90后大学生成长于改革的大潮中, 现实的社会环境是逐渐开放的, 社会条件是跨越式繁荣的,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的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这样一个盛世的时代已经将“自由”“民主”“个性”的印记深深地烙在80后、90后大学生身上。他们更加注重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独立, 更加反感他者观点的蛮横强加。由此他们更加敢于质疑与挑战权威, 对传统传播方式以及他们承载的思想滋生了一种排斥、抵制乃至攻击的倾向。传统的传播模式采取的是简单、单向、生硬的“信息灌注”, 已经对当下的80后、90后大学生难以兼容。对80后、90后大学生的传播与引导又是我们不可放弃的话语阵地, 因此, 必须转变引导的姿态, 必须与引导的受众进行互动, 在互动的基础上让大学生群体自治, 从而实现自我引导。
1.传播互动。首先, 改变管理的姿态, 转变为平等的引导。后喻时代的传播应该转变颐指气使的凌人气势, 俯下身去, 与受众平等的交流, 争取做指导者、引领人,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者、管理者。首先, 必须改变自己一成不变的传播风格, 根据其信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主动开辟全媒体的传播方式, 充分利用新媒介的融合, 采取受众所喜闻乐见的“悦读”方式, 实施“反迁移”的受众战略。其次, 在此基础上, 扩大信息生产的参与面。传统的传播方式都是一方生产、一方接受, 后喻时代的Web2.0传播方式应该让传统的信息受众都介入信息的生产过程中, 将二元对立的传播方式转化为信息生产、传播的一体格局。这种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融为一体的格局既将受众的智慧内化为信息自身的能力, 又避免了二元之间的对立与排斥。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 他们正是青春富有朝气具有话语冲动的群体, 将这个群体的话语能量有目的地引导并加以释放, 具有一举多得的功效。
2.群体自治。后喻时代, 新的文化传导路线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文化传承路径。在前喻社会里, 年长的教诲年少的, 社会的信息传递是一个按照年龄逐渐演变的缓慢生长过程。在后喻社会里, 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 原处于被动的年轻人反客为主成为教化者, 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这种现象在网络传播中更为显著, 网络信息的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以青年群体为主体, 他们成为网络发展的推动力, 塑造了网络的脾性以及性格。对于80后、90后大学生网络传播的引导, 不能以胡子长管胡子短的固有思维推进, 而必须尊重网络信息生产的现状, 以网民中坚的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方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传播逆反性的引导策略———议程设置。80后、90后的逆反心理, 是由于传统传播方式的僵化与生硬造成的。传统的传播方式, 试图将精英们主观臆造的体制化思维、宏观性叙事注入微观个体的思维里, 将传播主体硬生生地区分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二元对立, 这种二元对立源自于传播主体对传播信息的过度自信与强调。
其实对于传播效果而言, 告诉别人怎么想往往并没有告诉别人想什么来得有效。议程设置理论是研究传播效果的理论, 这一理论关注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的关系。1968年和1972年, 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以两次美国大选为背景进行了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其结论为:媒介不能让受众如何想 (态度和行为) , 但在让受众想什么上很有效果。 (6)
议程设置理论是基于传统媒介的研究结论, 对于网络媒介依然适用。80后、90后大学生不乏“愤青”, 逆反性强而且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往往其传播行为故意与主流媒介划清界限以彰显其个性。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完全固化, 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根据他们的个性特征进行因势利导, 可以对他们的传播过程进行议程上的设定。
首先,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互动, 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于松散性的包容性与及时的反馈性, 传统媒介的优势在于日积月累经验与品牌价值, 他们二者的受众各有侧重, 覆盖面有所区别。所以, 对于事件的舆论传播引导, 可以利用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同时介入、或者交叉介入形成一定的时间差, 二者互相协同。当网络传播的方向有所偏差的时候, 传统媒介可以介入对其进行校正;当网络传播的观点热闹但是嘈杂难以形成较为规整的意见时, 传统媒介可以有选择地对意见群中的正确声音进行有选择性的宣扬以放大其效果。这样两种媒体的步调频率相协调可以取得和谐的共鸣。
其次, 必须主动利用社会热点进行议题互动, 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80后、90后大学生内心其实亦渴望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 其逆反性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尚不能融入主流的一种青年亚文化表现, 其实他们希望主流的关注甚至“收编”。因此, 网络传播的引导必须重视他们的诉求, 对社会以及网络热点进行及时、正面的应对, 掌握传播的制高点, 主动信息透明化以澄清真相、设置议程的推进以引导传播的方向, 真正做到与受众进行互动, 以求得良好的引导效果。
传播群体性的引导策略———意见领袖与意见平衡。互联网的出现, 公共领域面向任何领域敞开。网民的群体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网络群体犹如潮汐, 随着网络事件发展的涨落而聚散。同时, 网络的匿名性又导致传播的行为超脱了肉身的束缚, 网络匿名的影子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呼啸来去, 较难形成较为稳固的群体, 理性且持久的对话难以形成, 在这样的临时性群体中, 意见领袖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网络社区, 在意见的交锋中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现象, 形成“党同异伐”的圈子。为了避免意见极化的现象, 应该对各种意见采取意见平衡的策略。
1.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概念源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选民投票的时候发现的。大众传播媒介首先是通过影响“意见领袖”, 然后尤其影响其他人的, 这就是一种“两级传播”的假设。这种假设对于网络传播亦同样适用。对于80后、90后大学生, 他们一方面逐渐寻求脱离父母的阴影而独立, 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心理断乳期”而情绪容易波动, 急于寻求一种能代替父母依赖的“替代品”。这种现象体现在网络传播中就是他们对意见领袖较之一般网民的倍加顶礼膜拜。因此, 对于80后、90后大学生群体网络传播的引导, 必须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中国网络世界中的意见领袖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名人群体外, 大部分是草根网民, 他们的特点是重情绪、有主张、喜联想、少证据。许多情形下他们不是敌人, 而是盟友。因此, 一方面可以与已有的意见领袖沟通协商, 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将意见领袖的负面对抗转化为正面的建构力量。另一方面, 可以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 或者发动名人群体、80后、90后突出人物上线以壮大引导的声势, 或者在草根网民中主动鼓励甚至培训与主流观点一致的意见领袖。
2.平衡观点。稳定的网络社区经过讨论, 意见交锋的结果容易造成意见极化现象。人肉搜索以及网络暴力的形成是由于网络社区的极化现象形成的, 这种极化现象会导致信息的过度过滤, 使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容易走到一起, 而导致意见的分裂形成断层。这种分裂带不利于信息与经验的共享, 容易导致群体的想象狂欢而形成难以自我节制的网络暴力, 从而导致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为网络社会搭建一个避免社区文化过分极化的架构, 将不同意见、议题和观点都在同一个平台上“亮相”, 形成一个意见表达的民主竞技场。因此, 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网络传播架构, 在每一个议题的设定中将这些议题中的可能观点都分类放在同一个页面 (平台) 上。这种架构可以通过共同协议的自律形式, 保证在接触一种观点的同时可以同时通过超级链接接触到异质的观点, 使每一个断线的虚拟灵魂可以保持一种镜像的警醒, 使每一种观点都可以互相牵制与约束。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上的公共论坛原则, 保证了虚拟空间的公共社区领域都确保开放给所有的观点“演讲者”平等使用而不被意见的某一极端“洪流”淹没。通过这种虚拟的信息民主, 不同的观念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均衡状态。[本文
参考文献
[1].宋爱芬、史学武:《后喻文化时代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影响》,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08 (12) 。
[2].李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高校德育改革》, 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3].曾小明:《网络舆论及其导向管理》,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2008年硕士论文。
展望后PC时代 篇10
为什么说计算机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之前的PC发展确实很飞速, 但主要是应用于专有领域:PC, 也就用于办公、管理、数据处理;服务器、工作站, 用于网络或者特殊服务……真正的应用到底在哪里?在我看来, 真正的计算机技术的彻底应用应该是脱离专业色彩的, 真正的计算机技术应该是彻底民用的, 彻底的覆盖到生活中去, 工业中去;现在, 这些正在进行, 她正在悄然改变着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她正在拓宽着一个市场, 或者说她在变革着一个传统领域。
网络。同样是诸多技术不能抛开的话题, 当事物具有了计算能力以后, 就要相互之间交流思想或者说传递结果;像人一样, 自己再聪明不会交流还是白费, 交流使人进步。网络就是诸多终端设备间交流互联的媒介, 也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提供了一个大前提。另外加上云的兴起, 用户数据统一放在云端的话, 方便在多个终端进行同步, 轻松的获得比较统一的操作界面、和信息数据, 实用且更人性化。
未来永远是超乎想象的, 试想你家的电饭煲也具有处理能力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 并且可以处理很多复杂的需求) 、试想出门不用带什么钥匙、钱包, 因为你有智能门禁系统, 购物刷的是手机 (NFC) ……所以说, 在网络的配合下, 嵌入式和微型计算机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计算机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窥视一下嵌入式和微型计算机辉煌的未来吧。
1 处理器的发展
随着硬件性能的不断提高, CPU的性能成了计算机性能的一个衡量指标。随着嵌入式领域的发展, 低功耗高性能的嵌入式CPU已经成了处理器需求中的主要需求。为了应对后pc时代的到来, 消费类电子产品蓬勃发展, 市场对低功耗高性能CPU有着大量需求, 这对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很大促进作用。ARM处理器已经开始向多核心迈进, 已经有四核CPU诞生, 主频也已经超过1.5GHz, 据说2012年将有搭载2.x GHZ的ARM CPU的产品出现, 另外配合有1G的RAM或者更高配置, 移动终端的处理能力已经开始向PC看齐, 想想看, 现在好多家庭的老式未更新的电脑配置还不及一部高端手机, 这就证明后PC时代的大潮流已经到来了。
2 感应接口技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智能泛滥的年代。你的手机、你身边的智能终端、MID已经如此智能, 丰富而人性化的各种感应器接口给你的用户体验带来了质的飞跃。重力感应、光感应器、加速计、电子罗盘、陀螺仪、距离感应、触控板、摄像头、FM发射器……这带来的是终端的智能化, 它不仅可以单方面满足你的操作或者任务需求, 还可以自发的通过这些接口感知世界。他知道有个人脸对着他的“眼睛” (摄像头) , 知道自己在空间内的旋转和倾斜 (陀螺仪和重力感应) , 知道有同伴靠近他了 (蓝牙、wifi等自建网络)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罢, 它开始以更多样的形式在认识和了解着这个世界, 你也在更人性化的操作着它。核心就是丰富的感应接口所提供的服务指数的提升。
3 通讯接口技术的发展
随着终端的智能化, 信息是要互联的, 所以微电子和嵌入式产品催生了很多不同的通讯接口, 常见的有蓝牙、红外、wifi、内建AP、NFC……蓝牙显然已经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标配通讯接口, 主要用于短距离文件传输, 蓝牙音乐播放, 或者共享蓝牙来上网;红外主要是点对点转播, 已经开始逐渐淡出CE产品, 也主要用于文件传输和遥控等方面;wifi也开始成为标配模块,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流畅的网络环境大都需要它的支持, 连接无线局域网, 互联通讯等;内建AP使得终端可以充当无线热源, 共享自己的网络连接给其它设备;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是一种非接触式识别和互联技术, 可以在移动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PC和智能控件工具间进行近距离无线通信。NFC提供了一种简单、触控式的解决方案, 可以让消费者简单直观地交换信息、访问内容与服务。一般称作近场通讯, 目前主要用在手机支付上。前段时间, 全球40多家电信巨头签署了协议, 要在sim卡中集成NFC模块, 这样可以在不改变终端硬件的基础上集成新的硬件模块, 只用在手机端安装软件应用拓展, 即可添加这一新的功能, 试想一两年后, 出门可以不带钱包和各种银行卡了, 坐公交地铁也会通过刷手机的形式来支付, 释放更多的空间, 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4 电子显示技术的发展
从CRT到LCD、LED, 又有了3D屏, 电子纸等, 一路走来, 电子显示的技术也在不断革新。
从CRT的时代, 到LCD、LED的时代, 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空间, 使得原来用到显示屏的地方得到改善, 并且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功耗, 提升了安全性, 因为CRT显示器里的高压包还是很危险的, 而新型的家用pc的LED显示器只需12V直流供电即可正常工作, 不但十分安全省电, 搬运起来也是相当便利的。
然后是随着LED的发展, 在其基础上, 诞生了裸眼3D技术, 这个也是最近两年才开始兴起的新技术。这样人看到的画面会更加自然, 而不是呆板的2D或者伪3D。技术的走向一直都是以贴近自然, 还原或者再生自然为目标的, 自然就是最完美的艺术, 这也是各个领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奋斗方向。
后老板时代 篇11
当王均瑶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时，年轻的企业家罗红却纵马云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很多企业家还沉醉在唯我独尊的遐想中时，施振荣却早已撒手，泛宏基系则开始三分天下，王中生王。
更有一些企业在老板已身陷牢狱之灾时，依然谈笑凯歌——
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甩手掌柜”，他们潇洒的身影，似乎印证了一条古训：无为，则无不为。
“后老板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从英雄时代到群氓时代
一个企业兴起之后，企业家往往被看作“五百年而兴”的王者。不仅是他自己相信有天命在身，企业内部的员工，也会将其视作传奇英雄。
如果一家企业失去了自己的创业英雄，又该如何？
2004年冬，创维老板黄宏生因涉嫌造假账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就此失去了“老板”。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失去黄宏生的创维将走向衰落。但是，2004年至2006年，创维的业绩直线上升。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创造了没有老板的奇迹？
也许，从局中人黄宏生身上，才能够找到最接近真相的答案。2006年秋，身在香港赤柱监狱的黄宏生给创维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当黄宏生不得不甩手的时候，创维的“看守内阁”和职业经理人群体，赫然已成擎天之柱。
再来看看那些永不放弃的企业家。对于创业英雄的依赖，使企业领袖的缺陷乃至失误无法得到弥补和纠正，导致很多企业兴亡悠忽。史玉柱的远见与才干居功至伟，而当史玉柱陷入疯狂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影响和制约他，只能看着巨人倒塌，令人扼腕叹息。
商业社会已经用血的代价，证明了一条铁律：一个强大的团队，远比独立巅峰的创业英雄更为强大和重要。
从利益共享到制度共和
商业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使企业的财富越来越社会化，同时，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已致力于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共享。2007年的世界打工皇帝伊拉尼，其年薪达4亿美元之巨，足以抵得上一个中型企业。张近东号称要造1000个千万富翁；一向以分权著称的TCL，更是造就了众多富翁，连恍如过客的吴士宏，也挥一挥手，带走一张上亿元的支票。
正如著名社會学家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未来权力不仅将从暴力到资本、从资本到知识横向转移，更将从金字塔顶端向底端纵向转移。甩手掌柜的出现，正是这样一个伟大商业时代变革的缩影。
穿越“帝国时代”
很多企业之所以做不大，追根溯源，就在于无法穿越帝国时代。
人性中对于权力的贪欲，使很多企业家无法与内部强人共享人生舞台，更遑论“甩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企业最强大的对手，总是在企业内部沉睡。伊利最大的对手，赫然就是曾经被郑俊怀逼走的牛根生。
事实上，现代商业组织，早已超越了帝国时代的国家组织。法律对企业产权的保护，使企业中不存在老板被“篡权”的可能，甩手并无失控之忧。
当年施振荣的放手，导致宏基天下三分，王不见王，但是，却形成了小基丛生，龙行天下的恢弘气象；TCL早期的兴盛正是得益于其类似诸侯分立的有效放权；王石则将担子甩给郁亮，从此遨游于天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也只是先行者。
中国纸业进入后危机时代 篇12
但是, 目前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尚未走出阴影, 中国经济也处于调整和振兴过程之中, 受此影响, 造纸业的发展也并非是简单的直线运动。同时六大矛盾影响中国纸业未来走向:
1、原料成本与产品价格的矛盾
原料成本高低对纸张价格及企业利润有重大影响。从历史规律上看, 原料价格存在着周期性波动的规律。造纸企业购进原料成本影响着纸张的价格, 但对利润影响方面,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原料成本居高不下, 既有因成本加大影响企业利润的时候, 也有纸张价格随原料成本提高而水涨船高, 获取更多利润的现象。关键在于纸浆生产商、纸张生产商及终端消费客户三者在市场博弈中谁会成为强势一方。
2、投资热度与产能过剩的矛盾
造纸行业今年总的投资比较旺盛。1～8月共完成投资752.3亿元, 同比增长24.1%。目前, 一方面存在着部分产品可能出现阶段性过剩的风险, 另一方面行业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在投资热度与产能过剩这对矛盾前, 企业何去何从, 是考验企业家智慧的一道难题。
3、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矛盾
中央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比较完善。目前, 各地方政府对-产业政策方面, 有时还不够彻底, 甚至有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的地方。地方上执行中央政策的力度如何, 也将影响行业发展格局。
4、林地私有与集约经营的矛盾
国家实行林权制度改革, 极大提高了林农造林和管护林地的积极性, 长远看有利于造纸行业发展林纸一体化项目。但近期操作看, 林权下放到农户, 与林纸一体化要求的集约经营有一定的矛盾, 造纸企业要花费更大精力才能把林地集中起来经营, 企业建设林纸一体化项目的难度更大了。
5、先进装备与性能价格的矛盾
先进装备能带来行业的发展, 但先进装备的价格通常也比较高。随着行业的发展和成熟, 装备的性能价格比将成为引导投资的重要原则, 即企业希望项目的投入产出比要高。目前中国政府鼓励造纸装备提高国产化率, 在这一政策引导下, 国外、国内造纸装备企业都将努力提高性价比, 推动造纸行业的发展。
6、中国崛起与全球市场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