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融合

2024-07-24

思想融合(精选12篇)

思想融合 篇1

摘要:在泛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沟通者,也是行动者。如何达成更有效的共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恐怕要告别以往熟悉的线性叙事、宏大叙事、确定性思维的模板了,一定会进入互动的、碎片化的、充分链接的、彼此依存的叙事模式。从技术上来说,互联网解放了人,让人的自由表达在充分连接的网络结构下,获得自我组织。信息是流动的,意见是流动的,意义也是流动的。在今天的媒介营销环境中,内容、渠道、品牌、消费行为之间,很难找到清晰可辨的边界。媒介不再是售卖者,而是组织者、召集者、聚合者和导引者。虽然这一身份看上去还比较传统,但在不断流变的信息空间里,毕竟需要有一种秩序框架。但是切记,不能以为这是对媒介的某种赋权,媒介不能以此充当某种代言人。它只是一个平台,一个承载河流的河床而已。

最近5年,传媒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再度遭遇互联网的巨大冲击。接二连三的报纸关门、广告下滑、受众流失,不停地敲打着出品人、主编们的神经。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似乎已经预示着这个行当无可挽回的衰败:今天,传统媒体已经很难吸引大批优秀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曾经辉煌的行业中来。

很多媒介机构的决策者寄希望于新媒体。他们在新媒体上花费不菲,但收效甚微。今天,人们讨论的话题,已经不再是“媒体转型”的问题,而是“信息社会背景下, 什么是未来的新闻业与传播业”的问题。

与媒体转型相似的是2013年年初开始火爆异常的互联网金融。金融业与传媒业遭遇互联网洗礼的一个共性就在于这两个行当的“中介属性”遭遇颠覆。如果说,15年前互联网的风头是“去中心化”的话,近几年,互联网的核心词汇是“去中介化”,对金融行业而言,这个叫作“金融脱媒”。

在大家争执着应该称作“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的时候,一个名为“互联网思维”的名词异军突起,惹得口水不断。某位著名学者诘问道,蒸汽机时代有所谓“蒸汽机思维”吗? 学者言下之意是:“互联网思维”是个伪命题。也有行业专家认为,互联网尚不具备“颠覆”的能量,说到底它是“工具”;另一种观点则相对温和, 认为互联网虽然对传统行业改造有助力作用,但根本上还是相互补充,并非尖锐对立, 传统行业与新兴的互联网势力会找到某种相互补充的分界线,然后彼此相安无事。

问题没这么简单。

201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顺时而动》的研究报告。这份122页的报告由著名学者克里斯·安德森1、克莱·舍基2等人合作完成。该报告总体是对新闻业的未来抱忧思的姿态, 但它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新闻业需要重新思考,需要重新想象。正如被誉为互联网女皇的KPCB合伙人玛丽·米克3连续四年在其发表的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里“重新构想”都是关键词一样, 或许真的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媒介的立足之本、生存之道和发展之路的时候了。

要回答这一问题, 势必需要把眼光投向更加久远的历史。

一、诞生于印刷时代的媒体

古登堡印刷术是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迈进的重要标志。从古登堡印刷术之后,可以大致看到新闻业、传播业萌发、展现的脉络。被广泛用于传布福音、印制《圣经》的印刷术,很快在通俗文学、市井文化、地方小报、商业宣传品、政论文告中找到用武之地。

古登堡印刷术给现代传媒业到底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全民阅读与识字率的大幅度提升; 第二是整个文化逐渐完成了从口传文化(语音文化 )向书写文化 (文本文化 ) 的转变 ; 第三是产生了一个叫作知识分子的阶层。

全民识字率的提升对新教传播大有裨益。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核心就是“诠释教义”的路径不必经过教堂和教士。这一重要思想通过普通信众买得起、读得懂的印刷文本得以迅速扩散。同时,同一时期作为贵族阶层的拉丁文, 渐渐让位于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字,这是十八、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文化基础。由此,书写与阅读不再是修道院、教堂里神职人员的专利。书写和阅读的内容也渐渐超越了宗教内容,转而借由通俗小说、市井文化成为社会风尚的组成部分。

与中世纪或者古希腊时期不同, 那时的交流与传播(特别是大众交流与传播)基本停滞在口传时代(或者说语音时代 ),而文艺复兴之后则转向书写、文本时代。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语音文化与印刷文化在交流与沟通方式上最大的差别在于“论辩”让位于“沉思”。西塞罗式的雄辩往往体现为论辩者、论辩环境、听众的共同在场。酣畅淋漓的论辩,使得交流与沟通是直接的,是依赖于博闻强记、语言犀利、随机应变的。沉思则不然。书写文字使得阅读脱离了生产它的语境,使得叙事者和聆听者彼此分别处于不同的场景, 使得思维的展开从激辩的现场(甚至生活的现场)剥离了出来。用今天的话说,印刷文本实现了一次交流的“下线”。

进而, 书写和印刷文本催生了一个与中世纪宗教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再是宗教典籍、文献的辑录者、勘校者、诠释者和传播者,他们更加重要的身份是独立的生活感知者、文化书写者和思想批判者。他们将人性的探究和人的解放,视为自己肩负的崇高使命,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透视生活、倾诉情感,目的是探寻自然之终极、生命之本原、生活之意义。知识分子的这一角色成为印刷文明的重要象征。

不容忽视的是,交通和通信技术欠发达的状态,使得思想的传布、知识的积累需要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时空阻隔增添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加重了印刷文本的分量。时至今日,印刷文本赖以存在的技术理由依然是时空阻隔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等。对于知识体系而言,“先生产后消费”的模式渐渐形成。

媒介的基本功能正在于此。不论近现代传播业者对媒介的功能有多少种学说,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共有知识图景是媒介的职责。

其实,自19世纪中期以降,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已经成为商业势力和政治力量的代言人和同盟者。虽然,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观点,媒介是所谓公共领域构建、公共生活得以存在的重要支柱,但这一公共空间的态势,伴随着商业、政治力量的联姻,已经无可挽回地“世俗化”、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二、工业时代的媒体观: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的道德宣言

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其实是工业时代的媒体观。

工业时代的媒体观, 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完全一致的解释,其基本特征或可概括为:新闻专业主义+第四权力。新闻专业主义的提法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政党报纸滥觞和媒介商业化、煽情化,新闻专业主义兴起。至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孵化、实证主义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并于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4正式提倡媒介的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新闻专业主义秉持公共立场、超脱于党派和利益团体之上,以批判的眼光和专业的手法,捕捉新闻事件、核查新闻事实、报道新闻背后的真相。这一立场,被新闻从业者自喻为公共生活的“看门狗”,恪守“客观、中立、多元”的价值观。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并非行走在笔直平坦的道路上。随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商业社会的过度发育, 使得符号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特征。大众娱乐取代大众思考,商业机构和利益集团凭借“买单权”绑架媒介,社会热点、政治事件成为头条新闻的同时,也被设置成刻意安排的“演播室情景”,舆论的批判空间无形中被大大削减,新闻从业者主观臆断、隐性采访的滥用,以及过度拼贴和情景渲染, 使得新闻专业主义奄奄一息, 甚至名存实亡。

多伦多传播学派5的旗手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讯息”,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媒介权力”的护法,解读为媒介价值的无所不在和泛化。其实,在我看来,这句话说的恰恰就是“客观如实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破产”。当媒介本身(其结构、界面、手段、风格等)成为所承载的“信息”的有效组成部分的时候,试图在媒介本身和媒介承载物(即信息)之间做出区分,是徒劳的。“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已经不是可以“客观区分”的属性。说媒介具有“党性”“民族性”“人民性”,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媒介丧失批判功能, 社会公众和知识分子丧失批判意识,并不能从宽泛的道德沦丧、社会沉沦的角度去思考。这是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遭遇的深刻危机,并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呈现为“媒介立足之本”的挑战。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媒介话语方式的转变(其实这意味着媒介使用、媒介消费观的重大变化)略见端倪。

信息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媒介话语学会包容后现代风格,告别“浓眉大眼、端庄大气”的格式化话语。2006年,自由职业者胡戈创作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典型的后现代恶搞与反讽,它直截了当地解构宏大叙事的权威,以戏谑的方式表达意见,拒绝装模作样。第二个是博客、微博、微信的兴起,信息传播进入了“人人时代”。拿起手机,你就可以是目击者、报道者、传播者和评论者。第三个是大数据、云计算极大地改变了商业组织、商业活动的一般逻辑,铺天盖地“广而告之”的信息传达日益被精准推送、个性化定制所取代。由此对传统媒体“二次售卖”6理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与金融业面临“金融脱媒”的挑战类似,传媒业也面临“脱媒”的挑战。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具备创新精神的先锋企业,敏锐地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社会网络的先机,在“Social Business”(社会化商业)的大潮中尝试种种新媒体营销的手段和渠道。

但是,新媒体仅仅是营销手段的变革吗? 问题远没这么简单。新的媒介生产方式、媒介使用和消费方式业已发生巨大变化。采编、发行、广告,这种运作机制将媒介机构等同于一般的工业组织。尽管媒介机构具备独立报道的专业能力, 诸多负责任的媒介组织,也通过编辑、经营双头管理的架构,避免内容生产受到营业收入压力的干扰, 这种运作模式也被命名为“二次售卖”理论,即媒介的运营,首先将优质内容售卖给目标受众, 然后将有购买力的受众推送给广告主。这种“先生产后消费”的模式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此类似,受众的消费方式随着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兴起,逐渐步入“消费娱乐化”的境地。法兰克福学派重要学者马尔库塞指出,“受众”无非是媒介机构将“心理无知”强加给消费者。曾经扮演针砭时弊、教化大众、传承文化的传媒业,不得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快速变化的经济技术环境下,沦落为商业宣传、政治教化的同盟军。

从大的历史尺度看,媒体的社会功能经历了“勃兴与衰落”的过程。被誉为社会公器、正义良知的媒体,其“勃兴与衰落”的周期与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类似,也经历了一个兴盛、转型、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令人深思,其所揭示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脉络与互联网背景下公共领域的构建有着内在的关联。

三、再反思:公共空间的兴盛与衰落

1964年, 哈贝马斯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修订后的一本专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著作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从兴盛到衰落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 正是因为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得公共空间令人叹息地丧失了。

哈贝马斯认为, 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分界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蓬勃的发展动力。近现代媒体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对权力意志加以遏制。但是,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从生产驱动走向消费驱动 ,资本财团与工业寡头合力一处,既作为媒体的“恩主”,又大肆并购新闻机构、驾驭喉舌,批判精神从此消失殆尽。尽管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对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媒介从业准则(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发布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普利策奖的设立(1917年)也试图挽救媒介的良知,社会对此也饱含期待。但是,伴随着丰裕社会的到来,消费主义、娱乐化大行其道的时候,媒介总体上成为这个社会的取景框,成为营销者的“榨汁机”7。

蒙太奇手法、电视肥皂剧、重金属摇滚已经成为社会景观的装饰物甚至底色。数字化之后,500个电视频道、人人都是记者、消费者自行生产内容,这些极度膨胀的内容令一切装模作样的说教、宏大的叙事显得 滑稽可笑 。这是一 个很难正 经起来的 时代———虽然正经的事情依然存在。

与哈贝马斯不同,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公共空间的复兴寄希望于“复数的人”的行动,而不是“单数的人”的沉思。在阿伦特看来,“复数的人”其实就是注重“他人”的存在、注重个体与他者关系的存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笛卡儿经由康德、黑格尔以降的哲学思想,将个体、个体的解放视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工业资本主义发育以来的现代科学诸多学科对人和人性的基本假设都围绕笛卡儿主义给出了“主客两分”的观点。比如:经济学假设资源稀缺, 自利人的自利行为客观上可以增加整体福利(亚当·斯密);社会学假设可以通过牛顿力学的基本概念理解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孔德);政治学假设权力源于契约, 君王的正当性在于全民信托(霍布斯);伦理学认可道德情操是可以思辨并加以逻辑导引的(斯宾诺莎8);科学主义就更不必说 ,认为只要假以时日, 人类依靠理性就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知识的完备体系(拉普拉斯9)。

新闻学其实也不例外。虽然新闻学还不过百年历史,是个年轻的学科,但只要看看这个学科的课程设置,就可以发现很多匪夷所思之处。这里简要讨论三点:其一,新闻与传播的含义交替使用;其二,广告学和公共关系、大众传播成为新闻学院的基础学科;其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哲学等基础学科,只是需要学习的知识单元,而不是特定的学科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难怪新闻业界有“新闻无学”的慨叹!

如此的新闻学架构, 其立足之本实则是工业时代的新闻观:将新闻视为工业社会的一个行当、一个门类, 秉持进步主义、科学理性和客观公正的价值观, 认可宏大叙事的权力, 坚持社会公器的正当性———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可疑的。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点尤为明显。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 为反思、批判工业时代的新闻观、媒体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宏大叙事的解体,即任何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示某种真理的叙事方式,任何宣称道德优裕感的独特地位,都是可疑的。第二,作者权力的消亡。任何文本的意义构建,都不是事先完成的,都是所谓作者与读者所共同构建的(罗兰·巴特10)。进一步说———第三,意义的延宕。可以清晰辨认的所谓意义都将遭遇德里达11所说的延异,即“意义的推迟呈现”。

从这个角度说, 媒介的立足之本其实与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有关。传统看来,意义是可以像工业品那样,预先灌制在啤酒罐里,消费者只要买回去,打开它,就可以像喝啤酒一样,消费凝结在作品、文本中的“意义”。这种“先生产后消费”的媒介生产,在互联网时代遭遇了彻底的颠覆,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四、意义共生的时代

我们迎来了一个彼此依存、共生演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叫作“互联网+”。

通过互联网, 人们享受交易的便利、资讯的迅捷、游戏的乐趣和社交的新鲜,互联的世界让人们感受到陌生人的存在,感受到哲学上他者的分量、意义和价值, 感受到开放空间中彼此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相互抵触、相互不适应。

这只是表象。对于习惯了确定性世界的当代人而言,互联网在日益改变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在悄然把思想的根系越扎越深。我们围绕意义的生产来说,工业时代看待意义问题有两个假设: 一个是确定性假设, 即相信这个世界是确定的; 另一个是理性假设,即相信意义可以通过理性揭示出来。与秩序观念类似,如果说秩序是这个世界的表征的话,意义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存在感的直观佐证。

从文本学、叙事学的角度说,意义是凝结在文本与叙事中的。此种观点将意义视为独立于传播者、受众的客体。早先信息论的思想基本如此,比如香农的信息论,针对信息传达的方式、路径建立模型,认为信息是一个经由信息通道的编码、解码过程。这种观点迄今主导着人们对信息及信息中凝结的意义的理解,这其实是个误会。

什么是意义? 简单地说,意义是某种主观感受,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共相、共鸣。意义并非简单地被符号编码,注入管道,传递给接受者。信号理论比拟电子信号传递的观点,认为高保真度、降低噪声是信息提纯的必要手段和追求。这一思想投射到新闻学、传播学,就是挖掘事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人们看待意义的生产与消费, 完全比拟于信号与噪声的隐喻,这是成问题的。

意义的创生是基于关系、基于交互的。意义并非事先生产,并非说意义与交互前毫无关系,而是说意义是“双边”“多边”关系的度量,而不是单边的诠释。

意义的存在方式,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微粒,也不是化学意义上的单体或者化合物, 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活体”。意义不可能剥离于语境而独立存在。这一点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反驳。

意义的呈现方式,不是书写、不是绘画和音乐,而是对“不可言说”的言说。这里就有了三重含义:其一是意义的表达终究是权宜之计,总会面临不得当、不完全之虞,意义是模糊的。其二是意义的表达总是在交互中完成的,不存在独白的意义,任何“取景框”“机位”“摆拍”都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这其实也是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原意。其三,意义的指向,不是任何确定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内心感受。从这三点看,信息环境下的意义,勉强借用传统术语划分的话,有三个层级(这是勉强划分的,实际上这些层级是相互缠绕的):其一是符号层,即香农21信息论指出的符号的意义。其二是语义层,即索绪尔31所区分的能指和所指。其三是皮尔斯41符号论的“三元说”,即认知活动、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但这三个层次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终极问题”的信仰。这种对终极问题的信仰,背后其实是确定性的世界观。

对意义的追寻,最后转化为确定性的信仰,并进而演化为福科所说的“权力的诞生”。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意义观与秩序观的“底座”,即对可重复、可预见事物的终极关怀。这一思维进路其实有着深刻的生理学背景。

近些年,认知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的交叉日益活跃,为我们理解人的认知过程、意义的构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比如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斯佩里(Sperry)提出,人的大脑结构其实具有更加古老的进化痕迹。从遥远的进化脉络看,人的大脑结构长期以来稳定在数百万年中生代、新生代时期。人类的脑容量就此定型,此后并无大的变化。这就是说,人脑的状态在远古时期就基本没有进化的可能。我们今天在短短万年之内,进化出所谓高度发达的文明,从大脑的角度而言,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表征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采集、狩猎时代长成的大脑中发育出如此复杂的后天结构。

对这个后天结构的研究, 神经生理学家发展出了三种大脑的解释体系:一个是左脑和右脑15;另一个是大脑新皮质和“三位一体”的脑组织61;还有一个是在前两个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大脑划分为上半脑和下半脑的“全脑模型”71。在这些脑结构之外,还有一个认识, 就是把人的大脑划分为快脑和慢脑(卡尼曼18、西蒙19)。卡尼曼认为,人脑的快慢划分,其实是同步存在、同步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对于突破笛卡儿思维的两分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意义的解读、诠释和感知,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这意味着意义的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前面所言,意义不再是预制罐装式的,意义是共生的,是与关系交互共生的状态,它不能再从共生关系中剥离开来,它的生命内嵌在关系、交互中。

五、传受合一:新媒体的立足之本

媒介遭遇互联网的重大挑战, 从印刷机开始就如此。19世纪电报、电话,20世纪电视的出现,都体现为这种手段和工具的变革。媒介的立足之本并未受到挑战。互联网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互联网挑战的并非是传播管道、传播手段、呈现方式的问题,而是媒介的立足之本:作为意义构建和传递者、诠释者的媒介,它还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吗? 如果有,那是什么?

理解传受合一, 我们需要简单看看工业领域的一个说法“产消合一”(Prosumer),这个说法是一个生造的组合词,来自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

“产消合一”是什么意思 ? 简单说 ,我觉得有三层。第一层,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划分将日益消弭。这是标准化、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终结,是个性化生产的开启。可能你会觉得,大规模、标准化还是需要的吧———需要,但不是今天这个存在形态。消费者会在生产的前期就介入生产,消费者有能力、有途径介入生产。第二层,是工作形态的变迁。人与组织之间的雇佣关系将转变为合作、联盟关系。我们不需要终生服务于同一个雇主, 甚至今后雇主这个词也会消失。我们都是合作者。第三层,组织方式会从“他组织”转向“自组织”。没有哪个组织会追求传统的百年老店,你有什么理由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呢?

与“产消合一”的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一定是新的产权体系、新的交易体系、新的组织形态,以及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社会行为准则。那种占有式的经济假设、自私的个体假设,将让位于信息丰裕时代的合作。

在这种情形下,出版业、新闻传播业需要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焦点并不是你是否掌握技术的主导权,反思的焦点应该在媒体的“立足之本”。

传统出版业和新闻传播业认为自己存在的理由有三个层面:其一,它肩负着信息中介的作用;其二,它肩负着报道真相的使命;其三,它承担着公平正义的责任。坦率地说,这三点我觉得今天看哪一条都缺乏支撑。新闻媒体出现的机遇是信息不对称。在古登堡的年代,少数精英掌握着知识的生产、传播、诠释的权力,大众识字率很低,阅读率也很低。识字水平、地域限制、获得成本高昂, 以及缺乏足够的传播渠道,都是媒介这个行当存在的理由。更不必说,新闻机构在众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推动下,日渐成为构建公共空间、平衡利益集团的重要力量。事实上,这种平衡机制的存在,一方面是历史的机缘,另一方面也是权力的合谋。

今天看来, 媒介存在的理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颠覆。首先,中介的作用大为萎缩。媒介已经不可能充当目击者、现场报道者,从技术上来说,你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在第一现场。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其次,媒介所谓的“事实真相”其实是传统工业思维下的媒介理念,是确定性思维在媒介中的折射。再次,谈到社会责任的时候,恐怕更是落入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的境地。你不可能占据一个道德的高地,然后对这个充分互联的世界指手画脚。

从技术上来说,互联网解放了人,让人的自由表达在充分连接的网络结构下获得自我组织。信息是流动的,意见是流动的,意义也是流动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的相互渗透, 带来了新闻出版业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五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是受众和生产者、传播者的关系。借用前面“产消合一”的概念 ,我们可以说受众、生产者、传播者将出现“合一”的状态,我们称之为“传受合一”。第二是“格式”的变化,也叫多媒体化。文本、视频、音乐、图像,都可以自如地彼此镶嵌在一起,组成“富媒体”的呈现形态。请不要小看这种格式的变化,它意味着生产者的叙事方式已经从线性叙事、完整的故事叙事,转为非线性叙事、情景叙事、视觉叙事。第三是媒介的分发渠道发生了变化。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使得“随身携带”“贴身”的媒介传播成为可能。界面已经不是传播者定义的, 而是传播者与受众共同定义的完全个性化的界面。第四是内容的生产方式。我们作为新闻传播业未来的从业者, 你一定要理解“边生产边消费”的重要性。任何文本都是未定型的、待定的、开放的文本。意义不可能固化在文本中,它作为张力结构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互之中。这个就是互文性、间性。第五是我们需要理解媒介机构的存在方式,以及它的生存之道。前面提到过,传统媒介的经营奥秘在于二次营销, 即把优质内容售卖给受众, 然后把优质的有购买能力的受众售卖给广告主。然而在今天的媒介营销环境中,内容、渠道、品牌、消费行为之间很难找到清晰可辨的边界。媒介不再是售卖者,而是组织者、召集者、聚合者和导引者。虽然这一身份看上去还比较传统,但在不断流变的信息空间里, 毕竟需要有一种秩序框架。但是切记,不能以为这是对媒介的某种赋权,媒介不能以此就充当某种代言人。它只是一个平台,一个承载河流的河床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的传播空间不单是要跟文本、内容打交道,它要满足与各种难以确认身份、难以刻画面孔却又个性十足的人进行交流的需要。未来的传播空间要跟交易、交换、交往产生重叠,交织在一起。传播空间、交易空间、交流空间、交往空间彼此会相互嵌入、相互渗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局之变。

传统媒体要从传统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转变成新的媒体生产与消费方式, 这中间应该走怎样的路径? 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就拿Web 2.0来看,它最早的萌芽是从电子公告牌(BBS,以下统称为BBS)开始的。BBS可以随时发布信息,开设聊天室、讨论组,网民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彼此“对表”,进行“会意”的训练。博客、微博、微信兴起之后,内容碎片化了,时间碎片化了,注意力也碎片化了。碎片化的过程,有人感到忧虑,但更多的是逐渐地接纳、理解并乐在其中。

Web 2.0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消费者 ,实现网民的赋权。[1]消费者有了自主发声的可能,消费者有了自己独立的风格、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文本、内容,甚至意义的生产。Web 2.0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新鲜体验呢? 第一个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已经不是物理上的概念, 即没有一个中心节点, 而是社会学的概念,没有一个威权节点的意思。第二个是共同创作,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边界消失了,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广泛混搭。第三个是它可以重新聚合。内容生产和消费不再是注入式的, 而是聚合与消散同时存在,而且是快闪式的快聚快散。很多人观察到网络有这么一个特点,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就担心网络真的捉摸不定而且没有“常性”。这是个习惯问题。沉淀、积累、下降,并不是“消失”。某些东西退出人们的视野,其实是人们固有思维观念的错觉。这只是记忆在人脑、社会记忆和网络记忆之间的重新分配。

六、结语

互联网是千年大事。它不仅仅是生产力革命,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变革,更不是效率提升。媒介从业者们,如果不能超越两分法,超越确定性,就无法从更高的纬度看到这幅绚烂的历史画卷, 就会纠结于非此即彼的痛苦中,就会坚守其实无法坚守的地盘。

在泛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沟通者,也是行动者。如何达成更有效的共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恐怕要告别以往熟悉的线性叙事、宏大叙事、确定性思维的模板了,我们一定会进入互动的、碎片化的、充分链接的、彼此依存的叙事模式。反讽、拼贴、恶搞、混搭,是创造力的源泉,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必须放弃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学会接纳不那么确定、不那么绝对也不那么单一光谱的结论。

目前来看, 我们其实还处于Web2.0的消化期。真正到了云媒体的时代, 它才可能变成2.0的状态。这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基本思维模式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对隐私的态度,我们对财富、合作、情感的理解,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而是彻底地舒缓下来。我们并非致力于彼此说服对方、教化对方,因为我们不指望这个世界存在“一致同意的真理”,我们变得越来越默契,我们接受更多的“会意”,学会了“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02语)在互联网上。

[注:本文根据曾发表的两个版本改编而成 ;完整版刊载于2015年1月出版的《信息经济:中国转型新思维》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信息社会50人论坛编著,p53-66,约21800字),原题为《传受合一:信息时代的媒介变革》; 简版 (约4000字稿) 刊载于2014年8月30日、9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 ,分上、下两篇发表,题目分别为《什么是信息时代的新闻与传播业》《传受合一:新媒体的思想基石》。本文部分注释材料选编自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相关条目。 ]

思想融合 篇2

摘要:以媒介素养教育为视角,研究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应对,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的新思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一种传播活动,与根植于传播学的媒介素养教育在目标指向上一致、在内容上优势对接。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诉求、整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改革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可以作为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的突破口。

关键词:媒介素养;思想政治理论;困境

信息数字化、媒介网络化、传播全球化引发的信息革命,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介及其传播所携带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消费行为,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思想道德素质。环境是思想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重要条件。如何面对网络新媒介所建构的新时空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必须直面的课题。

一、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面临的困境

“随着人的生活日益依赖于网络,网络技术架构已经深深嵌入到现实世界之中,成为人的生存环境不可或缺的基础架构,因而也成为人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要素。”[1]这种新的时空环境,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带来创新机遇的同时,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面临新的困境。

1.“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削弱“把关人”的作用,教育者的“话语权”受到冲击。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教育者所拥有的知识量和知识范围及层次等处于一种主动、主导的优势地位,可以直接对学生的学习内容、知识掌握以及对社会的认识等进行“把关”。网络“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使教育者的信息优势和“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遭到削弱,进而使得传统教育环境下掌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教育者的主体优势受到冲击和制约。

2.“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制约信息的权威性,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受到误导。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教师在教学中易树立权威,得到尊重。随着web2.0技术的深入应用,用户的角色有了巨大的转变,开始在信息的生产、共享和传播方面拥有更多主动权。由于碎片化制约了信息的权威性,加上大学生信息辨别能力的有限,海量的、良莠并存的信息会使大学生思想意识混乱,无所适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网络话语霸权,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文化渗透,他们通过网络等主要媒介推行其文化扩张政策,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实行话语控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以电子文化为表征的大众文化,使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生活理念和价值观成为主导当代文化的核心力量。[2]喜欢新鲜、刺激而认知、辨别能力不强的大学生极易被信息垃圾所污染,价值取向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被误导。

3.“即时交互”的传播方式消解主客体关系,传统教育模式受到挑战。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教师是主体,居于主动地位;学生是客体,处于从属地位。教育模式沿袭“我讲你听,我说你记,我点你背”的单向线性传播,缺乏及时的互动交流,难以进行针对性的思想引导。这种模式强调灌输现成的知识,比较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但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网络时代,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在网络环境下向主体间性转向。“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所实现的就不是人(主体)与网(客体)的认识关系,而是人(主体)与人(主体)的关系。而这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S-R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双向互动、互补关系,即一种以互联网为中介的新型认识关系。”[3]网络环境大大降低了大学生的受制性,对强化式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二、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在联系

媒介素养是指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公民辨别媒介传播内容的能力和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同时监察和改善传媒,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都属于“做人”的教育活动,其教育目标和内容都包含培养能够适应社会生活、成为和谐发展的高素质的现代公民。

1.二者在目标上指向一致。网络媒介的出现,不仅实现了信息在全球范围的传递、流动和共享,而且也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本身虚拟性空间浓缩、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的隐匿等特点,它在使现实主体性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却又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主体性畸变、主体批判性的缺失以及主体性的被奴役。”[4]如何重塑网络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就成为了时代的重任。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大众传播形态的变化以及青少年在新媒介传播中主动性的增强,西方国家已经逐步抛弃了保护青少年抵御媒介不良影响的教育理念,“批判意识”,“民主参与”和“主体发展”等理念逐步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人的现代化研究表明,人的现代性是国家获得现代化的基础,而媒介素养有利于媒介社会中具有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的培养。提升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当前国际媒介素养培育理想公民的终极目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培养大学生辨别是非、自主选择和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从而充分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增强实现“中国梦”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等,成为高度自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二者在内容上优势对接。重视公民意识教育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通过媒介教育这个纽带,增进公民知识、培养公民意识、锻炼公民技能、磨练公民品性,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5]美国学者和素质教育专家瑞妮霍布斯总结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教育:一是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二是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地、负责任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6]“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大课题。尽管公民意识教育并不是一门独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质就是教育和引导学生“怎样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基本的公民意识。而且,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民意识教育资源,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关于“三德”的基本要求,就是引导大学生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未来的工作中做一个好的建设者、在家庭生活中做一个好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要求等,都向我们展示了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基本目标和具体内容上互相交叉与交融,二者的结合是有机的、相互促进的。把握好二者间的内在契合性,无疑是突破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困境,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的新思路。

三、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要善于借鉴传播学理论的成果,积极探索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机融合。

1.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诉求。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会人们从铺天盖地的媒介信息中挖掘真、发现美、选择善。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不仅是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媒介素养的核心内容。媒介素养包含三种能力:一是对媒介根本属性的认知能力。“拟态环境”理论告诉我们,“这种信息环境并不是对现实环境的全景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7]这也就是说,媒介具有反映现实和建构社会现实的双重功能。由此可知,媒介带给人们的一方面是知识、信息;另一方面可能是错误、假象等。加上人们缺少对媒介事件验证的时间和机会,因此,常常把媒介中涉及的事件、场景当成真实情形。媒介素养强调大学生必须清楚地认识媒介再现现实的根本属性,了解信息的制作流程,理性辨别媒介真实和社会真实。二是对媒介理性批判的解读能力。所有的媒介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含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利用媒介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就成为了一些国家推行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媒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商业利润的载体和催化剂。媒介素养的提高,可以帮助大学生理性地辨别、解读媒介中屡见不鲜的负面信息,提高个人“把关”能力。三是运用媒介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了解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大学生了解信息对自我的意义,学会利用媒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培养健全的人格,促进自我的发展,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据此,我们可以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来设计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诉求,即在媒介社会发展节奏中实施教育,在满足大学生个体成长需求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上实现教育目标。具体可设计为:以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网络问题为主线,在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网络、利用网络的过程中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2.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整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媒介素养教育有两个层次:一是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二是掌握与媒介交往的技能,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第一层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将尽可能地减少媒介信息对我们的负面影响,第二层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将进一步提升我们利用媒介的水平并从中获益。[14]媒介素养教育在帮助大学生塑造“知性”与“德性”方面的作用显著。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促使大学生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为人格化力量,合理控制自己的媒介行为。其主要内容是使大学生明确:媒介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有机的、也是特殊的组成部分,如现实社会道德一样,必须明确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一切媒介行为必须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通过舆论、信仰、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调控手段,贯彻公正、平等的媒介素养理念,与传播法规和技术控制互为依托,从而形成媒介素养的伦理规范体系。据此,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要求我们坚持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技术至上的观念进行反省。具体而言,可以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整合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内容,形成三个层次。第一,了解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对大学生发生影响的机制和效果,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体验和认识网络在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培养正确的网络道德观与网络参与能力;第三,在参与网络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中,掌握诸如《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规范,做具有法律意识、维护法律权威的合格公民。

3.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改革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利用媒介促进自身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现代社会要求人们摆脱对媒介的过分依赖和盲从,培养创造、开拓精神,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人们的素养,而素养的提升不仅依靠外在的教化方式,更应该注重“内化”养成。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实现学生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让学生身临其境,在“使用与满足”中快乐地探索和锻炼,才能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借鉴媒介素养的教育模式,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树立主体间性教育理念,多采用情境式的对话教育策略。实践表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情景模拟式教学法,学生能成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则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和技能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景、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的认知工具。[8]这种教育策略对教育者的媒介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的教育能力,努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又有较高媒介素养的跨学科的师资队伍,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张再兴,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丁和根.后现代与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J].江苏社会科学,,(6).

[3]孙玉祥.“网络时代”与人的存在方式变革[J].求是学刊,,(1).

[4]陈胜云.网络社会的主体性危机[J].现代哲学,2001,(1).

[5]陈苗苗,檀传宝.国际视野下媒介教育促进公民教育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6).

[6]ReneeHobbs.TheSevenGreatDebatesintheMediaLiteracyMovement:Circa2001[EB/OL].http://www.medialit.org/reading_room/article2.html.)

[7]郭志法.信息过载与媒介素养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篇3

【摘要】 从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异同点的分析出发,探讨了二者在性质、范围、方式、目标和方向上的共性和个性,进而归纳出二者相互融合和创新的路径,即价值上的融合、方式上的融合、内容上的融合,以及组织上的融合。

【关键词】 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创新

由于传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和载体。而企业文化恰恰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因而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把握二者关系,实现企业文化的现代气息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相互融合,对我国国有企业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文化建设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

(一)性质不同。企业文化建设是以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为基础,具有明显的经济性,本质上属于市场经济范畴;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巩固发展政治经济制度开展的政治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和思想性,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

(二)范围不同。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形成思想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其基本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企业和企业的每一名员工,强调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而企业文化则是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下,企业依据各自的实际经营情况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感,一般只适应于本企业。

(三)方式不同。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持久性,其注重通过企业管理者的宣导,以及员工的自我学习和自我体验等,逐步认同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员工进行有效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一种有目的活动,其主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方式,如深入宣传、教育、谈心、疏导、激励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员工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实践中,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共性。表现在:

(一)目标相同。二者都强调“以人为本”,以重视、理解、关心、凝聚、激励员工为核心目标,强调通过思想和精神作用促进员工形成正确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而有效引导员工行为,协调内部人际关系,树立团队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投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凝聚力推动企业发展。

(二)方向相同。二者都属于意识形态,都必须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由于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形成的,因而必然受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这同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虽然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从理论上看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二者之间不能简单的等同,但是实践中二者又密切联系,具有鲜明的共性基础。从辩证法的观点上看,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由个性和共性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关系。表现在:企业文化可以在更大的领域内为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中提供的观念、价值、精神表现的形式与载体,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有个性、针对性和时代感;而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则能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表达方式,为企业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政策导向。只有通过正确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动力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企业文化建设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路径

(一)价值上的融合。在推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的正确方针。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国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企业文化作为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已被世界优秀企业证实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同属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在各自领域内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文化建设则代表了企业管理的创新。因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虽然有许多异同点,但二者均不可偏废。

(二)方式上的融合。由于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目标和工作对象具备高度一致性,只是在采取的方式存在差异。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要注重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灵活方法,如实践锻炼法、榜样教育法、形象教育法等,有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中,使企业文化建设更富有活力,更注重实效,不仅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主动影响员工,还能通过寓教于乐、榜样示范等方式被动影响员工。

(三)内容上的融合。由于企业文化建设提倡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而思想政治工作则强调集体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因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将思想政治工作所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作为员工的引导教育,将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勇于创新、诚信经营,团结协作、恪尽职守,崇尚科学、善于学习,自尊自爱、文明高尚等贯穿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始终,使员工真正把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使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真正成为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培育新型职工队伍的过程。

(四)组织上的融合。由于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性质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员工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糅合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矛盾,因而需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企业制度作为处理矛盾的依据,这是探索二者相互融合的组织保证和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一基础和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就会变成有名无实,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将会随波逐流。我国许多大型企业集团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组织建设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企业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推进,而且设立了企业文化和党政建设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三、企业文化建设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一)以诚信经营和团队精神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诚实守信和团队精神是现代优秀企业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将其形象化为企业理念和职工行为规范,不仅符合思想政治工作所倡导集体主义精神,也符合爱岗敬业的基本工作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经营者的诚信问题和企业经营的凝聚力是关系企业家成长的关键所在,其不仅对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在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以良好的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团队协作作为建设的基本点,牢牢树立符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二)以国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作为有益补充。国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对我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我们应当以“三个有利于”为衡量标准,对其方法、原则、经验、内容等方面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式,有区别的对待。这不仅可以使得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工作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不断保持与时俱进的时代感,而且也有利于通过研究国外企业培育、塑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历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朱耀斌.不同体制文化视域下的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比较研究.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6):36~38

[2]左洪,刘小容.企业文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8(4):187~159

儒家思想与中国电影的融合 篇4

早些年一提到中国电影,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中国功夫, 中国电影在进入到世界影坛的确是最早依赖于中国功夫对于外国观众的吸引, 影视工作人员也更多的在片子当中用大手笔和大篇幅来描述中国功夫的华丽和神奇, 而没有深度挖掘中国工夫所包涵的深刻中华传统文化思想。随着我国电影事业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也逐渐开始在我们的电影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儒家经典思想, 这种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也使得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形象由原来的小丑变成了一位老成持重的智者, 地位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不得不感谢我国电影工作人员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深度挖掘和良好渗透。

一、儒家入世忧患思想与电影写实主义的融合

忧患意识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论语·述而中说道: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徒,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孔子以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当成其忧患的全部内容, 而孟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阐述了其忧患的思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千古佳句流传至今。易传·系辞中也提到:“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些儒家经典无不包含着作者的忧患意识和忧患思想, 而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如杜甫、范仲淹、白居易、顾炎武以及林则徐等等, 都在其流传后世的论著中强调了忧患思想。而中国电影在早期发展的时候正是中国封建历史刚刚结束, 新时期刚刚建立的动荡时期, 也是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最为屈辱和衰弱的阶段, 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无不渗透着自强和振兴的思想, 这与中国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种忧患情怀在动荡的时代演变成了一种担当情怀, 中国电影在如此动荡的年代也负起了其应有的号召责任。号召中华民族儿女奋起抵抗, 不做亡国灭种的历史罪人。这个时期中国电影逐渐的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 开始与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以及“家天下”的士大夫情怀逐渐产生了共鸣。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写实主义主要描述的是中国人民悲惨的生活以及奋发救国的曲折道路。这个时期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则更多的将关注放在了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上层社会虚荣心得批判之上。社会的不同导致了两种本该相同的事物走向了两个方向, 这个时期的《孤儿救祖记》曾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轰动, 导演在片中浓重的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内涵和价值取向, 也在整部影片最终升华部分浓重的渲染了忧患思想。电影中最终主人公拿出资金兴办学校, 让贫困子弟能够得以受到教育, 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当时动荡中的中国最为根本的振兴之路, 就是兴办教育, 少年强则中国强!

二、儒家教化思想与中国百年电影发展的融合

文以载道是中国儒家经典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所谓道是指为人之道、处事之道。这其中无不包含着儒家思想对于真善美的弘扬, 这是一种博大的教化思想, 纵观儒家经典论著以及后世儒家知识分子的论著无不包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 这种教化思想深深的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在电影这种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之后, 其宣传和影响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重视, 而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电影也深深的受到了中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宣传和教育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在电影发展早期动荡年代, 电影工作人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教化民众自强救国。在近些年电影发展中, 电影工作者则更多的是通过电影的宣传和教化来树立民众的公德心。在经历了改革开放飞速发展之后, 我国经济和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们感叹物质生活惊天的巨变之后, 也不难发现我们公众的道德水准已经濒临于破产的边缘, 这是时代的悲哀, 也是民族的悲哀, 这个时期电影再一次的与儒家思想走到了一起, 一种兼济天下的博大的教化情怀涌上了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心头。

三、儒家理想人格内涵与电影英雄主义思想的融合

儒家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圣人、君子、贤人的人格标准也是儒家士大夫极为推崇的追求标准, 而这种理想的人格内涵和标准也对我国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两种人物的人格标准也越来越相同。以往国内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往往表现的是个人能力极为出色, 身兼重任拯救世界, 但是近年来国内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更多是趋于平民化, 不再是不可染指的神而是普普通通的人。这其中更多突出的是英雄人物人格魅力以及思想的伟大, 这与儒家思想中君子注意个人修为的精神不谋而合, 这是电影发展与儒家思想完美的结合。另外由于当代电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产业存在, 其更多是肩负着一种宣传和引导的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当下的国情需要, 国内电影塑造的英雄人物以及描述的社会事件更多是在恢复民众的公德心, 树立道德榜样, 劝解和引导民众走向正确的价值取向, 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同时也是国内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

同时国内电影英雄人物的平民化也使得电影发展获得了更大的群众基础。随着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 国内民众对于精神文明的追求越来越苛刻, 这对于电影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80年代初期西方灾难影片风靡全国, 国内民众看惯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反观现实, 我们身边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英雄, 而是一个能够给予我们民众最亲切关怀和最体贴帮助的人物。像近些年来拍摄的很多电影, 其中主人公通过事件的经历, 更多的反应的是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 而主人公在其中也是秉承道德的传统去为人和行事, 这样的人物并没有拯救世界的神力, 也没有面对灾难过人的能力, 但是他们却有着平凡的经历和最为真实的生活, 让观众看了之后觉得异常贴切, 而围绕他们所产生的事件也让观众受益匪浅, 这些英雄任务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儒家思想的君子精神, 是一种严于律己、仁爱天下的大爱精神, 这样的英雄任务较比于那些神力无穷的英雄要更加出色也更加能被国内观众所接受。

四、儒家思想“天下”的思想与中国电影的融合

“天下”的概念是儒家传统思想中士大夫为人律己的最高境界, 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正是我们当代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国内青少年民族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异族文化的崇拜和追求, 而对本国文化的漠然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感到了莫名悲哀。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改革开放初期, 西方思想和文化涌入中国, 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沉闷被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欢快明亮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思想, 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这种思想的蔓延使得很多年轻人失去了“天下”的思想, 也就是当代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目前国内移民潮仍在席卷, 越来越多的富人选择国外定居或者是持有国外身份在国内发展, 这种民族意识的缺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作为电影工作者对于儒家“天下”思想的传播是我们应该负起的历史责任, 也是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而当前电影中所描述的民族历史题材又过于轻浮。例如对宫廷历史剧的描述则往往局限于后宫争斗, 对于同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却反映的很少。这是民族意识的缺失, 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儒家思想中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和推崇。在民族意识日趋淡薄的今天, 我们电影工作者需要通过对这种有深刻历史责任感的士大夫的描述来唤起当代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这对于我们祖国的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五、结语

电影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 在我国发展已有百年历史, 从第一部国内自创的电影到今天的每一部电影, 其中都深深的印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 其对于中国电影发展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儒家传统思想不但为我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拍摄题材, 也为电影向着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沃土, 近些年来国内带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影片在世界影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使得我们更加坚信, 中国电影与儒家传统思想的融合是我国电影事业迈向新高度的必然途径, 也是电影工作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的最高表现。

参考文献

[1]陈犀禾.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2]胡海.儒家思想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研究[D].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2.

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篇5

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历史传统、共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企业的意识形态,企业领导者把这种文化融入企业管理中,以解决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就有了企业文化。如何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是摆在我们新时期党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广大干部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之有机的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是我们在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结合企业文化建设和其他实际工作,真正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放在一起,多办实事、好事,才能把企业的工作目标转化为干部员工的自觉工作的动力,形成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搞好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合过程中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是企业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号召广大员工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要依靠自己求

1生存、求发展,要有危机意识和创业意识。二是强化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随着改革的深人发展,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切资源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不具备一流的人才,就不会产生一流的企业,就不会拥有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为本,融入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思想,通过育人,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三是提高领导素质。领导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没有企业领导创造和倡导企业文化,就不会有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领导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创新能力,还要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全面的文化知识,以及竞争意识、风险精神和民主作风。四是提高员工素质。员工是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其素质的高低对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如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的素质呢?首先,端正员工的劳动态度,使其认识到劳动是自己的权利,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劳动是精神和道德的体现。其次,重视知识和创新,尊重科学和技术,使员工把精力放在钻研业务、提高劳动技能上。再次,提高员工的群体意识,使员工之间能体现合作精神,相互间真诚地尊重和关切。第四,强化员工的自我意识,使其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不事事仰仗他人。这种意识会有助于形成“你追我赶、奋发向上”的群体氛围。

二、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营管理

工作中

(一)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共同推动企业整体素质提高上。围绕增强以企业的市场应变力、创新力、员工学习力为核心的整体素质,努力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推动员工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为公司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加快发展步伐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共同促进提升企业整体形象上。充分发挥思想工作所具有的队伍优势、阵地优势和渠道优势及机制优势,使之与实施品牌战略结合起来。

三、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做到相辅相成,整体推进

(一)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把好方向,从而更好地推进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建设,培育和弘扬企业精神和企业价值观。大力弘扬企业精神,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了保证。

(二)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动力,从而更好地推进企业文化行为层的建设,规范员工行为,提高员工素质。坚持以先进的思想武装人,以良好的形象带动人,以严格的制度规范人,使员工形成良好的行为模式。深入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引导员工群众树立爱岗位、爱专业、爱公司的集体主义观念和主人翁责任感,不断提高员工的岗

位技能,增强广大员工爱岗敬业的意识,激发其投身二次创业的热情。

(三)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优势,从而更好地推进企业文化物质层的建设,为打造品牌创造条件。一是抓好企业文化传播网络的建设,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加强企业的文化宣传阵地建设。二是抓好生产、工作环境和员工生活环境的建设,对内提高员工的光荣感、自豪感,对外展示企业的形象和实力。三是抓好统一协调、形象鲜明的企业标识、标志的建设,为导入形象策划创造条件。

四、在工作运行中互相促进,确保同步推进,落到实处

(一)通过目标激励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坚持用企业发展的愿景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远大目标,教育员工,激励员工,把广大员工的思想和意志统一到加快企业发展中来。

(二)通过领导带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由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开展企业文化创建活动。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发挥先锋模范,争当时代先锋”等活动。

(三)通过典型引导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结合企业二次创业的实践,积极挖掘、培养、选树能够体现企业精神的典型群体,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形成浓厚的学赶先进的良好氛围。

(四)通过载体互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一是通过组织主题实践活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探索群众喜闻乐见,富有生命力的各种形式和载体。二是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根据广大员工群众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充分发挥各种文化设施的功能和作用,经常性地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让员工在工作中体会到劳动的乐趣、感受到团队的凝聚力,让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理念,与企业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在培育企业文化观念的同时达到员工思想观念的统一,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所在。

在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中,没有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但是很重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我们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学会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发挥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探索精神,在企业变革的新形势下,把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在一起,探索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作者单位:**公

思想融合 篇6

融合,这里指水乳交融。无论企业怎么改革、经济如何发展,思想政治工作都不能游离于企业的中心工作,二者融合好了,就会形成合力,才会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知识,以及道德规范、价值准则去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武装人。思想政治工作围绕什么去做,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自身价值和工作方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融合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去,抓思想从生产入手,抓生产从思想出发,找准位置,发挥作用。这里说的“融合”,不是无原则地随声附和、随波逐流,而是以人为本,贴近员工,积极地融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渗透性、实效性,适时地为员工释疑解惑、消气鼓劲,增强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这些年来,公司党支部在企业遇到体制改革、重大技术生产投资、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等大事时,始终坚持党的工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参与不干预,思想政治工作总能贴近人、贴近生产经营来做,真正实现了未雨绸缪。思想政治工作推介的是思想,不能一味地灌输,而要在明确立意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出员工易于接受和参与的形式,要努力减少距离感、融入亲切感,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定势,变我讲你听为平等协商、民主讨论、双向互动,转变员工观念,支持企业的改革改制。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工作融于企业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创造出了一流的业绩。公司去年完成工程额为8000万元,实现利税260万元。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可以说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融合密不可分。

服务,这里指适应、服从。经济建设是全党工作的中心,思想政治工作要紧紧围绕生产经营来开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等新特点,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尤其要在针对性、渗透性、实效性上下功夫。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多及其他外部因素使得员工的视野与思路愈加宽阔,他们不会简单盲从于说教和一些标语口号,而会更加理性的思考。如果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不适应企业的经济建设,又何谈服务二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既然要搞好服务,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走进员工的心坎里,密切关注员工的热点、难点、疑点,把握脉搏,理清思路,对症下药。要适时开展一些对生产经营有利的活动,如技术练兵赛、师徒结对赛等,在员工的思想中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近两年来,公司面对施工点分散,施工管理人员流动性大,管理可控性不强的局面,公司上下一条心,干群一股劲,确保了云冈、口泉沟、塔山和地方工程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实现了工程量和经济效益的整体突破,取得了可喜成绩。在这个过程中蕴涵着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与“服务”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

大学物理教学融合人文思想浅论 篇7

当前院校的学生年龄多属“90后”, 这代人成长环境相对优越, 社会环境却相对复杂。他们追求高物质的生活享受, 很多人把游遍天下山水, 吃遍天下美食当成自己生活的目标。在教育工作者看来他们失去了远大的理想, 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 变得心情浮躁, 没有责任心。而责任和理想这些概念又都可归属于人文层面, 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应根据自身学科的特点, 多给予学生人文关怀, 帮助学生成为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

物理教学具有大量人文教育的素材, 教学中应善于发现总结并加以利用。

1 利用物理学史丰富学生的哲学认识, 增强人文关怀

物理规律本身就充满了辩证哲学, 在人类探知物理规律的过程同样充满辩证哲学。在对学生进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教育时, 物理学史提供了生动且丰富的素材。所以, 将物理学史的哲学原理引入课堂, 在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分析阐述一些抽象的物理概念这样可以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培养科学的世界观, 达到教育教育的目的。

例如波粒二象性理论, 该理论以及其发展史就可以作为辩证思想的生动教材。人类直到17世纪, 才在长时间探索光本性之后形成微粒说和波动说两种对立说法。因为当时的实验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并且威望崇高的牛顿也支持微粒说, 所以微粒说统治了光学领域一百多年。一直到杨氏双缝干涉实验成功, 建立惠更波斯动理论, 法拉第发现偏振光, 才在磁场中发现了旋转, 揭秘了光核电的内部联系, 麦克斯韦提出电磁说建立电磁理论, 赫兹的实验也确定了存在电磁波, 光的波动说得到空前的完善发展, 光的微粒说被逼成死路。

然而, 正像辩证法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螺旋式地向前发展,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恰恰是在把光的波动说推向顶峰的赫兹实验中, 意外地发现了光电效应现象。进一步实验研究发现, 波动说在光电效应规律中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事物走向了反面, 微粒说又抬头了。这时爱因斯坦运用普朗克的原始的量子理论提出了光子说, 解释了光电效应规律, 并进一步科学地把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归纳总结为对立统一的波粒二象性, 在多位科学家的努力下使宏观上对立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在微观世界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物理学史告诉我们, 波粒二象性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 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物理学史的引入, 可以使科学的内容和思想内容有机结合, 把物理规律的学习上升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 在物理教学中产生积极的效果。

2 利用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的内容, 突出人文意义

例如关爱环境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人类需求增多, 人与环境自然已出现不和谐迹象。物理课程学习过程中, 存在很多与环境相关的知识, 教学过程中应该及时挖掘这些知识含有的环保教育意义, 与学生一起讨论学习, 提高学生环境保护意识, 培养学生对人类自身生存的终极关怀。

举例:地球大气中为何没有氦气和氢气而富含氮气和氧气 (出自王国栋《大学物理学》气体动理论一章)

按照方均根速率公式计算氦原子和氮气分子在20℃时的方均根速率, 会得到:

地球表面的逃逸速度为11.2 km/s, 以上结果中氦原子的方均根速率约为此逃逸速度的1/8, 而氢气分子的方均根速率约为此逃逸速度的1/6.现在知道宇宙中原始的化学成分大部分是氢气 (约占总质量的3/4) 和氦 (约占总质量的1/4) , 正是由于相当数目的He原子H2分子的方均根速率超过了逃逸速率, 它们不断逃逸, 如今地球大气中就几乎没有氢气和氦气了。氮气和氧气分子的方均根速率只有逃逸速率的1/25, 这些气体分子逃逸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于是地球大气中今天就保留了大量的氮气和氧气。

扩展:在30亿年前, 地球大气中CO2浓度比现在高10倍, 而O2的浓度大约只有现在的千分之一。随着绿色植物的产生进化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有效地吸收CO2而放出O2, 使大气中氧气的浓度迅速增加, CO2浓度大量减少, 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形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大气环境, 因此, 大气中较低的CO2浓度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 我们应倡导低碳生活保护环境。

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和延伸, 不失时机的把物理知识的学习和环境保护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把环境保护教育作为一项德育目标去实施, 使得学生们关爱自己、关爱生命、关爱社会和自然。

3 利用教师的人格魅力陶冶学生人文性情

3.1 教师的学术之美

学术美指教师身上所散发的学者气息而非匠气。努力做一个学者型专家型教师, 不仅要精通本专业的知识, 还要有广博的其他学科知识, 同时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 另外还要时刻关注本学科及教育领域的前沿动向。教师不仅教书育人, 同时也是教育研究者。教师的论文、教学设计、学术讲座、公开课的展示、课题研究、实验的开展无不透出学术之美, 学生自然感受到一种学术氛围, 对学生进行着“润物细无声”的人格教育。

3.2 高尚的职业道德

教师应该把教学作为自己终生努力的事业, 而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把教学作为事业来追求, 才会产生努力的欲望, 工作的热情, 远大的目标, 才会对学生、教学活动、校园投注自己的兴趣和爱心。实践证明, 许多学生会受到教师对某事物热爱的感染, 由此选定人生的目标, 形成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既要美其道又要慎其行, 为人师表谨记于心。

4 结语

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影响因素还有很多,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善于抓住合适的时机, 遵循物理教学原则, 综合运用各种方法, 适时适量的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 使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有机结合, 既要防止单纯进行知识教学, 忽视思想教育的倾向, 又要反对脱离教材内容, 把思想教育变成空洞说教的做法。

参考文献

[1]朱永新.中国的教育缺什么[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07 (1) .

[2]王国栋.大学物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思想融合 篇8

1 湖湘文化的概述

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分支的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湖湘”分别指的是洞庭湖和湘江,只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地理标识。根据湖南考古文献发现,湖湘文化源于前炎帝神农文化和炎黄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以及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和群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升华,最终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该区域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以及精神财富。在历史舞台上,随着湖湘人物的大量涌现,湖湘文化也逐渐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和确认。

2 贺龙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贺龙体育思想是贺龙运用辩证唯物观,对特殊历史背景中体育的功能、作用及其它要素进行思考,结合自身丰富的体育实践基础而总结形成的思想体系。它涉及教育、军事、竞技、外交等领域。

2.1 全民体育思想

贺龙同志在1953年给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和国防体育工作会议代表们的信中指出:体育不是体委一家子的事情,而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一项伟大事业。他倡导的“全民体育大家办”得到了各条战线和各级领导的响应和大力支持。从1956年建立起19个全国性的体育产业体育协会和25000多个基层体育协会,到1984年党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95年和2011年国务院两次制定和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1995-2010)、(2011-2015)》等,大大促进了中国群众体育的开展,都是对贺龙体育思想的“全民体育大家办”体现和延续。从此我国群众体育事业迅速开展,群体组织和群众体育队伍不断扩大,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迅猛发展,人民的身体素质显著的提高。

2.2 军事体育思想

贺龙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把体育锻炼作为了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在艰苦的环境下,战士通过体育锻炼,练就了钢筋铁骨般的身体和乐观的精神,红军军事训练的科目主要有武术、游泳、骑马、爬树等体育项目,并要求在练兵时,红军腿上绑上沙袋,行军打仗再把沙袋去掉。贺龙第一次在军队中设置专职体育机构,还颁布了《体育训令》,使部队体育工作有了规章保证。贺龙在国家体委担任主任的时候,提出“体育出战斗力”,对部队的体育运动更加重视, 多次强调体育要为国防建设服务,始终坚持把开展体育活动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

2.3 体育伦理思想

在贺龙的许多著名的体育思想理念中,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如“身在球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赢球要赢人、输球不输人”、“打出中国的风格、打出世界的水平”等口号中,都阐述了非常重要的伦理思想,对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建设,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华健儿的奖杯和金牌上,永远放射着真、善、美的光辉,不论比赛是打赢或打输,风格决不能丢。贺龙体育伦理观体现了有道德的竞争和有竞争的道德。运动员们在竞争时,贺龙常要求大家敢拼敢搏,无形之中爱国主义的这种体育思想就逐步输入到运动员们的脑中、心中,培养他们树立为国家荣誉奋力拼搏的精神。

2.4 体育人才思想

贺龙同志对体育人才的重视与培养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了先机。贺龙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体育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培养热爱体育事业、熟练体育运动的体育干部,并在全国广招人才组建了体育队伍。他本着“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标准,严格训练、精心培育。不但重视体育科研人员、体育教师、裁判员、教练员以及运动员的培养,还非常重视体育干部的培养。他把提高运动员技能水平、获得世界体育荣誉、为国争光作为体育事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目标。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打破了零的记录,整个世界都刮目相看,中国的竞技运动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2.5 竞技体育思想

贺龙提出中国人民要有赶上世界水平,要有夺取胜利、打破世界记录的信心,不能总是在别的国家后面,要有出头之日,为国争光。他要求提高竞技训练水平,登顶世界高峰,夺取世界桂冠,把这种精神理念作为体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明确要求国内比赛不能只争名次,要比学、赶、帮、超,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目标是赶超世界水平,一定要树立雄心壮志,不仅全运会要出一批新人才、新记录,还要到国际赛场去争高低,为国争光,为社会主义争光,为人民争光。贺龙体育思想中竞技体育的这项观点,当代体育工作者身上肩负的历史重担和内心的责任感,生动体现了体育界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

3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与贺龙体育思想特点的有机融合

3 . 1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与贺龙体育思想的民族性相融合

湖湘文化中体现尤为突出的是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有屈原为国不屈服,王夫之举兵抗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贺龙、刘少奇等都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贺龙体育思想具有民族性特点,他领导的体育事业也彰显爱国主义, 大力推广群众体育,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培养运动员争夺世界体育荣誉,为国争光。建国以来,他为了振兴民族,积极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他把改变体育落后面貌的历史使命感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崇高精神境界有机结合起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人民的爱国热情。

3 . 2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与贺龙体育思想的政治性相融合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更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经世致用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治邦济世,特别注重实践和务实的一种思想。在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与严谨务实、注重实践的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成为湖湘人民获得知识、拯救人世、治理国家的追求,这不仅成为湖湘学子的哲学观念,并且成为他们的生活准则。

经世致用已经成为湖湘人士行为规范的共同价值取向,督促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要面对现实,跟随时代步伐,积极投身于爱国救亡的实践当中去。贺龙体育思想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他始终强调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体育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为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与贺龙体育思想的政治性融合一起,让人民吸取其中优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指引五大湖湘的人才群体走在同时代的前列,引导社会最先进的思潮,不断推动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

3 . 3兼收并蓄的博采精神与贺龙体育思想的开放性相融合

湖湘文化的“兼收并蓄”是对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湖南虽然北边有长江相阻,其它三方均是群山环绕,但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经过南北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湖湘文化既拥有顽强坚毅中原文化特征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灵性飘逸的南方文化特点和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够有创新。例如伟大的诗人屈原,他诗歌的伟大成就正是湖湘文化中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沟通结合的成果。北宋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创者,他大量吸收、融合道教和儒教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佛教从思想体系的理论构架进行改造和利用。

4 结语

思想融合 篇9

一、舞蹈教学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合

1.“终身教育”理念与现代舞蹈教学

近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 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 原有封闭单纯的专业化舞蹈教育制度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舞蹈教育已经渗入到教育的不同层次, 成为美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塑造全面和谐健康人格的必要手段。一方面通过横向发展, 让普通学校担起普及教育的重任, 另一方面向纵向发展, 使专业院校舞蹈学员的年龄及文化结构更加合理, 纵横结合, 发挥舞蹈艺术的社会作用, 完善国家艺术教育体系。在知识经济时代, 终身教育、终生学习的意识成为人们的共识。教育必须适应人们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促进社会学习化、学习社会化。舞蹈教育的普及, 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鉴赏力、创造力、艺术气质与修养, 充分显示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教育、审美娱乐的功能和作用。在教育的诸多方面, 普及舞蹈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2.“创新教育”理念与现代舞蹈教学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基本职能, 在知识创新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点目标;创新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创新教育中普及舞蹈教育可以更鲜明地体现上述观点。在舞蹈课堂中, 学生在规范动作、节奏、动率和风格的基础上学习和表演组合, 而这些组合多数是单一的元素组合。这时, 每个学生都应该尝试完成一些创编作品, 将各种单一的元素与自己的想法和所学的编舞技法相结合尝试编创小节目。这对于学生的活学活用、创编能力会是很大的促进和提高。在舞蹈教育的普及中, 特别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有分别地进行教育, 尽量保护学生的兴趣, 在教育中挖掘其个性特点和闪光点, 特别是重视其自编自演的小节目, 使其尽可能地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美。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教育的各个领域必须进行全面的创新, 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制度的创新, 教学内容、方法、方式的创新及整个教育体系的创新。但具体到每个教师, 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创新, 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了解先进的教育理念。只有如此, 才能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指导实践。有了理念的更新, 才能创造新的教育方法, 适应学习时代的要求。

3.“因材施教”理念与现代舞蹈教学

在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主张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因材施教”, 注意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要做到“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善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记》指出, 教学要“导而弗牵,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这些都是尊重学生、尊重教学规律的光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 卢梭的“自然教育论”、爱尔维修的“智力平等说”, 狄德罗的教育民主化与世俗化主张, 以及裴斯泰洛齐的“和谐发展”思想, 都把对学生的尊重看成是教育成功的基本原则。新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爱伦·凯反对压制学生的个性和施行体罚, 倡导教育的民主和自由。蒙台梭利则更呼吁社会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爱护他们“纯清而又敏感的心灵”。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全部教育理论充满了尊重的思想主张。他援引埃默森的思想说:“尊重儿童, 不要过分摆起家长的架子。”伟大的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提出的“严格要求与尊重信任学生”的思想, 至今仍是我国教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些都说明, “尊重的教育”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理论根基。

“尊重的教育”体现了“因材施教”和“以人为本”的观念, 在教育活动中尊重受教育者, 使受教育者在接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同时充分发展个性。没有个性的发展难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没有尊重, 个性发展的环境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未来社会, 那么“尊重的教育”理念一旦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他们就会为创造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新世纪作出贡献。在舞蹈教学中, 它表现为:

首先, 学习理论教育, 正确认识教育功能。学习教育理论, 有助于我们正确而全面地认识教育功能。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但最基本最核心的还是教育的本体功能, 即育人功能。在舞蹈教育中, 专业的技能、技巧固然是教授的重点, 而通过舞蹈训练、排练, 学生的互相协作、互相谦让意识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这是舞蹈教育功能的重要体现。

其次, 注重师德修养,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师生关系是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关系。不同的师生关系反映了不同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 或者说, 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师生关系。“尊重的教育”理念, 要求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互相尊重, 倡导建立一种平等型的师生关系, 因此, 教育者必须自觉加强自身修养。师德的核心是教师对学生健康成长的无私关爱。台湾一职业学校的校长高振东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 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教师的职业正需要这种神圣的爱。有了这种真挚无私的爱, 教育者就会以强烈的责任感去爱护、关心、尊重学生, 才能成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才能建立一种平等交流、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舞蹈是一种文化, 所有受教育者都有权学习它。“舞蹈具有特殊的技能性, 舞蹈教育只是那些有特殊天份学生的事情”。这一理解上的“误区”, 使得大多数学生失去了接受舞蹈教育的可能。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即使舞蹈特殊技能性存在, 也不能说舞蹈就不是一种文化。它还有来源于群众、娱乐于群众的群众性和自语性的特点。普及型舞蹈教育正是要把舞蹈的群众性和娱乐性发挥到极至。尤其在我国音乐教育与舞蹈教育结合的课堂教学中, 舞蹈教育应同《音乐课程新标准》要求的一样, 要面向全体学生。普通学校开设舞蹈课程, 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专美的舞蹈家, 而是把它作为审美教育的一种形式, 通过舞蹈教育的普及, 使新一代人能成为起码的舞蹈欣赏者, 达到提高新一代艺术修养的重要目的。

再次, 学会理解他人, 形成相互尊重的氛围。理解, 就是了解、认识事物、现象之间的本质的联系, 从而认识新事物和新现象。在所有的理解中, 最困难的理解是对人的理解。在教育活动中, 教育者对学生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教育者面对的是具有丰富的差异性和独特个性的群体。教育者对学生的理解不仅有助于形成相互尊重的氛围, 而且具有很强的教育力量。学校内部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和员工间的相互信任、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解有助于每一个人充分认识对方的劳动成果, 有助于认识到自己本职工作的重要意义。学校的管理者如果真正理解教师和学生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 就会主动为师生服务, 就会感到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而致力于营造一种相互尊重的氛围。

最后, 自我努力做起, 促进系统健康运行。实践“尊重的教育”理念, 必须树立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的意识。这依赖于全校师生员工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学校的管理者要率先垂范, 主动把“尊重的教育”理念贯彻于管理活动过程中,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管理中体现尊重师生、服务师生。全体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 学会尊重学生, 研究教育教学问题,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创造性地实践“尊重的教育”理念, 特别是创造出体现“尊重的教育”理念的教育教学模式。全体学生也要从自我做起, 从学会尊重社会公德、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做起。如果每一个功能群的人都能从自我做起, 那么学校整个系统就会和谐运转, “尊重的教育”就会展示出巨大作用。

二、现代教育理念对舞蹈教学的新要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的更新期将越来越短, 新知识高速涌现, 信息量倍增, 社会需要的知识和学校的教学内容都要不断更新。传统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将受到挑战。

1. 现代化

内容编制依据心理学统整课程内容, 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 根据现代科学发展的新变化, 组合、选择和增加新内容;教学手段要吸纳、采用新技术。在舞蹈题材的应用上, 我充分针对本系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教学组合的创作上, 保留其原有舞种的基础性, 融入时代性, 使学生学了就可以用, 就会使用。

2. 基础性

从保证和满足每个学生生存和发展、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 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人类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 使之掌握最基本的学习方法。我认为, 舞蹈题材的基础性体现在所有的元素训练组合从简单到复杂, 注重元素动作的规范。

3. 开放性

强调学习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课程实施过程中要体现民主性和尊重个性发展的原则;提倡教学活动的多样性、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开放性、学习方式的自主选择、评价标准的差异性。我在教学活动中, 经常听取学生的合理建议, 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在课堂上, 经常让学生分组或自组表演, 把教室当成舞蹈空间, 充分调动学生的舞台空间感。

4. 综合化

按照现代社会与科学发展需要, 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课程, 对学科设置及内容进行选择与组合, 重视课程的综合化, 设计体现课程的整体性。此外, 课程内容应具有多样性和弹性, 提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舞蹈课程的开设, 能使学生在对人体动态美与舞蹈作品的审美活动中提高真假、善恶、美丑的辨别能力。舞蹈是以情宣善的艺术, 唤起情感是舞蹈艺术建构人们求真的桥梁。一部优秀、健康、向上的舞蹈作品, 能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进而促进人格的完善。正所谓“舞以宣情”, 即舞蹈能使人受到感染, 激发情绪, 振奋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探析 篇10

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 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与进步性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一切发展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 都是城市和农村的分裂。我们可以说, 社会的全部经济史, 就是总结在这个对立的运动中。”[1]由此来看, 在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的城乡分离乃至利益对抗, 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城乡关系的分离与对抗正好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和方向, 具有其合理性;以近代城市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制生产方式则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

1. 从生产力发展规律上看, 城市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分离, 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 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恩格斯说“文明时代” (与原始公社的社会结构相对立) 显著特征之一“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2]。从生产力发展规律上看, 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所谓生产力“有所发展”, 是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农业劳动者所必需的产品, 从而为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需足以为整个社会, 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说, 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是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3]“从事加工工业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目, 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显然, 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人的相对数, 完全取决于土地耕种者的劳动生产率。”[4]可见, 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所谓“生产力发展不足”, 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绝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冲突乃至对抗。“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 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4]然而, 正是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条件下, 城乡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恰恰适应并推动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2. 城乡之间的分离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超越。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城市化迅速崛起、城乡关系走向尖锐对抗的时代。在他们看来, 城市起源并伴生于近代的整个工业化过程, 而工业化发展史也就是城市迅速扩张并最终战胜乡村的历史。马克思详尽分析了欧洲封建中世纪后期“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步性关系。认为“中世纪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 然后, 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而不像古代, 是城市乡村化。”[5]虽然“乡村城市化”伴随着农民利益被牺牲的苦难历程, 但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 它无疑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3. 城乡分离和对抗的历史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同步的, 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做是城乡分离的基础, 认为城乡分离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 并把这种分离看做是人类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卓越论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直至现在。”[6]城市成了社会商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也就成了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二、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对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城乡分离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 并将这种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相联系。

首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私有制是城乡对立的制度根源, 正是私有制导致的阶级对立才使城乡分离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 “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6]。如果说, 由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所导致的城乡分离和对抗是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 那么, 由私有制、异化劳动等所造成的城乡分离和对立则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抗。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 社会成员之间分裂为经济利益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阶级, 城乡分离因此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性质和意义。而阶级的实质, 意味着对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无偿占有, 居住在城市的剥削阶级利用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盘剥乡村劳动人民, 形成了城乡之间“中心—边缘”, 即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依附的二元对立格局, 并使乡村陷于贫穷和愚昧状态之中。

其次, 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分离和对立所造成的人的畸形片面发展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城乡分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和最大的分工, 意味着“劳动者日益完全依附于劳动, 而且是极其片面、机械性的特定劳动”;意味着劳动“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城乡之间的对立使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 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 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的对立。”[6]它“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6]因此, 城乡的分离导致了人类活动畸形而片面的发展。

再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资本的本性驱使资本在城市聚集, 从而导致城乡对立的加剧, 导致乡村的破产和城市的畸形发展。资本是“一定量的积累和储存的劳动”, 它遵循着利润至上、无限扩张的固有本性, 这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 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 即积累起来的劳动 (死劳动) 对活劳动的支配和剥夺关系, 这是资本的社会属性。由于资本关系处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 它实际上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原则和运转中心。近代以来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抗, 正是近代社会资本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城市所产生的“积聚效应”和全球化扩展正是资本存在和活力的根源所在。与此相对应, 乡村则处于资本关系的“边缘地带”, 成为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服务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倾销地, 备受工业化城市的剥削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掠夺。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历史”首先是城市的历史, 它表征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中心—边缘”的资本逻辑再一次凸现: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并使乡村破产;工业中心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乡野农村残酷剥夺的基础上的。资本带来的文明面和对抗性在这里鲜明地体现在:一方面, 资本与财富的集中, 另一方面, 贫困和失业又使城市成为罪恶的发源地。

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城乡从分离与对立到协调与融合的历史大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 “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 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私有制的弊端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废除私有制, 消灭剥削阶级, 城乡对立的阶级基础也就随之消失, 城乡对立才能被彻底消灭。城乡分离和对立给人类带来的“文明面”和对抗性表明:扬弃和超越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 在克服各自片面性弊端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融合, 是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关于城乡“同一—对立—融合”的历史辩证法, 既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目标的价值追求, 也符合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关于城乡融合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

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城乡融合的物质条件是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特别是大工业的发展和协调安排。“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7];城乡融合的社会条件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 通过消除旧的分工, 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以便城乡的融合, 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地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8]

2. 鉴于农业的基础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和技术化。

农业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 促使农业成为市场和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商品化农业, 不断提高农业在商品经济中的贡献率。在马克思看来, 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于农业的资本化、企业化经营, 推动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他通过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研究发现, 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创造了农业史上的奇迹, 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的发展与增长速度都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时, 农业的工业化还引发现代大农业取代小农经济的农业革命, 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1], 机器化大工业在占据城市工业部门之后也开始占领农业领域并引起农业革命。随着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和化肥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 “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 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1]大工业在农业中的应用还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 并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 从而促进了城乡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和大转变。

3.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历史先导作用和文明辐射扩散功能。

实现城乡融合, 决不是要毁灭城市、中断城市文明以至强制拉平城乡区别、达到城乡之间无差别的绝对同一, 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之间“更高级的综合”。因为城乡对立的消除, 同肯定城市的历史作用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不矛盾。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商业、航运和贸易的中心, 城市文明相对于乡村生产关系而言, 是一种社会进步, 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 而消灭城乡对立意味着要摆脱和改变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农村愚昧和孤立分散状态。因此, 走向城市化是城乡关系变革的路径选择, 城市在这里应该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它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摆脱乡村的愚昧落后状态、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和反哺作用。

4. 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 使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条件日益接近起来。

马克思在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 提出了一系列使城乡融合互动和日益接近的基本措施。归结起来有: (1) 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密切联系与有机结合。“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因为“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 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而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 ———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9] (2) 生产力的计划利用和平衡分布。“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 为了使大工业生产摆脱地方性的局限, 协调城乡的统筹发展, 必须“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7], “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 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7] (3) 人口的平均分布。“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与世隔绝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7] (4) 城乡之间文化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接近。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文化和生活条件上日益接近, 才能“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 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才能使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成为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的财富。”[6]

综上所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理论体系。他们关于城乡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的设想, 给我们许多现实的启示。首先, 将城乡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走出原有封闭隔离的城乡二元结构, 走向开放融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是统筹中国城乡关系,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前提。其次, 要真正实现城乡之间的开放、互动和融合, 体制上的变革和制度上的创新是关键。再次, 促使乡村城市 (镇) 化、工业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关系变革的基本途径和现实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乡村城镇化、工业化,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时代, 城乡的分离已发展成为城乡尖锐对立并成为一大社会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了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必然性, 进而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深入学习、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的思想内涵, 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生产关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375-57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2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176-177.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71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78-24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8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4-33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15-64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71.

思想融合 篇11

由此,我想起了白天佑老师提出的“低(起点)、慢(速度)、多(落点)、高(标准)”教育元素结构教学法,实际上就是我们理解的精细化教学。“低起点”考虑到学生的基础,“高标准”为学生确立的学习标准,从“低起点”达到高标准就是教育最优化的最佳表现。“慢速度”反对快速度教学,主张教学要考虑学生的学习规律和接受程度,兼顾学生的生理、心理、知识、能力、意志、品德特征和差异,梯次推进,使学生有效地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多落点”符合现代教育强调学生个性差异,要求充分尊重和考虑学生的这些差异,实施学生的差异发展。我们平时强调的学科均衡化教学,更多地理解和强调学科间的权重比较要注意平衡,实际上,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学科内部一样存在不均衡现象,由于我们的同学来自不同地区或者不同家庭,个人在学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由此带来的学业接受能力上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老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以均衡最优化思想来实现教学方式的精细化,以期达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下面我用自己的精细化教学实践作为个案来说明在教学中如何将均衡最优化思想贯穿到“精细化”教学中的。

《祝福》是鲁迅先生小说的代表作,是他“荷戟独彷徨”时期的第一篇小说。旨在通过祥林嫂这一艺术形象反映旧时代封建思想和封建礼仪摧残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由于同学们离旧时代已很远,很难通过生活经验来体悟祥林嫂的命运,很难理解鲁四老爷的丑恶凶残。那么,我在教学中,首先立足苏教版语文教本设计的板块专题特色《慢慢走,欣赏啊》。“慢慢”“欣赏”要把教学重点设定在小说欣赏这一层面。而小说欣赏的范畴很宽泛,我则把欣赏设计在小说的常规鉴赏方面,抓住小说的情节和环境,扣住情节和环境的美学效果,来理解祥林嫂命运的悲惨,进而发掘出小说的反封建主题。这一教学目标切口不大,起点不高,“低起点”“慢节奏”,容易实现,避免了那种一开始就把鲁迅先生推向神坛,让人生畏的教学方式。通过小说本身去推论小说的主题,进而让人感悟到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是“第一要务”。

课堂的导语设计也是从小说的鉴赏角度开始。明确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感受《祝福》的情节美和环境美。

在教学过程中,我把全班同学分成三个不同层次的学习互动小组,设定不同的讨论受知要求,落点多一点,层次分明一点,要求就会清晰一点。比如在鉴赏小说的环境美时,我要求第一组迅速找出小说中的环境描写,进而理解环境描写的几个作用;要求第二小组不仅能做好第一小组的要求,而且能找出小说除了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环境;而第三小组则重点放在人文环境的拓展上。我把要求用纸质“学案”的形式发给他们,然后分组讨论。第一小组语文基础较差,我花三分钟左右时间提示;第二小组层次稍好点,我则稍作指点,告诉他们“短工”“柳妈,善女人”也属祥林嫂生存的人文环境;而第三小组则要求他们从《呐喊》《彷徨》其他小说中找类似的人文环境,比较阅读。问题深浅不一,组与组之间要求不同,有低起点、有高标准,各小组完成学习任务耗时基本上差不多,当然在规定时间内,只能在小组内讨论,我设定了一个“自由三分钟”,同学们可以跨组讨论。然后每一小组选派一人参与全班交流,课堂进入最后15分钟反馈阶段。

反馈过程分两部走,课堂反馈和课后反馈,课后反馈的小练习小探究为主。课堂反馈阶段我把时间分成两段,10分钟的反馈和5分钟反思总结,10分钟的反馈是由学生代表交流自己小组的讨论结果,5分钟时间是我的反思,这是建立在前40分钟教学互动过程在最后10分钟内同学们的受知反馈基础上,我可以总结、补充,也可以提出自己对同学反馈的看法。同学们的反馈过程是三个小组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过程。第三小组带动第二小组,第二小组推动第一小组。互动联动推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促成了教学效果的精细化。

当然,精细化教学并不就这样简单,但是,我们的每一次尝试都是要向精细化、学科均衡化靠近,以求将来能达到“个性化”的层次。

思想融合 篇12

1.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建设的内涵

企业文化就是指, 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 经过长期探索和总结, 而提炼出来的企业文化精髓。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整体价值观及思想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 也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认知体现。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它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员工的凝聚力, 增强员工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 从而在精神层面上支持和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则是企业党建工作以及职工思想教育的重要法宝, 是企业开展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体现着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使命, 是培养企业员工高尚情操及道德标准的重要手段。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帮助员工建立团结协作的工作关系, 也可激发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工作热情, 使企业的各项战略举措得到基础性的保障。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对推动企业的发展, 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二者应该协同共建、缺一不可。

2.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首先在对象方面, 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做企业员工的工作, 强调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与关心人。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目标, 对企业人际关系进行内部协调。企业文化是追求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出发, 注重对企业员工的群体意识进行培养, 注重员工的自我激励。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解决员工的思想认识, 解决员工的价值观趋向问题, 以转变员工世界观为宗旨, 运用共产主义精神来培养现代化的企业员工;在工作方向方面,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都属于意识形态上的工作, 都是为了经济建设大局服务, 都需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工作途径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所需要采取的一些工作途径, 比如对员工进行党及政策宣传, 进行市场经济教育, 以及社会主义道德法制教育等都与企业文化建设所采取的途径大致相同。而且对企业员工面临的形势任务教育等也基本一致;另外, 在实施环境方面,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需要在企业环境中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都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 找准工作重点及出发点, 以寻求两项工作的共同开展途径。

3.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创新

3.1 融合的原则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必须坚持健康、顺利发展的方向, 遵循科学的发展观。企业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与核心, 而选择何种文化则是企业进行文体建设的根本。因此,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党的思想精神为旗帜, 对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不断培养优秀的员工群体;二者的融合还必须与市场变化需要相符合, 突出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统一,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 采取短期突破与长期坚持并存的融合原则。

3.2 层次结构的融合

企业文化是企业一切活动与教育工作的粘合剂, 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管理工作结合起来, 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作用。企业文化通常可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也是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体现, 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利用企业文化所塑造出的品牌形象, 来进行更加有利的宣传与教育, 使企业在产品开发、产品信誉以及服务质量方面不断突出其品牌形象, 打造良好的思想政治与文化内涵。企业可通过各种宣传、文娱活动、培训活动等, 来进行观念、道德与职业素养方面的教育, 巧妙的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起来, 使企业员工受到全面方位的教育与培养;另外, 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法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使企业的内部环境得到不断优化, 企业员工参与文化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会得到激发。这样企业的整体精神风貌、文化环境也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3.3 功能的融合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都会涉及到企业的人员机构、活动形式、生产经营以及内部管理等各个领域。二者的功能取决企业的内部文化环境。而且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客观需要的, 企业文化功能与思想政治功能的发挥, 都依赖于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因此, 可以从功能方面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从功能导向方面来看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了建设良好的企业精神风貌, 实现员工思想道德与企业主流文化的和谐统一;从组织协调的功能上看, 二者都是为了使员工个人价值观与企业目标一致, 以此来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与外部竞争能力。因此, 应该充分发挥二者的激励功能。利用优良的企业文化为员工创造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 使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 以实现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建设融合发展。

结论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成熟的大环境下, 企业间的交流日益亲密, 尤其是国际文化在企业间的融汇, 必然会给企业员工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及影响, 企业员工的思想也会发生一定的转变。从分析上看,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将二者融合起来共同建设与发展,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意义远大。

参考文献

[1]车香兰.浅析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13, 9:98~99.

[2]李鹏.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J].改革与开放, 2011,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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