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法制论文

科技法制论文（共5篇）

科技法制论文 篇1

科技法治环境作为法制环境的一个分支, 特指科技领域内的法制环境。从历史上看, 科技法制环境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 科学技术推动科技法制环境的完善, 科技法制环境引导科学技术向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方向发展, 以政策法规的形式确认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部署、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 确定国家对科技方面的宏观管理、协调和管理作用[1]。

当前, 武汉市正在举全市之力积极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向着以“高新技术创造中心、新兴产业生成中心、科技改革示范中心、高端人才聚集中心、创新文化培育中心”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创新中心的目标积极迈进。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必须要高度重视科技法制环境建设, 充分发挥科技法制环境对科技事业发展的宏观引导作用。本文拟就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探讨。

1 武汉市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基础

1.1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在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科技人力资源的总体状况制约着科技发展的水平, 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纵观武汉科技发展的历程, 科技人力资源是其中最具创造性的资源, 也是武汉科技能够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技人力资源既是科技法制所调节的社会关系的主角, 也同时影响着科技法制环境, 是科技法制环境建设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

当前, 武汉每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达到了2 519人, 每百万人口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0万人, 在校研究生人数达到10.61万人, 每万人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为51.12人年/万人, 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达到了46 177人年。从高端人才来看, 武汉市目前拥有两院院士近60名, 广泛分布在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中, 引领着武汉市光电子、新能源、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武汉优势科技产业的发展。

1.2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物力资源

科技物力资源是科技法制环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主要是指各种科研仪器、设备、种质资源等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条件平台, 是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主要分布于研究机构、大学、企业中的技术开发机构、孵化器等科技服务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

截至目前, 武汉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0个, 国家实验室1个, 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 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10个,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3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9个, 各类生产力促进中心28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5家[2]。在科技情报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服务领域, 武汉市也拥有发展成熟、操作规范、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的专业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和设施共同构成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强大科技物力资源。

1.3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财力资源

科技财力资源指科技活动经费的投入, 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为城市科技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个城市的科技投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区域科技发展的潜力与能力。科技财力资源既包括政府财政科技投入, 也包括各类社会力量的财政科技投入, 尤其是R&D经费投入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更是反映了城市科技创新的潜能。

近年来, 武汉市财政科技投入持续增长, 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支撑的立体投入体系逐步形成。市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2008年的6.3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0.2亿元, 年均增长12.4%, 形成了涵盖重大专项、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等多方面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3]。全年R&D经费投入从2008年的91.08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12.90亿元, 年均增长23.6%。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也由2008年的2.30%提高到了2012年的2.66%, 提高了0.36个百分点[3]。

1.4 武汉科技法制环境所依托的科技产业基础

科技法制环境改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 科技法制环境建设不可避免的要依托科技产业进行, 以科技产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终, 通过科技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2012年, 武汉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 556亿元, 2008年以来年均增长27.3%;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 353.4亿元, 2008年以来年均增长22.5%。全市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新增237家, 达到819家, 其中年产值过百亿的企业有8家。[3]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光电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高技术服务业、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现代农业等领域, 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1.5 近年来武汉所肩负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使命

丰富的科技资源和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得武汉不断得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叠加和聚焦, 肩负着多项国家发展战略使命, 从而形成了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所依托的良好外部环境。

继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 2009年12月,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又成为继北京中关村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年来, 武汉还争取到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2010年)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2009年)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2007年) 、国家火炬计划新材料产业基地 (2003年) 、国家三网融合建设试点城市 (2010年) 、国内唯一的国家地球空间信息武汉产业化基地 (2008年) 、全国首批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 (2012年) 、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2012年) 等, 此外, 十城千辆、十城万盏 (2009年) 、“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2010年) 等一批国家科技品牌和试点示范工程相继落户武汉, 这为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战略基础。

2 近年来武汉市科技法制环境建设取得的成绩

2.1 较好落实了国家和湖北省科技领域法律法规

2007年12月29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为我国新时期依法推进科技进步奠定了法制基础。除此之外, 国家还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综合性法律以及《专利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特定领域的专门法律。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科技成果奖励条例》、《自然科学奖励条例》、《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等十几部行政法规和《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政府部门规章。另外, 国家层面还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规划和文件[4]。此外, 2009年12月,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进一步明确了湖北省科技发展的战略和基本方针、政策。

武汉市认真贯彻执行上位法, 严格执行国家和湖北省关于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性文件, 结合武汉实际, 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维护了政令畅通和法制统一。

2.2 因地制宜制定了体系完整的地方性科技法规

近年来, 武汉市在认真执行国家和湖北省相关科技法规的基础上, 加强了本地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 大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综合性科技法规, 一类是具体领域科技法规, 这些法规和文件涉及到科技工作方方面面, 为武汉市科技工作起到了规范引导和保驾护航的作用,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地方性科技法规体系 (图1) 。

在国家和湖北省上位法的指引下, 武汉市近期出台了《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中心的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武汉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12-2016)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全民创业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与国家和湖北省相关法律法规配套的综合性法规和文件, 对武汉市科技工作总体上进行了部署和约束。

除了综合性法规和文件以外, 武汉市近年来还针对特定科技领域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法规和文件, 包括科技金融、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科技计划管理、科技园区、知识产权及其他等多个方面。在科技金融方面, 出台了《关于推动科技金融市区联动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武汉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等。良好的科技金融法制环境有力促进了武汉科技金融结合国家试点城市建设进程, 在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投融资、创业引导基金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为加快武汉市国家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金融保障。

武汉是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源地, 孵化器建设是武汉科技工作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为推进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 武汉制定了一系列多样化的法规和政策, 如《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意见》、《武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办法》等, 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创新性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此外, 武汉市还就高新技术产业、科技计划管理、科技园区、知识产权等科技工作的多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

2.3 严格按法定程序扎实开展地方科技立法工作

在制定地方性科技法规的过程中, 武汉市皆依照法定程序, 积极听取专家学者、利益相关者、相关政府部门等多方面的意见, 力求维护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的规范与权威。

立法前期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不管是地方性法规还是政策性文件, 武汉市在立法之前首先都是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工作, 掌握大量一手材料, 同时借鉴专家和公众意见, 提高了具体法规条款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例如, 《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2008年被市人大列入立法调研项目后, 市科技局即着手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组成课题组, 完成了资料收集、比较研究、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前期工作。《条例》列为正式立法项目后, 市政府法制办会同市科技局组成工作专班, 专班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积极开展调研和座谈, 广泛听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和人员的意见。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为条例的正式行文打下了良好的前期基础。

在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按照《立法法》和有关文件的要求, 进行严格的修改、审议和备案, 确保法规条文的严谨科学与统筹兼顾。如在《武汉市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初稿形成后, 积极开展市区科技规划衔接, 通过专题会议和实地调研走访等形式, 使得规划能够上下一致, 落到实处。规划编制完成后, 先后通过专家评审, 部门横向沟通, 人大审议, 直到最后规划公布, 前后共花了近2年时间, 经历了数十次修改。再如《条例》 (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 通过政府法制网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并召开了专家听证会。后来, 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和市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2.4 严厉开展净化创新环境的知识产权执法活动

2009年, 武汉市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武汉市促进知识产权工作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进一步提升武汉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特别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各种知识产权违法活动。

在专利保护方面, 市知识产权局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护航”专项行动部署, 重点查处反复性、群体性侵权及假冒专利行为, 多次开展专利市场检查, 并接受执法机关委托, 组织专家提供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咨询意见。2012年全年专利纠纷立案54件, 同比增长350%;查处假冒专利立案82件, 同比增长164.5%, 均已全部结案。

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 实施了在有关案件中探索推进专家证人制度, 有效解决了专利侵权和技术合同纠纷等案件技术判断和认定问题。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机制的创新实践, 委托市知识产权局调解技术性较强、事实争议较大的专利纠纷案件, 成功化解了不少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方面, 市、区检察院建立了知识产权案件审查制度, 落实了办理知识产权案件逐案汇报分析, 统一了打击尺度和标准, 建立了与有关知识产权执法机关信息通报机制。2012年全年批捕知识产权类犯罪26件42人, 起诉94件104人。市公安局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工作向纵深发展, 2012年全年查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标值5 300余万元, 有效净化了创新环境。

2.5 面向全民积极组织立体化科技法制宣传活动

近年来, 武汉市加强了科技法制宣传活动, 采用视频、互联网、微博、传统媒体、专题活动等宣传形式, 立体化宣传, 取得了一系列良好的效果。

依托武汉电视台科技记者站, 以视频为主要形式, 在各类传统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武汉科技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情况, 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依托市科技局官方网站, 设立政策法规专题, 及时更新武汉科技法规, 方便查询, 并特设网上互动栏目, 与公众进行互动, 及时解答公众提出的科技法制方面的问题。

开通了“创新武汉”官方微博, 通过发布博文、评论与网民开展互动交流, 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到武汉科技法制环境建设的进程中来。2012年发布了“解读科技创业黄金十条”系列微博、持续关注民营经济新“56条”、“《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新鲜出炉”等科技法制信息, 为科技法制宣传占领了微博这一新兴媒体阵地。

广泛开展各类专题宣传活动, 宣传科技法规和武汉的相应政策。今年5月, 举办了“武汉科技周”活动, 在持续一周的活动中, 陆续举行150余场科技政策宣讲和科普展览活动, 宣传了武汉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扶持自主创新、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 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3 当前武汉市科技法制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3.1 扶持中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立法尚不完善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 也是发展自主创新战略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而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群体。从武汉市中小企业立法的情况来看, 《武汉市民营企业科技条例》修订于9年前 (2004年) , 相关规定已经明显滞后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需要, 亟待再次修订。由于立法滞后, 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仍显不足, 外部金融激励机制、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缺乏足够的法制保障。从武汉市现状来看, 有的中小企业迄今从未申请过专利, 重产量而轻研发;有的企业为了降低技术转化成本, 宁愿将发明专利锁进保险柜也不愿投入生产线;有的企业缺乏足够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专利过期而未及时续展、没有注册商标、商标专利被侵权后未能及时寻求法律救济等现象时有发生[5]。

3.2 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有待进一步提速

在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方面, 武汉仅于2009年出台了《武汉市促进知识产权工作若干规定》, 于2010年实施, 尚未出台类似《武汉市知识产权促进条例》的地方性法规。而国内许多同类城市都出台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如上海市早在2001年就出台了《上海市专利保护条例》, 北京市在2005年出台了《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 并于2012年进行了修订, 《南京市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武汉也应向兄弟城市学习, 尽早出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3.3 地方性科技法规的更新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

科技法制法规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调节科技领域的社会关系, 由于法规政策制定的周期一般较长, 随着科技、社会的进步发展, 往往法律法规出台时, 现实情况就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因此, 客观现实要求科技法规出台的周期要尽可能短, 才能更好的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在此过程中, 需要正确处理好法规制定过程的严谨性和更新及时性的关系, 力争做到“又好又快”。以科技进步条例为例,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以后, 相当多地方及时跟进, 对地方原有的科技进步条例进行了修订。如厦门市修订了《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并于2008年7月1日与国家《科技进步法》同日实施;深圳市于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重庆市于2009年9月1日起实施《重庆科技创新促进条例》;西安市于2009年11月1日起实施《西安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各地名称不一样, 但大体上都是与国家层面的《科技进步法》相对应的地方性科技法规。《武汉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于2012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从更新速度来看, 与这些兄弟城市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3.4 科技法规多数重“奖励补助”轻“惩罚制裁”

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 既要鼓励措施,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正面影响人的行为朝向预期的方向;又要有制裁功能, 对不积极作为和违反相应规定的行为, 要给予一定的处罚。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 武汉的科技法律法规和政策重“奖励补助”, 轻“惩罚制裁”, 从而使得法规和政策较少有威慑力。如2012年开始施行的《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一共有19条, 仅有2条涉及到对科技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而对科技人员“以剽窃、侵夺他人的发明或科技成果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市科技奖”的, 也仅仅只是撤销奖励, 追回证书和奖金, 而并无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再如, 武汉市《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意见》中, 全部是关于“支持”、“奖励”、“补贴”、“鼓励”等方面的政策, 没有相应的惩罚和制裁政策条款。

3.5 科技项目验收检查执法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当前, 武汉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环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科技活动大多具有较浓厚的专业色彩, 除了业内专家以外, 其他人员很难了解其中的具体环节, 因此, 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检查大多需要同行专家的介入。但是, 因为在武汉区域内, 部分领域专家圈子不大, 存在着重人情、拉关系的现象, 同行专家评议制度和信誉制度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 从管理体制上来看, 虽然武汉出台的《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等法规对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上, 因为各种客观因素的存在, 有些条款没有严格的落实。

3.6 知识产权执法的主动性和协调性仍需加强

一方面, 当前武汉市大多数知识产权执法都是发生在接到受害者举报后, 较少有主动执法的现象, 知识产权执法的主动性有待加强。2012年武汉市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布的十大案件中, 一半以上都是相关部门接到受害者或群众举报后才采取的执法行动。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应主动加强对高危地区、高危行业的例行检查,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知识产权执法的主动性, 减小侵权行为的危害。

另一方面, 在武汉市现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下, 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主体涉及到知识产权局、工商、版权、商务、公安、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科技等多个部门, 同时还涉及到与其他地区的横向沟通问题。大多数部门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 尽管规模小、人数不多,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由于体制机制的束缚, 虽然有“武汉市人民政府知识产权联席会议”之类的沟通桥梁, 但缺乏定期的活动和长效的沟通机制, 执法的协调性不够, 影响了执法的社会效果。

4 结语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武汉市要直面科技法制环境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并且加以改善, 才能更好地满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中心对科技法制环境的要求。在立法方面, 要加强扶持中小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立法工作, 制定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 进一步加快地方性科技法规的更新速度;在执法方面, 既要重视“奖励补助”, 也要重视“惩罚制裁”, 特别要重视加强对科技项目验收的执法检查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的保护力度和执法的主动性和协调性。

参考文献

[1]赵小平.科技法制体系建设为科技发展提供保障[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22 (6) .

[2]武汉市科技局, 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科技数据手册 (2013) [G].

[3]武汉市科技局, 武汉市统计局.武汉科技数据手册 (2012) [G].

[4]侯强.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 (5) :121-127.

[5]范晓峰.科技政策发展与科技法制建设, 科技立法工作的回顾和思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3-10.

科技创新与专利保护法制研究 篇2

科技创新是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简称。科学创新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知识创新, 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和积累新知识。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和基础, 技术创新是知识创新的延伸和落脚点。

建立专利制度、实施专利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保护专利权, 起到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科技进步的作用。完善专利制度, 使其顺利运作, 将会推动科技创新的工作。将专利工作纳入到技术创新体系中, 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专利制度, 就是通过授予发明创造者法律认可的“专用权”, 使获得专利的权利人具有了排除他人非法原因而使用该专利技术或生产该专利产品的绝对权, 以弥补因科技创新所付出的资金, 回收投资并从中获益。

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是专利制度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专利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又是促进人类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手段。同时, 专利制度也是调整市场经济有序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专利制度的国际化、统一化、协调化的发展, 必将会促进二十一世纪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二、专利权是核心争竞力

世界上一些经济、科技大国强国, 同时又是专利大国。如日本每年发明专利申请达40多万件, 美国20多万件, 德国15万多件。一个国家是这样, 一个企业也是如此。IBM、杜邦、日立、飞利浦等大公司, 目前拥有有效专利数万件, 每年的发明专利申请就有上千件, 有的高达1万多件, 如此多的有效专利成为他们雄霸国际市场最重要的资本。而我们全国上万个企业、5000多个县级以上的科研单位、1000多所高等院校全年的发明专利申请只相当于国外一个公司, 有很多企业没有一件专利, 差距非常之大。

保护专利权, 是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实行了专利制度, 专利权保护日趋国际化, 关税壁垒逐渐拆除。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仅仅研制出了高新技术成果还不足以拥有市场竞争优势, 只有将其取得专利保护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

三、我国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一) 专利权促进和引导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 科技人员若想占有优势, 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避免闭门造车, 而应在最新、最高的起点上确立科研课题。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借助知识产权的有关文献尤其是专利文献。专利文献是人类发明创造的历史记载, 也是科研成果结晶的宝库, 科学技术是具有继承性的, 如果科研人员不重视专利文献的利用, 盲目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而研究出来的所谓科研成果实际上是早已经申请并利用的专利技术, 就是一种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 由于专利文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文献, 还是一种法律文件, 若使用的虽是自己开发出来的却早已被别人申请专利的技术, 在实施时已构成了对他人的专利权的侵犯, 还必须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因此, 科技创新需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信息, 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中起导向作用。

(二) 专利法律制度为科技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科技创新者一旦获得了专利权, 就成为这一成果的独占和独享者, 未经产权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使用, 否则就构成侵权。专利权的核心就是要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一特性决定了拥有创新成果不等于拥有专利权, 更不等于拥有了竞争优势, 正因如此, 专利权才成为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

我国1985年施行《专利法》以来, 专利申请和批准量均稳步增加。专利申请受理量从1985年的14327件到2002年的252632件, 18年增长了近18倍;专利申请批准量从1985年的138件到2002年的132401件, 增长了近1000倍。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我们仍须清楚地看到我国专利申请和科技创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四、我国专利申请中暴露出的科技创新问题

(一) 专利申请中重大创新少, 科技发明专利申请量比重过少

无论从专利申请受理量还是从专利批准量来看, 我国专利申请中最能体现科技创新的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所占的比例太小。1985—2002年, 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累计98902件, 仅占11%。近八年来,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所占比例始终在30%左右徘徊。这反映出以下问题: (1) 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发明和创新的投入不足, 这种投入不足可能是资金和人力上, 更重要是认识上的, 人们更热衷于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科技含量较少的专利; (2) 即使是发明专利, 受理中的大多数科技创新性不强, 质量不高, 使得受理量与授权量不成比例。

(二) 企业发明专利少, 创新动力不强,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1995—2000年间, 工矿企业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2222件, 还不及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国内专利授权量 (4819件) 的1/2;并且1995—1998年间每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仅在180件左右, 绝对数量亦是很少。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创新源头仍在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 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企业对自身利益的第一追求, 对市场的最贴近接触和对市场信号的最敏锐反应使企业最有可能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 从而推动科技创新。

(三) 我国科技发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1) 首先从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来看, 国外申请量大于国内申请量。1985—2002年, 我国发明专利受理总量为470253件, 其中国内发明专利受理累计226562件, 占48.2%;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为98902件, 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累计36994件, 仅占37.4%。特别是自我国加入WTO后, 国外在我国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明显增多, 2002年国外发明专利受理量比2000年增加了12193件, 年增长率近20%;2002年国外发明专利授权量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

(2) 其次我国在国外申请专利量甚微。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技术市场, 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因此在美国获得专利授权数可以作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有数据显示美国的机构、个人在本国国内获得的专利数从1971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近30年间每年接近10万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日本迅速增长, 开始接近美国;韩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直线上升, 目前已接近德国每年1万件的数量;而我国目前每年在美获得专利量仅几十件, 相差悬殊。

(四) 专利申请及科技创新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存在重成果、轻专利的情况, 注重发表了多少论文, 而忽略了运用知识产权对研究成果进行保护, 使得大量科技成果免费被世界各国使用, 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流失。专利权保护力度不够, 对侵犯专利权行为打击不力, 没有完全形成尊重专利权、保护发明创造的社会氛围。企业和研究机构专利权保护意识薄弱,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中职务申请所占比重自1985—2001年始终小于50%, 职务发明专利存在部分流失现象。

五、大力改革, 强化发展, 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

我国《“十五”计划纲要》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系创新和科技创新”。从以上对我国专利申请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创新状况堪忧。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我国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一) 加强科技立法, 强化国家科技创新系统薄弱环节的建设力度

加强与科技有关的专利权保护和管理, 是促进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保证。充分认识专利权制度的重要性, 把加强与科技有关的专利权保护和管理工作提升到促进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重要地位。专利权制度是国家以法定程序和条件授予智力成果完成人在一定期间内拥有一定的独占权, 并以法律手段保障这一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律制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增强, 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着激励创新、规范竞争、调整利益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 我国的专利权立法和执法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但由于我国建立专利权制度的时间不长, 全社会的专利权意识还比较薄弱, 尤其是许多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对专利权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也不善于运用必要的专利权保护策略和管理手段;科技计划、科技成果等科技管理工作中还缺少专利权内涵;科技成果转化中各种专利权纠纷还不断发生, 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机制的形成和良性运转。

在当前形势下, 加强与科技有关的专利权保护和管理, 以提高我国专利权的总量和质量, 既是增强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解决技术创新源头问题的迫切要求, 也是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应对国际竞争, 变压力为动力的必然选择。

(二) 明确指导思想, 突出工作重点, 加强与科技有关的专利权保护和管理的政策指导和宏观战略研究

当前, 加强与科技有关的专利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 应当是紧紧围绕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方针, 充分发挥专利权制度在规范科技术及其产业化, 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围绕当前科技发展的政策方向和重大课题, 突出重点, 研究相应的专利权管理和保护对策, 提出综合性的、全局性的专利权战略研究报告。要在宏观上和战略上加强各相关高新技术领域专利权的态势研究, 掌握和了解国外及其他地区在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试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增加, 扩大技术创新的科技储备。

(三) 加快体制改革, 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发达国家, 企业投入已成为R&D支出的主要来源, 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我国的企业目前还没有担负起研究开发主力军的重担。统计数据表明:1991—2001年, 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从近1.5万个增加到2.3万个, 但同期这些企业中有科研机构的数量却从1991年53%降到2001年的26%。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 是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要薄弱环节。因此, 我们应该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彻底根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机制, 建立新型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与经济相互促进发展的机制;积极引导企业自主科技创新, 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 大力鼓励产学研合作研究, 使经济建设真正依靠技术进步, 而不仅仅是产量的扩张。

各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协调和支持科研院校、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推动并帮助提高专利意识, 鼓励原创性的发明创造。发展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和信息支撑体系, 密切科研院校、企业的联系和合作, 对技术开发项目给与税收和信贷优惠政策, 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 促进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真正建立起“官、产、学、研、金”五位一体的国家创新体系, 形成合理的布局和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何礼果.现代科技法研究[M].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郑时彪.技术进步的基本理论研究[J].管理与效益.1992,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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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翁贤明主编.专利的取得与保护——专利法原理与实务[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我国农业科技法制的发展及完善 篇3

关键词：农业科技,农业科技法制化,科教兴农,农业科技法制体系

1 我国农业科技法制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为农业的平稳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快速推进, 建设现代农业、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需要农业科技作出更大的贡献。完善相关体制和政策, 促进农业科技事业更快发展, 成为顺应形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1.1 1949—1984年

农业科技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之后农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 及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 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先后制定了《1951~1955年农业科研计划》和《1956~195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特别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研究”, 制定《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包括19个纲要, 共1310个研究项目。总之,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间, 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 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在同一规划下分工协作, 科研工作进展较快。

1978年, 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全国科技工作在恢复中有所发展, 在农业科研工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9~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 1981~1985年期间, 提高到30%~40%。

1.2 1985—1999年

1985年,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首次颁布《中国技术政策》 (农业卷) , 明确未来10年左右我国农业的若干技术政策要点。未来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机制, 增强科技体制的活力, 1985年3月,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农牧渔业部据此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包括1986年6月发布的《关于科研事业费包干试行办法》、1986年9月发布的《关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试行) 》、《关于贯彻国务院 (关于扩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自主权暂行规定) 的实施办法》和1987年7月发布的《农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和晋升试行通则》。

1.3 2000年以来

中央连续出台的6个中央1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 使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实现快速发展。这一时期, 农业科技体制和机制创新又取得了新进展。一是通过共建、调整、协作、优化等手段, 整合资源、理顺结构、调整布局、明确分工、提升能力, 依托已有农业科研机构, 重点开展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二是围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条主线, 树立每个农产品产业链条的技术需求, 切实解决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

2 我国农业科技法制体系的内容评述

2.1 我国农业科技法制体系的内容

法律和政策是现代社会调控和治国互为补充的两种手段, 在加快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各自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任务而确定的行动指导原则与准则, 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灵活性等特点。法律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体系, 具有普适性、规范性、稳定性等特征。

2.1.1 农业科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农业科技与农村教育投入立法支持, 规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农业科技、农业教育规划, 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并鼓励、吸引企业等社会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和扶持农业技术推广事业, 建立政府扶持和市场导向相结合, 有偿与无偿服务相结合。对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举办的为农业服务的企业, 国家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优惠;《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国家鼓励农业科研机构、农业试验示范单位独立或者与其他单位合作实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2002年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是为了充分体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宏观政策导向, 明确转化资金支持终点领域和技术发展方向, 引导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农科技型企业申请获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支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规定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加强农业设施建设。

2.1.2 农业科技政策

《国务院2005年工作要点》规定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 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增加重大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补贴。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到农村开展技术咨询和服务,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入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 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 在机构设置、人员聘任和投资建设等方面实行新的运行机制。鼓励企业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 国家在财税、金融和技术改造等方面给予扶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规定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目标: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农业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的实施意见》规定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要求到201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5个百分点;《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根据本地情况, 大力创新工作机制, 积极引入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科技特派员、农村专业协会等成功经验和模式。同时,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 特别是引导国家高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对试点县 (市) 开展多种方式的科技合作和对口帮扶。

2.2 我国农业科技法的评论

2.2.1 我国农业科技法的滞后性

目前,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 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很多关于农业科技的立法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状况。对农业科技立法应当抓紧制定新的法律。关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已经试行了许多年, 有条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有关的专门法规, 以便进一步规范农业科研机构、保障农业科教经费的投入、保护农业科教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业科技教育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将其纳入规范化、正常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这是实现科教兴农的基础和前提。有关农业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不明确, 目前国家科技方针主要是在“面向、依靠、攀高峰”的基础上, 按照“有所为, 有所不为, 总体跟进、重点突破,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方针, 难以形成与“三农”有效结合的机制, 不能充分体现中央“三农”作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大政方针。

2.2.2 我国对农业科技法不够重视

由于政策和法律没有认识到我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 农业科技的地位、作用、特征、组织等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强制和法律效力, 缺乏对农业科技组织机构和人力等资源保障的相关法规, 没有形成新阶段农业科技、教育、推广结合的有效机制, 出现自成体系, 各自为政的封闭体系。

3 对我国农业科技立法的完善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发展农业, 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最终要靠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业科技立法的完善, 就是要通过立法, 明确农业科技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确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农业科技法制体系。

3.1 农业科技创新法的完善

农业科技创新是指农业技术与农业经济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的过程, 本质是以新的农业技术为手段, 以满足农业生产需求、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它既包含着农业新技术的研究、获取与掌握, 又包含着农业新技术的扩散、转移和渗透, 还包含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拓、售后服务以及改进创新。

我国农业科技管理过去基本上是直观经验管理, 有时还滥用行政手段代替科学管理。目前, 影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模式单一。农业科研未能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脱节, 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随着农业科技体制的深入改革, 目前旧的体制正被逐步代替, 而适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二、科研、教育、推广三部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

3.2 农技人员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业科技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现出其重要性和稀缺性。目前各级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不断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权益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农业科技人员在促进农业技术推广, 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会挫伤其工作的积极性, 影响农村科技队伍的稳定。目前, 农技人员权益保护面临着机构不健全、政策落实难、经济待遇差、权益保障难的问题, 农技人员权益保障难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投入不足、法律供给不足、农技人员维权意识薄弱、服务对象素质低下。

3.3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完善

在我国, 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 缺乏市场导向与激励机制知识产权观念淡薄, 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尤其在农业科技领域, 更缺乏“工业产权的概念。有不少相关农业科技研究开发项目, 从选题、设计、实施到评价, 对专利等形式知识产权所反映的科技信息跟踪把握不够, 查新不充分或主攻方向策略性不强, 造成科研成果创新水平低以至低水平重复我国是农业大国, 知识产权对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农业科技迫切需要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依托和导向的发展战略。

3.4 农业科技教育普及法的完善

我国开展农业科技“三下乡”活动, 绿色证书培训, 农村职业教育等活动效果显著,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增强了农民致富本领。但农村人口中, 文盲、半文盲仍占有很大的比例。科技知识贫乏, 科技传播缺乏渠道, 更谈不上科技人才的培养。许多农民不愿采用现代耕作技术, 宁愿固守传统耕作模式, 农村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另外, 我国农业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突出。财政用于科技的经费不能完全到位, 影响农业科技难题攻关。

加强农业科技教育法制体制保障在我国任重而道远。首先要加强农科教法制宣传工作, 进一步加强全社会的农业科技教育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对促进科技增效、科技兴村、农民增收、依法兴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要健全农科教平台与法律机制建设, 为农业科技传播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整合, 采取公益、产业并进的发展策略, 就会逐步形成政府、民间、企业共同发展的农业科技传播体制。

总而言之, 我国农业科技方面的立法仅处于起步阶段, 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 我们要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农业科技立法的重视。有理由相信的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农业科技政策和法律层面上会有进一步创新, 充分发挥我国农业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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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士忠, 赵春海, 赵广宇, 庄晓曼.关于农业科技推广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吉林省白山市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 2009 (08) .

[4]王美香, 柯瑞清.当前农业科技立法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J].福建农业科技, 1997 (02) .

科技法制论文 篇4

1 完善科技法制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1.1 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标志着我国正式全面进入深改期。《决定》对法治中国进行了部署和制度安排, 以期通过法治中国建设, 创新体制机制, 化解当前的矛盾冲突, 跨越“中等收人陷阱”, 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质的飞跃。在第一次讨论深改具体议题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 司法改革与财税、户籍制度改革并列, 成为讨论的三大议题之一。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对法治的作用进行了完美宣释。往者不可谏, 来着犹可追。这已表明, 进入全面深改期, “法治”将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1.2 科技法制建设是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而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是经济竞争的根本。依靠科技创新优化资源市场化配置、支撑引领经济转型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国力增长持续性的首选。为了科技和创新的同步快进, 需要一个适宜科技发展的宽松激励的社会环境, 需要一个法制化的管理制度和政府工作模式。与科技有关的各种活动和基本关系, 都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 需要纳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从根本上讲, 法律的作用可以归纳为来确认科技有限发展的战略地位、调整科技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保护我国参与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与合作以及防治对科技成果的非道德使用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现今, 这些都不能再通过传统的直接干预和行政命令来体现, 而应当更多地依托法规、政策, 依靠科技立法、科技普法、科技执法"三位一体"形成的强大合力。顺应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 科技法制建设必然成为当前政府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

2 湖南科技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 湖南坚持科技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结构调整, 科技创新立足和着眼于新的生产力布局,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并通过不断强化科技法制建设, 有力地推进创新湖南战略的全面实施, 推动各级科技投入的稳步增长, 初步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 回顾我省多年来的科技创新法规和政策体系建设, 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理论上和还是实践中, 均存在诸多不足, 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2.1 部分科技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高

当前, 该省乃至全国有部分的法律条款仍然只是一纸空文.有的则只有行为模式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太多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对违反该法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界定并不明确、详细。仅仅只是在其“法律责任”一章中以四款法律条文作了规定, 规定的模糊性, 使得条款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也就造成了激励与制裁机制的缺乏。又如, 该省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差强人意, 原因一是该省没有出台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大。二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抵扣操作程序繁琐。三是该政策普惠性不高, 特别是针对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等实际作用不大。

2.2 科技行政执法建设滞后

法制工作的理念还不够端正, “重审批、轻监管”、“重处罚、轻引导”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多年来, 我们制定的科技规划数不胜数, 可是, 大多数都是偏向于技术谈技术, 没有侧重于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的安排, 使其真正能够实施和落实。例如国务院2011年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鼓励发展软件产业。但该政策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 而对于盗版给软件产业每年造成的几十亿元损失打击不力。导致相关企业集体呼吁——“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 更盼创造保护正版的环境”。由此可见, 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

2.3 科研管理和审计监督等体制不够健全

目前, 该省的科研领域中, 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职务较高的行政人员来确定科研项目和立项, 造成科研成果与科研贡献脱节。很多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署名排第一位的, 往往是该单位的行政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多数只是帮助申请了些经费, 对于项目研究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这样, 就很难保证项目管理运行中公开、公平、公正的管理机制。在项目立项、评估中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以至于经常出现少数人、少数单位说了算的情况。

其二, 科研经费管理分隔条块过多, 真正用于科研的很少。例如相关管理部门单独制定计划, 直接从财政部申请预算, 并不相互配合。政府是经费和项目的综合管理者, 既是出资人, 又是“经营者”, 很容易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决策的失误, 更容易滋生腐败。

其三, 科技项目、人才评价标准过于单一, 只重数量, 不看质量。例如只看在某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而不注重这些文章的科学价值。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心态, 只流于形式上的“短、平、快”, 而不去研究“高、尖、精”的东西, 甚至还造成了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2.4 过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我国现行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一般是补偿性赔偿。侵权行为人仅仅只是对受害人权利受到损害的实际有形价值做出赔偿。而其金额远远达不到受到损害的全部价值。因此, 受害人得到的赔偿并不充分, 也更不可能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相比之下, 美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远远超过我国。美国对知识产权实施的是惩罚性赔偿制度, 即通过对主张索赔权利的受害人给予惩罚性赔偿, 使不法行为人向主张权利者支付等于或大于其所造成的对受害者的损失。从而也达到了制裁、遏制不法行为人的目的。无利可图, 甚至会产生负收益, 相信正常人就都不会去侵害他人的权利了。

3 国外完善科技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美国、日本等国就是以科技法制促进科技高速发展的典型例子。坚持立足国情, 借鉴发达国家的科技法制建设经验, 遵循科技发展规律, 不断完善我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3.1 立法保障研究开发机构或科技发展计划执行

日本在每成立一个国家研究机构或制定一项重要的科技计划时, 议会都制定一部相应的特别法, 如《理化学研究所法》、《日本科技情报中心法》、《日本原子能研究所法》、《海洋科技中心法》、《动力反应堆与核燃料开发事业团法》、《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1 4〕《宇宙空间开发事业团法》、《飞机工业振兴法》、《振兴专用机械信息产业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筑波科学城建设法》等, 对政府的资金投入数量作出明确的规定。无论科技事业发展角度来说, 还是法律实施的角度来说, 都是需要成本的, 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保障。

3.2 及时进行科技法律、法规的废、改、立

日本是较早的以“新技术立国”的国家, 在法律保障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也堪称典范。从50年代开始, 日本鼓励企业从世界各地大量引进先进技术, 并为此采取立法形式。同时, 在不同时期也分别选定了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 如50年代的机械制造、60年代的电子、70年代的纤维设备、80年代的信息等, 以专门的产业振兴法来做保障, 促进其振兴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韩国在这方面也效法日本, 从60年代开始, 以专门的产业振兴法促进了汽车、电子、钢铁等韩国新兴产业的发展, 也因此调整了其产业结构, 使其趋于合理化, 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到90年代, 韩国的国民经济比60年代增长了100多倍。

3.3 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保障国家持续创新能力

美国的科技法制建设始终走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前面。美国科技法制体系初步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中小企业发展, 美国在1982年就设立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 并根据该法制定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BIR) 。从1983年开始, 农业部、商业部、国防部、宇航部、卫生部、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等11个部门, 就向SBIR陆续拨款。而这11个部门也是SBIR的主要成员。从1982年起, 联邦政府各部门用于除本部门外的小企业创新活动经费逐年增加, 美国会还专门立法来保证这一措施的施行。1992年各部门投入创新活动经费占本部门总预算的1.25%, 到1997年增加到2.5%。

4 加强该省科技法制建设的建议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 然而要以制度带动科技发展, 必须兼顾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立法应具有可操作性。二是科技立法应具有适当的超前性。三是激励性也是科技立法应该具有的。从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 当前该省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4.1 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全体公民和组织的充分了解和遵守, 是科技法能够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将科技法的学习宣传纳入普法计划中。并通过系统学习, 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技法的认识。另一方面, 科技法学学科本身的建设也应加强。对于其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 应进行深入研究, 全力培养大批兼具科技、经济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4.2 完善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机制和环节

一是加强科技立法的系统性。按照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求, 系统研究科技事业发展中的各种法律关系, 提出适应该省科技发展要求、相对完备、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框架体系, 并形成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二是加强科技立法的可操作性。明确各项具体立法工作立法目标, 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有效提高科技立法质量。三是强化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工作。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机制应以严格的法律责任及明确的追诉和制裁程序为基础, 由执政党、行政机关、司法、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组成。这样, 科技法具有的权威性, 便通过其强制性而能得以保证。

4.3 依法加大和保障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一是建立科技专家陪审制度。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各种技术含量高、复杂性、专业性的案件大量出现, 实行专家陪审尤为重要。二是建立科技专家咨询制度。通过咨询科技专家来解决部分专业问题。三是培养高素质高科技的法律人才。优化传统的产权审批模式, 建设一支既懂法律又懂专业技术的执法队伍。以统一司法考试为契机.面向社会招考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知识产权法官。

4.4 严格依法规范公开运行科技行政权力

一是强化依法行政意识。狠抓法治培训, 建立学习制度, 切实增强贯彻科技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二是深化政务信息公开。保障公民对科技政策、法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知情权。三是分解任务, 落实责任。把依法行政真正落实到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发展事业的进程中, 落实到科技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4.5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与反馈机制

一是以完善专家论证咨询制度为前提, 鼓励地方政府、企业、研究院所和公众参与决策。对于重大科技工作决策务必事前征求意见, 事后及时通报, 切实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逐步推行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动态调整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各科技立法单位要确定专人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一旦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统一起来了, 决策的随意性和失误必然大大减少。

4.6 全面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构建科技宏观决策与协调机制, 改革科技资源配置与管理办法。针对不同的科研工作, 如基础、公益、应用研究等方面, 科学合理地设定竞争性研究经费与稳定支持研究经费的比例, 建立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法规政策。二是加快科技行政部门职能转变,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减少科技行政部门对科研项目从立项、遴选、验收到奖励的具体管理, 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制定规划、设计政策、做好服务上。三是遵循科技多样性客观发展规律, 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与科技奖励体制。科技奖励的权威性不应取决于组织评审部门的行政级别或职能大小。如应用性研究成果应考察其实际应用效果和推广情况, 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等来来评价奖励, 政府予以资金配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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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制论文 篇5

1 科技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 一个国家科技法制建设的发展程度是与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科技事业赖以发展的经济方式密切关联的[1]。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个带全局性的关键性突破。在以竞争性和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科技力量将直接面向市场开展科技活动, 使得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对于知识与科技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效影响极大, 因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 科技法制建设必将不断拓展和深化。

对此, 早在1990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代表们提出的第127号提案就建议加紧制定中国科技进步法。随后, 科技进步法法律草案被迅速列入了七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 并得以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作为一部指导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 总结了我国科技进步工作的经验, 将党和国家关于科技进步的基本方针、政策法律化, 调整和规范了科学技术活动的全部内容, 规定了科技工作的基本准则, 并为其他单项科技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基本依据, 从法律上确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

因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实际是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问世的同时, 为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从法律的角度定位和规范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职责、推广工作的原则和国家对推广工作的保障机制等重大问题。该法律的出台为依法实施和开展农技推广奠定了基础, 成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此后, 我国先后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并颁布了农业技术推广法实施办法, 标志着我国农技推广事业发展开始逐步迈入法制化的轨道。及至2004年, 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又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 将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 确立了农业机械化的法律地位。

1996年,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的配套法律, 其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实际情况和问题, 确定了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应遵循的原则, 规定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措施及技术权益的归属和分享, 通过法律手段的规范作用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两部法律的颁布, 为技术商品的转移、转让和技术交易提供了法律保障, 标志着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形成。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我国的人类遗传资源, 加强人类基因的研究与开发, 促进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1998年6月10日经国务院同意,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管理体制、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以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出境的审批程序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成为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重要依据。自2006年始, 科技部又根据国务院立法计划, 会同卫生部等有关部门, 总结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经验, 调研整理了国内、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关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法规、国际公约、政策措施, 对《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及时的修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半导体集成电路已成为信息业的核心和支柱, 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渐成为各国法律发展和国际贸易关注的热点。为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鼓励集成电路技术的创新, 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2001年3月28日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规定中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创作的布图设计, 外国人创作的布图设计首先在中国境内投入商业利用的, 外国人创作的布图设计, 其创作者所属国同中国签订有关布图设计保护协议或者与中国共同参加有关布图设计保护国际条约的, 都享有相应的布图设计专有权, 并明确受保护的布图设计应当具有独创性, 即该布图设计是创作者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 并且在其创作时该布图设计在布图设计创作者和集成电路制造者中不是公认的常规设计。同年12月, 国务院又发布了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修改了现行条例与2001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WTO中有关规定不一致之处, 体现了遵循著作权法原理、结合计算机软件特点和从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实际水平处罚这三大原则, 使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前瞻性。

2002年6月29日, 鉴于中小企业在促进市场竞争、扩大城乡就业、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肯定了中小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明确了各级政府在促进和引导中小企业发展工作中的义务和职责, 提出了国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以法律形式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 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同日, 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强盛竞争力的根本标志, 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我国几十年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政策实践基础上, 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以法律形式促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同年8月2日, 国务院还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其最重要的变化是, 根据加入世贸组织所作的承诺而做出的修改, 即对于任何一个属于世贸组织成员的著作权人,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在著作权保护方面将受到同等待遇。

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 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有关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 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2003年, 我国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等多部条例和办法;此外, 还修改或废止了多项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不一致的知识产权规章或文件, 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同年, 国务院对1999年颁布实施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进行了修订, 将其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2个等级;对做出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的公民, 对完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 可以授予特等奖。”根据该修订,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作出了相应的修改, 重新公布。

为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反映自1993年以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新情况、新要求,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于2007年1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修订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 突出自主创新, 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新时期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方针和战略, 强调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推动科技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 强化企业在自主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确立了科研诚信和宽容失败的制度, 完善了科研机构管理制度和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 从财政、金融、税收、政府采购等各方面构建起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体系。2008年12月27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旨在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鼓励发明创造, 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 提高创新能力,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此外, 根据2010年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 对2001年第一次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作了第二次修正。

2013年1月16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又决定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四部行政法规关于罚款数额的规定作出修改, 以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打击力度。

此外, 中国地方科技立法也更加活跃和多样化, 有立法权地区结合当地科技进步需要制定了大量地方法规和规章, 范围涉及科技进步、技术市场管理、科普、成果推广、高新区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等, 不仅数量多, 而且操作性强。

总之, 自具有基本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 我国科技立法在其形成的体系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已崛起为新的重要法律部门, 成为对科技活动各种关系实行法律调整的现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 并逐步形成了我国科技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虽然这个基本框架还不十分完整, 科技立法本身在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 但其标志着我国科技立法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并为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2 科技法制建设深化发展的成因

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土壤条件。一个国家科技立法的发展程度, 一方面, 同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程度、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以及科技进步对法律需求程度直接关联;另一方面, 同治国方略和科技事业赖以发展的经济方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 早在1997年,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科技进步与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的讲话中就指出, 当今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 必然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这就需要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3]。因此, 在知识经济时代,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 如何融入科技全球化的大潮, 充分发挥后发性优势, 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 推动科技立法走向深入, 是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高技术在国际竞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适应高技术发展的形势,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发展高技术的新战略。我国自然也不例外。199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 要求到2010年, 重大学科和高技术的一些领域的科技实力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些新兴产业的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必须发挥国家的宏观科技管理职能, 使高技术的发展始终处于国家法律的监督管理之下, 逐步建立起包括高技术在内的中国科技法体系。

我国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涉足高技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 但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产业却是始于80年代, 尤其是90年代以来,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有资料显示, 我国高技术产业在199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4 301.4亿元人民币, 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为10.7%;1997年,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达到6417.6亿元人民币, 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12.2%;1998年, 我国电子工业实现总产值5477.5亿元, 按产业规模计算已跃居世界第4位[4]。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将为我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而要实现这种跨越, 则离不开相应政策和法律的指引与保障, 必须强化知识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意识, 进一步优化知识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 加快建立完善的发展知识经济和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需求的科技立法, 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和促进自己的知识产权建设。

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作为21世纪经济竞争制高点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必将带动科技发展在生产效率、流通渠道、交易市场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 因之, 在知识经济时代, 如何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将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开辟和培育新的科技市场以及谋求在科技市场竞争中的有利位置, 使之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便成为各国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技立法者关注的重点。就我国而言,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作为科技成果主要供应方的研究机构在面向市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99年, 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完成了实行向企业化的大转制;及至2000年, 我国全部技术开发类研究机构均已完成了企业化改制, 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科技与经济相互割裂的局面。但长期以来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科技的发展。据1996年6月5日韩德乾同志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专题研究班上讲话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我国, 每年取得的三万项左右的成果中, 最终能在生产中得到稳定使用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大约只有20%, 能形成产业的仅有5%, 大量的科技成果难以变潜在生产力为现实生产力。不仅如此, 而且大多数得到应用的科技成果, 其推广面占适用面的比例也显著偏小。因之, 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通过加强立法, 赋予改革中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 以国家法律的权威, 用专门法律的形式对转化中的问题进行规范, 以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 从而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为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至此,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诞生的条件已趋成熟。科教兴国战略自1995年被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战略提出后, 工业、农业、国防、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提出了依靠科教振兴行业的发展战略。翌年,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又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 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而“当中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际上就打开了要走依法治国之路的大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就是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的内在需要下提出的”[6]。因之, 在以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 “事实上, 作为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的一种, 许多宏观科技政策本身就体现在具体的法律之中, 而且不少具体科技政策也表现为通过‘依法行政’来施行的行政法规或条例”[7], 即通过实行法治来推动和促进科技管理的民主化和规范化。

总之,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使得种种新的社会关系相继出现, 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也就接踵而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和趋势, 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并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 根据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 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管理科技活动, 按照法治的方向和原则建设与发展科技法制, 从而建构起科技发展中的法治秩序。

3 新时期科技法制建设深化发展的对策

科技法制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科技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其还只是形成了初步的科技法律体系框架, 不仅内容还不完备, 而且实施的效果也有待改善。已有实践证明, 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法制建设, 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发展的全局, 而且也决定我们能否从容面对新科技时代的挑战。

第一, 有效实现科技问题处理和科技关系规范的法治化。新中国的科技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无论其是在理论上, 还是其在实践中, 都亟待实现其法律化。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尤其需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政策法律化工作, 及时将实践检验证明成熟的科技政策上升为法律。可以说, 科技政策法律化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而且契合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体目标以及“依法治国”的方略, 因而确保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真正落到了实处。

已有实践告诉我们, 科技政策侧重政治指导, 其虽然有原则性较强的一面, 但有缺乏强制性的不足, 并不具备法律拥有的恒久性和稳定性, 因之,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语境下, 科技问题处理和科技关系规范应确立科技法制的重要主导地位, 做到充分发挥科技政策和科技法制各自应有的比较优势。与之同时, 还应注意到法治的建立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建立制度, 其实现还需要以观念的建立为作为最终目标。科技问题处理和科技关系规范的法治化, 其不仅指科技政策实现法制化, 更重要的在于从执政党到国家各级机关都需要充分树立起依法行政的法治观念, 并且党和国家各级机关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第二, 进一步完善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相应监督机制和环节。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工作不仅是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而且也是实施我国科技法律、切实保障科技权利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和国人权利意识的增强, 科技法监督的重要性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现代化的今天,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科技法的监督机制, 就不可能保证科技法制的真正建立, 因为科技法监督是维护科技法应有权威性的重要保障。实践也告诉我们, 树立和强化科技法监督意识是建立和健全科技法监督机制的前提, 只有建立和健全科技法律法规的监督机制, 才能使我国科技法制的内容真正得到全面贯彻和保障,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

科技立法与实施的监督机制是以严格的法律责任、明确的追诉和制裁程序为基础的, 其由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执政党监督、司法监督、新闻媒体监督以及社会公众监督等所组成, 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监督制度。因之, 在我国当下行政体制下, 要真正使其发挥效力, 在重视社会监督和强化专门监督的同时, 必须使已有的各种监督形式走向更加的规范化、制度化, 只有充分保障科技法制的强制性, 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权威性。此外, 我国在科技立法的环节上还需注意科技法规范的量化、具体化, 制定出专门的追诉程序、法律责任, 以增强科技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第三, 大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研究、宣传工作。针对我国当下科技法制建设的理论推进与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的差距, 尤其是我们对科技法制建设中面临着的一系列重大的实践问题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的现状, 应大力加强科技法学的学科建设, 深入开展科技法学基础理论、实践问题和预测性研究, 加大对具有科技、经济和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将其充实到我国科技、与科技发展相关联的各领域, 以提高我国各科技活动领域的立法、执法与司法水平。与之同时, 还应注重现有在职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提高问题, 建立起相应的科技和法律培训机制, 以进一步加强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必须的基础性工作。

历史发展告诉我们, 科技法要得到有效实施, 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是全社会的公民和组织了解它并遵守它, 因之, 我们各级政府应当把学习宣传科技法列入普法计划, 在全社会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以提高民众对科技法重要意义的认识, 从而增强其贯彻执行科技法的自觉性、紧迫感, 使党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真正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之中。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 各级领导干部、各有关部门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准确理解法律应有的精髓实质, 自觉把宣传科技法的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此外, 针鉴科技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有关宣传科技法的教育工作还应有长远的打算, 以促进全社会学法、知法、守法和用法。

第四, 进一步通过立法的手段优化科技法律体系。鉴于我国科技法体系还只是建立了初步的和基础的框架, 配套法规、实施细则还不完善的现状, 国务院应尽快制定出完整、全面的实施细则, 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的落实做到具体化。与之同时, 国务院还应进一步制定当下科技实践中急需的专项法规, 完善各部委规章, 以推动科技事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针对由于我国存在着立法背景、立法主体和立法权限等因素的差异, 实际造成了各种相应调整科技关系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统一,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局面, 应明确划分我国各级科技立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 同时明确规定各种科技法律文件的效力层级, 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裁决机制。当立法条件趋于成熟时, 在清理有关科技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 应及时进行科技法典的编撰工作, 以更加简洁、抽象的形式调整好科技关系, 以消除庞杂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差异, 进而从源头上控制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 确保我国科技法律体系有更好的逻辑统一性。

第五, 努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指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的核心定位不是西方式科技法制的延伸, 其是开放性的, 既包括中国传统法制中有益的成分, 也不排斥其他发达国家取得的科技法制建设的成果。这一外延性特征, 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已不只是一般性的法制建设, 而是演化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的理念指导下, 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必须以改革创新为精神动力, 根据改革开放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需要来加以适度推进, 从总体上确保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和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具体而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应该遵循以下一些价值导向:其一, 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其二, 始终不渝地保持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中国特色;其三, 科学认识科技法制建设实际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进程;其四,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科技法制建设应有的领导地位。

总之, 在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 科技发展必须迈上法治的轨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站在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从更加贴近中国现实出发, 按照科学技术的自身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来分别立法并付诸实践;与之同时, 还应充分体现法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努力探索出一条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生态与法律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既是转型期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 也是法治中国希望之所在。

摘要：自具有基本法性质的《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 我国科技立法在其形成的体系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为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把推进我国科技进步的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将科技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 对于保障和促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进步, 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开发人才资源并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作用,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质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法制,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1]范晓峰.科技政策发展与科技法制建设——科技立法工作的回顾与思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30

[2]杨一凡, 陈寒枫, 张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405

[3]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96

[4]《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2000) :科技全球化及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4

[5]刘国新.中国共产党治国社会方略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329

[6]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