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共10篇）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篇1

一、前言

建筑行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国民经济中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建设工程监督是建筑行业的重中之重。过去在建筑行业, 信息化技术通常只被当作一种辅助手段, 因而投入使用的力度不大, 在建设工程监督领域使用信息化技术更是绝无仅有。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步伐的日益加快,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 建筑行业也在向规范化、国际化靠拢, 加快建设工程监督领域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在《建设部关于加快建设系统信息化进程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提出:“建设系统的信息化是实现城乡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促进建设事业结构调整和解决深层次矛盾的重要途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树立政府形象, 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目前, 我国建设工程监督领域已逐渐开始在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督方面尝试使用信息化技术开发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 并利用该系统实时监控施工工地的施工情况, 标志着建设工程监督领域正在告别传统管理方式, 告别以往监督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察看的方式, 向以信息化、网络化为主体的管理方式转变, 开始迈入了全新的“数字时代”。

二、目前建设工程监督领域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情况

目前, 全国部分建设工程监督部门已开始使用信息化技术开发并运行了相应的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该类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通常包含三个子系统:图像采集子系统、传输子系统、监控中心子系统。

(一) 图像采集子系统

图像采集子系统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摄像机等视频采集设备采集工地上需要监控的图像并转换为适合传输子系统传输的数据形式。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条例的规定, 监督人员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实施工程监督时, 必须对作业面、生活区、材料堆场、加工场等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所以, 图像采集子系统必须对以上几个地点安装5~6台摄像机实施视频采集, 一般设置如下:

1. 施工塔吊上安装旋转式 (360度) 摄像机, 用于监控施工作业面。

2. 工地大门、生活区、材料堆场、加工场各安装一个固定摄像机。

3. 另外, 选择一个视野开阔的地点, 安装一个固定摄像机用于观察工地主体工程形象和施工进度。

同时, 施工塔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会随着施工的进度而向上伸展高度, 因此在安装施工塔吊上的摄像机时, 必须按照塔吊的最大高度预留好足够的同轴电缆。同时, 如果距离较远 (大于200米) , 还应采用在线路中途增加视频放大器设备的方法来对信号强度作补偿。

施工工地的5~6台摄像机通过同轴电缆汇合到1台8路硬盘录像机上, 而硬盘录像机内会安装一个大容量的硬盘以实现本地录像存储, 然后硬盘录像机将摄像机的图像信号转换成1路高速数字信号, 然后再接入传输子系统。

(二) 传输子系统

传输子系统的任务是建立各个施工工地的图像与监控中心之间的传输路径。由于施工工地一般都比较分散, 自建传输子系统的投资非常巨大, 所以一般主要采用租用网络运营商传输线路的方式来构建传输子系统。

在现有的信息化图像传输技术下, 要保证实时流畅地传输一路视频信号大约需要400Kb/s的带宽, 而每个施工工地一般安装有5~6台摄像机, 因此每个施工工地网络接入的光纤带宽一般不低于2Mb/s。同时, 租用的传输线路设置为不进入互联网, 专为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使用;因此不会受因特网内传输节点较多的影响而造成图像的流畅性、时延性较差, 或者偶尔有数据掉包、图像卡住的现象。

(三) 监控中心子系统

监控中心子系统的任务是汇总、处理、储存、显示来自图像采集子系统的图像数据, 并为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构建操作平台和管理平台。

监控中心子系统是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精髓所在, 其信息化程度越高越会很大程度上提高建设工程监督力度与效果, 确保建筑施工工地的安全受控。其一般配置如下:

1. 设立一个专用监控中心, 内设超大屏幕无

缝连接监控显示屏, 令监控图像解压后直接通过VGA、S-Video等接口输出数字视频, 通过解码卡硬件解压后数模转换, 通过视频线输出模拟图像到监控显示屏幕显示, 同一个施工工地可显示1/2/4/6/9/16/24/36个监控点视频图像;内设1~2台操作工作台, 配备专用监控软件实施具体监控操作。

2. 设立一个监控中心专用机房, 是整个系统

的核心, 内设服务器群, 包括流媒体服务器、存储服务器、视频代理服务器、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磁盘阵列等, 专门用于在统一操作平台、统一界面下实现对多路图像的监控和控制, 存储大数据量的监控图像数据, 并可根据授权进行远程调阅、查询, 实现互联、互通、互控、开放接口和多种应用的共享平台, 为建设工程监督人员决策、指挥调度、取证提供及时、可靠的监控图像信息。

3. 根据实际监督人员人数设立监督操作工作

台数, 每位监督人员都可以在该工作台实时监控其所管辖的施工工地状况, 并能远程集中监控、查询录像等。

4. 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发出的监控管理系统,

是整个监控中心子系统的塔尖, 其对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各项资源进行全面的管理, 具有远程监测和控制功能、告警功能、配置功能、安全管理功能、报表功能、通信管理功能、显示功能和打印功能等, 还可以实现对现场设备的监控, 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监控管理系统一般由以下各软件部分组成:

(1) 管理软件部分

管理软件是监控中心子系统的核心部分, 是整个系统的运行枢纽。针对适用对象的网络视频监控的规模不同, 在服务器端的结构也有相应的调整。一般采用中心服务器管理控制模式, 当系统扩展到一定规模时, 将单服务器结构转化成适于大规模网络监控的多服务器或服务器集群结构。通过管理服务器对系统进行管理, 包括系统中的DVR、流媒体服务器、用户等数据进行集中管理与记录, 达到系统内部管理要求。

(2) 视频监控软件部分

视频监控软件是网络客户端软件, 与流媒体模块协同工作。主要完成以下功能:对监控云台、镜头的控制 (DVR和IPVIDEO连接解码器) ;对指定硬盘录像机通道图像、声音参数的控制;控制网点的各种报警信号;录像方式的设置 (录相方式含定时、探测器等开关量报警触发、移动侦测等) ;码率及帧率的设定;远程布防、撤防的设置;声音、文字、现场图像报警提示, 报警信息分等级、队列方式管理;PTZ控制。

(3) 流媒体软件部分

流媒体软件响应监督人员对施工现场实时视频和录像文件的点播, 并对文件进行转发。

(4) WEB服务软件部分

用户IE浏览的WEB服务, 由管理服务器指定允许访问的摄像机及操作权限, 对权限范围的网络视频服务器或摄像机可以进行实时预览、监听声音、云台控制等权限许可的操作。

(5) 视频存储软件部分

视频存储软件采用分散存储、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存储, 将监控图像数据实时的保存在前段硬盘录像机上, 所有录像文件可以集中管理, 查询回放及存储。

由图像采集子系统、传输子系统、监控中心子系统三部分组成的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 采用了高端信息化技术进行开发并投入运行, 现在已经逐步在全国重点建设工程、大型建设工程以及文明工地、平安工地、目标创建工程等工地上推广、应用, 受到了全国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也逐渐接受、认同了这一全新的安全监管方式。安装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并能在施工全过程中始终保持基本稳定。

从使用效果来看, 该系统能发挥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是能真正实现建筑工地施工现场, 特别是重大危险源工程施工现场24小时全程监控, 以其较短的事故隐患发现和响应时间, 较好地解决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动态性大、复杂多变的难点;二是监控信息的远程传输和监控设备的远程操作, 极大地缓解了因建设工程分布地域广、安全监管对象面广量大造成的建设工程监督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 便于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特别是外地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的主要负责人和质量、安全监督部门远离施工现场依然能够掌握现场实际状况, 更好地履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职责;三是能帮助建设工程监督部门及其相关管理部门建立完善、高效、快速的监督体系, 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覆盖率, 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提高建筑工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 还有助于地区间建设工程监督管理部门的交流和协作;四是利用该系统, 便于建筑工地加强治安管理、民工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 防止工地发生盗窃、民工聚众斗殴等治安事件, 促进建筑行业与经济建设、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五是还能实现建设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管, 帮助建设单位 (特别是外资、台资企业) 、项目管理公司远程实时掌握工程建设情况, 使投资项目及早建成、及早投产。综上所述, 目前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在全国建设工程监督领域投入使用的情况反映良好, 很大程度上推进并解决了建设工程监督领域一些棘手问题, 并引导着建设工程监督领域向信息化、网络化为主体的管理方式转变, 迈入全新的“数字时代”。

三、建设工程监督领域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建设工程监督工作的深入开展, 各建设工程监督部门的业务也在快速发展, 这就对信息化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的建设工程监督领域应当是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化、自动化以及多学科的融合。因此, 在不久的将来, 以信息化技术为主线的建设工程监督系统将成为主导, 并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条例的指导下, 将诠释一种更新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

无线网络技术的引入。目前无线网络技术还尚未十分成熟, 普遍存在造价昂贵、性价比低、传输速率不稳定等现象, 所以大部分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都仍使用有线网络的传输。但在不久的将来, 无线网络技术一旦发展成熟, 将很大程度地改进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图像采集子系统和传输子系统部分。这两个部分将可以抛弃原有的有线传输介质, 大量使用无线传输介质和无线图像采集设备, 施工工地塔吊等地点将不再受到线缆长度的限制, 可以通过无线网络实时传输图像数据。

GPS和GIS技术的引入。在不久的将来, 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将会普遍使用GPS和GIS技术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监督领域的管理水平。GPS是英文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简写, 即全球定位系统;GIS是英文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简写, 即地理信息系统。首先, 经过技术开发, 可以在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监控中心子系统中增加GIS模块, 增加该系统的实际操作性。当增加了地理信息系统后, 监督人员就可以便捷地在监控中心子系统中直接寻找出自己管辖区域内的所有施工工地, 并更精确地查询它们的地理状况和周边环境。其次, 可以在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监控中心子系统中增加GPS模块, 增加监督人员可操控性。在目前的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工作中, 监督人员的统筹安排也是重中之重。一旦某个工地出了质量安全事故, 作为建设工程监督主管部门必须第一时间了解状况并安排监督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处理。当增加了全球定位系统后, 监控中心子系统具备定位每位监督人员的地理位置的功能, 再配合GIS模块, 就能自动反馈施工工地变化情况到该工地的分管监督人员手机中, 并通知该监督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故工地。经过GPS和GIS技术的引入, 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信息化集成程度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网络视频会议技术的引入。目前网络视频会议技术已经开发得很成熟, 但是在建设工程监督领域还没有大面积铺开使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统还将普遍使用该技术提高监控中心子系统与施工工地的可操作性。运用该技术, 可以实现即时与施工工地管理人员通讯、对作业面施工人员进行远程调度、开展工作会议等, 还能针对施工工地违反标准的地方、需要整改的地方直接远程下发电子版整改通知书, 并限时整改。这样,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监督人员相对不足的问题,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覆盖率。

四、结语

信息化是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各领域的历史过程, 而信息化技术作为信息化的基础, 必将与社会各领域中的工作相结合并不断发展演变, 最终成为代表各领域特色的领域信息化技术。建设工程监督领域是社会众多领域中的一个, 该领域的信息化技术尚处于不断摸索渐进的阶段, 但是从全国各建设工程监督部门推广使用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的力度和决心可以看到, 未来的建设工程监督领域将与信息化技术更加密不可分, 建筑施工工地远程监控系统也将与信息化技术更高密度的集成。

参考文献

[1]周宏仁.信息化概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2]高复先.信息资源规划——信息化建设基础工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篇2

关键词：动物卫生监督执法 职务犯罪 预防对策

动物卫生监督是农业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含动物产品）检疫检验工作，对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领域渎职犯罪频发，侵害了动物卫生监督管理秩序，危害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聊城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的指示精神，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动物卫生监督领域部署开展了专项活动。2013年以来，聊城市检察机关共立查该领域渎职犯罪案件28件34人，全部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其中3人被判处实刑。本文针对全市查处的该领域渎职犯罪案件特点和成因进行调查分析，同时对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发生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惩治预防动物卫生监督领域犯罪、营造安全健康的食品环境有所帮助。

一、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领域犯罪的特点及规律

一是犯罪主体较为集中，多数为基层动检机构检疫人员，且窝案串案多发。据统计，所查处的案件集中发生在县级畜牧局动检所和乡镇动检站。乡镇动检站和畜牧站承担动物防疫免疫、动物卫生监督等大部分畜牧业务，管理松散，容易出现犯罪，且窝案串案多发，往往整个动检站人员全部涉案。其中乡镇动检站动检人员涉嫌犯罪的比例较大，占全部涉案人数的94%。

二是犯罪形式多样，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渎职犯罪比率较高。全市检察机关查处的此类案件中，犯罪形式多样，有的动检人员和畜禽养殖户、运输户、屠宰加工户勾结，搞钱权交易，对明知不合格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出具合格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的为了多收检疫费，获取检疫费返还款，不经检疫伪造检疫结果，甚至违反规定跨区域检疫；有的滥用职权收取国家明令禁止收取的费用，或徇私舞弊不收少收检疫费；有的截留贪污检疫费，还有的利用检疫检验工作便利收受索取贿赂。

三是渎职犯罪往往和贪污贿赂犯罪相交织。随着农业的发展，国家对畜牧领域的各项资金投入也不断增大。有些负责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领导和乡镇动检站人员接触畜牧惠农资金的机会较多，在经办能繁母猪补贴、后备奶牛补贴、无害化处理、标准化小区建设以及检疫检验、兽药管理等业务中，经不住诱惑，耐不住腐蚀，发生贪污、挪用及受贿犯罪。在查处的案件中，乡镇动检站、派驻企业检疫人员贪污检疫费或收受贿赂，放弃检疫职责的情况时有发生。所立案件涉嫌贪贿渎职双罪名案6件6人，占立案总数18%。如东昌府区沙镇畜牧站原站长孙某某除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渎职犯罪行为外，还存有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四是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动物卫生监督领域的渎职犯罪往往会引发动物疫情的扩散及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当地畜禽养殖业和食品行业发展危害后果较为严重。

三、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执法人员素质方面的原因，又有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还存在单位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如下：

首先，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检察机关办案发现，涉案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有的初中尚未毕业，有的检疫员甚至不知道必须先检查强制免疫资料经现场检疫才能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多数检疫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将未经现场检疫伪造出具虚假检疫结果的行为视为一般违法行为，存有法不责众的思想，以致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次，利益驱动，徇私执法。有的为了多得检疫费返还款，收受贿赂违法开具检疫合格证明。有的把“开检疫证”承包给无检疫资格的人员搞权力出租，由其伪造动检人员签名开具检疫合格证明，再和承包人按所收取的检疫费分成。有的“承包人”为多收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跨区域开证，甚至违法上路查车，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再次，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动物卫生监督检疫机构隶属于畜牧部门，基层站所归乡镇政府和畜牧局双重领导。多数动检站人员较少，有的还要承担所在乡镇政府安排的“中心工作”，经费保障不足。

最后，内部管理不严，不重视预防工作。县畜牧局和乡镇政府不承担畜牧站人员工资，县畜牧局只规定开具一份检疫合格证明所收最低金额，多收部分由各站自留，畜牧兽医工作站收费不开收据的情况普遍，所收费用随意支配，管理混乱，造成检疫费落入个人腰包，极易引发犯罪。

四、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领域渎职犯罪的预防对策

动物疫病的防控和动物检疫工作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大事。预防动物卫生监督领域渎职犯罪，维护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检察机关重要的责任。为促进动物卫生监督依法行政，提出预防对策如下：

第一，加强动物卫生监督队伍建设，增强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为促进动物卫生监督行政执法工作良性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增强食品安全责任意识是首要任务。畜牧部门应结合工作实际尽快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官方兽医的管理，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正派的同志充实动物卫生监督行政执法队伍。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把日常教育和定期培训结合起来，经常组织学习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不断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坚决杜绝执法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做到严格执法。

第二，加强执法规范建设，切实担负动物卫生监督重任。动物卫生监督事关民生，责任重大。各级畜牧部门应切实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规范建设，促使动物检疫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办理，坚决杜绝只收费不检疫、不检疫就出证、重复检疫收费、倒卖动物卫生证章标志、不按规定实施饲料兽药质量监测、发现违法行为不查处等行为。要加强对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和派驻企业、市场检疫人员、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检疫人员的管理。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切实落实执法责任制，使执法检查经常化，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坚决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监督机制，使监督常态化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切实加强和规范畜禽强制免疫、日常防疫和产地检疫，加强财务管理，充分发挥内部行政监察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切实重视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筑牢“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坚实防线，塑造一支作风正派、廉洁高效的行政执法队伍。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篇3

1.1 模型的理论基础。Mason提出信息影响理论, 他认为Production是对整个通讯系统质量的评估测量, 与D&M系统中的“系统质量”概念类似, Product与模型中的“信息质量”变量对应;Influence则与效用层类似, 都是对信息被接受者接受信息后出现的一系列影响和效用。而且, Mason认为效用层应该对信息被接受者受到信息影响程度进行细分, 应进行信息评估、信息利用、接受者行为变化等。另外, Mason还提出可对信息系统的输出进行评估, 分成:技术层输出、语义层输出、功能层输出以及影响或使用层输出。

1.2 模型的提出。上世纪80年代, 伴随着信息系统的发展和普及, 关于信息系统建设的成功进行评估成为业内研究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Delone和Mclean于1992年提出了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D&M模型) , 为进行信息系统建设效果进行评估提供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框架。

1.3 模型的发展演变。1992年由Delone和Mclean提出D&M模型后, 到1999年, 又有160余篇论文中提到D&M模型, 由于1992年提出的模型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出的总结, 且模型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 因此, 有学者开始对该模型进行修正。例如:1994年, 有学者对模型中的“系统质量、信息质量、使用和用户满意”这4个变量的相互关系提出疑问, 需要对此4个变量进行修正。到2003年, Delone和Mclean又基于1993-2003年间的研究成功, 提出新D&M模型, 见图1。

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在卫生领域的应用和扩展

2.1 应用。不同的信息系统在建设效果上存在一定差异, 应用D&M模型对其进行评估时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 以数据分析支持模型做出的推论。在卫生领域, D&M模型的大多数推论是成立的。有学者使用D&M模型对国外老年家庭护理机构的电子健康档案系统进行评估, 同时进行效益的评估, 在模型原有7个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自我效能”指标, 用以反映系统的易用程度。也有学者对医疗风险监测系统进行评估, 该系统与用户的交互非常繁密, 故而引入“使用焦虑感”指标, 将该指标与用户满意度、使用指标一起分析是否影响到个人绩效, 进而是否对组织绩效产生一定影响。后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发现:信息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到用户对于系统的使用以及用户满意、使用焦虑感, 进而对个人绩效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研究指出D&M模型在卫生领域应用上既有其优势,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还需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增减相关指标。

2.2 扩展。目前在D&M模型在卫生领域的扩展上, 主要有与技术接受模型、组织管理理论、任务技术匹配模型等联合的扩展, 下面就简单介绍其与组织管理理论联合的扩展。基于D&M模型对医疗影像信息系统进行评估, 我们将使用、用户满意这两个变量分成人、组织两个层次, 在人的角度分成使用、用户满意指标;组织的角度则分成组织架构、组织环境指标,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与组织、技术相互匹配的模型, 通过对三者之间的适应性、影响来进行该系统建设效果的评估。该模型更加重视组织概念, 重在分析信息系统对于组织发展的影响, 从而对系统建设的微观环境、宏观环境进行分析研究, 不断细化衡量指标和标准, 从各个方面来评测信息系统的建设效果。

结束语

随着D&M模型的快速发展和卫生领域信息系统建设步伐的加快, 如何结合卫生信息系统的特点进行D&M模型的完善十分必要, 将多种理论与D&M模型结合起来, 更加客观、公正、系统、全面地评估卫生领域信息系统的建设成果, 从而不断对信息系统进行完善, 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的发展演变, 以卫生领域为例, 分析D&M模型在卫生领域的应用以及如何联合相关理论进行信息系统评估, 以正确分析信息系统建设成果, 不断完善信息系统。

关键词：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卫生领域,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徐雯, 刘加林, 黎勇, 等.D&M模型在医疗卫生信息领域应用分析[J].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5, 36 (2) :56-60.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篇4

国家采购中，国有企业的物资采购占据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选择的采购人不仅承担着采购的任务，还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权利的过度集中导致了腐败出现的可能性极大程度上增加，采购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同供应方勾结，不顾法律法规的约束，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如何遏制采购工作中出现的腐败，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国有企业不断改进制度体系，自然是获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成效比较明显，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就需要从其特点出现，加强采购领域的监督。

物资采购领域腐败的特点

犯罪行为的权利集中并且职位较高。犯罪行为人一般是拥有一定职权的负责计划采购、审批的直接采购经办人员或者领导人员，因此他们能够决定资源市场的选择和物资的采购价格。这种权利较为集中的状况使得他们容易使用自己的职务或者职权去进行犯罪活动或者接收他人的贿赂。

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虽然采购工作的流程较为简单，但是在没有监管部门监督的情况下，各个环节都可能滋生腐败，也就是形成多种多样的腐败。例如：在采购过程中向供应商提供相关的采购物资信息，为不具入网资格的供应商提供途径助其中标，然后在供应商得到利益之后，通过接受或者所要的方式获取供应商的咨询费、贵重礼品或者回扣等，或者是通过接受供应商提供的旅游活动，在供应商企业参股，借由打牌等赌博方式变相接受贿赂等。

犯罪行为产生后查处难度大。采购负责人为了防止犯罪行为被发现，作案的保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请托方同受托方采用的是“一对一”的联系方式，很难被人察觉，同时一旦犯罪行为出现，二者容易形成了攻受同盟，这就导致了查处难度的增加。

物质采购惩防制度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

廉政教育开展效果不好。专题教育被摆上日常工作后，对于廉政教育就存在敷衍塞责，走走形式的问题，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几乎就没有做过。此外，部分党员领导对于业务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党风廉政教育，一旦出现较大的腐败问题，就会加强廉政工作，但是一旦事情过去，就容易放松。这种状况使得廉政教育犹如“蜻蜓点水”一般，没有实际效果，缺乏长期效果。

制度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体制不够完善。一方面物资采购制度存在不足，管理上存在很大的监督盲区和漏洞，亟需健全采购制度，例如：市场管理上，对于流通商的进入、数量控制和退出机制还没有明确的措施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是制度的落实力度不足，从实际的工作流程上看，采购过程中的计划、市场、价格、合同、付款等有着明确而严格的制度规定，但是仍然有违规操作的出现，部分负责人完全忽视规章的约束。这就导致了一旦监督管理没有做到位，就会出现在价格管理、产品定位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一旦在招标管理上出现监督不严的情况，很容易出现泄漏标底，明招暗定等现象，优势还会出现领导干部非法干涉投标工作，最终导致定标的结果不透明，不公开等问题，进而使得腐败问题出现。

监督机构的约束力度不足。监督机构的约束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机构对于监督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存在的问题不愿意去监督，不敢去监督。这主要表现在个别党员干部长期私自处理物资账目，违反纪律设置“小金库”，业务上也经常进行违规操作进行“倒空账”，为关系单位谋取利益。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处理的力度不够，惩罚不够严厉，使得监督工作缺乏真正的效果。一旦出现问题，采购人员就会拖各种关系请求监督部门从宽处理，监督部门在这种人情的干扰之下，难于从严处理；同时物资采购单位害怕违规操作人员的事迹暴露给上级之后会程度监管不严、玩忽职守的责任，因此对违规人员低调处理，使得违法行为不断被纵容，最终构成犯罪，给人民和政府带来巨大的损失。

强化反腐监督机制是加强监督的主要措施

长期的实践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利必然会产生腐败。为了对采购环节权利进行监督，这样才能避免权利失控、防止决策失误、规避行为错误。

着力提高物资采购效能的监察。效能监察被人形象称为是“管理的再管理，监督的在监督”，这充分展现了效能监察是反腐体系建设延伸至企业生产经验领域的良好体制，也为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为企业中心任务服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效能监察要紧紧围绕市场准入、计划审核原则、价格管理措施、合同签订规章等相关的物资采购环节进行，重视监督和检查工作并行。在工作过程中，纪检监察部门承担着牵头的重要作用，对于协调组织也起到了重要的价值，因此要发挥带头作用，做好跟踪检查和问题分析工作。

建立公开的物资采购监督网。不管物资采购过程中犯罪行为如何隐蔽，它们都是在隐瞒或者编造商业信息，弄虚作假是非常普遍的特点。集中全力最好的分散化方法就是通过公开来让广大人民监督，正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句话所言，“阳光采购”必须要通过公开采购信息、及时公布物资采购渠道、价格、方式和数量等信息，保证采购的各项情况都处于广大职工的监督之下，这样才能真正避免权利的集中，犯罪行为的发生。

小结

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反腐败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在物资采购过程中尤为严重，在社会转型企业如何解决信仰缺失和监管缺失问题成为重要的课题。这就需要国有企业的全体上下齐心协力，充分合理地运用国家的法制力量，对物资采购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努力坚持阳光采购的原则，同时用新的制度、新的工作作风以及新的采购观念来面对这些问题。在采购工作中借助采购效能监察，公开监督网络等方式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权利过于集中，采购任务腐败严重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使用制度创新和改革红利的薪酬方式来进行有力的创新改革。

（作者单位：1河南电力物资公司

2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物资供应公司

3河南恩湃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卫生监督领域中的行政指导分析 篇5

1 行政指导与卫生监督的概念及关系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为适应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以国家的法律规章为根本,在行政相对方同意的前提下,采取一种有效地非强制性措施,它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的,并且是一种不会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卫生监督是国家授权卫生部门对所在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对国家的卫生法令、条例和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对违反卫生法规并造成危害人体健康的,进行严肃处理。

卫生监督以法律为依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经常运用简单、生硬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强制性法律手段来处理问题。很难让人们所接受。而行政指导是柔性执法体系的核心,它这种温和、灵活的方式,和它方法的多样性为卫生监督执法的强制性做到了很好的弥补的工作,行政相对方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感受到行政机关对人民健康利益的维护与保障,进而积极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行政指导使卫生监督的有效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此说来,卫生监督部门的执法与行政指导具有一定的契合性[2]。

2 卫生监督领域中行政指导的分类

从不同的角度看,行政指导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当前,我国行政学家根据行政指导的功能作用,把行政指导分为:规制性指导、助成性指导、调整性指导三大类。

2.1 规制性指导

是指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尽量减少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发生,规制行政相对人,规范和制约其行为的行政指导。通常是属于正式发动公权力规制之前一阶段的行为。例如:日常生活中,在卫生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相对人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并未造成伤害时,卫生行政部门可以不先予以处罚,根据其存在的问题,以卫生监督意见的形式告知相对人,对其提出具体的、相应的指导建议或意见。目前,有关卫生监督部门利用这种行政指导方式,充分发挥其软法的预防和抑制功能,有效的提高了综合执法和监督管理的效果[3]。

2.2 助成性指导

是指为了相对人个人利益或事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是给相对人提供建议的行政指导,又称作授益性行政指导。又称作授益性行政指导。它不用于单纯提供信息的行为,单纯提供信息是为私人活动的便利而单纯服务性的活动。助成性指导是为了实现已经明确的目的。

2.3 调整性指导

是用来调整彼此对立的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以此为目的的一种行政指导。也就是在行政机关做出处分之前,先以软性诉求的方式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进行协议。如就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利益平衡的指导。例如某男,39岁,在医院被诊出胆囊炎后进行手术,手术后病人昏迷不醒,半年后死亡。病人家属向医院询问情况,远方始终不对病人家属做任何说明和解释。病人家属找到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情况,并多次与医院交涉,在行政部门的监督下,医院主动提出赔偿,与病人家属达成协议。

3 卫生监督领域中行政指导的实践与积极作用

3.1 卫生监督领域中行政指导的实践

行政指导被广泛的应用,要想得到更好的发挥,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3.1.1 加强对卫生行政指导的控制和监督

行政权力天生就具有一种膨胀性,所以行政指导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在实践应用中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某些行政指导行为不透明,暗箱操作;某些行政指导者动机不纯,为达到行政的效果,利用手段逼迫相对人就范;甚至某些相对人为了不当利益盲目服从行政指导,与行政指导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等,这些都会使卫生行政产生大量的负面作用。而且卫生行政指导缺乏法律监督、规范,一旦触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就很难明确责任,相对人要取得合理的赔偿和救济也很困难。因此要加强对卫生行政指导的控制与监督,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更有效的运用行政指导[4]。

3.1.2 对一般轻微的违法问题进行告诫指导

在行政处罚法中也明确指出过,对于一般违法行为,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且及时改正,则不给予处罚,只是通过通知、对违法人进行批评教育,并给出一段时间,让他们在该时间范围内改正错误等一些方式进行指导,使执法与宣传法律法规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好的使相对人的错误得到改正,真正体现政府职能。

3.1.3 发布各种信息指导

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方渠道,与公众搭建起沟通的平台,做好卫生科普、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同时张贴通告,让人们了解严重违法的行为相对人,对那些不合格的食品采用公开召回等方式,保障人们的知情权,更好的为公众服务。

3.1.4 对行政处罚案件做好回访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在对相对人处罚后,要主动去与被处罚者进行联系,多进行走访,以此来了解当事人改正错误的情况,并让相对人提出一些有关卫生行政指导工作的建议,避免出现一罚了之所带来的治标不治而本的情况,这也是卫生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对工作负责的表现。

3.2 卫生监督领域中行政指导的积极作用

3.2.1 对卫生行政法律的补充和代替作用

由于法律的稳定性以及立法的困难,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难免会出现法律滞后或缺失的现象,作为卫生行政机关,不能因立法滞后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行政服务就是要以公民的利益为根本,使公民的需求得到尽可能的满足,保障公民的利益。所以卫生行政机关应根据卫生法律的精神、原则,针对实际情况,运用各种手段、措施,充分发挥其对信息的揭露作用,尽量弥补法律上出现的漏洞。在无需采取强制手段或采用传统的强制处罚容易引发矛盾激化时,采取缓和的行政指导的方式来规范相对人的行为,可以更好的实现卫生监督执法的目的。

3.2.2 对轻微违法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于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公共利益和正常生活秩序有一定危害的行为,行政指导可以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在卫生监督部门执法的过程中,对于食品生产、公共场所等地出现的危害公共卫生的萌芽行为,可以通过劝告等行政指导措施加以抑制。

3.2.3 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作用

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检查、处罚、强制等手段进行的监管,通常会因为相对人的抑制使效果不够突出。同时,强制行为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例如,死板生硬、运作起来费用较高等问题。而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它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使效益达到最大化的管理方式。在这种柔和的管理方式下,可以很好地减轻相对人的抵触情心理,使各种利益达到平衡,减少行政执法所花费的费用,有利于卫生监督部门的工作更顺利的开展。

4 结语

行政指导体现的是一种行政目标的变迁,现代社会以服务理念为主,而行政指导正是对服务理念的一种很好诠释,柔和执法被更多人所接受,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在卫生监督领域,行政指导也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杨芙蓉,孙正太,吴斌.柔性执法在五小行业整治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8(1):42-44.

[3]苏锡元.试论卫生行政中的行政指导[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4(3):162-164.

甘肃省卫生领域人才现况调查 篇6

为加强我国卫生人力资源的研究、开发与管理, 准确掌握卫生人才资源, 从2002年至今, 卫生部组织实施多次人才调研, 获取基础数据, 建立卫生人才资源数据库, 分析卫生人才现状, 卫生人才变化趋势及卫生政策性问题。

本次调研本着科学、公正、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 调查全省20家省直卫生单位、14个地州市卫生单位, 对各单位卫生岗位人才现状、专业人才需求、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合理性、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竞争力进行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结合, 客观评价了甘肃省卫生人力资源现状, 分析现存的问题, 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为今后制定卫生人力政策与规划、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信息和有力的决策依据。

本报告为描述性分析报告, 问卷调查和数据录入进行严格质量控制, 所有数据录入和统计处理使用EXCEL软件, 产出汇总表。

1 调研内容与结果

1.1 甘肃省卫生人员地区分布及岗位类别构成

2006年底,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为60794人, 其中省直单位4437人, 占7.30%;市 (州) 单位13649人, 占22.45%;县及以下单位42708人, 占70.25%。卫生技术专业人员54392人, 占89.47%;卫生管理人员3269人, 占5.38%;卫生执法人员1572人, 占2.59%;其他卫生人员1561人, 占2.57%。

按岗位类别分:卫生技术专业人员省直单位3340人, 占全省卫生技术专业人员总数的6.14%, 市 (州) 县及以下单位51052人, 占93.86%;卫生管理人员省直单位260人, 占全省卫生管理人员总数的7.95%, 市 (州) 县及以下单位3009人, 占92.05%;卫生执法人员1572人, 占卫生人员总数的2.59%, 其中省直单位101人, 占卫生执法人员总数的6.42%;市 (州) 县及以下单位1471人, 占93.58%。

1.2 卫生人员结构概况

1.2.1 性别构成

全省卫生人员中男性26497人, 占43.58%;女性34297人, 占56.42%。男女比例1:1.30。其中卫生管理人员男性2289人, 占70.02%;女性980人, 占29.98%。男女比例2.34:1。全国卫生管理人员性别构成:男性占57.7%, 女性占42.3%, 男女比例1.36:1。东部地区男性占55.4%, 女性占44.6%, 男女比例1.24:1。与全国同类别相比, 我省女性管理人员比例远低于全国或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男性占57.51%, 女性占42.49%;省直单位男性比例低于女性, 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1.2.2 年龄构成

5岁以下24471人, 占40.36%;35~44岁23187人, 占38.25%;45岁以上12969人, 占21.39%。卫生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全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年龄构成中, 省直单位口腔卫生技术人员结构老化, 46岁及以上年龄组比重最高, 占44.19%;35岁及以下占仅占16.28%。

1.2.3 学历构成

以大中专为主, 占79.37%;硕士以上学历占0.61%, 本科及以上仅占20.46%。其中省直单位占48.92%, 市 (州) 单位占27.92%, 县及以下单位占14.95%, 呈现机构级别越低学历层次越低的趋势。省直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 占44.49%;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以大中专为主, 分别占33.99%和47.89%。学历构成显示, 甘肃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大中专为主, 中专比例最高。本科及硕士以上的高学历人员集中在省直单位, 占全省硕士以上人员的71.08%;本科学历差异大, 省直单位较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高25.56%。

公共卫生人员中本科学历比例最高, 占31.91%;护理人员中中专学历比例最高, 占63.15%。省直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 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以大中专为主。省直单位卫生管理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 占36.44%;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以大中专为主, 分别占43.30%和30.60%。其中省直单位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大专以上占93.68%, 仅本科为63.16%, 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大专以上占59.10%。卫生监督机构人员较其他卫生人员学历较高。

1.2.4 职称构成

高、中、初级卫生人员比例为1:5:10。副高以上占5.90%, 中级占32.45%, 初级占61.64%。全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构成以中初级为主, 占94.05%;初级职称所占比例最高。卫生管理人员职称构成以中初级为主, 占86.64%;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职称构成以初级为主, 占61.340%。

1.2.5 专业构成

92.93%的卫生技术专业人员毕业于医疗、中医、公共卫生、护理、药学、口腔、检验等卫生专业, 7.06%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具备卫生专业背景。全省卫生技术人员以医疗、护理专业为主, 分别占39.05%、29.36%。中医、公共卫生、药学、检验所占比例均不足10%。省直单位与市 (州) 县及以下单位相比较, 医疗、中医、口腔专业构成无差异;公共卫生、检验、护理专业构成省直单位专业构成比较高;中医、药学、口腔专业市 (州) 县及以下单位构成比较高。

2 存在的问题

2.1 卫生人力结构欠合理

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为60794人, 其中卫生技术专业人员54392人, 占89.47%;学历以大中专为主, 占79.37%;硕士以上学历占0.61%;本科及以上仅占20.46%。职称方面副高及以上占5.90%, 中级占32.45%, 初级占61.64%。初级职称所占比例最高。高、中、初级卫生人员比例为1:5:10,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为1:3:1, 中级人员比例偏少;全省医疗机构的卫生专业人员约占总量的83.77%, 而公共卫生卫生人员只占3.20%, 市县级人员比例低于省级单位。年龄方面35岁以下24471人, 占40.36%, 35~44岁23187人, 占38.25%, 卫生人员以中青年为主。

2.2 卫生人力资源配置不平衡

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其中就包括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甘肃省卫生人力资源配置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市卫生人才密集, 农村卫生人才缺乏;大型医疗机构中人才密集,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才缺乏。目前, 城市卫生人力已相当充足, 而农村仍然缺乏, 我国占70%的农村人口拥有的农村卫生技术人员, 仅占全国医技人员总数的37.5%。全省卫生人员总数为60794人, 其中省直单位4437人, 占7.30%, 市 (州) 单位13649人, 占22.45%, 县及以下单位42708人, 占70.25%。本科以上学历省直单位占48.92%, 市 (州) 单位占27.92%, 县及以下单位占14.95%, 呈现机构级别越低学历层次越低的趋势。高学历、高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集中在较大的三级医院, 基层人员目前大部分是中专学历, 甚至更低。

2.3 整体素质不高且学科比例失衡

我省不少医院学科带头人严重缺乏, 有些专业或学科只能依靠返聘老专家。基层医疗单位整体素质较低。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素质较低, 缺乏现代管理的思想、知识和技能。卫生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合理。另外, 学科比例失衡, 中医、检验、护理、公共卫生等方面人力资源短缺,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 中医专业的医务人员太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合理的医护人员比例应为1:2, 我省卫生技术人员以医疗、护理专业为主, 分别占39.05%、29.36%, 护理人员严重短缺。中医、公共卫生、药学、检验所占比例均不足10%。甘肃省地处西部地区, 经济基础薄弱, 工作生活条件艰苦, 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造成卫生人才匮乏。因此, 要以高层次技术人才建设为重点, 加强卫生人才、卫生管理人才、社区卫生服务人才、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2.4 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化队伍建设有待提高

我省卫生管理人员中, 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0.93%, 本科学历占26.38%, 大专学历占42.34%, 中专30.35%。省直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 占36.44%;市 (州) 及县以下单位以大中专为主, 分别占43.30%和30.60%。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学历层次显然很难适应卫生事业管理的需要。职称方面, 副高12.21%、中级39.40%、初级47.24%, 中级职称较少。目前我省卫生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学历层次还不能完全适应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 管理人员的整体学历层次亟待提高, 特别是多数高层卫生管理人员“身兼双任”, 既是单位领导, 又是专业技术骨干, 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管理工作中。因此, 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化队伍建设有待培训提高。

3 建议

3.1 适度增量, 优化卫生人力资源配置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加快卫生人才结构调整,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促进人才合理分布, 发挥人才队伍的整体功能。重点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 增强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素质。科学根据市场机制, 结合供需双方人才需求, 将大医院“富裕”的卫生人力资源分流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优惠条件, 鼓励医科大学毕业生下到基层, 解决基层卫生人员缺乏境况。这种卫生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仅靠市场调节是无法解决的, 重要的还是政府的行政干预, 要重点扶持, 合理分流。

3.2 以能力建设为核心, 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在提高卫生人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 根据各行业人才的特点, 研究制定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标准。在完善医学教育培训的机制上, 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围绕创新能力建设、内容和方法, 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教育质量, 学历教育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促进人才在实践中不断增长知识, 提升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建立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有效机制。着重培养造就大批有创新能力、扎实肯干的高层次和高技能学科带头人, 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管理干部岗位培训, 推进卫生管理职业建设, 提高卫生管理干部素质。

3.3 突出重点, 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以我为

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 积极引进高新学科带头人才和智力。制定和实施人才引进规划, 建立人才评价和准入制度。引进医疗、预防、保健和科研、教学、卫生管理领域等方面的高级人才以及基础研究方面的紧缺人才。加强学术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 培养一批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在我省卫生行业造就一批领军科研学科, 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杰出人才。

3.4 深化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人才保障制度

收敛性理论在卫生领域中的应用 篇7

经济领域中,经济学家围绕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发展了“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并被学者们运用到卫生服务研究中,用于描述和分析卫生服务地区差异性及其变化趋势。而在我国,现有关于卫生服务差异性或不公平性的研究主要采用横断面描述,集中于差异的统计性分析,研究内容往往为卫生总费用、公共卫生服务等,数据分析方法则包括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3,4],较少关注差异的变化趋势。收敛性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主要限于经济、教育等方面,在卫生服务研究方面的运用非常有限。

文章从收敛性研究的定义出发,归纳分析了国际上收敛性研究在卫生领域中的实际应用,探讨收敛性对我国卫生服务研究的重要意义。

1 收敛性定义及作用

收敛性现象,也被称为趋同现象,在新古典经济学是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趋势,经济发展最终将趋于稳定状态,即所谓的收敛性特征[5,6]。收敛性可以分为:σ收敛(Sigma convergence)、β收敛(Beta convergence),后者又包括绝对收敛(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beta convergence)[7],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由条件收敛发展出了“俱乐部收敛”(convergence clubs)[8]。

σ收敛是指研究对象的标准差随时间逐步变小。β收敛是指发展初始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比初始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有更高的增长率,即增长率与初始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这样低水平的经济体就将赶上高水平经济体,出现收敛现象。β收敛中的绝对收敛不考虑不同经济体之间结构上的差异,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将收敛于相同的水平;条件收敛则放弃了各经济体结构相同的假设,认为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受到其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俱乐部收敛”是指在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其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趋于收敛,而不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缩小,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9]。

不同的收敛形式有不同的政策意义。绝对β收敛意味着差异的自行缩小,此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收敛速度。条件β收敛、俱乐部收敛与地区的基础条件密切相关,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改善或创造哪些基础条件才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10]。

从收敛性的定义出发,则其在卫生领域中涵义也易于理解,将经济的发展水平替换为某一特定的卫生服务指标,如人均政府卫生投入、期望寿命、死亡率等,则可利用收敛性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这些特定的卫生服务评价指标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通过收敛性的研究,可以回答地区间卫生服务差异的各类问题,如各省间的卫生服务差异性是在逐步缩小还是在扩大?原来卫生服务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其发展速度是滞后于原来卫生服务相对高水平的省份,还是超过后者,出现所谓的趋同现象?因此,卫生领域中的收敛性研究,能为制定合理、科学的卫生发展策略提供循证基础。

2 收敛性模型解释

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收敛性的模型。由于在卫生服务研究中收敛性的运用并不常见,因此,如何根据卫生服务的特性建立收敛性模型将是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下文归纳了不同类型收敛性的基本模型。

2.1 σ收敛模型

σ收敛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i,t表示i省在t时间的某卫生服务评价指标值。该公式表明σ收敛即该指标标准差的变化情况,在此模型中,若某评价指标的σ值随时间逐渐缩小,即σt+1<σt,则说明这个时间段出现σ收敛。

2.2 绝对β收敛模型

绝对β收敛的计算公式如下:

该模型由Baumol[11]提出。yi,t表示i省在t时间的某卫生服务评价指标值;△yi,t+k代表从t时间到t+k时间之间的变化程度。β代表β收敛趋势,在此模型中,β值若为负值,且P<0.05,表示存在β收敛,意味着前期某指标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当期的增量越高,若干年后,各地间该指标水平的差距将逐渐缩小,最终趋于同一水平。而且β值越小,表示收敛趋势越强。

2.3 条件β收敛模型

条件β收敛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i,t和△yi,t+k含义与绝对收敛模型相同,Xi,t表示模型中应控制的协同变量,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各省在t时间的人口数等指标。同绝对收敛模型一样,当β<0时,即符合条件β收敛,意味着地区间某卫生指标的差距将缩小,但不一定能达到相同的稳态,且会受到相关协同变量的影响[10]。

3 国际卫生领域内收敛性的分析研究

以“convergence”、“health care”等为搜索关键词,查阅“Web of Science”等英文数据库,总结国际上有关收敛性研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发现当前卫生服务研究中的收敛性应用主要有如下特点:(1)收敛性理论于卫生领域的应用起步于2000年以后,属于较新的研究内容,并于近几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收敛性作为卫生服务不公平性研究的一个方面,在比较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卫生指标以及评价国家内部卫生区域公平性方面有较强的实证作用;(3)“收敛性”这一概念在卫生研究中正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但真正应用规范的经济学收敛性理论模型的研究仍较少数,方法学的实证应用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前文所述,收敛性的理论方法可以研究特定的卫生服务评价指标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国际上现有相关研究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主要可归纳为3方面的内容:

3.1 卫生总费用

Hitiris和Nixon分析了欧盟的市场整合政策对欧盟各国卫生系统的影响,他们发现欧盟各国的卫生总费用呈现绝对β收敛[12]。Wang等人分析了1980年到2004年美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收敛趋势,并将全美分成9个地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发现美国不同地区卫生总费用呈现平缓的收敛性,但在总费用的相关构成内容上(如处方药费用)则呈现较大的差异[13]。Chou等人检验了1978年到2004年间中国不同地区卫生总费用的不公平性,他们假设在这个阶段间各地区卫生总费用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收敛趋势,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σ收敛,存在城乡差距较大的现象,但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群体内部有β收敛[14],可以理解为存在“俱乐部收敛”。

3.2 期望寿命

除了与经济投入直接相关的卫生费用分析,健康水平的比较也出现在收敛性研究中。期望寿命作为能够反映人群总体健康水平的指标,被学者们较多应用于相关研究。

Montero-Granados等人分析了1980年到2001年间西班牙卫生系统分权改革对各地区卫生服务所产生的影响,他们采用了σ和β收敛模型,以出生时的期望寿命作为评价指标,研究表明西班牙的分权改革既没有引起地区间卫生服务水平的收敛也未造成分散趋势[15]。Happich等人采样Markov模型检验1980年到1989年、1989年至1998年间欧盟各国期望寿命的收敛性,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各国的期望寿命出现缓慢的收敛性,但这种收敛性在20世纪90年代就消失了[16]。Edwards用1970年至2000年180个国家的资料对出生时期望寿命与实际寿命做国际间比较,结果发现出生时期望寿命在国家间成收敛趋势,但实际死亡时的生命长度收敛性较弱[17]。

3.3 其他特定的健康指标

一些学者采用其他健康指标作为收敛性的研究对象。Bassino研究了日本1891-1942年间各省居民身体状态、收入、健康及区域不公平性之间的关系,并将平均身高作为评价指标,研究表明1914年前平均身高存在收敛趋势,在此后则出现了分散趋势[18]。Montero-Granados等人在分析1980年到2001年间西班牙卫生系统分权改革对各地区卫生服务所产生的影响时,除了将期望寿命作为评价指标,也纳入了新生儿死亡率的分析,与期望寿命不同,研究表明西班牙不同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出现了β收敛,即原来较差的省份在新生儿死亡率方面不断改善,并最终超过原先情况较好的省份[15]。Gather等人研究了奥地利社区层面健康状况的改善,并以标化死亡率作为评价指标,结果表明不同社区间存在较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同时还存在“俱乐部收敛”的情况[19]。

4 收敛性研究对我国卫生领域的启示

以“收敛性”、“地区/区域差异”等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查阅收敛性相关文献,搜索结果显示,收敛性在我国卫生领域内的应用较少,仅有刘小勇[20]、吴颖芳[10]、潘杰[21]等学者应用收敛模型对政府卫生投入/支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做了分析,并且研究成果集中在2011年后发表。但在经济领域,我国经济学者对收敛性理论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可见卫生领域收敛性研究的应用正处起步阶段,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

根据国际研究的发展,收敛性理论在卫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能对我国卫生服务的发展起到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4.1 实证研究卫生评价指标的长期变化趋势

收敛性模型可以考察一段时期内不同地区间卫生指标差异的变化情况,因而对区域不公平性的推断不再停留于某一时点的点估计,能对常用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泰尔指数等)进行补充,可以评价不公平性改善的状况和趋势,因而对卫生系统运行效率的推断能够更加客观。

4.2 研究收敛趋势变化与其他卫生相关因素的联系

连续性的变化趋势研究能同可能影响卫生服务的其他相关因素,如收入、卫生政策变化等相联系,通过其他统计分析方法,反映并推断研究对象指标的差异变化同其他相关因素的关联,探究并控制影响地区差异的因素。

4.3 通过实证的收敛趋势变化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篇8

1 国家和地区卫生系统效率研究中的指标

1.1 投入产出二分法

大部分的学者们都采用投入和产出两个一级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系统效率进行研究。同时投入指标中常常被分为人力、财力、物力三个二级指标。人力指标包含每千人口专业卫生人员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医生 (含医师) 数等;财力指标包含人均卫生总费用 (包括政府预算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 、卫生总费用占GNP的比例、人均卫生事业费、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等;物力指标包含人均固定资产、每千人口床位数等。产出指标的分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分为产出数量指标和产出质量指标, 另一种是产出利用指标和产出效果指标。

产出利用指标包含医疗、预防和保健三个方面。医疗指标有居民年就诊人次、居民年住院人次;预防指标有计划免疫疫苗接种率、食品卫生监督监测覆盖率、卫生水平普及率、居民健康教育普及率;保健指标有公费、劳保和合作 (含集资) 医疗覆盖率、孕妇保健系统管理覆盖率、婴幼儿保健系统管理覆盖率。

产出效果指标包含疾病控制、死亡率和寿命, 疾病控制指标包含计划免疫目标疾病报告发病率、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率等, 死亡率指标包含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病死率, 寿命指标主要由人均期望寿命来表示。

1.2 投入-产出-结果三分法

部分学者把政府卫生投入绩效指标体系分为投入、产出和效果三个部分。投入指标有卫生经费投入总额 (亿元) 、人均卫生经费投入 (元) 、卫生经费占地区财政支出百分比、每县级区划妇幼保健院所 (站) 数 (个) 、每县级区划疾病控制中心机构数 (个) 、每县级区划卫生监督所个数、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数;产出的指标有医生人均每日负担诊疗人次、医生人均每天负担住院床日、农村改水受益人口比例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城镇病床使用率 (%) 、农村病床使用率 (%) 、城镇平均住院日 (日) 、农村平均住院日 (日) ;效果指标有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起/十万) 、孕产妇死亡率 (起/十万) 、人口出生率 (%) 、人口死亡率 (%) 。

徐勇勇等在探讨国家卫生系统绩效测量与统计指标的概念框架时将卫生绩效目标的国家层面分为三个维度, 即目标实现维度、卫生费用维度和绩效评分维度, 目标实现维度分为群体健康水平、反应性、卫生费用支出的公正性、综合评价五个指标集, 卫生费用分为政府和家庭/个人两个指标集。群体健康水平中的测量指标有全人口期望寿命、伤残调整期望寿命、伤残调整寿命、男性期望寿命、女性期望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等;反应性的测量标准有个体调查问卷平均得分、患者距离最近医疗点的距离、产后访视率、门诊等待时间、住院等待时间、现场救护率等;卫生费用支出的公正性的测量指标有家庭卫生支出占同年收入的比率、医保覆盖率、因经济困难未就医比率、因经济困难未住院比率。

卫生费用政府层面的测量标准有卫生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政府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百分比、私人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百分比、现金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百分比、税金支出和其他政府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的百分比、医保支出占政府卫生支出百分比、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卫生费用在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测量标准有人均支出、人均现金支出、人均政府支出、门诊支出、住院指出、保健支出、健身支出。绩效评分分为按健康水平调整的绩效比值和按卫生系统整体绩效的绩效比值。

1.3 投入-间接投入或产出-产出-结果-影响五分法

成刚把卫生体系整体看作一个宏观的健康生产单位, 把卫生体系从资源投入到目的实现的决策过程和生产过程可分解为五个一级指标。他把卫生总费用作为投入指标, 卫生人力资本、实物资本等作为间接的投入和产出, 把服务可及性作为产出指标, 卫生服务利用中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结果, 居民的健康水平作为影响。其中他认为卫生服务可及性可划分为两个维度, 即空间 (地理) 可及性和社会经济可及性。

空间 (地理) 可及性一般通过距离医疗机构的远近或到达医疗机构的时间来测量, 社会经济可及性主要是指经济可及性, 可通过医疗保险覆盖率、个人支付卫生费用占收入的比例等指标测量。卫生服务可及性还可通过两周患病未就诊率、应住院未住院比例等指标间接地反映。卫生服务质量一般通过间接指标来反映, 例如卫生人员学历、诊断符合率、医院感染率、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等。

2 大型医院绩效评价指标

2.1 投入-产出二分法

一般来说, 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评价医院的绩效, 国外的研究在人员投入指标上一般是根据人员类型来将其分成3类:医师总数、护理人员数以及其他医事人员数。在资本投入变量选取方面, 大多数研究以病床数作为资本投入指标之一。

国内研究主要以床位数、人员数、房屋建筑面积、业务支出、固定资产总值等作为投入指标。国外的产出指标包括急诊住院床日、加护病房住院床日、急性住院床日、手术人次、门诊人次及出院人次。国内的研究主要以门急症人次、出院人次、业务收入、病床使用情况、诊断指标等作为产出指标。

2.2 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四分法

李习平在对进行湖北省50家综合医院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时把投入产出效率的指标分为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四类, 投入指标包含人力资源指标 (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医护比等) 和设备设施建设指标 (床护比、固定资产总额占总资产额的比例、平均开房床位数等) ;过程指标分类护理管理 (护理文件书写合格率, 护士三基三严合格率) 、医师管理 (医师三基三严合格率、甲级病案率、处方合格率、抗菌药物处方比例) 、医技管理三大类 (主要包含各类检查查阳率) ;产出指标包含服务质量 (治疗有效率、三日确诊率、病死率、基础护理合格率、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院内感染率、入院与出院诊断符合率) 、服务效率 (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每医师负担门急诊人次、每医师负担病床日、平均住院日) 、费用控制 (门诊人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每床日费用、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 和财务运行 (资产负债率、百元业务收入的业务支出、每职工业务创收) ;影响指标包含满意度和医疗安全 (赔偿金额占业务收入比例、每万人住院医疗事故发生率) 。

3 公共卫生服务评价指标

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 特别是预防保健服务等难以界定与测量, 这需要通过设计不同组合的指标体系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在分类是比较简单, 和上述几种类型的指标类似, 可以分为人财物三类, 用固定资产总额、工作人员数、投入资金总额表示。产出指标比较多样, 可以包含总收入、门诊医疗人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次、健康讲座与咨询次数、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人数、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人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人数、产前健康管理人数、儿童健康系统管理人数、城市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建档人数、预防接种建证率、传染病疫情及时报告率、中心综合考核评分、中心业务考核评分、年接受健康教育人次数、年传染病报告和计划免疫例数、0~36个月儿童建卡数、年内孕产妇建卡数、年内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人数、年内慢性病建卡人数等。

另外, 公共卫生服务中提出了用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时间比率来表示投入, 用基本医疗服务量、作业标准量、居民作业标准量的概念来表示产出, 这是在其他类型的绩效评价中没有用到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时间比率是指单位或个人投入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时间占其工作总时间的比例, 代表单位或个人在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上分配其劳动力时间资源的情况。作业标准量是作业数量和单位作业标准量的乘积。作业数量是按照作业成本法确定的作业成果, 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量化指标;单位作业标准量是被调查中心开展公共卫生服务耗用人力和时间的平均水平, 它可将不同作业的数量转化为可比指标。居民作业标准量是从公共卫生服务对象的角度衡量公共卫生服务产出的指标, 它是作业标准量的相对数指标, 即为每万居民接受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该指标越高, 说明单位 (万人) 居民接受的服务越多。

苏海军、姚岚等基于“投入—产出—结果”的结构模型, 积极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以及疾病预防控制区域绩效评估指标, 初步构建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共包括一级指标3个, 二级指标12个, 三级指标25个。和大部分学者分为人财物三种类型不同的是他们将投入分为筹资、机构、人员和基础设施四类。他们将投入分为传染病预防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评价与干预、妇幼保健。结果指标分为死亡评价和非死亡评价。

4 妇幼保健机构评价指标

妇幼保健机构的评价指标中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投入产出二分法, 投入指标包括卫生技术人员数、业务用房面积、总支出和下基层指导天数等, 选取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次数和业务总收入作为产出变量, 另一类是投入产出结果三分法, 投入指标还是分为人财物三种类型, 产出指标包含需方的知晓度、满意度、服务监管等, 结果指标包含儿童生存状况的改善、营养水平的提高、患病率的降低等。

5 特殊疾病治疗中的投入产出指标

肖琴经过三轮专家咨询, 确立了艾滋病防治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2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和31个三级指标, 得到了各级指标的权值, 一级指标为投入产出, 二级指标:组织保障评价、防治活动评价、预防活动评价和治疗活动评价、经济学评价、满意度与反应性评价。对其他特殊疾病在防治过程中的绩效评价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6 医疗卫生系统评价指标运用的问题

卫生监督信息化领域 篇9

挪威非常重视产品质量，1988年12月颁布了《产品责任法》，依据该法的规定，生产者对其在营业、业务活动或与此类似的活动范围内生产的或投入流通的产品承担法律责任，即生产者是商品质量第一责任人：而生产者包括六种情况，1、产品制造者；2、任何在产品上或产品的包装上附以自己的名称、商标或其他识别标志，从而表示产品为自己的产品的人；3、产品的销售；：4、因捕鱼、猎取野生动物或采集野生植物而得的未经加工的自然产品的销售者；5、从国外进口产品的进口者；6、进口产品的销售者，而该法界定的产品是指所有货物或动产，包括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原材料或制成品，也包括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料，如果这种废料投入流通，如果没有其他规定，产品是指造成损害的产品。应该说挪威的产品责任法对产品的定义更多的是借鉴了海牙公约《关于产品责任适用法律的公约》中产品的定义，既产品应包括天然产品和工业产品，而不论是未加工还是加工过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挪威政府之所以如此给产品下定义，是因为挪威的经济活动，很大一部分是以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其赖以生存的工业部门都是立足于本身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发展起来的。自然产品多，要加强对自然产品的监管。那么政府部门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生产者的行为，生产者依据法律和标准组织生产。如果有消费者反映产品有问题。生产者一般会主动进行处理；如果生产者的处理结果，消费者不满意，可以请消费者委员会进行调解。

丹麦和挪威同属北欧国家，两个国家的国情和基本法律制度基本相同，对于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两个国家颁布的时间和内容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略有不同。丹麦是1989年6月颁布的《产品责任法》，在该法中明确规定产品的生产者和中间商对于由其生产或销售的产品的缺陷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生产者指生产成品、半成品或基础材料的人，生产或开采自然产品的人，以及在物上附以自己名称、商标或其他标志以表明自己为生产者的人；中间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把产品投入流通的人，他不必是产品的生产者。丹麦对产品的定义与挪威有所不同，丹麦的产品责任法所指的产品是指所有动产，不论是制造物或自然产物，也不论是否是另一动产或不动产的一个部分，产品还包括电，但不包括未经加工的农产品、畜牧业产品、水产品以及猎品。由此可以看出丹麦对产品的定义更多的是借鉴《欧洲经济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在该指令中，产品是指除初级农产品和狩猎产品以外的所有动产，即使已被组合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内。

瑞士的产品质量法律基本沿用的是欧共体的法律制度，其质量安全政策主要规定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减少有缺陷或者对消费者安全会造成威胁的产品及服务出现在市场上的可能性，这是预防方法，即对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和安全进行特别的预防管理：二是通过详细阐述与产品的种类、成分、性能有关的信息资料，传授如何使用产品，以及告知消费者有关使用某项服务会出现的危险等，减少单个消费者易受的伤害：三是对因产品或服务引起的损害，要赔偿受害者的损失，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案件由法院办理。

二、产品质量监管手段和方法

综观挪威、丹麦和瑞士的产品质量法律构成，政府在产品质量立法和执法体系的设计中，主要是考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多大，挪威、丹麦和瑞士更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尊重市场的自主运行和市场主体自主、自由、平等的地位，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而且质量问题首先表现为一种民事法律问题，主张更多地依靠私人行动来解决问题，即受害者个人提起民事诉讼，解决质量纠纷，当然。也包括一些非司法的解决途径，比如向消费者保护机构投诉等。政府主要负责全国市场的标准和规范，以及保证为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竞争市场，监督质量法律的有效实施执行。

三个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在质量监管中可以行使下列权力；1、调查权；2、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权；3、申请禁止令或布告令权；4、责令更正权；5、罚款权；6、提起诉讼权；7、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权；8、紧急情况下采取冻结、扣押财产等强制措施权。如瑞士产品安全委员会有权下令商家收回有危险的产品，有权公布危险产品黑名单：丹麦竞争局有权检查投入市场商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制定有关产品及其质量标志的规定，查处一切假冒商品欺诈行为、欺骗性广告等，禁止危险品进入市场。

有关商品质量的法律除了上面谈到的产品责任法，还有几项重要法律和政策。

1、消费品包装和标示法。该法对销售的商品的包装及标签做了规定。标签上必须包括以下内容：所有成分必须按照比例大小的顺序列出，食品按照成分的百分比顺序排列，净重量用公制单位表示，要标明对产品负责单位的名称和地址，以便于顾客对产品有疑问时进行投诉，在易腐食品上要标明食用期限等。

2、食品及药品法。该法主要是调整那些如果使用不当或误食后会引起伤害或疾病的产品，还调整食品和药品的包装及广告等事项。

3、纺织品标签法。该法要求必须在服装的标签、家用纺织品和布料上注明以下内容：用通用名称如尼龙、棉花、人造丝等注明布料的纤维类型，纤维含量，表明质量责任人的名称、地址或代码。

4、危险品法。该法主要调整危险品的标识、广告和销售，该法禁止生产和销售极危险的产品，控制销售有危险的产品，必须根据产品的类型及危险程度标明警告标识，以提醒消费者注意安全。提醒消费者按照规定使用产品并使其避免儿童接触是使用者的责任，其标签还必须有紧急救护的内容。

上面谈到了生产者和销售者及政府在产品质量监管方面承担的责任，实际上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也是一支重要力量。行业协会通过服务对企业质量进行监督管理，承担组织、协调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根据本行业特点制定规章，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向参加协会的工商企业传递包括消费者投诉情况的信息，并具体解决消费纠纷。消费者组织主要任务有五项：1、通过自己办杂志以及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政策信息；2、对消费者进行培训，向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3、受理消费者投诉，解决消费纠纷，支持消费者诉讼；4、建议政府制定、完善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5、加强与政府部门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合作。

三、对北欧国家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的思考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一项新职能，学习和借鉴其先进的监管经验，对于正在探索中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意义重大。

1、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监管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以运用。目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全力以赴的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商品质量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和紧迫的意义，而且也是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加强联系。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国家在商品质量监管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加以运用。

2、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商品质量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制。一个健全的、法制的市场不仅需要规范市场主体及与之适应的法律体系，而且需要进一步完善维护公共市场秩序、保护消费安全的立法。综观北欧等国家，市场之所以秩序良好，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完备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从根本上制约了市场主体的行为，为控制恶性不安全消费事件的发生、为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司法及政府机关司法、行政执法提供了依据。另外，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市场监管的职责，按照2001年国务院批准的“三定”方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督管理，而商品质量监管依据的重要法律是2000年重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该法明确规定产品质量监督主要执法主体为质量监督部门，这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展质量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困惑，无独有偶2004年划转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的法律依据依然没有到位，不尽快解决，势必影响监管到位：因此，必须从立法上明确执法者及执法者的职责、权限、手段以及责任追究等：对不同行政执法机关在同一领域的执法应有明确的协调，避免执法资源浪费或空白。

3、发挥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组织的作用。我国还没有行业协会的立法，严重影响了行业协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建议在法律上规范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其成为法律上行使社会责任的主体，通过行业协会的工作，加强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重视发挥消费者组织的作用，加强消费者组织的建设和管理，积极发挥其宣传教育、质量比较试验、监督企业经营行为和处理消费纠纷的职能作用。

4、尽快制定和完善各类产品及服务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加强了各类标准的制定工作，为与WTO接轨，2001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标准化委员会，统一标准的监督管理各种工作。但目前标准仍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是标准空白，一些行业、一些产品没有标准：其次是标准滞后，个别产品标准还是六十年代的，一些是七八十年代的，而目前国际上标准的修订工作基本上是五年：再次是标准交叉、矛盾。同一标准，由于制定部门不同，项目、指标不一致，在食品上表现较为突出。人为造成市场混乱，给行政执法带来弊端。因此，要尽快修改标准化法，清理现有标准，同时加快制定各类产品及服务标准。

卫生领域中的非公有资本研究 篇10

1 非公有资本进入卫生领域的必要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部门分别是:企业、政府和社会 (狭义社会, 指市民社会或第三部门) 。与很多行业一样, 卫生领域的投资主体也无非是企业、政府和社会。按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 卫生机构可以分为:公有制、公占优混合所有制、私占优混合所有制、私有制。除了公有制外, 其余三种所有制形式的卫生机构都有非公有资本不同程度的介入。实际上, 世界各国在医疗卫生体制上, 既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市场体制, 也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政府体制, 而都是政府和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1]。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根据提供的产品性质 (公益Public Goods;私益Private Goods) 以及提供的基础 (志愿和强制) 将现代社会划分为:以强制提供公益的部门, 即政府部门;以志愿提供私益的部门, 即市场部门;以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 即第三部门。值得注意的是, 卫生领域同时存在着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 、政府失灵 (Government Failure) 和志愿失灵 (Voluntary Failure) 。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信息不对称、卫生产品和服务的同质性差等。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规划失灵、管制失灵、寻租泛滥,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卫生服务效率低下。志愿失灵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政府、偏离慈善初衷等。由于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质, 各国在卫生改革的过程中无一不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卫生领域政府失灵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一样, 都是效率低下。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看, 目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公立卫生机构存在着全国人民-全国人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卫生机构负责人五级委托代理关系, 每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可能存在代理成本, 处理好整个委托代理链的概率非常小。一般情况下, 代理层次越多, 积累性的信息损失就越大, 监督费用就会升高, 监督积极性同时也有衰减的倾向。这样, 越是处于下层的代理人就越有可能利用非对称信息隐藏利益、报亏不报盈, 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完善卫生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现在已有一些医疗机构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吸纳了患者、社会公众等群体, 但受到专业知识、经验、决策水平等方面因素限制, 公立医疗机构的代理人问题和代理成本仍比民营机构严重得多,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立医疗机构缺乏身份明确的初始所有者。因此, 作者认为, 在整个卫生领域适度引入非公有资本, 对卫生机构有选择地进行公司化改革是一种现实选择。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 非公有资本的进入必将影响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但基于卫生总投入不足的现实, 学者们大多认为该领域应该适当引入民间资本。其实从各国的实际经验看, 当经济水平很低时, 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改进公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 卫生事业发展仅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民间资本的介入。美国人“有管理的竞争”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相信市场的力量[2], 尽管市场有各种缺陷, 但市场结构不止一种而且始终处于不断创新之中。

2 政府管理部门对非公有资本的有关政策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中国的医疗机构所有制构成逐渐发生了变化, 原有的私立、个体医疗机构被逐步过渡和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 并用单纯的福利性事业和计划经济来管理, 最终形成了由国家拥有所有的医疗机构,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单一产权制度。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医院的这种国有国营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符合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求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然而,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城市工业和其它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 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 其它经济成分迅速发展, 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以后, 对医疗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 许多基层卫生院效仿企业改革的做法, 开始试行承包制和院长负责制, 此举对于提高医院经营管理效率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 经过几年的实践, 人们很快就发现承包制的短期行为和追求经济收入的趋利倾向, 院长负责制也没有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的怪圈。医院可不可以借鉴企业改革的经验, 追随企业改革的思路, 走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之路的问题被很自然地提了出来。这一时期, 也有人提出了医疗机构产权不清晰的问题。

1991年12月, 国务院第十三次会议允许包括医疗单位在内的事业单位向经营型和半经营管理方式过渡。1992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指出:现有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这些都为我国医疗机构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为医疗机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改革环境。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 在实行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同时, 许多中小型医疗机构开始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股份合作制、托管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机制。

199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举办医疗机构要以国家、集体为主, 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为补充”, 也鼓励“积极拓宽卫生筹资渠道, 广泛动员和筹集社会各方面的资金, 发展卫生事业”。这些都为公立医疗机构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此后, 股份制医院、医院集团、出售转让、托管等形式的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相继出现。2001年, 国务院《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农村卫生机构要以公有制为主导, 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卫生机构的发展。根据各地区实际, 乡镇卫生院可以由政府和集体投资举办, 也可以合作经营。允许社会、个人投资举办医院和医疗诊所。村卫生室可以集体举办、村医联办, 也可以个体承办[3]。

3 非公有资本进入卫生领域的实践

改革前, 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是一个由政府同时主导了生产和筹资的高度集中型体制, 医改后, 这个高度集中、高度依赖政府融资的医疗卫生体制跳跃到了另一个极端, 即政府在组织方式和融资方式两方面都采取了大步撤退的做法[4]。值得一提的是, 医改借鉴了国企改革的思路“抓大放小”, 即在政策的引导下, 非公有资本主要进入了基层卫生单位。

2003年末, 全国登记注册的28.3万个医疗机构中, 国有和集体性质的占47.3%, 私营、合资性质的占52.7%。非公有制卫生机构所拥有的资本规模不大, 但机构数量不少, 主要分布在县、乡、村等基层单位和各类诊所、卫生所、医务室等。以陕西省为例, 乡村卫生院中个人办的占99%。发现了这一现象后, 通过整理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 作者总结归纳出了不同时期国家卫生经济政策和村卫生室所有权的对应关系, 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村级卫生机构的所有权构成与国家卫生经济政策并不相符, 其中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执行不力。作者经研究发现, 非公有资本之所以广泛进入了基层卫生单位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①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减轻负担, 对基层卫生单位进行改制等处理方式。如, 面对干部和职工的不理解不支持, 湖南浏阳市政府对乡镇卫生院进行产权改革、整体出售;新疆昌吉州为了缓解财政压力, 对全县8所乡镇卫生院进行拍卖。②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政府官员出于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走势的认识和理解, 选择了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私营经济的路子, 对乡镇卫生院进行改制、拍卖等。浙江邗江县、辽宁海城市等属于这种情况。

除了拍卖转让, 非公有资本进入卫生领域的形式主要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经营制、租赁、社区所有制、公司化等。

4 非公有资本在卫生领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从管理学理论上讲, 非公有资本的引入必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卫生机构的委托代理问题, 完善组织治理结构, 激发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卫生机构运作效率。实践也证明, 改制后的卫生机构所提供的就医环境、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普遍有所提高[5], 具有较强的社会融资能力, 在用人机制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但就非公有资本目前广泛进入的乡、村基层卫生单位来看, 股份制改造的弊端也很明显:由于院长既是董事长又是政策性控股人, 股金分配是指令性分配, 因此职工根本不可能有效参政议政, 权利过分集中, 医院内部分配的不合理有时使职工思想不稳定, 积极性反而下降。更重要的是,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 很多卫生院只重经济利益, 不注重社会效益, 使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初保工作出现倒退, 对疾病控制、妇女儿童保健、社会卫生等工作只愿提供有偿服务项目, 对不赚钱的项目敷衍了事。对此, 有学者指出疫区人口人均0.5元左右的防保补助费 (劳务补助) , 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激励村诊所提供保证质量的预防保健工作, 但相应的质量考核标准、监管措施、法律法规等尚没有配套。

5 总结和思考

理论和现实都表明, 在卫生领域适当引入非公有资本是必要的。但我们在肯定非公有资本所做出贡献的同时, 应该考虑清楚它进入的领域是否恰当。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卫生机构。国际经验也表明: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 政府有限的投资也是“抓小放大”。“抓小”即抓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抓基层和社区医疗, “放大”并不意味着对大的医疗机构完全私有化, 可以采取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等多种形式逐步、有序、适度地增加私人资本比例, 以提高卫生服务效率, 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有效监管来尽量保证公平。因此, 引导我国卫生领域有限的非公有资本重新优化配置, 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摘要：从理论角度论述了非公有资本进入卫生领域的必要性, 在回顾管理部门有关政策的发展变化、评价非公有资本作用的基础上, 指出目前我国卫生领域非公有资本配置的不合理性, 并提出了改进方向。

关键词：非公有资本,委托代理,改制,卫生机构

参考文献

[1]余晖.医疗改革的困境与出路.2005年9月12日.

[2]杜乐勋等.管理下的竞争与内部市场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 2000;19 (8) :48~5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和建议[J].中国发展评论, 2005年增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