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比较的意义

跨文化视域比较的意义（精选5篇）

跨文化视域比较的意义 篇1

英国人类学家, 被誉为“文化学之父”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 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 中西文化之外在差异。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 完备的宗法制度以及严密的专制制度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 这种伦理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治文化;而受具有契约观念传统的基督教的影响, 加上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 在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 契约精神成为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与调节的必然手段, 西方实行的是法治文化。

(二) 中西文化之内在差异。本尼迪克曾说:“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 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每一种文化之内, 总有一些特别的, 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 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 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 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作为反抗中世纪神权文化的过程中兴起的思潮, 西方人道主义把长期处于“神权”统治下的人的地位提升到神与自然之上的中心位置, 强调人性、人的主体价值和人权、平等等个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则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的, 它既不可以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 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 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 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

二、中西文化影响下的文学

(一) 西方文化下的西方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代表作, 《荷马史诗》既是对历史的记录, 具备神话传说意味。《荷马史诗》呈现了早期英雄时代大幅全景, 以整个希腊及其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 充分展现了自由主义的情景, 并为日后希腊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 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 其次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 剔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

(二) 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与《荷马史诗》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学代表作《诗经》则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风”是地方民歌, 有十五国风, 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 分大雅和小雅, 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 有四十首。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壮烈的战争场面不同的是, 《诗经》更多的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叙述。

三、跨文化视域下的中西文学作品翻译

(一) 理解思维模式的差异, 构建语言形式的转变。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一方面, 思维是人脑的机能, 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另一方面,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的内容反映了思维的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表面上看来是不同语言形式的转换, 实际上则是不同民族所潜在的思维模式的变换。傅雷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 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 细微曲折, 挖掘惟恐不尽, 描写唯恐不周;次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合交流。”。

(二) 基于文化差异的表现, 形成角色思维的转换。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综合的话, 那么思维认识现象既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又是一切财富的基础。思维模式以一种最深刻最普遍的意义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的价值形态。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文化本身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语言的发展影响文化并被文化制约。

四、结语

中西方文化在宗教信仰、历史典故、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渗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中, 只有深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晓中西文化的内涵, 才能更好地呈现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

摘要：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 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及心理特征导致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论文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着手, 以《荷马史诗》和《诗经》为例来分析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中西文学, 最后提出如何通过不同思维、文化及语言的转换来实现中西文学作品的跨文化翻译。

关键词：中西文学,翻译,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露丝·本尼迪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3]傅雷.致罗新璋论翻译书, 文体与翻译 (刘宓庆)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的儒家孝道观 篇2

[关键词]孝道；儒家；基督教；孝道政治；责权对称

[中图分类号]B823；G1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6.008

在中西文明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隔膜、误读与文化惊诧，对中西方孝道文化认知的差异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周桂钿[1]认为西方没有孝观念，在孝道上中国优于西方之道；马保奉[2]认为中西方在孝敬父母问题上差别甚大，大多数西方人脑子里不会经常考虑孝敬父母问题，我国的养老模式尽管子女负担重，但是老人喜欢、孩子愿意，优越性是明显的。而否认西方社会有孝道思想或认为西方孝道文化不如中国，实际上是不了解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一味地强调中国孝道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特殊化了，进而矮化了中国伦理文化的人性维度，为中国文化的世界认同自设障碍。傲慢与偏见是文化交流、文明互建的绊脚石。孝道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社会建设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拟以文化功能理论为基础，论述孝道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因素，并非为中华所独享，比较儒家孝道与基督教孝道的性质与特点，以期增强社会对民族传统孝道文化的认知与自觉，为传统孝道思想的理论提升与实践拓展提供借鉴与思考。

一、孝道文化是人类的共同文化

文化如果脱离了生活实际，就很难保持其生命力。孝道伦理作为人对生物自然本能的反思和超越，是人对自身生活秩序的设计，由这种伦理而逐渐积累起来的文化习俗和传统对人来说，既是一种约束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当这种伦理在特定群体中得到普遍遵守与贯彻后，就会外化于单独的个人以集体的历史和记忆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每一个后来人都将要面对既定的文化和历史，而这种文化和历史是个人所无法改变的一种客观环境。这种文化和伦理观念一旦在新一代人中被认同和继承，便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孝道伦理是孝道文化的核心，而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孝道伦理的演绎。孝道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经验总结，是人类生活秩序的伦理保障。这种孝道文化基于人类共有的生产、生活秩序需要，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价值和意义。

首先，孝道文化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秩序保障。文化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装饰品。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任何文化理论必须从人的肌体需要开始，而且如果它再能成功地联系更复杂、更间接、我们称之为精神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强制需求类型的话，它就能为我们提供一套普遍法则[3]。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作为人，都有伦理亲情的体验和需要；作为人，都有老迈体弱之时。因而，人都会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考虑和安排。孝道文化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权利与义务，旨在维护和保障家庭内部的生活秩序。

其次，孝道文化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期待和意义遐想。众所周知，人的生活需要价值和意义的支撑，价值和意义能为人的生活提供动力，没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人兽何异？价值和意义依赖于特定的秩序。秩序混乱，价值和意义就缺乏基础与标准，人们就会感到手足无措，陷入迷茫与困惑。孝道文化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秩序，同时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价值和意义评价的标准。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在需要的种类与层次上虽是有差别的，但是，在基于生理的基本需要上则是共同的。孝道文化是人类超越本能生活而对自我进行立法的反映，这种文化是具有理性反思能力的人类所共有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仅仅依据其民族文化典籍中是否有关于孝道的词句和这类词句的多少，来评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孝道意识。当我们认识到孝道文化是基于人们共同的现实生活实用层面与对超越性价值和意义的追寻时，我们就不会轻易断言孝道伦理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否认西方存在孝道观念；进而，我们会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文明性，而不是笼统地将其视为蛮夷文化，从而打开自己的心扉，平等、自信地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进。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方兰欣：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的儒家孝道观二、儒家孝道观和基督教孝道观的性质和特点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中人的可通约性。基于人之为人的可通约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传统甚至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可以进行交流和比较。对儒家孝道观与基督教孝道观的内容与特点进行对比分析，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供域外文明的“他山之石”，以便取长补短，实现文化自强。

1.儒家孝道观及其特点

儒家孝道观既是中国传统孝道观的主流，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孝道观源远流长，内容涉及生活中的养生送死、慎终追远、扫洒应对等方方面面。概括来讲，儒家孝道观主要有三大主题：事生，事死，孝道政治。

其一，事生。顾名思义，事生就是对自己在世长辈的养和敬，生育子嗣，传承家族与姓氏，以及关怀自身的生命。一是养敬亲长。赡养父母是人的基本伦理义务。儒家强调善事父母，特别注重子女在解决了父母衣食住行问题之后对待父母的情感态度问题。《礼记·祭统》写道，“孝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孔子批评人们对待父母“色难”时强调，如果仅仅只从赡养的角度来看待孝道，那么赡养父母就和豢养犬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所以，孝子贤孙对待长辈应该做到和颜悦色。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富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为父母长辈提供的，但温情、虔敬等精神性的亲情关怀相对来说是“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可见，孝道关注的重点应在于养而敬之，评价的标准也应是“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二是生育子嗣。“中国传统社会以农桑兴家立国，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使夫权处于统治地位，财产、官爵实行的是男子继承制。男子不但继承家族遗产，同时还要延续家族姓氏。同时，子女及其子女之子女是‘慎终追远的情感承担者，是将来为其祖先举行献祭的潜在实体承担者。孕育新生命、传承姓氏香火也就成为孝的一大要求。”[4]《孟子·离娄上》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们把生育子女特别是生男孩当作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事情，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也就成为人生在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和义务。“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人们希望通过生育子嗣来实现自身生命与家族生命的延续。三是关照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在儒家看来，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下来便承担着特定的伦理使命与角色责任。这样，身体和生命便不完全是自己所能够擅自为之的事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孝经·开宗明义》）。子女应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勿使父母“唯其疾之忧”，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去以身犯险，勿使父母牵肠挂肚、提心吊胆。

其二，事死。事死是指安葬过世亲人，并做到“慎终追远”，主要包括葬、祭、缅怀亲祖和传承家风美德，光耀祖宗、门楣。每个人的肉体生命都是有限的，都会在某一天同自己的亲人诀别。台湾现代著名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指出，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人面对死亡是无能为力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在葬、祭的过程中真诚的情感是极为重要的。“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荀子·礼论》），正是子女对谢世父母长辈的缅怀与追忆才使父母长辈的生命超越了肉体的存在限度，成为一种家族、伦理性的象征而持续存在。另外，儒家孝道还鼓励子女立身行道、奋发有为，主张后世子女通过“立功、立德、立言”来光耀门楣，“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正是在这些观念的作用下，中国社会特别重视家风教育，告诫子女要“死守善道”，遵守基本的伦理道德要求，以免家族蒙羞、父母受辱。

其三，孝道政治。孝道政治是指通过宣扬孝道伦理来实现政治教化和政治统治。儒家认为，人生下来便处在一定的关系格局之中，这种关系主要有君臣、父子、夫妇、师生、朋友等。国家是放大了的家庭，皇帝是皇族的大家长。如此一来，家和万事兴、家齐而后天下平，家庭伦理推己及人泛化为社会伦理就具备了构建政治秩序的功能，国家的治理与家庭的管理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孔子就曾多次强调孝道治国，认为“孝慈则忠”“‘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汉代汲取秦亡教训“举孝廉”，把孝道伦理作为官员选拔的核心标准。汉魏以降，历朝历代都宣扬以孝治天下，政府和社会对一些不孝子孙不但口诛笔伐，而且专门制定了惩治措施。然而，家庭与国家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对个人来说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孝事亲长，另一方面又要报效朝廷、忠事君父，二者之间并不是始终能够圆融自洽，而往往是忠孝不能两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就会对其倚重的官员“夺情”来突破“丁优守制”的丧葬礼俗，暴露出“忠在孝先”的孝道政治原则。唐明皇李隆基在为《孝经》作的序言中说“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一语点破了朝廷进行孝道伦理文化教育的政治统治用意。政治的伦理化与伦理的政治化彼此互动强化，使孝道伦理担负着超越家庭的政治统治的工具性作用。

儒家孝道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孝道观念是基于血缘姻亲的一种自然情感。儒家认为孝道思想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情伦理，这种亲情伦理基于血缘姻亲而形成一定的差序格局，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向外推演，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等差之爱。这种亲情伦理最低层面的表现即便在禽兽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如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孟子曾说：“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正是因为人的孝道在自然中可以找到相类似的论证，所以人人要道法自然，应当行孝。但是，人毕竟不是自在性的存在，用自然现象或者说用禽兽的行为来论证人的道德不但难以说服社会大众，而且必然会降低人之为人的伦理高度。同时，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在理论上无法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法治、权利、公共职位的平等化趋势相融洽，反而会造成私德压制公德的现象。二是孝道观念需要教化培育。尽管儒家强调孝道观念的自然性、纯真性，但是面对诸多的不孝行为，他们竭力进行更圆融的解释。荀子认为，人的自然天性是恶的，只有通过后天的不断教化，人才能形成礼仪道德，“孝子之道，礼仪之文理也”（《荀子·性恶》）。《孝经》也强调“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重视孝道伦理的教育和宣传作用。人们常常以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来教育和告诫年轻人应当孝敬父母，否则就是禽兽不如。三是儒家强调孝道是一种绝对性的伦理义务。儒家认为，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通过孝道的形而上学层面的追问，特别是通过祭祀祖宗等宗教性仪式的神化，将人的日常生活道德化，进而将父慈子孝推到无以复加的绝对命令的高度。但是，他们忽视了父子之间绝对存在的界限，遗忘了孝道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可经验性的心理态度与实际行为。

2.基督教孝道观及其特点

基督教孝道观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孝道是神的一条“诫命”，居人伦之首位。基督教最早提及孝道是在《圣经》的“摩西十诫”。在“摩西十诫”中，前四诫是关于处理神人关系的诫律，后六诫是关于处理人伦关系的诫律，而有关人伦关系的第一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圣经·出埃及记20：12》）。在摩西从西奈山上带回的石板上，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与对神的四条诫命刻在同一块石板上，足见孝文化在基督教伦理中的地位与孝在儒家人伦上的地位等同，均居于人伦要义之首。《圣经》还告诫信徒：人要懂得报答亲恩，“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圣经·提摩太前书5：8》）。在基督教《圣经》体系中，孝道是神的绝对命令，不遵守孝道被视为暴行，不仅世俗社会应对其进行惩戒，同时神也会在最终审判时对其加以处罚：“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圣经·出埃及记21：15-17》）。

其二，基督教中的孝是一种启示性的生存智慧。基督教带给人类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原罪观念，这种原罪观念使人人都认识到人是不完美的，时刻都应面对并反思自身的劣根性以实现自我的救赎。人世生活就是自我救赎的过程，这种救赎完全依赖于每个人自身，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同时也不能被别人所代替。基督教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孝道的礼仪设计，甚至坚决反对祖宗崇拜、反对神化偶像，严正警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圣经·马太福音10：37》）。在基督教文化中，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尘世间的父子、母女、兄弟关系则是一种血缘关系、亲情关系。基督教把孝敬父母作为一种诫命，同时又告诫世人“又当爱人如爱己”（《圣经·马太福音19：19》），绝不能“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圣经·马太福音15：6》）。这启示人们，在神面前，每个人都要担负一定的责任和使命。因此，从基督教文化来看，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被替代的。正是因为人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人性和神性的角度去发现人、看待人，就超越了血缘、等级和具体的角色限制。如果仅仅从血缘、等级和角色的角度去看待人，那么每个人都会被局限在一定的功能领域中。随着个体角色功能的衰退，个体的存在就无从寻找理由，随时都可能被名正言顺地杀戮、消灭、取代。基督教所强调的孝道不是对于个体既定角色的强化，而是启示人们超越自身的角色限制，始终不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之爱，劝老人如同劝父母，劝少年如同劝兄弟姐妹。

其三，基督教所主张的孝道超越家庭亲情伦理。《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写道：“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就是基督徒行孝的标准。所谓“在主里”不是指父母必须是信徒，而是指基督徒行孝必须照着上帝的旨意，当行孝与上帝的旨意发生矛盾时，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学者林治平[5]指出：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孝道不能取代上帝的地位，不能取代宇宙至高真理的地位，也就是说，孝德是在上帝或真理之下的诸德之一。它虽重要，但不可与上帝的旨意和至高真理相抵触。“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与两个人相争，两个人与三个人相争；父亲与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圣经·路加福音12：51-53》）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来说，这句话是大逆不道之言，也常常有人以此妄断基督教不重孝道，实际上这是跨文化交流和研究中的一种误读。因为，“作为道成肉身，耶稣就是每个人必须独自面对的绝对原则。他要引起家人的‘不和，实际上是要把人类从过度的亲情中解放出来，让人类避免由于沉溺于亲情而忘记乃至丧失公正之心与普遍之爱”[6]。人应当时时刻刻超越自身伦理亲情的狭隘，使自身不断超越世俗等级世界，进入“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境界，从尘世的狭隘亲情观念中解放出来，确保每个人的自我目的性以保证爱的无功利性，只有当这种无功利之爱成为孝道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时，孝才是真正的孝。

其四，基督教的孝道教化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精神信仰。孝道作为一种“诫命”，是神所希望的，孝敬父母自然也就成为“荣耀上帝”、寻求自我救赎和升华的路径。基督教《圣经》中“恺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圣经·马可福音12：17》），把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教权与王权二元化分离。这样，在基督教文化中，所有的世俗政权都不再是精神世界的自居者，孝道自然也就不会沦为世俗权力体系所预谋的政治说教，而是一种相对比较纯粹的精神信仰。这种内在性的信仰使基督徒不是把孝敬父母整天挂在嘴上，而是落实在日常的行动中。“西方不会把‘孝道挂在嘴边，我们仍会关心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7]。相反，儒家文化则侧重于将孝道上升为人的至德要道，把孝道伦理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佐证。当孝道伦理降格或者服务于世俗政治权力时，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政府官员都会大谈特谈孝道，都会劝人行孝，人们不是把孝道作为一种纯粹的伦理和精神，而是以孝道为名目觊觎功名利禄。心理学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调某种事情，是因为人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缺乏自信，或者正面临相关的难题和困扰。我们中国人是否在孝道伦理文化上说得多、做得少，值得反思。

跨文化视域比较的意义 篇3

一、行政制度的含义比较

行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方面, 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行政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地域, 行政制度的发展也在随着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形式。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所以, 行政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也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行政制度。

近些年来, 中国和日本的交流不断增加, 两国在行政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上, 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在行政制度的含义上,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国, 关于行政制度的含义, 我们在不同的书中, 也可以找到不同的界定。

张立荣在其《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 把行政制度界定为:“行政制度是以一定的行政思想和观念指导的, 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产生、职权、组织机构、领导体制、活动规程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政府体制内各权利主体的关系形态。”[1]浦兴祖在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 把行政制度的含义界定为:“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2]

在内涵上, 日本与中国的行政制度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作用上, 却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制度, 在国家的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通过制度规定约束个人和组织的行为,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只有具有良好行政制度的社会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和谐社会。而行政制度成熟度理论通过对行政制度成长历程的分析, 为完善行政制度、建立成熟的行政制度指明了道路。通过不断完善成熟的行政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实现社会的独立和功能的完善。因此, 成熟的行政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行政制度成熟理论有力地推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中日地方行政制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日两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不同的。从中国政治制度史而言, 无论是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的并世而立还是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 无不体现了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发展。实际上, 此一具体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制度性与变通性的良性互动。所谓制度性主要是指部分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逐步固定下来而成为官方正式制度。此与传统政治制度的总体发展趋势颇相吻合。而变通性侧重于表明某一模式制度化后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依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做适当修改乃至废止以适合现实需要。二者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

日本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中国的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他们都是根据不同的条件而采取的管理措施。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体制。根据宪法和地方自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地方自治是指对国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区团体, 按照居民的意愿并为了对居民负责实施地方的政治和行政。国家赋予地方公共团体 (即地方政府) 以广泛的地方自治权。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能主要包括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两个方面。地方公共团体在不违反国家法令的限度内, 可制定与其事务有关的自治立法的条例。即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进行依法行政。地方公共团体依据法律全面负责该地区行政事务的实施。如依法建立自己的机构, 负责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经营公营企业, 负责地区治安维护、保障居民的安全、健康等等。为保证公共服务的正常进行, 地方公共团体还负责确保行政活动必要的收入, 适当支出, 管理财产等工作。

根据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财政分担体制, 可以将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完全的中央集权型, 完全的地方分权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不同类型的体制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适合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情况。日本有限的地方分权显然是经济赶超时期日本官僚主导型体制的产物。这一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资源促进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进入成熟化阶段之后, 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合理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央政府的过度经济干预不仅抑制了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 而且导致了大量的资源闲置的低效率浪费现象。

从文化内涵角度出发, 从中日两国行政制度的含义和地方行政制度的比较看两国行政制度的差异性, 是对两国行政制度进行了解和研究的一个方面, 我们能够从两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比较中, 来推进我国行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环境中, 求得更好的发展和更快的发展, 这对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立荣.中外行政制度比[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跨文化视域比较的意义 篇4

关键词：文化视域,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比较研究

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趋显现,国内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悄然发生变革。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指出,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毛入学率40%,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显而易见。有很多高中生毕业后,会选择出国深造,这就奠定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轨迹,因此,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往往会借鉴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与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教育理念,旨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变革。本文以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方法为切入点,拟就对中国、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六国的教育模式进行分析,促进先进的国外教育理念、课程建设和教学管理体系的引入,提升国内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一、中西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一般是由学校按照国家教育部、市教委的统一部署下,设置公共基础课,学院(系)根据学科设置学科专业课程。现行的高等教育强调通识教育、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而对于职业化导向课程、创新创业类课程的设置较为薄弱。至于实践类课程、选修课程设置更是欠充足。大多数高校的实践(实习)安排在大四的第7、8学期,时间大约为6-8周。

而对于加拿大的课程设置来说,因为有其独特的多元文化背景和联邦中央政府不设立教育部,各高校可以自行组织教学活动,具有较高的自主权。首先,将学科课程和专业课程替代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课。它注重课程实践活动和职业导向教育,安排两个小学期为期6周的“实习课程”和4个学期的“职业发展课程”。其次,加拿大高校重视学分互认转让。

英国高校的课程设置自主性也较强,且所有高校都设有校外主考员制度。英国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分为初级和高级的专业课、实战专业课,不设置通识的基础课程。同时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选修课课程体系,供学生可以自主挑选任意课程,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课程设置注重“通才”的培养,因而其专业界限不明显,课程设置的知识面较宽。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理解和对基础专业学科知识的掌握,其课程设置基本上按1:1:1的比例划分,分割为普通教育课程、主修课程、选修课程。其中,要求全体学生必修普通教育课程;而对于主修课程则细化为跨专业主修课程、双中主修课程和主修副课。

注重实践(实习)和“双元制”运用的德国课程设置,把教学内容分为理论课、实践课、实训课、企业实习等四部分。“双元制”中的“双元”的概念历史悠久,大体来说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维与动手相结合、学校与企业相结合。因此,德国高校为大学生提供了较多实习课时,每学期会有3个月左右的企业实训或实习时间。同时,它与美国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于注重基础知识的宽度和各学科间的融合,提倡“通才”教育。

而作为邻国的俄罗斯,其高校课程设置继承了前苏联的“专才”培养模式。我们不难理解,培养专业人才是俄罗斯教育的核心。按《普通师范教育国家标准》,按1:1:1:1的标准将课程设置分为四大类,即人文社科公共课、自然科学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含实践环节)。而选修课对于俄罗斯来说,范围之小,数量之少,是很难与英、美等国相抗衡。

二、借鉴与启示

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独立学院作为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为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重视高等教育建设,教育部及高教司出台一系列文件,如《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和《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应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着力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同时明确了地方普通高校的转型思路和模式。因此,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借鉴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博采众长,建构独立学院新型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通过比较分析,目前国内教育都显得有些墨守成规。在“十三五”和“双创”大背景下,需改变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努力营造“互动式”“案例式”“教学与实验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我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加大选修课、实践(实习)课、创新创业课,着力改变培养“应用型人才”,落实以“夯实基础,够用为宜”为原则的专业基础课程,进一步加大专业课权重,精简专业基础课;同时还需不断充实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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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华.浅谈英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4]韩璐璐.德国高等教育对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启示[J].教育时空,2014.

跨文化视域比较的意义 篇5

文组织指出:创业教育是21世纪现代人学习的“第三本护照”, 与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处于同等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指出:要强化创业教育,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推进创业教育是高校响应国家新举措, 也是学校本身推进人才培养改革的新路径。

近年来, 随着高校的扩招, 每年毕业生数量平均以20%~30%的速度递增,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创业成为当今大学生中热门的话题。据统计, 美国大学生毕业后有25%走上创业的道路, 而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实现创业的愿望, 并且创业形式单一, 层次不高。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在创业方面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呢?许多学者从各层面对这些差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不少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影响创业活动的环境重要因素。

一、文化与创业教育的内涵

文化作为外部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根植于社会深层的, 是由全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一系列价值、信仰。学者们从管理角度对文化做出如下理解:人们在某一环境下集群性的心理过程, 将文化解释为“用于区分不同人群的、共同的社会价值体系”, 并将文化与特定人群、民族及社会联系起来。

创业教育于1989年“面向21实际教育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中第一次提出。“Entrepreneurship”的中文释义为:企业家或创业精神, 这一名词被翻译为“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创业教育可以理解为面向商学院、管理学院等专业大学生开展的创业知识、意识及综合技能的教育, 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中小企业的创办者。广义的创业教育则更重视对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创业教育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区域文化都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二、从文化角度看我国创业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从1998年清华大学第一届创业计划大赛算起,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仅有十几年的历史。创业教育在近几年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 涌现出了诸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创业型大学”。各级国家机关也开始日益关注创业教育并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 然而和美国相比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 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而出现这些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传统观念和文化环境所导致的。

1. 受传统观念影响, 创业积极性不高。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的古训劝导学生将出仕作为最佳谋生出路。大部分家长对大学生创业持有怀疑和担心的态度, 认为创业是危险的, 不可知因素太多, 只有别无他选的人才会去冒险创业, 大学生最好的出路是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大部分教师将精力投入到申请科研课题和发表论文中, 同时认为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这些传统观念导致了大学生创业积极性不高。

2. 缺乏风险意识, 创业积极性不高。

从创业的角度来看风险意识实质上就是创新和拼搏精神。大学生风险意识的欠缺可以说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消极一面。中国人“规避风险”的意识很强, 不愿意冒险创业, 缺少创新精神, 缺乏个人自主意识。中国的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学生的独立成长意识, 学生在走进社会之后普遍表现的是心理素质较差, 不能承受社会压力, 对挑战和社会责任产生了恐惧感, 缺少创业所需的坚韧自信的心理品质。

3. 创业文化社会基础薄弱。

社会媒体对大学生创业的评价也不一, 不少评论者明确表示反对, 认为大学生创业缺乏经验和资金, 其成功机会渺茫。其次, 我国创业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中也十分缺乏, 注重应试教育, 忽视中小学生创业创新思维的培养, 从中学的应试到大学的创业, 思维难以一下子转变。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高效创业教育绩效的提高。

三、美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基础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创业教育最成功的国家, 它的创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小学直到研究生的一个较为完备的整体体系。从文化角度看,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无可取代的良好文化基础。

1.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移民国家, 他的移民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 数量众多, 信仰和文化背景各异, 有着各种各样为数众多的宗教信仰, 这是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移民者具有勤劳勇敢、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 他们对生活有美好的向往, 为了这个目标而不算努力, 不断创新, 这些特点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发展。移民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世界性和多样性。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特点的熏陶, 使得美国高校的创业文化氛围高涨, 高校创业教育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2.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用主义文化强调实践, 注重实效, “有用即真理”是他们的口号。众所周知, 美国社会是鼓励创新和发明的社会, 发明创新层出不穷, 对于美国人来说, 所有发明出来的东西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是有用处的, 如果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没有用的东西, 就得不到认可, 也不会拥有市场。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没有永恒的真理, 因此他们不盲目崇拜真理, 他们敢于大胆质疑、讲究积极进取。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影响下, 形成了MBA创业教育、本科创业教育、社会创业教育等多样化的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类型。

3.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也是影响学生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体系主张个人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社会应该为个体的发展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这个体系主张创造平等机会和非平等收入。收入的平等不可能实现, 但重要的是, 要向每一位准备参加竞争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他们认为社会应该为个体的发展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 同时他们也深知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共同合作。

四、从跨文化角度研究中美两国的差异, 美国的创业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美国的创业文化是经过历史的沉淀积累下来的, 我们需要借鉴的是要在创业教育中融入这样的理念:要培养创新创业理念, 从基础教育做起;培养学生的务实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鼓励学生个性的发展。找到我国创业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 然后系统地对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创业教育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不仅仅是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学习更要从根本的文化原因去了解, 比较和分析, 并借鉴, 从各个时期的不同发展了解其特征, 充分了解美国创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和优势所在, 大力推进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基础的创新、创业教育;有助于更新我国创业教育理念, 健全创业教育运行机制, 改进创业教育实施办法和手段, 努力促进我国由知识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美]杰弗里·蒂蒙斯, 小斯蒂芬·斯皮内利著.周伟民, 吕长春译.创业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杜, 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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