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管制（精选9篇）
行业管制 篇1
一、电力行业管制理论基础
1、电力行业自然垄断的特性
电力产业投资巨大, 投资回收期长, 电力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固定设备, 固定成本非常大, 而可变成本相对较小, 平均成本在很高的产量水平上仍是下降的, 所以一直以来, 电力产业被视为自然垄断产业。
2、对电力行业管制的理论研究
乔治.施蒂格勒在《监管中能监管什么》一文中通过对英国电力产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受管制企业并不比无管制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价格。这一研究反响巨大, 学者们纷纷把管制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以最少的管制来最大限度地鼓励竞争。
直接针对电力行业放松管制的研究在80年代末开始逐渐增多。P.Joskow和N.Rose研究了管制放松后的产业绩效, 认为放松管制之后由于竞争的引入, 电力公用事业公司采用新型技术的速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使得整个发电设备的成本显著降低。
电力产业管制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电力市场应当放松政府管制, 然而放松管制并不是取消管制, 电力产业管制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确定一种新的合理的管制方式来构建一个适度竞争的电力市场。
二、我国电力行业管制体制改革历程与现状
自1997年1月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以来,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政企相对分开。
1998年3月, 电力工业部撤销, 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 由国家经贸委及各省经贸委负责政府管电职能, 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务院直属企业, 总资产达到7582亿元, 拥有全国50%左右的发电资产和全国90%以上的电网资产。
2、实行厂网分开试点。
1999年4月, 国家经贸委发出了《关于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正式开始在浙江、山东、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 (直辖市) 进行试点。由于相关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 试点改革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3、省为实体阶段。
1998年, 建立省级电力公司的工作即“省为实体”全面铺开。许多省份实行电力供需内部平衡, 层层实行实体, 形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这说明, “省为实体”的发展方针, 已经走向了“省为壁垒”。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出现很大障碍。
4、电力市场化改革。
2002年4月, 国家计委宣布国务院批准实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2002年12月29日, 2家电网公司, 5家发电集团公司和4家辅业集团公司同时挂牌。至此, 我国电力工业基本完成了厂网分开的产业重组, 搭建了符合有限竞争需要的市场平台。
5、电价制度改革。
国家通过国办发 (2003) 62号文提出了电价改革方案, 提出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在“厂网分开”的基础上, 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机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是将电价分为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销售电价, 其中上网电价、销售电价由市场竞争形成, 输电电价、配电电价由政府制定。
6、相关法规的出台。
2005年2月15日国务院第432号令颁布了《电力监管条例》, 并于2005年5月1日正式实施。《电力监管条例》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我国电力监管的基本模式, 规定了电力监管的任务和原则, 详细列出了监管机构、监管职责、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为进一步推进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三、对我国电力行业管制改革的建议
1、进一步促进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
加强合理、科学、统一的电力建设规划, 使电力生产与用电需求、环境保护、资源供应和电网发展相协调;改变电源结构, 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 加强新能源发电的开发力度;加快电网建设, 促进跨区联网, 加强区域网架和输电线路的建设, 增加电力运输能力, 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可靠性, 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加快行政审批体制改革, 打破省间壁垒,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坚决关闭一批规模小、高煤耗、高污染的小火力电和超期服役机组。
2、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促进电力发展。
我国在电网建设方面, 特别是高压电网建设方面, 非国电系统的其他投资者投资很少, 仅靠政府投资, 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致使电网规划建设滞后和输电能力严重不足。电网虽然是自然垄断性企业, 但仍可推行由国有控股的投资主体多元化, 实行共同办网, 缓解电网建设与电源发展不协调的矛盾。
3、进一步加快电价机制改革。
首先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完善输配电价, 对于处于垄断经营地位的输、配电价由政府确定定价原则, 实行公开透明管理;在售电环节, 要研究如何建立与用电质量和上网电价联动的分类售电电价, 并在允许终端用户自由选择供电商由市场定价。目前电价改革的关键是在售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 在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前提下, 通过竞争形成合理的电价结构和输配电价, 使销售电价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4、加快法律规章建设, 完善电力监管。
在我国,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 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电力法》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执法主体、监管主体不明确;责任制度不明确、不规范等。除《电力法》外, 与电力工业有关的法规也已显露出种种不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及电力市场化改革需求的问题, 所以应该尽快修订《电力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 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此外虽然《电力监管条例》已经颁布实施, 但缺乏支撑其实施的体制、机制, 国家应理顺电监会与有关政府部门的关系, 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 从制度上和机制上赋予电监会监管职能, 使其真正的履行和承担监管的权利和职责。
参考文献
[1]、刘建平.中国电力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
[2]、刘世锦, 冯飞等.垄断行业改革攻坚[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3]、叶泽.电力竞争[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
行业管制 篇2
摘要：
垄断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根据目前这种状况，有必要更具针对性地提出反垄断、反行政化垄断的特殊对策。关键词：垄断行业 成因 危害 管制对策 正文：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
我国的垄断性行业主要有所有能源行业（水、电、石油、煤气、天然气、核电）、所有通讯行业（有线、无线通讯）、所有军工行业、所有新闻行业（电视媒体、报纸媒体、广播媒体）、所有烟草行业、重要交通行业（航空、铁路、水运）、重要资源行业（煤、铁、贵金属）。
造成我国目前一些行业出现垄断结构的原因大致如下：
1、目前的行业垄断结构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我国的行业性垄断的形成严格讲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观念已对行业垄断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历史的惯性使部分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至今仍摆脱不了传统观念在头脑中形成的固有模式，自觉不自觉地青睐行业垄断；
2、行业垄断结构是政企不分的典型产物。建国初期，我国几乎目前所有的垄断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利形成的，并依靠政府的直接投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由于和企业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情结，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垄断行业的利益，通过维持和掌握国有垄断企业，保证其赢利，以直接取得利润。虽然目前部分行业管理部门与行业垄断企业已实现了分离，但政企不分的弊端并未彻底解决；
3、严格的进入管制使新的竞争者无法进入和成长。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某一行业实行严格的进入管制，甚至拒不开放一些行业领域，致使这些行业和领域无法形成新的竞争者，即使偶尔有新的竞争者进入，其间已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有较大的价格承受力，不会因后者的进入而失去垄断地位。
4、在一定行业维持行业垄断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有些行业由于特定的技术经济特点或资源稀缺性，有天然的垄断需要，适合垄断经营，只是要界定行业范围。
5、国家安危的考虑。
行业垄断企业往往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其相当一部分产品和服务还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国家需要通过掌控他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世界各国也普遍采取此法。
至于行业垄断行为的成因，大致如下：
1、垄断结构导致垄断行为。
2、体制缺陷导致政府管制不到位。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干预还普遍存在，再加上政企不分，导致政府错估竞争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垄断的危害从而使垄断行为愈加严重。
3、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加剧垄断行为。
由于利益驱动，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行业主管部门与该行业企业往往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得一些垄断行为在管制行为的保护之下逐步壮大。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
垄断的危害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行业垄断拉高整个社会成本。
由于垄断性行业所从事的一般是与绝大多数人息息相关的，他们的行为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这些行业的服务价格高低就关系到了整个社会的成本。垄断性行业会通过垄断定价把大量消费者利益转移到自己手中，使特权部门、特权公司拿到远远高于竞争市场价格的利润。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成本，影响了所有企业和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2、行业垄断导致有效资源不足。垄断企业通过垄断行为获得超额利润，却使效率难以提高，妨碍了其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因此，在垄断行业中，垄断导致低效甚至亏损一方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又禁止其他投资者进入这些利润丰厚、前景良好的行业，从而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热情，加剧了投资市场的低迷。
3、行业垄断扭曲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借助垄断权力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转移给垄断部门，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除了上缴财政税收，利益的大部分成为这些部门工作者的较高收入，由此产生了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除了会影响社会的就业选择和一般工人的积极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4、行业垄断容易滋生腐败。
部分垄断行业会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途径，促使政府帮助建立自己对某一领域或行业的垄断，以谋求高额垄断利润，政府官员则可以因此得到经济或政治上某些形式的好处，甚至是权钱交易。
5、行业垄断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由于垄断行业的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不但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还导致服务质量低于其他行业的水平，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更深融入世界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
具体对策有如下几条;
1、解决反垄断与规模经济的矛盾。
解决的关键是成功地把握“度”，例如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实行适度集中政策，鼓励按照市场原则，促进企业的规模经济成长；对经济性垄断的限制实行适度容忍政策，即讲求容忍度，避免简单化地在反垄断过程中损害规模经济成长。同时，注意研究界定行业组织自律和行业垄断的区别，行业组织协议定价和操纵价格的区别，制止重复建设和阻止企业正当进入的区别。
2、将反垄断的最主要注意力放在消除行政化垄断上。
要紧密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反腐败，坚决剔除行政性垄断；要改变立法过于依赖行政机关的状况，同时归并执法部门和政府机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反垄断法应当及早出台，反垄断法不仅不应回避行政化垄断，而且要将此作为立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并在条文内容上作出详细的、不致产生歧义的明确规定，以法律手段切实保障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竞争能力。要同时调整各级政府机关的审批权限，清理审批项目，割断部门、行业和地方的机构、人员膨胀与行政化垄断得以强化之间存在着的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3、加快发展名副其实的、非官方的民间协会、商会等社团组织。
在机构改革和经济行政化趋势减弱的同时，为避免出现运行机制“真空”，要同时大力发展城市和乡村的民间经济组织，不失时机地全面提高市场经济的组织化程度。
4、打破行业垄断结构，放松进入管制。
要防治行业垄断就必须打破该垄断行业一家独占或几家支配的局面，取消垄断行业的行政管制与特许经营，放开这些行业的经营与竞争。此外，还要严格限定自然垄断行业的范围；
5、转换政府职能，提高管制水平。
行业垄断与政企不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会使本行业的自由进入与竞争无法进行，所以必须加快政企分离的步伐，彻底隔断行业管理部门与企业的所属关系。只有政府真正从所有者转换成管理者，才能真正破除行政壁垒和不正当的行政保护，实现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管制。
6、完善法律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就无法确立反垄断的对象，就无法建立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就无法采取合法的反垄断措施，因此，完善反垄断的法律机制是遏制行业垄断的有效途径。
7、加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
要做好反垄断工作，对于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垄断行为，要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综合执法。
对于垄断，虽然有些垄断是国家需要不得不采取的，但是对于能够控制的行业垄断政府是需要采取措施防治的。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导刊》
张昕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 《微观规制经济学》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 《中国当代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原则》
行业管制 篇3
关键词:自然垄断;价格管制;可竞争市场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91-03
一､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
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组织的类型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高低｡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市场条件下厂商的长期均衡状态,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效率最高,而完全垄断市场的经济效率最低｡也就是说,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资源配置就越合理､越优越｡相反,垄断程度越高,市场就越缺乏效率,并有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状况,导致社会生产资源的浪费和福利的损失｡
垄断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人为的和法律的因素,国家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对某种行为实施保护,从而形成垄断｡典型的是政府特许和专利制度,以及国家对铁路运输､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的垄断｡这种垄断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利用立法等国家权利造成的进入壁垒｡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也可形成垄断,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使某些厂商拥有大量的稀缺资源,从而具有先天性的垄断力量｡比如,矿泉水生产厂商､石油生产厂商等｡有些垄断是因为某一个或极少数厂商垄断了一些特殊的原材料,其他厂商无法购买,形成对生产资源的独占而垄断了整个行业｡还有一种垄断的形成并非由于人为的或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限制进入,而是由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资源稀缺性､沉淀成本等“自然”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的限制而使提供单一物品和服务的企业联合起来,形成一家公司(垄断)或极少数企业(寡头垄断),这样形成的垄断称为“自然垄断”或“自然寡头垄断”｡
自然垄断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传统概念｡人们对其认识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地租是“自然垄断的结果”,最早提出“自然垄断”这一概念｡但他所提出的自然垄断仅仅是在土地这一要素层面上定义｡亚当•斯密在论述市场理论时也已开始涉及垄断,但他所提到的垄断一词是指享有法律保护的多厂商行为｡他们所说的自然垄断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垄断含义相距甚远｡随后,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自然垄断的特征(如法罗､埃利)｡一般认为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特性有两种:一种是规模经济,另一种是成本弱增性｡
自然垄断行业大多数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这些行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范围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能够享受到成本递减的好处,极大的节约生产费用,因而习惯上被认为只适合独家经营｡由于市场需求有限,行业中只需一个或几个生产者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并达到最佳的经济均衡状态｡另一种观点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自然垄断形成的必要条件,即使产业不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只要存在着成本弱增性,仍可认为该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成本弱增性指成本函数C(q),如果对任何产出向量q1,q2……qk (qi≠qi=1,……,k)且满足要求S qi=Q,都有C(Q)<ΣC(qi),则成本函数C(q)在q满足成本次可加性｡即使没有规模经济的作用,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仍然最小,该产业就仍然是自然垄断产业｡
二､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现状
(一)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
现实生活中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而是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混杂一体,政企不分,官商一体,有着行政特权的呵护,甚至有些还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这种“自然垄断”往往实力强大,资金雄厚,并且已形成集团利益,普遍享受垄断所带来的巨额超额利润,表现为高工资､高福利｡这种带有行政垄断色彩的自然垄断维护了企业利益,企业依托的是行政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了潜在的竞争压力,出现严重的低效率现象｡企业无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风险,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
(二)服务价格居高不下,服务质量差,大大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垄断市场在达到长期均衡时P>LMC,也就是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商品的边际社会价值大于商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相对于该商品的需求而言,该商品的供给是不足的｡如果增加生产,社会净福利可以得到好转,从而达到P=LMC｡但当P=LMC时,MR≠MC,破坏了长期均衡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相违背｡垄断厂商不会为了社会净福利的增加而损失自己的利润｡不会增加产量,而会在P>LMC的状况下停止生产｡与其他市场结构相比,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产量不足,缺乏效率,而价格又高,造成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和生产资源的浪费,社会福利的损失｡又由于垄断厂商不存在竞争压力,经济效率低,缺乏创新动力,市场绩效差,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中就出现了价格高昂､额外收费多的现象｡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差,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三)自然垄断产业存在腐败问题和不正当行为
垄断可以使厂商获得更多利润,为了保持这种超额利润,垄断厂商往往会采取各种形式的措施来维持垄断,从而造成寻租､腐败现象滋生｡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权钱交易以及不正当竞争,通过有悖于市场原则的手段,如垄断高价､掠夺性定价､歧视行为､搭售､串谋等来限制竞争,从而达到维护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以及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阻碍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
(四)缺少规范有效的法律体系
立法是规范市场经营的有效手段｡如果没有法律准绳,市场秩序就会杂乱无序,一些改革措施也难以彻底实行｡而目前我国现存的法律不尽适应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比如说1993年9月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自然垄断产业有关规定相对简单粗糙,涉及反垄断的内容也不是很多｡又比如《电力法》､《铁路法》､《航空法》､《电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滞后,可操作性和协调性差,无法有效规范产业中各市场主体的行为｡另外,各管理部门执法尺度不一,相互推诿,严重影响了法律法规的适用性｡
(五)产业进入壁垒难以突破
目前我国垄断市场的进入壁垒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经济性进入障碍｡因为高昂沉淀成本的存在阻碍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大部分自然垄断行业初始投资大,实力薄弱的小企业很难进入｡市场需求是既定的,容量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行业中不可能有太多厂商提供供给,只能容纳部分企业生存｡企业规模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取得垄断地位｡如果行业中只有一家或少数几家厂商,就形成了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
另一种是体制性进入障碍｡对某些特定行业以及进入行业厂商的投资规模建立严格市场准入管制制度,投资项目规模如果超过规定,必须获得政府审批｡民间资本受到歧视,在银行､保险证券､石油石化､汽车(主要是整车)等行业,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民间资本面临比国有资本和外资更多的烦琐复杂的审批手续｡另外,有些地区实行地方保护,对本地区以外的企业和产品实行与本地企业不同的政策｡这种体制性进入壁垒一般是由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目的在于通过限制竞争,保护部门权益,但对市场机制乃至产业发展通常造成较大伤害｡
三､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与竞争引入
(一)价格管制
垄断常常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垄断利润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同时,垄断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经营的好坏对经济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矫正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政府可以采取反垄断措施进行干预｡政府对自然垄断的干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对自然垄断厂商实行价格､产量双控制,既规定厂商索要的产品价格又确定厂商的产量,如图所示:
在图形中,分别有三种价格与产量:第一种是E1所对应的价格P1和产量Q1,这时的价格和产量是厂商在不受管制的情况下根据既定的需求曲线确定边际收益曲线,并依照MR=MC的原则来自行定价和确定产量的｡这时垄断厂商收益大于成本,获得超额利润｡第二种是E2点,E2点是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来决定管制价格水平的｡在D曲线与MC曲线的交点E2所对应的价格P2上来定价｡对应于价格P2,确定产量为Q2｡垄断厂商的平均收益AR小于平均成本AC,从而出现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补贴垄断厂商的亏损｡不然,该价格最终会把垄断厂商逐出该行业的经营｡这种补贴要么来源于政府,要么来源于消费者｡对政府来说,对私人企业进行补贴不大可能;对消费者来说,没有购买和使用自然垄断商品的消费者也不愿意去补贴边际成本的购买者｡这时必须按照平均成本定价法,按照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的方法来定价｡第三种是E3点,也就是按照D曲线与AC曲线的交点来定价｡如图中E3点所对应的价格P3和产量Q3｡在这一价格和产量水平下,AR=AC,厂商获得正常利润｡这样,既控制了在价格为P1时厂商的超额利润,又避免了在价格为P2时厂商的亏损,保证了正常利润｡
(二)引入竞争
在实践上,为了解决自然垄断行业的低效率和市场失灵问题,各国一般都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其中包括价格管制｡但政府行为效果难以测量和监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很难建立和实施｡另外,政府具有多元函数目标,不仅仅要考虑经济效果,同时还要维护社会安定､政体稳固､执政效果等社会政治目的｡这样,政府在强化管制时就会充分权衡各方面利弊,势必造成经济效果的一部分缺失,导致管制失灵,为引入竞争提供了理由和依据｡可竞争市场理论最初由鲍莫尔､潘扎和威利格提出｡按照可竞争市场理论,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政策更为有效｡对于自然垄断产业,潜在进入的竞争威胁能阻止垄断行为的产生而不需政府管制｡这种潜在竞争压力促使垄断厂商制定适当价格来获得平均利润,而不是制定垄断高价｡这样,政府所需做的不再是管制价格或者是市场进入限制,而是要为市场竞争扫除障碍,废除各种竞争壁垒,建立能够自由进出的可竞争市场｡
但竞争机制的引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些强自然垄断产业难以引入实质竞争,在引入竞争过程中,新的进入者仍然要面临各种形式的进入障碍｡比如,现有的规制机构为了维护其权力可能会反对引入竞争政策;现有企业强大的沉淀成本具有先行优势｡可见,在自然垄断产业引入竞争机制必须考虑很多情况,权衡竞争是否可行或者竞争是否值得｡一般来说,对于自然垄断行业中的非自然垄断业务,政府可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对于极端自然垄断业务,政府应把其从非自然垄断业务中分离出来,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政府以这类业务作为管制重点,建立模拟竞争机制｡还可以引入激励性规制,比如价格上限规制､区域间标尺竞争､社会契约制､特许权投标制,等等,既可以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又可同时兼顾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垄断､竞争和管制三者协调配合和共同作用来实现有效竞争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 刘儒,孟书敏.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理论思考[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2] 李俊,李增森.自然垄断行业中的规制与竞争引入[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5(8).
[3] 付光新.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研究[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0).
[4] 李建春.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和引入竞争机制分析[J].甘肃农业,2005,(11):114.
[5] 戚聿动,柳学信.中国垄断行业的竞争状况研究[J].经济管理,2006,(2):16-23.
我国电力行业的价格管制与改革 篇4
1 电力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
电力行业作为基础性能源行业,关系整个国计民生,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更复杂的技术经济特征。
第一,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离。在电力广泛运用的100多年时间里,电力行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垂直一体化垄断经营的产业组织模式到现在的发电与售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而输电与配电仍然保持自然垄断的新局面。
第二,关联经济效应显著,需求缺乏弹性。电力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现在各个产业的发展无不需要电力产业提供电能。而同时,电力的需求弹性很小。这使得电力企业在市场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可以在电力供求失衡的情况下控制电价获取利润。
第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与瞬时性。电能的瞬时性决定了电力供求必须时刻保持平衡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发电环节在供给短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电力消费的市场需求却极有可能激增。这使得电力行业在发电环节不仅要有充足的电力供给能力,还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储备。这种特性加大了整个电力行业的规模经济,需要更大量的资金投入。
第四,普遍服务性。电能商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是满足全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必要物品,具备普遍服务性。而电力的普遍服务即是必须保证对贫困者生存权的保障。电力不仅是重要的生产保障,它的供应能力可以影响其他产业的生产布局,而且电力普遍服务对落后和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2 电力定价问题与对策建议
由于发电企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成本次可加性,过去一般采取由一家或少数几家垄断企业提供电力服务使其效率达到最大化。随着电力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输配电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的发售电业务分离经营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证电力产业的正常运行。
由于整个电力产业的拆分,输电配电与发电售电的分离,整个电力价格分为了三部分: 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其中,发电环节与销售环节电价可由市场竞争机制决定,而输配电环节电价则受到国家政府管制。
2. 1 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是指发电企业按售电合同向电网公司出售电力的结算价格。
我国目前的上网电价特点是典型的价格“双轨制”:政府管制电价与市场形成电价。我国每年的发电量由两部分组成,90% 是由政府部门安排的年度发电计划提供,10% 是由双边直接交易采购或进入市场竞价平台竞争提供。政府部门安排的年度发电计划的电量由政府统一制定价格,由市场提供的这部分电量价格则由市场竞争或者协商确定。对于政府部门安排的年度发电计划电量,它受供求关系影响较大。供大于求时,年度计划值就比较少。供不应求时,年度计划发电量就比较高。从目前看来,我国的电价“双轨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
我国的发电价格除了受到政府定价与市场形成定价的影响外,还受电力价格调节机制影响,影响最大的是煤电联动机制。煤电行业,是我国能源行业中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在我国,火力发电机组占总发电机组容量的80% 左右 ( 参见表1) ,而电煤占全国煤炭销售的60% 左右。煤电两大产业相互依存,唇齿相依,关系十分紧密。
资料来源: 《电力监管年度报告》。
煤电联动机制主要针对的是我国“市场煤,计划电”的矛盾而出台一种过渡方法,是我国电力市场化不完全的情况下的一种“治标”的解决办法。它将电价分为两部分: 统一电价和浮动电价。浮动电价以煤价变化为依据,由政府核定。这样,煤价上涨带来的发电企业成本提升可通过上网电价的波动得到体现。上网电价与资源价格联动,并最终影响到销售电价,资源配置状况得到改善,是我国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但是煤电联动作为一种行政政策,本质上仍是由行政定价。煤电联动只是治标的方法,电煤纠纷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电力市场化改革,即是通过市场化的电价来解决煤电矛盾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各国的电力业改革都是从发电侧引入竞争开始,从而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上网电价。对我国来说,如何在发电环节形成有效的竞争市场,可以说是我国发电环节改革应当优先考虑的目标。
2002年我国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将国家电力公司重新分组为南方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以及五家发电集团和四家辅助集团,这是借鉴发达国家改革经验,电力行业走向有效竞争非常重要的改革。但是实施过程中却受到了重重阻力。“厂网分开”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竞价上网能否有效进行,如果能,则可能会降低电网的市场势力,达到改革目标; 如果不能,反而会加大电网的垄断,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从目前的状况看,虽然我国成立了五大发电集团,国家采取竞争上网的电价激励机制,但仅仅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离有效竞争差距甚远。为了提高发电企业运行经营效率,我们必须借鉴国外成功的电力市场运行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一种合理的发电环节竞争政策,并实施有效的动态监管政策。
2. 2 输配电价
输配电环节具有较强的自然垄断性,而且电力产业的网络性决定了输配电环节仍然需要一个企业居中调度运营。因此,在我国,我国政府对输配电环节电价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采用的是企业申报政府审批的模式,其定价基础是输配电网络的成本和合理的利润。
而从国际上来看,输配电环节的价格管制模型主要有两种: 投资收益率与激励性价格管制。美国、日本在输配电环节主要采取的是投资收益率管制,英国、澳大利亚、挪威采取的是激励性价格管制,其中,激励性管制又包括价格上限管制和收入上限管制等。
目前来看,我国输配电价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 1) 输配电价并未真正形成。
( 2) 电网企业经营风险增大。
( 3) 交叉补贴普遍存在,不利于输配电价的正式形成。
( 4) 各层次电网的价格不能合理传导。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对输配电价进行改革,一般来说,在电网发展初级阶段,为了吸引投资,一般采用投资回报率方法对输配电价进行管制; 在电网成熟阶段,提高电网效率、降低成本成为管制目标,更倾向于激励性价格管制以发挥价格机制的激励作用。总的来说,在输配电这个自然垄断环节进行价格管制,激励性管制是一种趋势。
另外,由于输配电环节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纵向一体化的结构,这使得电网公司控制了输配电网络,对处于上游的独立发电企业可能实施接入价格歧视。目前,我国电力接入价格歧视主要体现在对五大独立发电集团的上网电价方面。从2010年各类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统计表 ( 表2) 可以看出, 五大独立发电集团的平均上网 电价为371. 57元 / 千千瓦时,仅为地方投资发电企业的92. 31% ,比地方投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低30. 94元/千千瓦时。
单位: 元/千千瓦时
接入价格歧视的形成是由于市场交易调度权力的“垄断式”安排和电力市场必要管制的缺失以及错位。它的产生不仅使发电企业利益受损,而且更严重的是扰乱了发电环节的市场定价,不利于各个发电企业的公平竞争,阻碍了我国发电环节市场的形成。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应从电力市场的纵向结构、市场设计和管制安排三个方面着手来减弱和消除接入价格歧视。
( 1) 深化“厂网分开”改革,实现输配售电环节的分离。我国电力改革还在持续,应该继续沿着“厂网分开”的路径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输配售电环节的分离,从纵向的产业结构和产权安排两方面来削弱垄断者对价格的控制力。
( 2) 设计合理的市场微观结构。管制者必须设计合理市场微观结构,才能保证电力市场正常的正常运行,例如设立独立的电力交易或调度中心、确定政府管制与市场竞争的界限等。
( 3) 合理配置管制权力。如同电力产业改革之前所说,“政企分开”,经济管制权力只应赋予政府管制部门。而作为电网公司,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使得它们具有电力调度和运营的权力,这不啻拥有一定的管制权。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应该实行产权重组,切断利益链条,使得分离后电力运营商与发电、售电企业完全独立,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
2. 3 销售电价
2005年我国出台的《销售电价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 “销售电价由购电成本、输配电损耗、输配电价及政府性基金四部分组成。”目前,我国销售电价主要按用电行业与用电性质进行分类,分为居民生活用电电价、商业用电电价、非居民照明用电电价、大工业电价、普通工业电价、非工业电价、农业生产电价、趸售电价和其他电价九个类别。
在定价方面,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单一制电价和两部制电价,现在,随着电力改革的进展,部分省市也开始实行峰谷分时电价、丰枯电价、避峰电价等。
我国目前电力市场仍不完善,销售电价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虽然政府依据行业的不同,分别制定不同的销售电价,平衡了整体电价水平,但是这种电价制度并不能很好适应市场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 1) 未能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销售电价。
( 2) 用户分类标准不一,电价交叉补贴严重。
( 3) 峰谷分时电价、丰枯电价未能全面推行,且价差过小。
( 4) 两部制电价比例需要调整。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国外的电力市场上,一般采取间接定价的方式,由市场形成销售电价,减少管制部门的干预。在我国,销售电价受政府管制,定价原则是公平负担,有效调节电力需求,兼顾公共政策目标,保护电力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采取直接方式,政府直接制定销售电价价格水平。
目前,在电价形成各环节中,上网电价逐渐放开管制( 竞价上网) ,而输配电价格和销售电价还是由政府定价,买方的电力市场逐渐活跃,卖方的竞争的电力市场难以形成,这不利于整个电力产业的发展,因此应该适当放松对售电价格的管制,并且进一步对销售电价进行管制改革。
( 1) 放松对售电价格的管制,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销售电价。从国际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电力改革时,都是从放松管制开始,打破电力产业垂直一体化经营的局面,从竞价上网到逐步放开输配售电环节。我国目前已经开始竞价上网,借鉴国外经验,可以逐步放松对销售电价的管制,由政府定价逐渐向市场定价转变,最终形成竞价销售,使电力商品的价格,既能反映电力本身供求关系,也能反映电力商品价值。
( 2) 简化我国电价消费的分类形式。我国各省市用户电价消费分类不统一,这也导致了电价的交叉补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尽快简化电价消费的分类形式,按照2005年下发的《销售电价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销售电价的分类形式 ( 居民生活用电、农业生产用电和工商业和其他用电) 尽快推进改革。
( 3) 扩大峰谷分时电价与丰枯电价适用范围,同时适当增大两者价差。峰谷分时电价与丰枯电价的实施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效率。目前它们适用范围过小,实施主要为工业用户,居民、商业用户等都未执行。所以扩大适用范围,同时适当增大可靠性电价,降低避峰电价,提高枯水期电价,降低丰水期电价,真正达到引导、改变、激励用户合理移峰。
( 4) 建立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输配电价的联动机制。要在电力产业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就需要建立起销售电价的价格联动机制,使得上网电价,输配电价的变动能够合理传导,真正实现由市场决定售电价格,而不是由政府管制制定。
( 5) 合理分配两部制电价比例。两部制电价以基本电价来补偿固定成本,电度电价反映变动成本。合理的两部制电价应反映不同负荷率的容量成本在电度电价和基本电价中的比重。因此,合理分摊容量成本,分配电价比例是一个核心问题。
在销售电价改革中,居民电价由于居民户数庞大的特性,尤其值得注意。居民销售电价在过去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大幅调整,但由于居民不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议价能力都比较弱,即使在未来电力改革后,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竞争性用户。不过电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电力企业必须提供普遍服务,如何使每个居民享受到合理低价的电能商品,是每个电力企业与监管者所要思考的问题。
3 结 论
行业管制 篇5
关键词：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运营模式
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 当时出现城市出租马车数量过多, 造成了交通堵塞现象, 于是政府开始限制出租马车的数量以缓解交通拥堵。随后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也开始对出租车市场进入进行管制, 紧接着欧洲、亚洲各国也相继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政府管制[1]。
1 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发展历程
在我国, 城市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 1990年代前我国出租车行业管制短缺时期。
1978年以前在国内市场上运营的出租车数量很少, 而且主要面向政府官员、外国宾客等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 居民对出租车的需求量逐渐增大, 政府陆续出台鼓励出租车行业发展的政策。这时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很宽松, 仅限于里程管制。
1.2 1990至1995年我国出租车行业管制宽松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由于公共交通资源严重短缺, 政府鼓励出租车行业发展, 对出租车管制比较宽松, 如对出租车申请经营者“符合条件就批”, 对出租车经营权实行无偿提供等众多优惠政策。在此期间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只有在价格、里程上的管制, 并无市场数量控制, 市场准入制度相关的管制政策。
1.3 1995年至今我国出租车行业严格管制时期。
出租车行业经过高速发展时期后, 市场急剧膨胀, 出租车占用城市道路资源, 企业竞争激烈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政府部门开始对出租车市场推行数量管制, 我国出租车行业进入了严格管制时期, 取消了以前的挂靠管理, 而强制推行公司制运营, 并对出租车规定了运营年限[2]。如今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的严格管制主要有对出租车经营模式的限制以及对数量的管制两方面, 此外在价格方面, 大部分城市出租车行业定价权是由政府掌握, 严格按照政府定价计费, 有一些地方政府还对出租车的车型车况进行了硬性规定。
2 城市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主要内容
我国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管制是由于各地方情况不同, 所实施的政策也会随之出一现一定程度的不同, 总的来说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主要方式和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市场准入管制。
我国出租车市场的准入由政府进行管制, 主要采取限制进入量的管制政策, 具体管制措施是通过控制出租车经营牌照来实现市场准入管制。现阶段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主要有对经营主体的限制、对经营模式的限制、对出租车总量的控制三个方面。
2.2 价格管制。
我国出租车行业由政府依照《价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定价或指导定价, 其价格制定主要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市民收入水平等因素有关。目前我国对出租车实行的价格管制措施主要有强制要求出租车运营者使用统一的仪表进行计价, 以及对出租车的起步价、等时费等进行了单价规定。表1可看出我国部分城市出租车运价的基本情况。
2.3 服务质量管制。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进行了规定, 主要有对出租车车型的管制以及出租车驾驶员素质的规定。如我国出租车管理的最高法规《城市出租车管理办法》中, 第三章专门对出租车服务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第四章专门对出租车的检查和投诉制度进行规定等。此外, 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对出租车的服务质量进行相关规定。
3 城市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存在的问题
资料来源:《关于理顺合肥市城市客运出租车运价听证报告》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出租车运营都是以公司制经营模式为主, 出租车市场管理机制并不健全, 在我国出租车发展过程中, 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层出不穷,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城市现行的出租车行业特许经营的管理体制有着密切关联。总结我国出租车行业出现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3.1 政府管制造成行业垄断, 产生行业暴利。
我国政府对出租车市场进行准入管制, 政府对经营模式进行限制是出租车公司暴利产生的根源, 直接限制了市场竞争, 市场完全被出租车公司所垄断, 出租车公司凭借着自己拥有的出租车运营许可证, 获得了高额的利润。此外, 出租车公司由于没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 还会出现效率低下现象。
3.2 政府对数量的管制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造成黑车泛滥或空驶率过高。
城市出租车数量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导致了出租车市场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状况。当出租车数量供应不足时, “黑车”就会弥补这部分市场需求, 黑车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相关规费收入, 还损害合法经营者权益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当出租车市场供大于求的时候, 城市出租车的空驶率增高, 则会严重影响出租车司机收入, 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3.3 公司制经营模式管制使出租车司机收入过低、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
对出租车经营模式的管制使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在消费者与出租车市场之间、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及政府间、出租车司机个体相互争夺乘客间受到多次利益分割。这个分割过程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普遍较低, 生活负担较重, 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引发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 服务态度差等众多问题。
4 结论
从以上出租车行业的情况来看, 如今政府管制环境下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矛盾愈加复杂, 行业垄断、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逐步加剧。政府管制政策毫无疑问与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和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管制应该撤销, 或者出租车公司应从行业中消失, 而是政府应对出租车公司进行更合理有效的监督管制, 如改革经营模式, 建立符合城市发展的出租车数量管制标准, 建立公平合理的价格管制体系, 健全质量管制体系等, 让出租车市场运行更有序稳定。
参考文献
[1]张树全.政府管制动机对出租车经营模式的影响[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6) :146-150.
[2]魏岚.出租车经营权问题的法律研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8 (4) :113-114.
行业管制 篇6
1. 强自然垄断性
自来水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强, 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 该行业往往投资大, 回报周期长, 资金使用见效慢, 且一旦投入, 沉淀成本大, 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巨大。基于经营者在行业中的独占地位, 从市场的规模经济及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出发, 一旦某一经营者进入这一行业, 其他经营者便不会选择再度进入。
若由多家自来水公司在同一地区供水, 存在着相互间管网不匹配、管道难以衔接等问题, 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高效率。所以, 自来水输送业务在特定地区由一家企业提供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具有强自然垄断性。在自来水输送网络两端是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务, 这属于弱自然垄断业务, 可以有一定的竞争。但由于其也有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加上水资源的稀缺性, 自来水的生产一般是有限数量的几家企业间的间接竞争, 也可以通过特许投标竞标的方式进行直接竞争, 从而选出最佳经营者。
2. 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自来水行业的外部性以及存在的管制问题体现在: (1) 正的外部性。自来水正的外部性具体体现为在保证供水的基本需求和水质要求条件下的最低价格原则。但同时供水企业本身要追求经营利润, 必须通过收取费用以补偿成本并获取赢利。 (2) 负的外部性, 自来水取水源头需要建造的设施, 如水库、深井、栏河堰, 水资源保护区环境的保护, 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这些活动所造成的水量变化与污染难以掌握, 自来水行业必须投入更大更多的资金, 不断开发新水源及加强原水的消毒处理。
3. 区域独占性
自来水、天然气等公共产品为公众日常所必需, 可替代性小, 需求弹性小, 产品价格刚性强。受城市间距离的制约,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往往被限定在一个区域内, 往往都局限在本地供应本地消费, 在某一地区的经营者是唯一的。由于存在区域独占性, 消费者选择本区域的企业供应比选择外区域的企业供应更有效率, 消费者和用户往往不能像对待一般经营者那样, 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进行选择, 不能有选择性地更换供应商, 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区域垄断性使消费者缺乏选择权。
二、我国自来水行业价格管制的演变
通过制定合理的价格来调节企业供水行为、生产企业和居民用水行为, 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手段, 但是水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杠杆作用。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水价制度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 长期低价供水, 自来水基本上可被称为无偿的公共福利事业, 用水效率低下, 水资源污染破坏严重。我国的水价管理先后经历了计划管理低价供水阶段、价格调整阶段、市场化改革下的价格管制探索阶段。
1. 计划管理阶段 (1949~1985年) :低价供水
从1949到1985年的这段时期内, 城市供水价格基本实行计划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掌握着供水的定价权, 并通过行政手段对自来水价格进行直接定价, 供水实行低价供水或无偿供水, 无法反映自来水的供给成本和真实供求状况。
低价甚至无偿供水,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供水设施和供水量严重不足, 无法反映自来水的供应成本及真实的供求状况。
2. 价格调整阶段 (1985~2002年) :提价与商品化供给
1985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了“水价标准应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加适当盈利”, 在这之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制定了各自地区工程水费的核定、计收、管理以及实施办法等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逐步提高价格水平, 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格调控体系。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城市供水逐步建立起商品化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体系。2002年4月9日, 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召开全国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电视会议, 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 提出了进一步推进供水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所遵循的原则、目的和主要内容以及相关政策措施。
3. 市场化改革下的价格管制探索阶段 (2002~)
2002年12月, 建设部颁布了《关于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意见》, 明确规定了城市自来水产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逐步推行市场化, 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 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 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 采取独资、合作、合资等形式完成多元的投资结构, 从根本上打破自来水行业的区域垄断。
2006年国务院发改委发布的《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明确了自来水类企业供水成本构成:城市自来水成本=合理的制水成本+输配成本+期间费用三部分构成, 其中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办法中规定了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费、业务招待费、取暖费、会议费和差旅费等, 均可计入管理费用项目中。将所有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均计入成本, 再转嫁给消费者承担, 对经营绩效低下的自来水业没有任何改进效率的激励, 反而是为其高工资、高福利提供了制度依据。
三、我国自来水主要定价方式及问题
1. 大部分地区仍实行成本核算法, 未反应供水成本变化
我国城市用水大部分采用成本核算定价法。这种价格管制方法在自然垄断行业很常见, 通常规定成本是价格的最低界限, 首先需要估计平均成本, 采用的利润率多数为社会平均利润率。平均成本定价法保证了供水企业能回收平均成本并能获取正常利润。平均成本定价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确定平均成本。由于自来水垄断经营, 没有一个社会平均成本可以作为参照和比较, 个别企业的成本成为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平均定价法不可避免的包含了主观判断因素, 在分配过程中经常要依赖经验, 这就难以保证完全公平, 不能实现供水过程的经济效率。采用成本核算法来确定中国的供水价格, 成本越高价格就越高, 对成本高的企业和地区形成了激励, 显然背离了效率最优化的目标, 无法激励城市供水企业降低成本。
全成本水价中包含水资源费、净水费、管网输配费、污水收集处理费等, 但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供水价只有真实成本水价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虽然我国最近几年进行了几次调整不断上涨, 但还是没有真正实现成本补偿、合理收益原则, 仍然存在价格不完全反映城市供水成本的变化以及价格偏低的现象。
2. 单一计量定价模式, 无法适应城市用水的实际情况
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 高收入者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对生活用水的消费会远远大于低收入者的用水量, 工业用水、商业用水大多采用单一计量水价。单一定量计价没有考虑用水量和用水效益, 价格无法反映成本随着用水量变化而变化, 不能向用户传递准确的成本变化信号, 同时也不能向企业反馈市场需求的变化。单一定量计价无法起到调节供给和需求的作用, 对用户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价格与所提供的水服务不能相适用。
在我国实行单一计量定价模式, 只考虑了供水基础设施的折旧和投资利息, 并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
3. 阶梯式计量模式全面推广遇阻
按照阶梯水价, 用水越多价格越高, 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等方面的作用, 有利于培养企业和居民的节水意识,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在当前水资源紧张、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下, 实行阶梯水价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少数城市采取阶梯式水价。推行受阻的原因, 一是“一户一表”推行有困难。实行阶梯计价的前提是准确、严格的抄表计费, 一家一个计价水表需要花较大的投资。二是当前的阶梯定价杠杆作用有限, 累进制的收费并没有促进全面节水意识的提高, 导致很多实行了阶梯水价的城市用水节约并不明显, 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推行阶梯水价。
4. 供水行业管制定价程序欠规范
现阶段的定价程序侧重于保障供水企业利益, 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从供水管制定价流程上来看, 涨价要求都是单一地由供水企业, 提供相关的成本资料要求相应幅度提价, 通过相关政府机关部门审核、审查、复议后执行。
另一方面, 从供水行业价格的确定来看, 主要是根据企业经营成本和政府财政补贴来确定提价幅度, 经常忽略社会承受力, 忽略供水价格与整个社会物价指数的相互关系, 最终社会公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完善我国自来水价格管制的对策建议
1. 制定合理的自来水价格管制原则
第一, 公平原则。对使用同样数量自来水、排放相同数量污水的用户, 收取相同的费用;对不同用水量的不同用户, 应体现多使用多付费的原则;要体现行业之间不同, 如工业和农业用水、生产和生活用水, 也要体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第二, 用户可承受原则。根据普遍服务原则, 结合水资源稀缺现状, 采取差别定价的原则, 高收入者采取相对高价、低收入者采取相对低价或者先收后补、甚至退的基本政策。第三, 资源高效配置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自来水价格必须能反映生产水的真实成本, 以利于水资源在不同用户间的合理配置。第四, 兼顾福利原则。其价格机制的运行要考虑到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居民的支付能力, 尤其要照顾“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
2. 进一步完善成本定价
完善全成本价格体系。全成本水价应当是涵盖自来水服务的全部成本, 包括资源成本、自来水输配管网等工程成本、污水收集与处理等环境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和税收, 是用户支付的最低水价。执行全成本水价, 由于所有成本都能从价格回收, 减轻财政负担;有利于自来水供水企业改善和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提高水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3. 居民生活用水推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非居民生活用水推行累进制水价
全国范围内推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真正体现“使用者付费、多用者多付费”的公平原则。推行阶梯水价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价, 而是拉开不同用水量的用户水价差别, 通过价格杠杆促进居民节约用水。为此需要科学合理地设定不同用户的不同用水基数, 科学合理制定多级水价, 区分不同用户, 采取不同收费制度。同时在居民可接受的情况下, 适当提高自来水的级差系数至1.0:2.0:3.0, 实际比价关系应由各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确定。
非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严格的定额管理, 定额以内部分实行到户综合水价, 超过定额部分实行累进加价制度, 自来水相对短缺的城市实施高额累进加价制度, 适当拉大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用水的差价。同时也要逐步将农业供水各环节水价纳入管制范围, 针对农业灌溉用水实行定额制, 制定基础价格, 超出定额部分按高于基础价的价格收取。
4. 建立和完善自来水价格听证制度
第一, 合理选择价格听证委员会成员。成员既要有来自自来水企业和价格管制部门的代表, 有消费者代表, 还要有经济管理、律师、技术专家和媒体代表组成。第二, 做好听证会的各方面的调查工作, 物价部门应对申请调价的企业进行调查, 充分掌握相关企业的成本、费用及具体的市场供求情况, 做好调价前的可行性分析, 在物价总水平控制目标的基础上, 考虑才水产品价格及相关产品比价关系、与邻近地区价格水平是否衔接、对该地区财政收入的影响、供水企业的成本效益影响及广大居民生活水平影响的分析基础上, 确定具体的调价方案及具体的价格调整方法。第三,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进行充分论证。听证过程透明, 听证结果必须公示。
参考文献
[1]朱晓林.中国自来水业规制体系改革研究[D].辽宁大学, 2008.
[2]黄智晖, 谷树忠.水资源定价方法的比较研究[J].资源科学, 2002, (5) :14-18.
[3]许光建, 李秋淮.市政公用事业中的价格管制问题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4, (4) :54-55.
[4]张永刚.市政公用行业的管制研究[D].同济大学, 2007.
[5]李国锋.城市供水定价对居民资源节约行为影响的博弈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7, (6) :103-107.
[6]王红卫.发达国家公用事业的价格规制[J].经济论坛, 2003, (10) :54-55.
行业管制 篇7
一、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性及管制的必要性
自然垄断是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 人们往往根据对自然垄断的理解判定哪些产业属于自然垄断产业, 进而采取不同的管制政策。所以对自然垄断的概念的全面理解非常重要。自然垄断行业属于网络型基础性产业, 具有空间分布的典型特征, 表现为固定成本的投入占总成本的比重较大, 沉淀成本也较大, 同时有着较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经济特性。自然垄断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特性:第一, 具有固定网络系统。自然垄断产业在提供服务时形成网络系统, 如电信、电力、铁路、邮政、自来水、煤气等, 均有统一的网络系统提供社会化的服务。这种网络系统使在一定区域内只有一家企业提供服务就能满足需求, 如果同时有两、三家企业同时建网络系统, 就可能会提高成本, 形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网络系统的规模越大, 其调控能力就越强, 系统的安全性也越强。第二, 生产成本中固定成本较高, 且其“沉没性”较大。自然垄断产业生产技术成本非常高, 一旦开始生产, 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很小, 且出现递减的趋势。边际成本曲线处于平均成本曲线的下方, 也正因为此, 使得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自然垄断行业的沉没成本较大, 这也构成了市场的进入壁垒, 这类资产不易转移, 一旦投入其中就很难改为其他用途。第三,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显著。其表现为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大幅度下降, 在市场需求为一定的情况下, 一家厂商足以满足大部分市场需求, 自然垄断行业在此显示出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第四、公益性。自然垄断行业主要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 需要保证所提供服务的稳定性、质量的可靠性。正是由于以上的经济特性国家必须赋予特定企业以垄断经营权, 准许特定厂商垄断经营。
在自然垄断的行业的市场结构中, 竞争很少发挥作用, 只有垄断在推动着网络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 导致网络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垄断厂商也因此获得例润的最大化。正是在垄断的作用下, 自然垄断的行业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高于竞争的效率, 使得竞争无法进入。但是由于这些垄断企业相当大的市场垄断力量, 如果不对它们进行政府管制, 这些企业就会受利益的驱使利用其垄断力量, 通过高价少销, 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既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扭曲社会分配效率, 是不公平的, 又浪费了社会资源, 带来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所以, 必须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管制。
二、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管制的两难选择
对自然垄断的管制主要包括价格管制和对市场进入的管制。本文仅讨论价格管制中的价格管制方式。
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管制的目标与定价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制定什么价格水平, 要看政府的目标是什么?一般有两种定价方式:按边际成本定价和按平均成本定价。
第一, 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提高效率, 就会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因为按照经济学原理, 当自然垄断企业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 也就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使整个经济达到理想的目标, 但这一定价方法的局限是自然垄断厂商可能会因此而亏损。企业产出越大亏损额也越大, 企业生产效率的目标难以实现, 也损害了企业的发展的后劲。如图:
如图:由于规模经济, 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都处于递减状态, 且边际成本曲线总是处于平均成本曲线的下方, 如果按照边际成本Pa定价, 那么, 企业平均成本中高出边际成本的那部分就无法收回企业就会亏损, 亏损额为PaPbab所围成的面积。从长期来看, 企业不可能一直亏损经营下去。所以, 尽管按边际成本定价是理想的、有效率的, 但却是不现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同时, 可由此看出社会福利与垄断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 这是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管制的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
第二、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制定一个“公平价格”, 以消除经济利润, 则该价格定为平均成本, 即垄断企业可以把价格定在能够弥补平均成本的程度。这样做可以克服按边际成本定价的不足, 同时它又克服了垄断者从消费者那里榨取经济利润, 与没有管制时比, 价格下降了, 产量增加了, 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当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 垄断企业能够收回全部成本, 尽管它的经济利润可能为零, 这一点要比按边际成本定价强。消费者也得到了垄断价格下降的好处。所以, 按平均成本定价虽然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目标, 但实现了资源的次优配置效率。
三、关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管制的几点思考
1. 我国自然垄断的特点是行政垄断与经济性垄断交织。
这是我国反垄断的特殊性问题, 也是反垄断的巨大挑战。对于反价格垄断《意见稿》公众矛头直指行政垄断, 反价格垄断的最大考验是反行政垄断, 所以法规正式成文后, 应该明确, 当反价格垄断遭遇政府定价产品时, 如何来界定这种定价的合理性。并且这种界定功能, 显然不是饱受争议的“听证会”所能承载的。所以, 反价格垄断的成败, 不仅在于法规, 更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一方面应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放松管制和政企分开, 来铲除产生行政性垄断的根源, 另一方面应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可以引进竞争的行业, 对垄断性行业中的经济性垄断行为进行管制, 并处理好政府直接管制与反垄断政策法规间接管制的关系。
2. 尽管政府管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和维护社会的福利, 但其结果往往不理想。
有时政府管制的结果反而降低了效率和在更大范围内损害了社会福利。政府对自然垄断管制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在垄断定价时由于没有现实的竞争者, 垄断企业会利用其垄断地位采取高价少销的方法抬高价格。当价格受到管制时, 垄断企业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如降低服务质量来体现其垄断优势, 实现垄断利润的最大化。消费者的利益受损, 同时, 妨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对自然垄断管制时, 如果按边际成本定价, 企业就会亏损, 故这一定价方法不现实。所以, 政府对自然垄断管制时既要考虑放松管制, 同时管制的方法应灵活多样。
3. 应正确处理自然垄断与有效竞争的关系。
垄断源于竞争, 是竞争引起了资本的集中, 进而走向垄断。自然垄断产业也含有竞争机制, 所以不能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 应在自然垄断行业把垄断的优势与竞争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应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进行改革, 在放松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同时, 将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部分拆分, 向市场开放,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摘要：自然垄断给社会带来规模经济的同时, 也带来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垄断利润也被人们看成是不公平, 为此, 政府必须对自然垄断进行管制。价格管制是政府实施管制的有利手段。本文主要对价格管制的方式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明晰价格管制的若干问题, 从而为目前社会热议的反价格垄断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自然垄断,政府管制,反价格垄断
参考文献
[1]李怀:自然垄断理论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马云泽:规制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3]戚聿东: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垄断与竞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行业管制 篇8
城市出租车行业发展迅猛,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出租车行业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方便,也加快了社会经济的进步[1]。经济快速发展增加了人们出行频率,出租车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出行需求,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不绝于耳。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合法化,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如何解决传统出租车行业当前的管理问题,如何帮助传统出租汽车行业转型升级以及如何从共享经济中与网约车等实现差异化经营是政府部门面临的挑战。
1 互联网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影响
“互联网+”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网约车作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出租车市场中固有的利益格局,对传统出租车行业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及各种移动终端的应用软件程序,驾驶员和乘客的匹配方式更自主更平行,突破了传统出租车驾驶员和乘客完全随机匹配的缺陷,这必须降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市场份额。其次,互联网技术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租车行业重资产化的供给模式,合理配置已有的社会车辆资源使其占据发展先机。其三,互联网模式下的出租车行业具有更加灵活、动态、基于需求时空变化的定价机制,更易于得到驾驶员及乘客的支持,同时避免价格管制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再者,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公司一改过去垂直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平台公司和驾驶员之间更像是上下游伙伴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互联网+”模式对于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具有重要作用,也对传统出租车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2 我国传统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现状
2.1 对出租车企业特许经营权政策分析
我国大多数城市均实行出租车公司化管理模式,出租车公司可以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出租车公司获得特许经营权后,定期向出租车驾驶员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通常情况下,出租车公司所收取的管理费用是固定不变的,出租车公司承担的利益风险很小,而将大部分的价格风险分担给出租车驾驶员。当油价上涨时,出租车驾驶员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容易出现拒载、一口价等不良现象。现象产生的原因,均来源于出租车公司所获得的经营特权,这种经营特权使得出租车行业竞争受到限制,不利于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出租车驾驶员对公司的归属感,无法保障出租车驾驶员的基本利益[2]。
2.2 政府对出租车牌照数量管制政策
政府对出租车牌照发放数量进行严格管制,有限的牌照数量在一些城市甚至引发出租车公司为了获得合法牌照而产生的不良竞争,并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获得更多合法牌照,同时有些城市进而使得政府部门出现腐败现象。除此之外,出租车公司竞争过程中,花费大量成本来进行运作,部分民营出租车公司往往将额外成本转嫁到出租车驾驶员与消费者身上,损害了出租车驾驶员与消费者的利益。再者,牌照数量的限制,间接造成黑车泛滥,黑车的增多又提升了正规出租车的空车率,使出租车驾驶员的负担更重,同时还增加了道路不安全性,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
2.3 政府对出租车价格管制政策
政府对出租车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出租车价格往往是固定不变的。固定不变的出租车价格使得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只与出租车所行驶的里程数有关,出租车驾驶员为了自身利益,有意选择较长的行驶路线或进行绕路,这不仅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也是一种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另外,许多出租车驾驶员和消费者为了所谓的“双赢”想法,出现协商价格运营的现象,这对出租车行业市场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出租车驾驶员与消费者信息的不对称性加重了这一现象的出现。
3 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所面临的困境
3.1 驾驶员利益所面临困境
政府管制问题直接导致出租车行业市场的不合理竞争,这种不合理的竞争间接导致出租车驾驶员收入降低,而且风险升高。有些出租车驾驶员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甚至会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工作环境得不到保证,造成出租车驾驶员的死亡概率增加[3,4]。同时,较高的油价会降低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进而加大了出租车企业的压力。出租车驾驶员的利益受到损害,增加了驾驶员罢运现象,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不仅对出租车企业负面影响,对于社会群众也产生了极大的不便。
3.2 出租车行业发展难题
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个性化出行需求矛盾日益突出,各种问题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现今,各大城市不同程度存在着打的难的问题,行业服务质量不高,老百姓出行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特别是在一些城市,10多年出租汽车规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老百姓个性化出行没有得到满足。这或许就是一些城市出现“出行难”“打车难”的答案。
1995年由住建部主导出台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曾对城市出租车数量有一个指导性标准——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2辆;小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0.5辆;中等城市可在其间取值。按此换算,大城市万人拥有量不宜少于20辆;小城市万人拥有量不宜少于5辆。然而,政府管制下的出租车企业,很多城市出租车增加数量和需求并不匹配,仅单纯地以城市静态的人口规模为基准配置出租车数量,而没有充分考虑城市人口结构、经济与消费水平、流动人口组成等因素,出租车数量往往不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因此,出租车数量的管控、驾驶员收入的局限性、老百姓多层次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也是目前出租车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6]。
3.3 黑车管制困境
黑车指未得到正规出租车企业授权,擅自进行公开营运的社会车辆。黑车不需要向出租车企业上缴管理费用,其以低价吸引着大量顾客。然而,这些黑车不能保证车辆的合格性与安全性。当顾客利用打车软件或者其他方式选择黑车出行时,自身安全很难得到保障,且没有正规的组织来保障顾客的利益。另外,黑车造成正规企业出租车空车率的上升,间接给正规出租车驾驶员造成收益损失。黑车在逃避相关部门的检查过程中,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对顾客的生命安全也会造成威胁。
3.4 对政府的形象产生影响
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是城市文明的形象代言,整洁的车容车貌、礼貌的问候语,能让市民和游客从细微之处感受到城市文明春风。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会照顾出租车驾驶员的整体利益,为减少出租车空载率,而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控,这对于城市形象及消费者来说均具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行业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政府管制应当充分考虑出租车公司、出租车驾驶员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真正为社会创造福利与便利,满足各方利益需求。
综合以上,当前我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新型互联网发展模式的冲击下,传统出租行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制订合理、科学、有效的政府管制对策迫在眉睫。
4 基于互联网的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对策
4.1 放松管制政策,增强个体化经营
宽松的政府管制政策鼓励个体经营者的自由发展,促使出租车行业的公平竞争,个体经营者可以与公司经营者相互制衡,形成个体经营者与公司经营者共存模式,可以提高出租车驾驶员的工作积极性,这必然减少黑车、不合规车辆出现的频率,使出租车市场更加规范化。同时,放松对出租车牌照数量的限制,从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减少非法车辆的营运数量,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对社会的有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4.2 放松出租车价格管制,实施指导价管制政策
放松对出租车价格的管制力度,实施政府指导价管制政策。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调节价格,避免出现政府过度指导、干预市场价格。在实施出租车指导价格管制政策时,可通过设置最高限价法控制出租车价格,避免出现乱要价的情况。政府可以按照每个城市的总体经济情况、出租车供应需求情况以及物价水平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确定该城市的最高价。只有这样,才能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有效管理。
4.3 加强对黑车的管制力度
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黑车的处罚力度,加强对黑车司机的教育,减少黑车的数量。为了减少黑车的数量,政府应当根据每个城市的特点、城市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等因素,加大出租车牌照的发放量,当市场正规出租车的供应量能满足市场群众的需求时,黑车的市场份额自然会下降,降低黑车事故发生率,保证正规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5 结束语
“互联网+”的新型发展模式下,政府在出租车行业管制中面临诸多问题,如行业利益分配不均衡、黑车市场等现状。对此,本文在分析现存问题基础上,针对政府管制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措施,保证出租车企业、出租车驾驶员以及消费者利益,为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差异化管理提供思路,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谢国栋.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困境与对策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01(14):15-16-21.
[2]牛浩远.浅析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缺陷[J].现代商业,2012,31(22):91.
[3]张燕宁.对我国政府管制背景下出租车行业困境的浅析[J].法制与社会,2013,04(21):175-176.
[4]范合君,杜博.特大城市出租车承包费测算方法与管制政策[J].会计之友,2015,17(29):19-22.
[5]吴向晴.南京市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经营权问题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3,07(18):129-131.
行业管制 篇9
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这是首部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主要内容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法律没有命令禁止进入的行业。那么该政策的发布是否会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张建军等 (2005) 通过对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 认为我国处于转型经济中,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很强。与政府搞好关系对民营企业在关键资源的获得、产业政策的倾斜、政府采购合同的获得上以及银行贷款的获得上都有好处。罗党论等 (2009) 发现在已经进入垄断管制行业的民营企业中, 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程度高的企业显著更多。汪伟等 (2005) 通过对吉利公司成长过程的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在突破管制行业进入壁垒时, 更多地依赖其“政治企业家能力”。那么政治关联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管制行业呢?本文将通过事件研究法来解答这些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分析行业管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可以发现, 政府实行行业管制的原因通常是因为一些行业特有的成本劣加性 (王俊豪, 2001) 。有学者认为政府会被在位企业俘虏, 在位企业为了维持他们的高利润而要求政府实行行业进入管制 (Stigler, 1971) 。行业管制的难题在于政府客观上可能无法获得在为企业真实的成本效率信息, 主观上可能被利益所俘虏, 因而无法做出合理的行业管制。不合理的行业管制导致市场缺乏竞争, 在位企业效率低下;而没有行业管制则可能会产生过度进入, 导致整个行业无法达到规模效应。竞争市场理论认为, 如果企业可以随时选择进入, 一旦失败也可立刻退出来, 会给在为企业造成压力, 促使其努力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Baumol, 1982) 。这种理论成为了很多放松管制行为的理论依据。然而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来说, 即使行业管制放松了, 也可能面临较高的经济性壁垒以及与我国大型在位垄断企业的竞争。所以民营企业能否成功进入、生存下来并获利并不确定。对于这个问题投资者是如何看待?如果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在放松管制政策颁布的时期得到了显著提高, 则说明投资者认为我国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管制行业有利可图, 该政策的发布有助于增加民营企业的价值。综合以上提出H1:
H1:在《若干意见》颁布时期, 民营上市公司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将显著为正
对于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说明了政治关联来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Fisman (2001) 、Roberts (1990) 、Jayachandran (2006) 、Calomiris et al. (2010) 等通过对印尼、美国、还有中国的各类企业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将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而邓建平等 (2009) 、Fan et al. (2007) 等对中国各类企业的研究则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负面影响。二是研究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渠道。国内外的很多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银行贷款、债券发行上的融资便利性, 政府优先的金融援助, 税收优惠, 政府采购合同等 (吴文峰等, 2008;Li et al., 2008;Faccio, 2006;Johnson et al., 2003;Claessens et al., 2008;张建军等, 2005) ;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可能会使得企业付出额外成本, 为了使关联的政治家获得更多选票或维护当地稳定而增加的就业岗位和薪酬福利 (Shleifer et al., 1994;Bertrand et al.2007;Fan et al., 2007) 。以上文献说明政治关联将通过不同渠道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假如进入垄断管制行业对民营企业是有利的, 即H1成立, 政治关联能否通过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管制行业来提高企业价值?前述的汪伟等 (2005) 、张建军等 (2005) 以及罗党论等 (2009) 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进入垄断管制行业可能会有帮助, 所以对样本民营上市公司按照有无政治关联进行分组, 检验其在放松进入管制政策发布时的市场反应。在投资者预期进入垄断管制行业能给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的情况下, 投资者将给予更有可能进入垄断管制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更高的定价, 如果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管制行业是有帮助的, 那么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会有更高的定价;而当放松垄断管制行业进入门槛的政策出台后, 政治关联作为消解管制的一种企业资源, 对于民营企业的价值会降低。所以当放松管制政策发布时, 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收益率会显著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综合以上提出H2:
H2:《若干意见》政策发布时, 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会显著高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
(二)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判断上市公司是否为民营企业时, 使用了CSMAR数据库中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 数据库披露了2003年至2009年间曾经为民营公司的上市公司694家。由于从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民营上市公司不能算作纯粹的民营企业, 仅选择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即为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此外, 有过国有化经历的民营上市公司也被剔除。这样最终得到224个样本。而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数据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如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数据则来自CSMAR数据库。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进行了极端值的处理。
在事件及其窗口期界定中, 主要依据《若干意见》。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 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 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 金融服务业以及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二是围绕着非公有制企业投资, 对其进行财税金融上的支持、完善对其的社会服务和政府服务。当然该文件仅仅是一个政策指导性文件, 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这份文件的披露过程如 (表1) 所示。将2005年1月1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该项政策, 定义为Event1。后两个时间点较为接近, 因而将2005年2月19日至2005年2月25日 (包括两个端点) , 即国务院正式颁布和新华社首次全文发布该项政策, 定义为Event2。将事件发生日的前后5天作为时间窗口期。在Event1期间,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已经通过媒体透露出来, 因而预期在Event2期间的市场反应可能不会很强烈。总体来说, 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时间都很接近, 因而使用同一个估计窗口期, 即以2005年2月25日为0窗口的 (-199, +10) 共210个交易日。
(三) 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对于假设H1, 沿用Berkman et al. (2010) 的方法, 使用投资组合的时间序列回归进行检验。将样本民营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使用等权平均法构造成一个投资组合, 然后使用模型 (1) 进行回归:RETURNt=β0+ΣβJEVENTJ+εt。
其中, RETURNt表示样本民营上市公司按照等权平均法组成的投资组合在t日的收益率;β0表示样本民营上市公司按照等权平均法组成的投资组合在估计窗口期的平均收益率;EVENTJ是一个虚拟变量, 当t处在第J个事件的窗口期内的时候, 取值为1/nJ, nJ等于第J个事件的窗口期长度, 若不在事件窗口期内, 取值为0;βJ表示事件J发生时, 样本民营上市公司经平均值调整后的累计异常收益率;εt表示t日的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如果假设H1是正确的, 模型 (1) 中βJ的取值应该显著为正。对于假设H2, 本文将采用两种方法来检验。第一种方法是使用投资组合的方式来检验, 同样是来源于Berkman et al. (2010) 的方法。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 首先建造一个投资组合, “买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 “卖出”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再使用模型 (2) 进行时间序列回归:R (PCt) -R (NON_PCt) =β0+ΣβJEVENTJ+β3RETURNt+εt, for J=1, 2
该模型的事件窗口期和估计窗口期的区间与模型 (1) 的一样。其中R (PCt) 和R (NON_PCt) 分别表示有政治关联和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按照等权平均法构造的投资组合在t日的收益率;βJ表示事件J的窗口期内, 没有政治关联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的累计异常收益率的差异的估计值;EVENTJ, RETURNt和εt的含义与模型 (1) 中的相同。如果假设H2是正确的, 模型 (2) 中的βJ应该显著为负。在模型中, 参考Calomiris et al. (2010) 的文章所用的方法, 本文所选取的衡量政治关联的方式是上市公司是否有曾经任政府官员或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高管, 并主要从新浪财经披露的信息中手工收集了高管的任职经历。中国特有的区域分权式的中央集权制度 (RDA, 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Regime) 赋予了地方政府极大的自主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 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诸如美国等联邦制国家 (Xu, 2010) , 地方政府在诸如土地资源等关键资源、政府采购合同、基础设施建设机会的分配, 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上都有很强的自主决定权 (张建军等, 2005) 。Fan et al. (2007) 和吴文峰等 (2008) 也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较大, 而中央和上市公司所在地之外的政治关联则对企业的影响较小。因而本文使用上市公司高管是否曾经担任过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 (县) 的局长、副局长或者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 (不包括曾在中央任职的官员) , 或者曾经或目前正在担任市级或以上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不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作为该公司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的判断标准。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民营上市公司, 所处行业以及政治关联种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 (表2) 。可以发现: (1) 样本公司在各个行业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分布在机械、设备、仪表行业的公司最多, 为14.73%;处在金融业和传播与文化产业的公司分别只有一家, 而处在采掘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公司数为零。显示出民营上市公司对管制程度高的行业进入较少。 (2) 样本中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比例较高, 达到了41.96%;进入金融业和文化与传播行业的仅有的两家公司都有政治关联;交通运输、仓储业, 房地产业和木材、家具行业, 均高达66.67%;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和高科技行业政治关联程度较小, 信息技术业、食品、饮料业和造纸、印刷业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分别只有14.29%, 22.22%, 和25.00%。这种现象与汪伟等 (2005) 的研究结论相符, 即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其不断消解制度性壁垒和经济性壁垒的过程, 在制度性壁垒较高的行业, 企业需要与之对应的“政治企业家能力”;而在制度性壁垒较低的行业, 企业的发展主要面临规模经济壁垒和技术壁垒的挑战, 所以在这些行业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所占比例较小。
(二) 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 (1) 和模型 (2) 检验了放松垄断管制行业政策的经济后果。 (1) 民营上市公司政策颁布期间的财富效应。通过模型 (1) 来检验民营上市公司在政策颁布期间的财富效应, 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 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价值的增加。模型 (1) 的结果见 (表4) 。结果显示, 样本民营上市公司按照等权平均法组成的投资组合在估计窗口的平均收益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Event1) 的窗口期内, 样本民营上市公司按照等权平均法组成的投资组合经估计窗口内的平均收益率调整后的累积异常收益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 Event1的发生对民营上市公司来说是利好消息;在国务院正式颁布以及媒体全文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Event2) 的窗口期内, 样本民营上市公司按照等权平均法组成的投资组合经估计窗口内的平均收益率调整以后的累积异常收益率为正, 但是不显著, 这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Event1的新闻报道已经透露了国务院放松管制文件的主要内容, 因而后期市场的反映没有那么强烈。结果显示《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即假设H1成立。 (2) 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富效应。本文通过模型 (2) 来检验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富效应, 即政治关联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管制行业, 模型 (2) 结果见 (表4) 。结果显示, 在Event1的窗口期内, 有政治关联的投资组合累计异常收益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更低;在Event2的窗口期内, 有政治关联的投资组合表现也更差, 但差异并不显著, 这符合本文之前的预期, 即放松管制政策的信息在Event1期间已经反映在市场中了。模型 (2) 的结果表明, 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期间的获益要比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少, 说明政治关联确实有助于民营上市公司进入垄断管制行业, 但是这种优势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变弱了, 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H2。
注:括号内的值是t值, *和**分别表示双尾t检验值在10%和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