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业

明代商业（精选7篇）

明代商业 篇1

明代,是历史上商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文化上出现了“ 三言”、 “ 二拍 ”等多种小说形式 ,市民阶层的需要逐渐扩大 ,图书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需要成为市场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根据史料《 明代南京商业出版述略》 记载,“ 万历年间,南京书坊一百又五十”。 不同书坊之间存在激烈地竞争, 各大书坊纷纷以响亮的口号、亮丽的装饰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这个时期的图书广告业发展,是空前绝后的,在探索式的发展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营销体系。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图书业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是中国图书发展进程中不容小觑的重要组成阶段。

一、明中后期的书坊广告

1.市中心的实体书坊广告 。 明代的书坊 ,大部分都是集中开设,这种布局模式,促进了书坊之间的竞争。 各书坊集思广益,在书店安排“ 门童”招揽生意。在清初充满传奇色彩的剧本《 桃花扇》中记载了这样热闹的境况“, 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三山街……你看十三经、诸子百家、新奇小说应有尽有,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俺早些贴起封面来”。 可以看出,书坊内书目齐全,包罗万象,书坊的门面以及图书的印刻封面都做得十分到位[1]79。

2.书商的招贴画广告。 为了使新版图书或店铺广为人知 ,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各大书商纷纷在墙壁上粘贴书籍招贴画广告, 以形象、直观的方式使消费者了解到图书内容、主题、价格等。 例如, 当时非常有名的旧书收购商人毛晋就在自家门前张贴广告, 标明价格、数量,效果非常好,前来卖书的人络绎不绝。

3.按照类别展示图书 。 好的图书通过展示才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在明代中后期,会定期开办书市,每到此时,各大书商会前来展示自己的图书。 这种广告方式,可以让消费者近距离的观赏图书,甚至可以翻页浏览,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吸引。 在南京、北京这样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展览图书的现象更为普遍。 在 《 少室山房笔丛》 中就可以看到北京书市的壮观场面 ,“ 凡燕中书肆皆前来,书肆列于场前……列架而书置焉,地可罗雀”。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不仅有书市,而且书商都会分门别类地排放书籍,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书市的广告效果非常好,尤其在有乡试、节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摊前挑选购买[2]57。

二、明中后期的图书广告

1.别具一格的书籍名称 。 书名 ,是一本书的浓缩精华 ,书名是否吸引人,是图书能否畅销的关键性因素。 明中后期的书商、出版商会在原有书名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使之更加概括,吸睛。 例如, 永乐年间创作的《 性理大全》 ,被书商改为《 新刻京本性理大全》 , “ 新刻 ”则是“ 新编 ”、“ 新版 ”的意思 ,这样修改 ,充分抓住了读者喜欢购买新版书籍的心理,带有“ 新版”字样的图书往往比普通的销量高。 很多图书,都做了类似的“ 包装”,在书名中常常使用极具感染力的词语,如“ 奇异”“、 精诀”“、 至言”等。 另外,还有专门的科教类书籍,以状元、翰林作书名,以此起到名人带动消费的作用[3]10。

2.带有标榜作用的牌记。“ 牌记”是明代独特的名称,不同出版商、书商会有不同的牌记,这是出版商的特定标志,在唐宋时期,这种牌记就已经出现,但只是简单地介绍出版时间、作者等信息。明代的牌记,对其进行了创新拓展,不仅有作者、时间,还会有书籍梗概、 推荐理由、价格等,采取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可以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到书籍的实用性。 根据史料《 新版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 的记载,在书本后页就有一段牌记“ 广告语”“, 万宝全书,整册已刊印……阅读诗书,大有裨益……首用葫芦图书为记 ……”。 可以看出,广告语不仅涉及的范围广泛,并且还极具版权意识,书商设计有关的图形字样让消费者认清正版,谨防假冒[4]136。

3.有标识作用的作者序。 在明代中后期,作者在图书扉页作序十分流行。 当时的作者序与现如今的序言大抵相似,这对于图书销售来说,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例如万历年间的书籍《 百寿类函》, 这本书的序言是请著名文人朱之藩完成的,序言道“: 余批阅之而文斐然若舞……余宗养恬实倡之……问序于余。 ”类似这样请名人来为书作序的事情在明代数不胜数,大多是状元、探花之类有名望的文人,提升了图书的宣传效应,促进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4.诚邀作者的约稿函 。 为了能丰富书籍内容 ,提升图书的档次,很多书商通过发布广告的方式面向群众征稿。 有的征稿启事是贴在市民聚集的墙壁上,有的是放到书籍的扉页。 根据当时《 明文欣赏》 的记载,在扉页征稿是常有之事,并且征稿启事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这种方法,一经出现,一时间应用广泛。 在崇祯年间的《 皇明十六家小品》 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征稿启事:“ 一征名公制诰、奏疏、小札……一征游客咏题,一征闺秀散佚诗文,一征名公新剧,时人骚曲。 ”通过这个征稿启事可以看到,征稿的文体包罗万象,不管是诗歌,散文,或是戏曲、游记都是征稿的对象,并且稿酬优厚。 这样的征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明代文学的发展,让很多市民阶层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这也是书商发布的隐性广告,以征稿的方式告诉读者再版书籍的主要内容、题材或者主要作者,以此激发起消费者的兴趣,广大读者会十分期待下本书的刊发。

三、书商相互竞争采取的营销方式

1.以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 。 明中后期的商人,具有极高的竞争意识,除了发广告增强宣传外,书商会采取低价优惠促进图书的销售。 例如当时的毛晋收购旧书所发布的广告,“ 百叶出二百,旧抄本每叶出四十,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毛晋利用优惠的价格成功占领了旧书收购市场。 另外,书商会精准把握不同区域的消费水平, 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制订出不同价格的图书。 例如,在当时的南京、北京等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市民消费水平高,因此图书价格较高,图书质量也比较好。 相反的,在一些购买力低下的小城市,图书价格低,质量也相应下降。 并且很多书坊会有批发的销售政策,购买五本或十本以上可以有价格折扣。

2.准确定位图书开发方向 。 明中后期的书商会选择自己所专长的某一方面加大开发力度,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品牌意识。 书商首先会进行市场调查,找出读者购买最多的图书类型,然后主要出版与这个类型有关的图书,形成完整的图书出版体系。 例如,明代“ 广告大亨”余象斗,他所印刻、出版的书籍都是根据有计划的系列而来,很少会单本刊印发行。 这种方法,会以极快的速度占据图书市场,让读者印象深刻,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博得消费者好感。 如果书商这个方面把握得好,在整个明代图书市场的竞争力会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也有书商把所有经历都放在一个图书专题类型。 根据《 新刊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的记载,明代书商熊宗立只是刊印医学方面的书籍,“ 自幼喜读医书……精通阴阳医卜之术”。 久而久之,市民皆知熊氏书商出版的是专业医学书籍。 这种持续了近百年的专业化刊印,成功垄断了市场上的医学书籍,熊氏出版的医学书籍获得消费者深深的信赖[5]54。

3.通过多方销售打开市场 。 明中后期的图书销售渠道非常多元,有的是书商直接销售,有的是通过书坊以零售的方式销售。 慢慢地,在一些消费群体比较广泛的地方,出现了多元化的书籍经营店铺。 这些书店,不仅从事图书的编订、零售,而且提供租赁的服务,在史料《 雪堂先生文集》 中就记载了当时文人熊文举去蔡益所租书的事情,“ 举借书阅览……恳请复借”。 可以看出,这种租赁图书的方式在明代中后期十分普遍。

另外,在这个时期,出版商和零售商已经趋向分离。在万历元年刊印的《 鼎雕燕台校正评释批注金璧故事》 中写道:“ 龙飞万历新岁书林端源发行”,其中“ 发行”两字可以说明图书的出版和图书销售已经成为两个不同行业。明代中后期的书商通过不同方式方法进行图书的销售,已经跨越了地域的限制。根据《 明代广告研究》记载,当时很多书商在停泊的船只上售卖图书,这种灵活的销售模式,促使消费者“ 争相抢购”。除此之外,在全国范围内,有固定的书坊提供新版图书,像是北京、苏杭地带,很多大型书坊都是固定图书运营点。

4.抬高自己,贬低他人。 明中后期的书商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不惜贬低同行,抬高自己所出版书籍的地位。根据《 中国古代的书业广告》 记载,明代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 明律》 一书就采取此做法抬高身价,其在牌记中写道:“ 坊间杂刻《 明律》 ……琐言甚多,多为沿袭旧例,无新意可言……买者可认三台为记。 ”像是这种采取“ 不光明”竞争手段的书商在明代大有人在,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但不能否认,这是在市场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存在的一个现象。

根据明代书商为了竞争而采取的种类繁多的广告可以看出, 明代广告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文化产业。 这种产业的兴起,促进了明代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图书商业的迅猛发展。

摘要：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以迅猛之势发展。其中,图书产业发展逐渐商业化,在市场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竞争销售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要归功于书商的图书广告以及别具特色的营销模式。

关键词：明代,图书商业,广告,营销策略

明代商业 篇2

1. 宫廷音乐俗乐化

明代宫廷设太常司掌祭祀雅乐, 设教坊司掌宴会大乐, 就雅乐的传教而言, 据《明史·乐志一》记, “明兴, 太祖锐志雅乐”。但是实际上, 明代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 都是俗乐成大气候。在宫廷中, 乐官们恢复雅乐的努力不算小, 但是钟磬之乐毕竟失于传教。还有记述明成祖朱隶“访问黄钟之律, 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 宫县徒为具文”。同书还记: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 然钟律为制作之要, 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真之徒著出甚备, 职不与典乐, 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 后气终属渺茫, 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 莆人李文利教授, 著《律吕元声》, 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嘉靖十七年六月, 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 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 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 以奖励之。可见, 这些努力, 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称之为雅乐传统在著述中的传习, 并未在当时的宫廷雅乐传教实践活动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与此相反, 倒是当时的俗乐, 对宫廷雅乐活动影响不小。明初, 大臣解缙上书朱元璋, 称“太常所俗乐之可肆, 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倡优, 易置寺阉。”这些从反面说明当时宫廷雅乐机构太常中教演练习的是俗乐, 从乐者是那些入藉官府的乐妓。这也表明当时的宫廷雅乐机构中的教育体系也已是“艺”体系范畴。当然, 朱元璋是一心想恢复雅乐的, 所以他在立明之前, 刚克复金陵 (今南京) 之时, 便“即立典乐官。其明年置雅乐, 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 (1364年) , 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雅乐不用女性乐伎, 而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 后以道童专习音乐, “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这些是乐舞教习的对象。这些情况, 与明初恢复宫廷雅乐传教的行为是相一致的。但是据同书的记载, 实际的情况是, 即使是在朱元璋在位时, “殿中韶乐, 其词出于教坊俳优, 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 按乐律以奏, 进膳等曲, 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諠尧, 淫不逞。太祖所欲屏者, 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可见, 原来要摒弃的, 却仍在宫廷中使用, 反而不觉为怪, 其中的原因, 就在于当时娱乐圈中的俗乐影响实在太大, 以致于连宫廷中具礼仪性与宴饮的音乐, 都是用的俗乐了。将娱乐用的俗乐作雅乐活动中的音乐来用, 不仅说明当时宫廷中的音乐传教内容实以俗乐为主, 并且反映了音乐行为中“以俗乱雅”的功能已经紊乱到了视而不见、任其所为的地步。明正德三年, 明武宗要举行大宴, 要是用盛大的音乐。但是因为音乐不完备, 便从各官署中挑选乐工中的壮年人, 严格教习排演音乐歌舞。另有一些人从各省司挑选上来的乐人到了教坊, 并受到优厚待遇, 于是“俳优之势大涨”, 甚至有的伶人如臧贤, 与诸侯幸角宠窃权矣”。此间接反映宫中俗乐的兴盛。

2. 宫廷音乐的异族性

明代宫廷音乐中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 即“四夷乐”, 《续文献通考》记载, 明永乐年间制定宴乐制度时, 在《抚安四夷之舞》后, 要表演《高丽舞》、《北番舞》、《回回舞》等乐舞, 对这些四夷之乐在所用乐器上也有规定, 洪武元年制定宴乐时, 有关四夷舞乐的乐器有:腰鼓二、琵琶二、胡琴二、箜篌二、头管二、羌笛二、二、水盏一、板一。这些少数民族及外国乐舞在宫中的一些宴会上经常演出, 颇受人们喜爱。嘉靖十一年在为陈侃使琉球的宴会上, 就有“四夷童歌夷曲、为夷舞, 以侑觞, 伛偻曲折亦足以观”。四夷之乐在宫廷内的演出, 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夸耀其功、笼络人心, 另一方面主要是外国及外族音乐文化和华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二、民间乐队在明代音乐中的地位

1. 各种民间乐队中传统乐器的改进和完善, 新乐器应运而生

明代, 随着城乡世俗化的戏曲、说唱、歌舞等音乐表演艺术的勃兴, 以及民间俗曲、各类声腔的广为传播, 带动了民族器乐艺术的充分发展。首先就体现在各类传统乐器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以及大批新乐器的应运而生。

年代久远的吹管乐器笛子, 此时已被几乎所有民间音乐形式所应用。其形制按音色和使用地区、场合的不同分成南北两种, 南方的曲笛主要用于昆曲的伴奏及南方诸乐种之中;北方的梆笛主要用于梆子腔系各剧种的伴奏及北方诸乐种之中。其它吹管乐器如管子和笙也被广泛用于民间诸乐种, 尤其是北方鼓吹乐及僧、道寺院音乐中。见于明·徐渭的《南词叙录》所载:“中原自金、元虏猾乱之后, 胡曲盛行……至于喇叭、唢呐之流, 并其器皆金、元遗物矣。”知其作为金、元遗物已于当时在中原流传。明·戚继光《武备志》言:“操今凡二十条, 凡掌号笛, 即是吹唢呐。”可知唢呐用于军中。明·王磬词《朝天子·咏喇叭》曰:“喇叭、锁哪, 曲儿小腔儿大, 官船来往乱如麻, 全仗您抬身价, 军听了军愁, 民听了民怕, 那里去办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 吹伤了那家, 只吹的水尽鹅飞罢!”又可知唢呐也常用于官府。又明·王圻《三才图会》云:“锁奈, 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 管则用木, 不知起于何代, 当时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这里道出了自明以后唢呐更多的还是作为民间乐器流行于南北各地。

本时期的擦弦乐器开始呈多样化发展, 胡琴类出现了专用于梆子戏的梆胡、专用于皮黄戏的京胡、专用于广东戏的椰胡和专用于湖南戏的大筒等。此外还有藏族的根卡、壮族的马骨胡、蒙族的马头琴、四胡及维吾尔族的艾捷克系列。其实此类少数民族的察弦乐器都各又深厚的渊源, 如蒙古族的马头琴, 就有学者认为它甚至源自于唐宋时的弓弦火不思。另从明《麟堂秋宴图》卷中所使用的胡琴看, 此间的胡琴已有了千斤, 马头琴弓夹于二弦中擦奏, 与今天的二胡形制已大体相同。明末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的击弦乐器萨泰里琴, 初流行于广东一带, 称洋琴, 亦名扬琴, 后逐渐扩及闽浙、江淮和中原, 成为众多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伴奏乐器及民间合乐的主要乐器之一。

宋代兴起的三弦, 明初已流传至南方各省, 江、浙、闽尤为盛行, 且有了大、小之分, 普遍用于南北不同风格的说唱音乐的伴奏中, 演奏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明万历年间, 有北京蒋鸣岐号称“三弦绝”, 为北京城的“都城八绝”之一。

鼓类乐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用于说唱音乐的有八角鼓、书鼓等。京、津及东北地区的说唱音乐满族八角鼓, 自明中叶以后开始流传于北京。据传它时由满族八旗的八位首领各献一块最好的木料镶嵌而成。八木相拼而得八角, 故名。八个边象征满族八旗的团结。用于戏曲音乐的有堂鼓、板鼓等。板鼓由唐代节鼓发展而来, 此时广泛用于各类声腔系的剧种及器乐合奏中, 有时还可用以独奏。又京剧中的堂鼓、苏南“十番鼓”和“十番锣鼓”中的同鼓, 花鼓类歌舞中的腰鼓, 朝鲜族、瑶族、傣族等少数民族歌舞中的长鼓, 等等, 均是所属民间音乐体裁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主奏打击乐器。

2. 民间乐队形式的多样化

我国民间合乐经长期流布发展, 近代流传各地的乐种是丰富多彩, 如辽南“鼓吹乐”、河北“吹歌”;陕西“鼓乐”、苏南“吹打”;东南沿海“江南丝竹”、南粤“广东音乐”等, 就是这一时期几类代表性乐种的遗传。宋元后, 至明清, 其地域性和乐队编制以及民俗功能、风格特征等均趋于相对稳定, 如西安鼓乐、浙东锣鼓、苏南吹打、河北吹歌等, 有人将它称之为乐种。这些名目繁多的传统地方乐种就乐器组合和演奏上的特点而言, 最基本的还是“吹打”和“丝竹”两大类。其中清锣鼓可归于吹打, 弦索乐可归入丝竹。相比之下, 吹打形式更为流行。

吹打乐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的结合为主, 以其丰富的音响, 粗犷豪放的风格, 热烈的气氛和宏大的场面深受各地民众的喜爱。这种渊源于汉魏鼓吹的各类吹打乐从官家走向民间, 在明朝已成为各地各种民俗活动的组成部分。诸如每年各民俗节庆以及社火庙会、婚丧嫁娶、迎神赛会等, 都有民间乐户或宗庙乐僧等职业及业余乐手组成乐班, 集会吹奏, 热闹非凡。明张岱《陶庵梦忆》在记述虎丘中秋之夜苏南吹打十番锣鼓或十番鼓的吹打情景时说:“天冥日上, 鼓吹千百处, 大吹大擂, 十番铙钹, 渔阳掺濄, 动地翻天, 雷轰鼎沸, 呼叫不闻。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对上述苏南吹打的两个乐种特征作了具体的描述:“十番鼓”者, 吹双笛, 用紧膜, 其声最高, 谓之“门笛”, 佐以箫管, 管声如人度曲;三弦紧缓与云锣相应, 佐以提琴;亀鼓紧缓与檀板相应, 佐以汤锣。众乐齐, 乃用单皮鼓, 响如裂竹, 所谓“头如青山峰, 手似白鱼点”, 佐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 此“十番鼓”也。北京的鼓吹乐, 在明代时就设有专业的鼓吹行。与传统鼓吹明显不同的是加了弦乐器, 这或许是江南特色的鼓吹。但主要乐器依然是打击乐器的鼓和吹管乐器的笛。其中鼓常以精彩的独奏“鼓段”穿插在乐曲当中, 成为节奏转换变化的中轴,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珠泉居士在《续板桥杂记》中描述, 逢五月十三传为龙王生日的竹醉节之际, 秦淮河上, 人们奏乐祭龙神的情景:“游船数百, 震荡波心, 清曲南词, 十番锣鼓, 腾腾如沸, 各奏尔能。”可见苏南吹打作为一个地域性的乐种早已同江浙地区的民俗融成一体。此类乐种还有:拥戴明平倭英雄戚继光的庆喜迎军的浙东锣鼓;参与各种民间社火庙会如西安地区的关帝庙会、大腊会、药王会等活动的西安打瓜社和为庆贺丰收的乡会、庙会上演奏的西安鼓乐;参与地方迎神赛社、婚丧礼仪、岁时节庆等民俗活动的山西鼓吹乐;为地方重要祭祀节日或风俗节日如鬼节、灯节等举行演奏活动的河北吹歌等。

摘要：明代乐队的主要形式宫廷乐队与民间乐队在明朝中的地位与特征各不相同, 宫廷乐队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地位, 在当时同时出现俗乐化与异族性特征。体现宫廷音乐与民间和外族音乐文化上的融合。民间乐队中, 各种传统乐器的改进与完善, 以及新乐器的应运而生;在乐队形式上也日渐丰富。

关键词：明代乐队,宫廷音乐,明代音乐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一乐志.清朝

[2].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一乐志.清朝

[3].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一乐志.清朝

[4].沈榜.宛署杂记.明朝

[5].余甲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4

[6].余甲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4

明代“奏讨”现象探析 篇3

一、明代“奏讨”现象概观

1.“奏讨”田地。

明初, 朱元璋曾赏赐功臣大量庄田, 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终明一代, 各地的诸王、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庄田。这些庄田土地的来源除“钦赐”外, 还有“奏讨”, 即指某处田土为荒闲地, 具奏请乞, 据为己有。明初, 由于经过元末农民战争, 在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抛荒、宗室人口较少的情况下, 这种“奏讨”导致的问题还不突出。明宣宗之后问题开始严重起来, 除去赐田, 诸王、勋戚、各级官员、宦官开始不断地通过“奏讨”、“奏请”、“奏乞”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

(1) 诸王“奏讨”庄田。洪熙元年 (1425) , 宣宗的叔父、赵王朱高燧就藩彰德府时, 宣宗曾赐给田园八十顷。此后凡亲王就藩, 即奏讨庄田, 且数量越来越多。至英宗时, 诸王所在多建庄田, 成化、弘治年间发展尤其迅速。正德以后, 王府庄田的数量日益增多, 规模不断扩大, 直至明亡。嘉靖四十年 (1561) , 景王朱载圳就藩, 因为他的封地德安“楚地旷, 多闲田”[1], 便奏请皇帝赐给庄田, 后来得到了户部同意和皇帝批准。万历十七年 (1589) , 潞王朱翊镠就藩卫辉府, 奏讨庄田多达四万顷, 朝廷准奏。万历四十二年 (1614) , 福王朱常洵就藩河南府, 也如数乞请, 因为河南肥沃土地不足, 差额则由山东、湖广二省各划出四千余顷予以补齐。

(2) 官员“奏讨”田地。景泰之后, 各级官员“奏讨”田地之风也日益兴盛起来。天顺元年 (1457) , 都督同知于忠奏求深州田地一百顷;天顺三年 (1459) , 后军都督府带俸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儿奏请真定府深州地一百五十余顷, 后军都督府带俸左都督马克顺奏求直隶真定府隆平县空地一百顷, 朝廷皆准奏。宪宗继位后, 各级官员继续奏讨不止。成化元年 (1465) , 皇太后之弟、庆云伯周寿奏求河间等县田四百四十八顷;到了弘治年, 奏讨之风更盛, 弘治二年 (1489) , 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今畿内“勋戚太监等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 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2]。

(3) 宦官“奏讨”田地。除诸王、勋戚和官员外, 有权势的宦官也通过各种手段“奏讨”田地, 抢夺民田, 建立庄田。弘治元年 (1488) , 孝宗准茂陵神宫监太监陆恺奏讨, 赐给保定府定兴县等处田地二百顷。正德年间, 张永奏求七里海等处庄田;谷大用侵占产业庄田万余顷;特别是刘瑾当政时, 更是借“奏讨”名义, 大肆侵占田地, 刘瑾“奏请”得朝阳门外数百顷土地盖玄明宫。嘉靖时, 康陵神宫监太监刘杲奏讨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栽种果菜。天启年间, 大太监魏忠贤拥有土地万顷以上, 与他有关系的人皆凭借他的势力大肆奏讨侵占田地。

2.“奏讨”盐引。

明代官营食盐实行“开中法”, 即令贩盐的商人到边境粮仓缴粮, 给予盐引, 赴指定地区运销。由于盐引在盐的贩卖过程中起着流通货币的角色, 各级官员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 便纷纷奏讨盐引, 从中牟利。从成化以后, “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 亦数千万计”[1]。万历年间, 潞王朱翊镠就藩时, 奏求由他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取利;此后福王朱常洵就藩时, 也援引此例提出把四川盐井的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并请淮盐一千三百引。宦官对盐引的破坏最为严重。成化十九年 (1483) , 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 不足则给以盐……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 致使“商引壅不行, 边储日匮”[3]。除此之外, 明代督责织造的宦官还经常借织造之名奏讨盐利。以弘治朝为例, 弘治四年 (1491) , 太监龙绶请长芦盐两万引, 鬻于两淮, 以供织造;弘治九年 (1496) , 宦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淮盐课两万引。这些请求对于国计民生和边防军饷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3.“奏讨”湖池水域。

随着势力的不断强大, 诸王不满足于仅仅得到土地, 开始向湖池水域伸手。他们群起效仿通过“奏讨”侵占自己封地内的湖池水域。最初, 王府仅奏请赏赐湖面税收。但随着“奏讨”之风日盛, 各王府、权宦从前期的奏讨水域税收权扩展到后期的奏讨水域所有权, 而且他们的奏讨对象几乎全部集中在鱼利最为丰厚的湖广一带的湖池河泊。时人对此多有记载, 明人杨示虎谈论湖南常德民情时即指出, “民愚, 仅务农业, 而工贾之利率归他省, 山泽之入又隶藩封”[4]。

二、“奏讨”愈演愈烈的原因分析

1. 贪婪的本性。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 诸王勋戚、官员及宦官贪婪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对已“奏讨”到手的田地永不满足, 会不断寻找机会利用种种借口屡屡“奏讨”, 以扩充庄田。成化五年 (1469) , 户科右给事中李森上言揭露:“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彧, 翊圣夫人刘氏, 屡蒙圣恩, 给赐田土其数不赀。今彧又求武强武邑二县地共六百余顷;刘氏又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 俱蒙俞允。”[5]天顺三年 (1459) , 明英宗从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钱僧护的祖母陈氏之请, 赐给河南归德州宁陵县黄河退滩地一百顷, 后又从奏, 赐给顺德府巨鹿县田一千三百余顷。六年 (1462) , 陈氏再次奏乞抄没庄田一百顷。但是这次明英宗没有允准, 曰:“贵戚之家当知止足, 僧护赏赐地千余顷, 已足耕种, 何得复求”[6], 对其贪婪的本性予以指斥。

景泰五年 (1454) , 吏科给事中林聪在《修德弥灾二十事疏》中也对各种奏讨的贪婪之举予以了猛烈抨击:“内外贵权之家往往挟势, 不思民间没官空闲田地俱是起科之数, 亦不思前项田地曾拨与民间既以纳粮当差。辄以朦胧奏讨……其间奏讨五十顷, 而侵占一百顷者有之;奏讨一百顷, 而侵占二百顷者有之。”[7]

2.“皇庄”的示范。

在各级官员争相“奏讨”之时, 皇帝本人也参与了进来, 他们建立的庄田称为“皇庄”。皇庄的建立始于明宪宗, 此后, 历代皇帝建立的皇庄有增无减。到弘治二年 (1489) , 根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 京畿皇庄有五处, 一万二千八百顷。皇庄的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 武宗朱厚照在京畿增建了七处皇庄, 后来更是在各地建皇庄, 总数达到三百多处。万历时, 明神宗将潞王朱翊镠就藩后留在京城的大量庄田建立了自己的皇庄。皇庄创设之初, 尚有章法, 未酿成民害, 但是到了后期, 随着规制混乱, 皇庄的建立并不是利用空闲之地, 而是占夺民田。皇帝本人这种大肆侵占民田的行为, 无疑助长了“奏讨”这股歪风。

3. 皇帝的纵容。

针对“奏讨”的危害, 朝中部分正直之士曾规劝皇帝明令禁止, 但由于皇帝的纵容, 所下禁令往往被他自己打破。成化年间, 明宪宗曾下诏, “继今凡有求者, 一切不许, 着为令”[5]。但诏书墨迹未干, 即于同年四月诏赐皇亲庆云侯周寿顺天府涿州庄田六十三余顷。弘治年间, 皇帝对奏讨的态度也是以纵容为主, 弘治三年 (1490) , 明孝宗下诏禁宗室及勋戚势要之家“无故奏讨”土地。可是六年 (1493) , 当周寿变换手法请求“承买”官地一千二百顷时, 孝宗竟下旨“不必承买, 准令于内拨五百顷与管业, 余七百顷仍留别用”[2], 后来干脆将其余的七百顷也“悉以赐之”[2]。

对于宦官奏讨盐引, 当时的官员们也纷纷予以谏阻。弘治十三年 (1500) , 孝宗奏准织造官有奏讨盐引者, 许户部户科论奏治罪。十六年 (1503) , 又重申此令。但是, 就在同年十月, 内官监太监龙绶以供应缎匹缺乏为名, 要求支两淮盐价以给织造, 居然得到孝宗的允准。正德时, 明武宗不顾群臣的反对, 准予崔杲对盐引的奏讨, 最后在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位阁臣集体提出辞职的情形下, 朱厚照才不得已同意了户部的折中意见, 将崔杲奏讨的一万二千引折半拨给。

三、“奏讨”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1. 导致政府财政危机。

明代各级官员通过“奏讨”获得的所谓“无主闲田”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与此同时, 原先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民户随着自己的土地被赐予王府, 他们也都沦为庄田中的庄户、佃户或家仆。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两大经济支柱。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 也就丧失了赋税和劳力的来源。时人徐陟在上疏中提出:“不立之法以障狂澜, 则田产将尽归巨室, 而小民之户田稀矣, 皇上容复望有当差之民耶!”[7]再加上各级官员对盐引的侵夺, 使政府的盐税收入锐减, 而政府的各项开支却不断增多, 因而国库日渐枯竭, 财政危机日甚。

2. 造成边军粮饷短缺。

对盐引的“奏讨”严重破坏了旨在解决边防驻军粮饷的“开中法”。各级官员在得到盐引后, 转卖给盐商, 然后从中牟利, 这样盐商不必通过输粮到边境粮仓便可获得盐引, 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军粮的短缺。也有的以盐引兑换现盐, 直接当起了盐商。万历时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时, 奏讨淮盐三千引, 他将淮盐运到洛阳开店出售, 并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这样使原来行销洛阳的山西解盐没有了销路, 自然就不再有盐商愿意到只给解盐盐引的边境粮仓缴粮。随着这种奏讨现象愈演愈烈, 严重破坏了盐引制度, 使得边军粮食储备大减。

3. 加剧土地兼并, 激化阶级矛盾。

在封建社会, 失去土地的农民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而明中晚期诸王及各级官员违制奏讨, 侵夺民业, 使大批的土地日益集中到他们手里。17世纪初, 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 万历三十二年 (1605) , 四川巡抚报告说, 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和豪绅手中, 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在这些庄田中, 属于“奏讨”的田地所占比重极大。弘治年间, 皇亲之家张氏的庄田构成比例为:钦赏者占73%, 奏讨者占26.2%, 自买者只占0.8%[8]。他们无止境地奏讨所谓的无主田地, 使大批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沦为无业流民, 最终引发农民大起义, 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观之, “奏讨”现象给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随着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导致政府财政危机、边防实力削弱、阶级矛盾激化, 最终使得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和后金铁骑的夹击之下灭亡。为解决这一问题, 统治者也曾施行了一些改革, 如孝宗年间旨在改革盐法的“叶淇变法”, 嘉靖初年给事中夏言等的“清核皇庄田”[1], 万历时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的清丈田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奏讨”现象, 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 “奏讨”现象并不是明代所特有的, 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必然存在, 其最终解决也不是哪个朝代、哪个个人所能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校印本.

[3]夏燮.明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 1996.

[4]杨示虎.复黄巡抚书[A].见 (嘉靖) 常德府志.卷十八, “艺文志·记述”.

[5]明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校印本.

[6]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校印本.

[7]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明代书法简论 篇4

一、明代吴门书派兴起

在整个明代书法的发展过程中, 以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王宠等为代表书家的吴门书派是有着相当特殊地位的。吴门书派的出现, 使得整个明代书法真正地走出了明初漫长的低谷期, 也使得明代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有了具有精采的一笔。吴门书派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家群体, 只要随便翻开一本当代的书法史学著作, 都有足够的篇幅对其展开详细的论述。吴门书派中的吴门指的是现在的苏州地区, 周边地区的书家群作为讨论对象。吴门书派在明朝中期达到了艺术顶峰, 在中国书法史上, 可以说是整个明代书法的代表。

祝枝山, 文徵明是吴门书派的重量级人物。祝允明出生在文化气氛浓郁的苏州, 世代书香, 祝允明他幼承家学, 直追晋唐是吴门书派的主将, 他开创了浪漫主义的书风。文徵明是另一个重量级书家。他以自己的书法实践使得吴门书派达到全盛, 堪称一代大师。文徵明出生于明朝中期的苏州府, 文徵明书法各体俱善。文徵明的书风偏向于端庄雅致, 既重法度, 也重意趣。文徵明浸润各体, 能入能出, 老而愈苍。

陈淳精书善画, 尤擅水墨花卉, 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享有盛誉的地位。陈淳的祖父与吴宽、沈周等为挚友, 他的父亲与文徵明也交好, 故他的书法得文徵明教益为多。陈淳书法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草书上, 后人对其评价极高。莫是龙认为他的笔气纵横, 天真烂漫, 如骏马下坡, 翔鸾舞空, 较之米家父子, 不知谁为先后矣。正书、草书者初致力于文氏一路, 其31 岁时父卒, 陈淳悲伤过度, 性格大变, 放荡不羁, 狎妓嗜酒, 遂因道德、性格之不同, 与文徵明渐疏, 他绝去小细楷, 又学杨凝式, 林藻, 李怀琳等, 突破文氏门墙, 而自树新风。他草书《秋兴八首》为其代表, 气势纵横。

王宠是明代又一位书法比较有特色的书家。堪称吴门书派的主将。他曾八次应试, 仅以邑诸生被贡入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太学生。王宠与蔡羽往来频繁, 又结识长其25 岁的文徵明, 文徵明奖掖后进、相交, 情在师友之间。他与文徵明之子文嘉以及陈淳等三吴名士亦过往甚密。王宠曾于文嘉得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卷》临摹数过, 几欲夺之。在这样的氛围, 王宠的书法日见精进, 声望也日隆。王宠以小楷、行书著称于世, 小楷是继文徵明之后的又一高峰, 丰富多变的用笔, 平中见奇的结体, 疏朗有致的章法和变大旷逸的气息, 其小楷直入晋入堂奥, 显露自然的审美情趣, 传世小楷有《藤王阁序》、《刺客列传》、《自作诗卷》等。祝允明和文徵明的出现使得吴门书派达到巅峰, 后来, 由于有些吴门后辈不知源头, 没有学习先人的方法, 只知学习先人的笔法, 被华亭书派取代, 吴门书派在书坛上逐渐退出。

二、明代书法的传承与创新

( 一) 吴门书派的书法审美与宫廷审美绝然不同, 散发出自由的创新精神。吴门书派的崛起, 带动了苏州书坛的发展。苏州城甚至出现了家家习书, 人人作画的风尚。吴门书派带动了苏州书坛, 庞大的群体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初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出现了以沈度, 沈粲为代表的台阁体书家群, 他们的书风大体平庸无味, 四平八稳, 缺乏个性, 吴门书家的出现, 完全改变了明初以来明初以来台阁体为主流的书坛走向。在书法传统的继承上, 沈周学黄庭坚, 吴宽专攻苏轼, 李应枕则强调追溯本源。祝枝山的草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尤其是大幅。

( 二) 吴门书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华亭派的崛起, 为晚明王铎等人大幅纵式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董其昌为祝允明和文徵明的后辈, 学书之初以祝允明和文徵明为师。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 凡三年, 自谓逼古, 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董其昌学习吴门书派, 更注意的是学习其创新和博采的方法。吴门书派的先导和崛起, 为董其昌为领袖的华亭派的继承与创新做了基石。

三、明代书法的影响

明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政治经济环境使吴门书派的崛起, 改变了明初台阁体统治的局面, 滋生出一股新生的艺术力量。造就了徐有贞、沈周、李应祯、吴宽、祝枝山、文徵明等一批有成就得书法家。他们以渊博的学识, 对苏州的后辈施以重大的影响。吴门书派第一次将书法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它一方面对文人书画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又限制了文人书画的艺术风格。长卷, 动辄逾丈, 而笔法精熟、气势豪放, 对晚明大幅纵式的创作提供了探索。祝氏的草书艺术、文氏的楷行书广为流传, 影响巨大。吴门书派桃李满园, 影响深远。吴门书派自明至清乃至今天都深深影响着吴地的学者与艺术家。

总之, 明代书法在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价值, 尤其是吴门书家的革新努力不仅一改明初书坛的低迷状态, 创造出书法史上具有明代风尚的书法风格, 而且他们的书学思想与革新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书法发展。明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2]孙过庭《书谱》中的书法艺术观.美术大观, 2016 (1) .

明代行人职权札记 篇5

一

明代行人的出现早于行人司，于洪武二年（1369）派出[2]卷2行人司行人，但无品级，仅属于礼部属下的临时奉使人员，职责也不固定。至洪武十三年（1380）才有专职机构———行人司，六月己卯“置行人司，设行人一，秩正九品，左右行人各一，秩从九品”[3]卷132，后又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3]卷133，其后“更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4]卷74志第50，行人的出身初时也“止以孝廉人才任使”[1]。洪武二十七年（1394），“上以其将命四方往往不称使指，至是始命以进士为之”, “升行人司正为正七品，左右司副为从七品，行人为正八品，凡设官四十员，咸以进士为之”[3]卷232。行人司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品秩由九品升为七品，行人出身要求也大为提升，行人数量大为精简。建文时期罢行人司，永乐间恢复建制，天启三年（1623）又升行人秩为从七品。[5]卷33此后，行人司至明末大致保持稳定[6]4380。

明代行人的职司，《明会典》称“凡开读诏赦诏敕，奉使四夷，谕劳，赏赐，赈济，征聘贤才，整点大军及军务，祭祀等事，例该本部衙门差遣”[7]卷117。此外，《明史》称“……每岁朝审，则行人持节传与法司，遣戍囚徒，送五府填情微册，批缴内府”[4]卷74·志第50。《春明梦馀录》又称行人“职专使命，……凡法司谪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缴内府”[8]卷61·行人司。可见，明代行人的职司颇为宽泛，以奉使“外夷”、国内差使、参检军务三个方面为主，均不出使命往来之范畴。但在事实上，行人职责并不局限于《明会典》等史料所载，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差”，又可奉旨承担许多临时性的差遣任务，这种差使应在行人职司中占有相当比例。为突出皇帝的权威，明廷强调不许其他部门侵夺行人司差遣之权，只有在行人不足差遣时，才允许别官兼差。又在行人与各级官员的礼遇方面作了专门规定，“凡行人公差在外。洪武间定，如遇旦节庆贺，有职者随品序列。若系赍诏敕使臣，则于月台上先行五拜三叩头礼，退。凡行人奉旨公差在外。洪武间定，与本处官东西坐，行人居东。如在州县，则居中靠东坐。”[7]卷117行人代表皇权，出于维护皇帝权威目的，其礼遇自然高于其他官吏。

整体上讲，明代行人的职司略呈收缩态势，但一般所认为的“非册封亲王，使外国赉捧诏书之类不差”[9]似不全面，至明后期行人国内使命仍相当宽泛，有很多固定的国内差使，比如奉旨迎接或伴送官吏等，甚至还负责一些具体的行政工作，如天启元年（1621）四月，明廷任命行人张柽芳为贵州主考[5]卷9。据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行人的职权，其中的监察职权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二

明代行人并非专职的监察官员，作为皇帝特使，在履行使命的同时，皇帝又赋予了他们出使任务之外的特殊使命。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曾告谕行人：“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1]因此，行人需对出使所在区域的吏治、军政及风俗民情进行调查，并将所见所闻向上汇报，具有明显的监察性质。此外，明廷还赋予行人一定的司法监察权，据《明会典》，“凡刑部都察院问过充军犯人、送五军都督府编发者，每五日，各开报本司，本司历事监生填写精微文簿，填满缴进”[7]卷117。这是通过登记的形式对司法过程进行监察。

作为皇帝的耳目之臣，行人在奉使过程中，还可就有关情况向明廷提出建议。如洪武十八年（1385），行人许穆对松州地方屯种戍卒粮饷不足等情形上奏[3]卷171，这种建议实际上就具有监察性质。又如洪武三十年（1397），行人高稹宣谕禁茶返朝，回奏三件民事。成化四年（1468），行人子坦就“市井无知之徒”擅入皇城买卖，及当时乡饮礼中存在的“各处有司乡饮罔遵德意，所请宾众不察贤否”等事上奏[10]卷60。崇祯二年（1629），行人马懋材疏陈延绥地方因饥荒而致“盗起”情形，并请求朝廷发帑赈济[11]卷20。由于行人的特殊身份，皇帝往往乐意倾听其建议，且容易接受。行人通过把地方民情、庶政反馈于最高统治者，构筑了明廷对地方监察的另一条途径。

作为皇帝的专职特使，例行差遣之外，行人还常奉旨承担临时性的任务，许多时候扮演的就是监察官角色。如洪武十六年（1383）庚子，遣行人核宁波府海涂田[3]卷155。崇祯六年（1633），“遣行人颜继祖、中书孙弘祚往湖广、陕西，守催缺官、变产钱粮及挪借未补银两，仍戒守催官不得耽延取咎”[5]卷78。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曾多次命行人“于承天门外”主持新钞的兑换[3]卷205。毫无疑问，行人并非专职监察官员，这类使命也大多出于皇帝特差，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和随意性的特征。

王伟凯曾指出，“行人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使臣身份，而是作为监督者来察实外国情况及防止本国官员对外勾结或为其他不法之事”[12]。由于行人长期承担出使任务，具有贯穿始终的稳定性。而行人在外事活动中所履行的“伴归”使命，是非常典型的监察权。行人迎送使臣在明代外事活动中普遍存在。如永乐六年（1408）十二月，明廷“遣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送嗣浡泥国王遐旺等还国，并赐予大量物品”[13]卷86。景泰五年（1454）, 哈密使者入贡返程，明廷遣行人边永送至甘肃[2]卷12·西戎。在明廷的外事活动中，“外夷”及边地少数民族政权的使者往往借入贡返程之机，违禁买卖或者在来往途中滋生事端，造成了恶劣影响。如天顺四年（1460），“王都马班遣使入贡，使者还至安庆，酗酒，与入贡番僧斗，僧死者六人”[4]卷324·列传第212。为防止类似意外事件的发生，明廷派行人将他们送出边境。成化十二年（1476）十一月，由于“比年朝鲜陪臣及建州、海西、朵颜三卫夷人入贡，军民人等辄以弓材箭镞与凡铁器私相贸易，诚非中国之利”。兵部侍郎马文升建议“下所司禁约，且以行人带领通事伴送，沿途防禁之”，于是“命行人伴送东北诸夷入贡者出境，并禁其市军器”，“著为例”[10]卷159。这种监察权具有相当独立的特性，并且与明廷的外交活动相伴始终，在明王朝的外事交往活动中有积极意义。

此外，行人还曾一度代表明廷在西北、西南边地巡禁私茶。明廷最初实行“金牌信符”的制度，曾一度很好地维护与西北、西南边地的茶马贸易。后来，由于“北虏犯边”导致边地局势紧张，茶马贸易的基础遭到破坏，最终茶马金牌不得不于正统十四年（1449）停止[14]卷95，以行人巡茶代之。初时，出于维护多牌信符制度的目的，行人承担“宣谕禁鬻私茶”[3]卷255的使命，于洪武三十年（1397），便初步确立了“自三月至九月，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河州、临洮，四川碉门、黎雅等处，省谕把隘关口头目，禁约私茶出境”的制度。此后，永乐十三年（1415）陕西巡视茶马为御史所代替，景泰二年（1451）又取消了行人巡视四川私茶，由地方委官。景泰四年（1453）又恢复行人巡茶。成化三年（1467）陕西巡茶为御史取代，七年（1471），四川巡茶由按察司分巡官“往来禁约”[7]卷37。成化十一年（1475）又恢复陕西行人巡茶[10]卷144，最终则于十四年（1478）改回差御史[10]卷153。

可以看出，洪武至正统间，对边境巡茶的使命，明廷曾在行人和御史间十分摇摆。个中原因，可以从《明实录》找到依据。成化三年（1467）八月，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项忠在所奏中称：“西宁、洮州、河州俱有茶课司市易番马，以给甘肃宁夏延绥三边征戍之用。旧制每岁再遣行人，巡视今势家及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备官私贩入番，于是茶马之政遂坏，行人职卑言轻难以禁制，乞依巡盐事例，暂遣风力御史一员往督其事，俟茶马既通之日仍准旧制行之。”[10]卷45成化七年（1471）八月，给事中王铨又再提“行人权轻”[10]卷94。由此可见，明廷原本是倾向于把巡茶使命交于行人承担的，只是由于“行人职卑言轻难以禁制”，才不得不转而倚重御史，并于成化十四年（1478）“差御史一员，领敕专理茶马，每岁一代，遂为定例”[15]卷199。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行人还是御史，巡茶目的并无区别，均是维护明廷与西北、西南边地的茶马贸易。因此，刘淼关于“正统时期施行的‘行人’之制立法基础，非但与御史巡茶不同，而且也与差发马制有所区别，可以说是在差发马制解体时期的过渡性的制度”[16]的论断似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巡禁私茶中，行人并非监察系统内的人员，在事实上却以监察官员的身份被派出，并且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明代茶禁最终因御史巡茶的常态化而纳入正常监察轨道，这是符合明代政治发展变化要求的。

明代围棋运动述要 篇6

一、明代围棋运动的渊源与发展

围棋起源于春秋时期, 并在当时被称作弈, 由于两人对弈时能够达到一种思想上的交流, 故又被称作手谈, 是当时一种重要的陶冶情操、锻炼意志的健身娱乐活动。春秋时期, 围棋已经成为一种游戏在社会上盛行, 并在其文献中出现了围棋的相关记载。同时, 围棋还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 《论语·阳货》中就记载了孔子教育学生的场景。孔子说一个人整日游手好闲, 不思进取, 那就不如去下围棋, 它会增长一个人的才干。明代人以《世本》的乌曹作博, 即乌曹作赌博、围棋, 这将围棋的发明时间推后至夏代末期, 博及六博, 古籍中常将其与围棋合称作博弈, 这也说明了围棋的游戏性质。古人谈论围棋最多的还是起源于战争及兵法。东汉桓谭著作的《新论》指出:“世有围棋之戏或言兵法之类也。”[1]62—65中国古代的围棋运动是民间士大夫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并以一种民间活动的姿态继承与发展而来。中国围棋在其发展过程中, 其围棋理论也日趋丰富, 并留下了大量的棋谱与著作。秦汉时期, 围棋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 并写有《围棋铭》、《围棋赋》等名篇。汉代的围棋一般采用石质的棋盘, 纵横有十七条线。

明代的围棋运动十分活跃, 著名宰相刘基非常喜爱该项运动, 并常与朱元璋对弈。明王文禄所著的《龙兴慈记》中提到:“圣祖赐刘诚意一金瓜, 曰击门锥, 有急事则敲之。一夕, 睡不安, 思圣上弈棋。俄顷, 报太仓灾, 命驾往救, 刘止之曰:‘且弈, 先遣一内使充乘与往。’回则使已毙车中。”这段说明了刘基以弈棋救朱元璋一事。明中期, 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流传开来, 且民间的棋手日益增多。当时, 琴棋书画已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雅好, 以往对棋手的偏见自然也就消失了。明代的棋手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而且还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其中就有林应龙的《适情录》。其原是日本棋手的著作, 当时日本僧人虚中来中国定居, 且其特别擅长棋艺, 并著有《决胜图》二卷, 对当时的围棋界有一定的影响。林应龙颇受其影响, 先将《决胜图》改编成为《玄通集》, 后来又再次对包括《决胜图》在内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并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 最终写成了《适情录》[2]85—87。这也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佳话。《适情录》一共有二十卷, 并完成于嘉靖四年, 书中载有棋图千余种, 在明代棋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 林应龙的诗文及书法也受到同辈的推崇, 并撰有《棋史》一书, 开创了中国棋史的先河。

二、明代的围棋活动热潮

围棋发展到明朝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且成了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的娱乐活动。明代帝王也非常喜爱围棋这项运动, 如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就与刘基弈棋并作对联。朱元璋以“天作棋盘星作子, 日月争光”, 刘基对以“雷为战鼓电为旗, 风云际会”作答。同时, 明代还出现了众多的围棋高手及围棋著作, 其中以过百龄最为著名, 其著有《受三子谱》、《四子谱》、《官子谱》等棋谱。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描写了城市市民的围棋活动, 这就表明明代的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非常活跃, 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文娱活动。到了明朝中期, 围棋活动已经达到了非常兴盛的地步, 同时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有着飞速的发展, 并彻底适应了整个社会的围棋发展情况。在明代围棋娱乐活动的兴盛中也产生了一系列围棋高手, 如民间的围棋高手黄旦的“挟技行游”的描述, 从这些就可以发现明代围棋活动的盛行。明代的围棋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 这其中就表现为流派的增多。例如, 明朝正德及嘉靖年间就有三个著名的围棋派别, 它们分别是永嘉派、新安派及京师派[3]22—24。这三个流派风格各异, 无论是布局还是攻防上都有着独特之处, 并都为当时的大师。在这些流派的带动下, 使得长期为文人、大夫阶层垄断的棋艺运动开始在民间普及, 并出现了一批棋艺能手。他们之间的比赛活动, 更推动了明代围棋娱乐及运动项目的普及与发展。

明代的围棋著作主要有《弈问》、《弈史》、《弈旨》等, 这些围棋理论及围棋史是明代围棋发展热潮的一个重要结果, 这些著作都是从围棋的发展源泉一直到明朝的高潮阶段, 将围棋的代表人物贯穿在一起, 特别是对明朝时期的围棋著者进行了重点介绍。明朝时期的棋谱的编写格式上仍然沿用前朝的特色, 有些具有创新性的观念, 但是其中一部分经过多次翻录及抄袭, 在内容及形式上显得有些复杂及冗繁, 缺少一定的创意。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朝时期, 棋手及著者一般都比较重视棋谱的编撰及修改工作, 最终使得存世的棋谱相当多, 但由于著者自身水平及理论道德的不足, 使得棋谱的内容及思想上缺乏一定的水准, 同时有些人只对资料的搜集比较关心, 而在创新上没有建树, 对前人的成果毫无鉴定的前提下, 就编成文章及书目, 使得最终的成果流于普遍化;二是明代的围棋艺术水准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提高, 但是其仍然沿用了前朝的布局规范, 只是在布局方面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还没有突破原有的布局及范围。表现在棋谱上也就缺乏有效的创新思路, 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更加凸显[4]13—15。与此同时, 同时期的日本棋艺有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 它完全抛弃了明朝及前朝的布局格式, 从宏观上打开围棋娱乐活动的新境界。明朝的布局方式及结构的守旧已经开始阻碍其创新性及主动性。

围棋在后来还有烂柯、坐隐的称呼, 其含义有让棋手忘却时光流逝的意思。同时, 也是当时休闲娱乐、养性的重要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 围棋有了很快发展, 特别是在一般士大夫阶层流传甚广。当时出现了频繁的围棋比赛并根据棋艺的高低将选手评为不同的级别。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 还专门设立了棋品制, 同时还出现了十九线的棋局。唐宋时期的围棋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提高, 出现了专业的围棋人员, 且其围棋理论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同时在唐代已经有了很多的国际交流活动。围棋发展到了明代, 已经与唐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出现了无数的围棋名手。明太祖朱元璋喜好下棋, 相传南京胜棋楼就是其与徐达博弈的地方。但是, 在历史上朱元璋又是以禁棋而出名。他曾经下令:“在京军、官人, 下棋的断手。”同时还建造了逍遥楼, 专门囚禁下棋的平民百姓。这些戒律、法规阻碍了围棋运动的发展, 但是到了明代, 围棋运动已经势不可挡。随着围棋运动的盛行, 明代民间出现了大量的围棋棋谱, 如《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弈史》、《适情录》、《仙机武库》及《弈问》等二十多种明代版本的围棋谱,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围棋理论的深度。明代围棋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其特点就是职业围棋出现了历史的突破, 并由御前走向社会, 进而促成明中叶围棋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明朝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 当时的棋艺水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 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流派的增多, 并使得明朝时期的棋艺游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普及。

关键词：明代,围棋

参考文献

[1]王沂, 等.古代围棋运动的历史进程及文化价值[J].体育科学研究, 2007 (6) .

[2]潘猛补.明代永嘉棋派述略[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2 (3) .

[3]吕利平.从体育考古看我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特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 (4) .

明代冠礼的复兴 篇7

一.明代冠礼复兴的社会背景

明王朝是从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冠礼作为重要人生仪礼和文化符号, 举朝上下, 普遍推行, 得以复兴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从政治方面来看, 明朝建立伊始, 太祖鉴于华夏衣冠之制尽为“妍俗”扫荡的现实, 下令尽复华夏之制, 这就为国家推行冠礼提供了政治保证。

从经济方面来看, 明代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是时宇内富庶, 斌人盈羡, 米粟自翰京师数百万石外, 府县仓糜蓄积甚丰, 至红腐不可食。”[1]而且随着城镇兴起, 庶民阶级和商人阶级地位日益重要, 识字人口增加, 这就为冠礼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 明代帝王在恢复汉家制度的目标下沿袭并发展了宋代开始全面推行的以礼化俗的传统, 同时伴随着宗法势力的扩张, 上层礼制逐渐俗化的同时, 民间生活也逐渐纳入礼制范围, 贵族的仪礼变为士庶通礼, 这一整合社会的上下层双向互动的秩序化过程在明代更为显著。[2]

二.明代冠礼复兴的特点

1.全国上下各阶级普遍举行冠礼, 但是冠礼程式各有不同特点。

明代的冠礼不同于其他朝代只是象征性的保存在社会上层, 而是由皇帝颁布政令, 品官文人倡导, 百姓积极响应的, 由上而下的全社会范围的复兴。明朝朱元璋颁布《明集礼》是明确规定“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 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 士庶则服四带巾, 杂色盘领衣……”[3]与此同时外也有一些文人也积极倡导推行冠礼, 其中有把冠礼作为民俗事项, 增至到文学作品中。比如:李祯《剪灯馀话卷二》的秋夕访琵琶亭记中有提到“沈韶又有一首《琵琶佳遇》诗, 一并附记在这里。诗云:忆昔少年日, 加冠礼初成。春衣紫罗带, 白马红樊缨。”这个情节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在文人中已经有行冠礼。”更重要的是很多文人品官在著作中对于兴冠礼做专门详细的记载和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宋文宪《补临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辞》序、张瀚的《松窗梦语》、《宋学土文集》卷中都有冠礼举行程式的详细记载。在一些地方县志中还可以找到庶民阶层普遍兴冠礼的事例。据《明志》中的《庶人冠礼》规定:“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 皆可冠。”

各个阶级在举行冠礼的程式上都有区别。例如:“加冠”是冠礼的主体,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明代的加冠是根据不同的级别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体现明显的贵贱之分。皇室中, 天子冠礼是一加, 与曹魏冠礼相同, 加“通天冠”, 则寓意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太子和其他皇子的冠礼都是三加。品官冠礼一加缁布冠, 再加进贤冠, 三加爵弁。庶人冠礼一加巾, 再加帽, 三加僕头, 体现了庶民本色。庶人冠礼形式简单, 通称“上头”, 嘉靖《吴江志》记载吴江地区的冠礼“童子年十二或十四始养发, 发长为总角, 十六岁以上始冠。蒸糕以馈亲邻, 曰‘上头糕’。”

2.皇室冠礼政治色彩浓郁, 士庶阶层冠礼灵活性强, 更注重生活化。

明代不同阶级的冠礼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皇室冠礼的举行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冠礼问题涉及到皇室皇太子的册立问题, 但是士庶阶层的冠礼则更加贴近生活, 灵活性更强。康熙《临海县志》记述冠礼时提到民众依据冠礼季节会选用不同材质的帽子,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明时, 男子二十而冠, 多于冬至或元旦束发加网, 士戴方巾, 民戴圆帽。或童生未入泮者, 虽年过期多不冠, 畏戴帽也。”[4]“多于冬至或正旦加网巾于首, 拜天地、祖宗、尊长。”[5]加冠的冠服变成了网巾, 更加简单、生活化。

明代冠礼举行的地点依据冠者不同的身份地位也有所不同。皇帝加元服是在奉天殿。《明志》云“加元服前一日, 有司设定诸类位次 (御冠席, 太师、大尉盥洗位, 百官及诸执事位等等) 于奉天殿。”可知朱明皇帝加元服仪不行于太庙, 而行于奉天殿。品官庶人行于家中正堂或祠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中的《礼制七则》也记载“冠礼之不行久矣。耿恭简公在南台为其犹子行冠礼……”由上引顾太初的记述, 可以看到士庶阶层的冠礼纵使不能按繁文缛节举行冠礼, 举行冠礼的地点在“南台”, 也是品官家中类似于正堂或者祠堂的地方。在庶民阶级, 庄严的成人仪式更是成为习俗相沿的家庭礼节, 在具体家中的地点更没有太多讲究。

3.在民间出现“婚冠结合”的趋势。

因为民间冠礼的灵活性和生活化日益增强, 民间还出现婚冠结合形式, 在男女新婚嫁娶的时候, 在婚礼中加入“男家为新妇上髻, 女家人为新婿冠巾”的环节。这是冠礼存在的特殊形式, 体现了“婚冠结合”的趋势。但是婚冠结合在明代并没有完全取代冠礼, 只作为个别现象存在在庶民生活中。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中有记载“自士大夫家之外, 多不特举。惟于嫁娶之时, 男家遣人为新妇上髻。女家遣人为新婿冠巾。先期各随所有备服饰, 以一人礼送其家, 犹有古意。”

三.明代冠礼复兴的意义

冠礼作为一种成人仪式, 它在中国这样农业宗法体制的国家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冠礼一度退出人们视野的情况下, 明代冠礼再次兴起, 形成了礼制史上的小高潮, 无论是对于当时, 还是现代社会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1.政治意义

明代冠礼复兴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冠礼程式繁琐严格, 不同的阶层采用不同的程式、祝辞、加数, 表现了严格的等级观念, 这也使冠礼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按规定, 皇室成员只有行冠礼后才能取得皇位继承权、参与政治活动和处理国家政务的权利。《明志》云:“万历三年正月, 帝择日长发, 命礼部具仪。”可以推算万历当时是十三岁。景帝朱祁钰之子、怀献太子朱见济行冠礼于景泰四年二月, 其时年龄不过8岁。[6]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且明代冠礼还由皇室颁布, 全国上下皆推行冠礼, 冠礼复兴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体现, 上行下效, 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重视。

2.教育意义

冠礼作为成年的标志, 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成人礼的举行只是一个短短的仪式, 但在举行之前青年一定要做多方面的学习和准备, 从穿衣纳履、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思想德行、学识等多方面进行教育, 为其成才奠定基础。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冠礼, 在举行过后都要拜见长辈, 以求获得认可, 这也是传统孝道和伦理道德的体现, 而且青年从此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冠礼在明代上下受到广泛的推崇。

3.历史意义

明代冠礼的复兴使之前衰落的礼制文化得以延续, 并且使民众具有了怀古的意识, 很好的延续了文化链, 同时也为我们当前的礼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知识。明代冠礼之制完整地保留在《明会典》正德、万历刊本、《明志》、《明史礼八》、《大明集礼》和《明实录》等典章正史之中, 而且还有大量的文人文集中也对冠礼做了详尽记载, 如:《宋学土文集》卷第五十四《郑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辞有序》、张瀚的《松窗梦语》、沈榜的《宛署杂记》、归有光的《震川集》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历史、风俗、文学等各方面都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