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县域

浙江省县域（共8篇）

浙江省县域 篇1

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也是区域经济学所探讨的一个核心主题。由于我国绝大多数省区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理环境与区域差异十分显著, 因而研究省区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不仅对深入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十分必要, 而且对各省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调控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浙江省历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四, 仅次于广东、山东以及江苏, 省内强劲的县域经济实力是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本文通过对县域经济实力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对浙江省58个县 (市) 的综合经济实力进行定量分析, 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几点建议, 以起抛砖引玉作用。

一、县域经济实力研究回顾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 是构造地带经济、经济区、省区、城市 (城市群、大都市区、一般城市) 等区域经济的基础 (彭宝玉, 2007) 。总体来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明显变小, 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则出现扩大的趋势, 沿海发达区内存在十分不发达县域 (李小建等, 2001) 。而中国东西、中、西部地区之间总的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来源于三者之间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并且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地区之间总的经济不平衡扩散更快, 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因 (郑炎成等, 2004) 。因此, 深入研究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原因和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特定省份而言, 张小军等 (2005) 指出浙江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 交通条件、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全球化程度、科技支持能力等这五个方面。部分学者对一些省份的县域经济实力进行了评价, 并对其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与解释。黄飞飞等 (2009) 通过建立江苏省县域经济实力的指标, 运用因子分析与空间自相关技术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实力进行了评价与解析, 指出经济实力在江苏省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 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空间集聚不明显, 全省经济格局从南到北呈现“三峰两谷”的空间格局;苏南地区随着距上海距离的增加, 经济实力空间集中度逐渐递减。其他学者如周慧秋 (2000) 、刘伟东 (2009) 、彭宝玉 (2007) 等也分别对黑龙江、辽宁省、河南省的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 并得出了宝贵的结论。

总体上, 学术界对县域经济实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以及特定省市的研究, 主要采用了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 内容主要是通过分析县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寻找影响县域经济的因素以及提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同时, 关于浙江省县域经济实力分析的文献较少, 因此以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浙江县域经济实力分析与评价

鉴于市辖区产业结构、经济密度等与县或县级市相比有很大不同, 本文所指的县域经济是指以县或县级市为地域单元的经济体。目前, 浙江省共辖35个县, 22个县级市以及1个自治县, 县域经济个体数共58个。2009年该58个县市GDP总值占全省GDP总值的52.0%, 总人口的68.4%, 从业人数的60.7%, 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1. 评价指标的选取

多指标评价涵盖的信息会比较广, 所以本文拟采用多指标来评价县域经济实力。县域经济实力主要体现在按人均指标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 反映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或经济结构以及反映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方面。本文对相关学者采用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并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可行性等原则, 指标体系如下: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有, 国内生产总值、二产比重、三产比重、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反映县域经济活力的指标有, 全社会固定资产、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GDP增长率;反映县域经济潜力的指标有, 教育事业费、专利申请授权量、境内公路通车里程。

2.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是, 用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绘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 被描述的变量一般都是实际观测的随机变量, 而哪些因子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它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降维的思想, 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 把多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相互独立而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其优点是它确定的权数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到的指标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 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而得到的综合指标之间彼此独立, 减少信息的交叉, 使得分析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通过分析, 14个指标之间的KMo=0.83, 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选择原则, 选择的特征根分别是8.623、2.184和1.040, 累计方差贡献度达84.6%, 包含了绝大部分信息 (表2-1) , 因此, 这里提取前3个因子分别作为第一因子、第二因子和第三因子。

表2-2中, 公因子反映的变量特征如下:

公因子1的贡献率为61.59%, 其在GDP、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地方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教育事业费均在0.95以上, 反映出上述因子对县域经济实力的影响情况。公因子2的贡献率为15.60%, 其在二产产值比重载荷比较高为0.96, 反映出工业对经济实力的影响。公因子3的贡献率为7.43%, 其在境内公里通车里程上的载荷为0.80体现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实力的影响。根据公因子的贡献率, 得出综合因子得分公式, 计算出各个县 (市) 的综合因子得分。公式如下:

根据F的高低, 将其分成三部分, (-∞, 0]、 (0, 0.5) 、[0.5, +∞) 。图形如下:

3. 综合实力评价

从总体上来看, 综合得分F大于0的县 (市) , 共25个地区, 占全省53.1%, 即浙江省近一半县 (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全省平均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大于0的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第一因子得分比较高。综合得分小于0的县 (市) , 共33个地区, 综合得分小于0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第一因子得分比较低, 即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从分类的具体情况看, 综合得分大于0的县 (市) 中, 位于杭州的有4个县 (市) , 位于宁波的有2个县 (市) , 位于温州的有2个县 (市) , 位于嘉兴的有5个县 (市) , 位于绍兴的有4个县 (市) , 位于湖州的有2个县 (市) , 位于金华的有3个县 (市) , 位于台州的有3个县 (市) , 衢州与丽水均未有综合实力大于0的县市。其中, 全省排名前四的县市为:慈溪市、绍兴县、诸暨市以及余姚市。以从图一可直观了解到, 浙江县域经济实力强劲的县市主要分布在浙东北地区, 尤其以杭州湾周边地区的县市。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出从浙西南到浙东北的梯度差异, 与浙江地势相似。丽水-金华-绍兴-宁波沿线为典型梯度带。其中丽水与衢州地区为全省经济低洼地区, 各县 (市) 综合经济实力均小于0。杭州湾地区以及部分沿海地区县 (市) , 如慈溪市为浙江县域经济领跑者。目前, 浙江经济实力强劲地区主要位于浙东北, 中部地区正形成崛起之势, 西南低洼地区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提升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继续发挥浙东北地区县域经济辐射力

浙江是中国第一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拥有强劲的经济实力。浙东北地区与上海、江苏相邻, 地理位置优越, 腹地经济活跃。杭州湾周边地区以及温台沿海部分地区大部分县域地区综合实力大于0, 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上。作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核心, 继续发挥并提升这些地区的经济实力, 扩大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度值得深思。由于经济发达的县市在开发过程中较早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三方面的压力。优化开发这些地区,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强化城市功能, 有条件的县 (市)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升县 (市) 的竞争层次, 积极优化开发这些县 (市) , 对今后浙江省整体的经济腾飞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值得注意的是, 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地区产业集群有着紧密的联系, 浙江省是典型的块状经济省份, 经济发达县域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也是今后在产业转型升级中遇到的难点之一。浙东北地区应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的派头兵, 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2. 积极引导低洼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差异的扩大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浙江省丽水、衢州等地的经济滞后, 成为制约浙江省经济飞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是浙江省经济差异的重要来源。通过重点扶持低洼地区, 提升该地区产业层次, 培育特色主导产业, 使其形成发达县 (市) 所具有的产业集群形态, 从而加快实现经济低洼经济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最终降低省内县 (市) 之间的经济差异, 促进全省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丽水市、衢州市以及温州市应当积极抓住海西经济区的开发机遇, 主动融入海西建设中。例如温州南部的苍南县与福建地区语言互通、气候较为相似, 抓住海西建设中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优势, 引进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人才等, 从而优势互补互利双赢。

3.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浙江省正稳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并向工业化后期转变。政府应切实改善海、陆、空交通运输和解决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解决工业化“先行官”问题, 破除工业化的“瓶颈”, 为浙江省工业化的发展及城市化的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积极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为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有效的政策, 如对低洼经济地区的优惠政策扶持等, 从而为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 在衢州、丽水等地融入海西建设的过程中, 就农业方面浙江省应尽早出台地区对台优惠政策, 对台商创业中遇到的诸如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给予适当补贴, 从而推动外资 (港澳台) 进驻低洼地区, 最终推动地区的发展。

浙江省县域 篇2

2011年7月30日至8月6日，我在县委、政府的安排下，实地考察学习了江苏省南京、无锡、苏州、江阴、昆山和浙江省杭州、义乌等地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运行特点

(一)发展快速化。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GDP连续1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2.9％，人均GDP大大高于全国1700美元的水平。全国百强县(市)占有18席，居全国第3位，其中前10强占有6席。特别是昆山市的发展尤为突出，2002年在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名第5位，2003年上升到第2位，2004年、2005年均列全国第1位，财政收入由1985年的4000万元增加到20年后的85.5亿元，增长了200多倍。浙江省县域经济占到了全省经济总量的70％，全国百强县(市)中占有30席，稳居全国第1位，其中前10强占有2席。

(二)块状经济化。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2005年，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82个形成了块状经济，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达1582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4％，年产值上亿元的块状经济600多个，其中10—50亿元的有487个，超过50亿元的有83个。特色块状经济的发展，孕育了相应的专业市场，浙江义乌中

国小商品城、绍兴柯桥轻纺城等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市场，目前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08个，商品交易市场年成交额达7173亿元，连续15年名列全国第一。江苏省江阴市快速推进市场建设，消费市场持续活跃，香港时代、华地等一批大型商业连锁店落户江阴，形成多元化商贸流通竞争格局。

(三)主体民营化。“九五”以来，江苏省各地借助厚实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区位条件，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活力十足的民营企业。苏州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达2795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55.4％；昆山市私营企业总数已超过1.3万家，注册资本突破150亿元。浙江省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民营企业异军崛起，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全省现有民营企业320.6万家，从业人员2096万人，2005年实现总产值17805亿元，其中娃哈哈集团、正泰集团等成了全省民营企业的重要代表。

(四)产业集群化。江苏借助比较优势，大胆进行体制、科技创新，培育优势支柱产业，实现产业集群发展，基本形成了几业甚至一业兴市的格局。如余姚的电子电器、机械仪表、塑料模具业，张家港的冶金、纺织、机电、化工业等，在当地都形成了集群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浙江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与专业市场、乡镇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企业群和特色产业集聚区，达到贸工一体化发展，以工兴贸、以场兴块的良好局面。如义乌市

坚持产地化、专业化的发展策略，通过市场孵化中小企业，逐渐形成了一个生产集群，发展

各种专业村和专业镇150多个，逐渐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品、一乡百厂、百厂一品的专业化生产布局。

(五)城乡一体化。南京、无锡等城市经济发达，高新技术产业以年均40％的速度递增，2005年产值已超过7900亿元，发挥了城市产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在苏州、宁波等地区，很难分清城区和农村的界限，苏州的5个县级市均取消了村级建制，转为社区和居委会，农民宅基地可与城镇等额臵换。2005年全省城乡收入差距仅为2.3：1，在全国最小。浙江省坚持不脱离农业抓工业化，不脱离“三农”抓城市化，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子，鼓励千百万农民闯市场，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放手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小城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了县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出了一条城乡经济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新路子。

二、主要做法

(一)创新思想理念，树立敢为人先的精神。江苏省建立激励机制、考评体系和办法、责任驱动机制，在全省干部中树立起“人家在走，我们就得跑；人家在跑，我们就得奔”的赶超标兵、甩开追兵之势，形成了地区争先、企业争先、条线争先、人人争先、争作贡献、共谋发展、开创大业的生动发展局面。张家港市瞄准周边先进县(市)，明确提出项项工作争第一，近10年来，张家港捧得了85项国家级荣誉称号、102项省级荣誉称号，主要经济指标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是1995年的3 倍多，财政收入是1995年的11.5倍多。浙江省研究制定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和落实优惠措施，鼓励和引导各类资金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投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强县强镇发展战略，率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使浙江成为全国闻名的“市场大省”，率先实行“省管县”试点，充实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实现了县域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二)坚持城乡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江苏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三化”带“三农”即工业化致富农民、城市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的方针，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2005年全省投入“三农”362亿元，改建乡村公路4.1万公里，新增农村改水受益人960万人，改造农村危房15万户；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3498家，实现销售收入2015亿元，各类专合组织6010个，带动农户284万户，实现农产品出口10亿美元。浙江省坚持以县域为平台、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县域经济为支撑，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等工程，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特色块状经济等，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十五”期间，全省财政支农资金年

均增长21.6％，累计改建乡村公路4.3万公里，完成村庄整治5540个，180万被征地农民获得了基本生活保障，非农人均比重由64％提高到了75％以上，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8764个，带动农户599万户，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1年位居全国第一位。

(三)扩大管理权限，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江苏省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同步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行政村合并和乡镇机构改革等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全省撤并了773个乡镇、1.5万个村。浙江省主要在财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放活县域经济发展权限，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实行“省管县”体制，除计划单列市宁波外，县级财政直接由省管理，这极大地调动了县域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推进强县强镇扩权，先后3次出台对县级扩权政策，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到县，激发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目前，全省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县对乡镇的放权强镇政策。(四)抢抓发展机遇，乘势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一是抓住乡镇企业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省率先抓住商品短缺这一商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80年代末，乡镇企业达16000户，乡镇企业总产值占据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50％；90年代初，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参天大树，仅苏州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就占全市GDP的2／3，几乎是每3年翻一番。80年代初，浙江省就因势利导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和“四个不限”(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的政策，使多种所有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90年代，实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激活了乡镇企业发展活力。到2005年，全省共有乡镇企业112万家，从业人员达1242 万人，实现工业增加值6275亿元，占全省的47％。二是抓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苏州市1985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昆山在全国第一个自费办开发区、在江苏第一个办中外合资企业、第一个向外商批租土地等，宁波慈溪市也抓住外向型经济的先机，其出口依存度由1998年的21.77％上升到2004年的70％。2005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279.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131.8亿美元，居全国第一位，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千亿美元。三是抓住发展民营经济的机遇。江苏省积极推动国有和集体资本从竞争领域退出，着力解决思想观念、资金融资、制度创新、规范服务、提高素质等问题，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活力十足的民营企业，如宁波的波导、雅戈尔等民营企业。浙江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全省占有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中，全省占有23个席位。

(五)壮大特色经济，增强区域竞争的比较优势。一是将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江苏省选择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大胆进行体制、科技创新，形成市场容量广、科技含量高、比较优势明显的支柱产业，如象山的针织、机械、水产品加工业，余姚的电子电器、机械仪表、塑料模具业等，实现了县域经济从“配套经济”、“配角经济”向“产品经济”、“品牌经济”的大步跨越，也实现了各县(市)之间的优势互补、错位竞争。二是将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发展成产业集群。江苏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培育了奉化的波导、余姚的鑫高益、舜宇、宁海的天明电子等一

大批龙头企业，创立了“杉杉”、“雅戈尔”、“罗蒙”等服装、“帅康”、“玉立”、“方太”等油烟机知名品牌。三是把特色经济、块状经济发展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支柱。浙江省坚持把做大做强特色块状经济作为繁荣县域经济的主阵地，坚持把小城镇建设与专业市场、乡镇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企业群和特色产业集聚区，有效地促进了县域产业从多样化转为特色化、块状经济发展。

(六)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两省总的经济水平在全国领先，但本省内发展也不平衡，对经济欠发达区域，都积极采取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努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江苏省针对苏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偏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问题，重点扶持苏北地区1011个经济薄弱村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农户；实施了“千村万户帮扶”工程，实行省级机关、企业集团、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苏南市县共同参与苏北经济薄弱县的“五方挂钩”帮扶；从省市县抽调了1088名优秀干部组成19支扶贫工作队，进驻苏北19个经济薄弱县进行帮扶；加大财政扶贫开发投入，扩大扶贫小额贷财政担保资金规模，今年对苏北经济薄弱县的贷款规模达6亿元。浙江省切实加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十五”期间财政共投入336亿元，年均增长17.7％；抓好“下山移民”重点扶贫工程，“十五”期间共迁移6.3万户、21.3万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2003年以来，全省累计签订“山海协议”项目1911个，协议总投资568亿元，到位资金247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1万个；同时进一步明确政府扶持、区域协作、社会援助机制，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步伐。

(七)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苏省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一些地区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苏南农村，出现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趋势，2005年，苏州、无锡的城市化率分别达63％、66％，苏南地区正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建立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浙江省在改革开放前20年，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

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到1998年，全省针对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实际，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所有的县级城市和136个中心镇都按照中小城市的功能要求进行科学规划建设，提高了县域城市化水平，义乌、温州等县城迅速崛起，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中等城市，横店、柯桥等中心镇已发展为现代化的小城市，尤其是苍南县龙港镇，由当初的5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已集聚了23万人口的经济发达、功能完善、设施齐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农民第一城”。

三、几点建议

(一)把科学合理规划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基础条件。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我县实施“工业兴县”战略的重要举措，列入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和各级党政的重要议事日程，要在充分调查研究，摸清县域实情的基础上，制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

吻合的县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为全县发展提供指导性、纲领性意见。

(二)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内容。一是要优化政策、政务、法制、市场、舆论环境，重点抓好专业乡镇、河东工业集中区和民营科技园区建设，努力创造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二是以体制、科技、管理创新为核心，以农产品加工型企业为重点，扶持民营企业加快发展，鼓励优势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施集团化发展、集约化经营，形成一批有核心竞争优势的“航空母舰”。三是加强人力资源、财务、质量和市场管理，支持民营企业创立自主知识产权和开展品牌经营，引导民营企业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阔视野，转变经营理念，建立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三)把加快小城镇建设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平台。一是要在全县抓好县城及中心镇在内的重点镇建设，集中力量将重点镇实力做强、特色做靓、人气做旺、环境做美。二是要按照产业集中、资源集合、居民集居的要求，实施集中发展战略，引导向中心镇和重点镇集中发展。三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广大农民到小城镇务工、经商，迅速壮大小城镇规模，同时清除阻隔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四)把完善落实优惠政策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坚强保障。一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要求，加快制定完善公共财政投入、市场机制配臵、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县域经济发

浙江省县域 篇3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关于区域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量涌现,以往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区域之间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单就区域本身来研究其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其研究结论通常将区域创新产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区域研发经费和人力资本的投入[1,2,3]、经济环境的市场化程度、服务业的发展[4]、区域经济的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5]等等。随着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兴起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创新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空间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Lim[6]以专利为衡量指标对美国大都市区创新产出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创新产出高的城市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区中。Moreno等[7]采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对欧洲175个地区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认为一个地区的创新产出不仅受到本地创新要素投入的影响,还受到邻近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苏方林[8]对我国省域知识溢出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发现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邻近地区专利产出增加1% ,将促进本地区专利产出增加0. 22% 。王家庭等[9]以专利为指标,对我国省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将知识溢出纳入实证模型,发现知识溢出对相邻区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张战仁[10]从我国经济转型的角度分析区域创新的区域关联及知识溢出,发现知识溢出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的企业或行业层面,或者是宏观的省域或国家层面,而对市域的研究则较少,对县域创新的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一方面许多学者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效应对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非常敏感,即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知识溢出效应显著降低; 另一方面,国内多数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创新产出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地区差异非常明显。然而这种地理集聚现象在一省范围内是否仍然如此,地区间的创新产出差异是否在一省范围内有所缓和? 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综上所述,对区域经济重要组成单位的县级单位创新进行考察,将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新兴的空间经济学思想及分析方法,以浙江省71个县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县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及其时空演变规律。

2 区域创新产出指标选择、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区域创新产出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关于创新的衡量指标及方法,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正如Griliches[11]所指出的那样: “并非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被专利所衡量,即使很多发明创造能够被专利度量,这些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产出或者影响力仍存在着千差万别”。然而,“尽管用专利来度量创新行为有许多困难,专利统计数据仍是分析技术变化过程中唯一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数据能有专利统计数据这样的可获得性、方便性以及详尽度”。因此,绝大部分的学者仍然使用专利作为唯一一种方式来测度创新行为以及它的空间特征。也有少数学者使用企业新产品产值或销售收入来度量区域创新创出[12,13],或者采用一定权数将企业新产品 产值与专 利结合来 度量区域 创新产出[14],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沿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使用专利来测度区域创新产出。作为一个区域的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专利统计数据更能全面的反映区域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动,不仅仅是企业,虽然企业的创新产出通常占区域创新产出的绝大部分,并且各地在专利的认定标准一致,在数据能保证一致性。因此本文采用专利申请受理数来衡量区域创新产出,数据来源于2003—2012浙江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统计数据。

2. 2 研究方法

2. 2. 1 区域创新产出差异与分布

通过区域创新产出差异可以分析不同区域之间创新产出水平的差距和区域创新产出的集中程度,既可以反映区域整体创新产出差异情况,又可以反映出区域内部创新产出分异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清晰地描述创新产出在地理上的集中或分散程度。本文将使用Arcgis软件分析区域创新产出的地理分布情况,采用极差、标准差来衡量区域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用区位基尼系数以及洛伦兹曲线来分析浙区域创新产出的相对差异。

极差直接反映了区域创新产出的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其中: r为极差,Pmax和Pmin分别表示创新产出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区域创新产出。

标准差反映了各区域创新产出相对于区域平均产出的偏离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 s为标准差,Pi为区域i的创新产出,为各地区创新产出的平均值。

基尼系数反映各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均衡程度,并据此绘制洛伦兹曲线直观地展示某一区域创新产出水平相对平均值的离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 wi表示前i个区域创新产出占比累计值,n为地区总数,g为基尼系数。

2. 2. 2 区域创新产出空间相关性检验与集群模式

通过区域创新产出的地理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检验区域创新产出地理上的集中或分散模式,是否存在知识的溢出、技术的扩散等。本文将使用Arcgis 9. 3软件及全域Moran’s I、局域Moran’s I指数分析浙江省县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及相关性。

全域空间相关性分析: 从区域整体上来分析区域创新产出是否存在相关性。通常使用全域Moran’s I指数分析。计算公式

其中:,Pi为区域i的创新产出,为各地区新产出,为各地区创新产出的平均值,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将其定义为若i区域与j相邻,则Wij为1,反之为0,并且其矩阵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为0。

Moran’s I取值在 - 1 ~ 1之间,其为正时说明区域创新产出在空间上正相关,为负时说明区域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呈负相关。

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 从区域内分析区域创新产出在空间上的集聚模式。通常使用局域Moran’sI指数分析。计算公式为

其中: Zi、Zj分别为地区i和j创新产出与整个区域创新产出的平均值之间的差额,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局域空间自相关LISA集群图,共分为4种区域集群模式: H - H区域表示高创新产出水平地区被高创新产出水平地区包围,即高高集群; L - L区域表示低创新产出水平地区被低创新产出水平地区包围,即低低集群; L - H区域表示低创新产出水平地区被高创新产出水平地区包围,即低高集群;H - L区域表示高创新产出水平地区被高创新产出水平地区包围,即高低集群。

3 浙江省县域创新产出空间差异及分布

3. 1 创新产出差异分析

3. 1. 1 极差与标准差分析

根据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市专利申请受理量数据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2003—2012年,浙江省各县域创新产出差异程不断扩大趋势,并且2010年以后,这种差异的扩大趋势正在加速。

数据来源: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3. 1. 2 区域创新产出差异的洛伦兹曲线分析

洛伦兹曲线最初由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提出,通常用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内贫富经济差异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一个正方形表征的坐标系中,横轴表示单位数的累计百分比,纵轴表示所统计指标的累积百分比,将不同累积单位数所得的相应指标的累积数所连接起来的曲线就是洛伦兹曲线,该曲线越接近45°的对角线,则该统计指标的样本差异越小,反之则越大。本文在此借用洛伦兹曲线来分析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的集中程度,同时反映出不同地区创新产出的变化对整个区域创新差异的贡献度。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样本期初始和末期的洛伦兹曲线图示,如图2所示,其余结果及基尼系数,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各县域创新产出的基尼系数变化主要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2007年,基尼系数逐年变小,其中2003—2005年有明显的降幅,2006—2007年降低幅度减少; 第二阶段为2009—2012年,该阶段基尼系数逐年小幅上升。从总体上看,基尼系数自2005年较大幅度降低以后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一直保持在0. 59左右,说明浙江省各县域创新产出的“贫富”差异程度一直处在较高水平。

从各年的洛伦兹曲 线变化来 看,2004年和2009年曲线的中上端较上年没有变化,中下端较上年靠近45°对角线,说明此时创新产出水平低的县域增长速度快与创新产出水平高的地区,区域间创新产出水平差异变小; 2011年和2012年,洛伦兹曲线中上端发生偏离,说明区域创新产出较高的县域增长速度较其他地区变快,区域创新产出水平差异变大。从图2洛伦兹曲线总的变化来,2012年洛伦兹曲线较2003年中上端没有太大变化,中下端明显靠近45°对角线,中下端靠近45°对角线,这说明浙江省各县域创新产出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创新产出较低的地区较创新水平高的地区变快。

注: 表中“靠近”表示该年洛伦兹曲线较上年靠近 45°对角线,“偏离”则表示相反。

3. 1. 3 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

本文使用Arcgis软件分别作出浙江省县域创新产出的历年四分位图,在此本文仅列出2003年和2012年创新产出空间分位图,如图3和图4所示,按创新产出从低到高将各地区依次分为四个等级,图中颜色越淡,创新产出水平越低,颜色越深,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创新产出水平高的县域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浙东北,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以及绍兴等,这些地区也都处在长三角地区内或靠近长三角地区内的城市; 而创新产出水平低的县域则集中在浙西南,如温州、金华、衢州、台州以及丽水等。从创新产出空间分布的变化来看,区域创新产出分别以杭州市辖区以及宁波市辖区为中心向外扩散,越靠近中心点,创新产出水平越高; 从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变化来看,高水平创新产出的地区从2003年的1个变为2012年的2个,创新产出次高水平的地区从2003年的8个减少到2012年的5个,较低水平的地区从2003年的16个增加到2012年的22个,而低水平地区则从2007年的46个减少到2012年的42个,因此,总体上浙江省创新产出低水平的地区在不断减少。

3. 2 区域创新产出空间相关性与集群模式分析

3. 2. 1全域空间相关性分析

2003—2012年以专利申请受理量为指标的浙江省县域和全国省域创新产出水平全域Moran’s I指数,如表2所示。其中Z值为Moran’s I指数显著性检验指标,其值越高,Moran’s I指数越显著,反之亦然。从表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县域的Moran’s I指数高于全国,并且Z值也远远高于全国水平,说明县域尺度的创新活动的集聚水平以及相关性程度要高于较大的地区尺度,从另一方面也再次验证了区域知识的溢出效应随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从浙江省县域历年Moran’s I指数变化来看,Moran’s I指数总体趋势是逐年增大,并且Z值得分显著增高,表明近年来浙江省各县域的创新活动的相关性越来越大,临近区域间人才流动、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创新行为的集群模式,接下来将使用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进行分析。

3. 2. 2 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

由于全域Moran’s I指数只能显示区域整体创新行为之间有无相互作用,即相关性,但是无法判断这种相互作用的形式,因此需要进一步计算局域Moran’s I指数,并绘制一定显著性水平下的LISA集群图来分析区域创新产出地理空间上的集群模式,如图5和图6所示。从横向对比来看,H - H集聚区均集中在浙东北,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范围内,而浙西南大部分地区为L - L集群区,与浙东北形成鲜明对比。长久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东部乃至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其创新产出一直居全国前列,对周边地区辐射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省内靠近上海的杭州、宁波2个次级创新中心的形成,然而直观地从图中来看,离上海空间距离更近的嘉兴及其县区似乎并没有充分的享受到这种辐射,表明除了空间距离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知识溢出效应,如地区的知识吸收能力。从纵向时间变化来看,浙东北的H - H集聚区在不断扩大,而浙西南的L - L集聚区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显示出高创新产出水平地区和低创新产出水平地区在同时不断向外扩散,意味着越来越多创新资源正在不断从浙西南地区转移,并向浙东北地区集中。

4 结 论

在样本期间内,浙江省各区域创新产出水平绝对差异不断扩大,地区间的不均衡程度一直较高。作为创新基础要素的人力资本———高素质人才往往倾向于在大城市就业,单就浙江省内大学生毕业就业去向而言,尽管近年留在大城市的学生数较往年有所下降,仍然有高达35% 以上的大学生选择在杭州和宁波这两大城市就业,可见大量优质人力资源集中于发达地区; 而另一个重要的创新基础要素———R&D经费投入自不必说,GDP高的地区,R&D经费投入绝对量也往往较高。可见创新基础要素的投入的差距是导致区域创新产出差异的重要因素,对创新基础较弱的地区,决策者更应该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

从全域Moran’s I指数来看,县域创新活动的相关性显著高于省域水平,说明地理空间距离确实会限制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LISA集群图的变化显示出高创新产出水平和低创新产出水平地域范围在同时扩大,一方面表明资源正在不断从低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流动,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确实有利于高水平地区带动低水平地区的发展。然而也应看到,同样位于长三角地区并离地区中心更近的嘉兴市等县市并没能像杭州、宁波高速发展,除了自身在创新投入上不足的原因外,也能说明其未能有效吸收周边地区的知识、技术溢出。因此决策者在加大创新基础投入之外,还应有效促进地区之间人才流动、技术交流,考虑如何有效吸收周边地区的知识溢出。

浙江省县域 篇4

关键词：基层矛盾纠纷,县域联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任务, 建设“和谐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为贯彻十八大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作出了系统性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在和谐社会建设中, 由于以村、社区为基础的基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基础地位, 探索积极有效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机制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天台县基层矛盾纠纷县域联调的探索

天台县地处浙江省中东部, 面积1400平方公里, 人口44万。境内多山地丘陵, 历史上该县民风较为强悍, 宗族势力盛行。改革开放以来, 该县因建房、承包土地、山林划界、劳动关系和其他因素引发的基层矛盾纠纷居高不下。进入新世纪, 随着各种制度的逐步健全完善, 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数量有所下降, 但总量依然很大, 不但牵扯了基层政府很大的精力, 而且由此引发了信访上访事件, 给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自2006年开始, 该县在借鉴各地经验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特点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调处民间纠纷的新途径, 几经调整完善, 目前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有力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天台探索民间纠纷县域联调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被动自发阶段 (90年代末到2007年)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基层矛盾纠纷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普遍缺乏调处矛盾纠纷的能力, 而且由于一些基层干部素质不高, 在调处中不能客观看待问题、公正处理矛盾, 导致当事人对干部的调解行为不信任, 对调解结果不满, 甚至出现矛盾激化走上上访的道路。处于被迫和无奈, 一些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尝试引入民间人士参与纠纷调解的新做法,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二阶段是自觉主动探索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 (2007—现在) 。在见证了新做法的巨大成效后, 这阶段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意识地去发现发挥民间调解人士的作用。同时完善相关办法措施, 使这种作用的发挥走向常态化。

天台探索民间纠纷县域联调的主要做法为:

(一) 建立民间调解人士信息库

以乡镇 (街道) 为单位, 通过个人自荐、群众联名举荐、基层干部推荐的方式, 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善于摆事实讲道理、热心做调解说服工作的人士挖掘出来, 上报县联调委, 由县联调委统一汇总建立信息库。然后举办培训班, 邀请公检法司部门对他们进行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 使他们既懂理又懂法。再将信息库发到各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 , 并向社会公布。目前已有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 (街道) 部门公务人员和其他知名人士500多人。

(二) 科学划分调解人员

将调解人员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专职调解人员以乡镇 (街道) 擅长、热爱调解工作的人员为主, 包括部分政府人员和部分聘请的专业人员。兼职调解人员则基本上是民间人士, 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名望。在整个调解人员队伍中, 兼职调解人员占主要部分, 他们参加调解基本上没有报酬, 其调解人的身份更多的是一种荣誉。在日常工作中, 以专职调解人员为主, 凡是专职调解人员能够调解的, 就由专职调解人调解。如果专职调解人调解不成或者是复杂疑难的案件, 则通过乡镇 (街道) 邀请兼职调解人员一起参与调解。

(三) 采用属地为主的人员调配方式

在实际的调解工作中, 调解人员一般3—5人, 以本乡镇 (街道) 调解人员为主。一旦辖区内出现矛盾纠纷, 先由乡镇 (街道)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控制事态发展, 然后通知组织调解人员到涉事双方当事人家里调查事情的缘起,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双方的争议焦点, 再召集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如果当事人执意走法律途径的, 则由当事人选择。如果当事人走法律途径后又要求调解的, 则调解人员继续调解, 直到最后调解结束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一般以本辖区调解人员为主, 遇到特殊情况, 比如当事人不相信调解人员, 则可由乡镇 (街道) 通过县联调委协调, 邀请不同乡镇 (街道) 的调解人员参加调解。

二、天台探索的实践效果

天台县基层矛盾纠纷县域联调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 激活了民间调解资源, 解决了民间纠纷多与调解力量弱之间的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是发生在基层群众身上的事, 具有易发、多发的特点。只有发挥群众中蕴藏着的调解力量, 才能有效地、经济地解决群众间的矛盾。但在传统调解体制下, 村一级调解小组多由村干部组成, 乡镇一级调解组织主要由所在乡镇工作人员组成, 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村一级, 由于当事人和调解人之间地缘过于接近, 调解人与当事人之间彼此知根知底, 且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贯穿其中, 如果纠纷涉及双方的利害关系, 调解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而在乡镇一级, 由于真正具有基层工作经验, 尤其是具有调解说服能力的干部不多, 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调而不解的情况。而且由于人员有限, 基层干部觉得很累, 压力很大。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以某个调解能人冠名的个人调解室, 但由于人力有限, 所能处理的调解案件也受到限制。与此不同是, 社会上却有许多民间的调解能手, 他们阅历丰富, 又懂得群众语言, 说理说服能力很强, 发挥这些民间人士的作用不但能有效促成调解事业的发展, 也能充分利用这种资源, 弥补政府调解力量的不足。传统的调解体制忽视了对民间调解资源这一巨大力量的挖掘和发挥, 导致基层矛盾纠纷多与调解力量单一、弱小之间的矛盾。实施基层矛盾纠纷民间联调, 激活了民间调解力量, 将巨大的资源潜力挖掘出来, 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巨大而持久的力量源泉, 有效解决了这一矛盾。该县赤城街道自2013年8月与县公安局、司法局组成社会联动调解工作室以来, 聘请了赤城街道30多名县人大代表和县党代表为兼职调解员, 在短短的四个多月里成功调解的复杂疑难案件和群体性案件就多达27起。

(二) 扩大了群众的选择权, 提高了民间调解的信任度

对于民间调解来说, 群众有无选择权是民间调解能否获得群众信任的前提, 也是民间调解能否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前提。只有当事人认可了调解人的身份, 才会相信调解人的调解活动;否则调解就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传统调解的一大缺陷就是调解人的身份具有很浓的行政色彩。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调解人身份只是当时社会体制下的产物, 而不是当事人的自愿, 往往一方认可, 另一方却不认可。这就很难使调解取得实效。天台基层矛盾纠纷民间联调探索, 将对调解人员的选择的权利交给群众。由于调解人是由当事人自己自觉自愿选择的, 这就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群众对调解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从而为调解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提高了民间调解的信任度。如该县坦头镇2013年通过党代表联合接访、联合调节等多种形式, 成功及时调处了20多起较为复杂的矛盾纠纷, 广受当地群众的好评。

(三) 激发了调解人士的积极性, 促进了基层和谐社会建设

一方面民间调解人士本身具有从事民间调解的兴趣、爱好, 天台的探索使他们的这种兴趣、爱好有了广阔的发挥舞台;另一方面民间调解解决的是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 是民间称之为“化解怨结”的大善事, 而且参与调解的民间调解人士都是应政府邀请和当事人信任的基础上参与调解的, 这本身就是对调解人身份的认同和肯定, 因而使民间调解人士在精神上具有很大的满足感和荣誉感, 会尽心尽力完成调解工作。由于调解人士一般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丰富的社会阅历、很强的说理服众能力, 而且往往来自不同的社区、村庄甚至不同的乡镇 (街道) , 与当事人之间瓜葛少, 因此能本着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原则进行客观公正的调解, 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间矛盾纠纷的完满解决, 促进基层的和谐社会建设。据统计, 三年来该县共排查矛盾纠纷12875起, 受理12733起, 成功调解12379件, 成功率达97.2%。除了跨乡镇、跨行业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在县矛盾纠纷联合调节中心调处外, 其他90%以上的纠纷化解在了源头, 矛盾纠纷的案件受理数、调解成功率连年上升。

三、结论

(一) 基层矛盾纠纷联调就其本质来说, 是群众路线在民间纠纷调解方面的体现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 也是党的根本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民间矛盾纠纷归根到底是发生在群众之间的事情, 群众的事情只能由群众自己来解决。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能够解决自己的事情。天台的探索就在于将散落于群众中、擅长民间纠纷调解的力量汇聚起来, 发挥这一群众性的力量达到解决群众之间的纠纷矛盾的效果, 因此从本质上是群众路线的体现。

(二) 在民间纠纷调解中, 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 而是更正确适当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实施民间纠纷联合调解后, 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调解纠纷, 看似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但实际并非如此, 而是政府的作用发挥得更正确更适当。在民间调解中,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构建了一个平台。一方面, 在这个平台上群众中潜藏的调解能手不断地被发现和认可, 使他们的兴趣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 通过这个平台群众充分实现了对调解人的选择权, 为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民意基础, 促进了基层和谐社会建设。

(三) 民间纠纷联合调解需要超越地域界限

在乡村社会, 由于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局限于某一地域 (如一村、一乡镇街道) , 民间矛盾纠纷反而不容易得到解决。相反, 如果打破地域限制, 在一个村发生的纠纷引入外村人士来调解, 一乡镇街道内发生的纠纷引入外乡镇街道的人士来调解, 就容易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 使矛盾纠纷更好的得到解决。因此在矛盾纠纷调解中, 打破地域限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某一县域范围内的人们其生产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往往比较相似, 调解起来比较容易, 因此突破一村一乡镇街道的限制, 在县域范围内对民间纠纷实施联合调解是比较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2.11.

[2]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4.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13.11.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14.10.

浙江省县域 篇5

关键词：县域综合竞争力,空间关联,ESDA,空间格局特征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影响着区域发展和空间格局, 分析区域间经济差异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因, 对于加快落后地区发展、保持发达地区竞争力是十分有益的。而区域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 (滕丽、王铮等, 《区域溢出》) 。实践表明, 区域之间因为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因素的流动而具有广泛联系, 即常说的区际互动。具体表现为, 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与集聚, 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格局特征。ESDA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是以空间关联性测度 (spatial association measures, SAMs) 技术为核心, 旨在描述与显示空间分布, 发现奇异观测值, 揭示空间联系、空间集聚以及其他空间异质的不同模式。ESDA对空间关系和空间关联度的独特描述, 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以及演化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依据。

2011年, 浙江省GDP总量3.2万亿元, 其中, 县域经济总量占了三分之二强。县域经济已成为浙江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源泉。但是, 浙江省的百强县 (市) 主要分布在较发达的杭、甬及其周边地区, 呈现典型的结构性非均衡。因此, 本文选取浙江省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研究方法与数据

1.数据来源及指标体系

本文以浙江省行政区划上的县级区域 (含县、自治县、县级市) 和省辖市辖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作数据采集。基础分析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1》。图件数据来源于1:50万中国基础地理数据。

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系统性和可比性, 并借鉴以往相关的研究 (《安徽省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报告》, 安徽财经大学县域经济研究所和安徽省城市经济学会每年定期联合发布) , 选取19个能综合反映浙江省各县域的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 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 。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作为评价的数学模型, 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 算得相关系数矩阵R (略) 。其分析结果表明, 本文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法。然后从19个变量中提取主因子, 再计算样本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在此, 对2011年浙江省县域社会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和人均GDP指标, 分别作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和局部相关性分析。

3.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自相关, 反映了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变量的观测值与邻近位置上同一变量的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可用全局或局部两个指标来度量空间自相关。

式中:n为样本数;S2为样本的方差;xi和xj分别表示某现象x或某属性特征x在空间地域单元i和j上的观测值;是研究对象x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揭示各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

空间自相关的大多数指标, 通常指定一个二元权重矩阵wnxn, 来表达n个目标单元间的空间邻近。一般根据邻接规则 (Rook contiguity) 或距离规则 (Arc Distance contiguity) 定义空间权重矩阵。

浙江省县域综合竞争力空间关联性分析

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KMO (Kaiser-Meyer-Olkin) 值为0.736,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显著 (p值为0.000) 。据此, 我们可以认定原始数据存在较大的信息冗余, 降维效果显著。按照总方差解释 (如表2所示) , 前5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81.439%, 且特征值大于1, 已经可以反映原始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量。这里, 我们以5个公因子对应的特征值占总和的比重为权数, 构造浙江省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和得分的方程如下:

2.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现状特征

运用上述方法和数据, 得出2011年各县域经济水平综合指数得分, 利用ArcView GIS.9.3软件的自动分级技术, 将浙江省73个县 (市、区) 分为5类, 即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

如图1和图2所示, 浙江省县域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 从图可直观看出浙江省域内形成了多核心、三圈层的经济空间格局。

(1) 东部以杭州市区、萧山区、余杭区等为核心的中心—外围圈层;德清、桐乡、绍兴等县区构成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的过渡区;桐庐、淳安、安吉等构成外围区。

(2) 浙东北形成以宁波市区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内圈是慈溪、余姚、舟山市区等县区;紧邻内圈的是由嵊州、新昌、宁海、象山构成的外围区。

(3) 浙东南以温州市区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玉环县、乐清市形成内圈;青田、洞头、苍南构成外围区。

而广大的浙西南地区综合指标得分普遍较低, 虽然近年来义乌—东阳有突起之势, 但并未形成较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模式。

3.全局县域综合竞争力空间自相关分析

通过对2011年浙江省县域社会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作全局Moran's I统计检验 (基于邻接规则) , 结果显示, 县域综合竞争指标的全局Moran's I统计量为0.41, 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Z的临界值为2.58) 。表面空间特征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即综合竞争力指标的高值 (低值) 县域在空间分布上趋于相邻, 全局呈现强烈的空间依赖性特征, 而非随机分布。

4.局部县域综合竞争力关联性分析

上述全局Moran's I统计量, 反映了浙江省县域社会经济综合竞争力空间自相关的整体情况, 但掩盖了内部空间格局的特征, 也不能反映单个空间单元的情况。因此, 有必要采用ESDA局部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研究各县域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采用显著性水平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聚类图表示, 显著性水平为0.05。在图3所示的显著性水平图中, 由Local Moran's I的4种空间格局模式 (high—high、high—low、low—high、low—low) 可以对应得到经济发展水平上的4种发展模式。在HH模式中, 社会经济发展较高的区域单元成群出现, 其经济增长极的带动效应明显;在HL模式中, 高值经济发展单元在周围低值区的映衬下一枝独秀, 并没有拉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图中空白地区表示没有通过检验的一般随机过程。

5.分析结果

目前, 浙江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浙东部的杭州—嘉兴、浙东北的宁波市区—慈溪市一带。浙东南沿海一带则是温州市区为核心小部分地区一枝独秀, 周围县市则普遍发展水平较低, 在空间上形成高低孤立区。而广大的浙中大部、浙西南地区, 大多数县市处于低值萧索区, 综合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另外, 在浙江省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低高塌陷区。由此,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经济因素对县域综合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决定性作用, 尤其是经济发展基础、发展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县域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格局。从综合竞争力显著性LISA图看, 经济因素也是邻近县域间相互影响的重要因子。

(2) 浙江省县域综合竞争力的边缘化特征和俱乐部趋同现象并存。如图所示, 浙江省县域综合竞争力的低值集簇带就位于浙西南省域边缘地带, 具体包括从开化到苍南等15个县市。由于远离经济中心, 偏离经济发展的主轴线, 省域边缘地区在交通区位、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往往处于劣势, 社会经济发展更大程度上依靠自身的发展, 邻近的县域单元之间也没有较好的互动效应, 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2) 县域综合竞争力的多中心带动空间格局已现雏形, 但需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浙江省县域发展基本形成杭州—嘉兴、宁波—舟山、温州三个核心区, 金华—义乌则有成为广大浙西南大部增长极的趋势, 近年来发展迅猛。但是, 温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围县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并不强, 而金华———义乌作为潜在的增长极和中心城市的地位需要进一步强化。

结论

本文以空间自相关理论为基础, 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ESDA) , 分析了浙江省县域综合竞争力空间结构特征, 重点揭示浙江省县域综合竞争力的空间关联和模式特征。结果表明:

第一, 浙江省县域综合竞争力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 空间上表现为高 (低) 值区趋于集中, 整体呈现非均衡发展特征。

第二, 浙江省县域人居GDP逐步呈现扁平化和多极化空间发展格局, 但是作为评价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综合竞争力指标, 在整体上仍旧呈非均衡态势。这说明, 部分县市 (区) 虽然经济水平有了很大发展, 但在经济效益、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利用等方面仍然落后于传统发达县市 (区) 。

浙江省县域 篇6

6、报废、报损和核销

报废是指按有关规定或经有关部门、专家鉴定, 对已不能继续使用的资产, 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报损是指由于发生呆账损失、非正常损失等原因, 按有关规定对资产损失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是指单位按现行财务与会计制度, 对确认形成损失的货币性资产 (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 进行核销的行为。申请国有资产报废、报损和核销, 应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报财政厅等部门审批。

7、处置收入和支出管理

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在扣除相关税金、评估费、拍卖佣金等费用后, 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上缴省级国库,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出售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收入、置换差价收入、报废、报损残值变价收入、保险理赔收入等上缴省级国库,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省级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 (权益) 的出售、出让、转让收入、按以下规定办理。

(1) 利用现金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 (权益) 的出售、出让、让、转让收入纳入单位预算, 统一核算, 统一管理。

(2) 利用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 (权益) 的出售、出让、转让收入, 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收入形式为现金的, 扣除投资收益, 以及税金、评估费等相关费用后, 上缴省级国库,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投资收益纳入单位预算, 统一核算, 统一管理;收入形式为资产和现金的, 现金部分扣除投资收益, 以及税金、评估费等相关费用后, 上缴省级国库,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省级事业单位应上缴的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和应上缴的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 (权益) 的出售、出让、转让收入, 应在取得收入的2个工作日内, 全额上缴省级国库。

省级事业单位上缴的国有资产处置收入属国家所有, 纳入预算管理。事业单位因事业发展产生的资产配置需求, 在编制部门预算时由省财政厅根据有关资产配置标准及省级财力情况统筹安排。

【参考文献】

[1]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财政部令第68号) [S].2012.

[2]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令第36号) [S].

[3]河北省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 (冀财资[2012]

[4]河北省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 (冀财资[2011]

[5]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高级会计实务科目考试辅导用书精讲[M].大连出版社, 2011.

[6]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计实务科目考试辅导用书[M].大连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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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 在周边县市加快工业化步伐的时候, 作为全省20个贫困县之一的安吉, 不甘落后, 曾经下决心向浙南、苏南学习, 走“工业强县”之路。虽然当时安吉的经济跃上了一个台阶, 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但那种依靠高强度开采和资源消耗, 同时又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 显然缺乏持久性。发展传统工业遭遇挫折之后, 县委、县政府开始意识到安吉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水源地, 最大优势是良好的生态环境, 决不能步人后尘, 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有把生态发展理念作为立县之基、强县之本, 变环境优势为经济优势, 安吉经济社会发展才有出路。实践证明, 安吉县走“生态立县”的发展路子是符合地方实际的正确决策, 是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一、农业经济“整合、联合、融合”

21世纪, 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当今世界中,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 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安吉经过连续十几年的“生态化”综合发展, 逐渐具备了农业三产化同步进行的条件, 而农业的三产化发展,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战略的转移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 制定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总体规划, 培育了以竹笋、白茶、竹林鸡、花卉苗木、高山蔬菜等为主的立体化生态农业开发格局。出台鼓励发展生态高效农业的政策, 构建立体化生态农业开发格局。如在山地开发有机笋、有机茶, 在平原种植无公害稻米, 在河网养殖优质水产等。面向沪、杭等大都市需求, 建立绿色农产品基地60余个10万余亩, 31个农产品被命名为国家绿色食品。通过绿色和有机认证农产品产值达3.7亿元, 占主要农产品的32.2%, 高效生态农业产值年均增长15%以上。其中安吉白茶被列为国家原产地保护产品, “黄浦江源”牌冬笋被列为省首批28个绿色农产品。当下, 安吉以建设高效化的生态农业为总目标, 通过实施产业升级工程、品牌培育工程、竞争力提升工程、生态环境改善工程和科技兴农工程, 进一步做强笋竹产业、做精白茶产业、做大畜禽产业、做深种子种苗产业、做亮观光农业, 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规模化、产业化和品牌化, 打造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县。

其次, 通过建设西苕溪源头区、中部丘陵区、平原区三大农业功能区;白茶、蚕桑、休闲农业、毛竹等四个万亩农业园区, 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壮大主导产业优势, 扩大特色产业规模, 提升品牌价值, 显著提高了农业组织化程度, 培育了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实现了资源整合、经营联合、产业融合。安吉把许多地区所忽视的生态资源转化成了资本, 大力发展农业三产化, 把有限资源利用最大化, 让农民分享到了第三产业的资本收益, 使农民转向靠三产增收, 而不是靠一产增收, 产业发展融合度进一步增强, 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

再次, 竹产业是安吉农业经济的“龙头”, 安吉实施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开发竹产品, 致力于产品的升级换代;第二步是实施全竹利用, 发展高效循环经济;第三步是扩大产业规模, 构建产业集群。从单纯的种植毛竹, 到发展竹加工业, 再到利用天然的风景搞生态旅游, 安吉做足了竹子这篇文章, 形成了一产、二产、三产相得益彰、联动发展的格局, 真正实现了因竹而富、因竹而美。竹子的深加工, 突出“全竹利用, 高效利用”的思路, 使得毛竹的利用率达到100%。如今, 安吉对竹子的深加工能力和水平已经走在了国内、乃至世界的前列, 如从竹叶中提取“竹叶黄酮”, 做成降血脂和血压的竹啤酒、竹饮料等等。自1996年以来, 安吉开发出的竹叶黄酮系列产品、竹叶高氧化剂、竹醋液、液态肥、重竹地板、数控竹机械等新产品达到34种之多。并且与科研院所合作, 在全国率先研发出竹纤维产品, 使竹子制成衣服的梦想得以实现。如今, 安吉县共有竹产品及配套生产企业2300余家, 规模以上企业有150余家, 竹产业已经撑起安吉经济的“半壁江山”, 以全国1.5%的立竹资源创造了全国近20%的竹业产值, 竹产业已经占到全县农民收入的60%以上。创立竹量、商品竹年产量、竹业年产量、竹制品年出口总额、竹业经济综合实力5个全国第一, 打响“绿色地板、安吉标准”区域品牌。

2009年安吉被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首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实践了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推进生态立县和生态强县的发展方式, 揭示了特定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规律, 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

二、工业经济“集中、集约、集聚”

为了“生态”、“高效”和“优质”的目标, 安吉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发展, 减少传统低小散项目, 放大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乘数效应, 坚决淘汰消除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具体做法:一是推进企业集中, 所有企业全部集中进园区;二是推进产业集聚, 提升运营效率、节约土地和公共设施成本;三是推进要素集约, 特别珍惜土地资源。强调产业的“亩均产出率”、建筑容积率和开工投产率等“三率考核法”, 引入项目建设强制性标准。当下, 安吉正以经济实力的提升为核心, 以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为手段, 通过重点打造两大世界制造中心 (世界椅业制造中心、世界竹产品制造中心) , 壮大三大新兴产业 (绿色食品、机械五金、新材料) , 培育两大高新技术产业 (新型医药、电子信息) , 促进主导产业的提档升级, 壮大新兴产业, 筛选100家有发展后劲的企业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建设“长三角”先进特色制造业集聚区。

转型升级成为椅业逆境增长的源动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 安吉县委、县政府突出可持续发展这一第一要务, 努力探寻保护生态与发展工业之间的和谐关系, 走集中布局、集聚产业和集约发展的路子, 特别是大力推动竹业、椅业两大传统产业高新化, 促进产业链向两头延伸、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生态链向循环再生。2009年,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之下,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加大技术创新政策鼓励力度, 加快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加大区域品牌宣传力度, 提高龙头企业品牌建设的支持力度;安吉众多椅业纷纷整合资源、拓展产业, 集聚政府资源, 扶优扶强, 通过企业结构调整, 形成规模效应, 提升产品档次;同时加快国外新兴市场拓展, 有序拓展国内市场, 建立安吉国际家具会馆,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受理了“安吉椅业”集体商标注册申请, 为安吉区域品牌的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对提高椅业整体竞争力, 塑造安吉椅业集群整体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一五”期间, 按照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 安吉的东北部是以发展工业为主, 根据“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和浙江省建设环杭州湾大产业带的宏观背景, 结合全县生态立县战略的要求和大交通网络的走向, 安吉构筑起以“梅溪—高禹—递铺—孝丰”为中心的制造业产业带。以城北新区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和大企业集聚区, 包括阳光园区和健康产业园, 依托已形成的良好区位优势和较强的综合配套能力,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新型医药、绿色食品等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引进大、好、高项目。以塘埔康山工业功能区为中心的传统产业提升集聚区, 包括孝丰工业功能区和城西新区, 依托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基础, 重点发展椅业和竹产业,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的提档升级。以天子湖工业园为中心的新兴产业发展集聚区, 包括梅溪、高禹、良朋工业功能区, 依托今后良好的交通条件和丰富开阔的土地资源, 重点发展新材料和五金机械产业, 加快新兴产业的形成和集聚。

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生态工业, 以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环保型为导向, 通过倾斜技改资金、优惠进入专业工业园、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前置审批和落实“三同时”等措施。近10年来, 安吉瞄准新型医药、特色机电、绿色食品、太阳能光伏四大产业方向, 积极引进产业集群和块状实体, 打造全省重要的新兴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产品从传统的中成药、医用敷料向抗癌类、保健类等9个方向全面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初步形成。近三年来, 盘活土地3000多亩, 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新产业投资占比每年在45%以上, 首次引进2个逾10亿元工业项目, 超亿元企业达到48家, 其中超5亿元7家、超10亿元3家。“无中生有”的椅业是安吉的一个绿色产业奇迹:从1982年研发成功国内第一把五轮转椅并推向市场, 近30年来, 安吉椅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 2011年, 安吉椅产业拥有企业755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8家, 拥有中国驰名商标6个, 省著名商标8个, 省名牌产品6个, 发展到7大系列500多个品种, 年产6000万把, 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占国内市场1/3以上份额, 产销量居全球首位, 纳入省级现代产业集群示范区。

三、休闲产业“品质、品位、品牌”

安吉紧紧围绕“品质、品位、品牌”的建设思路, 发挥山水资源优势, 加快发展现代都市生态旅游农业, 精心建设10个产品特色鲜明、竞争优势明显、品牌效应突出、经济效益领先的特色农业精品园;规划建设5个基础设施完善、农业高效示范、田园风光展示、农史农具展览、旅游休闲观光、农村生活体验、主题特色鲜明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包装开发具有农事采摘经验、科技教育示范、品牌效应突出的2个休闲旅游农产品, 乡村旅游蓬勃兴起。

完成旅游业向休闲产业的转型, 休闲设施完善、休闲项目多样、休闲环境优化、休闲消费合理、休闲市场广阔、休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内最具活力、品牌的大众休闲旅游目的地、大都市人群的第二居住地、休闲度假胜地和区域总部经济 (创意经济) 的发展高地, 使休闲经济发展成为安吉的优势产业、富民产业和生态产业。初步建成休闲经济大县, 成为长三角最具活力的休闲度假胜地。在安吉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中, 西南山区是发展休闲旅游业为主, 以生态建设的成果为基础, 经营环境、经营村庄、经营品牌, 真正实现了生态资源的资本化、休闲化发展, 休闲经济发展形成“一核、三区”呈扇形展开的格局:“一核”即以县城为中心, 着力打造环灵峰山休闲度假区块, 把孝丰连成一片, 形成休闲城市的功能区、旅游休闲的集散地及休闲经济发展的大本营。在“一核”中加强馒头山、凤凰山、凤凰湖、龙山一带的山地风景人居休闲带和沿浒溪至中南百草园、古安城一带的现代娱乐休闲区建设, 丰富完善“一核”的内容。“三区”———三大区块是发展休闲经济的重点区域:一是天荒坪大景区区块, 包括山川、上墅等乡镇, 以观光休闲为主;二是黄埔源区块, 包括章村、报福、杭垓等乡镇, 以拓展休闲为主;三是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休闲区区块, 以皈山、西亩、鄣吴、安城等地为开发区域。

一批旅游综合体初具规模, 形成了天文观测、高山滑雪、生态影视等特色景点。据有关部门统计, 2012年1至2月安吉接待的游客数量已经突破76万人次, 休闲产业的“三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

四、循环经济“低耗、低排、高效”

以政策创新为先导, 以技术创新为支撑, 以制度创新为保障, 注重产业的循环链接与节能减排。启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重点抓主要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 推进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加快竹产业循环经济建设, 在全国率先开展竹木制品行业污染治理, 竹屑等肥料利用率达到100%。目前竹产业的开发深度已经覆盖根茎枝叶、延伸一二三产, 形成从一产到三产的产业链,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生态环境变好了, 一些好项目也纷至沓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型医药、太阳能光伏等低污染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香溢二期、中南百草园二期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医药、绿色食品、特色机电等新产业投资比重和产值贡献率明显提高;一批大好高项目相继入驻, 陆续引进了以永宁尔、华特斯、亚丽斯等为代表的纺织业领军型项目, 形成了以亚太机电、路德坦摩、中力机械、正强万向节等为标志的汽摩配产业;传统产业加快提档升级, 推进了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2010年, 全县共有588家企业纳入规模工业年报统计范围, 规模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300亿元, 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效益, 比上年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全县工业经济跨上新台阶。

安吉把实施品牌战略列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举全县之力提升区域品牌竞争力, 对积极打品牌、创名牌、重视自主品牌建设的企业予以奖励;并在项目立项、技术开发、用地用电、信贷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安吉出台了多个品牌扶持文件, 拨出专项资金奖励创牌企业, 对工业、服务业、农业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省、市著名商标分别奖励50万元—100万元和10万元、2万元;对企业境外注册国际商标按实际费用的50%予以补贴。据安吉县工商局统计, 近3年来, 安吉县共兑现企业创牌奖励资金805.46万元。目前安吉县已注册商标2500件、国际注册商标519件, 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0件, 浙江省著名商标17件, 湖州市著名商标75件, 浙江省椅业专业商标品牌基地1个, 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级品牌为龙头, 省、市级品牌为主体的“金字塔”品牌梯队。

概括说来, 安吉生态经济的发展, 经历了“环境资源化, 资源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阶梯式发展, 鲜明地反映了安吉人民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上的三大转变。让人们从生态保护中受益, 让经济在在生态保护中发展, 已经成为安吉全体人民的共识。实践证明, 安吉走“生态立县”的发展路子是因地制宜的正确选择, 也是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注: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全球视阈下的浙江省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研究———以安吉县为例” (编号:12YD10YB) 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王旭烽、宣裕方、任重、周新华: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模式”研究[R].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 2011.

[2]安吉大竹海, 融入长三角——安吉县林业局努力建设“生态安吉”[N].浙江政报, 2003 (23) .

[3]陈国金、朱永法:论竹产业发展与安吉新农村建设[J].福建林业科技, 2008 (2) .

[4]高旭红:安吉县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6.

[5]于立:创立一个中国式的生态发展模式:安吉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0) .

浙江省县域 篇7

一、县域教育的发展契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宁海地处浙东沿海中部,辖18个乡镇(街道),总人口61.6万。现有中小学校82所,其中小学51所,初中18所,普通高中7所,职业高中5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教师进修学校和电大各1所,幼儿园146所,镇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18所。共有在校中小学生81386人,在职教职员工4939人,小学、初中入学率、巩固率均保持在100%。

从全国来看,宁海的经济发展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在经济整体发达的沿海地区,宁海的经济情况相对薄弱。这种特殊情况决定了宁海县域教育的发展状况兼具了内地与沿海的诸多特点。作为社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也作为事物的客观存在,笔者认为县域教育的发展也必定契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县域教育发展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我国,县域发展从属于整个国家的整体规划和全局形势,但是,由于县域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县域教育的发展也表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即每一县域的教育都在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引领下发展,表现出时代共性,又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地方政策的不同而具备诸多的特殊性。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社会经济对县域教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也就造成了我国县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再次,县域教育的发展呈现出量变与质变的渐进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考察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县域教育每次出现整体品质的提升都是基于一个阶段的量变的积累。从经验看,宁海已经历了教育“两基”和“强县”的评估,到2014年已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国家级验收。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在历任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和全县人民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全体教育工作者艰苦奋斗取得的。除此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依靠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以,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要获得质的提升,绝非一蹴而就的,而必须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积累方能实现。最后,县级教育行政管理的主观努力可以对其发展轨迹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决策,包括教育发展的规划、教育发展的目标、教育发展的投入以及相关领导发展教育的决心,都会对县域教育的发展速度、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性的哲学观点。

二、县域教育新常态的哲学理解与现实界定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县域教育新常态就是县域教育在经历一定时期的发展后,逐步实现量的积累,从而实现整体品质的提升,实现新的突破,达到新的高度,并在新的水平上形成适应新时代,及时接纳新事物、新思想的极具活力的动态系统。

从现实的角度看,以宁海为例,我们所言县域教育新常态,就是在宁海现有教育发展水平上再次突破,从而达到更高的发展层面。目前,宁海已经全面完成“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的建设并顺利通过教育部的验收,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省教育现代化县”的建设,并努力创建一个包括“教育现代化”在内的与时俱进的,能够不断融合新理念、新技术且开放高质的教育新格局。所以,笔者认为,县域教育新常态就是一个动态系统,它具有极大的活力,能够随时主动吸纳一切有利于教育发展、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新理念、新事物、新技术。

三、高位突破,争创一流,努力创建县域教育新常态

(一)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指导,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县域教育的现有条件是新常态创建的基础,每一次教育品质的提升,均应把前一阶段的教育发展视作量的积累,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实现品质的再次提升。宁海县在历经几年的创建“教育均衡县”过程中,通过“强化区域统筹,夯实均衡发展的基础;推进机制创新,不断增强均衡发展的活力;注重质量立校,全面提升均衡发展的内涵;狠抓队伍建设,着力构筑均衡发展的人才高地”等措施,全面实现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的整体升级。这为宁海教育新常态的创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宁海正在努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县”的建设。必须强调的是,宁海“教育现代化县”建设是新常态创建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内容或目标,教育新常态涵盖了“教育现代化”建设。如前文所说,教育新常态是一个动态系统,它能够主动吸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所有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新内容。

(二)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绘就县域教育发展蓝图,重视社会意识反作用的充分发挥

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使教育适应于时代,就必须不断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所以,作为对县域教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做到两点:一是停不得,我们不能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睡大觉,而必须时时警醒,推进教育继续向更高层面发展;二是急不得,教育发展必定是一个基于现有条件的渐进过程,任何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行为一定会失败。宁海县在建设“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的过程中,在2013年就制定了《宁海县创建省教育现代化县三年行动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创建工程,继续抓好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力推动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切实维护校园安全”,这些措施既是充分考虑现实,也是为促进宁海教育向前发展积蓄力量。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几年下来,创建成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多欠缺。2015年是创建“省教育现代化县”的冲刺之年,我们将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促进宁海教育又一次质的飞跃。

(三)善抓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牢固确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

在创建县域教育新常态、推进“教育现代化县”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是基础,更是关键。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包括两点。一是我们要搞“人”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要培养心智健全、人格完善、善于生存的一代新人。当然这种培养要基于课堂教学,基于学校教育。二是我们要搞“社会”的教育。教育并不是超脱社会的单独存在,它是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所以教育的第二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人”,就是培养能够融入社会、具备一定的能力并对社会有用的人。回到教育现实中来,就是我们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在狠抓教育教学质量的具体实践中凸显现代教育理念,不能将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异化为对考试分数的要求。

(四)以历史的、具体的观点分析问题,努力促进教育手段多样化

教育手段是实施教育的基本途径。笔者认为,教育手段的多样化至少应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继续保持传统的有效的教育教学手段的运用。中国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留存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例如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例如传统教育中非常注重的朗读,这些被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教育教学手段我们要继续发扬。二是教育手段的现代化。现在一说起教育手段现代化,人们就认为是多媒体技术。其实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不仅仅是多媒体技术,也包括了脑科学、现代心理学等应用技术在内的诸多现代科学技术,还包括一些超脱于课堂的教育教学手段,例如慕课技术。所以,教育手段的多样化是在传承基础上的革新,这是需要我们去不断学习和探索的。教育应该成为现代技术应用的前沿领域,凡是已经被证实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技术,我们都应该主动学习并努力加以应用。顺便提一下,我们的教师培训工作更应走在科技发展的前头,及时了解科技发展动态,帮助广大教师及时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唯有如此,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跟得上科技的发展;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

(五)关心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及其工作境遇

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此可知,我们宁海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必定依赖于宁海最广大教师群众的默默奉献与坚守。因此,必须下大决心关心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及其工作境遇。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在教育中表现为师资队伍。教师是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态度、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其教育教学活动的效果。因此,在县域教育新常态的创建中,我们必须非常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根据宁海的实际,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大力促进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各类名师与骨干应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取得一流成绩,真正发挥水平,以信服于广大教师,引领广大教师更好地教书育人。宁海县现拥有一支结构比较合理的名师骨干队伍,应将这支队伍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他们来引领教育、引领教学,真正成为活跃在教师身边的示范者。二是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一线教师群众,这是宁海教育发展最为厚实的基础。在发挥名师骨干作用的同时,要想方设法地激发最广大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他们的待遇水平、政治地位并为其创设更美好的职业成长前景,让他们自始至终都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也热爱生活,这是我们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任何时候都应高度重视。

(六)以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观点推进法治教育建设进程,全面提升教育领域法治化水平,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县域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相应地我们的工作重点与工作措施也会有所变化。首先,在思想上要强化教育系统的职责意识,加强服务型教育体系建设,让学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其次,在内外关系上要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探索实施教育管、办、评分权机制,进一步发挥社会、公众第三方的参与作用。再次,在教育系统内部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建立健全权责运行流程图与事中事后监督制度,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部门权责体系。

浙江省县域 篇8

一、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分析

阿城2006年8月由县市改区, 这里考虑本文研究是到2006年底的, 故不把它考虑在内。

通过观其极差和标准差序列图, 可以非常清楚看出, 黑龙江省县 (市) 人均GDP差异随时间推移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但是在2004年以前, 各区域之间绝对差异呈缓慢扩大趋势, 极差年平均扩大幅度为11%, 标准差为13.1%。2004年后绝对差异扩大趋势加快, 在2004-2005年这一年中, 极差和标准差值陡然增大, 年扩大幅度分别为33.64%和21.71%。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不断扩大, 1995-1997年差距有所变小, 1998年最发达地区和最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出现一次大的增长, 1998年, 差距没有明显的增加, 标准差反而有所减少, 但进入21世纪, 标准差指标又出现陡增状态, 之后一直在增长, 而经济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的差距也在扩大, 到2004年出现陡增状态。

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极为相似, 但前者的变动幅度要大一些, 总体看来, 1994-1997年之间, 相对差异变动小一些, 1998年达到一个峰点, 1999年有个小的回落, 但之后一直在攀升, 根据库兹涅茨关于“区域收入差异的变化形式大致呈倒U型”, 的假说, 现在这种情况处于倒U顶端或正走向顶端, 是在经济发展的中前期阶段。

二、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综合分析

(一) 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全面性、简明科学性、灵活可操作性原则。文本选取了2006年黑龙江省64个县市的22个经济指标数据。22个经济指标分别是:地区生产总值 (X1) 、地方财政收入 (X2) 、财政支出 (X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4)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X5) 、第一产业产值 (X6) 、第二产业产值 (X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X8)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X9) 、人均消费品零售额 (X10) 、中小学入学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X11)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 (X12) 、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收入 (X13) 、经济密度 (X14) 、第三产业增加值产业占GDP比重 (X15) 、城镇化水平 (X16)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X17) 、土地面积 (X18) 、人口数 (X19) 、人均用电量 (X20) 、公路密度 (X21) 、耕地面积 (X22)

(二) 因子分析

通过统计软件SPSS16.0对原有数据的KMO检验检验统计量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分析结果可知:KMO统计量等于0.748,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方法的计算步骤, 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SPSSsoftware对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公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 (如表1) , 可看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4个, 并且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83.118%, 能够较完整的反映原有因子的实际情况, 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用Varimax法对提取的4个因子进行旋转, 得到4个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旋转后得出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 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人口数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 因此第一个因子可命名为经济实力因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经济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产业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中小学入学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人均用电量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 因此可命名为平均水平因子。公路密度、耕地面积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 命名为资源环境与基础设施因子。城镇化率、土地面积在第四个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 命名为城市化水平因子。

(三) 在因子分析基础上的聚类过程及其结果分析

下面将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对因子分析中新产生的4个变量对黑龙江省64个县 (市) 进行聚类, 并按4类进行划分。按从高到低来分, 第一类为绥芬河市, 第二类是肇东市, 双城市, 尚志市, 安达市, 宾县, 第三类是富锦市, 嫩江县, 虎林市, 密山市, 讷河市, 海林市, 五常市, 宝清县, 逊克县, 其他县 (市) 为第四类。

三、对黑龙江省县域的协调测度

以上经济实力因子、平均水平因子、资源环境与基础设施因子、城市化水平因子四个因子系统分别基本上能反映原来变量的主要信息。通过回归法得到的因子得分, 对各个地区的不同各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正功效处理 (其中系统稳定临界上、下值分别以研究年最大值和94年最小值为参照) , 得到对各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 并借鉴物理学中容量偶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 推广得到的多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 得出:

这里协调度值大部分都处于 (0.3, 0.5) 之间, 故处于拮抗阶段, 相互之间有所抵抗, 而耦合协调度值16个县市处于中度失调, 8个县市处于濒临失调, 绝大部分处于轻度失调,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县市之间的经济差异, 如果系统之间能够有效的融合,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四、黑龙江省县 (市) 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 提高认识

区域经济差异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而且在区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后都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 黑龙江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但是目前仍属于欠发达省份, 落后于经济发达省区, 尤其对于县市一级。分析得出除经济实力因子的其他因子系统都有较低载荷, 耦合协调度处于低水平, 区域经济差异较大, 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积极采取措施

一是注重要素投入, 尝试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要素, 一些地区像医生、教师、科研人才短缺, 现有人员技术匮乏, 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二是政府需要对一些弱势县市给与政策倾斜支持, 尤其在交通、邮电通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利用增加福利或等引导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排名落后的县市进行生产、生活;在各县市中挖掘有潜在优势的县市, 建工业园和农业综合实验示范基地;对农用和污染小、收益好、促进就业的工业项目进行投资支持。三是提高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 从上面得出城市化水平因子的载荷量非常低, 农业现代化水平工业化水平也不高, 都是其落后的原因, 抓住关键进行总体规划, 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摘要：以黑龙江省1994-2006年统计数据对黑龙江省县 (市) 区域经济差异状况进行分析, 其结论是:黑龙江省经济仍属于欠发达省份。尤其是县市一级, 区域经济差异较大, 耦合协调度处于低水平, 其中16个县市耦合协调度值处于中度失调, 8个县市濒临失调, 绝大部分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黑龙江省政府应提高认识, 注重要素投入, 尝试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要素;对一些弱势县市给与政策倾斜支持, 尤其在交通、邮电通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抓住关键进行总体规划, 加快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