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价值（共8篇）
商誉价值 篇1
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我国沪深两市1510家上市公司共确认商誉6427.75亿元,有80多家公司的商誉占权益的比重超过50%,部分公司已达200%,创下历史新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商誉减值正在逐步显现。汇冠股份(300282)、五矿稀土(000831)、蓝色光标(300058)等多家上市公司由于收购标的不达预期甚至亏损从而计提大额商誉减值,业绩、股价与并购初期几乎云泥之别。市场不禁质疑,商誉的变动如此频繁,是合理的市场行为还是存在泡沫?
一、商誉的困惑
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商誉开始出现在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且随着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确认商誉的公司数量、总额以及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并购及其产生的商誉对财务数据、投资者决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通常认为,商誉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是未来可能取得的超额收益,但由于交易场所、支付方式、估值模型等不同,商誉的确认及减值准备的计提也不尽相同。
例:A上市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并购非同一控制下的B公司。B公司的净资产账面值为500万元,可辨认净资产评估值为2000万元,公司整体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2亿元。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并购方式:第一种,A公司以“协议收购+对赌”方式,向B公司股东支付现金2亿元购买其100%股权;第二种,B公司股权已在产权市场交易,A公司支付现金3亿元购买B公司100%股权;第三种,A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取得B公司100%股权,合并日A公司的股价已被市场炒作至50元/股,最终计算需发行的股票总额为10亿元。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CAS 20)的规定,第一种方式下A公司可确认商誉1.8亿元,第二种方式下A公司可确认商誉2.8亿元,第三种方式下A公司可确认商誉9.8亿元。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企业的并购,仅因为交易市场、支付方式的不同,就导致商誉确认产生巨大差异。
商誉的确认已十分复杂,而对于商誉减值的处理,更加不易理解。假定B公司收购后业绩未达预期水平,则上市公司可选择做以下处理:
1.不减值。
理由如下:亏损发生在业绩承诺期内,已取得现金补偿及赔偿;亏损仅是短期现象,长期依然看好;B公司虽然亏损,但合并后的协同效益使得集团的效益提升、成本下降。
2.摊销减值。
理由如下:商誉中的经济利益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实现,特定项目完工,特定商誉也应当不复存在。
3.评估减值。
A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并购资产重新评估,按其结果计算减值。
4.全额减值。
理由如下:亏损就表明商誉不再存在,应当全额计算减值。
可见,不同企业对于商誉及其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试图从会计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和探寻商誉会计处理思路。
二、商誉会计的理论沿革
(一)商誉会计的理论基础
商誉只在一家企业并购另一家企业时产生,通常体现为购买价高于被并购企业价值的部分。美国会计学家亨得里克森(E.S.Hendriksen,1965)在其专著《会计理论》中对商誉的性质做出以下三种解释,称作商誉的“三元理论”:(1)对企业好感的价值。(2)超额收益价值。人们之所以认为一个企业有商誉,是因为这个企业能够较为长久地获得比其他同行更高的收益,因此商誉等于企业整体价值与单项有形资产及其可辨认无形资产价值总和之间的差额。(3)总计价账户论。该理论认为商誉是企业预期未来利润的折现值与正常投资报酬之间的差额。
(二)广义商誉的构成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99年制定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41号——商誉与企业合并》(FASB 141)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42号——商誉与无形资产》(FASB 142)认为,广义的商誉由六个要素构成:(1)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在收购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即净资产公允价值增值。(2)被收购企业未确认的其他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未入账的无形资产等)。(3)被收购企业存续业务“持续经营”的公允价值。它表示被建立的业务按净资产有机结合比单独购置这些净资产获得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这种价值根源于企业净资产结合的协同效应以及与市场不完善有关的因素。(4)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预期协同效应的公允价值。由于不同的兼并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因此具有不同的价值。(5)收购企业由于报价的错误而多计算的金额,如利用股票市价所计算的收购价格通常含有极大的水分。(6)收购企业多支付或少支付的金额。例如,在企业兼并谈判过程中由于竞标等原因,会出现多支付的现象。
而只有第三个要素和第四个要素才是“核心商誉”(core goodwill),即商誉仅指被购买企业事先存在的自创商誉和并购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三)商誉会计的发展
考虑到可计量性及其他原因,2005年FASB在商誉确认问题上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达成一致,将商誉定义为不可单独辨认和确认的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与上述六要素中的第一至四个要素内容基本一致。商誉金额等于合并日被合并方的整体公允价值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因此可将商誉的确认问题转化为公允价值的确认问题。
由于商誉与公允价值紧密相关,这就使得企业不能使用历史成本法对商誉进行后期计量,只能在各个时点对公允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因此IASB、FASB均规定,企业应当在固定时点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FASB还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如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监管当局采取重大不利行动、关键雇员的流失等,企业也可以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就是对商誉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则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由于市场中原有并购业务的沉淀、新并购活动不断发生、并购规模不断扩大、并购企业形态不断变化等原因,商誉公允价值的测算高度复杂、代价高昂。FASB 141和FASB 142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对商誉进行定性判断,如果判断公允价值不是很可能(可能性大于50%)小于账面价值,则不需要进行减值测试,但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财务状况、股价下降等多因素对商誉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完整、准确的披露。
三、A股上市公司商誉问题的成因
从上述理论发展可以看出,国际商誉会计仍处于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中,基本思路则是通过限定商誉范围和计量方式、增加披露内容,从而尽量减少商誉的人为操控以及对投资者判断的影响。与国际商誉会计相比,我国A股上市公司商誉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仍突出。
CAS 20明确规定:商誉是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而国际商誉会计认为,商誉是被并购方的整体公允价值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这个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也许CAS 20制定的初衷是在公允价值体系尚不健全的环境下,便于企业对企业并购业务进行核算,但实践表明其中蕴含巨大的风险: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费用都可以直接计入商誉,使得商誉最终成为一个只是用于做平资产负债表的账户。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期后计量:由于企业合并成本是以合并方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及直接费用进行计量的,本质上是历史成本,而并购日后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如果仍然采用“合并成本-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公式对商誉进行重估,由于此时的合并成本不可能重新计量,商誉减值测试与初始计量已失去可比性,则基于盈利预测、净现金流折现等的商誉后续计量毫无意义,这就是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千差万别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并购业务的复杂性使得商誉的范围本身存在较大争议,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较为笼统,使得企业利用商誉粉饰报表、平滑利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基于此,建议从计量和信息披露两方面予以完善。
四、商誉的公允价值计量
2014年1月,我国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CAS 39),明确了公允价值的优先层次、细化了计量的方法和披露要求,并明确规定该准则适用于企业合并事项。综合CAS 20、CAS 39等具体准则的相关要求,对商誉的公允价值计量可做如下处理:
(一)商誉的初始计量
企业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商誉时,首先应区分合并成本与交易价格、可辨认净资产;其次识别相关资产的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获取并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假设;然后根据可以合理取得的市场数据和最佳信息,将输入值划分为不同层次,最终选择最为公允的估值技术。其中,输入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给相关资产或负债定价时所使用的假设,包括可观察输入值和不可观察输入值。
1. 可辨认净资产与新增无形资产。
由于大多数企业合并是以企业整体价值计价,而可辨认净资产仅仅是交易的一部分,因此在分配合并成本前,需要先区分整体价值与可辨认净资产。根据CAS 20,除无形资产外的资产确认条件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而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是“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在确认商誉和可辨认净资产前,应先判断被收购企业有无满足上述条件但未确认的无形资产,将其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后,再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商誉。可见,商誉=合并成本-无形资产-其他可辨认净资产。
据此,企业在计算企业整体价值与可辨认净资产的差额时,如果存在专有技术、特许经营协议等可识别因素影响,应优先考虑将其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而不是商誉。
2. 识别主要市场与市场参与者。
CAS 39要求,企业应当判断被收购资产的最佳用途,在综合有无政策障碍、行业细分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评判能够进入的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并采用市场参与者的假设来计量公允价值。企业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只能考虑共性特征和风险,而不应考虑自身假设;只能考虑保持持续经营状态下的估值,而不应考虑合并日后改变用途所带来的收益。
据此,制造业企业对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时,如果最有利的市场及市场参与者多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则应当按房地产开发的假设和模型进行估值;反之,如果某工业区地块在产权交易所的市场参与者主要是工业企业,即使拟购买该区域土地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也不能按住宅地产销售模型进行估值。
3. 确认公允价值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活跃市场的交易价格。如果企业合并前乃至合并完成后,被收购公司的股权均能够在某公开的活跃市场进行交易,则应当优先使用该层次输入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且通常不应进行调整。
第二层次:类似资产的市场价。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容,大部分行业特别是其中的龙头企业已具备相对活跃市场和活跃报价。企业应根据相关企业特征,设置股本、市场占有率或某些行业数据等可观察输入值对类似资产的市场价进行调整,作为公允价值计量依据。
第三层次:不可观察的特定估值。公司采用内部数据、预测数据等进行估算,这一层次输入值只有当相关资产很少存在市场交易并导致无法取得相关可观察输入值时才能使用。但即使使用,也应当选择能够使更多参与者理性接受的市场数据或假设前提。
数据显示,我国2010~2015年完成的企业合并中有60%以上通过协议完成收购,而其中多数仅仅使用第三层次输入值,部分估值甚至仅依据内部的盈利预测、业绩承诺或对赌。显然,这样的交易价格并不公允,由此计算出的商誉必然存在较多水分。而优先使用第一、二层次输入值的好处在于,即使商誉金额较大,商誉的确认乃至后续计量,公允价值也始终可以观察,从而保证计量的平稳性和一致性,使商誉能够反映其真实状态。
4. 特殊行业的公允价值估值。
现实中动辄数百倍的市盈率、令人瞠目的业绩承诺往往出现在一些新兴行业或轻资产行业,比如网络游戏行业、影视文化行业等。这些行业周期短、利润变化快、风险影响大,交易价格受人为因素影响多,较易产生超出净资产数倍的商誉。按照前述原则,企业在确定合并商誉时首先应判断是否存在可以识别和计量的无形资产,如版权、许可权等;然后寻找最有利市场和市场参与者,如2016年5月新三板上市的网游企业已达49家,影视公司已达76家,此外还可从做市商市场、直接交易市场获取可观察输入值;最后按可以合理取得的市场数据和最佳信息,确定公允价值计量的层次。
个别行业即使确实无可利用的市场数据,最终采用第三层次不可观察输入值,也只能使用可信任的数据,并充分考虑风险。如网游的估值应主要依据在线时间、下载量等可验证数据,在分析游戏所处的生命周期时,应在考虑通道风险、维护升级、同类竞争等的基础上进行估值;药品、疫苗的估值应考虑国家政策约束,以及研发、临床各阶段不同的风险特征。因此,企业在确定商誉的公允价值时,既不能以不切实际的设计值代替合理假设,也不能以对方的业绩承诺作为公允价值判定依据。
(二)商誉的后续计量和减值
商誉与被收购企业密切相关,随着合并双方由购买走向整合,商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合并后由控股合并转为吸收合并,或其他原因导致被收购企业注销;被收购企业业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被收购企业整体对外出售;因并购导致被收购企业私有化而终止上市等。这些都会导致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发生变化,最终体现为商誉的减值或注销。
1. 计提减值时的公允价值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CAS 8)的规定,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必须先按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后再进行减值测试。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大小,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如将被收购企业或业务整体视为一个资产,该资产分摊商誉后的公允价值大约等同于企业整体公允价值(按照CAS 39假定该企业或业务整体待售)。因此,商誉的减值可以从繁琐的计算简化为对企业整体公允价值变动的计量,而且与之前所述商誉的初始计量基础保持一致,保证了商誉的可比性。
2. 估值技术的一贯性与合理变更。
通常情况下,企业应该按照合并时的主要市场和输入值对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而CAS 39规定,当变更估值技术或其应用能够使计量结果在当前情况下同样或者更代表公允价值时,公允价值后续计量可以变更估值技术,并应按照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处理。
根据该原则,如果企业合并时由于无法取得相同或类似市场数据而采用第三层次输入值确认了商誉,随着活跃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的出现,企业后续计量时可以向上选择更高层次输入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但与之相反,如果合并前与合并后类似企业股权均存在活跃市场,企业进行减值测试时就不能向下选择更低层次输入值。因此,被收购企业未达盈利目标或亏损并不必然导致商誉减值,相反,被收购企业即使盈利,也有可能会发生商誉减值(活跃市场报价出现不可逆的下滑)。
3. 特殊情况下的公允价值处理。
由于商誉总是对应着相关的业务或资产组,当该业务或基础资产不存在时,商誉也应当一并注销。因此,非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可以单独确认商誉,但期末需要对相应的业务或资产组进行单独测试,如果该业务或资产组已无法单独识别或已发生转化,则商誉应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例如,企业吸收合并了若干项待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当这些土地如期转化成房地产开发产品销售完成时,商誉对应的业务已逐渐减少,企业应当于每年年末对剩余业务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并确认商誉减值。
对于影视、网游等特殊行业,最有利市场中市场参与者的报价已经充分考虑了业务周期和开发风险,在行业快速发展或陷入低谷前,其公允价值的变化也会通过股价、交易数量等提前体现。因此,此类企业更应保持公允价值计量的平稳性和一致性,密切关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的变化,迅速、及时地调整商誉金额,反映所收购业务的真实状态。
(三)商誉确认和计量时应考虑的因素
准则的制定是为了促使企业更真实地向外界提供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因此对商誉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判断和分析必不可少,而投资者也需要借助更多的信息理解单调的报表数字。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确认和计量商誉时需要综合分析下列因素:(1)宏观经济环境,比如投资区域是否存在政策限制、资本限制及汇率风险等;(2)产业市场,如产业市场是否受到政策性影响、企业在产业市场中的地位、产业法规的特殊限制等;(3)成本因素,如原材料市场是否存在垄断或被垄断,是否存在对人工的特殊需求,是否存在其他使成本显著低于或高于同行的情况;(4)整体的财务状况,包括收入或现金流与以往或预期相比大幅增减变动等情况;(5)市场估值变化,如行业整体平稳,但该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普遍下移等;(6)其他足以影响企业价值的事项,比如管理层的变动、关键技术人员的流失、重要客户的变化、潜在的诉讼风险等。
五、完善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由于并购业务的复杂性,仅仅解决商誉的计量问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相关的信息进行全面、准确的披露。
1.合并日信息披露。
包括以下内容:(1)被购买方的基本情况;(2)被购买方整体公允价值计量的层次;(3)公司报价与行业通常价格的差异及合理性;(4)未能采用活跃市场报价的原因;(5)使用的其他估值技术和输入值的描述性信息;(6)为本次合并所支付的合并成本,超出被购买方整体公允价值的差额及原因。
2.后续计量的信息披露。
除依照企业合并准则披露被收购企业自合并日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收入、净利润和现金流量等情况,合并后已处置或准备处置被收购企业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外,还应当披露以下内容:(1)减值测试是否与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保持一致;(2)被收购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与前一披露时点是否发生重大变化;(3)对被收购企业管理上的变化、政策和顾客群的变化等;(4)发生公允价值计量层次变化的,依照会计估计变更要求披露的原因及影响。
3.计提减值的信息披露。
如果公司经测试确认计提减值准备,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以下内容:(1)减值测试是否依照原公允价值计量层次进行;(2)未采用原公允价值计量层次的,说明原因及影响;(3)被收购企业整体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发生变动的原因;(4)与前一披露时点相比,被收购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5)商誉减值对未来经营的影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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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价值 篇2
【关键词】 商誉；巿值；价值相关性
一、商誉对上市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1.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的数据均来自新浪财经网上各个上市公司公布的季度报、半年报以及年报的数据，通过手工摘录及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和整理，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以及样本时间段详细情况如下表：
2.研究模型的确定
本文研究内容是商誉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高低的影响，顾名思义，商誉为本文的自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商誉的数字源自新浪财经网上各个上市公司公布的各个季度报表上商誉金额，用GW表示；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股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该公司的价值的大小，因此本文选取了各个上市公司每个季度股票的收盘价乘以各个公司在各季度末的股份总数作为企业的市场价值，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因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用EV来表示。
下面我们主要运用Eviews7.2软件考察该序列的统计特征。
3.实证分析
（1）商誉与企业价值的回归分析——实达集团
模型预检验
①平稳性检验
我们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回归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见下表：
通过观察我们看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实达集团的EV和GW的P值均远大于5%，说明两个变量具有不稳定性，变量的不平稳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我们对EV和GW进行进一步的一阶差分处理检验其平稳性，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在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序列都达到了平稳，接下来运用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回归。
②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结果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常数项和变量GW的概率为0，均低于5%水平，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自变量GW对因变量EV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62336.90和7.703339。同时我们看到F值为139.8185对应的概率为0，说明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实达集团公司的商誉对该企业的价值具有显著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EV=162336.90+7.703339GW+ ui 其中，ui为残差项（下同）
③回归预测
下面我们对上述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下图：
通过对上述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发现，预测的企业价值和实际的企业价值数值是有差别的，但是通过观察图1我们发现，两者具有基本上趋以一致的变动趋势，这进一步说明实达集团公司的商誉与该企业价值存在密切的关系，我们建立的回归模型是合理的。
（2）商誉与企业价值的回归分析——光线传媒
模型预检验
①平稳性检验
我们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回归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见下表：
通过观察我们看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EV和GW的P值均远大于5%，原始变量不具有平稳性，我们也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在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序列达到了平稳，下面运用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回归。
②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结果得，常数项和变量GW的P值几乎为0，远低于5%的显著性水平，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这也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271745和37.86346。而F值为25.18274，对应的P值为0.000089，说明变量间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光线传媒公司的商誉对该企业的价值也具有显著性的作用，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EV=1271745+37.86346GW+ ui
③回归预测
下面我们对上述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下图：
通过预测我们也可以发现，预测的企业价值和实际的企业价值两者之间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这说明光线传媒公司的商誉与该企业价值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3）商誉与企业价值的回归分析——信威集团
模型预检验
①平稳性检验
我们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回归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见下表：
通过观察我们看到，变量EV和GW的P值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原始变量不具有平稳性，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在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序列达到了平稳，下面运用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回归。
②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结果得，常数项的P值为0.5795，远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未通过t检验，自变量GW的P值为0，低于5%，通过了t检验，也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F值为104.8345，对应的概率为0.000000，说明变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信威集团公司的商誉对该企业的价值也具有显著性的作用，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EV=238.0519GW+ ui
③回归预测
对上述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下图：
通过预测分析，预测的企业价值和实际的企业价值两者的变动趋势趋于一致，这说明信威集团公司的商誉与该企业价值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商誉与上市公司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关联关系。通过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发现，所有公司的商誉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较大，均说明一个公司商誉大小会对一个企业的价值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应该考虑其公司的商誉水平。
其次，不同行业企业的商誉水平对该公司的价值影响大小不同。本文选取了所属于房地产、通讯以及传媒三个行业其中的三家比较大型的公司，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商誉对不同行业的公司作用具有差异性，其中对传媒行业的信威集团的价值影响最大，系数达到238.0519，其次是通讯行业的光线传媒，系数为37.86346，而房地产行业行业稍低一点。
企业并购中商誉价值的确认 篇3
一、企业并购中商誉价值的计价方法
(一) Hoskold法
此法由Hoskold.H.D提出, 其对商誉的价值的计算公式为:P0=R (F/A, I, n) / (1+r (F/A, i, n) ) , 式中, P0为商誉价值, R为每年末所获超额利润, n表示企业并购后可连续n年获得超额利润R;r为市场利率; (F/A, i, n) 为年金终值因子。此法即为超额收益现值法, 将预计n期的超额利润折现就是商誉的价值。西方企业普遍采用此法, 因为其考虑了资本的时间成本。
(二) 利润资本化法
其是一组以利润为基础确认商誉价值的方法, 其特点是不局限于一定的存续期限。商誉的计算公式如下:商誉价值=无形资产总值-可辨认的商誉以外的无形资产总值;无形资产总值=企业总资产现值-各项有形资产重估净值;各项有形资产重估净值=各项有形资产重估总值-各项负债总值利润年金。此法将商誉包含于无形资产之内, 已跟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相违背。
(三) 利润年金法
此法系英国人李克 (P.K.Leaker) 所创, 其计算基础仍是超额利润。此法的理论依据是:超额利润不能永久地保持经久不衰, 故首先应决定其可持续年限, 再按照一定的贴现率折算为年金现值, 其计算公式为:商誉价值=超额利润×年金现值因子。此法以年金现值因子代入计算。
(四) 比率法
此法是根据资本利润率的原理来计算商誉的价值, 即:商誉价值=年超额利润额/资本利润率。此法比较简单, 但准确度较差, 许多影响商誉价值的因素都未加以考虑。
(五) 商誉因子法
“商誉因子法”是在“商誉因素比例法 (郭克松, 1996)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商誉因子法”就是根据商誉的定义, 将影响企业商誉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 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对因子进行权数的估计。然后估计商誉在企业全部资产当中的比例;最后将企业的资产总值与商誉所占比例以及商誉中各因子的比例相乘, 就可以估算出每项因子的价值, 从而为商誉的计价提供参考依据。
“商誉因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 确定商誉的构成因子及其权数。根据商誉的定义, 找出企业商誉的构成因子, 再根据对企业的具体调查, 初步确定各个因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再根据其重要性确定其权重。当然, 不同的行业, 对各个因子权重的估计是不同的, 因为各因子在不同的行业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 (2) 确定商誉在企业全部资产当中的比例。这一步骤的完成, 需要对企业所在的行业进行调查, 确定行业平均利润超额部分的资本化。即首先确定行业的平均利润, 再估算所有行业平均利润, 二者之差即为该行业的超额利润。对超额利润求现值, 即为该行业的平均商誉。将此平均商誉作为企业的商誉价值, 并求出商誉在企业全部资产当中的比例。 (3) 将企业全部资产与商誉在资产当中的比例以及因子的权数相乘, 就能得出每项因子的价值。“商誉因子法”使商誉的大小直接与其构成要素相联系, 此种方法需要对企业和行业进行较全面的调查和了解, 行业不同则具体的计算比例和权数不同, 因此工作量比较大。在现实的企业并购过程中, 商誉的价值不是仅仅通过选取哪个计价方法就能最终确定的。上述的方法只是对商誉的价值进行初步的估算, 最终价值的确定还要综合考虑诸多的因素。
二、企业并购中商誉价值确认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宏观因素
宏观因素指并购企业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因素。首先, 当国际经济处于经济发展周期的不同阶段时, 相同的并购行为对商誉的定价就会有所不同。比如当经济处于复苏和繁荣阶段, 此时国际经济增长水平较高, 生产和消费的水平也较高, 通货膨胀率也较高, 从而并购企业对今后的预期超额利润率较高, 对商誉价值的估计就高。而衰退期和萧条期则相反, 对商誉价值的确认很可能会偏低;其次, 是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行业的发展水平也会对定价行为进行影响;再次, 企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影响到该行企业的商誉价值。如果行业的利润率较高, 则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比, 其超额利润R也较大, 从而使得商誉价格较高, 反之则低。据统计, 目前中国利润率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房地产中介服务,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这些行业的商誉价值更高于其他行业。
(二) 微观因素
要确定被并购企业商誉的最终价值, 除了考虑总体的宏观因素之外, 还需考虑微观因素。笔者将微观因素具体分为财务因素, 市场因素和管理因素三大类。
(1) 财务因素。财务因素是指被并购企业的历史和预期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如果企业并购前的历史财务状况佳, 财务信誉好, 融资渠道广, 有较高的利润率和较多的超额利润, 会使并购方对其进行较乐观的预期, 从而商誉的定价就会较高;反之则低。可以借鉴一些财务指标对其财务状况进行判断。一是ROA指标。ROA (Return On Assets) , 即资产收益率, 是评价企业总资产的收益水平的指标。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ROA=EBIT/ASSETS, 其中, EBIT为息税前净利润;ASSETS为总资产总额。该指标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的有关信息结合起来, 用以判断被并购企业的所有资产能带来的回报率的高低。该指标越高, 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高, 其商誉的价值也就越大。二是利润指标。汤湘希 (2009) 认为, 并购方可以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年度的利润表进行分析。可以分别计算出过去几年的平均利润, 或者确认该公司的超额利润;再预计该公司的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可以持续多少年, 从而作为确定商誉价值的标准。以平均利润或以超额利润为基础进行计算, 所得出的商誉价值会有所差别。
(2) 市场因素。市场因素是指市场竞争因素。在企业并购活动中, 当有多个并购企业进行竞争时, 被并购企业的商誉价值将会被抬高;而如果没有竞争企业争夺并购权, 则商誉价值被提升的空间较小。当被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较好, 有较高超额利润, 有较好的发展预期, 则该企业会吸引较多收购者的眼球, 此时的并购一般采取拍卖的方式, 让所有的并购企业参加竞拍, 此时, 出价最高的企业将得到并购的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企业会实行恶意竞拍, 哄抬收购价格, 这会扰乱市场秩序, 使真正的并购企业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由此可见, 市场的竞争因素也是影响被并购企业商誉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
(3) 管理因素。管理因素具体表现在并购的谈判能力上。目前我国针对商誉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还没有商誉价值确认方法的硬性规定。而不同的计算方法, 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有些结果甚至高低悬殊。并购企业在选择估算商誉价值的方法时, 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最终选取的计算方法对哪方更为有利, 则由的谈判能力的强弱来决定。首先, 谈判能力受到并购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如果二者为关联公司, 如母子公司, 则母公司的定价权利较大, 其谈判能力强。如TCL集团并购TCL通讯一例, TCL通讯通过与母公司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以被母公司吸收合并的方式退市。TCL集团吸收合并TCL通讯, 并通过IPO实现整体上市。在这种情况下, TCL集团的谈判能力就比较强, 因为二者为关联方, TCL集团为母公司。如果并购企业并非关联方, 则二者的谈判地位平等, 此时就要依靠各自的谈判能力了。其次, 谈判能力受到企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和谈判人员素质的高低的影响。企业管理层在管理工作中是否加以重视, 在具体的谈判的过程, 谈判人员要对对方企业有充分的了解, 抓住其软肋, 并尽量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并购对对方有利。另外, 谈判人员应充分运用语言、肢体等方面的技巧, 以期取得谈判的胜利。
三、结论
综上所述, 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对商誉价值的确定过程为:首先是并购企业通过谈判选择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计价方法。在方法的选取上, 每种方法都有优缺点, 并购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法, 但所选方法的最终确定, 需要的协商谈判;按找所选择的方法进行计算, 从而使完成对被并购企业商誉价值的估量;在此基础上, 并购企业再综合考虑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政策、行业政策, 以及被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 当时的市场竞争状况, 双方的管理能力等, 并对价值的估量值进行调整, 最终为商誉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从而顺利的实现企业的并购。
参考文献
商誉减值问题研究 篇4
摘要：结合美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商誉减值测试的三个变量即减值测试单元、减值测试计量属性和减值测试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较以前相关的会计准则规定而言，我国会计准则在商誉后续计量规范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个别规定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
关键词：商誉减值；公允价值；现金产出单元；报告单元；资产组
1商誉及商誉的减值测试
商誉通常被认为是某一主体具有“能获得超过正常投资报酬率的能力与信誉”，因此商誉是没有形态的，会计界曾习惯上将其划入无形资产的范畴。但商誉是一类特殊的资产，与一般意义上的无形资产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会计界对商誉的认识经历了“属于无形资产”到“独立的一项资产要素”的过程。
商誉的后续计量问题是商誉会计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商誉会计发展早期，商誉被认为是耗竭资产，因而应按时进行摊销。但近年来，不断有专家认为商誉既可减少也可增加，商誉的平均摊销不能充分反映并购业务的经济实质，因而商誉实施减值测试更能客观地反映商誉的经济实质。
2商誉减值测试的三个变量
商誉减值的计量取决于三个变量：减值测试的测试单元、减值测试的计量基础和减值测试的测试方法。
2.1商誉减值测试的测试单元
判断商誉是否减值的前提之一是确定测试单元。通常情况下，测试单元范围的大小圈定直接影响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结果。由于会计界对商誉会计问题没有一个公认的指导理论和比较一致的处理方法，测试单元的确定也有不同的方法。其中，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IAS36)中规定，商誉减值测试单元为现金产出单元(cash of producing unit)。现金产出单元是指从持续使用中产生的现金流入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所产生的现金流入，并且是能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美国FASB规定的商誉减值测试单元为报告单元(reporting unit)。SFASl42规定，报告单元是指某一运营分部或低于运营分部的某一层级(指某一部门)，它应符合下列条件：(1)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2)出具财务报告，(3)经营成果需考核。
比较以上规定可以看出，FASB的报告单元和IASB的现金产出单元在具体判断时可能存在交集，但两者的确定标准并不相同。FASB的报告单元的判断标准是需提供具体的财务报告，IASB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判断标准为能否独立产出现金流。从会计实务中看，报告单元相比现金产出单元更为合理。首先，确定最小现金产出单元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报告单元相比现金产出单元更为直观和易于确定。其次，商誉减值测试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报告体系服务的。FASB的测试单元直接和企业报告体系相联系，可为企业报告提供更为公允、可靠、高质量和透明的商誉减值信息。
再研究我国商誉会计的情况，会计准则规定，“为了减值测试的目的，企业应当自购买日起将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帐面价值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资产组的，应当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资产组的定义为“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它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由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资产组概念及认定标准基本上接近于IASB的有关规定。因而对我国的资产组来说，同样存在着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因此在资产组的认定时，准则规定同时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如市按照生产线、业务种类还是按照地区或者区域等)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这些补充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判断最小资产组合提供了指导，但仍给企业留下了较大的操作空间，使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认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利于提供更为公允、可靠、高质量和透明的商誉减值信息。因此，我国会计准则在商誉测试单元的确定上应借鉴美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我国经济中的实际情况做出进一步的修订。
2.2商誉减值测试的计量基础
国际上IASB在判断商誉是否减值时要比较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和账面金额。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销售净价与使用价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如果销售净价高于使用价值，可收回金额即为销售净价；反之则相反。IASB规定如下：
(1)销售净价是指在熟悉情况的交易各方自愿进行的公平交易中，通过销售资产而取得的、扣除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净价的方法主要有：①依据正常交易中的合同协议价；②活跃市场交易价减去处置费用；③同行业类似资产交易价。
(2)使用价值是指预期从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中形成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估计使用价值时需注意：①估计资产持续使用以及最终处置所带来的现金流量；②采用适当的贴现率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贴现。
美国FASB在判断是否减值要求比较报告单元商誉的公允价值和账面金额。关于公允价值的确定，SFASl42指出：
(1)活跃市场报价是最恰当的一种公允价值计价标准。
(2)单一权益性证券的市场报价不应作为报告单元公允价值的确定基础。
(3)如果市场报价未能取得，估计某一资产组合公允价值最适合的方法为现值法，并且现金流量的估计应建立在合理的、可支持的假设基础之上。
(4)除此之外，公允价值的确定还可采用同类资产的市场交易价或其他计价方法。
比较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关于公允价值的确定，FASB首推活跃市场报价，这与美国国内存在活跃的资本市场和资产交易市场密切相关；IASB则选择使用价值和销售净价较高者，在确定销售净价时也首选正常交易中的合同协议价，活跃市场报价位居次席。值得注意的是，就活跃市场报价计量而言，IASB要求减去交易费用，而FASB并没要求减去交易费用。另外，FASB认为单一权益性证券的市场价不应作为公允价值的计量基础，IASB对此没有作详细规定。
研究我国的情况，中国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帐面价值。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方法如下：
(1)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有法律约束条件的销售协议价格减去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2)没有法律约束销售协议的，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资产的市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
(3)在即没有法律约束销售协议，又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可以作为估计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的参考。
(4)企业按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以该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从上所述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规定类似于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原因在于美国存在着较为完善的活跃市场，它的公允价值定价首推活跃市场报价，但我国并不存在完善的活跃市场，因此，在决定公允价值时首先考虑合同协议价。另外，IASB的规定更有利于防止会计信息失真，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显得更为稳健。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关于资产减值计量属性的规定与国际准则的规定表达稍有不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销售净价与使用价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但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确定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即都按照正常交易中的合同协议价一活跃的市场交易价减去处置费用一同行业类似资产的交易价。
2.3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
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测试单元的确定。
如果商誉的减值在报告单元的基础上进行测试，那么测试方法采用FASB提出的两步法减值测试：第一步为比较报告单元的公允价值和账面金额。如果报告单元的公允价值超过其账面金额，即可判断商誉没有减值，不必实施第二步测试。反之，即可初步判断为商誉已减值，因而应实施减值测试的第二部即比较报告单元商誉的公允价值和账面金额以计量减值损失。
如果商誉的减值在现金产出单元的基础上进行测试，那么测试方法采用IASB的有关规定：企业首先应确定与现金产出单元相关的商誉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如果已确认，企业应比较商誉所属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金额，以判断是否发生减值损失。第一步。实施由下而上的测试，即：(1)确定商誉的账面金额能否合理分摊至查核中的现金产出单元。(2)比较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金额(含已分摊的商誉)；如果可收回额大于账面金额，即可初步判断商誉没发生减值损失；反之，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第二步，如果企业不能将商誉的账面金额合理地分摊至查核中的现金产出单元，企业应实施自上而下的测试，即：(1)确定商誉的账面金额能合理分摊的最小现金产出单元。(2)比较现金产出单元的账面金额(含分摊的商誉)与可收回金额，确认减值损失。
比较以上两种方法，FASB和IASB对于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区别。(1)FASB规定的两步减值测试法是比较报告单元的商誉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以确定商誉的减值损失。IASB测试法实质上是一步测试法，它比较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以确定商誉的减值损失。(2)IASB规定如果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较大时，所确认的减值损失首先应冲销商誉资产，余额部分再冲销其他资产。这种处理方法意味着IASB的减值测试法不仅仅适用于商誉的减值测试，也适用于其他资产的减值测试；FASB规定的两步减值测试法只适用于商誉减值测试。(3)FASB减值测试法的关键是公允价值的确定。其中包括报告单元的公允价值及报告单元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IASB减值测试法关键在于确定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
再分析我国对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我国的会计准则没有明确规定减值测试的具体步骤，只做出了指导性规定，即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帐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帐面价值(包含所分摊的商誉的帐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
商誉价值 篇5
一、银行商誉的内涵
16世纪中后期, 早期的商誉概念开始形成, 在当时, 理论界对此没有重视。随着企业经营活动日益频繁, 在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组织管理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渐趋完善和专业, 商誉作为能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无形竞争优势, 使得学者们纷纷对其展开研究。学者们对商誉的研究各执一词, 其中最令人信服和最具影响力的见解出自美国当代知名会计理论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年所著的《会计理论》一书, 他提出广为人知的“三元理论”: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及总计价账户论, 这为企业商誉价值的评估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方向。
银行作为现代企业的类型之一, 在愈加频繁的股份收购、合并、资产出售或重组等资本运作中都需要对商誉及其价值构成要素进行界定。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理解银行商誉, 给出的定义也不大相同, 但归根结底银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创造经济利益。所以, 笔者认为, 可将银行商誉解释为银行经营过程中未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资本化价值, 表现为商业银行整体市场价值超过单项可确指资产价值之和的溢价。这在某些方面借鉴了“总计价账户论”对商誉实质的理解。
二、哲学视角下的银行商誉价值问题
(一) 银行商誉价值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属性划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人体是由物质元素组成的, 是高级的物质形态。人的自然属性体现在通过饮食、呼吸等方式循环往复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以此来推动自身肌体的新陈代谢,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 个体人不能小群体地或孤独地生存和活动, 必须主动频繁地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 才能抵御敌害和改造外部世界, 谋取食物, 生存下去。后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逐渐演变生成人的社会属性,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 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
用哲学的思维研究银行商誉价值分割问题, 对商誉价值具体驱动要素的构成内容及其现实意义富于启迪。笔者认为, 当今社会银行业高速发展, 各类银行间的竞争趋势日益激烈, 要想身处其中又立于不败之地, 银行需要的不仅仅是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技术、网点等方面的资源, 设计更畅通的管理架构, 创新产品, 增强自身实力, 更应该注重与外部的联系, 与多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建立良性密切的关系, 将银行的发展置于整个宏观的市场环境中考量。这种内外部维度的价值整合化和哲学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异曲同工之处, 即可将哲学上对人类属性的阐述类推到银行商誉价值分析上, 发掘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 商誉价值属性界定
综上所述, 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可定义为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经营原则为指导, 银行在人力资源、客户信息资源、组织文化等内部管理方面具备超越同行业中其他银行的优势, 且该优势可转化成银行超额利润的能力。银行商誉的社会属性是处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他利益群体, 且这种影响力能产生超额获利能力, 表现为银行规模、市场地位、与外部关系及银行的社会声誉等竞争力。
三、商誉价值分割机制
(一) 商誉价值分割的原则
要想对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清晰明确的认知, 需要对属性的具体内容指标化, 分割银行商誉价值, 构建合理有效的要素体系。驱动因素的细化分割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如注重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及可比性等。具体而言, 分割的具体要素要能够科学反映银行商誉及其特征, 全面呈现银行商誉的各个要素和整体情况, 要素的设计需考虑现实可能性且具有可比性, 避免琐碎繁杂或过于粗略, 以便于银行业间各银行商誉的比较。
(二) 具体驱动要素分析
到目前为止, 商誉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都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被所有人认可接受的观点,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不一一列举。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 结合对银行商誉的认识, 现将商誉价值分割到其具体驱动要素层面, 以期凸显商誉的具体构成因素, 培育银行的竞争优势, 推动价值提升。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1. 自然属性层面下的具体要素
商誉价值的自然属性具体包括人力资源、客户信息资源及组织文化等, 这些指标构成自然属性要素的第二层面。对该层面继续细分及解读如下。
(1) 人力资源是企业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 在现代化企业中作为知识技术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导致围绕人力资源这一块的竞争也逐渐展开。本文认为, 银行商誉下的人力资源层面包括员工职业素养、薪酬福利情况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具体要素。其中, 良好的员工职业素养符合现代银行服务理念, 有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和树立银行良好形象, 从而影响银行商誉价值;银行薪酬福利情况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之一, 能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激励员工努力且高质量完成工作, 创造超额收益;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可实现员工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协调统一, 帮助树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从而最大化地发挥银行各方面资源的优势。
(2) 客户信息资源是银行资源的重点, 要想在当前不断开放和拓展的国内市场环境下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必须坚持了解和研究客户, 全方位把握客户整体信息, 维护和发展客户, 更好地挖掘客户价值。文章研究发现, 银行商誉下的客户信息资源层面包括零售客户信息和对公客户信息。银行主要的两种客户类型是零售客户与对公客户, 零售及对公客户信息资源管理可实现准确识别通过战略选择下的客户群体对银行的价值, 将优质和效用最大的资源分配给为银行创造价值最大的顾客群体中, 从而达到商誉价值和客户价值、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3) 银行的组织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等功能, 是银行保持良好竞争能力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 是银行发展必不可少的“软件”环境。研究发现, 银行商誉下的组织文化层面涉及银行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及管理水平和经验三个方面。银行的企业文化是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 可形成包括银行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氛围、工作作风、管理者作风等内容, 有利于塑造银行核心竞争力。银行组织结构是银行战略思想与经营风格的体现, 是确保银行能够有效管理的基础。良好的组织结构可提高银行经营效率, 加强银行的市场竞争实力。管理水平和经验能指导和促进银行的各项工作,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有利于确保商誉价值的稳定提升。
2. 社会属性层面下的具体要素
商誉价值的社会属性具体包括外部关系、市场因素和社会声誉等, 这些指标构成社会属性要素的第二层面。对该层面继续细分及解读如下。
(1) 研究发现, 银行商誉下的外部关系层面可分为与政府关系、与客户关系及与其他银行关系。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地方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银行提供金融服务, 所以银行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银行与客户良好的关系能赢得客户的信任, 吸引潜在新客户, 长此以往有利于逐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银行与其他同业之间的关系既存在激烈的竞争, 又相互依存, 相互合作。银行需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 多良性合作, 少恶性竞争, 从而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中不断成长与壮大。上述关系都可以让银行取得超额利润, 提升商誉价值。
(2) 银行商誉下的市场因素层面可分为规模与市场地位、产品的创新优势、为社会创造的价值。银行规模和市场地位是指银行已有的经营成果获得的市场认同度, 表现为银行资产规模、网点布局和数量、市场份额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为银行资产找寻到更可靠和效率高的渠道, 取得不错的经济收益与良好的社会效益, 推动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银行在促进自身发展进步之时, 也要意识到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需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回馈与贡献社会。这些市场因素能推动银行高效健康发展, 提高竞争软实力, 为银行创造更大的商誉价值。
(3) 银行是信用的中介和载体, 它的基础作用是能够吸收社会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 进行资金支付和结算。这除了自身实力的因素外, 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具有优良的商誉和社会声誉。本文认为, 银行商誉下的社会声誉层面包括审慎经营程度、相关部门监管力度、风险预警机制。审慎经营规则的内容有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等, 可将资本、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的经营理念落实到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 促进银行资产质量安全、高效经营和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相关部门对银行的监管一方面是保护存款人利益, 降低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也是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的有效途径;风险预警机制的意义在于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确保银行能够及时有效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化解可能的风险, 从而巩固银行超额获利的能力。
四、小结
本文首先借鉴“总计价账户论”对商誉本质的理解, 解读银行商誉的特定内涵, 进而从哲学视角展开对经济学领域商誉价值问题的思考。接着以人类属性的阐述为切入点, 创新定义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并对每一类属性层面继续细分, 分析具体驱动要素, 从而构建银行商誉价值的分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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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价值 篇6
关于商誉, 业界已有许多论述, 较为公认的观点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却无法具体辨认的无形资源。其本质是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
商誉本质决定着商誉的计价方法, 同时, 商誉的计价方法也必须反映商誉的本质。也就是说, 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商誉, 唯一标准应该看其是否拥有实现超额收益的能力和实现的超额收益数额的多少。假如一个企业被主观上认为它拥有实现商誉的能力, 但是, 实际上它实现的收益额则是连年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收益额, 甚至是连年亏损, 谁能相信这样的企业拥有商誉呢?所以, 检验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商誉, 唯一的标准应该只看它实现的收益是否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收益水平。
但是, 长期以来, 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 中国财政部MOF等) 规定:只确认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外购商誉, 而不确认企业内部形成的自创商誉, 这显然有失公允。
2 对商誉确认计价核算探讨
(1) 外购商誉:
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以外购企业价格超过被购企业自身净资产的价值, 作为其入账价值。此法简单直观, 便于操作。但此法确认的外购商誉价值是否符合被购企业商誉的实际价值, 值得商榷。因为商誉的交易价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可能高于商誉本身的价值, 也可能低于商誉本身的价值。因此, 购入企业有必要对被购企业的商誉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重新计价后再进行核算。
(2) 自创商誉:
根据商誉的本质特征, 对自创商誉计价, 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企业的超额经济利益”。本文认为, 有同行业的企业, 其“超额经济利益”, 应该是该企业实现的经济利益超过同行业的平均经济收益的部分;无同行业的企业, 其“超额经济利益”, 应为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的部分。但为了客观地反映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 在实际计算企业超额经济利益时应该采用同行业或者社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而这两个指标在国家公布的有关统计资料中均不难找到。
为什么要采用净资产利润率?因为净资产利润率更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假如有A、B两个企业, A企业的净资产只有550万元, 但举债450万元, 总资产为1 000万元;B企业净资产是1 000万元, 无负债;本年度A、B两个企业均实现了净利润200万元。而前者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 企业领导实行负责经营, 将负债总额控制在企业偿还能力内, 虽然净资产只有550万元, 但是通过举债将资产总额提升到1 000万元。因此, 虽然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20% (200万÷1 000万) , 但净资产利润率则是36.36%[200万÷ (1 000万-450万) ]。而B企业的领导按部就班, 保守经营, 资产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均是20%。前者利用550万元净资产, 实现了200万元利润, 而后者是用1 000万元净资产才实现200万元利润。这就是管理能力差距的具体体现, 而管理能力是商誉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 净资产利润率更能客观地反映企业自创商誉的价值。
3 怎样对商誉进行确认计价和核算
根据商誉的本质特征和会计实务的具体情况, 本文认为商誉的计价和核算方法应分为以下两个阶段进行。
3.1 初始计价和核算
(1) 外购商誉的初始计价:
我国现行制度规定的计价核算方法, 是按照外购企业的价格超过其净资产的价值作为外购商誉的入账价值。即将购入企业实际支付的买价大于被购企业净资产价值的部分借记“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账户, 贷记“银行存款”等账户;并按一定时期将购入商誉的价值进行摊销。但是, 本文认为这样处理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因为实际支付的交易价值受市场因素的影响, 因而导致购入企业实际支付的买价大于被购企业净资产价值的部分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被购企业商誉的实际价值。因此, 对企业并购时外购的商誉价值应采用被购企业的同行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对其重新计算确认, 并将重新确认的商誉价值与购买商誉价值进行比较, 只有当购买商誉价值大于重新确认的商誉实际价值的部分 (具体计算方法见自创商誉价值的计算) 作为外购价差才能按期进行摊销, 而将重新确认的商誉实际价值永久保留在账户里, 作为企业资产的组成内容, 才符合企业资产的实际情况。
例如:ABC公司收购H公司, 该公司净资产2 000万元, 购买价3000万元;ABC公司购入H公司后, 假设根据H公司同行业的净资产利润率计算出商誉实际价值为700万元, 则外购价差就为300万元。
ABC公司的账务处理为:
借:无形资产——商誉700万
无形资产——商誉摊销300万
有关资产账户2000万
贷:银行存款等3000万
该案例中, H公司的卖价超过其净资产的价值是1000万元, 按照现行会计制度规定, ABC公司应将其全部计入“无形资产”账户, 并分期摊销。这样显然不符合商誉的实际情况, 因为商誉的实际价值只有700万元。因此, 只有对超过商誉实际价值的价差300万元进行分期摊销, 才符合实际情况。对商誉实际价值700万元,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原则上只要企业商誉客观存在就应该保留在资产账户上。当然, 因商誉的存在条件发生了变化而引起商誉价值变化后则应进行定期调整。这样处理才符合资产核算的原则。
(2) 自创商誉初始计价核算:
我国会计制度到现在还没有规定对自创商誉进行确认计价和核算。这样, 客观上已经影响到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较好地实现会计目标和任务。因此, 研究出自创商誉的确认计价核算方法已经刻不容缓了。
根据自创商誉的本质特征, 自创商誉价值计算方法应采用超额利润还原法进行确认计价。即:
自创商誉的价值=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同行业或者社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根据谨慎性原则, 在初始计价时应采用计价企业5年以上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进行计算较为合适。因为一家企业在某一年实现的净资产利润率高于同行业或者社会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这可能带有偶然性;但如果这家企业在5年或者5年以上每年实现的净资产利润率都超过同行业或者社会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这个企业存在着自创商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可按下列步骤计算企业自创商誉的初始价值:
第一步:计算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
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企业实现的净利润额–同行业平均利润额=企业实现的净利润额–企业当年年末平均净资产总额×同行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或者社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或者=企业当年年末平均净资产总额×企业超额净资产利润率=企业当年年末平均净资产总额× (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同行业或社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
企业当年年末平均净资产总额可采用简单平均法进行计算。即:
企业当年年末平均净资产总额= (企业当年年初净资产总额+企业当年年末净资产总额) ÷2
第二步:将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还原成企业资产总额, 即自创商誉价值。
企业自创商誉价值=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额÷同行业或社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
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获利能力, 企业超额利润数额应采用扣除该企业年末利润表中营业外支出净额后的差额。
【案例】续前例, A企业的净资产550万元, 实现净利润200万元, 净资产利润率是36.36%, 假设同行业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20%.则:
A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550万× (36.364%-20%) =90万
A企业自创商誉价值=90万÷20%=450万
根据计算结果, A企业会计处理为:
借:无形资产——商誉450万
贷:资本公积——商誉450万
通过上述计算和核算后, A企业年末的净资产总额达到1 000万元, 净资产利润率与同行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持平。
3.2 后续计价和核算
经过初始计价后, 商誉价值计入了企业的资产总额。但是, 由于决定商誉存在的因素很多, 而且很不稳定, 因此, 商誉的后续计价也非常重要。企业应贯彻商誉存在的原则在每年末对其继续进行计价和核算。即:每年末只要证明企业有商誉的存在, 就应该对其进行确认计价和核算;同理, 只要证明已计价核算的商誉不存在了, 就应该核销其已经入账的价值。也就是说根据商誉的本质特征, 只要企业有超额利润的出现, 就肯定有商誉的存在;如果企业没有超额利润的出现, 则表明商誉不存在了, 那么已入账的商誉价值就应该进行调减。因此, 在初始计价后, 每年末应根据同行业的平均净资产利润率对本企业的商誉进行重新计价核算, 并将重新计价的商誉价值与上年已入账商誉价值进行比较, 以确认对已入账商誉价值的调整数额。
【案例】续前例, 假设该企业第二年末实现利润260万元, 企业当年末的资产总额为1 600万元, 其中举债600万元, 净资产利润率26%。本行业同期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仍为20%。则该企业当年自创商誉调整价值的方法为:
A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 (1 600万-600万) × (26%-20%) =60万
A企业自创商誉价值=60万÷20%=300万
根据计算结果调增商誉, 编制会计分录:
借:无形资产——商誉300万
贷:资本公积——商誉300万
如果该企业第二年末实现利润只有100万元, 净资产利润率为10%。则该企业当年自创商誉的调整价值为:
A企业实现的超额利润=1000万× (10%-20%) =-10万
A企业自创商誉价值= (-10万) ÷20%=-50万
根据计算结果调减商誉, 编制会计分录:
借:资本公积——商誉50万
贷:无形资产——商誉50万
如果企业连年实现的利润低于同行业平均利润水平, 直至使“商誉”账户调减为负数, 则应作为负商誉核算, 将其调减的数额计入“递延贷项—负商誉”账户, 并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进行摊销, 以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4 商誉确认计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对企业商誉确认计价核算过程中, 对自创商誉计价可能因企业自身原因出现高估或者低估其价值的现象。即使这样, 由于商誉价值的确认计价, 不涉及收入和费用, 因此, 不会影响企业当期的盈利额。但为了克服这种负面影响, 可以充分发挥好审计事务所等监督职能部门的作用, 加强对企业会计信息核算和披露的监督, 以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危英.商誉会计概述[J].财会通讯, 2007 (5) .
商誉价值 篇7
一、超额收益法适用性分析
商誉的基本特征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而无法具体辨认的资源。企业会计准则将商誉定义为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超额收益法是建立在商誉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观点上的, 企业发生整体购并和不发生整体购并都可以应用。所以, 一个企业只要说明其具有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 就可以对商誉进行评估。商誉的性质决定了评估商誉要采用超额收益法。商誉性质三元理论即“超额收益论”、“好感价值论”、“总计价账户论”, 在商誉评估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超额收益法作为商誉评估的理论基础, 其科学性在于:该观点把握住了商誉作为资产的基本条件, 经济资源、获利潜力、货币计量三种要素。商誉是一个动态概念, 它的存在在于企业与同行业相比, 原先某些独占性的优势条件是否仍然存在。若这些曾经是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独占性优越性条件已成为企业生存不可缺少的, 并为其他企业拥有成为一般获利条件, 此时, 商誉存在的基础就消失了。商誉的存在受多种因素影响, 大致可以分为内外两种因素。内在因素有产品的品质、技术、管理和推广等, 外在因素有政治、经济形势、产业政策和消费趋势等。超额收益法是动态计量, 即通过与同行业相比的超额收益的计算, 从而确定商誉价值, 更好地体现企业经济资源的获利性。
二、超额收益法在商誉评估中的应用
商誉权是一种排他性专有权, 是以其获利能力来转让, 不是作为一般商品和生产资料来转让, 因此其价格是以其新增收益来衡量, 不是以其自身成本为基础。购买者愿意支付价款购买, 正是由于商誉在未来能够为企业创造超额收益。这也是超额收益法的依据所在。超额收益法的基本思路是, 直接用企业超过行业平均收益对商誉进行评估, 然后按一定的比率将其折现, 从而得出商誉的评估价值。即:
式中:P:商誉的评估价值;Et:第t年商誉所带来的超额收益;r:折现率;n:商誉的寿命期。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 对Et (预期超额收益) 、r (折现率) 的估计和选取, 成为该方法的关键。超额收益法各参数的确定如下:
(一) 超额收益额的确定。
影响企业超额利润的因素有很多, 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企业的素质。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加工方法、企业管理和设备、工具、材料等, 这是对企业整体素质的综合反映。二是企业及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是新兴行业还是一般行业, 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传统企业等等。三是市场环境。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大小、产品的竞争能力等。评估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合理预期企业由于商誉所带来的超额收益。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种途径来估算超额收益。
1. 回归方法。
由于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取决于企业产品的年销量, 超额收益与产品销售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利用这一关系, 再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获利水平, 计算出该企业评估前若干年 (假设为n年) 的超额利润额, 以这几年的数据为样本, 对超额利润和产品年销售量拟合线性回归模型, 得出如下模型:
式中:Et:第t年的超额收益;Qt:企业产品年销售量;U:误差项, 代表各种随机因素对超额收益估计的影响;A、B:待定系数。
根据前几年的有关数据, 拟合出系数A、B, 再根据以上计量经济模型, 对未来一定年限内的超额收益进行预测, 当然, 超额利润也可能与有关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这时可采用非线性回归预测。对于不同的企业商誉, 回归关系的相关变量可能不同, 回归关系也可能迥异,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2. 按不同新增利润方式进行估算。
商誉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权利进行转让或投资, 在生产经营期间会给投资方带来一定的边际收益或新增价值, 即新增利润, 这部分新增利润为商誉带来超额利润。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个有良好商誉的企业, 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量和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能耗, 从而使生产成本降低, 获取超额利润。也可能由于名牌所具有的优良质量和社会效应, 提高产品知名度和竞争能力, 从而提高了产品售价以及销售量, 带来新增利润。有以下三种途径估算超额收益:
(1) 降低生产成本而产生的超额收益。
式中:Et:该项商誉第t年的新增利润 (超额收益) ;C0:商誉购买前单位成本;C1:商誉购买后单位成本;Q:产品年产量;T:所得税税率。
(2) “名牌效应”造成的产品售价提高而产生的超额利润。
式中:Et、Q、T同前;P1:购买商誉后产品售价;P0:购买商誉前产品售价。
(3) 因利用商誉使销售量增加而产生的超额利润。
式中:Et、T同前;P0:产品价格;C0:产品成本;Q1:购买商誉后年销售量;Q0:购买商誉前年销售量。
在评估实务中, 由于预测远期收益难度大, 通常会预测一定期限内的年超额收益, 再假定以后各年的超额收益和估计的最后一年的超额收益一样, 将其分段处理。
由于实际的超额收益要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 我们需要注意那些例外的、偶然的或特殊因素的影响。由于评估的结果是为正常市场交易作参考的, 因此, 必须对存在上述偏差的实际超额收益进行修改, 剔除其中偶然的、特殊的因素, 取正常市场条件下因利用商誉而取得的超额收益值。
(二) 折现率的确定。
由于存在资金的时间价值, 等量的货币在未来并不具有与现在同样的价值, 所以必须将未来的超额收益进行折现。商誉的评估选用的未来期望收益率主要是折现率和资本化率。折现率适用于一定时期未来收益折算成现值, 资本化率适用于永久性、连续性、周期性的未来收益。两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但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因此统称为折现率。折现率是商誉评估的重要参数, 它的选取直接决定着评估结果。它应体现三方面的影响:资金的时间价值, 通货膨胀的影响和能承担的各种风险 (如财务风险、破产风险等) 。具体讲, 有如下两种方法:
1. 组合收益率 (累加法) 。
式中:R:折现率 (组合收益率) ;Re:无风险利率;Rr:风险报酬率。
上述公式表明, 风险越大, 要求的收益率也大。无风险利率, 是资产在一般条件下的获利条件, 它是任何一个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最低机会成本, 风险报酬率是投资者放弃国债或储蓄等安全投资而选择商誉投资对所承担风险要求的回报, 是风险补偿额相对于风险投资额的比例, 是冒风险取得的报酬与资产的比率。由于通胀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故这里将通胀风险因素一并列入风险报酬率中考虑。对于无风险利率, 一般是以国库券年利率或个人长期银行储蓄利率替代, 但两者执行的年利率都是年单利利率, 而在收益现值法中适用的是复利利率。为了与此方法匹配, 无风险利率必须由年单利利率换算成年复利利率。这种换算是在同额本金同期同息前提下的利率变换, 换算公式如下:
式中:Re:年复利利率, 即无风险利率;r1:年单利利率;N:储蓄。
2.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
即R-Rf=β (Rm-Rf) , 它的意义是该资产的风险贴水与市场的风险贴水是成比例的。
式中:R:产权收益率;Rf:无风险收益率;Rm:市场上期望的收益率;β:系统风险, 衡量资产的回报率对市场的变动有多敏感, 从而衡量该资产的不可分散风险。
上式中, 无风险收益率Rf=K*+IP (9)
式中:K*为无通胀收益率, 其确定方法与前文 (1) 中无风险利率的求取方法相同;IP为通胀贴水等于预期通胀率。
(Rm-Rf) 是市场风险贴水, 指具有代表性的市场指数的预期收益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 可以通过深市或上市的股票市场指数求得。系统风险根据股票市场上有关的历史数据, 选择一些公开上市交易, 与被评估企业相似的企业, 然后取其平均值作为与被评估企业有关的投资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 剩余经济寿命的确定。
经济寿命是指从评估基准日到资产丧失获利能力的年限。一般讲, 商誉的寿命应与企业的存续期相同, 所以一般不专门确定经济寿命, 而视为无限期。当然, 由于市场竞争和条件的变化, 导致某一企业商誉贬值, 商誉的经济寿命就会短于法定、合同寿命或法定经营期限。所以, 要维持商誉的经济寿命, 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资本投入。当我们确定了商誉带来的超额收益、折现率和经济寿命之后, 利用公式 (1) , 就可以计算出商誉的评估价值。
三、超额收益法在商誉评估中应用的难点
(一) 评估目的。
由于商誉是企业一项不可确认反映的无形资产, 对它的认识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模糊”心理。企业产权变动时, 进行商誉评估还不普遍, 结果是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建立的商誉, 没有得到认可, 甚至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现在还有许多企业在评估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 竞相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自己的商誉进行评估, 它们大部分是在没有产权变动、缺乏交易条件制约的情况下进行的, 评估机构被委托方的主观意愿影响极大。在缺乏交易条件 (或者假设交易条件) 的情况下进行的商誉评估, 不符合资产评估的公平性、科学性、独立性原则。
(二) 评估过程中参数的确定。
商誉价值 篇8
新经济环境下,科技创新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资源结构。创造价值的资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还包括一切以知识或信息为内涵的、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以及超额利润的各种无形资源。
知识经济背景下,专业知识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已超过实物资产,其重要性已超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特定的专业知识是企业所独有的、难以被对手模仿的隐性资源,表现为创新力、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品牌和顾客认知度等,会计学上称之为商誉。而并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必须正确面对。并购实务中,并购方由于可以清晰预见并购行为的协同效应,将其出价超过取得的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商誉。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包括管理、经营和财务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可以为公司带来长期发展优势和超额获利能力。
我国还有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没有将无形资产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披露,在财务报表中对无形资产的描述过于简单,甚至个别企业将无形资产视为操控利润的手段。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意识到在知识经济大环境下,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把握会计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对外披露无形资产,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基于以上现实考虑,本文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为企业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过程中、优化整合资源以实现协同效应、提升无形资产投资回报效率等现实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美国会计学家纽曼·奥尔森和乔治·卡图尔特将商誉的构成要素分为:融洽的劳资关系、良好的声誉、卓越的团队、有效的业务宣传、秘密的技术诀窍、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资源发掘水平、良好的纳税关系等。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剔除;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从定量角度界定商誉,即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购买方支付的合并成本大于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
商誉作为一项剩余价值,被广泛认为是未来期间超额收益能力的折现价值。冯卫东、郑海英(2013)分析了企业并购商誉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并购商誉的初始与后续计量、商誉价值估值机制以及反映并购商誉权属的财务报告,以期增强会计信息相关性,并全面反映企业价值,进而服务于企业经济决策。
闫晓平(2014)通过评价学术界存在争议的自创商誉估价方法,认为运用超额收益法得出的商誉估值在理论上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人们对商誉本质的公认观点是“超额收益观”,商誉的确认在企业并购中是“超额收益观”的具体体现,抑或是企业为扩大控制权而做出的让步。
申香华(2014)研究发现,营业利润、超额营业利润、总资产报酬率、超额总资产报酬率均与企业商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商誉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对拥有商誉的企业而言,商誉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所产生的超额收益越多,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实现协同效应的同时可以提高收益水平。
赵燕、冯巧根(2014)研究发现,拥有金融资产和外购商誉的企业分红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在传统价值理念制约下拥有金融资产的企业分红行为表现较差。
汪金祥、廖慧艳和吴世农(2014)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提升品牌商誉以及加大研发投入可以提升竞争优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为投资者带来股权投资超额回报,在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当新技术或商誉运用于生产过程,一般的人类劳动就凝结在产品中,从而表现为价值。协同效应又称增效作用,是并购后预期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超过并购各方独立运营时预期净现金流量之和的差额,通常被表述为“1+1>2”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合并商誉的存在,明显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即商誉净额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利用和控制有形、无形资产以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并获取超额利润。有形或无形资产作为潜在的战略资产,其价值在金融市场上决定了投资者对企业的估值水平。
张昭俊、谭霞和武依林(2011)认为,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无形资产的数量和状况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水平国际化与高水平创新活动密切相关,而高水平创新则需要通过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加以保护。冯仁涛、张庆和余翔(2013)考察了影响医药企业商标数量及商标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医药企业特有的营销或商标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所拥有的商标数量。
苏治、魏紫(2013)从证券分析师视角出发,分析了无形资产资本化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无形资产资本化程度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盈余预测误差、盈余预测分散性均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若无形资产在企业总价值中占比较高,以上负相关关系将更为显著。
李莉、曲晓辉和肖虹(2013)研究发现,形成当年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具有真实信号传递功能,能够促进经营业绩增长并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形成年末开发支出的研发支出则显现出盈余管理效应,其实质仅为名义上的研发资产,与操控性应计水平显著正相关,明显削弱了企业盈余质量。
当前,依赖于有形资产投资以追求规模效应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胡川、戴浩(2014)从无形资产驱动视角,提出以无形资产为驱动要素的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更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与对核心竞争力的保持。
王娟、张世举(2014)依据技术创新理论和信息披露实践,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信息披露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后发现:在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信息披露状况有较大改善,但依然存在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重形式轻实质等问题。
陈金勇、汤湘希和孙艺铭(2014)以Hamel与Prahalad的核心能力理论为基础,基于核心竞争力视角,构建了一系列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核心指标,为企业财务报告实现对无形资产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了可行路径。
随着我国低成本无差异化竞争的逐渐弱化,以及资源优势的不断削弱,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将主导未来的经济发展。向显湖、刘天(2014)从财务与战略相融合的视角分析了无形资产的规划和管理,构建了无形资产财务战略体系整体框架,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苑泽明、金宇和王天培(2015)基于技术创新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为经营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企业在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证据,并为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进行预测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陈享光、李克歌(2015)从生产条件和社会总产品分配两个维度研究了无形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出现较高水平分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价值增进型无形资产的无序市场化、流动性无形资产的无序资本化和价格增进型无形资产的无序商品化。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规避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实现要素回报的不断递增。强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探寻发展的内生动力,该动力即为对技术的不断创新。各种不同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组合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所提供的知识、程序、文化等要素均具有战略重要性,可以为企业带来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持续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鉴于无形资产的战略重要性,提升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可明显提升企业市场价值,即无形资产比率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12~2014年度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CSMAR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对研究样本做出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企业;(2)剔除ST、*ST、SST的样本企业;(3)剔除财务指标数据缺失以及不完整的样本企业。最后共得到720家样本企业,采用计量统计软件Eviews 6.0进行回归分析。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以托宾Q值(TQ)作为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指标。从理论上讲,企业市场价值是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值,是在供求平衡条件下均衡的市场价值,其数值等于企业市场价值与总资产之比。当TQ大于1时,意味着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能力与潜力评价较高。当TQ小于1时,意味着投资者对企业发展潜力评价不高,不愿意持有该企业股票,企业的发展前景与潜力未能向市场传递出积极讯号。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商誉比率(GDW)、无形资产比率(ITAR)变量,分别用于衡量合并商誉与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其中商誉比率为商誉净额与资产总计的比率,商誉是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价值,商誉净额为商誉与商誉减值准备的差额。无形资产比率为无形资产净额与资产总计的比率,无形资产净额为企业各项无形资产的原价扣除摊销和减值准备后的净额。无形资产包括企业拥有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同时,还包括市场类型(Markettype)、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以及无形资产比率与市场类型交乘项(ITAR×Markettype)等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综合杠杆(DTL)、资产总计(ASSET)等变量。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是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指标,用以评价企业运用全部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即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数额。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对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投入产出水平越好,在增加收入和节约支出等方面有良好的绩效。综合杠杆(DTL)可以控制企业债务结构对其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综合杠杆会影响到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侵略性,如果拥有较多的负债,将会促使企业缩小投资规模。同时,由于企业规模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垄断力量以及不同的议价能力影响企业绩效,因此,将资产总计(AS-SET)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企业规模对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同时还包括以下控制变量:有形资产比率(TAR)、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
各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1所示。
3. 模型构建。
为检验前文假设的合理性,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并对参数进行OLS法估计,分别用于检验假设1和假设2:
四、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企业各市场类型统计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中上海A股企业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42.08%,深圳A股样本企业占比48.89%,创业板企业在总样本企业中占比偏低,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9.03%。可见,不同市场类型企业在总样本企业中的占比存在较大差异。
表3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控制变量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标准差为0.697421;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最大值为0.493925,最小值表现为亏损状态;有形资产比率(TAR)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不足40%;综合杠杆标准差值达到15.43603;表征企业规模的变量资产总计(AS-SET)标准差值为1.304126;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最小值为0,表明审计师针对以下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即企业财务报告是否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以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上结果为本文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表3可以看出,托宾Q值(TQ)均值为1.675658,最大值达31.94132,最小值仅为0.090869,标准差为1.681209,表明不同市场类型下企业市场估值差异程度较大。在解释变量中,商誉比率(GDW)最大值已超过57.78%,最小值为0;无形资产比率(ITAR)最大值达到60.36%,最小值为0。
五、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的回归系数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中的商誉比率(GDW)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市场类型(Markettype)、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回归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1未得到验证。
以上回归结果意味着当商誉运用于产品生产过程,它所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就凝结在商品中,从而表现为价值。该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誉与企业估价呈正相关关系,即商誉所占比率越高,则企业的市场价值也越高,投资者对于并购商誉给予了积极响应,并购商誉获得了资本市场认可。但是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并无显著提升作用,这也揭示了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需要在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同增进,才能真正发挥出增效效应,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需要加强协作融合。
模型2中无形资产比率(ITAR)在三个会计年度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市场类型(Markettype)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无形资产比率与市场类型交乘项(ITAR×Markettype)在2012年和2013年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但是2014年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2未得到验证。
可见,从总体上来看,现阶段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水平的主要动因,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全部无形资产中所占比重偏低,无形资产的“含金量”不够高。同时揭示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构成和组成比重:各类使用权特别是土地使用权的比重偏高,而技术性无形资产(如专利、专有技术等)的比重偏低。与此不同的是,创业板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其在研发实力上更胜一筹,无形资产是其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实物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这三者反过来单独或共同作用又形成了无形资产并创造出价值,进而提升企业市场估值水平。2009年我国开始在证券市场中设立创业板块,目的在于对拥有创新观念以及高新技术的企业给予关注和资金投入,优化拥有较多无形资产的企业的资源配置,这对于向投资者传递信号并降低融资成本具有积极意义。
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回归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市场中,提升企业的ROA,都将向市场传递积极讯号,在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水平。有形资产比率(TAR)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负值,其中在模型2中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资产总计(ASSET)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对提升企业估值水平而言,单一追逐量的扩张即有形资产投资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为企业价值水平提升的障碍。企业应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投入产出效率以保持和提升竞争地位。审计意见类型(AUDITT-YP)回归系数在两大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师在执行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审计监督职能,防止企业过高估计其市场价值,以确保企业能够遵守谨慎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同时,这一结果亦表明本文的分析及分析结果的可信赖程度较高。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和综合杠杆(DTL)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注:*、**、***表示参数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双尾检验的t值,下同。
六、稳健性检验
为深入考察基于市场类型差异的商誉比率、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1中用个股回报率(EARN,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代替托宾Q值重新进行回归;考虑到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用开发支出比率(R&D,开发过程中资本化后但还没有结转为无形资产的部分/总资产)代替无形资产比率(ITAR),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发现,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商誉比率(GDW)回归系数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控制变量商誉净额与市场类型交乘项(GDW×Markettype)回归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表明商誉在总体上为投资回报的积极促进因素,但商誉对投资回报的增效作用需依赖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作融合,才可以真正发挥增效效应。控制变量中除每股净资产增长率(EG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以外,其余变量回归系数并无明显变化。
在模型2中,对比表4的分析结果,开发支出比率(R&D)回归系数在上海A股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均呈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表明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开展创新活动,解决无形资产“含金量”不高之瓶颈问题,使无形资产真正成为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实物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进而有效提升企业市场估值水平。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4基本保持一致,从而验证了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同时,从表4与表5可以看出,多元回归分析结果F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模型拟合优度(修正R2)最高为30.42%,统计量DW_STAT值保持在略低于2左右,表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一次相关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研究结论可靠程度的影响,依据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考察多重共线性问题。依照计算结果,两个模型各解释变量(VIF)均值分别为1.1952和1.5582,并非远大于1,表明各解释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验证了前文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七、结论及建议
1.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了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试图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商誉总体上与企业估值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投资者对于并购商誉给予了积极响应,资本市场对并购商誉给予了认可。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提升并无显著作用,表明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在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协同增进,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需要加强协作融合。同时,现阶段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估值水平的主要动因,表明企业无形资产构成中技术性无形资产比重偏低。无形资产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实践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三者单独或共同作用形成了无形资产,进而创造了价值。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活动来有效提升市场估值水平。
2. 建议。
笔者认为,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应立足于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经营者与所有者创新收益契合,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进而实现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的统一,规避创新效率损失。在考虑经营者创新收益期限的基础上,建立股权激励创新考核机制,制定股权限售期限和行权条件,使股权成为创新考核结果的激励举措而不仅仅是对经营者进行的福利分配。
监管部门应鼓励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具备条件时实施并购,通过优化整合以实现资源协同效应,获取更多超额收益。应将商誉的未来超额获利能力作为积极信号,以使资本市场可以对企业并购及商誉确认事项给予客观评价,促进企业走出深层次的内涵发展道路,进而有效提升其市场估值水平。
近年来,企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有形资产投资边际回报呈现明显递减趋势,加之为解决产能过剩及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等诸多问题,产业升级已成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的关键举措。而产业升级又必然要求以创新为导向,创新过程又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投资来实现。因此企业运营管理工作不仅要关注无形资产,更要从战略视角规划和管理无形资产,将无形资产纳入企业财务战略体系,制定无形资产财务战略。与此同时,企业需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实施产品差异化,提高研发投资效率,保持竞争优势,确保提升其市场估值水平。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从市场类型差异视角,深入分析商誉、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研究创新发展理念下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问题。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并购商誉给予了认可。但在单独考虑不同市场类型时,商誉对企业价值提升并无显著作用,表明商誉对企业价值的增效作用在于不同市场类型企业之间的协同增进;无形资产并未成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的主要动因,表明现阶段无形资产构成中技术性无形资产比重偏低。由此可知,企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开展创新活动,进而有效提升市场估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