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法律

2024-10-23

心理健康法律（通用11篇）

心理健康法律篇1

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是高校亟待加强的软实力之一。大学生是横跨青年和成年的群体, 随着与社会接触的不断深入, 需要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但由于法律基本知识的缺失、生活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缺失以及复杂社会的冲击等许多反面因素, 使得很多大学生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由此引发了许多令人惋惜的大学生犯罪案件。从2004年的马加爵案、2010年的药家鑫案、2011年的梁荣彩案, 到2013年的复旦大学投毒案, 使很多本应该充实自身、享受青春的大学生, 因缺乏法律心理的引导, 让冲动和扭曲的神经控制了自己, 做出了惨绝人寰的行为。这些让社会震惊、让亲友痛心的事实, 应该从根本上看到原因之所在———大学生法律心理不健全。因此如何更好地帮助大学生构建健康的法律心理是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1大学生法律心理建构的重要性

大学生法律心理是指大学生对法律的一种心理体验、情感和意志, 是大学生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处理问题的心理反应。大学生法律心理服务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大学生面对困难, 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会推动整个社会国民素质的提升, 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积极意义[1,2]。

1.1有利于大学生积极维护权利与履行义务

大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容忽视。大学生即将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 需要用正当合理的途径解决问题。当权利受到侵害时, 不是选择退缩, 更不是选择以暴制暴, 而是有意识地运用法律解决问题;面对违法犯罪现象, 不是默默谴责或愤怒发泄, 而是积极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问题。法律心理的培养, 不仅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政治责任感和参与感, 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1.2有利于促进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发展

在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中, 德智体美都不可缺少。没有良好的体育教育, 培养出来的是“残次品”;没有良好的德育教育, 培养出来的是“危险品”。法律心理作为德育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于培养大学生守法、护法、爱法的观念, 增强学生自我保护和控制的技巧和能力, 实现全方面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培养法律心理、养成法律思维方式、提高警惕心理、保护自身安全, 这种具有能动性的人才才是社会所需要的。

1.3有利于构建法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依法治国,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代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也是依法治国的推动者, 司法实践的后备军。对大学生法治理念的思想教育和构建, 对我国法治社会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十八届四中全会还强调“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加强大学生法律心理的构建, 培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 构建积极健康的法律心理, 用自身力量捍卫法律, 践行法治建设, 对整个法治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前进有着积极的影响, 也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道路的建设。

2大学生法律心理建构中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 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法治人才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更应该加强法治思维的培养。但现如今很多高校的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师都忽略了法律心理的建设, 以至于大学生法律心理还处于低水平的层次, 缺乏自主性[3,4]。

2.1具有法律服从心理而缺乏法律信仰

多数大学生表示自己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学校的校规校纪会自觉遵守并且对社会上的违法犯罪现象也会愤怒谴责, 但基本上都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 没有深入内心形成自觉。著名的法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应该被信仰, 否则便形同虚设”。遵守法律只是一个最低的法律层次, 对现行有效法律的信仰才是构建法治社会所需要的。

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的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依附感, 是对法律感性和理性融合的升华。很多大学生对法律有距离感, 认为法律是专业性知识, 对于法律缺乏心理支持。没有信仰就没有亲近的欲望, 大多数大学生对于法的价值有着不正确的理解, 认为法律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也会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影响, 导致对法律的信任不够, 法律信仰更无从谈起。

2.2具有法律维权心理而缺乏法律自信

现在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 在权益受侵害的状况下愿意据理力争, 维护自己或他人的权利。但由于对法律知识掌握的不全面, 不准确, 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 对自己是否有权利没有把握, 无法正确判断情势, 得出合理合法的解决方式。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本小区禁止外车入内, 否则罚款50元”“本大楼禁止随地吐痰, 否则罚款100元”等字样, 多数大学生不会首先去判断合法性而会直接缴纳罚款。由此可见, 大学生虽有法律维权心理, 但由于缺乏法律基础无法真正做到维权。缺乏法律自信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法律的适用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认识阶段, 无法形成法律自信。有的大学生缺乏法律知识, 对他人恶语相向;或者漠视对方权利, 肆意造谣生事;抑或权益受损, 却只能忍气吞声。缺乏法律自信, 就难以强有力地还击违法犯罪, 保障自身权益。

2.3具有违法认知心理而缺乏法律敬畏心理

大学生还处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 难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和自我情绪的影响, 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心理从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判断, 以致于违反法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如2011年梁荣彩案, 被告人敖某系梁荣彩同一学院的同学, 尽管明知其杀害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 对违法情形有一定认知, 但对法律权威的重视程度对还不足以控制被告极端的行为。被告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心理, 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剧。法律是严肃谨慎的社会规范, 尤其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 大学生更应该树立法律观念, 增强法律意识, 对法律权威存在崇敬和尊重, 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大学生作为拥护法律的中坚力量, 对法律仅存在浅层意义上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心理会使法律的约束效用大大减弱。

3大学生法律心理建构的影响因素

法律心理构建不是单向的培养和学习, 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大学生的法律心理产生影响[5,6,7]。

3.1高校法治教育的影响

高校法治教育在大学生法律心理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很多高校对于法治教育的定位和方式还尚待完善。第一, 法治教育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高校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定位上轻重失衡, 重义务轻权利, 以至于很多大学生认为法律就是履行义务, 遵守规定, 而忽视了自己应有权利的行使与保护。第二, 教育方式单一。在教育方式上简单枯燥, 仅仅是灌输教条的法律理论而忽视实践, 只在课堂中教授法治知识, 课堂外缺乏模拟演练和法律实践, 在生活中面对真实的情景时, 平时所学便成为一纸空谈。

3.2家庭法律思维的影响

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庭环境, 家庭的生活习惯以及交往方式会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到学生的心理和思维之中。第一, 处处忍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极端家庭教育观念。父母家人不懂法律, 宁愿让孩子能忍则忍也不愿惹是生非, 这样不仅不会解决本质问题, 还会放纵违法势力继续横行。第二, 霸道肆虐、天下唯我独尊的极端家庭教育观念。霸道肆虐则是家庭素质教育的缺失, 父母没有将传统美德教育给孩子, 反而让孩子过于自傲, 嚣张跋扈。如“我爸是李刚”案中的李启铭, 严重交通肇事后不仅不尽快救人, 反而威胁众人“有本事去告我”。第三, 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在幸福家庭中生活的大学生内心一般较为完整, 能够积极乐观地看待困难;在溺爱过度家庭中生活的大学生, 可能会横行霸道, 面对不顺心的人或事而作出过激行为;而在破裂家庭或者暴力家庭中生活的大学生, 可能会形成畸形心理, 如果长期受到家庭暴力, 还可能会心理扭曲, 甚至企图报复社会。

3.3社会法治环境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人们的交往交流方式与日俱增, 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大学生的法律心理之中。第一, 网络环境复杂多变。大学生正处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 大学生对信息的接受也日新月异, 信息交流在快速传播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乘风而上, 蔓延滋生不良影响, 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强烈冲击;盲目崇拜明星偶像, 学习不良行为习惯, 效仿偏执心态性格, 甚至为了维护偶像在网络上言辞过激, 互相挑战承受底线。第二, 不良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违法乱纪报道让学生对法治产生怀疑, 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也对法治社会的建立丧失信心。残酷的社会现实时刻都在考验着大学生的法律心理, 考验着其面对问题的处理能力。

4大学生法律心理构建策略

针对不同因素的影响, 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采取不同的构建模式, 全方面一体化地塑造积极的法律心理。

4.1加强高校法制教育以培养积极法律心理

目前许多高校只在大一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一门公共课, 学生深入接受法治教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法治教育在高校中更像表面工作, 没有真正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 而且大部分法治教育教师并无司法实践经验, 司空见惯的是把知识照本宣科不分重点地灌输给学生。多数高校只注重对法律义务的宣传和指导, 学生的权利并没有全面地讲授, 并没有运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案例来展开分析和讨论, 使得学生无法在实践中很好地应用。教师不专业, 学生自然不重视, 生活中必然无法正确应用, 法治教育的缺失是阻碍大学生法律心理的一大诟病。因此, 加强高校法治教育是构建大学生法律心理的重中之重, 首先, 应当聘用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教师讲授课程, 使之更有信服力, 在案例分析讨论的过程中激发大学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维护权益的兴趣, 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法律的热情。其次, 应当增设法律心理相关课程, 提供相关法律咨询室, 切实提高法治教育, 为学生解决专业性问题。

4.2进行家庭法制宣传以营造健康生活环境

家庭是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因素, 构建大学生法律心理, 不能只从大学生本人入手, 大学生生活的家庭环境也需要改善。应加强家庭法制宣传, 为大学生亲属普及法律常识, 规范亲属的行为, 使亲属做好大学生的监督者和指导者, 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 用法律心理约束自己, 不偏执不暴戾。宣传的责任不局限于政府、社会团体, 学校也可以和家庭建立联系, 家庭可以从学校得知学生近况, 学校也可以向家庭宣传必备法律知识, 使法律心理教育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连接起来, 全方面地引导和保护大学生。

4.3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以增加法治实践机会

大学生法律心理得以实践和检验的最终环境就是社会。在高校接受的法制教育, 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巩固。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大学生法律心理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 为了让大学生获得法律信仰的正能量, 应该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风气, 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另一方面, 社会舆论媒体应该正面引导大学生法律心理, 开设法律专栏、案件解析等更直观更容易让大学生接受的方式, 对大学生的法律心理构建产生积极影响。此外, 应努力营造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环境, 同时可以在司法教育活动中为大学生提供法治实践的机会, 如参加公开庭审、参与劳动保障、婚姻家庭、义务教育等法律相关社会调查实践等, 使大学生法律心理构建得以巩固。

5结束语

尽管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 但仍然需要崇尚法律的家庭环境, 信仰法律的校园环境和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等。积极健康的法律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构建的, 从信任法律到崇敬法律需要漫长的内心转变, 不论是法律教育的强化还是社会行为的进步, 都会对大学生法律心理模式的构建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而这些积极因素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孙卫东.从服从到信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任重道远[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3 (5) :42-43.

[2]田百军.浅谈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理论界, 2008 (1) :213-214.

[3]童爱芬, 施延亮.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探析[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63-64.

[4]王洪叶.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内容探析[D].遵义:遵义师范学院, 2010:129-130.

[5]申自强.新时期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8 (1) :40-42.

[6]刘军, 刘辉.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多元化心理咨询[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7 (6) :32-34.

[7]徐琴.论大学生法律心理的课外引导[J].法制与社会, 2012 (9) :223-225.

心理健康法律篇2

教学目标：

1、通过自学，100%的学生了解并说出保护未成年人的有关法律名称及两部专门法律名称；

2、走进同龄人的生活，通过探究分析，98%的学生了解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基本内容并能够准确区分四个保护。

3、通过以上学习，99%的学生能感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给予的特殊保护，体会出今天的自己受法律保护的幸福，从而树立法律意识，学会接受特殊保护，提高维权能力；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基本内容；教学难点：司法保护的基本内容

一、导入：观看视频，思考：视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怎样的主题？板书课题

二、自主学习：预习教材74-79页的内容思考下列问题：

1、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有哪些？专门的两部法律是什么？

2、哪部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受到哪些方面特殊保护？了解其相关规定。

三、交流探究

（一）小明上七年级时，父母离异，与没有经济来源的奶奶一起生活。父亲再婚后，对小明不管不问，小明的成绩直线下降。为了学费，小明第一次从亲戚家偷了500元钱。父亲知道后，和继母一起对他大打出手„„

1.想一想：小明的父母做法对吗？他们的行为没有认真履行对未成年人的什么保护？

师：违反了规定中的哪一条？——尊重受教育的权利；禁止家庭暴力阅读P75页小瑞的家庭，相信你的父母也为你做了很多，说一说你的父母为你的健康成长做了哪些？

2.议一议：设想长此下去，小明会出现哪些情况？ 3.说一说：假如你是小明，你会如何应对? 我们青少年要正确对待家长的教育，应主动与家长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消除隔阂。当然，对于家长的违法行为，我们要敢于拒绝，必要时甚至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老师对成绩下降的小明非常关心，亲自给小明补课，并联系小明的家长，让他们要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和照顾。

1.想一想：老师的做法体现了对小明的什么保护？ 2.说一说：学校还应怎样履行好学校保护的职责? 参考教材p77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保护的有关规定说说咱们学校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具体做法

3.议一议：小明应如何对待老师？对待学习？

学校保护我们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尊重老师，关心同学，勤奋努力的读书学习。

（三）尽管老师再三努力，但小明却开始放纵自己，经常旷课、逃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明被网吧老板招呼到网吧，从此，迷上了网络游戏„„

思考：

1.想一想：网吧老板的做法合法吗？违反了什么保护？ 2.说一说：作为网吧老板应怎样做？ 3.议一议：作为我们未成年人该怎样做呢？

社会保护我们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等。

（四）为了弄到钱到网吧玩游戏，小明和另外几个朋友手持匕首对同学威胁敲诈，共作案19起，共抢现金387元及一部手机。在小明又一次作案时，被警方当场抓获。

由于小明是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对外没有透露其姓名，法院也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1、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什么保护？

阅读P79页，司法保护的相关规定，注意实施的主体和保护的对象。2、2、小明违法了，可国家是如何对待他的呢？

师：中国已建立2500个少年法庭，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四、能力提升典型例题：

1、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的11岁女童小丽饱受虐待长达5年之久，而施暴者竟然是她的亲生父亲杨某。杨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规定。（）

A.家庭保护

B.学校保护 C.社会保护

D.司法保护

2、山西省教育厅下文：中小学校不得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什么保护？

答：社会保护

3、如果上题说成“按照省教育厅近日文件，某学校要求所有教师不得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补课”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什么保护？

答：学校保护

温馨提示：

“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的区别，主要看谁实施这个行为。2题中山西省教育厅是实施者，中小学校显然是被动执行者，而山西省教育厅属于政府部门，因此该题是“社会保护”。3题中某学校是实施者，教师是被动执行者，故该题是“学校保护”。4、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什么保护？

温馨提示：

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所采取的维护其合法权益、促使其早日改过自新的保护措施。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司法保护的对象除是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还包括其他没有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继承权，抚养权等也是受保护的。

总结：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区别和联系：区别在于：谁保护或谁是实施者。

家庭保护的实施者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保护的实施者是（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社会保护的实施者是（政府或社会各部门）；

司法保护的实施者是（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其他司法行政部门）；

联系在于：保护谁或保护对象：未成年人。

当然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的区别还在于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其中有部分是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还包括没有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抚养权）。

五、知识梳理

六、结束语

法律健康——漏诊不能漏赔篇3

2005年9月底，周女士下楼时不慎摔倒，到医院就诊。拍片显示她的左桡骨远端骨折，于是医院门诊医生对周女士实施了手法复位，并用石膏托固定。

回家后，周女士仍觉身体不适，精神食欲差，周身乏力，不能下床行走，遂于10天后再次到医院就诊。

入院查体：桡骨远端明显压痛，左大腿外侧压痛，髋关节活动略受限，四肢肌力正常，以“左挠骨远端骨折，脑血栓”收入院。住院15天，10月23日出院。住院期间，医院曾对她行左侧股骨上段正侧位X线检查，结果显示：1.心肺膈未见活动性病变。2.左髋关节骨质稀疏。3.左侧股骨颈骨折。然而，医院医生不仅没有向周女士告知股骨骨折的情况，也没有对症治疗。住院期间，医院曾请本院神经内科、心内科会诊，明确周女士不能行走的原因，会诊意见均认为没有进一步住院治疗的必要。周女士只好出院，卧床在家。

2007年3月，周女士亲属带其到中医院看神经性皮炎，同时主诉近两周左髋部疼痛加剧。經该院行双髋关节CT检查示：左股骨颈骨折，骨质疏松。中医院诊断：1.左股骨颈陈旧性骨折，骨断经伤，气滞血瘀。2.痴呆，肝肾亏虚，气阴不足。3.中风，肝肾亏虚。立即住院治疗，行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但是，由于周女士已卧床一年半，造成左下肢肌肉萎缩，活动受限，右下肢伸直受限，即使已行左股骨头置换，虽疼痛症状消失，但仍需卧床，不能行走。

代理律师认为，由于医院漏诊，从而延误了治疗，造成周女士疼痛卧床一年半，左下肢肌肉萎缩，右下肢伸直受限，且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后虽经骨股头置换亦不能行走，给周女士及家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痛苦。

本案在法院受理后仅经历了一次庭前谈话，我方代理人宣读诉状后，院方答辩就承认过错，同意赔偿。审判员请双方当事人庭下协商。后我们代理原告与被告就赔偿数额协商一致，由审判员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

案件点评

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该类案件的特点是专业性强、诉讼时间长、程序较为复杂，所以要是能够调解解决也不失为一个便捷的途径。

本案还涉及到漏诊应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对漏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一般来说，漏诊是医疗过错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能构成医疗事故也可能构成医疗差错，其究竟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处理，还是应视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来处理，这就需要鉴定结论来帮助划分。如果鉴定结论是支持构成医疗事故，那么就应该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处理；如果不支持构成医疗事故，那就应按一般侵权进而适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漏诊中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损害，受害人可以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进行索赔。这个赔偿标准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高出很多。

心理健康法律篇4

关键词：高校心理咨询,法律主体,法律适用

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起步较晚, 目前尚属起步阶段:咨询师队伍复杂、专业化程度不高、咨询技术与咨询手段随意化, 咨询师与来访者权利义务划分不明确。很多咨询师与咨询来访者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 心理咨询引发纠纷的法律案例尚不多见, 法律从业者对这一行业的法律问题也缺乏足够的处理经验。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试就高校心理咨询中的法律主体资格及其权利义务的界定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

一、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中主要涉及的法律主体

(一) 咨询师

作为高校心理咨询师, 首先是高校的教师或员工。享有和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教师权利及义务。同时作为心理咨询师, 在执业过程中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心理咨询师职业道德准则》、各地颁布的“精神卫生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咨询师作为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可独立成为法律主体, 也可与所在学校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在美国, 学校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资格证书与执照的核发是一个法律过程, 各州均建立了心理学家的证照制度。在英国, 有专门关于高校心理咨询师保险和工作时数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在我国, 根据《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的有关规定, 对从事技术复杂、通用性广, 涉及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职业 (工种) 的劳动者, 只要从事国家规定的技术工种 (职业) 工作, 必须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方可就业上岗。2001年8月, 经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 开始启动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化工作。由国家颁布的《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 明确规定了成为一名合格心理咨询师需要接受培训的内容和步骤。但是, 专门针对学校心理咨询师的培养尚无具体标准。依据高校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性质, 《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心理咨询师职业道德准则》、《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等行业规范也适用于高校心理咨询师, 但其中涉及支付报酬的条款除外。

前文提到,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组成比较复杂, 心理咨询工作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尚不能在全国高校实现专业化、职业化, 很多学校心理咨询与其他形式的心理辅导工作分工尚不明确。此种情况下, 培养专业的高校心理咨询从业人员, 建立专门心理咨询机构显得尤为重要。咨询师与其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该实施不同标准, 区别对待。高校咨询师应参照英、美做法, 须具备较高学历和从业资格证书;而其他辅助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如心理咨询机构工作人员, 学生工作管理者、辅导员、共青团组织指导老师等, 未必拥有相关学历和从业资格。校内专门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机构负责接待咨询来访学生、开展团体辅导和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其在工作中应遵循与心理咨询相关的机构规范、行业标准、伦理准则和法律制度。除心理咨询以外的其他辅助性的工作可由辅导员、朋辈心理互助员、专业教师、兼职咨询师等承担。这部分人不适用心理咨询师职业规范, 但应接受校内心理咨询专门机构的监督和辅导, 遵循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其在工作中产生的法律纠纷由校内专门心理咨询机构和学校承担连带责任。

(二) 来访者

在英、美有专门的法案保障学生权益, 如英国2005年重新修订的《特殊教育需求学生和残疾人法案》, 确保学校残疾学生 (无论是身体残疾还是精神残疾) 的特殊需求得到保障, 包括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提供的各种服务。我国尚无专门立法, 但我们可依据现有的民法通则等法律来界定来访者的资格和权利义务。

高校心理咨询来访者, 通常应为开设咨询服务的学校的在读学生, 享有和承担在校大学生基本权利义务。同时作为咨询来访者民法上规定的人格权利被放大, 受到特别尊重。18岁以上完全行为能力自然人可决定自身是否接受心理治疗;未满18岁或已经存在精神障碍的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接受心理治疗需征得其家长书面同意。但学校在决定使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接受心理治疗时也应征得其家长同意, 避免产生纠纷。咨询过程中, 来访学生的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得到特别保护。咨询师与来访学生应避免产生咨询师与来访者产生性和亲密关系、利益和剥削关系, 一旦违背上述原则, 使来访者权益受到侵害的, 来访者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维护人身权益、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

特别说明的是, 高校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在咨询以外可能存在师生关系, 这种双重关系有时会影响咨询师的判断, 如双方是直接师生关系, 应征得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的同意, 并寻求专业督导。

(三) 学校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有义务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当地精神卫生条例,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精神卫生知识教育;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 并可以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 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公共安全事件等可能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事件, 学校应当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对学生进行心理援助。”已出台的地方性精神卫生法规中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责任也有明确规定。如《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中规定:“学校应当将精神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 开展精神健康教育、咨询、辅导, 创造有利于学生精神健康的学习环境,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高等学校和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应当配备专业人员, 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咨询机构作为学校的一个部门, 学校享有指导其工作的权利, 也负有保障机构正常运转而提供设备、资金、人员的义务。学校作为独立法人机构, 可独立承担因心理咨询服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也可与个案咨询师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四) 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相关人员

前文提到心理咨询与心理教育的区别与联系。高校负有教育职责的教师和员工都可能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而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 它也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没有严格界定, 教育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灵活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教师应当学习和了解相关的精神卫生知识,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正确引导、激励学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重视教师心理健康。”“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也应特别注意对学生人格权益的保护, 特别是涉及隐私权的问题, 应谨慎处理, 避免侵权。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有义务接受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二、高校心理咨询适用法律

目前, 我国高校心理咨询行为可以适用的法律如下:

(一) 精神卫生法

高校心理咨询也属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因此适用精神卫生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除2013年5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外, 很多地市《精神卫生条例》也已相继出台。因高校心理咨询不以盈利为目的, 因此不能适用《条例》中与“盈利”相关的规定。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校心理咨询因学校主体的特殊性, 不仅仅适用精神卫生法律法规, 还适用《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涉及教育行业的法律法规。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咨询关系属民事关系, 适用民法通则相关条文。其中最重要的关于隐私的保护, 适用《民法通则》涉及人格权的法律规定。对于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问题, 应遵照民法通则第一章《基本原则》中规定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处理。

三、伦理、机构规范、行业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关系

目前我国尚无关于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专门立法, 《精神卫生法》、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中涉及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条文多是一般性规定, 对于职业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无专门规定。但我国现有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等对心理咨询行为以行业规范的形式进行了规定。怎样处理行业规范和法律规定的关系, 值得高校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从业者关注。

我国现有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行业规范中规定的内容属于行业伦理的范畴。而伦理与法律是存在区别的, 不能够将伦理性规范作为法律适用。伦理为法律提供基础或辩护, 但如果简单地认为法律底线是伦理, 容易混淆伦理道德问题和法律规范问题的根本差别, 造成法律与伦理的冲突。利益是法律的原动力和归宿, 归根到底是利益在驱动着法律的产生、存在与发展, 对利益的取舍与协调是法律创制活动的关键。今后制定心理咨询与治疗相关法律时, 应通过设定相关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机制来引导咨询双方的行为, 实现心理咨询工作的正常秩序。避免把过多的伦理原则写入法律条文中, 以免造成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秩序的混乱。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七部分规定了咨询伦理问题的处理:心理师在专业工作中应遵守有关法律和伦理。心理师应努力解决伦理困境, 和相关人员进行直接而开放的沟通, 在必要时向同行及督导寻求建议或帮助。心理师应将伦理规范整合到他们的日常专业工作之中。细则中还规定了“如果本学会的专业伦理规范与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 心理师必须让他人了解自己的行为是符合专业伦理的, 并努力解决冲突。如果这种冲突无法解决, 心理师应该以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动指南”;“如果心理师所在机构的要求与本学会的伦理规范有矛盾之处, 心理师需要澄清矛盾的实质, 表明自己具有按照专业伦理规范行事的责任。应在坚持伦理规范的前提下, 合理地解决伦理规范与机构要求的冲突。”

高校心理咨询服务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培养完善人格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 建立稳定的、职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已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的基本需求。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亟待专门立法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作为高校心理咨询从业者和接受服务的高校学生都也应特别注意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运用, 明确权利义务, 保护人身权益, 共同建设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希庆.论高校心理咨询工作中设计的法律问题[A].二十年“心”之探索——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2010.

[2]廖深基.论心理咨询和大学生隐私权的保护[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07.

心理健康法律篇5

——怀柔区司法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案例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能不能把好事办好援助案件的质量是关键。

目前，怀柔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为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对于律师而言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远远低于律师事务所承接的案源，因此律师的道德水平和职业素养与援助案件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利益的趋势，一些律师责任心不强，就会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下降，让授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最有利的保障。对于法律服务工作者而言，影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往往是自身的执业水平，由于办案经验缺乏，理论水平不高，致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针对以上情况，怀柔区司法局经过多年探索和研究，建立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体系，紧紧抓住援助质量这一生命线。

一、健全规范，为法律援助质量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相关部门规章的规定，建立了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案规程、服务标准、质量监督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质量从制度进行了规范。在组织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坚持法律援助“四统一”原则，即统一受理、统一审查、统一批准和统一监督，规范了案件受理、审查、指派、结案审查、质量回访和立卷归档等各个环节的办理规程，对会见当事人笔录、阅卷笔录、证据分析材料、代理或辩护词、结案报告等文书格式和要素内容作了统一要求，保证了法律援助行为的规范性。

二、注重法律援助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法律援助质量我区始终把提升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素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每季度组织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人员进行一次业务培训。培训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聘请国内知名教授或律师授课，就最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办案技巧；二是邀请知名律师“会诊”，就我区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受理的疑难、复杂、专业性较强或者社会反响较大的援助案件，进行集体讨论，由授课人进行专业点评。针对我区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业时间短、理论水平不高、办案数量不多、办案经验不足的现状，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实行了“以老带新”制度：一方面，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到区法律援助大厅进行轮训，旁听律师解答群众咨询、办理援助案件，“面对面”学习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援助办案流程；另一方面，建立了法律服务工作者协助办案制度，即：在指派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同时，指派一名法律服务工作者作为律师助理，全程参与援助案件办理，使法律工作者在办案过程中向律师学习办案技巧和办案经验，提升自身办案水平。一年来，区法律援助中心共轮训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13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业务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三、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对法律援助办案全程实施动态监控

事前重在告知受援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挑选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办理案件。在事前监督中实行案件质量承诺制度，要求承办律师签署质量保证承诺书。事中主要体现在对办案过程的跟踪检查上，即对指派律师办案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对其工作进度、工作质量和承办结果进行同步评核。事中监督建立案件质量反馈制度，强化办案律师在每个工作阶段的报告义务；实行听庭制度，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组织律师进行旁听，以便及时掌握案件审理和进展情况，而对一般案件，则由监管律师根据案件和工作情况有选择地参加旁听。此外，对疑难案件实行集体审查讨论制度。成立法律援助专家顾问团，分为刑事、婚姻家庭、人身损害、劳动争议等若干专业小组，由法律援助机构聘请在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作为顾问团的成员，对案情复杂或适用法律有争议的援助案件，法援机构组织顾问团和承办律师进行研讨。事后监督最主要方式是将补贴发放与案卷归档挂钩，以经济手段促使办案人员及时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法律援助机构向受援人和法院发出征询意见表，由受援人或主办法官直接对承办律师的工作作出评价。

四、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核制度，做好结案归档工作

结案后采取收取征询意见表，与法院、受援人直接沟通以及召开受援人座谈会等形式，听取受援人以及法院的意见。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归档建立二审制度。先由市法律援助中心一名律师负责一审，严格审核案件质量，对不合格的案卷予以退还，对合格的案卷分等级评定。负责二审的律师不仅是对一审过的案卷作审核，更是将办案的补贴支付与结案归档的质量挂钩，并将律师办案情况，包括阅卷、会见、调查取证、开庭、采纳意见程度、是否违法违纪、归档质量、法院以及受援人意见等做出评核，将结果记入档案。

心理健康法律篇6

2009年8月的一天，时年53岁的林耀辉在单位的组织下，来到南京某医院（以下简称南京医院）进行体检。

9月10日，医院出具体检报告。在肿瘤标志物栏内，甲胎蛋白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癌胚抗原测定CEA（以下简称CEA指标）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感染免疫”项目和“肿瘤标志物”项目的检查环节，只提供了检查结果，未在检查结果后列明“参考值”。报告还显示，他有5项指标存在异常，包括高血压、空腹血糖偏高、过敏性鼻炎等，医院给出了生活指导及就医建议，但是对CEA指标未作出任何检查或复查建议。

拿到体检报告，林耀辉见“总检结论”提示的都是一些小毛病，也就放心了。此后两年，他没有做过任何检查或复查。

2011年8月，林耀辉因呼吸不畅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经全面检查，医院确诊林耀辉患有肺癌，且为肺癌晚期。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林家陷入了崩溃当中。

林耀辉立即住院治疗，在進行了十多个疗程的化疗后，他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只能使用极其昂贵的进口自费药物来延续生命，他们家也因此花光了几十万元积蓄。

两年之后患癌症，归咎医院起纷争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为了解林耀辉的既往病史，询问他之前有没有做过相应的检查。林耀辉这才想起两年前自己曾做过全面的体检，检查中也有关于肿瘤的项目，只是在他的印象中，体检结论里完全没有提到自己有患癌的征兆。于是，他让儿子回家翻出那份体检报告。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在肿瘤标志物检查项中，“癌胚抗原测定（CEA）”的结果写着：阳性！CEA指标呈阳性意味着什么？体检报告并没有对此标注参考值。

林耀辉赶紧向医学专家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肿瘤标志物是由肿瘤组织自身产生、可反映肿瘤存在和生长的物质。虽然结果呈阳性并不能就此确定患有癌症，但至少说明他有比较高的患癌风险，如果当时积极治疗，说不定能治愈疾病。

“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信号，南京医院居然没有提示我做复查，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导致我错过了在癌症早期发现并治疗的最佳时机。”林耀辉说。

为此，他的家人于2012年初多次赴南京医院，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林家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失，及院方给予协助治疗、延长林耀辉生命的事谊。林家的要求遭到了南京医院的拒绝。为此，病重的林耀辉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在有生之年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2012年2月22日，他来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以一纸诉状将南京医院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南京医院赔礼道歉、支付已发生医疗费、交通费等23.6万余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及承担诉讼费。

2012年3月12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南京医院辩称，根据相关的诊疗规范，CEA指标并不是诊断癌症的依据，医院在考虑林耀辉胆囊息肉及长期吸烟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为胆囊息肉并告知定期复查胆囊，符合诊疗规范；林耀辉体检是在2009年8月，距其被确诊为肺癌相隔两年半的时间，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耀辉的诉讼请求。

针对南京医院的答辩，林耀辉出示了其家人在与南京医院交涉时的录音光盘：“我们和院方沟通了很多次，医院健检中心的赵主任说是医生疏忽了。”当被问到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要不要在结论中标注时，对方表示，按常理，是要写出来的。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南京医院虽认为自身并无过错，但提出从人道主义出发，愿意补偿林耀辉3万元。后因双方分歧较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

两级法院定是非，期待利益受保护

建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管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南京医院虽在总检结论中作了相关建议，但建议的内容未涉及到CEA检测结果，未能尽到应尽的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从而延误了林耀辉进一步检查的时机，使林耀辉遭受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故林耀辉要求南京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酌定支持。但由于林耀辉所患疾病与南京医院之间的过失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故其要求南京医院赔礼道歉、赔偿其相关的医疗费、交通费等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2年10月15日，建邺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驳回林耀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林耀辉和南京医院都表示不服，均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期间，林耀辉因病去世，南京中院法院依法通知其法定继承人林海波、吴莉参加本案诉讼。

二审中，就CEA指标与肺癌的关联性，南京中院法官分别到南京鼓楼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咨询了有关专家。

南京鼓楼医院的专家称：“两肺纹理增多说明肺部有炎症，也会引起CEA指标升高。CEA指标并不是诊断肺癌的特异性指标，只是一个参考指标，身体所有部位的炎症都会引起CEA指标升高。所以，不能仅仅依据CEA指标呈阳性就认定是肺癌。在CEA指标呈阳性的情况下，患肺癌的可能性有多高，无法判断。”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专家称：“许多非肿瘤因素都会导致CEA指标升高，比如感染、血脂升高等。从体检到肺癌晚期已有两年时间，所以不能推定CEA指标呈阳性与肺癌有关系。肿瘤从早期到晚期一般不到两年时间。所以在体检时，CEA指标呈阳性与患肺癌的可能性有多高无法判断。”

经质证，林耀辉对专家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南京医院对上述专家陈述的意见没有异议。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健康体检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对完成健康体检的受检者出具健康体检报告。健康体检报告应当包括受检者一般信息、体格检查记录、实验室和医学影像检查报告、阳性体征和异常情况的记录、健康状况描述和有关建议等。南京医院为林耀辉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与上述规定不符，故南京医院的体检行为存在过失。南京医院上诉主张其体检行为不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林耀辉体检时CEA指标呈阳性，不能以此即推定其当时已患有肺癌。医学专家陈述的相关意见系依据其多年的临床实践与成熟经验作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林耀辉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推翻专家陈述的意见，故专家陈述的意见可作为本案判断因果关系的参考依据。林海波、吴莉上诉主张南京医院的过失行为与林耀辉患肺癌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林耀辉进行体检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自身可能存在的疾病或影响健康的异常因素，在现代医疗水平下接受适当的治疗，以延续身体健康或提高生存的可能性。这种对延续身体健康或提高生命质量的期待，是健康权和生命权保护的内在要求，具有人格利益，法律对于这种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南京医院的过失行为导致林耀辉当时丧失进一步检查的时机，侵害了林耀辉对延续自身健康和提高生存可能性的期待利益，实际是侵害了林耀辉的人格利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综上，林海波、吴莉和南京医院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林耀辉在二审审理期间死亡，其法定继承人林海波、吴莉作为上诉人承担诉讼，故予以部分改判。

2013年12月6日，南京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海波、吴莉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驳回林海波、吴莉其他诉讼请求。（文中人名、医院名系化名）

论法律信仰的社会心理机制篇7

(一) “法律信仰”命题的由来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 就初步形成了关于法律信仰这一概念的雏形, 但尚未形成体系, 当时仅仅是一些零星的认识。我们通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论述中就可看出些许。苏格拉底一生都在以自己的生命来推崇对法狂热的忠诚;柏拉图在晚年也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 而且在较短的时间里又没有好的办法使统治者变为一个哲学家, 则法治仍然比人治要好。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 思想家们对神权和专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提出了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主张, 并随之将法律信仰发展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

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在学界得到热议, 这根源于美国著名的比较法学家伯尔曼教授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而这些问题正是由于法律与宗教过度分裂化所致。所以, 要想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有必要将法律与宗教这两者进行再次的融合, 使法律真正成为社会的信仰, 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大力实行改革开放与依法治国的政策的过程中, 也借鉴和移植了大量的国外法律, 但是效果不甚理想。

法律信仰, 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 法律信仰的概念, 部分人将其定义为人们基于对法律的认识而形成的对法律深信不疑和确信服从的一种价值取向, 或者也可以说人们在使用法律过程中对其功能所形成的一种确信的状态;只有当我们社会中运行着的法律被认定为是善的、公平正义的时候, 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就会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因为受到外在的压力或诱惑, 而是一种理智遵守法律的状态。结合大部分观点可将其定义为:法律信仰是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相协调一致有机统一体, 它是社会主体在法律信念的指引之下, 自觉将法律规则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并自愿在其支配之下行事。

(二) 法律信仰的构成要素

法律信仰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以下三项:

1. 法律知识———对于法律的信仰首先必须要信仰法律的人对法律知识拥有一定的认知度。一个对于法律的理解全部都是盲区的人, 他所谓的遵纪守法就好比不懂装懂对法律的一种盲目的服从, 这样的法律认知度并不能使他对法律信仰产生积极良好的感情, 反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2. 法律感情———这种感情是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的维护, 对法律的积极遵守, 由于对法律的信服而对其产生的信任感。

3. 法律意志———能够积极主动地维护法律尊严, 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 他的观点是如果要是一项法律得到良好的实施, 要保证其对社会心理上有一定的效能。

二、法律能否被信仰

(一) 法律信仰不是虚幻的

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并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足够的重视, 好多人对于法律的理解也较为浅薄, 这就导致法治观念无法迅速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的法律信仰, 并且现在的很多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 他们认为法律信仰是不可以被信仰。其实现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任何法律规则的存在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法律信仰看似抽象, 其实其并非是遥不可及的, 法律信仰就是对法的理念和品格的信仰, 同时也是对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调和的理念等超然的东西的信仰, 而不是指对某个单一的法律或法条的盲目崇拜和迷信。

信仰, 是一种理性的价值追求。人是有自在理性的, 当这种公共意志上升为理性的实在法时, 这样的实在法就能保护每一个理性人的利益, 因而人们对法律从被迫遵守到信仰有一个心态的变化, 即从被迫遵守到感情的尊重受信赖, 最后上升到理性的信仰。

(二) 法律信仰植根于一定的土壤

在中国并没有同西方社会那样存在着普遍的宗教情感氛围, 自古以来, 中国就欠缺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传统精神, 而且一直以来, 法律被当作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 本身并无公平, 正义, 民主的意味, 自然也难以升华为民众的信仰。中国的法律自产生时起, 就是靠外在强制力迫使公众对其产生畏惧感, 因而其并不具有神圣性。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崇尚人治, 在这种以个人的思想产生的专制基础上, 人们很难对法律产生信仰之情。

当下, 也有很多的法律工作者往往对法律缺乏敬畏感, 不严格依法办事, “人情执法”“面子执法”等等时常发生, 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公民对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产生质疑与抵触心理, 当公众认为法不是自己的, 他们自然会更加的不信任法。诸如河南某市的平坟事件, 当地官员为追求政绩, 违背民意, 强行平坟, 极大的破坏了社会秩序, 抹黑了公权力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使得他们更加相信中国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 他们认为领导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 在权力面前法律显得苍白无力。但是社会中的人是需要有一定的信仰的, 否则很容易误入歧途, 为所欲为。同时我们的法律工作者也还是应当对法律心生敬畏之心, 敬畏民意, 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

三、如何构建法律信仰

权力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制约, 因为太过于绝对的权力, 很容易滋生腐败, 法律就没办法保障权利的更好实现, 就如韦伯斯通所描述的那样, 必须把行政权力“视为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我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封建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极其深刻, 直到现在, “官本位”思想的余毒依然挥之不去。我国官员队伍中有有些人法治意识贫乏, 缺乏法律信仰, 迷信权力, 玩弄权术。置广大民众利益与呼声于不顾, 践踏法制, 致使民众怨声四起。我们必须清楚,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 实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要保持社会稳定并且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 获得国内人民的普遍支持,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就必须真正尊重法律, 厉行法治, 让名义上的法治变成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在防止权力滥用、徇私枉法方面的重大作用。

我国当下建立起来的一套法律监督机制, 操作性实用性较差, 绝大多数内容大都只是规定了一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对于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监督的内容则比较少。因此, 我们必须要注意完善法律监督制度, 建立监督功能的道路, 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立法来细化和完备监督职能的内容, 同时专门机关也应该加强对法律运作的监督。同时应建立违法纠错机制, 对国家行政在执法过程中由于执法问题产生的一系列后果进行及时的纠正, 以警示一切违法行为, 增加其违法的成本, 逐步树立起群众对法律及法治的信心。

四、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法治的实现离不开人们对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只有才不需要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时候, 也即人们守法是发自内心真实情感的需要, 其才是有效的。违法犯罪数量的减少关键还是需要依靠人们严格自律还有守法, 只有当社会主体忠实的投入其中时, 法治的魅力才会真正得到彰显。法治现代化的实现不仅仅在于法律制度健全, 也不在于社会主体因为迫于国家强制力而对其屈服, 它真正有效得以建立的前提基础是获得公众对其普遍且广泛的认可, 唯有做到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社会的精神大厦, 法治社会也才能最终建立。

将法律当作一种信仰, 立法才可能科学合理, 公开透明, 从最终意义上成为社会整体民众的参与事业, 成为一项真正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进程。法官们才会按公理办事, 公正无私地对待每一个人, 以一种开放的透明的程序在其中运用法律规则和标准。只有把法律当作一种信仰, 法官柔性地解决问题, 以求软化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进而通过沟通交涉或对话协商, 而不是靠强制对抗来达成相互之间的妥协与合意, 圆满的解决纠纷。把法律当作一种信仰, 司法、执法人员对才会自觉对法律普遍遵从, 公正司法, 合理执法, 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活着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法治建设也是如此, 法治精神是法治建设的灵魂, 当下社会大众的法治精神相对匮乏,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道阻且长, 需要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

摘要：党中央在十八大上明确将“法治”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 其意在让法治成为我们社会大众的信仰, 使法治成为推动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 培育法治精神、涵养法治文化, 已经成为衡量法治文明的新标准, 推动法治进程的新动力。切实严格依法办事, 杜绝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 以权代法, 以言代法, 权大于法的现象, 有效实现“有权利必有救济, 有损害必有赔偿, 有责任必被追究”的现代法治理念, 塑造我们的法律“精确, 稳定, 可靠, 有用”的形象, 进而使人们去尊重法律, 敬畏法律, 信仰法律, 发自内心地去自觉接纳它, 遵守它, 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有建成的可能。

论建立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篇8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中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否承载新医改的这些期望。

1 保险法的社会缺陷

中国保险法为商业性健康保障提供了一套基础性法律制度,并通过《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6年第8号)具体运作,以求尊重、实现和保护健康权。

该办法规定的健康保险,是指依法成立的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经中国保监会核定,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其中,疾病保险是指以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的发生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医疗保险是指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行为的发生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接受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是指以因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或者意外伤害导致工作能力丧失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减少或者中断而提供保障的保险;护理保险,是指以因保险合同约定的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引发护理需要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的护理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

以上四类健康保险的共同特征,是保险的商业性,即由保险公司主要按商业目的经营,投保人需按符合商业目标的健康保险条款和费率,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件)发生前支付保险费,被保险人方可获得相应的保险金给付。

如果关注保险法的实际运作和社会效果,着眼于它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不难发现由保险法所支撑的商业健康保险,并非满足贫困人口等弱势人群医疗服务需求。这一点,国外的保险法也是如此。

英国制定《国家卫生服务法》、推行国家卫生服务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识到保险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存在着局限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教授Emily Jackson指出,以商业健康保险筹措医疗服务费用存在某些难处:(1)有些健康风险具有不可保性。例如,垂暮之人,或已患某些疾病之人,往往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因此,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不愿承保的健康风险,不得不由国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去承载。(2)由于保险费是根椐风险而非财富状况设定的,商业健康保险往往是有支付能力的低健康风险人群不愿投保,无支付能力的高健康风险人群不能投保。(3)经验证据显示,商业健康保险会刺激过度医疗,浪费卫生资源。(4)证椐同样显示,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管理成本显著高于国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经营成本。如盛行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美国和瑞士,2009年人均卫生费用分别为7960美元和5144美元,而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实行国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则分别为3487美元、3067美元和3137美元。

理论上,保险法的这种社会缺陷源于民商法的局限性。作为实现和保护私权的民商法律,保险法的要旨是通过保护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个人自决权利,即自觉自愿、自主自决地购买商业保险,来实现和保护购买人或其指定受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现实生活中,民商法实现和保护私权的实际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先天和后天形成的诉求能力,包括个人的生理条件、教育背景、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谈判和缔约能力,等等。因此,私法自治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对于无自治能力和条件者是一种嗜谈;对于自治能力弱者也无多大实际意义。患病者、残障者、年老者、年幼者和失业者等社会弱势人群,在私法的秩序下,事实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的健康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组织社会力量予以保障。这就是商业健康保险在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必须处在“补充”角色这一功能定位的根本原因。

2 保险法的深刻社会化:保险法社会缺陷之克服

国际上,鉴于市场机制对于实现和保护健康权与生俱来的缺陷,保险法的社会化应运而生。这集中表现为将健康保险从保险法中剥离出来,制定一种组合性质的健康保险法,使传统的商业健康保险转化为一种多元化、社会化的专门保险。

法国在《社会保障法》框架下,于2004年颁布的《健康保险法》就是保险法社会化的典型代表。该法将健康保险扩大到非常富和非常穷的人群,真正实现了全覆盖(universal health care)。该法确认由三个层次健康保障组成的健康保险体制:基本医疗保险、非赢利性的互助基金会和商业保险。其中,基本医疗保险按参保对象分别由工薪职工国家疾病保险公司、农村社会互助保险公司和独立职业全国医疗保险公司经营;非赢利性的互助基金会,即医疗互助保险公司,是专为集体单位服务的辅助保险机构,体现了法国医保体系的多样性;商业补充保险法律制度设定的投保条件较低,投保费设定以普通居民可负担为原则,且保障较高。《健康保险法》的要旨在于确保不同类型健康保险均享受相同的保险待遇,以体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宪法原则。

从《健康保险法》的运作效果来看,当前,法国几乎所有居民都拥有公共的全民保险和私营补充保险:公共的全民保险是由政府支付的强制性保险,涵盖了从医院护理、门诊服务到处方药(包括顺势疗法产品)、家庭护理等。私营补充保险,一半是由雇主资助的,另一半是个人出资。联邦政府的资金为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提供补充保险。

统一的《健康保险法》确保法国健康保险体系遵循普及性、整体性、互助性和劳资双方共同管理等原则,从而使其健康保险体系拥有医疗服务与报销效率高(报销90%的医疗费用)、基本覆盖全部人口、用户满意度高等诸多优点。

以上说明,在健康保险方面,保险法的社会化意味着必须顾及相关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险(障)法对接与互补,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如何更好地尊重、实现和保护健康权,以促进健康领域的社会平等。保险法的社会化导致了健康保险的专门立法。

3 建立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

正如英国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样,在中国保险法现有框架下经营商业健康保险,既不能满足弱势人群对健康保障的需求,也带动了对医疗服务的过度需求。可以说,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健康保险,不但没有促进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反而加剧了健康领域的社会不平等。

有鉴于此,好的做法,应是将健康保险从保险法的调整范围内剥离出来,在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框架下,借鉴法国2004年《健康保险法》、澳大利亚1973年《健康保险法》和爱尔兰1994年《健康保险法》等,结合新医改对发展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探索,制定我国的健康保险法,将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问题一并纳入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调整和规范的范围,体现医疗保障体系遵循普及性、整体性、互助性和公众共同管理的社会(立)法最高原则,真正反映出健康权兼具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二重性的本质要求,应是我们努力和奋斗的目标。

这种设想和预测也有一定的政策根据。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国发[2009]12号)要求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这说明新医改政策已注意到统筹兼顾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两种资源的问题,只不过当前探讨的这种统筹兼顾,只是为了“提高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水平”,还停留在较低的阶段,没有考虑到建立我国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总之,对中国公民健康权的尊重、实现和保护,需要探讨全面兼顾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三种资源。这种探讨反映在法律上,要求对保险法进行相应的社会化改造或改革,制定统一的健康保险法。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对保险法这种深刻的社会化变革,有着强烈的内在要求,这预示着中国保险法的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促进健康领域的社会平等。为此,中国保险法必须顾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必须与社会保险法融通、对接与互补,以便更好地尊重、实现和保护健康权。把保险法原理与社会(立)法原理融合起来,将保险法之可保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等,与社会(立)法之普遍保障、国家保障等基础法律制度,通过创新性构思巧妙地结合起来,对中国保险法进行深刻的社会化改造,逐步建立统一的健康保险法律制度,为健康权的尊重、实现和保护提供一种融民商事、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为一体的法律组合方案,可代表中国健康保险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保险法,社会化改革,健康保险法,新医改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6年第8号)[E].2006.

[2]Emily Jackson.Medical Law:Text,Cases and Material[M].Oxford2006,33-48.

[3]WHO.The World Health Report2000Health systems:Improving performance.

[4]National Coalition.On Health Care,Who provides health care in France[EB/OL].Retrieved March16,2008.from www.nchc.org/facts/France.com.

[5]Sheila Guilloton.‘France Has the Best Healthcare System in the World’.Retrieved March16,2008from http://EzineArticles.com/?expert=Sheila_Guilloton.

[6]Rodwin,V.G..The Health Care System under French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Lessons for health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France:How Sustainable?[M].ed.V.G.Rodwin,2006.

[7]Sorum,P.C.France Tries to Save its Ailing Health Insurance System,in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in France:How Sustainable?[M].ed.V.G.Rodwin.2006.

[8]罗敏.商业医疗保险的逆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控制问题研究[EB/OL].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sf.3552915.1/,2010-12-18日.

单位健康体检中的法律关系分析篇9

2007年5月14日, 原告瞿菖菖、谢菖菖、黄菖菖所在单位菖菖菖县地方税务局组织该局干部、员工到菖菖菖县中医院体检。包括原告在内的多名员工被体检出有乙肝。体检结果出来之后, 医院将结果送交给原告所在单位菖菖菖县地方税务局工会, 由工会通知员工领取体检结果。在领取体检结果的过程中, 原告被查出患有乙肝的消息不胫而走。原告因此非常痛苦, 多方吃药, 但经过其他医院检查, 知并没有患乙肝, 再次到县中医院复查, 确实没有患乙肝。原告遂将该医院告上法庭, 诉称因其误检, 隐私被向外传播, 名誉权受到侵害致自己精神痛苦、名誉及财产受损, 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收回名誉。

上述案例是单位健康体检易发纠纷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随着社会的发展, 单位健康体检方兴未艾, 但是纠纷也日益增多, 尤其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比较严重。为了更好地保护体检者的合法权益, 很有必要深入地了解单位健康体检中的法律关系。

二、单位健康体检中的法律关系分析

单位健康体检中, 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有行政法律关系、合同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等几种法律关系, 在此试作简单阐述。

1. 行政法律关系。

单位健康体检行为, 作为一种医疗行为, 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对此有管理的权利与义务。首先, 行使行业准入的行政许可权利。非经管理机构许可, 任何单位不能从事健康体检的业务。其次, 行使监督管理权利。对违规违纪的行为有权进行行政处罚。管理机构有权对体检设备、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有权对上岗人员的资质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可以要求医疗机构限期整改, 并可以依法进行处罚。最后, 行使行政调解等解决纠纷的行政职能。从便民利民的角度出发, 医疗卫生管理机构自然而然承担着第一位调处纠纷的职能。在医、检纠纷中, 医疗机构一般处于强势地位, 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作为医疗机构的上级管理部门, 对于平衡医、检双方不对等的地位, 维护体检者的合法权益, 起着重要的作用。

2. 劳动法律关系。

在单位健康体检中, 存在着两种劳动关系。一种是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 医疗机构的体检业务, 通过其医护人员来实施, 医护人员的职务行为实际上应为医疗机构的行为。另一种是体检单位与被体检者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员工有权利参加单位组织的作为福利内容之一健康体检行为。这两种劳动关系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3. 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单位体检中的合同法律关系, 有三种理解:第一种, 认为体检中的合同双方是医疗机构与被体检者个人。持有这种观点者, 尚个人权利, 强调个人权利, 主张一旦医、检双方有纠纷, 被体检者可以直接以违约将医疗机构诉诸法律, 以便最大限度保障个体的权利。第二种, 认为体检合同是一份为第三者利益订立的合同。合同双方是体检单位与医疗机构, 但因合同涉及第三者 (被体检者) 的利益, 故第三者基于利益关联, 可以以违约为由将医疗机构诉诸法律。第三种, 认为体检合同的主体双方是体检单位与医疗机构。体检合同是由体检单位与医疗机构磋商、订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相应性, 体检单位享有知道体检结果的权利, 应该履行支付体检费及组织员工进行体检的义务;医疗机构有对体检单位员工实施健康体检的义务, 同时享有获取体检费的权利。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前两种观点都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一种观点抛开体检单位来谈, 在实践中也是很难行得通的。第二种观点从利益关联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也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可能导致违约的无限扩大。笔者以为单位组织的体检有别于患者个人的体检。 (1) 前者关系双方是单位与医院。单位与医院协商各具体事项, 单位对医院负责, 医院对单位负责。后者关系双方是患者与医院。 (2) 前者参加体检者具有被动性。参加体检者在参加活动之前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参加或不参加, 这是个利益权衡的过程。一旦选择参加, 则参加体检者须接受单位体检的程序和结果, 具有被动性。后者具有自主性, 其目的是患者自己了解自己的疾病状态。 (3) 前者单位有知情权。单位因为工作性质需要, 工作环境健康或提高员工身体健康等多种动机, 希望了解员工的个人健康状况。单位支付了体检费用, 对体检结果有知情权。后者体检结果只有患者自己知道。

从前文所述之乙肝案例看, 原告参加的体检活动自始至终是一次单位组织的体检。基于契约, 医院只对付款的体检单位负责。

4. 侵权法律关系。

在单位健康体检的过程中, 被体检者权益最容易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侵害。一是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的侵害。被体检者遭到的侵害, 很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医护人员的职务行为, 另一种是医护人员的个人行为。如果是前者, 这种行为对医护人员来说, 实际上是一种事实行为。虽然体检行为是由医护人员具体施行, 但是因为医护人员是在履行工作职务, 其行为就是代表医疗机构的行为,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这种情况应该由医护人员的所属单位予以赔偿。如果是后者, 则应该由医护人员个人予以赔偿。二是体检单位的侵害。一般而言, 体检单位与被体检者是单位与员工的关系, 不可能去侵害被体检者的权益, 但是现实生活非常复杂,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前述的瞿、谢、黄三人乙肝案, 原告的隐私即是在体检结果送交单位后发生了失密。类似情况单位是有责任的。

三、单位健康体检中被体检者权利的救济

笔者以为, 救济被体检者的权利, 应该“分清因果, 理清关系”, 从不同的渠道加以救济。以前述案例为例:

从违约救济来看, 作为体检者的瞿、谢、黄三原告不能向医院主张违约。因为体检合同不是由体检者个人与医院签订, 双方不是体检合同的当事双方,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双方不能相互主张违约。然则三原告的权益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只要经复检没有乙肝, 那么就说明医院构成了误检, 瞿、谢、黄三原告可以通过自己的单位即体检单位, 向医院主张误检构成违约, 要求医院赔偿其直接与间接的损失。

从侵权救济来看, 瞿、谢、黄三原告的维权成本较高。

1. 损害结果难以确定。

从财产上看, 本案难以计算原告因体检结果造成的既得利益与可得利益的损失。从非财产上看, 原告诉称名誉因体检结果而受到损害, 但是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撑。

2. 违法行为难以确定。

在体检中, 医疗仪器、设备的精确度, 以及体检医生的学识水平、体检者体检当时的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体检结果, 出现“误检”是医学常规所允许的。医院将体检结果送达给体检单位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体检者个人的隐私权呢?单位组织体检中, 按照合同的相对性, 医院只对单位负责, 并保守秘密。员工权衡利益, 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参加体检;也可以为了单位提供的机会或福利, 对单位放弃自己的健康隐私权, 让单位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单位由此有权了解体检参加者的体检结果。医院没有擅自散布该结果, 也没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宣扬该结果, 将体检结果送交单位的行为不构成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不侵犯体检者的名誉权。

3. 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以前述案例来说, 原告诉称的精神痛苦, 一方面由于原告没有及时“复查”就沉浸在对乙肝的恐惧之中, 另一方面主要是原告担心他人知道自己患有乙肝而对自己加以歧视。体检结果是在哪里被泄露出去的?是在原告的单位。因此, 原告诉称的损害与医院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4. 主观过错难以确定。

单位体检, 主观上各方都没有传播体检者隐私、侵害其名誉权的故意;如果有义务而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那么从主观上说是存在过失的。如行为人没有尽到善良的注意义务、没有以合理的形式通知体检者本人、没有及时提示“复查”等。从本案看, 医院在主观上没有过错。

综合看前述案例, 原告主张违约的同时又主张侵权, 这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笔者以为, 要么通过体检单位向医院主张违约, 要么由体检者直接向体检单位主张侵权, 这样更能保障体检者的合法权益。

从程序上看, 体检者可选择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司法救济程序一般成本较高、时间较长, 行政救济程序能够相应降低体检者的维权成本, 加强卫生职能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管, 切实保障执行, 从而维护体检者的合法权益。笔者以为, 如果协商不成, 走行政救济程序更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

摘要：单位健康体检方兴未艾, 但也带来各种冲突, 诸如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等。单位健康体检中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合同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等诸多复杂法律关系。单位体检合同的双方是医院与单位, 体检者应该“分清因果, 理清关系”, 可以通过单位向医院主张违约, 或直接向医院主张侵权,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关键词：单位体检,法律关系,救济

参考文献

[1]张文显, 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 .

[2]王雪萍, 谢育敏.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及其立法规制[J].赣南医学院学报, 2008, (5) .

心理健康法律篇10

一、在德法课中加强学员心理健康教育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 从对新学员心理健康调查情况来看, 在每

年进行的新生心理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 当前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的繁荣, 现代社会经济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多样化, 对人们原有的生活理念和生存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同时, 刚入校的新学员一般都要经历角色转变和适应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适应能力不同, 因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方面, 新学员一般思想比较活跃, 个性张扬, 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但是另一方面, 很多学员也表现出理想信念薄弱, 现实目标缺失, 适应能力弱, 生活自理能力差, 团体协作意识较弱等问题。因此, 学校作为教育者一方, 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新学员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以引导学员形成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 顺利完成角色转变并为未来学习发展做好心理准备。

2. 从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的功能与内容来看, 二者相辅相成, 彼此渗透。

一方面, 心理健康教育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基础, 德育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的推动;另一方面, 人的道德品质影响着心理健康教育, 对心理健康教育起着导向作用。有些心理问题往往通过道德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些道德表现往往反映着人的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现代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理

陕西李丹

论, 对学员进行健康思维、情感和性格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 其目的是促进学生心理成熟与发展。德育则是以科学的理论和哲学思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 主要解决的是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的问题。

3. 从德法课的课程内容特点和性质来看, 德

法课是新学员入校后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法课主要是帮助学员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法律观, 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 学员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在心理方面的反映, 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要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为前提。另一方面, 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 也必然影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确立。因此, 通过德法课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不仅是课程目标所在, 也是学员自身发展的要求。

二、在德法课中加强学员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1. 把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科学合理地融入德法课教学中。

《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心理健康教育要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渠道, 而教育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大纲》也要求在德法课中, 要科学安排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具体来说, 可以在第三章第三节“协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 通过专题讲座的方式, 展开讲述学员在实际生活中困扰较多的人际交往问题的心理应对方法;在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关于“事业与爱情”的问题时, 可以展开如何处理好事业、爱情、家庭关系方面的专题;在第八章讲到“犯罪”时, 可以展开涉及犯罪的心理和人格问题的专题。

2. 把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手段融入到德法课中。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单一、呆板, 通过教育者说教、灌输或者其主观愿望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内容形式更加人性化。因此在德法课中可借鉴和适当引入心理教育的方法手段, 比如将团体心理辅导、心理测验和心理咨询等方式引进到德法课教学中, 使课内与课外、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在相应章节中, 可以运用心理测验的方法对学生心理状况进行普查, 从而更全面了解学生的特长和不足, 了解学生的气质类型、性格特征和能力特点, 使德法课的教学更符合学生实际, 从而达到心理健康和德育的教学目的。

3. 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相结合。

目前, 院校中从事心理咨询的教员基本上是由“两课”老师担任, 这就使得心理健康教育从德法课堂中延伸到了课外。课堂心理健康教育一般是针对生活中学员一般的、共有的心理问题, 课外的心理咨询则是针对单独的个案, 教员更能从根本上直接地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惑, 这种点对点、面对面的方式更利于咨询双方的沟通, 同时使得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解学生的基础上实施, 并被学生所接受。教员应该充分发挥这一平台优势, 与学员形成良好咨询关系, 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帮助学员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 课外教育还应该包括多种方式, 比如充分运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报、宣传栏等宣传媒体, 使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教育更贴近学生实际, 有更高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摘要：当前, 新学员普通存在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隐患。《军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军校新生第一门必修课, 有必要加强对学员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 这对学员保持健康稳定心理素质,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制观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军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心理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1】陈琴.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探索.考试周刊, 2009 (1) .

青少年心理问题及相关法律援助篇11

一、青少年心理主要存在的问题

1、自我心理

青少年的自我心理是青少年心理主要存在的问题之一,自我心理是在青少年心理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其问题的实质是认知上的问题,随着心理年龄的增加,青少年的内心世界逐渐丰富起来,致力于了解自己的性格以及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是青少年主要的表现,在这一阶段,自身的行为、性格极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青少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可能会对自我认识上产生一定的困惑,同时由于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使得青少年的内心逐渐敏感起来,一旦遭遇批评或是排斥,青少年容易在思想和行为上产生偏激,从而导致了青少年的犯罪。

2、性心理

性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青少年处于生理的发育阶段,生理上的变化使得青少年的性心理随之发生改变,性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受我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于性知识的普及依然不够全面,很多青少年在性心理方面产生困惑时,羞于向他人提及,导致自己性心理上的不健康,又由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既能为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带来积极影响外,还容易误导青少年对性心理方面认识,使之容易受感情因素的影响,也容易是青少年难以控制自我的行为,在冲动下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其二,性心理的另一个主要的内容是建立自我心理上的性别,只有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相同,才能对其定义为男性或是女性,要根据生理性别进行相对应的言语交流以及举止仪态,青少年在性心理上的不明确也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表现。

3、家庭关系

家庭因素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主要诱因之一,也是青少年主要的心理负担,与家庭的相处,父母的关系,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行为及性格,随着年龄的不断加大,青少年在与父母的思考方式上出现较大的差异,青少年对于父母的做法及观点上存在不认同,甚至出现开始批评父母的情况,亲子之间的矛盾容易升级,导致青少年容易怨恨家庭,怨恨社会,思想行为容易走向极端。另外,家庭的教育对青少年的心理有着直接的作用,青少年的性格极容易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有的家庭存在打骂青少年的情况,这会导致青少年在心理上产生暴力倾向,在与外界的接触上,一旦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则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4、社会适应

青少年由于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过分追随社会上的风气,对于一切新鲜的事物及观念没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同时由于青少年的个性较强,追求另类,容易受到感染和鼓动,在对传统的社会文化及观念认知及变化上容易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青少年在思想道德规范以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上与当前社会的要求不符合,容易受到社会上的排挤,造成青少年心理上的负担,同时这也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针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法律援助

1、加大心理健康教育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首要环节,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格外重要,父母及其他监护人要做到以身作则,向青少年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观及人生观,要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社会规范,确保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其二是学校教育,学校是青少年受教育的主要渠道,学校要担负起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责任,要开展相应的课程,保证青少年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消除在生理及心理上的困惑,使青少年避免走入心理误区,对于心理存在问题的青少年要及时做到心理干预,及时排出负面情绪对行为、性格的影响。其三是社会机构的教育,相关的法律机构要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不仅要在青少年犯罪服刑阶进行必要段的心理教育,还要在青少年心理犯罪预防上下足功夫,最大程度的降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产生的犯罪行为。

2、社区照顾

社区照顾不仅要针对于老年人和残疾人,还要针对于青少年作为社区照顾的对象,社区照顾可以全面的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针对于青少年的社区照顾,其工作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要通过建立良好的社区环境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场所;其二,是要对青少年的家庭环境做出有效的监督工作,要杜绝社区家庭中虐待青少年的情况,一旦发现,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从根本上保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其三,要在社区内开展普法知识,要通过专业的法律机构向社会宣传心理健康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使社会重点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3、法律服务

在社会上要建立针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法律援助机构,以全社会的青少年为服务对象,同时将法律服务走出专业的机构,融入到社会群体中,在学校中开展法律教育活动,可以在社区内开展相应的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定期对青少年的身心状况予以检查,同时讲解法律知识,强调犯罪的危害性,最大程度的避免青少年的犯罪情况。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大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必要的社区照顾及法律服务是保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曾天德,刘英俊,陈小梅,邱春健.心理援助:未成年犯心理需求及其教育改造新举措[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01):128-131.

[2]赵晓风,毕成.心理问题与青少年违法犯罪——以未成年男犯调查研究为例[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11(0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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