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模式（精选10篇）
分权模式 篇1
企业集团应采用何种财务管理模式?这个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企业集团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成员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以及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等因素。各企业集团的实际情况不同, 其内部的分权程度也不同, 所采用的管理模式也就可能不同。所以, 在选择管理模式时, 不应千篇—律, 而应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就我国目前的大部分企业集团而言, 我认为应采用“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
一、采用“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原因
“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就是指:在财权统分结合的财务管理结构中, 偏重于总部财权的集中, 分部所拥有的权力只是占所有财权中的小部分。母公司是主要决策机构, 做出首要的及次要的财务决策, 把执行决策的责任和做出不影响企业达到整体效益最大化的财务决策的权力下放给所属企业。我国集团企业之所以适用于这—模式是由其发展现状决定的。这是因为:
(一) 我国企业集团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其必须采用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模式
我国的企业集团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初期, 集团公司制定的集团发展战略短时间内常常难以得到集团内其他成员企业的认同和贯彻执行, 各成员企业在资金配置和市场定位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尚未形成合力, 没有达到规模经济, 完全分权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 母公司有必要对各子公司进行—定程度的集权管理, 依据产权关系, “迫使”子公司在其所划定的范围内开展财务活动。但是出于调动子公司员工工作积极性的考虑, 母公司应将子公司的一些日常财务活动管理权 (如一般性的投资权、—般性资产的处置权和普通财务人员的任免权) 下放给子公司, 而将涉及子公司发展前景乃至影响整个集团战略目标实现的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 (如资本金变动权、重大投资权、重大筹资权、重大资产的处置权、财务机构的设置权和财务经理的任免权及预算的审定权等等) 集中于母公司, 以实现对子公司的财务监控。通过适当的分权, 可以使母公司的财务人员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整个公司的战略管理。
(二) 集团下属成员企业的财务活动尚不规范
就单个企业而言, 我国大部分企业正处于由传统企业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时期, 尚未真正建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实现了管理决策的科学化, 而大部分企业仍存在管理混乱的现象。尤其在财务活动中, 由于受企业领导个人意志的影响, 加之财务人员的素质也有待提高, 于是便出现了诸如盲目投资、随意挪用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等行为。所以, 由这些企业所组成的企业集团必须采用“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 将子公司的重大财务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 由母公司通过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来规范子公司的财务活动, 将数额小, 无关大局的决策权留给子公司。这样可以既保证总公司的利益不受侵害, 又可以留给子公司—定的决策空间以调动职工积极性。。
(三) 互联网络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集团财务的相对集中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
母公司要对子公司进行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 首先必须及时取得子公司的相关财务信息, 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财务决策。在我国, 大多数企业已经实现了会计核算的电算化, 而且集中式的财务管理软件或者网络财务软件正在得到大力推广, 这些手段无疑加快了企业间信息传递的速度, 使得母公司的管理人员能够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子公司的财务状况, 为其进行财务决策提供了信息保障。通过网络, 也可以使母公司的财务政策迅速传递到各个子公司, 便于各子公司及时调整其经营策略, 最终实现集团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 我国集团企业采用“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是—种无奈的选择。
二、实行“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模式的措施
我国企业集团实行财务“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管理, 在实际运作时采取的具体策略或方式应视各个集团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总的来说, 是“集中运作, 分级核算, 预算控制, 监控有力”。
(一) 通过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实现资金的集中管理
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中心。如何把母子公司分散的现金集中起来, 降低现金的持有水平, 保证集团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是集团财务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作为集团出资人的总部, 在财务的整个定位上, 必须落实出资入资的功能。资金的集中管理有多种实现方式, 目前比较常见的是集团内各成员企业共同出资成立财务公司并作为集团内部—个非金融机构的独立法人, 全面负责集团内所有成员企业资金管理, 而对无法成立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可在集团公司设置与财务公司功能相似的资金管理职能部门资金结算中心。无论是财务公司还是资金结算中心, 都具有以下功能:
1.结算功能
即集团内各成员企业统—在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开设帐户, 由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以—个户头对银行办理集团内各企业的资金结算业务。这样可以提高集团内资金运作的效率。
2.内部监控职能
这种统—结算模式为各成员企业资金运作的合规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提供了保障, 使集团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各成员企业的财务收支, 及时掌握各下属企业的资金状况, 便于其进行调控。当然, 使财务管理网络化也是中国财务管理监控及集中资金管理势在必行的重要手段, 它可以使集团公司能及时了解各子公司的会计信息, 对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决定, 更好的控制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
3.资金融通功能
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以吸收存款的方式将集团内部各企业暂时闲置和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再以发放贷款的方式将其分配给集团内需要资金的企业, 从而既满足部分企业的需要, 又减少资金的沉淀, 可实现集团内部资金的相互调剂余缺, 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另外, 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除具有上述三种功能外, 还可以通过发行财务公司债券和进行同业拆借来为各成员企业融通更多的资金, 还可为成员企业办理买方信贷和资产重组等业务。
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在保证公司成员独立核算的前提下, 通过统一结算, 不仅能促进分层管理的加强, 而且通过财务公司或资金结算中心的资金筹措、资金计划与资金调控职能的发挥, 有利于公司内部重大财务活动与重要财务关系的调节和控制, 落实统一调控。
(二) 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在企业集团内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不仅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而且有利于明确母公司与子公司各自的责权利, 实现集团的整体战略目标。为了搞好预算管理, 应在集团公司董事会下设预算管理委员会, 负责预算的编制、审定和组织实施及调整。
1.在编制预算时, 一般宜采用上下结合的方式。即首先由集团公司根据整个集团的发展战略提出预算目标, 并将其进行分解下达给各子公司, 然后各子公司结合自身情况编制各自的预算草案, 最后由预算管理委员会对各子公司的预算草案进行汇总和审核, 并召集各子公司的经营者进行预算的协调与调整, 最后由预算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2.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 集团的各级预算部门可通过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和实施适当的激励措施来保证各级预算目标的完成。若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出现需要调整的情况, 则须经集团公司的预算管理委员会批准。预算管理委员会还应制定相应的标准来对各子公司的预算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并据以进行奖惩。上海宝钢集团和深圳华为集团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 企业集团的投资管理应采取集中管理方式
企业集团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集团公司的发展方向, 因此, 企业集团的投资管理应采取集中管理方式。无论母公司还是子公司的对外投资都必须经过立项、可行性研究、论证和决策过程, 其间除专业人员外, 必须有财会人员参加。财会人员应会同有关专业人员, 通过仔细调查了解, 开展可行性分析, 预测今后若干年内市场变化趋势及可能发生风险的概率、投资该项目的建设期、投资回收期、投资回报率等, 写出财务报告, 报送领导参考。在母公司对子公司资金加以集中管理之后, 投资管理可以适当分权, 即子公司有权制定一定金额以下的投资项目, 但一般占集团投资很小的一部分。有的企业集团根据子公司等级划分投资权限, 超过规定限额的投资项目要向母公司提出申请。母公司建立健全子公司对外投资立项、审批、控制、检查和监督制度, 并重视对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 防止出现只投资不管理的现象, 规范子公司的投资行为。
(四) 利润分配应遵循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母公司作为企业集团的主体, 其利润分配是企业集团利润分配的核心。企业集团应统一收益分配制度, 子公司应客观、真实、及时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对母公司而言, 子公司所增利润要按一定比例留在母公司, 以便满足企业集团的长远发展需要, 同时也要保证子公司和职工的利益逐步增加, 这是企业集团凝聚力的源泉之一。子公司收益的分配, 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分配, 剩余部分由母公司本着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分配比例。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原则上可自行分配, 但应报母公司备案。
(五) 评价分部实际业绩
由于总部为了使集团整体效益达到最大而通过预算对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了总体安排, 这样便对分部资金的筹集、使用、转移价格等方面的经营进行了干预, 使分部的账面业绩不能准确地反映各分部的实际业绩。因此, 总部不能简单的对分部按独立企业的情形来考核业绩。如果根据各分部的账面业绩来分配经济利益的话, 那么势必会不公平和影响分部的积极性, 进而影响到集团总目标的实现。所以各分部的账面业绩在考核时必须由各分部进行调整还原, 使调整后的账面业绩能正确的反映其实际业绩, 由总部审核评价后, 以此作为分配利益的基准, 实现公平的分级核算。
(六) 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和财务人员资格管理制度
1.集团公司为了实现对子公司的财务监控, 可依据产权关系, 以出资人的身份向其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派出财务总监。作为母公司派出的监督者, 财务总监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子公司的经营管理策略, 特别是财务政策是否符合母公司的总体战略, 一旦发现子公司经营者的行为损害了子公司或母公司的利益时, 有权责令其立即纠正;监督子公司是否建立并执行了财务管理工作制度;批准或否决子公司重大的投、融资决策;将影响集团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向母公司董事会及时汇报;对子公司财务人员的上岗资格进行审查并报母公司备案以及母公司赋予的其他权力。财务总监应是子公司董事会成员, 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 是母子公司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为了保证其相对于子公司的独立性, 财务总监的工资、奖金和津贴应由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和发放, 而且应该实行财务总监定期轮岗制。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 不但可以便于集团公司的整体战略方针在子公司得到较完全的体现和贯彻, 而且能够规范子公司的财务活动, 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和准确, 有利于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2.母公司应对子公司财务人员实行资格管理制度, 由财务总监审查其上岗资格, 并报母公司备案。应注意的是, 财务总监只是母公司派驻子公司监督经营情况的监督者。子公司为了开展财务工作, 还应有其自己的财务主管, 该财务主管对于公司的经营者负责, 并不受财务总监的直接领导。
总之, 集团公司要实现“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 除采取以上措施外还可以通过使用集中式财务软件或强化集团内部审计制度等办法加强对各子公司的财务控制, 以实现集团财务集权强化, 分权适度的管理。当然, 各集团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以整个集团价值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来选择适宜的财务模式。
综上所述, “强化集权, 适度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是目前比较有利于我国大多数企业集团的财务模式, 它解决了资金分散, 管理失控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缺点, 集权的过度强化, 不利于总部充分调动分部的积极性及各分部之间横向的沟通。所以在财务控制上还要形成一套包括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监控机制和资金运作机制在内的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体系以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管理者还要运用信息系统, 专职整合员, 任务组等手段, 加强分部间的联系, 实现管理扁平化, 在制度上保证集团公司资金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确保集团公司战略目标的实施。当然, 不是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企业集团都适用于此种模式, 例如在初始阶段的企业集团应该倾向于采用集权式管理, 因为刚开始集团规模不是很大, 管理的跨度不是很长, 管理总部有能力采用集权式管理;同时管理总部也会基于市场经营战略考虑, 通过管理的集权化来达到其财务战略目标。绝对的集权和绝对的分权是没有的, 任何企业集团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采用其中某一种模式。因此寻求适合本公司发展状况的财务管理模式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罗伟明.集团组织的财务管理.出版科学, 2002.
[2]林捷.网络时代的财务管理模式.中国财经报, 2002, (9) .
从分权走向集权 篇2
前苏联大学入学考试
1.背景简介
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前高等学校和中学都很少,当时只有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子女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领导下,开始了以保证工农及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建设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这一目标可以说是前苏联改革教育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此,大学招生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实行推荐制。大量工农干部进入大学学习。为使工农干部能够尽快地接受高等教育,从1919年起开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到1933年工农速成中学已达1025所,共有学生339,500人。工农速成中学向高等学校输送了大量工农青年,实际上成为高等学校学生的主要来源。一般工农干部学生占全体学生总数的2/3—3/4。这一制度迅速培养了大批工农出身的专家,为后来苏联的经济建设培养了技术力量。
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高等学校的质量,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在1936年公布的招生简章中规定,不论公民的性别、种族、信仰、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考试年龄不得超过35岁,经过考试决定录取。考试科目一般不超过5门,考试方法有笔试也有口试。高中生也可以自由报名。
1958年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教育进行了一次改革,其中包括对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中心是要招收更多具有实践经验的青年。从当年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考生可以优先录取,并对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人数加以限制,只占应届毕业生的20%。
1965年苏联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在《真理报》回答考试问题时,提出今后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是“一切考试都必须具有高深和牢固的知识”。从此,前苏联大学招生制度又采取自由报名,考试录取的方法。此种考试制是以牢固的基础知识为出发点,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
为了克服以上各种方法的弊端,发挥各种方法的长处,前苏联大学招生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以知识考试为主,社会条件照顾为辅的大学招生制度。它构成苏联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代表性特征。
2.大学招生制度
(1)三种入学选拔方法
前苏联实行知识考试为主、推荐为辅的选拔方针,在这一方针下,首先用社会条件把考生分为几类,再通过考试成绩录取,具体实行三种入学选拔模式,即免试入学、优先入学、考试入学。这三种方法可以保证有实践经验的人入学,保证有特殊需要的专业人才入学,保证优秀儿童入学。
(2)报名资格
大学报名资格规定,35岁以下的高中或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均可报名。
中专毕业生要求具有3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方可报名,但是在职学生、优秀毕业生或中专课程全优、良,又在入学考试中取得优良成绩者,经推荐可入学。
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原则上也要具有3年以上的实践经验方可报名,但是优秀毕业生或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期间课程优良,而且又获得优良的高考成绩,那么他们中的10%可被推荐免试入学。
报考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历史、新闻、国际关系、法学、文学等专业学生,必须具有2年以上的实践经验。1980年又规定,农村学生报考农学院可优先录取。
报考要提交志愿书、毕业证书、中学成绩单、推荐信（大多是由单位党、团组织推荐）、体检表、居民身份证、服役证明和照片等。
3.考试与录取
前苏联大学招生时在教育部统一领导下,各大学自行进行的,国家公布统一的干部招生简章,各大学独立组织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
各大学一般都设有招生委员会和考试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负责大学招生的全部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大学各自公布本校《大学入学规则》和《入学考试要点》。
考试委员会负责试题制作、考试实施、统分等组织工作。
考试科目限制在5科以内,一般仅考3—4科。俄语或文学为公共考试科目,文科考试还要考苏共党史。
考试方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有时同一科目需要同时通过笔试和口试。考试时间,笔试为2个小时,口试为15—20分钟。考试成绩为5分制,优（5分）、良（4分）、可（3分）、不可（2分）。3分以上为及格,前苏联实行大学入学考试单科通过的方法,第一科考试及格后方可参加第二科考试,如果第一科考试不及格就失去了参加以下各科考试的资格,以下顺延。因此,前苏联大学入学录取的新生必须是各科及格者,有一科不及格不论总分多高也不能被录取。正因为如此,前苏联大学考试时间拉得很长,前后有10—20天左右,有的学校更长,长达数月。考试时间一般在8月10日—20日进行。考试内容以前苏联教育部公布的教学大纲为准,但是试题内容常常超纲。
大学招生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请、考试日程、成绩核定、各类免试生的判定以及录取等工作。委员会由党、团、工会、系主任、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还聘请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广泛吸取社会意见,这也是前苏联大学招生制度的一个特色。
录取时,不仅仅注意考生的考试分数,还要看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和考生高中期间的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录取方法是,依考试成绩进行排队,由于实行5级分制,每分段考生都十分多,同分段内择优录取,再按综合评价择优录取,把考试与评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录取按集体讨论的方式逐个进行,校长把关。大学虽然独立录取,但要严格遵照招生简章,严守国家纪律。
俄罗斯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转变
1.国内逐渐稳定、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要求教育必须转变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教育如同其国家的政局,一直在动荡不定中苦苦寻求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面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新知识、新科学的不断涌现,俄罗斯开始全面实施国家的教育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市场管理人才和高新科技人才。改革基础教育的学制、教材和考试制度,提高教育经费及其使用效能等被首先提到议事日程。
早在1999年,俄罗斯基本摆脱经济危机,国内生产开始出现增长时,俄罗斯政府、国家杜马、俄罗斯教育部就曾对教育进行过不间断地调整和改革。如增加教育拨款,扩大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人数,论证普通教育的学制改革等,使教育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以缓解。2001年8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俄罗斯教育改革的高端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国家教育标准,建立国家教育委员会统一规划和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务,提高教育体系的透明度,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工资,更新教育设施,改革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至此,俄罗斯教育改革开始进入了实质阶段。
2.实施国家统考的原因
第一,维护考生的利益,减轻其经济负担,实现教育公平。俄罗斯幅员辽阔,89个联邦散布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境内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复杂多样,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高等学校的地域分布往往是和经济区域相吻合的,经济发达的地区, 高校分布集中,数量多,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经济落后的地区,高校数量少,教育水平也欠佳。而且即使是同一地区,高校也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这种局面使得大批家住偏远地区、经济条件差的优秀学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说高校是需求方,考生是供应方,那么, 原有的招生制度已经让这种资源供求关系失去了平衡。国家统一考试规定考生在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这减轻了考生的经济负担,不用往返于重点高校所在的大城市。而且全国统考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价也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
第二,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监督。以前,在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的政策下,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徇私舞弊、行贿、受贿、暗箱操作等种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而且越演越烈,严重地影响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自1998年, 特别是2000年普京上台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的稳步上升,逐渐收回了对教育的中央集权,尤其是与欧盟各国接轨。希望通过国家统考铲除高考弊端,并与国际接轨, 走向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
第三,消除口试的弊端,取消“运气签”、“一签定终身”现象。口试虽具有笔试无法相比的某些优越性,但也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 尤其是在口试中人为因素比较强, 很容易滋生行贿、受贿、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另外,采用抽签制时常会出现“运气签”、“一签定终身”等不公平的现象。
3.国家统一考试的宗旨
2001年4月在马里埃尔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雅库特共和国三个加盟共和国试行了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的试点。
此次试行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旨在:1）所有参加高考的中学毕业生平等地获得客观的评分;2）对所有毕业生要求一致;3）加强各大学对评分结果的公信度;4）通过对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的操作程序进行测试,包括:准备测验材料;健全考试的程序;制定评阅试卷、将成绩登录记分册的机制;建立大学根据分数录取学生的机制;制定大学录取考生的程序。考试前,在注意正式试题保密的同时,使学生提前了解考试范围、题型以及进行国家统一考试的特点等。必考和自选科目在学年开始时就确定。
4.国家统考的特点
第一,将中学原来的毕业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合而为一,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第二,考题难度、区分度比例更加科学,基本上可以满足各级各类高校不同的选材标准和考生的各自需求。每科试卷均由A、B、C 三大类型题组成,在题量和难度上呈三基“金字塔”型。A类(四选一)位于底基,题量最多;难度最小;往上一层是B类(用一个词或一个数字简短、自由地回答问题),难度居中;C类在塔尖(运用文字论证及数学推理,较详细、自由地回答问题,通常只设一道题),难度最大。A、B 两类属“测验式”的试题。如果考生只想把成绩作为中学毕业成绩, 通常只需做完A类即可;C类为“ 问答式”的试题,平均分值比A类高3倍,考生只有将A、B、C全都做完,才有可能考入重点大学、好的专业或热门专业。
第三,实行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制度。俄罗斯高等教育过去一直是免费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现在,国家在逐渐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取消了免费教育,实行有偿教育。同时,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实行了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制度, 即通过购买教育券,减免学生学费。教育券的购买价格由学生的考试分数确定,将学生成绩分成五等, 前两等学费全免,其余的则根据成绩的多少,相应地补交一定的数额,鼓励学生提升学业成绩。
第四,重点发展某些院校。为了集中办好若干个高水平的大学,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俄政府决定按照高等学校当年招生人数以及学生考试成绩来确定高校的财政拨款,拨款数额分四等,得高分的学生越多,学校得到的拨款额也就越多。
第五,注重学校与考生信息的互通。国家统一考试保留了对外“ 开放日”。考试前,各高校设立为期至少1天的对外开放日,设有专门人员接待前来参观的学生及家长, 提供咨询,回答问题,介绍学校和各院系情况等。
第六,国家统一考试实质上是用统一的试题去衡量各不相同的学生,用统一的标准代替各个高校的不同选材标准。这样,不仅无法照顾和满足各高校对生源的特别要求,也无法考察和发现不同考生的真实才能和发展潜质。为了使考试统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能使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招收到优质学生,俄教育部还规定:除了国家统一考试,重点高校有权自主举办联邦级的各类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前三名可免试进入相应的专业。另外,目前允许少部分重点高校在参考国家统一考试成绩的同时,自主招生。
5.大学录取特点
(1)录取方式多样化
当前,俄罗斯国立高校在具体的录取方式上,有免试录取、部分免试录取、免于竞试录取和竞试录取等多种录取方式。免试录取主要适用于高校的附属中学或大学基地或大学的伙伴中学的毕业生,他们不参加入学考试,仅以毕业考试的成绩为准,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免试进入高校进入深造。还有一种就是全俄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获得者、参加国际大赛获得冠军者、没有接受完高等教育的“合同生”也可以免试。部分免试录取则主要适用于中学各种奖项获得者、中专优秀毕业证书获得者和奥林匹克竞赛其它奖项获得者,他们可以免试部分科目入学。免于竞试录取主要是用于放射疾病患者、切尔诺贝利事故致残者、俄罗斯境外的战争老兵、孤儿或无父母监护的孩子等特殊人群,他们可以不参加竞试入学。其余的学生都得参加竞试选拔。
(2)自费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俄罗斯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的比例不断扩大。自费生在前苏联意为合同生,即学生的学习费用由与该生签订合同的机构或单位提供,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到该机构或单位工作,类似我国现今的委培生。在现今的俄罗斯,自费生分两种,一种即原意义上的合同生;一种就是本意上的自费生,即自己掏钱念书的学生,这类学生不占计划内招生名额,其数量多少由学校自行决定。
为增加学校财政收入,当前俄罗斯各高校纷纷缩小公费生比例而扩大自费生的招生比例,一些学校甚至把公费生招生数压制到了30%。自费生每年的学费根据各校的收费标准而有所不同,如莫斯科市立大学的4万名全日制学生中,约10%的人每年学费为1500—4000美元不等。随着高校市场化趋势的不断扩大,俄罗斯还出现了以证券形式付费的自费生,如国立乌德穆尔特大学,在外语、营销、金融与信贷、石油开采、信息技术等热门专业,一些学生经常能够获得银行或保险公司所提供无息贷款支付学费,在大学毕业后学生再分期偿还贷款。大学因为自费生扩大而获得的资金则主要用于发放助学金和更新公共设备。自费生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校的财源,但同时也客观上限制了一部分学生通过正当途径进入大学深造,带来了另外的一些问题。
结语
分权模式 篇3
关键词：进化博弈论,动态复制方程,支付矩阵,进化稳定策略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 曾经以规模经济取胜的大型制造业很难适应需求多样化的市场环境。跨区域经营更增加了管理成本, 往往使得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超过市场交易成本。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大型制造企业分权化管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由于分权下的分厂或车间与厂部利益并非一致, 而且两者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有必要采用博弈论来研究分析两者的行为及采取何种机制使得两者的选择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由于厂部与分厂或车间作为博弈的局中人具有有限的理性, 采用经典博弈论来研究, 最终导致脱离实际。因此, 采用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进化博弈理论对分权管理模式建立博弈模型, 研究作为局中人的双方行为演化过程及影响演化稳定的相关因素。
1 进化博弈论与经典博弈论的关系
John Maynard-Smith 将博弈理论应用到生物学中, 并在修改博弈论假设的基础上创造了进化博弈理论[1]。经典博弈理论期望博弈局中人是完全理性的, 具有对自然的完全信息和支付表, 并试图最大化个人支付[2]。然而, Maynard-Smith认为, 在生物环境下来判断何种选择是最理性的是不可能的。局中人面对的不是怎样优化自己的行为, 而是, 在有限知识和试错的基础上, 怎样学习来优化自身的行为和最大化自身的支付。这种学习过程在生物学中与进化的概念相同, 因此, 形成了进化博弈论的基础。与经典博弈论不同, 进化博弈论描述了局中人学习的过程, 不需要假设局中人具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最终, 进化博弈论被经典博弈理论所采纳[3]。
进化博弈中的两个重要概念[4]:进化稳定策略 (ESS) , 该概念分为两部分: (1) 一旦实现进化稳定策略, 每个种群的比例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 (2) 在进化稳定策略下, 该种群对少数种群入侵者免疫。这个概念比单方无法通过改变自身行动来获取更多利益的纳什均衡更具优势。
假设整个种群采取策略q, 存在一个很小的分数ε采取了另一种策略p。进化力被期望选择q而不是p, 在以下条件下:
如果对于任意p≠q, 存在某个
J (q, εp+ (1-ε) q) >J (p, εp+ (1-ε) q) (1)
则策略q被称作进化稳定策略。
复制动态描述了具有多个策略种群的进化。在复制动态中, 种群中的某个策略的增长率由该策略的支付与平均支付的差值所决定。具体来讲, 具有N个策略的种群, xi代表策略i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J (i, k) 代表具有策略k的局中人采用策略i的期望支付。则复制动态方程为:
该方程表明, 如果某个策略的支付优于平均支付, 则采用该策略的种群比例将上升, 否则下降。
2 大型制造业分权管理模式博弈模型假设及均衡稳定分析
2.1 参与人
假设有两个并非完全理性的参与者。一个为是否采用激励约束机制的厂部;另一个为选择是否按期完成任务的分厂或车间。
2.2 策略
大型制造业尤其是跨区域制造企业采用分权化的管理模式下, 分厂或车间具有对加工任务的完全控制权, 因此, 分厂或车间可以选择按时提交任务或任务拖期。针对该现象, 厂部可以选择的策略为是否对分厂或车间采取激励约束机制。
2.3 支付
假设厂部目前与多个分厂或车间进行博弈。双方不具有完全知识和完全理性, 并满足进化博弈的基本假设。参与双方根据其它策略的平均支付, 考虑自身的支付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策略。r和R分别代表分厂或车间选择按时提交任务和厂部不采用激励约束机制时的支付。m表示厂部实行激励约束策略时, 分厂或车间通过按时完工获取支付的增加值。c表示分厂或车间选择不按时完工时的机会成本。α表示因分厂或车间未按时完工导致厂部的损失。β表示厂部采用激励约束策略时, 分厂或车间未按时完工导致自身支付的损失。相应的支付矩阵如下:
设分厂或车间选择“按时完工”策略的比例为x, “拖期完工”的比例为 (1-x) ;设厂部选择采用“激励约束”策略的比例为y, 采用“不激励约束”策略的比例为 (1-y) 。与博弈支付矩阵相结合得出:
分厂或车间选择按时完工策略时的期望支付为
U1=y (r+m) + (1-y) r=ym+r (3)
分厂或车间选择拖期完工策略时的期望支付为
U2=y (r-β+c) + (1-y) (r+c) =r+c-yβ (4)
分厂或车间的平均期望支付为
因此, 分厂或车间选择按期完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同理, 厂部选择激励约束策略时的期望支付为
V1=x (R-m) + (1-x) (R-α+β) =R-α+β+x (α-β-m) (7)
厂部不选择激励约束策略时的期望支付为
V2=xR+ (1-x) (R-α) =R-α+xα (8)
厂部的平均期望支付为
根据式 (6) 和式 (10) 两动态复制方程可知该博弈系统具有5个平衡点: (0, 0) , (1, 0) , (0, 1) , (1, 1) 和
式 (6) 和式 (10) 对应的雅可比矩阵为:
因此, 各平衡点对应的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和迹如表1所示。
如果c<m+β, 依据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条件[5,6]可知该博弈系统不存在进化稳定策略 (ESS) 。
3 复制动态方程的进化分析
由复制动态方程式 (6) 知, 如果
同理, 对于复制动态方程式 (10) , 如果
其复制动态趋势图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 该博弈系统最终进入哪一个均衡点, 取决于博弈演化的初始状态以及博弈系统中的制度安排。正如, 当
4 结论
采用进化博弈论对大型制造业分权化管理模式的进化过程进行了建模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博弈系统中平衡点的稳定性受系统初始状态和系统中支付矩阵的相关参数有关。在本文假设的支付参数下, 该博弈系统并不存在稳定点。然而, 在分厂或车间拖期下机会成本一定的条件下, 作为厂部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动态复制方程的进化趋势来重新设置系统中激励惩罚数值来提高分公司的完工率, 以此来实现对分厂或车间的工期控制, 有效缩短总的提前期。
参考文献
[1] Tuyls K, Parsons S.What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tells us aboutmultiagent learn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7;171:406—416
[2] Vega-Redondo F.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ga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Friedman D.Evolutionary economics goes mainstream:a review of“the theory of learning in game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8;8 (4) :423—432
[4] Altman E, El-Azouzi R, Hayel Y, et al.The evolution of transportprotocols:An evolutionary game perspective.Computer Networks, 2009;53:1751—1759
[5]黄定轩, 尤建新.建筑企业施工项目管理模式进化博弈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8;40 (8) :1341—1344
市场智慧来自分权决策 篇4
在2011年致股东信中，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信心满满地表示，房地产市场将在下一个年度回暖。而今年，巴菲特在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年度信件中承认，自己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预测“大错特错”。
可见，商业人士也像其他人一样，是容易做出错误的预测。中国消费者变化得非常快，类别复杂，要想搞懂不是易事。如果企业对市场实行集中决策，那就要求集中监控，这样容易造成企业发育不良的命运。市场集中决策的另一个更大的成本是它会阻碍创新。过于集权的体系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动员所有的局部信息。来源于直接操作者的创新思想绝不会比中央决策者想出的少，而中央权威通常不能很好地开发这种想象力的力量。事实上，在基层的市场营销人员对于该如何改进系统往往有好的见解，但在一个中央集权体系里，基层营销工作者们知道，他们想出的好方法会被采纳和实施的几率不大，因此他们懒得去绞尽脑汁去想办法，以免自寻烦恼。可如果不寻求基层营销工作者的智慧，决策者们往往会陷入想促进创新却苦于找不到好办法的尴尬境地。
在分权决策上，华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从过去的集权管理过渡到分权制衡管理后，华为的一线人员拥有了更多决策权，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况。这一改变的最终结果是让华为业绩逆势飘红，完成了300亿美元的销售。
当然，企业不可避免要实行集权管理，但公司内部的机构设置可以把一部分市场决策权下放到低层，让企业的“神经末梢”能灵动地发展。
分权模式 篇5
我国通过对国有资产监督模式的不断探索,基本确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根据这一基本模式,地方政府也相继建立了国资委及机构,专门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同时也明确了政府通过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只能是一种大体方向上的监督,要严格落实政企分开的制度。笔者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国有企业股权制改革的现状,分析目前模式在监督国有资产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国家一级地方国资委的角色认定,以及监督权的实施。
二、国有资产监督模式现状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为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促进就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以及政府机构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督模式一直存在较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两权分离两个不同的阶段。国有企业模式的改变目的在于管理激励作用的发挥,调动国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一)《公司法 》框架内监事会制度(内设监事会制度)
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其为我国现代化企业的运行模式做出了最本质的规定。我国对于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有着法律法规上的规定和依据,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司法》等。虽然有着理念上的指导性的法条规定,但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督也存在较大问题,并未实现决策、监督和执行的相互制约。现行国有企业的监管机制逐渐形成,形成了类似注册企业的董事会与经理制度。具体监管与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要求我国上市企业中董事成员的三分之一为独立董事,形成监事会,从属于董事会,能更好地监督国有企业的运行。而目前的现状是,我国独立董事大多缺乏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实际上独立董事不独立,真正发挥监督作用的少之又少。
(三)会计委派制度
会计委派制度的含义是从财务监督的视角出发,由上级机构向下级机构派出财务人员,代表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的财务执行状况进行监督。由于派出人员和下级机构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在监督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正是鉴于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国资委选择了部分国有企业试点这一制度。但由于派出人员仅能监督下级机构的财务状况,所以在监督效果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三、股权多元化趋势下国有资产监督模式
分权制衡理论在公司管理制度中的具体应用是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监督权的分离。股东大会最终享有企业的所有权,对于公司的重大问题具有决策权。董事及总经理是公司管理权的最终拥有者,同时企业设有监事会享有监督权。但企业三权分立的实施最终也必然会落到权力集中于董事的最后结果。所以三权分立最终能否实现真正的平衡,是当前企业运行和管理的争议所在。在具体实施中,国资委的设立对于监督国有企业的运行发挥了重大作用。国资委相当于外部的监督部门,并且通过法律制度的落实,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监事会的监督权力,通过这两者的完美配合达到监督的最佳效果。同时将试点国有企业和没有进行良好监督的国有企业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被监督的国有企业无论在运行的效率还是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带来的影响力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在运行过程中,以法规条款为基础,以具体的经营业绩考核、财务监督、国有产权管理等为手段,同时重视监事会的作用,最后保障国有企业的良好运行以及整套流程的具体实施。如甘肃国资监管框架中的监督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包括财务监督体系和监事会体系,两套体系相辅相成,从两个维度行使了出资人的监督权。前者具有监督管理的性质而后者具备纯监督的属性。具体而言,财务监督和监事会的监督从细节以及整体这两个角度出发,财务监督在具体的实施环节进行监督,而监事会则做好整体的把控,只监督不参与。总结甘肃省近两年的经验,主要包含如下措施:
( 一) 国资委利用好审计手段, 发挥审计监督管理作用
审计是保证国有资产是否得到良性运转以及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出的重要保证。国资委必须严格利用好审计的作用,同时要加强自身审计的能力,可以采取与外部审计机构合作的方式,充分做好国有企业的监督工作。
(二)建立企业财务预、决算管理体系,为国有出资人管好账本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企业账本的核查。一个企业的账本是对企业当前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的综合反映。同时,国资委必须切实加强预算制度的落实,因为预算制度是对企业资产出口的严格把控,能够要求国有企业制定出最合乎成本收益原则的规划,从而保证企业战略的实现。同时,预算制度也有利于强化国资委的出资人地位,从而增强国资委监督时的强势地位,保障之后监督信息的准确性。最后,对预算制度的管理,改良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为之后的监督管理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确立出资人财务监督制度体系
出资人财务监督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国有资产损失账销案存、固定资产报废、清产核资、财产损失责任追究、会计政策、财务预算、财务决算、企业内部审计、中介机构委托审计、绩效评价、会计估计报备、国有资产统计、审计监督制度。同时各个地区在落实出资人财务监督制度时也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在整体落实各个制度的同时,切实加强某几个方面的工作。最后通过建立较为完备的出资人财务监督制度来保障国资委的监督工作。
(四)发挥综合绩效评价的作用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优秀企业的代表,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发挥其社会导向作用,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以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时,必须采用综合绩效,国资委有相应的评分表,各个省份在具体应用时应注意对指标的修订和完善以及权重的最后落实,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评价过程的公开公平。
四、成熟经济体国家国有企业监督模式概述
对于国有企业,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义,是凭借政府对于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国有企业最为显著的特点表现为政府能够对企业增强较为显著的影响力。则根据监管方式以及法律地位的不同,国有企业一般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国家对于资产有绝对的所有权,国家委托董事会进行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政府具有绝对的管理权但是对企业没有所有权的国有企业;国私合营企业,在这样一种经营模式下,国家拥有部分财产所有权,地方政府和私人也享有部分的企业权力。
(一)欧美国家国有资产监督模式
最具代表意义的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监督模式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有民营方式。在众多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的市场经济表现得最为充分,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营利性的公益性企业以及需要在前期投入高额资金的技术行业。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是英国模式,英国模式区别于美国模式最大特点在于英国成立了国家企业局,专门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这种模式包含了两种含义,一种是政府是最为直接的国有企业产权所有者,其能够对国家企业局进行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国家企业局作为最大的政府委派机构,能够对其他国有成分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是财政与行业主管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模式,而负责上述工作的部门主要是财政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法国对国有企业实行监督管理,最为重要的职责是要结合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相关因素,以及自身的经营状况,重点对企业经营者的委派做好相关的决策。在德国,政府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主要是通过监事会和财政部来进行。德国的国有企业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经由财政部、监事会的批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组织,劳动用工以及内部监督管理等方面,被委任的管理者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二)日本国有资产监督模式
考虑外部环境,与我国国企最为相似的是日本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督模式。鉴于日本国的特殊国情,日本的国企大都采用高度集权化的管理,监督、管理、所有权没有很明确的划分。这样一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给日本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对于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大量采用股权多样化的方式。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绝对控制权,使经营效率得了极大提高,从而极大增强了企业的效益。
五、股权多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监督模式优化
一个较好的国有企业监督模式,应该是一个较为完善的整体模式,最终要使国有经济的内部布局得到优化,保障国有企业承担效率成本的责任以及社会责任,监管的职能得到较大完善,同时保证监管企业的独立运行。特别是对财务监督体系范围内的工作,要重点采用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模式。要将国有企业真正纳入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去,用市场经济的风险体制约束国有企业的财务模式,最终以国有资产效率的提高作为落脚点。重点培育财务监督以及理事监督的机能。目前我国在股权多元化企业的监督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派遣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董事进行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财务监督和监事会监督在国资委监管企业的范围内已初步成型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资委对重大财务管理事项做了前置处理,得到了其他股东和企业的理解支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还需继续总结成功经验,使国有资产监督方式走向规范化、实时化。
(一)监事会监督方面
要切实实现监事会的监督作用,需要从两方面加强,一方面即理论完善,另一方面则是要落实到位。对于理论完善方面,监事会工作办公室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内外环境,整合内外资源,对当前的监督模式做出相应的创新,并做好相应问题的配套措施。对于落实方面要狠抓到位,即监事会各层级要根据工作配套方法,结合监事会的实际情况,将理论方法变成切实的工作程序,夯实并监督各级行为。将理论方法切实变成可行的措施,具体做好监督的各种工作。根据当前不断变化的形式,不断改变创新,以适应新的环境,进一步促进监事会工作。要增强全面、科学发展的意识,看待问题必须站在一个较为长远的角度,关注国际动态,既要关心宏观经济上的政策和措施,也要关注微观企业领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市场格局、市场份额的改变,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的力度,监事会要密切关注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主要包括经营、债务、投资方面的风险,以备及时掌握企业的最新动态,为客观分析打下基础;监督的灵敏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是目前的工作缺陷,需要重点关注,以切实提高监事会监督的效率。
另外也需要探索将监事会制度融入企业日常管理制度的途径,监事会要主动加强与企业日常管理的合作,运用包含法律以及企业规章制度的优势,实现监督的常规化和日常化。对当前监督模式的深化,需要从日常监督以及特殊事件的监督两个方面来进行深化。特别是要加强专项监督的力度。要在国企切实提高监事会的权力,还需要对其监督的结果进行深化应用。不仅做到经营式国有资产的全覆盖,还要探索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监管范围。针对外派监事会监督企业股权多元化不断增加的局面,“外派内设”逐步开展。同时,将企业经济状况及履职情况集中反馈外派监事会监管部门,再结合相应程序报告省国资委,应成为外派监事会在股权多元化企业行使监督权的主要形式。
(二)财务监督方面
首先,要想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管理水平,必须从多个层面加以落实,对于投资决策权的控制要加强,要避免权力的随意化;要注重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要在已经拿出决策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将决策加以实施。最为重要的还是对投资决策权的监督,预算体制的落实,通过监事会联合企业内部各个利益相关者,从而形成一个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制约各种滥用职权行为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外流等腐败现象。(1) 重点突出企业财务决算管理。财务决算关系到企业的投资战略,是企业前景预测以及后期投资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所以其管理工作是重点内容,企业的收支状况、经营绩效是关注的主要对象。(2) 建立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核准制度。根据《公司法》的实践经验,企业的财务工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预算核准是重要环节,它是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利于企业财务状况的监控,以及企业经营业绩的真实反映。(3)完善企业审计监督制度。审计是实施监督控制的重要手段,是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需要建立完善的审计工作,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更为有效地监督管理,保证企业的平稳快速运行。(4)加强企业重大财务事项的管理控制。针对日常的财务运转,企业一般都制定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措施,但当企业遇到重大财务事项时,也应该加强监督管理,有效地解决和控制这类事件的发展,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营。上述四个方面的措施要有效地在省属企业尤其是多元股权结构的省属企业中实行,也需要结合省属企业的管理运行结构,先经过董事会的决议决策,并以股东大会之前的预算、审计结果以及重大财务事项的相关准备为基础,充分维护股东权益,表达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使出资人的相关利益得到保护。
六、结论
分权宝:分权度假时代的产物 篇6
无论增量与存量,旅游地产都需要新思维与新模式进行突破,整个行业面临转型困境,如何很好的进行开发,是业内人士一直思考的问题,如何突破传统开发模式,如何结合互联网优势为项目开发提供一个成功平台模式?分权宝就是在这种行业背景和困惑下产生的。
2015年1月,一个新的跨界O2O平台“分权宝”问世。分权宝模式的创新,抓住了“旅游”与“度假”的区别,认为人们对于度假旅游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度假时代的到来,对短期旅游地产的需求量加大,也给予了旅游地产解套的机遇,模式的创新关键在于供给的转型与升级。
分权宝推行的分权度假模式,是以一套度假酒店或度假公寓客房为基础,由13人共同拥有产权,每人每年有28天入住酒店的权益,该28天权益,可以在全球400家精选的度假酒店中自由选择换住,并享受分权宝私人度假顾问的定制服务。
分权宝是一个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平台, 包含了“投资 + 旅行”双重O2O的循环架构, 从而实现了四大平台的功能。
所谓“投资O2O”是指线上传播分权宝模式;线下考察体验分权宝产品与服务——线上(或线下)购买产品。
所谓“旅行O2O”是指线上预订旅行计划;线下进行旅行体验。
在此基础上,分权宝致力于打造四大平台(见图1)。
分权宝是基于众筹理念下的一种行业实践,其对旅游地产的开发投资、规划、运营、 销售问题解决是建立在一种互联网思维的倒行业开发结构。归纳下来,特征如下:
1.消费端引入投资运营端
分权宝为广大客户提供集大众消费及理财价值于一体的分权度假产品,吸引巨大的客户群。这一点对于开发企业就意味着解决客户端市场导入。
2.遍布全球的旅游资源交换网络
分权宝平台核心是酒店、飞机、景点及旅游附属产品等时权转化成分分的交换系统, 其集中了全球与全国的优秀旅游度假资源。
3.互联网线上交换平台
分权宝可以成功的通过线上系统提前完成模拟虚拟开发、运营、销售;同时营销推广展示,异地的景点、酒店、机票可以实现预定等。
4.理财金融属性
分权宝通过共享产权、以房养游的模式,即投入1份资金,获取5份服务价值,为客户以极低的旅行投入获得极高的服务和投资收益。
浅谈地方分权 篇7
关键词：中央集权,地方分权,资源配置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 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建国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实践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简述
1949年,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 面临着一个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制问题,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也是本文要主要讨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毛泽东本来在1945年到1949年准备接掌全国政权的时候所作的政治行政思考, 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 但后来过分强调阶级斗争, 导致不论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还是横向制衡, 都没有能够规范化制度化。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 但因为没有经过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之间往复的商讨和理性的妥协, 因而对权力的制约效果有限。“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成了权力运作的基本准则, 分权被打入资产阶级思想的冷宫。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一方面取决于党政关系和政治形势的发展, 另一方面, 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但在改革开放以前, 前者的作用一直居于主要方面。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主要取决于后者。
初创时期 (1949-51) :建国初, 地方行政建制尚未成形。既在省以上设立大行政区, 又在县与乡之间加上区一级政府。
规范时期 (1952—55) :在经济恢复时期以后, 规范化的意识开始出现。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先改为行政委员会, 后取消了这一机构。第一部地方政府组织法正式颁布实行, 中央地方关系明显趋向于中央集权。
放权时期 (1956—59) :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 地方自主性下降。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倾向于向地方适当放权, 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集权时期 (1959—61) :由于权力下放过猛、过多、过散, 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 全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无序状态。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 中央在59年上半年, 开始调整, 收权。加上“大跃进”运动的失败, 需要全国统一协调, 因此从60年起, 中央进行大收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立六个中央局, 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构, 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又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状况。
党集权时期 (1961—65) 。各大区在设立党的中央局后, 没有建立相应的政府机构, 导致党政不分。1964年, 毛泽东提出, 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从此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政府行政关系完全被党内的组织关系所取代。
失范时期 (1966-76) 。这一时期, 国家行政的运转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为了使经济形势好转, 不能不采取下放权力的措施。但是过快的大规模的权力下放, 使经济生活陷入混乱。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 中央逐步收回了大军区对省、市、自治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权力, 1973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 又有计划地收回了一些管理权, 加强中央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
调整时期 (1977—79) 。文革结束后, 为了扭转经济上的混乱局面, 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 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向地方下放权力的思想。
改革时期 (1980--) 。
1、下放权力:
改革一级立法体制, 明确规定我国的两级立法体制, 扩大了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另外通过地市合并, 市管县的改革, 扩大城市的行政管理范围和经济管理权力。
2、回收规范权力:
这一时期新体制的全面确立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导致在中央向企业和地方放权以后, 出现了地方势力扩大, 中央权力缩小, 权威流失的现象。中央因控制资源有限, 对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为了摆脱这一局面, 中央在分税制的基础上确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95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 市场经济开始成为调节国民经济发展的杠杆, 并直接影响中央地方关系。此后, 中央又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 尤其在金融方面, 采取了严格的集权措施。
可以说改革开放到如今,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在被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 还是处于摸索阶段。
二、我眼中的地方分权
从上面的简述可以看出, 建国以前, 凡是统一的年代, 皆是中央集权强化, 地方权力弱化, 凡是分裂年代, 皆是中央集权弱化, 地方权力强化。而建国以后,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基本处于“一放就乱, 一统即死”的怪圈中。我认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部门关系。
财政关系
在我看来, 之所以造成这样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对财政权的分配。地方一旦获得较独立的收税权力, 那么经济便会自立, 那么地方就会变强势, 同样的, 中央因财力问题也无法开展全国性领导。反之, 地方则自主性不足。实际上1990年代全面推行的分税制改革, , 从财政上来说, 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各谋其利。地方政府的税收就是地方可支配财力资源, 可以使地方有能力办理地方的各种事务。中央政府有征收国税的权力, 那是中央政府得以处理全国性事务的财力基础。
故而, 当前的财政制度有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当然也有改进的余地, 我觉得最应该改进的地方是地方财政的加快透明化, 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以保障地方财政的合理使用, 而不是浪费在公车等问题上。
部门关系
分权模式 篇8
行政机关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对于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有赖于各意义重大, 税收分割是国家财政分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政府事权的履行及职能的承担联系密切。财政分权与地域分权和政府决策分权不同, 地域分权主要是鼓励城市以外地区的经济发展, 大量补助和税收手段用于降低经营成本, 实施较高的税收, 提高城市的服务成本。
财政分权方法的实施, 能够使得公众获得满意的政府社会服务,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需要加强, 以独立地进行决策。鉴于此, 本文将首先分析财政职能, 总结财政职能适当归属与税收分割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税收分割的限制性因素进行了探讨, 对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演进路径进行了总结与评价。
二、财政税收的职能问题分析
马斯格雷夫将财政职能分为三部分, 即宏观经济稳定、进行收入再分配和资源的配置, 三职能的划分使得各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分割需要经过适当分配。
首先, 从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能来看, 这一职能主要表现为保障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也往往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这是因为, 非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对宏观经济施以重大影响, 往往面临失败。同时, 非中央政府的借款能力有限, 如果为了刺激需求而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就会出现, 这又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税收看, 公司所得税和累进个人所得税的经济稳定效应较强, 这两种税收应该划归中央管理。相对而言, 非中央政府更依赖于对宏观经济条件不敏感的税收来源, 涵盖了一般销售税、消费税和财产税。
其次, 从收入再分配职能看, 税收能够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非中央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往往面临失败, 也会打乱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比如, 累进个人所得税倾向于向家庭征收重税, 一些地区存在流失和高收入者逃避的问题, 累进税收变为实质的累退税收。而在支出方面, 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会吸引穷人, 其积极性就会受影响。而公司所得税属于减少收入差别的税收工具, 地方政府使用则不能达到既定的收入分配目标, 而会导致地域上的不当配置, 这两种税收应由中央政府使用。
再次, 从资源配置来看, 财政税收职能要求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要使自身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受益区域居民的消费偏好一致。即通过投票进行公共选择, 使得受益范围为地方的由地方提供, 区域性的公共产品由国家提供。而考虑到公共支出收具有非排他性, 与受益财政的要求严格一致, 税收的缴纳应尽可能地反映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收益。因此, 有限规模经济特征的产品和服务可由地方政府提供。
三、税收分割及管理上的限制性因素
税收分割可能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 税收划分给地方政府也存在不易管理的问题。而且, 片面理解税收分割会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收入的失衡。从概念上看, 税收分割的限制性因素一是税收转嫁问题, 即商品流通过程中纳税人将税负转嫁到商品消费者或生产者身上。税负可能转嫁的税收要由中央政府征收, 否则地方政府主导的税收转嫁是不公平的, 往往会牺牲非居民利益。二是经济行为在不同区域中的错误定位问题。某些税收由中央征收是可以接受的, 地方征收则较为不当, 比如, 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某些税收。
从管理上的限制性因素看, 几个重要的税种比如个人所得税, 通常由地方政府课征税比较方便, 并为公共服务项目提供资金。但对大多数家庭而言, 其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在生活地而非工作地, 地方征收方式难以满足不同辖区的需要。就一般销售税而言, 比如增值税, 其是否适合地方征收存在争论。当前, 增值税与零售税的双重征收面临着跨地区的贸易征税问题。对小规模纳税人而言, 同时运行这两种税收系统会有着更大的困难。
四、从财政分权角度评价我国目前的税收分割
1994以来, 我国实行了税制改革, 增值税成为中央地方分享税, 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财产税划则归了地方政府。从结构来看, 这一分税制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 税收收入基础更为合理, 另一方面, 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趋于合理, 也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征税积极性, 减少了地方政府同中央之间的谈判协商。不过, 从财政分权的观点来看, 分税制改革没有增大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以下进行简短的评价。
一是增值税。税制改革后, 增值税成为共享税。以前, 增值税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 存在地方保护措施, 破坏了国家统一的政策目标。中央统一征收避免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流失, 也降低了税收成本, 提高了征管效率。不过, 地方保护的产业政策仍然存在, 特殊税收优惠仍然存在。
二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划归地方政府, 符合税收最佳原则。地方政府管理个人所得税会提高征收效率, 但从宏观角度讲, 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划分并不合适。从长远来看, 有两种所得税制可供选择。一是保持现有模式, 采取超额累进级次。二是实行税基由中央确定、具体征收由中央政府负责的模式, 以满足了地方税的效率标准。
三是企业所得税。目前企业所得税是省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存在的问题是税基周期性的不稳定, 极易受到产业政策变化的影响。且从长远看, 地方企业所得税与地方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这与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原则不相一致。
摘要：行政机关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对于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有赖于各意义重大, 税收分割是国家财政分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政府事权的履行及职能的承担联系密切。本文首先分析了财政职能, 总结了财政职能适当归属与税收分割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文接着分析了税收分割的限制性因素, 评价了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演进路径。
关键词：财政分权,税收分割,分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1]张菡.新时期我国中小企业纳税筹划之探讨[J].商场现代化, 2005 (01) .
[2]贾康.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3]王登梅.浅谈中小企业的税收筹划[J].内蒙古煤炭经济, 2009 (03) .
[4]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分权与收权之争 篇9
笔者关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及其他与财税体制改革有关的报告，发现改革大多是讨论税收体制，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却多为老调重弹，迄今为止很难看出“分税制”体制即将退出，也很难看到许多因央地关系失调而引发的乱象可以得到解决。政府和民间立场相距甚远，短期内很难对分权或收权一锤定音。不过，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机制须得到确认，以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分权化不可行？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公告中，可以看到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公告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批准通过后，今年7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对改革方案作出解读，他大篇幅谈及税制改革，最后部分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他首先回应外界的批评，认为中国中央财政权力的集中程度不高，因为许多国家的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七成以上，而中国只有五成左右。其次，他认为要在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在有合理的收入划分后，地方政府支出的缺口，可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即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楼继伟认为，中央政府将负责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地方政府则负责区域性公共服务。
对于收入权力的划分，近年来总体趋势是收入权越来越向中央倾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事权方面，财政部长的解读没有回应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比如一些专家认为，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应上升为中央政府的事权，这有利于人员的流动。还有关于基础教育的支出，许多专家认为，省内的差异有时甚至比省与省之间的差异更大。因此，省级政府而不是县级政府应该作为基础教育的事权的责任人，这样教育均衡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也就是在一个省域内，各个地方的人均教育支出大体上一致。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就用中央政府的补助资金来解决。可惜这些争议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回应。
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全国占比大幅提高，而支出在全国占比则持续下滑。笔者早在2006年发表了《中国需要明智的财政分权》，提及分税制改革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房地产热就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有密切关系。近年来，有些海外学者在中国的一线调研认为，许多地方官花大量时间应付上级检查和督促，因此地方政府形成“空心化”的问题。地方政府本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服务，现在却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讨好上级，以期获得各种政策和财政资源。因此，整个官僚队伍完全“上浮”：多花时间和精力与上级打交道对施政有很大帮助；花时间与精力同百姓打交道没前途。
即使如此，中国政府为何不采取分权化的管理模式？这条道路在近期内似乎不可行。与前任相比，楼继伟更愿意表达观点。比如2012年，他在媒体上发表题为“央地关系重构”的文章，在论及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时说：“还有一种方向，现在成为潮流，认为中央收入太多，因此应大幅减少中央收入，提高地方收入。？？这样的一个方向意味着在事权不调整的情况下增加地方征税权。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危险的，是个分裂的体制。”
目前来看，决策层倾向于进一步集中中央的财权和事权；一些财政专家却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基于地方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中央应给予地方财政适当的收税权力，并让他们切实负起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一些学者还认为，即使给地方政府很大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也可以有各种手段有效控制地方政府。
发挥“两个积极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关于分权和收权的争论还会继续。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实现程序上的正义是有必要的。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或可增设一个小组来处理央地财政关系。许多发达国家都设有专门委员会，来处理政府间关系。比如加拿大的第一部长会议（TheFirst MinistersConferences）就有此功能。在此会议中，加拿大总理与各省和地区首长开会，讨论联邦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
德国一套类似的制度也值得中国学习。德国的政府间关系比较复杂（特别是东西德合并之后），内部的利益冲突也较大。维系德国政府间关系除了有宪法外，还有类似加拿大的第一部长会议。德国甚至有分领域的會议来解决专项问题，比如基础教育的服务均等化等。
中国的央地关系小组除了中央部委官员参与外，地方官员也应加入。特别是那些没有在中央任职经历的地方省级领导，应被吸纳进来，让他们公开阐述和捍卫地方利益。在公开讨论中，非官方人员和学者也应受邀参与讨论，同时讨论也可向媒体开放。经充分讨论，中央政府关于央地财政关系的决策会更有民意基础。事实上，这样的公开讨论可能一点也不会增加分裂的危险，反而增加融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曾说过：“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就是所谓的既要讲“北京话”，又要讲“地方话”。一位学者说，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许多阐述央地财政关系的文件都会提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遗憾的是，这个提法在过去二十年几乎不见了。因此，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中央和地方互动，程序性公正需要得到及时的解决。
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影响研究 篇10
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在国内的经验研究并不多。大多都关注分权对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Estache (1994) 的跨国研究发现, 分权会增加政府的基础建设支出。乔宝云等人 (2005) 研究了中国分权对小学义务教育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对教育提升吴相应作用的结论。但傅勇和张晏 (2007) 研究发现,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的结构产生扭曲的作用, 导致文化教育的支出不足。此前的文章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 本文利用西部各省面板数据, 研究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 (高中) 的影响。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西部地区由于其自身经济水平和地方政府官员对晋身的重视, 会导致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水平为负, 各地方政府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的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会对教育等公共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我们以各省份的FDI (郑磊, 2008) 数据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描述。从而得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对教育的贡献为负。
二、数据与实证
在自变量的选取上, 我们取EDU表示西部各省份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之所以选取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在于西部地区的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的比例任然高居不下。许多初中毕业就选择外出务工而非继续学习。
显然, 财政分权 (FD) 是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财政分权作为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安排从一个角度上表征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的大小, 财政越分权, 地方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 就越有可能按激励方向改变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权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争议, 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 这里采用 (傅勇和张晏, 2007) 的指标, 即采取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指标, 并且, 为为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关系, 我们进一步对该指标进行人均化, 即FD=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预算内人均总财政支出。该指标可以看着是实际分权程度的一种度量。由于中国财政分权的特殊性, 地方政府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教育支出,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支出可能会出现绝对下降, 本文预期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是负面的。影响财政支出的另一重要渠道是竞争, 地方政府的竞争程度会影响生产性支出的偏向。而没有竞争激励的政府对公共支出的偏向可能不同, 各地方政府也存在一些子国家同一税收政策之外越权制定地区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现象, 运用财政竞争手段吸引FDI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行为。基于这些考虑和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采用 (郑磊, 2008) 的方法, 以各省份FDI占全国的比重即FDIshare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度。另外, 竞争和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竞争在分权不同的地区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另一方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可能随着政府竞争强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为了捕捉这种机制, 我们有必要借助二者的交互项 (FD*FDIshare) 。有关FD和FDIshare的三项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还增加了刻画政策影响的虚拟变量ND。ND对2000年以后个省份赋值1, 其余为0, 用来分析2000年起中国全面推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ε代表教育的其余影响因素。
为了检验前文假说, 我们对如下回归模型经行估计:
我们使用的是1995年~2006年中国西部11个省级行政区 (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纳入四川) 共132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在上述回归模型中, 下表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
采用Eviews4.0软件, 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面的模型估计中我们可以发现, 财政分权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财政分权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高中学生比例数就会减少0.94个百分点。而Arze del Granado (2003) 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则相应的高中比例数应有所增加, 值所以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 首先,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原来完全由政府包揽的教育投入负担逐渐转移给居民个人,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不慢, 但由于基础差, 人均收入不高, 而且恩格尔系数过高, 教育支出费用导致很多初中毕业生无法进一步上学。而且现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收入在总的经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上升。其次, 相对于其他公共支出来说,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具有更低的收入弹性。
三、结论与政策讨论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讨论了西部地区高中教育落后的根源,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 在支出结构上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 而竞争对公共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尽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的经济、教育等都在迅速的成长, 但我们也同时应注意到西部教育仍旧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如何更好的实施西部大开发, 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
摘要：本文基于西部各省份面板数据, 验证了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西部高中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 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之间展开标尺竞争, 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结合在一起, 共同西部高中教育产生显著的负影响。缓解西部教育落后必须转变现有的地方财政制度组合。尤其是转移支付的问题。
关键词：财政分权,政府竞争,西部教育,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1]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财贸经济, 2006年第2期
[2]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6期
[3]郑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科学, 2008年第1期
【分权模式】推荐阅读：
分权管理07-01
集团分权07-04
分权原则05-23
财政分权体制10-02
学生处分权论文06-23
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06-09
商业模式不是赚钱模式05-12
经营模式及服务模式09-03
五分钟一个设计模式之组合模式06-19
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谈之一(好莱坞模式)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