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思想

商业思想（共12篇）

商业思想 篇1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世界领域, 新全球化浪潮, 使人们的联系更为密切更立体。博客, 甚至近几年的FACEBOOK等的兴起, 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 更对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远影响, 使未来世界面临着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剧变, 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在现实语境中, 过去的一年, 以及我们未来的很多年, 也发生了很多影响商业社会的不可知的事件, 股市狂奔, 物价飞涨, 新型的雇佣关系, 都造成了巨大的动荡, 任何当下事件, 都是未来的历史, 如何走出当下的普遍困境, 也对中国的商业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汤因比在《文明的起源》一书中, 曾提出一种挑战与应战的伟大设想, 同样, 当下商业社会的种种挑战, 也必将是影

企业治权的“共和”时代

去年, 阿里巴巴的上市造就了数千个百万富翁, 在企业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 阿里巴巴的“利益共享”模式在企业内受到广泛的推崇, 甚至很多企业人士, 在MSN上留下诸如“要混就混阿里巴巴”、“要跟就跟马云”等个性化签名。

阿里巴巴的利益分享更像是所有权的“共和”, 影响更为深远的企业革命, 还在于作为企业经营权的逐步分散, 出现了治权的共和。

这种现象的出现, 显示了社会通行规则在企业领域的普世力量。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集权主义的衰落与多元主义的勃兴, 已成为趋势,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 未来权力不仅将从暴力到资本, 从资本到知识横向转移, 更将从金字塔顶端向底端纵向转移。

同时, 互联网勃兴的时代, 追求个人实现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遍潮流。在阿里巴巴的办公室里, 员工的“艺术照”招摇在办公桌、走廊, 甚至是会议室, 公然抢夺了“红头文件”的空间;非正式团体的勃兴, 稀释了企业的中心作用, 员工个人实现的舞台已远远超越企业的疆域之外;联想、百度突然裁员后, 大量员工通过博客打破企业的舆论霸权, 发表对企业的尖锐批评, 造成了巨大的震动。MSN等私密空间, 使企业对员工的控制日益削弱, 以控制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已步入黄昏……

人性中对于权力的贪欲, 使很多企业家无法与内部强人共享人生舞台, 更遑论“甩手”了, 相反, 有人一功高才大, 即刻紧张起来, 必欲除之而后快, 最后演变成无数“功高震主”的荒谬悲剧。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企业最强大的对手, 总是在企业内部沉睡。伊利最大的对手, 赫然就是曾经被郑俊怀逼走的牛根生。

穿越帝国时代, 走出控制重于发展的固有模式, 才能在企业内部满足普遍的自我实现, 从而走向企业治权的共和。

华人世界最著名的甩手掌柜当数施振荣, 当年施振荣的放手, 导致宏基天下三分;李东生虽然在《鹰的重生》中隐晦地反省诸侯文化, 不过, TCL早期的兴盛正是得宜于其类似诸侯分立的有效放权;王石则将担子甩给郁亮, 从此遨游于天地。曾经历过牢狱之灾的孙大午, 2004年, 开始推行企业的“君主立宪”, 更是将企业共和变成一种刚性的企业制度。

商业社会的进化, 将使企业家群体穿越帝国时代, 走向企业共和。突破创业英雄与独夫混合的双重角色, 成为“甩手掌柜”, 是企业家在新的商业时代中的明智选择。

世界是平的

认为世界是平的, 这种思想的诞生, 源于全球化的加剧, 以及新的时代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 认为现在的社会必定抵挡不了全球化的浪潮, 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新的世界观—“世界是平的”。

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 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 持续到1800年前后, 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 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 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 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 其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 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开始的“全球化3.0”, 世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个人成为了主角, 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软件的不断创新, 网络的普及, 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新一波的全球化, 正在抹平一切疆界, 世界变平了, 从小缩成了微小。

“世界是平的”的思想, 不仅揭示了横向的世界之间的联系, 而且对于社会结构的纵向组织影响深远。“世界开始从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 (命令和控制) 向日益水平化的价值创造模式 (联系和合作) 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 是恰好在世纪之交同时出现的“十大动力”。这十大动力就像十台功率巨大的推土机, 正在将原有的权力和资源平台一一推平。所有过去站在权力各个阶梯的国家、机构、公司, 逐渐发现阶梯已经不存在, 大家都一齐站在平地上。“不管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 你都会发现, 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 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

世界之间的无限沟通, 将使人们视野无限广阔, 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力量。而社会组织的扁平化, 更改变了权力的运作模式, 对企业内部变革影响深远。

中国式管理及反思

中国商业社会的剧烈变革, 使企业管理处于混沌状态:现代管理理论无法与处于转型期的不成熟的商业社会匹配, 于是, 很多人将眼光投向传统智慧, 中国式管理也开始流行, 而以台湾曾仕强, 大陆成君忆为代表的学者, 更是将中国式管理登峰造极。

同时, 根源于农业威权文化的中国传统智慧, 与建立在民主与人本基础上的现代文明冲突日益显现, 引起了广泛的批判, 青年学者孙景华以其《中国人的管理逻辑》, 张羿以其《后现代管理》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

孙景华在《中国人的管理逻辑》中做了一个可能大而化之、但极有启发的区分:西方人的管理逻辑的起点是“组织”, 而中国人管理逻辑的起点却是“人”。

西方传来的管理理念, 重点在组织制度、层次、结构, 也就是组织能力, 而我们应用起来, 却常常不自觉地“中国化”, 变成关注每个独特的个人。最近几十年来, 西方的管理理念在经历组织能力发展的阶段后, 又逐渐向关注个人特性的方向发展, 这往往使得传入中国的管理观念进一步被“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讲, 孙景华的这个组织与个人二元区分可能是抓到了管理理念的一个根源性问题, 只有在明晰这个区分之后, 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西方管理, 才能去发掘中国传统管理中哪些实践是有价值的, 才能更好地在中国管理环境中运用中西管理手段。

具体而言, 孙景华区分6对管理观念, 对于中国式管理的争论意义深远, 它反映了中国企业在传统的威权社会环境与世界潮流之间的挣扎与摇摆, 而未来中国企业的选择, 将决定未来中国商业社会的底色。是走向现代化, 接受普世商业价值, 还是沉于非理性, 迷醉权谋与不规则竞争。

这种影响, 起码将持续20年甚至更远。

财富来自金字塔底部

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 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 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的官僚体制。在短短的30年中, 从27美元 (借给42个赤贫农妇) 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400万借款者 (96%为妇女) 、1277个分行 (分行遍及46620个村庄) 、12546个员工、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

在很多人认为穷人无油水可赚, 将其排除在客户之外的时候, 尤努斯证明了穷人才是真正重要的客户;在很多银行认为穷人信用不可靠的时候, 尤努斯证明了穷人是讲信用的。

尤努斯的出现, 使财富来自穷人这一事实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而事实上, 穷人也一直就是财富的来源。

密歇根大学教授C.K.普拉哈拉德在《金字塔底部的财富》一书中, 试图寻找根除贫困的方法, 他可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发现, 真正的穷人同时也是敏感的企业家和具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穷人、民间社会组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 能够开创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市场。简单地说, 这是一个双赢游戏:利用商业力量来消除贫困, 同时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获得财富。

普拉哈拉德最有价值的观点可能是, 用商业方式消除贫困, 把穷人转变为消费者, 可以给他们带来“尊严与选择”。当穷人转变为消费者时, 他们不仅得到产品和服务, 还获得了尊严, 并从私营部门那里得到了选择, 在此之前, 这些东西是为中产阶级和富人所有的。要让这种模式发挥作用, 一项艰巨的任务是消除大企业和穷人消费者之间彼此的不信任。一起用商业消除贫困, 同时创造财富。

很多企业不理解, 为什么在中国价格战一再奏效?为什么多数市场化的巨头都是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很简单, 因为在中国, 还没有形成中产阶层, 多数消费者都是低端人群, 只有低价策略, 才能吸引最大的消费群, 获得最大化的市场。同样, 奢侈品和高端消费品, 其消费群体永远只是少数, 而对于多数企业来说, 金字塔底层的平民, 才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

财富来自金字塔这一箴言, 对于中国这个穷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 永远是企业制定竞争策略的基础。

微利时代

近几年, 几乎在所有的行业, 都存在着利润普遍下降的现象。于是, 中国企业都急了, 都喊不正常了!但是, 可以负责任地说, 不是现在不正常了, 而是以前不正常!

20年前, 一台微波炉就要近5000元, 而现在基本不足500元;20年前的企业利润虽然普遍高, 但整体比起来, 现在的企业才是真正日益强大的企业;20年前, 1亿以上的企业都是巨头, 而现在, 纵使是100亿, 也并不鲜见。

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中, 绝大多数的行业应该是低利润的, 只有少数行业才是高利润, 这就是奢侈品与大众产品的区别;在一个行业中, 只有少数顶端产品是高利润的, 而绝大多数产品企业应该是微利经营的, 这就是高端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区别。这是一个最普遍的规律, 微利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本质。

当年, 很多企业率先依靠规模优势和价格利刃, 抢得了行业先机, 而如今, 曾经风行的价格战, 却使无数企业陷入困境, 微利时代, 企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企业普遍关心的话题。

在美国, 商业的微利本质, 也使传统的增长模式濒临危机。这种传统的增长模式面临的第一个主要压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亚德里安的最新力作《微利时代的成长》中, 描述了一些业务创新者的崛起过程。像西南航空 (Southwest Airlines) 、纽柯 (Nucor, 美国著名钢铁公司) 、沃尔玛等大公司关注的已不再是产品创新, 而是寻求更好的方法为顾客服务, 以求在各自的行业内取得战略性的控制地位。这样, 即使卖的产品和别人一样, 他们也能创造出新的商业价值。

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 这种价值流出使业务创新者面临巨大挑战。很少有人能超越传统的产品服务界限, 发现新的顾客需求。以西南航空为例, 它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点对点式航线系统, 总成本也低于其他主要的航空公司, 但是它出售的仍然只是标准的航空座位。它并没有使乘客的旅行发生多大变化, 也没有在乘客登机前后, 提供特殊服务而创造出新的需求。钢铁业的纽柯公司、零售业的沃尔玛和IT业的戴尔公司同样如此。

创造需求, 发现新的商业模式, 也许是微利时代最大的任务。

商业的普世主义

普世主义发轫于一种普遍性存在的宗教情怀, 在目前的世界三大宗教中, 都存在着一种普世主义, 认为人间存在着普遍真理, 一切的美好, 理应得到最广泛的推广, 需要“普度众生”。

普世主义目前已经超越宗教领域, 在当今社会, 商业的普世越来越明显, 很多国际性商业巨头, 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商业体, 而是跨越国界, 其商业触角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比如可口可乐, 已经成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群共同喜欢的东西, 给他们带来了美味的享受和欢乐;同时, 在商业的普世过程中, 一种通行世界的主流商业规则和商业文化, 也开始广为传播, 比如说自由、平等的理念, 无论是美欧等发达商业国家, 还是亚非拉等落后的商业国家, 都普遍接受了这些思想。而在中国, 商业的日益繁荣, 也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商业的普世存在几个特点。

为什么沃尔玛能够雄霸天下?最广泛的满足, 才能造就最恢弘的商业;在世界500强中, 多数都是大众化的、主流的产业。而在国内, 那些适应消费民主化潮流的企业, 也在商业普世过程中崛起, 最典型的是家电行业, 由贵胄降临人间的过程中, 诞生了一批企业巨头。

简单达到伟大。以最简单的形式, 从普遍存在的问题开始, 获得深奥而又直指人心的伟大真理, 才能达成最伟大的商业帝国, 沃尔码做简单的事情, 始终如一, 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提供交易平台。

商业改变社会。商业的普世过程, 就是把商业活动变成一个重复博弈;当商业普世之时, 我们就一天天远离了不规则的商业荒原时代, 达至理性的商业社会。而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和进一步的普世, 又会将商业社会的良好基因, 移植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使商业的普世力量, 影响和改造更广泛的社会领域。

商业的“大同世界”。商业的大同,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价值共享。商业与其它领域, 某一行业与其它行业, 某一企业与其它企业, 乃至一个企业内部之间, 互相连接成价值链的一环。而更高境界的大同, 应该表现为人生舞台的共享, 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人员自我价值的普遍实现。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商业的普世, 将催生一大批伟大的企业, 同时, 也将带来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

威权的终结与“中心”的消亡

威权的终结是伴随着民主化的浪潮而来, 数百年人类民主化实践, 已经使民主成为一致普世价值, 威权的终结更多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制约, 而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垄断的被打破, 更是促成威权的分崩离析。

率先显露锋芒的是流行文化领域, 文化类产品的生产正在迅速地脱离威权实践范围, 成为全社会热衷的流行主战场, 2005年文化市场的最大赢家“超女”正是借助了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的合力迅速蹿红, 打破了老大央视的垄断地位。而多年默默无闻的郭德纲, 同样在“纲丝们”的努力下借由互联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实现了脱胎换骨的飞跃。

1980年, 居行业前列而五年后不再是“巨无霸”的大公司差不多达到10%;而到1998年《福布斯》公布的“下岗”大公司已高达40%。其现象背后是新兴小企业实力的迅速崛起, 企业走向垄断开始受到扼制。另外, 博客数量每五个月翻一番, 它产生的信息爆炸使平面媒体公司如芒在背。这表明:“小势力”正在向巨无霸挑战。

同时, 个性化消费的兴起, 打破了以往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发展模式, 行业更加分散, 个性化需求的无数绿洲, 造就了一个个分散的“小国”。“大国”存在的疆域基础已不复存在。权力的分散, 也使企业先发优势日益式微。行业的先发者不再拥有制定游戏标准的力量, 而变成多中心制。

“巨无霸”掌控世界的势头正在削弱, 一个权力分散时代已经来临。

企业家的社会化

企业家的社会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无论是最受尊敬的企业评选, 还是最有价值的企业家, 或者是“企业公民运动”, 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财富新观念”及企业家的慈善话题等。近年来, 关于企业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已经日益紧密, 企业家也不可逃避地被打上了社会化的烙印。企业家身上, 已经被赋予了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广阔社会内涵。

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 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 戴维·伯恩斯坦写道: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 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 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有些来自美国, 其他国家引人入胜的故事, 为民营部门提供了一本“卓越指南”。在美国, 一个叫J.B.施莱姆的男人帮助了数以千计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在南非, 一个叫维洛尼卡·霍萨的女人发展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病人护理模式, 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巴西, 因为法维奥·罗萨的努力, 数以十万计的边远农村居民用上了电。

这些非凡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巨大变革:环顾世界, 社会中成长最快的部分是民营部门, 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社会企业家们, 正在越来越多地涉足到政府和企业已经失败的地方去解决问题。

商业改变社会, 同样, 无数的企业家, 也正通过商业的和非商业的方式改变社会。

蓝海战略

2005年2月, 韩国学者金伟灿的《蓝海战略》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 金伟灿正式提出了蓝海战略, 成为集竞争策略之大成的学说。

《蓝海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先后获得了“《华尔街日报》畅销书”、“全美畅销书”、“全球畅销书”的称号, 迄今为止已经被译成24种语言, 打破了哈佛商学院出版社有史以来出售国际版权的纪录。

《蓝海战略》所引起的热烈反响,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当今的商业现实和竞争态势下, 全球的企业界对寻求新的战略手段以实现获利性增长的强烈渴望。

自从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这两部战略管理专著问世后, “竞争”就成了战略管理领域的关键词。但是,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波特的竞争理论, 无法突破恶性竞争的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如何才能从血腥的竞争中冲杀而出?如何才能启动和保持获利性增长?

“蓝海战略”的核心因素包括几个方面, 把视线从市场的供给一方移向需求一方, 实现从关注竞争对手的所作所为转向为买方提供价值的飞跃;重建市场和产业边界, 开启巨大的潜在需求, 开辟新的商业领域;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实现颠覆性发展等。

蓝海战略在中国的狂热, 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密切相关。目前, 多数行业已经血流成河, 出现了普遍性的利润下降, 同时, 竞争越来越同质化。而寻找未来出路, 使企业普遍处于茫然之中, 蓝海战略的竞争思想, 正符合了国内企业寻找新的发展道路的迫切愿望。

蓝海战略远非完善, 而且某些地方受到了广泛批判, 但是, 它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

商业模式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日益稀薄的利润, 已经使众多企业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而到底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 在实际范围内都存在很大争议。

在中国, 商业模式的创新, 显然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其根本原因, 在于中国存在一个庞大而低端的消费市场, 而且这个市场在绝对意义上说, 远远没有饱和, 无数商品还没有被寻常消费者享受到, 商业并没有得到更广泛普及。而在短期内, 国民的收入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这也导致中国对高端消费的抑制, 这个时候, 发现新的需求, 并且创造出新的需求模式, 显得尤其重要。

成功者总是令人羡慕。但是, 成功不能复制。

当年大家都搞互联网的时候, 只有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赚了大钱;等到大家都去搞门户的时候, 互联网却遭遇寒冬, 反而是做B2B的阿里巴巴赚钱了;等大家都去做电子商务的时候, 没有想到出来个陈天桥, 人家搞游戏就发财了。那些发财的人, 都是走的与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新的商业模式不仅仅表现在IT行业, 在其它的各个领域, 也出现了新的商业模式, 如家改变传统酒店模式, 以连锁和简化酒店功能的新型商业模式, 获得了商务人士的广泛推崇;分众传媒“发现”了楼宇广告, 并且开创了户外媒介传播的新方式。

发现新的需求, 并且对各种商业元素进行融合, 将导致商业模式的普遍改变。

同时, 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在于未来的不可预知。那些具有异常商业嗅觉的人, 才能够把握商机, 迅速崛起, 这就是为什么新的商业模式往往由新势力创造, 而非相近领域的传统强大势力所创造的原因。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新的商业模式也会层出不穷, 而这也正是商业社会的魅力之所在。也许某一天, 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 崛起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

商业思想 篇2

二月十日

信息动态

余杭合作银行各项存款超100亿元

——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初战告捷

新春伊始，我行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捷报频传，存款余额连创新高。截至2006年1月31日，全行各项存款达到101.58亿元，余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标志着我行资金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业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初见成效。

我行认真落实省联社布置的“迎新春 优服务 创贡献”2006年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按照杭州办事处的工作要求，结合余杭实际，突出一个“早”字，抓住一个“实”字，全面深入开展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发展目标早明确，转换机制抓落实。我行正确判断当前存款组织形势，及时制订全年业务发展规划。元旦刚过，就以文件形 式下发了关于开展迎新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的通知，确定全年存款目标任务为新增15亿元。围绕这一目标，全行在员工“双聘”工作中积极转换经营机制，加大绩效考核力度，让人人肩上有担子、心中有目标，有效调动全行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布置早、落实快，员工“双聘”工作于1月末全面完成，确保了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分解和落实。

二、宣传动员早启动，全面推动见实效。去年以来，我行围绕改革和发展大局，以全面提升社会形象为目标，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积极作用，抓住合作银行成立开业、区八运会等一切有利时机，连续、立体、全面地开展宣传活动，使“余杭农村合作银行是余杭人民自己的银行”不断深入人心。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又在全区各营业网点、主要街道等悬挂横幅229条，分发宣传资料10000余份及印有“余杭农村合作银行”字样和服务监督电话的纪念品60000余份，同时通过《城乡导报》、余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以刊载新闻、连播广告等形式，集中宣传农村合作银行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服务功能，重点宣传合作银行的改革成果以及在“立足当地、服务三农”过程中对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进一步有效提升合作银行的社会形象。

三、优质服务早布置，注重实效不松懈。我行早在去年5月就开展了以打造“服务最优、效率最高”的合作银行品牌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化服务活动。今年又进一步深化服务活动，强化服务理念，狠抓工作实效。如春节期间按照省联社的统一要求，准确把握客户需求，及时推出了“礼仪存单、“喜庆存单”等业务新品种。大年初一，我”行各营业网点排起了存款的长队。一位客户说得好：“到合作银行存款感觉更亲切了，喜气更浓了”。

通过一系列措施的有效落实，保持了存款的快速增长。至1月末，我行各项存款比年初新增3.88亿元，同比多增6.81亿元，成 为余杭区首家存款超百亿的金融机构。

【办公室】

工作交流

众志成城 多策并举

临平支行资金组织实现“开门红”

大年初一，临平支行小林分理处、乾元分理处排起了长队，存款场面异常火爆。这样的情景，春节期间在临平支行各分理处随处可见。截至2006年2月4日，临平支行各项存款余额已达到8.74亿元，净增1.02亿元，增幅13.21%，在存款组织攻坚战中取得了“开门红”。这是临平支行全体干部员工上下一心、内外配合，多策并举、狠抓落实的结果。

1、增强信心，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在2005年资金组织形势不佳的情况下，针对部分职工信心不足、情绪低落等情况，支行班子及时组织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分析存款组织形势，并对支行即将迎来存款组织的“大年”作出了前瞻性的预测，要求员工及时调整心态，激发斗志，进一步增强信心，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为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2、完善考核，加大激励力度。以2006年“双聘”工作为切入点，根据各岗位的岗位责任制和绩效挂钩考核办法，及时推出了“百日竞赛”活动，既突出部门又突出个人，对业绩完成优秀的部门和员工进行嘉奖，不仅敦促了员工业务素质的改进，还优化了柜面服务，提升了服务水平；绩效挂钩考核办法采用网点和员工、部门和个人任务相结合的双向联动方式，实行按季考核，拉大考核奖金的差距，直接与工资薪酬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员工揽储的积极性。

3、深入调查，积极拓展业务。去年年终，临平支行深入基层开展调查，及时获取年终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奖分配等存款组织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上门服务，主动为企事业单位做好代理工作，并积极推广丰收卡，有效促进中间业务的发展。

4、加强联系，抓机遇性存款。支行在工作中注重加强与政府部门联系，尽量争取到启动资金和土地征用款，并对小林，乾元等地区征地拆迁的土地征用款采取逐笔跟踪方式，利用员工在当地的人缘关系，贴近储户，“外勤抓大户，内勤搞服务”，进一步拉近与当地群众的距离，增进信任感，有效降低了征地资金的外流比例，增加了存款的稳定性。

【临平支行】

以规范化服务为突破口 以金点子活动为契入点

运河支行有效促进业务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规范化服务建设，有效促进业务发展，近期运河支行组织了一次“我为运河支行发展献一计(言)”金点子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金点子活动要求每位员工结合自身实际，广开言路，在加强管理、开拓业务、强化服务及完善考核等方面积极进言献策。活动共收到各类意见和建议26条。通过分析整理，对其中的一些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员工作了反馈。由于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员工 的心声，在员工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一种“比服务、讲贡献”的氛围悄然形成。针对这一良好局面，支行适时推出了“争创规范化服务最满意窗口”和“争做规范化服务最满意员工”方案，并制定了相应的百分制考核办法，具体为：(1)客户评议，即由支行向客户发放评议表的方式占30%；(2)支行班子走访客户、征询意见评议占30%；(3)通过平时工作小组的检查、监控录像回放评议占30%；(4)员工(部门)自(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占10%。并按以上四方面进行加权统计，评选1名服务最满意员工，1个服务最满意窗口。另外，支行还从服务“三农”着手，结合农户贷款需求调查，落实各项服务措施，把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与客户沟通的桥梁,真心实意地搞好“三农”服务，为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积极提供资金保障，拉近与农民的距离，努力赢得信任、培植储源。

通过规范化服务和“金点子”活动的深入开展，员工的服务理念有了新的提升，服务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有效地促进了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截至2006年2月4日，支行各项存款达65410万元，比年初上升了5476万元，增幅为9.13%。各项存款首次突破了6亿元大关，实现了存款组织“开门红”。

【运河支行 卢方敏】

企业文化

余杭合作银行举办机关工会职工新春联欢会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为进一步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陶冶情操，同时配合系统工会文艺调研，2月7日晚，机关所有员工齐聚一堂，参加由总行工会组织的新春联欢会。

晚会在和谐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内容有卡拉OK比赛、新春“碰碰乐”游戏以及幸运抽奖活动。“碰碰乐”游戏需要参与者双方配合默契，趣味性较强，晚会由此逐渐进入高潮，现场气氛浓厚，欢笑声此起彼伏。随后的卡拉OK演唱比赛也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掌声不息。

整台晚会充分体现了余杭合作银行员工奋发向上的企业团队精神。

【总行工会】

报：省联社、杭州办事处、人行余杭支行、余杭银监办。发：各部室，各支行及通讯员。联系人：徐相华

联系电话：86225829

（共印90份）

2006年2月13日印发

2012年10大商业思想 篇3

点评：“三正”，是中国商业哲学的内核，贯穿了企业家的身、心、灵的三重境界。

周其仁：经济发展未来有三种不确定，第一种不确定是抽货币之水，还是加资本之面。而这一不确定中，又隐含着四个具体问题。分别是：“汇率机制要进行改革；给企业减税；增加进口的便利；还要以对外金融和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第二种不确定，取决于谁主导城市化。第三种不确定，在于是投入驱动还是生产驱动。

点评：企业家无法消除不确定性，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好应对不确定性的心态。

曹德旺：放下就是幸福，我不能保证我的接班人一定成功，但是我把它交出去了，我看都不看了。按照你那么想，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接你的班。

点评：企业家克服“我执”，事关企业发展，更关乎自己的幸福。

宁高宁：中国企业应该真正的去回归企业属性，回归企业本质，用企业的力量、用企业的创造、企业的创新、企业的引领，来探索自然的能力，创造企业、创造环境，来引领这个社会，而不是等待和抱怨这个社会，这才是企业的责任。

点评：回归企业属性，就是回归市场逻辑，也是回归社会价值，德鲁克早已指出了明路。

王健林：如果把文化做成大产业，一定要靠创新。传统模式要加创新的内容，不能是建筑的创新，表演的创新，最重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点评：此言点到根上，就新媒体而言也是如此，内容依然为王，模式亟需突破。

董明珠：企业要发展，要坚持四个字，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创新”。因为我们只有信心，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会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同样，只有创造才能让别人向你学习，只有创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点评：实业代表未来，信心是内在动力，创新是身下双翼，凭此才能翱翔于未来世界。

柳传志：你不但自己要感觉幸福，而且能够使和你一起共事的人都感觉幸福，这是更大的幸福。

点评：企业家的持久幸福，首先来自于给员工带来幸福的回流。

吴敬琏：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点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边界本身就是规则，就是生产力。

任正非：在我们公司的创新问题上：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第二，我们要更多的宽容失败。

点评：华为作为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公司，归因于任正非的创新正觉。

冯仑：最近30年我们看到了“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新的领导集体，有两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信号。第一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的怀里乱摸。

论析苏辙的商业思想 篇4

一、丰富了商业和货币的功能

商业的产生在我国可谓历史久远了, 《周礼·天官·大宰》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 阜通货贿” (2) 。此外还有“四民”之说, 如《榖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 有商民, 有农民, 有工民” (3) 。因为管仲把“商”列于四民之末, 在宋代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居于主流。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商人和商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加。至北宋, 商业发展的表现之一是以汴京为首的城市商业兴旺发达, 表现之二是海外贸易迅猛发展。伴随着商业的发展, 宋代从事商业的人也越来越多。首先是地主兼行商者, 商业致富快, 他们追求“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 (4) 。其次是官员行商, 北宋官员经商者极多, “自非朝廷侍从之列, 食口稍众, 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 (5) 。还有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随着商业经营的扩大, 尤其是由商人入仕者渐多, 自然提高了商人地位。范仲淹在《四民诗》中曰:“吾商则何罪, 君子耻为邻” (6) , 即反映士对商认识的变化, “重本抑末”、“农本工商末”的传统经济观念在宋代受到了根本批判, 开始主张“农末皆利”。

苏辙家居眉州眉山, 今属四川, 而四川历来是商业繁盛之地。北宋初年, 为了促进货币的流通, 四川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苏辙家乡亦有经商的习俗, 他的《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蚕市》就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形。苏家不但拥有一定的田产, 也从事一些简单的商业活动, 苏辙的父亲苏洵是不以言利为耻的。孔子曰“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7) , 把义、利对立起来;而苏洵则提出“利在则义存, 利亡则义丧” (8) (《利者义之和论》) , 在价值取向上由传统的“贵义贱利”向“利义均重”转向。受地域风尚的影响和家庭教育的熏陶, 苏辙在青少年时期就对商业经营活动有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即有了朴素的认同, 他在中年后更明确提出“人之所同好者, 生也;所同贵者, 位也;所同欲者, 财也” (9) , 认为追求财货是人的正常欲望、无可厚非。

关于商业对国家经济的作用, 苏辙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青年时期, 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尚有局限, 不是很成熟。嘉祐五年 (1060) , 在为应制科而作的《民政下第一道》中, 他把工商技巧之民与游民等同看待, 认为“工商技巧之民, 与夫游闲无职之徒, 常遍天下, 优游终日, 而无所役属” (10) ;认为商人们没有租庸调等负担, 使得天下之人皆舍本逐末, 这就导致了朝廷粮食总量的不足。苏辙主张向商人们征收庸调, “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于庸调之劳, 其势不耕则无以供亿其上, 此又可驱而归之于南亩。要之十岁之后, 必将使农夫众多, 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 (11) 。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丰富, 尤其有了在最高财政机构任职的经历之后, 苏辙对商业的认识逐渐有所修正, 充分肯定了商人对商品流通的作用。元祐元年 (1086) , 他在《乞赈救淮南饥民状》中提出:“访闻淮南久旱, 雨全未足, 二麦并已枯死。浙中米价虽贱, 而运河无水, 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来, 民间阙食, 甚觉不易” (12) 。正因为运河无水, 米商不至, 导致米价暴涨, 所以他奏请地方官府开放义仓赈济阙食人户, 同时将常平米减价出卖。此外, 苏辙在《乞借常平钱买上供及诸州军粮状》中, 也提到“然今诸路转运司, 久以商贾不行, 农民罢病, 故酒税不登, 收买军器杂物封桩阙额衣粮等事, 故经费不足” (13) , 充分认识到了商人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辙认识到了商业的社会价值, 也自然地以更积极和更理性的心态去进一步探索对商业功能的认识, 除了前文提到的流通价值之外, 还有两点值得人们关注:

(一) 货币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苏辙充分认识到了货币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功能, 他的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他有关役法观念的变化。以往的差役法是把民户分为九等, 以充任各种役作, 但因役期长久, 贻误农时, 弊害颇多。王安石改行募役法, 过去负担各色差役的民户按户等高低缴纳不同数量的免役钱, 过去不负担徭役的寺观、官户、单丁、女户等也要出“助役钱”。政府将这些收入作为资金, 衙前 (运送官府物资) 、户长 (催纳赋税) 等最重的徭役不再差派民户, 另外招募无业者充役。因为收的募役钱多, 而真正用于募役的少, 国家自然有剩余, 这是王安石募役法的要旨。

司马光执政后, 欲复王安石的雇役为差役。元祐元年初, 苏辙从地方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 即加入了当时针对役法改革的大讨论。他的《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是涉及该问题最早的文字, 他在文中对王安石新法的所有内容都是持批评态度的:“盖青苗行, 而农无余财;保甲行, 而农无余力;免役行, 而公私并困;市易行, 而商贾皆病” (14) 。他在元祐元年二月上的《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中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差役、反对免役, 其《乞更支役钱雇人一年候修完善役法状》也是主张在实行差役法的前提下逐步完善该法, 《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亦说“且差役之利, 天下所愿, 贤愚共知, 行未逾月, 四方鼓舞” (15) 。同年二月十五日, 他上的《论差役五事状》, 进一步详细提出完善差役法的五条建议。由这些建议可以看出苏辙已经认识到雇役法的具体措施中有许多合理的东西, 可以弥补差役法的缺陷, 对雇役法开始有所认同, 其后的《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也是明确肯定衙前役用雇募法的做法。此后, 苏辙还有《再言役法札子》、《三论差役事状》等奏章言及役法问题, 谈论的重点是提醒朝廷注意差役法既行之后所产生的一些弊端, 比如地方官员趁机侵凌渔掠百姓。这些弊端, 如果沿用雇役法, 都应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减或彻底解决。

元祐五年, 苏辙任御史中丞, 与元祐初相比, 他对役法的思考已经逐渐趋于冷静和成熟。苏辙在所上《三论分别邪正札子》中认为差役法实施五年来积弊颇多, 通过对两种役法在百姓身上运行成本的比较, 他提出“熙宁雇役之法, 三等人户, 并出役钱, 上户以家产高强, 出钱无艺, 下户昔不充役, 亦遣出钱, 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 昔既已自差役, 今又出钱不多, 雇法之行, 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 上下二等欣跃可知, 惟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 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 大率岁出役钱三贯, 若经十年, 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 诸县手力最为轻役, 农民仕官, 日使百钱, 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 已为三十六贯, 二年役满, 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 宽乡得闲三年, 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 则差役五年之费, 倍于雇役十年所供。赋役所出, 多在中等, 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 而熙宁为利乎” (16) , 明确肯定雇役法对百姓更有利, 更受到百姓的欢迎。

苏辙在稍后所上的《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中论说差雇役法之利弊最为详尽, 通过分析两种役法的利弊, 他认为“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 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 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 若雇法必用, 则官府之弊有法可止” (17) , 明确提出应在坚持雇役法的基础上修正其不足, 进而规劝皇帝说“臣窃谓虽三代圣人, 其法不能无弊, 是以易贡为助, 易助为彻, 要以因时施宜, 无害于民而已” (18) , “祖宗旧法与先帝近制, 要为皆有所去取, 唯当问人情之所便, 更不当以新旧彼我为意有所偏系也” (19) , 认为役法的选择应以便民为主。募役法运行的关键就是用货币去驾驭和调控劳动力市场, 苏辙最终肯定募役也就等于肯定了货币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当然, 募役之法也有弊端, 市场上的劳动力会以价格低廉为由, 相约不肯投募, 迫使官府添钱。但是, 他说“臣以为将钱雇人, 正如出钱买物, 钱物相当, 理无不得。纵使一人欲要善价, 余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诱胁之术, 盖商贾小数, 不足为朝廷大法也” (20) , 认为商业比较灵活, 价格取决于市场, 货币可以自行平衡市场, 体现了苏辙对用货币驾驭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自信。由于王安石行募役法主旨在为国家财政“开源”, 但他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货币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官府用于募役的那部分资金就是货币, 而所雇用的劳动力就是商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 苏辙的货币功能观比王安石更是进了一步 (21) 。

(二) 货币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的作用

北宋时期的对外商业贸易已经有所发展, 苏辙在原则上也不对此持反对态度, 甚至还很注意保护外商的利益。《龙川略志卷五·辨人告户绝事》中提到有一个外商辛押陁罗在广州行商多年, 家资巨富, 还认一个童奴作自己的儿子。回国后, 陁罗为其国主所杀, 养子于是继承了家业, 并派两个属下来汴京经商。有人到户部告发, 说养子本是宋朝人, 他的家产也应归宋朝所有, 于是户部有官员建议把这两个属下的钱财罚没入官。但是, 苏辙没有采纳, 还把两个属下叫来, 让他们不要听信谣言, 不要动摇经商之心。

然而, 一旦商业往来会给宋朝带来安全隐患时, 苏辙则主张持一种谨慎和警惕的态度。宋朝在北方与外国的商业往来主要涉及到高丽、契丹、西夏, 其中西夏虽与宋朝接壤, 但威胁尚小, 远不及契丹。高丽与宋朝壤地隔绝, 但却北接契丹, 因此与契丹走得更近, 甚至不少高丽来宋的使臣都暗地里成为契丹的耳目, 为契丹收集情报、图画地形。所以, 苏辙建议要降低对高丽使团的接待规格, 对民间私自与高丽商人交易者严惩不贷, 尤其坚决禁止书籍外流。因为“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 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 盖不为少” (《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22) , 一旦由此泄漏机密极为不便, 甚至主张对国内书籍的印行加强审查和监督。

对上述几个国家的商业威胁, 苏辙的认识不完全是消极防范的, 也有主动出机的策略。他出使辽国, 发现该国没有钱币, 公私交易皆用宋朝铜钱, 由此可以推知宋朝每年铸钱极多, 但仍常患钱少, 是因为不少铜钱都流入了外国。铜钱外流太多, 既会导致宋朝国库的空虚, 也易使宋朝的金融市场受外族控制。虽然宋朝一直严禁边境铜钱外流, 但是因为认识程度不够, 并没有积极探讨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所以多年来屡禁未绝。苏辙访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皆富藏铁矿, 而且其中若干地区也在流通铁钱, 虽然官府等同铁钱和铜钱, 但在民间则轻贱铁钱, 铁钱十五, 仅能比铜钱十。苏辙建议可在以上三路利用丰厚的铁矿资源, 同时铸行铁钱, 但是规定铁钱使用范围仅限于极边诸州, 而极边诸州的铜钱, 都用铁钱兑换后移入内地;同时还建议朝廷采取措施, 让边民购买国外的农牧产品时, 一律用丝织品等进行物物交换。由于边境铜钱稀缺, 断了外流的根本, 铁钱贬值, 外国也自然不会要。苏辙能充分认识到货币在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潜在作用, 更能积极地思考如何保护本国的货币不致外流, 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们相比,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反对官府经商

苏辙反对官府经商, 反对官府过分抱着赢利之心, 以法律强制及市场垄断来对待百姓 (包括商人) , 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一是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运行过程中的扭偏现象, 借法渔利;二是官营专卖制度。

(一) 抨击借法渔利现象

在王安石所主张推行的各项法律中, 借法渔利现象最为突出的是青苗法。青苗法的大致内容是改变常平仓籴粜粮食的办法, 将常平、广惠仓所存粮米变换为现钱, 按自愿申请, 赊贷给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贷付时发放现款, 归还时可还现钱或折还粮米, 并须加付20%的利息。青苗贷款每年发放、回收两次, 遇有灾荒, 可延至下次收成时归还。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之家”以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这一出发点苏辙也是赞同的。嘉祐五年, 苏辙在《民政下第二道》中力主反对兼并, 认为天下的豪民富贾都以地生财, 许多拥田者都不自己耕种, 而是租给无田者, 使农民成了富人的奴仆, 而不再是天子的百姓;至于工商业者, 因为没有田地, 所以对外界的依赖性更大, 而政府不体恤他们的贫乏困苦, 则富人凭借自己的资本, 贷其所急, 趁虚而入, 政府对他们也同样没有了号召力。所以, 他主张收回天下的兼并之田, 付给无田的农民, 对工商业者实行官贷, 解救他们的危困。官贷之法, 一是薄息以恤其困, 二是偶以免息以收其心, 这样“富民之贷, 可以不禁而自息” (23) 。苏辙认为放官贷和收公田相比, 获民心之效更为快捷, 更应该成为当务之急。所以, 苏辙后来任职制置三司条例司时, 王安石就青苗法征求他的意见, 苏辙肯定地提出“以钱贷民, 使出息二分, 本以援救民之困, 非为利也” (24) (《龙川略志卷三·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 。

在青苗法具体执行的过程中, 地方官员搞绝对化的一刀切, 甚至为了谋求政绩或借法渔利, 存在着强行摊派、强行征索现象。百姓对于所借的青苗钱绝不敢抗拒不还, 甚至为了还青苗欠债, 不得不向“兼并之家”以更高的利息借贷, 实质已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官府经商行为, 违背了青苗法的初衷。对此, 苏辙是坚决反对的, 他在《三乞罢青苗状》中提出“自古为国, 止于食租衣税, 纵有不足, 不过辅以茶盐酒税之征, 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 与民争锥刀之末, 以富国强兵者也” (25) 。在其后的《申三省请罢青苗状》中, 苏辙对青苗法“放债取利”的论说更为详备, 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执行青苗法即使不搞强行摊派, 其害人之处不但扰乱经济秩序, 又败坏社会风气。当然, 四害乃是次之, 主要还是强行摊派问题。八百多年之后, 梁启超在评王安石时指出“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 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 (26) , 其观点和苏辙是非常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 后来因为对青苗法在实行过程中搞强行摊派不满, 苏辙对私人高利贷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也肯定了私人高利贷的一些优势。他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提出“私家虽取利或多, 然人情相通, 别无条法。今岁不足, 而取偿于来岁;米粟不给, 而继之以刍藁, 鸡豚狗彘皆可以还债也。无岁月之期, 无给纳之费, 出入闾里, 不废农作, 欲取即取, 愿还即还。非如公家, 动有违碍, 故虽或取息过倍, 而民恬不知” (27) , 认为私贷比较灵活, 但是“今官贷青苗, 责以见钱, 催随二税, 邻里相保, 结状请钱, 一家不至, 九家坐待, 奔赴城市, 糜费百端, 一有逋窜, 均及同保。贫富相迨, 要以皆毙而后已。朝廷虽多设法度以救其失, 而其实无益也” (28) 。前后对照, 可知苏辙并不是彻底肯定私人高利贷, 只是与青苗法摊派相比, 两权相较取其轻, 类似于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

王安石针对商贾的变法措施主要是均输法和市易法, 均输法规定将过去各路按固定数字上供首都的所需物资, 改为由发运使根据京城对各种物资的需要而灵活掌握, 按照“徙贵就贱, 用近易远”的原则加以征收、购买, 在价格合宜时发运使也可购存一部分物资。市易法规定在开封等城市设立市易务承担政府购买职能, 由国库拨款作为经营资本。市易务把收购来的货物, 赊给各行铺售卖, 各行铺定期 (半年或一年) 将货价偿还市易务, 并按年加20%的利息。虽然二法都属于对商品物资进行调控, 但均输法主要立足于空间维度, 而市易法则立足于时间维度, 其中市易法对商人的影响更大。苏辙对市易法的初衷并不反对, 但后来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资, 垄断货源、定价权, 无论是商品的批发还是零售都被政府官员所操纵, 市易司等遂变成了对商人横加盘剥的机构。对此, 苏辙深恶痛绝, 揭露其是“无物不买, 无利不笼, 命官遣人, 贩卖南北, 放债取利, 公行不疑, 杜绝利源, 不与民共, 观其指趣, 非复制其有无, 权其轻重而已也” (《自齐州回论时事书》) (29) 。他在《元祐会计录叙》中也指出“ (神宗) 览政之初, 为强兵富国之计, 有司奉承, 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 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 以困商贾” (30) 。苏辙针对均输法的评论较少, 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提出“今官买是物, 必先设官置吏, 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 非良不售, 非贿不行, 是以官买之价, 比民必贵。及其卖也, 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 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 商旅不行” (31) , 认为实行均输法不仅与商贾争利, 而且还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得不偿失。因为官营买卖不但机构臃肿, 耗费繁多;由于私人“商贾不行”, 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因而他反对均输法, 主张商业由私人商贾自由经营, 这虽然有从国家财政方面出发的考虑, 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商贾之利。

(二) 反对官营专卖制度

日本学者桑田幸三在评价商业国营时, 认为“受商业的营利性的诱惑, 把商业利润收归国家, 从而使财政收入的增加很可观。但是, 商业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终止了, 国民的经济生活在流通方面也陷入了麻痹状态, 同财政上一时的增长相比, 带来的则是更大的衰落” (32) 。他提出商业国营不但会使民间的商业经济濒临崩溃, 国民生活也会陷入极大的混乱。宋代属于官营的商品原本就很多, 市易法更加重了官营市场的进一步膨胀, 官营市场搞垄断竞争, 违背市场自由发展规律, 加大了对商人的实质性冲击, 对百姓的经济也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一旦垄断价格过高就会抑制消费, 政府利润反而降低。相反, 如果放开民营商业, 对小商贩实行优惠政策, 于国于商于民都会利大于弊, 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 苏辙力主反对国家专卖, 主张商业民营;反对垄断侔利, 主张恤民恤商;反对干预民商经营, 相信市场自由调节。

元祐元年, 苏辙上《论蜀茶五害状》, 提出“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 不与商贾争利, 四民各得其业, 欣戴圣德无有穷已” (33) 。以往反对官府经商的思想家, 多以不与“民”争利为理由, 而苏辙提出不与“商贾”争利, 一字之别已能见其思想之可贵。奏章主旨是说益、利、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官营茶业兼贩卖百物不休, 操纵市场, 贱买贵卖, 盘剥茶农和百姓, 而且以重法苛民, 对买私茶百姓的惩处重过盗贼, 对运茶日期超限民夫的惩处重过递送军机文书或重要盗贼的日期超限。奏章还具体列举了茶法滥施为害百姓的五条罪状, 建议朝廷“哀怜远民, 罢放榷法, 令细民自作交易” (34) 。如果朝廷不想“顿罢茶事”, 也应逐渐放宽对茶农贩茶的限制, 官营和私营兼行, 这样既不损财税而更收民心。他还反对把收取茶税数额作为地方官员考核升迁的依据, 提出“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 诸县令佐亦以抚字百姓, 而计算息钱均与牙侩分利。至于监茶之官发茶万驮, 即转一官, 知县亦减三年磨勘。国之名器轻以与人, 遂使贪冒滋章, 廉耻不立, 深可痛惜” (35) 。在《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中, 他又一次申明蜀地榷茶之法“以贱价大秤侵损园户, 以重辇峻限虐害递铺, 以折博兴贩搅扰平民” (36) , 为害不浅。在《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中, 他建议“只榷陕西沿边诸郡, 不许客旅私贩, 仍将沿边每岁合用益、利诸场茶色及斤重配在诸场, 令及时立限和买。官买数足, 方许私下交易。除沿边所榷地分外, 一任客人兴贩” (37) 。另外, 苏辙还建议商业的监察部门不能同时又兼管理部门, 他在《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中提出“若以专使按榷茶之弊, 则身无利害, 茶事巨细势必具陈。若身自领茶事, 有课利增损、边计盈虚之责, 则茶之为害, 势必不肯尽言” (38) 。

据《龙川略志卷三·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记载, 苏辙曾与王安石探讨过私盐问题, 认为“利之所在, 欲绝私贩, 恐理难也”。安石认为是法律惩处不重的缘故, 如果一个村子有百家贩私盐, 只惩治一二家, 当然收不到收敛的效果;如果惩治二三十家, 大家就不敢贩卖了。苏辙认为“如此诚不贩矣, 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 则起为他变矣” (39) !不难看出, 苏辙对民间贩卖私盐还是持一种理解和宽松态度的, 主张不能过于严厉地进行干涉, 认为私盐之所以不能禁止, 官盐垄断市场和摊派销售要负很大责任。苏辙在《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中提出“见今西川数州, 卖邛州、蒲江井官盐, 每斤一百二十支。为近年咸泉减耗, 多夹杂沙土, 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小井白盐, 贩入遂州, 其价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须至抑配, 深为民害” (40) , 又在《乞废忻州马城池盐状》中提出河东民间未尝缺盐食用。但是, 蔡砺等人仍另添忻州马城池盐, 其盐夹硝, 味苦, 人不愿买。于是就强行摊派给各民间经销商, 搞得民怨极大, 甚至“访闻忻州曾申本路转运司, 乞枷锢铺户前来买盐, 以此显见人情不愿” (41) 。苏辙在《龙川略志卷三·论榷河朔盐利害》中提出当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时, 同僚张端因为河朔财赋不足, 建议搞官盐专卖, 苏辙极力称其不可, 张端遂不再坚持。但是, 这则笔记最后说:“然元丰间竟听议者榷之, 至元祐而罢, 今又复榷矣” (42) 。元祐时期, 苏辙身居要职, 自然对禁止官盐专卖不遗余力, 在此之前和之后, 他用一“竟”字和“复”字表明自己对官盐专卖的不满, 也是一种苏辙颇有体会的春秋笔法。

苏辙因不满王安石变法, 被贬到筠州监酒税, 他在《东轩记》中说自己“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 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 (43) 。对官卖酒类垄断市场的不满已是隐隐可见, 寻尺之利, 也不放过, 新法苛民, 已不言而喻。此外, 苏辙在《龙川略志·议卖官麴与榷酒事》中记载说宋州起初是“弛其酒禁, 使民卖官麴, 十余家共之。更七八十年, 官课不亏, 有监麴院官” (44) , 但到了神宗时, 判官章楶倾向于罢卖麴而榷酒, 认为这样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苏辙认为使民罢卖官麴会伤害麴户的利益, 如果变为由官府榷酒, 设置相应工作人员, 对国家财政也是一笔开销, 恐怕榷酒之利还不如卖麴之利。随着他被谪筠州, 章楶罢卖麴而立榷法。苏辙被重新起用后权柄在手, 才得以罢酒榷而复卖麴。苏辙反对官酒专卖, 主张酒类民营, 甚至对一些宗室外戚经营酒业也持以肯定和理解。因为“宗室之间, 颇有疏远外住之人, 以窘乏之故, 或卖酒自给” (45) ,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商业思想超出了“阶级”的限制, 更具有人性的光辉。

当然, 苏辙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官府经商, 而是认为官营和私营也可兼行, 两者各有优势, 可相辅而行。虽然他认为依靠商人的力量自由运销粮食也可自发调节各地谷物, 可以防止粮价的大幅涨落对农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的不利影响, 实现“农末皆利”, 但也不能否定他同时也很倚重常平仓法的作用。汉代创立的常平仓制度, 通过国家机构来干预粮食供求, 维持粮价稳定, 国家亦相应有所创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谷太贱则伤农, 太贵则伤末“问题的最佳对策, 常平仓法自然也是一种政府商业行为。但是, 官营的规模应有所节制, 同时在为国家侔利的同时, 更要顾念到应以便民、利民为主旨, 而不能损民、害民。从这样角度出发, 他对“出卖坊场, 雇募衙前, 免民间破家之患” (《颍滨遗老传下》) (46) 高度肯定, 对宋初边将为了扩充自己的财力, 以足够的物质奖励来蓄养间谍, 朝廷对他们“贸易之在道路者, 不问其商税” (《上皇帝书》) (47) , 认为是特殊地区特殊政策, 未尝不可, 但对发运司擅权谋利则极为不满。

苏辙在《论发运司以粜籴米代诸路上供状》中提出发运司用钱一百万贯为粜籴之本, 每年在淮南附近趁贱籴米, 诸路转运司则负责把上供米交至发运司, 如果转运司误了期限, 发运司就以自己所籴米来代替, 而让转运司出高额粮价, 这又势所必然地会转移到农民身上。“江湖诸路, 自来皆系出米地分, 而难得见钱。旧日官岁籴米, 钱散于民, 故农不大伤, 无钱荒之弊。今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供, 而责钱于诸路。诸路米无所售, 而敛钱以偿发运司, 则钱日益荒, 而农民最病。此东南之大患也” (48) 。如果诸道转运司超期而米不到, 依旧以发运司所籴米代为交纳, 而不得以此于诸道责取米价。等诸道米至再依数拨还, 根据违限欠数, 再追究转运司官吏相关责任, 这样既保证了粮食供应, 又不会带来扰民之害, 双获其利。他在《乞以发运司米救淮南饥民状》中指出“淮南旱灾, 民食踊贵……访闻发运司逐年将粜籴本钱一百万贯, 趁贱籴米, 以代诸路违限上供米数外, 或遇米贵, 亦出卖收息。臣欲乞指挥发运司, 约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 其余权令只依元买价, 尽数支拨于诸郡出卖, 不得收息” (49) 。换言之, 苏辙肯定民间的商业行为, 主张放开自由市场, 但不是彻底反对官营商业, 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商业运营彻底放手不管, 对于商业管理机构的设立和商业运行制度的制订和执行监督等, 政府都是应有所作为的, 但毕竟不能干涉太多。

三、主张实行惠商政策

苏辙能够认识到民营商业的重要性, 也非常理解经商者的艰难。他认为“夫商贾之事, 曲折难行。其买也, 先期而与钱, 其卖也, 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 委曲相通, 倍称之息, 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 亦不可期” (《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50) , 经商者不但要面对难以预测的市场, 还要面对各种商税和摊派。就商税而言, 宋太宗时每年得商税收入约为四百万贯, 到宋仁宗时每年则将近两千万贯, 商税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宋代中期商税的繁重, 自然加大了商人的负担, “凡今百姓所为, 一物以上, 莫不有税。茶、盐、酒、铁, 关市之征, 古之所无者, 莫不并行。疲民咨嗟, 不安其生” (《御试制策》) (51) 。市场上的商人除了交税外, 还须承受人力和物品的额外摊派, 如果要想免除这种摊派, 可以交钱代替, 这就是免行钱制度。后来免行钱发展成了入行钱, 即如果想从事任何商业或服务业活动, 都需交钱来买准入证, 不交足免行钱就不能开业。

为了能减轻商人的负担, 保护商人的利益, 鼓励商人经商, 苏辙认为朝廷应减免商税, 提出“薄赋敛, 散蓄聚, 若以致贫, 而民安其生, 盗贼不作, 县官食租衣税, 廪有余粟, 帑有余布, 久而不胜其富也, 厚赋敛, 夺民利, 若以致富, 而所入有限, 所害无穷, 大者亡国, 小者致寇, 寇盗一起, 尽所得之利, 不偿所费之十一, 久而不胜其贫也” (《乞招河北保甲充军以消贼状》) (52) 。他在《上皇帝书》中指出“募六道之富人, 使以其船及人漕之, 而所过免其商税, 能以若干至京师, 而无所期盗败失者, 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 (53) 。其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发运司原来负责东南漕法事务, 听任船主借漕运之机私载物资, 征税者不得征收捐税。船主们都很富厚, 他们以自己所交往的官船为家, 积极为官船谋划, 设身处地地为官船解决问题, 同时对本船船夫们也能救其乏困。这些船主所运输的物资既无风险而且还能速达, 但官府不甘于这些私载物资的税收损失, 严令禁止搭载, 以至于“舟弊人困, 多盗所载以济饥寒, 公私皆病” (54) 。苏轼主政扬州期间奏乞朝廷恢复旧例, 朝廷从之。苏辙是把这当作苏轼的功绩来进行称颂的, 可知他对兄长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同意的。虽然苏轼此举主旨是为了保护国家整体利益, 但是苏氏兄弟对经商者的体恤之心亦是不难看出的。当然, 苏辙反对重征商税而不是彻底否定征商税, 征商税比起官营禁榷的做法还是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苏辙主张减免商税, 但北宋当时国家经济形势很严峻, 国家无财是不行的。不采取积极措施, 广开财源, 单靠节用和轻徭薄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苏辙认为朝廷应适当免除商人官债, 他在《龙川略志卷五·放买扑场务欠户者》提出“予为户部侍郎, 有言买扑场务者, 人户自熙宁初至元丰末, 多者四界, 少者三界。缘有实封投状添价之法, 小民争得务胜, 不复计较实利, 自始至末, 添钱多者至十倍, 由此破荡家产, 傍及保户, 陪纳不足, 父子流离, 深可愍恤。乞取累界内酌中一界为额, 除元额已足外, 其元额虽未足, 而于酌中额得足者, 并与释放, 唯未足者依旧催理, 候及酌中额而止。予善其说, 奏乞施行, 天下欠户蒙赐者不可胜数” (55) 。大致意思是说, 官府将所拥有的一些国有资产的经营、使用权以招标的方式进行出售。但官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引进竞争机制。让投标者把自己的出价投入密封的箱子里, 开箱后所出价高者胜出。因为竞争激烈, 投标者为了能够胜出, 纷纷高抬出价, 导致价格一路上扬, 许多人中标后无力承担, 倾家荡产, 苦不堪言。苏辙主张核算上市的成本, 对成本已经收回的, 即行豁免所余债务。

苏辙在《久旱乞放民间积欠状》、《再乞放积欠状》中一再申明小商户所借的官债, 本钱已还利息未付的, 建议免除债务;对所拖欠的坊场钱, 也参照官债一并免除。当然, 商人也有大商人和小商贩之别, 苏辙更加体恤小商贩的困窘。他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认为朝廷此前已准苏辙所奏, 对都城已还清所借的市易本钱, 只欠利息和罚金的商户, 免除所有债务;但在具体实行时, 为了操作简便, 只免除了上户。苏辙主张应把欠二百贯以下的一概免除, 理由是:市易本钱共计1 226万贯, 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 共计530万贯, 朝廷支使过, 共计384万贯, 现在诸场务尚存的, 共计353万贯。三项相加, 市易钱本钱已经还足, 商户们所欠的只是利息。如果免除200贯以下商户的债务, 所免除的钱数并不多, 对朝廷的损失不大;现在欠户共计27 155户, 共欠237万贯, 其中小姓27 093户, 欠83万贯。如果把欠200贯以下的债务免除, 涉及25 353户, 共免债务46万贯, 所免商户占总数的十分之九, 所免钱额只占五分之一。否则这些欠款全部还完得70年, 加之一千余人的催索队伍日夜骚扰, 都会给小商户们带来极大的困扰。如果全部免除, “则细民荷戴恩德, 沦入骨髓, 社稷之利不可胜计” (56) 。

四、结论

本文围绕苏辙的商业思想, 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苏辙的重商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早期对商业的社会功能的认识还有些局限, 后期则有所提升;二是苏辙反对官府经商, 反对官府过分抱着赢利之心, 以法律强制及市场垄断的行为来“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利”;三是苏辙主张朝廷应适当实行惠商政策, 主要是降低商税及减免商债。苏辙凭着对商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敏锐的商业问题思辩能力, 为补救时弊积极上言献策, 而且很多都被朝廷所采纳, 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宋代民营商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摘要：苏辙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目前对他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围绕苏辙的商业思想展开论析, 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苏辙的重商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他早期对商业社会功能的认识还有些局限, 后期则有所提升, 并丰富了货币在劳动力市场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重要功能;二是苏辙反对官府经商, 反对官府过分以法律强制及市场垄断的行为“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利”;三是苏辙主张朝廷应适当实行惠商政策, 以降低商税及减免商债。

商业思想 篇5

安徽省巢湖市和县烟草专卖局 郭鑫

近年来，在经历了行业大规模的流程重组的不断变革中，中国烟草商业的企业组织架构、内部权利、利益分配出现了较大调整与变化，员工固有的思维模式、行为定式正在打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形式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面对重大变化，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一、基层烟草商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新问题

一是认识上有误区。在一些企业，一些同志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一则多余论：占时间、费人力、耗钱财，碍手碍脚，“思想政治工作让路、企业改革顺路”。二则无用论：认为市场经济是金钱经济，只要有利益导向、金钱刺激就行了，企业转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围绕经济效益转，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或作用的有效性和有用性显得无用。在对员工的教育中，也存在两个误区。一是领导和政工干部比群众高明，说教灌输，“我讲你听”、“我打你通”，只有政工干部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其他人员都是对象。二是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政工干部的事，与其他部门和人员无关，孤单奋战，甚至与企业生产经营“两张皮”，由于这两个认识误区的存在，使我们一些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路子越走越窄，效果越来越差。

二是实践中有难度。在新的经营管理机制冲击下，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用性少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增大;企业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契约化，用工制度的多样化，职工追求目标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思想政治工作要解这种“多元方程”，无论是在队伍上还是在手段上，都显得十分软弱;转型后企业内控、精确管理日趋规范，思想政治工作在管理体制、工作机制等方面难以把握适度界定。总之，面对新的形势和问题，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烟草商业员工思想新动态和存在的问题，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烟草商业员工总的思想状况是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员工普遍高度关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心企业的收入与效益。95%的员工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但也存在一些思想上的顾虑和偏差，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引导和扭转，将会影响到企业的内部稳定和健康发展，影响和谐企业的构建。

（一）、员工思想新动态

1、员工的生活方式由原来的注重物质消费逐渐向讲究精神消费转变。员工们不仅注重物质消费，而且更讲究精神消费，在讲究精神消费的同时，员工生活方式日趋个性化、多样化。如今，员工收入较为稳定可观，使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但如果我们对员工引导不力，管理不到位，就会滋长一些腐朽思想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久下去，势必影响烟草商业企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进程，对提升企业形象极为不利。

2、烟草商业员工的利益观由原来的重视物质利益逐渐向讲求个人实际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受价值规律制约的，而价值规律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这样，一方面激励了员工开拓进取，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但同时由于无序竞争和员工思想变化的现实，容易助长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直接后果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这是做好员工的思想工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烟草商业员工的思维方式由原来传统式的“遵守” 逐渐向现代式的“求新”转变。很久以来，人们思考问题总是唯上、唯书，循规蹈矩。二十多年来改革最大最可贵之处就是突破旧的思维模式的框框。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这些观点给人们思维的改变以启发。没有新的思想，就不会有新的事物，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可以说，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已为求变、求新的思维方式所取代，员工的思想更加开放、更加活跃。员工思维方式的变化必然给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难度。

（二）、员工思想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员工无法适应行业的快速变革。近几年，中国烟草商业变革频繁，随着企业对员工在素质、知识、技能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相当一部分员工感到了工作中的巨大压力，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员工在快速的变化和全方位的变革中无法跟上节奏，这些员工已经习惯了过去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模式，满足于已有的知识技能，一旦发生调整，就觉到这些变化太大了，太快了，感觉危机四伏，变得无可适从，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知识储备产生怀疑。如有的员工面对流程重组惶恐不安，担心自己“位置”不保或被企业淘汰；这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斗志，影响企业整体战斗力的发挥。

2、职业发展空间不足，部分员工惰性滋生，工作进取心不足。对中国烟草商业企业的员工来说，衣食住行这样基本的需求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他们更关注自己事业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尽管随着烟草商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内部加快了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分别建立了管理、技术、营销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但僧多粥少，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是普通员工，一部分人因此而产生了“混”的思想，不思进取，知识老化，技能退化。

3、聘用员工的企业归属感不强。目前聘用员工在企业所占比例一般都较高，在基层单位已基本超过50％以上。这部分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后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应聘来烟草商业企业工作。第二种是下岗失业的青壮年，通过介绍或应聘来烟草商业工作。第三种是无工作的退伍军人。上述三种类型的职工，都是从事一线工作或体力劳动，他（她）们工资相对正式职工较低，工作较辛苦，生活也较艰辛，和正式职工存在等级差别，他们的要求往往是增加工资，再就是要求企业一视同仁，能与正式工一样享受待遇。这些职工有吃苦耐劳的优点，但一旦不如意或是发现待遇高的单位，便会立马跳槽走人，有的在烟草商业进行培训，掌握了一定技能后，就跳到竞争企业去了，不仅浪费了培训成本，而且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带来了很大被动。

三、抓好基层烟草商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把握几个要点

1．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烟草商业企业转型的新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从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中吸取知识和营养，不断充实和丰富新的内涵，针对各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知识储备、人才储备；有针对性的组成“攻关团队”，专门研究政策问题，提高烟草商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烟草商业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增强员工的工作信心，使其在企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达到稳定员工队伍之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善于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中汲取知识和营养，从而不断为思想政治工作充实和丰富新的理论武器，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

2．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坚持正面教育和个别教育相结合的新要求。首先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在对员工进行基本理论教育时，要坚持正面灌输，特别是要进行政策、法规教育，帮助员工正确看待和解答现实生活的一些问题，在实际处理问题中，要以理服人，依法行事。其次，不能回避矛盾。帮助员工掌握处理各种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的正确方法。再次，尊重烟草商业员工的人格、尊严、权利、爱好，平等对待员工，认真做好个别员工的思想工作，切不可盛气凌人，甚至揭人短处，要以崇高的人格力量去感召人、启发人，身体力行，这是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3．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员工对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观的新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针对信息技术时代知识对烟草商业员工价值取向的影响，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知识价值观。知识经济不仅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且改变了员工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农业经济时代是规范，人们希望占有土地；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希望拥有资本；在信息技术时代，掌握知识将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由于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它本身就是财富，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既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会导致人们在追求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在认识和行为上出现偏差。比如，过度追求个人价值；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知识、信息等。尤其是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变化，西方各种伪科学和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大量渗入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对烟草商业员工的思想产生腐蚀作用。因此面对激烈竞争带来的挑战，烟草商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引导员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知识价值观，帮助员工把个人学习、追求知识的过程与提高服务质量和长远的发展统一起来，不断端正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态度，提高正确的认识，把烟草商业员工的求知热、学习热引导到正确的为烟草商业企业创造更大价值这个方向上来。

4、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生产经营融为一体。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一切活动都应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例外。由此，企业生产经营就成为了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载体。要在树立和落实“企业生产经营的热点、难点就是党组织工作的重点”的工作原则的基础上，把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定位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即事前“鸣锣开道”、思想领先；事中“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鼓舞士气；事后“收容断后”，以利再战，就是对这种载体的充分利用。通过实施“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干部一面镜子、一个党员一面旗、一名员工一个窗口”的“四个一”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管理，在促进业务发展和改进工作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特有的重要作用。

5、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相结合。存在决定意识。职工思想问题多数因为其工作、生活及社会交往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引起。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调节职工行为的手段之一，如果不从源头上想办法，就难以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是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载体。因此，企业职工思想工作必须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6、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许多内容，如企业理念、企业精神、员工价值观、员工素质提高，开展有益员工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等等，与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甚至是相叠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在提高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发挥员工劳动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方面，更是殊途同归。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也是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大力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利用企业文体活动等形式，促进“寓教于乐”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对于激发职工的上进心，集体主义和全局观念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尽管烟草商业企业在激烈竞争形势下出现了一些难点、热点问题，生存压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员工的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们团结协作，积极应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特点、方法和途径，就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动力，确保烟草商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

有人说，一个企业，如果带走他的员工，留下设备，过不了多久，那里只能是杂草一片；如果带走设备，留下员工，过不了多久，那里将是另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企业。员工就是企业的一切。要构造和谐企业，迫切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和谐发展的关系，构造员工与企业共同的发展愿景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兴旺和美的企业大家庭。

1、建立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一是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运行机制与生产经营和管理融为一体，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和管理“两张皮”的问题。为此，可以将企业经营和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相同、类似的思想文化工作内容，纳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之中，还可以直接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同规划、同决策;同布置、同安排;同管理、同活动;同评比、同考核;同跟踪、同监控，使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具体的经营和管理之中发挥作用。二是实践证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孤军奋战”是不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由企业党组织独家做变为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应当通过规章制度、工作计划，纳入各个部门、各个层次、各项工作之中，实施目标管理、标准化管理、程序化管理，应当取得与企业各部门尤其是前端、后端和管控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并融于他们的工作之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从而，扩大工作覆盖面，增强工作力度和实效性。三是建立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兼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试行 “一身二职”，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乏力”的问题。使思想政治工作借助企业转型而物化，转型借助思想政治工作而人格化。要弄清关系，分清主次，提高政工队伍素质。如果把企业比做一个人，生产经营就是筋骨肌肉，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血脉，前者缺少后者会枯萎衰竭，后者离开前者，就无所凭依。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才能生机勃勃。在基层烟草商业企业，各项工作都要抓。往往生产经营工作一忙就把思想政治工作冲淡。就会顾此失彼，就会越忙越乱越有意见。只有分清主次把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地融入管理工作中，在安排工作中，做到统筹兼顾，合理调节；在组织领导上，做到分工有侧重，职责要分明；在具体工作时，做到分工不分家，重担一起挑。从事烟草商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了解员工的思想，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朝着稳健的方向发展。

2、健全权益保障体系，满足员工物质利益需求，奠定和谐企业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员工的经济观念增强，注重实惠，讲求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构建和谐企业，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尊重、关心员工的权益保障需求，加强利益关系的教育引导。一方面，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员工的利益落到实处，把员工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和谐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保险制度，健全企业互助会制度，建设好“职工之家”，解决困难员工的燃眉之急，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员工消除工作的后顾之忧。对聘用员工，要通过改善福利待遇和开展工会“入会”等方式，保障他们的权益，提高这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引导员工正确认识各种利益关系，自觉摆正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防止过分重视物质利益，追求享受，不求贡献的的不良倾向。

3、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满足员工民主管理需求，夯实和谐企业的管理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广大员工的思想空前活跃，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普遍增强，希望对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工作思路及事关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决议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所以要构建企业和谐，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高度信任与各个层面的有效沟通、互动交流。在建立沟通机制的过程中，要实施三维立体沟通模式，一是要建立管理层与员工的日常沟通机制，如通过设立“总经理信箱”、企务公开电子邮箱、举行公司领导与员工面对面的沟通座谈会制度等，使员工可以畅所欲言，管理层可以释疑解惑，共同探讨企业发展问题、日常管理问题及员工个人发展问题、生活学习问题，对员工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及时研究解决，从而使员工真正感受到来自管理层对他们的尊重，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奉献热情，形成凝聚团队的巨大动力。二是建立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机制。通过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沟通，提升组织执行力，特别是提高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质量的整体能力。三是建立员工之间的相互沟通机制。通过在局域网上设立自由论坛等多种方式，建立员工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见的快速通道，激发员工的智慧，释放员工的能量，鼓励员工坦述公司业务、管理、服务中的弊端与提出好的改进方式，在满足员工当家作主，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中，提升企业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整体执行能力。

4、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满足员工职业发展需求，实现员工个人与企业共同和谐发展。每一位员工，尤其是年轻员工，除了关心自己的收入与待遇外，更关心企业给予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只有当他感受到自己有存在价值、受到重视、能才尽其用时，才能激发他们的上进心，稳定员工队伍。在为员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时，企业应根据新员工、中年员工和老员工三类人员来进行针对性的设计，新员工一般希望能较快地做出贡献，想通过在承担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中迅速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要给他们机会和创造空间，使他们能施展自己的才干。中年员工一般能独挡一面，对于他们，企业要充分信任，大胆地将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和新的工作任务交予他们，要通过提拔晋升，使其职业通路畅顺。老年员工处于职业后期阶段，退二线和退休问题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量事实表明，退二线和退休均可能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对企业的工作也会产生影响。在这一部分人的职业规划上，要注意做好细微的思想工作，既要发挥他们经验丰富的优势，安排他们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又要对退休等事宜给予细致周到的计划和管理。在职业生涯设计规划的具体实施上，企业要首先分析员工的理想型职业选择和现实型职业选择。两者的距离越近，双方的冲突就越小，应注意规范化进行，逐步建立员工职业生涯管理机制，建立劳资双方长期平衡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实现员工个人抱负与企业长远发展的和谐发展。

5、构筑有效激励机制，满足员工价值体现需求，激发和谐企业的内部活力。对员工而言，工作本身具有激励力量，特别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员工的工作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企业的有效激励。事实上，基于分工的需要，企业总有一些职位较低的人员，作为烟草商业企业，应设置一定升迁标准及优先次序，建立升迁机制，做到人事公开、公正而合理并提倡只有岗位之分，无职业贵贱的观念，使员工乐于从基层工作干起。要通过在企业倡导“岗位靠竞争、薪酬看绩效，绩效要考核”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将员工的薪酬、岗位与绩效考核结果紧密联系起来。对考核优者应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激励，对劣者则应热情帮助，给予其一定改进时间，不能一味地降级降工资，影响员工积极性。从而提高他们的企业归属感和工作热情。

6、完善教育培训机制，满足员工竞争能力需求，开展和谐企业的素质提升工程。面临知识的快速更新和岗位的激烈竞争，每位员工都有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愿望。竞争能力的提升源自培训，企业要加大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力度，把建立一个知识型、学习型的企业作为发展目标，建立一个自给自足、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满足员工的教育培训需求。首先，要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以增强员工业务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水平为中心，建立以岗位培训为基础、目标培训为重点、自我学习为补充的培训制度。其次是实施“人才工程”，“因材施训”，注意结合市场变化和竞争态势，分层次有步骤抓好员工的基础培训、专业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使员工及时掌握烟草商业新知识、新的营销和管理方法，推动企业知识快速更新，使员工始终处于知识的最前沿。再次是通过坚持培训和考核相结合、培训与使用相结合，提高员工参与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实效性，让员工自觉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要通过开展各种方式的培训、自学和工作实践，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将员工和企业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持续发展。

7、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的流动和退出渠道，满足员工队伍新陈代谢的需要，构建企业和谐的用工氛围。长期固定从事某一工作的人，不论他原来多么富有创造性，都将逐渐丧失对工作的热情，并影响到企业效率的提高和创新精神的发挥，这种现象称为疲顿倾向。当前中国烟草商业在人员的流动和退出方面上与先进行业相比明显滞后，企业的核心员工或骨干人才因资力浅、岗位不够等原因无法晋升而人心不稳、工作积极性受挫，老弱病残或富余人员企业想让他出去又没有适当的渠道，因年龄原因退下来的老干部保留了待遇但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没有从事或只象征性承担了很少一部分具体工作，使其他员工的工作任务因此加重，工作积极性也受到影响。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员工队伍的新陈代谢严重不足，外面的优秀人才来不了，企业的关键人才留不住，闲置的人员推不走，在岗的人员效率低下，内部的活力明显不够。要构筑和谐的用工氛围，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积极开展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全面形成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二是要加强人员的内部流动。没有员工的流动，企业只会是一潭死水，只有人员的流动才能为企业带来活力和朝气，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内部人才市场、内部招聘网、开展岗位交流等形式，来推动员工的合理和正常流动。三是要建立完善人才引进，离岗退养、内部待岗、员工离职等一系列人员的引进和退出机制，摆脱长期困扰企业“想进的人进不来，该出的人出不去，要走的人走不了”的机制障碍。四是要建立与人才选任通道相匹配的退出通道。干部达到退出年龄要正常退出，考察不称职、考核末位、完不成绩效考核目标要提前退出，要努力在企业内部营造与时俱进、“不进则退、不进则下、不进则出”的氛围，使员工自加压力，自觉提高素质，增强企业活力。

8、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力量，满足员工精神理想需求，构筑和谐企业的文化基础。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没有科技和人才，一打就倒；而如果没有精神和文化，则不打自倒。共同的价值观，能够使不同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企业文化在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力保障的同时，也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核心影响因素。对一个和谐的企业而言，必须树立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明确在价值观指导下的企业目标、企业精神、职业道德，让员工看到努力的方向，才能使员工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向心力，激发员工爱岗敬业、奋发上进的工作热情，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得以发挥。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中国烟草商业已经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基层企业，我们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做好企业文化的落地执行工作，使中国烟草商业“两个维护”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并统一思想和行动，真正将员工的理想、个人奋斗目标与企业宗旨、目标、信念等融为一体，使企业成为和谐美好的员工之家。

商业思想 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道德水准 优良传统

1 保持思想工作的持久性

任何工作的开展和发挥作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例外，在现代人们工作、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观点、社会认知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必须保持一定的持久性，在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力。通过持久有效的思想渗透，更好的激发烟草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日常工作、生活的渗透力。

2 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和内容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经常分析思想工作面临形势的变化，把握时代主题，落实党的先进思想观念，明确阶段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的主要内容。对于烟草商业企业来说，要将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涵，同企业员工的实际思想状况紧密结合，围绕企业职工最关心的热点话题，融入党的先进思想的核心内涵，在实践中深化企业员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并将这种思想认识在管理工作中积极贯彻落实。

3 加强我们自身的作风建设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工干部一是要政治坚定，经得起考验。思想政治工作涵盖面广，既有具体事务性工作，又有许多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甘于奉献，耐得住磨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隐性效益，我们要时刻保持一种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三是要严于律己，起到表率左右。因此，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敢为人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说服力。

4 注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

4.1 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前预测组织教育

烟草行业的企业，要根据自身经营发展过程的特点，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职工的规范管理程序，在日常工作中，提高对先出现的问题的认识、分析、预见能力，做到出现问题不慌，及时检查并纠正员工思想认知的不足和缺陷，强化职工的劳动纪律。

4.2 针对不同人员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落实，除了要在整体上提高烟草企业员工的党性认知外，还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职工，细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目标。在实际过程中，要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开展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细分不同的职工层次，按照员工的学历、工作经验、性别、生活背景的不同，划分为不同学习小组，在思想观点上，要做到求同存异，并集群众智慧。其次，要让基层员工在思想政治学习教育过程中，有充分的自主发言权，并通过自身对思想政治学习的认知和感受，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5 发扬专业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自我修养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时刻注意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自我修养，当代社会思潮变化日益深刻，烟草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要不断提高企业整体的思想政治水平。其中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在实践中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企业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有力推动者，也是弘扬党的优秀精神品质的主要力量。因此，对于烟草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明确自身的政治立场，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身认知世界基本准则。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觉抵制不良思潮的侵蚀。

第二，培养自身良好的思想品德。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货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做到公正透明，对基层员工，要热情关怀。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企业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重视并发挥榜样的作用。

第三，充实和完善个人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专业知识，是思想认知水平有效提升的重要保障，政治理论的学习要和其他专业相关知识紧密结合。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对政治工作者的要求，不仅需要具备优秀的思想政治水平，还需要有精通的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开展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与企业实践的紧密结合。

第四，提高自身的洞察力。进入新时期，新常态的社会经济运行情况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政治观察能力，企业思想政治活动的开展，一定要有明确坚定的政治立场，维护党先进思想的统一性。

6 结束语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政治任务，是一项博大精深的系统工程，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结合烟草行业特点，不断研究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观念、新方式、新方法，推动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晓年.浅谈新形势下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J].党史博采（理论），2012（07）.

[2]庞利娟.论新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J].湘潮（下半月），2012（07）.

[3]张靖.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J].现代企业，2012（08）.

商业思想 篇7

关键词：墨子,“交相利”,商业伦理精神,现代价值

虽然商业伦理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但商业及其伦理思想早在我国夏朝出现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即已存在, 到商代时即有商人“肇牵轩远服贾”[1] 。商品交换以物物相易为载体, 其中蕴含着人际关系的诸多法则, 由此形成具有历史意义的伦理法则。在伦理调节下, 交换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以缓解、协调。因此, 从交换产生的社会意义而言, 商业伦理思想随着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 并因交换形式的发展而日渐完善。

一、交换伦理关系确立的社会基础

在墨子所处的战国时代, 由于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导致的社会分工, 及由此产生的产品多样性推动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发展, 商品流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和民生的一部分[2]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显著变化, 出现了大量的个体农民与手工业者, 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有了相对的自由, 这种自由正是交换得以产生、交换关系得以确立的主体要件与伦理基础。

春秋时期经济自由在民间的相对发展与社会产品的大量涌现, 又推动了社会交换行为的频繁发生, 并在客观上满足了人们追求利益的现实需要。商业交换正是在这样一种宏观的社会经济变化的环境中得以展开, 并在改变主体间相互利益关系的同时, 也培养着交换行为主体的权利意识, 这种意识通过需要的满足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得以确立。尽管这种交换关系的确立还不具有商品交换的普遍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 仅仅是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一种生活需要满足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的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为物物相易的物权转换关系, 另一方面也体现为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之间的必然联系。

使这种关系得以发生和维续, 或者说在交换中起纽带作用的是日常生活的道德观念和生活规范, 而不仅仅是利益追求的经济法则, 满足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是交换得以可能的主要动因。生活之善是人性之欲的应有之义, 当满足生活需要的交换关系普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时候, 交换伦理关系实际上已经产生了, 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伦理关系, 是通过物与物交换的主体意志反映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伦理关系, 墨子认为它更应该表现为一种义利关系, 因为“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 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 《墨子·法仪》) [3] 。只有这样, 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才能在社会良序运行中得以实现。

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的精细化, 使得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需要和选择。商品交换使人的生活相互联结成一个利益的关系体, 它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生活上的依存性联系, 墨子将这种联系描述为“利人者, 人必从而利之” ( 《墨子·兼爱中》) [3] 的互利关系, 它关乎人“生”大计。既然这样, 商品交换就使生产者与商人各自将生产与交换活动视为一种社会义务, 或者说是生活选择的一种应该, 这种义务使天下之人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相关”的利益联系, 亦即墨子所言义利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性。

其所言之天下之“义利”, 在交换活动中客观上会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在需要彼此达成的过程中, 交换主体各方在经济中成为具有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伦理主体, 这样交换的存在就成为生活的必需。墨子将这种生活需要加以规约, 认为是一种具有兼爱之义的“交相利”。只有“交相利”才能“兼相爱”, 才能见利而寻“义”, 体现了生活需要的本质意义。具体而言, 它体现了生活的一种善与不善的理念, 即墨子所言“利人乎, 即为;不利人乎, 即止” (《墨子·非乐上》) [3] 的道德之义;同时, 交换更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应该如何的一种信念, “商人之四方, 市贾信徙, 虽有关梁之难, 盗贼之危, 必为之” (《墨子·贵义》) [3] 。

战国时期盗贼盛行, 盗抢行为非常普遍, 其时此种情形为人所共知,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为何不避危难而为之, 显然在他看来是有利可图。此利, 既包含了商人对商业之利的追求, 也包含了对商业义务的一种人生价值, 是商人对其行为好与善的一种社会价值选择。正是基于商业交换的这样一种道德价值规约, 故“商人用一布布, 不敢继苟而售雠焉, 必择良者” (《墨子·贵义》) [3] 。这里墨子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 即交换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 这既是满足生活的需要, 同时也是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探求, 而良行与善举应该成为交换行为的应有之义。然而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 财富不断形成积聚, 社会逐利之风盛行。人人不避刀斧之诛伐, 竞相争利, 利欲之攻伐、越人墙垣、掠人财物之举时常有之, 以致商业秩序和道德观念遭到破坏, 从而引起“重本抑末”的大讨论。值此情形之下, 墨子不得不转向现实, 强调在交换过程中应奉行的为人、为商应遵循的“交相利”的道德准则。

二、交换的道德准则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交换表现为一种物权关系的转移, 好像是一种物物关系。但其在本质意义上而言, 它所隐含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意志表达, 它是社会关系, 是人的权利的交往, 它涉及到人在社会生活中权利之间应当如何处置的伦理问题,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涵。从交换产生的实然状况来看, 交换主体间的权利失衡与异化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和相对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是带有普遍性意义指向的。人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 带有强烈的人格化特质, 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不过是伦理的表象而已, 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表达是交换的本质关系。人是交换关系的主体与承载者, 正是因为有了人的意志的存在, 交换所体现的经济意义充满了伦理内涵, 交换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伦理关系。

在实际发生的交换行为中, 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的, 交换过程中的失义与利益侵害行为时常发生, 交换主体间应如何规避在现实交换行为中出现的不义之举, 并使之更加规范以符合天下之义, 是墨子一再思考的一个人生问题。墨子注重“交相利”的“公利”原则, 墨子以为交换行为应首重“义利”准则, 坚决反对“不义之利”, “义, 利;不义, 害” (《墨子·大取》) [3] 。交换必须能互利, 而不仅是一种物权财产占有关系的转移, 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利关系, 只有这样才符合“义”的要约。墨子的这个相利是指循交换之义而致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疾以助人的天下之利, 即“中万民之利”。这个利不是“亏人自利”, 而是公利, 它就是“义”, 这是墨子一以贯之的伦理内核, 只有如此方能在交换中体现“兼相爱”的精神品质。所以, 墨子认为应当以“义”作为处理商业行为利害关系的准则, 这个“义”就是利, 是商业交换中的“相利”、“互利”, 即“天下之利”。交换行为惟有这样才符合社会规范, 才会相利并有利天下, 从而有利于在交换中建立一个相互义利、“兼相爱”的和睦社会。

墨子强调在交换中应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反对“亏人自利”的不平等。平等是交换行为得以可能的应有的道德前提, 墨子后学夷子在评价墨子社会思想时说: “之则以为爱无差等, 施由亲始” (《孟子.滕文公上》) [4] 。其视平等为墨子社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 这是人性使然。所以, 交换的主体在交换中应当是平等的, 只有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 交换才得以体现交换主体的利益愿望, 才会体现人性之欲的客观诉求, 交换才会有内在的主体动机, 即交换行为主体应一视同仁, 视人如己, 平等相待。

墨子引古代圣王贤政为例, 加以印证, 提出“圣王之为政, 列德而尚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 故当是时, 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长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尚贤上》) [3] 。墨子正是基于人性平等的道德认识, 认为交换应该体现人性平等之善求与生活的价值所在。同时, 在交换的客体上, 墨子也坚持物物相值的等价观念, 若不能等价交换, 则有可能出现侵占他人劳动的不义之举。故其曰: “刀, 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 刀重则籴不易。” (《墨子·经说下》) [3] 。

墨子所言之物、价平等之义, 实有合适、合宜之意, 而不是物与价之间在数量上的绝对平等。只要双方都能接受, 交换就是合宜的, 就是合乎道德的, 这实际上表达了交换双方彼此能接受的平等意愿。所以, “贾宜则雠, 说在尽” (《墨子·经下》) [3] , 既然不能出售的原因不复存在, 那只能说明价格合适背后已经表达了相互认可的合宜的平等支点, 其实仍然反映了交换主体间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伦理原则。在彼此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交换关系, 可以放大“交相利”的社会效应, 增进人类共同福利的实现。因此, “今天下之士, 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 当兼相爱、交相利, 此圣王之法” (《墨子·兼爱下》) [3] 。

在墨子看来, 交换应以“信”为原则, 墨子认为商业之诚信, 有三个含义:首先, 信是一种真实的表达, 交换要有诚意, 不能含有欺诈、造假、蒙骗之恶的目的, 即“信, 言合于意也” (《墨子·贵义》) [3] 。交换行为本身必须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这个“信”实则是一种诚意和实在, 是真实需要的客观存在, 这是交换合“义”的伦理前提。所以, 交换应当首重信。其次, 信是一种行为, 强调交换行为的实践效果。“信”是交换行为的一致性, 即表里一致, 言行一致, “言必信, 行必果, 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墨子·修身》) [3] , 不能言行不一, 交换必须讲究信誉, 说到要做到, 以维护交换双方的利益;再次, 墨子之“信”强调忠信之道德意蕴, 在商品交换中要忠诚、忠实、可靠, 其行为可以信赖, 这样交换才能做到仁义以致互惠、互利于天下。所以, 墨子鼓励商品交换中应守义、忠信, 而贬斥不忠不信, 并以此调适人伦关系。故曰: “凡我国之忠信之士, 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 我将罪贱之” (《墨子·尚贤下》) [3] , 这里充分体现了墨子对“交相利”的根本态度和立场。

三、交换的价值实现:志与功

交换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这是墨子交换伦理思想的原点, 否则人的很多生活需要实现不了, 生活的愿望和美好的追求得不到满足, 经济活动的价值就难以显现。经济活动关于增进人的幸福的功用, 在诸多方面都是通过交换而实现的, 人类正是通过交换 (作者以为在广泛意义上而言, 非正当性利益获得不在此列) 来达到享受生产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并在快乐与幸福的满足上达到彼此的目的。因而交换的原始动机就是通过交换实现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 并使之合理、合“义”, 从而交相利, 而利天下, 使人的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因此, 交换的伦理功用既是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同时也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归宿点, 而“交相利”正是对人的需要加以制约、引导的道德底线。这样交换的产生是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为价值目标, 同时在“交相利”的实践过程中, 又切切实实达到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伦理效果, 因而交换的志与功在人之为生的需要中达到了统一。

从商业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入手, 解读商业或交换行为的伦理内涵, 这是商业伦理的价值趣向, 由此出发来探讨交换行为的道德问题是商业伦理的核心所指和价值所在。墨子认为社会存在的伦理境界是“兼相爱”, 这是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人何以生生”的道德理想。在墨子看来, 人与人之间的商业交往既客观地存在于这一应当的社会环境中, 也更应该服务于这一道德境界的实现, 这是商业活动在其外部环境中必须进行的伦理抉择。因此, 墨子物权交换的价值视域始终集中在他的“兼相爱”的社会功利思想方面, 交换的价值所依无非是通过“交相利”而利天下, 完成由利向义的转变, 并最终实现人人“兼相爱”的社会和谐。因此, 交换服务于生活需要, 通过改善社会生活实现天下之利、天下之爱, 内在地包含了由相利而致相爱的志功合一思想。

墨子的交换伦理在肯定志功合一的同时, 还主张商业交往应当去除交换中的道德流弊。人人都有生活的现实需要, 但不能不劳而获。墨子认为人应当通过劳动的方式养育自己, 主张“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非乐上》) [3] , 人应当在劳动的创造中, 使物由“自然”而入“人化”, 并通过交换来满足人的需要。因此, 通过劳动所获物权关系才是合乎道德的, 这也是人“皆欲富贵而恶贫贱” (《墨子·尚贤下》) [3] 的人性体现。在此基础上, 满足人的现实需要的物权占有关系的转换, 也必须通过正当的方式实现它。相反, “入人桃园, 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与“逾人之栏牢, 窃人之牛马者”一样, 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不与其劳, 获其实, 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所以, 类似“角人之府库, 窃人之金玉蚤丝者, 上得且罚之, 众闻则非之” (《墨子·天志下》) [3] 。

在墨子看来, 如果交换的价值实现不能达到志功合一的效果, 则后果不堪设想, “赏不当贤, 罚不当暴, 其所赏者已无故矣, 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 沮以为善” (《墨子·尚贤下》) [3] 。因而墨子要以“交相利”之“义”规约交换关系, 物权的转换与迁移应当在合乎“义”的形式下发生, 所取之物应当“劳”、“实”相当, 即应当“义”、“利”一致, 这里实则已经蕴含了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思想萌芽。墨子在这里以“义”来规约物权的转换, 并在此过程中践行“除天下之害”, 以达“兴天下之利”的兼爱目标。这在汤因比看来, 墨子将普遍的爱作为义务, 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 这比孔子的爱 (指服从宗法之伦的爱有差等的“仁爱”) 更为当今社会所需要[5] 。

四、“交相利”伦理精神的现代启示

墨子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即已提出“交相利”的商品交换原则, 具有超越于时代的深刻内涵, 不论其思是否合乎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仅就其提出的“利人者, 人必从而利之”的商业交换法则而言, 其中蕴含的商品关系的一般共性思想意义深远, 为后来者深入思考交换关系的合理性, 提供了遐想的可能。商业行为选择的多元化孕育着商业价值的多元冲突, 这是现代性社会的伦理困惑之一。商业主体的善恶调控及其效率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在道德认识上的理性能力。自我认同的利他主义常常会跃出商业道德的阈限, 而走向个人经验的泥潭, 甚至迷失在“道德角色”与“道德人”的纠结之中。墨子“交相利”的伦理精神, 对商业伦理的这一现代性困境的消解, 或有借鉴意义。

墨子的“利”关注人类生活, “交相利”是互动关系中的“人人之利”, 既有国家层面的大利, 也有个人之利, 是交互关系中的社会之利、“天下之利”, 故孟子评其曰: “摩顶放踵, 利天下, 为之”。“交相利”反对利己主义的恶, 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它反映了人之存在的利益交互的善, 体现了“人”及其一切关系的存在意义。以此视之, “交相利”内在地包含了生态主义的交往需要, 富有古朴的生态伦理之义。因此, 现代商业伦理规范的建构不能仅仅考虑商业的契约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契约所蕴含的自由、平等的伦理内涵, 已经不能诠释商业活动关涉的人及其存在的关系, 也难以涵括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发展的伦理关系。商业活动应当更多地叩问人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 甚至环境的权利, 从而在更宽阔的视野中寻求“交相利”的道德本质。以此为指引, 对现代商业犯罪的遏制与惩治, 将不再沦为法律的表象, 而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伦理需要, 这样“交相利”的伦理精神才能真正转化为商业立法的刚性内核, 如此商业立法的实践意义才得以真正确立。

参考文献

[1]朱安群.尚书直解[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408.

[2]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96-100.

[3] (清) 毕沅校注本吴旭民标点.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3, 8, 13, 24, 33, 35-36, 53, 55-56, 103, 116, 118, 141, 144, 154, 166, 182, 184.

[4]唐满先.孟子直解[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486.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商业解读 篇8

一、“农村包围城市”的商业启示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 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借鉴苏联的模式, 从攻打城市开始, 但由于我军当时根本不具备占领城市的实力, 革命失败了。数次的失败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识到, 中国不能走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通过对当时国情的分析, 毛泽东认为, 在我军力量还不足以攻打城市的情况下, 必须到敌方控制力量相对较弱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发展我军的力量。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 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 认为中国的革命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农村为工作重心, 以根据地为依托, 以政权为杠杆, 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 以武装斗争为要主形式, 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即“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商业解读:

第一, 中小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可以考虑竞争相对较弱但市场潜力具大的广大农村。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许多企业经过优胜劣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这些企业占据着中国的大中城市。另外, 境外的许多大企业也纷纷进入了中国市场, 在城市抢占了一块地盘。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在城市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市场, 中小企业及一些刚刚起步的企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些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 “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大多数, 农村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而且,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投资, 有政府政策的扶持, 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条件。通过对农村的投资及教给农民必要的技能, 解决农村的资金、技术等问题, 农村必能取得很快的发展,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的购买力, 拉动农村的消费需求, 农村这块巨大的潜在市场也必然会被激活。如果企业的眼光不只是放在城市, 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农村, 为农村带去那里急需的资金、技术和新的市场理念等, 挖掘农村的市场潜力, 占领广大农村市场, 那么, 这些企业也将会大大提升自己的实力, 从而壮大自己。等企业壮大了, 有了相当的竞争实力后, 再回到城市, 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 企业应该从竞争对手实力相对薄弱的环节入手。中国革命之所以走“农村包围城市”进行人民战争的革命道路,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反动势力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力量相对薄弱。因此,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商业领域的另一个启示, 就是面对着比自己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 企业应该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入手, 以自己的长处与其不足之处进行竞争, 以达到生存、发展之目的, 保存和壮大自己。无论是实力雄厚的企业, 或是中小企业, 他们在产品功能和产品技术性能、营销网络、营销价格成本、产品外观和包装乃至是在产品的售后服务、公司的制度和操作流程等诸多方面, 都一定有不如对手的地方, 也一定存在优于对手的方面。对那些处于战略弱势的中小企业来说, 运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就是移动战略重心, 用局部强势对抗强大对手的局部弱势, 从而取得相对优势。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就是中小企业通过选择大企业的薄弱环节, 来改变竞争双方的局部战略力量对比, 削弱并战胜对手。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尽管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可能占有绝对优势, 但与实力同样是十分雄厚的竞争对手相比, 必然存在不如对手的方面, 即使与中小企业或一些刚刚起步的企业相比, 也仍然有不如对手的方面,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对这些企业来说, 也就同样地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第三, 企业竞争也需要根据地。毛泽东认为, 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 根据地的建立也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重要。“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 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 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根据地不仅对人民战争取得胜利十分重要, 在商业领域,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同样需要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企业保存和发展自己、实现目标的战略基地和依托;根据地是企业在风云变幻的竞争市场里抵御风浪、避免随风飘摇和免遭暴风雨袭击的港湾。企业建立根据地, 就是“要拥有自己拿手的人才、技术及拳头产品, 这是企业的资本, 也是企业的‘根据地’”;就是“避开强大的竞争对手, 开辟并巩固自己的一方市场”。人才是企业竞争的关键, 没有人才, 技术及拳头产品也就无从谈起。市场是企业竞争的目的, 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 最终就是看其生产的产品是否有市场。而要获得市场, 巩固其根据地, 最重要的, 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具体的说, 就是产品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包括产品质量、功能及企业的服务水平。

二、“群众路线”的商业解读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兵战中的群众路线, 就是要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参与革命。

16企业改革与管理2011年第3期

而在商战中, 将群众路线作商业的解读,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人力资源方面。主要是指如何让公司内部职工高效的为公司工作, 如何让公司内部员工有一种归宿感, 如何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要发动、组织群众参与革命, 毛泽东认为必须注意工作方法, 关心群众生活, 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 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 那末, 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群众的生活问题, 就一点也不能疏忽, 一点也不能看轻。”“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 解决了,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的组织者, 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 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具有很深的启发。所谓人力资源管理, 就是“现代人事管理, 是指对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保持和利用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的活动。它是研究组织中人与人关系的调整, 人与事的配合, 以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挖掘人的潜力, 调动人的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论、方法、工具和技术。”将群众路线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 就是要让员工看到企业的发展能促进个人的发展, 能给员工个人带来利润, 通过给员工看得见的利益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除了给员工带来直接的利益还远远不够, 对于员工来说, 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企业经营者们能对员工的生活给予真正的关心, 这对企业赢得员工的内心也是极其重要的。现在许多企业都对员工的生活给予关注, 但是, 其方法并不是十分的适当。企业对员工生活的关注不应该是形式上的, 应该是实质上的关心。并且, 这种实质性的关注要让员工本人也体会到, 使员工也觉得公司对他/她的关注是实质上的, 让员工除了工作之外, 还感觉到公司里至上而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人员的流动, 对现代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适当的人员的流入与流出对公司来说, 反而能给公司带来新的活力, 是有利的。无论公司怎么做, 也不可能完全能满足所有人在本公司的全面发展, 对于这部份人, 也许流出更能发展自己。对已流出员工的资料保存并进行跟踪关注, 让其感受到, 既使他离开了公司, 公司仍然在关注关心着他, 这对公司的形象的塑造是极其有利的, 而且, 当公司有新的需要的时候, 他也许会带着他在外面学到的经验再回公司, 为公司服务。同时, 这种做法也让公司的在职的员工感受到一种归宿感。试想, 当一个企业能对其已离职人员都给予关注的时候, 所有正在公司工作的员工是不是更加能感受到一种安全感、归宿感呢?一旦公司员工有了这种感觉以后, 力量将是无穷的。他们将会更加团结配合, 更加尽力的工作, 他们给公司带来的利润将会是巨大的。将员工的这些自觉性和不断完善的制度相结合, 定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许多规章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 企业必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一个丰田公司的退休老人冒雨将一辆因雨刮片损坏而停在路边的丰田汽车换上新的雨刮片的时候, 有人说这是一种使命感。笔者认为, 那绝不仅仅是这位退休员工的使命感, 还有他的归宿感, 因为公司对员工的关注使员工感受到了的一种归宿感, 这种感觉使他对公司怀有深深的感情, 使他觉得公司就是他家。

第二, 关于决策方面。主要是指依靠员工的集体智慧, 群策群力。毫无疑义, 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 在决策时, 也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而每个员工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及职业经历都不一样, 都有可借鉴、可学习之处。员工都处于企业生产、企业竞争的第一线。因此, 在某些具体的生产、销售的问题上, 可能比起管理、决策者来说, 更了解。在某些具体操作上也更熟悉。“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 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如果企业能将员工集体的智慧集中起来, 那么, 企业在经营决策、生产管理, 以及各项工作规程等方面都会更加的完善。并且, 一旦员工对企业有了深深的感情, 有了归宿感, 一旦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 他们就会尽最大努力的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出谋划策, 也定能提出许多对企业发展有意义、有价值的策略和建议。如果充分利用员工的智慧, 鼓励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群策群力, 公司将能结合员工集体的智慧, 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商业思想 篇9

企业各工作期间都有其明确的中心任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围绕各时期中心任务开展好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生命线。在当前的新形势下, 务必紧密结合企业具体工作实际去摸实情, 定实招, 求实效。

(一) 摸实情

各基层企业的领导班子和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深入基层, 到一线员工中去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现状和职工思想状况, 为正确决策提供详实依据。具体地说就是要定期召开机关、基层干部、职工代表和离退休人员参加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例会, 多层次倾听和了解职工对企业各项工作的意见;经常到生产一线与职工谈心交流, 及时了解生产、经营、管理状况及职工所思所想。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渗透到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只有摸清了实情, 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好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广大员工们才会服气, 我们才能开展好政治思想工作。

(二) 定实招

1、注意科技含量, 比如采用烟叶生产

与收购工作的优质服务、卷烟营销质量、专卖行政执法情况的问卷调查、数量统计、向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消费者、烟农建立相关数据库等现代调研手段,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2、注意效益含量。

做任何事情都要求以合理的投入换取理想的效益。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适应时代特征, 努力提高工作的“价值量”, 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日常业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去力求实效。

3、注意文化知识含量。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精神和文化生活追求的升华, 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们力改过去一味灌输说教、呆板生硬、干巴巴、照本宣科式的老一套作法。要注意提高文化品位和知识含量, 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坚持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企业内外各种形式的有益活动之中, 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生动活泼, 喜闻乐见, 有理有力, 有情有趣, 春风化雨。

4、注意群众含量。

企业开展各种活动要努力争取让广大员工参与, 展示自己的才华, 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活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才能有效地放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感染力和辐射力。

5、注意人格含量。

“正人先正己”, 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 要谦虚谨慎、以诚为本、以德取信;坚持身教重于言教, 要求群众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 我们自己带头不去做。注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应。

(三) 求实效

就烟草企业本身来说, 千道理, 万道理, 只有把两烟工作做顺、做好、做强才是硬道理。烟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两烟目标任务去开展。她的主课题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因为管理是第一生产关系, 作为管理层的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 最主要的就是理顺生产关系。具体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

1、要明确好各时期的工作任务, 企业主管部门面对所属基层企业分解全年工作任务时, 要尽可能地科学合理, 使基层干部员工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切不可厚此薄彼, 如不能做到这一点, 会造成思想政治工作难度。

2、对涉及企业重大改革的举措要事先深入调研、反复酝酿商讨, 谈明形势、讲透政策、解疑释惑、使职工理解。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都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让职工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3、领导班子要坚持政务公开、领导干部工作制度化。企业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 主管与分管之间要坚持事先沟通形成一致意见, 充分酝酿后再提交会议, 实行集体研究, 科学决策, 体现了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 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 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

4、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进行党纪政纪检查、专项执法监察以及项目审计, 使一些违法违纪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和查处。

5、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加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6、进一步完善企业分配制度, 企业增效增资部分要逐步向基层倾斜, 要对一线工作成绩突出, 完成任务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和表彰, 在“两烟”生产和经营方面提质增效成绩优异的要重奖。

二、要以真心诚意感人

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感含量。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号召党员和干部要“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思想政治工作要锐意创新、与时俱进, 就应该怀着真情、深情、热情去做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 把做群众思想工作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引导群众提高思想境界, 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 提高亲和力。

三、要以铁的纪律管人

纪律是企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能正常进行而制定的要求每个员工遵守的规章、条文, 是搞好两烟工作的护栏。笔者认为不论干部或员工, 只要违犯了纪律, 就必须对号入座给予相应的处理。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用纪律这把“快刀”狠刹歪风邪气, 如果不能严格执行, 不下这个决心, 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难有说服力, 制度就很难有约束力, 监督就很难有震慑力, 作风建设就难以抓出成效。人管人, 事倍功半, 制度管人, 事半功倍。有许多问题, 只要能在萌芽状态及时给予指出和制止, 完全可以避免犯错误;对发现有问题的干部, 只要能及时批评教育, 他们就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要以提高素质育人

个人全面素质的提高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面前, 培育员工的全面素质可考虑从以下环节入手。

1、养德。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营造争当先进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创建学习型组织和建设先进企业文化, 启迪员工心灵, 培养集体主义观念和爱企业如家的美德。

2、交心。一是以真挚的感情感染人, 关心员工冷暖。家中有红白事的同志, 要关心员工患病住院, 定期为员工进行健康检查制度,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 二是建立交心日制度。领导要定期同自己分管部门的职工谈心, 交流思想, 解疑释惑。

3、育“才”。要以过硬的技术造就人。一是抓好业务技能培训, 定期举办生产、收购、会计、电脑、档案、写作、宣传报道等各类培训班, 二是制定鼓励自学成才的奖励办法, 三是每年分专业开展技能培训和测试保证每个员工都能人尽其才, 适应工作的发展需要。

4、正行。干部要以“勤政、廉政”行为引导人。以身教重于言教的人格魅力给员工树立榜样。一是带头学习。在号召员工学习的同时自己学在前面, 不能借故工作忙不参加企业组织的重要学习活动, 要认真撰写学习体会进行学习交流、辅导。二是工作身先士卒。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 结合本企业实际贯彻落实, 制定出有效、可行的工作措施, 并组织实施。三是带头遵纪守法、严于律已, 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和维护党的方针政策, 坚持原则。

五、要以德、才、勤、绩、廉用人

以德、能、勤、绩、廉考察和选用干部, 是当前各企业领导层在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上能否凑效的关键。

在以德量人上, 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既要重能力, 更要重品行, 真正把政治上靠得住、作风过硬、工作上有本事、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

在以能用人上, 察看干部是否具有胜任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领导才干。看一个干部水平的高低, 主要看他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看他能否在困难中找到办法和出路, 能否在工作中创新经验, 是否真正加快了企业发展、提高广大员工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在以勤识人上, 察看干部平时的工作态度, 看是否有勤奋敬业、经常下基层开展调研活动, 善于发现和处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是否具有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

在以绩取人上, 看任职期间工作业绩是否突出, 其经济业务行为是否经得起审计和时间的考验。衡量是否干成事, 就是要看两烟生产、经营、管理是否抓得有成效, 是否符合法规、是否维护了稳定, 能否真心实意践行“两个至上”。

在以廉择人上, 要察看干部是否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既是对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 也是领导干部为人从政的一种品格和境界。

六、要以交朋友方式贴近人

企业的广大干部员工们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以及自身的生存而走到了一起, 这是一种缘分, 必须倍加珍惜。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原本就是从普通员工起步的, 因此在广大员工面前要把自己视为普通一兵, 平时要注意员工们在想什么, 喜欢什么, 憎恶什么, 有什么疾苦, 每个人有什么优缺点, 都要以平易近人的态度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思想感受。人家做得好的方面要及时地肯定、热情地鼓励;人家做得不够的、或是不正确的、一时想不开的问题要进行及时指正、开导、纠偏;对确实存在疾苦的员工要及时建议组织上解决实际困难。领导只要把每个员工当朋友看, 员工们就会把你当成知心人, 就会铁定目标、团结一致同心干。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创新, 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者面临的重要工作任务。为配合当前践行“两个至上”、两烟购销、薪酬改革、企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维稳”等项重要工作的正常进行, 笔者就新时期如何创新烟草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提出几点认识与思考意见, 以此求教于广大烟草政工同行。

商业思想 篇10

一、晋商经营思想

1、诚信的经营价值观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经商的谚语, “售货无诀窍, 信誉第一条”, “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寸足”等等。历史上讲信用的晋商非常多。他们把信誉看成命根子, 坚持信用第一。另外还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 不能投机取巧, 赚了钱不要骄傲, 赔了也不能气馁, 宁可赔本也不做损害经营的事。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首重信, 次讲义, 第三才是利。”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深重影响。

2、“和气生财”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 重视和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 尤其是对同行, 即保持平等竞争, 又保持相互帮助的关系。虽然晋商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 但他们从不欺行霸市, 相反对一些小的商户还给以资金上的帮助, 这样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和不正当的竞争还互利互惠, 达到双赢。另外, 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 其实他们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 但只要建立起这种关系, 就会善始善终, 并且一定会竭力维护, 即使并不会从中获利, 也不会中途断绝关系。

3、合理的用人制度

对人才的选拔严密而有人情味。先从一般的商铺选伙计说起, 都是用乡不用亲, 选个同乡来任职, 即知根知底, 又不会向家里人那样有许多的感情纠葛不利于管理, 同时相当于他的全家人为他的个人行为作了一个担保。被选拔的人要通过才学、品格、相貌、能力、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等各方面的考核, 一般十几个里选几个。

二、当代商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1、诚信缺失

目前, 我国诚信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无论是人格信用还是企业信用, 都处于部分或完全缺失的状况, 这就直接引发了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各领域中的失信行为, 信用缺失严重影响到我国商业文化建设的健康运行。

2、恶意竞争

在商业文化建设中, 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企业的动力, 但是企业为了利益的竞争超出道德的做法就是恶意竞争, 这是商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是亟待解决的, 也是很棘手的问题。恶意竞争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几乎比比皆是, 而且不分大小企业。

3、人才缺失

经过调查发现, 我国缺乏的人才主要是研发人才、销售人才和中层管理者, 人才是企业的健康运作的动力, 人才的缺失, 是企业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4、信息落后, 错失商机

我国企业的商业信息比较落后, 并且与政府商业接轨太少, 而且总是出现跟风的情况, 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 并且现代企业处理不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认为政府就是政府, 市场就是市场, 两者没有关系, 或者关系很小, 这就错过了很多商机。

三、对当代商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1、依托诚信经营, 健全市场信用体系

诚信经营为晋商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晋商诚实守信的品格和坚持以义制利的道德规范在创造晋商自身辉煌的同时, 成功地把诚实守信的原则上升为保证经济运行的商业规范。晋商诚信文化启示我们:良好的信用制度是一切制度和规范得以确定和运行的基础, 是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精髓。所以诚信机制要与有效地失信惩罚机制相结合的, 对一些失信行为, 除了法律规定的处罚以外, 必须建设完备的失信惩罚机制, 让不讲信用的人和企业接受惩罚。

2、注重和谐文化建设, 倡导企业正当竞争

晋商的和谐体现在“相与”, 即互相帮助又有公平竞争, 这是对我们现代企业间的恶意竞争的巨大讽刺,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企业间要达到真诚互助还要先做到公平竞争。由晋商的“相与”可以告诉企业, 现在天天打价格战, 即使胜了, 还是低层次, 都还没有达到高层次的竞争怎么和古人的“相与”相比。要开阔眼界, 开拓市场空间。

3、注重人才培养, 为企业注入鲜活力量

从晋商对伙计的选拔、培养, 对鲜活力量的严格审核, 而且一旦通过审核就会对他负责到底, 在他们的从业生涯中, 考核与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可以看出晋商对人才的重视。这就启示我们人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人才的培育、拥有和运用能力。而且, 培养不要只注重于他的专业素质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和对企业的态度。另外就是对企业的态度, 没有对企业有很好高的认可度和很深的了解, 那这个人终是会流失。

4、抓住时机, 趁势而起

晋商的成功还在于准确抓住“开中制”的时机。一个人在商业经营中单凭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往往要借助外力的帮助才能成功。抓住时机, 巧借外势, 加强自己, 走向成功, 这是智者经常走的捷径。很多商人都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来说可行, 对于商业同样可行, 抓住时机在商业中就是抓住了商机, 抓住商机就是抓住成功的基石。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 要洞悉变化, 审时度势, 抓住时机, 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焦菊梅:《弘扬晋商精神续写晋商辉煌》, 《人民代表报》, 2009年第9期。

[2]燕红忠:《晋商信用制度启示经济问题》, 《山西大学学报 (社科) 》, 2007年第11期。

[3]朱秀海:《乔家大院》,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93页。

[4]武亮:《借鉴晋商诚信经验着力建设信用山西》, 《对外经贸易统计》, 2006年, 第5期。

商业思想 篇11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思想工作体系

近年来，随着以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等为主要目标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涌现。挂牌开业后的农商银行，其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成为改制后成立的新金融组织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在这一形势下，农商银行必须从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所形成的新的产权关系、运行机制、思想观念出发，确立新的指导思想，研究和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工作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框架中找到位置，发挥作用。

一、思想政治工作应与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相适应，确立新的指导思想

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其实质就是转变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能够真正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发展的基本权利，这要求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企业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与这种情况相背离的现象，诸如以往存在的政府干预企业发展的其他活动等，都是与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不相适应的，也是不应被市场经济所接受的。因此，新成立的农商银行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与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企业法人的基本要求合拍，要从企业法人的基本权利、企业活动的基本内容、企业活动的最终目标来研究和确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农商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业务活动范围定位于货币信用领域，其基本活动是为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离开了为服务对象提供金融服务的员工，企业的一切活动将无法开展。因此，农商银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努力为自身开展经营管理各项活动服务。

（二）农商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其他企业一样，是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金融企业的社会形象，使社会认可该金融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乃至企业整体形象，是实现金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本条件。因此，金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出发，为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服务。

（三）农商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进步发展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而且体现在精神文明。因此，农商银行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基点，以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为内容，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从上述基本要求出发，农商银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应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和服务于自身的经营管理、形象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与理顺企业内外关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把提高企业员工综合素质与提高企业整体素质，获取企业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实现企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要求农商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克服思想政治工作游离于企业经营管理之外的倾向，紧贴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际，实行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渗透，发挥先导作用和协调作用。二是克服“集中统一”倾向，探索独立自主、小型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改变过去从内容到形式、从上到下“一杆见底”的做法，农商银行根据自身实际，确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摆脱过去那种主要由农合机构监管部门面向各经营机构的“一刀切”的简单方法，由农商银行贴紧实际、开展小型多样和讲求实效地思想政治工作。

二、紧紧抓住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的关键，建立新的工作体系

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要健全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各种管理体系，确保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协调有序，运作有效。因此，建立新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是建立适应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的关键。笔者认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构成，需要从以下主要方面予以考虑：

（一）设置职能齐全与灵活多样的工作机构。适应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农商银行不仅不应取消或削弱政工机构，而且应从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出发，根据自身的规模、特点，设置功能齐全而灵活多样的政工机构。因为，以建设现代金融企业为目标的各农商银行，其经营管理的加强、社会形象的确立、经济效益的提高，最终取决于职工综合素质的提高，这就有赖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化；政工机构是肩负着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取消或削弱这种机构或功能，无异于让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无米之炊”。当然，设置本类机构，应注重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应考虑职能行使的完整性。农商银行政工机构必须具有组织管理职能、宣传教育职能、调查研究职能、考核评估职能。二是要考虑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强调上下对口，根据自身的规模和实际，适合分设的则分设，适合统设的则统设，能与经营管理部门合并的则合并，不能合并的则分设。三是要考虑无论是合并还是分设，各种形式的组织机构必须职责明确，路经分明，边界清晰，而且既要防止相互推诿，又要体现合力。

（二）建立重点突出与可操性强的工作制度。建立可操可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使思想政治工作走上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既是避免金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出现时冷时热、时有时无、时抓时停等不正常状况的需要，也是金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为此，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背景下，农商银行建立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应该把握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必须纳入本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总体规划，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与其他管理制度的衔接和正常运行；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必须注重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向经营管理活动渗透。依据上述原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突出重点，建立五项基本制度：一是党委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管理制度；二是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实行行长在业务经营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目标同向的经营与管理“两手硬”格局；三是党员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区制度，以加强党员做好身边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四是网点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在基层，立足于网点，面向于岗位；五是党委思想政治工作例会制度、分析制度和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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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上下联动与专群结合的工作队伍。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属性以及快节奏、高效率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农商银行的政工队伍不仅需要较强的综合能力，而且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能做到时效强、广覆盖。因此，在政工队伍的构成上，要遵循专兼结合、干群结合原则，形成组织规划和实施执行两个层面。在组织规划层面，应设立可

专可兼地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并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政工人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划、组织、协调、对外宣传、考核评估等工作。在实施执行层面，要从经常性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出发，建立群众性活动队伍：一是组织员工学业务、学文化的内训师队伍；二是组织员工开展形势政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宣讲队伍；三是稳定员工情绪、转化后进员工、激发队伍整体活力的思想辅导队伍；四是展示企业形象、弘扬企业文化的宣传队伍；五是活跃员工文体活动的文体队伍。

（四）建立内涵丰富与务实高效的工作基地。基地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活动载体，也是加强单位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课堂。因此，新建立的农商银行要以展现新形象为契机，下功夫抓好以下的“三个阵地”建设：一是宣传阵地建设。在银行内部，既要继承和创新以往的宣传橱窗、宣传专栏、宣传板报等宣传形式，又要办好内部刊物和内部网站等新载体，形成从总行到支行、网点的全面覆盖的宣传网络；在银行外部，从树立自身形象、扩大自身影响出发，以发行农商银行报刊、办好农商银行网站等形式，占领社会宣传阵地，加强舆论宣传和广告宣传。二是教育阵地建设。要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员工培訓基地。要完善教育条件，营造员工接受思想教育和学习的良好环境。三是文化阵地建设。要着眼于陶冶员工的高尚情操，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建立和办活文化室、阅览室、娱乐室、体育场地等文化阵地，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不断满足职工业余文体活动的需求。

总之，挂牌开业后的农商银行，必须紧贴自身实际，立足于自身的经营管理，从指导思想、工作体系等方面调整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原有机制。只有这样，农商银行适应新形势而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具有针对性并发挥最大效应。

参考文献：

[1]葛兆强，许燕.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内涵与要求.当代经济科学，1995，（4）.

[2]曹芳.关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4，（7）.

[3]李霞.与时俱进地加强银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南方论刊，2009，（7）.

商业思想 篇12

2006年,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搜索引擎大会上首次提出“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概念,即通过服务终端,可以访问或使用后台服务器中的信息资源,它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沿,是信息资源利用的新方式,为大众用户提供了按需即取式的自助服务。

时至今日,“云”概念早已渗透到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从云空间到云搜索再到云服务,各种终端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摆脱了共享的时空限制,提高了整合的灵活程度。

2 商业银行前后台业务分离的推广

2009年以来,国内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启动深化前后台业务分离项目,迈出了打造流程银行的重要一步,有效提升客户体验,释放柜面压力,提高业务处理综合化、自动化和集约化水平。

3“云”概念与前后台业务分离的本质联系

“云”概念本质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单纯的操作终端,共享来自于具有强大存储和运算能力的云端后台服务器中的信息资源或应用程序。前后台业务分离本质是利用网络平台,通过集中处理系统,分离具有分布集中和流程标准特点的柜面日常处理的主要产品或基础业务。

“云”概念外延是基于虚拟化技术实现快速部署资源或获得服务,减少用户终端的处理负担,降低用户对IT专业知识的依赖,具有随需自助、不限设备、共享资源、部署灵活、易控可测等特点。前后台业务分离基于标准化业务规则完成流程科学分离和业务集约化处理,减轻柜面人员的工作压力,规避前台的系统操作风险,具有实时处理、空间分离、流程集中、调度及时、质监量控等特点。

“云”概念是信息资源的前端访问与后台云端整合,前后台业务分离是业务流程的前台分离与后台集约处理,两者在分离与集中,分散与整合,随需与共享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云”思想渗透于前后台业务分离之中,揭示了其发展方向。

4“云”思想下的前后台业务分离发展之路

前后台业务分离充分体现了“云”思想中信息资源集中整合与高效利用的理念,然而现阶段仍覆盖在“云”思想的内涵之下,其最终发展模式应延伸于“云”思想的外延之中。

可将前后台业务分离规划为以下3个阶段。

4.1 业务初步分离与集中处理阶段

基于柜面日常业务,按照业务量占比大、操作简单重复、风险易测可控及规则标准统一原则选取产品或业务作为初步分离对象,将标准格式凭证变成影像信息,通过网络平台集中至数个虚拟化任务池中,由后台进行集约化处理,明显减轻前端平台的处理负担,体现了“云”思想摆脱时空限制、有效整合信息资源的特点。

4.2 业务深度分离与统筹处理阶段

鉴于分离模式成熟化与业务范围扩大化,在有效分离业务处理环节基础上,提高集约化处理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同时,随着历史数据的不断积累与业务分布的规律分析,由统一业务监控平台实施业务峰值预测与处理能力预估,逐步实现后台资源有效调度使用,处理能力统筹分配,科学提升后台产能的利用效率,体现了“云”思想中整合拓展范围、灵活部署资源的理念。

4.3 业务彻底分离与随需处理阶段

前两个阶段有效释放前端平台压力,科学分配后台产能规模,业务分离呈现产品种类横向扩大与分离环节纵向深化的特征,并向彻底分离状态发展,即整个系统的信息资源完全整合集中。届时,业务连续性风险及生产资源配备矛盾等问题将逐渐暴露,第一阶段中的摆脱时空限制与第二阶段中的灵活部署资源将由初始分离的目标转化为彻底分离的瓶颈。第三阶段成为前后台业务分离发展的关键,集约化处理应摆脱单一后台集中模式,对多空间开放,向多终端延伸,供各时间获取,体现了“云”思想中随需自取、不限时空的理念。

5 从“云”概念到“云”生产

“云”概念到“云”生产是理论状态到实际应用的过程,是概念框架到运行模式的转化,是思想认知到有机体系的进化。前后台业务分离三阶段规划都伴随理论设计、实践操作、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的有机循环。

“云”生产成为现实,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完善以下制度。

5.1 产品设计标准化

彻底分离的处理流程基于标准化的产品设计,模块化组合是集约化处理的前提,“云”生产的任务池只能容纳标准化产品。

产品设计标准化首先做到“三统一”,即凭证模板统一、前台录入规则统一、后台管理制度统一。其次做到“三分离”,即从实时性结算产品分离,到非账务特色产品分离,再到非实时性复杂产品分离。

5.2 硬件平台现代化

“云”生产必须借助现代IT网络技术,实现任务池“云”端集中整合,业务调度科学灵活,处理终端摆脱时空限制,业务处理随需获取。

同时结合前沿信息技术,通过二维码打印、OCR文字识别技术以及填单软件等手段优化“云”生产后台业务处理流程。

5.3“云”端生产渠道化

通过多渠道“云”端生产,可以解决前后台业务分离前两个阶段发展瓶颈,实现分离业务随需处理,是“云”生产的最终目标。

多渠道指在目前后台业务集中处理中心基础上,按照业务范围先区域再全行,处理环节从个别到完整模式,拓展其他层级处理终端,其发展空间巨大,包括前台阶段性富余生产力柜面终端处理、非实时性业务员工网银终端处理,甚至探索非账务性业务外包终端处理等,利用非物理集中实现业务分离“云”端集中。

5.4 风险控制规范化

渠道化的前提是实施风险控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针对业务处理质量标准和效率指标建立有效监控体系,从管理中降低风险发生概率;针对生产权限设置及参数管理执行严格审批制度,在系统中设置风险管理环节;针对处理环节优化和规范授权制定完善制度方案,在流程上实施风险控制机制。

5.5 管理制度差异化

渠道化的基础是制定有效、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应针对不同渠道“云”生产人员制定差异化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业务集中处理中心管理制度与“云”端离场生产团队管理制度。

制度体系包括生产角色管理办法、生产指标体系管理办法、任务分配管理办法、业务考核管理办法及内部转移计价制度等。

5.6 团队建设流程化

渠道化的关键是组建形式分散与管理集中、应急生产与常态管理的业务处理团队,并建立包括技能准入标准、业务培训体系、操作资格认证、定期考核检查及清理退出机制等系列管理体系,确保“云”生产团队具备业务合格、态度专注、高效稳定等专业素质。

同时根据人员专业能力、效率指标及处理质量等,设置初、中、高三级“云”生产业务员,配合设置相应生产权限与分配差异任务环节,实现精细管理与科学生产相结合。

摘要：金融业一直是国内信息化建设的领军行业。目前,金融机构信息化建设已进入“IT资源整合集成”阶段,准确领悟“云”思想的核心,充分把握“云”思想发展的规律成为金融业未来改革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