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视角（共8篇）
形态视角 篇1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 其实也是技术的发展史, 技术进步导致媒介形态不断演进, 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不断地把人带入新的媒介环境时代。媒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环境, 对人的思想、行为, 对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与变迁, 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开发等等方面都有着微观的、显现的, 而有的则是宏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新媒体的出现正在重新建构公民的公共的话语空间。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 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每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新媒介的发展是适应了公民发表自由言论的需要, 它更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更加人性化, 更加补充了之前媒介的不足。但是每一种媒介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是要不断改进, 媒介技术的发展总是在改进, 还有新问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对于新媒体, 我们要用辩证的思想看待。
1 新媒体的“双刃剑”
1.1 公共新闻平台建构
人类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到电子传播在到新媒体技术传播的发展过程。新媒体的出现给人们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获取的行为方式。赋予了公民在传统媒介时代难以触及的言论空间和言论自由, 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
以微博、微信、手机等为例的新媒体即时互动特性, 超过时空领域的跨越, 大大节约了公共领域的人际交往成本, 也就给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公共领域创造了便利条件, 降低了门槛为公众提供了发表公共舆论的平台, 同时也为草根阶层提供了话语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 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共聚会场所的总称, 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新媒体在某种意义上, 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构建了公共的空间, 提供了一个畅达民意的沟通渠道, 它不但影响到参与者观点的形成和传播,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传统媒体时代, 新闻的话语权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在新媒体时代, 公众通过“媒介接近权”, 通过微圈子的转发、评论、@等功能的核裂变式的信息传播, 微力量的集聚, 赋予了普通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 正在逐渐形成“观点的公开市场”, 为公民新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1.2 非理性的负面效应
新媒介自身偏向的日臻完善, 人们的使用也就更加广泛和频繁。新媒介的政治偏向明显地靠向广大社会草根阶层。每个人都拥有在网上发言的权利, 在这个无中心的虚拟世界中, 传递的仅是信息, 可靠性不及传统新闻媒体。由于现在中国网民的媒介素质参差不齐, 很多人无法辨识消息的真实性, 事件在不断转发中容易滋生谣言。在沉默螺旋的作用下, 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导致大规模的网络群体极化事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重新赋权。作为开放式的平台, 新媒体扩大了社会成员间共通的意义空间, 但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网络的虚拟性, 人们可以抛弃现实世界中的法律、道德的因素, 在群体暗示、感染机制的作用下, 忘情地实现“超我”, 也在恣意地放纵“本我”做出非理性的行为。网络暴力事件、网络传播中的谣言传播、不经核实的疯狂转载、个人隐私的泄露、无处不在的监控等等, 形成了当代网络媒介环境下的新问题。3月初昆明事件的时候, 网民群情激愤在网上喊着要严惩凶手, 一周之后马航出事, 于是大家的目光转向马航失联事件, 当马方政府公布调查结果, 大家各种质疑的时候, 某男星出轨事件立即取代了马航的关注焦点。新媒体的出现, 使得我们的关注点不知不觉的被绑架了。
2 新媒体时代的“必修课”
2.1 强化“把关人”
传统媒介时代, 传者和受众是传与受的固定关系。作为传者“把关人”掌握绝对的新闻话语权, 普通受众很少参与信息的传播及处理过程。但是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的特点,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发送者和接收者。新媒体所接受和提供的内容大大增加, 这意味着需要对此有更多的筛选, 所以总体上把关地位本身不但没有削弱, 反而强化了。正因为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信息时, 都需要经过层层的过滤或筛选“沙漏式”传播模式, 公众普遍认为传统媒体的信息权威性要高于新媒体。媒体个人化加剧了信息传播内容的泛滥, 把关降低。使得网络信息真假难辨, 网络媒体更是渲染炒作, 有娱乐化倾向。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 从而为诽谤罪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标准。从法律层面对信息源进行把关。同时公众在接收、解读和转载或发布信息时也需要进行自我把关维护新媒体环境安全、公德和秩序。新媒体的受众群体规模之大、影响之广, 光靠他律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关键还在于行业内部的自律。
2.2 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新媒体时代普通个人可以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传播的权力不再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个人通过新媒体平台, 根据自己对信息的理解基础上, 进行解码自由发表言论, 并实现即时的互动交流。媒体个人化对新闻把关的降低, 加剧了信息传播内容的泛滥, 把关降低。新媒体的舆论的影响面越来越大,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 其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 扩大了社会成员间共通的意义空间。但是中国网民素质参差不齐, 裂变式的传播方式使得信息内容快速、广泛传播的同时, 也伴随着虚假信息或流言、谎言的滋生, 大多数网民难以查证其信息的真伪, 在转发信息的过程中, 容易对民意起到误导作用。在新媒体时代, 除了要强化把关人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普通公民要树立自我把关的意识, 提高信息的认知、信息的传输、判断和理解信息的能力, 从每个公众媒介素养养成做起, 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3 结论
新的信息传播媒介的产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新媒体的本质特征, 可以说是媒体互动的新方式, 媒体技术的新融合, 媒体产品的互相依赖与交叠等。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中提到萨弗的三十年法则, “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 许许多多的迷惑, 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 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 产品向社会的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 哦, 又有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 人人都拥有它”。也许我们正在经历萨弗的三十年法则, 在经历了爆发式的非正常成长之后, 总需要一个理性的回归。从媒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是伴随着媒介发生和发展在不断变化。在新媒体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信息的传播方式时, 强化把关人的作用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急需成为一门必修课。
参考文献
[1]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华夏出版社, 2000.
[2]周岩.媒介形态发展与媒介认识思想之变迁[J].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迟浩.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道德的困境与出路探析[D].2014年硕士论文.
[4]李静.略论新媒体环境下“把关人”的现状[J].东南传播, 2014, 8.
形态视角 篇2
关键词:“在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功能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005—02
在我国,意识形态一般是一种政治宣传,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关系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利益关系矛盾也更加显性化。为此,很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经济功能问题上的理论误区,还原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共生共存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1]马克思继承了特拉西关于意识形态“负有使命” 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践性和工具性,也就是说,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场”(presence),其固有的经济功能也必须得到充分发挥。
一、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经济发展与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虽然包含有很多层次的内容,但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毛泽东对此也有精辟论述,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具有显然的经济功能,其根本宗旨就是服务于经济基础。从宏观角度而言,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够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自十七八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尽管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变化,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的结构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两种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个要素构成。而非正式规则是由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约束系统,其中,意识形态在非正式规则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具有制约非正式规则系统中其他要素价值取向的重要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其次,从建国以来我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曾极大地左右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水平。建国后, 由于较长时间内坚持了极“左” 的意识形态曾使我们丧失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文革”十年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党果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走进新世纪,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种种复杂局势的挑战,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飞跃,又为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另外,在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济行为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意识形态建设也大有用武之地。追求效率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不过,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必然保证效率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消费者)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这决定了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一味单向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需要营造一种共赢共生的局面。这就需要参与者认真处理好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第三者的国家是不能缺位的。国家应该制定确保市场和谐顺畅运行的法律、规章和体制,营造一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氛围,对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保证社会整个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
二、培育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推动构建现代企业伦理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且“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竞争,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3]如何培养具有拼搏创新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团队,离不开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发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众多大企业追求快速和永恒发展的“秘密武器”。它主要表现为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企业的目标和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规章制度以及企业形象,尤其注重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而上述企业文化的培育和传播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发生作用的,在这里,意识形态起着一种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功能。
就企业外部关系而言,通过意识形态确保企业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目标和其他社会组织协同一致与和谐相处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同,取得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各种企业组织都应与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就企业内部而言,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参与下,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团结协作、和谐相处的氛围,为企业克服危机实现目标提供助力。通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企业家对待工人的态度,形成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为企业发展奠定一种长久稳定的发展基础。其次,通过加强企业的法律和道德建设,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与奉献精神,为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提供思想基础。
三、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意识形态不仅在宏观、微观两大层次上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经济活力,加速经济发展步伐。如何提高经济活力,就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来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加强职业道德素养,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愿望和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
首先,意识形态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社会成员的思想,以此来影响与改变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和价值取向,努力使社会成员树立起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参与经济生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再地证明,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也就是说,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总是起着一种思想旗帜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意识形态还有助于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力。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职业道德由此而产生。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来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5]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在于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伦理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人们的努力工作、节俭、讲信用等。韦伯所强调劳动是“天职” 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经济振兴、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一种“天职观”,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意识形态没有理由选择“沉默”,而是应该发挥“灵魂工程师” 的作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活力。
注释: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31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形态视角 篇3
一、交易成本的内涵界定
交易成本, 又称交易费用, 现已成为一个在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被公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奠基人, 人们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 始于1937年他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广义上的交易成本常被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 用以概括人类社会全部“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当然, 也有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的产生机理角度, 把交易成本细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 进而探讨降低交易成本的不同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已成为最普遍的经济行为。在这些“交易行为”中, 为了找到交易的对方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和物力, 即“搜寻成本”;为了顺利达成交易双方需要签订契约, 这中间需要支付一定的“谈判成本”;为了确保所签契约得以切实履行, 又需要支付一定的“监督成本”。而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则可能产生七项成本, 即:搜索成本、比较成本、检验成本、协商成本、定购成本、物流成本以及售后服务成本等。可见, 交易成本即是为了完成交易行为而付出的时间、体力、货币、知识等各种成本的总和。获得市场信息、寻找交易伙伴、对交易价格及其交易条件达成共识、在交易过程中对分歧进行调解甚至仲裁等, 均构成交易成本。
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货币形态演变过程
交易成本的产生与交易双方的时空阻隔、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充分等因素有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科技进步, 货币的形态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过程。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来探究货币形态的演变过程, 表明通过建立不同的货币制度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1. 实物货币阶段。
古代的货币是以实物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即实物货币是货币形态发展的最原始形式。在原始社会条件下, 需要对方提供具有同等价值的、常见的、容易被他人接受的商品作为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由于具有同等价值又是常见的商品, 就可以比较容易寻找到潜在的买者或卖者, 因为双方均各自拥有对方所需要的“物品”——实物货币, 从而节约搜寻中的时间成本, 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另外, 实物货币越是容易被他人接受就越能够促使交易双方谈判并达成一致。
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实物货币, 是因为它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发生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较低, 即使实物货币本身不是有价值的商品也能为人们所接受;反之, 如果一种“实物货币”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发生的交易成本较高, 即使其本身有价值也不能为人们普遍接受。所以, 人们倾向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的商品来作为实物货币。直接的物物交换和实物货币交易相比较, 前者的搜寻成本较高但交易次数仅需要一次, 而实物货币交易的次数需要两次。由于使用实物货币交易双方仍需付出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 交易成本高则成为实物货币的天然缺陷。
2. 金属货币阶段。
由于商品交易范围和区域的不断扩大, 使实物货币在另一个区域可能得不到普遍承认, 致使在寻找交易对象以及达成一致契约方面仍会发生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所以, 使用实物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个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易。这在客观上迫切要求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形态出现。由于金属货币可以在较广的范围内被接受, 所以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的转化过程本身即是交易成本下降的过程。起初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铁等贱金属, 但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域的限制, 币材逐渐固定到贵金属 (金或银) 身上。由于金属货币最初是以实物货币的形式出现的, 致使每笔交易均需称重量, 鉴定成色, 进行分割等。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 人们便把货币金属铸成具有一定形状、一定重量, 并具有一定成色的金属铸币。可见, 由于金属货币的价值高、不易腐烂、容易携带和分割, 因而作为交易媒介比实物货币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 从而金属货币替代了实物货币而成为一种主流货币。
3. 纸质货币阶段。
纸质货币阶段主要包括纸币和信用货币, 而信用货币的主要形式是银行券。作为交换的媒介而言, 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 而不是交换的目的。纸质货币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它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当代经济社会中, 由于各国银行券已经不再兑现金属货币, 因此银行券和纸币已基本成为同一概念, 即成为现代货币。一般来说, 信用货币除了现金外, 还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有价证券等。其中就存款通货和商业票据而言, 存款通货是可用于转账结算的存款, 与银行券同样发挥着货币的作用。商业票据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 经过背书可以转让, 发挥了货币的作用。印刷纸质货币所花费的成本远比铸造金属货币的成本要低得多, 而且便于携带和运输。使纸质货币在进行媒介商品交换时, 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比金属货币更低。
4. 电子货币阶段。
随着现代信用制度和电子技术的发展, 逐步产生了电子货币。其实, 电子货币是一种以电子脉冲替代纸张进行资金传输和储存的信用货币。电子货币通常是利用电脑或储值卡来进行金融交易和支付活动, 一般认为其主要形式是信用卡。电子货币作为一种纯粹观念性的货币, 其实理论上它是不需要任何物质性的货币材料。这种贮存于银行电子计算机中的存款货币, 使一切交易活动的结转账均能通过银行计算机网络完成, 既迅速又方便, 可以节省银行处理大量票据的费用。电子货币减少了巨额纸币印刷、发行、现金流通、物理搬运 (物流) 和点钞等大量的费用支出, 最大限度降低了交换的时空成本。可见, 电子货币的出现增强了货币的媒介效率,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 电子货币产生并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现实需求。另外, 由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也必将促进货币电子化的进程。同时, 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迅速发展, 电子货币替代效应日益显现, 将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取代传统货币。
三、货币形态演变的交易成本递减规律
由于交易成本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彻底消除交易成本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交易成本却是可以逐步降低的。综观货币形态演变全过程, 其中呈现出交易成本递减规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信用风险是递增的。货币形态不断演变, 货币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货币流通费用不断降低, 从而使交易行为更顺利完成, 交易成本进一步得以降低。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制度和技术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两种关键力量。电子货币的出现则是制度和技术这两种主要因素共同作用致使交易成本降低的必然结果。基于交易成本视角, 电子货币必将代表货币形态演变的方向, 助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玲.交易成本与货币制度的演变[J].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 , 1997 (7)
[2].褚俊虹, 党建中等.普适性信任及交易成本递减规律——从交易货币化看货币的信用本质[J].金融研究, 2002 (3)
形态视角 篇4
一、高层建筑的发展改变城市
1. 高层建筑的发展
高层建筑(1),顾名思义,即层数多、高度高的建筑,主要特征是通过层数的大量叠加,形成高度明显区别于普通建筑的建筑形式。人类自有建造活动以来,就没停止过对建筑高度的追求,从西方的“巴比伦通天塔”到我国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都说明了人类对高度的向往与崇拜,人类这种征服自然的欲望推动了建筑对竖向空间的追求与探索。而当代土地资源的稀缺、经济投资的可行、建造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诉求使高层建筑大量涌现。高层建筑就自身特点来说具有两面性: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技术复杂等是其劣势;节约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加经济效益、突出自身形象等是其优势。
西方发达国家是现代高层建筑的发源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虽然高层建筑发展历史不长,但改革开放30年来,其以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当前,国内高层建筑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随着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施工技术等的不断发展,新的建筑高度记录不断被刷新。超高层建筑日益增多,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200m的高层建筑屡见不鲜,早年所谓的“城市第一高楼”早已淹没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图1,图2)。
第二,高层建筑涵盖各类不同使用功能,已由原先少量商业办公使用被推广至其他各类民用建筑—居住、文化、娱乐等,甚至工业建筑都有采用高层的形式。特别是住宅,在城市人地关系紧张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高层住宅甚至超高层住宅都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图3)。
第三,高层建筑形态设计日益多元化。现代建筑思潮的多样化使得高层建筑不仅以体量的点式或板式、立面的玻璃幕墙或横向竖向条窗等形式呈现,而且出现了多种形体组合、巨构式综合体等新形式,并成为当今高层建筑的一个热点。与此同时,高层建筑的形态日新月异,扭转、折叠、悬挑等创新形态都给传统建筑审美带来了冲击。当然,处处标新立异的形态设计也给城市整体景观设计及管理提出了难题(图4,图5)。
第四,生态、智能成为高层建筑设计的新课题。高层建筑因其建设成本和巨大能耗以及垂直分层导致的不便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因此它必须更智能地为人类服务并且更加生态节能。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高层建筑的建设仍停留在科技含量低、能耗大的阶段上,距离智能生态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第五,高层建筑的发展不仅是建筑单体的问题,还是整体城市空间的问题。仅从建筑单体设计方面来研究高层建筑已经不能解决当前的城市问题,而必须将其落到城市整体中来考虑,从多个角度来协调,才能促进城市的发展,达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统一。
2. 高层建筑改变城市空间
我们看到,大量高层建筑的建设改变了原来的城市面貌,导致城市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其一,许多城市的传统空间尺度消失了,除了那些被严格控制保留的城市历史保护区,现代高层建筑彻底改变了城市原有的尺度感,传统的街巷空间和广场都被林立的高楼所代替(图6,图7);其二,城市天际轮廓线变化明显,先前低矮而平缓的城市天际轮廓线难觅踪迹,高层建筑带来的高耸、聚变式天际轮廓线已成为新的城市形象;其三,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变革,不论是新区开发还是旧城更新,高层建筑都被大量运用,高层建筑因面积容量的聚集改变了原来城市的发展格局,进而导致了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变革。
3. 高层建筑改变生活方式
事实上,高层建筑已日渐成为城市生活的主要载体。面对城市人多地少的现实,高层建筑较高的土地使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地关系矛盾,并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场所,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城市空间区域讲,人们渐渐从原来大范围的水平活动变成小范围的垂直活动,甚至在一栋高层建筑里面便可以完成所有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年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试图在单个建筑中解决生活、工作与休憩的建筑模式在当今已被广泛运用。这种趋势迫使人们逐渐习惯于垂直的建筑交通、被弱化的公共性、巨大的城市尺度感、多变的城市气候和拥挤的城市交通等等。因此,当我们将高层建筑与我们的生活、工作、健康、社会文化等联系在一起时,做好高层建筑规划和设计对城市的发展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二、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的属性解读
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高层建筑必须首先解析其作为城市空间的多个属性。
1. 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具有资源性
城市土地既是人类的基本生产资料,又是其他资源的载体。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城市土地为基本载体的城市空间的稀缺性和价值性逐渐形成,从而具有了资源性(2)。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载体也具备了资源性。
从某种角度讲,城市土地在二维平面方面是有限的,高度作为城市空间三维属性之一,虽然理论上是无限的,但受制于自然规律,人类可及的城市建设高度也是有限的,因而城市空间的稀缺性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越显突出。受制于土地的大小,高层建筑的资源性最终体现在了建筑高度上,随着城市发展对空间需求不断增大,人们对城市垂直空间资源的利用不断膨胀,高层建筑便大量产生。
另外,从空间资源角度看,高层与高层之间会因功能互补和凝聚力而形成合作关系,也会因功能相同或是相互攀比而形成竞争关系。比如城市CBD搭配适宜的城市多功能综合体容易形成合作关系,而只顾利益追逐的同质高层容易相互竞争,并导致城市空间的拥挤和环境恶化。高层与低层之间会因良好协调获得双赢关系,也会因为空间的无序导致相互排斥。比如整体开发地块中,采取高层取景观而低层取环境的开发策略容易获得双赢局面,而现实中城中村周边一圈高层的“金包银”做法则显示了高层与低层的相互排斥(图8,图9)。因此,合理利用建筑高度资源,合理布局规划建筑组群的高度,才能实现城市空间资源的最大化。
2. 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具有公共性
与其他建筑相比,高层建筑由于自身特性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建筑与城市公共性的减弱。从建筑内部空间看,各层平面需通过垂直交通来增强公共性,而有限的垂直交通大大减弱了其内部的沟通效率,导致自身公共性的弱化;从城市外部空间看,各个高层建筑自成一体,以安全和管理为纲要的设计导致高层与城市空间的孤立以及高层之间联系的缺乏,使高层建筑外部城市公共性减弱。
高层建筑内部公共性,可以通过对建筑交通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合理安排获得一定的改善;提高外部公共性,则应重视建筑高度的无度、无序释放带来的外部负效应的加剧和对相邻地块的影响。因而,应加强控制那些忽视环境公平、只顾追求开发效率的行为。鼓励高层建筑的公共性还原,完善高层建筑设计的奖惩制度也是改善高层建筑与城市空间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增强高层建筑的城市公共性,可以避免“城市高层孤岛群”现象的产生及蔓延。
3. 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具有景观性
高度上的绝对优势使高层建筑容易成为人们视线的焦点。单个高层建筑易成为地区的标志性建筑,而群体高层所形成的城市体量和天际轮廓线往往代表整个城市的形象。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高层建筑对城市的景观影响都相当大,而建筑本身的形态是构成了城市景观的重要因素。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高层建筑的形态已突破了传统的造型风格,转而出现多元化的形象。就城市景观而言,强调高层建筑形态的标新立异还是群体高层建筑的整体感要因地而异,简单的形态容易导致城市空间的乏味,而造型的多样化同样容易造成城市景观的混乱。简言之,协调高层建筑个体、群体与城市的关系,处理好高层建筑形态的表达是体现高层建筑景观性的关键(图10)。
4. 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具有地域性
每个城市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有着不同的气候、山水格局、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因而不同城市的高层建筑也应是不尽相同的。从城市整体空间布局来看,高层建筑对应的城市高度分区与城市山水格局的呼应容易表现出城市的整体形象特征,如杭州西湖边高层建筑的跌落式关系凸显了城市以湖为主的山水格局;在建造技术上,城市由于水文气候、地貌地质等原因,高层建筑的结构、材料、节能等技术因素也各具特点,如日本地震灾害频发,因而其高层建造在抗震方面的特点尤为突出;在形态表达上,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以及地方审美、价值观的差异,体现了高层建筑形态上的地域性,如广州的“云山诗意”住区(图11)。如今,城市高层建筑的风貌雷同使其地域性表达成为了一个深刻而又迫切的课题。
三、高层建筑带来的城市空间问题
高层建筑固然能够有效解决城市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但对高层建筑认识的不足和建设的随机无序,也给城市空间带来一系列问题。
1. 难以控制的城市高度
由于缺乏对高层建筑的全面认识,许多城市在建筑高度上互相攀比,争建第一高楼,以此炫耀城市经济实力。然而,“第一高楼”的建设往往导致了高楼本身的空置和对其他地块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在市场利益的追逐下,许多城市一般区域的建筑高度被无序突破,导致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混乱。在当前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中,建筑高度已被认为是最薄弱的管理环节,是最容易被突破的控制要素。就当前规划控制中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和建筑高度等控制要素而言,容积率指向利益关系,建筑密度及绿地率指向环境品质,而高度指标则指向建筑形态。在这些控制要素的权重中,高度控制的薄弱一般被认为是情有可原,这确实暴露了我们城市规划管理在形态控制中的不足。同时高度的失控给城市空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在旧城改造中,许多城市的老城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传统城市肌理被一座座散落的高层建筑打破,使得城市历史风貌支离破碎,城市道路交通及基础设施亦不堪重负,给城市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2. 丧失特色的城市面貌
国内高层建筑的设计只关注建筑表皮,忽视高层建筑地域性及本土文化研究,这已成为当前高层建筑设计的一大缺失,造成了城市特色丧失、千城一面的事实。设计方面,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建造方式以及建筑材料的模数化使高层建筑造型容易产生相似的外观;二是国内崇洋心理导致大量住宅及部分商业办公建筑欧陆风盛行;三是当前高层建筑设计创新能力较差,少量地域主义尝试并未获得普遍认可和广泛运用;四是个别高层建筑标新立异的形态并未指向城市特色,缺乏推广的普遍性。此外,设计者对城市经营理念、城市形象定位和城市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使得高层建筑的建设缺乏地域性,也是导致城市特色丧失的重要原因。
3. 品质下降的城市环境
高层建筑高耸挺拔的形态的确是城市建设中值得自豪的事情,但高层建筑数量过多、增速过快、布局无序和风格杂乱等现象对城市空间及环境品质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第一,从景观角度看,过密的高层建筑群使得城市空间被极度分割,公共性被成倍弱化,极大破坏了街道空间的界面和景观,这种情况在老城区最为突出。
第二,从交通角度看,高层建筑集聚致使城市交通量成倍增长,其地下车库更是成为一个个“蓄水池”,导致城市道路在交通高峰期堵塞甚至瘫痪。同时,高层区密集的路网打断行人步行空间的连续性,对人行环境的舒适性带来了极大冲击。
第三,从环境角度看,高层建筑建设和运营的能源损耗惊人,加重了城市环境恶化和空气质量的下降。城市“热岛效应”、光污染、“城市怪风”、阳光遮挡等问题在高层密集区时有发生,这些高层建筑带来的城市局部气候的剧变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第四,从安全角度看,高层建筑高度的增加、数量的增多以及布局的混乱不利于城市安全。在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时,高层建筑较弱的应急疏散能力将给城市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然而这一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却最容易被忽视,虽然在9·11之后,安全意识和恐高心理一度让人们对高层建筑的建设有所顾忌,但在利益面前,国内高层建筑的建设势头不减反增,这实在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四、城市高层建筑形态设计控制建议
基于以上对高层建筑带来的城市空间环境问题的分析,我们看到高层建筑形态的各个方面直接反映了城市空间的环境品质,其核心是建筑高度和建筑形态,建筑高度指向城市资源和城市空间格局,而建筑形态多指向城市风貌和城市文化特色。
1. 城市层面的高度控制对策
第一,利用建筑高度,塑造城市特色山水格局。从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上看,哪里该是高层建筑,哪里该是低层建筑,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发展理念和所在地的山水格局。城市空间理念和山水格局代表了城市空间的最大特色。在城市空间的高度规划方面,许多城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哥本哈根的“指状规划”(图12)和库里蒂巴的线性城市(图13,图14)等以发展理念来决定城市高度格局;香港和古城丽江等则将城市立足于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以此来塑造城市空间格局的特色。
第二,对城市整体空间进行合理高度分区。运用整体城市设计和城市土地经济学的综合方法,建立影响城市高度分区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科学评估影响城市高层建筑布局的各个评价因子,结合不同城市区域,细分出高层严控区、高层适度发展区、高层适宜发展区和鼓励高层建设区,并对各个分区的高度界限给予明确规定,防止各个高度分区的不当蔓延。同时,根据高度分区合理控制城市的各种通廊,包括视线、景观和生态通廊,起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改善城市通风、防灾等作用。
第三,在区域层面及单体设计层面,完善空间控制体系。在遵守城市整体高度分区的基础上,对各个地区的高层建筑做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确立整体天际轮廓线,明确高层建筑与街道界面、广场等开敞空间的关系,在形态及美学上对高层建筑的形体、色彩、立面风格等提出合理规划,并对相关利益控制指标(如高层的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日照、通风、节能等)做严格控制,明确奖惩制度。
2. 城市高层建筑风貌的导控思考
第一,明确高层建筑的风貌分区。国内已有的城市建筑风貌的分区规划大部分只针对历史文化保护区,且只要超过所划定的风貌界限,不论建筑的高低,风貌控制便失去约束力。而城市风貌的问题往往发生在没有规划保护的老城区和新老交接的城区。当那些没有受到保护的城市旧区遭受现代高层破坏时,高层建筑突兀的形象便激化了城市风貌的矛盾。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的旧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如广州的荔湾老城区(图15),野蛮的高层建筑破坏了城市传统肌理,同时,其杂乱的建筑外观使得城市形象雪上加霜。
高层建筑风貌分区举措在当前快速的旧城改造背景下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建议在城市高度分区的基础上,综合评估城市历史文化及空间发展格局,划定高层建筑的风貌控制区、高层建筑风貌协调区和高层建筑风貌创新鼓励区,以满足城市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以广州为例,荔湾区(老城区)许多高层建筑诸如“荔湾广场”(图16)、“恒宝华庭”等风貌与旧城空间肌理格格不入,是典型的负面实例;而诸如“广州美食园”规划(图17),不论是高层建筑与城市传统空间的协调方面,还是建筑风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值得肯定的;越秀区的高层建筑应注意新旧的协调;而天河区则应允许和鼓励高层建筑风貌的创新(图18)。
第二,鼓励高层建筑的地域性实践。诚然,高层建筑对现代技术与材料的表现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高层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扭曲、旋转等高层建筑形式的背后是技术的进步和审美观念的转变,而回归地域主义和地方文化复兴的高层建筑实践虽然没有停止过,却并不被普遍关注。但在当今城市建设风格雷同、塑造城市特色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种回归恰恰是应该得到鼓励的。高层建筑的地域性创造至今仍处在探索阶段,学界对此还没有成熟的理论。目前,高层建筑的地域性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域传统文化理念的现代化运用。高层建筑创作将地方的传统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技术结合,这是城市地域性表达的重要途径。上海的金茂大厦(图19)以传统的中国塔和数字“8”为设计原型、台北“101”大厦(图20)的佛塔形式和“佛”意念主题,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二是地方建筑传统尺度与高层建筑尺度协调。借鉴传统建筑的语汇,必然要求高层建筑在尺度上有变化,而以传统建筑立面为设计原型,经尺度加工后的高层建筑往往超越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习惯,能取得耳目一新的震撼效果。诸如裙房为传统尺度、塔楼中间段为标准立面造型、屋顶采用传统形式的“新三段式”高层建筑,也是高层建筑回归地域性的一种尝试(图21,图22)。
三是借鉴传统建筑和民俗建筑细部元素。地方建筑要素,对于高层建筑的整体艺术形象的创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高层建筑运用现代建筑的设计手法,以传统建筑的形式语汇,在高层形式的逻辑下,将成为新的地域性元素。
四是传统地域性建筑技术的推广运用。一个地区的建造技术和材料经多年选择和运用,已出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在现代高层建筑设计中,许多传统的建筑技术(如传统遮阳技术等)仍被人们广为利用,而传统建筑材料的运用,在降低建造成本的同时,又能实现表达地域性的良好效果(图23)。
显然,上述几方面并不能代表高层建筑地域性表达的全部,笔者仅期望以此引起大家对高层建筑地域性表达的重视,避免更多传统城市被破坏,实现城市特色的地域性回归。
结语
人类对高度的神往使得高层建筑成为了一种永不过时的建筑类型,城市化的压力也推动了高层建筑的大力发展。从城市空间角度看,高层建筑给城市空间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对其诸多空间属性有本质认识,高度和形态作为高层建筑影响城市空间和城市风貌品质的两个核心空间要素在当前规划控制体系中仍是较为薄弱的一环。因而,做好城市高度规划及管理,鼓励高层建筑形态的地域性回归,应作为当前城市实现城市特色的一个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摘要：本文从分析高层建筑的发展对城市空间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入手,剖析高层建筑作为城市空间的各种属性,以及其建设不当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空间形态问题,并试图对高层建筑的相关形态问题提出控制性建议。
关键词：高层建筑,城市空间,建筑形态,设计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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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复东,戴维平.欲与天公试比高—高层建筑的现状及未来.世界建筑,1997(2)
[3]王世福,周可斌.浅议城市高层建筑公共性.城市建筑,2009(10)
[4]李琳.城市设计视野中的高层建筑—高层建筑决策、规划和设计问题探讨.[学位论文].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2004
形态视角 篇5
关键词：结构主义,城市文本,城市设计
一、结构概念的一般含义
了解形态首先要从结构的概念入手。从普遍意义上讲结构是指:一个整体的各部分相互构成的方式,如人体结构、车体结构等。以汽车为例,汽车是由底盘、车架、发动机等清晰可见的结构构成。在相同的车体结构下,汽车的外观可以被设计成不同动感造型的可视形态。与之相比,城市的结构未必清晰可见,城市的形态也超出了个体所能掌控的视觉化范畴。因此,对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理解及其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
二、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结构与形态
以语言学为缘起的结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城市结构与形态的方法论依据。结构主义的“结构”不是具体可以描述的构造,而是一个现实的框架,是一种理论的方法——正是人的感知使结构成为一种存在(1)。“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2)”。结构蕴涵着独立性、自主性、封闭性,其中整体性是结构或系统的首要特性,蕴涵着一种秩序哲学。此时的结构具有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结构的转换性表明,结构不仅规定了整体,联络整体的各组成部分,同时结构还构成了整体,具有自组织性;结构的自身调整性表明,结构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稳定之中,结构是一个过程,具有历史性,结构自身成为一个“发展”的框架,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综合体。
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显得抽象、隐晦,然而这一概念所呈现的特性却与城市文本的基本属性极其相似。城市具有自组织性,城市结构经过历史的演化而具有稳定的生命力,城市同时也是“时间”和“空间”的综合体。因此,结构与形态概念的区别就在于结构的概念更富于“传统性”,很少出现深层结构自身的繁复变化和突然变异。无论城市的表层多么强烈地变化,其深层结构都顽固地抵抗着变化。比如,阿尔多·罗西认为,弄清楚城市形态背后比较“稳定”的图状,是认知城市的出发点(3)。
三、从认知城市到设计城市的文本思辨
城市是什么?想要理解这个客体,我们就必须离开它而置身文本的层面,才能取得对城市结构的真正理解。结构主义视角就将城市置于这样的层面之下,此时,我们理解的城市或者可以称之为“城市文本”。
从文本层面来理解,城市结构的概念反映了城市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等形成的精神面貌、社会群体、政治形式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分层现象和社区的地理分布特征。城市形态则是城市内在结构及诸多城市作用力下的外显结果。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都像生命有机体一样在客观无形中成长,伴随着成长其形态也逐渐成型,所以城市形态的构成与发展也应该有自然演化的特征,不能从视觉的角度粗鲁地对其进行直接表述。在这里,研究城市形态的两个重要思路分别为:第一,从局部影响元素到复杂整体结果的分析方法;第二,强调研究事物演变过程的方法(4)。其分析方法包括城市形态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和环境行为研究等(5)。
上述城市形态的诸多研究方法,涵盖了从认知城市到设计城市不同思维的转变过程。因为城市结构(包括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不能单纯地通过设计活动进行空间建造,此时的城市结构是不可物化与视觉化的。与之相比,交通结构、功能结构以及景观结构等结构概念则是具象的空间结构,类似于我们对结构概念的一般理解,是可以通过设计活动来具体把握的。因此,城市设计的思维过程是将城市宏观的、抽象的、观念的文本要素纳入到真实空间中的过程(转换成实体环境的生产),城市设计实践活动则更加注重通过文化与历史等要素(也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的不同表征方式来触摸城市客体的本质,通过不断的构造活动来接近真实的空间。
城市形态是城市诸多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设计只属于城市研究的某一方面,是诸多作用力之一。虽然“城市设计是最应该负责城市整体性的一个学科(6)”,但从理解的思路、工作的范畴、学科的独立性等方面来看,城市设计作用于城市形态的方法仍属于“从局部影响元素到复杂整体结果的分析方法”,比如环境行为研究、建筑学的方法以及空间形态研究等。
1文脉混合
2文脉混合
四、城市设计作用于城市形态的方法与途径
那么,城市究竟有哪些“局部的影响元素”可以影响到整体的结果呢?或者说城市文本究竟可分为哪些要素,并通过城市设计过程与手段实现对城市形态的引导与控制呢?
显然,城市设计的“设计”活动只能对城市的具体空间形态产生直接作用。文脉主义城市设计观将城市的结构与形态表述为隐性形态和显性形态(即凯文·林奇所指的无形形态和有形形态)。显性形态是指城市的显性组成要素,设计活动可以对其产生直接作用。这些要素可以概括为人、物、地三者(7)。“人”是城市的主角,城市形态所呈现的意义特征充分体现了人的伦理、道德以及人性的特征;“物”是指环境中的物质要素;“地”反映出城市形态的场所概念。从城市文本构成的角度看,这三者分别代表了城市文本的三个要素,即人——自由的流动元素、物质元素——固化的空间要素、文脉元素——文化与社会层面的历史再现。因此,城市形态在空间建造层面的城市设计方法也应从这三个要素展开。
1. 空间句法——自由流动的城市文本
空间句法强调的是存在于自由空间的人。空间句法模型是进行城市空间结构分析的理论和工具,是一种新的、描述现代城市空间模式的计算机语言,它能够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拓扑学分析。任何一个城市系统都由两部分组成——空间物体和自由空间,空间物体主要是建筑物,而自由空间是指由空间物体隔开的、人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的空间。
空间句法主要通过轴线模型的分析来进行理性的空间评价,给城市设计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空间句法在城市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城市交通中人流与车流流量、流向的预测和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犯罪制图、城市建筑的结构布局与社会及文化的关联等(8)。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重要的是蕴涵其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
2. 要素整合——视觉话语的城市文本
研究城市物质空间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针对城市的文本性研究,“互文性”是指城市视觉话语的相互作用,城市设计可视为城市空间要素(视觉话语)的整合机制研究。城市设计的创作主要是建立在要素的关系组合上,城市的多样性、有序性、和谐性来源于诸要素的结合。英国F·吉伯德在《市镇设计》(Town Design)中指出:“城市设计的基本特征是将不同物体联合,使之成为新设计,设计者不仅必须考虑物体本身的设计,而且要考虑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9)。”同济大学卢济威教授认为,整合是个宽泛的概念,城市要素在复杂的大系统中形成不同层次的整合关系,一般可分为实体要素整合、空间要素整合以及城市区域整合等。
3. 文脉体系——时间性的城市文本
文脉研究是重要的城市文本分析的视角,它把历史关联性(即时间性)作为城市形态的研究方向。文脉中的意义,更多的是以情感的方式得以体现的,它是从形式到结构再到意义的分析过程。首先,文脉是意义的承接,而形式只能作为手段。其次,对于文脉的理解,大都集中于历史文化性质的承接,而忽略了“空间”的上下文关系。空间上的文脉不仅包括事物所处的自然物理环境,也包括此时的文化背景。广义来讲,文脉应当理解为“与事物相关的外部条件的总和”,而不单指继承传统的问题。最后,文脉是上下文的界面,它更应关注的是下文,即创造新的文化。当文化存在的“语境”发生改变时,我们便需要设计师去创造新的文化了,城市历史区域上下文关系的文脉研究应包括文脉统合、文脉并置以及文脉的延续性等。
五、结语
以纯粹的“设计”思维去理解复杂的城市显然是不够的,同样,以空间的建造活动去解决城市的所有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城市设计就是在这样的“局限”下进行的空间思辨与实践活动。因此,如何建立一种开放、完备的思维方式来梳理城市千头万绪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空间、进行城市设计创作的必要前提。本文提及的结构主义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多维与复合的状态中,还原城市本质、提出设计途径的思路。当然,这些文本要素的影响是相互的,因为城市是复杂而多元的,是多重空间的交错,也是多重文本的会合。
参考文献
[1]参见:王富臣.形态完整——城市设计的意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34
[2]参见: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288
[3]参见:Aldo Rossi.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Cambridge.Mass:The MIT.Press,1982: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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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陈可石.城市设计晴朗的天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0
[7]参见:刘先觉.现代建筑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49
[8]参见:张红,王新生,余瑞林.空间句法及其研究进展.地理空间信息,2006(8):208
形态视角 篇6
乐舞形态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代音乐形态。如果从考古和文献研究已经证实的大致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作为它的上限。在中国历史上以主流方式存在了至少二三千年以上。乐舞形态是一种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形式, 所谓“三位一体”, 是指这一类音乐作品表演时歌舞乐三者同时并举, 通俗点说, 则是又唱又跳又奏, 是音乐形态中较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其形成的原因, 最初在于三者各自尚未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相互之间有着很强的依赖关系, 三者同时表演则具有赏心悦目的审美效应。这种音乐形态一旦形成, 则又在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或则成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音乐的主流形态, 或则在封建社会作为祭祀乐舞的非主流形态而存在。
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是文献记载中周代集大成的“六代之乐”。而在内容上也由“颂神”逐渐的转换为“颂人”。原因则是因为社会性质的变化引发了乐舞内容的变化, 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庆幸的是, 《大武》的歌词和乐曲结构尚保留在有关古代文献之中。有的学者认为, 《诗经》的“周颂”中保留了《大武》的六段歌词, 即《我将》《武》《赉》《般》《酌》《桓》六篇。黄翔鹏先生在《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重要论断。他说:“我认为, 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 以歌舞伎乐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 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 就在于社会生活因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而发生的剧烈变革。”认为先秦时期的乐舞阶段应以“雅乐”为代表似更确切。“钟磬乐”只是一种器乐形态, 它作为音乐的载体, 既可以成为“雅乐”的一个有机部分, 也能用于“郑卫之音”的演奏,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孔子有一句名言:“礼云, 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 钟鼓云乎哉?”正是有感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状而发出的感叹。意思是说, 音乐啊, 音乐啊, 难道有钟有鼓就是音乐了吗?”
此后,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 便开始了由“郑卫之音”、“女乐”等歌舞伎乐之早期形式发起对雅乐”乐舞的冲击, 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音乐形态——即由乐舞形态向歌舞伎乐形态——的转型。
归其原因可分为五点:
1.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的时代, 社会性质的重大变化, 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新旧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斗争。
2.新兴地主统治阶级对“郑卫之音”和“女乐”的推崇, 遭到当时没落贵族阶级的反对。
3.人们审美眼光的变化, 乐舞形态从原始社会的《葛天氏之乐》到周初的《大武》已经存在了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岁月, 是名副其实的“古乐”, 其表演形态则以男性和童子为主, 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之际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审美观念的需要。而被女性形象破天荒地登上历史舞台, 以其姣好迷人的面容、婀娜多姿的风采与绚丽夺目的表演的“郑卫之音”取代。
4.春秋时期器乐和声乐已经分别从乐舞形态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也为歌舞伎乐雏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5.春秋时期“郑卫之音”、“女乐”等“新乐”的盛行, 极大地促进了钟磬乐的迅猛发展。
到后来钟磬乐的没落是因为: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西域文化的传入, 人们的音乐审美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钟磬乐具有庄严凝重的音响特色, 适于为典雅肃穆的雅乐营造气氛, 是一种时代音乐特征的体现。笙、笛、琴、瑟、琵琶、筝等轻型丝竹乐器则更适宜于轻歌曼舞的歌舞伎乐之需要。
总而言之, 春秋、战国之际, 由于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 使得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雅乐”为代表的乐舞形态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具有歌舞伎乐形态特征的“新乐”则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普遍喜爱, 导致了新旧两种音乐形态在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交替过渡, 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演变, 包括文化伟人孔子在内。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音乐形态的转型, 迎来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开辟了中古时期歌舞伎乐空前繁荣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上)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2]刘再生, 《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3
[3]黄翔鹏, 《黄翔鹏文存上下卷》, 中国音乐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07
形态视角 篇7
辞书形态, 是指辞书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 辞书出版物本身为一个系统, 其形态则是指系统的四大构成要素之一——结构, 即“系统内部的组成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出版物有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载体, 二是内容, 出版物形态则是指其载体与内容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 这种方式如何直接决定了出版物系统的功能。关于形态多样化, 系统论指出, 系统的功能相对于其构成要素和结构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因此在有些情况下, 具有同一功能的系统其元素和结构都有可能不相同;关于系统形态变化, 则是因为系统对环境具有适应性,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影响到元素或其关系, 使之发生变化, 那么“这些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会随之改变, 以便系统能够适应环境, 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辞书的本质是工具书, 它与其他图书的核心区别在于它的工具性, 强调效率、实用和易用。围绕工具性, 传统辞书由于载体的限制, 只能在辞书内容的编排上做文章, 因此传统辞书的体例十分特殊。但在数字出版环境上, 数字技术使内容全部转化成“0”和“1”的标准二进制数字编码, 实现了其“内容与承载它的物理载体的分离”, “文章或者书并不一定要和一堆纸张联系在一起”, 这导致两种结果, “每一种选择都包含许多选择和许多机会, 即:有许多新内容可以出版;有许多新方法来出版它们”。这样, 出版物的载体和内容就分为了两条线进行演进, 每一元素的变化都会改变出版物的结构, 引起其形态变化。
对于辞书出版而言, 首先是纸质载体向数字载体演进, 随之而来传统的印刷复制方式亦向数字复制方式演进。传统辞书因为载体限制了辞书功能的发挥, 而只能依靠内容的编排体例发挥其主要作用, 数字载体的出现, 因为其半智能性和可检索性, 很快就凭借其智能查询和荧幕显示代替了传统辞书内容编排体例的功能, 而且由于内容的标准化编码, 理论上数字载体可以存储无限的内容。总之, 数字技术首先改变了传统辞书构成元素载体和内容不可分割的关系, 使二者实现了分离, 这为以后数字辞书新形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传统辞书实现了数字化并没有改变其根本的属性:载体与内容虽实现了数字化, 但由于载体的固化, 内容与传统辞书一致, 不可更改, 载体与内容二者仍然无法分离。
直到网络介质的出现, 数据库技术的应用, 才使得辞书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数字出版时代才真正到来。在Web1.0时代, 网络带给辞书的第一个变化是其载体向网络介质转移, 从而实现了虚拟化, 不再呈现出物理形态, 第二个变化是互联网为内容与读者建立了联系, 实现了远程访问。载体和内容的变化促生了辞书新形态的出现——传统辞书的网络版本, 它的特点是载体虚拟化, 而内容与传统辞书保持一致, 但通过网络首次实现了大范围单向传播。
在Web2.0时代, 网络发展为网络辞书形态带来了巨变, 真正的网络辞书出现。Web2.0时代强调用户生产内容 (UGC) , 强调用户与用户、用户与编辑的互动, 强调信息和知识的共享。此时, 辞书的内容生产者开始由专业编辑向网络用户转移, 由网络用户参与编辑的词条开始成为网络辞书的内容, 并在网络上进行广泛传播, 而且任何用户都可以进行管理, 辞书内容由封闭转向了开放。维基百科是网络辞书的经典案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载体虚拟化, 内容不再固化, 可以由用户生成。
伴随着移动联网智能终端的出现和普及, 数字出版迈入了新阶段——移动数字辞书出现。显然, 智能终端又一次改变了辞书的载体, 功能强大的终端设备使辞书内容的价值随时随地得到实现, 用户也可以随时随地对内容进行管理。直到此时, 数字辞书的发展才真正使传统辞书过时, 载体和内容二元素分别发生质变, 而二者关系也由之前的不可分割到现在的完全分离, 从载体限制内容到载体服务内容, 推动辞书结构的不断重构, 辞书功能优化。
总体而言, 出版物形态的演变过程中, 载体逐渐由信息存储介质向信息处理介质演进, 内容则由不可管理向可管理演进, 二者的关系也从相互依存到分离, 从载体限制内容到载体服务内容演进。这一切都与大环境, 即信息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信息传播主体及观念、行为的变迁息息相关。
辞书出版物的载体元素经过了封装式电子载体到网络载体再到综合移动智能终端载体的转变, 载体的演变逐渐强化了辞书的工具性, 使辞书向着智能化、高效率的方向前进;而辞书出版物的内容元素则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读者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辞书工具性的指向。
但数字出版对辞书形态的本质影响并不在载体的变更上, 而是在内容上。辞书独特的工具书属性表面上被载体变化所强化, 但实际上辞书内容才是其工具书属性的根本体现, 而且出版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内容, 所以理解辞书形态变化的本质, 仍需对其内容进行考察。辞书内容本质的变化必然与时代环境的知识结构变化紧密相连, 因为辞书本身是知识变迁的产物。目前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对知识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总量增多, 但基于兴趣、风格等原因进行类型划分;用户崛起, 个体知识向公共知识转移;网络化使知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辞书内容也因为网络时代的知识特征而发生了变化, 而这些变化才是辞书形态变化的本质。
其一、知识细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如同社会劳动分工一般, 细分程度逐渐加大, 类型逐渐增多。在网络媒介中, 用户基于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学科, 甚至不同的话题等, 形成诸多知识分享和交流的圈子, 导致了许多小众知识领域的出现, 数字辞书能够介入这些小众知识的出版, 因为网络中长尾效应的存在, 出版这类低成本小众化的辞典百科, 理论上并非不能赢利。而且, 类型化小众化的数字辞书不断增多, 其所覆盖的受众面会不断扩大, 赢利的可能性也会更大。总之, 数字辞书能够收录几乎所有类型的知识, 使小众化知识得到传播。
其二、个体知识成为辞书内容。个体知识一般是指个人习得的独特体验、思想、技术或方法等, 或者说, 对某一个知识领域的某一点知识十分精通。数字辞书, 比如网络百科全书, 为某一点知识的真正掌握者提供了编写词条, 将个体知识传播出去成为公共知识的机会。个体知识成为公共知识, 网络辞书为其提供了上升途径, 一方面个体知识实现了传播增值, 一方面也促进了知识总量的增长, 从而使得数字辞书的知识更丰富更专业也更人性化。
其三、知识连接成网。在现代生活中, 检索知识已成为一个常态, 网络上浩如烟海的知识, 必备藉助搜索引擎才能够检索到需要的知识。知识之所以能够被检索到, 是因为在互联网中, 知识与知识已连接成网。数字辞书实现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 知识点成为节点, 通过联结成为知识网络。知识网络的形成重构了知识存在的结构, 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知识的利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辞书系统的 (结构) 形态总是随其基本构成元素载体和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不过在二元素的变化中, 载体的变化仅是强化了辞书的工具性,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辞书的属性, 辞书的属性仍体现在内容元素方面, 内容的变化才是理解辞书形态变化的核心。
摘要：在数字出版环境下, 辞书新形态代表着未来辞书发展的方向, 如何理解辞书新形态变化的本质, 成为理解未来辞书出版的关键。本文以系统论为分析方法, 通过分析辞书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元素之间关系的变迁, 描述了辞书形态变化的过程, 并从内容角度出发提出了辞书形态变化的本质所在。
关键词：系统论,辞书,数字出版,出版物形态,载体
参考文献
[1]杨缦琳, 胡爱本, 张伟.思维与方法新科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5.
形态视角 篇8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民工群体内部逐渐分异,农民工代际划分及群体间不同的特征逐渐显现。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12528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46.7%,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他们既无法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也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环境的认同,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就算实现了职业的改变,也还没有实现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改变,还是处在城市经济制度的有限接纳与社会制度及传统思想排斥的夹缝中,造成了“社会性拒入”与“经济性接纳”同时存在的尴尬局面,变成了徘徊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边缘群体”。
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群体,其居住方式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多把居住作为农民工移居城市的物质性条件加以考虑,而忽略了其社会意义。实际上,居住方式、居住环境、聚居形态等无不充满城市社会学意蕴,换言之,从“社会性” 的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是非常必要的。
1. 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其面临的社会环境竞争更为残酷,他们对城市社会和乡村环境都无法认同,这一群体陷入了城市融入的困境之中,对自己的边缘化地位的现状越来越敏感,在群体行为上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排斥性与对抗性,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居住正是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
重庆地处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较之东部有一定的差距,城市发展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特征。 随着重庆市信息制造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大量农民工涌入重庆主城。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总量为1011.9万,其中30岁以下的农民工总数为326.4万, 群体基数巨大、问题较为突出。作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将农民工问题列为试验区建设的首要问题,凸显了连接城乡的农民工在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中的重要地位。从全国来看,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调查中选取重庆市主城区内16-3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72份,回收有效问卷为244份。从对被调查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 收入等基本状况的问卷来看, 他们具有以下特征:
1.1性别比例
接收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人数为158, 占总数的64.8%,女性比例为35.2%。可见,男性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1.2年龄结构
2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8.2%,21-25岁的占57.4%,26-33岁的占,34.4%。
1.3婚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已婚人数为143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8.6%,未婚人数为38.5%,此外还有7人处于离异状态。
1.4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的人数只占到15.6%,中技、高中学历占到54.9%,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13.9%,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基础教育的进步和提高,一方面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在知识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 并且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行为中与他们对父辈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就业、生活、 消费、社交等观念有着显著的新城市人特征,他们的行为和城市居民几乎没什么不同。
1.5职业构成
技术类、体力类和服务类是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工作,人数分别为82、79和44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3.6%、32.4%和18%。其中销售类和管理类分别有22和13人,各占调查总人数的9% 和5.3%,此外,还有4人从事个体经营,占总人数的1.6%。
1.6收入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不高,1000元以下的占8.2%,1000-2000元的占32.4%,2000- 3000元的占36.1%;3000元以上收入水平的仅占23.3%,其中占41.7% 的来自工作艰苦的建筑业。 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由于其在劳动强度大、就业环境差、工作时间长上的突出行业特征,使得其工资平均水平高出其他行业。
2.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特征
由于户籍制度的桎梏,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主体社会之外,因而他们也形成了不同于市民的生活方式、行为规则与观念形态,而这种差别在居住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2.1居住形式
与同事、工友居住在一起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43.4%,是他们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此外选择单独居住的比例也达到了20.9%,同时有16.4% 的人选择与配偶( 子女) 一起居住,分析发现:婚姻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式有一定影响,举家迁移的模式客观上对居住形式提出新的要求,家庭迁移的完整性有利于社会融合。
2.2住房来源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来源具有差异性,其中出租屋占城市住房来源比例最大,达到43.4%。工作场所和集体宿舍分别占到占21.3% 和15.6%。相对而言,自购商品房所占的比例较小,占13.1%, 还有4.1% 和2.5% 的人选择廉租房和借住亲友家中。这与市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市民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64%,二者相差几十倍。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住房保障之外,没有获得福利分房的机会;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进入城市时间较短,购买房屋的比例非常小, 仅13.1%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自购住房,其中60% 的为在城市中工作5-10年的农民工。71.8% 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考虑到收入水平和工作变动等因素,更倾向于个人租赁。
2.3住房质量
从住房质量看,明显低于市民。首先从人均面积看,4人及以上混合居住的比例为47.3%。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 ㎡的占8.1%;61.7% 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不到10 ㎡;相较于重庆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17 ㎡的标准,仅有2.7% 的农民工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在30㎡及以上。从住房的配套设施看,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设施不完备,除员工宿舍和公租房外,大部分住房内都没有淋浴设施和厨房,有的甚至连厕所也没有,显然居住条件比市民差很多。
2.4居住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50% 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城郊和工业园区,这些地区具有居住成本低廉、距离上班地点近等有利因素。但城郊由于缺乏规划管理,造成建筑物无序建设、条件简陋,缺乏管理和服务, 往往是城市生活的死角,城市问题的集中地和多发区; 工业园内虽说有利于企业管理,但客观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场所与住所“两点一线”的格局,从而导致与城市居民生活的隔离,对他们的城市融入设置了障碍。在居住环境方面,配套设施少,绿化面积小, 公共卫生 “脏、乱、差”现象突出,有的住房还存在消防隐患,环境质量堪忧。外部配套方面,44.7% 的群体居住在无任何医疗配套的区域,31.4% 的群体居住在无任何教育设施的区域。
3 .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
3.1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
中国自古以来有“安居乐业”的说法,可想而知 “居”是非常重要的。据调查结果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形式主要是出租屋,其次是工作场所。出租屋的不安定性和工作场所的不舒适性既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边缘化,也显示出他们无力获取更为稳定和安全的住所。居者有其屋,新生代农民工要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有一套稳定的住房很关键。 虽然已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自购了商品房, 其在经济上能较好地融入城市,但相对较低的比例从侧面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分化,仍存有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远远享受不到在城市有住房所赋予的稳定与安全感,其经济融入存在困境。
3.1.1住房开支与经济融入
从住房开支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在住房开支方面是很低的,一般为300元以下;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上的开支要高得多,其中近70% 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的住房开支在300元以上,这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其消费观日益城市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状况要好。
3.1.2居住形式与经济融入
从收入情况来看,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中,近60% 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根据重庆市2013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414元,说明新生代农工在基本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在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已具备一定的经济融入能力。然而, 据重庆市政府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重庆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2.17 ㎡,居民拥有住房比率达90.1%;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购房比例仅为13.1%,其中将近70% 人均居住面积在10 ㎡以下,仅有2.7% 居住面积达30 ㎡以上的。从自住房比例和人均居住面积的巨大悬殊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状况的差异可见一斑,新生代农民工若想融入城市, 需要拥有自己稳定的住房,但在这一点城市高房价的给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这一点出发,住房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经济障碍。
3.1.3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与市民居住物质形态的差异,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体的想象空间,强化了“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是一个符号环境, 城市人对城市外部环境刺激的反映,对自我的认识, 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都依赖于对所处的城市环境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因此,个人并不是被动地或无意识地利用城市环境,而是充分理解环境并利用其建构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其居住的方式、内部条件、外部环境以及其所观察到的市民的居住状态都会对其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如前所述,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市民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强化了他们“农民工”的身份意识。调查中,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外表,在穿衣打扮上尽量向市民靠拢,说普通话,虽然有时走在街上会被认为是大学生或者是本地人很高兴,但是一回到又脏又乱的住处,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屋子,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仍然和城市人相差很远,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而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生活了一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式不同,其自我身份认同也不同。见表1、表2。
显然,已经购买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而不是“农民”身份,相比而言, 其他无稳定住房来源的人自我认同的比例要低得多。 而王晓华调查也表明,86.6% 购买住房的深圳移民认同深圳是自己的城市,可见,是否购买住房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很大影响的。在很多人看来, 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 没有房子你就是城市的过客。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住有所居的传统观念有关,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 能否在一地买房不仅仅是经济能力的表现,更是其安身立命,在城市拥有合法政治身份的象征。
3.2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入
文化融入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群体
的个体们在不断地发生接触以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排斥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反映了其在城市的文化融入状况。
3.2.1制度排斥与文化融入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社会分化,有专家指出城市内部正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即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与一般市民之间逐步分化的结构关系。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二元结构”。由于有形与无形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与一般市民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消费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上,也凸显出社会结构性的差异。城市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名义上是为城市现有人口提供服务的,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以及城市人文环境等因素,却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例如,城市公共图书馆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是现阶段我国图书馆中,尤其是大型的省市级图书馆中却很少能见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这或许与图书馆所提供的读物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差别、开放时间与其工作时间的差异等因素有关,但图书馆这种带有城市符号的场所,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一种无形的拒绝。这样,在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和消费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无形的裂隙乃至鸿沟。
3.2.2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文化融入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和持续的城市开发,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富裕人口与中产阶层通常居住在城市中心地段,这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完善;而低收入阶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住在城市边缘地带,这里往往交通不便,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布局不合理, 质量较差,新生代农民工要担负由此显著加大的生活和就业成本,从而形成了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与社会空间结构布局的错位现象,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设施。
3.2.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居住的边缘化、城市空间资源匮乏,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从而强化了他们的过客心态。城市社会学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城市的空间配置是城市各阶级为争夺城市的空间资源而相互斗争的结果,其实质是城市中各阶层所处地位高低的物质表现。居住的分离是阶级分化的物化表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占有最优良的用地,而市政府作为统治群体的代表,以提供不同的公用服务设施的方法,认同、甚至加剧了居住的分离,其实质是加深了阶层分化,更造成了城市公共资源享有的不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由于基本没有参与城市空间资源争夺的能力,也无力改变自身的居住状况,所以,他们对城市的发展与变化漠不关心,也很少参与城市的公共活动。调查发现, 仅有37.7%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参加过募捐活动,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的有15.8%,参加过居委会自治选举的仅4.4%。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式的不同,其参与城市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也有一定的差别。见表3。
一般而言,购买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享有和市民相类似的空间资源并能很好地与城市融合,他们参与城市公共活动的比例最高;其次,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一部分因与市民居而享有一定的城市空间资源;而住单位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隔离性最强,因而他们对城市的公共事务也最不关心,而这种隔离强度的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差异呈正比的状况,更进一步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客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居住形式有关。
3.3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入
3.3.1居住形式与社会交往
一般来说,住房在作为农民工经济资本存量的显性特征的同时,往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状况。据调查结果显示,自购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最不困难,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生活。一方面,自购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其拥有城市住房,内心的安定感和归属感更强,而住房所带来的附属优惠( 孩子可就近入学等) 使得其对户籍制度给农民工的限制感不强烈,他们往往更愿意与本地人交往;另一方面,自购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经济能力相较其他农民工群体较强,而经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社会地位和个人素质,在社会地位和个人素质上的优势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去融入城市中。而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以城郊的私人住房为主,这样的住房空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交往范围和与市民的交往机会, 而长期的空间限制也弱化了他们与城市市民的交往意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心理融入。
3.3.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居住的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与城市建立互动的渠道,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必然要面对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合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合就是通过与城市的互动来汲取社会资源,建立与城市的社会联系,而这主要通过社会交往来实现。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更多与市民交往,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之间的交往互动是有限的,只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朋友中有当地市民,与当地居民一起锻炼身体的有23.5%,参加过居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有14.3%,参加过其他集体活动仅有9.8%。当然,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入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与市民的居住隔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可以从不同居住形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交往之间的差异中得到验证,见表4。
自购房屋的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流动人口较容易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的比例最高,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次之,住单位宿舍的最低。说明居住形式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互动交往情况。社学研究表明, 居住空间上的阶层分化特征并非单纯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导致社会阶层化、社会封闭趋势显性化的重要机制。换言之,空间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交往上的隔离。购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空间与市民基本不存在隔离,因而他们与市民的互动、交流也比较频繁,能够很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而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空间的封闭性不十分明显,与市民交往的机会也相对较多,所以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状况要比住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好。住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单一,其社会交往网络的拓展受到了限制,基本没有职业以外的渠道接触市民,所以其社会适应性是最差的,其心理融入的状况也最差。
4.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不仅关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影响着他们市民化的程度和过程。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预测,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约为77% 至80%,城市人口约为11亿至12亿, 每年有1200万农民转为城市人口。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主体社会的障碍,使他们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对加快和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既能满足其“物质性”生活要求,又能满足其“社会性”社会生活要求的住房供给是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最有效途径。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居住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基本活动之一,是其在城市生存、发展、进而转化为市民的基本条件。从城市社会学意义上讲,居住空间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容器,是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对于其融入城市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居住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着居住隔离与居住差异,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从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三个方面对这种差异与隔离做了分析,指出居住形态的差异与隔离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融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