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交流

中西方交流（共12篇）

中西方交流 篇1

一、满语文的创制与改进

满语文包括满语和满文。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 满语支, 源于金代女真语, 但满语并不完全是女真语。直到清太祖早期, 女真仍然只有语言, 没有本民族文字, 一切文件书写都是借用蒙古文字。

关于创制满文的缘起和过程, 《清实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己亥年 (1599) 二月“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上曰:‘汉人读汉文, 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 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 必译为蒙古语读之, 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上曰:‘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 联缀成句, 即可因文见义矣。……’于是上独断, 将蒙古字制为国语, 创立满文, 颁行国中, 满文传布自此始。”[1]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 额尔德尼、噶盖在蒙文基础上创制出满文。诞生在十六世纪最后一年的这种满文通常被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

由于老满文语法不完备, 用老满文翻译汉文书籍时经常遇到困难。对此皇太极曾说:“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 上下字雷同无别, 幼学习之, 遇书中寻常语言, 视其文艺, 易于通晓, 若至人名地名, 必至错误。”[2]当时许多字母发音不同, 但书写是一样的, 这就容易造成许多错讹。为了完善老满文, 皇太极命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后金天聪六年 (1632) , 达海在原来的字母上增加圈, 增加点, 并且增加字头, 使满文成为较成熟的文字, 这一时期的满文发音更为清楚, 表意更加准确, 通常被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新满文也是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官方文字。

二、17-18世纪, 满语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17-18世纪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 许多满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满学以及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教授在论及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称, “满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阎崇年研究员则称“满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明末清初, 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 开启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在这众多的传教士中, 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 而满语文则是他们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满语、翻译满文著作, 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 也把西方先进的科技介绍到中国, 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 如几何学、历法、医学、文学等。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怀仁 (1623-1688) , 字敦伯, 原名斐迪南·维尔比斯特, 比利时人, 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 (1659) 来华。康熙十年 (1671) , 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 在清宫中享有很高声望, 在天文、历法、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 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满文 (33卷) 等。康熙三十五年 (1696) 在欧洲首次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满语语法, 并将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张诚 (1654-1707) , 字实斋, 原名让·弗朗索瓦·热比隆, 法国人, 耶稣会教士。康熙二十六年 (1687) 来华。翌年入京, 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引荐康熙, 在宫廷内学习满语, 后与白晋一起任宫廷教师。1689年奉命以清廷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交涉。曾多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满蒙诸地, 留有《张诚日记》, 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山川风貌进行了描述。著有《满文字典》等。白晋 (1656-1730) , 又作白进, 法国人,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来华。他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以及人体解剖学。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 后整理成册, 并译成汉文, 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 (1665-1741) , 字克安, 法国人, 耶稣会教士。康熙三十七年 (1698) 来华。康熙末年任养心殿行走之职。巴多明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如《周身血脉图》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钱德明 (1718-1793) , 法国人, 他最早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 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长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职, 在宫廷中教授西学, 居留北京43年, 苦学满文、汉文, 钻研中国传统文化, 在满语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满文文典》等。

通过大量的满文与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译, 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大量的交流, 其中满语文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缘何满文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首先, 这是由满语文在清朝的地位所决定。满语是清朝的国语, 是统治阶层通行的语言, 统治者甚至一度把“国语骑射”作为清朝国策推行。清太祖亲自组织创制满文, 清太宗改制新满文, 而且曾特作规定:“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 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 查出决不轻恕。”[3]清世宗在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中, 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满语文, 他们还擅于运用满文进行艺术创作。其中, 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都是杰出代表。在当时, 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已被译为满文。仅达海参与翻译的就有《明会要》、《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其次, 这是由满语文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区别很大, 对于西方人来说, 汉语学习是十分困难的。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 甚至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4]。而另一位传教士更是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 “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5]而满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文字更为接近。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其中元音字母6个, 辅音字母22个, 以及为拼写汉语借词而设计的10个特定字母。满语属于黏着语类型, 满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 与汉语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传教士们认为由满文转写的汉语书籍使他们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国经典文献。甚至博通汉文的欧洲学者们也认为, 正确的满文译本将会对他们理解汉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 这是由传教士的传教要求决定的。当时的传教士被要求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 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来到大清王朝的传教士也是同样, 他们必须精通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字, 也就是只有熟练掌握满语文才能够与清朝统治者进行直接对话, 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大清王朝的各个阶层。清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众多传教士, 不畏艰难, 刻苦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 以达到与清政府高层人物交流的目的。

三、19世纪以来, 满语文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以来, 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 从原来的重要媒介转变为世界汉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由满语文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等因素促成的。首先, 一般认为, 乾隆朝之前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之后, 满语文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走向衰落。到清朝后期, 使用满语文的人数就比较少了, 满语文的实际应用非常少。最初传教士想通过学习满语文取宠皇帝, 接触高层的愿景不复存在。其次,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势衰, 西方列强觊觎中国, 中西交流更趋频繁。西方的军事家、外交家、商人、传教士等形形色色、各种身份的人带着各种目的的人涌入中国, 接触到满语文的人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通过满语文了解中国、深入中国、制定对华政策的目的逐渐显现。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军事目的, 还是文化交流的目的,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展了满学研究, 满学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尤其德国、俄国、法国等国家的研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德国是早期开展满学研究的国家之一,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拉勃罗德 (1785-1830) , 他于1828年完成的《满洲文选》, 被誉为“满洲语之入门书”。威廉·硕特 (1807-1888) , 柏林大学满文教授, 翻译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嘎伯冷兹 (1840-1893) 是19世纪德国的著名汉学家, 他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本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 曾在莱比锡大学任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

俄国有一些专门从事满语教学和满学研究的机构, 如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喀山大学东方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东方学院等。在众多的满学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罗索欣等。罗索欣曾在国子监学习满汉文, 回国任俄国科学院通译, 讲授满、汉语, 被后人誉为俄国第一个中国学家和满学家。主要满学著作有:《满汉文的俄文转写》等, 并将满文《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八旗通志》和《三字经》等译成俄文。瓦西里耶夫 (1818-1900) , 1840年来华, 1851年返国。通晓多种东方语言, 如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及梵文、朝鲜语、日语等, 著述颇丰。历任喀山大学满语及汉语教授、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伊凡诺夫斯基 (1863-1903) , 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 通晓汉、满、蒙、藏文字, 对中国满族颇有研究, 是俄国汉学界有影响的人物[6]。

参考文献

[1]清太祖实录卷3[M].己亥年二月辛亥.中华书局, 1987.

[2]清太宗实录卷11[M].天聪六年三月戊戌.

[3]清太宗实录卷18[M].天聪八年四月辛酉.

[4]利玛窦等著,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 1983.

[5]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6]黄定天.论俄国的满学研究[J].满语研究, 1996 (2) .

中西方交流 篇2

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学院：会计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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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外国的很多传统节日慢慢融入我们的生活，如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等等。同时，我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等，也流传到西方国家。通过对东西方传统节日的认识了解，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交融。世界是斑斓多彩的，对世界文化的描述也同样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性，其文化也是各具特色；也因为同一个文化现象，如果选择的观察视角不同，也会看到不同的内容，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将从东西方的传统节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融。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中外古今都不例外。节日活动则是这种风俗习惯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节日是指一年中被赋予特殊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是人们丰富多彩生活的集中展现，是各地区、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总结和延伸。

从传统节日的起源上看中西文化差异从中西传统节日的起源，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节日遵循着从起源，形成到衰亡这个自然规律。由于各国有着不同的国情，其传统节日的起源和形成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是由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而西方的传统节日的起源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是由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中，其传统节日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包含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主要是从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我国古代长期以农为本，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上千年，“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方式源远流长，农业生产状况，农作物生长情况一直是 老百姓心理情绪的“晴雨表”。因此，中国传统节庆活动都是依照农历上的节令产生的，人们通过丰收农闲时的这些欢庆活动，祭祀日月星辰，庆祝五谷丰登，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在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总结出四时，二十四节气，形成了以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勤劳的中国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气的关照。古人云“春雨贵如油”，“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在古代，春节、清明节（古代称三月节）等都是重要的农事节日。由此可见，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之中，所以传统节日当然不可避免地保持其农业色彩。中国的主要传统节日，都跟中国作为农业社会所厉行的历法和中国历法中所规定的节气密切相关，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西方的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中国的相比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西方文化由于长久受基督教的影响，其传统节日起源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情人节（纪念名叫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复活（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万圣节（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这些节

日的起源大多与宗教有关系。当然，西方节日中也有和农业有关的节日，但他们以农业为主的节日的历史不如中国漫长。在西方，人类社会早期的节庆活动也具有企盼丰收的性质。后来，由于基督教等宗教的兴起和普及，由于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敬奉土地乞求丰收的传统节庆习俗逐渐被人们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宗教意识衍生出来的节日。西方国家，最初多以畜牧业为主，尽管后来农、工、商都有较大发展，但农业大多没有成为立国之本，因此人们对季节气候的重视程度不及中国，他们最注重的是基督教。同时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在起源时期就带有的宗教色彩，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

从传统节日习俗看中西文化差异日习俗则是在节日里出现的风俗习惯和庆祝方式。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庆祝活动，这一点中西方都相同。但中西方的节日风俗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中亦能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节日习俗上有着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传统节日的习俗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而西方国家传统节日的习俗则主要以玩乐为主题。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并且以家庭为单位。中国讲究饮食，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中国饮食文化的民族特色在于，饮食文化不仅仅是关于饮食本身的文明成果，而且内化为一种具有信仰，禁忌等文化意义的民族心理，成为文化的隐喻象征符号体系。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以具有文化意蕴的饮食风俗:如清明节的冷食与雄黄酒，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重阳糕与菊花酒，端午节的粽子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主要以吃喝饮食为主题。" 中国的传统节日，基本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不可避免地留下封建社会的痕迹: 等级制、家族式，节日无不以家族内部活动为中心。西方国家的传统节日习俗主要以玩乐为主题。西方人对生命的追求是以健康快乐为目的，除必须的饮食营养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宗教和娱乐活动来实现，认为人生来有原罪，必须通过信仰上帝，参加宗教仪式和不断忏悔等才能赎罪，从而得到行令净化和快乐，因此西方的节日习俗不仅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注重宗教仪式后的一种身心季解脱式的愉悦和快乐。如西方最重视的圣诞节，每年的圣诞前夕，各教派的教堂都要举行礼拜仪式，由教堂的圣诗班为大家演唱颂诗。许多家庭也有在圣诞节前夕进行祈祷，齐唱颂歌的习俗。人们在圣诞之日汇集在广场，围着拜访在那里的高大圣诞树齐唱颂歌等活动。还有热闹非凡的圣诞晚会。另一个能充分展示和反映西方节庆文化精神的节日便是愚人节。愚人节又称“万愚节”，也是一个著名的西方传统节日。按照传统，在愚人节里，什么人都可以取笑别人，也可以被别人取笑，甚至有的玩笑简直就是恶作剧。在复活节期间，伦敦要举行盛大的化装游行；感 恩节期间，美国的乡村市镇举办规模庞大的化装游行、戏剧表演和体育比赛等等。西方的传统节日习俗都表明了西方的节日文化主要以玩乐为主题。同时，西方的传统节日更多的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集体性和狂欢性，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性张扬。这与中国节日的家族性恰好相反，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群体性，反映了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的愿望，体现了人人平等，自由表现自我的特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民族在这种传统节日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中国讲究饮食，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西方则偏好交往，具有游牧文化的遗风和商业文明的特色。

17、18世纪中西艺术交流 篇3

关键词：艺术；交流；绘画；“中国风”

一、欧洲传教士与西洋绘画的传入

明清时期，在西方文化逐渐深入中国的过程中，天主教传教士的进入最早发挥了其中介作用。他们把用做宣传布教的一些欧洲绘画、书籍带入中国，而占有中国传统地位的文人画开始受到触动，有人摒弃，有人折衷。中西方艺术迎来正面的交锋，交流和融合必将是思想与文化相互之间激烈的碰撞。

从1592年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开始，一直到后期的在清廷供职并且成为宫廷专职画家的郎世宁，这些传教士从欧洲带到东方的西洋绘画作品对清时期的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产生了一定影响。据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从姜绍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读出当时西方接近视觉上真实效果的写实性的绘画特点。文艺复兴后，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对透视解剖的研究，形成了他们尊重客观现实、着力于再现真实客体的写实绘画体系。这种与传统“中国画”追求线条，笔墨迥异的绘画技法，在绘画思想上也大异其趣。视觉上、审美上的差异都表明了中西方文化背后观念的巨大差别。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写实体系作为一种新的绘画形式对当时中国传统的绘画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意义。清朝的皇帝虽然以天国自居，对西方国家的传教活动不太欢喜，但是对于传教士都采取“会技艺之人留用”的态度。因此一些传教士便以画家的身份在清廷供职，当然以郎世宁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批中国的宫廷画师开始向这些传教士学习这一阶段的西洋绘画的焦点透视、明暗和色彩等技法。出现了如焦秉贞、蒋廷锡、冷枚等热衷于尝试“海西法”和“海西烘染法”作画手法的画家。同时，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年希尧首次在中国介绍西画焦点透视法，并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透视的书籍——《视学》，直到现在都对我们的美术教学产生着作用。

郎世宁无疑是这个时期连接西洋绘画与中国绘画最为重要的纽带。他在中国任职期间创作了一系列的绘画作品，早期的作品有《聚瑞图》轴（绢本设色，1723年，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嵩献英芝图》轴（绢本设色，1724年，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百骏图》卷（绢本设色，1728年，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这三幅图中可以看出，其为了讨好皇帝而在题材的选择和构图上都是努力模仿中国传统的绘画，但在绘画手法上还无法褪去其明显西方绘画的特征，重明暗的对比、强调色彩关系以及透视和画面的空间关系。于是才出现了有郎世宁等院体画家与宫廷画家共同完成的宫廷合笔画。这样的绘画在很大程度上使中西方艺术进行了融合，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笔墨的格调又融入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特点。而在后期创作的《慧贤皇贵妃像》（纸本油画，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朝服像》等一系列的肖像绘画中刻意削弱了明暗的对比，运用西方的写实能力辅以人物真实的色彩并与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和线描手法巧妙地融合，使其更加中国化了。

但此时期西方技术思想和绘画的创作大多都还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由于文化差异，对题材的认知、绘画的媒介以及表现方法的不同，未能在文人和民间广泛转播。虽然内廷的文人画家和翰林画家受命与院体画家合作，却仅限于为皇帝和宫廷服务。不过，这些欧洲传教士画家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绘画技法为中国绘画的创作增加了更多的表现方法，也为后来中国油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欧洲兴起的“中国风”热潮

东西方贸易的频繁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掌握主动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将中国的艺术品和绘画理论、技法及工艺品等通过传教活动和贸易出口的方式带到欧洲。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这对于正处于教派纷争和战乱之中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美好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堂，象征东方的瓷器、丝绸、漆器、屏风等工艺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再加上大批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夸赞和宣扬，对于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来说无疑会使其在心中产生幻想和神往，这也引起了欧洲诸国的皇室贵族、收藏家和艺术家的浓厚兴趣。以至于正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一百年间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17、18世纪，中国的美术作品和艺术品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审美艺术的关注。描绘山水、楼台亭阁、庭院花鸟为主的中国画，以其清新自然、恬淡宁静的风格及奇妙的境界，被融入了洛可可的绘画，体系成为欧洲社会中中国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画风的影响之下，很多画家都纷纷的模仿和研究。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华托和法国艺术家布歇，从他们的画面上能够明显看出其中的中国画意味和中国元素。华托在其年轻时就研究过中国的绘画，也曾独立创作过很多中国人物画，从他的《百戏图》中就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古代画家一些技法上的借鉴，这使他的人物造型更加简约舒放且增添了一些中国画的写意性。还有他著名的作品《发舟西苔岛》更是富于中国画的神韵，整幅画面以含蓄的色彩表现了爱情的环境，远近交替的层峦叠嶂笼罩在朦胧之中，其在用色和构图等方面明显吸收了中国宋代的山水画特色。而另一位法国的大画家布歇也是中国文物的发烧友，在他的画室中不仅藏有很多中国的绘画，还有陶瓷、家具等。他的油画作品《早餐》中，特意描绘了中国瓷器和佛像。他最著名的当是他的《中国组画》，分别描绘了中国皇帝早朝、中国集市、中国捕鱼风光等一些场景，但由于他从未到过中国，也从未见过故宫，所以他对这些场景的绘制大多是从中国画中或是中国瓷器上的绘画中想象出来的，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人的生活，而更多地像是法国人的贵族生活。

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在欧洲市场自然受到了人们的追捧，从大量的荷兰静物画中，例如奥西亚斯·贝尔特的《盛在中国碗里的草莓和樱桃等静物》和彼得·盖里茨·凡·鲁斯特拉藤的《有银灯和茶具的静物》，我们都不难发现画中象征中国的物品。同样的“中国风”也发生漆器家具和纺织品上，17世纪末期大量输入欧洲市场的漆器家具和“描金”家具在欧洲各国也很受青睐。这些绘制有中国趣味的装饰图案的家具，一般都采用黑、红、金三色组合的方法，描绘一些中国花鸟竹林、山水风景、庭院人物和民间的故事等。欧洲市场设计和制作的瓷器、漆绘家具、金属制品、地毯等室内装饰处处可见“中国风”。在18世纪20年代法国王室贵族的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的影响下，具有东方情调象征性的“中国风”家具与当时正盛行的洛可可风格相融合，被人们想象成奢侈逸乐的欢乐场。由于大多数的欧洲人并没有亲身到达过中国，缺乏正确的认识，而文化和思想的差异性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完全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寓意。因此在欧洲兴起的这股“中国风”不过是盲目的群体无意识。

三、中西交流的碰撞与融合

对于17到18世纪期间中西方艺术的交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方面的影响大多是在某一个范围和领域内产生作用的。而中国的书法、文人画对于当时处于西方艺术核心地位的绘画、建筑、雕塑等领域影响程度并不高，反之亦然。我想这是由于中西方人根本的艺术体系的不同。客观来说，当时利玛窦、郎世宁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的技术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只是服务于皇帝和宫廷，未能与掌握文学艺术最高领域的文人进行正面的交流。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来看，正处于康乾盛世，中国人一向视西方人为“外夷”，在思想上更是觉得中国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文化。

中国文人画家绘画追求诗、书、画三者合一，他们以文人画的标准来评鉴西洋画，便不认为西洋画的优点和可借鉴之处。应当说，西方人理性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写实性绘画体系，与中国传统的追求“骨法用笔”“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以形写神”等为理论依据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立的。但也只是在那个时期，在后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更深入全面的交流中，谁都无法阻止人们对科学知识和艺术创新的渴求。如萨伊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所说的：“每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扯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扯‘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在阐释。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艺术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必然与这个民族的思想和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无论是我们在自己本民族传统的形式之上的创新，亦或是接受一种外来的新事物，都会经过历史和群众的考验。也许是时代的变迁，使新的事物被淘汰而没有留下来。也许与本民族的某些事物发生了反应，在融合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又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存在下来。但每一次交流与碰撞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下，谁都没有办法去判定或者说没办法用好坏来衡量，更不应刻意去限制或是阻止。

参考文献：

[1]王镛.中外美术史交流[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英]迈克尔·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交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作者单位：

中西方交流 篇4

一、合璧中西的育才目标

1.中体西用。1866年夏天,船政学堂筹建时,左宗棠在题为《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的奏折中阐明“: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3]32获准后,他亲自为这所西式学堂命名为“求是堂艺局”,旨在借外夷之力,谋本国务实之路。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洋务派局限于效仿其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并非思想观念本身。船政大臣沈葆桢怀着对外国习气改变少年性情的隐忧,命学生诵读《孝经》等经典并兼学策论,以增强传统文化修养。对于西方自然科学,船政官员等有识之士的态度已由排斥和鄙夷转为接纳和尊重。此外,经过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力劝,法国驻华使节签署公文,同意中国进口教学和建厂所用的设备,为学堂运作提供政治保障,这份公文在中西方科教交流史上无疑具有进步作用。

2.能力本位。船政学堂所选课程内容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以保证学生学到最前沿的科技。学生入学起就接受全外文授课,专业知识从录入到输出的全过程都依托外语环境,近似于现代的专门用途外语教学。他们不仅会读写,还在日常的师生交流和课程实践中融会贯通,提高听、说、译等语言活用能力,获得对外语和专业的双重巩固,为后来留学西欧、参与外交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每天上午上堂课,下午上厂课或舰课。堂课包括外文、几何等公共课,球面三角、微积分等专业基础课,机械制图、舰体制造等专业课。厂课尤指前学堂学生深入船厂的观察操作,包括熟悉机械工具、实习船体建造、制造安装蒸汽机等内容。舰课尤指后学堂学生的驾驶、演炮、航海实习等内容。整个教学过程工学结合,学生手脑并用,不仅通过堂课对学问知其然,更通过厂课及舰课的亲身实践知其所以然,逐渐形成完整、成熟、与国际对接的科学应用思维结构。

二、效法欧洲的办学体制

1.优胜劣汰。船政学堂开近代中国官方与海外合作创办精英教育之先河,突破传统以圣人遗训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主讲洋文和造船驾船技艺,校规严苛,奖优罚劣。学堂学制五年,教材悉数来自外国原版,学生入学起就要过语言关,他们从最基础的算数、物理等自然学科开始就要架构与语言学习同步的西方认知体系,考核频繁而严格。学堂规定“:每三个月考试一次,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除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学堂随时淘汰后进生,以首届为例,前后学堂共招生205人,仅72人毕业[4]300。但船政毕业生爱国图强,学贯中西,致力于实现中国近代的“海国图梦”。在晚清办学的40余年里,与世界时局相对应的管理机制一直贯穿着船政的育人历程。

2.洋师贤教。优胜劣汰制度不单应用于学生,也适用于教师。在左宗棠的力荐下,船政学堂聘请曾任法国海军上尉的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兼首席技术指导。他在亲自回国购买设备之际,高薪聘请法籍教学管理人员、教员、技术员和技工,随后又有一批英国专家来华任教。船政学堂采用西方合同的形式明确对洋教习的奖惩条例,使他们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国际合约履约人。洋教习行使责任制和导师制职责,学堂对教工执行绩效考核。对于循循善诱、成绩突出、令学生诚服的外籍教师,学堂予以续聘并授以官禄。对于目无法规、辱虐学生、工作不力的洋教习,学堂果断按规范终止其聘用合同,以儆效尤。在近代化的管理制度下,洋教习不仅有条不紊地教会学生专业的理论与实践,还幽默而直白地与学生进行交流,鼓励年轻人大声说出自己的见解,新奇活泼、知行合一、触类旁通的西式教法激发了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

三、师夷民生的留学泰西

1.高端深造。“泰西”是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统称。1877年沈葆桢排除万难,为船政学子创造了留学西洋的机会。留学监督日意格带领30名毕业生抵达欧洲,其中18名前学堂学生前往法国,12名后学堂学生赶赴英国。早在1872年至1875年间,就有120名平均年龄仅12岁的幼童留学美国,他们大多心性稚嫩,很快被万花筒般的国度吸引,全盘美国化[5]14。船政留学生年龄大约20岁,有相对成熟的价值判断,外语和专业功底扎实,具备胜任留学任务及成为国家栋梁的充分条件。经过中国首位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争取,严复、萨镇冰等六人获得到当时世界最高海军学府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机会,刘步蟾、林泰曾等六人被派往英国舰队见习。留法学生则进入各类高级技术学校、兵工厂和大型船厂,其佼佼者还游历欧洲其他国家。船政先后派遣111人留学泰西[6]128,他们触及多个领域,见证并参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成为最早用旷达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群体。

2.关注社会。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更是大工业时代的缩影。”与之不谋而合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欧洲派遣的留学生在学习军舰制造和驾驶的同时,也在细致体察大工业背景下的当地思想和民俗。严复早在1878年就完成手记《沤舸纪经》,分析成就英法富强的社会根源,他还常与郭嵩焘探讨中国落后的症结,比如严复提到“西方人筋骨皆强,中国不能”,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重视体质锻炼,中国学生只关注学习,通过借鉴西方教育之长,可以改良中国人的身体素质[5]19。魏翰在法国学习造船之余还研读了西方人文科学,成为中国首位欧洲法学博士。陈季同在巴黎自由政治学堂深造期间被举荐到驻法公使馆任职,他将自己耳濡目染的东西方文明进行淘洗和沉淀,用飞扬的才情和独特的风采宣传祖国,让欧洲全新认识中国人。

四、传播思想的创刊译作

1.西学救民。学成归国的船政学生不局限于军事救国,还为政治改良和国民启蒙作出了卓越贡献。甲午战争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满腔愤懑地意识到,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军备建设“,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也发端于同一年代,清政府惨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思想,几十年来的“中体西用”已不能满足改写大清命运的需要。严复兴办《国闻报》,强调平等,普及新知,主推以民智、民力、民德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翻译《天演论》、《法意》、《原强》等著作,逐渐形成“严译西学体系”,向国人宣传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罗丰禄的译作《海外名贤事略》以西洋格致为体,服务于中国的外交事务。为了广开民智,船政学堂法语教师王寿昌口译名著《茶花女》,国文精妙的学者林纾整理篇章[7]37。一经出版,茶花女为爱执着、无畏世俗的西方凄美故事就风行海内,深深感动了东方读者,这部第一次由中国人译介的西方小说,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矫正观念。担任驻欧公使馆官员的十余年里,陈季同不仅显现出极深的法文造诣和过人的外交才华,还竭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他向法国上流社会介绍中国,将自己多次演讲的内容编辑为《中国人自画像》。该书首次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描绘出一个美好的国家,让巴黎各界对中国丰厚的文化底蕴产生浓厚兴趣。此后陈季同的《中国人的快乐》和《吾国》等作品也相继问世,并被译为英语、德语等多种文字,远播海外。他率先将中国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译成法语,让中华民族理解幸福的方式淋漓极致地展现在西方人面前[7]39。1897年陈季同在上海创办《求是报》,翻译并连载《拿破仑法典》和《法兰西民主国立法律》,营造通过宣扬西方律法来优化社会制度的文化阵地。无论是中学西传,还是洋为中用,文化使者陈季同始终都在努力地冲破保守思想的桎梏,为近代中国谋求改革之道和国际话语权。

船政精英的共性在于他们最先接触了中国官方“引进来”的系统化西式教育,由于他们价值观形成的青少年阶段是在本土度过的,又学习过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他们有改变国家贫弱命运的远大抱负。他们还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目睹西方近代化,并探究其社会内因的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将所见、所学、所忧、所盼用独特的行动表达出来,要么恪守海防、视死如归,要么投身工业、科技救国,要么启蒙思想,文化兴邦,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在中国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都是通往进步和光明的。尽管当时跨文化交流不如暴力强权的影响来得猛烈,但它的内涵是以人为本的,正如一颗颗种子,在个体、民族乃至人类内心落地生根,慢慢萌芽,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开花结果,经过岁月的洗礼长成参天大树。

摘要：1866年成立于福州的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其创建初衷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建立新式海军并培养海军人才。中国近代众多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毕业于这所学堂,其中不乏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的巨擘。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篇5

历史

课  题

第7课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课  型

新授

教

学

目

标

知识

能力 学生能叙述古代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商路──丝绸之路，阿拉伯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和传播，马可·波罗在元朝的生活与工作的经历，《马可·波罗行纪》及其影响等知识。

过程

方法 通过对教材中插图和地图的观察，形成识读图表的能力。通过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平交往的历史意义”等问题的探讨形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

态度 通过学习，认同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是相互关系的主流，形成开放意识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意识。通过学习阿拉伯数字的由来与发展，通过对外国商人、使者频繁往来元朝原因的分析，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重点

阿拉伯数字的由来，马可·波罗在元朝的生活与工作的经历。

教学难点

世界各地区民族和平交往的历史意义。

教学媒体

多媒体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教 学 内 容 及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导入新课： 多媒体动画展示：0~9这十个数字，提问“你知道这十个数字是谁发明的吗?” 一、        阿拉伯数字的由来 1、              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第一自然段，多媒体投影图片《14世纪前后欧亚主要商路》。提问：连接欧亚的商路主要有几条？通过这些商路，东西方各国有哪些物产和文化的交流？ 和中国往来最多的是什么人？ 阿拉伯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什么？ 2、              阿拉伯数字的发明与传播    引导学生思考：如果没有阿拉伯数字，你会用什么方法表示1－10这十个数字？    阿拉伯数字是由什么人发明创造的?为什么称之为“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发明有何作用? 阿拉伯人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他们不仅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且注意吸收别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我们来看阿拉伯世界精神领袖穆罕默德的一句话。 投影显示：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引导学生阅读，了解他们在数学医学方面的成就 过渡：在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中，阿拉伯人起了一个沟通和纽带的作用，但是西方人也有直接来到东方，来了解东方的文明与神秘，其中著名的有马可·波罗。自由回答。 结合课文和地图，找出东西方的三条主要商路。 讨论回答。 自由回答。 阅读回答。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识读图表的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体会阿拉伯数字的简单快捷。 充分认识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 学 内 容 及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设 计 意 图

二、        元朝宫廷中的意大利人 1、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原因 教师引导：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17年，是什么吸引他来的呢？ 教师总结：元朝国力强盛，便利的交通，开放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向往者。 投影显示：《马可·波罗人物图片》及《马可·波罗一行离开威尼斯》 教师指导学生看教材中有关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过程及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提问：马可·波罗一行来中国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你有何感想？ 2、《马可·波罗行纪.》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1971年意大利驻联合国代表芬奇在欢迎我国参加马可·波罗东游700周年纪念活动代表团时说，它（指《马可·波罗行纪》）“向世界展现了迷人的中国文明”    讨论：《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影响？ 讨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平交往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意义呢？ 你打算怎样做一个国际交流的使者，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 本课小结：悠悠驼铃，漫漫古道，曾经往来过多少的使者，他们带着梦想，带着希望，为东西方的交流架起座座友谊的桥梁，阿拉伯人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天文学一一传入中国。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年，他的《马可·波罗行纪》为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前音。相信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定能做到。 作业布置： 参照课后练一练及活动与探究。 自由回答。 自由回答。 讨论回答。 回答：和平交往促进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的联系和友谊；传播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促进了各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 自由回答。通过对外国商人、使者频繁往来元朝原因的分析，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认识马可·波罗是东西方友好交流的重要使者 培养学生不畏困难和挫折、顽强建议的品格。 突破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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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东西方戏剧的交流 篇6

一、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实践的影响

早在1755年，法兰西喜剧院就曾演出过由伏尔泰根据中国古典戏剧名著《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不过那只是对故事情节的改编借鉴。至于中国戏曲的艺术手法，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彼勒梯也尔曾做过如下概括：“我觉得在中国戏剧与我们的戏剧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婴儿的呀呀而语和成人言语之间的差别。”(伦纳德.C.普郎哥《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在他看来，中国的戏剧显然还处于“摇篮时代”。十九世纪，也正是自然主义之父左拉的时代，受他的影响，中国戏曲的写意性特性自然被西方戏剧界诟病，无论程式化的表演方式、虚拟留白的舞台都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进入二十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带动了各种思想风潮，也使西方戏剧的思想流派变得复杂。“摇篮时代”的中国戏曲摇身一变为前卫的“超现代的戏剧技巧”。这一时期《灰阑记》是比较突出的一例。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传人西方已久，早期曾有过裘利安的法译本。德国的克拉朋和布莱希特在上世纪20、30年代先后改编成两种《灰阑记》。当年布莱希特正是通过观看克拉朋版的《灰阑记》开始了认识中国戏曲的过程。在东、西方几个不同版本的《灰阑记》中虽然有不同的情节和细节处理，但中心都是通过灰阑断案的情节检验人类共有的真诚的母爱。

《灰阑记》一例从文学层面说明了东、西方戏剧具有人类的普遍性。鉴于东、西方戏剧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表演方面，有必要提及这两方的渗透和交流情况。以程式化为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中的重要特征。但是在西方古典戏剧的进程中也确实存在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即兴喜剧就具有高度的程式化特征，并且曾经兴旺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曾经一度流行的欧美音乐剧是多种艺术因素的综合，也具有一定的程式，只是由于观众并不要求它具有高度规范化的程式，所以它只能说具备了一些程式化的雏形。可见，程式化并不是中国戏曲的专属，它可以看作是人类戏剧活动的一种艺术手段和方法，不仅在不同的戏剧样式中地位、作用不同，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中兴衰的情况也不同。

二、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

京剧大师梅兰芳于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真正开启了一扇让西方了解中国戏曲的窗，使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1934年，英国伦敦国家人民剧院尝试用中国戏曲的方式演出《王宝钏》并获得成功。不少美国大学也演出过中国戏曲，其中最多的是《灰阑记》和《王宝钏》，他们在演出中采用绚丽的戏曲服装、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脸谱和简单的戏曲程式，甚至还设计出一个有上、下场门的舞台结构，演员用散文讲话，音乐有中国特色，也用打击乐强调上下场动作。

布莱希特、梅耶荷德、柯普、热内等西方戏剧家在接触了中国戏曲后，借鉴了其中的形式和技巧，运用于自己的戏剧理论和实践，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行了大胆探索，由此产生出的各种理论表述和演出实践构成了现代西方戏剧革新链条中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以布莱希特为例，他在青年时代曾接触过与中国相关的戏剧演出并留下了印象，1935年在莫斯科观看了梅兰芳的京剧演出之后，认为从梅的表演中终于替自己长期以来推行的“离间”的表演理论找到了印证。从此以后，布氏一直对中国传统舞台艺术持高度的评价。中国戏曲也正是通过这批革新者的探索，对西方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现代西方戏剧的革新中，中国戏曲的传统表演体系成为西方戏剧家主要借鉴的对象。应该说，西方也有自己的非写实传统，如古希腊戏剧的一些表现方法。但这一传统在西方一度中断，不像中国戏曲一直延续至今并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样，中国戏曲不仅使西方戏剧革新者可以从中借鉴写意戏剧的精神、方法和技巧，而且还帮助他们了解到自己曾经的部分戏剧传统。

西方戏剧由十九世纪末与中国戏剧传统的对立到二十世纪革新派们主张的与中国戏剧传统的平行，主要依赖于思想的开放。正如肯诺德在《戏剧入门》中所说：“二十世纪的西方戏剧愈益趋向于东方戏剧的自由和想象。剧作家采用独自并直接对观众讲话，经常在通明的灯光下当着观众换景：面具、象征性道具和片段布景的运用对经常看戏的观众是可以接受的。同时，空间与时间的处理可以是完全灵活的——”中国戏曲促进了西方戏剧的革新，使他们看到，写实形式并不是表现现实的唯一方式，高度假定性的方法也能创造一种现实的真实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戏曲并不像某些我们自己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落后的，脱离于时代的产物。

三、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融会贯通

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本质差别在于：戏曲是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的综合演艺体，其舞台艺术统一表现为写意性，有着高度的程式化和虚拟性特征。西方戏剧是以演员的舞台语言和动作为表现手段来表演故事情节的艺术活动。它与舞剧、歌剧是并列，虽然可能借鉴了其中的艺术元素，但顾名思义，表演仍以说话为主。西方戏剧的舞台艺术有多种表现方法，分属不同的流派，是一个分支众多的联合体。

西方戏剧体系成熟于十九世纪，当时就有表现派和体验派的对立之争，这似乎使人产生错觉，仿佛统一的西方体系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西方戏剧体系中的表现派和体验派只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分支，另外还有众多其他艺术流派。但是不论表面看来各派观点如何不同，分歧如何激烈，其思考的基点是共同的，即演员和角色的关系是“合”还是“分”的问题。但是透过它们的表面，可以发现它们与模仿说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西方戏剧体系中的不同派别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戏剧的模仿说，各戏剧流派只是拥有共同哲学和美学渊源下的支流和衍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庞大的西方戏剧体系。

由此可见，西方戏剧体系的形成是由共同的理论基础提供指导，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体系。对于中国戏曲而言，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中国戏曲体系的发展道路可以归结为实践出真知。从其本源来看。是由社会历史的发展促成的。中国戏曲从“以歌舞演故事”的幼苗，通过广泛吸收各兄弟艺术门类的养料，成长为一棵茁壮的大树，在逐渐成熟以后，才开始加入戏曲理论家的探索与扶植，继而形成了整体特点突出的一套完整的体系。

对今天的中国戏曲改革来说，是东方与西方戏剧的又一次碰撞。戏剧作为全人类的艺术活动，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莎土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因为有着普遍性，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东西方戏剧曾经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多次交汇。

近一百年是东、西方戏剧互相冲击、交汇的时代。有意思

的是，东、西方戏剧的相互影响呈现为交错的状况，即：现代的中国戏曲在西方戏剧传统的影响下走向写实、再现；而现代西方戏剧却在中国戏曲传统的影响下走向写意、表现。这一进程包含着两种戏剧文化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每一方都从对方的戏剧传统中寻求自身革新的支持。

四、中国戏曲的“洋为中用”之路

中国戏曲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主要原因如下：西方话剧由日本传人中国，中国人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写实性的戏剧表演方式，给习惯了写意性审美的中国人带来了新鲜感。一些受西洋思想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更是对传统中国戏曲表现出强烈不满，钱玄同曾经如此评价过中国古典戏曲：“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价值也。又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感情。”现在看来，这番言辞无非是不探究中国戏曲艺术规律的片面之词，但在当时由于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所以造成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戏曲从艺者们的无所适从，在戏曲界掀起了风暴。反映在戏曲的演出上，出现了程式化和虚拟性削弱，写实布景与实物道具走上舞台等现象。现代戏的前身——时装戏也在此时开始出现。

这一时期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产生或者说丰富出了戏曲现代戏的种类，为戏曲走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常规性封建社会题材，进行现实生活的描绘提供了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历经动荡和战乱，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才在文人学者和戏曲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传统戏和现代戏的长足发展，可谓迎来了中国戏曲的小阳春……

中西方交流 篇7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冲突,融合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就是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 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社会形态、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对跨文化交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刮痧》故事梗概

《刮痧》是当代作家王小平的一部走红小说, 是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学的专著。后来经著名导演郑晓龙改编成为一部移民题材的电影, 并曾一度刮起了一股文化热潮。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北京青年许大同和妻子简宁移民美国八年,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儿子, 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然而, 从北京到美国和儿孙团聚的父亲许毅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为孙子丹尼斯用中国民间刮痧疗法治病而留下淤青, 被儿童医院的医生发现, 许大同顶替父亲被美国医院以虐待儿童罪告上法庭。于是, 这个家庭的灾难来临了:丹尼斯被儿童福利院收养, 法院宣布许大同为危险人物, 遭到警方逮捕, 父亲也无奈回国。职业被辞、朋友背弃、父子分离、夫妻分居……灾难接踵而来。圣诞之夜, 许大同想见一见儿子, 只好扮成圣诞老人, 他顺着楼外下水管道爬向八楼的家时, 再次引来呼啸而的警车……不过最后两种文化在碰撞交流后终于还是走向融合, 故事以大团圆结局。

2 故事主要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 故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首先就是中西医的差异, 刮痧是故事中冲突引发的导火索, 刮痧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 是中医传统疗法。确实能够治愈中暑、急性肠炎、食物中毒等一些常见病。但是, 这种疗法到了美国, 却成了施以暴力的罪证。还有就是中国人的“面子观”, 在故事开头, 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 便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 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 许大同对约翰解释这一举动说:“我为什么打我儿子, 那是出于我对你的尊重, 那是我给你面子。”这样的解释让这个西方人困惑不已, 他并不能理解这个东方人的奇怪逻辑。他只知道, 打人是违法的, 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法律观念的不同在故事中也表现明显, 在西方社会, 事事靠法律, 事事讲证据。而中国人则比较看重人情。如美国的法庭及儿童福利院虽被大同真挚而忘情的诉说所震慑, 却仍要求有“爱的证据”, 以供法庭判决。许大同对此就深为不解: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 还需要证据吗?还有就是不同的家庭观。这也是《刮痧》中冲突的本质所在。许大同对付美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都游刃有余, 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成长中耳濡目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就已经烟消云散。在许大同心中, 家庭才是他的精神支柱。三世同堂, 其乐融融, 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为了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 他替父“顶罪”;为了儿子能回家, 他和妻子分居;为了父亲能看一眼孙子, 把儿子从福利院偷了出来;在法庭上, 许大同爱子心切, 甚至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为了给孩子送圣诞礼物, 不顾危险爬到八楼, 完全有可能“坠楼而亡”……这种爱超越了自尊、自由、平等甚至人权。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 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如此巨大!

3 产生矛盾的文化根源

3.1 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 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 即人与自然是整体、协调、有机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 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它包括对家人的关怀与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 也有一团和气与息事宁人的柔顺。而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也使中国人具有保守、求稳、求统一的观念。这在中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上有非常明显的表现。相对于中国而言, 西方各国四面临海, 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做斗争, 进而去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 他们一定要产生哥伦布式的冒险人物, 向远方开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是一定会产生的, 这些都与他们的生存条件息息相关。因此, 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 不是战胜自然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西方人容易产生“天人两分”的思想。所以, 西方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 西方哲学是实证论, 而西方医学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中医传统刮痧就被认为显然是“非理性”的。

3.2 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

价值观念是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演绎推理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标准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烙印。

中国的伦理主张“礼”, 认为人对人之尊敬, 其目的是使人际关系和谐。家庭在中国社会居于中心地位。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团体, 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模型。因此, 要孝顺父母、爱护子女。亲情价值观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这种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 如法制观发生冲突时, 它总是处于上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 西方社会看重的是法制。西方的人权宣言, 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在强调个人权利为基准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道德常常受到冷落, 而法律受到重视。他们深信, 在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3.3 中西方宗教差异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 要深刻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就不得不涉及这一领域。

在宗教方面, 中国的宗教精神是重今生轻来世。人们相信天命, 以现世的幸福为目的。而西方宗教精神则是轻今世重来世, 基督教弘扬顺从服从乞求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缺乏反抗精神, 但却也更多地表现出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圣经》认为:世上的一切人, 不论老幼, 都是上帝的儿女, 人人平等。这对于西方人的人权意识有很大的影响。

4 冲突在交流中融合

随着科技日益发展,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间的语言文化不同, 人们的看法、行为和表现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跨文化之间的主要障碍不是语言, 而是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要完完全全地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极其困难, 但是文化鸿沟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交流、放弃自我、相互对立都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途径。就像《刮痧》故事中的美好结局一样, 只要交际双方理解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消除民族偏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就能够被克服。

《刮痧》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范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频繁,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 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应顺应时代变化, 突破惯有的思维模式, 培养全球意识, 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避免自我文化的优越感, 尽量理解对方文化, 努力消除对异质文化的隔膜。随着交际双方不断熟悉对方的文化, 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就会逐渐减少, 交际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小平.刮痧[M].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1.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版社, 1997.

[4]邓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影片《刮痧》的文化解读[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 篇8

傅兰雅之所以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青史留名, 主要是因为在晚清的洋务运动过程中, 傅兰雅凭借自己娴熟的口译能力将国外各种科学著作传播至中国。在向当时的中国人民宣传介绍世界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的过程中, 傅兰雅同样是饱含着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布道一样的献身精神与巨大热忱, 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 因而被西方社会的传教士们亲切地称之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据不完全统计, 傅兰雅为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 曾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西方社会的书籍一百二十九部, 其中, 绝大部分是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著作。通观当时在华的外国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成果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傅兰雅也是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最多的人之一。为此, 当时的清政府还曾给他授予了三品官衔和各种勋章。

一、傅兰雅的生平与生活理想

傅兰雅是苏格兰一位牧师的儿子, 家境贫穷, 但由于受父亲影响, 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向往能够来到远东的中国。虽是苏格兰一个小镇上的传教士, 傅兰雅的父亲却一直非常关注世界的东方大国, 尤其是对在中国从事基督教传教事业十分感兴趣, 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人生理想。在小时候, 每逢有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或者商人所举办的专门报告或者会议等, 傅兰雅都经常跟随着父亲一起去听, 去获知远东的大国的现况。在他的自传中, 傅兰雅这样写道:从孩提时代开始, 与阅读我千方百计弄到的关于中国的书籍相比,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令我变得更加愉快。在我心中, 实在是做梦都想到中国去看看, 由此也被同学们称之为“中国迷”。

在1861年, 在依靠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情况下, 傅兰雅顺利学完了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所有课程, 并取得相应学分之后, 就立即申请到了前往中国香港的圣保罗书院的任职机会, 即在一所教会的小学内担任教员。这一年, 傅兰雅年仅二十二岁。来到中国香港后,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傅兰雅就很快地展现出了自己驾驭语言的才能和天赋。傅兰雅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复杂的汉语, 而且还学会了说艰涩难懂的粤语。为学习和掌握“中国上流社会”中所使用的话语, 傅兰雅还曾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的英文教习, 并专门投奔到当时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先生之门下。之后, 傅兰雅又离开了北京, 来到了上海, 并在一所传教士主持的英华书院任教。在这里, 大约有二十个中国商人的孩子在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就这样, 傅兰雅也和中国富商搭上了关系, 为他后来涉足中国上流社会积累了政治资本, 也为他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重任铺平了道路[1]201。

虽然受英国教会派遣, 但傅兰雅对在中国传教之事一直不大感兴趣。另外, 在来到中国之后, 傅兰雅亲眼目睹了中国传教事业的不景气现况, 更加使他很快打消了在中国传教的想法。19世纪60年代, 受上海教会团之任命, 傅兰雅担任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这也正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傅兰雅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将报纸等媒体手段, 变成为自己扬名立万的重要基石。这一次, 机会真的来了, 该是傅兰雅大展宏图的时候了。在出任该报主编之后, 志向甚高的傅兰雅, 不但立志要在一年内实现这份报纸的发行量翻一番的目标, 而且还要使之成为开启中国社会近现代文明的重要钥匙。在傅兰雅的蓝图中, 这份报纸不仅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读物, 而且还要成为地方官府乃至朝廷大臣的文化盛宴。但事与愿违, 傅兰雅的这些做法实际上适得其反, 让中国满清社会的官员们委实不爽,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一名外国人在一份教会报纸上总是对中国的事务指手画脚, 多有不妥。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傅兰雅在1868年就被调离了。

二、傅兰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我们知道, 在大学刚刚毕业之后, 傅兰雅就于清咸丰十一年 (1891) 来到了中国的香港, 并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之职。但这并非傅兰雅的人生理想之所在。于是, 在1863年, 傅兰雅就受聘出任北京同文馆的英语教习, 专门教授英文, 讲授英国语言文化。清同治四年 (1865) , 他便转任至上海的英华学堂, 并出任该校校长之职。与此同时, 傅兰雅还主编了《上海新报》, 这是上海字林洋行发行的一份中文报纸, 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和世界先进的文化。自同治七年 (1868) 开始, 他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深深吸引, 便脱离教会, 辞去了英华学塾之职, 受雇担任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员, 专门为中国国内翻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书籍, 由此向中国引介传播世界先进文化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清末的洋务运动期间, 作为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专门机构, 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书籍几乎代表了清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西方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最高层次, 也满足了当时社会大众放眼看世界的需要。傅兰雅口译了这些书籍, 自然是该局翻译之代表人物[2]137。

在翻译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 傅兰雅还一直专门订购各种翻译工具书、参考书, 以求翻译的更加精准、流畅。自1869年开始, 虽然有金楷理 (C.T.Kreyer) 与林乐知 (Y.J.Allen) 等人也先后在此供职, 从事口译工作, 但傅兰雅一直是翻译馆最主要的口译专家。在傅兰雅所口译的著作中, 内容也最为重要, 科技方面的著作数量也最多。在傅兰雅口译的译著中, 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数学、物理、化学与化工、矿冶、机械工程、医学、农学、测绘地图、军事兵工以及其他技术等各个方面。在傅兰雅翻译的这些译著中, 有些是对已有翻译的学科提供新的更好译本, 如《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有些则是对国外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 如《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决疑数学》、H.诺德 (Noad) 的《电学》 (The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 、J.廷德尔 (Tyndall) 的《声学》、《化学鉴原续编》 (译自C.L.布洛克萨姆 (Bloxam) 的Chemistry (1867) 的有机部分) 等[3]198。

学校教育从来都是传教士传教布道的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之一。来到中国之后, 傅兰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 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以佛教信仰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差异性太大, 西方基督福音的传播范式并不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共同的火花。因此, 为了扭转直接传教布道和传播西方文化成效不明显的现状, 有必要在中国大力发展学校教育, 举办教会学校, 传播基督教教义, 促进中西方文化之交流。这正是傅兰雅来华的目的和极为重要的文化活动。于是, 在清光绪二年 (1876) , 傅兰雅就开始创办了格致书院, 并自费创办了《格致汇编》———当时较为著名的科学杂志, 所载内容多为世界各国通行的科学常识, 还具有一定的新闻性, 专门引介世界各国的科技进步要闻, 还在专门设有的“互相问答”栏目中共刊出了三百二十二条重要问答, 共计交流问题五百多个。次年, 傅兰雅便被推举为上海益智书会的总编辑, 专门从事在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宣传普及事宜。在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傅兰雅受聘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 专门在美国讲授东方文化, 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凿出了一扇文化窗户和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

参考文献

[1]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 [M].科学出版社, 2000.

[2]李亚舒.中国科学翻译史 (百科史苑) [M].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篇9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

中西方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西汉时期开辟的古丝绸之路, 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 欧、亚、非三大洲的商人通过这条交通线不断进行商贸往来, 同时传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 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至元朝, 由于版图空前辽阔,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元朝商贸往来的国家达140多个, 海路可达非洲, 陆路直抵西欧, 再加上优惠的通商政策, 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古代中西方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空前繁荣, 中西方文明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明朝万历年间, 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一行的到来, 开启了近代中西方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这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为主。由后人收集整理的利玛窦《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浑盖通宪》等7部著述被收入中国的《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 《四库全书》还收录其余西学书15部合计22种, 这被称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始。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和历法、数学、舆地学、机械学方面[1]61。同时, 西方传教士也将部分中国文化传回西方, 形成一种文化交流, 利玛窦曾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比利时传教士也将五经译为拉丁文, 清朝初期, 各国传教士开始将中国书籍大量翻译成拉丁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英文等, 将中国的文化传入西方, 给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到康熙年间, 围绕着中国教徒是否能够敬天、祀祖、祭孔, 产生了严重的东西方礼仪之争, 导致清朝从此禁教。这次文化交流前后逾两百余年, 以传教开始、以禁教结束。至19世纪中叶晚清时期, 中西方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不同以往的是, 这一次的文化交流, 是伴随着殖民战争而来。

二、晚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

晚清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壮的色彩。鸦片战争之后, 依旧是以传教士打头阵, 西方文化尾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 再次逾越重洋而来。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 是以战争为主要形式进行的, 在此之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虽然也有冲突, 但双方的平等、对彼此的尊重是不变的主流, 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而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交流中, 西方文化往往是以征服者自居, 尽管这次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化交流都来得深刻, 影响更为深远, 但交流的双方是完全不平等, 甚至是处在对立状态的, 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与中国两千多年来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截然不同, 却凭借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强大优势, 不顾中国人的文化方式与风俗习惯, 强行将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念推销给中国, 直接冲击中国人信仰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体系, 势必导致两种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对抗。作为西方文化入侵时的排头兵, 传教士宣扬的上帝以及布道、洗礼、忏悔等仪式, 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 而传教士在传教时, 往往不顾中国人的感情, 为修筑教堂踏平中国人的祖坟、祠堂, 修建铁路侵占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践踏中国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念,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19世纪中后期的义和团民众运动。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宗旨, 烧教堂、毁铁路, 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幸免。这次民众运动有其愚昧性和局限性, 例如妄图用血肉之躯来抵挡洋枪洋炮, 来阻止侵略者入侵的铁蹄, 然而更深层次的, 却是一个民族文化, 对于外来文化强行入侵的激烈反抗[2]123。

三、晚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

晚清时期, 中国旧有文化根基已经被西方文化节节动摇,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范围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进行这种文化交流工作的, 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 传教士还用了多种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 较之明朝及清朝初期的直接宣教, 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 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 传教士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 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的文化知识, 将西方先进的经济学派、政治体制、教育方面的学说引入中国, 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 对当时许多中国人, 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 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报纸、期刊、书籍等成为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除了传教士之外, 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 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 举国上下为之震惊,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 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 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 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 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 不断的思想进步中, 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 尽管晚清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充满着不公平和屈辱, 但中国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西方文化思想, 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鸦片战争惨败, 中国部分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 开始主张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方文化, 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兵器及相关的科技文化, 使衰败的清朝政府一天天强盛起来。由于洋务运动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 因此只改革了经济制度而并不触及思想制度, 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停留在最浅层的器物方面。至1895年甲午战争,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一场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到此结束[3]83。

甲午战争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使许多人看清了封建制度的落后, 看清了只有变法, 通过改变政治制度而图强,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更加全面更加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 并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由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在1898年, 即农历戊戌年, 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通过当时清政府名义上的皇帝光绪进行一项政治改革运动, 要求在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 在文化上废除八股, 兴办学校, 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 维新派主张在政治上进行革新, 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革新政令, 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科技技术、经营管理制度,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 使国家走向富强之路, 但由于较多地触动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 仅持续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废止, 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方文化广为传播的时期, 维新派不仅推广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 而且开始自己尝试翻译有关的西方名著, 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形成了一股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方著作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广译西书的活动, 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 还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为日后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清除了障碍。维新变法虽然仍以失败告终, 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已经深入到了制度层次。此外, 晚清时期还进行了一定的教育改革, 将德国、日本等国的教育制度引入到中国, 希望教育出新式人才救亡图存。而在西方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进入中国时, 不少知识分子仍然努力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将中国学术典籍有系统地翻译成英文, 其中的代表人物辜鸿铭, 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之一, 极力向西方宣传中国的文化和精神, 并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 用尽一生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晚清时期, 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身处内忧外患之中, 学习西方文明之余, 仍尽心竭力地维护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 同时将两者融合、贯通并加以创新, 试图为危难之际的民族国家寻找一条切实可行复兴自强之路, 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同时, 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裴蕾.中学西渐的奇异高潮[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6) .

[2]焦玉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通[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陈季同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 篇10

一、中学西传的思想与实践

陈季同作为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官, 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巨大的成就, 他在欧洲生活了近二十年, 并用法文创作了宣传中国文化的著作, 在19世纪的欧洲文坛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与影响, 学者们将他称之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的中国人, 他能在不经意间阐述了其深刻的文化观点, 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写作。陈季同著作的立意旨在美化中国, 为西方看来愚昧的风俗进行辩护, 努力赞美中华民族传统风俗。在其留学法国归国后, 长期供职于清政府派驻欧洲的使团,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 他用法文完成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故事集》、《黄衫客传奇》、《巴黎印象记》等脍炙人口的八部作品。陈季同向西方读者传播了一个正面、美好的中国形象, 并且选了具有广泛与代表性的元素, 努力去赞美值得骄傲的民族风俗[1]13。同时, 陈季同还专门撰写了《中国旅行记》, 以一名旅行者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游览式的介绍, 重点强调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风俗。另外, 陈季同强调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对西方人抨击的贞节牌坊、纳妾、包办婚姻、君父政体等进行了详细与正面的解释, 指出这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需要。如他将一个地方犯罪率的降低在说明中国较高道德水平的同时, 也强调了中国传统家庭及家族的连坐制度。

陈季同还强调中国人个性的平和及礼节性等, 他认为:“一个民族的个性从来没有完全的表达方式, 如庆典、节日, 我们用‘他们的愉悦’一句话就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陈季同通过大量的篇章介绍了中国人的快乐, 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懂得自尊自重的民族, 早已脱离了幼稚狂欢的特征。”陈季同的中学西传的文化传播思想与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因为19世纪的欧洲对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及中国社会有着极大的误区, 在其《中国人自画像》中就有“据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可以断言, 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的国家。”因为当时清帝国处于衰落时期, 而同时期的欧洲则处于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 并伴随着他们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较之以前有着天壤之别, 他们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野蛮的国度[2]47。陈季同正是为纠正这些偏见而不断努力, 有着明确的文化传播目的性与指向性。陈季同的作品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这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分不开的, 且陈季同的传播与推广活动更具有催化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陈季同已经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 能完全理解与遵循西方人的思维, 以讲故事的方式实现其中学西传的目的。

二、对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与贡献

在欧洲留学期间正值晚清政府的衰落时期, 作为一名外交官, 陈季同总是满怀对中国的热爱之情, 特别是在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或风俗存在误解时, 他总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对祖国与同胞的公正。陈季同担负着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使命, 这使他能积极投身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重要任务中。这对后人加速中学西渐的发展, 并开展相关的交流活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使西方更加全面与深刻地认识中国。陈季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时期, 在其二十年的旅欧生涯中, 主要是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文化, 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 如《中国人的戏剧》、《中国的娱乐》、《吾国》、《英勇的爱》、《黄衫客传奇》等, 他始终坚持明确的写作宗旨, 就是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及价值[3]90。在陈季同十几年定居国内的时期内, 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传播西方文化上面。19世纪末, 他与其弟弟陈寿彭共同创办了《求是报》等维新刊物, 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介绍西学, 宣传维新思想,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 陈季同还通过创办报纸及翻译西方著作, 将西方的现代文学、法律观念等引入中国, 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及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可见, 陈季同在文化传播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堪称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承担着向中西双方传递文化信息的重要使命。在数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 陈季同堪称拥有该使命的第一人, 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在长期的旅欧生活中, 陈季同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及拉丁文等多国语言, 并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 同时用西方及中国的视角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突破了以往交往中存在的语言障碍, 他用法文写作的形式向西方传达了中国的声音。陈季同用多种语言方式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著作, 开创了中国人通过外文介绍中国文化的先河。他的代表作《中国人的自画像》于1884年出版后, 在西方产生了剧烈的轰动, 一年内再版了五次以上, 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各地出版, 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创作介绍中国社会的作品, 并成为中国第一位作品畅销西方的中国作家。同时, 陈季同作为晚清时期的外交官, 以其出色的外交手段、文学作品谋求与西方对话, 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偏见, 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季同善于交际, 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受到了欧洲上层人士的欢迎。1889年初, 陈季同应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讲学, 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聆听了陈季同的演讲, 并在其日记中提到:“他身穿紫色长袍, 声音低沉有力, 演讲生趣活泼, 同时兼具中国化与法国味。”[4]61可见, 通过陈季同的不懈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不好印象,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弱国无外交的晚清时期, 陈季同用自己的声音向西方介绍着中国, 并以“矫枉”为重要方式, 努力寻求如何与西方进行对话。同时, 他希望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能实现双方之间的良好沟通。陈季同在其《报刊与舆论》中就提到:“西方文明的特点就是侵略。”这也决定着19世纪时期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浪潮中, 中西文化的交流不平等、不平衡性。正如其在《中国人的自画像》中提到的:“本书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 并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 以西方人的精神或风格来写。”他指出了中西方文明的异同, 对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进行了客观的评价。陈季同以其超越时代的精神, 用自己的作品建造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在他看来, 越了解西方文明越热爱中国的风俗与制度,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和平与平等。陈季同用法文写作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通过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充满淳朴民风并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的偏见, 如陈季同连续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刊载了十八篇《中国和中国人》, 这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同时还为当时的中法战争提供了舆论支持。所以, 陈季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开辟了中学西传的先河, 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 推动着该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陈季同作为一名外交家, 他无处不为国家利益考虑, 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及独特的个人魅力,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方的偏见与傲慢, 为中西文化交流及晚清中西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金秋荣.陈季同对晚清中西关系发展的突破与贡献[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1 (4) .

[2]郑丽琪.陈季同中学西传的实践与观念研究[J]闽江学院学报, 2012 (10) .

[3]郭延礼.福建人文与中西文化交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2) .

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初步思考 篇11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中西文化交流必将快速发展，其层次正越来越高，领域正越来越宽，覆盖面正越来越广，成果也正越来越丰硕。

本文拟就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目的、媒介等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一）全球化框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当前，世界正处于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全球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是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必然推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载体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虽然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文化全球化势不可挡，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生活方式、思维类型、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仍将是客观存在。只有不断深化交流，才能逐渐增进了解，求同存异，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交流是双赢的途径，是文化融合的必由之路。

人类文化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面临着欧美强势文化的压迫，主要表现在核心价值观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影响，等等。在这种形势下，主动开展“以我为主”的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使命。要通过多种方式，广泛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介绍中华文化的精髓，特别是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沉淀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那部分文化成分，以此来重塑华夏文明的形象，充分展示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增进西方对我灿烂文明的了解和理解，不断获得其对我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的尊重，从而促进经济建设、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和发展方向。

（二）世界焦点问题环境内的中西文化交流

世界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类文明的灿烂前景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但不可否认，一些焦点问题也前所未有地突出，诸如，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平坦，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能源危机时隐时现，恐怖主义威胁难以根本消除，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生共荣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等等。

而文化交流正可以担此重任，通过彼此的交流来加深了解，形成共识，弥合分歧，解决争端，或者逐渐缩短彼此的距离，不断扩大彼此的交集，从而为这些焦点问题的迎刃而解打下基础，正所谓用“软”方法来解决“硬”问题。

可以说，世界焦点问题的存在和不断扩大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世界焦点问题的解决，文化交流义不容辞，只有不断扩大，才能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显示文化交流的魅力。

二．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一）信息共享

从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的角度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接触，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各种文化观念，习俗、行为模式的对话、沟通、协调。在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际实际是各种文化信息的分享、交流。国际事务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信息共享，通过有意义的信息传递、接收与反馈，在各自的态度、意向上进行协调与沟通，表达各自的立场观点，寻求某种共识，或者产生互动，由此实现各自的合理意愿，维持各方的进步和发展。

（二）增进了解

古语云：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而文化交流是心灵的对话、感情的沟通和友谊的纽带。人与人之间，正是通过这种交流，从相识到相知，由陌路变朋友，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人如此，国亦然。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种交流的频繁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不断扩大各个层次的文化交流，可以使作为交流对象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彼此从一无所知，到有所了解，再到深入了解，甚至非常熟悉，进而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交流了，了解了，逐渐地就越来越和谐了。

（三）化解冲突

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局部的冲突仍然不断，有的甚至长期存在。像直接了当的军事行动等正面冲突，“敲山震虎”式的挑衅等擦边冲突，各类暗地进行的恐怖和極端主义活动等隐性冲突威胁着世界的安全。这些冲突的产生，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等多方面，主要还是彼此立场的差异导致的。因为立场不同，所以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及安全，就不能做到以平常心，对待对方的利益及安全，怀疑、误会、排斥、歧视、甚至攻击对方，坚持自己所认知的正义，不宽松他国所认知的正义。化解这些冲突，如果一味正面交锋，结果往往两败俱伤；如果过度反应，可能得不偿失；如果听之任之，则对方可能得寸进尺，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交流的长处便又显现出来了。通过发展和加强文化交流，以友善的方式推销自己，广交朋友，互相观摩学习，赞美共同点，欣赏不同点，彼此互动，甚至包容、尊重、协助异己，可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逐步化解冲突，最终实现相得益彰的共存共荣。

（四）承担国际责任

我国在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同时，承担着越来越多与本国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如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积极开展国际救援，等等。这些都是显性的国际责任。实际上，我们还承担着很多隐性的国际责任，如接受和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推动彼此的教育、文化、科技、医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共同开展文化发掘、研究项目，推进世界的融合；创办孔子学院，传播和谐文化；承办重大体育赛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扩大旅游目的地国的范围，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旅游市场；举办汉语年（周）和外语年（周）活动，扩大基于语言的各种文化载体在彼此国家的影响；等等。这类承担隐性国际责任的交流活动不胜枚举，而且多以文化方面的交流为主。以软实力的交流和互换来承担国际责任恐怕会越来越成为承担国际责任的主流。

三．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媒介

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必须是全方位的，要涵盖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既要有平面媒体的交流，也要有网络媒体的互动；既要有艺术的交流，也要有医疗、饮食、旅游等方面的来往；既要有政府主导的交流，也要有民间自发的活动。要通过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一方面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反映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实际存在的不平衡、不发达的状况，寻找同外部世界的共同点，反映世界流行元素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改造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使我们的文化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

1、语言。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基本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语言同样扮演着基本媒介的角色，其作用是其他媒介所无法替代的。

2、饮食。我国和西方国家在饮食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这是“筷子文化”和“刀叉文化”的天壤之别，但这不是文化交流的鸿沟，而正在成为一种纽带。我国的西餐馆可谓星办棋布，西方有些国家的中餐馆也是遍地开花。饮食文化的互相渗透早已不是新鲜事。

3、体育。体育无国界。体育交流是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在西方举办的体育赛事和承办世界性运动会，展示我们的体育发展水平和文明，树立我们的崭新形象。西方国家亦然。

4、音乐。音乐也是无国界。歌颂如花的世界，抒发心中的情感，陶冶美好的情操，拓展中西文化交流，音乐责无旁贷。音乐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走出国门，推广中国音乐，与西方同行进行交流

5、旅游。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一样担负着文化传播的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随着国际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了旅游的这种功效，并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此外，医学交流、美术交流、宗教交流、相互移民等许许多多媒介在文化交流中也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正是所有这些媒介的单独交流、交叉交流、共同交流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

四．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美好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最大影响的30年，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的肯定也超过了以住任何时期。同时，这30年也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前所未有的时期，我国文化经历了西方文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冲击和影响。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继续加快的世纪。与之相伴的必将是文化作为经济使者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文化吸收日益广泛，文化融合曙光初现。

林语堂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篇12

一、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

1.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林语堂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外, 林语堂倾其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 以期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国古代文明。有家报纸这样评论:“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 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和学人……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 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1989年2月10日, 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谈到他为即将访问东亚所做的准备工作时, 他说读了林语堂的作品, 内心感受很深:“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 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受用的。”

在国外的30年, 林语堂大量翻译了我国传统名著。他选择中国古书《论语》, 编成《孔子的智慧》, 由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他还陆续翻译了《老子》、《孟子》、《庄子》等。林语堂在向国外介绍古代名著的同时, 还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名人, 以传记文学形式用英文写出人物评传的有老子、庄子、武则天等。其次是将古代著名小说译往国外。据林语堂《自传》, 五十年代初, 他以西方现代短篇小说技巧, 将我国古代20余篇传奇小说加以改编, 然后翻译推向世界, 著名的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碾玉观音》、《贞节坊》等, 并自称“这是我精心结撰之作。”这些小说后来结集成册, 名之曰《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1952年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 西方人因此领略了中国传奇小说的风采。至于中长篇小说, 他向西方介绍的有《老残游记》、《浮生六记》等[1]。

2. 撰写英语作品介绍中华文化。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者, 林语堂用其精湛娴熟的英文进行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巨大的成绩, 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文化大师。据不完全统计, 1937年出版了《京华烟云》, 1941年出版了《风声鹤唳》, 1943年出版了《啼笑皆非》, 1944年出版了《枕戈待旦》, 1947年出版了《唐人街》, 1953年出版了《朱门》, 1955年出版了《远景》, 1961年出版了《红牡丹》, 1963年出版了《赖柏英》, 1964年出版了《逃向自由城》等。

《京华烟云》是长篇小说代表作, 也是他自己感到自豪的一部巨著, 曾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全书结构宏伟, 线索交错, 涉及人物多达八九十人, 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小说通过描述北平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浮沉, 展现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到“七七事变”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民保卫祖国同仇敌忾的英勇斗争。书中涉及不少真人真事, 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堪称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幅全景图。从1939年到1947年的8年间, 《京华烟云》仅在美国就已销售25万册, 并先后译成德、法、意、日等数种文字。1975年国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在维也纳举行, 该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的提名。

二、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

1. 用译著方式介绍西方文化。

二三十年代, 林语堂曾用中文写过大量的雅俗共赏的文章, 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及文化名人, 诸如《读邓肯自传》、《读肖伯纳传偶识》、《再谈肖伯纳》、《易卜生的情书》等。其后又编辑《论语》及《人间世》等刊物, 引进西方文论, 介绍诸如狄更斯、肖伯纳、马克·吐温等人的创作特点, 提倡“幽默”文风等。60年代, 他离开美国, 回台定居, 应台湾报刊专栏之请, 又开始用中文撰稿。此时林语堂的中文写作, “此调不弹已三十年”, “现在有机会复操旧业, 不免见猎心喜, 欣然答应”, 又写出了《中西文化对话录》、《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论中外的国民性》、《谈中西画法之交流》等文章[2]。

同时, 林语堂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先是诗歌、短篇小说, 继而中长篇小说及戏剧。据不完全统计, 1928年他翻译了英国罗素夫人的《女子与知识》, 1929年他翻译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英国肖伯纳剧本《卖花女》, 1930年他翻译了西方文论《新的文评》等。其他如英国诗人戴维斯的《仿徨飘泊者》以及美国学者马尔歇博士的部分作品, 也是经林语堂翻译, 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

2. 编写英语教科书。

鉴于社会上流行的《英语模范读本》已经陈旧, 林语堂以极大的热情, 编写了《开明英语读本》等教材, 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由于这套教材吸取了新的语言学理论, 又结合中国人学习英文的实际, 所以一出版, 就得到教育界的普遍认可, 成为最畅销的中学英文教科书。张今先生是著名翻译家, 他说:“我到解放区去的时候, 只带了两本书, 一本是林语堂先生编著的《开明英文文法》, 一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综合英汉大辞典》。”陈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 他说得更具体:“我学过《开明英文读本》, 也教过这部书。这部书的编者是林语堂, 如果把林语堂的后半生的活动暂不论列, 那么, 这部课本的确给人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我幼时在家读过商务版的《华英初阶》, 是带着哭声死啃的。初一读商务版《模范英语》也引不起学外语的兴趣。唯有后来读开明课本, 这才诱发了我学外语的‘潜’意识。要问这部课本‘突破’了什么?我想大约有两点:一点是内容多彩, 不呆板;另一点是插图美, 编排新, 注意用宽式国际音标, 使人不觉得要哭。应当说, 这部课本的编辑是同传统的翻译教学法决裂的。”

3. 编写《汉英大辞典》。

林语堂还有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就是他晚年编写的《林语堂汉英大辞典》。编写辞典是林语堂几十年来的夙愿。早在30年代, 鉴于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两本辞书, 即翟理斯编的《汉英词典》和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都已陈旧, 不足以应付当时的需要, 他就着手编写辞典, 但不幸的是书稿编成之后, 恰逢日军侵略上海, 书稿毁于兵火, 60册的稿子, 只剩下林语堂带到美国的13册。直到60年代回台定居, 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为研究教授, 旧事重提, 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响应, 于是林语堂以耄耋之年重新承担起了编辑的任务。据说,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时, 他都坐在书桌前, 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凡草稿中有疑问, 他必反复查明出处、用法。经过五年多的艰辛劳动, 该书终于在1972年出版。这部长达1800页的大型辞书, 耗尽了林语堂最后的一点心血。其成就, 林语堂本人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当时国内对这部辞典的评价是“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汉英词典”。在国际上, 《纽约时报》评论道:“该辞典是世界上两大语系沟通上的里程碑。”

林语堂以东方人的目光看西方, 向西方人传播中华文化;同时向国内介绍西方文化, 促进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林语堂既坚持了中国文化的传统, 又追赶了世界文化的潮流, 他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秦弓.架起中西文化之桥[J].山东社会科学, 200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