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行政论文

农村行政论文（共11篇）

农村行政论文 篇1

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中最低层次的一级地方政权组织, 与其他地方政府相比, 更多地行使管理基层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 但乡镇政府在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广泛、直接、密切的联系, 成为联系和沟通群众与国家政权机关的纽带和桥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它对乡镇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提高乡镇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便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 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一项综合配套的系统工程, 需要各级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作为我国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身处新农村建设的第一线, 将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这一主体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而目前党和国家建设新农村的决策是在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取消农业税使乡镇政府财政更加困难, 以致一些乡镇政府几乎不能正常运转, 作为一名研究乡镇行政管理的工作者, 对此深有体会。乡镇行政管理作为最基层的行政管理, 具有执行性、直接性和不完整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不太适应, 暴露了当前乡镇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 职能界定不够明晰; 法定职权缺失; 职能行使偏差; 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财政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等。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 主要是传统体制、行政环境的影响和队伍素质、法制建设的不适应等。

1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

我国农业税费的全面免除与新农村小城镇建设的逐步深入使得农村工作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乡镇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新农村小城镇建设中乡镇行政管理创新研究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 农业税费取消以后, 乡镇政府从下乡催收税费这一项工作中得以解脱, 但由于旧体制、机制的“惯性”作用, 彻底暴露了农村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政府管理职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子, 政府无所不包, 无所不管; 乡镇机构设置庞杂, 权力重叠, 职能交叉, 办事效率不高。随之而来的是乡镇财政的短缺, 乡镇债务无力偿还, 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资金匾乏, 乡镇政府除了配合税费改革的需要进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之外, 应处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偿还乡镇债务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 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到“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的条件和能力, 但农村社会事业、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却相对滞后, 这已经明显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党中央在十八届全会上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城镇建设,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 乡镇政府系统有效的实质性改革将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反思已有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新时期乡镇政府改革的方向问题。

2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 1) 现行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以及新农村小城镇建设工程的实施, 我国现行乡镇行政管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 这些弊端严重的影响了我国乡镇小城镇建设职能的发展, 阻碍了我国新农村小城镇建设工程的实施。《地方组织法》规定, 乡镇政府必须“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有其组织性强、政令渠道畅通、贯彻落实迅捷的优越性, 但在实施管理过程中, 由于以上法律对乡镇政府的职能范围只是原则规定, 并未规定具体的职责范围、内容和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 更未规定具体的职责权限。而实际工作中, 乡镇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 实施公共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 上级政府均按“属地管理、守土有责”的原则要求乡镇政府抓好落实。有的工作要与上级部门相对应, “上级政府分系统, 下全面管理”, 甚至可以说, 只要有事发生, 就有乡镇政府的责任, 乡镇政府成了全能的政府。此外, 县级行政机关针对农村工作作出的有关决定或政策, 变动较频繁, 工作弹性大, 加之县级行政机关经常下派临时性任务, 使得乡镇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造成不少乡镇政府职能失范, 忙于应付。

( 2) 法定职权缺失, 作为一级政权, 乡镇的机构设置和法定职权应具备完整性和相应的自主性。但乡镇政权权利在实际运作中, 其很多职能部门都只是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在乡镇设立的派出机构。据不完全统计, 各地、县级业务部门设在乡镇的派出机构一般都在20个左右。这些权力性职能部门被从乡镇政府行政隶属关系中分离出去, 必然造成乡镇政府职能被分解, 拥有的行政权力和手段受到限制, 在乡镇工作中造成部门之间、部门与乡镇之间的不协调、不配合, 导致乡镇政府难以统筹安排力量而有效管理本乡镇的社会公共事务。同时, 部门利益对乡镇的扩张还表现为上级主管部门不顾乡镇实际情况, 大量增加人员, 导致乡镇人员过多, 负担过重。这种“条条掌权、乡镇协调”的体制, 削弱了乡镇政府职能, 导致其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水平降低。

( 3) 职能行使偏差按照政府职能的要求, 乡镇政府对乡镇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负有规划、指导、协调、服务的责任, 但目前我国乡镇政府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方式, 依据自身的职责范围行事。有的乡镇政府干预过多, 直接插手生产经营活动, 用行政手段介入竞争性领域, 同时, 在日常具体工作中, 乡镇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中心工作”, 达标检查验收。乡镇干部多数给上级机关办事, 依靠上级的指标工作, 用于农民所盼、社会所需的时间就少了, 未能履行好所应承担的公共职责。另外, 按照法律规定, 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乡镇政府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但在涉及农税征收、征地拆迁、计划生育、突出问题整治等方面, 由于单纯依靠上级政府职能部门无力完成, 于是上级党委、政府便以文件或领导讲话等形式, 要求“乡镇党政一把手负总责”, 并且实行“一票否决”制。在这种压力下, 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党委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指标, 不惜使用不规范的公共权力手段, 结果导致越权执法、违法执法的现象发生, 破坏干群关系, 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出现乡镇政府“权力有限和责任无限”的现象。

( 4) 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乡镇政府本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 这也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 但由于长期以来以农补工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已使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目前全国有多个乡镇村不通公路; 在全国的砂石土路面及无路面里程中, 农村公路就有近百万公里, 占60% 以上。很多地方农村公路晴通雨阻, 路况差, 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困难, 同时,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失修,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减弱。过度砍伐和不合理的开采建设导致水土流失, 引发了许多泥石流、洪涝灾害、农田被毁等问题。

公共卫生事业停滞不前。目前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少仅为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0% 多。这种状况使得农村基本医疗条件严重落后, 机构凋零, 现行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实施, 我国现行乡镇行政管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 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我国乡镇职能的发展, 阻碍了我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实施。

农村教育现状不容乐观。长期以来, 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县乡财政和农民集资, 虽然近几年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 中央和省市加大了投入, 但仍然只占很小比重。尽管在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试行“一费制”, 使当地农民的教育负担有所减轻, 但目前基础教育费用较高, 农民无法接受。此外, 农村教师队伍的现状令人担忧, 不少中小学的骨干教师由于工资、住房等原因, 或离开教学岗位, 或流向城市, 师资队伍难以保证, 教育质量下降。

社会保障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农村社会保障仍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尽管各级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救济制度等措施, 如农村低保、五保户供养、教育救助、优抚安置等, 但目前农村低保和医疗保险仅在一些地方起步, 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农村人口, 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相对还很低, 远远解决不了农村现有的贫困状况。

文化设施缺乏, 文化科技“三下乡”活动流于形式, 没有发挥其真正作用。民间文化在低谷徘徊。

农村技术支持服务体系处于瘫痪状态。基层推广队伍中整体知识水平低, 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熟悉程度和操作能力不够, 影响了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转化, 无法满足当前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需要。

( 5) 探索乡镇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措施, 强化管理, 提高效率, 把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服务水平作为乡镇机构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乡镇机构改革后, 工作运转机制需要重新确立, 需要注重各部门的实用功能和各角色的“独立性”, 从而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维护稳定的职能, 建立管理规范、高效运转的新型运作机制。

建立统一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进一步明确党政职责。确定乡镇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乡镇党委会, 乡镇所有的重大事项均由乡镇党委会决策, 党委书记在抓全面工作的基础上, 侧重抓党务、计划生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乡镇长在主持乡镇政府全面工作的基础上, 侧重抓发展经济、财源建设和社会服务工作。

建立乡镇干部新的工作责任制。各岗位定职定责, 明确职权范围, 明确工作任务, 做到事事有人干、人人有事干, 每项工作明确第一责任人, 体现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

建立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激励机制。确立十项重点工作分解到各乡镇, 市委、市政府与乡镇政府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 各乡镇又将其重点工作分解到了每一乡镇干部, 同时实行职责挂钩的责任追究制度, 结合乡镇干部的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 进行严格考核。建立正确的行政领导导向机制, 对业绩突出的乡镇干部给予表彰、奖励、提拔重用。从而使乡镇工作思路清晰、合力增强、效率提高, 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必须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务实管用的原则, 以有利于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为根本目的, 并结合自身实际来进行。根据上述原则和目标, 应从合理设置乡镇党政机构、合理划分乡镇行政职能、合理划分乡镇行政区划、加强乡镇机构编制管理、整合乡镇行政资源、推行领导干部、交叉任职引入市场机制深化乡镇站所改革、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管理决策机制、压缩乡镇财政供养人员降低行政成本等方面入手, 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3 结 论

新时期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要着眼于建设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进程, 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 必须从实际出发, 在实践中大胆探索, 大胆创新,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乡镇政府既是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又是新农建设政策的实施者, 因此乡镇行政管理也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工程,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相信未来的农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必将进一步促进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市场化, 农村小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农村农业税全面取消,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 使得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国最基层的政权,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功与否, 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通过对我国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进行分析研究, 探索乡镇小城镇深化改革的目标。分析我们国家当前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背景, 同时分析了现行体制度存在的弊端, 纵观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演变, 针对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 研究总结出基本的经验和教训,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的研究。

关键词：乡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农村行政论文 篇2

一1选题符合本专业，观点与材料要新，严禁从网上抄袭

2专科字数4000-6000字，不超过8000字。

3论文组成：目录（单独占一页）-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4排版要求毕业论文统一使用A4纸进行文字打印及装订（侧面装订），页面上下边距各2 CM，左边距2.5CM，右边距2 CM。标题为小二号黑体字，顶部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正文为小四号宋体字，行距为1.5倍行距。各级标题序号为“一”、“

（一）”、“1”、“（1）”、“①”。段前段后距为零。

5、装订：毕业论文定稿按照封面、目录、正文、参考文献。

6存档、论文定稿一式三份，一并装入透明接边袋

二调查报告

1，必须在本专业范围内选题，调查目的、对象、时间、方式、调查结果分析、提出改进措施或者介绍先进经验，2000-3000字，2排版：与论文相同

3存档：定稿后，按封面、正文装订后一式两份，与论文一起装入同一拉边袋中。

三农村行政管理参考题目

1．改进工作方法，扩大税收的建议

2．合理布局，优化结构，发展××的报告

3．关于改进××农民技术（农村党员干部）培训的报告

4．××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查

5．推进××农村税费制度创新调查

6．推进××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调查

四乡镇企业管理毕业论文参考题目

1．关于改进我乡××厂生产的建议

2．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设想

3．××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工厂环境治理调查

5．××地区如何构建和谐环境，吸引外资

6．××乡镇企业多渠道、多形式培训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并采取优惠措施吸引

人才调查

不过关者，不能领毕业证，下次继续写作（请学员务必2012年2月20日前将论文和调查报告的初稿，发至525637367@QQ.com）

畜牧兽医：论文及实践报告

一1选题符合本专业，观点与材料要新，严禁从网上抄袭

2专科字数4000-6000字，不超过8000字。

3论文组成：目录（单独占一页）-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4排版要求毕业论文统一使用A4纸进行文字打印及装订（侧面装订），页面上下边距各2 CM，左边距2.5CM，右边距2 CM。标题为小二号黑体字，顶部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正文为小四号宋体字，行距为1.5倍行距。各级标题序号为“一”、“

（一）”、“1”、“（1）”、“①”。段前段后距为零。

5、装订：毕业论文定稿按照封面、目录、正文、参考文献。

6存档、论文定稿一式三份，一并装入透明接边袋

二实践报告

实践目的时间地点过程及收获。

1，必须在本专业范围内选题，调查目的、对象、时间、方式、调查结果分析、提出改进措施或者介绍先进经验，2000-3000字，2排版：与论文相同

3存档：定稿后，按封面、正文装订后一式两份，与论文一起装入同一拉边袋中。

三、畜牧兽医毕业作业参考题目

1．对××场规划与布局状况的调查分析

2．当地牛（或猪、羊、禽）饲料资源状况与利用现状调查

3．××地区牛（羊、禽、猪）奶（肉）制品情况的调查分析

4．对××场的生产经营状况的调查报告

5．××病症状及治疗措施

6．××养殖场免疫程序分析

农村行政论文 篇3

关键词：农村；党组织；法治化；治理；腐败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概念，并强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而腐败作为政治之毒瘤，对基层的破坏性较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农村基层党组织法治化治理腐败是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法治化治理腐败一方面有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和基层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有效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再一方面有利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脚步。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法治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法治化”中的“法治化”不仅有国法，还有党纪，党内法规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干部、党员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作为一名党员，要时刻遵守好“党纪”红线；作为一名公民，要时刻以“国法”为自己行为的底线。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法治化”

据14年的数据，“我国基层党组织的个数为430.4万个，其中乡镇党组织3.3万个，建制村党组织58.4万个”①，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社会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之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取得了应有的实际效果呢？这值得我们深思。据14年的数据，“软弱涣散的村党组织个数57688个，占所有村党组织个数的百分之比高达9.6”①。其中，主要表现在一是班子配置不齐，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没有配置到位；二是党组织班子成员法治知识欠缺、法治观念缺乏；三是没有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没有开展民主评议会和党内组织生活会等。一个涣散软弱、不起作用的基层党组织，是不能够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法治化，首先是要配置齐领导班子，加强党章学习、违法违纪条例学习；二是要严格执行相关制度，严肃党内生活，开展法治教育学习和反腐倡廉的活动；三是要积极吸纳新鲜血液，对违纪行为要及时惩处；四是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党委负主体责任和纪委负监督责任确实严格落实在实处；五要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确实做到“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

（二）农村基层党干部的“法治化”

农村基层党干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直接推动者，是推进国家全面依法治国的组织者，是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的实践者，对于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农村基层党干部也是基层腐败的主体，所以，基层党干部的法治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基层党政干部腐败的原因有：一是部分基层党干部的文化素质不强，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弱化；二是“天高皇帝远”、“天高任鸟飞”的侥幸心理，认为反腐只是在上面反，“上面九层风浪，下面纹丝不动”；三是党内外的监督无力，大部分监督者碍于人情关系，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敢监督或者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想监督。为此，首先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党性教育、法律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守好“党纪”红线和“国法”底线，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认识问题、解决矛盾；二是严格落实基层党干部的“三严三实”教育，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三是完善基层民主等相关制度，加强党内外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做到让人民想监督、敢监督。

（三）农村基层党员的“法治化”

做一名农村基层合格党员：一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定期开展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和法治教育，自觉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做好带头守法的示范，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修改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二是积极参加“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积极自觉地学习党章党规、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做一名合格党员首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勤于学习，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再是要积极思考，严于律己，做一名清正廉洁的好公仆；最后是要脚踏实地干实事，切勿投机取巧。

二、权力的法治化

要杜绝滥用权力，避免权力腐败，就应该从权力的获得、权力的运行、权力的监督以及对滥用权力的惩处等方面把好关、截好流，保障权力运行的公正透明。

（一）权力赋予的法治化

权力赋予的法治化是指基层党干部的选拔要合规合法，要程序化、公正化、透明化，确保选拔出来的干部是能够为组织服务好的，是能够经受住外界诱惑，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严格干部选拔是解决权力腐败的首要关口。权力赋予的法治化，首先是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制度，确保农村基层党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再是加快培育更多年轻的致力于基层建设的党员队伍，以此改变农村基层党干部老龄化、法律知识欠缺、综合能力低下的现状；三是严格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制定权力清单、简政放权”制度，明确权力的边界，减少权力的寻租，这是铲除腐败毒瘤的上上策；四是对基层党干部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要及时到位，在物质利益与自我实现的价值追求上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二）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权力运行的法治化是权力行使的过程中要受到约束和控制，要符合法律规范，不被居心叵测者滥用。很多腐败案例表明，腐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权力商品化，权力被当做可以被交换的产品。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商品经济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而我们需要正确的对待商品经济带来的影响，趋利避害。再是少数人会利用经济管理体制、法律制度的“盲区”、“漏洞”，打擦边球。部分基层党组织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还有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而得不到有效的制衡。为此，应大力加强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特别是要加速反腐败专门法的立法；再是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开展法治教育，从权力主体自身的自律来杜绝腐败；最后是基层党组织的权力要分權，要有制衡。

（三）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权力监督的法治化是要形成党内的监督、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制机制，保护每一个监督者的监督权，让他们敢监督、想监督、能监督，杜绝漏监与弱监现象。第一，党内的监督机构要独立出来，要敢于发声，要有自身的权威性；第二，要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并充分发挥他们监督的积极性；第三，要规范社会舆论媒体的监督，提高其舆论监督的法制化水平，保证监督有力。

（四）“滥权”惩处的法治化

我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滥用权力的行为惩处制度不健全，第一，惩处的结果比较之后，往往在公布某个腐败行为后，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众才知道最终的判处结果，不具震慑力；第二，惩处的力度不够，有迂回婉转的余地；第三，惩处的结果不一致，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法院对同一腐败行为的判处结果存在不一致现象。为此，需大力健全我国对腐败行为的惩戒机制，在做好反腐败专门法立法工作的同时，把监察腐败行为、审判腐败行为的机关独立出来，做到对腐败行为的一条线惩治，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三、文化環境建设的法治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个人，文化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深远持久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五千年历史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当然所谓糟粕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糟粕，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思想理念已经不能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一是官本位的思想，“学而优则仕”，认为手中的权力不受监督可以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或政治地位，这是滋生腐败行为的重要思想根源；二是等级制度森严，认为上层等级的人士在占有社会资源上优于下层次人士，致使下次人士争相恐后争做上层人士；三是历来受儒学思想的影响，重视人治而轻法治，可不是每个人都是君子，都能三省吾身；四是我们的文化习俗重视人情关系、讲究礼尚往来，后来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也就被异化成了“拉关系”“走后门”来获取利益。

为此，需大力加强我国的文化建设，吸收国内外之精华，去其糟粕，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是加强农村广大乡镇居民和村民的法治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以法治安全讲座、音像作品、网络媒体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法制，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法律、坚守法律、爱护法律；二是培育老百姓的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做到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解决矛盾。

四、基层民主建设的法治化

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制度，重视人治轻视法治，重视专制轻视民主，当前基层干部对民主的运用和基层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诉求与全面依法治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扩大基层民主的建设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点，基层民主建设的法治化要求广大农村的基层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并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有法律法规的保护，确保这些程序运行过程中有序化。

部分乡镇的村子在民主选举中存在贿选、送礼拉选票的情况；民主决策过程中存在把广大老百姓排除开，由领导者说了算的情况；在民主管理中存在部分村子账务不公开，低保户、五保户基本都是村书记的关系户、亲戚户的情况；民主监督过程中存在党内纪检委员监督无力，人民群众不愿监督的情况。解决这些腐败行为的重要措施：一是健全民主机制，充分尊重和保障村民民主权利，学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二是疏通民意表达渠道，确保广大群众有地方说话，有地方排难；三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合法行使在民主选举中的选举权，在民主决策中的知情权，在民主管理中的参与权，在民主监督中的监督权。

五、维护好党群关系

党群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其狭义的理解，而广义的党群关系不仅包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还包括与其他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以及自治组织的关系。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贪污腐败是最被人民群众痛恨的，部分基层党干部的滥用权力，致使人民的利益得不到确实有效的维护，这是对党群关系撕裂性的伤害。个别领导干部的做法，影响的是人民对整个党组织的看法。维护好党群关系，一是严肃党内作风建设，作风优良的党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取得人民的信任；二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党群之间表达的方式，借用网络等新型工具，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交流方式沟通交流，宣传新思想、新方法。

参考文献：

[1]文丰安.中国反腐问题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2]文丰安.当代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

[3]胡妮，许伟，马学锋.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6（1）.

[4]孟大川，郭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5（4）.

[5]龚晨.主体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创新探析[J].行政与管理，2015（8）.

[6]章勇.基层民主法治化是治理基层腐败的根本[J].新西部，2015（35）.

[7]王增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5（1）.

注释：

①龚晨.主体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创新探析[J].行政与管理，2015（8）.

作者简介：

戴晶晶（1991～），女，湖南常德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农村行政论文 篇4

一、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一) 私力救济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 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 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 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 实现权利, 解决纠纷, 包括强制和交涉。①在私力救济中当事人一般根据自身状况会有三种选择, 一种是自己解决, 依靠自身能力实现自己的利益, 不反对使对方得到来自自己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惩罚, 这种解决机制往往出现在力量不对等的双方, 此时弱者的利益如果不能采取其他更有利于自己的措施的话很有可能受到伤害, 得不到保护。当然也不排除势均力敌的双方为了斗气儿采取这种方式导致两败俱伤。第二种是和解, 双方当事人相互协商, 相互理解, 自愿的在一起解决纠纷, 从而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合理的调整, 达到双赢是双方的目地, 这种解决机制往往会出现在关系比较亲密的双方, 或者是双方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造成的损失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第三者是避让, 这种解决机制具有单方面性, 一方在纠纷发生之后基于情分, 血缘、亲缘、宗亲、辈分、交往的必要上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称之为宽容主动的避让,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弱势方因为惧怕对方的权势而放弃自己的利益, 称之为弱势被动的避让, 有此种心态的人一般有忍不起但是躲得起的息事宁人心态, 这由文化影响和性格两方面来决定。

(二) 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的缘由有宗亲、辈分, 血缘, 地缘, 边缘关系, 一部分依赖于关系圈内的尊长者, 当事人选择调解是希望第三方能够公正的协调双方利益, 顺利的解决纠纷。但是这样的第三方很大程度上和双方当事人有直接联系, 可以称之为关系网内调解, 比如家族内部矛盾就很有可能会找到双方的共同长辈或者平辈来协调,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能在内部是双方当事人希望看到的。另外同一种是关系圈外的调解, 比如两村村民之间的纠纷可能就会脱离上述缘由, 但是如果能够调解的话,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大家互相信任的第三方, 这样的第三方可能只是桥梁作用, 说情作用, 但是当双方认识到虽然有矛盾, 但是在乡里乡村间找到共同点的话对纠纷解决同样有好处。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对双方的利益影响较小, 得到的收益更大, 对关系网的维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至于一有矛盾就出现的局面, 即使调解失败, 对于双方也有一个借鉴作用, 为以后的解决方式留有余地。

(三) 司法解决

虽然司法途径得到的结果必定会让一方心里不服, 但是当民众相信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时, 采取司法途径而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时, 司法就成为主体的一种可以信任的解决机制, 毕竟中国十几年的普法使得民众相信法律是公平、正义的象征, 选择这种机制的主体更多的可能是矛盾的不可调和和升级, 无疑司法的结果是客观公正的, 但是司法的后遗症却并不是司法所关心的, 这在我们的司法评价中应该得到体现才是。

二、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诉讼这一正规的解纷机制以外, 设立其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即非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 为多元化的纠纷提供不同的解决方式。虽然各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具体原因不同, 它们或是与近代法制同步发展而来并在不断的调整中日臻完善, 或是为解决新类型的纠纷而产生并在批判中曲折前进,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社会纠纷解决中日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成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对于我国是否也需要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有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解决方式与我国依法治国的理念不符, 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 诉讼机制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后才产生的, 而我国现在还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 面临的问题不是要解决诉讼机制的不足, 而是要在民众心目中树立法律的权威, 如果太早引入这种机制, 可能会影响到法治国家的建立。

作为承担司法职责的法院有三大功能:解决纠纷, 政策形成, 监督功能, ②这三种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 在法治的初期, 法院的主要职责就是适用法律, 定分止争。时至今日,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提出, 法院的解决纠纷功能进一步弱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其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留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但是这里所讲的弱化, 只能理解为数量上的减少, 而不代表法院放任替代性解纷方式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相反法院要通过不同方式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指导, 进行监督, 这样才能够保证替代性解纷方式中不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所以在效力等级上, 诉讼应该处于纠纷机制的最后一环, 任何其他方法未能解决的纠纷都可以由诉讼解决, 并且对于其他解纷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加以更正。

参考文献

[1]陈卫平.探究与构想——民事司法改革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2]苏力.农村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 北大法律评论 (第2卷第1辑)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一村一农村行政管理论文范例 篇5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毕业作业

论文题目：

教 学 点 名 称：内蒙电大鄂尔多斯分校 学 员 姓 名： 学 号： 专 业： 入 学 时 间： 指 导 教 师：

题目

【摘要】大路新区的小城镇建设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是小城镇建设最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小城镇的建设又能够有力地促进和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只有发展小城镇，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更好的发挥乡镇企业的积极作用，扩大农村需求市场，促进产业化经营，打造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实现大路新区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因此,要积极发挥小城镇与农村的相互作用,实现小城镇建设与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

【关键词】 大路新区 小城镇建设 调查 对策

前 言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加快小城镇建设，造就城区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是推进大路新区城镇化进程，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我先后到准格尔旗大路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中，我们既看到了大路新区小城镇建设快速发展的好形势，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 大路新区的基本情况

大路新区位于准格尔旗东北部，属库布其沙漠东端、黄河二级台地。控制面积230

工业发展体现环保型、规模型、园区型。投资29亿元年产量1000万吨的蒙泰不连沟煤矿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投资3亿元年产量200万吨的内蒙古三维集团小鱼沟煤矿已进入主副井建设阶段、投资12亿元年产量600万吨的华兴能源唐家会煤矿已进入前期建设阶段。与此同时，久泰集团、伊泰集团、三维集团、奈伦集团、锦化机石化内蒙古（装备）有限公司等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纷纷入驻大路新区工业园，合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煤化工基地。

三产经济突出集中化、专业化、规范化。年吞吐能力500万吨的官牛犋集装站已投入运营，投资24.5亿元的前房子煤炭物流园已动工兴建、占地面积460亩的乌兰不浪公路服务区建设全面启动。目前镇政府所在地阳市圪咀有大小商铺285家。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规划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短期行为

大路新区的小城镇规划定位不明确，特色不明显，没有制定详细规划，与实际结合不密切，缺乏可操作性，建设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二）融资渠道不宽，进展缓慢

大路新区没有好的产业支撑，不能形成新的、大的经济增长点。受资金短缺的限制，基础设施配套迟缓，新区建设进展缓慢。

（三）政策落实不力

目前国家、省、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小城镇发展的优惠政策，小城镇发展已具备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根本问题是落实不够，如资金政策、用地政策普遍落实不到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大路新区的发展。

（四）基础设施普遍不足

地，它具有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才聚集、能源动力供应充足，原材料购进及产品运出便捷、生活环境优越等优势，所以使得不仅从事乡镇企业的人员聚集在小城镇上，而且带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也向小城镇集中，从而使小城镇规模扩大，促进小城镇经济和乡镇企业不断壮大，使之从分散建设走向集中发展，推动乡镇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乡镇企业建设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通盘考虑，选择企业比较集中、交通便利、便于工业“三废”处理的区域，有条件的要考虑污水处理。要有计划的布局企业项目，引导村办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实现集中连片发展。改善对企业落户小城镇的“软件”服务，创造良好宽松的政策环境。要简化办事程序，落实优惠政策，提供社会化服务支持，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禁止向进镇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从而使村办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乐意到大路新区来。只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规划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就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相对集中，吸引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大路新区的建设中来，就能够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行小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形成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力，使大路新区成为充分展现当地经济优势和文化特色的中心。

（三）多渠道融资，搞好大路新区小城镇软硬环境建设

实践证明，凡是发展快的小城镇，都是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推行投资体制和建设方式改革的小城镇。所以我们要鼓励个人、集体和外商带资进入大路新区，参加大路新区的小城镇的建设与开发。要打破以前以乡镇级政府为投资主体的旧体制，把城镇建设推向市场，使投资主体的单元化变为多元化。要坚持以地生财，盘活土地资源，以地换路，以地换楼，以地入股；要把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推向市场，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建设活动。

五 大路新区的发展措施和对策

根据经济特色和发展水平，设置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考核办法和激励机制，正确运用经济考核结果，使考核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以上是通过我对大路镇调研后的调研报告，希望我的家乡大路镇经济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经济发展继续为准格尔旗领跑，为准格尔旗实现“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建设美好幸福准格尔”贡献巨大的力量。

农村行政论文 篇6

关键词：农村 群体性 突发事件政府政策诱因 化解

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中国当前改革的关键问题和战略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因为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历了出现——明显——突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合法利益无法得以有效满足，甚至遭到破坏，由此引发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出现。城镇化建设在全国实施以来，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出现的频率更是有所提高，因为农民的更多利益被卷入了这样的建设。农民利益的解决需要“政府—政策”的交互作用。

一、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本质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由于生产力导向问题引发包括机遇在内的资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导致农民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资源享有等和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这样的现实就容易激发农民争取权益的情绪，以至于这些利益的被损害个体联合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这个“联合——争取”的过程中，农民往往采用过激化行为，这极易酿成以获取个体利益为本质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

二、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催化

如果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本质是农民对切身利益的维护与争取，那么其重要原因则是农民在维护与争取自身权益时遇到的往往是非合理的行政待遇，也就是说农民与行政部门存在着对话非对称，而这个背后又是利益的非对称。

当农民的的意愿，不管科学与否，很难得到及时而合理的关注，特别是这种意愿是一个群体化意愿的时候，基层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将激发农民群体化情绪，加上农民普遍文化知识层次较低、法律意识比较淡漠，针对管理部门的“态度”，容易发牢骚、听信鼓动，于是农民求利的感性心理就会战胜其理性心理。由此我们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催化就是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是遭到破坏、农民自身的素质构成及“政府—政策”的非科学化关注和应对。其中，关键要素是行政部门的工作方式；助推要素是对政策的的理解执行不到位。

三、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1]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要处理好、化解好每一个矛盾。

农民利益冲突的信息体系建构，在框架上需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建构模式，即在宏观上，在着重解决农民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基层政府组建信息调研工作组；在微观上，信息调研组的工作内容是要对所辖区域的各种能够引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征兆、信息、言论等进行分析、提炼和汇总，以信息等级方式传递给基层政府的决策层。信息调研工作组的工作方式是走访村民、约谈村委会成员、监督党和国家关于“三农”政策在本区域的的贯彻与落实等，并协助村委会调解村民的矛盾冲突等。

四、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化解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化解最佳阶段就介于情绪不瞒与不满言论广泛传播之间。其化解方式则以基层政府为主体、政策执行为原则、灵活对待为特征。基层政府人员要融入到农民当中，进行对称性交流、协调和引导。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数据，86年以来人民调解組织解决的纠纷每年都有上百万，成功率差不多95%。其中90%都是由村一级的人民调解组织调节的。”[2]可以看出，合理科学的引导，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化解农民利益矛盾的，这为建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化解体系提供了基础。基于此，在事件发生前要善于把握村民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特别是要掌握村民中“活跃分子”的言行和心态。

四、总结

事无大小，要俱细。本着预防为主、科学应对的方针，市级及其以下政府要深入农村、农民和农业当中去，切实从制度、规章等方面着手来化解已经出现的矛盾、来预防可能出现的矛盾。“政府—”要结合所在区域实际，科学化、广泛化、群众化组建信息调研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将一切有可能引起火花的行为化解和疏通。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防治对策 篇7

一、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关于何为群体性事件以及农村群体性事件, 我国现行法律均未作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民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 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这种群体性事件的定义, 强调了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同时也指出了群体性事件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性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从中性意义上来使用群体性事件概念, 比如认为它是指由众多人组成的群体所制造或形成的事件。我们也基于中性意义上使用农村群体性事件定义, 认为它是指发生在农村的或者与农民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农村群体性事件并非当前社会独有, 实际上它存在于任何社会, 只不过在不同社会, 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

目前,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参与事件的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不仅有众多的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 而且还有那些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群众, 甚至有时还有非农群众及其他人员。一旦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 往往会全家、全族人、全村人卷入。二是涉及的领域广泛。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集体资产的处置以及贪污腐败等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点领域。事件的始发地往往是农村, 但是往往同时存在于城市。三是事件引发原因“更具威胁生存性”。一般而言, 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切身利益遭受到政府威胁侵害而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意见时, 农民不得不以群体性事件方式来引起上级政府的注意和解决。四是行为方式趋向趋于对抗性、暴力化, 往往群体上访、阻塞交通、集会、聚众闹事、围堵党政机关等方式, 甚至采取自杀、自焚、打砸抢烧等极端方式。五是从社会效果看, 一旦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 往往会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 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激化的成因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频发生, 从行政法治的角度看, 主要有以下成因。

1.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规范

农村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来看是农民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需求的一种过激行为。农民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其直接或间接根源是政府权力行使不规范。政府权力行使不规范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法规和政策滞后。虽然目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涉及到《治安处罚法》、《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信访条例》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 但是, 我国在现有涉及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法规中, 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 尚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的完整体系, 这种法制的缺位使政府行为失去了获得普遍认同的根基。而诸如在农村各地普遍存在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 促生了大量无地又无经济来源的农民, 导致不满情绪。二是政府决策不当。农村许多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往往是由政府错误的行政决策所导致。由于许多决策没有让农民参与、没有进行风险评估, 结果导致一些决策没有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甚至抵触, 比如在“甘肃陇南事件”中, 当地政府若真有搬迁行政中心的意向, 那么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项目, 理应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而不是封闭决策, 结果这种决策成为该事件的导火索。三是行政乱作为、不作为。近年许多农村群体性事件, 其根源可追溯到执法人员野蛮执法、不严格执法或者放弃执法。由于执法不规范, 相对人不守法甚至抗法, 不仅法律实施的效果不佳, 而且引发诸多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中, 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 被指随意动用警力, 群众意见很大, 导致警民关系紧张。

2.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 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不无关系。无论是农民诉求组织, 还是农民利益表达制度, 都存在着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缺陷。比如在云南孟连胶农事件中, 由于广大胶农的合理诉求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结果导致群体性事件。目前, 绝大多数的农民利益表达都是以个人泄愤或小团体的形式自发进行的, 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点, 缺少利益表达的组织依托。在我国, 虽然工人有工会、企业家有企业家协会、作家有作家协会等等, 但是, 农民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群体, 他们既没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 也没有专业化的利益代言人, 甚至没有真正与自己利益基本一致的全国性的行业协会, 这一状况决定了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无效。事实证明, “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团, 或无法通过现存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 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积蓄的不满, 并会通过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2]因此, 当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 无法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表性组织及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农民的利益时, 农村群体性事件便会爆发。与此同时, 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司法权威的现实, 农民仍怀有“拦车陈情告御状, 击鼓鸣冤盼青天”情愫, 遇到官民矛盾纠纷时往往“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 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上级领导的批示上, 而在众多的上访中真正得到领导过问解决的微乎其微, 于是农民往往采取扬言爆炸、自杀等过激方式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 结果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无序。而基层政府由于维稳的需要, 往往无原则满足上访人要求, 甚至花钱买平安、不惜采取强制截访、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 进一步恶化了官民关系。

3.基层“官民”关系失范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官本位、权力至上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在基层政府中, 不少官员仍然唯我独尊、高高在上, 无视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甚至动不动对老百姓盛气凌人, 为非作歹, 很容易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 一些基层政府不是平等地与民众交流, 妥善的化解矛盾, 而是动辄命令、强制的做法, 随意动用警察, 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在有些官员看来, 农民低人一等, “农民维权”往往被视为“抗法”, 甚至广大农民被污蔑为“刁民”、“暴民”。一旦出现农民基于利益诉求的偶发性事件, 有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将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多年来我们处理群体性事件时的两个惯用语——‘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少数人操纵’, 也明显体现了将群体性事件刑事化、政治化的重要特征”。[3]在这种群体性事件刑事化、政治化的情形下, 广大农民群众自然会以同样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政府,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由此可见, 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政府官员未能真正以人为本的理念, 未能正确处理官民关系, 角色错位、行为失范, 致使矛盾愈演愈烈,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4.法定救济渠道不畅

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法定救济渠道不畅, 不仅严重影响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引发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指令法院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办, 还规定土地拆迁案件或土地征用案件不许受理、不许立案;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提高“撤诉案件率”, 法院和政府联手动员原告“撤诉”, 软硬兼施, 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由于法定救济渠道难以起到农民权利保障的功能, 政府又违法行政, 侵害农民权益, 如此势必造成官民关系对抗, 引发群体性事件。不仅如此, 目前法院对群体性纠纷的现有审理机制具有的特点是:分别处理模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比例较高、以判决方式结案占主体地位, 此种审理机制导致了群体性纠纷化解上的四个问题与障碍, 即“审判的特殊性质难以消减群体性纠纷冲突的激烈程度”、“简易程序低适用率难以满足处理群体性纠纷的效率要求”、“个案先行难以保证审理质量”、“涉政府因素的存在使得调解比例偏低, 间接影响处理效果”。[4]正是由于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 司法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公信力不足, 因此, 农民遇到权利救济想到的往往不是提起诉讼维权, 而是走上漫漫信访路, 甚至寻求制度化抗争。

三、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防治对策

笔者在分析了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激化的原因之后, 下面将对症下药, 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防治之策。

1.加强约束公权力的立法, 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

一是要完善对行政权力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 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 在立法内容上, 既要重点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立法问题, 又要考虑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问题, 制定诸如《社会救助法》、《济贫法》等一系列保障农民切身权益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 要修改完善现有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关义务性规定, 增加公民权利保护的完整体系, 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精神, 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群体性事件应对条例》等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在立法方式上, 既要扩大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 创新参与立法方式, 完善立法听证、专家咨询论证以及公开征求意见、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制度, 保证公众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的诉求、合法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又要改革部门起草法律制度, 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法规规章起草工作机制, 完善委托起草和立法机构、专家学者等联合起草的方式, 克服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倾向, 让立法更加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 顺应民心, 反映民意。[5]

二是要加大政府实施法律、法规的力度, 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 要完善地方政府决策制度, 切实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结合起来,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冲突。对与农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意见, 在真正让农民群众充分表达诉求, 充分采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决策方案, 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要依法建立决策风险评估制度, 对于那些涉及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只有经过评估得到大多数农民群众认可的方案才付诸实施, 尽可能减少产生矛盾的隐患。其次, 要严格实施法律、法规。目前, 许多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乱作为、执法不公有关, 也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有关, 不积极化解处置本来并不严重的矛盾和纠纷, 结果引发更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为此, 笔者认为, 要预防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 就要切实推行“透明行政”, 及时公开政府信息, 防止有碍于危机管理的谣言扩散, 保障广大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就要建立健全类似《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执法程序规定, 从程序上规范政府执法行为;就要建立严格的执法责任制度, 对事件处理当中一些行政人员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要进行制裁、追究, 使之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 不敢僭越权力的界限, 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服务。

2.建立农民诉求的组织, 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要有效抑制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就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农民参与、反映农民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鉴于我国不少利益群体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并且发挥了很好的利益表达功能, 我们有必要尽早成立各种类型的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 如农会、农协、农业合作社、农民联盟等等, 以克服农民利益表达的分散化和个体化的弱点, 使农民能够以一个组织整体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有力地表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 进而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样, 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也应该依照工会法, 成立独立的、完全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组织, 发挥其凝聚群体利益的作用, 以保障他们利益诉求的顺畅。[6]为此, 基层政府应该尽快从政策法规、资金投入、管理方法等方面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 使之承担起代表和维护农村各组织成员不同利益的责任, 从而引导农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防止矛盾激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要正确处理好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及村委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组织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和功能, 形成国家、社会组织和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要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 还要慎用信访制度, 健全利益表达平台。鉴于信访制度作为一种人治色彩浓厚、信访功能错位、司法权威消解的制度, 我们需要慎用信访这种行政手段解决包括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社会纠纷。正如有学者所言, 要重新认识信访功能, 严格限制信访范围, 使信访回归到下情上达、了解信息、转交信件的最初定位, 尽可能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 将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剥离至司法救济渠道。[7]只有尽可能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 打破“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局面, 将绝大多数纠纷都纳入司法救济这种高级纠纷解决机制, 才能真正化解农村群体性事件。当然, 信访制度在化解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弱化, 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作为, 实际上, 政府在许多领域可以建立健全农民利益的表达平台, 比如基层政府在规范现有各种利益表达渠道的同时, 还可借助大众传播媒体和现代网络技术等平台来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项, 可组织召开决策听证会制度, 让广大农民理解和认同政府的决策, 从而从根源上防治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

3.理顺地方“官民”关系, 打造官民平权型政府

要有效化解因“官民”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农村群体性事件, 首先要真正树立官民平等的法治意识, 正确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要让人们特别是官员认识到法治的要义不是官员治民, 而是依法治官。只有把公权力驯服在特定的“牢笼”里, 公权力的界限划定在特定的“疆域”内, 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8]才有可能让公权力行使者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 才有可能真正改善“官民”关系, 切实预防“官民冲突”的产生和加剧。在“权由民所授, 权为民所享”的宪政观念支配下, 我们要建立起新型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真正的“平权型政府”。这种平权型政府意味着在和谐社会环境中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新定位, 表明政府要实现的目标是其与公民关系的平等化, 或者说要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目标。[9]只有政府真正转变角色, 以对等的身份对待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公民, 政府行为才能得到公民的真心拥护, 实现官民和谐。

与传统的压制、管制型政府不同, 官民平权型政府的打造, 需要政府角色和政府行为的双重改变。一是改变传统政府的角色, 实现公私合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 在一个具有积极公民权的社会里, 政府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 公共行政官员将日益扮演一种提供服务的角色——一种调解、中介、申说、裁判的角色。只有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积极性, 各司其职, 协调发展, 合作共治, 才能确保和提高政府的回应性, 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二是重塑政府行为, 增强行为的社会回应性。政府依靠的将不再是管理控制的方法, 取而代之的是促进、当经纪人、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为此, 要建立多元对话沟通机制, 确保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联系的渠道畅通, 通过发挥社区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 对农民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回应, 避免矛盾激化升级。

4.整合现有救济资源, 畅通行政法律救济渠道

农村群体性事件折射出我国目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的缺失, 而对群体性事件的积极防治亟需整合现有救济资源, 畅通行政法律救济渠道。一方面, 要整合现有法律制度资源, 充分保障农民群众的权利。首先, 在信访与法定救济渠道之间, 要限制信访在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 集中矫正其不讲程序、缺乏规范、充满恣意的根本弊端, 将信访救济规范和改造为行政诉讼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的过滤机制及补充机制, 当然总的方向是要将绝大部分纠纷纳入到诉讼、复议、仲裁等等法定救济渠道之中。其次, 要充分运用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监察、行政仲裁、行政裁决等制度, 并且应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这些制度的重要作用, 从而解决“官民”矛盾、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发生。仅就行政复议而言, 由于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上的偏差等种种不适应等原因, 行政复议制度目前远没有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公民比较普遍存在的对“官官相护”的疑虑也远远没有消除。为此, 必须突出行政复议制度的主导功能, 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行政争议”作为设计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着眼点, 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 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只有充分发挥包括行政复议制度在内的法定救济渠道的作用, 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农村群体性事件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消解。

作为人民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法院的司法审查无疑大有可为, 而且应该成为预防化解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力量。而要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 就要尽快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 尤其是要拓宽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增加诸如团体诉讼类型等新型诉讼类型。譬如, 借助团体诉讼的方式使一些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政行为在初期得到及时纠正,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团体诉讼的方式使民众利益诉求获得妥善处理, 这是对比较传统的由个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一种制度创新, 可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与此同时, 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改变法院“地方化”、“行政化”状况, 从而加强司法独立和权威, 防止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对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一味迁就的做法, 坚决纠正“官官相护”、“权权交易”的行为, 杜绝“结案了事”的不负责任态度。总之, 必须在强化司法功能的基础之上, 增强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吸引广大农民选择法定渠道化解矛盾冲突。只有农民群众充分信任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他们才会走上依法维权的道路, 农民的利益诉求才可在法治框架内得到解决, 农民群体性事件才可能得以预防和化解。

参考文献

(1) 王彩元等.群体性治安事件紧急处置要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2)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 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

(3) 吴兴民.抗争、表达与秩序重构:论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新思维[J].政法学刊, 2009, (06) .

(4) 陈晓红.群体性纠纷的审理现状及应对方法[J].法律适用, 2010, (08) .

(5) 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J].中国法学, 2012, (02) .

(6) 吴佩芬.群体性事件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J].思想战线, 2010, (04) .

(7) 马怀德.“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N].学习时报, 2010-01-25.

(8)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0, (09) .

农村行政论文 篇8

关键词：农村食品市场,市场特点,监管难点,监管对策

一、对农村食品市场的监管分析

市场交易活动是在一定的交易环境中完成的, 市场表现出的状况绝非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它受到交易环境中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 因此要管理好市场, 就必须深入分析和充分了解交易环境中的因素, 对市场的管理实际上是对交易环境各因素的规范, 和对交易环境的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管理。

观察市场管理活动可以发现, 交织作用于市场交易环境中的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 有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物的因素, 包括卖方质量检测设备、监管方的检验和执法装备以及监管手段的技术设备;布局因素, 指市场分布的状况;信息因素, 指信息的广泛性和通达性;制度因素, 指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监管的具体制度等。

(一) 人的因素

农村食品市场是交易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监管的层面上看, 作用于该市场的人的因素, 由经营者、消费者和管理者三部分组成。

1、经营者的特点。

(1) 合法经营的意识不强。在农村经营食品的许多摊贩, 特别是存在于农村学校和食堂以及分散于村庄里的小卖部经营者, 有相当数量处于无照经营或证照不全状态。他们有的不知道从事经营活动需要办理相关证照, 有的知道却嫌麻烦, 为省事, 大多不去办理。他们不知道这属于违法经营, 是要受到查处和惩罚的。正是这种认识与监管要求的差距, 监管人员在深入农村监督检查, 进行罚没处理时, 经常遭遇暴力抗法的行为。 (2) 食品安全意识薄弱。这样的经营观念, 很难保证食品安全, 也为发生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埋下了隐患。 (3) 食品安全知识匮乏。农村食品经营者大多文化程度较低, 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更是知之甚少, 加之对自身消费食品的卫生标准就不高, 他们多数对食品安全标识的标准和食品本身质量的要求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 这又怎能保证所经营食品的质量。 (4) 进货食品质量把关不严。尽管为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及时发现和有效追踪伪劣食品的源头, 一些地方工商部门积极推行一种索票索证制度, 要求经营者在进货时, 查验对方合法证件、进货和生产手续, 注意检查所售商品上的商标、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商品标识。然而大多数的经营者或是不知如何查验, 或是不愿查验, 很少有始终坚持这项制度的。

2、消费者的特点。

(1) 对食品质量标准不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农民收入普遍偏低, 购买力有限, 迫使他们不得不降低对食品的质量标准要求。因而越是贫困地区, 食品安全问题越严重。 (2) 食品安全意识不高。农村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一样, 存在着食品安全意识薄弱的问题。加上农民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传统观念, 更助长了伪劣食品在农村的盛行, 甚至形成了城市不合格下架商品流入农村, 城市包围农村现象的出现。 (3) 维权意识不强。就维权意识而言, 一是受到“避事”、息事宁人观念的影响, 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他们多数忍气吞声, 自认倒霉了事。加之农村乡情较重, 碍于情面, 他们也不愿意换货或退货;二是维权成本较高, 也是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较弱的客观原因。三是维权效果不佳, 处理时间较长, 甚至不了了之, 也影响了农民的消费维权积极性。 (4) 维权能力不足。农村消费者的文化水平通常较低, 对食品安全消费的知识了解不多, 农村的信息相对闭塞, 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食品辨别能力不能维权, 缺少维权常识不会维权。

3、管理者的特点。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人员是农村食品市场的监督者。他们在农村市场监管工作中, 呈现出以下特点。 (1) 监管队伍力量不足。农村市场分布一般较为分散, 监管范围较广, 市场巡查所需的时间较多, 受人力所限, 使得监管的覆盖面和频率都受到限制, 一些农村的个别的零散摊点成为监管盲区, 为假冒伪劣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 (2) 监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高。基层监管人员由于日常工作压力较大, 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制约, 自我学习的时间和能力都十分有限, 受培训体制的影响, 获得培训学习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这些都阻碍了基层执法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增长, 在科技发达的当今社会, 有些跟不上变化, 常常是事倍功半。

(二) 物的因素

1、经营者的检测设备。

农村经营者大多经营规模较小, 经济实力较弱, 从成本核算的角度出发, 他们没有条件购置检测设备, 用以检验食品的质量。日常经营的食品, 基本上依靠经营者的观、摸、闻等落后方式来把关, 这就使食品质量的检验缺少客观性的保证。

2、监管者的装备。

(1) 监管检测设备。这些年, 全国工商系统积极推广先进省份已经采用的食品安全检测车和检测箱, 使食品质量的监管科学化。但检测设备的配备和掌握检测设备的使用都需要一个过程, 此外购置设备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财力保证。目前全国能够使用食品检测设备的也只是在一些省会类的大中城市, 广大的农村基本上还没有条件配备。 (2) 监管执法装备。农村市场分布较为分散, 监督管理地域广泛, 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 必然出现监管缺位。近两年, 河北工商系统加大基层工商的装备投入, 使每一个基层工商所都配备了相应的车辆, 加强了基层工商监管装备水平。 (3) 监管手段的技术装备。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国家对工商监管职能要求的提高, 工商监管的信息化、电子化成为监管手段发展的大趋势。电子计算机配备的水平和使用电子设备、实现办公自动化的水平, 直接影响到工商监管的工作效率和效益。

(三) 布局因素

农村市场分散、不集中。大的有大型批发市场、小的有零星小卖点, 形形色色, 分布十分广泛, 一些小规模的、零散的农村食品经营摊点时常脱离监管视线, 成为监督管理的盲区。

(四) 信息因素

农民居住较为分散, 信息传播手段有限, 农民主动吸收食品安全的信息能力不高, 给食品安全信息的快速流动造成了障碍。因此, 农村的信息不通畅, 一些信息不能及时到达等现象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五) 制度因素

由于制度问题较为宽泛, 这里仅就监管的具体制度进行探讨。目前在农村食品监管中实行的制度主要有市场日常巡查制、多部门多层次信息联报交流制度、进货索票索证查验制度、食品监管的查验检测制度等。这些制度目前还在推广完善阶段, 还缺乏用以评价检查落实的相关办法和措施, 许多制度规定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转化为日常的工作规范, 制度中的一些内容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制度似乎更像为突击检查专门制定的, 形成监督管理紧一阵松一阵的状况。

二、难点问题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农村食品市场监管还存诸多需要破解的难题, 主要表现在:

(一) 食品安全的保证与食品质量需求较低的矛盾

在调研中, 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严格按照食品准入和退出管理的要求, 县以下的农村食品市场 (含县城) 有70%-80%的商品都应退出, 那么, 农民买什么?

(二) 食品安全保证与执法成本的矛盾

抛开财力不足, 短期不可能全部配备相应的交通工具、检测设备不说, 即使是设备齐全, 由于农村交易摊点分散, 日复一日的经常性的开着车、拉着设备、带着检测箱和检测药剂, 一个一个摊点进行检测的方法, 执法成本怎么核算?建设经济型的政府岂不是一句空谈?

(三) 食品安全保证与管理人员监管能力的矛盾

这是一个可以解决, 但短期内解决难度较大, 需要一个较长期过程的问题, 而且这种矛盾呈动态性的长期存在, 就是说今天解决了, 不注意维护二者的协调发展, 明天还会呈现新的不适应和矛盾。

三、对策

针对上述难点问题, 工商执法监管除继续推广一些先进的经验以外, 还应该重视一些长远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研究, 以适应农村食品市场管理的要求。

(一) 适应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

农村的消费水平低和消费观念落后, 关键还是受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 经济收入低而图便宜, 是食品质量标准不高的根本原因。假冒伪劣商品没有了购买欲望, 就无处可去。那么, 怎么能够让农民不去购买质次价低的伪劣食品, 又能够满足农民对食品的需求, 还能适应农民价格便宜的要求呢?商务部正在全国推广的农村供销社连锁经营的方式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统一供货, 统一检测, 保证了食品质量;通过实现现代化的物流方式, 降低了价格;农民购买价格低、质量有保证的食品满足了消费需求。工商部门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流通体系的建设中, 这一体系一旦正常运行发挥成效, 也将大大缓解工商部门对农村食品市场监管的压力。

(二) 适应经营者素质偏低、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实际

1、进一步完善农村消费维权网络建

设, 加快“一会两站”建设, 实现对农村消费维权的全覆盖。农村消费维权网络的建设, 不仅可以及时处理农村群众的消费纠纷, 维护农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还可调动广大农民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积极性, 使他们成为农村食品安全监督的重要力量, 进而弥补监管部门因力量达不到而监管不到位的工作漏洞。

2、利用多种形式, 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

农村最常见的宣传工具就是墙报和小广播, 充分发挥这两种宣传工具的作用, 配以相应宣传资料, 向农民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消费的知识, 帮助农民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3、完善食品安全警示制度, 使农村食品安全公示制度制度化。

综合申诉举报、执法检查、质量抽检、案件查处等信息, 发布消费警示, 及时将不合格食品公示出来, 指导消费。

(三) 适应行政执法的特殊要求

工商行政监管人员担负着监督市场、保证群众安全健康消费的重要职责, 而其面对的农村食品市场又是一个点多、面广、线长、市场发育参差不齐的状况, 再加上人手少、设备装备水平低等问题, 工商行政监管人员还应狠练内功, 加强学习, 丰富自身的食品监管知识, 提高食品质量的辨别能力, 用高素质的专业能力完成艰巨的工作任务。

参考文献

[1]、工商行政管理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规范[Z].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范性文件.

[2]、肖学文, 江林.抓好当前, 谋划长远[J].工商行政管理, 2006 (2) .

[3]、乐贵忠.假打监管执法力度, 维护食品消费安全[J].工商行政管理, 2006 (2) .

[4]、宋涛.推行“一户多档”制, 扎实做好城乡结合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J].工商行政管理, 2006 (2) .

农村行政论文 篇9

长期以来, 农村土地征收所引发的纠纷可谓层出不穷, 法学界对纠纷的解决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论者认为, 应该创造出新的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方法。笔者对此类观点不能苟同, 主张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 仍然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解决途径中, 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同时又认为, 现行行政复议制度要为农民所接受, 就必须作出修改。而且, 只要修改正确, 就无须再创造出其他的救济制度, 修改后的行政复议制度就足以维护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并为他们所接受。根据如下:第一, 农村土地征收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它以土地征收机关为一方当事人, 以农民为另一方当事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农村土地征收行为, 作为复议的对象符合中国行政复议法的精神。第二, 相对于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具有“内部优势”, 即行政复议机关就是行政机关, 可以凭借行政领导的行政命令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第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仍然相对于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具有效率优势, 它简易、迅速, 可以及时、迅速纠正执法中的错误, 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维护。虽然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严格的土地审批权限和手续, 但长时间来, 越权批地, 甚至不经过批准而征地, “先斩后奏”, 甚至“斩而不奏”的现象相当普遍。去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一维权之路非常漫长, 农民不选择它是很正常的。第四, 行政复议具有“经济优势”, 它不收费[1]。中国农民大多是穷人, 这一优势对他们应当格外具有吸引力。

行政复议有如此之多的优势, 农民为何还不选择它呢?这是因为它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使得它不能够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是: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 把行政复议定性得既有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 又有权利救济行为的性质。第二个缺陷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 第三是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三个缺陷又是紧密相关的。正是基于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如果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 就会成为被告;正是因为定性为权利救济行为, 法律为复议机关设置了居间地位, 以及作出复议决定的类似于法官的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缺陷也使得中国行政复议制度未体现其自身的优势, 也不能弥补行政诉讼的不足。

因此, 必须对现有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完善和发展。本文以下就从法理上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途径进行简要阐述。

二

中国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一方面, 将其定性为救济行为即行政审查。另一方面, 似乎又将其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

中国法律把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 还体现在, 它赋予了行政复议超强的法律效力, 主要表现在:第一, 复议可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第二, 复议可改变行政诉讼的当事人。第三, 行政复议及其决定的这种超强效力还是一经作出, 就立即生效的, 远远超出了一般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强度。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后, 尚有停止执行的可能。而行政复议决定一经作出, 既无停止执行的可能, 亦无推迟生效的例外。

由上述可知, 相关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混乱的。把行政复议定性为权利救济行为, 和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权利救济行为具有居间性、超然性, 而具体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单方性、直接性。具体行政行为中只有行政裁决具有居间性, 但众所周知, 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具有根本的区别, 因为行政裁决的对象是民事争议, 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而行政复议的对象是行政争议, 争议的一方必然是行政机关或行使行政权力的其他组织。不但如此, 法律还赋予其比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更为强大的效力。由于其效力强大, 且一经作出即生效, 所以向法院起诉即为必然。“司法乃最后一道防线”, 对申请人所不接受的行政复议决定也就只能依赖司法判决了。可以说, 向法院起诉是行政复议效力生命在逻辑上的必然归宿。

三

但是, 笔者认为, 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效力的最有力的内容, 还应当是对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之所以说这一规定是最有力的, 乃是因为, “检验法律制度的最终标准是它做些什么, 而不是如何做和由谁去做, 换言之, 是实体, 而不是程序或形式……”[2]如果最后得不出对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真正有效力的决定, 程序再简便, 再科学, 也毫无意义可言。

行政复议法规定了维持决定, 履行决定, 撤销决定, 确认决定, 以及责令重作、责令返还、责令赔偿等决定。 (1) 其中, 撤销决定、变更决定和确认 (违法) 决定被“混沌”在一起———笔者称之为“混沌结构”, 复议机关可以选择。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7条规定, 改变决定包括了行政复议法的“混沌结构”, 即第28条 (三) 所创设的撤销决定、变更决定, 以及确认违法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等决定类型。笔者认为, 这个“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复议决定在效力上又可进行区分———三种之中, 最能体现行政复议优势的, 是变更决定。因为, 撤销决定往往会是“一撤了事”, 当事人的权益可能还是得不到落实;而责令履行, 被责令的对象也有可能会拖拉不办。只有变更决定直接将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了, 以复议机关所作出的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代替了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正因为可作这样的区分, 所以行政机关为了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就极有可能在这个“混沌结构”中还会进行选择, 挑选出对自己最无害的决定。也就是说, 在“改变决定”即“混沌结构”与其他种类的决定之间, 复议机关可以选择;在“混沌结构”内部, 他还可以选择, 即复议机关仍然有裁量权。再加上又未规定 (事实上也无法规定) 该作出改变决定而不作的法律责任, 这就给了复议机关该作出而不作出改变决定的极大的可能性;而法律规定作出改变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 这使得复议机关不作出改变决定成为了一种必然性。

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的优势, 即是可以更及时、更快速地发现错误和更有力地纠正错误。而能体现这一优势的, 是行政复议决定;在诸决定种类中, 最能体现行政复议优势的, 是改变决定。改变决定, 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刀刃”。行政诉讼的变更判决的适用对象局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 那是因为为诉讼 (司法) 的特点 (其本性是判断权) 以及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所制约。行政复议变更则不受此类制约, 其对象可以宽泛得多, 可以说, 能撤销的即可变更, 只要有可变更的内容。

四

笔者认为, 立足于前文的分析, 应当将复议界定为“效力待定的救济行为”。复议和诉讼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救济方式, 选择权的享有者仅仅是行政相对人, 即复议申请人。

当复议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以后, 复议申请人仍然到法院去起诉, 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诉求未被满足, 这一点与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不满意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认为自己的诉求未得到满足。如果说复议机关的变更或撤销决定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 那么, 维持决定对具体行政行为也是有“贡献”的:它“加固”了具体行政行为;在复议不停止执行的情况下, 它直接促进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进程和进度。

当农村土地征收纠纷发生时, 农民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的目的, 或欲使后者能够对土地征收行为予以变更、撤销、或确认违法后责令重作, 即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 (前文通称之为改变决定) , 或欲使其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其他决定。这里的“其他决定”, 自然不包括维持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 (前文简称其为维持决定) 。农民的这种愿望是与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是相一致的。但是, 法律规定, 在复议机关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 就会成为被告, 复议机关就会为了避免成为被告而违心地作出维持决定, 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维护了。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应当对现行有关行政复议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修改的方案如下:第一, 对中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行修改, 即不论复议机关作出什么复议决定, 他都不会成为被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行政诉愿法 (他们的诉愿就相当于中国的行政复议, 行政诉愿法就相对于中国的行政复议法, 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愿法) 都没有规定诉愿机关会成为被告的。第二, 《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都不做修改的情况下, 对中国的《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法规进行修改。这在法理上也是行得通的。因为对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规定是行政复议规定的特别规定, 是“特别法”, 它和行政复议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可以在《土地管理法》中增加这样的规定:“农民等土地承包人对土地征收行为不服的, 可以向征收机关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征收机关为被告,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张越.行政复议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49-51.

农村行政论文 篇10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得到不断进步与发展, 经济亦取得显著提升, 然而环境问题亦空前严峻, 特别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由于自然资源过度的开采、乡镇企业工业污染蔓延、大中城市与发达国家污染转移、农业面源污染及农村生活垃圾等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以及环境污染, 导致我国农村环境的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破坏、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相互联系与影响, 对我国广大农民生活环境造成极大影响, 成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加强农村环境的保护工作力度成为当务之急, 而正确认识农村地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是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2 农村地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 我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取得的一定效果, 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行为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环境质量得到相当改善, 然而亦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目前, 某些农村地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阻碍行政执法、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及低环境违法成本等问题, 如图1。

2.1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行政执法权主要包括:审批权、验收权、排污许可权、排污收费权、检查权、调查权、监督权、限期治理权、调节权等9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某些农村地区受政策、经费限制, 未能有效建立起行使以上环保权力的行政主管部门, 而当地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均可行使环保行政执法权[1]。此类现象造成分管部门以及统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没有清晰而明确的权力、职责划分, 出现多头管理、互相推诿, 最后导致环保行政执法分散甚至无人负责。

2.2 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政干预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 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级、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者为极力推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大力招商引资, 将重污染工业企业转移到本农村地区;另一方面, 利用无形的手保护当地的大型企业, 无视项目污染农村环境, 进而激化了与周边群众的矛盾。还有一些企业请求地方政府施压当地环境行政的执法部门, 将已下达的一些处罚决定撤销。此外, 环保部门的领导人选常为当地政府所任命, 严格的执法触动当地的重大经济支柱的企业利益时, 极易受到人事方面的干涉, 导致环境的行政执法出现疲软。再者, 部分企业家具有政企双重身份, 如在政协以及人大中担任要职, 此类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导致其较易以上级身份干涉下级环保部门的行政执法。

2.3 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环境的执法人员在精通环保各项业务的同时要将法律知识全面的掌握, 然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农村地区某些环保机构没有严格的把关, 或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招收了一些具有思想素质与业务素质水平不高的人员, 较难提供高水平的农村环保执法。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在县一级的环保机构执法人员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极少, 且有些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招聘社会上闲杂的人员为其执法人员或临时人员, 该类人员普遍专业素质较差, 这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效果与质量形成直接的影响[2]。

2.4 较低的环境违法的成本

罚款是我国环境的法律与法规所授予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重要的一项处罚措施, 但是罚款数额并不与违法得利、环境危害的程度、企业的违法情节挂钩。当环保部门对于擅自将污水处理的设施停用以及偷排的行为的采取罚款行政处罚时, 有可能不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太大的影响, 甚至一些企业宁可不让环保设施正常的运行, 但却愿意接受经济处罚。例如某地区一乡镇造纸企业, 5万t/d的污水处理站仅一天运转费即为4万元左右, 而依据相关环保法律规定, 将污水处理的设施停用的最高处罚仅为10万元, 该企业三天污水处理的运转费就高于罚款数额。又如某农村地区的一燃煤火电厂需投入4亿元在烟气脱硫脱硝的环境治理中, 而依据我国目前排污的收费标准计算4亿元可交纳该发电企业上五十年的排污费用。面对较低的环境违法成本、高额的环保设备投入及运转费用, 农村地区企业往往道路交通不便, “山高皇帝远”不利于环保监管, 于是企业肆无忌惮超标排放、偷排、甚至直排, 严重污染当地农村大气环境、水环境。因此, 出现年年监察, 年年罚单, 年年上“黑名单”的现象就不难解释。

3 解决农村地区目前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存在问题的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农村地区目前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存在问题包括如下的措施 (如图2) :

3.1 合理设置农村地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构

有效建立中央到各级统一管理且专门的环保机构, 也就是说由环保部统一协调、指挥、管理、部署全国的环保执法机构建设, 而省、市、县的各级政府对环保执法机构的配合部门进行相应的设置, 各地的环保执法整个过程中执法主体为环保部门, 且上一级垂直的环保机构监督以及管辖, 但不是该地区政府主管的隶属, 且财政上必须相独立, 而地方政府应对本地区环保机构的工作参与和辅助, 形成上下联动、垂直管理、专业技术强的专业环保执法机构。此外, 要有效设置跨流域及跨区域性的执法机构, 主要对跨流域以及跨地区中环境的执法与管理问题负责;有效建立协调国土、林业、发改、水利、矿产等相关部门间环境执法事务的制度等。

3.2 将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工作目标与当地政府政绩挂钩

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地方中各级的人民政府要负责本辖区环境质量, 且国家要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当中将环境保护纳入工作规划之中。因此, 当地人民政府必须将环境保护目标的责任制确立, 将农村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方面落实。具体做法为将农村地区环保工作目标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挂钩, 也就是将环保工作所占的比例与份额明确, 一旦环保工作的目标未完成就受到上级政府的问责。

3.3 提高农村地区环境保护执法人员素质

(1) 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将农村地区环境执法的队伍准入标准提高, 通过考核选取文化素质与专业素质较高的人员。且对执法的人员要进行岗前的培训以及教育, 使其将环境执法相关的法律方面的知识真正掌握, 执法时合法且懂法。此外, 执法人员需不断学习, 对环保方面的知识需不断的更新, 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2) 提高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 加强思想教育的力度, 使执法人员认识到严格执法是保护农村地区生活环境有效手段, 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 代表了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3.4 改进处罚措施及结合强制执法手段

(1) 要将动态罚款的措施有效实行, 将罚款的额度提高。目前依据我国当前的法律, 环保罚款的限额处于绝对静态, 然而环境污染是累积效应的结果, 对于长时间持续违法排污等行为, 仍以一个排放总量确定罚款的总额[3]。若采用动态罚款, 将总处罚是基于时间而定, 具有越长的违法时间、越多违法污染物的累积, 处罚的额度也越高, 以免出现一些排污的企业将排污费用一次性的预先缴清, 之后就毫无节制的排污。此外要将罚款额度增加, 最起码罚款的数额应比增加设备和运营费用带来的全部利润更大, 使排污的企业更愿意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2) 要将强制执法的手段增强。当企业污染正在进行时, 环境执法的队伍可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立即制止污染, 并有权暂时勒令企业停产, 及时处理环境违法行为。

4 结束语

依法对农村地区的环境进行保护的关键手段是加强行政执法, 而为了有效保护农村地区环境, 将其环境污染有效治理, 应大力加强农村地区环境行政的执法力度。只有将我国目前农村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问题有效解决, 才能有效遏制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恶化趋势。

参考文献

[1]崔冬, 胡敏.农村地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 2012, 40 (2) :253~254.

[2]徐瑾, 邓佳丽.我国农村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问题探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 41 (6) :53~54.

农村行政论文 篇1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如何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组织起来, 建立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正在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对于新型的农业经济如何进行工商行政管理。同时能更好的为该种经济模式提供服务和平台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进而促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1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70年代末,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打破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单一的“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模式, 农村中涌现出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但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方式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80年代,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沿着两大路径展开, 一是政府主导下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形成的社区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农民自发形成、政府积极引导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前者由于创立的基础是政府自上而下、一相情愿的设计, 没有彻底脱离传统人民公社体制, 因此收效甚微;后者则是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自我创新, 并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未来发展看,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将成为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创新方向[1]。

进入21世纪,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和管理现代化使得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向真正农业企业化演变[2]。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始加入国际竞争的行列中, 这对于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建立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模式, 受到户主的文化水平、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和政府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并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3]。逐步涌现出许多问题:合作制本质规定与实现形式问题;合作制与商业化问题;合作制的产权特征与管理体制创新问题:合作社资本结构与资本运营问题;政府在合作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4]。

2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保障

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成功运作主要保障:一是通过建立有效的契约与激励机制, 合作组织的产品在质量上得到严格保证;二是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一个农业市场自然演进的过程, 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三是合作组织在规模扩张与利润流分配过程中, 坚持了市场导向的原则, 符合合作组织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环境[5,6]。

3 工商行政管理在农村合作经济中的职能

农村合作经济是基层工商实践的大舞台, 迫切需要理论指导和经验交流。基层工商行政管理不仅仅是执法、监督管理, 更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 提供给农村合作经济市场运营源源不断的养分。进而去指引、启迪、帮助农村合作经济市场成功运营。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现状, 工商行政管理正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农民们能及时了解到工商方面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国家工商总局各项工作的部署, 借鉴和学习全国各地农村合作经济运营的成功经验及其在管理工作上的探索研究。例如近年来,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省实现贸工农一体化, 产加销一条龙的“公司+农户”的农产品生产经营和合同购销流通机制[7]。

4 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的运行情况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的运行情况并不顺利, 主要原因一是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 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法律地位、行为规范认识模糊。没有真正认识到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需要;没有真正认识到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取得合法主体资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运作还很不规范,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制度不健全, 以信誉为担保, 运作和管理随意性大, 有利则合, 无利则散还普遍存在[8]。

5 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的运行对策与建议

(1) 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扩大宣传力度, 增强服务意识, 为农民免费提供有关设立政策法规和市场咨询服务。 (2) 从农民销售难开始介入,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 发挥区域优势。围绕优势的经济产业, 积极培育各种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3) 降低市场行政监管门槛,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提供优质服务, 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积极引导从事经营活动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辟优质服务绿色通道。 (4) 协调农业、科技等有关部门有计划的对新型农村经济组织进行法律法规、合同规范、市场营销、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训, 帮助提高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内部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素质、服务水平和增强驾驭市场的能力。

摘要：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进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在市场导向作用下逐步企业化,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如何介入其中, 除起市场监督管理的职能之外, 更要发挥服务职能。本文就在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中工商行政管理的运行情况, 提出对策和建议, 并通过各行政部门共同努力促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工商行政管理运行

参考文献

[1]张晓山, 苑鹏, 潘劲.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管理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1997 (10) .

[2]王希凡, 杨学成.试论中国农户企业化[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5.

[3]刘婷, 刘含海.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23) .

[4]廖运凤.对合作制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5.

[5]黄海林.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 2004, 24 (6) .

[6]战明华, 吴小钢, 史晋川.市场导向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创新———以浙江台州上盘镇西兰花合作社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04, 5.

[7]喻国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方向及政府作用[J].农业经济问题, 2004, 25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