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精选9篇）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 篇1

一、引言

对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一般来说, 因为突然的, 通常难以预期的事件导致金融市场信息错乱, 使得商业银行普遍难以有效进行融资 (Mishkin, 1995) 。当然, 这一突发事件冲击的是整个银行、金融、经济体系, 而非单个或者其中一些机构 (Bartholomew et al.1995) 。

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正存在着众多风险源。这些高度不确定性的潜在风险源之间拥有着极强的内在关联共生性与自适应性, 一旦有触发因子冲击这一高度不稳定的商业银行系统, 中国银行业将极有可能再一次面临重大危机。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和演化模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黑箱问题”,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逻辑和传导机制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系统理论为刻画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逻辑与传导机制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基本思路,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商业银行能否充分识别系统性风险源、商业银行能否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导、金融监管能否防控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能否提高社会效率这四个假设进行分析与检验, 对于更好地了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与传导机制, 对于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系统稳健性, 以及提高政府管控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基本认知

金融行业相较于一般行业更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Bullard, 2009) , 金融机构通常需要维持较高杠杆进行经营, 同时大多数金融机构还要面临资本与负债的期限匹配问题, 这些都使得金融机构相较于一般行业的部门更加脆弱。在这些金融机构中, 商业银行体系在面临左尾风险时往往更加脆弱, 并更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 (Rajan, 2005) 。当然这并非仅仅归因于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 更因为商业银行体系本身就是流动性创造与回收的重要环节。当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面临左尾风险时, 流动性危机伴随着股票暴跌, 这些机构很有可能灾难性的变卖资产或者等待政府纾困, 但只要商业银行能够在此时维持良好的资产负债表, 同时有意愿向这些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流动性, 危机就能有效地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并与实体经济隔离。但若商业银行面临左尾风险时, 市场的恐慌将不仅仅导致资本市场的价格暴跌, 银行间的流动性紧缩、信贷紧缩甚至整个货币体系的紧缩, 单个商业银行的尾部风险将因此引致该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

商业银行体系是具有不良结构的复杂系统。商业银行体系构建复杂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首先, 商业银行机构内部、机构之间以及机构与外部环境等都具有及其复杂的结构和联系;其次, 该体系中的参与人在事实上广泛存在有限理性以及非理性的行为与利益博弈。同时, 在系统演化过程中, 系统与外界不断的交互过程更增加了系统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主要有生成、传导两个过程, 针对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不同过程, 商业银行和政府也都拥有相应的策略, 来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三、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管控与监管有效性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具有高度复杂性的重要特征,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更加复杂, 系统风险源冲击系统后所造成的演化与放大, 使得现代金融体系面临着极其复杂却又难以预见的冲击。BaselⅢ协议虽已提出了商业银行不同业务条线之间的风险相关性, 强调多元风险集中化度量。但仅仅认识到风险相关性, 而不能正确认识各类风险的内在相关逻辑, 难以在现代金融体系这样的开放式复杂体系中取得很好的实际效果。

一般来说, 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突发自然或政治事件、金融机构以及政府 (Taylor, 2009) 。本文在理性假设和排除政府干扰的基础上, 研究风险源于商业银行内部情况下, 商业银行对内部极端风险生成、商业银行对风险银行间传递以及政府金融监管有效性这三个问题。

H1:商业银行极端风险能否可控?

从风险源来说, 商业银行内部的极端风险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动因。因为商业银行本身具有一定的防范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 而只有当极端风险造成巨额损失使得商业银行陷入支付危机时, 银行间的违约瀑布以及 (或者) 市场恐慌导致的流动性紧缩才会成为现实。商业银行风险系统是极其复杂的, 从截面上看, 多重风险源的共生关联, 使得商业银行机构内尾部风险的风险源几乎不能有效的分解, 边界也难以划定。从时间轴上看, 由于风险体系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交换, 风险源自身也会不断地根据环境进行调整。 (图1)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Holland 2000) , 虽然商业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和过滤大量的潜在风险, 但由于风险源具有高度的自适应性, 新的风险源通过对新的内、外部环境的反馈, 达到难以识别的状态。

风险源在自适应与交互共生过程中, 其潜在损失会通过一系列传递过程进行放大, 同时不确定性也进一步提高。从混沌学角度来看, 风险源具有初始条件敏感性, 细微的初始条件变化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Rosenberg et al., 2006) 。

在漫长的经济周期中, 商业银行经常会遇到极端风险, 甚至造成危机。新的极端风险的突发冲击的性质、投机的对象、信用扩张的形式、欺诈者的创造性、引发风云突变事件的性质等 (Kingleberger, 1978) 与之前的极端风险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基于历史极端风险与危机上的风险管控措施, 无法有效防控新的极端风险。图1正是从适应性演化这一角度刻画了商业银行内部风险防控对于商业银行极端风险的生成是无效的, 多重基于经典风险防控理论的相关技术的风险防控线, 就像一个筛子, 能够过滤掉大部分风险触发因子,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被过滤掉的触发因子, 则就可能演化成潜在的尾部风险, 甚至变成危机。而当危机发生后, 即使相关机构与部门针对这一危机进行深刻的反思, 对于之前失效的风控技术进行改进, 新的触发因子以及尾部风险却会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对新的风控技术进行冲击。

因此, 由于触发因子生成风险源过程中, 由于其关联共生以及自适应不断调整, 商业银行难以识别并加以管控。

H2: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能否可控?

商业银行内部造成的极端风险, 具有两类传导渠道。第一类是银行间支付传导机制, 由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广泛的支付关系, 当一家商业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 商业银行就会违约, 那么其他商业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危机, 如果这些商业银行的拨备与自有资本也难以覆盖因违约发生的现金短缺, 违约就会继续, 于是一个支付违约的传递过程就此形成。在一个传递链中, 即使是经营稳健的银行也会面临破产的危险。而对于那些拥有足够资本抵御支付违约的银行来说, 它们也会因此约束自身财务杠杆, 那么这一消极的因素, 也会使得传递过程得以继续!第二类传导机制则是出于市场参与者的恐慌。在市场恐慌之中, 市场相关参与者将具有良好支付能力的银行从存在支付危机的银行中区别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Kaufman et al., 2003) , 参与者通常只能通过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如收缩流动性、降低杠杆来提高自身风险防控的能力。在市场参与者都是风险厌恶的前提下, 当市场出现负面信息, 信息瀑布就会发生, 从而形成羊群效应 (Schwarcz, 2008) 。

商业银行体系传导存在于单个商业银行外部, 商业银行并没有能力去防范危机在银行-银行之间, 银行-市场-银行之间传递。

H3:政府监管能否有效管控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正如前文分析, 商业银行并没有能力有效全面地识别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 并控制风险在银行间的传递。同时, 从社会利益论的角度来看, 单个商业银行的行为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负外部性”, 而这些行为造成的风险却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因此商业银行并没有足够动力去识别这些触发因子, 并在银行间传导过程中去阻碍风险在系统内的传播。市场的恐慌会促使商业银行出于提升自身安全边际的考虑而紧缩流动性, 这势必加剧市场恐慌, 导致更严重的危机 (Kingleberger, 1978) 。

商业银行危机具有自我形成机制, 必须依赖政府监管来维持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政府在动机和能力上与商业银行具有极大的差异。首先, 盈利并不是政府的最重要的动机。以社会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 往往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动力, 这与商业银行有显著的不同。政府的监管与干预往往能够从更理性的层面来管控系统性风险, 特别在传导过程中, 政府会在纾困成本与系统性危机的灾难中进行合理权衡。同时, 政府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也更强。政府可以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运行, 利用自身强大的财力与最高级别的信用, 来解救出现危机的商业银行, 甚至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释放流动性, 缓解市场恐慌。

当然, 政府监管同样不可能消除系统性风险, 在风险生成过程中, 政府无法掌握商业银行内部运营机制的全面信息, 难以有效识别极端风险源。在风险传递过程中, 政府的纾困机制通常会造成商业银行对政府的依赖, 形成道德风险, 不利于商业银行自发的风险管控建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和传导两个环节, 结合复杂系统理论, 从动机和能力两个角度, 研究了商业银行与政府识别、防范、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 得到以下结论:

(一) 商业银行虽然能够识别大量的存在于商业银行内部的风险源, 但是出于复杂系统自适应性和关联共生性特征, 商业银行并不具备完全识别和防控商业银行内部极端风险的能力, 而极端风险正是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风险源。

(二) 商业银行不具备防控商业银行间风险传递的能力与动机。商业银行如果自身出现支付危机, 则造成银行违约瀑布是难以避免的, 同时, 商业银行也没有能力去遏制市场的恐慌, 从而影响储户和其他银行释放流动性。商业银行作为经济人, 也没有动机去防控银行体系的风险传递。

(三) 政府具有能力和动机去防控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风险在银行间的传递。但政府同样无法有效识别风险源, 并防止银行出现道德风险, 这就降低了银行提升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的主动性。

根据以上结论, 提升政府与银行之间的沟通, 在风险生成环节上, 将银行自主防控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充分认知风险源自适应性和关联共生特征, 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在风险传递环节上, 加强政府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防止违约瀑布和市场恐慌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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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ufman, G., Scott, E..”What Is Systemic Risk, and Do Bank Regulators Retard or Contribute to It?”The Independent Review, 2003 (03) :371-391.

[5]Rajan, R..“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er”, IMF Working Paper, 2005.

[6]Taylor, J..”Systemic Risk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speech of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risis, 2009 (05)

金融风险管控加强权益类资产承压 篇2

经济弱复苏继续，金融风险管控加强

2013年第二季度，经济复苏或者走弱的预期仍然影响市场的趋势。尽管改革进程、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依然无法离开市场的雷达屏幕，但最能左右市场预期的，是金融风险管控的进程以及对流动性的影响。据我们的观察，本届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策略。在这种逻辑下，只要增长不穿透弱势民众生理与心理承受的底线，政府就不会打乱改革的步伐。2013年的工作重点确定为稳增长、防风险、控通胀与促转型，防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高度。

我们认为二季度经济呈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增长率可能较一季度略高，通胀仍不会成为政策的焦点。基本面的新情况，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活动并未持续走强，在农历新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甚至有停滞的迹象；二是出口略显强劲，尽管对经济未有明显“拉动”。总的结果，是宏观面数据并未显示复苏动能变强，并体现在同比增速远低于年初预期、掉头向下的PPI等数据上。

政策面的新情况，是以“国五条”为代表的房地产政策。新领导对房地产中长期“机制”有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将市场和保障区别开。这会涉及到房产税出台等长期政策，但中长期机制的愿景可能也不会在今年出台。同时，正因为有个中长期机制的看法，现在的行政政策可能也略有三心二意的态势，这也给了地方政府空间。当前市场房价预期完全没有掉头的迹象，这意味着房价调控城市的全年房价涨幅很可能接近目标上限，刚需仍会陆续进场，开发商现金流、库存恶化概率不大，新开工、投资可能仅较年初略有调降。

流动性上看，由于至少在短期看不到物价指数的明显攀升，更谈不上接近3.5%的红线，大量产业完全没有过热的迹象，央行在二季度进行紧缩的概率很低；考虑到房价、海外央行持续宽松的因素，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可能也非常有限。我们预期在二季度利率和准备金率调整的概率较小，银行间市场利率或将保持在2.8%到3.3%的区间，额外的变动可能仅针对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上升与利率加成上升。

新政府对目前尚未廓清的金融风险高度担心，这一方面可能抑制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另一方面也将制约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对于实体经济，可能起到风险归类与分流的作用，但考虑到今年“求稳”的大局，总体流动性不太可能因此剧烈紧缩。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两高一限”等信贷受限制行业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其将会因流动性结构趋紧而更难过。

关注内需和信息化 警惕信用债风险

一季度的经济与政策演变，降低了市场对二季度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即便出现较好的经济数字，在二季度市场也不太可能大幅上调预期。总的来讲，权益类资产压力较大。二季度可以考虑低配股票，标配债券，超配现金。

我们认为在A股市场，金融风险管控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首先，它的确存在影响流动性的可能；其次，由于“创新”日趋复杂，市场对金融风险管控认知偏少，但又心存恐惧；最后，它直接冲击的板块——金融——以及可能会发生间接冲击的板块——资本品和原材料——在市场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值。

对于二季度的行业配置，我们倾向于遵循稳定增长、改革预期以及信息化战略几条逻辑主线，关注电子、计算机、通信、国防军工、电力及公用事业（环保）、石油石化、传媒以及医药和汽车等板块的龙头类企业。内需和信息化可能会成为二季度的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动向之一，就包括中国成为全球需求的重要来源，中国将从生产国的地位转型。内需的最终结果，是国人用国货，汽车、化妆品、电子元器件、金融机具、电力设备行业等可能是国货自强的代表。另一方面，信息化在“新型四化”中地位特殊，是提升效益、技术进步的主要引擎。更重要的是，信息化是增量的变革，不伤害既有的存量利益，反对者少；因此，信息化很可能成为“稳增长”的一大政策工具。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相比传统的制造业投资，或有相对较高的增速，但去产能与去杠杆的压力，会减弱盈利的弹性，因此我们将其归为标配偏积极的行业。而公务消费以及上游行业在弱复苏中具有较低的敏感性，可以考虑继续低配食品饮料（主要是白酒子行业）、零售、餐饮、以及钢铁和煤炭。考虑影子银行治理的不确定性，我们将金融行业整体定位于标配偏负面的配置中。

在经济预期比较疲弱，通胀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债市可能相对股市机会较大，可以考虑回避中低等级品种，超配中长期的高评级品种。

房地产金融风险管控建议 篇3

银行要以借款人的未来现金流作为考虑是否提供贷款的决策基础, 而不能仅仅依赖房产抵押等第二还款来源。就个贷来说, 必须要对借款人的收入来源进行核实, 对于小型私人企业开出的收入证明只能作为参考, 检验要求借款人提供银行账务凭证、税单和基金股票持有情况等作为证明其收入的材料。另外, 在衡量客户还款能力是否充足时, 应将客户在他行的负债一并计入, 以借款人真实的日常可支配收入以及收入来源的稳定性作为是否贷款的重要依据。以提供房产、土地等为抵押所发放的对公贷款, 必须以是否能控制贷款企业的资金流、货物流作为发放贷款首先考虑的因素, 而不能仅凭第二还款来源就忽视对企业现金流及还款来源的考量。如果银行放款时只考虑作为第二还款来源的抵押物的价值, 那么银行无异于所谓的“当铺”, 不仅银行的专业性得不到体现, 而且一旦遇到资产价值的普遍缩水, 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二、建立开发项目的“开发贷——个贷动态封闭管理”模式

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是相互关联的信贷业务, 没有开发贷款, 就不可能完成开发, 也不会有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的产生。如果开发商预售或销售商品房的价款 (包括银行提供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可以用来按比例归还项目开发贷款, 则金融机构开发贷款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因此, 建议银行建立“发放开发贷款必须和个贷相结合, 发放个贷必须与归还企贷相结合”的“开发贷——个贷动态封闭管理”模式, 在开发贷款发放时与客户签订封闭管理协议, 对项目建设资金与销售资金进行全程跟踪管理, 包括要求在银行开立项目建设资金专户、监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用款须由有关部门批准或出具工程结算证明、项目建成销售后要根据项目销售进度按比例回收开发贷款等等, 从而确保项目运营获得的现金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通过这些措施, 解决传统的按贷种、按部门管理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做到开发贷款按工程进度逐步发放, 发放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能及时替代开发贷款, 从而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及良性循环。

三、做好信贷结构的调整和风险防范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 篇4

关键词：金融创新；风险管理

前言

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成为了新的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行全新的组合，其包含了产品的创新、新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新的资源的开发、新的市场的开辟和新的组织活动的确立等诸多方面。总之，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而金融风险则是指在资金融通和货币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影响，从而蒙受的损失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者可能性，金融风险往往与金融活动相伴而生。

一、当前中国金融创新活动的特点

（一）我国金融业理财业务成为创新亮点

2008年以来，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推动，我国理财创新的速度和频率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进而导致了居民的投资意愿持续增强，使得各个商业银行在理财业务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截止2008年年初的最近数据显示，共有22家外资银行取得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资格，推出26款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特别地，面对交易火爆的股票市场，我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依据客户的需要不断研发了种类丰富的“新股申购”的理财产品。

（二） 创新业务领域向纵深推进

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金融行业普遍存在业务内容多元化的趋势，30多个国家允许银行经营保险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也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尝试着对劲银行资金的跨页流动，例如2005年建设银行开展了资产则很难过权化的试点工作，投资领域从单一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到了企业债，货币基金等资源类指数，据我国银监会资料显示，我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22万亿元，工行瑞信和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净值已经增加至600亿元。

（三） 金融机构同质化

在我国，由于金融机构在业务的形成和组织机构上的持续创新，使得银行和保险、信托、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能分工界限日益模糊，现今，我国银行业的创新活动仍然有待加强，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存在着不足，行业内部哪些所谓的复制式的“创新”占了较大的比重。大多数仍然是外资银行的专利。

二、我国金融创新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金融业竞争的需要

金融创新是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不断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由于新的清算系统和支付制度的产生，造成了清算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非银行机构也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以维持自身的优势，同时，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各个金融机构也开始了对传统业务之外的新的业务领域的创新。

（二） 规避金融管制的需要

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各个金融机构会在新的管制下寻求和发动新的创新，而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为了稳定社会和经济，则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各类经济行为，首先是金融管制影响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动，特别是威胁其经营地位和经营目标，其次是，金融管制存在一定程度是上的真空，这使得创新产生了可能。最后金融机构通过创新获取的收益大于其接受管制的机会成本，这是创新的动力。

三、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的关

（一）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管理为正向博弈关系

风险管理的需求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而金融创新又反作用于金融风险管理，使其日趋完善，因此，两者是一种正向博弈关系。在经济生活中，随着金融风险的日益增加，人们对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例如出现的，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以及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出现。近代金融创新的目的之一即为规避金融风险，当今，通过计算机和各种现代通讯手段，人们可以更加迅速地有效地对于风险进行记录和管理，但是，金融创新在规避了一些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尤其是金融工程在较大程度上只是将一种金融风险转化为另一种金融风险。

（二） 金融创新增强了各主体规避金融风险的能力

在规避直接风险方面，承担金融风险的主体可以适当地使用金融创新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在由于直接风险的规避，所引起地间接金融风险必然会呈现减少的趋势，新词金融创新也可以帮助规避间接金融风险。例如蓝筹股的出现，凭借其出色的市场表现，带动了相关技能创新品种的产生及发展，蓝筹股基金、股指期货、指数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凭借其投资风险小，市场形象好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投资者通过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规避了大量的股市风险，减少了投资的损失。

（三）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

在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是最为深刻、持久与广泛的，金融创新的产生与金融风险的加剧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是金融业务创新，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在金融领域被广泛地应用，中间业务特别是表外业务的比重不断加大，远期合约、期权、期货、互换等需求的金融工具大量产生。其次为金融组织结构的创新，例如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后产生的全能银行等。最后是金融制度创新，最著名的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创新，当固定汇率制度维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就建立起了以浮动汇率制度为核心的新兴国际货币制度。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楼文龙.金融创新的背景与主要趋势[J].中国金融，2007（1）.

[3]程克群.金融监管如何为金融创新服务[J].商业时代，2005（1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 篇5

多数银行史学研究认为, 近代最早的现代商业银行是1580年建于意大利的威尼斯银行, 此后在欧洲大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逐步深化, 现代商业银行逐步在欧洲大陆, 包括意大利、荷兰、德国等国家延伸发展。初期的商业银行形成来自于贸易过程中的货币储存和汇兑, 此后逐步发展为赊欠和银行融资, 这个阶段的融资往往体现为具有自偿性的原则, 此类融资成为起源于17世纪的“真实票据理论” (1) 的基础。显而易见, 此理论基础强调融资与交易基础结合, 要求票据质押, 虽然有很强的安全性但是对有效运用资金往往形成制约, 商业银行的融资高利率和票据质押等要求很快就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经济发展对商业银行提出创新的要求。

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银行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此后更加强大的股份银行如雨后春笋发展壮大起来,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主要形式。这些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对业务发展乃至扩张的迫切要求促使银行业务不断创新, 大大突破基础交易的制约, 到20世纪初期, 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业务远远突破了简单的“存、贷、汇”等传统银行业务, 商业银行业务与基础贸易融资交易远远脱离, 在投资业务领域大放异彩, 促进经济领域产能的大量过剩, 投资领域经济泡沫的不断膨胀, 最终因风险积累而导致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1933年经济危机以后的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施蒂格尔法案” (2) , 确立了金融严格分业经营的监管体系, 这样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为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效仿, 除德国等个别国家外, 大多数国家在银行业监管上均严格限制混业经营, 避免商业银行资金促进投资银行领域泡沫的形成和扩大。但是高额回报的诱惑始终不断刺激商业银行在投资银行领域的业务创新和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发展空间促使金融业分业经营限制的不断突破, 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衍生产品和衍生交易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推动等, 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混业经营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金融创新因此日新月异。

在这个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全球金融业日新月异的创新发展, 商业银行经营发生剧烈的变化, 金融监管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

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内容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主要包括负债业务的创新、资产业务的创新、表外业务的创新和服务方式的创新等。

1.1.1 负债业务的金融创新

近年, 负债业务新产品层出不穷, 包括各种结构性存款、理财、NRA存款、支票账户和透支账户、协定存款、自动转换账户、自动投资账户等等, 其主要方向在于通过商业银行组合功能和服务功能对帮助客户管理账户和提升存款收益, 而客户因为此类捆绑式的服务保持了资金的稳定, 也为银行有效管理流动性提供支持, 从而进一步提升银行效益。

1.1.2 资产业务的金融创新

资产业务创新主要体现在融资工具创新和组合交叉创新, 例如在票据业务方面从银行承兑向商业承兑的扩展, 组合贷款结构嵌入衍生产品的结构性融资产品;信贷资产转让和交易;贸易融资由于工具创新, 也推进了融资方式的创新, 包括福费廷包买、保理、信用证委托代付等等。同业业务在资产业务创新方面通过同业交叉销售和过桥, 形成了同业理财、资产管理计划、信托收益权转让等等。同业和公司业务的组合成为创新资产业务的重要趋势。

1.1.3 表外资产业务的金融创新

表外业务的创新或者可以称之为中间业务创新, 为目前国内同业业务创新的着力点, 主要以表内业务表外化或者由基础资产转换为同业资产形式实现, 出发点往往在于规避资本约束和规模约束、分散风险、增加收入来源渠道和利润, 业务创新满足了银行拓展业务范围的扩大、增加收益来源的需求, 也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银行服务多样化的需要。

1.2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快速扩张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发展的趋势以同业业务为表现形式, 以混业交叉方案设计为特点, 以信贷资产、存款资产为基础背景, 其目的在于通过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监管要求等差异, 形成基础资产表外化和结构优化等效果。因此, 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 全社会资产结构也发生平移。

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要模式

目前国内表内业务表外化方式创新的一大渠道便是与信托、证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近年特别是2011年开始, 金融监管体系针对银证、银信合作不断推出旨在促进金融创新, 同时强化创新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 通过信贷与信托受益权的交易、信贷与租赁业务的转换、信贷与资产证券化的衍生、信贷与资产管理的融合, 成就了商业银行不断扩大资产规模、扩大同业业务占比、提升中间业务收入、突破资本约束和信贷规模约束的主要手段, 给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带来更大的空间与舞台。

从银银合作的形成包括委托代付等业务的蓬勃发展, 到而后受到银监会规范入表要求的制约, 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发展出现了以理财为主要特征的资产管理类业务发展趋势。例如:商业银行提供客户资源和资金, 由客户通过信托公司建立信托计划, 信托公司将信托收益权转让其他金融机构过桥最终再返回到商业银行, 实现商业银行与资金需求客户的对接。再如:商业银行提供客户资源或者各类资产, 由证券公司打包形成资产管理计划, 商业银行委托证券公司投资和管理资产管理计划, 形成商业银行资金与资金需求方的对接, 目前有资格的保险公司也介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方, 包括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也同业可以将其投资的债券、股票 (或者股权) 等作为资产, 打包为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池,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产的最后投资人为商业银行, 而资金需求方或者客户多数也为商业银行的客户。

可见, 国内金融市场上由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创新业务大致形成了商业银行、信托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5类金融机构参与, 投资于股票和权益类资产、债权和固定收益类资产、信托受益权等非标准债权类资产、信贷及汇票等授信类资产等4类资产, 通过组合、交叉、切割、衍生等手段形成包括理财产品、信托受益权转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3大主流交易产品, 经由客户理财资金交易和商业银行自营投资交易两个渠道, 构成了从商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一个资金大循环体系。

2.1 银信合作的发展和组合模式

2008年以来, 中国信托业务快速发展。2008年信托资产1.22万亿, 2009年达到2.01万亿, 此后, 2010年3.04万亿, 2011年4.81万亿, 2012年末就达到了7.47万亿, 2013年一季度再创新高, 已经达到8.72万亿。信托资产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其中, 银信合作逐渐成为国内信托的主要增长动力。

面对银信合作业务的迅猛发展, 银监会从2010年开始逐步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制约方式主要通过加大规模控制、要求逐步压缩银信业务规模、通过入表和资本要求限制银行信托受益权转入、提高信托公司资本配置要求、控制理财业务中非标准类信贷资产比例、控制票据信托产品, 要求信托公司对信贷类资产的独立管理和风险管理等等要求, 使得简单的信托计划产品受到较大的制约, 随之而来的就是信托受益权过桥交易、企业资产信托计划的转让等更加复杂和更加隐蔽的创新模式的出现。

分析可见, 原来可以使简单的银行和信托公司资产转让, 由于规避监管的需要形成了信托收益权的转让, 而再进一步通过企业过桥割裂信托和银行的直接交易, 把原本可能是银行信贷的业务或者信托资产计划组合成为一个负债的交易过程, 最终资金注入企业, 但是在银行的资产方面可能体现为同业资产或者理财资产。这样的产品一方面满足了企业资金需要, 规避了信贷规模的限制, 另一方面, 增加金融机构参与度, 提升了理财投资人的参与度, 最大限度动用社会资金, 也最大限度满足金融机构收益的需求。

2.2 银证合作的发展趋势

随着其他资产管理机构拥有的分业监管优势不断显现, 银证合作成为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上的新的竞争优势, 并推动其逐步实现更加快速的发展。银证合作在证监会逐步规范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业务的政策引导下, 银行资产业务创新逐步转向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业务。

分析可见, 银证通过资产管理计划的组合模式, 使得资产复杂性更加提高, 有可能把单一的资产转让或者信托收益权的转让变成为一个资产包的管理, 或者资产的切割份额的转让, 虽然目前实践中多为一个或者多个非标准债权资产的管理, 但是未来随着创新发展, 可能通过复杂的衍生过程, 形成分层计算违约率和保护层而形成复杂模型的产品组合, 其最终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信用市场流向了实体企业。

3 商业银行创新风险管理的建议

业务创新形成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促使商业银行必须提升风险管理的综合性和全面性, 以及促使监管部门提升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控制能力。

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国家风险等。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占比较高, 商业银行风险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信用风险层面上, 对于市场和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合规和操作风险的认识都还存在诸多不足, 面对银行业的战略转型和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创新对于系统性的战略和国家风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上面的分析, 不难看出商业银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贷款违约风险, 由于资产的组合转换、资产包装和切割、多元主体交易行为等等, 资产的本质和特征已经难以分辨, 而最后的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的情况下, 此类业务可能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因此如何管理此类创新业务风险成为在创新发展中需要同步进行创新管理模式的课题。

从监管和银行经营风险角度看, 对于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必需注重分析业务实质和改善对同业业务的风险控管。以下根据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提出一些风险管理的建议:

(1) 由于同业创新业务的迅速扩展,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市场价格波动伴随国际和国内经济变化波动会更加剧烈, 对商业银行提出更高的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管理的要求, 因此, 商业银行系统应该注重加强前瞻性流动性和市场价格趋势的分析, 并形成对流动性缺口、久期的长期有效的监控和对动态状况的模拟及压力测试, 形成近端业务发展和管理的制约要求。

(2) 对于信托收益权以及资产组合包的交易或者资产管理计划, 应该按照巴塞尔III资本协议的原则, 根据业务实质加强对资本的配置管理要求;同时加强对基础资产的核实, 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深入的尽职调查, 避免交易复杂性形成的风险隐蔽, 交易流程多元化造成的对基础资产控制力流失的风险发生;对基础资产为非标准债权类资产, 形成有效综合的全面授信管理的制度, 对交易对手、最终债务人、退出保障措施的全面风险控制管理。

(3) 考虑到由于交易复杂化, 交易通过多轮流转也经过多方主体, 加强对交易各方参与主体的信用风险管理和交易流程的合规管理及操作风险的控制。在法律文件和操作规范上进一步形成各类交易的全面控制管理体系, 强化前中后台的制衡和制约, 建立前中后台直联管理体系。由于目前在创新业务上缺乏相应的风险保护的实践基础和法律判决的案例, 银行操作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保护和控制能力。

(4) 监管体系上进一步制定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综合化管理, 完善按照新资本管理和巴塞尔III资本协议对资本配置的分类和细化管理措施, 强化创新业务的定义、规范和管理要求。在监管层面上应该特别注重系统性风险的把握, 积极吸取金融海啸的经验教训, 避免衍生产品带来的风险叠加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金融创新往往伴随着新的风险管理要求, 在积极鼓励创新的同时加强风险管控, 提升创新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效用, 是摆在所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面前的新课题。商业银行应该加强对宏观经济金融的研究, 积极顺应政策和监管要求, 提升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 才能有效促进金融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上海财金大学金融学院.2005中国金融发展报告——《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财金大学出版社, 2005.

[2]斯蒂格利茨.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M].陆磊, 张怀清,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

房地产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 篇6

房地产金融创新是一项系统创新, 它是由系统内的金融业务创新、组织结构演变、监管制度优化、创新环境改变等共同引起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金融创新有关, 它生动而且深刻地向世人展示了房地产金融创新的现实风险。

(一) 房地产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

1.新业务信息不完全的风险。

新的复杂金融工具和交易模式的引进, 交易环节的增加, 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递损失的增加, 信息不完全程度的加深会引入新的内生风险。处于衍生产品链末端的投资者缺乏获取风险相关信息和监督的手段, 过度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衍生产品的评级, 产生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

2.房地产金融创新技术缺陷的风险。

在房地产金融创新过程中部分房地产金融创新风险未被预见或未能被准确计量。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中, 关于次贷衍生产品的公允价值会计方法、信息披露和定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 不能充分反映其复杂性和多重风险特征。

3.金融业务创新设计谨慎缺失的风险。

在房地产金融创新过程中缺乏谨慎原则制衡的资产证券化技术被滥用。金融机构在次贷市场的巨额利润吸引下, 放弃了防范风险的经营理念, 降低了放款标准。例如,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导致相关市场主体都违背了“注重风险控制”的原则。次级按揭贷款公司对借款人不作任何信用审核即借出大笔资金, 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被给予了购房贷款。

4.金融创新过度导致的风险。

在房地产金融创新过程中次级贷款经过证券化后风险进一步放大。由于次级债券在OTC交易, 并且大多采用高杠杆, 实际规模难以估计。而对冲基金及其他高杠杆机构以其财务杠杆工具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放大与次级债有关的各种交易, 金融创新的过度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造成衍生产品价值与其真实资产价值之间脱节, 杠杆交易被过度使用, 都会放大相关的投资和交易风险。

(二) 房地产金融组织创新监管不到位的风险

1.监管制度对新机构未尽到监管职责。

在美国目标机构监管模式下, 为了回避监管以开展房地产金融业务, 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 如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渠道公司和结构性投资工具公司。这些新的市场参与者受到的监管较少。

2.新机构的快速成长及其高杠杆比例特性使有效监管难度加大。

如对冲基金是市场信用评级较低的CDO分级产品的主要买家之一, 对市场流动性做出很大贡献。由于对冲基金交易的高杠杆比例特征, 其实际交易金额远超过资产规模, 往往会导致并加剧市场波动。

3.部分房地产金融机构违规操作。

一些机构利用房贷证券化可将风险转移到投资者身上的机会, 有意无意地降低贷款信用门槛, 导致金融和投资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增大。一些房地产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不完善, 对表外业务和流动性风险重视不够, 未能充分预见次贷衍生产品的损失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三) 宏观经济调控导致房地产市场震荡

1.房地产泡沫膨胀刺激非理性创新行为。

在流动性过剩和房地产泡沫膨胀的背景下, 次贷产品创新开始偏离理性, 相关市场主体都违背了“注重风险控制”的原则。金融机构在次贷市场的巨额利润吸引下, 放弃了防范风险的经营理念, 降低了放款标准。

2.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在房地产市场创造出巨大的购买力, 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住房的同时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次级贷款经过证券化后风险进一步放大, 当房价开始下跌、利率不断提高时, 越来越多的贷款者不堪重负, 次级贷款违约率急剧上升, 次级债及其衍生产品价格暴跌, 美国次贷危机由此产生。

(四) 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传导金融创新风险

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金融一体化,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风险在多国之间得到了分散。然而金融市场的高关联性导致危机的扩散蔓延, 在一定条件下, 甚至会导致危机的加深。比如金融机构由于次贷产品损失, 出于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需要而被迫出售部分较优质资产, 可能会加剧市场价格的调整, 导致损失进一步增加。

二、我国房地产金融创新的现状分析

(一) 以银行信贷为主导, 融资方式单一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银行信贷资金支持, 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比例过小, 行业内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长期资金严重不足, 开发商过于依赖行业外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 房地产金融创新刻不容缓。

(二) 房地产金融产品创新层次低, 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底, 中国建设银行为其首笔30.17亿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公开征集承销团, 这也是迄今为止的惟一一款MBS产品。而且产品创新主要表现为引进吸收性的多, 原创性的少, 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特点。

(三) 房地产金融产品创新风险意识较弱

从理论上讲,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具有分散银行风险、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和促进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发育等诸多好处。然而, 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愿并不强烈。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银行盈利模式单一, 对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融入的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盈利渠道;另一方面是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是银行优质资产, 违约率非常低, 银行缺乏将其证券化出售的动力。另外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制度不健全, 也阻碍了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四)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发展滞后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作为有效的投资手段可以活跃和刺激金融市场, 作为融资手段又可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但是, 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乃至整个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都是新生事物, 所以在我国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还存在许多障碍。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这样处于金融深化初级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 影响非常深远, 这种影响不是直接对金融机构带来的资产损失, 而是一种发展方向与路径的迷失。在内外因素作用下, 2006年以来中国金融深化速度开始加快, 然而次贷风波使我们难以把握金融深化的速度, 也迷惑于金融创新究竟是一把怎样的双刃剑。必须明确的是, 以创新战略来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 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 只有促进金融深化, 才能使实体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 推进金融深化, 促进金融创新, 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 重新认识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功能和局限, 探讨如何继续推进房地产金融创新, 同时防范风险显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现代房地产金融具有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 内部原因或者外部市场的变化都可能引起风险, 需要遵循谨慎原则, 增强体系透明度, 防范风险。

四、加强房地产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

(一) 要继续推进房地产金融业务创新, 稳步推出投资信托基金

从当前看来, 我国在房地产投资基金运作的模式上应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为起点, 具体由金融机构组织发起, 委托证券公司或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受益凭证, 具体的资产管理活动由专业的投资顾问操作, 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业务范围, 应当以房地产的开发、购置、出租管理等权益型投资作为主要对象, 至于资产结构、收入结构、收益分配等还需要在房地产投资基金推出后视运行的具体效果, 再由监管部门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 要持续推动房地产金融监管创新

随着中国房地产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房地产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 房地产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趋势日益加快, 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传递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这对中国房地产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要积极推进房地产金融监管创新, 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 确立新的监管理念、方式、目标及评价标准, 应该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专门负责我国房地产金融体系的统一管理和协调, 逐步建立起高效、全方位的房地产金融监管体制, 不断完善房地产金融监管措施和手段, 更好地体现房地产金融监管的动态效率和灵活性, 确保房地产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中国房地产金融从目前来看, 应该是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城乡建设和住房保障部等监管部门建立稳定的联系机制, 保证监管政策的统一, 保证房地产金融系统内资金流动的规模、结构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一致性, 同时实时衡量、监控、预测房地产金融的系统风险, 并及时发出预警, 有效识别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金融的系统风险。

(三) 房地产金融产品的创新应依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有效结合

房地产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具有天然的联系, 房地产是天生的信用担保品, 房地产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有效结合, 在促进这些产业发展的同时, 将带动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 中国金融业的开放, 海外金融机构的进入, 促使先进金融技术的引进, 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 迅速提高金融业的服务质量, 这将有效地拓展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的市场空间, 促进房地产证券化, 并刺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促使更多的居民通过向银行按揭贷款实现住宅的超前消费和房地产投资。而且房地产证券化的发展, 使居民可以拥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投资工具, 便于理财和投资组合, 大大拓展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金融投资的渠道。对于房地产金融创新, 我们应正确认识其价值和局限, 借鉴国际房地产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教训有效防范风险, 继续推进创新, 改善监管, 完善风险防范体系。

摘要：房地产金融创新是房地产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房地产金融创新也会产生业务创新、监管不到位、宏观经济调控导致房地产市场震荡等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房地产金融创新的现实风险, 引起了金融界关于加强监管的反思。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创新以银行信贷为主导, 融资方式单一, 金融产品创新层次较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房地产金融产品创新风险意识较弱。在我国房地产创新中应加强风险防范, 继续推进房地产金融业务创新, 稳步推出投资信托基金, 加强房地产金融监管, 将创新房地产金融产品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有效结合。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美国次贷危机

参考文献

[1]束庆年.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房地产金融创新的思考[J].南方金融, 2008 (9) .

分享式创新的风险管控机制研究 篇7

(一)分享式创新的基本概念

随着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 分享作为互联网思维的重要体现, 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潮流和创新形式。 本文认为,不管是封闭式创新、协同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等创新形式, 只要创新者能把最终创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无偿提供给社会分享的创新,就可以界定为“分享式创新”。 它与其他创新形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不管创新过程开放程度的高低, 只要在市场中不是独占创新成果的都可以认定为 “分享式创新”。 比如谷歌公司允许其他公司使用安卓系统、360提供免费杀毒软件和特斯拉公司公开汽车电池充电技术等,都可视为是分享式创新的体现。

分享式创新之所以得以流行, 除了创新者可以从分享行为中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外,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实现自身的诸多商业价值。 比如分享的内容可以免费, 但是企业可以从衍生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相关收益。 所以分享式创新是以免费的形式获取更高的综合收益,是一种更为隐蔽和高明的创新形式。

(二)相关研究进展

葛秋萍[1]认为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应从伙伴选择、契约设计、制度完善等方面入手,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和分摊风险,以实现知识转移的最佳收益。 张林和罗乐[2]重点区分了开放式创新体系中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风险,并简要地提出了控制方法。

由于分享式创新在分享程度上要超越传统的创新形式,即使是在开放式创新中,也主要是强调企业利用外部资源促进企业的内部创新, 对于成果的分享程度都还是有所保留, 因而其风险的多样性和不可控性都要低于分享式创新。 这就使得现有研究对于分享式创新的风险问题还远远认识不足, 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二、分享式创新的风险类型

(一)技术风险

在企业将创新成果分享后, 最直接的风险就是技术风险,特别是当企业分享的不是成熟的产品,而是最先进技术的时候,这种风险就更大。 因为产品通过“逆向工程”破解防盗门尚需时日,技术则可以直接被竞争对手利用。 这种风险可以包括几个方面:一种是技术被竞争对手使用, 从而迅速缩短了竞争对手与自身的技术差距, 这是分享式创新最经常遇到的结果; 另一种是竞争对手在原有技术上开发出更好的技术,这种威胁要比前一种更具有杀伤力,而且会让分享者措不及防; 还有一种是竞争对手在研究了分享技术的特点后,针对其缺陷进行恶意的攻击, 使分享者面临技术失败的风险, 有可能导致其对技术的研发投入全部化为乌有。 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并且一旦发生,将具有相当的致命性。

(二)市场风险

对任何创新者而言,市场都是竞争的关键,也是最大的风险所在。 有时即使技术不是处于领先地位, 只要提前占领市场,就能拥有“先发优势”。 分享者有时免费分享其产品,为的就是尽快占领市场,从而打压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对手也并非无机可乘。 一种是在借鉴分享的成果后,推出类似的产品或技术, 与原有生产者直接抢夺市场份额;另一种更加隐蔽,就是寻找细分市场,即利用已经分享的产品或技术,挖掘原先被忽视的市场,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趁机占领; 还有一种是利用现有的技术,寻找低成本的生产方法或地区,以价格优势获取市场份额。 相对而言,第一种的威胁不大,因为分享者有技术的先发优势, 后两种则可以迅速获取市场份额,需要分享者重点关注。

(三)管理风险

分享式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创新后进行分享,还包括通过分享激发进一步的创新,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一个新的创新回路。 这就要求提供分享的企业一方面能够把控技术发展的路径, 选择适宜的技术或产品进行分享,才能实现后期的创新增值;另一方面它还要能够及时了解分享之后其他企业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并从中推动自身的创新。 如果在这个知识转移和扩散的管理过程中,出现偏差或疏漏,就有可能使得前期分享行为的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 甚至适得其反。 比如如果分享的技术或产品引不起相应的反响,反而会使外界质疑企业的研发能力;如果反应过于强烈, 企业的应对又未必能跟上竞争对手的追赶。 分享式创新的这种微妙的两难处境,使其面临更大的风险敞口, 因而对企业的创新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风险的事前预防机制

(一)加快创新速度

保持领先的最好方法并不是阻止对手采用自己的技术,而是能够快速地更新现有的技术,使对手不得不始终处于追随的状态。 由于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通过持续和快速的技术迭代不仅可以有效的缩短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在产品得到市场肯定以后,这种“小步快跑”的累积性创新可以为重大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从而使竞争对手难以应付。 这需要企业具备很强的专注力,能够不随意偏离主业,始终聚焦在某一领域进行创新,才有可能长期保持领先一步的地位。

(二)全球化经营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企业的全球化绝不仅仅是国际贸易领域销售市场的全球化,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也要呈现全球化的布局。 尤其是分享式创新所带来的知识扩散已经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域,必然产生全球效应。 这就要求企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点,通过提前实现全球化经营避免风险。 因此, 企业不管是从原材料的采购, 还是研发人员的选择, 或者生产地点的确定等等, 都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才能既实现综合成本的最小化,又贴近当地市场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始终使竞争对手无机可乘。

(三)聚焦市场

鉴于分享式创新的巨大风险, 尤其是市场风险, 企业必须特别重视营销和创新的结合。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营销创新也层出不穷,比如产品众筹不失为一种新颖的形式。 它在集资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免费的市场调研,将产品的开发和市场营销合二为一。 发起人通过说明产品的创意和技术细节,不仅可以收到及时反馈不断改进产品,更可以通过集聚市场的关注度提前锁定未来用户,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

(四)授权协议

分享式创新的授权协议牵涉到很多法律因素, 必须在分享之前考虑周到。 比如由于是免费分享,可以包含自身责任的免责声明; 为了防范竞争对手的利用, 也可以要求获得分享的用户不得用于商业用途;为了进一步促进创新,可以严格要求衍生的创新成果也要进行分享;在分享内容的选择上,可以只提供对自身最有利的资源分享等。 通过授权机制的合理设计, 分享者就不用担心其他成员仅仅是创新资源的使用者,或以损害自身的方式来谋求利益。 只有有了足够的契约保障, 分享式创新的所有参与者才能不必担心创新成果被不法侵占的风险。 从这点上说, 分享式创新能够得用顺利运作的前提是法制环境的完善和守法意识的普及。

四、风险的过程控制机制

(一)声誉

分享式创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自身的声誉,因为这是研发实力和号召力的最好证明。 通过业内声誉的广泛传播, 不仅可以吸引其他企业的研发人员,甚至用户和任何感兴趣的对象都可以参与,极大地扩展了创新的主体, 从而获得其他创新形式所没有的创新优势。 为了建立和维护自身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注重自我约束, 良好的声誉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可以帮助参与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由于互联网信息具有极大的扩散性,恶意的违规行为会对责任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这种声誉机制将是对分享式创新参与者的重要保护。

(二)标准

由于分享式创新所具有的开放和利他的特征, 使得这一形式下所取得的知识成果更易为各种个人和组织所接受, 成为通行的市场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低门槛的创新形式可以把广大的中小企业团结在一起,挑战大企业的垄断优势。 分享者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通过参与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行业标准,实现对技术发展路径的提前锁定,降低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从而实现对潜在竞争者的有效阻击。

(三)组织

鉴于分享式创新的独特性, 不适宜建立一个封闭式的实体组织, 可以依托互联网社区这一虚拟组织开展。 它虽然只有一个松散的组织架构,但是可以高效地利用网络资源并实现成员之间的深层次交流, 从而在参与人员之间形成相对稳定有效的信任和激励机制,实现分享式创新的良性运转。 在这个过程中, 分享者可以通过掌握社区组织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防范其他成员故意损害自身的利益。

(四)集群

经合组织(OECD)在2001年的研究报告《创新集群:国家创新系统的推动力》中,首次提出了“创新集群”的概念,即以创新为目标的集群。 创新集群有别于传统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在于其高度的开放性, 集群中的不同创新主体不再是按照传统的产业链分工进行各自独立的创新活动, 而是在一种建设性的交流与合作中进行形成新的技术和产品。 由于在创新集群中具备良好的创新氛围和资源的互补性,分享行为必然得到正向反馈,从而产生链式反应。 这种相互激励的效果能够有效地放大分享式创新的作用并降低风险, 因此分享者要注重融入到创新集群之中,借助集群的力量抑制投机和恶意行为的发生。

五、风险的危机管理机制

(一)为我所用

在分享式创新中, 分享者一般都是在行业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企业, 因为落后的技术缺乏分享的价值。 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分享之后,分享者还能保持所有技术的领先地位, 而且分享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后续者的研发,从而可以从中吸取养分。 所以一旦分享者发现有个别技术超越自身之后,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购买其技术、产品或公司,直接将其纳入到自身的创新体系之中。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对其研发人员高度重视,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因为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切竞争的关键。 这样通过吸纳竞争对手的创新资源, 开放式创新不仅不会对自身造成威胁,反而可以创造很多外部发展机遇。

(二)主动跟随

如果无法将某些核心技术领先的竞争对手收入麾下,那么就只有主动跟随。 因为在分享式创新的架构之下,领先者和追随者的差距一般并不大。 在跟随的过程中,只要取长补短,跟随者未必就不能反超。 即使不能迅速占据领先地位,只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跟随者也可以回避一些风险, 未必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当年日本就是跟随美国的技术发展,通过发挥自己在制造领域的优势,迅速提升了国力。 只要在跟随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和培养自己的比较优势,暂时失去领先地位也许意味着更多的创新机会。

(三)相机退出

分享式创新的最大危机是在分享之后, 发现自己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被竞争对手超越, 已经很难通过追赶与竞争者继续比拼。 在这种情况之下,分享者唯一的选择, 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退出这一领域。 这不一定是因为选择分享式创新的结果,很有可能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 企业本身已经跟不上行业的变化。 如果选择其他的创新形式,可能退出的时机会晚一些,但是损失也可能会更大。 分享者与其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被超过, 还不如在自己分享过的领域被超过, 这样还可以把风险和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而且分享者本身也把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进程也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 分享后的退出也是一种完成使命后光荣的退出, 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 分享式创新的本质就是鼓励创新资源的开放和流动,相机退出只是创新资源的重新配置,完全可以在其他领域继续从事创新。

六、结语

传统的创新形式虽然可以有效地避免技术外溢带来的风险,但是互相封锁造成的彼此孤立的“谷仓效应”,不仅大大降低了创新的效率,而且竞争对手也并非完全无机可乘。 一旦其他企业推出革命性的技术或产品,原有的技术和产业体系可能瞬间瓦解。 为了防范这种“技术突袭”的风险,可以通过分享使行业的发展沿着自己熟悉的技术轨道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不愿或者不敢分享才是创新的最大风险。 要从这种僵化的思维惯性中解脱出来,就必须保持一种合作共赢的心态, 以对风险的全程管控来迎接分享式创新的时代机遇和挑战。 □

摘要：分享式创新是一个新的创新形式,由于面临技术、市场和管理上的诸多风险,因而需要从事前预防、过程控制和危机管理三个不同层次的机制进行全方位的管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把风险控制在分享者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风险管控促进分享式创新的发展。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 篇8

电力作为一个高危险性行业, 风险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安全工作的“可控、在控、能控”, 安全管理实际上是风险管理。如何直面风险, 将先进的经验成果、方法切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切实规避、控制和降低风险, 是当前电网建设施工、运维检修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我国电网企业在上世纪末开始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风险评估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 并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和较完整的风险控制措施。但是, 在电网企业基层单位, 电力工程安全风险管控的掌握与运用远远落后于企业管理的要求。安全风险意识不强, 对风险管理的流程和规范知识知之甚少, 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安全管理的风险。随着企业的做大做强, 电压等级不断提高, 特高压、超高压电网覆盖面不断扩大, 新产品、新工艺更新速度加快, 对工程安全风险管控, 尤其是风险管理的流程和做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疆某地区电网公司在新疆电网快速发展的浪潮中, 创新性的提出了电力建设、改造工程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典型经验成果, 并在全疆范围内进行了推广。从变电站建设开工到投运之间的各类管理、管控流程, 极大地规范了现场各级人员的作业行为, 确保了工程有序、安全开展。极大地提升了现场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切实起到了规避、控制和降低风险的重要作用, 对于工程建设、施工、监理、验收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1 提前准备、深度参与

为了做好改扩建工程生产准备工作, 公司针对改扩建工程的复杂、难易程度, 超前制定下发了改扩建工程生产准备总体安排, 定期召开生产准备会议, 加强全过程管控, 确保了工程生产准备工作的顺利实施。

针对每个改扩建工程, 公司编制下发工程《安全工作总体方案》及《验收送电总体工作安排》。各部门按照总体方案要求, 结合专业特点, 编制安全风险管控子方案, 将安全风险管控职责落实到班站。“超前”与“精细”并举, 实现安全风险的可控、能控。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施工图会审工作, 明确要求未经施工图会审的工程不得进行四措一案审查。通过图纸会审, 一方面为四措一案的审查提供有利依据, 另一方面运行单位对工程的了解将更加深入, 对日后施工方案的确定及现场安全风险管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措一案及开工的审核作为开工准备的重点, 需要组织技术骨干结合施工图纸对四措一案进行预审, 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 确保工程工期合理、工序正确、工艺标准合格、施工过程安全风险可控。在改扩建开工前, 运行人员还要核实清楚该施工单位是否在本站有工程遗留缺陷没有消除, 若还有施工类工程遗留缺陷, 应督促其消除后方能许可开工。此外相关中心专业人员应按照规定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现场告知书。

2 规范施工及验收现场全过程安全管控

为确保现场施工可控、能控, 每日收工前, 要求施工单位上报当日工作完成情况及次日工作计划, 每周五施工单位上报下周的工作计划, 公司按照工作计划有的放矢, 安排相应监护或验收人员到现场监督, 凡是未纳入日、周计划的工作原则上不予许可。通过计划的刚性约束力, 有效实现了运行单位对施工进度的管控。改扩建工程中, 凡是涉及到停电操作的工作, 必须由施工或建设管理单位书面申请, 由公司上报相关调度, 将停电计划列入月度工作计划。停电操作前相关, 待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并经过相关部门确认后方可进行停送电操作, 以确保停电期间各项工作能够按期开展。

在工程开工前, 现场与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风险管控责任书》, 明确各方在工程施工中各专业单位安全管控职责、文明生产要求、重要节点转序验收要求、异常情况处理程序、信息沟通汇报机制等。

通过对施工作业人员危险点、安全注意事项及违章考核等内容的告知, 有效约束了人员违章行为, 确保了施工安全。

隔离措施强制化是改扩建工程能控、可控、在控的基础。公司在一二次设备设置了更为严格有效的硬质强制性隔离措施, 使得作业人员无法触及被隔离的运行设备, 彻底消除了人员误碰的可能, 避免了因人员误碰造成的事故的发生。一次隔离的重点是强化设备区硬质围栏设置, 改扩建工程现场, 都要求有硬质围栏与运行设备间隔强制隔离, 有效降低了误入带电间隔的风险。

二是强制二次运行设备与基建设备的隔离, 有效避免了施工过程中误碰的风险。为防止施工过程中误碰运行屏带电部位, 在施工前保护专业到场对运行屏进行安全风险勘察, 并及时做好运行屏的安全隔离措施, 将运行屏装置背板及端子用绝缘胶带进行隔离, 并用端子排专用隔离扣板将运行屏端子进行第二重强制改扩建工程验收工作, 公司要求各级人员全过程执行标准化、模板化的旁站监督卡、质量工序控制卡及作业指导书。用标准规范作业及监护行为, 规避风险, 有效提升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行持卡监督, 根据不同监护内容, 各专业编制了安全风险管控卡。监护人根据监护内容, 选择相应安全风险管控卡持卡监督。通过标准化的持卡监督, 及时将施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统一规范起来, 提高了监护的质量。

3 做好设备接火及投运关

针对改扩建工程中施工紧、验收周期短等特点, 要求先一次接火再二次接火, 一次接火期间, 确保母线侧隔离开关的一、二次回路能够施工并验收合格。按工作风险大小, 二次接火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完成测控、故障录波器、计量等不涉及跳闸回路的二次接火工作, 第二阶段完成母差、稳控等存在较大风险回路的接火工作。通过接火工作的分阶段进行, 大大减少了送电时接火的工作量, 避免了因连续送电造成疲劳作业导致误接线、误碰的风险。

一、二次接火期间, 公司提前制定了风险管控卡, 全程持卡旁站监督。特别是二次接火风险管控卡根据接火工作内容按屏分别编制, 包括接火前必备的条件、接火的工序、接火后的试验及接火后的保护措施四个部分。接火前与施工单位共同确认是否具备接火条件, 双方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接火工作。接火时, 严格按照接火工序卡列出的电缆号、回路号、端子号逐一接线, 逐项核对, 完成接火工作。接火后仔细进行相关试验验证, 确认无误后完成接火后的保护措施。通过二次接火工序质量控制卡的使用, 既规范了现场二次作业行为, 降低了作业风险,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送电前, 各专业根据提前制定的送电检查卡, 持卡检查新投一、二次设备, 确保不漏项, 保证新设备顺利投运。送电中使用的带负荷测向量测试卡、作业指导书 (卡) 及二次安全措施票, 认真做好保护带负荷测向量工作。送电后, 做好设备巡视和监控, 重点监视设备油位和温度及新投设备油样化验跟踪, 做好SF6断路器微水、组分等测试工作。

4 结语

安全生产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石, 本文通过对新疆某地区电网公司电力施工建设现场管控的做法进行分析与研究, 建立了安全风险评估、管控机制, 完善风险管理手段, 实现了计划、实施、监督、改进的闭环管理流程。及时对安全生产偏离正常状态实行风险警告, 并对风险进行干预, 避免风险加大和事故的发生, 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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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 篇9

一、增强责任感, 顺应职能调整, 创新信贷风险预警监测制度

央行职能调整后, 传导和贯彻货币政策, 加强窗口指导, 有效预测、预警和防范系统金融风险是基层央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 县域经济全面发展与融资渠道单一的矛盾, 缺少优良载体与信贷择优扶持的矛盾, 贷款投入与防范信贷风险的矛盾等问题, 如何化解这些矛盾, 将银行资金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刀刃上, 这也是基层央行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是基层央行的责任和义务, 人行孝昌县支行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得出结论, 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也必须遵循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基层央行是宣传货币政策的“发言人”、金融机构利益的“代言人”、银企融资关系的“经纪人”, 要扮好这三种不同角色和履行好职责, 需要前移服务窗口, 掌握第一手资料, 才能更好地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 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的建议权, 有效防范系统金融风险。因此, 人行孝昌县支行决定建立信贷风险预警监测制度, 旨在增强基层央行宏观调控能力、金融稳定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金融发展能力。

二、构建平台, 组织监测,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 立足实际, 构建监测平台

一是构建了组织体系。为了实时、准确、全面地开展新增贷款监测工作, 成立了孝昌县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监测领导小组。由人行行长任组长, 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及人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 金融机构分管领导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负责其日常组织与协调工作。

二是设立了监测指标体系。根据工作需要, 按照点与面相结合、监测需求与业务特点相结合的原则设置了新增贷款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指标设置兼顾了全面性、专业性、典型性、关联性的原则, 充分体现了行业特点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意图。主要有十大监测指标:贷款总量监测、贷款投向监测、贷款期限监测、贷款利率监测、贷款方式监测、贷款风险监测、贷款额度监测、贷款管理监测、贷款规费减免情况监测。

三是建立了培训网络。支行制定了《孝昌县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监测实施方案》, 召开了全县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监测工作会议, 组织各金融机构分管信贷工作的领导及信贷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培训工作。同时, 各金融机构积极延伸培训触角, 也组织了信贷员进行了培训, 为监测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突出重点, 加强监测

借助新增贷款监测平台, 主要运用了四个结合的方法开展了监测工作:一是月度监测与季度监测相结合。主要对变动频繁, 且需密切关注的监测内容实行了月度监测, 如贷款总量变化情况、贷款投向情况、贷款十大户变化情况等, 便于及时、全面、准确掌握新增贷款发展趋势及其变化情况。二是静态监测与动态监测相结合。除采取定期监测外, 还通过对部分重点监测对象、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开展不定期现场走访或问卷调查等形式, 以把握信贷资金运动的苗头性、趋势性变化, 便于及时进行信贷风险提示、预警预报和窗口指导。三是重点监测与全面监测相结合。支行在开展新增贷款全面监测的同时, 还重点加强了贷款期限、利率、投向的监测, 特别是房地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钢铁行业贷款、水泥行业贷款、纺织行业贷款, 主要看各金融机构贷款期限确定是否合理, 利率定价机制是否完善, 是否贯彻了“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的方针, 是否及时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了流动资金贷款等。四是监测与服务相结合。监测是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 道义劝说。因此, 支行寓监测于服务之中, 着重引导了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信贷增量与信贷存量、信贷规模与信贷效益、信贷投入与信贷风险的关系, 以更好地服务了金融机构, 优化了信贷资金结构, 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

(三) 运用“三书”载体, 加强分类指导

支行通过监测与分析, 按季形成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监测报告, 并运用“三书”传导“窗口指导”意见和行使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建议权。一是下发贷款监测报告书, 该报告书全面概述了全县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基本情况、贷款运行特点、贷款风险提示及下一步信贷指导意见, 该报告书已成为各级领导掌握信息的渠道和参考决策的依据, 也是引导金融机构做好信贷工作的“传感器”和督促金融机构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助力器”。例如:2009年一季度贷款监测报告书指出:企业办理抵押贷款手续时间过长且收费标准过高, 这一问题引起了县政府高度重视, 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了诫勉谈话和行政警告处分, 较好地落实了规费减免政策;还有银行贷款投放过慢, 不符合“金融信贷早春行”的要求, 也影响着企业一季度“开门红”的情况, 也同样引起了各金融机构高度重视, 并调整了信贷思路, 加速了贷款投放进度。二是下达贷款监测预报建议书, 主要对存在信贷风险隐患, 存在违背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趋势或具备其他较轻微信贷违规行为的金融机构, 下达金融机构新贷款监测预报建议书, 善意劝告相关金融机构及时采取措施修正信贷行为。例如:2008年二季度贷款监测发现:县农行拟对某玻璃厂贷款, 但该企业是一个“环保”有问题的小企业, 支行建议县农行谨慎审贷;县联社对农户贷款利率定价过高, 不符合“放活、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 支行建议县联社根据不同信用级别的农户实行差别利率。以上二项建议均被相关金融机构采纳。三是下达贷款监测预警劝告意见书, 主要对存在问题呈发展上升态势的金融机构下达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监测预警劝告意见书, 该预警劝告意见书依轻重不同分为绿、黄、红三个级别, 依据不同级别具有不同警告作用。例如:2008年三季度贷款监测发现:县农行单户票据融资额度太大, 不符合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相关规定, 支行对该行下达黄色预警劝告意见书, 诫勉劝告该行制定整改措施, 规范信贷行为, 防范信贷风险。支行先后对贷款投向过于集中、贷款结构不尽合理、培植客户力度不够、信贷签约落实不够等问题下达了不同级别的预警劝告意见书, 均引起了各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和积极整改, 其整改合格率达100%。

加强监测, 运用“三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分类指导, 实现“三个一批”:一是监测劝告限制一批。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需要限制或禁止发展的行业, 项目和产品, 加强监测, 搞好“窗口指导”。发现问题要采取措施予以劝告, 劝告无效的, 向其上级行和有关部门反映。二是引导发展扶持一批。对一些弱势群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品种和方式, 加大了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了“小额农贷”, 推行了“大额农贷”;增加了中小企业贷款和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建立完善了贷款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推动了助学贷款和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推动了助学贷款等拓宽消费信贷领域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协调支持优化一批。采取了银企协作会、项目推介会以及联合授信或综合授信等多种形式, 积极引导了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优质骨干企业及信用企业的支持力度, 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了流动资金贷款, 支持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建设, 加大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领域和企业产品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

三、实施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取得的初步成效

1.贯彻了宏观调控政策, 畅通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人行以季度例会和“三书”的形式向各金融机构通报货币信贷运行情况、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情况及解决的建议、对策, 传导货币信贷信息, 汇集了信息流, 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从而理顺了关系, 提高了信息资源的融合度和利用率, 落实了宏观调控政策, 实现了更好地服务经济金融发展的目的。

2.优化了信贷结构, 增加了信贷投入。

金融机构在人行信贷提示和窗口指导下, 进一步转变了观念, 围绕发展经济和发展金融两大主线, 积极加大信贷投入, 信贷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

3.服务了领导决策与参考。

通过整理新增贷款监测有关数据, 加以分析与研究, 形成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为领导制定与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实现了出思路, 出成果的目的。

4.规范了信贷行为, 防范了信贷风险。

在实行信贷提示的作用下, 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加强, 贷款逐步优化;贷款回收力度加大, 不良贷款占比有所下降;贷款“三查”力度加大, 信贷风险控制能力加强, 没有对限制行业发放贷款, 没有垒大户垒行业的现象。

5.探索了基层央行职能, 改善了金融生态环境, 增强了金融稳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