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耕文明

2024-05-30

传统农耕文明(共7篇)

传统农耕文明 篇1

自有考古资料可查的元谋人起, 迄于当今, 中华先民们在东亚大陆的这方热土已生存了170多万年, 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活剧, 造就了绚烂的中华文明, 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体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经历了历史的兴衰和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从石器时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到夏商周渐成燎原之势, 由早先的隔离的和互无关联变成为广袤的联为一体的文明区域, 中华文明也由此而肇始。长江和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孕育了中国的大河文明,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中华先民的活动场所。在陕西半坡文化遗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都有中华先民从事农耕活动的具体事例体现。

在中国的长期历史进程中, 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占据了历史的主流,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夏商周时期, 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生活主要来源,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成为华夏民族的生活特色。基于这样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叙述中有许多关于治水和农业建设的描述, 如, “尽力乎沟洫”、“决九川, 距四海, 浚畎浍, 距川。”这些描述都说明水利对于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性。“禹平洪水, 定九州, 制土田, 各因所生远近, 赋入贡棐”, 并由于治水的功绩而受到民众拥戴, 建立了夏朝。进入封建社会, 农业更是被作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井田制、屯田制、均田制等对中国历史影响颇深的土地制度而言是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的促进, 也体现了土地对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由于农业经济的主体作用,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表达出明显的重农轻商的倾向, 认为“力田为生之本也”, “工商众则国贫”, 对于统治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民农则朴, 朴则易用”。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中国大地上的子民们大都安土重迁, 与土地形成完整的结合, 而不愿背井离乡, 土地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和最重的束缚。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与土地兼并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 黄巾军起义、唐末农民大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都包含有农民对土地的诉求。土地兼并成为影响中国王朝更迭和历史循环的关健性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传统身体文化结晶的民族传统体育, 既是中华先民对身体层面的思想建构与技术总结的二元统一, 也是农耕文明与自然经济在身体文化层面的映射和反映。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 自然经济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满足了基本的物质要求, 使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忙来时耕田, 闲来时造拳。”一方面体现出生活的从容与无争,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民族传统体育深厚的农业文化影响。其次, 民族传统体育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文化体系, 所以其本体就带有农业社会特有的文化色彩。自然经济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品格的形成。中国古代体育的众多项目都不是以竞争为主要目标, 而是以身心的独特体验作为自己参与的目标。无为, 不争, 追求娱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表征。

“不同的民族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存在方式, 体现于不同的文化规定与理解之中。”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 农耕文明之外,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游牧民族, 他们“随畜逐水草往来”, “逐水草迁徙,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形成了不同于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游牧经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 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农耕民族的传统体育形态, 充满了竞争精神。骑马、射箭、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展现了游牧民族的强悍。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的战争, 但总的来说, 和平多于战争, 融合大于冲突, 游牧民族“为被征服者所同化”, 出现了农耕化的趋向。游牧民族与农耕经济的融合扩大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经济基础, 作为农耕经济的有效补充, 游牧经济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态更加完整,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的代表性也因此而更加全面。

农耕文明并非“桃花源” 篇2

人类退回到农耕文明时代,是不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认为只有退回到农耕文明时代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是犯浪漫主义的毛病。

我还要讲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说一个穷人在海滩上晒太阳,晒的方式自然是农耕文明的方式,没有防晒霜,没有香槟酒,晒完以后也不会住到五星级宾馆冲个凉水澡。另一个富人不理解,以为这穷人太懒,放弃了致富的机会。富裕后又能如何?富人的答案,还是说富裕以后可以有休闲时光,可以晒太阳。穷人嘲笑富人:我不已经在晒太阳么?

在大酒店圈占的海滩上晒太阳,与在小渔村的码头边晒太阳,究竟有多大的福利差异,全看人的心理评价。如果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区别就是晒太阳的方式不同,我自己也愿意去鼓吹人类应该退回到农耕时代去。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农耕社会不是《艳阳天》《创业史》所描述的社会,倒像是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社会。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社会,又不肯读书思考,便会以为那必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丰人俭的社会,也是一个长幼俨然,尊卑有序的社会;总之,是“天人合一”的社会。其实,在典型的农耕社会,山清水秀大抵不假,人际和谐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社会,用我家乡的话说,叫做“人欺负人”的社会。

产业部门简单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人身依附关系的发生。因为主要社会阶层都依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处于附庸地位,社会就产生不了超脱于生产的公共部门,在一个村落里更没有独立的公共权威。这里也有公共事务,但那是宗法领袖的兼职事务。在农业村落里,因为大家自给自足,没有建立在互通有无基础上的买卖关系,换取公共服务的筹码便只能是非物质的东西,这就是公共事务以外的服从。这里的公共服务主要是内部秩序的维护和对外的安全保障。特别在对外冲突中,乡村领袖承担很大风险。他们的风险收益是公共事务以外发生的家族成员对他们的依从。

服从的含义是社区成员大大压缩自己的私人活动空间,将大量现代人看来是纯粹私人的事务变成“公共事务”,并交由社区权威来控制;社区权威对这类事务制定一种规则,谁违反规则,就给予谁惩罚。权威的产生,自然是不需要民主的。宗法关系,官府背景,或暴力资源,都会是最主要的决定权威产生的因素。

上面的说法是逻辑演绎,真正的农耕社会图景也大抵如此。农耕社会的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自己的私人活动空间,从一部《礼经》便可看出个大概。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婚丧嫁娶,都有过了头的规矩。尊卑长幼之间更是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所以,鲁迅先生便说礼教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中国古代妇女裹足的陋习,印度等南亚国家至今尚存的对妇女的不公正待遇,都是农耕社会极度压缩人们私人活动空间的表现。欧洲历史又如何?听听韦伯的说法。他说,农耕社会的规则“不是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一种严格的个人效忠”,它的“最大特征是权力的专断性与随意性”。韦伯甚至想象“中国的农民是在光棍(地痞流氓)专横无产村民的控制之下”。后一个说法是韦伯的错误演绎,他知道中国官方对产权保护不力,便以为中国农村没有了基本的财产秩序。中国农民为了生存,会将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或各类权势人物,所以,土地私有制常常变成了土地“官有制”。如果有人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也不赖,那我们希望他们从自身做起。

若有学者以为农耕文明社会就是“桃花源”,那无碍大局,因为农民可以用自己的脚来证明学者们犯了错误。如果政治家和学者一样也昏了头,他们就会想办法把农民束缚在农村,不让农民进城。当然,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了。

媒介社会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篇3

专题一

栏何谓农耕文化?这个看似不必深度诠释的概念却在国内—传相关研究中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早在1999年的一次媒农耕文化专题讨论会上, 就有人撰文指出, 认为“农耕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 它的曙光初现于仰韶文化时

谐期, 结束于西方文明的东渐 (文化自身的连续性使农耕文化

至今都还在产生影响, 一般认为农耕文化的下限应为1840年) 。”[1]不过, 在当时不少学者对农耕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大于表扬, 否定多于肯定。我国著名哲学家阳正太教授曾有一篇文章专题讨论“农耕文化”。在他看来, 农耕文化在思想上存有四个特点:一是“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在政治上崇尚人治, 轻蔑法制;二是在经济上固守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轻视商品交换, 轻视价值规律, 忽视市场的作用;三是在心理上封闭、保守, 抵制对外开放;四是在社会理想上的平均主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 枪打出头鸟。在此基础上, 他还归纳了农耕文化思想的四种表现, 即封闭性、狭隘性、粗放性和保守性。[2]显然, 在不少学者眼里, 农耕文化多少存有传统封建文化思想余孽的意味。即使在今天, 仍有学者在讨论农耕文化时还是习惯将之与“小农经济”、“小农意识”等概念联系起来, 认为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产物。显然, 这种批判的立场是将农耕文化置于一定的政治历史情景之中, 忽视了农耕文化作为文化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 在农耕文化的相关讨论中, 也存在另一种较为积极的概念理解, 认为农耕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可资利用的重要社会资源。夏学禹从学理意义上指出, 农耕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的实践, 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3]因此农耕文化不再是封建社会制度下小农经济的产物, 而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 农耕文化的哲学意蕴是“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农耕文化的时空特征是“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延续性、乡土普世性”;农耕文化的行动法则为“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显然, 作者将农耕文化回归到文化本身的意义上去, 剔除了过去人们标贴的各种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学者陈艳萍则从旅游开发的角度讨论农耕文化, 认为“农耕文化可分为农耕实物文化和农耕意识文化两种。所谓农耕实物文化是指以实物形式保留及流传下来的因素。具体形式有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农用建筑等。所谓农耕意识文化是指建立于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而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 具体包括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神话谣谚”。[4]显然, 作者是从应用层面讨论农耕文化价值的, 这对我们重新思考农耕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单纯就农耕文化的定义来看, 很难寻找其与大众媒介之间的文化关系, 也难以寻索大众媒介对其产生的各种影响。我们不妨按照上述将农耕文化分为实物文化和意识文化的方式, 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首先, 农耕文化的意涵依托于媒介而存在。与任何文化传播一样, 农耕文化只有依托于媒介才能在文化上得以显现。从实物角度看, 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农用建筑等的文化意义不仅表现为实物本身的展示意义, 更需要依赖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 尤其在今天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背景之下, 后者的文化传播意义更为明显。比如, 关于农作物, 其实物本身 (如甘肃的土豆) 很难说有什么文化意义, 只有将之放在展览馆、电视机、互联网上时, 它才有了传播与展示上的文化意义———无论实物本身的展示, 还是将之塑造成各种不同艺术品的展示, 只有在大众媒介展示与传播的基础上, 这些实物内涵的文化意义才能真正被激活出来。同样关于农用建筑 (如粮仓) , 如果它只在农民那里使用, 那它只不过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工具而已, 而当它们进入了艺术家的视野, 并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在大众媒介上展示, 或者直接成为某部电视专题片的记录对象时, 其所谓的文化意义才真正得以彰显。正所谓文化与传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在农耕文化的传播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 大众媒介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从意识文化的角度, 无论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神话谣谚, 其所谓的文化意义要么陈放在历史博物馆里供人学习 (如周祖农耕文化的实物) , 要么作为一种经典传统文化被人传承 (如传统春节文化) , 再要么就是披上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外衣 (如各种不断发扬光大的民俗文化) , 最后剩下的那部分就是今天很多学者十分忧虑的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化了。这其中, 依赖大众媒介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是不少学者开出的药方, 其方式也无外乎两种:一是大众媒介通过新闻报道、专题记录等手段呼吁人们关注、了解、传承传统农耕文化;二是传统农耕文化走向大众媒介的舞台, 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得以进一步的放大和传承。尤其是后者成为不少学者非常乐观的对策和建议。因此, 从媒介功能来看, 大众媒介成为当下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途径, 大众媒介的宣传报道和传播推广也是农耕文化应用价值开发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一些地方兴起农耕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 与此同时相关的文化开发和媒介传播也纷纷展开, 大众媒介的宣传推广和品牌塑造功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总之, 就文化传播而言, 传统农耕文化本身既是文化又是传播。毕竟, 文化与传播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就文化传播的历史来说, 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口传文化阶段, 二是印刷文化阶段, 三是电子文化阶段。就传统农耕文化而言, 它诞生于早期的口传文化阶段, 历经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的冲击和洗礼, 因此, 传统农耕文化本身就很值得我们媒介文化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研究。而另一方面, 在媒介化社会的今天, 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及发扬光大无疑又赋予了重要的传播学意义。

20世纪中后期以来, 随着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由此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史无前例地越来越高。

一方面, 随着人们信息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媒介的依赖越来越深, 人们几乎完全生活在现代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 并且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都深受其影响, 其结果是人逐渐“媒介化”了。与此同时, 整个社会被包围在各种大众媒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中,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都通过大众媒体向公众展示, 于是整个社会也逐渐“媒介化”了。其现实情境正如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 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 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5]。这无疑是对当今媒介化社会的一种高度凝练与概括。

然而, 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恰恰是现代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刀耕火种到青铜铁器, 还是从蒸汽动力到电力发明, 抑或从造纸印刷到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数字时代……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进步, 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 而与其相伴的正是媒介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 今天媒介化社会本身也是现代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由此一来, 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旧文明”无疑会存在被各种各样的“新文明”所取代的文献。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媒介社会对传统农耕文化而言也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文化冲击。

首先, 随着以媒介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兴起, 传统农耕文化越发呈现出落后与保守的特征。无论是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封建礼制、小农思想、保守意识等, 都成为现代文明不能容忍和试图突破的所在。那些附着了农耕文化思想的各种农耕实物文化本身, 也在好长一段时间被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所遗弃, 甚至一度成为工业文明的牺牲品。仅就大众媒介本身来说, 无论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它们都是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产物和必然结果,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和传统农耕文明近乎没有任何的关联。即使在今天, 农业、农村、农民依然不是这些大众媒介关注的主要对象。

其次, 在媒介化社会造就的多元文化背景下, 传统农耕文化面临着去中心甚至走向消亡的危险。当今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是文化的后现代性, 它们呈现着去中心、非主流、多元化的特点。因此, 作为传统甚至保守的农耕文化来说, 它们很容易在媒介文化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中走向文化的边缘地带, 甚至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强大烙印下走向灭亡的危险。以至于在今天, 成长于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人逐渐淡忘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 将传统农耕文化抛在脑后。不仅如此, 即使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也因媒介社会渲染的城市生活和工业文化的种种影响, 逐渐淡忘自己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

当然, 仅仅看到媒介社会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冲击是不全面的。在当今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大众媒介的功能变得尤其强大, 媒介成为人与人信息交流甚至整个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此同时, 媒介也成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展示与传播的重要工具。

首先, 大众媒介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展示找回了农耕文化的文化价值。按照传播即文化的观点, 一切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唯有经过传播才具有真正的文化意义。传统农耕文化无论其实物文化还是其意识文化唯有在传播交流中才能彰显其文化意义和价值。然而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存在认识上的偏见, 加之现代媒介对农耕文化长期的忽视, 使其一度成为文化传播中被人遗忘的角落。因此, 在现代媒介重新关注农耕文化的时候, 农耕文化的文化光环才重新得以照亮、发光。

其次, 大众媒介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展示增加了农耕文化的经济价值。借助现代媒介的传播与包装, 传统农耕文化在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同时造就了更大的经济价值。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农家乐———原本就是农民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 然而在商业化运作之后其文化自身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 成为很多地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我国, 因媒介传播与包装而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东北二人转。在赵本山、潘长江等一大批当地优秀演员的影视作品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二人转、山庄、农家菜等特色传统农耕文化。现在这些文化产品早已成为重要的大众消费品在全国各地兜售。

总之, 在当今媒介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传统农耕文化已经摆脱了农业生产本身的工具价值, 成为商业社会现代文化多元品种中重要的一种消费文化———农耕不再是某种具体的生产方式或工具实物, 而是人们寻奇览胜的对象;文化不再是单纯的农业文明的智慧结晶, 而是现代文明视野下商人出卖给公众的消费品。农耕文化自身也依附于现代媒介创造其传统文化之外的各种剩余价值———借助现代媒介的传播, 传统农耕文化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甚至政治价值同时得以提升, 尤其表现在公众购买时的货币价值上。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 今天为传统农耕文化鼓与呼的人中有不少是商人甚至政客, 在他们眼里, 传统农耕文化既是重要的赢利商品, 也是重要的政治资本。

所以, 我们必须看到, 在媒介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大众媒介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不少传统农耕文化经过文字、音频、视频等现代媒介的加工处理得以重新展示, 这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农耕文化, 也开掘了这些文化的商业价值, 起到了很好的展示作用。而这些, 正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

摘要:媒介化社会的今天, 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传统农耕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并且使其逐渐脱离农耕社会的文化土壤。但大众媒介又是传统农耕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 各种农耕文明的民俗文化经过文字、音频、视频等现代媒介的加工处理得以重新展示, 这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农耕文化, 而且开掘了这些文化的商业价值, 起到了很好的展示作用。

关键词:媒介社会,农耕文化,冲击与展示

参考文献

[1]徐昌义.有关农耕文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 1999 (21) .

[2]阳正太.关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思索[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0 (1) .

[3]夏学禹.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古今农业, 2010 (3) .

[4]陈艳萍.农耕文化的旅游开发研究[J].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3) .

传统农耕文明 篇4

关键词: 草编工艺 农耕文化 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J5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12-1096-02

草编工艺作为我国原始社会最先出现的一种手工编织技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草编工艺技术本身,更多的是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折射,作为一个原载体,与一切皆有可能的事物发生碰撞,农耕文化便是其一。我们知道早在河姆渡时期,便有农耕文化的出现,人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初有发展。而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苇席残片则表明,农耕文化时期草编工艺已有所发展。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精细而复杂的流程呈现出当时人们古朴的智慧。“可以说,草编工艺作为我国一项传统手工编织技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形成与发展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下面主要从农耕文化和现代文化背景来探讨草编工艺的发展现状。

1 草编工艺的起源于发展

1.1农耕文化背景下的草编工艺

农耕文化起源有“男耕女织”之说,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炎帝时期流传下来的养蚕缫丝,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例如用稻草搭建的房屋等。而到周代已经形成稳定的农耕文化体系,所以也加速了草编工艺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取代土地私有制,农耕文化繁荣发展,出现了用萱麻和蒲草编制的斗笠。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思想得到广泛流传,人们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舒适感,这时草鞋、草编、草扇、草帘及僧侣信徒打坐的蒲团在民间受到广泛使用。发展至盛唐,随着农耕经济的繁荣发展,除了蒲草编制蒲衣、蒲鞋外,还有蒲草编制的蒲帆。

因此随着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的进步发展,草编工艺也在不断地演变进化。从单一的草编席到种类丰富的多种生活用品,从不成体系的手工编织到专业化的编制应用,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繁荣发展带来的草编工艺的变化发展。

1.2 现代化背景下的草编工艺

工业革命作为现代化社会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是现代化社会的一种重要特征,虽然其存在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手工编织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使草编工艺品的实用性和装饰性得到了新的延伸,使草编工艺的发展必然会与现代各种形形色色事物相碰撞,其实这种碰撞也会对草编工艺的发展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譬如在各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的吸收借鉴也是一种发展方式。

2 草编工艺的特色及艺术内涵

2.1 技法的多样性

一般的草编制品的生产过程基本一样,大体分为选料、上色、浸泡、编织、熏蒸、晾晒、刷漆等七个环节,全部采用手工制作。

(1)选料。选用玉米皮要去除外面的老皮,选里面的皮要求质地柔软,色泽一致,颜色呈白色。选用蒲草可根据编制用途和角度,用蒲茎或蒲叶或蒲挺。选用麦杆要选麦桔草最上节的麦草,呈自然色,粗细均匀。

(2)上色。根据设计要求,将所需要的各种颜色均匀地涂在用料面上面,并晒干。

(3)浸泡。将涂有颜色的用料,放入水中,根据原料的不同确定浸泡时间,使其变软,方便编织。

(4)编织。依照模具或按照一定的形状、规格进行编制。

(5)熏蒸。将成品放入熏室内熏蒸,熏蒸时必须密封熏室门窗。

(6)晾晒。熏蒸后的成品要及时地进行晾晒、熏蒸和晾晒都是为了防止产品发霉和变形。

(7)刷漆。晒干以后,刷上清漆,增加亮度,保持色彩。

这些事草编的基本技法,除此之外还有挑压法、缠绕法、收边法等。可以根据具体材质和式样选择合适的技法编织,充分体现广大劳动者的智慧。

2.2 式样的多元性

草编工艺品主要欣赏工艺品如“天女散花”、“五谷丰登”等富有美好寓意的编织品或者一些动植物物造型;二是生活实用类的草编制品,如装饰盒、草鞋、蓑衣等。这些传统的草编工艺品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观。譬如将其与一现代印花相结合,质朴中带有华丽的味道,平淡真切,如图1,D&G的笼状手袋里还藏着一颗印花手包,给人一种复古的奢华。而图2则是对草编的另一种演绎,用夸张的草编技法来进行服装的演绎,呼吁人们注重珍惜、运用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草编质朴工艺与时尚的结合,是实现绿色发展、生态设计的有效路径之一。

3 草编技艺的农耕文化体现

3.1 取材方便性

草编工艺,顾名思义就是选用自然界的植物的根和茎作为编织材料进行手工编织的技法。草编工艺与现代化的机器化生产不同,所采用的是纯手工制作,所选材料也是取之自然,用之于民,其种类丰富,方便取用,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可逆的,是环保的。常见的主要编织材料有茅草、麦杆、柳条,此外还有一些野草也是草编的主要材料,例如龙须草、芦苇、棕榈口十、蒲草、乌拉草、葵等,这些遍布在全国各地区。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种植草已不再陌生,也成为草编工艺的一类代表性材料,如席草、黄草等。

3.2 自然性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与自然同进退,共命运是农耕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人们尊重世间万物,就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中所描述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使草编工艺不论从材料上还是工艺技法上都充分体现了“取之自然,用之于民”的特点。如上文提到的各种轻拢慢捻抹复挑的手工编织技法,以及就地取材的原生态材料,直至最后制作的出的手工艺品都颇具自然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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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众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人们在一点一点的摸索中寻找生存的方法。不论是石器的使用,火的发现,还是遮蔽身体的服装的出现,都是人们在集体生活中探索出的,是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出现,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没有一蹴而就的,其存在的同时也是被人们所需要的。而草编工艺的出现与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它是在民众的智慧下,通过不断实践而得以传播。其的存在让人们感受到了舒适与美观,所以人们对美的追求,使草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4 规律性

规律具有普遍性,是既定的,不会因为社会,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农耕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使其在大自然的庇护下得以发展壮大。“草编技艺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用和审美创造活动,其特点是以熟练的、专门化的技巧,通过对蒲草、苇草及玉米皮等原材料的加工和编制工具的掌握和运用,形成一系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及民间工艺品。以此,草编技艺是人民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手段。

3.5 主观性

农耕文化的发展是因为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而产生的,所以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性,从出现到革新发展,都是由主观的人类来进行的。

而草编工艺与一般的传统工艺相比,其造型观念的主观性更加突出,是民间实用技术和民间工艺美术的有机结合,也是实用性与审美的有机结合。所以草编工艺是农耕文化的代表产品。

3.6 传承性

农耕文化之所以可以记载史册,是因为老一辈对新一辈的解说得以传承他们发现的一些自然规律。养蚕缫丝,钻去火种,打磨农具,驯养家畜都是他们对大自然的解读,这种解读虽通过甲骨文等一些象形文字进行描述,但更多的是人们潜移默化之间的传承使我们对这些抽象的概念有着身体力行的了解。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草编工艺也是经历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使其工艺技法,造型美观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一般其传承可以分为家族性的世代传承,这种传承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次是国家组织的传承,这种带有保护性的传承,使草编工艺得到重视,从而避免这个璀璨工艺文化的流失。

4 手工编织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的意义

4.1 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便是人们的崇洋媚外,一味地追求国外的奢侈品,对国产的产品不屑一顾,这种思想文化意识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国家推行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支持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而草编工艺作为我国的一个蕴涵悠久文化底蕴的手工编织技法,对其的传承和发展即是一种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宣扬和发展。草编工艺的编织技法,图案,所选的材料,以及使用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巩固,对我国的民族手工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4.2 环保

草编工艺无论从最初的原始选料,到最后的纯手工编织,整个过程是可回收的可逆的过程,一切都是可以再生的,这与当代社会所倡导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它不似国际奢侈品的矫揉造作,也不似化学材料聚乙烯的合成重组的表面光鲜,它是人们用手工—点-商的手法编织而成,有着难以诉说的魅力。

所以被工业化产品日益消磨了耐心的人们,开始趋向于这种原生态的产品,草编的古朴中透着鲜亮,实用环保的特点,颇受人们的欢迎。

4.3 社会和谐发展

融入了农耕文化的草编工艺,不仅是一种传承,也是体现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体现。如果说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那么大自然也是在不断更新发展的,人们不再是简单物质层次上的需求与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日益凸显。脱离钢筋混凝土的社会,走向大自然,去寻找记忆中的那个小镇,成为人们日常假日的经常性选择。草编让人们学会在于自然予取予求的关系中,我们要遵循自然的发展,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5草编技艺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创新性发展

5.1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农耕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对自然的认识,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人类学会了思考,划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但是我们知道农耕文化作为最初的文明代表存在着一些固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比如它们固步自封的保守性和依赖性,对于已发现事物的沾沾自喜,而对于新事物缺乏一定的探索性。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取用其有内涵的部分,而摒弃相对来说不合理的部分,盲目的吸收或排他都是不合理的。

而草编工艺品的单一性,也随着其发展日益凸显,所以在对工艺及文化的传承中,要优则而为之。对于材料的选择,技法的应用以及元素的搭配,除了遵循基本的常规外,要学会从内而外打破一些规则,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农耕文化思想中的传男不传女或者说纸传族人的想法也使草编工艺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样会导致工艺的最后失传,所以要用开放的心态去认真对待每一个虚心的求学者,这样我们的草编工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5.2 与时俱进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成不变终是会遭到历史的淘汰。在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背景下,草编工艺的循规蹈矩之势也愈演愈烈,因此势必要打破这种局势,草编工艺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到草编工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状态,分析构成其发展威胁的因素有哪些,然后需要做哪些改进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使其既保持固有的传统特色,有不乏时尚的味道,从而推动其进一步的发展,使草编工艺不再是仅仅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工艺技术,而是真真实实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文化,是货真价实的璀璨的中国文化。

传统农耕文明 篇5

一、和平的交流与发展

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流, 主要大致可以概括成两种方式, 一是和平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 另外一种就是战争的方式了。

在和平时期, 经济文化的交流不可或缺。主要表现是农耕世界先进的农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输往游牧世界, 与之而来的, 自然是南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虽然说对于游牧世界来说, 全盘接受这些东西可能有些困难, 但是接受这些来自所谓的先进文明的社会事务, 不仅使整个游牧世界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 而且使游牧世界的整个文明全方位上升发展。当然, 和平时期这样的交流不可能是单向的, 与此同时, 游牧世界的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以及战马、乐舞等也经常输入农耕世界, 同样丰富了农耕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 促进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

双方在和平时期的交流, 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接触, 不可否认可以促进双方的进步, 但是相较而言, 游牧民族的进步是巨大的。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比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就是, 他流动性较高的机动能力是农耕民族的噩梦, 而农业社会带来的先进社会制度, 又促进了整体游牧民族实力的发展, 这就可能导致了这两个世界的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战争。

二、文明冲突与战争

战争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农耕文明力量较强时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战争, 另外一种是游牧民族力量较强时对于南方农耕世界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条件充分具备的情况下, 落后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手段冲入农耕世界。但是不可否认农业社会的先进性, 每次游牧民族的入侵, 最终的结果就是游牧民族在这些被征服地区建立起了政权, 最终融入到了农业文明中去。两个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反复冲撞中进行交流和融合。就像有一个观点这样认为, 在西方的蛮族大入侵之后, 罗马帝国灭亡后, 蛮族在原来的罗马帝国土地上建立起国家后, 罗马的文明却没有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 反而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发展着。而在东亚中国的土地上, 这样的事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 最终全部都融入了中原的文化。战争和征服的不断相互渗透, 两个世界就在血与火中不断的融合着。

三、两个世界在中国的碰撞

秦汉时代, 在中国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形成了对峙, 秦帝国与汉帝国一边修筑长城, 一边派遣使臣出使, 不惜送上大量的中原物资甚至和亲以期换得时间上的和平。汉武帝时代中原王朝在一系列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从此匈奴元气大伤, 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内附, 而北匈奴却走上了茫茫西迁的道路, 开辟了另外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代, “五胡乱华”的惨剧发生导致中原大地发生巨大的波动, 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 不仅中原汉族正统王朝覆灭南迁, 甚至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

但是到了隋唐时期, 由于政权的建立者都有部分的少数民族血统, 所以统治者们对于游牧民族是采取了另外一种的态度, 那就是兼容并包。唐太宗被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唐王朝时期的音乐、服饰、舞蹈或多或少都融入了当时西域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

宋元时期是游牧民族凯歌高进的时代, 宋朝特殊的文人政治造就了在军事上天生的难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对抗, 在与契丹族保持了两百年的守势之后, 终于在发源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赶到了南方, 最终却灭亡在北方那片大草原的主人黄金家族手里。

四、民族大迁徙

不得不提的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游牧民族大迁徙。大迁徙的最东段, 发源于匈奴人, 匈奴人在与汉族的频繁交往中, 丰富了自己的物质生活,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秦汉之际, 因为与南方汉族之间的战争, 匈奴人中的一部迁入乌孙之地。在此生活几十年之后, 他们西走康居, 到公元3世纪中叶, 受到来自贵霜帝国和康居民众的联合攻击, 再次西迁至粟特地区。公元4世纪中叶, 这些匈奴人西迁至东欧的顿河流域, 打败了这里的阿兰人。这次的匈奴人从东亚到东欧的持续将近400年的西迁运动, 席卷了整个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 从东至西, 开创了亚欧大陆的新局面。

在西欧, 进行民族大迁徙的主要是居住在罗马帝国北部、处于原始状态的、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日耳曼人。公元四世纪中后期, 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得到罗马皇帝的许可, 以“同盟者”身份, 移居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色雷斯, 是为民族大迁徙的开始。此后北方的蛮族与南方的罗马人, 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拉锯交流与对抗, 建立起了法兰克王国。在公元四世纪匈奴人横扫欧洲后北方蛮族乘机大举南侵, 5世纪中叶, 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和裘特各部落横渡北海进入不列颠。在粉碎当地克尔特人的顽强抵抗后, 占据该岛的东部和南部, 建立许多小王国。488年, 东哥特人在狄奥多里克的率领下大举入侵意大利。568年, 住在潘诺尼亚的伦巴德人在阿尔博因统率下, 打败拜占庭, 占领北部意大利, 建立伦巴德王国, 建都拉文纳, 是为民族大迁徙的终结。

在东方的游牧民族的南侵, 导致了中国南北朝的建立, 五胡十六国, 游牧民族在中原与汉族不断的进行战争和融合。在中亚, 白匈奴灭亡贵霜帝国, 建立起了厌哒国, 而在欧洲, 因为匈奴人自东方的西迁, 导致原本在北欧和东欧的蛮族往西和南方向迁徙, 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五、交流与影响

虽然在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交往中, 游牧民族天生占有巨大的武力优势, 但是不可否认, 每一次的游牧民族入侵, 最终都被同化到当地的农耕文化中去了。这也是农耕文化的一种特征。一直处于低位的游牧民族, 在农耕文明面前, 保持了强大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固然农耕文明在整体上先进于游牧文明, 却不得不不断吸收不断消化, 创立起融合两个文明的成果。唐王朝的建立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就是两个世界不断交流碰撞产生的硕果。

整个的人类文明, 最早便是这两种文化的交流, 从东亚到西欧, 人类最早的文化经济交流, 促进了这两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世界正日益融为一个整体, 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促使游牧世界不断的发展, 游牧世界的新鲜血液刺激了农耕社会, 双方的促进, 让人类文明能够向多元化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者整个世界的文化, 就是应该在不断的碰撞, 在与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交流中不断融合发展的。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传统农耕文明 篇6

项目地点: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平田村

业主:松阳县四都乡人民政府

设计单位:Dn A_Design and Architecture北京多维度建筑咨询公司

主持建筑师:徐甜甜

设计时间:2014.10

竣工时间:2015.6

用地面积:227.6m2

建筑总面积:307.7m2

结构形式:木结构

摄影:王子凌/周洋

平田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2014年入选住建部“传统村落”。风景秀美,建筑保存良好,但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空心化情况。依托松阳县大批传统村落的丰富资源,现正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

改造项目原是荒废农宅,并非历史文化建筑,但是其位于村口显要位置,北侧毗邻祠堂、村委会,既是进村首先感受到的村庄形象代表,也是村内公共活动的重要区域。针对此情况,建筑师首先对其新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将其改造成为新的村民中心,同时成为对外展示乡土农耕文明和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窗口。

二层私密空间

室内新的木结构

依托山势,建筑分为靠近村口的博物馆展厅和展厅后的手工作坊两部分,二者有一层的高差。在保留原有形态的基础上,移除了部分隔墙和楼板,以满足新的使用需求。相连部分改造成半室外花园。二层两个较为私密的空间,既可作为艺术家民宿,也可作为图书室开放。原有附属建筑则改造为小茶室和楼梯花园。

在建造方面,经评估后更换了内部破损严重的木结构,重新搭建。而外墙的夯土墙虽有倾斜,但仅作为围护结构尚可使用,经过人工“推拉”和草筋修补,保持着原有的乡土质感。

为了解决传统民居室内光环境较差的问题,同时避免破坏村落立面的协调性,外墙没有做大面积开窗,而是通过屋顶不同尺度的顶窗将光线引入。

建成后,这里成为平田村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文化交流空间,已经举行了多场会议,带动了村里的民宿经济,吸引了村民积极参与,形成平田村的公共文化集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村落中,品质一般的房屋如何通过改造焕发新生,本项目做出了很好的探索,改造经验也在松阳县其他村庄极具推广借鉴价值。

外立面

改造后的小茶室

项目与村落融为一体

浙江平田农耕博物馆及手工作坊获得第一届田园建筑优秀实例一等奖

专家评语:

传统农耕文明 篇7

买车盖房供儿上大学生活有奔头

讲述人:魏连富(旅顺口区长城街道周家村村民)

魏连富今年57岁,和妻子都是当地的农民,在种蔬菜大棚之前,夫妻两人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但是那个时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尽管每天不停地干活儿,可是每年都剩不下几个钱,家里的花销总是捉襟见肘。

几年前,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他和妻子干起了两个蔬菜大棚,正是这两个蔬菜大棚,让他们家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不仅买了卡车,还盖起了新房,儿子和女儿也都很争气,大女儿大专毕业后在大连市内工作,小儿子正在念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妻子现在的生活太有奔头了。

魏连富说,在种植蔬菜大棚之前,他们夫妻就是种地,种玉米等常规作物,春夏的时候,也在露天的菜地里种一些蔬菜,然后拿到附近的菜市场去卖,尽管那个时候,夫妻俩很辛苦,但是每年只能有不到2万元钱的收入,除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再加上自己家的花销,每年基本都是捉襟见肘。五六年前,当地政府开始引导建设设施农业,他们夫妻就下决心建了蔬菜大棚,当时建设2个蔬菜大棚,投资了20多万元,夫妻俩还借了不少外债,当时觉得压力很大,担心还不上。没想到,这几年政府的政策和服务越来越好,他们的蔬菜大棚盈利也越来越稳定。他们的两个设施农业蔬菜大棚,占地4余亩,每年产三茬蔬菜,年产量6万~7万斤蔬菜,年收入达到8万余元,每年的净利达到6万余元。魏连富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两人现在只管种植好蔬菜,因为销售的问题,他们不用担心,村里的农业合作社将他们的销售都包了。原来,几年前,周家村成立了绿缘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股东就是村里的农民,魏连富就是合作社的社员,他种植的蔬菜通过这个合作社流向市内的各大批发市场,这个合作社减少了他们销售的后顾之忧。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带动农民奔往致富路

讲述人:刘志杰(旅顺日源家庭农场主)

大连市旅顺日源家庭农场,坐落在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韩家村,也是大连市的首个家庭农场,占地面积为105亩,日源家庭农场特色是“多种经营”,其中果园70亩、玉米地35亩、1个饲料场、1个兽药店、1个千头生猪饲养场、1个屠宰场,3台农机具、2辆运输车,果园里有1000多只鸡、鸭、鹅。家庭农场主刘志杰介绍说“独具一格”又相互依存,运转方式看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产业链条——将玉米地产出的粮食加工成饲料,用饲料来喂猪,猪粪用来喂果树,给玉米做底肥,可谓是粮丰、果甜、猪也肥。农场还注册了“臀源”牌猪肉商标。整个过程不仅使家庭农场注入了工业化的理念,还有商业化轨迹,推动了家庭农场的生态化发展。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和实践,家庭农场发展很快,已有雇工12名,年产值1200万元。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旅顺口区三间堡街道的刘志杰踩住了时代鼓点。当年3月20日,她就登记注册了大连第一张“家庭农场”营业执照,由此成为全市首位身份明确的家庭农场主。现在,刘志杰家庭农场出产的猪肉和鸡蛋拥有自有品牌——臀源牌,在镇里还有专卖店;她还经营一个兽药店,为家庭农场里的猪、羊、鸡、鹅等提供兽药……“我们一家三口全都扑在这个家庭农场上,农忙时最多还要雇20来名临时工。”刘志杰告诉记者。

这几年,该家庭农场的机构健全了,一条产业链也逐步形成。“大田玉米以及果园落果、杂草等给猪、羊、鸡、鹅等作饲料——猪粪和鸡粪等给果园和大田作物提供肥料——出栏的农家猪自家屠宰、分割、包装——猪肉、鸡蛋等都有自有品牌,在自家专卖店里售卖——兽药、饲料能够自我提供——各种经营所得再投入到家庭农场里……”刘志杰一边说,一边慢慢梳理思路。经过这两年的尝试和创新,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竟能延伸出如此多的产业支点,恐怕连刘志杰及其家人都感到吃惊。

过去五年,全市每年新发展设施农业10万亩

从大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了解到,截止到“十二五”期末,大连市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95.2亿元,增长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667元,增长8.3%,增幅连续9年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实现农产品出口额33.8亿美元,分别占全省、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0.5%和5%,其中水产品出口额突破20亿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近一半来自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市民“菜篮子”实现了四季均衡供应,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产品产值的比值达到3.1∶1,优势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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