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限价

行政限价（共5篇）

行政限价 篇1

一、行政限价的概述

行政限价是由政府作为实施主体对各类商品价格进行控制的一种经济活动和行为。对价格的限制有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两种形式。价格是价值的体现, 决定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其价值和供需关系, 其他相关因素有: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偏好;生产者的诚信度和技术水平;其他相关替代商品的价格;政府的政策倾向;媒体舆论导向等。

二、行政限价在城市规划及管理中的演绎

(一) 行政限价的对象

(1) 行政限价的主体:政府

行政限价的主体是政府及法律所赋予权力的行政机关, 便确定了各种“行政限价”的立场, 立场决定了核心的价值判断, 最关键的就是尽量保证其作为政策的核心正确性。

(2) 行政限价的客体:商品的价格

所有行政限价行为都是对价格的调控和限制。一般商品是由市场自行调节的, 供需关系对价格的影响较大, 行政限价的干预措施和实施力度有一定权限和困难;特殊性质的商品如房地产市场中的住宅出售价格、房屋租赁价格等, 这类商品行政限价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资源合理化分配;带社会福利性质的商品有医药用品、医疗服务价格、水、电等垄断行业的生活必需品等, 若完全按照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价格高低, 则无法满足和服务于全体民众。

(二) 行政限价的实施:政治与经济市场的博弈过程

合理正确的限价不是政府部门说了算, 而是取决于市场供求力量, 由市场竞争机制反复试错探测出价格底部或价格顶端。如果政府制定的限价含有水份, 更多反映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政策预期, 那么限价收效甚微, 更可能带来一定负面结果。

(1) 显性规则

1、市场内生需求——帕累托最优的失效:

在信息完全的市场集合内, 价格使资源分配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最优化, 只有生产成本低于社会平均生产成本的优势企业和产业, 才能找到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分配失衡造成帕累托最优的失效。政府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限价政策干预, 使社会资源分配恢复合理化, 限价的实质是市场内生需求。

例如我国对化肥等农用物资实行的最高限价,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抑制价格上涨, 保证了农民的利益。

2、市场外定需求----不确定的社会环境因素:

在政治与经济的博弈中, 很多社会资源没有直接用于生产, 而是用于整合和协调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许多价格变动都是由于没有与正式经济市场规则相一致的实施机制, 或者改变了的正式市场规则与行为习惯、环境因素无法协调, 产生了较大的混乱。所以, 行政限价实质也是市场的外定需求。

我国政府行政部门曾在一段时间内对民航机票价格进行过限定。在大量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以及国有航空企业有序发展的环境背景之下, 民航机票价格已经逐渐由供求关系所决定, 政府仍采取固有的“限价”行为习惯反而制约了民航客运市场的发展, 此类行政限价也只能草草收场。

(2) 隐性规则

l、权力本身留恋市场:

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是由政府至上而下推动的, “政府高明论”思想遗留至今, 使政治权力本身留恋市场。经济管理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由于在施加大量直接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 对价格的调控甚至是干预, 成为了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2、民众留恋权力: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思维模式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健全和法律不完善, 民众更愿意希望政府以相关政治手段来快速、直接地解决各种经济问题, 致使政府扮演了规则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双重身份。

3、行政限价的效应

(1) 行政限价的正效应

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趋利性”的特点, 国家干预经济活动, 消除市场不良的趋利行为是必须和必要的。有时政府也会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 社会安定的好处大于经济效率的损失。例如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 对副食品的最高限价, 都起到了积极效果。

(2) 行政限价的负效应

国家作为价格干预的第三方, 在诸如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比其他第三方实施者占优。行政限价会产生消极效应并在随后的执行中出现“不经济”的结果。例如国家对电信、石油等垄断或部分垄断企业的限价保护政策, 反而使这些产业的自主权难以得到发挥, 价格体现不了真正的价值和供需关系, 引发消极结果。

三、关于行政限价的若干思考

行政限价实为一种价格干预措施, 是指在特殊时期, 由法律所赋予权力的行政机关, 在限定条件下运用价格杠杆这一调控手段干预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 并在一定期限内对市场部分商品价格和收费实施有效管理的一项法律制度。它具有实施主体的确定性、实施手段的强制性、实施时期的特殊性、实施商品的限定性、实施管制的临时性五大特征。

(一) 政府如何干预

(1) 行政限价的实施时限

政府实施行政限价是特定环境下的短时间行为, 而不是长期的固定政策。一旦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就应及时让市场的供需关系和商品本身的价值来指导形成价格。长时间的行政限价本身会耗费大量成本, 从绩效上讲也会变得不经济。其次, 受行政限价长时间保护的产业竞争能力更差。长时间受压制的产业则可能会因为投资回报降低而失去发展动力, 投资者转而投向其他领域。

(2) 价格干预的实施手段

最高或最低价格的限制是政府实施价格管制的直接手段。除此之外, 还可以对生产者进行补贴 (图1) , 对消费者进行补贴 (图2) , 有所得税制度、收入维持计划等间接调节。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也可以通过公布相关价格政策和供求信息, 通过新闻媒体的信息发布以及劝诫等方法进行调控, 或者针对不同类型的商品, 运用利润率、差价率等多种干预方式, 而不简单轻易地采取直接限价。

(二) 市场如何回应

科登 (Corden W.M.) 认为, 政治干预经济市场是政府为了保护民众的收入流, 对因价格和竞争地位发生变化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或集团提供援助。限价的根本目的是使市场更好更平稳运行, 市场的长期回应应该是积极的。行政限价同样可以稳定社会, 市场对这种提高其外部环境安定性的干预应该也是积极回应的。

(三) 市场反馈再次循环刺激新一轮价格管制

市场反应往往反馈到政治领域, 刺激新一轮管制, 因为初始的措施可能产生未预料的效果和负效应, 所设计的计划和现存制度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契合”。随着市场对行政限价做出的反应, 限价的政策成本和收益也在不断变化, 静态完美的长期政策是不存在的, 只有通过调整和演进才能促使新的价格管制政策的出台。

四、小结

综上论述, 行政限价实为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博弈, 限价本身既是静态的博弈规则, 也是动态的博弈过程。而限价结果是要达到博弈均衡, 市场无论反馈积极效应还是消极效应, 必然会刺激原有限价政策, 进行调整或改进, 甚至是全新的价格管制。

摘要：本文通过对行政限价的概念进行概述, 对行政限价的对象、效益以及内在规则加以阐述, 认为合理有效的行政限价实则是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博弈过程, 并且最终达到博弈均衡的相对稳定状态。

关键词：行政限价,博弈过程,博弈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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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小青.政府限制价格的经济学分析——对传统教科书中“短缺”程度的质疑.[J]广东商学院学报, 2002 (4)

限价中的“地王” 篇2

7月10日的北京土地储备中心交易大厅里，万科、龙湖、中赫、招商地产等10家房地产公司，在争抢海淀区一块汇聚了中关村三小、人大附中等学区资源的住宅用地—万柳地块，万柳还是传统的高档社区聚集地，离地块最近的万城华府小区，二手房均价已经超过8万元/平方米。

经过了10次网上报价、46轮现场竞价和300多轮配建回购房面积竞争，万柳地块最终被民营房地产公司中赫置地以26.3亿元拍下，扣除回购房面积，最终成交楼面价约为4.42万元/平方米，这让其成为中国住宅类地块的单价地王。

游戏规则和以往不同，这是一块限价地王。46轮竞价后，懋源地产举牌26.3亿已是政府规定的竞价上限，转而进入竞回购房面积程序，中赫最终以配建1.64万平方米回购房的条件胜出。链家地产分析师陈雪说，如果考虑到政府回购房以及各种建安、财务、管理成本，该地块的项目成本将接近6万元/平方米，因此项目开盘价肯定在8万元/平方米以上。

中赫置地善于开发豪宅，此前，该公司开发的北京钓鱼台七号院曾经创下35万元/平方米的商品住房销售价格纪录，后因涉嫌违规被北京市住建委叫停。面对这个强悍的竞争对手，万科仅举牌一次，而中建九龙仓联合体则当了看客。

地王重现，这看上去就像是政府调控无能的代名词。竞拍的前一天，保利地产突然宣布退出与融创地产组成的联合体，不参加万柳地块土地拍卖。该公司发布声明称，“公司接到大股东中国保利集团通知，由于目前正值房地产调控关键时期，根据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考虑到北京万柳地块的情况，保利地产正式退出与融创地产组成的联合体，不再参加北京万柳地块土地拍卖。”

但也只有地价上涨，才能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解套。从以往数据来看，北京市每年用于土地开发的资金约为1000亿元，这笔资金都是三年至五年的银行短期贷款，土地如果不能尽快卖出，政府的资金压力会很大。

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土地市场成交惨淡，中原地产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共出让 72宗地，仅8宗住宅地块。其中除个别位置较好外，都为远郊区地块，总出让金仅为144.88亿元，同比减少了55.9%，创造了近5年来的最低 值。

在6月，10大城市商品住宅成交创17个月新高，开发商于土地市场上跃跃欲试之时，万柳地块来了，其出让起始价便为18.66亿元，有着高达2.4万元/平方米的楼面底价，还未竞拍之前，就注定成为地王。

在万柳地王之后，7月13日珠海市政府也曾解除限购令五小时，但旋即收紧。而在7月16日，国务院要求万柳地王拍卖的详细信息报备审查。

北京昔日地王命运

签约率低：

2008年以来楼面地价前十的地王项目中，自2011年3月起，已有5个项目入市销售，分别为保利东郡、五矿万科如园、保利中央公园、中海九号公馆和远洋天著，其住宅的平均价格约3.7万元/平方米，其中土地成本平均占比超过五成，平均签约率仅为26%。

退地：

2010年年初，北京国土局取消了大龙地产顺义后沙峪天竺开发区22号住宅用地资格，其缴纳的2亿保证金也将不予退还。北京联富置业竞得的顺义创意天承G2-07地块、北京华方众泽竞得的延庆三里河路西侧地块，也相继发生土地被回收事件。

行政限价 篇3

国家统计局22日数据显示, 9月, 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有69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 价格同比上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同比涨幅均超过20%, 这是该项统计自2005年开始发布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市场估计, 房价快速上涨超预期, 可能引发新的调控政策, 四季度可能迎来政策窗口期, 热点城市可能密集出台微调政策, 中央层面可能推出新的调控措施。尽管楼市调控长效机制正在酝酿, 但从当前态势看, 限购、限价等行政手段短期内可能不会退出, 甚至有加码可能。

区域分化态势明显

9月, 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 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5个, 持平的城市有3个, 仅温州和桂林2个城市环比下降。平均而言,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平均环比上涨0.72%, 继续处于上涨通道中。

与去年同期相比, 在70个大中城市中, 仅温州9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 其余城市均同比上涨。其中,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均超过20%, 北京继续成为领涨者。平均来看,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9月平均同比上涨8.7%, 创今年以来新高。

与2007年的一轮房价大涨相比, 目前的房价上涨有所不同。2007年时, 房价上涨较普遍, 不同城市房价涨幅差距不大, 而目前区域市场分化较明显, 在一线城市大幅领涨的同时, 部分二三线城市存在供应压力, 房价上涨后续动力不足。

9月,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均上涨1.4%, 天津等31个二线城市平均上涨0.7%, 唐山等35个三线城市上涨0.6%。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涨幅差距正逐渐拉大。

导致这种分化的主因是土地供应。近年来, 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土地供应不足, 但市场需求持续增加, 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而众多三四线城市在土地财政驱动下大量供地, 给市场带来消化压力。

在房价快速上涨背景下, 部分城市可能难以完成今年的房价控制目标。9月, 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有1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超过10%, 24个城市涨幅在8%-10%之间。

地王助推房价上涨预期

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中, 供应不足首当其冲。近几年北京商品房供地规模始终处于负增长状态, 虽然供地总规模不小, 但剔除保障房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后, 纯商品房用地面积不足, 再加上配建制度将保障房用地成本转嫁到商品房土地上, 推高商品房地块价格。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 9月下旬以来, 北京楼市库存已降至6万套以下的历史最低水平。

预期管理失效进一步助长房价涨势。7月以来, 一线城市频繁出现“地王”, 且“地王”潮逐渐蔓延至二线城市。“地王”带来的房价上涨预期导致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恐慌情绪, 恐慌性需求加速入市又进一步推涨房价。

近几个月一线城市成交区域分布显示, 高价地对房价有明显影响。近两个月来, 北京部分区域的土地价格均超过该区域历史峰值, 这些区域正是近期房价上涨较快的热点区域。

在当前供需失衡和预期管理失效的背景下, 要想在短期内止住房价上涨势头恐非易事。一二线城市集聚过多资源, 房价易涨难跌。2012年以来过多的信贷供应是房价上涨重要原因。这些影响房价上涨因素目前依然存在。由于热点城市房价具有更强的上涨动力, 房企持续向热点区域集中, 可能助推房价上涨。

房价持续上涨的现实正在促使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加速出台。作为调节市场供需重要手段, 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时点可能临近。

当限价房遭遇尴尬 篇4

2008年初，国内首个限价房——广州金沙洲保利西子湾以一口价6500元/平方米，正式对外销售，首批843套房源吸引来3790位购房者的申请，经过严格的抽签有1400多位中签者获准选房，在开盘当日就有700多套限价房被抢购一空。但一年后的今天，70多户曾经满心欢喜的购楼者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收房，主要原因就是过去一年中暴跌的房价。

保利西子湾刚推出时，定价是6500元/平方米，而金沙洲当时商品房均价在1万元以上。一年多来，周围商品房的价格缩水厉害。政府在推出保利西子湾时，考虑抢的人过多，就增加了一些限制，房子的流通性就受到影响，如五年以后才能上市，交易时还需缴纳土地差价的70％。同时在这五年内，保利西子湾业主不能拥有第二套住房。也就是说，限价房基本上剥夺了房价升值给购房者带来的收益。遭受了跌价损失，将来升值了，大头还要给政府，限价房瞬时间由“香饽饽”变成“弃儿”。

面对限价房困局，广州市房管局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处长陈大旺日前在保利西子湾全面交楼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广州市政府今年将不再推出限价房用地，而已推出的限价房用地尚未动工的地块可能被收回，可能转化为保障性住房用地或者作为拆迁安置房用地，同时也不排除将其转化为商品房用地。

笔者认为，广州限价房遭遇尴尬是情理之中的事，随着今明两年全国各地大量的经济适用房会相继入市，届时“经济适用房遭遇尴尬”可能也会出现，这些都是房价理性回归的必要“阵痛”。我们的管理部门，千万不要因为此事就因噎废食，毕竟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经济租赁房(包括90/70住房)有关民生，应在更规范、科学的前提下加快、加大发展力度。

世界房地产业的发展史证明，各国的房地产发展(包括房价)是螺旋式的发展。一般房产周期8——10年，长者如美国周期为20年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长达将近20年的长周期发展有太多非自然因素，理性回归只是时间问题。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房价的理性回归正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表现，根本不必大惊小怪。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非理性高房价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步珠三角的后尘。

笔者建议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最好是现房销售，以避免价格大幅波动让本已经济十分拮据的中低收入者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房改10多年来，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长期是空白，太多中低收入者需要改善住房，目前的供应量明显不够，而且有些地方至今启动十分缓慢甚至尚未实质性启动。因此，管理部门应该加大不同层次保障住房的供应和相应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受益面。值得庆幸的是，限价房在广州遭受困局时，其他地区对限价房的热情依然不减。4月1日，北京规划委还公示了位于朝阳区，总用地面积6.85万平方米的限价房项目。

我们的管理部门还应该从供给(管住地根和银根)、需求(遏制投机)及惩治房地产商业腐败(建议房产销售国内联网)、惩戒管理部门不作为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调控，方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即需要“六道”闸门，传统只讲管住“土地和信贷”两道闸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虽然管住了地根和银根，对投机、投资的限制却太少，这样调控的效果难免适得其反。管住18亿亩耕地不应该是一句空话。

真实的荒诞：保姆限价令 篇5

春节临近，和往年一样，“保姆荒”如约而至，自然而然地，保姆的要价也水涨船高。实际上，这一年多来，保姆薪水的上涨一直是议论纷纭的热点话题。新闻媒体上，诸如“星级月嫂工资上万”、“大学生薪水不及保姆”之类的报道也时有出没。看着这报道的保姆的薪水行情，朋友间闲谈的时候，都感叹说不如转行做保姆。也有人戏谑说，保姆工资飞涨，看样子很有必要仿照楼市调控，出台“限价令”了。

真实的玩笑

私下的说笑，自然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但近日无意间看到一则新闻，却为之一震。这种荒诞的想法，还真有人一本正经郑重其事地当做一桩事情来做了。《三湘都市报》报道说，为照顾刚出生的孙子，长沙市民符女士去某家政服务中心找保姆。家政服务中心给她派出了一位月嫂，开出的条件是，工作时间从1月5日起到2月5日，薪水为5280元！虽然觉得价格很高，但“因为家里急需请人，只好忍痛埋单。像是在任人宰割”。

家政服務中心解释说，“给她（符女士）家派的是明星级月嫂，每月工资3480元，另加1800元的过年加班费，刚好5280元。”并称，这并不是最高的，特级月嫂要5880元。在该公司的价位表上，列出了不同的月嫂服务价格：初级2380元/月、星级2980元/月、明星级3480元/月、特级4080元/月。此外，在过年期间，雇主还需支付月嫂的加班费：1月17日至1月21日，80元/天；1月22日至1月25日，200元/天；1月26日至1月30日，120元/天。

保姆的“漫天要价”，让主管部门坐不住了。报道说，湖南省家政服务协会正在联合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制定该省家政服务行业执行标准，其中就包括了家政服务行业收费指导标准，“要禁止家政企业之间相互攀比提价，设立收费上限，钟点工、住家保姆、月嫂收费都将有具体标准。”据称，家政服务行业执行标准有望在今年3月出台。

不难明白，“设立收费上限”云者，就是说要实施“价格上限”的价格管制了。翻译成当下流行而通俗易懂的话语，“限价令”是也。

限价令横空出世

对生活于当下中国的人们而言，“限价令”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这些年来，在住宅市场，在成品油市场，在铁路春运市场上，随处都可以看见“限价令”的身影。尤其是在过去一年，“限价令”更是大行其道。因为CPI的居高不下，国家发改委情急之下，四处张罗着与各行各业的企业约谈价格，强制规定在某某期限内不能涨价。几乎是“三百六十行”无所不谈，忙得一塌糊涂。

这些“限价令”的出台，无一不是头顶着“关注民生”、“保障百姓利益”的高尚而神圣的光环。也因此之故，每一项“限价令”出台，总能赢得众多的喝彩。那理由，自然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房地产商赚得是“黑心钱”，限价让其少挣一些岂不是大快人心？石油铁路部门依靠垄断获取暴利，限价少赚一点岂不是理所应当？企业也毕竟不同于单个消费者，财大气组，产品限价让渡一点利益给小百姓，岂不是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

好罢，我且退让一万步，姑且承认上述的说法都是有理的。但到保姆这里，出台“限价令”你如何自圆其说？你不会告诉我，那些从事保姆职业的人们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上流阶层”罢，不会告诉我她们是“高收入人群”罢，也不会告诉我她们是“成功人士”罢。因此之故，对她们的服务收费实施“价格上限”应当不会是“百姓的呼声”罢！

限价令本质

三岁小儿都知道，从事保姆职业的人们，不是位居要津可以“权力寻租”之人，也不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她们实在只不过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依靠自己的劳作谋一口饭吃的人们。不错，现在雇佣保姆的人们，未必都是富贵者，也有平民百姓。但这些平民百姓的收入与地位，必然在保姆之上，否则如何能雇佣得起保姆？！说得更直白一点，相比保姆，那些雇主依然是“有钱人”。因此，出台保姆“限价令”的实质，其实是有钱人要求对穷人的收入进行限制，如此，那一直高扬的道德旗帜，又将在何处安放，如何安放？！

这荒诞的一幕，其实正以极其简明和生动的方式，阐释着“限价令”的本质。保姆的全部收入来自自己的劳作，劳动力是其拥有的唯一资产。从产权的角度看，保姆对其劳动力拥有全部产权。这产权的核心，就是使用劳动力并以之获得收入的权利。譬如说吧，一个保姆提供的家政服务，市场的行情为月薪5000元。因为限价令的出台，规定月薪不得高于4500元，于是这原本属于保姆的500元的收入，被活生生地剥夺了。保姆的一部分收入由此被人为地压制了。因此，“限价令”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侵犯了其使用劳动力获得收入的权利，也就是收入权！这，也正是一切形形色色的“限价令”的命门所在：它侵犯了一切产权所有人的收入权！如果我们承认个人合法的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富贵贫穷，那么，“限价令”之害，可谓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