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肠内给药（通用4篇）
直肠内给药 篇1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病程较长、缠绵难愈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以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左半结肠为其主要的病变部位,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目前UC在中国的发病率较前有增高,临床上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笔者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观察止痢敛疮法直肠内给药对UC的临床疗效。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观察所有病例来自2012年1月~2014年12月期间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扬州市中医院脾胃病科门诊及住院患者60例,随机入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男性20例,女性10例,平均年龄(39.8±8.7)岁,初治15例,病程(5.6±1.72)年;治疗组男性21例,女性9例,平均年龄(38.6±9.6)岁,初治13例,病程(5.8±1.55)年,两组的基线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2010年世界胃肠病学组织关于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的实践指南》[1]诊断标准。
1.2.2 中医诊断标准按照《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2]制定。
1.3 纳入标准
(1)符合以上中西医溃疡性结肠炎诊断标准;(2)性别不限,年龄在18~65岁之间;(3)临床严重程度选为轻度、中度;(4)初发型、慢性复发型为纳入临床类型;(5)左半结肠为病变部位;(6)中医辨证属大肠湿热证、寒热错杂证、肝郁脾虚证、脾虚湿蕴证;(7)病情分期选择活动期;(8)知情同意,志愿受试。
1.4 治疗方法
治疗组予止痢敛疮法之榆苋方直肠内保留灌肠给药,处方为生地榆30 g、马齿苋30 g、白头翁30 g、黄柏30 g、生薏苡仁30 g、秦皮30 g、仙鹤草30 g,加水500 m L,浓煎至100 m L,加白及粉5 g,锡类散1 g。治疗组患者采用左侧卧位,臀部垫高,温度适宜,保留灌肠,保留1小时以上。每天直肠内给药保留灌肠一次,四周一个疗程,1个疗程后,直肠内给药,去掉锡类散,隔日保留灌肠一次,共八周。对照组以美沙拉嗪(5-amino salicylic acid,5-SAS)(安徽东盛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20211)1 g,每天一次,口服,四周后剂量改为1 g,每天三次,口服,共八周,后评价疗效。
观察指标:(1)治疗前后的症状改善情况、中医证候临床疗效;(2)结肠镜黏膜像及结肠组织病理学观察;(3)血清白介素(interleukin,IL)-6、10含量的测定。
1.5 疗效评价
1.5.1 中医证候疗效
参照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3]。制定如下标准:(1)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症候积分减少≥95%;(2)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95%>症候积分减少≥70%;(3)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70%>症候积分减少≥30%;(4)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症候积分减少不足30%。中医症候疗效=(临床痊愈+显效+有效)/n×100%。
1.5.2 中医证候积分
治疗前后分别对黏液脓血便、腹痛、腹泻等主症进行计分,每一主症按照无、轻、中、重的程度,分别记0、2、4、6分,里急后重、纳呆、乏力等次症据其有、无,记为1、0分,以上各症状积分和为中医证候总积分。
1.5.3 主要症状的疗效评价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定疗效。(1)临床控制:治疗结束后,症状消失;(2)显效:治疗结束后,症状积分减少2级;(3)有效:治疗结束后,症状积分减少1级;(4)无效:达不到上述标准者。
1.5.4 结肠镜黏膜像及组织病理学观察
(1)Sutherland DAI积分:计算治疗前后积分之差,进行统计。
(2)肠镜黏膜表现积分:正常黏膜图像计0分;轻度病变(血管纹理模糊黏膜充血但无出血)计3分;中度病变(黏膜呈颗粒样变化)计6分;重度病变(黏膜溃疡并自发性出血)计9分[4]。
(3)结肠组织病理积分:黏膜固有层无中性白细胞浸润,0分:固有层有少量中性白细胞(<10个/HP)浸润,累及少量隐窝;3分:固有层有明显中性白细胞(10~50个/HP)浸润,累及50%以上隐窝;6分:固有层有大量中性白细胞(>50个/HP)浸润,伴隐窝脓肿;12分:固有层有明显急性炎症伴溃疡形成[5]。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进行分析。对于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且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用Ridit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治疗后证候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对中医证候的改善,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2.2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治疗后证候积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改善(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积分改善更显著(P<0.05)。
2.3 两组患者结肠镜黏膜像及结肠组织病理学观察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均能显著改善腹痛、黏液便及腹泻等症状(P>0.05)。治疗后较治疗前,两组患者Sutherland DAI评分、结肠镜表现评分、肠组织病理改变评分均有下降(P<0.05)。治疗后,治疗组Sutherland DAI、肠镜表现及结肠组织病理改变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IL-10、IL-6变化比较
两组血清IL-6水平治疗后均较治疗前下降,治疗后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血清IL-10水平治疗后均较治疗前上升,治疗后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0.05)。
2.5 不良反应
治疗组在治疗期间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对照组有4例出现食欲减退、恶心、乏力等不良反应,均经治疗后好转。
3 讨论
UC病变可见于任何年龄,以20~40岁发病最为常见,溃疡性病变多见于直肠、远端结肠的黏膜层,部分可累及整个结肠黏膜。该病易反复发作,结肠、直肠癌的并发率为3%~5%,有的高达10%,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难治疾病之一[6]。
目前研究认为UC是由免疫、感染、黏膜屏障、遗传等多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免疫异常被认为是UC的重要病因[7,8],IL-6、IL-8、干扰素-γ(interferon,IFN-γ)等促炎细胞因子及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等抗炎细胞因子共同介导UC发病。IL-10及IL-8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显著相关[9]。抗炎和促炎细胞因子的平衡紊乱在UC发病过程中作用显著[10],而炎症因子平衡在肠道正常功能维持方面起重要作用。对于如IL-1、IL-6等促炎因子及IL-4、IL-10等抑炎因子在UC的发病机制中研究颇多。IL-10是一种抑制合成的细胞因子,可下调IL-6、IL-8[11],可抑制炎症发生,起到免疫调节和抗炎的作用,对于肠道免疫有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表明活动期UC患者结肠黏膜组织与血清IL-6含量均明显高于缓解期及正常对照组[12],以及IL-10含量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并与UC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13]。调节性T细胞分泌IL-10和TGF-β等[14];IL-17、IL-6等由T辅助细胞17(T helper cell 17,Th17)细胞所分泌,其两者细胞比例的平衡对于炎症及自身免疫疾病等有着重要作用[15]。研究提示由Th17分泌的IL-17被证实与UC有关,且与IL-6共同参与UC发病[16]。综上所述,IL-6和IL-10的平衡对于UC的发病、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医学认为本病属中医学“痢疾”“腹痛”“泄泻”等范畴,脾胃虚弱为其本,湿热毒邪内蕴为其标。脾胃虚弱日久,湿滞内生,蕴而化热,壅滞肠间,与气血相搏结,气滞血凝,传导失司,脂络受伤,腐败成疡,化为脓血,而可见赤白痢下等症。湿热蕴滞为其基本病理因素,肉腐膜疡为其基本病理表现,所以止痢凉血、敛疮生肌为基本治法,自拟白头翁加减而成榆苋方,方中生地榆凉血止血、清热解毒、消肿敛疮的功效;马齿苋及白头翁具有凉血止痢、解毒止血的功效;黄柏有燥湿解毒之功效;秦皮有清热止痢、燥湿、收涩之功效;仙鹤草有收敛止血、止痢、杀虫之功效;生薏苡仁健脾渗湿、清热排脓;白及收敛止血、消肿生肌,共奏止痢凉血、敛疮生肌之功。经过现代药理研究,诸药合用具有解热镇痛、抗炎抑菌、调节免疫、抗溃疡、促进愈合等作用,可改变机体免疫反应等效应,能够多靶点地修复与消除溃疡。
本研究证实中药榆苋方直肠内给药治疗UC疗效优于对照组,能明显改善临床症状,可下调UC患者血清IL-6,以及上调血清IL-10,可能对Treg细胞与Th17细胞相互抑制关系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对结肠黏膜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同时具有良好的黏膜修复作用。而采用直肠内给药,减少给药次数,这样可以既保证疗效,又提高患者依从性。对于需要长期坚持治疗的UC患者来说,具有良好的依从性,对于疗效的巩固至关重要。对于左半结肠及直肠的UC患者直肠内给药保留灌肠,减少肝脏首过效应,温热刺激,一方面可使肠道病变部位能被药物直接作用,另外也可通过吸收入血,达到全身治疗的作用,又避免寒凉伤胃,进一步加重损伤脾胃功能,且该方法容易操作,易被患者掌握,是活动期UC十分重要的治疗手段,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今后仍需研究该法对于各种不同中医证型UC的疗效的相关性,以及其对于本病的其他疗效机制。
摘要：目的 观察止痢敛疮法直肠内给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作用机理。方法 符合UC纳入标准的患者60例,将其随机分为止痢敛疮治疗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对治疗前后的主要症状积分、肠镜下肠黏膜表现及病理学进行比较,检测分析白介素(interleukin,IL)-6、10的变化,并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对中医证候的改善、证候积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均能显著改善腹痛、黏液便及腹泻等症状(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Sutherland DAI评分、结肠镜表现评分、肠组织病理改变评分均有下降(P<0.05)。治疗组Sutherland DAI评分、肠镜表现及结肠组织病理改变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期间治疗组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止痢敛疮法直肠内给药是治疗轻中度左半结肠UC的有效方法,其疗效机理可能是通过下调UC患者血清IL-6、上调IL-10起到对结肠黏膜较好的保护和修复作用,从而达到治疗UC的目的。
关键词：止痢敛疮法,直肠内给药,溃疡性结肠炎,白介素-6,白介素-10
直肠内给药 篇2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病例为本院2000年1月至2012年9月期间的9例VPS术后感染患者, 其中男7例, 女2例;年龄范围为28~76岁, , 平均 (40.5±12.6) 岁。脑积水类型:重型颅脑损伤3例,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5例, 高血压脑出血1例。术后感染距手术时间:1周内7例, 2周内2例。主要临床表现:发热9例, 发热至诊断及开始治疗时间均<3d, 脑膜刺激征6例, 均伴有头痛呕吐、腹泻症状。脑脊液细菌培养:表皮葡萄球菌3例, 大肠埃希氏菌1例, 粪肠球菌1例, 阴沟杆菌1例, 培养阴性3例。均满足脑积水分流术后颅内感染诊断标准中的两项或两项以上[1]: (1) 术后体温持续升高; (2) 脑脊液外观混浊, 白细胞计数>10×106个/L; (3) 脑脊液涂片、细菌培养阳性。
1.2 治疗措施
本组9例患者中, 使用美国产美敦力分流管中压抗虹吸6例, 可调压管3例。9例均每日从压力泵穿刺抽出脑脊液化验检查并注射稀释抗生素 (万古霉素为每次40mg配4mL生理盐水, 美罗培南为每次40mg配2mL生理盐水) ;同时, 其中术前已行Ommaya囊植入术者的患者5例, 及时给以Ommaya囊穿刺外引流, 每日鞘内注入稀释的抗生素, 保留4~6h后再通畅引流, 其余4例术前未行Ommaya囊植入术的患者, 有3例行腰穿置管引流脑脊液, 每日鞘内注入稀释的抗生素, 保留4~6h后再通畅引流, 1例未行持续外引流, 每日需行腰穿鞘内注入。持续观察患者的体温和脑脊液生化指标, 待其正常后停止抗生素注入。
2 结果
本组9例, 2周后体温、脑脊液生化检查均正常, 停止向分流泵内注射, 静脉滴注抗生素1周, 痊愈出院。随访8个月~4年, 平均 (2.2±0.9) 年, 未复发, 也未出现脑疝、癫痫等鞘内注射并发症。
3 讨论
VPS是脑积水治疗的经典手段, 具有操作简单、疗效显著的优点, 但术后感染可导致致死率和致残率升高, 是影响VPS效果的主要并发症, 因此应加强及时防治。临床研究指出报道, VPS术后感染率高达1.5%~24.6%[2,3,4]。根据感染部位可将VPS术后感染分为外周和内部感染[5]。前者为分流腔外感染, 高发于术后早期, 一般不伴随脑脊液感染, 分流管不堵塞, 主要症状为皮肤表面红肿热痛症状, 但当皮肤破溃时可增大颅内感染风险。内部感染的主要发生位置为分流阀、管、储液囊的腔内面, 可造成化脓性脑室炎, 病死率较高。
本研究中的9例VPS术后感染患者均表现为颅内感染, 未出现腹膜炎等。葡萄球菌是VPS术后感染的常见致病菌,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表皮葡萄球菌, 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6,7]。本组患者中共有3例表皮葡萄球菌感染 (占33.3%) ,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表皮葡萄球菌的寄生部位为皮肤表面, 造成本研究中表皮葡萄球菌感染的可能原因是实施VPS手术时分流管易接触患者及医护人员皮肤, 因此应加强术中防护。
VPS术后感染的治疗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拔除分流装置; (2) 根据脑脊液培养结果选用敏感抗生素进行抗感染处理; (3) 引流脓液等。Schreffler等[4]曾对多种治疗方法进行效果分析, 发现单独抗生素抗感染的效果最差, 而拔除分流管后行脑室外引流的效果最好。但外科医生需慎重考虑拔除分流管, 因为该处理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我们考虑, 不拔出引流管感染不能控制的原因主要为细菌粘附引流管壁, 而常规的外引流处理不能引流出引流管腔内的脑脊液, 而且由于外引流导致的低颅压, 往往使引流管腔形成一死腔, 抗生素无法到达。采取泵内注射及腰穿鞘内注射或者Ommaya囊注射, 一方面能有效治疗粘附管壁的细菌,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脑室内脑脊液药物浓度, 从而控制颅内感染。从本组9例的处理来看, 感染亦得到控制。
通过回顾性分析这9例的病例资料, 本研究对VPS术后感染外科处理有如下体会:及时早作脑脊液生化检查和培养, 选用敏感抗生素, 但对于脑脊液培养阴性者, 仍不能完全排除感染。Noores等[8]指出脑室穿刺或腰穿抽取的脑脊液培养阳性率仅为20%~50%, 而分流管中的可高达80%~95%。本研究有1例患者连续三次的腰穿脑脊液培养为阴性, 但分流管的培养结果提示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分流泵内注射稀释抗生素可有效的控制感染, 可避免拔除分流装置和再次手术, 但在抗生素泵内注射时, 应对抗生素进行稀释, 避免浓度过大诱发癫痫。同时应须配合全身应用抗生素, 泵内注射若仍不能控制感染, 需拔除分流装置, 改行外引流治疗[9]。
脑室腹腔内分流术后合并颅内感染, 保留分流管的治疗强调一定要早期, 如果感染已经很严重, 高热, 脑脊液细胞数极高, 脑脊液呈浑浊米汤样, 对于这样患者, 我们不采取保留分流管治疗措施, 还是拔出内分流管后行外引流及抗生素治疗。内分流手术术后3d。如果出现没有其他原因解释的发热, 并开始出现颈部抵抗,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及中性升高, 应该及时给以腰穿脑脊液检查或者泵穿刺脑脊液检查, 这样, 就能早期发现感染, 及时给以治疗, 有望获得保留内分流装置的同时控制感染。
摘要：目的 探讨脑室-腹腔分流术 (VPS) 术后颅内感染的预防和外科处理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9例脑积水患者VPS术后感染的临床资料。结果 除全身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外, 所有病例均实施分流泵内注入抗生素, 其中4例行脑室外引流术及脑室内注射抗生素, 2例腰穿置管引流脑脊液并鞘内注射稀释的抗生素, 9例感染均获得控制满意, 未拔出分流装置。结论 VPS术后颅内感染重在预防。对于术后感染者, 要根据病情采取措施积极处理, 早期发现, 给以相应抗生素的同时, 分流泵内注入稀释的抗生素是控制分流术后感染的一种有效方法。
关键词：脑室-腹腔分流术,感染,鞘内给药,脑室给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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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内给药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收治的突发性耳聋患者34例作为试验组, 其中, 男性19例, 女性15例, 年龄22~64岁, 平均年龄 (38.63±2.54) 岁。同时, 选取同期突发性耳聋患者34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 男性20例, 女性14例, 年龄21~64岁, 平均年龄 (39.01±2.49) 岁。两组患者均满足疾病治疗标准[1], 患者意识清晰, 自愿选择治疗方法。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2,3]
(1) 临床资料不全者; (2) 存在明显诊疗风险者; (3) 多种原因致治疗依从性较差者; (4) 对相关治疗方法不耐受者; (5) 合并器质性病变者。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银杏达莫注射液20 m L添加到0.9%氯化钠注射液500 m L中, 2次/d, 静脉滴注;同时, 给予注射用长春西汀20 mg (厂家:长春富春制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40484) , 加到0.9%氯化钠注射液500 m L中静脉缓慢滴注, 根据病情可将药量增加至30 mg;三磷酸腺苷二钠注射液20 mg/次, 2次/d, 静脉注射给药;口服甲钴胺片 (厂家:卫材药业;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30812) , 0.5 mg/次, 3次/d。
试验组患者在上述治疗基础上给予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治疗。用药扩散至患者内耳前, 采用中耳内窥镜进行相应检查, 并采用激光鼓膜切开处理为内窥镜检查提供便利。患者取半卧位, 采用1%麻黄素, 行喷鼻处理, 从而收敛鼻腔黏膜。2%地卡因表面麻醉处理后, 将1%麻黄素、地卡因棉片置放在患者患侧鼻腔。麻醉处理完成后, 将鼻窦内窥镜调整到0°~30°, 通过鼻腔进行观察, 发现咽鼓管咽口后, 要求患者头向后仰。咽鼓管导管通过鼻腔送至鼻咽部位, 抵于咽鼓管咽口后, 将5 mg甲基强的松龙液 (厂家:美国NV公司;批准文号:进口药品注册证号X20000424) 通过导管一次性注入鼓室。在上述处理步骤的基础上, 要采用地塞米松5 mg (厂家: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2020514) 对患者行滴耳治疗, 1次/d, 10 d为1个疗程, 两组患者均治疗2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纯音测听及言语分辨率效果。纯音测听 (PTA) 判定标准分为 (1) 有效:在0.5、1.0、2.0、4.0 k Hz的频率下进, 对患者患耳进行纯音测听时, 其听阈值恢复≥15 d BHz; (2) 无效:在0.5、1.0、2.0、4.0 k Hz的频率下进, 对患者患耳进行纯音测听时, 其听阈值恢复<15 d BHz。言语分辨率 (SDS) 为有效和无效。 (1) 有效:患者言语分辨率提高程度≥15%; (2) 无效:患者言语分辨率提高程度<15%。并对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比较, 主要包括穿孔感染、耳鸣、眩晕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 计数资料用n/%表示, 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用±s表示, 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PTA、SDS治疗效果比较
试验组患者的PTA、SDS有效率分别为94.12%、88.24%,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6.47%、67.6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
2.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随访期间, 试验组仅有2例患者出现并发症, 分别为耳鸣1例, 眩晕1例, 无穿孔感染病例, 并发症发生率为5.88%。对照组出现9例并发症, 分别为耳鸣4例, 眩晕3例, 穿孔感染2例, 并发症发生率为26.47%。试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5.3142, P=0.0211) 。
3 讨论
突发性耳聋属于常见的耳鼻喉科疾病, 不仅具有发病急的特点, 同时发病后可造成患者听力受损, 对患者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具有严重影响。突发性耳聋发病时间多集中在晨起缓解和午休后, 对患者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现阶段临床对其发病因素的研究尚无明确定论, 部分学者认为与循环障碍及病毒感染等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4]。出现突发性耳聋后, 可导致耳内细胞功能受损。临床实践经验发现, 糖皮质激素在治疗此种疾病中具有广泛的用途, 可有效抑制炎症, 从而缓解耳蜗水肿现象, 并及时消除炎症, 改善患者内耳功能。与此同时, 新版治疗指南中指出, 采用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 能够显著改善听力水平, 可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5]。但是, 糖皮质激素可导致多种不良反应, 且采用全身性用药方法药效无法直达内耳, 一定程度上对药效产生较大制约。
目前临床中, 类固醇激素是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主要药物, 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内耳免疫状态, 还能够有效减少内耳中众多毛细血管自身的通透性, 从而有效改善患者听力, 对疾病恢复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权威文献研究表明, 为患者采用类固醇激素进行治疗时, 若采用全身性给药, 临床效果会像采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一样受到制约, 并引发严重失眠, 同时对胃肠功能造成严重影响[6]。由于内耳中具有大量的类固醇激素受体, 因此采用耳内局部给药方法, 能够快速对内耳免疫介质转录因子进行整合和调整, 使其总体含量维持在正常水平之内, 因此给药后往往能够取得比较满意的临床疗效。采用类固醇激素类药物治疗突发性耳聋, 选择口服、静脉注射、耳内给药方法, 需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并评估患者用药治疗风险, 进一步减少用药不良反应。同时, 根据临床实践工作经验, 采用耳内注射类固醇激素类药物方法, 虽然疗效确切明显, 但是其疗效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若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细节, 均有可能对治疗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注射药物剂量、浓度、给药时间、给药频率及给药时机等。正是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既往很多研究结果很难对其疗效做出科学定论。很多医学工作者将类固醇激素类药物给药作为早期辅助治疗方法, 也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补救治疗措施。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的PTA、SDS有效率分别为94.12%、88.24%, 对照组分别为76.47%、67.65%, 试验组患者的PTA、SDS两方面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5.88%,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6.47%,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耿娟娟等[7]研究表明, 鼓室注射类固醇激素, 临床总有效率为68.4%, 明显高于静脉注射的41.7%。李春丽[8]的研究结果显示, 采用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组患者治疗后, 患者的PTA及SDS治疗效果均明显优于常规给药组。本研究结果与上述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证实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疗法的先进性及临床有效性。
综上所述, 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方式治疗突发性耳聋临床效果明显, 是比较合理的用药方案。鉴于临床治疗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争议, 认为应尽快制定出统一的诊疗标准及给药剂量, 充分保证患者临床就诊的安全。
摘要：目的 分析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在突发性耳聋中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我院收治的突发性耳聋患者34例作为试验组, 采取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治疗。另外选取同期突发性耳聋患者34例作为对照组, 给予常规方法进行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试验组纯音测听 (PTA) 及言语分辨率 (SDS) 有效率分别为94.12%、88.24%, 高于对照组的76.47%、67.65% (P<0.05) ;试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为5.88%,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6.47% (P<0.05) 。结论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方式治疗突发性耳聋, 临床效果明显, 并发症发生率低,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类固醇激素,耳内给药,突发性耳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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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内给药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2年5月~2013年10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结核性脑膜炎患者120例, 根据患者病历单双号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57例, 男35例, 女22例;年龄19~72岁, 平均 (38.16±5.54) 岁;病程5~25d, 平均 (13.07±2.38) d;血行播散型肺结核19例, 浸润性肺结核35例, 颈部淋巴结核2例, 骨结核1例;意识障碍4例, 肢体功能障碍9例, 颅神经麻痹17例。观察组63例, 男39例, 女24例;年龄18~74岁, 平均 (38.23±5.18) 岁;病程5~25d, 平均 (12.93±2.40) d;血行播散型肺结核21例, 浸润性肺结核38例, 颈部淋巴结及骨结核各2例;意识障碍5例, 肢体功能障碍11例, 颅神经麻痹19例。所有患者均为首次发病, 且符合结核性脑膜炎诊断标准;排除肝肾功能异常者;排除妊娠及哺乳期女性;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颅脑系统疾病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原发结核病变以及临床表现等方面差异均布明显, 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内容包括使用甘露醇与甘油果糖降低颅内压, 使用葡萄糖醛酸内酯保护肝脏。同时给予0.6g/d异烟肼+0.6g/d利福平静滴和1.5g/d吡嗪酰胺口服, 3个月后改为0.3g/d异烟肼+0.45g/d利福平口服;10~25mg/d地塞米松口服, 4~6周后逐渐减少药量。
1.2.2 观察组
给予鞘内给药联合脑脊液置换治疗。患者实施常规腰穿, 测定脑脊液压力, 放出5ml/次脑脊液, 并注入5ml/次0.9%Na Cl溶液, 每间隔10min进行一次, 连续进行四次。以100mg异烟肼 (异烟肼注射液, 天津药业集团, 批准文号:H41021182, 生产批号:725998;2ml:100mg) +5mg地塞米松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H50021463, 生产批号:060701;1ml:5mg) 进行鞘内注射, 每周2次。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的环节情况逐渐减少治疗次数, 直至脑脊液各项检查结果接近或者达到正常水平后3周方可逐渐停药。对于颅内压较高的患者, 应首先进行脱水治疗后再行上述治疗。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在连续治疗5个月后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以临床表现完全消失, 没有并发症出现, 连续两次脑脊液检查正常为治愈;以临床表现减轻或者消失, 没有并发症, 脑脊液检查有所改善为好转;以临床表现和脑脊液检查与治疗前相比均没有改善或者较治疗前更为恶化为无效。以治愈和好转为有效[2]。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脑脊液压力、蛋白含量。统计两组患者脑脊液压力以及蛋白含量恢复正常时间。
1.4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3.0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 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愈率和有效率分别为47.62%和87.30%, 对照组分别为14.04%和68.42%, 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思 (P<0.05) 。
2.2 脑脊液检查
经过治疗, 两组患者脑脊液压力及生化检查各项指标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所好转, 治疗后其中观察组患者脑脊液压力以及生化检查各指标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3 恢复时间
观察组患者脑脊液压力及蛋白含量、糖、氯化物以及白细胞计数各项生化指标恢复时间与对照组相比均明显缩短,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因结合杆菌感染导致的脑膜非化脓性炎性疾病被称为结核性脑膜炎, 由于病变部位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决定了其是结合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临床上如果患者出现了肢体瘫痪, 往往意味着结核杆菌已经对患者的脑实质、血管造成了侵犯, 而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3]。
结核性脑膜炎发生之后脑膜以及脉络丛毛细血管的通透性都会升高, 血脑屏障也会被破坏。大量渗出的炎性物质可导致脑脊液循环不佳, 继发蛛网膜粘连、脑积水等并发症,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目前, 对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主要是尽早控制患者的病情, 尽量缩短患者病程, 缓解临床症状, 改善预后[4]。但是传统的通过静脉与口服使用抗结核药物的治疗, 持续时间较长, 而且由于血脑屏障对药物起效具有阻碍, 大脑与脑脊液中的药物不能达到有效的浓度, 影响到治疗的效果[5]。
脑脊液置换是降低颅内压的重要方法, 可以迅速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 预防脑疝形成一级脑组织的缺血缺氧, 还可将含有高浓度蛋白质的脑脊液进行引流, 起到清洗的作用[6], 在降低脑脊液蛋白质浓度的同时, 也大量的消除了脑脊液中的毒素和病菌, 减轻了对脑膜的刺激以及在脑膜中的聚集[7]。
鞘内给药主要是注射异烟肼和地塞米松两种药物。前者是临床常用的抗结核药物, 可以有效杀灭处于繁殖期的结核杆菌, 通过鞘内给药可以直接进入脑脊液循环而发挥作用[7];地塞米松则是临床常用的糖皮质激素, 具有抗炎、抗毒以及抗纤维作用, 可以有效减轻脑膜反应, 减少纤维蛋白原向纤维蛋白转换, 从而减少颅底粘连[8]。通过鞘内给药, 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局部药物浓度, 缩短了药物的起效时间, 增加了药物的作用, 而且可以减少全身用药的不良反应, 避免给肝脏带来严重负担。
联合治疗与其他治疗一样, 都强调的是早期诊断, 及时治疗[9]。对于已经发生炎症粘连以及脑积水的患者, 即使通过脑脊液置换和鞘内给药, 也已经失去了引流的意义, 只是起到减少粘连, 缓解后遗症的目的。在给患者进行治疗时, 一定要严格无菌操作, 避免发生院内感染, 加重患者的病情[10]。如果患者颅内压增高十分明显, 在进行脑脊液放液时更要缓慢, 对脑脊液的滴速进行控制, 在进行鞘内给药时, 注入的生理盐水不可以超过放出脑脊液的量。
在本研究中, 通过鞘内给药联合脑脊液置换对结核性脑膜炎进行治疗, 其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单纯静脉或口服抗结核药治疗者, 经过治疗患者的脑脊液压力以及各项生化指标均明显优于后者, 而且脑脊液压力以及脑脊液生化指标恢复正常时间均明显短于后者。这说明对结核性脑膜炎患者实施鞘内给药联合脑脊液置换的治疗方法, 可以改善患者预后, 缩短治疗疗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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