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制度

开放制度（共12篇）

开放制度 篇1

在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新形势下, 电大教师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 对电大教师制度和人才队伍素质的要求也产生了新变化, 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 依据学习型城市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 结合电大建设一流开放大学的整体规划, 以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 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和提升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主题, 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 以创新人才机制和营造育才、聚才和用才的良好环境为重点, 突出人才机制的开放与人才的多层次开发, 建设一支数量充分、师德优秀、结构合理, 具有一流的远程教学能力、资源建设能力、科研创新能力的专任教师队伍;配强一支职业道德素养好、科学管理水平高、服务意识强的管理队伍;培养一支具备开放教育研究和教学创新能力, 综合研究水平较高的科研队伍;建立一支数量相当、状态稳定、经验丰富、素质优良的长聘教师和课程教师队伍, 从而全面构建科学化和人性化的开放大学现代教师教育制度和人才体系。

一、以开放的思维,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电大系统办学、多层次多形式办学及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决定了电大在配置师资方面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是电大人才队伍建设首先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开放大学人才配置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 以开放的思维,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统筹好系统内与系统外、培养和补充、数量和质量、当前和长远等诸多问题, 才能有效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高人才队伍配置的效益。

要以专业和课程建设为核心, 实行内培外引相结合, 有计划引进高层次、高素质的师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 发展和稳定教师队伍。要搭建教师资源互聘共享平台, 推进全国电大系统内、不同办学类型间优质教师资源的互聘共享。要疏通人才流通渠道, 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鼓励具有教师职称、教师资格证书的非教学人员兼任教学工作, 同时根据岗位需要, 选拔优秀教师充实管理队伍、技术服务队伍, 形成良性循环的岗位交流机制。要坚持专兼结合, 高度重视兼职队伍在学校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建立访问学者制度和客座教授制度。

二、采用多层次开发方式, 提升人才队伍竞争力

一是全面提高教师远程教育专业化水平。教师专业化是国际潮流, 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要通过优化结构, 强化培养培训, 使电大专任教师能够熟练掌握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理论和学科专业发展新成果, 具备扎实的本学科本专业基础知识;熟练掌握教育信息技术, 具备网上互动教学和网络资源开发制作及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开放教育规律, 具备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创新能力, 具有组织面授课堂教学、专业实践教学能力, 切实提高开放大学教师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远程教育研究能力和水平。积极构建开放、灵活的适应开放大学需要的科研团队, 以示范专业建设为重点, 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 抓好以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专业学术梯队的建设;以开放教育理念研究为重点, 以学校事业发展和各类型教育研究为契机, 抓好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教育研究梯队的建设;积极扶持有科研价值的项目和科研人员, 不断扩大科研队伍。

三是全面提升管理队伍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和创新服务能力。要优化管理队伍结构, 大力提高管理人员的学历层次, 积极鼓励管理人员考取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丰富职业生涯发展;要提升管理队伍专业素养, 广泛开展高校科学管理运筹理论、开放教育运行规律、信息技术应用技能等的培训, 提高管理队伍的创新能力;要规范管理队伍活动, 通过构建系统的岗位工作标准和要求, 规范管理队伍的工作流程, 强化工作考核, 提升管理队伍活动的规范性。

四是全面提高技术保障队伍的专业化、专门化水平。技术队伍是保障开放大学质量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按照与一流开放大学相匹配、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相适应、与信息技术发展相同步的要求, 引进远程教育技术高层次人才, 积极改善技术队伍学历、职称结构。重视对学校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承担学校基础信息化建设、各种应用系统开发、信息资源整合、设备设施维护、远程教育平台和网络平台技术支持, 满足远程开放教育需要和校园信息化建设需要的专业化技术人员、专门化的维护人员和信息管理人员队伍。

三、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优化开放大学教师教育制度和人才机制

一是要坚持以激发和鼓励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增强电大团队凝聚力为重中之重, 深化教师教育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改革, 推进教师职务聘任管理并逐步推行教育职员制。

二是要坚持以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人才梯队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 按照学校多种教育类型协调发展及系统建设的需要, 构建和完善以自主开发人才和引进人才并重, 专业特色和结构优势互补, 多层次开发和综合协调使用为原则的教师、管理、科研、技术四支队伍的梯队建设机制, 夯实电大人才体系的基础。

三是要坚持把培养和造就电大高层次人才作为努力方向, 创新以“电大教育名师”为主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着重培养一批开放教育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努力形成电大名师效应, 提升电大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四、坚持以人为本, 重视教职工职业发展规划

一是坚持“在职为主、形式多样、加强实践”的原则, 建立健全以更新和拓展知识结构、提高远程教育教学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人才进修培养计划。

二是根据岗位对人才素质和职业发展的要求, 以开放教育理念和研究成果、信息技术和资源开发技能的培训为重点, 制定各类人员培训计划, 推动全员培训。要有重点有侧重地开展各类培训, 教师培训要以专业知识、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为重点内容, 通过各种培训, 深化电大教师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念的认识, 突破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 实现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的根本转变, 并自觉把新的教育理念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实验中去。

总之,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师制度建立和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是开放大学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只有造就一大批适应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发展, 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 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掌握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和规律、熟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技术与教学方法、管理方法、技术方法、研究方法的人才队伍, 电大教育事业才能得以科学发展。

摘要：人才队伍是学校的立校之本和事业发展的动力, 远程开放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 对其教师制度及人才队伍的配置、优化、使用均有独特的要求。开放大学建设更加需要适应自身发展和服务社会要求的现代教师制度, 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益, 以人才队伍优开势放提大升学开放现教代育教质师量制和度办学人竞才争队优伍势。

关键词：开放大学,现代教师制度,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深化教师聘任制改革, 促进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中国高校师资研究, 2006, (3) .

[2]互补中的稳定与耗散中的平衡——试析“互补理论”与“耗散理论”在新时期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作用.文教资料, 2007, (14) .

[3]构建高校人才队伍管理长效机制的探索.福建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3) .

开放制度 篇2

为了加强体育场馆的管理，更好的保护馆内各种设施充分发挥体育馆在教学与训练中的作用，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一、凡进入体育馆内必须更换运动鞋，除体育教学、管理、竞赛、训练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入内。

二、严禁吸烟、随地吐痰、吃带皮食物。

三、禁止在体育馆内喧哗、逗留、一切听从管理人员指挥。

四、爱护体育馆内的一切设施，体育器材使用后，必须放回原处，固定设备不得随意挪动，如有损坏加倍赔偿。

五、做好安全防火及体育馆管理工作。

凡进入体育馆必须遵守以上规定，如有违反将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六、每月28日到31日，体育馆免费向社会开放，但是必须向宁乡二中学生处和宁乡二中体育组提出申请，并保证以上五条的落实，损坏东西照价赔偿。

宁乡二中学生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 篇3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政党制度的多样性。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党制度，是由该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及社会发展的历史传承所决定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首要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推进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在这30多年中，逐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明确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准则和重要原则；逐步规范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内容、程序与形式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制度的发展。

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方面，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显然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的最高纲领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带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30多年中，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探索、奋勇前行。中共把经济建设和促进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民主党派也紧紧围绕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自觉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各自党派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自己，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政党制度不仅能巩固和发展，而且日益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启示在于：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巩固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绝不能照搬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模式。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把党的政治领导寓于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之中，在统揽全局中，充分协商讨论，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民主党派的共识，变成共同奋斗的自觉行动。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政治准则基础上支持民主党派独立开展和处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巩固和发展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

二、切实围绕发展这个主题，自觉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国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部署。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实现了高效发展。

第一，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切实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团结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多次召开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协商中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许多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所采纳。近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代表人士还向中共中央就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重大的书面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支持民主党派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各民主党派结合自身特点，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开展活动，大力推动和实施智力支边、光彩事业和“温暖工程”等活动，开展职业培训、兴教办学、捐资救灾、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积极为贫困地区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帮助引进项目资金和捐款，培训各类技能型人才。在近年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动员和组织广大成员和会员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向灾区群众伸援手、献爱心、送温暖。

第三，积极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多种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社会结构中分化出了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各阶级阶层的构成状况、规模大小、意识倾向、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各民主党派作为代表和联系广泛的政治同盟，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等形式，反映广泛收集来的本党党员及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表达他们的意志，为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利益提供了组织、程序和途径，从而让党和政府充分了解了社情、洞察了民意，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启示在于：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多党合作的中心任务，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多作贡献。中国政党制度只有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立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才能不断适应发展的需要。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做到围绕发展推进多党合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推动科学发展。切实做好团结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引导他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鼓励他们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加社会财富多作贡献。

三、不断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形成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良好局面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明确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针，把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9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在制度层面保证了多党合作运行机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协商机制层面。中国共产党坚持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广泛协商。各民主党派充分运用人民政协等各种协商方式，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对各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进行协商讨论。此外，中共中央每年都要召开或委托召开各种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和谈心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并认真研究、及时反馈。

在民主监督机制层面。各民主党派运用政协视察、大会发言或以其他形式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近年来，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人员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们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和执法监督工作，参与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研究，参加对重大案情的调查，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履行民主监督职责。

在参政议政机制层面。各民主党派成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政协委员们就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教育等问题建言献策，提案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如政协委员建议“公务员道德立法”、政协委员剖析“看病贵”，“统一死亡赔偿标准”等提案，其中许多提案得到采纳实施或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启示在于：制度化建设不仅是解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保证，也是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功能的客观要求。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最高形式是法治化。应着重从内容、运作和保障等方面入手，即：应当明确哪些内容由哪些级别协商，何种形式协商，以及协商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结果的答复和处理等；具体运作上把协商监督的活动纳入党政部门相关的工作程序中。只有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使中国政党制度更加科学化。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更多内容应当在宪法中得到体现。

四、提高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创新多党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思路

在中国政党制度格局中，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并不是彼此孤立、各自为建，而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中共更加重视民主党派队伍建设工作，在不断加强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同时，协助与引领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能力。

一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自身建设：以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强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为重点，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通过30多年自身建设的实践，促使党逐步与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及所担负的实际任务相协调，也使党的建设逐步走向成熟、更加定型，为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提供了保证。

二是发挥中共自身建设对民主党派建设的引领作用。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越加强，执政方式越民主，参政党自身建设的积极性和效率就越高；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越加强，参政党的作用、水平就发挥得越好。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性、创新型政党的任务后，参照共产党加强“三型”执政党建设要求，各民主党派也提出了不断加强学习型参政党建设，进一步增强政治把握能力的要求，进而实现了学习型执政党建设与学习型参政党建设的双向互动，最终达到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的互相促进。

三是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建设与进步性广泛性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等均发生了变化，参政党自身建设难度增大、任务加重。能否把握好参政党的性质和参政党建设的政治方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的进行，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成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这使领导班子的知识和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为领导班子建设带来新的活力。各民主党派着眼于从政经验、政治阅历、政治把握力以及个人威信等方面，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在实践中磨炼提高，更快地成熟起来。

启示在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法宝。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大团结大联合的力量。各民主党派是实现“中国梦”力量中一支特殊的中国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要维护这个联盟的大团结、大联合，就必须以创新精神处理好这个联盟内部的关系。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让这一制度永葆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开放制度 篇4

资产负债等式: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 (1)

会计利润等式:会计利润=收入-费用 (2)

式 (1) 与式 (2) 反映了特定资源在一个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关系。资产负债公式体现了投资者、债权人对企业的要素投入及相应的产权要求, 负责使用等值资产的经营者必须满足资本保全和资本增值的要求。如果经营不善, 就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破产风险而遭受投资人的惩罚。会计利润等式表明资源在企业转换为产出并扣除成本之后得到的净收益。管理者为了获得并提高那份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报酬, 必须做出决策而成为有理性的、使利润最大化的计算者, 追逐利润, 特别是扩大企业剩余利润成为管理者的驱动力量。企业利润不仅是管理者的业绩表现, 实质上成为一种市场激励机制。但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存在, 在每个会计期间内管理者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欲望不可能如愿以偿, 所以作为企业化身的企业家就可能作出逆向选择, 操纵利润。因此, 为了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 会计职业团体不仅要承担对企业利润的计量, 同时还要承担对计量结果即会计信息的验证。在长期的互动中, 各方参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趋于均衡的制度安排。

对市场理性实现程度的计量是会计的理论基石和制度基石, 对市场规则和企业制度的变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着重考察市场会计制度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的影响, 以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主要的经验材料进行定量分析。

一、市场会计制度为多元化的产权关系提供了计量基础

新会计制度在全国统一实施, 为我国多元化所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开辟了道路, 同时也为“按资分配”的实现提供了计量基础。

(一) 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框架下, 体现了一条基本的市场规则

无论投资者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属性如何不同, 仅仅只根据出资份额来确认和计量权益与责任大小。只要承认多元投资主体的合法地位, 就必须对企业收益“按资分配”。

从图1和图2显示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张, 效率稳步提升。在经济转型期, 各种制度安排还不成熟, 因而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股份制成为有效规避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 同时, 多元产权主体的直接参与, 也是对传统体制下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替代。微观主体根据自身偏好自由进行投资选择, 真正分享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多元投资主体地位在制度的有力保障下, 投资积极性与日俱增。市场会计制度的实施, 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资本保值增值状况提供了计量基础, 也为投资者监督企业运营提供有用信息。

(二) 会计信息成为一种公共产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会计信息由企业生产, 但仅在上级主管部门及各级计划管理机构内部纵向传输, 满足计划管理和监督的需要, 是一种典型的内部人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会计信息成为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条件之一, 如果离开了会计信息, 市场经济活动将难以维系。随着我国会计制度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会计信息已成为一种低成本、广泛传递、为公众分享的市场化信息:受托责任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基本内涵, 基于会计信息的信号作用, 会计信息成为委托人的决策依据;会计信息为规章制度的建立、公共政策的制定、市场交易的契约和市场监管提供了理想的基础;会计信息为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信号显示。

二、市场会计制度有利于微观经济基础重塑

在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上, 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主要来自微观层面。指令性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并非独立的经济主体, 缺乏追求效率的内在动力。国企改革实质上是在重新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也就是建立在尊重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市场微观经济体制, 其本质特征是讲求经济效益, 用最小的资源耗费, 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新会计制度激活了企业组织的利润激励机制, 用利润考量经济理性的实现程度。在自负盈亏的硬约束之下, 迫使国有企业在以下方面做出重大的变革:

(一) 节约劳动耗费, 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行减员增效

可以从1993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 (图3、图4) 分析看到国有企业“瘦身”、“减肥”的努力。国有职工人数从1993年的1092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6148万人, 工资总额环比增长速度从1993的23.4%下降到1998年的-4.2%, 经过数年调整, 2007年达到19.8%。但同一期间, 国有企业工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社会总体水平。而数据背后, 隐藏着国有企业职能的转型。在计划经济年代, 行政手段替代了市场理性, 成为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市场基础调节功能丧失, 国有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 承担了实现社会理性目标的重要责任。职工安置问题成为国有企业的基本责任之一, 工资水平则根据不同技术的劳动力用行政方式设定。职工拥有的职位及工资双重刚性, 被形象的称为“铁饭碗”。工资作为反映劳动力市场稀缺程度的信号以及调节资源流向的功能丧失, 进而导致工资激励机制的缺失, 劳动生产率受到极大影响。市场功能的发挥, 无论从外部竞争压力还是内部理性追求出发, 国有企业都有减员增效的动力。国有企业微观主体形象的再造, 使得理性追求成为必然, 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有能力和实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激励机制迫使企业必须从自身发展需要考虑, 解决企业冗员问题, 对不必要的职工进行辞退, 使得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佳用途, 从而有能力对在岗职工进行有效激励, 这一点可以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来考察, 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速在短暂的回落后出现了长期增长, 并一直高于社会总体平均水平。企业职工面对下岗压力及工资激励, 势必积极工作, 从而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 节约成本耗费, 提升利润, 增强企业竞争力

从1993年至2007年的数据 (图5) 分析中发现, 销售毛利从1993年5107.77亿元增加到2007年24102.05亿元, 成本费用利润率从4.1%上升到9.9%。从而表明, 市场会计制度的实施, 为国有企业节约成本, 追逐利润提供了制度保障及信息基础。在传统体制下, 国有企业的理性追求被封杀, 降低成本则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市场环境中, 利润成为企业竞相追逐的目标, 这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强大的激励, 节约成本成为提升利润空间的有效途径被企业所重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价格的信号功能不断增强, 企业为了以较低的价格获取资源, 势必努力寻找信息, 进行价格发现,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机制, 使得价格水平趋于合理, 为企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 提高资源转换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

重塑微观机制, 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国有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导向下, 节约劳动耗费和成本耗费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效率的普遍提升。具体可以由单位资产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指标说明 (图6、图7) :单位资产收入从1993年的1.7上升到2007年的1.9;劳动生产率则大幅提高, 从1998年的29556元/人提高到229321元/人。在市场会计规则执行过程中, 一方面, 要素的再配置抑或重组, 必然发生负面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 在利润目标驱动下, 也必然提升微观效率, 在制度变迁中, 机会收益始终大于机会成本。

三、市场会计制度不利影响的合理评估

随着制度的深化改革, 加速了企业职能的转型。市场会计制度考量市场理性实施程度的功能备受企业的青睐, 制度效率的发挥使得企业的理性追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企业利润最大化会出现三个方面的恶果:利润最大化会导致劳动条件恶化, 是以劳动者的健康、安全甚至生命为代价, 忽略了劳动者的个人需要;节约劳动支出, 导致大量失业;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此外, 市场体制取代计划体制, 会计制度功能从对计划理性实现程度的计量转变为对企业个别理性实现程度反映的过程中, 存在高昂的“制度成本”, 这必然使得新会计制度的运行效率受损, 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别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对抗性矛盾

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 制度设计者及推动者的意愿本身就是保障个别理性的合理合法地位, 使得微观行为主体理性行事, 从而满足社会理性实现的要求。但在市场环境中, 对个别理性的推崇, 从长远计, 也未必能使社会整体福利得以提升。更何况, 处于制度变迁中的中国, 各利益集团相互角逐、对抗, 势必提高转型成本, 影响经济运行效率。

(二)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 有关外部影响带来的“外部不经济”外部性问题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现象, 为众多学者所关注。

科斯对此问题的具体表述为:当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清晰界定 (无论给谁) , 经济效率产生。而张五常举例说明“私有产权界定, 可养鱼千里”。因而产权的清晰与否成为外部性的症结, 转型期的中国, 国有财产的“所有者缺位”经过国有资产的分割、重组, 从而达到国有企业现代组织制度的确立。在此过程中, 虽然新会计制度为法人财产权的界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及操作手段, 但是会计制度效率功能的发挥还必须与其它的制度安排相配合。此间的磨合过程必然出现“约束空白”, 而这也就成为滋生“外部不经济”的温床。

(三) 个别理性与社会理性协调受阻

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坚信, 市场体制必然使得个别理性与社会理性“互通互惠”。但“阿罗不可能定理”及社会福利函数构造的难度都表明此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转型期的中国自然也面临同样问题。计划体制下对个别理性进行封杀, 使得社会理性成为制度安排的首要目标, 也是唯一目标。而转型过程中, 个别理性的重生、再造, 必然引起两者调节的方法问题, 方法选择的不易有可能导致高昂的“学习成本”。

为了消除上述不利影响, 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考虑。首先, 必须在就业、劳动、安全、福利等方面制定法律,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规定企业和国家两个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其次,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 建立雇员报告制度和考虑外部成本在内的社会会计报告制度, 充分披露为谋求“利润最大化”而伴随的外部成本, 反映包括裁员、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碳排放等产生的外部效应。在通行的“会计利润”基础上, 探索“经济利润”的计量。最后, 更深层次考虑, 建立相互配套、协调的法律安排与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三联书店2002年版。

[2]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图书室开放制度 篇5

为了使学校图书室的开放正常有序，提高学校图书室使用率和流通率，现将图书室开放制度及有关安排如下：

一、开放制度：

1、讲究卫生，不得在室内吃东西，随便吐痰及乱丢杂物。

2、爱护书刊，不准在书刊上乱涂乱画，损坏书刊、丢失书刊。

3、书刊看完后，放回原处摆放整齐。

4、保持室内安静，不准喧哗，要注意排队借书，不排队不给借。

5、听从管理人员安排，若违返纪律的，管理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其逐出室外。

6、不准私自拿着书刊离开。

7、上图书室时要注意安全，不准在楼梯道奔跑和拥挤。

8、所借图书一个月内归还，图书必须在学期末前全部交回图书室，否则按相关规定处理。

二、开放时间

每天下午：14：30分——17：10分 注：欢迎各教师、学生到图书室借阅书籍。

兴国二小图书室开放制度

开放制度 篇6

摘要：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在意识理念、监管模式及制度完善方面存在弊端，这些弊端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既有前提性、现实性原因，也有关键性、根本性原因。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应重塑金融监管理念，确立金融监管主体，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金融创新；金融体系改革；金融监管理念；分业监管；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主体；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95-04

一、引言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对原有的金融体系进行反思与改革，旨在维持金融稳定和确保经济增速。但世界金融形势却事与愿违，不仅世界经济几近停滞[1]，而且愈演愈烈的美国“占领华尔街”示威游行和欧债危机等经济、政治事件，都直指了金融制度弊病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相反，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更高[2]。这并非源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更具优势，而是因为在次贷危机前，中国金融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与融入全球化程度不高，使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不大，并且在次贷危机后，国家保护下的金融市场及其巨额信贷刺激政策，也推动了中国经济逆势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在落后的监管模式下，开放的风险和成本势必会急剧扩大，进而将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稳定且持续发展。所以，本文基于对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制度和全球金融危机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对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完善有所启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滞后的监管理念与继续开放的金融步伐不同步

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金融体系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犹如“跛足巨人”不断承受“跛足之痛”：贸易受制于他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金融受制于缺乏发达资本市场和本币国际化，经济受制于没有大宗商品和评价标准的国际话语权，主权受制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断要求放开金融服务业的敦促等，这都源于目前滞后的监管理念与进一步放开的中国金融市场步伐的不同步。其主要表现在：金融目标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金融创新重学习模仿国外创新模式、轻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模式，金融监管重体制外监管、轻体制内监管，金融制度重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建立、轻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建立，金融开放重对国外开放、轻对国内开放，金融机构重“准入”和“当时”监管、轻“退出”和“过程”监管。由此导致中国的金融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虽一直在进行，但批评中国“金融滞后”和“发展不足”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

（二）分业的监管模式与当前混业的经营模式不适宜

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是中国金融业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育程度的必经阶段。但国际日趋盛行的混业监管和国内初露端倪的综合化经营，也使当前分业监管模式的不适宜性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自身而言，分业监管导致了整个监管过程中不协调性现象大量存在。在最初的监管目标上，“多头监管”和“监管盲区”并存。典型的例子是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开展业务的监管盲点。在监管过程中，“相对独立”和“监管失灵”并存。如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而在其分支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3]。在最终的监管效果上，“政策反复”和“执行低效”并存。如信托公司进行的五次大的整顿以及今年证监会和国务院分别两次清理整顿交易所。二是从外部来看，分业监管不利于避免国际混业经营模式的冲击。分业经营中的交叉业务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并出现了监管真空地带，这必然限制金融创新和规模发展，既不能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也不能应对国际混业经营带来的潜在风险。

（三）欠缺的监管制度与实际监管的执行方式不匹配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管管理法》《证券法》等近四千多个金融法律法规出台，构建了中国比较系统的金融监管管理制度。但是，虽系统却不完善的这套制度，在实现执行监管过程中表现出很多不相宜。一是缺乏统一规范。根据法理法原理，法律体系应是一国现行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因中国现行金融管理一直由各监管主体按业务性质单方面执行，即使不断出台和修订管理制度，仍难免在多方共同的“大监管”之下而无统一监管之实。这根源于缺乏金融监管统一的“宪法”规范。二是执行性不强。已出台的几部金融大法中有关监管方面的条文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多以行政指导代替法律监督[4]。三是存在制度盲点。从进一步开放的角度来看，监管法律中还有较多的盲点，例如：相关法律中未包括“涉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也没有将私募基金、地方政府借债等纳入国家监管制度层面，更无金融机构关闭、破产的“退出”法规，宏观上还缺乏构筑金融安全网三个支柱之一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未涉及国际金融合作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等问题。

三、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弊端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中国金融监管在意识理念、监管模式和监管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探寻其原因体现在诸多方面。从表面上看，源于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与金融监管现状发展不匹配，从深层次上看，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一）中国金融市场起步晚且实质上未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是其前提性原因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几乎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下的金融市场，国内金融由“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承担所有责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更是犹如徘徊在外的“孤舟”，根本谈不上国际合作。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个30年，是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从“一行集权”向“一行三会”的分权设置，从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的全面开放，从单一金融业务向多个金融市场的开放建立，从基本无监管向几千部监管法规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世界金融棋盘中，中国仍只是一枚“棋子”，更多时期是在不自觉地“下棋”[5]。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不大，正是源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不够，从而使中国金融系统有了一道“防火墙”，屏蔽了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论以前中国金融体系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在今天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事实面前，我们都应该变“被动下棋”到“主动下棋”，直至“制定棋局”，至少是制定部分的规则。

（二）中国相关的金融监管政策与制度建设滞后是现实性原因

金融监管制度是保证金融体系正常、安全运行的基石。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使金融最本质的属性——安全性再一次摆到了首要位置，金融风险对金融监管有更强烈的制度性需求。一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存在缺乏统一规范、制度供给主体混乱且质量不高、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盲区”和制度“黑洞”等诸多缺陷，这不仅造成了与国内多元化的开放金融步伐不同步，而且在面对大量活跃的国际游资、日趋增多的外资银行、不断丰富的金融衍生产品、国际化的综合经营模式等高调涌入的事实面前，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显然还没有做好全面应对的充足准备。由于缺乏强有力抵抗风险的金融监管制度网，导致三个方面不能良性循环，一是发达的金融体系，二是强大的资本市场，三是壮大的国内金融行业。仅以资本市场为例，正是由于金融监管的脆弱性，导致中国在资本开放上小心谨慎裹足不前，反过来长期严格的资本管制又导致中国较难形成庞大的资本市场，而这种越是没有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资本市场，越是会自我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环境，越难以成长壮大[6]。

（三）各金融监管主体间多头监管且权责界线不明是关键性原因

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是金融工具应具备的本质属性。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金融机构往往会将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地位进行置换，甚至用盈利性直接取代安全性。次贷危机的爆发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弊端中不可免俗地也滋生出逐利理念的“温床”，而这个“温床”上滋长的正是各监管主体间多头监管且权责界限不明的现状。而这一现状的存在，又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有关。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计划与市场、局部与整体、自由与秩序等诸多方面的并存，内生地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有些随着改革进程逐渐解决，但金融领域的改革却未能如愿。因为金融领域涉及到深层次的市场制度建设，轻微的意外冲击就有可能改变整个系统的收敛方向[7]。最典型例子是老生常谈的债券市场，由于在20世纪末中国整顿金融秩序时，证监会不愿承接人民银行原有的企业债管理职责，进入21世纪后人民银行又不满意发改委长期维持债券行政管理、影响结构调整与货币调控，从而主动履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管理职责[5]，形成了今天发改委、证监会和央行三个部门多头监管的债市，直接导致债券市场管理分割、效率低下和发展缓慢的结果。相反，有些盈利不高、责任重大、政绩不显著的监管职能却一度被忽视。例如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业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私募基金的合法化运作、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资信评级机构的培育扶持、地方债务的合理监管等。这种监管失衡的现象表面上是源于监管主体缺乏长远战略、各自追求部门利益形成的，深层次上看还是金融改革进程缓慢、国家金融缺乏统一战略、监管缺乏统一规范等原因。

（四）金融系统由政府实行高度垄断和保护体制是根本性原因

2012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一次确定了防范风险和推进改革的主题，但是对于之前普遍关心金融的改革目标及路线，似乎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多年来，虽然金融领域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事实上中国金融改革一直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由于金融系统内生的不稳定性和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不强，加上政治稳定的需要，使中国金融改革一直采取谨慎的“渐进”。二是缺乏经验积累和现成学习范本。中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既缺乏大国经济转轨的现成经验和参考，也缺乏高端金融战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支撑。三是长期唯“美”主义倾向。中国自身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但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简单模仿和过份迷信唯“美”的“现代金融体系”，出现了金融领域的较多不兼容性。这些原因都直接导致了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步伐滞后、政企不分、国家采取垄断和保护等弊端。一方面，使中国金融长期处于幼弱状态，不能顺应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要求相应成长。另一方面，不能顺应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必然趋势，尤其表现在不能实现汇率调整灵活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等为特征的国际自由竞争体系。因此，积极谨慎、渐进创新地把握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度”显得刻不容缓。

四、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及国际金融监管变革趋势

次贷危机改变了我们曾经一度认为“美国最优监管”的看法，引发了各国对现有监管制度的思索。美国出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随后欧洲议会也建立宏观层面上的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C）和微观层面上的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这些发达国家在危机后的主要变革趋势有几个方面的共性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一）监管模式理念的变化

在监管目标上，金融体系最本质的安全职能又重新回到了首要位置，而追求盈利不再是金融机构“唯一”的需求，具有效率、抗风险能力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监管目标形成各国共识。在监管原则上，过去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即由市场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现在不仅要关注微观风险更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即防范金融体系跨市场、跨行业、跨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在监管范围上，形成了以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参与者为“半径”的全方位监管范围，以精细化的监管制度为标准的监管方法。在监管模式上，由过去规则性监管转向原则性监管、功能监管转向目标监管、局部性风险监管转向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导向监管转向目标导向监管。

（二）组织机构的制度变革

次贷危机后，英美等各国都重组金融监管机构，新的组织机构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变革。一是赋予央行全面监管的权力。央行在原有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的基础上，更侧重于货币政策供应者、“最后贷款人”、系统性风险防范者、市场稳定监管者、各金融监管体系协调者等多重职能。二是重新架构金融监管部门。成立跨部门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对央行履行全面监管的职能提供制度支持，下设实体化的各监管机构，分别按市场稳定、审慎金融、商业行为等，各部门在央行的统一领导下履行监管职能。三是专门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部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仅涉及自身微观利益，更关乎金融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因素，他们的权益受到金融监管的保护和重视。

（三）监管制度的创新改革

次贷危机原有的弊端和尚不建全的制度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例如，有问题的会计制度、建立逆景气循环管理方法、风险管理制度、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制度、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监管机构的风险管理应急制度、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金融衍生品的信息透明化管理制度、缓解金融市场顺周期制度、监管当局高管的薪酬激励制度、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等，都将重新审视与制定。尤其是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跨国间的金融合作必然需要跨国间的综合监管措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两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

不论是从中国现有金融监管发展的不足，还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在次贷危机后的金融改革来看，世界上没有唯一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他国家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的先进经验也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只有借鉴和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按照本国的经济社会变化情况，不断改进原有的制度体系，才可建立适合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特征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

（一）拓宽金融监管范围，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各国最重视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再次发生，而中国面临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融资债务扩大和民间借贷泛滥，加之经济增速回落，有可能诱发几个方面金融风险同时发生，从而中国也将面临系统性风险。2011年11月15日，IMF在首份对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报告中指出中国大型银行要防范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2011年11月16日，央行公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证监会也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目标之一。所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是金融体系的第一要务。拓宽金融监管的范围，将长期存而未决的监管真空纳入监管范围，不仅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业务范围，更应该包括未明确如何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不受监管的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较为宽松的信托公司和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重塑金融监管理念，强化安全与效率、市场与政策的统一。不是简单引进国际上传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而是着重解决金融结构不合理现象，如发挥对农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互助基金会等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职能，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地位，建立有别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监管办法，以弥补现有金融发展的“短腿”。因此，建立以“涉金”为核心的监管范围、职能明确并协调有序的监管主体、差异化和目标化的监管制度，是金融系统高效优质又分散风险运行的基础保障。

（二）理顺金融监管机构，确立金融监管主体

至于到底由谁来履行金融监管权的问题，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将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的监管机构分离，扩大央行职能，设立央行牵头的统一监管机构，实行功能监管[8]。另一种则认为在现有机构监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全线合并，在国务院下设国家金融委员会[9]，提升各机构的监管职能。笔者认为，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都有各自的弊端：以机构为主体的监管模式既导致了当前市场分割、协调不力、职责不清的现状，更不能满足未来更大范围的金融领域监管；功能性监管也不是最完美的监管方式，它导致多头领导并存、监管政策冲突、监管成本增加等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变单纯“机构监管”为“功能+机构共同监管”。短期来看，在“一行三会”的监管内部应尽快恢复协调机制，通过联席会、协调会的形式给各监管部门下达监管要求，并设置常驻办事机构，各监管部门就每一项监管功能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共同遵守。中期来看，应在各监管部门之上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如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下设银行、证券、保险等功能性监管机构，制定监管政策，再分解到各机构的管理部门遵照执行。长远来看，只有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秉承“机构+功能”“合规+风险”“内控+自律”“动态+精细”的监管原则，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改革现有监管制度，完善监管制度体系

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金融开放度没有相关性，只有制订完善和运行良好的监管制度才能降低金融风险。第一，针对未来金融监管一体化发展趋势，应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统合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根本大法”，以弥补现有制度存在的监管范围漏洞、监管责任不清、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赋予金融监管权独立性、权威性和高效性。第二，要从战略角度重视监管制度的整体规划。按照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两个方面，完善中国现有的监管制度。内部监管制度应该建立金融早期预警、存款保险、地方融资监管、为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金融机构进入和退出、信息披露与共享、金融应急救援、监管机构自体问责、网络金融监管等制度体系；外部监管制度有金融消费者保护、银行监管效率评价、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等制度体系。第三，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在现有监管体系基础上，应尽早废除、修改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宜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分步骤、分层次地制定与国际惯例相宜的监管体系。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2012年中国银行业全面执行新的监管标准，除了加强流动性管理和部门间的协调外，更需要将中国金融监管与建立有利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微观金融机构治理和效率提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金融对外进一步放开等诸多问题融为一体进行统筹考虑，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体系。

（四）建立融入全球化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国际化合作是在实现金融国际化前提的基础上再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国的金融国际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应该本着积极主动、稳妥分步的原则推进。一方面，随着中国作为开放性大国不断崛起，金融国际化和本币国际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有助于全面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但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当前既要从长远上谋划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战略，又要实现当务之急的人民币区域化和金融区域化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不同国家的金融合作。由于各国的开放程度、经济体制与金融现状各有异同，金融国际合作也不可能均衡与静态地发展。既要对中国在境外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实行有序创新，建立基于国家开放金融战略层面上的“抱团出海”，不能“孤军奋战”，削减创新产品的“战斗实力”，更要强化监管机构对跨境、跨市场的风险监管。还要注重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确保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和货币体系在国际化浪潮中处于有利地位[10]。

参考文献：

[1]马丁·沃尔夫.陷入“大停滞”[N].金融时报，2011-12-22.

[2]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陈雄兵，张甜迪，译.后华盛顿共识：次贷危机之后的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

[3]吴强.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与对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1）.

[4]李胜兰，郑远远.WTO审慎例外与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创新[J].现代国际关系，2002，（11）.

[5]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齐萌，李明镜.论金融监管的公众认同[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2）.

[7]皮建才.论中国金融监管中的悖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8]李成，马国校，李佳.基于进化博弈论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解读[J].金融研究，2009，（5）.

[9]冯果，田春雷.从美国金融改革实践看我国金融无缝隙监管体制的构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0]顾海兵，孙挺.基于经济安全中的中美金融监管着力点比较[J].社会科学辑刊，2013，（6）.

改革开放后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篇7

一、改革开放后的内部牵制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 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 内部牵制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会计工作急需整顿、恢复、完善的背景下, 国务院于1978年9月12日颁发《会计人员职权条例》 (简称《条例》) , 该条例是对1963年颁布的《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的补充修改。《条例》中首次提出大、中型企业要设置总会计师, 小型企业也要指定一名副厂长行使总会计师的职权;对于总会计师的权限给予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企业的生产、技改、基建等计划和重要经济合同, 应由总会计师会签。”

随着经济责任制的落实、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企业的自主权不断扩大, 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度不断完善, 这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加强会计工作, 建立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和会计工作责任制, 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 适应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对会计工作的要求, 1984年4月财政部制定了《会计人员工作规则》 (简称《规则》) 。《规则》较《条例》更为具体、可操作。《规则》的颁布, 不仅代表了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发展历史的初级阶段——内部牵制的形成, 而且为会计控制和全面风险控制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制定和修订《会计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改革开放后的会计控制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初, 我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 经济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加速转型, 大批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资本市场迅速发展, 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 其对会计改革提出了全面要求。1993年, 我国实行新的会计体系, 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模式, 为财政、税收、金融等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基础, 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监督不断探索和改革。1991年7月, 财政部根据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针, 结合财政、财务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提出该阶段的会计改革纲要, 发布了《会计改革纲要〈试行〉》, 为会计改革制定了宏伟目标。

然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 在我国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以“琼民源”为代表, 包装上市、会计造假以及转移资金、公款炒股等恶性案件, 加之亚洲爆发金融危机, 对我国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 财政部于1996年6月印发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关于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意见》, 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建立健全包括但不限于内部牵制制度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对于改善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 更好地为加强经济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明确要求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牵制制度, 在第五章第八十四条指出:“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结合单位类型和内部管理的需要, 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第八十六条提出:“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会计管理体系。”第八十七条要求:“各单位应当建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设置;各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和标准;各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和具体分工;会计工作岗位轮换办法;对各会计工作岗位的考核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牵制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内部牵制制度的原则;组织分工;出纳岗位的职责和限制条件;有关岗位的职责和权限。”第九十条提出:“各单位应当建立稽核制度。”上述内容体现了对内部控制问题的前期认识和关注。

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国务院指示精神, 有关部门启动了《会计法》的第二次修订工作。1999年10月31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会计法》。修订后的《会计法》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了突破, 其中之一涉及会计控制问题。修订后的《会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 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 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二) 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 (三) 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 (四) 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上述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法律要求, 体现了内部会计控制的本质, 其规定的职责分离、授权批准、相互制约、监督检查等体现了内部控制的核心和精髓, 反映了内部控制的基本理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全面风险控制及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

进入21世纪以来, 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过渡期的结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 对企业内部管理手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提出了新的要求, 内部控制日益受到重视。

继连续发生“安然”“世界通讯”等财务欺诈事件之后, 美国国会出台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而我国的麦科特、银广夏、黎明股份、东方电子等上市公司也相继暴露出问题。虽然我国企业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和方法, 但是内部控制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缺乏对内部控制的总体研究, 内部控制机制和制度都很不完善。

2001年2月, 财政部会计司内部控制研究小组在对一些企业单位的内部控制问题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起草和完善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既认真吸收了国外先进成果, 又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 注重可操作性。2001年6月, 财政部会计司根据社会各界的反馈意见, 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 并定位为以内部会计控制为主体, 同时兼顾与会计相关的控制, 最终形成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试行) 》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 (试行) 》。随后又颁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采购及付款》 (2002) ,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销售及收款》 (2002) ,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工程项目》 (2003) ,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担保》 (2004) ,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对外投资》 (2004) 等。其目的在于, 促进各单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实现在2005年基本完成我国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的目标。

针对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几大电信公司、电力能源公司、保险公司等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在美国上市, 财政部和证监会分别向国务院报告, 建议我国应当汲取美国“安然”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失败案例的教训, 在总结会计控制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风险, 推动会计控制向全面风险控制转变。

2006年3月,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 要“完善公司治理, 健全内控机制;”2006年5月, 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其中的第二十九条提出:“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 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06年6月,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该指引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内容及措施进行了详尽阐述。2006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这是我国第一部指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文件。同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要素及重点关注的内控活动进行了规范, 并要求于200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进入了全面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新时期。

2006年7月15日, 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国资委、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 为构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供了组织和机制保障。

2008年5月, 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简称《基本规范》) , 这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大举措, 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促进我国企业及其他单位开展内部控制、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基本规范》为我国未来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 明确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和概念, 提出了企业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应当遵循的原则, 规定了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等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在此基础上连同2010年4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控制体系, 为企业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四、内部控制沿革的思考

1. 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形成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是一个从部分到整体、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从内部牵制制度、内部会计控制到全面风险控制。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出来的, 即:20世纪80年代, 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总结形成了《规则》, 标志着会计工作岗位、全国统一的内部牵制制度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我国的会计控制的形成;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引发全面风险控制的客观需求, 建立了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总体来看, 内部控制制度是根据整个时代背景和政策变化进行不断的调整, 最终实现与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体系。

2. 促进企业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现代化企业管理经营当中, 内部控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逐步发展成为企业管理与经营活动赖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虽然在不断进步, 但是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仍然需要完善和提升, 进而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应该加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提高内部控制与经营管理水平, 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同时,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制度, 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

3.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明确并达成企业战略目标。

企业的战略目标是方向, 而内部控制制度就是企业实现目标的保障。只有拥有健全、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 才能够帮助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且适当地进行调整。企业相关人员应依据内部控制制度, 通过检查、分析、评价并且报告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和健全性, 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以帮助企业管理层有效地预防、控制各项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 保证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够高效率运转, 保护企业资产的安全、完整。

4. 逐步提升内部控制制度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在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立的前提下, 逐步考虑内部控制制度的优化问题, 特别是在生产实践当中要充分考虑针对性与适应性。内部控制要针对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设计, 每一条制度应该和企业的业务范围与业务特点充分结合;适应性也要充分考虑, 在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同时要考察内控制度是否适应公司的业务、生产经营、内部控制成本等。适应性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企业外部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是对企业内部的适应。外部适应性是指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要适应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对手。而内部适应性是指要适应单位本身的战略规划、发展规模和企业的现状。

内部控制制度的改进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 针对企业内控制度中的薄弱环节, 以及把握生产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予以实施, 针对工作中容易出现错误的环节, 制定一套符合企业实际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与规范, 对各个环节和细节加以有效控制, 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 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既要保持其稳定性, 又不能一成不变, 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进行补充和完善。

5. 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评价体系, 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监管条例。

2007年9月,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该监管条例把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行为纳入监管范畴, 同时指出应以监管条例为基础, 统领现有上市公司监管的部门规章。构建监管背景下的包含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在内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理论体系, 深刻理解我国现行的内部控制目标和内部控制评价标准, 设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程序, 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评价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采用审计抽样测试等方法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进行监督和评价, 判断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 进而得出内部控制评价的结论, 并相应作出改善, 以帮助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总之, 研究我国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 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后内部控制发展过程进行全面梳理, 有助于全面认识内部控制的发展, 同时加深对我国会计改革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对内部控制的回顾和思考, 依据历史经验, 为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 .项怀诚.新中国会计五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力学实验室开放制度的完善与实施 篇8

一、适合在如下的实验间场地实验内容及设备开放;

1、拉压间;

(1) 场地拉压间

(2) 实验内容;对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拉伸和压缩进行弯曲、强度等测试。如, 钢筋, 混凝土, 塑料等。

(3) 设备;

2、扭转间;

(1) 场地扭转间

(2) 实验内容;对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强度进行测试。如, 钢筋, 塑料等。

(3) 设备;

3、电测间;

(1) 场地电测间

(2) 实验内容;对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变形进行测试。

(3) 设备;

4、振动间;

(1) 场地振动间

(2) 实验内容;已有实验项目内容的验证实验。

(3) 设备;

二、开放原则及目的

1、在保正正常实验教学的工作条件下, 提高实验场地、设备利用率以各实验间互不影响为前提, 用多种形式填写预约实验时间和内容的方法, 做到实验室调济使用和长期共用, 有计划的安排实验, 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实现意义深远。

2、实验室开放目的是通过学生进行实验活动而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独立思考、自由发挥、自主学习, 提高综合素质。

三、开放人群范围

1、面向全校学生

力学实验室是专业基础课程实验室, 我们采用按年级分项, 理论力实验面向大一学生, 材料力学面向大二学生, 结构力学面向大四学生。学生目前都是选课, 很多理论课不在一起上, 课余时间也不同步, 为此我们允许学生自由组合3-5人为一个小组, 预约在他们的空余时间来实验室完成实验, 全天开放。

开展第二课堂、兴趣小组、科技创新活动等。使学生能拓展知识面, 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面向全校教师科研工作开放

包括教师、研究生科研工作所需要的场地、仪器设备等。加大开放内容, 提高开放效果。加强新技术新方法引进, 充分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科学实验。

3、面向社会开放

利用本实验室条件为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实验检测、实验应力分析及研究和加工等服务。

4、开放实验申请和时间

(1) 教学要求内的实验;可以在网上和到实验室预约实验, 领取预约实验卡, 按要求填写内容。开放时间教学周每天8;00-17;30。

(2) 教学要求外的实验;要求学生要到实验室签定协仪, 与正常实验教学不冲突前提下实验室安排时间。

四、其它事项

1、大学生原则上要求有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必须有导师签字同意。

2、本实验室只能开出申请者的实验工作证明。

3、本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分析、检测的结果, 对数据结果负责。

4、力学实验室开放制度对学生, 教师及本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应以认真的态度, 严格要求, 自觉尊守。为把实验室建设和开展的更有特色, 还需要大家的努力,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摘要：为加强现代教育培养人才的教学改革发展, 不断探讨实验教学开放措施和方法, 及如何充分发挥实验室场地、设备利用的作用, 是值得研究的。实验室开放既对教学是一个为学生学习到更多的内容, 为学生着想充分利用空余时间选择实验也是对所有使用实验室场地设备的全校老师提供用武之地。所以开放制度的完善与实施直接影响着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

开放制度 篇9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知识创新的绩效极其低下，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其欠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计划经济无法为知识创新最佳配置资源，单一的奖励制度对知识创新刺激不足。

1978年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急剧变迁，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制度全面建立，知识创新的这一制度变迁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实现的，表1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

展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建历程的表1表明，从1983年起，我国开始构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至1991年已基本构架起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三位一体”框架，且该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逐步完善。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从总体上有利于知识产品的推陈出新，为了相对准确考察在这一制度结构下的知识产权制度绩效，我们选择能够提供完整的便于测度的数据的专利制度和商标制度进行实证分析。

专利制度和商标制度的绩效可以通过其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测算，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一是激励知识产品创新，二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专利和商标制度刺激知识产品创新情况可以通过专利技术和商标的产出来测算；专利和商标制度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情况可以通过专利技术和商标的产出量与我国GDP相关性上来考察。

二、专利和商标制度刺激知识产品创新的绩效

结合表1和表3，虽然我国专利制度起步于1985年，但由于当时广大科技人员专利意识较低和专利制度刺激技术开发到形成专利成果存在2-3年的时滞，所以，1985-1987年专利授权量较少，分别是138、3 024和6 811件。但即便如此，专利制度实施次年的1986年，专利授权量增长率仍高达2091.3%,1987以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即使略去1986年的高增长率，1987-2002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仍达到31.7%。这表明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亿元100

☆按GDP的缩减指数计算 ★按可比口径计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

单位：项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出

图1表示，专利制度对技术与开发的投入有激励效应，随着专利制度对科学技术成果保护的不断强化，社会对技术与开发的投资越来越大，呈现出一种膨胀的趋势。

表3还显示，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增长同时在1993年出现了一个高峰，这是1992年《专利法》第一次修改对技术创新刺激的一个正相关回应，《专利法》2000年第二次修改于2001年7月1日实施后，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强度进一步加大，所以导致中国国内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再次出现了增长高峰。2002年受理的三种专利申请总量为25.2632万件，比2001年增长24%，其中，发明8.0232万件，同比增长27%。三种专利授权总量13.2401万件，比2001年增长16%，其中，发明2.1473万件，同比增长32%；2003年，受理的三种专利申请总量为30.8496万件，比2002年增长22.1%，其中，发明10.5322万件，同比增长31.3%。三种专利授权总量18.2199万件，比2002年增长37.6%，其中，发明专利3.7126万件，增长72.9%。这些数据的增长变化表明，专利制度的完善程度与制度实施的绩效呈正相关的紧密关系。随着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专利制度激励技术创新的绩效十分明显。

单位：件

注：此表中未减去历年注销、撤销的注册商标数量资料来源：中国商标网

表4中的数据表明，商标专用权制度实施后，从1984年至2003年，中国商标年申请量和年核准注册量逐步增长，分别从1984年的26 487件和13 252件增长到2003年的405 620件和206 070件，分别增长11.54倍和15.50倍。而且，在商标法律制度1993年和2001年的两次修订完善后，商标申请量和商标核准注册量均出现了明显的峰值。这些数据的增长变化表明，商标制度的完善程度与制度实施的绩效呈正相关的紧密关系。随着我国商标法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商标制度激励商标创新的绩效十分明显。

三、专利和商标制度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绩效

关于专利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曾于1985年组织了一次对92个国家的调查统计分析，该统计分析表明，该92个国家的专利授权数与其本国的GDP呈正相关关系[3]。那么，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与我国的GDP也呈正相关关系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网,国家统计网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表5显示，我国的专利授权量和商标核准注册量均与我国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正相关[4]。为了对这一经验判断进行数理验证，下面运用回归相关性分析方法检验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设专利授权数为X，国内生产总值为Y，表5中的专利授权数与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个样本值的样本相关系数为r，则：若r﹥0时，两个变量为正相关关系，若r﹤0，两个变量为负相关关系，恒有|r|≤1，当|r|接近于1时，说明Y与X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反之，若|r|接近于0，说明Y与X线性关系不明显，或呈非线性关系。下面利用表5中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r。

拟合国内生产总值与专利授权数的样本线性回归方程为：

对方程进行检验，判定系数R2=0.8896，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高；在置信度为99%时，t统计量的临界值为2.52，由此可知自变量与常数项均能通过检验。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专利授权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约0.712356个单位，据此可知，专利授权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合理的专利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5]。

摘要：新中国历经了知识产权制度存废正反两方面的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知识产权制度绩效的实证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越完善知识创新绩效愈高,反之,知识产权制度越不完善知识创新绩效愈低下,这说明,与知识创新其他制度相耦合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一国知识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最优机制。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品,制度,绩效

参考文献

[1]王炎坤.科技奖励的社会运行[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P34.

[2]Rosenbery,Nathan.1994,Exporing the Black Box:Tech-nology,Economic and History,Carbigde University Press,P87-108.

[3]Taylor,Curtis R."Digging for Golden Carrots:Analysis of Research Tourna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No:4,September 1995,P872-890

[4]南振兴.构建我国的知识产品经济学——知识产品经济学试点范畴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3).

开放制度 篇10

1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植根于中国土壤、有别于一党制又不同于多党制的一种独特的完全新型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是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的政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发展, 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列宁也主张占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但最终未能实现。列宁说:“这不能怪我们, 我们曾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 “我们曾邀请大家都来参加政府。”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实行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这一制度,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展开多种形式的政治协商, 民主党派对执政的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 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创新。“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 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做出有益的帮助”。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 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 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 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多听意见可以少犯错误。在中国, 人民的最大利益, 莫过于执政党少犯大的错误。”它以其独特的参政议政方式, 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同时得到发挥, 充分体现出我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 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也是其他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从历史条件看, 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从我国实际出发, 共同作出的正确选择。从现实条件看, 发展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得到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理论指导下,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把促进发展作为团结奋斗的第一要务, 推动了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健康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得到了新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多党合作的经验教训, 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上拨乱反正, 开创了多党合作的新境界。1979年, 邓小平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方针有原来的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教训, 使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得到了创新与突破。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 也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1989年, 中共中央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 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巩固。1993年, 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写进了宪法的序言, 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至此,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制,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下来。这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重大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 使多党合作理论和政策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将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先后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 开创了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

3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内部的政党和谐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关系, 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政治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关系具有广泛的和谐基础, 也存着不利于和谐的问题, 需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 完善其内部的政党和谐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协商, 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 不断指导多党合作的实践与政党关系的发展, 产生了和谐的事业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通常采取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方法, 处理其中的各个政党及其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 体现了和谐精神的实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 一方面保障中共拥有领导和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充分的政治资源与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要求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在政党制度的框架内搞好合作, 共同进步。“使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现实需要, 直接影响到政党的和谐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共同使命, 必须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或参政能力。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需要。只有加强“引导”和“监督”的互动, 才能为政党和谐关系找到有效的建设途径。只有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 才能构建政党和谐关系, 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前进。

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矛盾的统一体, 体现和追求的也是一种和谐的理念, 在本质上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统一性。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政党的积极性,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为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作用。同时也必将为规范中国特色政党体制中的政党行为, 确保社会主义政治和谐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

4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并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社会政治安定有序, 人民生活大力改善。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我们始终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作为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发挥主导作用是完善多党合作制的根本, 必然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发展, 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建国前, 党实现领导的方式主要靠政策, 毛泽东认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改革开放后,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法治作为一种“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的依法办事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被普遍认可。同时, 要优化用人机制, 妥善安排党外人士。毛泽东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 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 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妥善安排党外人士, 保证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有职、有权、有责, 体现了共产党人宽阔的眼界和胸襟,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状态。在多党合作制中, 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发挥好了, 也需要民主党派发挥好自身作用, 保持二者的和谐相处、协调运转、共同推动我国多党合作制的完善与进步。健全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机制, 要造就一个民主监督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完善和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和网络, 进一步提高监督者的整体素质, 进一步提高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

因此,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个政治格局。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新型的、民主的政党制度。为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才能在改革开放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推动和发展民主政治, 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 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伟大的独创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努力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关系, 使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得到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完善,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政治保证。

关键词：改革开放,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余鉴则.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社, 1992.

[2]曹沛霖, 陈明明, 唐亚林.比较政治制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开放制度 篇11

课程制度 历史演变 路径依赖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信息化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世界各国掀起了以知识和人才创新为主的教育竞赛。基础教育改革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积蓄未来的手段势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迎接挑战。其中，以英语学科为代表的基础英语课程改革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全球化与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传统的课程与教学研究将视角局限在学科范围中，以语言学和教育学分析教学改革问题虽然可以获得对课改的直观信息，但很难将课程与教学问题融入社会情境与政治变革的宏大历史背景，本文认为借助政治学视角梳理我国近30年基础英语理课程改革或是课程制度变迁的全过程将进一步解释课程变革中的制度变迁问题。

一、基础英语课程制度的历史沿改

基础英语课程制度变迁以国家意志为导向、以政策规范为文本，以国家、学校和学生共同参与为实现途径，旨在实现共同的课程愿景和价值诉求。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制度变化，课程制度变迁总体呈现由单一趋向多元、由盲目趋向科学、由模仿趋向创新的变化轨迹，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可将基础英语课程制度变迁分为拨乱反正与制度调整期、快速发展与稳步提高期、效益提升与超越创新期三个阶段。

1.恢复调整期（1978-1987）

1978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随后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继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同年8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解决目前中国外语人才紧缺的唯一办法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外语。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外语教育受到空前的重视，1979年教育部颁发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提出中学外语课和语文、数学一样，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198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指出：外语课程语种为英语、俄语或日语，一般以英语为主。1982年《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有条件的中学从初一年级开设外语课，师资缺乏的部分学校从高一年级开设英语课，课时适当增加。小学开设外语课要保证质量，注意衔接。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工作不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系统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新一轮教学大纲制定工作相继启动。由于1978年和1981年的教学大纲主要针对城市重点中小学，脱离了全国的外语教育实际，要求偏高，与教学现状不相符，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对教学要求做了调整。同年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中小学教材的审定工作。在考试制度方面，外语在高考中所占计分的比例呈现出循序渐进，逐年提升的变化，1977年恢复高考时非语言类考生没有外语测试，此后自1978至1980年由录取参考到占计分比例，直到1983年才成为完全计分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以语音、语法、词汇知识为主，翻译和阅读仅占分值的16%和20%。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颁发的《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凡学过外语的初中生报考高中应考外语，考试成绩从1983年起计入总分。

第一阶段的课程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课程文件、教学计划和考试制度的恢复与调整上，初步形成了以政策、法规、规范等构筑的显性课程制度。

2.快速发展与战略转型期（1988-1998）

1987年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和中学教育司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对全国15省市中学英语调查工作结束，调查表明中学外语水平近年来有明显的提高，重点中学学生的英语词汇量由1984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86年的1800多个。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英语水平低下，语言能力较差。在此基础上，1990形成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1992年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配合新大纲，199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与英国朗文出版社合编的初中英语教材在全国投入使用。同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发布，提出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明确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4年，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列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为配合1992年初中英语教学大纲的衔接，国家教委于1996年颁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并配合中英合编教材使用。同年国家教委发布《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强调进一步认真落实“两基”的重中之重地位，确保任务按期完成。1997年，为指导外语教学的健康发展，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在北京召开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印发《全国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纪要》，针对外语教学“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现状提出要注意吸收国外现代外语教学思想，研究探索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改变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高考英语主要考察语言运用能力，增加写作、短文改错和补全对话题型，命题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

第二阶段课程制度完善主要涉及《纲要》、《大纲》等文件，突出体现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在内容和层次上的进一步深化，明确了改革的方向，人们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和学习热情空前提高，开拓了基础教育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和质量提升。endprint

3.效益提升与超越创新期（1999-至今）

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发布，计划旨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进素质教育。随后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而奋斗。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素质教育的条件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明确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优化结构、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配合纲要的实施，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并组织教材编制工作。同时为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决定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初基础英语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小学在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同年教育部还出台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办法》对中小学教材管理体系进行改革，提出教材编写实行立项，教材使用实行审定，出版发行实行竞标等一系列政策。从2002年起，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进入实验，2004年高中课改进入实验，2010年高中课改全面推开，新课改的理念深入人心。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成立，面向全国进行基础外语教育的课题研究、师资培训和资源开发工作。在考试制度方面，为配合新课改实施，教育部规定自2001年起高考英语科目增加听力内容，至2003年各省均需采用含听力的英语试卷考试，并对考试程序作出规定。

第三阶段课程制度建设突出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在把握语言发展规律、外语教学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基础英语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并通过与课改配套的政策进一步完善课程制度，转变英语教育的课程理念，为新世纪国际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源储备奠定了基础。

二、课程制度变迁的成因

1.制度变迁的动因解释

对基础英语课程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一方面考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观念的改变和利益调整也导致制度的演变。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影响课程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以供需平衡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制度，必然打破传统的以政治利益倾向为基础的课程制度体系。众所周知我国在建国初期处于政治利益和当时国际局势的考虑，英语教学让位给俄语教学，导致英语课程设置萎缩。随着经济转型和市场开放，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交流迫切需要基础教育提供外语学科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很自然地选择了以英语、俄语和日语为基础的多语种外语课程体系。其次，在民主政治层面的转型体现为从微观管理的中央集权模式向宏观管理的分权模式转型，课程权力下放和课程建设的多元参与成为直接体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英语教材与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由“人教版”一统天下到“一纲多本”的变化，教材编写、审定和出版充分遵循市场规律，实行由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出版社分级管理的机制。新课标在课程管理上提倡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分级管理，在制度建设上探索民主管理与多元参与的课程体系建设。在高考制度上实行由国家命题和部分省市自主命题相结合，听力考查与非听力考查兼顾的高考英语考试等。

对课程变革影响最大的是隐含在制度中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历了两次剧烈的波动，一次是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其结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成为主旋律，其本质是人的观念转变。回顾1978年至1986年的基础英语教学大纲可以看出，虽然注意到外语教学的差异性（年龄、地域），但语言课程观念依然沿袭结构功能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构成中语音、语法、词汇、句型所构成的语言系统知识的学习。在教材选材上强调思想内容第一性和寓人于学习之中，足见制度的宽松并未完全解放人们的思想。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外外语教学的理念逐渐引入，1992年基础英语大纲在借鉴国外大纲基础上，经过科学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融入了教学观念、教材、测试、教师等新的要素，并与英国合编了中学英语教材，成为顺应时代要求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这一时期的大纲开始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处理语言知识、交际能力、文化意识和学习动机的关系，同时注重教师教学与语言测试之间目标、内容与方法的联系等。进入新世纪的课程改革突出体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基础英语课程标准一方面培养学生掌握外语作为国际交流和进一步学习的工具，另一方面促进心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与人文素养提高，明确了基础英语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同时期的课程制度建设都体现了由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到创新生成的交替发展，是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再现。

2.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制度变迁是遵循既有路径的惯性的、回报递增式的路径依赖。制度再生产不是突然断裂式的，而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调整、提高、转换和增强的，原有制度发挥着重要的路径依赖作用。一直以来，以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教育为主要内容，以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为主要教育观念的应试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占主导地位，使人们忽视了教育内容中的情感、文化因素，而语言学习恰恰需要关注学习动机培养和中西文化的熏陶。受考试制度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英语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门知识课程，即认为语言是由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构成的语言系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1992年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才突出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和文化因素在课程与教学中的地位，英语听说才逐渐受到人们重视。可见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对基础英制度变迁的制约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出于对旧的观念体系的安全感而做出路径依赖的选择会简单而易于实现，远大于制度变迁本身的规范作用。此外，我国课程制度变革由于受制度约束的路径依赖导致改革只能采取强制的、渐进演变的方式。基础英语课程制度变迁反应了高度集权、自上而下、渐进演变的制度改革模式，体现了执政的精英集团对教育改革的直接干预和政府的行政决策干预。要摆脱僵化、封闭、低效的课程制度体系需要借助政治力量对课程制度的培养目标、内容、评价方式进行改革，因此这种自上而下、强制依赖的渐进式变迁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endprint

3.制度变迁形态的阐释

制度变迁呈现制度稳定下的均衡和制度演变中关键节点的断裂，意识形态交锋直接导致了政治冲突和断裂均衡状态的演变，对“真理标准”和“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是社会心理多元化与意识形态交锋碰撞产生的，两次讨论的结果使制度原有的稳定被打破，并发生断裂，最终导致制度的变迁。我国制度变迁的典型事例证明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转变触发了历史性关键节点的产生，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在改革中的滞后性，思想觉悟和观念更新往往对打破制度均衡起关键性推动作用。基础英课程制度的渐进演变遵循了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原则，即制度置换与转换的不同阶段，即英语学科从改革开放前的边缘课程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外语学科定位中学阶段的三门主课之一，奠定了其核心课程的地位，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骤变和原有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制度在内部要素与外在环境推动下产生的替换。所谓转换，即新的行动者开始出现，并利用现有规则谋求新的目标。在新课程制度环境下，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直接体现为教师、学生的思想观念在手段与目标上的冲突，势必影响外语学习观、教学观、语言观和评价观的更新。当前学校、学生、家长和社会作为新的行动者集体出于对学校声誉、个人利益和人才培养的考虑，以素质教育为行动理念，兼顾学习效率，发展公平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以少儿英语、校外语言培训和小留学生出现为代表开始追逐课程制度以外的教育目标。考试内容更注重语言交际，听力考试的结合使得语言能力成为新课改追求的现实，客观上促进课程改革的制度生成与作用。

三、三十年基础英语课程改革的制度变迁启示

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基础英语课程制度变革的分析，有助于宏大历史背景与具体历史事件融合的解释性研究。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为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础英语课程改革作为社会制度变迁的缩影也反映政策与观念的微观变化，是研究教育变革和课程改革的重要变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在转型升级的改革关键期，英语作为基础学科对推动服务业和国际化人才的作用愈发显现。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历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要求也由量变向质变转移。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课程制度激进式转变有利于课程制度的有效形成与完善，然而在体制完善的同时更需要转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思维定式和语言知识观念，形成以外语交际观为载体，教师与学生有效生成的课程理念，并贯穿课程与教学始终。只有当群体利益与精英执政者在教育改革与课程目标上取得一致，制度的合法性才会进一步稳固，因此，从课程制度改革的制度建设到教育理念或教学信念的转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其次，从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教育变革，融入了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的平衡，从国家视角、历史角度分析过去与现在的继承关系，启发我们从经济全球化和教育一体化的世界眼光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问题。客观分析基础英语课程制度的改革可以发现，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有力话语权客观上影响了世界的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我国英语课程政策调整奠定了政治基础。制度的调整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环境下的利益分配与调整，英语学科作为中国融入世界语境的缩影反映了中国自身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进步。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分工的日益密切，加强基础英语课程改革的任务是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长期性在于英语作为国际化语言要求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更新观念，创设制度以适应社会对英语课程与教学的新要求；战略性在于英语课程的制度建设应始终立足国情，从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和需求定位基础英语课程改革的目标与性质，培养国际化思维意识而非全盘西化英美意识，要平衡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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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道义.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 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 李娅玲.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周光礼.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治学引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王嘉铭（1980-），男，山东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开放制度 篇12

1 我国科技项目立项方式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科技计划 项目包括 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类别,立项方式包括同行评议、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部门评审等[1]。2014年,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对科技计划项目的类别进行了新的划分,设定了基础前沿科研项目、公益性科研项目、市场导向类项目、重大项目共4类科技计划项目,实行分类立项制度: 对于基础、前沿类科研项目,通过同行评议、公开择优的方式立项; 对于公益性科研项目要强化需求导向和应用导向,根据行业的需求立项; 对于市场导向类项目,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 对于事关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采取定向择优方式立项。归纳起来就是同行评议、行业导向、市场导向、定向择优等4种立项方式。《意见》中没有明确提出公开招标的方式,并弱化了政府部门在立项评审中的权力,可能出于3点考虑: 第一,基础性、公益性、前沿性和重大项目是为整个社会、整个行业、整个国家服务的,因此,不宜开展类似于工程项目招标的方式选择科技项目; 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对这类项目政府更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即使要支持也适宜通过后补助的方式支持; 第三,部门评审的提法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在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更应该突出政府对参与实施科技项目各方的服务职能。

无论哪种立项方式,均包括立项准备、立项论证、立项决策3个基本环节。立项准备包括制订计划任务,提出申报指南,出台申报通知等; 立项论证包括项目可行性论证,专家评审等; 立项决策包括厅务会商,党组讨论,领导批署,签订合同等。它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产生了4个问题: 第一,机会不公平。申报指南由少数专家起草,往往制定出有利于本单位、本人的计划任务,行政管理部门很难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发现这一现象。同时,申报指南和申报通知的公开程度不够,带有行政职务的科技人员往往最先、最全面掌握申报信息,会获得更大的立项机会,加上行政型科技人员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更为紧密,导致会搞关系的科技人员比会搞研究的科技人员更容易获得科技项目支持。第二,程序不透明。政府部门不会提前公开立项程序、立项方式、评分标准,仅在党组讨论后、领导批署前进行数天的结果公示,为什么上项目、上哪些项目不对社会公开,项目申报单位、申报人、社会公众被剥脱了对立项过程的知情权。第三,决策不公开。立项决策通过部门内部的处务会提出草拟立项名单,经厅务会商后由党组决策,党组和个别领导具有很大的立项权力,甚至可以随意删减、增加、更换立项项目和立项经费,黑箱式决策为领导滥用职权预留了制度空间。第四,三权不分离。立项过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均由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从制度上滋生、纵容了权力腐败。

因此,我国科技项目的立项决策制度迫切需要改革,要建立全面、全程公开的立项制度,杜绝立项过程中的公权力滥用或腐败行为。

2 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的实践

2. 1 定义与内涵

杭州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政府开放式决策的探索[2],但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应用到科技项目的立项决策中。顾金喜[3]将开放式决策定义为: 政府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时,充分听取、吸纳公众意见,并将公众意见作为行政决策的重要参考,使行政决策公开、透明,实现政府与公众有机互动的一种决策模式。由此可见,开放式决策的核心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此基础上,四川省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针对科技项目项中存在的机会不公平、程序不透明、决策不公开、三权不分离等问题,在省级“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试行开放式决策中,将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定义为: 以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为前提,实现科技项目立项“过程阳光、评审公开、决策民主、全程监督”,推进科技管理程序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内涵包括: 第一,过程阳光。项目申报通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结题验收等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公开 ( 涉及国家安全、有关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内容除外) ,在阳光下行使行政权力。第二,评审公开。专家评审实行事前公开条件,事中公开过程,事后公开结果。项目申报前,公开申报通知、材料格式和评分标准; 项目评审时,提前公开专家名单、评审方式、评审时间和地点、专家评分表与综合评分计算方法等内容; 项目评审后,及时反馈、公开评审结果。第三,决策民主。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与财政部门根据项目综合评分,并结合大政方针研究提出拟立项项目,在官网和申报单位同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批署。第四,全程监督。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情况通报监察机构,并邀其全程参与和监督; 向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 向项目实施单位公开,接受内部监督。

2. 2 工作程序

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包括组织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综合评分等7个工作程序 ( 见图1) 。

( 1) 组织申报。按照《四川省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 试行) 》要求,公开发布项目申报通知和有关材料标准格式。申报指南发布日至项目受理截止日原则上不得少于55天,申报通知发布日至项目受理截止日原则上不少于20个工作日,避免突击行为。项目受理截止后公开项目申报的受理情况。

( 2) 资格审查。委托科技中介开展申报项目的资格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内容合法性、形式规范性、指标完整性等。技术审查结果将未通过的原因反馈给项目申报单位,通过的项目进入专家评审。

( 3) 专家评审。这是核心程序。在传统科技项目的专家评审环节,评审由政府部门主持,专家由政府部门钦点,过程和结果由政府部门独家掌控,专家很容易成为行政管理部门的另类代言人———把政府希望上的项目打高分。开放式决策则委托科技中介组织开展专家评审,从专家库中按照申报项目的领域随机抽取专家,专家评分结果作为“专家因素”得分进入综合评分。行政管理人员随机抽查专家原始评分表。

( 4) 综合评分。这是核心程序、亮点程序。传统的科技项目立项评分仅有专家一个因素,有三点问题: 其一,专家有个人偏好; 其二,专家仅根据材料评分,善于包装的项目容易得高分,而材料组织能力不强、意义重大、注重实效的项目就很可能落选; 其三,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富民”和“强县”,重点应支持经济落后地区,而现实却是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在专家评分中获得更高的分数。开放式决策中,各项目综合评分由基础因素、专家因素和加分因素共同决定 ( 见表1) ,基础因素中的“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得分越高、综合评分越低,加分因素主要用于消除因落后地区材料组织能力差、专家个人偏好等影响,尽可能使项目支持最需要支持的地区。行政管理人员随机抽查综合评分。综合评分结果向社会公开,项目申报单位可根据提前公开的公式计算。

( 5) 民主决策。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与财政部门会商,再次对科技中介提出前阶段工作进行抽查、核实,共同提出拟立项的项目数与经费,提请党组决策 ( 只能做减法并提出减的理由) ,党组和行政领导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这种决策结果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决策结果向社会公开、公示,无异议后报省领导批署。

( 6) 项目签约。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计划任务书。

( 7) 项目验收。委托科技中介进行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各项目承担单位每年12月31日前提交年度总结报告,在规定期限内提交项目中期监理报告。验收工作的组织参照项目评审和立项的程序进行。验收合格、复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可以申报下一周期的项目。

2. 3 实践经验

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是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是创新行政管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需要,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依法行政的需要。与传统决策方式相比,开放式决策具有诸多创新点 ( 见表2) 。通过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有效地消除了社会公众的质疑,成功地编织了一张权力防腐网,实现了权力法制化、管理制度化、工作程序化。有三点经验值得借鉴。

( 1) 变管理为服务。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实践进程相对滞后[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中迈过了两道障碍: 第一,克服了官本位的观念障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倡导的就是“学而优则仕”、“摄职从政”,这种官本位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人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是用服务革管理的命,站在项目申报单位和科技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设计程序,对项目申报单位和科技人员而言政府是服务者,对社会公众而言政府是汇报者。第二,克服了管理体制障碍。在此之前,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是管理,管理者只考虑自身方便,项目从申报通知出台到项目截止日期的时间普遍很短,甚至出现过一周以内完成申报的现象; 项目立项的环节繁琐,程序不公开,申报人员一步一个关口。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之后,把决策程序固化为7个并提前公开,项目受理时间延长到20天以上,申报人员照程序申报,申报过程、结果一目了然。跨出了这两步,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就会在社会公众、项目申报单位、科技人员眼中树立敢于担当、主动服务的政府形象。

( 2) 变暗箱为阳光。我国科技经费的投入不断增加,科技项目的腐败现象也随之增多、程度加重,科技项目经费被形象比喻成“唐僧肉”。学者提出了建立科技项目预算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经费审计等建议,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采纳[5]。目前,我国科技项目管理的制度、规章不下35个,这看似密不透风的防腐网依然堵不住腐败,根源就是现行的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管理部门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忽略了阳光防腐剂的作用。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建立了“三级公开、三方监督”的新机制: 一是让行政决策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在阳光下行使行政权力,接受社会监督, “跑”项目、行政领导随意更换项目等现象被杜绝了; 二是项目全生命周期在项目申报单位全程公开,接受申报单位的内部监督,确保科技人员机会均等; 三是主动向纪检机关派出机构公开,主动接受制度监督。“三级公开、三方监督”的新机制点中了公权力腐败的“死穴”,社会公众第一次全面掌握申报项目、评审项目、立项项目、验收项目之间的关联,申报单位第一次看清了综合评分计算方法、明晰了项目上与不上的原因,科技项目管理第一次实现了全程可对比、可追溯、可查责。

( 3) 变集权为放权。简政放权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央陆续下放了一大批行政权力,这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下放行政权力树立了标杆。然而,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步伐相对滞后,手伸得长、事揽得多、心操得急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集操作权、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于一身。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对操作层、管理层、决策层、监督层的分工作了明确界定: 操作层的工作由项目承担单位和科技人员承担; 管理层的工作由科技中介在科技行政部门的监督下承担; 决策层的工作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行使; 监督层的工作由社会、政府监督机构、项目承担单位的非项目人员共同承担。在这种分工模式下,有效调动了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政府部门一方面把过程管理和部分操作层的权限放出去了,另一方面把行政领导的权力削弱了 ( 只能根据综合评分决策,不能随意增加项目、篡改项目) ,可以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抽身,花更多的心思思考宏观问题; 项目承担单位和科技人员可以从现在繁琐的过程管理中抽身,花更多的精力在执行项目本身上。这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6]。

2. 4 优化建议

科技项目的开放式决策是一个新事物,虽然问题找得准,改革意愿强,落实行动快,但是顶层设计的科学性、程序执行的高效性、配套制度的完整性等还需要完善。

( 1) 建立科技诚信制度。抓住3个重点建立科技诚信制度: 一抓项目申报单位,把执行不得力、监理不配合、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列入管理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单位在3 ~ 5年内不得申报其他科技项目; 二抓科技中介,行政管理部门不必全程参与,但要抽查、审核,防止变相“跑”项目、变相公权力腐败; 三抓评审专家,防止因提前公开专家名单导致的拉关系现象,对不负责任的专家从专家库中剔除,并与本人申报科技项目的诚信挂钩。

( 2)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全生命周期虽然全程委托给科技中介做,但是科技中介并没有得到委托经费,这种责任与权利不对等的行为在短期内可以运行,但要长期运行并确保工作质量 ( 特别是有可能因为工作经费缺乏而滋生新的腐败) ,一定要推广政府有偿购买服务。

( 3) 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在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中,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充分尊重,但是科技项目经费是公共财政资金,公众除了知情权以外,还应享有表决权。可以试行开展社会公众参与的项目绩效评价机制,并根据评价结果建立星级制度,在综合评分中增加5分“星级因素”,星级越高、得分越高。

( 4) 优化项目申报时间。项目申报时间为每年上半年,而全省的统计年鉴要下半年才出版,由于提前公示了综合评分方法,就有可能产生数据造假的现象,这就需要对所有基础因素数据逐一核实,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可以考虑在当年统计年鉴出版以后申报次年的项目,直接用统计年鉴数据。

( 5) 建设信息管理平台。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以进一步减少项目承担单位、科技人员用在项目过程管理上的时间。信息化管理平台要兼顾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统计指标应尽可能简化,项目报告的格式要固化、简明。

( 6) 加强科技能力培训。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科技能力相对较差,科技需求很大、很强,但项目组织能力很有限,他们与发达地区竞争科技项目处于劣势地位。笔者工作单位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从基层随机征集到的19条建议中有11条是建议组织科技能力培训。建议有关部门能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加强基层科技能力培训。

3 讨论

( 1) 改革阻力问题。开放式决策的思想发源于杭州,其基于信息公开的理念并不高深,实践的难度也不大,然而开放式决策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阻力。实行开放式决策之后,政府及政府部门的权力完全暴露在阳光底下,丧失了所谓的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产生阻力。立项决策信息应该公开、能够公开,但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敢公开,不愿公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决策者必须拿出坚定的魄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当前可以抓住社会最关注、矛盾最突出、影响最广泛的问题开刀。四川率先在全国开展科技项目开放式决策试点,将开放式决策的思想运用到科技项目立项制度之中,实现了立项决策真正意义上的事前、事中、事后公开,证明科技项目开放式决策是可行的,关键就看决策者的改革决心。

( 2) 公众参与问题。四川科技项目开放式决策制度实现了信息的全程、全面公开,在探索解决科技项目立项过程存在机会不公平、程序不透明、决策不公开、三权不分离等问题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这种探索也是刚刚起步。开放式决策有两个基本要求: 一是信息公开; 二是公众参与。四川的实践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公众参与程度还不够。目前,社会公众还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政府部门对项目立项的权力得到了削弱,但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政府部门中。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由科技中介组织、社会公众参与的决策评价机制,并建议在综合评分中增加“星级因素”。然而,要真正落实这一想法还要克服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参与评价的主体界定; 第二,必须明确公众参与评价的机制,建立公众参与评价的渠道; 第三,必须尊重公众参与评价的结果,将其运用到立项决策之中,不然,公众参与评价就是作秀。

( 3) 评分因素问题。专家评审制有几个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专家往往是政府意图的代言人、责任分担者; 二是专家评分结果可能偏差很大; 三是专家评分结果很容易被篡改,行政决策也往往不看专家评分。因此,专家评分似乎是为了完善制度的需要,而不是实际工作的需要。然而,专家评审应该发挥主要作用,因为行政管理人员不可能在专业技术上做到与专家媲美的程度。在四川的科技项目立项开放式决策实践中,考虑了基础因素、专家因素、加分因素,既尊重专家的主体作用,又兼顾了专家独家评审的不足。在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建立之后还可以考虑增加这个因素。在各因素的指标设置上,要充分考虑两点: 一是要围绕各专项的类别、宗旨设置,不能照搬评分指标体系; 二是要考虑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指标设置应尽可能简单、易于获取,否则再科学的指标体系也只会停留在学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