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精选10篇）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1

学校的核心使命是什么?美国著名课程专家拉尔夫·泰勒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论述:“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任务。”学校教书育人, 看起来只是在实施课程, 其实不然, 按照新课程理念要求, 学校和教师既是课程的实施者, 也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生者。新课程理念告诉我们, 课程不只是一个静态的文本, 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一节课里课本是课程, 教学活动是课程, 教师的言行举止, 师生交往交流, 学生的素养和表现等, 都是课程。如此说来, 课程的外延几乎等于学校教育的外延, 学校里的一草一木和一举一动都是各种形式的课程, 或隐性或显性地出现在学校的课程之中。所以, 从这一角度说, 学校不存在有没有校本课程的问题, 所有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情历史, 都有学校的运行程序, 都有师生群体以及交往活动, 这些都是最本色的校本课程。因此, 学校存在的便只是校本课程的优劣问题, 有些学校能够提供科学优质的校本课程, 而有的学校则是提供了拙劣粗陋的校本课程。优质学校提供完整系统的优质课程, 一些薄弱学校则缺少精品的课程。学生和家长对于学校的信赖或是怨艾, 某种角度说, 就是对这所学校提供的课程的情绪反应。家长因此而择校, 寻找适合孩子的优质课程。从理想的教育状态说, 学校比拼的其实是学校的课程, 所谓重点校与薄弱校, 名校与“不名”学校的差别就在学校提供的课程上。具有一定的理念高度的校长一定能正确认识课程, 会把课程建设作为学校办学的核心工作来做, 学校课程的状况关系着学校的兴衰存亡。

其实, 课程建设也并非高不可攀的。如前所述, 学校的课程包括文本的课程, 如, 教科书、学校自编教材等, 还包括学校其他的物态形式, 比如, 学校的文化布置、学校的规章制度、学生的活动等。广义的课程包括学校教育教学甚至管理的思想理念和实际行动, 狭义的课程单指学校形成正式的文本, 并列入学校实际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的。学校的广义课程涵盖狭义的课程, 校长的责任则是一方面对广义的课程进行适当的遴选, 激浊扬清, 正本清源, 逐步提升广义课程的教育价值;另一方面则从广义的课程中寻找到本校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课程资源素材, 精心提炼, 系统规划, 专注建设, 逐渐形成学校的文化品牌, 通常形成文本化的或者音像形态, 比如有的学校根据多年的实践, 编制出《国学启蒙》, 推广国学经典诵读;有的学校根据长期的科技教育, 编制成《科学入门手册》, 另外, 还有的学校创编出校园武术操、校园情景剧汇编、快乐作文、新教师入门手册等。针对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的诸多方面进行总结提升, 形成学校特有的课程。由此可见, 学校的课程体系其实是一个浑然综合的整体, 学校的每一项工作其实都是课程资源, 从中提取出来, 形成体系, 加以理性提升, 就能创造出自己的特色课程来。

校长掌舵一所学校的航向和进程。校长的眼界和标准决定着学校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校长如果意识到我们当下的教育行动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课程的建设, 知道理性化的自觉的课程行动对于学校发展有着重大的发展意义, 那么, 他就会从比较高的层面来审视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会正确认识和分析校情, 寻找到课程的生发点, 有重点分步骤地开发建设, 尝试实践, 逐渐积累经验, 提炼精华, 最终形成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的建设不是脱离于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的行动, 而是基于真实的学校实践基础上的而融于现实的劳动, 来源于现实而又略高于实践, 这样的校本课程才能有实际的价值, 既具有学术性、实践性, 又具有普遍性和现实的借鉴推广价值。对于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 有的学校着重在国家课程的落实上进行校本化研究, 最终形成自己学校特有的教育教学特色。我们知道,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落实———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度开发, 实际上就是鼓励教师研读文本, 集思广益, 并能科学艺术地演绎和落实课程, 尽可能地让学生领会到课程本身所负载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元素要义。这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都应该积极参与的, 客观上也是教师专业成长最重要的实践基地和路径, 其间有着无限的探索。同时, 学校再在本校校情基础上挖掘、开发资源, 创建起自己的特色课程。

过去, 人们缺乏课程意识, 在进行学校之间参观交流时, 不少学校大都停留在某一方面的经验介绍上。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 不少学校意识到课程的重要, 因此在实践和总结的基础上, 逐渐自觉地创建自己的校本课程。这重要的一方面是切实借此提高教育的水准和艺术性, 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提高了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逐步创建自身的教育特色, 形成具有相当高度的教育品牌。这是学校从浑然的经验式管理逐步趋向“求真”“求善”“求美”的科研探索之道路的迈进。

当然, 校本课程建设不是故意炮制名词或者迎合上级而刻意制造的浮躁举动, 而是严肃的学术探究之路。有些学校为了创建校本课程而创建, 人为地创编出所谓的校本课程, 实际上根本没有在学校进行推广实践, 或者只是某一两个人的闭门造车, 不具有推广价值, 这样的校本课程实际上是虚伪的, 一味好大喜功, 小探索说成大成果, 初探索当作经验看, 未成功已经漫天夸, 这些都是不行的。这样的校本课程是虚假的悬空的, 其对教育教学的理解是肤浅的, 内容做法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属于课程改革大潮中泛起的泡沫, 赚取一时的喧嚣, 终归会被淘汰、荡涤出局的。

但校本课程建设又确实是现时期学校工作的核心和重点。学校只有具有课程的意识, 才能从宏观的层面审视学校师生的劳作, 才能认识到教育教学和管理行动在干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和还可以怎样做。如此, 才可能将教育教学与管理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智慧的校长则能从课程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和抵及教育的核心要义。用课程建设的视角来衡量, 一个不具有课程意识, 缺乏宏观的课程视野和系统的课程规划的校长, 其教育教学和管理必然是随意的率性的, 是当下的经验式的, 不可能理性地深入地理解教育教学, 自然也不会指导教师的教育实践, 这又怎么能领导教师, 更好地培养教师, 自然也不可能实现“科学艺术地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的目标了。

当前, 新课程改革进入到纵深阶段, 校本化课程建设成为新时期学校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抓手, 许多学校借助于校本课程建设, 提升了学校办学的质量和水平, 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化, 形成了合力, 提升了教育教学的艺术水平。学校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迈步走向了品牌学校的建设之路。这正是现代学校建设的康庄大道。温家宝提出“教育家办学”的目标要求, 这对学校校长来说既有鼓励更是重托。作为校长, 自然应在办学上有所作为。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2

KAB课程有感

当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创业

——学习山西大学创业KAB课程有感

作为山西大学第一届大学生创业KAB的学生，我很荣幸，经过几次课程的培训，感触颇多，但最重要的，让我懂得创业是一项美丽的事业，更是当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朝气和活力。但也有人说：我们清贫而又富有。我们清贫，是因为我们没有资金，没有社会经验和地位，没有客户资源：可我们又富有，因为我们充满理想，满怀热情，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财富。我们可以在团队配合和努力中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帮助！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担当历史的重任——创业！

KAB创业教育，从创业教育入手，对我们的就业观念进行了科学指导，培养了我们的创业意识，让拥有创业梦想的我们对创业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解，在真正创业前做好各种准备，帮助我们认识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自我雇用，了解创办和经营企业的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并且提升了我们的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

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年轻而富有活力，我们满怀激情，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不辜负十年苦读寒窗；我们更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创业，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的，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发展到取得今天的进步，正是一代代创业者艰苦奋斗的结果。在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以创业带动就业，为解决当下就业难题就是我们当代青年的一份责任！

诚然，“创业”是一个美丽而又洋溢荆棘的词。只有贡献时间和付出努力，拥有足够的知识并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能力，承担相应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风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美丽的背后，创业之路，必定不会一帆风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每个人都可以坚持到最后，也不是说学习KAB教育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创业，但我们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为更好的就业而努力！

可以真正赢得最后的胜利的人必须具备足够的信心和决心，愿意承担风险和创业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损失。此外，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更加需要了解自身的核心资源优势是什么：是足够的资本还是行业经验；是客户资源还是技术创新；是商业运作能力还是广泛的人际关系？只有不断的积累积累再积累，才可以有力量迎接市场的考验。也许正是这样：从想法到计划，实施到成功完成，最后 我们收获的便是丰硕的回报！

“十二五”转型与改革使命 篇3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的五年中能做些什么事,会做成些什么事。笔者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提出三个问题供探讨。

到底面临哪些约束性条件

判断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势,有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支撑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内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1、“十二五”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未来十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即使在总量上有所恢复,恐怕也将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在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应当终结。

第二个判断是,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需求结构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在总体上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发明显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从私人产品的短缺转变到公共产品的短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变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的追求。这三方面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是伴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带来的,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这些年事实上形成的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

2、“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这两个根本性的约束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是大势所趋。这里,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我国“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既有一个外部因素的作用,更有一个内部因素的作用。而且,更需要重视的是内部因素变化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由此,不能把很多问题简单地归到外部因素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难达成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共识。

第二,“十一五”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但是现在看,大部分目标的实现程度都非常有限,“十一五”提出的目标可以说相当一部分要落空。从今天的情况看,这种部分落空所造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还是有限的。可是,“十二五”如果再继续这种态势,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带来的严重影响就不可能是有限的了。“十二五”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绕过去了,如果还像“十一五”这样提出好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能落实,就会对我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十二五”正处于内外环境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阶段。“十二五”如果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上有某些大突破,就会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就会再有三十年的持续较快的发展。

到底涉及哪些重大问题

这里,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提出: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应当说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比如说,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第三,财政和金融转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尤其是投资结构要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转变。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突破。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有人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的看法相反。未来5～10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体制与政策到位,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5.68%提高到55～60%左右,可能性很大。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关键也是取决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实质性突破;第二,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如何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而做出重大调整的问题。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我国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个变化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我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认识问题需要提出来,以取得各方的共识:

第一,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涉及到改变消费倾向、提高居民消费率的问题,更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问题。

第二,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不仅涉及到一个发展水平的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第三,这个制度安排的实质和基础性作用在哪里?现在看来,事实上是一个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碳排放正逐步成为国际上的“硬约束”。对我国来说,这不仅是指标承诺上的“硬约束”,更重要的是低碳经济发展体制上的“硬约束”。比如说需要我们在“十二五”中尽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碳交易体制机制改革等。

关键性因素何在

1、“十一五”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原因究竟何在?

应当说,“十一五”规划当中,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这个思路特别好。现在看这些目标尚未实现或者难以实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实质性转变,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比如说: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等。所以,“十一五”确立的好的目标没有、或者在多方面难以实现,重要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

2、我国2003年开始提出要推进政府转型,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这里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及其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更有一个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从最近一个时期的一些事件来看,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某些全局性;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的倾向。这加大了新阶段政府转型的难度。

3、“十二五”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为重点,需要确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思路。“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重要特点是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突破,或者说制定好的规划能不能够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政府转型作为主线,并且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4

关键词：环保教育,高中地理新课程,可行性

一、环保教育与高中地理新课程结合的必要性

台风“莫拉克”肆虐台湾, 带给台湾同胞无尽的灾难。在我们伸出援手支援他们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反思:近些年频发的台风、洪水、地震、雪灾等灾害, 除了自然因素, 是否存在人类自身的原因?

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后, 经济条件发展了, 但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却是一天天变差了。看看我们身边:农田被工厂取代了, 冒出阵阵黑烟、流出臭水;清澈的小河流不见了, 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生活垃圾;生活中到处是白色塑料袋、一次性饭盒和筷子……面对大自然, 人类总是热衷于索取, 却不愿好好的去保护。天灾不但是大自然反抗, 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我们在谴责老天的同时, 是不是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答案是肯定的。环保问题是整个人类都要直面的问题。

地理学科与环保教育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1992年的《地理教育国际宪章》明确指出:地理教育可以为环境教育作出贡献。环境保护问题, 除了政府相关部门, 更大程度上落在学校、落在教师的肩上。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 一名受教育者至少有十几年在校园里度过。他们今天的思想, 将直接决定地球未来的状况。在高中阶段, 学生的身体、心理发育日趋成熟, 人生观世界观日趋稳定。因此, 将高中地理课程与环保教育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二、环保教育与高中地理新课程结合的可行性

1、从新课程标准的理论上探讨

要想将环境保护教育恰当的融合在平时的教学中, 教师必须理性认识二者的关系。毫无疑问, 环境保护教育势在必行、意义重大。但高中学生毕竟面临着考试、升学的压力。因此必须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首先我们必须研究高中地理新课程标准, 以明确掌握将环保教育与高中地理新课程的程度以及方法。高中地理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中第一条就是培养学生素质。要求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和区域发展等问题, 以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珍爱地球, 善待环境。因此, 作为地理教师, 我们更应当利用课堂教学, 帮助学生树立环保意识, 保护大自然, 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从高中的地理教材上来看,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终贯穿其中, 选修6还特别设置了环境保护。可见环保教育与之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丝毫不做作。

由此可见:将环保教育与高中地理新课程结合是完全可行的。在贯彻实施高中地理新课程理念的过程中, 将环保教育融合其中, 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2、从教学实践上探讨

环保教育可以充分利用高中地理多种课程方式。除了以前开设的必修选修课, 还增加了校本课、研究课。这些充分的课程设置、开放的教学环境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将环保理念渗透其中也可以极大丰富地理课程。不仅增加学生的知识, 也可以培养他们环保的理念, 还可以锻炼他们的能力。这和高中地理新课程理念又是相互吻合的。在环保教育与高中地理新课程相结合的课程实施中, 我认为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立足教材结合实际

分析高中地理新课程的课程设置, 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终贯穿其中, 选修6还特别设置了环境保护课程。因此, 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课程渗透环保理念。

高中地理新课程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切合学生的实际。在必修、选修模块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材。在此基础上, 结合学生的实际, 利用多种教学手段, 让学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更加理性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例如在必修1的第三章第三节里谈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学生通过教材和资料能够了解到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物质增多、化肥农药的使用导致水体污染、水资源缺乏。但很多人都认为在江南水乡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恰巧当时发生了太湖蓝藻爆发的事情。我乘机让他们观看了相关的新闻报导。布置他们回去查找资料, 根据相关资料绘出苏州地区可用水资源分布以及分配图。指导完以后, 每个组把自己的成果拿到课堂上展示。在看了自己和同学搜集的资料以及绘制的柱形图、扇形图以后, 他们感到震惊。从他们绘制的地理图表上他们得到认识:苏州可用水也不多, 人平均下来就更少了。同学们纷纷说没想到江南水乡也缺水, 也理解了苏州自来水价格为什么那么贵。

(2) 巧妙开设研究专题

将环保教育与高中地理新课程结合, 还应充分利用课堂探究和学校开设的地理探究课。

“汶川地震”、“莫拉克”后台湾遭受水灾等等一些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 我们及时开设自然灾害与环境保护研究专题。学生积极性很高, 搜集了很多资料。资料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有文字、图片、视频。在组织各个小组汇报的过程中, 汇报的同学绘声绘色, 听的同学也认真仔细, 还不时提出补充。大家还一起观看了《后天》这部电影。通过这些直观的资料, 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灾害发生后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他们激烈争论也讨论、分析这些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在帮助他们理顺思路后, 他们归纳出形成灾害的根本原因, 深刻认识到人类滥砍滥伐、随意排放废物废气等行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如果这样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 相信他们将来走上社会都能把环保理念贯彻到自己的生活、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样的效果, 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看到的。哪怕不是全部学生, 只要我们现在的努力能为地球的将来的好环境做一点点贡献, 我们就应该很高兴。

(3) 指导撰写小论文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在研究相关问题后都应该积极撰写论文。尤其在开设研究专题后更要指导学生写总结性的论文。

高中生还不怎么会写论文, 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指导他们研究小问题写一些小论文。例如以中学生消费与环境保护为切入点。很多同学都写得非常好。有的提出要勤俭节约, 不要浪费, 因为地球资源有限, 要保护地球、不能浪费资源;有的提出吃饭要自带饭盒、筷子, 不使用塑料饭盒、一次性筷子;有的提出在班级、学校分类回收垃圾, 提高资源利用率;还有的倡导搞好身边的绿化, 为美化环境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这些小论文中, 我们欣喜的看到高中生对自己、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心, 也看到他们对环境保护的关心。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锻炼学生的总结、归纳能力, 教会他们更加理性的认识问题、发现问题, 从而解决问题。能够将模糊的环保观念真正转化为自觉的环保意识。

这也正是高中地理新课程所要求的, 学生不仅在知识上有所收获, 更要在情感、能力上有所得。只要提供一个平台, 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三、存在问题

环境保护问题是人类必须面对重大问题, 环保教育非常重要。我们高中地理教育尝试承担起环保教育的重要的责任。因为地理学科本身在课程理念以及课程设置上着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我们高中地理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优越性, 不仅教给学生相关的环境保护知识, 更要教给他们查找相关知识的方法, 培养他们环境保护的意识, 提高他们认识、分析、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并且转化为自觉的环保行为。如果将来走上社会以后能够把环保的观念持续下去, 将带动更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

但是由于高中仍然要面临考试、升学的压力, 在将高中地理课程与环保教育结合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另外与地理相关的校本、研究课程还不是很成熟, 需要我们一线教师继续尝试、开发, 也需要教育专家进一步指导。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5

一、体育教学改革的理论阐释。

（一）体育教改的理论依据。

我国自 2002 年所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在教育部直属院校中的率先实行，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拉开了序幕；《纲要》中，从教学目标、结构体系、教育理念等，全面的对原有体系进行了规划。在 2003 年开始对全国高校进行体育教学改革，2007 年国家教育部协同国家体育局，共同提出了“健康第一”的高校体育教学目标，《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随之颁布，标准的颁布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现实，并标志着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深入程度，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高校体育教学如何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体育教改的必要性。

近年来，青年人猝死比重大幅度增加和在校学生身体素质的普遍降低成为国家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鉴于身体素质的普遍下滑。国家相继在升学考试、毕业考试等多方面进行了努力，而学生心智成熟之后，通过高校学习的培养，形成良好体育理念之后，将对学生未来多年乃至一生形成至关重要的良性效果。按照《纲要》的指导，体育理念与多项体育技能将是高校体育教学的教学方向，由此形成的体育理念将伴随个人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受益终生。

二、当前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各项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高校体育教学在深化改革中取得了较好的改变，改变了传统教学上过于单一的模式追求和“求形式不求本质”的片面性，但是与之相伴的问题却未充分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为因素方面。

在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中，人为因素一直是改革走形、变样、变质的主要因素，因此《标准》的基础性显现的尤为重要，《标准》中对学生的各项要求都是学生身体素质、教学质量的基础性标准，或者是最低标准，但是在执行的多层中由于学校条件的限制、对体育重视程度不同、教学实施过程、学生有效管理等诸多方面，造成最低标准有所打折。比如，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是教学与被教育的两个重要主题，老师为按照《标准》传道授业对《标准》的先行理解主体，学生为先行理解主体在教学过程中的唯一受众，相对于教学是主体，相对于受众则是被动主体的客体。原则上而言，学生应该是教学的受益者，但是由于先行理解主体在理解上、要求上、实施上等方面的理解不到位造成教学主体受益程度不同。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上，人为因素是教学改革的“阻碍”力量。与此同时，学校作为主体，老师作为客体，管理者对客体的“轻视”更是改革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

（二）教育理念方面。

理念是改革中重要的作用因素，理念的贯彻程度决定了最终教育的结果，理念的统一程度，决定了全国体育改革成果的成败。在教学理念方面，第一，教师是理念的传授者，也是正确理念在实施过程中的最后一环，因此，教师对理念的吸收程度、正确把握程度、正确实施程度，是执行教学管理的关键力量。作为执行者，教师教学理念决定了教学行为。现阶段的体育教学改革中，首先是学校管理者对体育改革理念的打折执行，其次是老师在学校管理者打折执行中被动（个别主动）的打折执行，最终在学生形成体育学习理念中难以树立或形成正确的（《标准》中的）体育理念。第二，在“正确”体育理念的教学中，部分学校设立的体育教学目标，更多的是跟随《纲要》、《标准》设定的之中“新”形教学模式，对最终的教育成果并无本质上的影响，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形式，过多的停留在口头的约束上，并没有体育终身学习的理念传递，难以将改革落地。

（三）教学模式方面。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执行多年来，教学模式的固化和惯性教学的不易改变，让教学改革执行较难。首先，教学方法的设置。教学方法在体育教学发展中没有更新换代或及时更新，造成教学方法的落后，对学生仍然采用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方式，形成教学改革的失败。其次，体育教师配备；在高等院校评估中，体育一直是非体育院校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是体育人才的欠缺，另一方面是体育教学对学生竞争力的提高相对较为弱势，因此，在教师配备方面，一部分高校师资力量配备首先成为体育教学的先行阻力。再次，体育场地的配套上。随着高校持续的扩招，较多院校由于校区规模受限，体育场地配套方面相对紧张，即使是人均能够达到标准，也因为校区相对分散而分布不均，这种现象在诸多高校中都有体现。最后，教学课程的落实上；在教学课程的落实上。高校体育课时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非重点或民办高校以及层次较低的高校，由于该类学校学生走向社会竞争压力过大，学校在非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偷工减料嫌疑居多。

（四）教学成果评估方面。

一直以来，高校体育教学在学科评价与学生成绩评级中都处于弱势，尤其是评价内容单一，比如，学生体育学习成绩的评定方面，重视成绩，轻视技能培养；重视课时参与程度，轻视学习态度与合作观念的培养；重视体质培训，轻视体育理念教学等等。又如，在老师的评定方面，重视课时的完成情况，忽视教学方法的实施；重视教学课程的多样化，忽视可能内容的丰富性；重视教学课程完整性，忽视教学理念的引申性等等。

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教材的丰富性受限，另一方面是师资配套力量的不足。单一的评价体系，武断的评判老师的教学成绩，武断用单一的模式判断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体育教学改革是最后的阻力真阵地。因此，在老师与学生的评价体系中，应该从单一的评价模式引申为多方面、全方位的权重评价体系，根据内容的重要程度按照不同的权重划分，进行综合的评定。

三、提高当前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效果的路径。

（一）观念先行，重视主因。

在体育教学改革上，观念的先行尤为重要，不论改革效果如何，没有改革的观念，没有重视的观念，无论如何改革都难以维系，更难以达到预计效果。观念之下是成果的获得，观念之上，是人为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人为的对体育教学改革重视，是观念能否得以深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改革中，顶层管理体系的人，对改革观念的设计与执行，是中层管理者（学校管理者）能否重视基层实施者（老师）和改革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而中层管理者对顶层标准的重视，是基层老师对惯性教学改变的助推剂。在顶层、中层、基层合力改革的过程中，学生作为受众主体，才能将重视体育的观念吸收，并潜移默化中引起惯性的体育，最终达到有效的规划下获取“成功”的果实。在三个层面与受众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改革中的人为因素才能被最终打破，形成崭新的“传统”观念。

（二）确立目标，加快改革。

任何事物的开展都要有前方目标的指引，没有目标领航的改革不会是成功的改革，更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伴随新常态下国家各项改革的确立与实施，体育教学事业改革的目标有必要重新确立，并加快改革，通过明确、细化、分解目标，重新确立《纲要》与《标准》中的目标如何实施、如何更好的实施、如何获得实施的良好成果。比如，在教学目标方面，可以将教学目标分为四个成果层次：基础教学目标是通过体育锻炼，获得相应的身体素质；中层目标是通过体育学习，使学生获得良好的综合素质；上层目标是通过针对性的体育开展，让学生在校其间达到综合素质提升的同时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最高目标是通身体素质与职业素养的联合培养，让学生实现体育理念、身体素质、职业能力相融合的三位一体目标。所以，在改革的道路上要有备而行，行必达“标”.（三）丰富内容，立体评估。

体育教学中，内容的匮乏性是教学改革的重要阻碍因素，对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多样化改造，是教学评估得以推进立体化的重要力量。在改革路径上，教学内容的多样化是学生得以受益的先决条件，传统单一的体育课程多为武术、田径、球类、体能项目，自小学从一而终的单一逐渐成为学生排斥体育课程的一大原因，因此，丰富教学内容是高校体育课程设置亟需改变的现状。对于内容的设置上，可以通过选修课来调解传统必修课项目，比如对男生可以开设擒拿格斗类和修身养性类专题课程，对女生可以开设自卫防身技能和舞蹈类课程，这些丰富出来的课程可以通过必修课课时的所见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或者通过年级的不同设置相应的内容。在内容增多之后，对于教学的评估则可以根据课程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评估体系，已达到评估服务内容，内容与评估相结合的立体模式。

参考文献。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6

近30年来, 河南大学出版社累计出版图书5000余种, 其中学术专著、高校教材占80%以上;有260余种图书获国家、省、部等各种奖励, 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近30年来, 河南大学出版社不断深化改革, 锐意进取, 资本积累从建社初期的借款5万元, 艰苦创业, 发展到今天的总资产1.36亿元, 年销售码洋1亿余元的规模, 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近30年来, 河南大学出版社培养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编辑、出版队伍, 形成了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出版企业文化精神, 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政策的感召下, 在河南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2010年4月, 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 迁住郑东新区, 以河南大学出版社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基地同时建立。这既是对出版社的充分信任, 又是对出版社的最大支持, 借助这个平台, 河南大学出版社必将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一、创新观念筑根基

近30年来, 河南大学出版社办公地点不断变迁, 出版理念逐渐明晰, 发展战略不断调整, 经历了初创时期 (1985~1990) 、成长时期 (1991~2000) 、发展时期 (2001~2006) 和转型时期 (2007~至今) 四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 国家决定新建一批大学出版社。在时任河大领导的积极努力下, 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2月获准成立。

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伊始, 办公地点设在河南大学西南角的西一斋二楼的三间房子里, 条件十分简陋。1986年, 出版社迁至河南大学东南隅的六号楼, 这是1919年落成的河南大学第一座中西合璧式的新式建筑, 庄严秀美、典雅大气。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在这里发表演说, 播撒革命火种。作为图书馆, 万千学子又在这里获取知识、探求真理。出版社曾在这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耕耘了16个春秋。2002年春天, 出版社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的出版大楼落成, 出版社正式迁入新的出版大楼办公, 同时也迎来了出版社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建社初期, 河南大学出版社确立了“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 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办社宗旨, 提出“立足本校, 面向全国, 出好大专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出版理念。第一任社长陈信春、总编辑朱绍侯和常务副社长赵帆声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靠着借来的5万元开办资金, 艰苦创业,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相继推出了《汉碑集释》《全唐诗重篇索引》《美国文学简介》三部教材和学术著作, 为出版社的发展铺下了第一块基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出版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出版社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员工, 抢抓机遇, 参与竞争, 强化管理, 深化改革, 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符合现代出版运营机制的规章制度, 使出版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各项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

进入21世纪, 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出版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变幻莫测的图书市场, 在出版业改制、出版集团组建、外资进入发行、民营书业崛起的新形势下, 社领导班子审时度势, 客观分析当前的形势和自身的优势, 科学制定出“大学术、大教育、大市场”这一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出版理念, 提出“在改革中求创新, 在创新中求突破, 在突破中求发展”的工作思路, 坚持“以开封本部为基地, 以省会郑州为依托, 立足河南, 开拓市场, 走向全国”的发展思路, 以学术出版走市场, 以大教育出版打基础, 开辟出版社发展的新途径。

2008年11月, 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第二次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包括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内的61所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启动, 这标志着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河南大学出版社自觉适应改革进程, 围绕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机制灵活的管理体制等, 进行企业内部调整, 推进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并于2010年成立了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初步完成了出版社体制改革的任务。

二、依托优势树特色

“东壁图书府, 西园翰墨林。”河南大学出版社根植百年老校的沃土, 依托河南高校的学科优势和河南大学丰厚的学术积淀, 整合出版资源, 打造学术精品, 把出版高校教材、学术专著、教学参考书放在首位, 为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 为传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教材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在出版的5000种图书中, 大中专教材和学术专著占80%以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848年欧洲革命史》《教育评价学》《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中国文化史》 (英文版) 为代表的一大批高质量的教材, 被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列为通用教材并获省级以上及中国大学版协优秀教材奖。出版社还利用本校学科优势和地域优势, 策划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如开封历史上曾为北宋都城, 学校宋史研究起步早, 力量雄厚, 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出版社利用这一优势, 组织出版了“宋代研究丛书”, 首批图书出版后, 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并向台湾地区转让了版权;第二批、第三批图书陆续出版, 形成了规模效应, 成为出版社的品牌图书。

编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学校在国内较早开设编辑学专业, 在编辑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积累了一批成果, 出版社及时组织出版了“编辑学研究丛书”, 受到原国家新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及业内人士的好评。

出版社还依托学校重点专业———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科研力量, 推出了《英国文学漫话》《英国小说史》《英汉翻译技巧》《金域荣———英诗运化》等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扩大了出版社在英语研究界的影响, 被全国英国文学学会接纳为仅有的5个理事单位之一。

此外, 河大出版社还策划组织出版了“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丛书”“元典文化丛书”“河南新文学大系丛书”“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等, 形成了以人文社科为重点的出版特色。其中“元典文化丛书”和“河南新文学大系”分别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为出版社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彰显个性创品牌

在强调出版个性的同时, 河大出版社还注重品牌图书建设, 以教育和学术为两翼, 形成特色, 做出品牌。

在学术出版方面, 河大立足全国, 面向世界, 不断整合出版资源, 积极打造学术精品, 逐渐形成鲜明出版特色, 走出了专业出版、特色出版和品牌出版之路。目前, 以“元典文化丛书”和“国学新读本系列丛书”为代表的国学典籍与传统文化、以“明伦学术书系”和“中国学术批评书系”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与文化批评、以“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和“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与前沿理论等,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品牌意义, 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受到了同行和学术界的好评。

在教材出版方面, 出版社始终围绕全国相关高校设置的学科、专业及课程出版有益于其建设与发展的教材。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新世纪课程改革设计专业系列教材”“新世纪课程改革美术专业系列教材”“高等院校音乐专业教学教材”“高等院校广告学专业应用型教材”“研究生外语教学系列教材”“高职高专国家规划教材”等图书, 它们对高校的教学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校的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实施学术精品带动战略, 河大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宋代研究丛书”“文艺风云书系丛书”“中国古典版画丛书”“新思潮文档丛书”“回望周作人丛书”“英语博士文库丛书”“汉语专书语法研究丛书”“中华语汇通检丛书”“客家文化研究丛书”“插图本中国民间文学史”“超越生死”“中国绿洲”等。这些高水平的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出版, 体现了高校出版社的学术文化内涵, 在学术界、出版界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注重图书品牌建设带来的显著效应是承担国家重点出版工程项目的重大突破。近年, 河大出版社先后获准承担了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农业典》和国家清史工程《袁世凯全集》的编辑出版任务。《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而且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盛举, 对于全面整理中国古籍, 抢救、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该书由国务院批准立项, 新闻出版总署将其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 由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的《中华大典·农业典》总字数4500万, 划拨项目经费共1573万元。在全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中, 仅有3家申请到出版任务, 河南大学出版社是河南省唯一的一家。这既体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出版社编辑水平、图书质量、综合出版实力的认可, 也体现了对河南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在古籍文献整理方面学术实力的信任。《袁世凯全集》是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清史工程”子项目之一, 当《袁世凯全集》作为“清史工程”的子项目立项的消息传出之后, 有许多出版社与作者或编委会联系, 希望能够列入自己的选题计划。作者出于对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充分信任, 在经过认真考察和比较以后, 毅然把3500余万字的书稿交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项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任务的参与和完成, 不仅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史上, 而且在河南省出版史上, 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四、服务社会重担当

长期以来, 河南大学出版社都是一家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作为企业, 她必须注重经济效益, 作为事业单位, 她必须注重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是出版社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 作为一家文化企业, 她的根本职责就是服务大学、服务教育、服务社会。

河大出版社根植于河南大学这片沃土, 该校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出版社也牢记服务河南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责, 积极参与学校和院 (处) 的各种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性项目。比如, 为成立河南大学百年校庆活动基金会提供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支持、为校医院捐赠价值近30万元的大型医疗设备、为中国残联和青少年基金会捐赠价值150多万元的图书、为汶川和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100万元, 还冠名赞助河南省高校老干部乒乓球比赛、为河大参加CUBA篮球赛赞助服装、为河南大学潭头附中捐赠图书和现金、每年为河大附小幼儿园捐赠钱物、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奖品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体现了出版社为学校、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 提高了河大和出版社的社会美誉度。

作为一种长效机制, 出版社长期设立出版基金, 支持学术专著和教材的出版。1997年, 出版社专门设立了“河南大学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基金”, 每年拨出50万元资助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 资助《河南大学学人文库》和一批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出版。其中《师陀文集》 (8卷) 、《于赓虞诗文辑存》 (2卷) 、《孙作云文集》 (6册) 、《马佩文集》、《任访秋文集》 (13卷) 、《樊粹庭文集》 (6卷) 等, 均代表了河南大学学者的学术水平, 不仅扶植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 而且为河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2008年, 为了加强高校教材的开发力度, 提高河南大学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 鼓励更多的优秀教材脱颖而出, 又增加40万元和教务处联合设立50万元的教材出版基金, 使50多种高质量的教材得以顺利出版, 有力地支持了河南大学高水平教材建设工作。

据统计, 近30年来, 河大出版社累计捐赠和补贴出版基金价值1000多万元。虽然出版社已转制为企业, 但是出版社仍将牢记大学出版社的社会职责, 为河南高校乃至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尽心竭力。

五、战略转型谋发展

近年, 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重要转型期和持续发展期。全社员工凝聚向心力, 勇于开拓, 既保持了出版社综合效益的平稳发展态势, 也进一步提高了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和品牌效应, 不仅获得了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以及省委“五个一工程”奖等省部级奖项, 而且版权贸易也在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实现了重要突破, 这些都为河大出版社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河大出版社的战略转型主要表现为战略空间布局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战略空间布局上, 河大出版社根据出版资源和市场划分, 在开封出版基地之外, 分别建立了郑州出版基地和北京出版平台。目前, 共有郑州、开封、北京三个办公基地, 办公面积近万平方米, 在职职工80余人, 成为一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高校文化出版企业。随着转企改制工作的完成, 新成立的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已迁驻郑州, 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为前沿、以郑州为主体、以开封为依托的新格局。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 河大出版社自觉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2004年, 出版社与河南报业集团联合投资成立了“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 利用主流媒体的出版资源, 结合出版社的力量, 丰富选题内涵, 扩大出版影响, 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响应省新闻出版局创建社刊工程的号召, 整合河南大学基础教育类的期刊资源, 与河南省基础教育教研室联合投资组建“河南大中基础教育书刊出版策划公司”, 打造河南基础教育期刊品牌, 逐步扩大在本省乃至全国的市场份额。2012年, 以打造高端人文社科学术出版为平台的“北京上河卓远图书出版公司”成立, 这标志着以北京为前沿的学术出版高地正式形成。随着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完成, 河大出版社适时提出了“以出版产业为主体, 拓展壮大文化产业”的产业调整思路, 利用河南大学新闻传播、编辑出版、旅游策划、设计创意等学科优势, 以河南大学出版社为主体, 成立“河南大学文化产业基地 (郑州) ”力争把她打造成河南省高校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展望未来, 河大出版社将按照国家有关文化发展改革的战略部署, 抓住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契机, 利用河南大学文化产业基地的资源平台优势, 积极推进出版社的战略调整, 力争把出版社建设成为河南省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 进入全国高水平大学出版社行列。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7

一、深掘摸底, 厘清区域课程建设的基本现状

课程建设的方向有赖于对课程现状的明晰, 并能准确把握区域课程发展的定位。我区首先进行课程建设现状的排查摸底, 具体了解全区学校课程建设的基本现状, 为区域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奠定课程基础。为此, 全区通过三个维度进行课程现状的摸底分析。

1.课程经验维度

通过个体访谈和学校课程的文本分析, 了解全区学校对课程内涵的认识以及课程领导领悟程度, 准确定位区域内学校管理者的课程意识与水平, 为后续课程深化和课程顶层设计奠定认识基础。比如: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从已有的课程实施经验出发, 设置了艺术、体育、科技、人文四大类的校本课程, 《我们的老校长陶行知》《精彩的瞬间》《“无线”科技无限精彩》《为国争光的三中排球》, 这4本校本教材已列入学校高一新生必选校本课程。

2.课程资源维度

通过地域文化特点分析, 社区课程资源分析、学校课程资源的梳理, 了解学校课程资源的现状基础, 为区域课程的建设汲取养分。比如:南京市第三初级中学以校内的“曾公祠”为依托, 构建“责”文化, 以“责任”教育培育学生“说负责任的话, 做负责任的事, 成负责任的人”。开设《曾公祠的植物多样性》《曾公祠的故事》《“曾国藩家书”研读》《公民道德》等校本课程;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立足于小班化背景下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办学, 学校开设特色课程———民乐, 成立了“小凤凰民乐团”, 乐团成员全都由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组成, 学校善于整合区域文化资源, 邀请文化馆5名志愿者担任民乐课程教师, 每周义务为学校孩子来上民乐课。每年学校民乐社团和民乐课程的专场汇报表演, 得到省市多家新闻媒体的报道,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再如:南京市第十八中学联合南京市旅游营养中等专业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与南京晓庄学院教育学院签订合作教育基地、与“扬子晚报”小能人合作活动基地, 引入教育资源, 打造滑轮、手工、羽毛球等特色活动课程, 有效提升学校的办学特色。

3.课程保障维度

初步梳理区域内有关课程管理的相关制度, 以及学校有关课程建设的保障机制, 为后续的课程制度建设与课程保障机制的完善, 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比如:根据省市规定, 我区明确了每学期学校课程计划的网上公示, 保证课程实施规范化和正规化;建立区域课程质量评估机构, 定期开展学校课程常规的专项督查;根据学校课程实施质量的评估结果, 实施课程奖励。

二、顶层设计, 明确区域课程建设的基本路径

区域课程建设品质与特色打造, 有赖于区域对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如果对区域课程总体规划和设计不够到位, 必将影响区域课程建设的层次和水平, 也将阻碍区域特色课程建设内涵提升。为此, 我区着力于区域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 主要是明确区域课程建设的七项基本策略。

1.行政发动

全区在区教育局的领导下, 成立区域课程建设的实施机构, 建立区域课程建设指导中心, 内设在区教师发展中心。开展区域课程领导力的校长全员培训, 强化校长的课程意识;制定区域课程管理方案, 通过课程常规制度规范区域课程体系。比如我区明确要求各学校, 需在专家培训和专业指导的基础上, 按期编制完成“一校一品”的课程规划, 从而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丰富奠定制度基础。比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着力构建学校的特色课程体系———“飞翔”课程, 探索以“航空航天科技”为特色的教育体系, 打造航空航天科技高中;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探索人文学科群建设的校本研究, 并建成了鸿志厅 (国家领导人的关怀) 与凌云厅 (知名校友的作品) , 营造学校人文环境。

2.机制引动

为推进全区课程成果的固化, 全区制定了“特色校本课程质量评估”方案, 完善了区域课程常规管理的基本制度, 强化了区域课程建设经验的分享机制, 以及特色课程成果的奖励机制。

3.课题带动

为了提升课程品质, 丰富课程内涵, 全区各中学结合办学特点, 通过申报省市“十二五”规划课程, 通过课题研究, 丰富学校课程经验, 提炼和固化课程成果, 从而将课程建设从经验化、随意化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比如:南京第三初中“三活”课程体系建构, 立项为南京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南京秦淮外国语学校始终追求富有人文色彩的办学特色, 以培养儒雅通达的学生为办学目标, 坚持以课题为引领, 立足南京本土秦淮文化, 打造了校本精品课程《水月秦淮文化行》, 开展经典古诗文诵读、组织学生沿着秦淮河行走、赏析古诗美文、写文化随笔等教学活动, 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丰厚学生人文素养, 该课程荣获南京市首届初中校本精品课程展示评选一等奖。

4.活动促动

全区定期组织课程建设的现场会、交流会和成果展示会, 让校际之间学习兄弟学校课程优势经验, 反思自己课程建设薄弱环节, 通过课程建设的专题活动, 不仅促进课程经验的交流, 而且实现校际之间的课程经验分享。

5.专家推动

全区高度重视专家的课程指导和专业示范, 通过专家丰富课程经验的引导和推动, 进一步促进学校立足课程品质提升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全区通过邀请全国知名的上海教科院的杨四耕教授、江苏省邗江中学省特级教师徐金才校长持续为全区校长进行课程规划、课程结构优化、学校课程管理等专题讲座, 邀请南京市教学研究室省特级教师、教授级陆静主任对全区学校课程规划进行案例诊断与分析, 帮助学校认识自身课程建设薄弱环节, 为学校课程的后续建设指明发展方向。

6.模式驱动

我区作为南京中心城区, 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 为此, 我区根据区域高位均衡发展的办学主导思想, 兼顾学校的办学特色, 设计的三类课程建设的推进模式, 从而保证区域课程建设有序性、持续性和丰富性。这些模式包括:区域共建模式、校际共享模式、整体联动模式, 比如:校际共享模式, 为了推进区域特色课程的整体建设, 2013年12月, 组织全区初中校长到秦淮区外国语学校观摩特色校本课程的现场展示, 通过专题介绍、实地观摩、学生汇报、现场交流等多种形式, 促进区域内学校管理者课程建设经验的交流与分享。

7.评估拉动

为了激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到学校课程建设中, 全区定期组织校本特色课程的专项评估, 通过课程评估, 有效拉动和持续激励全区学校主动参与课程建设。

8.他域借鉴

为了丰富学校校长课程建设的主观体验, 强化课程建设的真实感受, 把握特色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 全区聘请兄弟区域的课程建设富有成效的学校校长、教研部门管理者, 直接到我区进行课程建设的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比如我区邀请玄武区教科所、南京第九初级中学校长为全区校长进行课程建设经验分享与交流。同时, 还精心组织全区校长到天一高级中学、锡山高级中学专题进行课程建设的经验调研和学习, 通过兄弟学校校长专题讲座、现场解说、互动答疑, 有效地解决了全区校长课程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和问题, 加快了全区校长课程体系构建和课程成果提炼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技术。

三、项目推进, 演绎区域课程建设的关键环节

课程体系建设是课程领导的核心要素。推进区域特色课程建设, 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实施推进, 不是一次简单的行政与管理过程, 而是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如何实现从行政领导走向专业领导, 如何有效推动课程一般性管理向课程品质内生性增长, 需要引导各方通力合作, 立足于区域的课程建设的持续推进, 共同应对。因此, 区域课程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采取“项目推进”。

采取基于“项目推进”的课程建设方式, 不仅有利于整合与课程相关的人力资源和课程资源优势, 而且为学校课程的深度开发和特色建设奠定了专业基础。为此, 我区将“项目推进”作为课程实践的重要抓手, 把问题解决作为课程实践的目标与导向, 至始至终地围绕求真务实的工作要求, 在行动上汇聚市、区课程专家资源, 合力攻坚制约区域内学校课程建设的难点和特点问题。比如:我区要求各学校围绕“课程规划编制”的核心要素, 分解课程项目, 突出阶段重点, 持续进行课程项目建设, 有效降低了课程建设的难度。2013年暑期, 我区邀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四耕教授围绕“学校课程规划的编制”进行专题培训, 通过专家引领、案例剖析、现场互动、专家答疑, 进一步厘清了校长对课程规划编制的难点与疑惑点。

课程的“项目推进”需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深入的工作策略。我区依托“学校课程规划的编制”项目, 分阶段要求, 分时段指导, 分片段培训, 帮助学校逐步梳理已有的课程结构体系, 不断优化课程内容, 稳步推进学校的课程体系建设。比如:2013年11月, 全区实施“校本特色课程质量评估”项目, 通过先培训指导, 专家点评;后评估甄选, 反馈意见;再补充完善, 形成品牌, 有效地推动了区域校本特色课程品质建设。2014年1月, 秦淮区推荐10个特色校本课程项目“参加南京市初中校本精品课程展示评比”, 获一等奖5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1个, 获奖数量和等次位列全市第一。

课程的“项目推进”需要重视样例示范, 典型引路的操作方法。近年来, 我区坚持将各级获奖的校本精品课程作为学校的课程样例, 进行校本示范, 推动精品课程的校本化建设, 为学校课程品质的提升提供真实、鲜活的案例, 从而使得区域校本特色课程的建设, 不再是神秘抽象, 高高在上, 而是变得具体实在、贴近身边。

此外, 我区还将通过各类课程项目的特色建设, 持续推进区域内学校特色课程的整体性建设与制度性完善, 从而真正提升区域内学校管理者的课程建设水平, 丰富学校特色校本课程的内涵品质, 为学校的特色课程建设、办学品牌塑造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摘要：课程建设是学校办学品质提升的重要载体, 也是提升区域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抓手。区域课程建设需要从课程经验维度、课程资源维度、课程保障维度进行现状分析, 注意顶层设计, 课程建设的区域推进可以采取行政发动、机制引动、课题带动、活动促动、专家推动、模式驱动、评估拉动、他域借鉴等策略, 并借助项目推进的方式来优化区域课程建设的品质。

新媒体时代党报改革的路径与方向 篇8

随着我国传媒市场化的持续深入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如今的传媒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社会公众信息需求个性化、新闻传播过程互动化、媒介类型分众化、媒介竞争日趋白热化成为中国传媒市场的新特征。新时期, 党报正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与挑战?如何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未来党报又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谈及党报改革时绕不开的三个问题, 本文将对其依次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新时期党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之前, 党报在我国的报业格局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 权威性高、公信力强、受众量大。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党报逐步实行“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 作为信息产业一部分的党报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媒介市场竞争。新时期, 除《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少数党报通过市场化运作取得成功以外, 大多数党报日益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来自都市类报纸和新媒体的竞争与冲击日益剧烈;另一方面, 自身沿袭多年的体制性弊端也日益凸显, 使得党报的发行量不断下滑, 社会影响力不断降低。

(一) 内部问题

1. 宣传与新闻的两难。

党报作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宣传机关, 过去一直依赖行政扶持, 人、财、物均由国家统一调配, 即“国家出钱、报社办报”, 只管政治宣传, 没有经济压力。1978年底,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7家党报率先实行“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 随后多数党报逐步与行政“断奶”, 我国党报开始兼具上层建筑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一方面, 党报作为政治宣传机关, 肩负着宣传党的主张、弘扬主流价值和引领社会舆论的重任;另一方面, 党报作为企业法人, 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党报想要在报业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 就必须考虑市场需求, 就必须多做新闻。新时期, 党报面对的是一种尴尬的境地:保证自己在完成沉重的硬性宣传任务的同时还要能够从容地面对残酷的报业市场竞争,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宣传与新闻的两难。

2. 信息传播观念落后。

党报由于长期专于宣传, “你传我受”的单向传播观念根深蒂固, 党和国家的政策纲领、领导人的会议活动、典型人物的事迹及典型单位的工作经验往往是党报主要的报道内容。不可否认, 这种传播观念在信息资源匮乏、思想近乎一元化的计划经济时代确实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但是, 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 公众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越来越强,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意见信息表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新媒体的普及式发展更是让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新时期, 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简单的“你传我受”, 他们对新闻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贴近性、多样性以及传播过程的可参与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报如果继续板着面孔说教, 一味地高唱赞歌而忽略群众呼声, 只会进一步增加自身与公众的距离感, 最终导致读者群的流失。

(二) 外部挑战

1. 都市报的竞争。

都市报是指“立足城市, 面向市场, 贴近读者, 具有强烈的市民化、城市化的报纸”。自1995年1月1日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创刊以来, 都市报作为一个新型的报纸群落发展迅速,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 都市报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发行量和广告额节节攀升, 市场占有率和社会影响力显著提高, 迅速改变了党报在中国报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 许多党报在与都市报的竞争中逐步败下阵来。

以《河南日报》和《大河报》为例, 1995年创刊的《大河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行量就达到了40万份, 同期《河南日报》的发行量是30万份, 时至2008年, 《大河报》的发行量增至70万份, 而《河南日报》则减少到20多万份。“这些不是一个报纸的情况, 全国都是这样。”开元研究2010年的数据显示, 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四个一线城市中, 除广州以《广州日报》占据49%的主流份额以外, 其余三个城市均是都市报占据90%以上的报业市场份额, 而武汉、南京、深圳、成都、重庆和沈阳六个二线城市则是清一色的都市报牢牢占据市场主体地位, 党报的市场占有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新媒体的冲击。

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通信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传播技术为基础, 为用户提供资讯、内容和服务的新型媒体。新媒体以其交互性、开放性、便捷性等特征, 迅速地改变着信息传播的形态。传统媒体环境中信息由传者向受者单向流动的模式逐步被打破, 新媒体环境下传受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信息在双方之间平等、自由流动开始成为新的趋势。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也随之发生变化,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业已成为新的信息高地和观点交汇地带, 并不断被赋予社会“减压阀”、舆论“晴雨表”等称号, 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的统计数据, 截止到2012年底, 我国的网民人数已经达到5.64亿, 其中微博用户3.09亿, 网民的微博使用率达到54.7%。短短三年多时间的发展, “微博正在重塑社会舆论生产和传播机制, 无论是普通用户, 还是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 其获取新闻、传播新闻、发表意见、制造舆论的途径都不同程度地转向微博平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引领社会舆论排头兵位置的党报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怎样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新赢得话语权、提升舆论引导力成为党报的当务之急。

二、新时期党报提升影响力的路径选择

党报影响力的大小, “不仅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地位, 而且关系到其使命、任务、作用完成落实的好坏”。新时期, 面对内部压力与外部挑战, 党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升社会影响力。而借助微博, 重新争夺话语权;持续改版, 按新闻规律办事;加强舆论监督, 发挥批评报道核心优势则不失为党报提升影响力的可选路径。

1.借助微博, 重新争夺话语权。庞大的用户基础和迅捷的传播速度让微博成为当下中国的主流舆论场, 从组织到个人, 从普通公众到社会精英, 均能通过微博传播自己的声音并形成互动, 彻底崩解了原先以党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把持话语权的局面。然而, 矛盾总是相对的, 微博对党报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微博作为一个相对自由、平等和开放的舆论场, 不以“出身论英雄”, 能不能赢得公众信任, 主要看你的观点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取向, 而这也正是党报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另外, 微博上的意见信息往往也存在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情况, 此时就需要权威性观点以正视听, 而权威性正是党报的优势所在。所以党报完全可以借助微博, 科学有效地“上传下达”, 重新争夺话语权, 而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条可行之道, 《人民日报》就是成功案例之一。

“@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于2012年7月22日凌晨4点58分正式上线, 截止到2013年3月17日16点, 共计发布微博7178条, 日均发布微博30条且以原创为主, 粉丝数已经达到4817680万, 比《人民日报》280万的发行量多出200多万。@人民日报微博以“参与沟通记录时代”为宗旨, 以平视亲民的姿态和理性权威的言辞, 就公众关心的话题和事件持续发声, 积极打通两个舆论场。2012年, @人民日报在北京“7·21”特大暴雨、河南开封千亿“重建汴京”以及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中, 恪守媒体职责, 在正确引导了网络舆论的同时还推动了政府部门的正确决策, 最终使得事件往良性方向发展, 成功赢得了人们对党报的再次肯定和信任, 被评为CCTV“2012年度致敬媒体”。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与新浪网联合发布的《2012年新浪媒体微博报告》显示, @人民日报2012年的舆论影响指数达到了0.0959, 在所有被统计的媒体微博中排名第一。成绩和荣誉的背后不仅预示着《人民日报》话语权的强势回归, 而且预示着新时期党报的改革路径。

2.持续改版, 按新闻规律办事。马克思曾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 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所谓报刊的“内在规律”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新闻规律”, 新闻要真实、迅速;新闻要有新闻价值, 新闻报道要客观是新闻规律的三项基本内容。我国的党报由于因袭的宣传包袱较重, 只能通过持续的改版逐步走上按新闻规律办事的道路;而且新闻规律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只有从实际出发, 不断地改版创新, 才能做到真正按新闻规律办事。

胡锦涛同志2008年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也曾提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新时期, 党报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必须进行改版创新, 不仅要在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创新 (主要涉及其版面结构、文字风格、内容选择等方面的局部调整) , 而且要创新办报观念 (主要涉及编辑方针、经营模式、组织结构等深层次的变革) 。改版是党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动力再生机制, 它贯穿于党报的整个生命周期。只有通过持续的改版, 真正地按新闻规律办事, 少说空话套话, 少发关系稿, 多做新闻, 重视调查, 才能有效增强党报在“两个舆论场”中的舆论引导能力。

《南方日报》就是我国党报按新闻规律办事, 通过持续改版获得成功的典型代表, 截止到2012年底, 其年广告额已突破3亿元, 品牌价值超百亿元, 发行量95万份, 居全国省级党报之首。2002年8月《南方日报》初次改版, 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并推出720mm“瘦报”, 解决了现代党报改版的核心理念和报型问题;为了激活党报走向市场, 它分别于2003年8月创办六大专业周刊、2003年12月增加珠三角新闻版和地方观察、2006年扩展评论版, 每天推出半个版的评论版;为了填补周末版块的空白和弥补突发新闻缺少的短板, 2005年《南方日报》开始在周末增加文化周刊和生活周刊并成立专门的呼叫中心;而为了应对新媒体的冲击与挑战, 南方日报又分别于2007年10月启用680mm报型, 推出深度版、网视版和政务版并创办南方报网, 2009年10月开设封面版并将评论版扩至整版;2011年8月开设市局版块、深读周刊和在线版, 改版南方报网, 推出南方播报, 开始向全媒体转型;2012年10月成立全媒体编辑部主攻报网协作和网络问政。“十年九改”, 一次改革解决一个问题, 发现新闻再继续改革, 《南方日报》成功破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如何“主流主导”、“可读悦读”、“做大做强”的三大难题, 为新时期我国党报改革树立了标杆。

3.舆论监督, 发挥批评报道核心优势。舆论监督, 一般意义上是指新闻媒体代表社会公众监督党和国家的权力运作尤其是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行为, 本质上是通过代行“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中表达权利和政治权利中的反对权利”以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海量的日常报道、新闻评论和调查性报道是舆论监督的三种主要形式。马克思曾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 是社会的捍卫者, 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 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新时期, 党报必须加强舆论监督, 从而在切实履行自身“使命”的同时为树立正面形象寻找突破口。当前我国, 媒介竞争激烈, 利益诉求多元, 社会矛盾突出, 新闻媒体加强针砭时弊、反映群众呼声的舆论监督是社会和市场的共同期待。而党报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的机关报, 其舆论监督又天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这就使得舆论监督不仅是党报的核心优势之一, 而且是其面迎压力与挑战的重要利器。

以《人民日报》为例, 新改版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各类调查性报道形式的舆论监督文章不仅破天荒地登上了头版, 而且数量激增, 达到了12篇之多 (去年同期的数量为零) , 对山西南吕梁山隧道事故瞒报、武汉赫山“毒地”、陕西“房姐”、郑州“房妹”、陕西柞水县小岭工业区污染严重以及秦皇岛某项目评估失实等问题发出了一连串的强力追问,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有网友感叹《人民日报》终于“为人民”了。而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为代表的地方党报之所以能够取得不错的发展, 也是与它们多年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坚持、突破与创新分不开的。面对转型期众多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焦点和敏感问题, 党报必须积极进行舆论监督, 充分发挥自身批评报道的核心优势, 才能在新的舆论格局中重夺话语权、重拾影响力。

三、党报未来发展方向判断

随着媒介竞争的加剧和舆论格局变化的加快, 党报在努力争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同时还应考虑未来到底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 许多眼前问题确实亟待解决, 但是长远战略也更需兼顾。党报自创办以来就一直在寻求变革之道, 经过多年的改革, 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 但是依旧没有形成一套可以推广的成功范本, 尤其是在近年来汹涌澎湃的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 党报革兴之路变得更加崎岖了。可是道路再崎岖, 发展方向也不能迷失, 党报必须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未来, 充分发挥权威优势、不走纯市场化转型之路、积极面向全媒体转型变革, 是党报可以努力的方向。

1.必须充分发挥权威性优势。党报的权威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党报是党委的直属机关, 与把控重要信息源的党政部门有着天然的接近性, 党和国家关乎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信息通常都是由党报第一时间获取并独家发布, 其他媒体往往只能转发;其次, 党报作为党的喉舌, 其观点与立场就是官方的观点与立场, 是公众了解党和政府政策走向和行政态度的首选渠道, 这是其他媒体无法比的政治优势。在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这种含有“正本清源”功能的权威性优势体现得最为明显, 由于政治公信力而带来的权威性能够让党报在重大或突发事件中迅速而有效地引领公共舆论。

然而, 近年来, 一方面, 面对行政扶持力度的减弱和市场化媒体的竞争, 以“意见主导”和“舆论引导”为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的党报为谋生计而被迫向既不擅长又非自身志趣所在的软新闻提供商的角色拓展, 但是党报囿于自身的政治特性, 又不能完全地放开手脚, 最终只能陷于一种“两不像”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信息爆炸的时代特性愈发明显, 表面上人们信息获取渠道和数量不断增多, 可现实呈现出来的往往是“到处是水, 却没有一滴水可喝”的尴尬信息景观, 网络信息失范屡见不鲜, 人们身处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很容易迷失, 急需主流意见的引导。

所以, 身处新媒体环境中的党报未来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威性优势, 凸显自身强大“意见主导”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充分发挥权威性优势不仅是党报永远的核心使命, 也是党报在新时期赢得市场的重要筹码。值得注意的是, 新时期党报要想充分发挥权威性优势, 必须增强报道的贴近性和亲和力, 只有你报道的是人民群众实际关心的问题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报道出来, 才能产生最优的传播效果, 以往那种自说自话、高高在上的报道习惯必须彻底纠正。

2.不要走纯市场化转型之路。党报的市场化转型意味着其资源配置方式、价值补偿方式和价值增值方式从以政府为基础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 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需机制成为左右党报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实学界关于党报在新时期应不应该走市场化转型之路一直有争议:有学者认为, 党报走市场化转型之路不可行, 因为党报不仅姓“党”, 而且还要管“党”, 它有自己特殊的功能、受众、内容和风格定位, 作为高级报的党报只有做到内容严肃, 格调高雅, 以硬新闻唱主调, 才能有效覆盖社会决策层并产生影响力, 如若舍此都是“逐末之举, 无异于取消党报特性”。有的学者则认为党报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 必须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想要在竞争中取胜, 则必须软化党报的内容, 走大众化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发行量, 有效占领读者和广告市场。双方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党报在时下中国想要发展壮大不可能完全依赖政策扶持或者市场角逐, 一味依赖政策扶持, 只会让党报不思进取;而完全依赖市场角逐, 用纯市场化的方式去操作党报的采编和发行, 也只会让党报唯经济利益是图而不顾自身的政治使命。

新时期, 中国的媒体格局日趋多元, 传媒市场日益细分, 党报不可能再像开放以前那样大包大揽, 如今的市场竞争已经是细分市场的竞争, 发挥自身的优势才是赢得市场的关键。而党报的真正优势来源于其背后强大的行政力量, 怎样在报业市场化过程中既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又不被市场所淘汰, 这就要求党报不能走纯粹的市场化转型之路, 党报市场化虽是时代所需, 但是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市场化转型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党报过程中, 必须把行政力量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竞争这只“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3.必须走全媒体的转型变革。全媒体 (Omnimedia) 至今并无统一的明确定义, 一般认为全媒体是指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观念, 综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在媒介内容生产、媒介生态、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媒介运营模式以及媒介营销观念等方面的整合性运用。全媒体, 对个体来说是多样的信息传播工具, 对媒体单位来说是多元的信息传播载体, 对媒体产业来说是复合开放的信息传播形态。

新媒体环境下, 数字化、多样化和国际化正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新趋势, 党报想要有效实现信息传播效果、舆论引导和市场竞争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就必须积极构建新老媒体并举、官民声音呼应的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体系, 坚持“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并重, 走全媒体的转型变革, 最终实现党报与网媒、读者与网民、内容与技术的有机有效融合。党报走全媒体的转型变革, 核心是“以受众为中心、以内容为主导、以平台为基础、以技术和产品为驱动, 通过追求多样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渠道, 用多元化、立体化的内容产品扩大受众覆盖面, 以获得新的发展优势和空间”。而其精髓是以渠道和终端为手段, 将党报自身的资源优势 (包括权威性优势、人才优势、品牌优势等) 有效地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最终实现党报影响力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共同增长。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9

在如何设计课程体系和课程方面, 西方学者的成果较为丰富, 形成了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设计模型和框架。模型作为一种反映事物变化特征、内在联系的强化的表现形式, 它的应用可以将课程编制的各种复杂因素加以简化, 从而显示出研究对象的特性和规律, 以便人们认识和运用这些规律。

一、泰勒原理与塞尔罗德的分析模型

1949年, 美国教育家、课程论专家泰勒 (R.W.Tyler) 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学界称之为“泰勒原理”的课程设计的四个基本原理, 构成了对课程编制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理论架构, 堪称现代课程论的奠基石。四个原理呈现一种线性关系 (见图1) , 对应着课程编制时应该回答的四个基本问题:①学校应该达到哪些教育目标?②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最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③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验?④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4]?

泰勒原理的主要特征是将目标作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和核心, 具有“系统、完整, 简洁明了, 易于理解与把握”的特点, 为课程开发提供了理性的分析思路。在泰勒模式的基础上,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关于课程问题的大论战和成批著作的问世, 形成了现代课程论的基本体系。1967年惠勒 (Wheeler) 在泰勒的模式中引进了反馈功能, 构成了圆环模式 (见图2) , 提出了评价应能反映目标的要求, 当预期结果与设计目标不相符时, 应通过反馈获得的信息修正、甚至重新设计系统。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但只要涉及关键的问题, 泰勒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泰勒所关注的主要是初级和中等教育, 再者, 该模型在指导实践方面的可操作性不强, 对于高校课程体系设计的帮助并不太大[5]。

1968年, 阿克塞尔罗德 (Joseph Axelrod) 提出的课程分析模型 (图3) , 给出了6个基本要素。其中3个为“结构要素”:内容、进度安排 (schedule) 和考核;3个为“实施要素”:学生集体与个体的交互作用、学生体验、自由与控制 (freedom/control) 。“结构要素”是课程体系的正式内容, 而“实施要素”是在结构要素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非正式因素[6]。

阿克塞尔罗德的最大贡献在于将“curriculum” (通常指某一专业学习领域的一组相关课程) 视为了一个具有某种相互关联作用的要素构成的系统。他认为, “课程—教学”就像一个系统, 无论采用任何方式, 都不可能仅仅靠改变系统中的某个要素, 就期望整个系统发生变化。虽然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具有一定的自治性, 但要素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关联关系, 一个要素往往会受到其他要素的制约和影响。当我们想通过改进系统中的某个方面来获得成功时, 必须对系统要素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 他认为课程的编制者首先要考虑图3中的15个有关的交互作用问题, 不断地询问其中的每个要素与其他5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课程体系的编制者在引进某个新计划或增加课程时, 要认真思考整个系统可能发生变化的程度和范围, 注意某个课程的变更可能引发的系统变化。这一框架对于具体的课程编制还是难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二、德罗塞尔的分析框架

1971年, 德罗塞尔 (Paul Dressel) 给出了一个在高等院校院系层面上进行课程体系编制的分析框架, 提出了课程编制时需要考虑的4个连续统一体和5个基本要素 (图4) [7]。

所谓连续统一体 (continuum) , 《美国传统双解词典》的解释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范围、顺序或整体, 除非用硬性分割不能将其中一部分当作邻近部分区分开来”。而课程连续统一体则是指由不同课程模式依据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和层次递进关系所形成的结构课程体系[8]。

我们以图4的第一个连续统一体为例来解释这一概念:该连续统一体的两端分别是“学生”和“学科”。“学生”一端代表着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编制思想 (侧重于考虑学生的个性发展、行为和情感关注等) ;位于“学科”一端的是学科中心的课程组织原则 (注重学科内容、学科结构与方法论、学术目标等) 。而高校, 特别是像我国地方教学型的院校, 课程的价值取向往往是既要关注学生、又要重视学科, 反映在连续统一体上, 就是要选择某个介于“学生”与“学科”之间的折衷点。

图4中的4个课程连续统一体相当于构建课程体系时需要考虑的4个维度。德罗塞尔认为, 院系在进行课程体系编制时, 首先必须对这4个连续统一体的倾向性逐个做出判断, 确定课程体系在每个连续统一体中需要侧重的位置;其次, 编制者要针对在每个连续统一体中所确定的位置, 反复思考5个需要关注的基本要素。课程连续统一体中的相应位置以及基本要素一旦确定, 课程体系的特色也就体现出来了。

例如, 针对所确定的各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侧重点, 要考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重及结构问题。一般而言, 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掌握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 学会一般的归纳、推理、分析、综合等方法;而专业教育则是围绕着学科和职业能力培养进行的深度教育,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中的能力培养必须结合起来。随之而来的, 是要考虑知识的广度与深度的结合问题。

此外, 德罗塞尔还给出了一系列的编制措施, 如课程编制的必要条件和分阶段实施的步骤, 明确了在院系这一层次上, 课程编制需要考虑的大多数重要因素, 为评价或编制课程体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流程、一个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应该说, 德罗塞尔的框架更多地关注了设计方法和手段[5]。

三、康拉德的框架

1978年, 康拉德 (Clifton F.Conrad) 给出了一个由3个步骤组成的本科课程体系设计框架 (图5) [5]。

1.步骤一, 选择课程体系的组织原则 (Organizing Principle) 。这里的组织原则就是课程开发的指导思想, 反映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包括了西方, 尤其是美国大学在组织课程时所涉及的以学科为中心, 以学生发展、以研读名著、以社会问题、以能力为导向的5个指导思想。尽管在传统上, 大学是以学科为中心组织课程的, 但近几十年中, 其他4种价值取向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也有了立足之地。从步骤一中可以看出, 康拉德的框架模型对于价值取向的选择是较为单一的。而高校现实的课程价值取向, 往往是多种组织原则的有机结合。

2.步骤二, 确定课程强调的重点 (Establishing CurricularEmphases) 。编制工作的第2步是在4个课程连续统一体中, 确定课程体系及各课程需要强调的侧重点, 这是实现课程体系组织原则的必要保证。

第一个连续统一体是“学习场所”。大学的课程在传统上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 近年来美国大学也向学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体验式学习机会, 许多课程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室, 而是介于课堂教学与体验式学习之间的某个侧重点上。

第二个连续统一体是课程体系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广度涉及若干知识领域的一些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以及对一些知识领域的结构、学科研究范式的理解。通识教育课程一般是侧重于知识的广度, 知识的广度也可以通过学科导论课程来提供;深度通常指集中在某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课程。广度和深度共同构成了该课程连续统一体的两极, 关键是课程体系的侧重点是放在多个知识领域上, 强调课程体系所涉及知识面的宽度;还是在某个特殊知识领域的深入探究上, 强调学科知识的深度。

第三个连续统一体是计划的编制者。大多数高校通常是由权威人士代表教师主持课程体系编制工作的, 但美国高校也出现了“个人专业”:如果学校现有的专业不能满足学生需要, 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组合课程的方式设计专业, 个人专业通常涉及多个学科, 学生必须撰写出详细的专业设计, 经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后, 学院根据新设专业组成跨学科委员会指导该学生学习, 学生完成计划后可授予特别“专业”的本科学位[9]这种由学生或多或少参与计划编制的模式构成了师生间的一个契约 (contract) , 为学生量体裁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四个连续统一体是课程计划的弹性, 涉及必修课、限制选修课及选修课的构成比例问题。

3.步骤三, 构建课程体系的结构 (Building a Curricular Structure) 。编制工作的第三步是构建课程体系的结构, 框架中给出了12个需要考虑的事项。

康拉德的框架, 为建立在一定课程组织原则和强调不同侧重点基础上的课程体系编制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工具, 它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课程大杂烩现象。该框架还可以用来分析高校中现有的本科课程体系, 也可作为分析课程改革的工具。

四、黛尔蒙德的设计框架

1998年, 戴尔蒙德 (Robert M.Diamond) 在十多年研究的基础上, 为课程体系和课程编制提供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概念到现实操作的框架, 该模型将课程与课程体系的编制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增强了模型的通用性和层次性[10]。

同大多数此类模型一样, 该框架遵循明确的设计顺序 (见图6) :首先从学生、社会和学科三个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出发, 对课程体系的需求进行分析和评价, 对目标进行说明, 然后是课程体系的编制、实施和评价, 最后通过反馈回路, 根据实施和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对课程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 确保目标、教学和评价之间的相互协调。

该框架分为两个阶段 (图6) :第一阶段是课程体系的“方案选择和设计”, 第二阶段是具体课程的编制, 涉及具体课程“各单元的编制、实施和评价”。

戴尔蒙德的模型采用了顶层设计的思想方法, 通过自上而下、从粗到细的逐步分解和细化, 最终进入实际操作和实施阶段。随着编制过程的进展, 目标从整体向着具体的课程目标、单元目标不断深入, 所阐述的目标越来越具体。每门具体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 对学生的评价等都将以目标为依据。

1. 项目启动前的准备。

戴尔蒙德给出了课程编制前应明确的两个重要问题:①课程编制是否有必要?②是否具备了诸如时间、人力等项目成功开展的资源保障?此外, 要知道项目的改革对谁更为重要, 编制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能否在制度层面上得到认可。只有明确了这项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落实了所有的关键环节, 才能确保编制工作的成功进行。

2. 收集数据信息。

戴尔蒙德的模型强调了数据驱动 (datadriven) 的思想, 在设计前, 首先要收集设计中所需的各种数据, 包括毕业生的反馈信息、社会的需求信息、相关学科知识领域的发展信息, 以及在校学生情况、学校及院系的教育重点、教学评估机构的要求, 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等数据, 通过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来确定课程体系与课程要研究的范围、内容等。

3. 从理想到现实的编制策略。

戴尔蒙德认为, 想象中的许多限制条件有时只是主观上的判断, 并非完全不可逾越的障碍, 如果被想像中的不利因素所束缚, 创造性和开放性的思维就会受到限制, 就有可能得到一个质量较差的设计方案。因此, 他主张在“理想状态下”进行课程编制, 以消除认识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理想化”设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方案中将各主要教学环节和各种相关因素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关系组织起来,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仅要考虑总体目标, 还涉及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

理想阶段的编制工作基本结束后, 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可行性的测试阶段, 其依据是现实的资源和实际条件, 以及理想状态与实际间的差距。实践证明, 最后的执行方案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往往比预计的小很多。

课程体系与具体课程设计之间的分水岭如图8所示。课程体系编制要确定的是选择那些课程, 而具体课程的编制要确定的是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课外学习计划和活动等。两者之间在细节、目的以及需要考虑的因素上必然存在着差异。

戴尔蒙德的框架强调:①评价方案设计与课程编制应该同步进行, 而不是放在最后。②高校的教师往往要么不愿制定目标, 要么将目标制定得过细。为此, 可将目标问题转化为“如果我是学生, 怎样才能使教师确信我已达到了要求?”这是避免在目标设置过程中存在上述两种倾向的方法。③课程体系中的各门课程之间、以及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和整体性, 具体课程的内部知识之间也同样存在着逻辑关联, 这是在编制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笔者就曾借助黛尔蒙德“数据驱动”的思想, 通过对往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为有的放矢的修订课程体系提供了依据[11]。

事实上, 对于一个课程体系, 如果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目标之间出现了偏差, 并且这种偏差又不是因为教师的教学因素偶然引发的, 这时就应该考虑修订或重新设计课程体系了。而要知道是否存在这些问题, 就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测量”来发现问题, 这就是信息反馈。一个好的信息反馈系统, 不仅应该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考试, 也要重视经过四年学习毕业时的综合评价, 更要关注学生走向社会后的发展状态。

五、启示与机遇

上述5个框架模型在时间上跨越了数十年, 在技术层面上对实际的课程体系编制的指导性越来越强。尽管泰勒原理对于具体的本科课程编制帮助不大, 但它却为编制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南;阿克塞尔罗德的贡献在于将课程体系视为了一个系统, 提出了在有关要素之间要特别关注的15个相互作用的问题;德罗塞尔的模型定位在了高校中的院系层面上, 提出了课程连续统一体的概念, 通过选择连续统一体中的侧重点来体现课程的价值取向, 是一个接近实际操作的分析框架;康拉德的框架将课程理论与编制方法融为了一体, 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编制路径;比较而言, 黛尔蒙德的模型更注重实际编制过程和方法, 强调顶层设计和数据驱动, 强调在理想状态下编制再根据实际调整的策略, 以及将评价方案与编制同步进行的设计思路。

这些框架模型都注重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体现了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 为高校课程体系和课程设计提供了一种技术路径和方法。但是, 由于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在体制、管理模式、文化传统等诸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课程和教学方面有着不同的发展背景和制度范式, 国外学者的这些框架, 不可能、也难以完全照搬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因此, 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 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通过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编制技术, 是我国高校课程体系和课程编制研究的一条路径。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 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和高校的特色办学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这也为课程体系编制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高等院校只有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资源状况, 设计出适应自身实际的课程体系和课程, 才有希望办出特色。

高校本科课程中的知识通常是按学科来组织的[12]。2003年, 教育部启动了理工科专业教学规范研究这一重大改革项目[13]。此后, 一批理工科专业的教学规范 (以下简称《专业规范》) 相继出台 (1) , 各《专业规范》都给出了本专业所需要的学科知识体系框架——这种框架为专业课程体系的知识构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但是, 《专业规范》给出的只是知识和课程的组合框架, 而具体的课程绝不应仅仅是这些知识的简单组合和机械叠加, 它还要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 具体课程对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要求, 以及学生的认知水平等因素加以合理地组织和编排, 使之适合教学的规律。

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路径 篇10

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 《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正式提出改变以 “省-县-乡”为基础的地方行政管理格局,确立了以 “市管县”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 “中央-省-地级市-县-乡镇”五级政府层级结构。中共中央推动 “市管县”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有效地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导致的城乡分割问题,充分利用发达城市的资源优势来带动周边县乡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类经济发展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 “市管县”体制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市场形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市管县”体制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日渐凸显,使得社会各界对于 “市管县”体制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总的说来,对于 “市管县”体制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管理方面。在省、县之间多出来的一个纵向行政层级,不仅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相关机构及编制人员,导致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上升,同时使得各级行政单位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面临信息阻塞、信息失真等一系列问题。上级政府很难对信息做出及时而准确的反馈,导致基层所出现的问题难以有效解决,严重降低了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同时也为部分官员提供了寻租机会。

二是财政分配方面。在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背景下,要求采用税种划分方法对政府间的财政资金进行分配。由于我国行政层级过多,税种划分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导致各层级财源难以到位,财力分配效率较低,与预期效果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由于我国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 “政治晋升竞标赛”,〔1〕部分地级市官员为了在任期内搞出政绩,会出现滥用行政权力的现象,导致 “市压县”、“市刮县”等恶劣现象频发,县级财政问题突出。

三是增长带动方面。实行 “市管县”的初衷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拉动所辖区域内县乡的发展。通过对近年县域经济发展的分析发现,除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带动能力外,其它综合经济实力较差、资源集聚能力较弱的地级市对于周边县乡的带动能力非常有限。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地级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帮助更多是体现在工作思路的指导上,而实际资源的投入较少,存在严重的 “小马拉大车”现象。

综上所述, “市管县”体制亟待创新。为了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解决“市管县” 体制所存在的问题,自2002 年起,浙江、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先后开始了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①对 “省直管县”改革予以充分的支持。随着各地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政府行政层级缩减、管理权限下放为基础的 “省直管县”必将成为地方行政体制的新常态。

二、“省直管县”的改革内容

在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并未要求各省政府按照统一标准对改革进行 “一刀切”,所以各省在改革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异。根据各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政府文件来看,②目前 “省直管县”改革主要有 “强县扩权”、“扩权强县”、“财政省直管县”以及 “全面省直管县”等四种形式。

具体而言, “强县扩权”是指在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情况下,将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而 “扩权强县”是在 “强县扩权”的基础上,将扩权范围扩大到所有县的改革。 “财政省直管县”作为我国现阶段试点范围最广的改革形式,它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对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进一步理顺,实现省政府与县级政府在财政上的直接对接。“全面省直管县”作为 “省直管县”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指在维持试点县行政建制不变的前提下,将地级市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全部赋予县级政府,由省级政府直接对县级政府工作进行领导,形成 “市县并立”的行政格局。

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有24个省实施了 “财政省直管县” 改革,22 个省实施了 “扩权强县”改革。就改革程度看来, “财政省直管县”与 “全面省直管县”是对 “市管县”体制进行彻底变革的改革,而 “强县扩权”与 “扩权强县”仅是在 “市管县”体制下进行的行政性分权。其中,相较于“强县扩权”, “扩权强县”所针对的改革对象更广。〔2〕如图1所示,四种改革形式间存在改革程度逐级递进的关系。

三、“省直管县”的改革评价

就政策初衷看来, “省直管县”旨在通过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市级管理权限以达成 “强民富县”的目的。然而 “省直管县” 是否实现了 “强民富县”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县级财政解困、公共服务供给以县域经济增长等三个方面对 “省直管县”改革进行评价。

1.县级财政解困

“省直管县”改革了原有财政治理结构,赋予县级政府相应的财政管理权限,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政府财政解困。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 “省直管县”对于县级财政解困的影响相当有限,部分省份甚至出现财政困难加剧的现象。2011年贾俊雪等的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仅未能有效增强我国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县级财政困难程度。〔3〕刘佳等的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虽然显著提高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对缓解县级财政困难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改革效果逐年递减,表现出较强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4〕贾俊雪等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虽然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改革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改革效果持续时间较短,违背了改革初衷。〔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减少地级市政府对县级财政截留及不恰当集中,杜绝 “市压县”、“市刮县”现象的发生,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当地政府的税收激励,对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缓解县级财政困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改革并未触及县级财政困难的根本,即分税制改革所造成县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问题,使得这种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往往持续时间在两年左右。〔6〕

当然,在部分省份的改革文件中有提出 “市、试点县(市)要结合财权划分范围承担相应的事权责任”,③ 但该提法较为模糊,未能明确划定各方的权责范围。权责模糊所导致的 “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较为普遍,县级政府作为行政层级中的底层,面临着严重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特别地 “省直管县”改革的实行,使得县级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不仅需要接受省政府的监督管理,还要向地级市政府进行汇报,工作程序重叠,导致县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加剧。

2.公共服务供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换言之,“省直管县”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 “省直管县”改革不仅未促进试点县的公共服务供给,反而对其有抑制作用。Wangetal.的实证结果表明, “省直管县”改革在给予县级政府更大的权力后,对公共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7〕陈思霞等的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将显著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重,降低教育等民生性服务支出占比,同时改革所导致的 “重基建、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现象在贫困地区更加明显。〔8〕在此基础上,贾俊雪等进一步分析发现, “省直管县”改革导致县级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重平均增加了4.312%,而医疗和教育支出比重分别下降了0.588% 和1.061%,改革显著强化了县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支出行为偏差,对政府职能具有较强的扭曲效应。〔9〕

相较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够更加有效地为本地居民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品。〔10〕就理论而言, 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财政权限,有利于改进地方公共服务的配给效率,进而改善当地民生。然而就实际情况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是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显著的 “重基础设施建设、 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 现象。〔11〕虽然现阶段我国正在向 “服务型政府”进行转换,但大部分地方官员未能及时地转换自身职能定位,仍以 “经济建设型政府”的思维方式指导工作,导致县级政府在进行 “省直管县”改革时,仍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当作改革的主要目标,而忽略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性。

同时,部分县级政府官员为了在其任期内得到政治晋升,将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投入以GDP增速为核心的相对业绩竞争中。 “省直管县”改革的实行正好为这部分官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导致改革不仅不能达成提高公共服务配给效率的初衷,反而促使了过度投资、政绩工程建设等现象的发生。

3.县域经济增长

无论是促进县级财政解困还是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其主要落脚点都在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然而就现有研究来看,在 “省直管县”是否促进县域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部分学者对改革持肯定意见。才国伟等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层级改革显著提高了地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 “财政省直管县”和 “扩权强县”的共同实施有利于加强影响效果。〔12〕袁渊等的实证结果表明,“扩权强县”有利于改善县域投资环境,推动县辖企业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3〕部分学者对改革持否定意见。郑文平等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 “省直管县”政策改革对县辖企业的资产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资源更多倾向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对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14〕刘冲等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 “扩权强县”和 “财政省直管县”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是建立在大量的投资上,改革并没有从本质上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15〕贾晋等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中期以及较长期的政策效果看, “扩权强县”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没有显示出促进作用。〔16〕

值得注意的是, “省直管县”改革在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管理权限的同时,不仅需要县级政府官员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是对其业务能力的考验。若县级政府官员业务能力较强,自然能够有效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若是其业务能力较差,不仅可能造成相应资源的闲置或浪费,甚至可能为部分官员的寻租行为提供机会。加之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后,县级政府与地级市政府在财政上属平级关系,导致地级市政府对县级政府的监督约束能力大大降低,而省级政府的管理难度剧增,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对县级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所以, “省直管县”改革所下放的管理权限难以保证得到有效的利用。

同时, “省直管县”改革赋予了试点县部分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如税收管理权调整、项目直接申报、用地直接报批等,使得试点县在招商引资、扶持产业项目等方面相较于非试点县具有显著的优势,加之扶持第二产业发展见效明显,有利于在短期内促进地方生产总值的增长。这可能导致试点县政府官员将更多资源投在 “优势”产业上,不利于县域经济结构的调整。

4.总结评价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本文发现 “省直管县”改革的目标主要定位于为县级财政解困、公共服务供给及县域经济增长等三个方面。进一步对上述三个目标的评估表明, “省直管县”改革既没有促进县级财政解困和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存在较大的争议。综上所述,“省直管县”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当然,由于我国地缘广阔,东、中、西部之间的省情、县情千差万别,加之 “省直管县”改革在各省具有不同的形式,所以研究分歧可能来源于不同学者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时间上的选择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现阶段的 “省直管县”改革仍存在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要实现 “全面省直管县”的最终目标仍需结合地方实情做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

四、政策建议

1.改革的关键:权责分明

清晰合理地划分各级地方政府的权责,既有利于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也有利于为各级财政支出提供依据。现有研究发现,县级财政困难主要是由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出现的 “财权上移、事权下降”所造成的,究其根源在于各级政府的责任定位模糊。“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虽然将部分市级管理权限赋予了试点县,但试点县应承担的责任仍未明确划定,各级政府责任定位模糊、职权不清、职责交叉的问题依旧存在。所以改革的关键在于依据各级政府的职权以明确划分其责任,以事权定财权,实现两者间的有效匹配。具体而言,应该在下放市级管理权限的同时,由省政府牵头,在各级政府共同参与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分工清晰合理、衔接顺畅的行政体系,使各级政府能够明确自己的权责范围,有依据地拒绝其不该承担的责任。

2.改革的核心:职能转换

为保障 “省直管县”改革成功,仅实现上级政府赋予县级政府部分市级管理权限是不够的,这只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求县级政府将下放的权限进行合理的利用。具体而言,我国政府将由 “经济建设型政府”向 “服务型政府”进行转换,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的职能政府职能也需由经济管制转变为社会服务。 “省直管县”作为现阶段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理应为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而不是沿着经济建设型政府这条老路继续前行。简言之,实现县级财政解困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仅是实现改革目的的途径之一,“省直管县”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其核心便在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

3.改革的方式:循序渐进

由于各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即使在一个省的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应该遵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方式。

一是赋予试点县适度的权力。权力的下放并不意味着行政效率的提升,县级政府在被赋予市级管理权限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相应的责任,所以在“省直管县”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县级政府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大小,赋予试点县适度管理权限。

二是科学选择试点单位。在选择改革试点单位时,不仅要考虑一个县的社会经济条件,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该县与所在市的具体关系,并不是所有地方的 “市管县”体制都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根据实际需要,可考虑推行 “复合行政”,即 “省直管县”体制与 “市管县”体制并存发展。

三是改革方案因地制宜。由于不同县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较的差异,所以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推进,而是应该在明确地区差异的前提下,综合当地发展条件,实现不同的推进方式。尤其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的地区,更应该谨慎推行改革。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省直管县”改革的背景及内容,在结合现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发现现阶段改革的目标主要定位于县级财政解困、公共服务供给及县域经济增长方面。进一步分析表明,“省直管县”改革既没有促进县级财政解困和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改革效果并不理想。针对现有问题,本文提出上级政府应该在明确各级政府权责的基础上,促进政府的职能转换,循序渐进地推动“省直管县”改革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