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视角

2024-11-04

寡妇视角(精选3篇)

寡妇视角 篇1

《第九个寡妇》讲述了一个叫王葡萄的寡妇将其被枪毙而未死的地主公爹孙怀清藏匿于自家地窖二十余年的传奇故事。王葡萄是严歌苓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之一, 她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妖媚, 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单纯而善良、不为政治所影响的内心世界为读者带来了一股强烈的清新之感。

原型批评是一个发源于西方20世纪初期、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流派, 苏格兰文化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的巨著《金枝》和瑞士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构成了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在批评实践中, 原型批评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 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

阅读《第九个寡妇》这本小说不难发现, 王葡萄这一女性形象以及书中出现的侏儒形象背后都隐藏着与之相应的神话原型——王葡萄对应的是大母神原型, 侏儒形象对应的是土地神原型。通过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神话原型的分析, 不仅可以向读者展现这类群体的真实生活面貌, 而且可以深刻揭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内心与性格, 深入理解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他们所表现出的伟大人性。

一、大母神原型

德国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希•诺依曼曾师从荣格学习, 他在其著作中说:“大母神原型并非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任何具体形象, 而是在人类心理中起作用的一种内在意象。”大母神形象是原始人类把自己的现实经验和想象结合起来的产物并且一直在某些方面影响着人类生活。“大母神原型在原始人的神话和仪式中以各种女神、女仙、女妖的形象出现, 在文明时代的文学艺术中也以不同的女性形象现身。”也就是说大母神形象的性格特征并不是单一的, 她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第九个寡妇》中女主人公王葡萄的性格正是善良与邪恶的矛盾统一体。

(一) 善良宽容的女神

中国大母神的代表是女娲, 西方大母神的代表则是盖亚, 她们作为万物之母, 有着共同的特点, 如善良、宽容等。女娲与盖亚都是人类最初的想象以及最原始的集体记忆, 包含了人类的共同心理经验。《第九个寡妇》这部作品中的王葡萄, 就是以善良的大母神作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她善良、纯真的特质使人们联想到那个孕育出人类的大母神, 从而引起我们的共鸣。正如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思和所说:“王葡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农村妇女, 她身上突出的特点是以女儿性与妻性来丰满其母性形象。前两种是作为女人的性格特征, 而后一种则暗喻其作为地母之神的神性。”

王葡萄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寡妇, 而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妇女。比如她之所以被叫做“第九个寡妇”, 是因为其他八位寡妇为了掩护八路军都牺牲了自己的丈夫, 唯独她没有这样做。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将葡萄打垮, 她将蝗虫做成美味、向厨师学做鱼等。而葡萄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在地窖里藏匿自己被枪毙而未死的公爹二十余年。“可以说, 王葡萄是一位民间女神原型, 一位真善美的民间保护神。她踏在这片坚实的土地, 用自己的是非标准, 从最道德、最本质的层面去判断, 去保护了她认为需要保护的人。”小说中, 王葡萄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大母神原型的某些特质, 她不受俗世善恶理念的干扰, 绽放出人性的光彩。

(二) 邪恶黑暗的女妖

可以说王葡萄是女神与女妖的统一体, 一方面王葡萄体现出大母神的宽容善良敦厚, 可另一方面王葡萄的性格中也有疯狂似女妖的因子。正是天使与女妖的结合, 才使王葡萄这一形象显得真实而丰满。王葡萄最先以童养媳的身份嫁给孙怀清的三儿子铁脑, 铁脑的早亡使年轻的葡萄成了寡妇。“寡妇”这一身份, 在旧社会的伦理道德中竟然对王葡萄丝毫没有构成威胁。在那样一个思想并没有多么开放的年代, 与她有过性关系或者暧昧的男人竟然有铁脑、朱梅、孙少勇、史冬喜、史春喜、作家朴同志以及史五合七个!这种看起来几乎是随便与男人乱搞的行为, 说她“不守妇道”也是不为过的。

少勇是铁脑的二哥, 尽管两人发生关系并生下一子有违人伦道德, 毕竟二人也算是有感情基础。葡萄以为那个从小教她读书识字的二哥不但有知识、有文化同时也是有情有义的, 然而事实证明, 少勇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为了自己的前途竟不顾父亲的死活, 与有着地主头衔的父亲划清界限, 对父亲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性格耿直的葡萄无法忍受卑琐的少勇对公爹的冷漠, 为了惩罚他, 葡萄将与少勇生的孩子托付给矮庙中的侏儒来抚养, 并且不让少勇看到自己的儿子。“他看着她。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女人?你待她越好, 她就越毒。”葡萄近乎冷酷地说:“你记着, 你要再做一回逆子, 你就当你没那个儿子。你杀你爹, 我就杀你儿子, 现世现报。”少勇的心中, 葡萄的这种行为近乎是一个邪恶的“女妖”。

二、土地神原型

《第九个寡妇》这本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物值得注意, 那便是在文中几次出现过的侏儒们。这些侏儒总是带有一丝神秘色彩, 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省份, 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群体, 几乎不与正常人接触。他们有个侏儒圣人曾在史屯的一个山坡修行了十年, 此后这些侏儒们每年都会来史屯的一个矮庙祭拜。作者在小说中塑造出这一类形象也是有一定寓意的。

在公爹孙怀清这些地主们被枪毙后, 葡萄找到公爹的尸体, 发现公爹还没有死, 便将公爹救下, 这一幕完全被侏儒们看在眼里, 他们无形中给予了葡萄一种伟大的力量。侏儒们没有向屯里的人举报, 也没有声张, 等于是默许并支持葡萄的这种做法。葡萄与二哥孙少勇生下私生子挺, 她没有办法独立养活这个孩子, 同时也是为了惩罚少勇对公爹的无情, 于是把儿子放在了矮庙的门前, 最后这个孩子就是由侏儒们抚养长大。侏儒们喜欢这个孩子, 不因为孩子是正常人而厌恶他, 可见侏儒们的心之善良。葡萄看到侏儒们对孩子的喜爱和亲近, 不禁感慨地说道:“虽然是些半截子人, 心都是整个的。”

这些侏儒们不仅帮助葡萄救下孙怀清, 抚养了儿子, 后来又帮助葡萄杀死了史屯的流氓恶棍史五合, 而孙怀清的晚年生活也是在侏儒们的矮庙中度过。几乎每一次侏儒们的出现都为王葡萄和孙怀清解了围。“那群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侏儒, 仿佛从大地深处钻出来的土行孙, 受了天命来保护善良的人们”土地神的原型形象在神话中大多是正义的使者, 比如《西游记》中就有唐僧师徒遇难, 土地神出现提供帮助的情节。“在佛教中, 侏儒是护法使者;在基督教中,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当天, 也是侏儒替他接血的。”由此分析, 《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侏儒形象正是对土地神这一原型的体现。

三、总结

神话体现了人类早期的集体无意识, 体现了原始人类的欲望和理性。不仅是《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其他几部小说中的一些形象也有与之相对应的神话原型。这些具有人类共通性的精神体验的文学要素, 在文字描述的故事之外伸展出更为深刻、丰富的文学视野。实际上作家是在这种奇思异想中表达着她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她将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与神话中的原型人物相结合, 并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文笔为读者营造出一个又一个美好而神奇的世界。这些小说人物背后所映射的原型意象, 在唤起我们对远古文化的记忆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 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以及人性的美丑善恶。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

[2][德]埃里希·诺依曼.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年.

[3]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年2月.

[4]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8 (3) .

[5]叶维芳.严歌苓小说的神话原型解读[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1.

[6]张智圆.大母神原型在志怪小说中的变形[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0 (3) .

[7]白杨, 刘红英.《第九个寡妇》的原型意象与讲述方式[J].文艺争鸣·当代百论.2013 (6) .

“寡妇起彷徨”正解 篇2

《孔雀东南飞》的结局是:“两家求合葬, 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 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 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 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 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 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 戒之慎勿忘!”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 寄托了人们追求爱情自由、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 让人们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存有希望。如果将“寡妇”理解为“死了丈夫的妇人”, 显然背离了文章的主题。再说诗歌的情节是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 解释成“丧夫的妇人”也非常牵强。因此此种解释不够恰当。那么“寡妇”应作何解释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寡”的释义:

1.寡妇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老而无夫曰寡。”最初的意思应该为:老而无夫的妇人。

2.寡, 少也。 (《说文》)

例如: (1) 曹操比于袁绍, 则名微而众寡。 (《三国志·诸葛亮》) (2) 不患寡而患不均。 (《论语·季氏》)

3.寡, 独也。 (《广雅·释诂三》)

例如: (1) 生成及彊而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2) 南面称寡。 (《吕氏春秋·士容》)

4.死了丈夫。 (《现代汉语词典》)

根据“寡”的这些义项, 我们是否能得到关于“寡妇”的相关释义呢?首先,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死了丈夫”这一含义, 我们知道, “寡妇”是指死了丈夫而又未改嫁的妇女, 当然这也是为我们所熟知的解释。那么, 根据《广雅·释诂》对“寡”的解释, 我们能否认为, 寡妇, 是指因某种原因而孤独、独处的妇女呢?也就是独守闺房的妇人。我们来看看能否从古诗文中找到证据。

汉朝袁康《越绝书》记载:“勾践将伐吴, 徙寡妇致独山上, 以为死士示, 得专一。”三国时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一诗中有“边城多健儿, 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 便嫁莫留住”句。元无名氏《渔樵记》第二折:“你既与了我休书, 我和你便是各别世人。你知道么, 疾风暴雨, 不入寡妇之门, 你若再上我门来, 我挝了你这厮脸。”根据句义理解, 我们明白这几句中的“寡妇”很明显是指, 因丈夫在外而饱受孤单郁闷内心孤独的妇女。

我们还可以从句式从对应词项中找到些许证据。很明显文句“行人驻足听, 寡妇起彷徨”中, “行人”与“寡妇”是相对应的。在古代, “行人”一般指出行之人和出征之人。杜甫《兵车行》:“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句中的行人, 指出征之人。唐张籍的《秋思》:“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句中之“行人”即指出门在外的远行之人。还有, “行人无限秋风思, 隔水青山似故乡。” (戴叔伦《题稚川山水》) 。《孔雀东南飞》中的“行人”听见鸳鸯深情地鸣叫, 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 不禁停下来仔细聆听。因此, 与行人相对的“寡妇”也应是因听到鸳鸯双双唱和从而产生对远在异乡丈夫 (行人) 的深深思念之情的孤独的妇女。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孔雀东南飞》中“寡妇起彷徨”句中“寡妇”应是指因丈夫在外而饱受孤单与孤独的妇人, 而不是指丈夫死去未改嫁的妇人。

浅析现代小说中寡妇的悲剧命运 篇3

关键词:现代小说,寡妇,悲剧命运

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男尊女卑一直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代表之一, 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 成为等级社会的一个基础范式。一直以来, 女子被三从四德所禁锢和残害着, 在家从父, 父死从兄,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正是这些荒谬而稳固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 让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广大妇女不仅在生理上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扼杀, 更在心灵上受到毒害和愚弄, 造成了她们无尽的人生悲剧。而在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中, 还有一个最悲苦、最无助的特殊群体, 她们是地位更低下, 命运更悲惨的一群, 她们被称为寡妇。

现代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寡妇形象, 作家们以满腔的同情和深刻的洞见再现她们血淋淋的生活现实, 揭示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社会文化根源, 同时对她们自身思想弱点和精神缺陷进行了剖析和反思, 表现出对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注。

一、寡妇们的现实生存困境

在中国传统社会, 妇女是没有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她们从生下来就从属于父母, 她们的婚姻自然也要遵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一旦出嫁, 她们又成了丈夫的附属品, 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死了, 这所有权是不会变的, 她们要么“烈”, 要么“节”, 其实有时节不节, 烈不烈也由不得她们自己。既然她们是附属品, 她们的主人死了, 这物品若有交换价值, 她夫家的家人也一定不会放弃这既得利益的, 她们会被当作物品去换钱。

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被婆婆当物品一样卖了。祥林嫂成为寡妇时只有二十六七岁, 婆婆为了小叔子的聘礼要把祥林嫂卖给山里的贺老六, 祥林嫂逃了出来, 因为她力气大又勤快, 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时尽管皱着眉, 还是将她留下来帮工。但最终祥林嫂还是被婆婆捆了塞进船卖给了贺老六, 祥林嫂不愿改嫁, 但是就算她拼死反抗也没有用, 既是私有财产她做不了主。两年后, 贺老六死了, 阿毛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又成了无所依附的人, 大伯收屋把她赶了出来, 这次她连家都没有了, 而且还是一个“一女事二夫”的失节之人。她再次来到鲁镇, 众人嘲笑她, 拿她头上的伤疤开心, “她的悲哀经过大家咀嚼赏鉴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滓, 只值得烦厌和唾弃”。而鲁四老爷这个讲理学的监生, 祥林嫂被婆婆卖时他毫不干涉, 现在却认为祥林嫂是败坏风俗之人, 不干不净, 告诫四奶奶祭祀之事不准祥林嫂沾手。柳妈又恐吓祥林嫂再嫁之后到阴间要受到两个丈夫相争分尸, 因为嫁了两次, 她就成了两个丈夫的共同财产。罪孽感、恐惧感折磨着祥林嫂, 于是祥林嫂接受了柳妈的指点, 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到庙里捐门槛, 满以为洗去了再嫁之罪, 不料冬至祭祀时, 主人仍大声呵斥, 不许沾手祭祀之事。从此, 祥林嫂失魂落魄, 犹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 她被鲁家赶了出来, 沦为乞丐, 最后在屈辱和恐惧中悲惨地死去。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 从男子利益出发, 总是要求寡妇贞节, 而寡妇们“精神上的惨苦, 也姑且弗论, 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 社会也知道互助, 一人还可勉强生存, 不幸中国情形, 却已相反, 所以人有钱尚可, 贫人便只能饿死”。为了不被饿死, 老舍《月牙儿》中的妈妈在丧夫后承担起了养育女儿的重担。妈妈开始还坚守着, 靠当东西养活女儿, 东西当完了, 她又整天给人洗衣服和臭袜子, 被熏得吃不下饭, 手上起了层鳞, 妈妈坚持不住了, 只好走上改嫁之路, 妈妈本不愿改嫁, 可不能叫女儿饿死, 她是逼不得已的。可是几年后新爸爸又抛弃了妈妈, 妈妈在当完东西后, 为了让我念书改变命运, 只好去当暗娼, 母女俩受尽众人的嘲笑, 生活越来越糟糕。妈妈老了做不了暗娼, 为了不至饿死, 她也顾不得女儿, 跟了一个馒头铺掌柜。妈妈老了, 掌柜又抛弃了她, 妈妈只有靠女儿做暗娼养活自己。身为寡妇的妈妈在现实面前抗争过、努力过, 但是为了生存最终落得自己做了暗娼, 老了靠女儿做暗娼养活自己的悲剧命运。

总之, 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制约下的中国传统社会, 妇女一旦失去她们依附的主体, 成为寡妇, 无论她们是顺从还是反抗, 是守节还是失节, 她们的现实生存都是非常艰难的, 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

二、寡妇们的自奴化心理、行为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 已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严重异化,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些封建伦理道德世世相传, 使女性自觉地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自己, 泯灭了自我意识, 苟安于非人地位。由“被奴化”而“自奴化”, 正是她们的自奴化心理和行为, 让她们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

凌叔华《杨妈》里的杨妈, 早年丧夫, 她勤劳善良靠帮佣养活自己, 供养儿子, 希望儿子有出息, 但儿子不争气, 经常惹是生非, 与流氓为伍, 最后儿子弃母而去。就这么一个儿子杨妈却深深“痴爱”着, “每周一天去找儿子, 晚上在灯下为儿子缝衣服, 到处打听、寻找儿子, 最后竟完全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病, 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儿子”。杨妈在守寡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想过自己的幸福, 丧失了自我, 活着就是为了儿子, 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只有通过对儿子的溺爱, 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有儿子她才能完成为丈夫传宗接代的使命。

所以, 传统社会寡妇们的悲剧与她们的自奴化心理和行为是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历史中, 女性自愿套上男权社会给她们打造的枷锁, 她们失去了自我, 造成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三、由受害者变为压迫者的寡母们

现代小说中有这样一类寡妇形象, 她们年纪轻轻就守寡, 独自守着儿子过活。她们首先要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再加上孤儿寡母受人欺辱、遭人歧视的无尽屈辱, 还有长期的生理、心理压抑得不到宣泄。随着守寡岁月的流逝, 慢慢地她们原本健康的性格变得偏狭和乖张, 而这种偏狭和乖张的外在表现就是以强凌弱。鲁迅在其《寡妇主义》中说:“虽然是中国, 自然有一些解放之机, 虽然是中国妇女, 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 所以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 又转而凌辱还未自立的人, 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 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所以这一类寡妇一旦从以往被压抑的从属身份中获得压迫年幼位卑者的特权时, 她们就会从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变为压迫者, 自觉地把捍卫整个封建宗法文化系统作为自己职责, 她们卑幼者那里找到释放长期精神压抑的出口, 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满足自身精神需要, 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

李劼人《棒的故事》里, 何母仇视与儿子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儿媳, 声言“总得叫这烂货认得我!”何九如上京求学四年未归, 何母仅凭儿媳有了“野老公”的谣言就唆使堂侄棒杀之。而何母的那句“这些事情, 管什么儿子不儿子, 我是一家的老人, 我就有王法处治她!把她处治了, 我不相信儿子就敢不认我是他的妈!当真到了民国, 伦理纲常都不要了么!”说的理直气壮。

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原本是个有生气、有活力、人性健康的女子, 因兄嫂贪财而嫁入高门巨族的姜家。她熬尽青春伺候软骨病的丈夫, 得到的不是姜家上下的关爱与尊重, 而是轻视和鄙夷。七巧在姜家苦熬十余年, 终于熬死了丈夫, 熬死了婆婆。当分家划分了家产后, 她带着儿女离开了生活十年的姜家, 在识破她所爱恋的小叔姜季泽为图钱财而花言巧语哄骗自己的嘴脸时, 十余年被轻视和鄙夷、没有爱与尊重、生理心理极度压抑的生活让她的人性扭曲, 她逼死两房儿媳, 因嫉妒女儿而应毁其幸福。

总之, 这些男权社会的寡母们, 由于长期处在强权压迫下, 处在社会最底层, 难以获得自己的生存意义, 现实的生存体验使她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为此她们种种精神需要只能用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王富仁先生说:“越是在强权面前唯唯诺诺, 越是要通过抗磨弱小者获得自己心理的平衡, 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成员, 越是要通过压制自己最亲近的人, 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男权社会, 不知有多少女性顶着寡妇这一称谓捱过了充满苦痛和辛酸的一生。今天寡妇这个词语已慢慢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退出, 法律规定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平等的, 都有恋爱、婚姻的自由, 中国妇女的身份、命运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杂文·坟<我之节烈观>》[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16.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 (上) <寡妇主义>》[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79.

[3]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73.

[4]刘骧.《一曲人性压抑的悲歌一一且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态型寡妇形象》[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0, 18 (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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